孙中山舆论传播观的形成范文

19世纪末的英、美等国家，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综合产物———大众报刊，新闻第一次真正进入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生活，新闻事业开始成为大众传播事业(masscommunication)。［2］目睹这种变化并深受其影响的孙中山，亦深深感到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之锐利，自觉地投书报刊甚至自己创办报刊以扩大其政治主张的传播。早期孙中山的传播思想受到了同时代较早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启蒙。较早接触了西方现实社会的王韬认为，“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消息者，则有日报”，办报可以满足“强中以攘外，諏远以师长”。彼时的郑观应，把报纸看作是“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欲通之达之，莫如广设日报矣。”认为允许自由地创办各种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孙中山的办报思想也未脱离时代，他倡设报馆的目的也是“以开风气”。1890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在课余“常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发表反清言论”，经常同远在上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通信，畅论时局。在郑观应的影响下，他经常撰文鼓吹政治改革，并将政论文章投寄到香港、上海的许多报刊。此时的孙中山生尚未走出校园，尽管对报纸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晰系统，但凭直觉利用报刊鼓吹政治理想。1892年孙中山在澳门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给洋务派官员郑藻如的一封信，在这封写成于1890的谏议信中，24岁的孙中山将振兴农业、禁绝鸦片、发展教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对待。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坦诚阐明自己已通过在西方的经历思考中国的未来，希望李鸿章能接纳他的改良谏议。“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3］孙中山在其上书中直陈清政府治国大政上的弊端，提出了自强的四点建议，但并不被当政者所接纳。1894年孙中山将这篇上书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公诸舆论。两次上书均告失败，迫使孙中山借助报刊之手阐发其改良主张以达民心，并直接催生和引发了孙中山后来的办报实践。1893年孙中山与葡萄牙印刷商法兰斯哥•费南第在澳门合作创办《镜海丛报》。《镜海丛报》实际是葡萄牙文周报《澳门回声》的中文副刊，每期出6个版，其内容有社论、国内新闻、外电及广东新闻、澳门新闻、杂俎及广告等栏目，每期头版均有针砭时事、鼓吹反清革命的言论。由于《镜海丛报》是周报，出版周期较长，且孙中山在其中担任匿名编辑，并非实际的控制人［4］，报纸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虽是孙中山踏入职业报人的起始，但对孙中山而言，它并非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宣传阵地。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明确宣布:“本会拟办之事”凡四，首在“设报馆以开风气之先”，办一份属于革命党自己的报纸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但是，由于人才缺失、资金匮乏，加之革命活动屡遭清政府镇压，革命早期孙中山的办报计划未能实现。［5］

从倚重革命演说到对报刊宣传的深度介入

早期孙中山领导革命派采取的宣传形式主要是口头演讲、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小册子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书籍来宣扬反清、倡导革命。小册子和书籍印数有限，宣传对象面较窄，效果不大。由于早期的革命宣传声势小，国人同情革命者不多，支持革命者更少。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回忆彼时惨状曰:“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感与吾人交游也。”［8］演讲游说就成为当时孙中山寄予厚望的宣传方式。清末民初，演讲在整个社会中极为盛行。这种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要求听众文化水平、成本较低、可实现传受者即时互动的传播方式在社会底层颇受青睐。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多利用这一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鼓动民众，以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街头演讲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演讲不仅强调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还要求演讲者展现个人的外在形象和个人魅力，他们的眼神、表情、动作传递的信息和语言一样重要。这对于具有英语、日语、粤语和国语(普通话)四种语言能力，同时外在形象气质俱佳的孙中山来说，恰恰是个人所长。但即便如此，起初他亦同样遭受了挫折。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经常在华侨中演讲，但“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6］

作为职业的革命宣传家和政治家，孙中山不放弃任何演讲的机会，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使这种传播革命主张的形式成熟起来。依据《孙中山全集》统计，自1903年到1924年，孙中山有存稿的正式演讲计198次，而他实际的演讲次数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孙中山的演讲，充满激情和鼓动力量，其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和坚定有力的肢体语言为革命主张的传播增益良多，通过一场场的现场革命演说，孙中山为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发展了大量的会员，也使自己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当孙中山的革命演说与他的报刊传播结合在一起时，由群体传播所产生的劝服效应和由大众传播产生的告知效果有机融合，立刻在宣传革命、制造舆论和引导舆论方面显现出巨大的威力。1896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辗转来到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他昔日的老师康德黎得知此事后，决定通过报纸揭露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孙中山的经过，引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对清廷施加压力。22日，伦敦的《地球报》获知此事详情后，迅速做了详尽的披露并出了特辑，引起了英国朝野舆论的极大关注，紧接着，英国多家报纸也大篇幅报道了孙中山被囚禁的新闻。在英国政府的干预和英国报界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驻英使馆被迫于10月23日释放了孙中山。除了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报刊也转载或者报道了孙中山伦敦蒙难，孙中山用英文写作的《伦敦被难记》很快被翻译成俄、日等文字，广为流传。这些都使孙中山声名大噪。伦敦的死里逃生，使孙中山“对于报纸左右社会之力量，至能达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务，有身受其惠之深切认识，而觉革命主义之借报纸宣传，收效必能速于置邮，是无疑也”。［7］伦敦蒙难对孙中山以后的革命生涯发生了深远影响。自此，孙中山将新闻、政论和演说等传播活动的综合运用作为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此后，宣传，尤其是利用演说和报刊传播革命思想、引导舆论成为孙中山千头万绪的革命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反复强调，确保革命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要保障宣传的通畅和传播的自由。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晚期，他甚至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8］。从1895～1900年的五年间，孙中山认为是“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899年孙中山“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开始把革命宣传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4］

报刊宣传在孙中山认为“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的情况下成为转机的希望之源，此时的孙中山更坚定了报刊作为革命利器的认识，也深化了其“报界是舆论之母”的传播思想。革命的思想需要牢固的宣传阵地和有力的思想武器来传播。孙中山早年的很多政治思想都是以报刊为阵地散播开来的。自1893年在澳门创办《镜海丛报》开始，他一生直接创办或者领导创办的报刊有十多种，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中国日报》和《民报》。他还领导了三次较为有影响的新旧思想的报刊论战，有“中国最伟大之主笔”之美誉［9］。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他将报刊作为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1903—1905年，自日本起，孙中山开展了一次环球舆论之旅，1903年他在檀岛大戏院发表三次演说，每次演说听众数千人，观众反响热烈。在美洲大陆，孙中山足迹经历10余州，每到一处，必聚众演说，接受当地报刊的访问，各地革命报刊同时配合刊登他的文章及演说，造成极强的革命宣传攻势和舆论力量。最终，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全胜而告终，使得“革命主义，如日中天”。革命舆论的形成也为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这让孙中山更深刻地体会到报刊这一革命利器和演说结合后带来的舆论威力。

新闻自由思想的延伸及舆论传播观的完善

满清时期大兴文字狱，传统的知识分子连最起码的著书立说的权利都被严加看管限制，稍有不慎便有被杀头之厄运。在鼎盛的康、雍、乾时期，大小文字狱多达百起，仅庄廷龙《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满清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为革命者所愤恨。孙中山认为，诸如集会、结社、言论、信仰等项自由是国民在“共和自由”下应当享有的，但满清政府剥夺了国民的这一系列权利并实行言禁，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变得更加愚昧，使“支那文人著作有涉于满洲侵略暴虐事实者，皆焚毁灭绝，使后世无所考”［11］，以便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由此，倡导言论自由也成为孙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国理想中的一面旗帜，他积极主张放开新闻传播和言论自由，这一诉求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使馆绑架获释后表现得更为强烈。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公民自由权，保护言论自由，进而保护在此基础上的新闻自由。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制定了《暂行报律》，旨在规范新闻事业。这部法规却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发表言论，“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表示支持并采纳新闻界的意见与建议，于3月9日下令撤销《暂行报律》。［12］以唯物史观的视野来看，“暂行报律事件”虽反映出孙中山尊重舆论，主张新闻自由的思想，却也可看作是孙中山在早年遭受清廷舆论钳制切肤之痛后的一种思想反弹。然作为革命者倡导的言论自由和作为国家管理者对新闻自由的合理规范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新生的革命政权临时政府刚刚建立，亟待巩固和加强，革命思想的统一是头等大事，在那个特殊过渡时期制定报律对新闻界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如同战时新闻信息管制一样是必要的。

晚清政府的《大清报律》出发点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而《暂行报律》的颁布是为了规范新闻媒介，本质上是为巩固政权以保护新闻自由。而从“绝对新闻自由”的观点，反对任何报律，实际为反对者利用报刊破坏革命提供了方便。暂行报律风波后政党报纸蜂起，并相互攻讦甚至互殴就是明证。“绝对的新闻自由反而无法保障基本的自由”，袁世凯为实现复辟帝制的企图，实施专制统治，迫害持不同政见的报人，1913年底全国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造成了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受惠于反清革命时期传播自由之功的孙中山在与报界精英的矛盾中选择了妥协，牺牲了法律对新闻自由的规范。孙中山先生的出发点是希望在建立稳固政权后捍卫自由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13］受梁启超“报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舆论观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报刊能在舆论上引导人民前进。1912年5月4日在广州报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他殷切寄语“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由此提出了他关于舆论最著名的一个观点:“报界为舆论之母”［14］。他认为:社会舆论反映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而当时的报界则是控制和掌握舆论的最强大的力量。对报界对革命之功和报刊的舆论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报刊事业已进入了较成熟的时期，而广播、电视及今日盛行之网络等大众媒介尚未发端，报刊是当时具有垄断性的唯一的大众媒介，所以对今人而言，孙中山提出的“报界为舆论之母”可等同于“大众媒介为舆论之母”，即要高度重视大众媒介在制造舆论和影响民众方面的巨大作用。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孙中山曾经多次面对面地与中外记者交流，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或答记者问。《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中，谈话及答记者问多达242篇。演说、讲话193篇，对报馆杂志致函或题词十余篇。《孙中山集外集》中有演说、致词或讲话90篇，尚未包括同题异文，谈话284篇，对报纸杂志的题词有10余篇。［15］

在制造和引导舆论方面孙中山可谓是经验丰富、不遗余力。在孙中山晚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力主国民党在各地设立大量的通讯社、派出大量宣传员，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革命的主义，从地方到中央的宣传机构都日趋完备。及至1925年3月31日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仍提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依然对革命宣传寄予厚望，把通过宣传和舆论力量唤起民众看成是引领革命成功的主要途径。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中国的民主、富强，在革命实践中对革命宣传、舆论引导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总结。孙中山的舆论传播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起，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宝库。（本文作者：罗永雄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