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论文范文
扩散论文范文第1篇
叶敬忠在《农民发展创新中的社会网络》一文中首次对农民社会网络进行划分和定义，他根据交往与联系的对象和性质的不同，把农民社会网络分为功能性社会网络和建构性社会网络［9］:前者是指社区内农户与户外的机构与团体之间(即人与机构间)的功能性联系与交往情况;后者是指社区农户与其他所有社会角色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状况，这种联系与交往的建立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周红云在其博士论文中把农民参与的社会网络分为家族宗族网络、功能性网络、象征性活动网络和一般“人际关系”网络［10］。家族宗族网路主要体现为因血缘、姻缘或者亲缘等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功能性网络主要体现为村民为达到某些特殊利益而自发设立的一些功能性组织所形成的网络;象征性活动网络主要指因习俗、惯例、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形成的网络;作为个人联系的一般“人际关系”网络，它主要体现为个体之间因地缘、业缘等而形成的个人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这也就是叶敬忠所定义的建构性社会网络。整合叶敬忠和周红云关于农村社会网络的分类，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本文可以这样定义“社会网络”:农业技术扩散中“行动者”在分享和交换各种资源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集合，这种关系集合按其存在形态可以分为家族宗族网络、功能性网络和建构性社会网络。基于这一定义和分类，本研究将根据我国农业技术扩散的特点和农村社区的实情，重点探讨在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农村社会网络中家族宗族网络、功能性网络和建构性社会网络如何变化发展，以及与农业技术扩散的作用关系如何?并以G乡养猪技术为例，探讨社会网络和农业技术扩散在本土语境下的关系原因。
2社会网络视角下的G乡养猪技术扩散过程
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原则，又因社会关系的促成，获得了G乡为期四个月的深度调研机会，G乡地处北纬27°51''''－28°34''''，东经113°10''''－114°15''''，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大陆性气候比较明显，总面积107．2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40公顷，辖新建、乌石龙、马家湾、玉潭、西宏、金塘、新源、大源8个村，共198个村民小组。L县是省内有名的养猪大县之一，年产生猪200多万头，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G乡是L县重要的良种猪养殖基地，其养猪业占到G乡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G乡良种养猪新技术具有可清晰追溯的三十多年的扩散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L县外贸局准备引进良种猪，筹划在其中一个乡镇建立试点，外贸局负责这个推广工作的秘书———何阳春的家乡恰好在G乡马家湾村，因此就把良种猪养殖示范点选在了G乡地理位置较好的马家湾村，该村成为G乡良种猪养殖基地和发源地。而这位推广秘书何阳春，因具有“双重身份”的社会角色，成为外贸局和G乡间的“桥点”人物，从而成为G乡良种猪技术的扩散源。
2．1家族宗族及拟亲缘网络与G乡养猪技术扩散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前G乡饲养的猪的都是地方品种(土猪)，饲养方式是喂吃熟食(潲水)，土猪具有生长速度慢、养殖周期长、瘦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等缺点，而待引进的良种猪具有高产(增重快、出栏早)，优质(瘦肉多、味美)，高效(劳动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好)等优点。但良种猪养殖作为新鲜事物，包括何阳春本人因为也不是养殖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对良种猪的饲养技术都还是处于摸索阶段，村民对良种猪的引进都处于观望状态。据何阳春口述，外贸局第一批共引进15头良种猪，其中马家湾村就有7家人领养，共领养10头，另外5头由距离何阳春家较近并跟他本人很熟悉的G乡其他村农户领养。在马家湾村领养的人群当中:何阳春本人领养2头，何雪生(何阳春亲大哥)领养1头，何金成(何阳春亲二哥)领养1头，刘军(何阳春亲弟，过继给刘家故姓刘)领养1头，何阳春同学领养1头，另有2头分别被何阳春关系很好的朋友领养，还有2头何阳春本人已不能确切记忆。从第一批良种猪扩散的网络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新技术采纳者都和技术推广者何阳春本人有亲缘关系或拟亲缘关系。访谈记录一:第一批领养良种猪的农户回忆说:“我和何阳(春)关系特别好，他说这个猪长得特别快，肉质又好，香港那边都要这种猪，价钱卖得好，(我们)关系咯么好，他不得骗我啵?我就相信了他。”可见第一批新技术采纳者，对于技术的采纳主要是建立在对推广者本人信任的基础上，对推广者本人的信任度及其与推广者本身关系疏远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扩散的结果。由于农村社区中居民“信任半径”狭窄，信任是建立在看得见的基础之上的，以亲缘信任和拟亲缘信任为主，而技术作为一个“事物”，成为人际信任链条中的一种延伸，对技术的采纳源于人际间的信任。第一批良种猪，从引种、饲料、防疫、配种和销售等环节都是由何阳春负责，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诸如掌握不了发情时间、饲料供应困难等。第一批技术采纳者经历了从对推广者的信任———到对技术本身的信任———再到对技术的怀疑———最后到对技术确认的过程。随着采纳者的增加，良种猪产业技术的各个环节也从何阳春个人中分化出来，出现产业技术链条的延伸。这些第一批加入良种猪产业技术链条的农户，同样与何阳春有这样或那样的“强关系”①:G乡第一个赶公猪和进行人工受精配种的是董凯银，他是何阳春的邻居(距何家不到10米距离);第一个搞职业牲猪销售的何雪生，是何阳春亲哥;第一个牲猪经纪人②何金成，他也是何阳春的亲哥;G乡第一个饲料经销商叫张应兵，也和何阳春关系很好，他先是被何阳春物色到乡政府良种办协助其调运销售饲料，后来良种办撤销后，他就开始自己做起了经销商。当然其它也不乏一些敢闯荡的农户通过其他“强关系”或“弱关系”加入到这个链条当中。可见，在农业技术扩散的最初阶段，其“家族宗族网络”或“拟亲缘关系网络”因其信任半径狭窄，而更能发挥巨大作用，由此加快扩散速度。
2．2构建性业缘关系网络与G乡养猪技术扩散的发展随着良种猪养殖技术的发展和产业技术链条的延伸，不断有新的农户加入到养猪产业技术这个链条当中，形成了链式延伸的发展局面:养猪原料供给链(饲料)———生产链———金融链———经纪人———销售链。即G乡生发了专业的良种猪养殖户、饲料经销商、种猪场主、人工受精站、职业赶公猪人、职业小猪贩、牲猪经纪人和牲猪销售商③等一系列新的社会角色。一项技术在扩散之前，扩散者和接受者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也可能是其他的关系如亲缘或拟亲缘关系，一旦扩散成功两者之间就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构建成了新的社会网络。这种联系与交往的建立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本研究中，养猪产业链中的村民因为养猪这样一个相同的“业缘”而形成的同样的经历，进而形成了个人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也就是说农户利用自己身边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构建了新的个人社会网络。G乡牲猪产业技术链条上的大户，都是特别会利用和建构新的社会网络，如G乡的农民企业家陈检平和罗正明就是典型的案例。案例一:G乡陈检平办猪饲料厂的发展过程我是初中毕业，89年就开始卖饲料，中间有三年在广州倒卖火车票，95年开始建门面正式做饲料经销商，后办牲猪交易市场，亏了三十多万，所以在当时名誉不好，欠账的人就借不到钱，最后就是，我的这些朋友都是搞饲料的老总，因为以前我跟他们搞过经销，他们跟我关系比较好，愿意帮助我，并把这个养猪的饲料配方告诉我，我又想各种办法找外地朋友借点资金，他们原来都是饲料厂的老总，我是有很多朋友支持我、帮助我。这样我就慢慢从本钱很小的生产预粉料的小厂办起。陈检平的特点是，生活经历丰富、敢于闯荡、喜欢结交朋友，我们在访谈时进入他办公室，在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他和远在美国的初中同学合影，同时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合作的厂商颁发给他的证明其友好关系的纪念牌或奖牌。访谈中他谈到“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块天，你有你的熟人，他有他的熟人，各人做各人的生意，只要你努力，谁都搞不垮你。”陈检平就是因为善于建构个人的社会网络，由一个普通农户转变成G乡的民营企业家。案例二:G乡最大养殖户罗正明的发展过程罗正明年轻时被认为是个社会混混，现在是G乡集种猪、牲猪饲养、销售于一体的正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当地人无人不知晓的养猪大户，建了一个大型的养猪工厂。当地流传着他发家的故事:当时罗正明年轻时没成家喜欢在G乡集镇上晃荡，当时一个广州屠宰场的老板来G乡调运牲猪，其货车翻倒在附近农田里，因为该老板是外地人，农田的主人欺生想趁机勒索他，有些农户还忙着抢车上的牲猪，罗正明为人善良，爱打抱不平，就从中帮忙调节，帮助广州老板找起重机吊车，平息想从中做乱的农户，这样这个广州老板很感激罗正明，就把牲猪贩运的生意交给罗正明。罗正明做牲猪销售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开始一边做牲猪销售一边养猪，并成为G乡最大的养猪合作社的法人。通过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构建的“弱关系”使罗正明成功加入到牲猪产业技术的链条中来。他也是G乡第一个把猪销售到上海的农户，据他最好的朋友畜牧站的站长回忆说:当时有个江西老板来G乡贩运牲猪到上海卖，贩运到上海的猪要求质量高，但是价钱也卖得更高，G乡当时还没和上海屠宰场建立过联系，罗正明瞄上这个新市场，并把这个江西猪贩作为突破口，当那个江西老板把贩运的牲猪装上大货车，开往上海的屠宰场，罗正明就一路跟踪着这个大货车找到了屠宰场，并进行自我介绍，留下联系方式，再回乡请当地县级畜牧局出面签订相关合同，新的销售市场就此打开。罗正明很善于建构新的社会网络，在和罗正明的访谈中，不停的被他的电话打断，打电话给他的人是广州等全国各地的养殖户、销售商和屠宰场老板等，电话内容涉及猪价格询问、讨价还价、资金周转等问题。从访谈被打断的次数和电话谈话的内容，可以判断罗正明社会交往非常广泛，活动能力强，和各类相关农户交流频繁，有很强大的社会网络。G乡从事养猪产业的这些农户之间经常互相交流经验和信息等，当地称为“打猪港”④，尤其是“地缘”关系更是为农户交流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种以“养猪业缘”构建形成的新的“社会建构性网络”为G乡养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信息供给和资金帮助，确切地说是技术、信息和资金等要素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流动。2．3功能性网络与G乡养猪技术扩散的加速随着技术、资金和信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G乡农户为了达到某些特殊利益，自发建立了一些功能性组织(表1)，并报政府登记备案。这些由农户与相应机构和团体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而建立起来的“功能性网络”增加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加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户与政府的联系，加快了农业新技术扩散的速度。
3讨论与结论
3．1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具有正向功能从本案例中G乡的良种猪养殖技术扩散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G乡农业技术扩散的不同阶段，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网络依次主要是家族宗族网络、社会建构性网络和功能性网络。随着养猪技术的扩散和农户之间交往的日渐频繁，这三种网络交织在一起，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由此在G乡也形成一定的养猪技术气候，并出现技术分布密集区的现象(图1)。其扩散规律与最初的扩散源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扩散源从地点上来看大致分布在马家湾集镇，也就是图1的密集区，这主要根源于技术推广者何阳春最初在马家湾集镇附近发展良种猪技术，当然也与集镇便利的交通和信息等条件有关。其扩散规律大致以扩散源为圆心呈发散状向四周扩散(图2)，同时扩散中发散的每个节点之间又是“认识”或“熟悉”关系(如图用虚线表示)，而这样的“认识”或“熟悉”的关系也是双方潜在扩散－采纳关系的开始，同时也是农户之间资金、技术和信息交流的桥梁，随着两个节点之间交流、沟通的加大，这个“虚线”也逐步转变成“实线”，由此形成一个闭合型的社会网络(见图3)，也就是形成稳定了农业技术网络。这样闭合的社会网络就是一种技术气候，能加快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使其向良性方向快速发展。在这样一个闭合的农业技术社会网络中，流动的主要介质是:技术、资金和信息，社会网络对农业技术扩散具有正向功能。这是因为:(1)从农业技术的特点来看，农业技术的特点决定农业技术更多是“看中学、干中学”，这一特点决定农业技术在扩散时期主要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起作用。农业技术是控制动植物的生命过程的技术，生产周期长，还受到环境和气候等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一项农业技术往往需要与多项相关技术配套形成技术体系，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这样其结果会因时、因地、因人的差异而大相径庭。这就决定了农业技术的实践经验比理论知识更重要，更符合实际，农业技术更多是“看中学、干中学”。农业技术的复杂性和周期长的特征决定需要建立一定的稳定社会联系，随时进行交流沟通、互相学习进步，达到完全摸清规律;而且学习农业技术是个过程，农业生产中不断有新的情况和问题出现，父辈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要不断学习和更新。因此，一旦一个地区因社会关系形成一定技术气候，就能形成良性的运转和很好的社会影响力，农业技术扩散和社会效益也都能良性循环。(2)从农业弱质性特点来看，目前我国农业具有多风险、低收入和高劳动强度等的特点，这使得农业技术扩散也不是简单的农业技术传播的过程，还应在帮助农民增产的同时能够增收，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只有实现经济效益，农业技术才能真正扩散成功，这使得农业技术扩散除了技术支持的同时还需要资金支持和市场等信息供给。技术、资金和信息是农业技术扩散中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而目前农村资金外流，农业筹集资金困难，金融借贷门槛高，农民往往望贷兴叹，这使得民间借贷和民间赊账现象十分活跃，而以“信任”和“熟悉”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舆论网络，可以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同时解决了担保和质押物等问题，以此降低金融成本，从而保证农业技术扩散的顺利进行。(3)从农业技术传播的场域来看，农业技术扩散的场域是农村，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是以亲缘、地缘、情缘和学缘关系为核心的“强网”，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势必与农村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农户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网络来进行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轨迹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相比大众传播等其他传播方式，人际传播在农村社会中更具有可信度。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户之间的合作和彼此信任，提供技术资金，相互介绍经验、传递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可以节省农业技术传播和扩散的时间和费用。同时，社会网络也是一张信息网络，由于村庄内部特殊的地缘和亲缘关系，导致各成员之间技术和市场等信息的交流及人员交往都十分频繁，从而加快了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传播和扩散速度，大大缩短了农户搜寻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信息费用。
扩散论文范文第2篇
结合我国企业特点，开发实用环保技术是是实现环保技术扩散的根本途径。根据调查，企业对于环保技术不重视的原因在于相关技术不能带来效益增长。这种环保意识上的薄弱直接阻碍了环保技术的扩散，所以大力开发最佳实用环保技术势在必行。
2针对不同的行业特点，采用不同的环保技术扩散模式
环保技术的创新及扩散模式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作用，而环保技术扩散一共有三种模式，分别为“国家政策推动”、“经济效益拉动”“、重大研究项目研制、环保技术课题研究”三种模式。
2.1“国家政策推动”模式在九十年代初期，“国家环境最佳实用技术”的推广和评选促进了一些实用环保技术的扩散工作，这些实用的环保技术都是相对成熟并且代表着技术发展方向的。“1992年至1994年推广计划”中的技术便是三年来从全国各环保部门推荐筛选而来的。据了解，对最佳实用技术的评选中，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重点考察的两个方面，一些清洁工艺项目和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项目被了很多目光。进行“国家政策推动”模式的实践时，必须顾及到经济效益与法律法规的充分结合，而进行企业考核评价的同时，也要关注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联系。通过“国家政策推动”这个模式实现环保技术扩散的具体形式包括环保技术推广会、洽谈会、培训班及相关工作座谈会的推广等。
2.2“经济效益拉动”模式相关工作者对这个领域做了许多调查后发现，经济效益直接影响着企业在环保技术方面的投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电除尘器技术在水泥行业的应用，因为该技术为企业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投资回收期比较短，因此它的扩散速度相应较快。静电除尘设备若安装在半熟料扬尘点，一年便可以收回投资，而在熟料扬尘点的回收期则更短，只需要半年时间。这就导致了水泥行业的环保技术扩散相对其他行业较快。由此得出，经济杠杆推动环保技术扩散的模式是最为重要的。
2.3“重大研究项目研制、环保技术课题研究”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针对对象是环保技术研究所和环保设备生产企业。举例而言，浙江电除尘总厂的电除尘研究所对于正压缩相气力输灰系统的研究被列为浙江省1992年的新产品试制项目和重点技术开发项目。这个项目与抚顺电厂的相关工程相结合，现今已经开发至第四套，前三套分别分了三个时间段相继投入运行。以上的例子便充分证实了“重大研究项目研制、环保技术课题研究”与直接应用的充分结合能够将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速度达到最快，最终形成比较好的经济与环境效益。根据上面三种模式的分析，能够了解到几种技术扩散模式有着不同的适应性。首先，“国家政策推动”这个模式的适用范围为一些投资比较大、回收期相对较长并且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技术。
扩散论文范文第3篇
突发事件本身的危害往往有限，但事件一旦扩散将会引发连锁响应从而造成严重危害。依据这一思路，剖析近年来发生的产品伤害、环境污染等多起典型企业突发事件恶化的原因，得到简化的社会网络环境中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路径，如图1所示。图1描述的扩散过程是抽象化的舆情扩散路径。由于某重要事件源的发生，例如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某些社会群体利益受损。如果这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企业的及时响应和满足，他们往往会选择媒体曝光、论坛发帖等方式营造舆论氛围，同时也会通过口碑传播将企业负面信息在其亲友、同事等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进行传播，致使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趋于恶化，甚至引发各种流言或谣言，提高公众对企业突发事件的风险感知。而且相较媒体信息，口碑传播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和诊断性，对公众对事件发生企业所持有的不信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大。如果决策者应急管理行为不当，流言或谣言、公众风险认知和公众社会网络环境恶化三种事件之间将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诱发大规模的顾客流失、公众抵制行为乃至其他次生事件，从而形成舆情的放大式扩散效应，导致事态不断升级。随着事态的发展，管理者和公众将根据对方行为和企业经营状况不断调整自身风险认知，促使双方关于事件各项特征的描述向着熟悉、可控象限聚拢，各自行为反应也回归理性，危机事件最终趋于平息。
2研究假设与模型
2．1基本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企业危机的实质是公众的信任危机，是公众对企业所产生的不信任态度和行为。企业突发性负面事件的曝光能否真正演化企业危机，取决于其在部分公众心理中激发的不信任感在社会群体中的扩散程度。假设某企业负面信息在社会个体间进行传播，根据公众对企业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反应，将其分为传播者、易感者和排除者三种类型。传播者是指对企业突发事件有强烈的敏感性，接受并相信和传播企业负面信息的人群;易感者是指虽然暂时未受到企业负面信息影响，但与传播者具有直接或间接社会关联、品牌忠诚度较低的人群，他们是负面信息的接受者，并很容易受信息传播者的感染而演变为传播者;排除者是指受企业公关行为影响而具有了一定的抗干扰能力进而从传播者人群中移除的人群。为建立基本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并得到三类人群规模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总人口规模N()t不变，始终保持一个常数N，其中t时刻传播者、易感者和排除者人群的规模分别记为D(t)、S(t)和R(t)，则S(t)+D(t)+R(t)=N;排除者人群既非信息传播者，也不会因受到负面信息干扰而相信并传播企业负面信息，即他们因具有了免疫力而退出该扩散系统。假设2企业负面信息在公众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较强的扩散能力，而且信息传播者人群规模越大，事件舆情扩散能力也就越强。假设单位时间内，受一个传播者影响的易感者人数与其总体规模S(t)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β，从而单位时间内被所有传播者影响的人群规模为βS(t)D(t)。假设3单位时间内从传播者中排除的人群规模与其总体规模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γ，则在t时刻排除者的数量为γD(t)。显然，平均传播周期为1/γ，传播期接触数(即相对排除率)为比率γ/βρ。
2．2考虑直接传播的社会网络中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在考察基本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1)时，假设2约定单位时间内受一个传播者影响的易感者人数与其总体规模S(t)成正比。而现实中往往是只有与信息传播者有某种社会关联或连接关系的易感者才可能受到干扰而演变为传播者。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进一步做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4事件负面信息仅通过社会网络的节点(社会个体)以及节点间的连边(社会关联)而传播，其中个体社会接触网络节点的平均度数为n、聚类系数为φ。根据假设4对基本模型(1)进行修正，并结合网络结构的对称性特征，可以得到考虑直接传播的社会网络中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其中λ表示公众社会网络环境中连接上的感染率，有λ=β/n。模型(2)说明，只有与负面信息传播者有连接的易感者人群才可能感染。
2．3考虑直接和间接传播的社会网络中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模型(2)是个体水平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网络模型，不仅没有考虑易感者群体受传播者群体所营造的特定舆论氛围的间接影响，而且假定个体一旦从传播者演变为排除者即会具有永久免疫力。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个体受从众心理的驱动，往往会不由自主得使自身对某项事件的知觉、判断、认知、行为上与周围人群相一致，尤其是网友论坛发帖对企业的舆论施压和持续揭露已成为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个体受网络虚拟社区(如天涯、西祠、猫扑等)的影响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者演变为排除者类群体之后，其对危机品牌的信任恢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仍有可能再次感染而演变为传播者类。鉴于此，本文根据公众所处社会网络环境对负面事件发生企业的信任状态，将其划分为抵制型(ED)和包容型(E)社会环境两种类型，并做出如下假设:假设5公众对事件发生企业的态度与其所处环境有很强的相关性，传播者群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网络环境必然对事件发生企业持抵制态度，易感者群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对企业持包容态度。假设6在企业危机公关的努力下，传播者群体经过传播周期到排除者群体时，其所处环境对危机品牌的信任重塑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τ。根据假设5可知，这意味着τ不超过暂时的免疫期1/r，即要求τ"1/r，因此，排除者群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网络环境对危机企业可以是包容型的，也可以是抵制型的。以上分析和假设意味着，网络的一个节点相应于一个社会群体和其环境，因而两个节点有连接意味着某个社会群体(如易感者群体)和另外一个社会群体(如传播者群体)及其社会环境相连，从而企业突发事件在社会网络中的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均有可能发生。由此可以得到直接和间接传播共存条件下的社会网络中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其中，β和υ分别表示社会网络中的直接传播率和间接传播率;γ为从传播者类到排除者类的恢复率;r为排除者类群体因失去对事件负面信息的抗干扰能力而再次回到易感者类的转化率;τ为传播者群体演变为排除者类后其所处社会环境恢复对危机品牌信任的滞后时间;r1表示因为失去抗干扰能力，一个排除者类群体所处的包容型环境向易感者对应的包容型环境的转化率，即有r1=1/r－()τ－1;γ1是排除者群体所处的抵制型环境向包容型环境的转化率，故有γ1=1/τ;ES(ER)为易感者群体(排除者群体)所处的包容型社会环境;EDD(ERD)为传播者群体(排除者群体)所处的抵制型社会环境。由该方程组可以看出，所有节点的动态行为依赖于其环境状态，因此在方程组(3)中严格区分了社会群体的状态和他们所处社会网络环境的状态。
3数值模拟与结果讨论
3．1参数设置2011年3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3•15特别节目重点报道，大量喂有“瘦肉精”的生猪流入双汇集团下属的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加之双汇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而一经媒体报道，公众对企业的质疑和不满迅速蔓延并很快达到一个高峰状态。随着双汇集团采取一系列的危机公关措施和品牌修复策略，瘦肉精事件的不良影响逐步消减，并于2012年3月份企业市场份额恢复至事件发生前的80%。双汇瘦肉精事件经历了生成期、爆发期、演进期、减缓期和消失期等典型生命周期阶段，在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产品质量事件中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图2为2011年双汇发展股票价格波动情况。该图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瘦肉精事件”后企业市场恢复的基本状况，相关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该图显示，3•15瘦肉精事件后，双汇发展一度停盘，4月19日复盘后也一直下跌，历时近50天;5月5日后公司股价开始波段式上涨，并于8月11日达到74．9元，历时近百天。与此同时，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包括对危机品牌的信任态度和行为反应)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和趋同性。因此，本文以双汇瘦肉精事件为背景，以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作为社会网络的节点，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免疫周期、传播周期、品牌信任重塑周期及社会网络结构参数的变化对模型(3)动力学行为的影响规律，并比较基本模型(1)和改进模型(2)、(3)仿真结果之间的差异。各参数的具体定义、数值设定及赋值依据如表1所示。
3．2参数变化对模型(3)动态行为的影响为了考察参数变化对模型动力学行为的影响，令其他参数不变，分别调整排除率γ(传播周期1/γ)、免疫失去率r(免疫周期1/r)和品牌信任重塑周期τ，利用Matlab7．0软件编程并对模型(3)进行数值分析，探讨不同参数对事件舆情扩散进程的影响特性。不同参数条件下的分析结果如图3－6所示。图3、4展示了排除率对模型解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突发事件舆情很快爆发并达到一个局部最大值，然后振动而缓慢地趋向于事件平衡态;另一方面相对较小的传播周期(即较大的排除率γ)使得舆情爆发的极大值和稳定水平相对较小。图5展示了免疫失去率对模型解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一个相对较长的免疫周期(即较小的免疫失去率γ)能够有效降低舆情的爆发水平，但也增加了三类群体数量的波动性(减幅振动)。综合图3－5可以发现，如果减少传播周期、提高免疫周期(即提高γ、降低r)，事件在初始爆发后将很快降低到一个较小的平衡态水平;而且相对较长的免疫周期与相对较短的传播周期将产生相似的动态行为。图6给出了传播者群体演变为排除者类后其社会环境恢复的滞后时间对模型解的影响规律。结论表明，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越长，首次舆情爆发的极大值就越大并具有较大的平衡态和更强的波动性，这是由于该周期越长，排除者类群体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越大。以上结果表明，对于给定的直接传播率和间接传播率，不同的传播周期(或排除率)、免疫周期(或免疫失去率)和危机品牌的信任重塑周期能够导致不同的模型动力学行为，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何经历类似的危机、采取类似的应对策略，但各个企业所面临的事件舆情扩散模式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由于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相较其他产品伤害事件而言，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传播周期较长、免疫周期较短、品牌信任重塑时间长，从而造成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快速恶化(即事件舆情扩散的极大值较大)和广泛不良影响(即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较高)，三鹿奶粉事件、修正毒胶囊事件均是如此。对于不同品牌价值的企业而言，根据期望破灭理论，公众通常认为高品牌价值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该是高质量、低风险的，而对于低品牌价值的企业，消费者一般不会对其产生较高的期望。当企业遭遇负面事件时，其品牌价值越高，公众认为企业打破期望和违背隐性承诺的程度就越大，对企业也就越感失望。因此企业品牌价值越高，传播周期和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越长，舆情扩散的极大值和稳定水平越高，即事件负面影响越广泛。
3．3社会网络结构对模型平衡态的影响网络结构的基本性质主要由节点的平均度数n和聚类系数φ来确定［15］，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的网络结构对事件舆情扩散稳定水平的影响规律，不同网络参数条件下的分析结果如图7、8所示。图7展示了网络节点平均度数对事件舆情扩散稳定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网络节点度数的增加，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相应提高，尤其是当节点平均度数超过12时，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图8给出了模型(3)的稳定水平随n和φ的变化情况。对于较小的n(大约为14)，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随着聚类系数φ的增加而降低。显然大的聚类系数相应于更多的“三角形”连接，而接触主要是局部性的，相关性会变得越来越强而大大限制了事件的扩散，因此事件舆情扩散稳定水平的降低是由于缺少易感者类群体而非传播者类群体。相反，当n较大时，聚类系数φ对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的影响强度较小。这是由于群体之间的社会接触性越高，越容易受到事件负面信息的干扰，故而网络节点的平均度数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随着节点度数的降低和聚类系数的增加而降低，而且聚类系数的影响强度会因节点度数的增加而减弱。以上结果表明，企业突发事件负面信息能否侵入整个易感者群体不但依赖于事件本身特征所决定的扩散序参量，而且还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特征。这就意味着，由于制度背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接触网络结构存在较大的不同，面对初始特征相似的突发事件，即使采取相同的应对策略，也很可能会产生迥异的事态发展结果。因此，将西方关于管理者、公众风险认知和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结果直接用来指导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践是不适宜的，中国企业在面对突发性负面事件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个体接触网络的特殊性。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企业负面信息大多首先在熟人圈中进行小范围的蔓延和传播，由于传播初期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联系相对较少，聚类系数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如果企业能够建立起高效、敏捷的舆情扫描与监控系统，那么很可能会及时地发现、解决相关问题，避免事件的大范围爆发和蔓延。
3．4三种模型之间的比较图9、10显示了模型(1)、(2)和(3)平均意义上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情况，结果表明:模型(1)模拟得到的事件舆情扩散水平高于模型(2)和(3);当舆情扩散过程远高于负面信息侵入的阈值时，模型(2)和(3)结果趋于一致，二者能够较好的统一起来，如图9所示;否则，模型(3)得到的事件舆情扩散水平高于模型(2)的相应值，如图10所示。导致三者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基本模型隐含地假定社会个体网络是全连接网络，任何个体之间都相互认识，而改进模型(2)和(3)则对社会个体网络的链接关系进行限制和约束，从而使得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改进模型的扩散系数比基本模型的要小。该结论表明，当基本模型(1)预示事态会恶化而网络模型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即使企业负面事件舆情蔓延开来，基本模型(1)显示的负面影响程度也将高于网络模型(2)和(3)，也就是说，基本模型展示的结果将高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因此，在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践中，如果企业以基本模型分析结果依据采取应急策略，则很可能会产生过度反应的现象。企业的过度反应不仅会增加企业成本，甚至会在一定的情形下起到反向作用。这是因为，根据媒体关注理论［9］，媒体对负面事件的关注程度决定了该事件的影响程度。而企业的过度反应更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因此其负面事件也就传播得更快，影响范围更广，这样不仅会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事件，而且会增加公众接触相关信息的次数，从而强化公众对企业负面事件的风险感知。例如，在2004年北京巨能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的巨能钙致癌双氧水事件中，其产品双氧水含量远低于法规要求，但公司先后采取了退货还款、赔礼道歉等一系列纠正措施，这不仅没有缓解消费者的危险感知，反而由于媒体的不断报道，消费者觉得产品真的有害而停止购买。(1)始终高估了传播者类群体的水平。当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较短时，由于相关性作用占优，模型(2)和(3)模拟得到的舆情扩散稳定水平显著低于模型(1)的相应值。然而当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较大尤其是趋近于免疫周期1/r时，模型(3)得到的舆情扩散稳定水平将趋近于基本模型(1)的相应值。在这种情况下，排除者类群体在其整个免疫周期内都与抵制型社会环境相对应，与其存在社会联系的易感者类群体因抵制型环境的间接传播而受到影响。因此，能限制传播的相关性因抵制型环境引发的高度感染而削弱，这意味着企业及时采取面向传播者类群体的品牌信任重塑公关，是预防事态恶化的有效策略。此外，本文还模拟了社会网络节点度数对三类模型稳定水平影响的差异性，如图12所示。结果表明，基本模型(1)模拟得到的结果显著高于模型(2)和(3)的相应值;社会网络的节点度数n越大，模型(2)和模型(3)的模拟结果越趋于一致。以上结果表明，企业一旦遭遇危机，除了通过合理选择应对策略，积极争取外界机构协助澄清，开展企业形象广告宣传等措施降低民众对事件的感知风险之外，还需要采取积极的面向传播者群体的品牌信任修复策略。例如，企业可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平台和导向作用，通过与公众的网络互动或现实互动，让公众感觉到企业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对于顾客导向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行动和努力，体验到在互动中存在的被尊重和价值，从而引导传播者群体态度转变，改善公众社会网络环境。
4结论
扩散论文范文第4篇
1方法
1．1期刊选择
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是国际公认的评价期刊影响力的指标，他引率I>0．80比较合适”J。因此，以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cJcR)"1中医药卫牛科技期刊的引证指标数据为依据，选出总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均排位在前10％(55／549)且他引率≥0．80的期刊，共22种，见表1。其中预防医学与卫生学2种(2／40)，基础医学与医学综合1种(1／92)，药学1种(1／35)，临床医学1种(1／48)，妇产科学与儿科学2种(2／22)，护理学1种(1／12)，内科学4种(4／44)，外科学5种(5／47)，眼科学与耳鼻咽喉科学1种(1／16)，肿瘤学2种(2／22)，中医学与中药学1种(1．／43)，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1种(1／24)；医科大学学报、保健医学、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口腔医学4个领域共104种期刊没有。基础医学与医学综合比例最低(1／92)，外科学比例最高(5／47)；中华系列杂志有18种，占81．8％(18／22)。
1．2数据收集、分析
以2004—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CjCR)”。9’为源数据，分析上述22种医药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引用刊数、扩散因子、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来源文献量、基金论文比与国际论文比共10个指标数据的变化趋势；并与2007年CJCR收录的549种医药卫生期刊和1765种科技期刊做比较，用SAS9．2软件做Knmkal—WallisH检验。同时采用学术影响力动态评估模型分析期刊的影响力变化情况。其中2004年版无学科影响指标与学科扩散指标。
2结果
2．12003—2007年的总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
22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几乎都平稳上升，只有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在2006年到2007年由3352轻微降低至3181。5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翻番，其中中华护理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癌症的增长率较高，分别为142．2％，142．8％，144．3％；增长率较低的为中华骨科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分别为30．2％和37．4％。5年的平均总被引频次在2000一3000的有10种期刊；<2000的有6种，其中中华创伤杂志和癌症较低(<1700)，分别为1618和1520；≥3000的有6种，其中中华护理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居领先地位，分别为“3l和3878(表2)。大多数期刊(16种)的影响因子处于波动状态，其中波动较大的有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与中华消化杂志，其波幅(最大值一最小值)分别为0．963与0．552；3种平稳上升，3种一直上升。有4种期刊增长率较高(>30．0％)，即中华护理杂志、药学学报、癌症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分别为30．9％，74．1％，89．8％，36．2％；9种期刊呈现负增长，包括2种波动大的，其中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降幅较大，分别为26．7％，20．9％和22．4％，中华医学杂志降幅最低(0．8％)。表明大多数期刊影响因子进入低增长期或处于调整状态。5年的平均影响因子>1．O的有14种，其中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与中华护理杂志较高(>1．5)，分别为1．513和1．521；在0．8一1．0的有5种；余下3种较低，即药学学报、癌症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分别为0．737，0．672和0．740(表2)，该3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增长率也居前3位。2种期刊每年的平均总被引频次均呈上升趋势(表3)。2007年的平均总被引频次为3278，高于549种医药卫生期刊的868，也高于CACR收录的1765种科技期刊的749(表4)。每年的平均影响因子呈轻微波动状态或比较平稳(表3)。2007的平均影响因子为1．071，远高于549种期刊的0．435与1765种期刊的0．469(表4)。
2．22003—2007年的他引率
22种期刊每年的他引率都比较稳定或稳中有升，均≥O。82。5年的平均他引率≥0．90的有16种期刊，其中≥0．95的有中华骨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中华消化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内科杂志，分别为0．96，0．95，0．95，0．95，0．97；在0．86—0．90的有6种(表2)。22种期刊每年的平均他引率稳步上升，由0．91升到0．93(表3)。2007年的平均他引率为0．93，远高于549种期刊的0．82与1765种期刊的0．81(表4)。
2．32003—2007年的引用刊数与扩散因子
引用刊数指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可反映被评价期刊被使用的广泛程度；扩散因子指被评价期刊在当年每被引100次所涉及的期刊数，是一个用于评估期刊影响力的学术指标，显示总被引频次扩散的范围。22种期刊每年的引用刊数都平稳上升，增长率>50．O％的有8种，其中中华护理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癌症的增幅较大，分别为91．7％，73．3％和73．9％；中华骨科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的增长率较低(<30．o％)，分别为27．3％和24．4％。随着引用—一846—一hap：／／zgkjqkyj．periodicals．net．en／刊数的增加大多数期刊的扩散因子一直呈下降趋势(16种)，下降幅度较大的有5种期刊(>25．0％)：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6．2％)、中华肝脏病杂志(28，6％)、中华检验医学杂志(34．0％)、癌症(28．7％)、中华医学杂志(28．3％)；4种较平稳；中华消化杂志和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种处于轻微波动状态。5年的平均引用刊数<200的为中华护理杂志和中华眼科杂志，分别为181和191；在200—300的有9种；I>300的有11种，其中药学学报、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较高(>350)，分别为381，359，385和505(表2)。平均扩散因子>10．0的有18种期刊，其中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和癌症较高，分别为19．25和22．07；其余4种<10．0，其中中华护理杂志最低，为4．20(表2)。22种期刊每年的平均引用刊数平稳上升而平均扩散因子逐渐下降(表3)。2007年的平均引用刊数与扩散因子分别为357和11．63，549种医药卫生期刊分别为184和31．25，1765种科技期刊为162和32．38(表4)。表明引用刊数在增加，而扩散因子在降低，这种影响力的反向变化说明“扩散因子”这一指标存在某些缺陷¨引，应用该指标评价期刊影响力时需慎重。
2．42003—2007年的学科影响指标与学科扩散指标
学科影响指标是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学科内全部期刊数的比例，可反映期刊在其学科领域内的地位，其值越高，表明其在该学科领域内的影响力越大。在4年中，中华护理杂志、中华肿瘤杂志和癌症3种的学科影响指标维持l，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上升并维持1，而其他17种期刊均呈轻微波动状态，增长率为一16．5％一12．O％。平均学科影响指标≥0．80的有12种期刊；在0．6～0．8的有6种；中华骨科杂志、中华消化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和中华泌尿外科杂志4种较低，分别为0．52，0．54，0．56和0．46，不过中华骨科杂志和中华肝脏病杂志的增长率居前(分别为9．8％和12．o％)，另2种呈负增长(分别为一5．3％和一5．9％)，见表2。学科扩散指标是在统计源期刊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4年的学科扩散指标一直上升的有3种：药学学报、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和中华眼科杂志，其增长率也较高，分别为42．7％，12．6％和31．2％；一直下降的为中华肿瘤杂志，下降率也最大(26．1％)；呈轻微波动的有3种：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其余15种均是上升后趋于稳定或轻微下降。4年的平均学科扩散指标>10．0的有11种期刊，其中中华护理杂志、中华肿瘤杂志与癌症较高，分别为19．14，20．13和20．56；其余11种期刊<10．0，其中中华骨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中华创伤杂志与中华医学杂志较低(<7．0)，分别为6．00，6．13，5．99，6．10，6．10(表2)。22种期刊每年的平均学科影响指标比较稳定，平均学科扩散指标先升后略降(表3)。2007年两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8l和10．73，均高于549种医药卫生期刊的0．55和5．09，也远高于1765种科技期刊的0．52和4．69(表4)。
2．5加03一枷7年的来源文献量
来源文献量上升后趋于稳定的9种，一直上升的4种，较平稳的5种，呈波动状态的4种。增幅超过1倍的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中华外科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3种，增长率分别为134．O％，165．4％和117．5％；呈波动状态的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消化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的波幅(最大值一最小值)分别为120，124，168，163。5年的平均来源文献量<200的只有中华骨科杂志(192)；200—400的有18种期刊；3400的有3种期刊：中华护理杂志冲华外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分别是440，445，793(表2)。22种期刊每年的平均来源文献量呈上升趋势(表3)。2007年为369，略高于549种医药卫生期刊的356，远高于1765种科技期刊的257(表4)。
2．620帕～2007年的基金论文比与国际论文比
几乎每种期刊的基金论文比都呈波动状态或波动性降低。平均基金论文比<0．20的有5种期刊，其中中华护理杂志与中国实用外科杂志较低，分别为0．12和o．05；在0．2—0．4的有12种期刊(中华医学杂志为0．394)；≥O．40的有5种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药学学报、癌症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分别为0．44，0．40．0．58。0．48和0．43(表2)。22种期刊的国际论文比几乎都呈先升后降或平稳下降或波动性下降趋势，到2007年有14种为0，6种为0．Ol，1种0．02，1种0．06。每种期刊的平均国际论文比都很低，>10．02的有16种，其中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和中华骨科杂志较高(>0．04)，分别为0．044和0．050；<0．02的有6种期刊，其中中华妇产科杂志和中国实用外科杂志较低，分别为0．010与0．008(表2)。22种期刊每年的平均基金论文比呈波动性变化或震荡(表3)。2007年的平均基金论文比为0．28，略高于549种医药卫生期刊的0．25，而低于1765种科技期刊的0．46。每年的平均国际论文比在前4年比较平稳，到20cr7年陡降至0．006(表3)；甚至略低于2007年549种医药卫生期刊的0．009与1765种科技期刊的0．010，只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4)，表明国际论文比对期刊影响力的作用已大大减弱。
3学术影响力动态模型评价表5列出了22种医药期刊2003—2007年学术影响力动态评估计算结果，其中I为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评估值，I，是对l进行修正后得出的相对评估值，为相对学术影响力，更便于比较和排序，具体的计算公式见文献[11]。l一直呈上升趋势的有6种期刊，其中1种的I，>1．O(1．26)，2种的增长率>O．5(均为0．51)；上升后趋于稳定(或先升后略降)的有10种，其中4种的I，>1．0(分别为2．0，1．02，1．15，4．25)；呈“V”形变化或波动上升的有5种期刊，其中2种的I。>1．O(分别为1．44和1．20)，且增长率均较高(0．71和0．75)，表明这些期刊在调整后增长势头良好，其中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与中华消化杂志呈“V”形变化；在高位震荡的只有中华内科杂志，其I，接近l(0．96)，但增长率较低(0．07)，表明该刊一直处于调整状态。I，≥1．0的有7种，中华护理杂志与中华医学杂志处于领先地位，分别为2．0和4．25；在0．5—0．99的有10种(其中中华肝脏病杂志为0．99)；I。<0．50的有5种期刊，其中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中华创伤杂志和中华眼科杂志较低(<0．40)，分别为0．34，0．38和0．39。学术影响力增长率>0．50的有4种，其中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较高(>0．70)，分别为0．7l和0．75；在0—0．50的有16种，其中中华肿瘤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较低(<0．10)，分别为0．09和0．07；<0的有2种，即中华护理杂志和中华儿科杂志，分别为一0．05和一0．08，推测该两种杂志很快或已进入调整期。
4讨论
4．1影响力发展趋势呈现多样化
从每年的平均引用刊数逐年上升看，所选期刊的影响力在逐年升高，2007年各主要评价指标均值也远远高于549种医药卫生期刊与CJCa的1765种科技期刊。该22种期刊的影响力变化趋势存在以下特点。(1)主要评价指标(除国际论文比与扩散因子外)的数值较高，但增长幅度或增长率较低，相对学术影响力增长率也无>1．0的。(2)指标变化趋势以比较平稳或轻微波动或先升后趋于稳定为主，因此这些高影响力期刊的影响力增速已减缓，大部分期刊快或已进入调整期：部分在调整后增势较好；少部分期刊一直处于上升期，如药学学报与癌症的多项指标数值较低，但增长率居前。学术影响力动态模型评估结果也显示，该22种期刊影响力的发展主要呈现4种趋势：一直呈上升趋势(6种)；上升后趋于稳定(10种)；呈“V”形变化或波动上升(5种)；在高位震荡(1种)。影响力一直上升的可以中华外科杂志为代表，其I，较高(1．26)，列第四位，影响力增长率居中(0．33)。其总被引频次与引用刊数分别为3425与359，分别列第三、第四位；来源文献量居第二位(445)，其增长率最高(165．4％)；他引率与学科影响指标也较高，分别为0．94和0．98。第二种趋势是上升后趋于稳定或略有降低。这类期刊目前的影响力均较高，可以中华护理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为代表，其I，居领先地位，分别为2．0和4．25；但增长率较低，中华护理杂志呈负增长(一0．05)。其主要评价指标(总被引频次与来源文献量)居领先地位；中华护理杂志的影响因子居第一，中华医学杂志的引用刊数居第一。2007年的总体影响力降低可能与国际论文比大幅降低有关，也可能与其来源文献量增加的影响已远远超过总被引频次增加的作用导致影响因子降低有关。第三种趋势是呈“V”形变化或波动上升。可以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为代表，其I，较高(1．44)，居第三位，增长率居第二位(O．71)。部分主要评价指标居前，平均影响因子(1．513)居第二位，总被引频次(3195)列第四位，引用刊数(334)列第五位；但其影响因子波幅最大(0．963)，来源文献量的波幅也达120，学科影响指标与学科扩散指标也呈波动状态。最后就是中华内科杂志呈高位震荡，其I，接近1(0．96)，但增长率只有0．07。其影响因子呈波动状态(波幅为0．451)，但平均影响因子>1．0；平均他引率最高(0．97)；引用刊数(385)居第二位；学科影响指标与学科扩散指标呈波动状态，但平均学科影响指标与平均学科扩散指标较高，分别为0．98和13．07；其国际论文比与基金论文比均呈波动性降低，尽管其总被引频次与来源文献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指标变化趋势与动态评估模型评价期刊影响力各有特点，后者计算结果的数据比较直观，便于总结规律；前者比较感性与分散，可用于解释与印证所总结的规律。
4．2影响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受期刊学科性质的影响pJ。无论从引证指标的绝对数值看还是从影响力动态模型评价结果看，中华护理杂志都是一种影响力较高的期刊，其平均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均最高，但是其平均引用刊数最低，仅为181。这表明该刊影响力已极大地受到其学科性质或刊载内容范围的限制；而刊载大内科、大外科与综合医学的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外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其引用刊数均居领先地位。另外，单一器官或系统专业期刊的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也较低，如中华泌尿外科杂志出现双低，其I，也最低。作为综合类的中华医学杂志，仅总被引频次、来源文献量、引用刊数居领先地位，而其I，最高(4．25)；其学科扩散指标较低与其学科内期刊数最多(92种)有关。第二，受期刊刊载论文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学术影响力动态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居前二位的中华护理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的来源文献量均居领先第位，其中中华医学杂志的基金论文比较高(0．394)；l，列第五位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其基金论文比与国际论文比均靠前；所选22种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均值也高于所有医药期刊。这些结果表明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均和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有一定的正向关系。但夏朝辉的研究结果表明基金论文比对期刊影响力的作用是有限的¨21。
扩散论文范文第5篇
科研活动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生产、传播、应用与扩散的过程，也是多要素投入和多要素产出的过程。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学科创新能力是由多方面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本文在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将突出量化学术成果的创新度，这与已有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差异，也更加贴近创新力量化的本意。本文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构成要素的划分主要基于Sternberg所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该理论已经被许多学者认同及引用。因此，我们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构成要素分为学科学术创新能力、学科创新支撑力、组织创新能力等三个方面（如图1）。其中：学术创新能力主要从智力层面测量学术团体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创新能力；学科创新支撑力主要从环境层面测量学术团体在学科创新活动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以及投入到创新过程中的主要创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包括创新人力资源、物质条件、科研基地、财力投入和项目投入等；组织创新能力主要从环境层面测量学术团体所在的组织从战略层面整体规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和控制创新活动与创新过程的能力。
1.1学科学术创新力
个体学术创新能力是个体在从事科研活动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智力水平，它是团队学术创新力的基础。个体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在相同目标指引下，形成合力，最终形成团队的学术创新力。但是，团队的学术创新力并不是个体学术创新力的简单叠加，而是由许多个体相互联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能力。因此，应该区分个体学术创新能力与学科学术创新能力。对个体学术创新过程及本质的认识是科学设置个体学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基础。目前学者们对个体学术创新力的认识尚未统一，他们从心理学、社会发展和人格发展对创新力的影响、认知过程分析等多种角度研究个体的学术创新能力，提出多种评估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团队学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学术创新建立在一定的学术积累之上，其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其创新力可以通过学术成果表现出来。我们认为，通过对学术成果中的创新特征进行量化可以计算出学术创新能力，但是创新特征的选取与量化都是难以解决的任务。
1.2学科创新支撑力
学科创新支撑力是学科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学科创新支撑力包括软件资源支撑力和硬件资源支撑力。软件资源支撑力主要指学科所拥有的智力资源。学科创新活动中的创新主体是研究者。研究者的研究水平、综合素质、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研究平台都是影响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者所在组织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国际上所处的学术地位是软件资源支撑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硬件支撑力包括学科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所占有的基础设施和研究办公所需的设施，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等。硬件支撑为学科的创新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其重要性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浙江大学进行了网络科研学术环境规划与实践，构建了网络学术创新环境总体框架，进行了交叉学科研究环境、交流研讨环境、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实践。
1.3学科组织创新力
（1）组织系统创新力。主要体现为多形式的学术组织建设能力。学术组织应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省部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为核心，以在院系体制以外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为重点。学术组织的多样化将有利于促进自由探索的多向性，有利于寻求学科交叉的切入点，有利于形成高水平、宽交叉、资源集中、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和社会创新基地。这些创新平台和基地又更有利于产生创新成果。
（2）运行机制创新力。竞争、开放、流动、高效的新型运行机制是学术组织实现其职能的关键，也是学术组织创新的核心。竞争、创新的学术氛围是组织创新的前提，不同形式的合作与交流更有利于创新成果的产生。通过制定各种制度，建立良性运行机制，营造宽松创新文化，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可以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学术期刊的创办，学术交流会议制度，不同学术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原始创新的意识及规范知识产权的管理等均可作为评价运行机制创新力的指标。
（3）管理模式创新力。学术组织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生产平台，学术组织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决定了创新成果的产出量和质量。开放的资源共享，合理的人才配置、人事管理、人才评价机制是学术组织产生创新成果的基础。
2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力的量化指标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能力蕴含在该学科的学术成果之中，其测度不应通过简单地统计学术成果的产出量而定，需要从学术成果的创新特征进行量化。一般说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考察：一看其是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二看其是否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三看其是否运用新的论证资料，四看其是否阐述新的观点或理论，五看其是否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前四种创新性特征属于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内在特征，可以通过领域专家进行识别与量化，第五种创新性特征属于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外在特征，可以利用学术成果以外的数据可以识别与量化。但是，由于学术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学术创新方式的多样性，并且学术创新方式存在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的内在统一性，因此，直接捕捉学术成果中的创新性内在特征难度较大。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内在特征通常决定了它们的创新性外在特征，而创新性外在性特征相对容易捕捉。因此，我们选择学术成果的部分创新性外在特征代替其创新性内在特征来描述和量化学术成果的创新性。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学科交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扩散效率、社会效益均可作为学术成果的创新特征，其中学科交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等特征属于创新性内在特征，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扩散效率、社会效益等特征属于创新性外在特征，学科交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社会效益等创新特征的量化具有较高的难度。①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学术成果是学术创新的最终成果之一，其相关文献计量指标，如①等成为从投入产出方面来测度学术创新的重要参量。这类指标量具有统计规范、可比性强、比较实用等优点。以学术成果指标来度量学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局限在于无论学术成果的指标多么完备，也只能测度学术成果本身体现的创新能力，而不能反映有关学术成果产出过程所体现创新能力，如管理体制、激励机制、提高学术质量等方面的创新，从而不能全面、客观地实现学科创新水平和强度的测量。②从知识的生产和交流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学术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是利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的学术成果，因此，从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角度来测量学术创新能力是一个合理的角度。主要指标有不同层次的学术成果总量，引用总量，被引总量等。③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许多学术创新活动的最后失败并非缺乏新意，而是没有把握住社会需求信息与动态。所以，对学术创新能力的衡量，必须考虑社会需求因素。
2.1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
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活动所产生的成果是其创新能力的最直接表征，成果的质与量直接反映了创新能力的强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要正确处理量与质的关系，兼顾量与质，构建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期刊是论著（或论文）的主要载体。尽管论文质量取决于论著自身的创新性、科学性与实用性等内部特征，与期刊级别并无必然联系，但是由于期刊之间客观存在等级差距，比较刊载论著的期刊的级别依然是衡量论著质量高低重要依据。一篇前需要经过同行评议。通常期刊等级越高，其评审专家的总体水平就越高，通过同行评议的论文总体质量和创新程度相对就越高。已经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越多，反映其学科创新力就越大。因此，以期刊等级为依据，将科研成果分级，并统计不同等级上的成果数量，统计数据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2.2科研合作度
学术创新即知识创新，而知识创新与发生在国内外个体之间、组织之间或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密切。科研合作可以使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知识的碰撞，在获取隐性知识、凝聚创新思想、获取科研信息、共享研究资源、提高成果创新水平、加快知识扩散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学科跨越式发展以及取得科学突破等方面发挥着巨大力量。因此，科研活动中的合作程度（即科研合作度）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合作指数（Subramanyam，1983）、合著率、合作强度是科学计量学领域常用的表征科学合作度的三种指标，其中：合作指数（合著度）是指地域、机构、科学家个人、学科或期刊所的篇均作者数；合著率是指合著论文占全部论文的百分比；合作强度用来表征国家（地区）、研究机构或科学家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
2.3学科交叉度
“学科是具有规定的知识形态，占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资源，面对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独特的语言系统，遵守特定的研究规范，具有动态运行能力的学术共同体”。经过几个世纪的快速发展，现代科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划“科”而治的庞大的学科系统，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分工和明确的界限，各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对于某个现实复杂问题的解决，不同学科的专家通常是将其转化和分解为各个学科的子问题去对待。这种转化和分解使得问题的解决基于单一学科内特定的逻辑和范式，有可能曲解原有现实复杂问题。随着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发展日益综合化，越是重大的、基础性的研究越是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两个或多个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将两个学科简单的迭加在一起，而是思想和方法的结合。跨学科研究是团队或个人的一种研究模式，它把来自两个以上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信息、数据、技能、工具、观点、概念和理论综合起来，加深基本的认识，或解决那些不能用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的研究不仅为传统学科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新兴的可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交叉学科。“知识创新”是“跨学科、跨行业、跨国家的合作，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加速了新思想的创造、流动和应用”。“学科交叉在本质上就具有学科创新的意义”。因此，学科交叉是提升学科创新力的重要途径，学科交叉程度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部分学者根据跨学科研究的特性给出了一些文献计量学方法用于评估不同学科领域和子领域之间的跨学科关联的结构和动力。杨良斌、金壁辉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并给出了新的学科交叉度计算方法。
2.4主题新颖度
期刊论文是反映学科研究方向和内容最灵敏及时的一种文献形式，通过研究期刊论文体现出来的新内容、新知识可以考察其论文所属学科的创新力。关键词能够体现一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以通过考察某时间段期刊论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趋势规律来分析该学科的学科创新力。一般来说，从不同学科而言，学科之间交叉越多，越容易出新成果，学科创新力越强，从学科内部而言，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越多，该学科创新潜力越强。研究文献频率排名靠前的关键词，考察它们的交叉情况可以反映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情况，从而可以反映学科创新潜力；考察它们的共现现象，共现周期越短，反映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更新越快，学科创新活力越强；考察某学科连续出现2年及以上或者某年出现2次及以上的共现词组及其词频分布可以看出该学科研究的持续性，这类词出现率越高则表明该学科创新保持力越强。因此，主题新颖度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
2.5扩散效率
科研成果的扩散速度和传播范围与下列三种因素关系密切：成果本身的创新程度、信息的传播渠道、成果扩散所处的社会系统。当后两个因素相同时，成果本身的创新程度则成为影响成果的扩散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科研成果的扩散效率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人们在评估期刊影响力时提出了一个指标，即扩散因子。扩散因子被定义为总被引频次涉及的期刊数×100/总被引频次，显示总被引频次扩散的范围。在评价科研成果的扩散效率时不能直接引用扩散因子计算公式，需要构建能体现扩散速度和传播范围的新公式。
2.6社会效益
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时将新产品的数量、性能及其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在进行自然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时将自然科学的科研产出量及其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但是，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学术成果几乎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学术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通常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产生的有益效果。不产生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不能算作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因此，学术成果产生的社会效益可以作为量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社会效益具有慢热、间接效益比重大、难以量化、行业特征明显等特点。因此，量化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其难点主要体现在定量指标的选取，面临的问题包括选取的指标是否全面，指标能否量化，指标数据能否获取，指标之间具有何种关联程度，如何构建科学的社会效益评价模型与方法，等等。目前社会效益评价研究依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评价方法主有两种：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分析社会实践活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或经济效益；另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分析社会实践活动对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生活、安全、国防、环境等各项社会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与影响。相对于科技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价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评价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甚少，难度很大。我们将在后续成果中给出量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效益的解决方案。
3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分解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能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支撑力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管理创新能力等三个要素。
4结语
扩散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创新研究;科学动态;UTD24;前沿;热点
引言
当前，许多国家在创新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期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就是学术研究创新发展［1］。大量研究也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创新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指数增长方式［2，3］。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创新研究文献展开整理工作。栾春娟等［4］对国际创新研究的核心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Merigó等［1］从学术角度分析了1989—2013年创新研究的最主要国家与发展趋势。张秀萍和王振［5］探讨了社会网络在创新研究中的应用状况。Cancino等［6］分析了创新研究的主要作者、专业期刊及最具生产力和影响力的作者之间的文献耦合和共被引用分析。随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并为世界所瞩目，创新的研究群体在不断扩大和全球化［7］。创新研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拓展创新前沿正是中国创新学者的职责所在［8］。而国际一流期刊上的创新研究文献拥有更多的颠覆式原创性与前瞻性，是衡量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国家、机构或学者创造知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创新时代人类创新活动与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力，必将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广泛与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国际上一流期刊上的创新研究基本状况与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研究多从某一视角展开探索，较少集中于国际上顶级期刊的创新研究，也缺乏从多维度与长时间进行综合测度与全局把握。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导者［9］。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聚焦于商学领域UTD24期刊上2000—2017年的创新研究文献，从引证基本结构、科学影响力、跨国合作网络、热点与前沿主题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了解全球顶尖创新研究的科研景观与前沿动态，寻找我国的差距与机会，更好地服务于该领域的未来研究，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数据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我们主要从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所提出24本涵盖了国际上与管理有关的各领域顶尖期刊中提取创新研究的文献数据。本文选择UTD24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一方面在于UTDALLAS期刊是全球得到广泛认可的24本管理学科国际顶级期刊，在国际管理学界被公认具有最好的论文质量、最高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公信力。在这些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能够表征一个科研机构或学者的创造知识的重要能力，国际公认的商学院排行榜就是根据各个大学(商学院)在UTD24期刊中发表的论文数给出的国际排名。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UTD24已经对创新研究给予积极关注［10］。具体检索过程如下:首先，在Webofscience中，采取高级检索，在参考Shafique［11］、Appio等［12］、Merigó等［1］及Cancino等［6］的研究基础之上，主题检索式设定为TS=(in-novat*OR“ideageneration”OR“productdevelopment”ORideationOR“ideaevaluation”OR“ideaexecution”ORco-creation)。其次，期刊检索式为IS=(0001－4826OR0165－4101OR0021－8456OR0022－1082OR0304－405XOR0893－9454OR1047－7047OR1091－9856OR0276－7783OR0093－5301OR0022－2429OR0022－2437OR0732－2399OR0025－1909OR0030－364XOR0272－6963OR1523－4614OR1059－1478OR0001－4273OR0363－7425OR0001－8392OR1047－7039OR0047－2506OR0143－2095)。最后，将两个检索式进行逻辑“AND”运算精炼。此外，检索的文章类型为Article，文献使用的语言为English;研究时间为:2000—2017年。检索日期为2018年4月28日，共获得2633篇研究文献。特别说明的是，对于缺失的国家信息，我们根据原文中的作者单位信息、ResearchID等进行仔细识别与补充。关于缺失的作者关键词信息，利用谷歌学术、百度学术等获取原文，若原文中有关键词则直接进行填补;若没有，则团队三位成员各自结合文献标题、摘要、增补关键词等进行人工逐篇识别，并将每个团队成员的判定结果进行比较与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获得最终的填补关键词。本文将英格兰、苏格拉、威尔士等独立研究单元统一标准化为英国处理。
1.2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科学计量学的论文被引频次常规指数与统计学指标测量2000—2017年的创新研究论文的引证基本结构，探讨UTD24创新研究的知识扩散能力。其次，鉴于单一引文指标度量的局限性，综合运用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来测度十个最多产国家的创新研究的科学影响力，包括引文量、篇均被引频次、未被引用率、I10、Hm、P-in-dex、PPtop10%和RCI等。其中，I10是被引用频次超过10次的论文数量［13］。为了消除规模影响，Hm-index［14］应运而生。该指标公式如下:Hm=H/TN0.4，H为一个国家或机构的H指数，N为论文总数，0.4为通用的规模调整比率。此外，Prathap考虑到质量(C/P)与数量(C)的关系，提出P-in-dex［15］，P=(C×C/P)1/3，P为论文总数，C为总被引用频次。最频繁引用论文的百分比(PPtop10%)的测算公式为:PPtop10%=NCtop10%/TNCi，NCtop10%表示一个国家在某个学科领域世界前10%被频繁引用论文的数量，TNCi表示这个国家在该领域论文总量［16］。相对引文影响(RCI)表示某个国家在某个学科领域发表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与全世界所有国家在该学科领域的篇均被引次数之比［17］。然后，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创新研究跨国科学合作网络的结构、属性特征与演变。最后，借助Sci2tool、Pajek等软件识别与比较中国、美国与世界创新研究主题的异同性，并进一步利用突现算法探测全球创新研究前沿趋势。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引证基本结构
表1所示为2000—2017年创新研究论文的引证基本结构，总体来看，UTD24中的创新研究的论文的学术价值较高，被引频次不低于5次的论文占到85.26%，96.16%的论文至少被引用一次。随着创新研究产出的增长，高被引论文也会随之增加。绝大多数高被引的创新研究论文分布在2010年之前，但引用波动较大。2010年之后开始出现少量零被引论文。其中，2011—2015年每年的未被引用论文最多不超过3篇。由于受引用时期影响，近5年发表的创新研究论文的引用水平较低，变异系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表明论文之间的引用差距在逐渐拉大。
2.2科学影响力
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获得其他学者关注与引用的程度，学者们广泛使用引文分析测度文献的影响力或质量［18，19］。表2列出了10个创新研究最高产国家的基于引文指标的得分结果。综合来看，美国具有较强的创新研究科学影响力。例如，美国的I10、Hm、P指数都排名第一，得分分别为1578、10.89、281.89。接下来是法国、英国、加拿大;拥有较多科学产出的中国与荷兰在这3个指数得分旗鼓相当，位于中间水平;新加坡与意大利处于同一水平。法国和美国的PPtop10%与RCI指标表现较高，不仅高于全球期望值，而且还远高于其他所有剩余的国家。中国在这两个指标的得分与瑞士较为接近，稍微高于新加坡、德国，但均低于全球期望水平。因此，总体来说，中国创新研究的科学影响力低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为了观测国家学术影响力在创新研究领域的演变，我们引入AttractivityIndex(AI)［20］指数。该指标公式为:AIit=(Cit/∑Cit)/(Ct/∑Ct)。其中，AIit是国家i在t年的AI指数，Cit是国家i在t年的引文量，∑Cit是国家i在2000—2017年期间的引文总量，Ct是所有国家在t年的引文量，∑Ct是所有国家在2000—2017年研究期间的引文总量。总体来看，在研究时间内，美国的AI指数在均值1附近轻微波动，其他国家的AI指数波动较大。近年来，尽管美国AI得分低于英国、德国、瑞士、中国等，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的创新研究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停滞不前了，而是表明它的影响力比全球总的影响力增长较慢。此外，最近5年来，德国、瑞士、意大利、英国、中国等国拥有较高的AI值，反映出它们的创新研究成果的曝光率增长较快，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向外扩散。
2.3跨国合作网络
通过提取论文标注的作者单位地址的国家信息，并借助Sci2tool软件构建3个时间段(2000—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6年)的合作网络来探讨创新研究跨国科学合作动态演化趋势，可视化结果如图1所示，网络中结点的大小表示该结点的合作数量多少，连线的粗细代表结点之间的合作频次。表3给出了创新研究跨国合作网络的特征。由表3及图1可知，在研究时期内，创新研究跨国合作网络呈现出持续扩张的特点。从网络节点、连线数量及平均度中心性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创新研究的跨国合作网络之中，合作关系在不断增长，跨国合作影响力在世界更大范围内迅速扩散。从网络密度来看，跨国合作网络中节点间相互连通越来越密集，即网络内聚性日益增长。但是，总体来看，整体网络密度不够大，说明跨国科学合作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此外，3个时期的网络密度均低于同期的聚集系数，即跨国合作网络围绕某些节点为核心而结集成团。网络的集聚水平也在不断增加。平均路径长度的数值从1.92逐渐下降到1.83，直径为3或4，表明跨国合作网络的路径长度较短，而网络连通度较高。从网络的接近中心势来看，网络中行动者的接近性的差异程度已经显著降低。从表4可知，在三个时间段内，美国始终位于跨国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美国的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证实了它在网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我国网络中心性指标均有显著增长，但是网络影响力与美国相差较大。另外，所考察的绝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的科研合作活动都较为频繁，美国一直成为它们最活跃的合作伙伴。美国的最主要合作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法国发展到加拿大，再转变为中国。
2.4热点与前沿主题
利用作者关键词信息，对创新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进行识别。鉴于非统一规范化的作者关键词将会降低研究结论的精确性，首先，结合Sci2tool软件自带的数据处理功能以及人工识别等对作者关键词进行不断清洗;其次，通过对研究主题的频次统计，给出中美等频繁出现的前15个热点主题。由表5可知，全球学者均对创新的内部过程与管理研究议题保持了长期的研究兴趣，如新产品开发、研究与开发等主题一直是热度不减的重要研究话题。此外，还从组织视角展开创新研究，如跨国企业、企业绩效等影响。不同的是，我国更加关注本土化的创新研究，如“中国”成为第二大高频关键词。新兴市场、新兴经济等主题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演变与发展特点。同时，我国比较重视体制与创新的关系，折射出东西方制度差异性，但对创新的前置因素与行为主体关注相对不够。美国与其他国家都对创新的前置因素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如组织学习、企业家精神、专利、吸收能力与知识转化等。其他国家还对创新的行为主体进行了探讨，如网络等主题具有较高的研究频次。全球学者还对创新的方式与类别展开了探究，如产品创新、开放式创新等的研究频次较高。研究前沿能够引起学者的极大兴趣，在一段时间内引领研究热潮，并经过积淀而演变成研究重点［21］。通过Kleinberg［22］的突现检测算法来探测全球创新研究的前沿问题，结果如表6所示。研究主题“新产品开发”的突现值最大，其值为10.10，但其突现早已结束，仅持续了三年。从突现长度来看，研究主题“网络外部性”“知识管理”“实证研究”“市场导向”“战略联盟”等均有不低于5年的突现历史。这说明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持续关注的热点，拥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要议题。研究主题“众包”有着较大的突现值，得分为5.56，表明该研究主题自从2014年出现在研究文献之中后经历较大的突增性发展，而且其突现并没有结束。“风险投资”、“网络社区”、“创造力”、“适应性”等研究主题的突现时间仍在继续，说明它们是未来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研究热点。
3结论与启示
扩散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土工织物粘土垫层
1．简介
因素在过去10年间，设计工程师和环保部门日益喜欢更多地用土工织物粘土垫层来代替密实的粘土层。由于它们的低导水率（Kw＜1010m／s）和廉价的成本常常用在铺盖或废物池的底部，以阻止废物的扩散。除了在环保方面用做废渣地的垫层外，GCLs还用作运输设施（公路和铁路）和岩土工程的环保隔离带，诸如：用做防护层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公路交通事故中由于化学物品的溢出和渗流所造成的地表下污染。GCLs还用做加油站地下油罐的第二防护层来防止地下水污染，也单独用于渠道、池塘或地面蓄水设施。GCLs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源于两个因素：
①有关GCLs材料的特性更详尽的知识都可以在大量的现有研究文献中找到，以年为序，大致归纳如下：关于GCLs的VSEPA研究会（1993）。关于GCLs的国际谈论会Numberg德国（1994），有关GCLs试验和应用标准的ASTM座谈会，Atlanta；美国（1996）、GeoBento，巴黎，法国（1998）和土工织物及土工膜在GCLs中的应用专题讨论会（2000）。另外，大量以土工合成、土工技术、地质环境杂志和会议纪要等为参考，关于GCLs的论文已经出版。
②规划、设计者信心的增长。
这篇论文将总结在过去10年间的重要研究发现。
2．土工合成粘土垫层
GCLs是一薄层钠质或钙质，膨润土与一层或多层土工合成物构成的。土工合成物为土工织物或土工膜。基本的GCLs通过胶、针刺或编织方法同两面都有土工织物包裹的膨润土结合而成。针刺过程可以使上层的土工织物纤维穿过膨润土和下层土工织物连成一个整体。穿透底层土工织物的纤维靠自身纠缠和摩擦或通过加热的方法使它们同底部土工织物层结合在一起。可能在两层织物和膨润土间产生更强的结合力（用这种方法做的GCLs可叫做热锁合GCLs″）；同样可以用平行的几行纱线把全部的土工合成织物—膨润土、合成物缝合在一起。
对于以土工膜为骨架的GCL，用无污染的胶将膨润土同土工膜粘在一起，并用敞口的螺旋纺织的土工织层粘在膨润土外，以便在安装时起到保护作用。由于产品的适应性和迅速的革新，不同类型的GCLs的特性可能各不相同，GCLs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用在GCLs中膨润土的形式和矿物成分的差异。例如：粉末状和颗粒状；钠质或钙质等等方面的区别，土工织物类型（例：编织与不编织）或附加土工膜及结合方法。
GCL的最重要的优点是其有限的厚度，适应土层或废渣层下的不均沉降，易安装和低造价。另一方面这和有限厚度的隔离层具有以下特性：①对机械性意外事件所表现出的弱点；②有限的吸附量；③如果GCLs铺在不能提供冲淡的矿物或分层之下，可以想象，矿物会严重流失。甚者，GCLs与其它浸析液水合（而不与纯水），膨润土将表现较小膨胀并降低阻水效果。GCLs的优点与缺点归纳如表1。
表1GCLs的优点及缺点。
在GCLs被不断广泛应用的同时，它们也正在被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它们的水力性质和扩散性、化学兼容性、机械表现性、耐久性和透气性等方面的研究。
扩散论文范文第8篇
一、以往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校环境工程专业2003年开始招生，2006年首次开设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由于师资力量和实验条件有限，我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一）教学内容单一
教材选用郝吉明主编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第二版），除集气罩和管道系统的设计两章，教学内容基本涵盖教材全部内容，共54学时，3学分。燃烧与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扩散、颗粒污染物控制等内容讲解清楚。但气态污染物控制主要是叙述性内容，化工原理课程对吸收、吸附和催化等基本原理讲解不深，使得这部分内容重点不突出。课程实验由于经费和场地有限，未能开设。课程设计只是理论计算，缺少工程实例，应用性不强。
（二）教学方式陈旧
教学方式以传统的课堂注入式为主，满堂灌，学生只是被动地学习，未能调动起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后作业也有部分学生拷贝应付，不能及时消化吸收所学新知识。部分学生考试临时抱佛脚，搞突击。这种陈旧的教学方式致使教学效果差，学生综合能力得不到提高。
（三）教学手段落后
教学手段上只是用多媒体代替黑板。多媒体增加了课程信息量，但课程重点难点不突出。另外，没有相应的教学动画、视频、模型、实验仪器设备和实习基地，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实践
针对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总结近年的教学经验，并借鉴国内外的教学成果，以我校《2008年环境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契机，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践，体系如图1。
（一）以学生为主体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践中，除了课堂教学外，所有教学环节均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环节包括课内学习、专业实验、认识实习、毕业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课程论文和课外自学8个部分。
1．课内学习。按照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内学习为48个学时，周学时为4。教材选用蒋文举主编的部级规划短学时教材《大气污染控制工程》。［5］该教材气态污染物控制以吸收法、吸附法、催化法、生物法等为主线，注重原理。
2．专业实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在环境工程实验中，包含大气中TSP的测定、SO2的测定、室内空气中HCHO的测定、袋式除尘、有机废气的净化、汽车尾气的净化6个实验。实验准备选3～5名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协助老师。实验之前要求学生预习实验讲义，实验后按时交实验报告。
3．认识实习。在理论课进行到中后期，教师带领学生到化工、炼油等企业参观除尘、脱硫等大气污染控制工艺设备，加深理论学习，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
4．毕业实习。第七学期开学后，学生到环境监测站、化工企业和环保公司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跟班学气污染防治，按时上下班，每周写实结。实习前开动员大会，实习过程中带队教师进行现场指导，实习结束后学生总结并交实习手册。
5．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回到学校，开始两周的课程设计，就除尘或者气态污染物净化进行系统设计，包括设计计算、绘图、编写设计说明书。
6．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的大气污染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时间为一学期，从第七学期到第八学期，实行弹性时间。
7．课程论文。在理论学习的同时，教师给学生列出城市空气质量、汽车尾气净化、室内空气污染防治等课题，让学生查文献、写论文、分组汇报，进行综合训练。
8．课外自学。教材相对固定，不能及时反映最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把郝吉明主编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第三版）、［6］Nevers编著的AirPollutionControlEngineering作为学生的参考教材，［7］作为教材的有益补充。同时介绍www．epa．gov和www．zhb．gov．cn等网站，鼓励学生查阅AtmosphericEnvi－ronment、《中国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中英文学术期刊，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有关大气污染防治最新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方法。
（二）以教师为辅
1．课堂讲授。教师的主要职责是上好48学时的理论课，内容包括概论、燃烧与大气污染、颗粒污染物的去除、气态污染物的净化和大气污染扩散5个部分，通过讲解让学生掌握大气污染的来源、迁移扩散、控制技术及设备选型设计，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上课开始时提问已学内容和新内容。上课强调重点和难点，重在教给学生思路和方法，让学生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例如，第一节课让学生看书的目录，告诉学生该课程课时安排和知识体系，让学生心中有数，学起来有的放矢；通过考试题“请简述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的主要内容”来检查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知识体系框架的总体把握。教学手段主要有多媒体、动画、视频等，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大气污染控制的原理。教学方式主要以注入式为主，适当融入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问题教学、探究式教学，避免教学方式单一和教学形式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