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理论范文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1篇
从1992年到1997年，短短6年时间就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本文从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现论支点入手，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简单阐述现代金融危机实践，并提出中国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措施，希望能为化解金融危机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实践；应对措施
一、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现论支点
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对爆发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并提出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金融运作的核心，使得一般的金融危机直接表现成货币危机，股票危机、信贷危机等其他情形都是以货币的表现形式而存在的[1]。同时，具备转换性与替代性的货币、商品间接造成货币自身无法直接增值，只能通过生产商品、流通商品等实现增值，注定了商品与货币是需要相互转换的，然而货币与商品在价值方面存在矛盾与对立，进一步加大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现代化的资本积累机制导致该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虚拟的资本商品由此衍生出来，导致它与货币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其本质就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内在基础条件。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
（一）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泰国于1997年7月爆发了金融危机，而此时墨西哥与拉美的金融危机才刚刚过去。泰国金融危机迅速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扩展，导致全球再一次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不仅持续时间长，波及的范围也非常广，警示着人们须对金融危机展开深入的讨论与研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呢？泰国的经济发展与开放代表着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开放状况，但在1996年，泰国的政治与金融市场的动态日益剧烈，特别是曼谷银行（泰国第九大商业银行）因其坏账损失占据总资产的47%而倒闭，有力冲击了金融市场，同时将政治动荡的导火索点燃，呆坏账不断蔓延。泰国班汉政府于1996年9月被赶下台，国防部长通过行贿与武力的方式走上新任总理的位置。由于泰国人民担心回到军人政府时代，所以国内人心浮动，外资纷纷撤出，泰铢的贬值压力巨大，爆发一连串金融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骨牌效应跟其中一枚骤然倒塌后其余的骨牌也会相继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周边国家。由于投资者信心的丧失，东南亚的溢出效应还没控制住，韩国的信用危机就雪上加霜，相继爆发货币危机。当东南亚的货币遭受重挫时，企业、银行等的财务状况愈加严重，刮起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风潮，导致债券利息与股价都暴跌，震惊了全世界。除此之外，拉美国家、俄罗斯也没能幸免，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冲击，导致经济低迷。
三、中国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坚持改革国内政策在改革国内政策时，只有以不同阶段里国民经济发展实情为依据，合理确定具体的外部均衡、内部均衡目标，并明晰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明确实施政策的步骤，同时联系理论与实践，对各种政策工具在不同政策目标上发挥的有效性进行鉴别，以此制定出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搭配或组合，还要针对各种政策工具在效力上存在的冲突，引入更多政策手段或工具将不利影响冲销掉，才能消除存在于国民经济内外均衡目标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才能确保人民币币值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确保国内金融体系更加安全，从而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有效抵御货币危机。
（二）快速关闭金融机构为制止金融危机下损失的不断增加，并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将那些接近资不抵债和已经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迅速关闭掉是非常必要的。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停业的58家财务公司中有56家都是因没能提出当局可以接受的充实资本的计划而被迫关闭清算的；开始时，韩国政府促使停业的14家商业银行中有10家都是被关闭清算的，接着又将另外7家商业银行关闭；印度尼西亚关闭了6家严重资不抵债的、小型的私营银行，引发对银行的大规模挤提，存款人获得的担保不全面、金融系统中仍然留有差的机构、对政府经济管理丧失信心、外币兑换风潮等共同引发挤提银行的现象。所以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也应迅速将那些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关掉，才能使关闭银行的政策获得成功。当然，关闭必须是可靠的、全面的重组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要有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支撑，必须要将整个关闭过程明确地解释给公众知道[2]。
（三）加强国际社会协作国际社会协作提供的主要是官方援助，采取私人协调的方式减少资本内流，减少到期债务的滚动。如为了协助投资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反应，制定援助计划，帮助受严重影响的几个国家尽快恢复经济，并加强与外成员国进行磋商，防范危机传染；利用紧急援助机制下的特殊情况条款、快速程序等，满足成员国对获得援助、批准时间等的特殊需求；积极创建储备补充机构，帮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的特殊困境。此外，中国需积极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宏观协调政策、应对措施来更好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程度、速度。
四、结语
在新时期开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货币危机的威胁，且这种威胁会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进一步强化。为此，中国应正视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积极找寻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周辉.从金融危机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J].科技创业月刊，2011（08）：36-38.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2篇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内生货币，但马克思对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以及银行资本运动形式的论述中，可以体现马克思具有丰富的内生货币思想。从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过程可以得出，流通中的商品总额决定的内生货币量，可以表示为：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货币的内生性说明了央行可以干预货币的运动，但是干预的范围是受到限制，内生货币思想成为央行调节金融市场的行为准则。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斯图亚特就提出了货币供应不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是与经济体系的活动相适应的内生货币论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过一些货币供给是由经济体内生的观点和想法。后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在19世纪末进一步提出货币供应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这些早期经济学家的货币内生论的猜测，到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系统地阐发。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较明确地提出，货币供应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和个人等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因而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明斯基、戴维森、卡尔多特别是摩尔那里得到了更明确地阐释。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金融危机理论的不同之处
（一）研究的方法不同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中，采用科学的唯物辩证观，运用科学的抽象，在复杂的金融危机现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现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危机所发生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分析中侧重于制度分析，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早期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形成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运用历史类比和简单的实证描述分析方法。近年来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们侧重于对金融市场中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加以模型化，产生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理论推理分析和数理化、模型化分析。虽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学唯物史观，导致各学派在分析中往往侧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因素，其结论往往只能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的部分机制或某一类型的金融危机，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经济周期危机问题。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现，运用政策手段去解决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金融危机的克服是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这必然不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制度多替代。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机问题势必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大都是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总结，他们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和传导机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和实体经济运行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并未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而是从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调控手段来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
（三）对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不同马克思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思想更丰富，从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的传导机制上详细解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具有融资功能，使银行只需要保持较少的存款准备金就能实现资本的借贷，但由于金融环境稍微变化有可能就会导致银行的挤兑现象，助长了金融的不稳定性。⑤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是虚拟金融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和劳务的关系都是通过货币金融联系起来。当商品和劳务市场中出现异常时像支付链条中断会通过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均衡发生波动产生不稳定性。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人和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也隐含着道德风险问题。若一方违约就会使整个债务链条断开，导致信用关系异常，最终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20世纪50年表的论著。经济中实际获取利润的时机与债务负担的不协调的发展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实体经济中赢利的前景较乐观，但实际赢利的机会受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但虚拟经济却不是进而导致信用的扩张。在信用扩张促使下货币越多的流向投机性和抵补性项目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中投资项目的融资。债务融资范围和债务链条越长越造成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经济周期的累积又导致下滑的债务紧缩。后凯恩斯主义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仅仅强调了债务执行的风险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
（四）对金融危机的政府干预的观点不同马克思指出，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来应对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当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出现过多的货币流通即通货膨胀趋势时，央行提高准备金储备；相反，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时，央行降低准备金储备。同时，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⑥金融危机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对利率控制。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致使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需求方面，而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⑦更甚，政策的失误通过心理效应加剧银行恐慌，使不严重的局部金融问题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全范围的金融危机。麦金农—肖理论主张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⑧
三、二者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者金融危机理论相似和不同点的比较可知，二者的金融危机思想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危机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二者关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思想对于我国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启示作用把二者金融体系不稳定思想综合在可以一起看到，引起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在于银行制度、金融传导机制以及债务执行等方面，从这些角度完善和预防可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并且缺乏完善、有效的银行监督和惩罚机制，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借鉴二者金融不稳定思想进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发展保险、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体系的融资体系，达到完善金融制度进而分散融资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监管和惩罚机制。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随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其监管职能和灵活性，多种监管工具并用增加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同时针对违反金融条例的行为给予严惩使监管机制真正有效可行。
（二）二者关于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思想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启示作用二者都提出经济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经济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上都要进行调整。国内：我国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把发展实体经济仍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对外贸易：我们应坚持出口和进口比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加强多边区域贸易合作抵抗国际经济风险。
（三）二者对金融危机中的汇率思想对我国汇率改革提供了启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关于汇率思想的描述较为详细，尤其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选择的观点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呈现流失迹象以及净出口减少，并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净出口也有很大影响。在当前全球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环境下，如何实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对外贸易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和以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套利成本虽在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下会增加，但当赢利机会出现时仍会有非法逃套的情况，这使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加大，容易导致资本市场危机。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带来的负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一篮子浮动，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3篇
在市场信息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就会发生金融套利行为，在市场中配置资源时，如果配置状态不协调，不一致，并反映出供不应求的状况，这时投资者就会受到金融套利行为的引导，通过分析种种不平衡的问题，来整合和优化市场资源，使投资者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这可以保障金融市场的平衡发展。如果投资者缺少金融套利行为的引导，投资者依靠自己是很难理解市场的真实状况，很可能导致决策上的失误，这样会加剧市场的失衡问题。
(一)影响金融制度的发挥金融套利这种行为，挣脱了金融制度的束缚，无法发挥出对套利行为监管的作用，无法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进去，对套利行为缺少监管的力度，这样就给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促使金融监管加快改革金融套利这种行为的存在，反映了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不全面、不完善。虽然已经确立了金融监管制度，但是却不能全面的监管金融套利行为，所以金融监管弊端被暴露出来。尽管金融套利行为的某个层面和金融市场发展有联系，可是如果不能做到有效的监控这种行为，将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金融套利行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改革。
二、对金融经济中金融套利行为的思考
(一)金融套利行为已经挣脱了金融管制的约束，金融监管制度也丧失了控制力，以至于瘫痪虽然上级部门已经对监管网络进行了扩大，然而所起到的监管效果却不大，另外，监管工作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这样长时间的投资来用于监管，而没有成效，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
(二)金融套利行为的出现致使金融企业的各项工作开始自由、散漫，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业务范围也开始向国际化拓展，这样就使以往固有的监管制度没有了支撑，所以就开始考虑如何才能使监管制度更新颖。
(三)金融套利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发展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管理者，都必须从金融套利自身的特性出发，并且要预见金融套利行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压力，对待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分析，在强化其优势的同时也要找出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但是如果控制上存在问题，那么也将影响到金融市场秩序。
三、加强和管理好金融套利行为的对策
在市场环境中，金融套利行为始终表现出它的两面性特点，尽管在金融活动中金融套利这种行为是广泛存在的，能够使金融市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套利行为却始终是通过一种不均衡的手段来索取利润，一旦管理工作失去控制力，很可能会危害到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为了避免不利因素的困扰，就要加大金融套利行为管理的力度，还要处理好金融市场和金融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稳定金融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以下是笔者的建议，仅供参考：
(一)在金融市场中适当的推行自由化理念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节约更多的成本，并使市场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在金融市场中适当的推行自由化理念，并将鲜活的生命力注入到金融市场中。另外，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运行制度，并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这样才能在根源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金融行业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工作，金融人员自身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持续的进行，作为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必须加强自身专业的学习，在工作中要善于积累工作经验和方法，利用自身的知识和修养来不断增强自身工作的责任感，提高金融市场的信息化水平，这样才能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地发展。
(三)强化金融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对金融套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就要做好金融市场硬件设施建设，发挥交易网络的技术和作用，同时还要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来对硬件设施进行逐步更新，这样才能将金融市场强有力的技术力量体现出来，才能节约更多的交易时间。
(四)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有效的制度建设能够触动套利者的敏感神经，可以促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发展，进而使资金能够更好的流动，并将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另外，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处理好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规范金融活动，打击违法的金融活动，保障金融市场能够在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五)控制好负面影响要调整好经济结构，有效收集信息，强化管理，对于短期的投资要对其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并监管好资金的流动情况，以避免经济出现泡沫状。同时在经济处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下，给给予高度的重视，避免风险的蔓延。另外，金融套利行为不可以盲目，要利用相关的制度来进行监管，要保证金融制度的清晰、透明，消除负面的影响，以使套利行为向着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四、结束语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4篇
1基金羊群行为的表现
根据Bikhchandani（2000）的定义，“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和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
施东晖(2001)应用“从众度”作为衡量羊群行为的指标检验了从1999年1季度到2000年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基金，他认为，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袁克、陈浩（2004）采用LSV方法检验了1999年1季度到2003年2季度上证和深证所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投资组合样本。结果表明，基金对所有规模的股票均表现出较显著的羊群行为，而且羊群行为程度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孙杰（2004）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分别进行检验，认为我国封闭式基金羊群行为较开放式基金更为显著，并且一定程度上卖出股票的羊群行为要强于买入股票的羊群行为。基金对于高增长型、高风险和新兴产业股票的羊群行为更加明显。吴福龙等（2004）采用Wermers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把机构投资者在某个时期内的交易行为分为只买不卖、只卖不买、既买又卖以及不交易。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基金在只买不卖方面的羊群效应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相应的羊群效应，在既买又卖和只卖不买方面并不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的羊群效应。
2基金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羊群行为具有的学习与模仿特征使众多基金经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对该股票的超额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从而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也有学者认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基金经理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他们将同时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消作用，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此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然而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金羊群行为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是：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的情况下，当某些先知先觉的基金率先买入某些股票，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大幅提升以后，追逐市值提升的动机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加入买进的行列，由于基金交易金额巨大，从而推动股价大幅上升；反之亦然。可见，基金的羊群行为加剧了某些股票的价格波动。更为重要的，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众多基金同时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股票，会对整个股市信心造成重大打击，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基金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3行为金融对羊群行为形成的描述
行为金融学通过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偏差的系统分析来描述羊群行为。当证券市场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其心理因素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人类固有的行为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主宰着投资者的行为。每一个投资者开始总是试图进行理性投资，并希望规避风险。但是，当他发现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投资行为的可靠性时，便会向政策的制定者、媒体、专家或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寻求心理依托，投资行为的前景愈不明朗，这种心理依托感就会愈强烈，人类特有的认知偏差的弱点就会显现。
金融投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动态的心理均衡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由于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而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或框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这个“反馈环”中，初始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强化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扩散和放大。
4成因分析
（1）委托—关系下，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存在和风险厌恶是导致羊群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是人。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基金经理的素质，无法区分基金赢利是否由基金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所致。而对基金经理来说，他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他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减少努力程度，从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同时，基金经理对风险的厌恶使他在减少自己努力的同时认为与其他经理保持一致是最优选择，从而出于利益和声誉的考虑而选择羊群行为。
（2）基金经理关注声誉超过对盈利的关注是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基金经理可分为“能力强”和“能力弱”两种类型。“能力强”的可以从各种信息渠道观察分析得到关于投资对象的有用信息，而“能力弱”的观察后得到的是噪音信息。在作投资决策之前，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均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只有通过决策后的结果得知。由于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也就不知道自己观察到的是有用信息还是噪音信息。所以他可能会模仿其他经理的行为。因为，如果自己采取与其他经理不同的行为而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即证明自己“能力低”，而如果别的经理错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能说明自己“能力低”，可以把错误归于不可预测因素。
（3）基金经理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席勒(Shiller，1981)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在不同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大众模式。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价格的过度波动，而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非理性行为主要源于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以及制度缺陷为其认知和情绪弱点提供了发挥空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善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外部环境。一方面要规范上市渠道，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容量，并重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基金在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及足够的风险对冲工具，为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
（2）建立科学适用的基金评价体系标准。鼓励更多高质量的独立的证券中介机构从事基金评级、证券分析等业务，逐渐改变投资者对基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选择标准，引导基金向建立自身独特投资风格以吸引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3）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降低各种信息成本，控制内幕交易；另一方面要适时在基金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形式和内容规范统
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以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4）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体系。在基金经理层面，确定合理的业绩激励措施，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以避免委托—的激励不相容；在组织运作层面，特别是对于公司型基金管理公司，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对于关键人才的长期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从建立柔性的组织文化入手，建立良性的心理契约。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过度自信；股价异动风险；行为金融学；权力强度
在资本市场上，CEO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命运，不管对于企业的投融资还是企业的运营情况甚至对企业的股票价格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CEO的个人特征及管理风格会影响其行为决策，从而影响公司的绩效和股票价格。具体而言，CEO的心理特征在公司的投资、融资、市场开拓等战略决策中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成功的企业决策还是失败的企业决策都与企业家的行为风格密切相关。国外有学者归纳了成功企业家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其中包括：自信、脚踏实地、广泛的知识、情绪稳定、迎接挑战等。一方面，CEO的自信、果敢、脚踏实地和勇于挑战的行为风格为企业决策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过度自信、不能脚踏实地的处事风格也会对CEO的行为决策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自我的评价过度积极，对控制的过度感知，以及对未来不切实际的乐观，通常被称为过度自信。最近的公司行为金融文献将CEO过度自信与投资效率降低、创新投资增加、价值破坏性合并增加、盈利预测更加乐观、会计欺诈发生率更高、会计保守主义更低、短期债务水平更高、减少外部融资的使用联系起来。因此，探讨过度自信的高层管理者对投资者福利（主要反映在股价异动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一）CEO过度自信与股价异动风险本文认为CEO过度自信与股价异动风险正相关。首先要强调，本文的假设并不依赖于任何合理的道德风险行为的存在。相反，我们关注的是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致力于他们的投资项目，往往认为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会创造价值。因此，他们更可能坚持那些理性管理者会终止的赔钱项目。长期持续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会导致股票价格异动。这一论点与Bleck和Liu（2007）的模型有些相似；但是，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本文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了正在进行项目（负NPV）的未来现金流，并简单地认为他们坚持这样做是为了股东的最佳利益。相比之下，在Bleck-Liu模型中，管理者是理性的，因为他们对项目的内在价值会进行没有偏见的估计，并且从不良的项目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社会心理学文献也表明，过度自信的个体会受到所谓的解释偏差（interpretationalbias）的影响：与积极反馈相比，消极反馈更容易被认为是不准确的。因此，负面反馈经常被忽略。Taylor和Brown（1988）认为，这种认知偏见使得过度自信成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此外，Taylor和Brown（1988）还指出，在决策的后期阶段个体更容易受到解释偏差（以及其它积极直觉）的影响。在公司环境中，这意味着过度自信的CEO在经营选定投资项目的过程比在潜在项目之间进行选择更容易忽略负面反馈信息。这种解释偏差，加上他们能够控制局势的直觉，阻碍了过度自信的CEO在面对负面反馈信息时理性判断，从而导致他们在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上坚持了较长时间。
由于过度自信的CEO往往（无意识地）排除他们头脑中私下观察到的负面反馈信息，当他们与股东沟通公司业绩时，自然也会忽略这些信息，从而影响他们向股东提供财务信息。此外，为了防止投资者的干预，他们还可能有意识地将报告的信息趋向于完美，以使投资者相信他们正在进行的项目有着美好的前景。因此，CEO过度自信会导致坏消息囤积，从而增加异动风险。这里的坏消息囤积行为不同于Jin-Myers模型（Jin-Myersmodel），过度自信的CEO（不合理地）相信他们正在将公司的真实业绩传达给投资者，并通过这样做来最大化公司的长期价值。相比之下，Jin-Myers模型的假设是，管理者有动机获得比公司特定人力资本所需补偿的更多现金流。事实上，Jin和Myers（2006）认为，如果不透明的公司是由一位公正严明的CEO管理的，他总是以股东的利益行事，并且不会从公司获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这种情况下公司信息的不透明并不会增加异动风险。
（二）相关变量的测量指标为了检验CEO过度自信与崩溃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Campbell等（2011）的方法，在Malmendier和Tate（2005）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股票期权对过度自信的测量指标。这一指标反映了管理者在授予期后自愿保留货币股票期权的倾向。如果在货币期权中CEO自愿保留，他很可能对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前景过于自信。同时，沿着Campbell等（2011）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从管理者的各种投资和融资决策中推断出他们的乐观情绪，从而构建另外两个过度自信的维度。Jeong等（2016）通过公司特定周回报的概率、公司特定周回报的负偏斜以及公司特定周回报的不对称波动性来衡量公司特定的异动风险，此外，他们利用标准普尔数据库1993-2010年期间的公司样本发现，拥有过度自信CEO的公司未来更可能遭遇公司特定股票价格异动，这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大量文献表明在不同的过度自信和风险度量中，结果都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区别与传统的理论，本文基于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质探讨其对股价异动风险的影响，形成对传统的不良消息囤积和股票价格异动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以往的研究表明，仁慈但过于自信的CEO会导致公司股价异动风险。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在通过继续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和隐藏的负反馈来最大化股东的长期价值，因为他们无法合理地评估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内在价值。这一论点与传统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理论认为，管理者能够在任何时间点理性地观察投资项目的内在价值，并选择隐瞒坏消息以实现私人利益。本研究扩展了新兴的公司行为金融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了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即过度自信对各种公司政策和股价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与Ahmed和Duellman（2013）的研究密切相关，他们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会计操纵和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然而，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对该文献的更多见解，因为财务报告质量只是过度自信影响异动风险的众多潜在渠道之一（Kim&Zhang2015）。我们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长期坚持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从而导致股价异动。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是对以往有关过度自信和会计质量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
二、CEO过度自信影响股价异动风险的作用机制
在资本市场上，有些股价异动是因企业负面消息的产生、累积、集中突然释放而发生的股价异动风险。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对股价异动的解释基于一个共同假设：管理者是完全理性的，管理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和未来的增长选择作出合理和准确的判断。根据委托理论，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做出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在职消费或者构建企业帝国等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隐藏负面消息进而导致股价异动。然而，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并不能够收集完整的相关信息，而且也并不总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不仅想赚钱，而且还想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一个人故意做一些对他人有潜在破坏性的事情，就很难让自我感觉良好。也就是说，人们是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利的，只基于传统委托理论解释股价异动风险可能是不恰当的。因此，本文试图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视角，探讨CEO过度自信对股价异动风险的影响。本文将过度自信定义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积极认知：过度积极的自我评价，对掌控和控制的夸大感知以及对未来结果不切实际的乐观。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CEO过度自信影响股价异动进行理论分析。首先，社会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夸大自己的控制力、对未来过度乐观，即产生自我认知偏差。过度自信的CEO往往会因为自我认知偏差高估企业投资项目在未来的现金 流、自己带来良好业绩的能力，低估失败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有能力控制投资项目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可以创造价值。因此，CEO的过度自信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增加企业经营风险。
例如，过度自信的CEO比非过度自信的CEO更倾向于进行并购活动，并且支付给目标收购企业更高的价格，损害了企业价值。同时，因为过度自信的CEO高估了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收益，并为了保留自己对未来收益的索取权。所以，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更倾向于债务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甚至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提高会增加企业股价异常波动的风险。其次，社会心理学还认为，过度自信的人常常认为负面信息是不准确和没有价值的，因此选择忽略负面信息。一般而言，在观察到项目中反馈的负面信息后，理性的CEO会调整他们的预期，降低其偏高的期望值，并在其后得出项目的净现值为负的结论，而过于自信的CEO并不会这样做。相反，过度自信的CEO倾向于忽略项目中的负面反馈信息，并且仍然相信这些项目有着积极的前景。并且，过度自信的CEO忽视负面信息还会影响企业的对外信息披露行为，他们倾向于向外界投资者传递更积极的信息，有意识地忽视负面信息，让投资者相信企业的良好前景。过度自信的CEO对负面消息的隐藏会提高企业股价异动风险。综上所述，过度自信的CEO更倾向于过度投资，对外融资方式更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更容易忽略并隐藏坏消息，这些都导致了企业坏消息的产生和积累，而当这些负面消息最后集中释放时，便会导致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
三、CEO过度自信影响股价异动风险的理论框架
上述研究表明：在资本市场上过度自信的CEO可能不愿意披露其观察到的有关项目的负面反馈信息，这是因为过度自信的高层管理者相信，那些没有耐心的投资者往往会对负反馈的短期信息采取行动，从而可能迫使那些在项目中期有负面消息反馈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终止。为了应对上述状况，这些高层管理者甚至会自愿披露积极的应计利润和股市所传达的对公司长期前景的乐观信念（真实但有缺陷）。因此，CEO过度自信可能导致未来股价异动。本文认为CEO过度自信与股价波动风险正相关。具体而言：（1）依据组织理论，当决策权更集中于高层管理者手中时，他们的判断对最终决策产生的影响会更显著（Ahmed&Duellman，2013）。与这一理论相一致，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认为过度自信的高层管理者对股价异动风险的影响受到其在公司中权力强度的影响，这由CEO薪酬份额（CPS）所代表。（2）当投资者之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时，过于自信的经理人可能不会理会急躁的投资者的担忧（Jeong等，2016）。投资者意见分歧会加剧过度自信对异动风险的影响。与此相一致，本文认为过度自信与股价异动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公司中投资者之间较大的意见分歧驱动。（3）保守主义的会计会通过更及时地识别坏消息来降低异动风险（Kim&Zhang,2014）。与这一发现一致，本文认为，对于会计政策不那么保守的公司，CEO过度自信对崩溃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基于上述CEO过度自信对股价异动风险作用机制的具体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理论模型：由图1可以看出，CEO过度自信，坚持短期看来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由于其权力支持此项目，会导致投资者的意见分歧，投资者会披露不太好的信息，从而使得股价异动风险加大；保守的会计政策会约束CEO的行为，降低股价异动的风险。
四、结论与启示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6篇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7篇
作为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不是劳动生产物，自身没有价值。作为所有权证书，能够给其所有者带来收益，收益便成为它的“价值”的内容。马克思指出:“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当作资本化。”其资本化的基础就是有价证券的收益，其资本化的尺度便是市场利率，其资本化的结果便是虚拟资本的量。虚拟资本市场价格的变动及其决定方法有其独特的运动形式。它的市场价格是由证券的定期收益和利率决定的，不随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其市场价值与定期收益的多少成正比，与利率高低成反比;其价格波动，既决定于有价证券的供求，也决定于货币的供求。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的跌落: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这表明虚拟资本价格的涨落，取决于有价证券与货币这两种资产的相互替代程度，而导致它们相互替代的因素，是人们的资产选择。
二、虚拟资本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
虚拟资本存在内在矛盾，随着虚拟资本积累形成虚拟经济，这种矛盾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凸显为虚拟经济的二重作用。虚拟经济的负作用会引致泡沫经济，最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发生。
(一)虚拟资本的二重性虚拟资本的内在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虚拟资本是以现实资本为客观基础的;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增值过程与其所对应的现实资本运动具有相对独立性，有价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其所对应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无关。由此可见，虚拟资本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即客观衍生性和相对独立性。虚拟资本的客观衍生性表现在:一是虚拟资本的规模具有衍生性。作为虚拟资本载体的有价证劵的发行规模是由现实资本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有价证券的发行规模又直接决定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虽然一些金融衍生工具与现实资本并没有直接产生联系，但是它要依托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它的发展规模自然也要受到现实资本的规模所制约。二是虚拟资本的价格具有衍生性。虚拟资本本身只是收入的资本化，并不存在价值，其价格运动受相应的现实资本价值的制约，现实资本的价值是虚拟资本价格波动的轴心。三是虚拟资本的运行具有衍生性。只有现实资本正常运转，为虚拟资本提供良好的衍生基础，虚拟资本才能朝着健康快速的方向发展。虚拟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一是价格变动的自由性。虚拟资本在交易所可以不停地交易，其价格的变动不需要有现实的对应物。二是行为主体的投机性。虚拟资本的多数行为主体通过预期价格的涨落，把通过交易获取一定投机利润当作主要交易动机。三是财富积累的虚幻性。虚拟资本一旦进入交易场所，其价格的波动往往与现实资本的价值相脱离。在交易过程中，虚拟资本的价格上升，不等于财富的实际增长，只是财富形式的增加。虚拟资本投资过程中增加的财富具有虚幻性。
(二)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二重效应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简单地说，虚拟经济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优化社会资本配置，增加社会资本总量。在当代信用经济中，投资所需货币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虚拟经济交易。通过虚拟经济的各种融资方式，在较短时期内，能最大限度地对社会资本总量进行调配，聚集大量资金并满足资金短缺部门的需求。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导要素合理流动。虚拟资本的交易机制能引导投资者向那些信誉好、效益高、有发展前景的领域投资，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高效配置。三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防范投资集中的风险。虚拟经济具有对经济风险转移和分散的功能，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四是扩大收入渠道，提高收入水平。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有负效应。一方面，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大量挤占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是现实资本的投资。虚拟资本投资，只有通过其筹集到的资金真正地进入生产领域，并真正地促进了生产资本的形成，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虚拟资本与其衍生基础严重背离，就会造成大量资本运转在虚拟资本的领域，而不能进入现实资本的领域。当虚拟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过大时，虚拟资本不仅不能够真正促进现实资本投资，还会挤占经济发展所需的现实资本的空间，导致现实资本的投资得不到满足，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还会引发并放大经济风险。虚拟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将金融资产以及金融交易活动与其对应的现实资本是否实现增值进行了分割。因此，在虚拟资本运动获得大量收益的同时，会使业已存在的经济风险放大，甚至引发新的经济风险。
(三)虚拟经济的负效应与金融危机的发生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滋生经济泡沫，并最终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高度投机下的虚拟资本交易行为造成的经济虚假繁荣。泡沫经济的根本成因就是虚拟资本的二重性矛盾的无限扩大，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价格剧烈波动，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经济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泡沫经济过度发展，资本过度集中于虚拟经济领域，挤占了投入到现实资本领域的资本空间。当再生产的规模不再扩大，现实资本的收益向虚拟资本转移停滞，信用会剧烈地收缩，投资主体对虚拟资本需求急剧下降，虚拟资本价格直线下滑，经济泡沫随即破灭，经济泡沫破裂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发生。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现实启示
虚拟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只要发展以虚拟资本为交易物的虚拟经济，就存在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绝好案例。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与衍化国际金融危机的萌芽。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初步爆发。这一阶段的危机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冲击，人们对危机的严重性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2007年6月后，次贷危机深化，次贷危机逐步转化为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开始做出剧烈的反应。在这一阶段，股票市场的波动加剧，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越来越悲观。为了应对可能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实施了总额达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2008年3月后，金融危机恶化并迅速地向全球蔓延，股票市场反应强烈，许多非美元货币开始大幅贬值，投资者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这一阶段，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尤为突出，不仅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欧洲货币兑美元汇率也大幅下挫，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迅速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的衍化。2008年底至今，欧洲部分国家和美国的金融危机衍化为主权债务危机与财政悬崖。主权债务危机与财政悬崖实际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因金融衍生工具种类多样化。金融衍生品作为虚拟资本的高级形式，使虚拟资本的独立性日益增强。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的虚拟资本快速发展，债券、股票、外汇、股指期货、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大量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等逐渐成为美国人创造新的货币财富的重要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虚拟资本的独立性快速扩大。金融衍生品投资短期化。随着金融市场逐渐成熟，产品层次和结构日益深化和复杂，风险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金融投资机构逐渐从关注单一投资品种转向整体投资组合，并更加注重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最初，发行金融衍生品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散风险。然而，美国金融衍生品发行者的投机套利动机明显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分散信用风险的基本功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被其投资套利功能无情地弱化，导致金融衍生品投资短期化。金融政策和监管错位。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在危机之初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金融市场的干预十分犹豫，既担心金融危机继续恶化，又顾忌政府的干预适得其反，违背其自由主义的精神。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联储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了金融市场的泡沫，为金融危机发生埋下隐患。实体经济发展缓慢。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其典型特征就是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无论是在国民经济的产值中所占的比值还是在就业贡献率上都逐步提高，而传统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世纪初，美国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近2/3，21世纪初下降到21.8%;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从38．3%下降到1．6%，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从33．2%上升到近80%的水平。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伴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实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越来越低，现实资本投资的GDP占比大幅下降，由1950年的37．1%下降到2009年的17．8%，与此同时，虚拟资本积累的GDP占比大幅上升，由15%上升到33.6%。当前，以金融房地产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占据了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客观必然性。
金融危机理论范文第8篇
一、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
1.跨期套利。跨期套利是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之一，也是利用运行不平衡状态获利的行为，因为市场的变动，某种商品在不同时间会出现价格差异，而套利者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获取利润，跨期套利的价格波动往往指的是特殊情况下的价格变化，而不是指商品正常波动的情况。跨期套利还有一种情况是通过高利的房贷或者是低利息的融资来获取高额利润。
2.跨市套利。跨市套利是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之一，套利者主要是根据空间位置不同，从而引起的不均衡，套利者在这种不均衡中进行套利行为。不同的市场会通过价格、市场制度、政策法规等一些因素反映出来，从而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化，这种变化就给套利者可乘之机，从而获取利润。
3.跨商套利。跨商套利是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之一，商品作为中间交换的介质，价格作为敏感的反映，它会根据商品的不同进行不同的组合，最终还是通过价格表现出来，价格进行相应的变动的时候就会获取利润，这种行为的出现，不是任何的商品都是可以的，它是围绕着合适的商品开展的。
二、加强金融套利管理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金融套利行为的出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发展的结果，也是在金融市场中显而易见的行为。面对这一行为，我们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科学的监督和管理，对金融套利行为的负面影响要积极地干预，对正面的影响要积极地倡导。使金融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金融套利管理的思路如下：
第一，大力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器，只有基础设施配备精良，且与金融市场尤其良好的匹配性，才能使金融市场在高效的渠道上进行交易。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金融交易网络、金融通讯手段等，如何建立高效的交易网络，如何建立便捷的通讯手段。这就要求金融从业者，尤其是金融的技术支持方拿出有效可行的方法，更新金融交易网络版本，并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到适时升级，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效性，提高金融交易的信息化速度。
第二，着力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程度。金融市场要想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发展，就要建立稳定的金融市场体系，只有金融市场稳定了，才能更有效的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把金融市场的自由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减少政府的监管力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促进金融资金的资本不管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都能自由流动，进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活力。
第三，不断提升金融参与者的整体素质。要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一席之地，那就要本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把世界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引进来为我所用，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培养既懂国内金融现状，又懂国际金融规则的人才，促进我国的金融业能持续高效的发展。
三、结束语
总之，金融套利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消除弊端，发挥优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将其放到战略层面，首先完善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其次在基础设计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自由化，最后将整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的自身素质提升上来，把这把双刃剑的弊端消除掉，使金融市场在良好的环境下持续发展。
作者：邹畅单位：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第二篇
一、影响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的因素
（一）首先，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我国当前金融投资工具日益多样化，它不仅改变了金融套利的运行方式，同时也为金融套利者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其次，市场的一体化和金融的自由化促进了市场的整合，消除了资本流动的障碍，放松了金融管制，市场摩擦大为减少，交易成本下降，套利机会得以增加。市场的扩大和管制的放松加剧了金融竞争，这不仅表现在金融企业的生存上，也表现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上。竞争的加剧使市场主体更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机会。
（二）科技在金融套利行为中，科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金融套利行为提供了物质条件，套利者在进行套利活动的时候利用先进的科技对金融套利行为进行综合分析，对金融工具进行分解和组合，进而降低套利成本，反之，套利者缺乏科技依靠，必然会增加更多的成本投入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二、加强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的管理
（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套利作为金融经济活动中一种普遍行为，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就必须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系统建设，为金融套利行为提供物质基础。另外，在金融网络系统中还要做好金融网络管理工作，实时更新，确保金融网络安全，通过高效的网络系统来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降低资金流动成本。
（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就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形势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金融套利行为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法规非常重要[1]。在这个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金融套利行为需要法律来提供保障和依靠，只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才能促进我国金融套利行为发挥正面作用。首先，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金融监管法治体系，确保金融监管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要完善金融立法，使法律能够有效地运用于金融经济活动中，规范金融套利行为，保障资金安全。另外，金融监管机构还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制度套利活动建立起有效的反馈机制，提高对金融套利活动的敏感性，逐步减少现有的金融管制，在确保我国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的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实现资金在市场内部和市场间自由流动，使市场机制发挥真正的作用，降低整体市场运行成本。
（三）加强市场主体建设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金融套利行为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想保持着优势地位，就必须提高加强市场主体建设。就目前来看，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会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2]。为此，适当提高非公有制银行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非常重要。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国有金融机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四）加大人才的培养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进程越来越快，现阶段阻碍套利活动的因素将逐渐减小，金融套利活动将逐渐活跃，为了充分发挥金融套利活动的正面作用，避免其负面影响，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极其重要[3]。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人员风险管理意识，提高他们在金融套利行为中的风险意识。其次，要加强金融监管人员专业知识的培养与教育，进而保障金融资金安全。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