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论文范文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1篇
（一）科研机构和学校在农业科学领域高被引科研机构和大学排名中，被引频次和论文数量排名均进入前20位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中，美国的机构和大学最多，共有11个，法国有2个，而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巴西的机构和大学各有1个。从机构的性质看，大学有13个（美国9个，加拿大、巴西、荷兰、丹麦各1个），部级研究机构有7个，法国有2个，美国、中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各1个。中国科学院也跻身前20位，名列第8位。美国农业部在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排名均居第一，远高于其他机构，是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排名第二，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名列第三。全球排名靠前的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除了中国科学院外，还有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
（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科学家在ESI数据库TOP1％高被引科学家排名中，被引频次排名进入前20位的农业科学领域科学家中，有12人均来自美国及美国的机构和大学，其他科学家来自泰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比利时和英国。从所属机构性质来看，其中有3人来自美国农业部，1人来自加拿大农业部，1人来自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其余大部分学者和科学家来自各国大学。
二、农业重点学科领域全球竞争力
由于WOS检索平台没有以农业领域各个学科作为检索对象的检索方式，为了研究农业领域中重点学科情况，本文利用WOS检索平台中期刊引用网络版数据库JCR（JournalCitationReports）搜索各个学科所收录的期刊名，用期刊名作为检索条件，查询WOS数据库中当前收录论文，并利用该平台的统计分析功能，从论文作者、文献来源国家和地区、研究机构等方面，对在农业各个学科领域的智力资源进行统计学分析。
（一）作物利用WOS分析工具中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数据分析，所有命中文献按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园艺学科论文9．12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2．99万篇，论文占比32．82％，收录作物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度、中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中国排在第5位，收录论文数量3447篇，占比3．78％。利用WOS分析工具中的“机构和大学”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所有命中文献按机构进行分类统计。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作物学科论文9．12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共收录5601篇，论文占比6．15％，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还有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其余来自美国机构和大学。
（二）园艺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园艺学科论文9．14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3．93万篇，论文占比42．96％，收录园艺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排在第3位，收录论文数量3853篇，占比4．21％。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园艺学科论文9．14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共收录3705篇，论文占比4．05％，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除了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其余来自美国机构和大学。
（三）畜牧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畜牧学科论文22．20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6．91万篇，论文占比31．12％，收录畜牧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印度、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中国排在第11位，收录论文数量4390篇，占比1．98％。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畜牧学科论文22．20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共收录6386篇，论文占比2．87％，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除了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印度兽医研究所，其余来自美国机构和大学。
（四）兽医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兽医学科论文11．22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2．95万篇，论文占比26．29％，收录兽医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日本、巴西、德国、意大利、法国、苏格兰。中国排在第15位，收录论文数量1715篇，占比1．53％。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兽医学科论文11．22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共收录2327篇，论文占比2．10％，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除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昆士兰大学、墨尔本大学，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瑞典农业科技大学，其余来自美国的大学。
（五）农业经济与政策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农业经济与政策学科论文25623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15700篇，论文占比达61．27％，美国在此领域中占绝对优势。收录农业经济与政策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苏格兰。中国排在第11位，收录论文数量217篇，占比0．85％。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农业经济与政策学科论文25623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农业部，共收录1139篇，论文占比4．45％，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除了第17位加拿大圭尔夫大学以外，其余全部来自美国的大学。在该领域美国机构和大学占绝对优势。
（六）农业工程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农业工程学科论文17254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8115篇，论文占比达47．03％，美国在此领域中占绝对优势。收录农业工程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中国、印度、西班牙、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意大利。中国排在第2位，收录论文数量3852篇，占比22．33％。在农业工程领域，中国学者和科学家的研究水平还是比较突出的。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农业工程学科论文17254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共收录1551篇，论文占比8．99％，该领域排名第2位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共收录522篇，论文占比3．03％，排在前10位的还有印度理工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浙江大学、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院、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浙江大学排名第8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17位，中国农业大学排名第21位，华南理工大学排名第24位。排名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来自美国的机构和大学有15个，中国机构和大学有3个。印度、西班牙机构和大学各1个。在该学科领域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前，并且占有一定研究地位。
三、结论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基于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2009～2013年的战略计划，从ARC机构使命出发，研究分析了ARC制定战略目标的指导原则，主要发展目标，总体战略下“研究”领域战略目标，实施行动及衡量其结果的绩效指标。ARC投资战略制定过程及在实施行动计划中体现的“可行性”、“国际性”和“灵活性”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
资助体系;项目投资战略;基金管理
2010年初，国家基金委委托开展了科学基金资助和管理绩效的国际评估工作。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为了支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建议在国家科研经费中不仅要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还要更加明确地把基础研究领域的更高经费比例以科学基金的方式进行分配。1986～2005年期间，我国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投入为175．1亿元，而2012年投入为236．56亿元，2013年为235．24亿元，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对量增长迅速。澳大利亚无论科研投入还是科研产出距离英美等老牌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差距，但其研究领域又呈现出往往是科技大国才有的多样性，也更接近于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可能达到的情况。澳大利亚具有非常强的科学基础，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舞台上表现活跃，到目前为止已有7位澳大利亚科学家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在某些程度上用以说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指标———专利对科学论文的引证，显示澳大利亚专利对物理学、工程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的高质量论文有很高的引用率，且这些专利所引用的论文中有95%产生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因此澳大利亚的科技管理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研究对象。
一、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研究项目投资战略及行动计划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ResearchCouncil，ARC)类似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澳大利亚除医学外的基础研究管理机构，成立于1988年。2001年3月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案(ARC法案)，ARC成为独立咨询机构，主要就各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的科学研究，向部长提供有关研究资助及研究政策的建议，并推动开展高水平、有益于澳大利亚全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研究培训。ARC仅在2003年的科研投入所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将会一直持续到2018年。从微观方面来看，ARC的科研投入能取得如此可观的收益及回报，要得益于合理有效的科研资助与资助管理制度。合理借鉴其有关投资战略及行动计划的成功经验，对于提高我国的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将大有裨益。
(一)ARC项目资助体系。伴随ARC法案的实施，ARC对支持项目、人员、设备和机构的资助类型进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国家竞争性资助计划”NCGP体系。ARC在NCGP体系内予以资助的研究，分“发现”(Discovery)、“联合”(Linkage)、“研究中心”(ResearchCenters)及“专项研究计划”(SpecialResearchInitiatives)四个大类，每一个大类之下，又分别制定了多种具体科研项目资助计划。根据ARC公布的统计数据，2011～2013年，由ARC资助完成的发现类研究项目总计3，605项，资助金额约为16．14亿澳元，分别占期间资助项目总数量及资助总金额76%与65%。可以说由ARC资助的各主要研究类别中以整合本土杰出研究力量，增强本国科技与科研国际竞争力为宗旨的探索发现类研究，在NCGP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发现”类研究项目资助办法对全面认识和评价ARC资助制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ARC研究项目投资战略及行动计划。ARC的使命是希望通过提供的项目资助和政策建议能促进澳大利亚科研和创新研究国际发展地位，从而达到服务社会经济的目的。从操作层面来说，ARC主要职责是管理NCGP项目，向部长提供研究政策建议，并负责澳大利亚的科研评估。ARC研究政策建议功能主要围绕项目资助战略展开。ARC的项目资助战略制定从机构使命出发，第一，明确制定战略的指导原则，第二，分年度设立主要发展目标，第三，总体战略分解为几个主要领域，结合经费预算，形成战略实施的行动时间表，然后提出衡量其结果的绩效指标。为完成使命，ARC制定投资战略的四个指导原则为“卓越”、“合作”、“效益”及“责任”，与之对应是“科研”、“能力”、“政策”、“评估”、“提升”及“绩效管理”等六个行动领域。每个行动领域又有具体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以下以“科研”领域为例，研究ARC投资项目战略及行动计划。“科研”领域的战略目标是“支持卓越的科学研究”，通过国家竞争性资助计划和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支持科学研究和研究培训。ARC资助项目鼓励高校研究人员与国内外其他创新体系中个人或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ARC“科研”领域总的战略行动是:通过竞争性资助计划支持优秀的研究;鼓励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以及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包括工业在内的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以支持主要的研究政策和项目计划的实施;鼓励国际合作和流动;培育跨学科研究，以解决社会面临的一些复杂的挑战;确保同行评审程序的有效和透明;促进研究的负责任行为;2011年开始要求成果和数据的公开和宣传，将ARC工作置于政府和社会的公开监督之下。
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ARC制定每年具体实施的行动计划。2009～2010年采取的行动是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项目资助计划，用以促进仿生眼的研究;审核NCGP同行评议过程;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后，设立遴选ARC“卓越”研究中心标准;建立一个评估框架，给政府、行业、企业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承诺保证在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的研究的卓越性;在《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制度下，审查ARC提供的信息。2010～2011年采取的行动是2011年成立新的ARC“卓越”研究中心;与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一起成立澳大利亚科研诚信委员会。2011～2012年采取的行动是通过改进的申请分配系统，加强同行评议;参与国际同行评议过程的讨论;继续简化和标准化项目资助规则和资助协议;支持澳大利亚科研诚信委员会工作。2011～2012年采取的行动是新设“IndustrialTransformationResearchHubs”资助计划，并进行选拔;继续加强ARC同行评议过程监督，改进信息和通讯技术系统，以优化项目申请和选拔过程;基于国际惯例，实施数据公开政策等。
二、中澳基础研究项目投资战略比较研究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体系中，不仅包含对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与管理，同时包含对整体项目格局的规划与管理。从项目(流程)和组织层次比较，两国在基础研究项目管理方面大同小异，项目组织与规划、申请与评审、资助与实施、监督与管理、法律责任等按照各自国情都作了相应的规定。负责管理项目的管理机构职能也相仿，ARC和我国的国家基金委主要负责项目资助管理及提供基础研究政策建议，主要任务是在科研活动中引入竞争性资金，采取同行评议制度，来激励基础研究，通过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发现和培养科技人才，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作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两国都注重项目信息化管理，2015年国家基金委也实现了项目全部在线填报，通讯评审使用计算机指派系统;经费预算编制注重劳务费支出;加大对人才计划的资助力度，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年轻化趋势。评审制度完善，严格执行回避保密制度，有力保障评审工作的质量和公信力等。
(一)切实可行的投资战略。2011年开始ARC在年度战略计划中明确提出“发现”类项目具体的绩效指标:提供材料证明ARC资助项目成果产出的效益生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或健康等领域的影响;结项时“发现”类科研基金项目必须达到既定目标的95%以上;由ARC资助的项目产出成果需达到国际标准，同时80%以上要用于业界共享;“发现类”项目立项的早期研究员的比例需达20%以上，确定培养参与研究的学术研究生的数量以发展科研培训;申请奖学金或助学金的外国人需达20%以上;“发现”类项目国际参与程度需达65%以上;85%的资助领域需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等。ARC承诺“联合”类资助项目合作单位需提供高于190%的经费投入;保证90%以上的合作单位受益;“联合”类项目国际参与要高于42%;“联合”类项目系列中的基础设施、设备项目中参与单位不能少于3．5个等。从这些指标的具体化程度可以看出，ARC的投资战略绝不是“泛泛而谈”或“言之无物”，每个战略目标都有可衡量结果的绩效指标，能够真正达到“宏观指导、微观操作”的目的。
(二)“国际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ARC“科研”领域战略行动鼓励国际合作和流动。鼓励国内项目国际参与，或者增加国际合作项目数量，直接资助国外研究人员，或者参与国际研讨会，或者与国外资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加强科研国际合作，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全球专家来澳，使得其将各自先进的技术、技能和专长带到澳大利亚实现产业化，或者帮助澳大利亚的企业集团从事海外技术研究任务，目的是支持科学、工程和技术的战略性合作，尽量使澳研究人员和企业获得世界前沿技术，使得澳大利亚的科技贡献和受益最大化，在国际科研事务处理中取得话语权，成为科研成果的“领跑者”。通过NCGP资助计划，ARC给国外研究人员提供灵活多样的参与澳大利亚科研合作的机会。申报项目申请人海外身份不作限制;本土人员申报的项目，允许国外人员参与;资助的奖学金或助学金等项目中国外申请者所占比例不低于28%;资助的“发现”类项目中国际参与不能低于65%;这个比例已被列为塑造澳大利亚科研环境最具吸引力的一个考核指标;要求海外人员获取项目后在项目执行期内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项目提供国际差旅支出;“发现”类项目系列中的“国际合作奖学金”提供全额国际差旅和生活补助;ARC的卓越研究中心办成具有国际声望，成为专家或者有科研潜力的学生向往的圣地。根据ARC2013～2014年度报告分析，截至2013年12月ARC投资约2．85亿澳元与44个国家106个部门新联合资助在澳成立了12个卓越研究中心，同时获得新注入资金3．922亿澳元。保证其国际竞争力，同时产生新的国际投资与合作等。我国近年来也在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合作，加强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迄今已与36个国家(地区)的74个境外科学基金组织或科研资助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科研产出持续增长，目前在国际上已处于可与美国相比的位置，而2011～2014年由国家基金委资助各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金额约23．26亿元，仅占基金资助总额905．23亿元的2．57%左右，且绝大部分属于专项国际合作项目。
(三)“灵活性”目标下的投资战略。1．投资研究人员“灵活”。ARC“科研”项目系列承诺资助所有不同研究层面(早期或中期)研究人员(包括女性、本土或国外研究人员等)。因家庭或其它原因而中断科研工作的早期研究人员(拿到博士学位五年内的研究人员)的申请，评委会考虑其科研经历及研究积累，而将申请条件时间限制放宽至八年内;保留对早期研究人员提出的创新性方法，还建立“联邦研究员”制度，向本土最优秀和最具创造力的研究人员提供长期项目支持;通过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留住重要的研究人员;颁布新的技术移民政策，保留较多的名额给在澳ICT学生的永居申请，以吸引国际水平的研究人员来到并留在澳大利亚;鼓励全民参与科研活动，以提高澳大利亚国家整体研究实力等。2．资助方式“灵活”。在NCGP框架下保持“科研”领域的资助灵活性，满足不同学科群的需求，在广泛的研究领域内保证都有资助活动;保持与加强反应迅速的灵活资助机制，用来满足不同研究的需求，抓住新出现的研究机会;缩短项目申请处理周期，每年实行多轮受理与批准;鼓励国内研究员与国外研究员参与项目合作，鼓励澳大利亚研究员去国外调研，或者国外研究员到澳大利亚做项目;资助优先研究领域;通过提供研究的直接成本，确保ARC的资助达到可与国际竞争的水平等。3．人性化的考虑，注重研究培训，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ARC投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澳大利亚科研能力构建，科研培训是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一个重要考核内容。ARC注重科学研究培训，“发现”类项目每年资助的科研人员中，早期研究者所占比例不低于20%;早期研究员申请人限制以博士学位获得时间界定，并考虑家庭等其他因素适当放宽申请条件，不像我国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从年龄方面限制，不利于年轻人创新性发挥;给中期研究员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费，允许其根据项目或研究计划需求在全球范围内聘请科研助手，同时设立“国际合作奖学金”等项目用以资助科研助手工资和生活支出;每个项目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参与，以达到培养下一代科研人员目的。
当然我国应该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2015年颁布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劳务费预算取消了上限，但相对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教育，国家按照岗位重要性和人才能力公平定价购买学术人才，以项目形式给研究生提供工资和生活补助，让他们过着体面生活的做法，还是相差甚远。科研作为社会职业的今天，研究生培养已经成为“科研”职业的一种专业培训。而我国研究生考研动机真正以科学研究为职业导向的学生比例甚少，而且绝大部分高校研究生的助学金标准极低，其生活费用主要由导师承担，导师科研经费中劳务费比例不高，仅靠学校助学金、导师的科研补助，学生难以维持基本生存，更不用说体面的生活了。因此真正喜欢热爱科研的学生并不多，不利于国家科研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报告［R］．2011，9
［2］龚旭．澳大利亚科技政策研究与战略制定的范例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4
［3］唐伟华等．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资助管理办法概论［J］．中国科学基金，2009，6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3篇
费斯克是文化研究的先锋，也是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经典立场分道扬镳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研究出现的“后现代转向”［8］。费斯克在剑桥接受教育，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威廉斯的学生，因而他的学术观点与威廉斯一脉相承，从日常生活和社会经验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并且深受霍尔的影响。由于70年代末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费斯克逐渐展现了其在文化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在费斯克尚未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澳洲并没有正式的文化研究活动，只有零星的文化实践。但是，尽管澳洲文化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有明确的起源机构和先行者，但历史、文学研究、电影评论、传播和媒体研究、期刊文化、工人教育协会、女权主义等都是促生当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重要因素。澳洲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当时也已开始致力于界定具有澳大利亚本土特色的文化特征。他们研究了方方面面的文化实践，包括报纸、电视、电影、剧院、雕塑等。1979年PeterSeparritt等编写的合集《澳大利亚流行文化》就展现了这一早期发展的历程，书中收集的文章涉及了收音机、电影、展览、流行文学和节日等。所以，费斯克等人的到来使70年代末诞生的澳大利亚媒体研究专业人士与作为一股严肃的学术力量的英国文化研究不期而遇了。费斯克对澳洲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文化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如果说阶级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题，那么澳洲文化研究的特点则是凸显大众文化和文化政策，这与费斯克和贝尼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费斯克继承和发展了霍尔的理论，接受了霍尔可有多种解释、积极主动的大众和文化是不同力量角逐的场所等理论。他不仅将霍尔的理论在澳洲发扬光大，还结合澳洲的本土情况，逐渐提升了自己的理论。费斯克被认为是最早按照后结构主义传统将符号学引入媒体文本之中的学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传播研究导论》系统地介绍了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至今这本书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教材。他在1983年发表的“SurfalismandSandiotics:TheBeachinOzPopularCulture”一文中，将沙滩看作一个文本，运用符号学的所指和能指进行多层意义的构建，对沙滩、草坪、城市，尤其是冲浪进行了意义阐释，对自然和文化进行了区分。此时的费斯克仍然深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分析的沙滩的时候，阶级还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他还引进了巴特(Barthes)的“快感”概念，极大地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词汇。费斯克曾说过:“意义的阐释对霍尔来说太重要了，无法用快感理论来准确地解释。快感可以视作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讨论的大众反抗的一部分，而霍尔极力回避。”［9］受巴特影响，费斯克将快感看作是大众反抗的形式之一，而且快感的这部分功能是在试图否认意识形态想要分配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中意义传播之间的必要联系。结合澳洲本土的实际，费斯克以欧洲理论为源泉，借用布尔迪厄、德塞都、霍尔和巴赫金的理论，以欧洲人的视角，对澳大利亚文化现象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后霍尔时代”由此在澳大利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接受了霍尔理论的同时，费斯克也提出了另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即从文化经济角度来分析文化现象，开拓了文化研究的视野。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则是意义和快感。1987年，费斯克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两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MythsofOz:ReadingAustralianPopularCulture，1987)和《电视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他透过霍尔的范式对文化进行解读，力证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超越了马克思批判的藩篱，充满了对文本快感的分析。例如，他指出，冲浪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的幸福形式;而麦当娜成了一位性解放者［10］，这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菲斯克的带动下，澳大利亚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现象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在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的率领下，大众文化在澳大利亚首先成为一支解放力量［1］26。1988年，费斯克转战美国，翌年出版了两本重量级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Read-ingthePopular，1989)。这两本著作虽然是在美国出版，但也带有澳洲文化研究的印痕，有些分析文本都基于澳大利亚文化现象。费斯克在促进澳洲文化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自身的进步。多克尔认为，费斯克在80年代末逐渐从原先操纵性、被动性视角来考察和研究受众转而关注受众的抵制和颠覆［11］，并因此成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2．创立了文化机构和文化期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大大促进了其文化研究的发展。费斯克、贝尼特等著名学者的引入和澳洲政府不断注资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日益学科化，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边缘学院里。例如，科廷大学自1987年开始的西澳技术学院，主攻文化传播研究项目;莫道克大学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项目;格里菲斯大学的人文系里的文化传播;南澳大学自1991年开始的文化传播研究项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学自1988年开始的新南威尔士科技学院。西澳科技学院以费斯克为首，莫道克大学以哈特利和佛柔为主，格里菲斯大学的领军人则是贝尼特。可见这些英国文化学者们在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1983年由费斯克牵头，莫道克大学和西澳科技学院合办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是澳大利亚第一本明确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期刊，主要刊发带有澳大利亚本土色彩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文化接受与创作、澳大利亚独特文化所赋予的文化身份，以及澳大利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章。很快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中心论坛，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了国际舞台。TaniaLewis曾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获得国际声誉，部分由于费斯克和他所创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期刊［12］。1987年，该期刊被麦秀恩出版社(Methuen)购买，更名为《文化研究》，成为国际期刊，搬迁到美国，费斯克也随之转到美国。但费斯克一直是该期刊总编辑，为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构建。文化研究学者们也互相合作，共同研究，通过期刊或研究中心形成彼此之间的交集，促进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
3．课程设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相继成立了新的科技学院，政府也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因而文化研究课程首先出现在这些新兴学院里。费斯克所在的西澳科技学院就是其中之一。费斯克抵澳后大刀阔斧，开办了文化研究课程，将传播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都引入课程体系中，并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奠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地位。他的著作《传播研究导论》，目前仍是该领域里的经典教材，其研究和分析文本的方法至今备受推崇。
4．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播散到美国费斯克所创立的期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将澳洲文化研究推向世界，增加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打出了品牌效应。澳大利亚蓬勃发展、自具特色的文化研究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越来越多的澳洲文化研究理论家成为《国际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编委成员。随后，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流动到其他国家，例如，贝尼特再回到英国接任霍尔的职位，费斯克受邀到美国执教，墨美姬转战香港等，这不仅将澳洲文化研究播散到了世界各地，也证明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活力和知名度。费斯克到美国后又出版了两本专著，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成果带到了美国。正如DavidMoley所说，费斯克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13］。这应该也包括澳大利亚整整一代人。
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指标分析 影响因素
一、中澳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1. 总量。从总量上看，在 2005-2016 年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有显著的增长。特殊情况是：2009 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出现了负增长，年增长率数值为 -11%，其中出口的年增长率为 -15.67%，进口的年增长率为 -6.66%，出口的年增长率下滑幅度明显。总体上看，中国在 2005-2016 年期间，服务贸易进出口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进出口年增长率自然也为正数。2 结构。从结构上看，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三个服务贸易行业出口占比列居前三。在 2013 年度里，三者占比总和达到 70.79%，在 2016 年三者占比总和下降为65.36%，在观测的 12 个年度里运输服务在 2008 年所占比例达到巅峰，数值为 26.43%，在 2008 年后从 2009 年开始逐年下降，直至 2016 年所占份额达到 16.24%。从 2005-2016 年，建筑服务行业几乎翻了一番，电信、计算机服务扩张了 4 倍多，这说明除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增加外，出口结构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二）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发展现状1. 总量。从总量上看，2005-2016 年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增长较平稳。2009 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进出口波动与中国相当，也体现为负增长，数值表现为 -10.88%，其中出口年增长率为 -7.57%，进口年增长率 -13.79%。总体上看，2010 年和 2011 年澳大利亚进出口年增长率呈现出巅峰，随后进出口总额稳定在 1100 亿美元上下。2. 结构。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三个服务贸易行业占比位居前三，三者占比之和较为平稳亦无大的波动，均值达到了 85.96%。在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服务，其份额超过了 50%，稳定在 58%上下。此外，澳大利亚的金融和电信计算机服务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电信计算机服务平稳维持在 3.84% 左右。
二、中澳服务贸易指标分析
整体 TC 指数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顺差除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公式：TC 指数 =（出口 -进口）/（出口 + 进口）。TC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2005-2016 年，中国 TC 最大值是 -0.01，最小值是 -0.37；澳大利亚 TC 最大值是 -0.01，最小值是 -0.12。中澳服务贸易 TC 值在 2005-2016 年始终维持在负值水平。根据 TC<0，则意味着两国服务贸易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得出结论：虽然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但服务贸易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具有发展起步晚、发展速度慢的特点，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横向比较分析，在旅游、保险养老、金融、知识产权中，澳大利亚 TC 值比中国高。中国旅游业 2009 年起出现 TC 值<0，并有下降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旅游 TC 值始终稳定在 0.1 上下，表明在旅游业澳大利亚国际竞争力强于中国；中国保险养老业的 TC 值偏小主要是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再加上相关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意识不够全面完善，故中国养老保险在国际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中国在 2005-2009 年这 5 个年度中金融 TC 指数 <-0.2，从2010年TC值呈递增态势并稳定在-0.05上下浮动，达到0.22，可见中国金融服务具有较大的上升潜力。而澳大利亚 12 年间金融服务 TC 值始终处于正值，保持在 0.25 左右，可见澳大利亚与中国相比拥有较完善的金融体制和监管机构。
三、影响中澳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根据五要素分析模型得出影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如下所示，X1：服务业人数占比（%）；X2：女性服务业人数占女性就业人数比例（%）；X3：外商流入流出投资总额依存度百分比（%）；X4：人均 GDP（现价美元）；X5：服务等附加值占 GDP 比值（%）；X6：货物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占 GDP 比值（%）；X7：贷款利率（%）；X8：居民申请专利数（件）；X9：商品贸易占 GDP 比值（%）；X10：收支平衡指数。根据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采用横截面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分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面板数据的基本形式为：Y（it）=X（it）β（it）+α（it）+μ（it）（i=1，2，3，...，N；t=1，2，3，...，T）其中，α（it）是模型常数项；β（it）是 K*1 维参数向量，K 是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X（it）是外生变量向量；μ（it）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且其均值为 0；N 是截面样本总数，T 是各截面样本下的时期数通过对中澳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中 国 回 归 方 程：Y=-2.7047*X5+0.4417*X9-5.6161*X3+1.0244，澳大利亚回归方程：Y=2.0328X1-3.99E-06X4+0.6085X9-1.6032影响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性因素和影响力度均不同。在中国回归方程中，对 TC 值的影响力度排序：（1）外商流入流出投资总额依存度百分比（X3）>（2）服务附加值占 GDP 比值（X5）>（3）商品贸易占 GDP 比值（X9）；而在澳大利亚回归方程中，对 TC 值的影响力度排序：（1）服务业人数占比（X1）>（2）商品贸易占 GDP 比值（X9）>（3）人均 GDP（X4）。
四、对策与建议
（一）发挥商品贸易的带动作用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格局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从而导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存在“非齐头并进的现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商品贸易的发展能够给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服务贸易能否实现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商品贸易，例如：运输服务依赖于货物贸易，同时为了保证国际货物运输的安全性以及资金收付顺畅还会涉及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可知商品贸易的繁荣会带动运输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繁荣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将商品贸易的带动作用发挥出来，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向世界水平前进。
（二）优化改善服务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服务贸易结构分布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分布过于集中化，存在不合理不均衡的现象，直到21 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为导向，占据中国服务贸易半壁江山，而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整体看来发展力度不够、长期处于国际竞争劣势的局面，这是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布的核心不同之处。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型期，我们要创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为路径的服务贸易发展机制，逐渐满足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国际需求，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保险养老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通过创新改革进一步发展在大数据时代下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带动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3］姚艳飞 . 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对策分析（博士论文），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1.
［4］姚海棠，方晓丽 . 金砖五国服务部门竞争力及形象因素［J］. 国际贸易问题，2013（2）：100-110.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5篇
笔者选取了InCites中的GlobalComparisons，按我国学位办一级学科分类体系，对0401教育学科WebofScience论文的国家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1.1WOS论文产出国家分布根据InCites提供的252个国家/地区0401教育学科论文的产出及被引情况，选择1981-2011年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由表1可见，美国以发文量114983篇雄居首位，其论文约占全部教育学科论文的61.27%，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约是第2位英国发文量的6.6倍。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排名2~4位，我国以发文量4041篇名列第5位，仅占全部教育学科论文的2.15%，发文量仅为美国的3.5%。由此可见，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大在WOS发文量方面具有强大实力，我国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1998-2011年的数据，CSSCI教育学科的发文量为115772篇（含少量非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发文），远远高于同期WOS中我国大陆地区学者的发文量。可见，我国大陆地区学者教育学科发文相当活跃，但是受制于语言障碍、研究倾向和范式，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在WOS上发文太少。要想提升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注重发表具有高被引的国际性论文。
1.2WOS论文被引频次的国家排名表2所列为1981-2011年发表的WOS论文截至2011年底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发文量排名前4位，被引频次也同样位序排列。尤其美国以被引频次797941列首位，约是第2位英国的8.75倍。但是从表2可以看到，发文量排名第5位的我国，被引频次仅列第6位，美国的被引频次约为我国的51倍。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篇均被引频次均超过5次，而我国的篇均被引频次仅为3.87次。从被引频次来看，我国WOS教育学科发文总被引频次虽然位居第6位，但与世界前列差距较大，篇均被引频次也较全球平均水平偏低。这表明我国教育学科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认可程度还不够高，高水平论文很少，是我国学者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3主要国家论文年度分布和被引趋势笔者选取表1中排名前5位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历年发文量的比较，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虽然起初差距较大，但是我国在WOS上的发文量逐渐增长，且增长速度非常快，近几年已逐渐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发文量接近，至2011年已经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持平，增幅比较明显。图2是这5个国家每5年被引（即至检索日期为止，该五年产出文献总被引频次）趋势分布图。由图可见，虽然与强国差距明显，但我国的被引频次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尤其自2001年起，产出论文的被引有了显著飞跃，逐渐拉近与其他强国的距离。这些均说明，我国学者对教育学科研究成果走向世界越来越重视，对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也越来越重视，并且通过我国学者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教育学科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
2我国教育学科研究机构影响力分析
2.1我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教育学科影响力比较目前来看，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的WOS论文产出及影响力，与港澳台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大陆地区的发文量871篇，仅占我国发文总量4041篇的21.55%，被引频次2341次占我国总被引频次15635次的14.97%。我国大陆地区发文量在252个国家/地区中名列第26位，总被引频次则更是位列第32位。根据InCites提供的289个我国研究机构0401教育学科论文的产出及被引情况，在我国发文量排名前15位的机构（见表3）中，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分列前3位；被引频次排前3位的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我国大陆地区，仅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发文量排名分别为第12位和第14位，北京师范大学被引频次排名第11位，其余皆为港澳台地区研究机构。由此可见，我国大陆地区的教育学科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还非常低，要改变这一现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2我国WOS论文合作情况笔者又根据InCites中0401教育学科对应的WOS数据库中的Education&EducationalResearch、Education，ScientificDisciplines和Education，Special这3个分类，出版年选择1981-2011年，检索了我国教育学科WOS论文，并进行合作发文情况分析，其中有5.76%未标明完成单位。如图3所示，标明完成单位的94.24%论文中，我国大陆地区独立完成的占13.88%，港澳台独立完成的占44.16%，大陆地区研究机构间合作完成的占1.60%，国际合作且有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机构参与完成的占7.64%，国际合作但无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构参与完成的占14.80%，港澳台地区内合作完成的占17.03%，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合作完成的占0.89%。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发表的教育学科WOS论文中，合作发文的比例还比较低。同时，港澳台地区不仅独立发文量比大陆地区多，且在合作发文量上也比大陆地区多，可见港澳台地区比大陆地区更重视国际和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其实，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作者合作发文，有助于学者思想之间的碰撞，产生更好、更有创意的观点，减少思维定式的局限；同时，我国学者尤其是母语非英语的大陆地区学者与擅长英语的学者合作发文，可减少语言障碍带来的影响和限制，有助于发表更多更好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2.3我国主要教育学科研究机构WOS论文年度分布与被引趋势笔者选取WOS论文产出量超过100篇的我国研究机构，绘制了其历年产出分布，如图4所示。产出100篇以上的10个研究机构依次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台湾师范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台湾“国立”交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和台湾科技大学。由图4可见，上世纪80年代，这些研究机构的发文量都很低，最高不超过每年10篇。进入90年代，部分研究机构产出开始呈现明显增加，其中以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最。进入21世纪，这10个研究机构的产出均有了不同幅度的增加，且近10年产出的总体趋势都呈稳定增长，其中，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近2年增幅较为明显。图5是这10个研究机构WOS论文每5年被引趋势分布图。总体而言，均为逐渐上升趋势。近几年，尤以香港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增幅最为明显。香港大学2007-2011年产出论文总被引频次达到438次，台湾科技大学2007-2011年产出论文总被引频次达到418，由此可见，我国研究机构所产出论文获得学者认可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
2.4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研究机构影响力比较表4是排名前10位的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机构WOS论文产出及被引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分别以92、68和38篇列发文量前3位。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以335、182和181次列被引频次前3位。
2.5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WOS论文年度分布与被引情况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研究机构WOS论文产出总体偏低，因而笔者选取产出量前10位的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机构，给出了历年产出分布，见图6。可见，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机构产出量每年最高不超过20篇，且均未呈现稳定持续的增长。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领先其他研究机构比较明显，这2个机构及中科院和清华大学自2005年以来，都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趋势，然而2011年产出量均有明显下降。其他研究机构也是曲折上升，但上升幅度并不明显，且时有回落。由图7可见，我国大陆研究机构的被引频次很低，每5年总被引频次最高也只有70次。总体虽稳步上升，但仍时有回落，总体趋势是曲折向前。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4个研究机构的被引增幅比较明显。说明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机构可能某些文献的被引频次较高，但是总体而言，并没有持续、稳定的高被引文献出现。
2.6我国大陆地区师范院校教育学科影响力比较教育学科作为师范院校的主要研究学科，其WOS论文产出和被引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大 陆地区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表5列出了InCites提供的我国大陆地区30个师范院校产出与被引分布。可见，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我国大陆地区师范院校的WOS论文产出都很低，均低于25篇，且被引也均低于45次，这说明我国大陆地区师范院校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整体很弱。因此进一步提升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也将对我国大陆地区师范院校提升国际地位大有裨益。
3结论与建议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在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学习和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也正在逐步确立。在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公共支出改革成为关键的一环。如何改变我国目前财政支出中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做法，如何消除财政支出中“缺位”与“越位”现象的存在，控制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在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控制财政支出总量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以澳大利亚推行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为例，说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在支出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介绍
(一)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其基本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范围大大扩展，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直线上升，导致政府开支迅猛增长，联邦和一些州政府日益受到高额赤字和债务的严重困扰。为摆脱这种状况，提高公共财政预算的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97-1998财政年度开始酝酿推行以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为核心的公共支出预算改革，1999～2000财政年度正式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范围侧重于政府部门内部，考评的内容主要针对项目和计划的执行情况、效果、影响和管理等方面。绩效考评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结果和产出框架(TheOutcomes&OutputsFramework)，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的决策和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考评工作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部门绩效考评、项目考评、其他考评和绩效审计。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由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DOFA)负责。
(二)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具体实施步骤
1，制定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第一步是制定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发展目标，也是各部门的绩效规划。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是编制部门预算和年度绩效计划的重要依据，由政府内阁、财政部和政府各部门共同制定。内容主要包括：确定部门的职责和最终发展目标；评估完成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技术；考虑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等等。
2．编制年度绩效计划，设计绩效考评指标。政府各部门根据其事业发展目标来编制年度绩效计划。年度绩效计划与部门预算是紧密联系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本年度可具体、量化的绩效目标；完成目标所需的资源、策略、方式和过程等；绩效目标与部门事业发展目标的关系；机构内部管理目标(人力培训等)；影响目标完成的各种潜在因素；绩效考评的时间和形式安排；等等。
由于公共支出目的的特殊性以及效益取得受多重因素影响，使得不能简单衡量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直接考评公共支出效益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设计了一套绩效考评指标，用来衡量政府部门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效率的高低。绩效考评指标是依据之前制定的部门绩效目标来设计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部门事业发展目标(outcomes)绩效指标。主要是考评部门事业发展目标有效性的指标；(2)部门产出(outputs)绩效指标。主要用来反映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价格和质量。产出指标由联邦专款(administereditems)绩效指标(主要用以说明联邦专款的分配使用情况)和部门基本支出(departmentalitems)绩效指标(主要用以说明部门基本支出的使用情况)两部分组成。
3。编制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政府各部门都要编写并提交本部门的年度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报告，以提供绩效考评的基本信息。内容主要包括：本年度计划绩效指标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与以往年度绩效指标实现情况的比较；对未实现的绩效目标的说明及补救措施；对年度绩效计划的评价；对不可行的绩效目标的调整建议；说明报告中提供的绩效信息的质量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开展绩效考评，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澳大利亚议会和财政部负责政府各部门公共支出绩效的考评工作。先由财政部对各部门提交的绩效考评报告进行审核，再报议会审议通过。考评的内容主要是：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绩效目标的完成与所使用的资源是否匹配；各项支出的合理性；绩效信息的可信度以及考评方法的科学性；等等。考评结果会反馈给各部门，并将作为下一财政年度战略目标和预算安排的参考。
5．绩效审计。绩效审计是由审计部门对政府各部门工作和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经常性的审计监督，分为效率审计和项目绩效审计两种类型。其中效率审计主要检查个人或机构履行职能或开展活动的程序，以及评价活动的经济性和效率性。项目绩效审计的范围比效率审计要窄，只评估联邦机构在管理方面的经济、效率和效果，主要考虑项目和个人的管理职能。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政府的绩效审计工作。
(三)对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几点评价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推行以来，对于控制政府开支、提高公共支出的分配和使用效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考察其实施情况，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首先，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做到有法可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1996年至1999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公共部门领域的相关法律，如1996年的《劳工关系法》、1998年的《预算报表诚信法》、1999年的《公共服务法》；另外还出台了一些新的法案以取代旧的法律框架，如以《财务管理和诚信法》、《审计总法》等取代了原来的《审计法》。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澳大利亚政府推出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公共支出的效益评价工作一开始就做到有法可依。
其次，绩效考评指标的设计为考核公共支出效益提供了可行性。绩效指标在部门事业发展目标、资源配置和部门产出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它将原来较为抽象的绩效目标变得具体化和可操作化，通过考核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就可以实现对公共支出效益的评价。
再次，澳大利亚的审计法确立了审计长的独立地位，审计署是一个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议会的机构，避免了绩效审计工作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保证了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在澳大利亚还尚属探索阶段，因此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考评工作的主体基本以各个部门为主，而缺乏对各部门总体支出效益的评价，因而无法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政府部门支出结构的宏观调整。
其次，考评结果还未能更好地参与预算分配工作的进行。虽然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努力建立将考评结果与预算分配联系起来的预算制度，但目前仍有许多部门并不重视考评结果的使用，在制定部门预算、分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考评结果。
二、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对我国公共支出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与财政收入改革相比，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明显滞后。财政支出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收轻支、轻视支出效率和预算约束软化等弊端有关。因此，加快公共支出改革已势在必行。而在整个公共支出改革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控制我国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通过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事业与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和规模联系起来，改变过去各级政府部门年年与财政争资金、争指标，讨价还价，以及给多少花多少、支出不计成本的做法，使政府各部门切实树立起“效益”的观念，科学界定公共支出的范围，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益，以控制我国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2．有利于深化我国的预算改革。目前我国的部门预算改革已基本到位，下一步应该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绩效预算，以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绩效预算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将“绩效”观念引入到预算核定中来。财政部门可以依据往年绩效考评的结果，来评估“绩效”与“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核定部门实现其职能和事业所需的预算规模。彻底改变过去重分配、轻绩效以及预算核定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的弊端，提高预算核定的科学性，进一步深化预算改革。
3．有利于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强化公共支出监督。以往公众只能了解到某些政府部门得到的财政拨款数量，而对于一个部门是如何使用财政资金来实现其职能，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等情况无从知晓。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建立，使各部门的支出与“绩效”挂钩，部门的年度绩效计划要能够反映该部门某一年度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目标，并且通过年终绩效考评，将部门的绩效计划执行情况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公众不仅可以因此了解政府部门的行政过程、资金的投人数量和使用情况，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部门的工作绩效以及同一部门不同年度的绩效，充分了解和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有效性，从而使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得到提高。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要分阶段、分步骤进行。首先，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这样的国情决定了需要我国政府介入的领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广得多，政府的公共支出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公共支出的范围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要广。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进程，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研究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所需解决的制度建设与方法体系方面的许多问题。另外，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阶段、分步骤来进行。首先可以选择在一些单位进行项目绩效考评的尝试，取得一定经验后，在此基础上可以将这些单位作为部门绩效考评的试点，等具备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全面推行。
2．加快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在我国，对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作为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基本技术手段，绩效评价体系是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因此，现阶段必须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应由基本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信息体系等要素组成：
第一，基本原则。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系统原则。公共支出涉及范围广泛并各有差异，决定了公共支出效益的衡量比较复杂，既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包括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还有间接效益和直接效益等，这就要求必须对上述各种要素综合考虑、全面衡量，从中得出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2)多样性原则。公共支出包括从生产建设、行政管理到科教文卫、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其绩效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这就要求在对不同类别的公共支出进行评价时，除了遵循基本的标准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各自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标准和指标进行评价。(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由于公共支出性质的复杂性，单纯使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方法来进行支出效益的评价，很难得到准确、公正的结果，因此，在实际评价中应采用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因事、因时而制宜。
第二，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在设计评价指标时，既要考虑经济指标，还要考虑社会指标。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依照科学性、总体性、通用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来设计评价指标。针对不同的支出类型，可以分为专款绩效指标、基本支出绩效指标；针对不同的支出行为主体，则可以分为部门绩效指标、单位绩效指标以及项目绩效指标。
第三，评价标准体系的设计。评价标准是评价工作的标准和准绳，它直接决定了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公正。评价标准应该以国家法规、政策为依据，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通用可比、易于操作、普遍使用与差别对待等原则来设计。评价标准还应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匹配，合理划分标准类别。新晨
第四，信息体系的建立。对公共支出效益的评价，需要充分掌握各个部门、各种类型投入产出方面的信息。澳大利亚对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前提，就是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建立起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信息数据库，为评价工作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我们应充分学习澳大利亚在信息获取、汇总、转换和分析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财政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立起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信息支持系统。
3．将事业发展目标纳入部门预算。事业发展目标代表着部门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部门预算编制中的突出问题是各部门事业发展目标体现不够明确，预算编制带有明显的经验决策的色彩，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应该达到的标准之间尚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在部门预算中添加事业发展目标的内容，将资金的供给与部门事业发展目标相联系，保证资金的使用和各项业务的开展都紧紧围绕事业发展目标来安排，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部门顺利实现其职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7篇
采用多种教学的方式，可以对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与实践技术的培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在中国教学方式还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教学方式没，重视的是规范性操作。而美国教学的方式较为灵活，将学生视为主体，在护理教育上重视学生的临床操作与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对操作的步骤进行反复强调。在日本，教学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同样是将学生作为主体，比如座谈会，进行社会考察，；老师的作用是中间进行协助指导，对最终的成果进行评价。澳大利亚的教学则是同时对理论的学习，思维的启发与能力的培养加以重视。
2．培养目标
护理教育目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护理能力的培养和护理理念的培养，我国目前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有较好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护理人员，外国的培养目标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基本目标都大致相同，韩国对护理人员的培养更注重综合能力与应对紧急情况的培养，澳大利亚的培养目标又不一样，澳大利亚比较重视护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发展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护理人员能够面对平时工作中的困难，日本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护理人员的心理，使护理人员能够更理解病人的内心，分享病人的快乐和忧愁，尊重病人，有一颗美丽的心，但各国的相同点是培养护理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和病人情绪变化的能力，护理人员与医疗保健人员，科研人员，教育人员之间的沟通能力，培养护理人员有严谨的护理态度和国际思想活动能力，为护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心态。
3．护理教育评估
护理教育的发展快慢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在我国，普遍的问题是比较重视理论教育，课本知识的教育，笔试是考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方法，国家卫生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从业资格的考试，医学和护理学之间没有很大差别，使得护理学教育和医学教育比起来没有很大差异，导致护理教育没有护理的专业特色，最终导致护理专业的学生限制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缺乏结合的现象，阻碍了护理技术的发展，限制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化发展，美国在护理方面的发展比较领先，美国的学生护理成绩的评定是由美国护理联盟教育评估委员会来负责的，这个机构在美国有很强的权威，使得护理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与医学不同，澳大利亚护理学生的评测有很多项，其中有笔试、面试、临床能力、病例讨论等等，所以澳大利亚的护理更有特色和特点，日本的教学评估很多都是以论文的方式来评测，基本上没有笔试。
4．护理教育发展的形势
护理教育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的护理水平发展高低的表现，同样的，从一个国家护理教育的发展状况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护理业的发展趋势，我国护理教育的方向是培养高素质的有社会需求的全面型护理人才，我国一直都在提倡素质教育，无疑这对我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的护理目标是整体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还有加宽护理人员的课程知识内容，并把这个目标作为美国21世纪的发展方向。
澳大利亚论文范文第8篇
1、人才培养目标大学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及方案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适应全球化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不仅要求学生取得就业需要的职业资格准入证书，更强调帮助学生树立理想抱负，激励学生创造性地思考，使学生成长为终身热爱学习的国际公民。大学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在学位、专业、课程设置上，满足国家、行业、所加盟的大学联盟质量标准。通过大学与高等职业教育学院的合作，打通职业技能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的立交桥，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人力资源管理各大学的员工98％左右按合同管理，可以解聘，几乎是定岗定编定员，岗位职责明确。学术人员都要上课，科研课题多、经费多的可以少上，但不能不上。一般要求学术人员40％时间从事教学工作、40％时间从事科研工作、20％时间为学校做事，有新项目、新专业才会招聘人员。“三定”也是院系集体决定，报教务长和校长批准。学术人员薪金分ABCDE五级，相对较高较稳定，每年根据考核的结果会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教学评价是学生评价占50％，院系评价占50％，评价的最后结果会及时反馈给院系和本人，对工作不能胜任者，学校会特别告知，美其名曰是“帮助本人提升能力”。实际上，不能胜任岗位职责要求的员工、特别是被“帮助”之后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会被淘汰。科研评价按院系特点，按平均水平要求组织考核，考核结果将影响员工的职称晋升、科研休假。成果转化或专利转让有1／3归发明家或公司，成果上市有股权等激励手段。
3、教育教学管理各大学涉及教育教学管理的事务都归教务长管理。大学实行院系两级管理，大院系、小机关，岗位职责明确。校级关注战略、规划、计划、预算与决策，院系关注执行。为了更好地营销院系品牌和管理，院系设有经理，协助院长负责非学术性事务，有企业化管理的风格，院长主要负责学术性事务，抓战略措施和规划的执行。大学专业的设置、课程的设置都得按一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学校设有来自各管理部门和各学院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任何一所大学要开设新的专业、课程，设置新的学位或调整已有的专业学位，必须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该委员会审核并给出是否同意或否决的意见后，先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批，最后报校长代表学校理事会审批。教育教学管理严格按质量标准执行，有教育部的最低标准，也有8校联盟标准和学校标准。
教学组织活动形式多样，其中，阿德莱德大学校长提出了“尽量小班上课，大课尽量用网络教学”的理念，阿德莱德大学校长认为小班上课教授能和学生直接交流，对学生影响大，大班利用网络视频的形式上大课效果好。通过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很好地调动教师教育教学的积极性。各大学学生成绩的评定一般都采用形成性评价机制。一般课程设两次阶段性作业报告（论文），占50—70％的分数，期末考试占20—40％的分数，到课和课堂表现仅占10％，避免了死记硬背，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08）建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又称澳大利亚八大名校，被普遍公认为是澳大利亚版的常春藤联盟，在南半球与环太平洋地区始终位居领导地位，其成员皆为澳大利亚历史悠久、享誉国际的顶尖研究型大学。我们此行访问的大学中就有悉尼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是八校联盟的成员。为了保障教育质量，2011年，八校联盟大学建立了质量保障机制，如，对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采用的评估方法是由被评估学校提供一份各校本科生最后一年的学生学业成绩报告，由其它八校联盟大学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进行评估，以保持学生学业评价的一致，沟通八校联盟的教学情况。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一方面注重高校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另一方面注重标准的实现，强调在实践中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同时，正视各类大学的差异，既坚持标准，又实事求是。澳大利亚的大学对其教育质量的控制是很严格的，确保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科学研究特点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重视批判性思维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意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最终服务对象是社会，大学培养的人才及科学研究的成果一定要为经济社会服务，政府希望大学使学生成功获取学位、从事国际认可的原创性研究、创新知识，全方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使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得到持续的发展。针对这样的目标定位，澳大利亚的大学的科研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研究国际化据悉尼大学的专家介绍，根据有关统计，目前，全球有700万科研人员，1万亿美元用于科学研究。由于人类共同面临许多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因此，全球的科研重点就是要找到一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必将导致科研工作愈来愈全球化。研发方面的跨国合作研究，15年前只占全球科研的25％，现在已经超过了35％。
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科研合作，近年来，澳大利亚各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相关工作。一是调整科研管理的组织结构，成立全方位支持科研的管理团队；二是面向全球招聘科研业绩突出的学术人员，增强科研竞争力；三是拓宽科研经费来源，多渠道争取经费。不仅注重从各级政府、各种基金会等渠道申请经费，同时还注重从行业、企业、校友、私人争取科研经费，不仅从国内申请，而且更加注重从国际组织、区域联盟、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和组织申请研究经费。在职工业绩评价上政府来源和非政府来源的科研经费都有同样的权重；四是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几乎每所大学都在科研管理中成立专门公司帮助学术人员申请基金、申请专利，帮助学术人员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了解学术人员科研新成果，完善合同协议等，通过与企业、政府不断沟通，促进成果转化和专利转让，甚至申办公司或企业，负责或协助完成工商注册工作、协调学术人员股权等，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我们此行访问的悉尼大学人力资源部下设有学术人员招聘中心，全球招聘学术人员，服务大学战略和特别项目。悉尼大学还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国际科研合作工作的机构———国际机构与政府项目部（IAGP，以下简称项目部）。目前，该项目部有一名项目主管，四名工作人员。项目部专门为学校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服务，为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提供更多的机会。项目部负责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学术人员撰写项目申请书。其合作伙伴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机构。如澳大利亚的外交部外事中心、国际农业科研中心、产业创新部门、林业部门；多国及双边合作机构，如联合国卫生组织、欧盟、亚洲发展银行，此外，国外的很多一流大学也都是其合作伙伴。其工作程序是：第一，沟通情况。工作团队人员与校内3600多名学术人员分院系进行沟通，了解每个学院、系的每个学科发展到的阶段，有何可挖掘的项目。与此同时，与国际出资机构沟通，了解其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具体途径是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学术访问团交流。开展内外衔接工作时，充分考虑大学的整体发展规划和院系的发展定位。分析机会时，还考虑学校的竞争力、全球发展的需要，及风险何在。第二，起草项目申请书。项目团队和院系的科研人员合作起草研究计划书，明确学校院系科研人员的工作任务、责任，并依据专门的评估标准对其进行评估，并做时间安排、财务计划、风险分析。研究内容由学术人员负责完成。项目计划书起草完成后，经学校内部审查、审批后提交。第三，规范管理。申报成功后，学校有一整套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管理。学术人员负责研究工作，行政管理有专门的法律团队参与，财务管理也有专人负责；项目部负责内外沟通。第四，后续工作。项目完成后，评估研究目标是否实现，并提出进一步研究项目建议。经该项目部努力，目前悉尼大学在研的国际合作项目主要有三项，一是欧盟的有关人权研究的项目，该项目每三年申请一次，研究经费为250万欧元，依托此项目，悉尼大学设置了一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生项目；二是英国的specialfoundation基金会提供资助的关于个人的投票行为的一个研究项目；三是澳大利亚政府和私人国际企业出资资助，有关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如何减少粮食收获之后到进入市场的物流过程中浪费的项目，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粮食浪费。据该项目部的负责人介绍，五年前，这样的研究是不大可能的，但现在这类研究已成为了悉尼大学的一项常规工作。每年都有很多研究人员申报此类项目。2012年，就有120多份项目申请书提交。
（二）开展跨学科研究开展跨学科研究是目前世界科学研究的普遍趋势，澳大利亚的各类大学都成立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整合全校各学科的研究资源。如悉尼大学肥胖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研究中心就整合了校内外医学、农学、法学、商科、建筑设计等学科的专家开展联合研究；光子学与光科学研究中心整合了校内物理学、工程学、数学和化学学科的顶尖专家开展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了纤维光学、激光光谱学、石英光纤及光纤器件、微结构光学纤维等等；显微镜与微量分析研究基金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组织。该研究采用显微镜和微量分析探索材料的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材料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三）科学研究直接服务经济社会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在澳大利亚的各类大学中，几乎都设立有技术转移中心，专门负责国内外合作科研成果的技术转让工作及学校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把成果实现转化、技术实现转移，科技服务产业发展、服务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展等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如悉尼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就是专门负责悉尼大学和国内外企业技术合作与转移工作的部门，也负责悉尼大学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该中心是悉尼大学和工商界联络的桥梁，负责整合全校的资源，为工商界直接组织研究开发和提供技术转让工作。为了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专门制定了“商业联动计划”（LinkageProject），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该计划每年为被批准的项目提供5万至30万澳元的资助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只要有合作伙伴，海外研究人员也可以申请该项目，但是，其中的商业研究合作伙伴至少必须有一家是澳大利亚的机构，而且项目一旦立项，商业合作伙伴需配套项目立项经费的25％用于研发工作。显然，该计划有益于促进大学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合作，创造新知识，解决具体问题，培养长期的互利的校企合作关系。悉尼大学有很多“商业联动计划”（LinkageProject）的成功案例。如SteveSimpson博士和SalahSukkarieh博士与澳大利亚蝗虫委员会在该计划资助下的合作研究。他们使用机器人技术及工程、数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先进技术，开发了计算机模型，控制蝗虫的爆发，从而保护了粮食作物。成立于2007年的悉尼大学力拓（RIOTIN－TO）工矿自动化中心，由力拓集团投资建成，建设自动化的采矿中心。中心建设监控室就可在悉尼监控西澳矿井如何作业。目前，力拓集团还将继续投资开展该项目的研究与应用工作。
（四）重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澳大利亚各类大学都非常重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工作。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各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并设立了一系列平台支持学生开展科研训练。如悉尼大学设有学生创业孵化器（INCUBATE），卧龙岗大学、麦觉理大学建有科技园，西悉尼大学设有辅助医疗研究中心等等。
悉尼大学的学生创业孵化器于2012年9月由悉尼大学学生联盟设立，是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第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创业孵化器，目的是鼓励创业，激发创造的力量，支持企业创业。该项目开放给学生、研究人员和悉尼大学2009年以后毕业的校友。成功团队将于每年暑假期间在悉尼大学校园内初创公司，还可以免费请创业顾问指导。马拉松机器人（MARATHONROBOTICS）公司是悉尼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功案例。2007年，悉尼大学3名博士生发起成立了马拉松机器人（MARATHONROBOTICS）公司，该项目从联邦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获得了研究和开发的资金。后来，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支持下，该公司进一步获得了美国海军陆战队5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合同为期5年。研发内容是为海军陆战队的智能目标系统进行测试和评估。2008年，该公司研发的智能目标系统在西澳大利亚进行了测试，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该系统可以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昼夜运行。
三、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第一，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经济的全球化决定了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证明，国际化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应进一步多措并举，推进我国高校、特别是中西部高校的国际化进程。
第二，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评价体系。适时成立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介机构，建立一只专兼职的高等教育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专家队伍。由教育部出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标准，由评估中介机构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国标”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同时，要适时调整对各类学校整体评估的周期，适当延长年限。加强专业评估，可依托各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估。并将评审结果在网上公布。
第三，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既要坚持标准，又要区别对待。国家在制订有关高等教育教学科研评估指标体系时，要因地制宜地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的充分发挥为依据，对不同类型、特别是中西部高校的评估应在坚持“国标”的同时，采取更加灵活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第四，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一所高校要想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必须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高质量科研的目的是创新知识，有效地应对经济社会及环境的挑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大学只有通过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国家需求、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学生需求的互动链中起到核心和纽带作用，才能实现大学的使命，其功能才能发挥，大学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辐射源。大学不仅要关注当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也要关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面对的共同难题。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发现新的知识，增加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在应用研究方面，应主动服务大学所在社区、城市、国家及国际相关产业，为企业、行业解决技术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