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性格与改革范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寡情而重义；豪气、骄气和流气；其中主要包括：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以、

提要：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成就了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改革运动。在风云际会中他思想深邃，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专断独行，偏信阿谀奉承，引得附势者趋之若骛。权势欲促使他步入人生高峰，也引发身后祸发萧墙，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进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等。具体材料详见：

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混然一体，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使人说不尽的张居正。

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他本人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的为人处世留下许多是是非非，不论是赞许的、反对的、持平的，无一例外都对他的倨傲、专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又与他的远见和魄力难分难解，这说明他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

在社会实践中，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关头，一切富有创造性的决策，往往发端于个人的智慧和作为，坚强的个性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潜在素质，从这方面来说，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进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他低贱的出身，官场的纷争，强手对持中的角逐，种种不利因素，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提高权力和威望的台阶，这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面。然而他也有蛮横、短视、气颓的时候，这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负面因素，限制了改革事业的深化，也预设了身后一败涂地的陷阱。

伟大与渺小，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复合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1]，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明史》这样评论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2]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更不可测，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使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一、寡情而重义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执法，镇压动乱和打击反对派。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推行“杀以止杀，刑期无刑”[3]，“盗者必获，获而必诛”[4]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镇压。并以打击的力度考核官吏，遇有镇压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所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5]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动乱。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殷正茂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为人贪酷，名声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对，可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力排众议，任命他为两广总督，他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镇压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杀了上万人，平息了这一风波。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大功克就，岭表辑宁，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仆知人之明。”[6]万历元年，张居正刚上台，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在给殷正茂的信中说:

“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夫有不用命，宜照勅书，悉遵军法从事，斩首以徇。了此，则诸不逞之人，皆破胆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7]

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是非常残酷的镇压理论。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崇奉暴力。综观他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政策外，对境内的动乱和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盗贼，力行诛杀，从不手软。万历五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他认为:“此事虽由殷石汀(殷正茂)议处欠当，然既奉钦依，则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诉，辄纠众鼓噪，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惩，则天下效尤，渐不可长。”[8]在他明知此事是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协调解决的，仍然制止申诉，只是因为令已发出，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和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惩办，使闹事的机工冤沉海底。虽然他也有符合民意的，认为地方动乱之源是在官吏不良的言论，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可能有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他的镇压理论，他说:

“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鸿鹄之未孚也，可俯而窥也，及其翱翔浮云，虽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机甚微，而其究不可穷，盖亦若此矣。是故善养心者贵豫，主敬以存之，典学以明之，亲正人君子以维持之。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9]

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论》的标题，说穿了，就是向君主进言，要保持权位的稳定，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一举扑灭。这就是他“禁于未发，制于未萌”的真谛。

对于镇压，可以做到不惜工本，一鼓荡平，斩草除根。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到万历初仍然有势力，当地督府请求征讨，朝臣多认为难以平定，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以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倘在此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10]。

叛乱的平定，给他带来莫大的欢乐，万历元年，镇压都掌蛮获得成功，他给四川巡抚的信中连连称道:“喜甚!喜甚!”自述“闻九丝捷专，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藉此一振。”[11]

一听到镇压的捷报，兴奋得跳跃，不觉连鞋齿都被折断，这样嗜好镇压和诛杀之功的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对反夺情的同僚下毒手，打的血肉横飞，逐出京城，毫无怜悯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进入内阁，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请求追加恤典，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吴遵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特地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顾峻应选，又亲自嘱派官船供其遣使。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尽最大的努力，一一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除阶，他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以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居正“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所以有记载说:

“其(扌勾)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苻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家国之事，一以相托。’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扌勾)”己，而托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拟破其家。文忠用知用愚，阴持四载。徐公之狱未即成，而穆宗宴驾。故江陵乘机罢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谓国士之报也。江陵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於两厚。”[12]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在张居正病危之际，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序，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动议，执意亲自起草《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矫浊而清者，幸及耳目。”[13]并上疏为之请求优礼耆硕，历数徐的功绩说:“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1]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拒受贿，好谀扬；

对于被赶下台的高拱，是否出于他的主谋?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几成历史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甚至为高拱晚年的凄凉动情落泪:

“新郑既为江陵所逐，罢归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构，益郁郁不自安。一日遣一仆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仆问其起居，仆泣诉:‘抵舍病困，又经大惊，几不自存。’江陵为之下泣，以玉带器币杂物可直千金，使仆以遗之。又新郑家居，有一江陵客过，乃新郑门人也，取道谒新郑，新郑语之曰:‘幸烦寄语太岳，一生相厚，无可仰托，只求为于荆土市一寿具，庶得佳者。’盖示无他志也。万历戊寅，江陵归葬，过河南，往视新郑，新郑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内，相视而泣云。是年新郑卒，无子，夫人张氏遣一仆入京上疏，求恤典，因千金器物往献江陵，江陵却之。其仆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爱惟地器物，无子孙可遗，谨以献相公庶见此物，如见相公也。’江陵色动，怜之，乃纳其所献。翌日，恤典下矣。”[2]

有人以亲眼所见记下这样的场景:“吾观江陵归葬过郑，与新郑(高拱)执手流涕，不忍言别；於其殁也，为之请爵谥，予祭葬，是亦可以谅其素矣。”[3]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他为人很讲究义气，自认“不愧於名教，不负於知己”[4]，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帐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立即上疏营救:“臣等再三参详仰庇疏意，止因该监钱粮未明，欲行清查，以资国用。原其本心，实亦无他。”[5]得以免遭酷刑。漕运总督王宗沫因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因其人很有才干，为之开脱说:“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何必讳言处补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责也。”[6]

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依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二、拒受贿，好谀扬

在张居正身后最遭物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说他喜好受贿，也有说他严于律已，多次拒绝受贿，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明史》中虽有“岁时餽问居正不绝”[7]的记载，但并不多见，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8]。

晚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多彩，消费生活日益高涨，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追求奢华的风尚，在晚明笔记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9]有的“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10]有的“从典肆中觅旧缎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座。”[11]一般市民尚且如此，当官的更是争奇斗艳。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壁。”太守金赤诚“家无儋石，貌亦甚寝。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穷极奢靡。至以中金为薰笼，又为溺器。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12]以负债讲究奢华，其人还是清官，这在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却不以为奇。负债消费是近代的消费方式，在晚明却超前出现，这是商业领先繁荣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修饰，还喜欢抹香脂，他的友人说:“居正性整洁，好鲜丽，日必易一衣，冰纨霞绮，尚方所不逮。”[13]“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倡饰相尚。”[14]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但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僮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由此可见其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暖耳，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讲究和奢华，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那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三百八十年，一场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作为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15]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普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家庭财力的表现。

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万历三年，张居正委婉地回绝郧阳巡抚刘虹川的赠礼说: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於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厚付，要之以必从，又欲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

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冖真)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的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立矣)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货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已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无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16]

同年，他退还知县傅应桢所赠的宝物: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己，俞至俞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17]

万历六年大理寺卿刘小鲁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风景区为张居正购买田宅，被拒绝，他在信中说:

“当阳厚意，愧不敢当。据其图样，结构不小，费当不百千金，一县岂能办?渠必申请上司。按抚诸公闻之，亦必动支公帑，纷纷多事，徒增烦扰。且孤近日严禁各处创造书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旨率人?烦为谢胡令，亟为停止，庶於鄙心为安也。”[18]

在行贿成风的官场，受礼固然有失道义廉耻，但已习已为常，被视为寻常事；不受礼反而被视为另类，遭受各种猜测，这使受礼人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对此他有个自白:

“今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馈遗相报。却之，则自疑曰‘何疏我也。!’及不能殚乃心、任乃事，被谴责，则又曰:‘何不终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见，非大雅之才也。”[19]

晚明官场的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浊流中，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很难得。但是，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淡泊明志的，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涌而至的阿谀和奉迎。在他事业鼎盛时，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

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20]对这称颂他欣然接受，高悬于大厅。还有人用黄金制作对联云:“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21]此联别具匠心，嵌入一个“岳”字，隐喻张太岳受到四方颂扬，他高兴地放在座右，不时地加以把玩和欣赏。

这是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奉承。明智与混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背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敏于决断的实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负甚高，“内外大计，一出其手定，部院不过一承行吏书矣。”[22]他与次辅吕调阳、张四维共事，也只让他们“拱手受成而已”[23]。皇帝年小，一切唯他是从，大权独揽，高高在上，众多的官员不过是供他役使的下属，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说话行事，“万历初政，一日，文华讲退，上顾辅臣问阁臣吕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书兑至朝房，问曰:‘主上问尊公起居，舍缘受知?’兑大恐，即上疏自罢，旋被内察。”[24]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经他一过问，就使人胆寒得自动罢官。如此独断专横更助长了他的为所欲为，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按明制，朝廷颁赐诰命，“百官皆在午门内金水桥南唱名跪领，至张江陵，坐内阁遣典籍代领，当时非之。”[25]对于这“非之”他一概置之不理，别人无可奈何。

他具有一言可致人平步青云，也可以使人亡家灭口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事实上他已享有无上的威权，“故事投刺，通於柬面书一‘正’字，虽不知所从来，而承已久。丙子(万历四年)入朝，见投刺俱不书正字，盖为江陵讳避故也。”[26]，这里竟然出现君主才有的避讳，到了这种地步，自然会衍生出种种怪现象。张居正父亲去世，一位巡抚穿了(糸衰)服吊丧，一路号哭不已，“抵丧次，曰:‘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小子，’涕泪沾裳。”[27]堂堂的国家命官，自甘孝子，涕泪纵横地要求代死，已属荒唐。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在张居正患病后，举国若狂地为之斋醮，请看这样的记录: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述:

“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述:

“病重“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无不设醮词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定陵注略》卷一述:

“江陵病时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举国若狂。”

《谷山笔》卷四述:

“江陵卧病，举朝士夫建醮祈祷，(朱)御史至於马上首顶香盒，驰诣寺观，已而行部出，都畿辅长吏到牢饩即大惊骂曰:‘不闻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饣鬼)我。”

看看这样的记载又岂能想到，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地弹劾，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世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不堪回首的是，这恍如隔世的世事沧桑，何至于在一年之间天翻地覆?你能怪罪人情无常，人心不古吗?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权势之大，薰天赫地，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李贽所言这是市道之交，本不足为奇。奉迎某人实际上是奉迎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权在利存，权失利亡，这权和利驱动一批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谀谄媚。张居正喜好谄扬的心态，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而至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时期需要集主权，一号令，不能没有权势，当主少国疑之际，此权势确实有助于新政的推行，却可能潜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险。《史记》早就告诫人们:“道高益安，势高益危。”这“危”就危在当局者迷。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却抑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日益膨胀，再膨胀，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骛。所以在他的同辈人中，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权势欲促使他步入人生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正如东林钜子顾宪成的评论:“张江陵，堂堂相君也。其重也，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执事倡口诵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为之党者且相与戢身以避之，惟恐影响之不悬，以蒙其累。”[28]

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陷阱中不能自拔，是他致命的弱点。

一、豪气、骄气和流气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俗，一方风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骠悍勇猛的好汉，齐鲁多耿直刚烈的英雄，荆楚多磊落放达的人杰。张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扬言:“明兴以来，国有艰钜之事，众所(忄巽忄而大)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29]在危机四伏的隆万之际，他挺身疾呼:“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30]这是他对人才的呼唤，也是自我的标榜。

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豪情壮志的政治家，登临赤壁，极目楚天，激扬文字，一抒他的抱负和感慨:

“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氵幸)，一瞬皆空。”[31]

俯仰千古兴亡，使他悲喜交集，逸气横发，充满了壮士的气概和情怀。他品评人物，别具慧眼，号称竹林七贤的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由于醉酒酣乐，放荡不羁，有违名教，常为世人所垢病，他却高度赞扬这七子“不随俗好恶”的品节: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规，无取同涂。故有谤(读讠)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沈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

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酉离)，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也。”[32]

促使他这样忘情称颂的，是那七子不随波逐流，特立独行的风骨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惺惺自古惜惺惺，正是有与竹林七贤相通的豪气，才有如此强烈的共鸣。如果张居正也是一位骚人墨客，也许在明代又多了一名文人雅士。可是张居正不是竹林七贤，成书在万历四十年(1612)的《张太岳集.序》指出:“公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33]他是名扬荆楚的才子，却不屑于作一文人，从少年时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已任，从政后许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诺言，“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34]义无返顾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向往悠游豪放的情怀，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但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魄力过人，也威严过人，他的儿子张敬修这样描述他:“遇事有执持”，“湛静沈默，声色不露”[35]。时人也有类似的记载:“江陵公新得国以位业自矜重，对客不交一言。”[36]他为人矜持，沉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他给小皇帝讲课，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居正一声“应当读‘勃’!”使神宗顿然惊悚。主持朝政，能使“百僚皆惕息”[37]，连大气也不敢出。“江陵公当国，气盖群公，与客立谈，不数言即遣行。”[38]对于同僚，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不屑一顾。

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矜能，自命不凡，声称“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豪杰所见，自与凡人殊也。”[39]他多次自比为辅政的伊尹、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范蠡的老师计然等等，因此给同僚留下“骄抗，轻弃天下士。”[40]的印象。清代学者林潞认为，这是重蹈韩信的覆辙:“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41]谈迁说这是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祸萌骖乘。”[42]

你道他就是这样铁面应对，威严不可一世之人，不!在他身上还有难以与骄气相容的流气，使人一览无余。请看他在遭受刘台弹劾后，当廷对质的表现:

“居正怒甚，廷辩之，曰:‘在令，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台违制妄奏，刘应降谪。臣第请旨戒谕，而台已不胜愤。后付应祯下狱，究与党与。初不知台与应祯同邑厚善，实有所主。乃妄自警疑，遂不复顾藉，发愤於臣。且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帝为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43]

一个威风凛凛的宰相竟然当众大哭，伏地不起，还闹得要辞职罢工，经皇帝再三慰留，也不听，最后用白纸黑字写了手敕，才出来管事。一个事态并不严重的上疏，何以这样的撒泼?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夺情风波中，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被处以廷杖时，王锡爵、申时行出面向张居正求情，这是他的友好与同事，这两人也是凭这不一般的关系进行调解。使他们深感意外的是:

“居正勃窣拜曰:‘此曹力逐我，我何以处，使得尺刀即自刎矣。揖之出，至是，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八十。”[44]

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写的很生动:

“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次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45]

又是须，又是跪倒，又作刎颈自杀状，就这样一件小事，竟然闹得要自杀，活像一个无赖!这又岂是堂堂宰相所应有的行为?真是匪夷所思，无怪乎连与他共事良久的王锡爵也吓了一跳。他出身下级军士之家，自小心高气傲，在民间踢打滚爬，具有英勇无畏的军人气质，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态，奋起急追的泼辣劲，一显峥嵘，使得同僚手足无措。

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兼有泼皮样的身手，这些互不相容的多极表现，竟然混然一体，这就是活生生的张居正。尽管他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工于心计，深谙权术，但逃不脱这性格的自伤和伤人，他埋怨:“仆以孤直，不能狥俗取容，谬当鼎轴，为众所忌。”[46]殊不知，正是他缺乏这一自知之明，加剧了身后的罹难。

这是真正的性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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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鱼豢《三国典略》记:"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呜。"

[2]《明史.张居正传》。

[3]《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二，书牍九。荆楚书社，1987年。

[4]《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一，书牍八。

[5]《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五，书牍十二

[6]《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书牍五。

[7]《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书牍五。

[8]《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二，书牍九。

[9]《张居正集》第三册，卷三十四，文集六。

[10]《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四，书牍十一。

[11]《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书牍五。

[12]《张居正集》第四册卷四十七，附录一。又见康熙《荆州府志》。

[13]《张居正集》第三册，卷三十五，文集七。

[1]《张居正集》第一册，卷十一，奏疏十一。

[2]《谷山笔》卷四，《相鉴》。

[3]《张居正集》第四册，卷四十七，附录一，《书张文忠公集后》。

[4]《答中丞洪芳洲》第二册，卷十四，书牍一。

[5]《张居正集》第一册，卷

一、奏疏二。

[6]《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七，书牍四。

[7]《明史.张四维传》。

[8]参见拙著《晚明城市风尚初探》，《晚明史论》，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9]《客座赘语》卷二。

[10]《阅世编》卷八。

[11]《云间据目抄》卷二。

[12]《万历野获编》卷十二。

[13]《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

[14]《万历野获编》卷十二。

[15]《谒张居正墓》，《随笔》2004年第5期。

[16]《张居正传》第二册，卷二十，书牍七。

[17]《张居正传》第二册，卷二十，书牍七。

[18]《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三，书牍十。

[19]《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五，书牍十二。

[20]《万历野获编》卷九。

[21]《定陵注略》卷一，《江陵覆车》。

新晨

[22]《万历野获编》卷十二。

[23]《万历野获编》卷十三。

[24]《谷山笔》卷四，《相鉴》。

[25]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四。

[26]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八，引《觚不觚录》。

[27]《寄园寄所寄》卷六，《焚尘寄遗闻》。

[28]《重刻怀师录题辞》，《明文海》卷二二三《序》一四。

[29]《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书牍五。

[30]《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八，附录。

[31]《张居正集》第三册，卷三十七，文集九。

[32]《张居正集》第四册，卷四十，诗一。

[33]《张太岳集》沈鲤序。

[34]《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七，书牍十四。

[35]《张居正传》第四册，卷四十七，附录一。

[36]《万历野获编》卷九。

[37]《明史.张居正传》。

[38]《万历野获编》卷九，《内阁》。

[39]《张居正集》卷十六，书牍三。

[40]《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七，书牍四。

[41]《江陵救时之相论》，《清经世文编》卷一四。

[42]《国榷》卷七一，万历十年，谈迁曰。

[43]《明史.刘台传》。

[44]《国榷》卷七十，万历五年十月。

[45]《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46]《张居正传》第二册，卷十四，书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