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守望中的审美文化论文范文

一、豪放柔情的侠义文化意蕴

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批评开始占据文艺批评形态的主导位置。这一视角不仅能拓宽文学批评的视野，改变文学批评的路径，丰富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重新确立文学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而且也能改变文学与文学理论本身［4］。如果从文化视角审视孙慧芬长篇小说的深刻内涵，就不难发现，行侠仗义、扶危济难、笃情守信、重义轻财、崇尚真情、拔刀相助等侠义文化的元素长期浸润着孙惠芬的灵魂。她既有女性的柔顺谦和，也有行侠仗义的豪情坦荡。她所塑造的黑土地上的系列小人物，都带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性的行侠仗义的特点，读来爽口爽心，无不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辐射性。她把侠义文化表现得更加充满激情和富于野性。“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敞开了存在者的存在，这种敞开就是揭示，存在者的真理是在作品中实现的。”［5］在《歇马山庄》中，潘秀英这个55岁的女人，长相好看，机智灵活。整天神奇地在各色人物之间往来穿梭。她依靠自己的“道”术行侠仗义，扬名立万儿。30多年来，她靠着热辣辣的心肠走门串户，仗义舍财，乐于付出。无论哪家兄弟结仇，婆媳不和，婚丧嫁娶，购房买地，她都能帮助打理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那年刘春茂的孩子难产死了，潘秀英夜里偷跑到20里外一个叫崔接生的女人家学接生，从此，山庄所有女人生孩子她都包下来，不分昼夜，不计较得失。”（《歇马山庄》第80页）她善于为自己凝聚气场，不论跟多大的官儿在一起，她都会成为中心人物。山庄里看上她沾过她的男人很多，她对男人的“射击”绝对是百发百中，面对各种矛盾从来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无论潘秀英与多少男人相好，却一点都不影响她在人们心中的威信，村民们都认可她的豪爽侠义。她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但大家仍然对她非常敬佩。扭起秧歌来，她不仅没有世俗女人的浪气，鼓点里透出的却是难得的侠义风情，因为她能“在歇马山庄这块土地上踩出自个的脚印。”（《歇马山庄》第80页）孙惠芬了解女人，也善于塑造典型性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潘秀英式的人物并不多见，因此才“可见”其侠义难得。中篇小说《天窗》里先天斜眼的鞠老二娶了个疯女人做老婆。可是，多年来在他的内心却始终装着村里最先富起来的孔兴洋的女人———“大娘儿们”。“大娘儿们”虽然胖得不能再胖，可鞠老二却对她很着迷，总想找机会抱一抱她。“大娘们”对他也一往情深，从村里搬到镇上后，她就开始苦闷。她家搞基建，每次都请鞠老二当主力。每次给“大娘儿们”家干活，鞠老二也都是绝对野性十足地铆足劲儿干。

“大娘儿们”平素说话大嗓门，唯独同鞠老二说话柔声细语。虎气生生的鞠老二只要见到“大娘儿们”，腰杆便很直很硬，自有一番侠气。他与“大娘儿们”交往，全然不顾她男人的存在和周围人的眼神，而且最终还死在她家的地下室里。当“大娘儿们”发现鞠老二死在地下室时，不仅并未惧怕，反而觉得鞠老二就是让她珍惜，让她知道她是他的人。“在她把一条布袋顺着鞠老二的脚往上套时，鞠老二的胳膊蹭上她的脸，她有一种被偷摸的感觉。”她感到“她是一个被人挂念的人，是一个让人死了都不肯放手的人。”她坦然地“解开自己的衣扣，匍匐下去，喂孩子似的让奶头垂上他的手背。”还情不自禁地“脱掉自己的上衣，扯掉鞠老二的圆领衫，浑身不住地抽搐。”她大叫着：“老死鬼（指她丈夫）你老婆跟人啦———你老婆再也不是你的人啦。”“大娘儿们”简直是奋不顾身地表现着对鞠老二的侠骨柔情。在与死了的鞠老二肉贴肉的风暴结束时，她“没有丝毫愧悔，表情泰然，面色平静，仿佛做了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致无尽关系》第227－230页）“大娘儿们”情感天地所经历的这场暴风骤雨，已彻底挣脱欲望的桎梏，看似恐怖荒唐的举动却有着一往无前的生死相拥的侠骨柔情。“人物典型其实质在于它的偶然性中体现必然的规律。本质必然的方面是典型内在矛盾的主导方面，偶然性成为典型的文化特性之所在，通过多样而独特的现象表现出来。”［6］作者通过“大娘儿们”这一人物将人性的深度开掘得力透纸背，在寒光闪烁的阴阳之间蕴藉灵与肉的燃烧能极，让读者在昏暗的地下室见到仗义柔情的“女侠”，活生生地捅破人世间的“天窗”。作为一位出生在辽南地区的东北作家，孙慧芬自幼受到各种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孕育了她的性情，使其具有典型的东北人的大气与爽朗的性情。在她的长篇小说中渗透着不同于京沪文学，也不同于中原、南方和西部文学的东北文化艺术的特质，她的长篇小说具有东北文学那种清馨而明朗、质朴而健康的现实精神与问题意识，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和抒情气质。东北地域侠义文化的多年熏染，造就了她独特的文学创作品格［7］。跟金庸武侠小说塑造人物，以武显侠、武行天下的手法不同，跟老舍小说以塑造传统的民间英雄形象为主不同，跟张恨水小说对侠义文化的细腻心理描写不同，跟葛冰小说运用童话想象表现幽默的手法也不同。孙惠芬将侠义文化内涵，大多体现在乡村小人物闯荡城市的残酷拼争中，体现在男女情爱义无反顾的本性追求中，体现在自我意识特性飞扬的充分展现中。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顺着艺术的脉管孕育人物的性情，在乡土风情的叙事中树立侠义的动感，让读者真切地感觉到她笔下的江湖“大侠”，既融合在人群之中，又是站在你身边的那一个。她把古往今来人们无比赞叹的侠肝义胆和侠骨柔情，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波澜壮阔的海洋文化意蕴

海洋文化崇尚广阔无际和追求自由翱翔，它比内陆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它是三面临海的辽南地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元素。孙惠芬作为土生土长的当代女作家，始终尽享辽南肥沃乡土之上海风的吹拂。璀璨的海洋文化早已浸润她的心肺，抚摸她的性灵，灌注她的笔端。在她小说的故事建构和人物塑造中，海洋文化色彩总是呈现出波澜壮阔与波光粼粼的迷人特色。她的长篇小说《秉德女人》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构中，再现了波澜壮阔的海洋文化意蕴。她所倾情塑造的典型人物———秉德女人，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跨时代女性。作者这样再现主人公命运与海洋世界的瓜葛：她的名字叫王乃容，是青锥子湾的大小姐。丹麦人艾迪给她看了一张航海图，为她展示出小镇外面的大世界（《秉德女人》第5页）。从此神奇的海天相连的境界，永远占据了这个富家大小姐的心房，以至她遭到人生第一次凌辱时，在幻觉中看到的也是“一艘金色的船，上面有高高矮矮的桅杆和拥有无数船只的海湾。”（《秉德女人》第7页）但是，大小姐被掳到小山村成了土匪秉德的女人之后，就仿佛从天国般的境界中坠入深渊而且备尝艰辛。秉德的女人虽然一生都没见过大海，但是，大海、星星和航船，却一直是她心中永远闪烁的灯塔。在她的脑海中总是反复出现大海、星星、航船这些意象，每当命运的关口，她总会在幻觉中见到大海和航船。在生命陷入恍惚的最后时刻，96岁高龄的秉德女人，仿佛又看到了大海与星星，“她变成了水里的星星，在水的世界闪出一片宝石一样的碎光。”（《秉德女人》第348页）她一生都向往海洋、信仰海洋。孙惠芬以海洋基调对她做了一个生命本真轮回的描写。“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从被匪胡子抢亲之日起，她就如同一条小船在颠簸的洋面上航行。她把自己的一生和情爱都献给了孩子，以海洋一样的包容之心艰辛哺育着包括丈夫与别的女人生的承民等6个子女。在渐渐变老的过程中，她不仅有了媳妇、孙子、孙媳妇，还有重孙子。她像大海一样永不休止地包容着子孙们的绵延生息。她一生最想见到的就是“臭水沟里的水不再臭了，流进了大海，远比她这滴水滴进村里更重要！”尽管是一介弱女子，但是，秉德女人却有着十分清醒而坚定的信念。无论现实怎样残酷，她都向往美好。无论现实怎样变化，她都依然向往星光，渴望融入大海的怀抱。孙惠芬为《秉德女人》多灾多难的主人公取名“王乃容”，其寓意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海洋文化是多元的，也是融合的。孙惠芬小说主人公的性格也是多元的、融合的，更是情感荡漾的。《秉德女人》的前半部，主要以秉德的女人与不同男人之间的故事为主，她成为多名男性关注的中心，按传统的观点来看，她是“放荡不洁”的女性。但是，孙惠芬却以融合的方式将她与男人的被动关系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凸显了她隐忍而宽容的性格特点。《秉德女人》的后半部，作者让她以一个母亲与祖母的身份成为众多女性故事的中心。以一点对应多元，作者把“不洁女人”与“家庭之母”的二元形象统一融入到主人公的生命旅程，留给读者的却是令人不断追问的生命哲学思考。在大地主周成官的刁难面前，秉德的女人一次次地周旋，成功地跳出周成官为其布下的“圈套”。但当周家沦为家破人亡的境地时，她却又放下多年的恩怨，根本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来到周家帮忙料理后事。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多元化塑造，充分体现了芸芸众生社会意念的丰富和底层命运的沉浮。她将海洋文化的重要元素浇铸于秉德女人的躯体和胸膛，为读者描绘出人生向往的蔚蓝和历史沉淀的波涛。辽南的乡村与东北其他地区的乡村不同。它三面临海，处于辽东半岛的黄、渤海之间，很早便有海港、码头的存在。历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眼界是开阔的，他们“走出去”的渴望异常强烈。孙惠芬将这种开放流动的海洋意识，以“歇马山庄”为出发地，以城市为目的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走出去”的典型。在孙惠芬小说中先后出场的人物有一百余人。其中“走出去”和曾经“走出去”的人物就占1／3，这种城乡间的群体涌荡，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它成为作家放眼社会、反映生活的真实写照。离开土地的农民，或者事业有成、或者苦苦挣扎、或者逐步堕落、或者无奈返乡。孙惠芬塑造的人物，通往外面世界往往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出去打工，一条是奋力考学。“事实上，上塘的人们，即使供不出大学生，也是要让儿女出去的。他们不但要让儿女出去，自己也要出去。”因为“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上塘书》第19页）在小说中，孙惠芬形象地描写了农民毅然决然离开土地向城市奔涌的时代大潮，深刻揭示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渴望与自觉。《歇马山庄》《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等，每部小说都有许多到城里闯荡的人物。一批闯荡者离城返乡，又一批向往者踏上征途，潮汐循环，永不停留。正如黑格尔所说，根植于海洋原则的文化是一种自由文化，它的自由存在于不受自然的束缚，海洋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意识样态［8］。孙惠芬实实在在地为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海洋世界。

三、特色鲜明的女性文化意蕴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许多女作家都在积极塑造追求平等和温柔贤惠的女人，而孙惠芬却在着力塑造独立的女人。她在小说创作中奠定的女性文化的基本基调，就是把女人对男人的依附指数大幅降低，极力突出其“独立”追求与“忍韧”性格，她笔下的典型人物个个立体可感。她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组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和丰富的女性文化意蕴。阅读《秉德女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乡村特立独行的女主人公。虽然她是匪胡子的老婆，但她始终坚持仰起脖子走路，努力挣扎着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时代的变迁、政权的更替，都不能动摇她对生活特有的坚守。面对社会政治的雨雪风霜，她穿梭在立体复杂的人生磨难之中，面对各色曾经占有她的男人，面对包括非己所生的一群子孙，面对周庄老少村民的一堆流言，她始终以独立主导命运，以坚强对抗苦难。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她都始终独立倔犟地在现实的海洋里掌控“秉德大家庭”的航行。“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属于骨干。”孙惠芬将《秉德女人》置放于近百年社会巨变的历史时空中和新旧更替的交汇点上进行塑造，让社会构造支撑起文化的大骨干，让女性独立的奋斗意识牢牢支撑起秉德的女人身上的骨骼和肉体。社会越是变化动荡，她的独立意识就越显得坚强，她的形象就越显得挺拔，这就是孙惠芬的高超之处。她依靠属于自己的深刻理解，为女性再次诠释出独立的文化意蕴。

在孙惠芬的笔下，《歇马山庄》里的月月是一个为追求爱情独立自主而奋不顾身的女性。人们早已习惯的乡村传统女性的胆怯和顺从，在月月身上没有一丝踪影，小说充分体现出她追求爱情的义无反顾。浅层面上表现的是因为丈夫生理缺欠造成月月与买子的“婚外情”，深层次上表现的则是月月内心对真情的无限渴望。她毫不惧怕父老乡亲的嘲讽和打击，在感情的执着追求中独立自主、我行我素地把握着人生的航向。她的行为打乱了歇马山庄固有的人文秩序，也冲击了传统的道德理念。在开放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启迪读者深深地思考。在《歇马山庄》中，除了大胆独立的月月，还有义无反顾的小青、扬名立万的潘秀英、敢恨敢爱的小凤，等等。孙惠芬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无论从故事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矛盾冲突的横断面上看，在这些人物身上都体现出独立自主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孙惠芬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刻画“独立女人”形象的“组合拳”。《歇马山庄》正是以女性文化的浓郁特色，当之无愧地荣获了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在孙惠芬笔下，秉德的女人既是独立的女性，又是“忍韧”的典型。为了过好日子，她不惜和周庄的敌人周成官结成干亲。她非常气愤周成官帮日本人做事，巧借周成官孙子之手烧了他家的粮仓，但是又顶着全村人的不理解，给女儿承玉与周成官孙子吉家配了阴婚。为了救出丈夫，她完全不惧怕黄保长这个有着吸吮女人奶头怪癖的好色之徒的阴谋得逞。乡亲们痛恨的周成官被活埋，羞辱她并占有过她身体的曹宇环被处决，她却又都不忘送他们最后一程。正是她这一系列的“忍韧”之举，才为秉德大家庭成员的生存创造了安稳的环境。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动荡，她都要拉扯6个孩子长大，这不仅锻炼了她的生存智慧，而且更让她的性格变得隐忍、宽容。

在周庄这个小天地中，她又是一个令众人称羡的好女人。这一切都使她独立的生命意识和人性力度得到最大限度的舒展，女性文化的斑斓色泽，随着读者阅读的深入，迸发出感人的光彩。孙惠芬小说中女性的“独立”和“忍韧”，还体现在她塑造了一组令人信服的“母亲”形象上。为了家庭的和睦与安宁，为了儿女的幸福生活，她们任劳任怨、坚忍豁达、外柔内刚，在为人处世的艰辛中磨炼着性格和精神，以“忍韧”执着维系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这些“母亲”既温柔善良，又充满智慧与刚强。人既是文化的存在，也是文化的载体。孙惠芬将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文化想象置放在乡村女性身上，用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独特观察，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既有时间跨度近百年的跨时代妇女———秉德女人，也有敢爱敢恨的当代女性月月等。

在小说人物塑造和故事营构中，孙惠芬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女性文化的思考、拓展和升华，其中也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她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既有与经验世界重合的部分，又有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正是这个“独特世界”，孕育了人生的真实况味和人类生命的心灵历程。乡土守望情无尽，文化写意满眼春。纵观孙惠芬小说的文化蕴藉，既不是作家笔下的游牧民族，更不是刻意追求的菩提萨埵，而是固有家园的恒久坚守，心灵放歌的水到渠成。朴素而执着的孙惠芬，将自身血液中文化因子的汩汩流淌，化作小说艺术世界的灵性与正能量。凝聚文化意蕴的感染力与辐射力，使她的小说在城与乡的转换间揭示社会矛盾，在新与旧的冲突中诠释时代的多元变化，在家与国的变迁中描绘人生轨迹，在欲望与德性的扬抑处展示爱恨情仇。在生活符码所释放的文化蕴藉中，充分展示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价值。

作者：于永顺韩雪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