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觉说不可靠性范文

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古文学史研究领域，“魏晋文学自觉说”这一说法深入人心。通过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日本人铃木虎雄于1920年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所谓‘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尊指文学而已”。随着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普及，“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深入人心。该书认为魏晋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学的自觉，其主要标志有三点：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①从“魏晋文学自觉说”内在概念理论及相关研究两个角度的四个方面分析，笔者认为“魏晋文学自觉说”确有不可靠性。

1对“文学自觉说”内涵的理解

认同“魏晋文学自觉说”各家说法，大多从鲁迅、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相关“魏晋文学自觉说”表述中找到统一认识的。笔者认为各家认为的“文学自觉说”是文学走向独立的一种表述方式，指文学挣脱了政治、强权和经史、诸子得束缚，超脱了过多的功利目的，摆脱了附庸和从属地位，开始自主、自觉地表现作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可以较少约束地表达某一阶层或某一利益集团对社会时政的看法，较为自由地记述作家想要记述的事件或故事。它以袁行霈先生提到的“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志为特征。然而“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能否称得上定论，仍然值得审思。接下来，笔者将以此为论证对象，进行分析。

2魏晋“文学”到底指什么

郭绍虞是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最大的人。他说：“近人之论文学者，每谓古人囿于传统的文学观，对于文学的含义，辨析不清……我们假使看到各时代对于文学见解之不尽相同，那就不能一笔抹煞，谓为辨析不清。”②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文学含义的理解，各个时代不尽相同的；如果要辨析文学含义，可以辨析清楚。文学之名，始见《论语》。《论语?先进篇》讲到孔门四科，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语。邢昺《论语疏》谓：“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文章博学统摄在“文学”一词之中，亦即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一切书籍，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时至两汉，文化渐进，一般人亦觉得文学作品确有异于其他文件之处，于是所用术语，遂与前期不同。该时期的“文学”指学术，相当于周秦时“文学”一语中的博学。“文章”则相当于周秦时“文学”一语中的“文章”一义，相当于近人所指的广义的文学。至魏晋南北朝间，遂较两汉更进一步，于同样的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也即是，该时期所谓的“文学”则相当于两汉的文章之义，即近人所指的广义的文学，它包括“文”与“笔”，也即是近人所说的“纯文学”与“杂文学”。纯文学：和雅文学、严肃文学概念相近，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除此之外，纯文学还有两种含义，一是表明文学的特征和独立性。凡是以艺术形象为手段反映生活，表现情感的语言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称为“纯文学”，以区别于政治、历史、哲学等著作。一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别称。在我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曾多次有人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他们以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借口，宣扬“无目的论”，实际上是反对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在他们看来只有与政治无关的文学，才是所谓的“纯文学”或“纯正文学”。③而历来各家所称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支撑理论之一就是“纯文学”的概念，“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以及与此摆脱功利主义的说法。郭绍虞、方孝岳等各种文学史、批评史均以此为理论支撑。④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明晰魏晋“文学”的含义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包括纯文学与杂文学的魏晋“文学”，在“魏晋文学自觉说”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也即是，概念内涵的本身就否定了“自觉”这一个说法。

3前人对论证依据的误读与现代人对前人说法的误解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指以诗赋为主的“文学”,而是“文章”。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中,今天我们看来真正属于“文学”的诗赋两类,被排在了最后。把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看成是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重视,显然是一种误读。其次“诗赋欲丽”的观点并非曹丕首先提出。追求华丽的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这一点,龚克昌先生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证。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孝文帝曹丕……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⑤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于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学术观点有自己独定的前提。他强调的是此说应在“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也就是说仅仅限于近代的文学眼光，超出了这个范围或许他是不能肯定的，况且这只是他在一次演讲中的叙述，并没有经过周详的论证。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说,“纯文学”的概念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是“自觉论”最早的理论依据。中国在魏晋时期是否有“纯文学”的产生呢?鲁迅在《魏晋风度》里除了说过“文学自觉”之外。还说过这样的话：“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诗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由此看来，鲁迅并不承认在魏晋就有超出人世间的所谓纯文学的存在。

4“对文学审美特性有了自觉追求”的质疑

按袁行霈的说法，“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然而在魏晋那个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是否有审美感觉的出现，也是一件让人疑惑的事情。众所周知，美学作为一种以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德国学者鲍姆伽登在18世纪发明了“美学”一词，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感知感觉一词；而“审美”一词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德国思想家施勒格尔说：“审美一词，是在德国发明并在德国得以确立的。”⑥海德格尔明确提出：“美学这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⑦启蒙运动以后，上帝被杀死了，个体的精神与感性生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信仰与知识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顿失去上帝之爱的人类的心灵呢?审美主义于是在欧洲应运而生，而在中国思想系统中，没有人与上帝的对立，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没有现象与本体的对立，没有理性与感性的对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审美主义在什么张力结构中产生呢?”⑧我们也许可以使用“审美”这样的概念来欣赏、评价魏晋文学，但不能把它视为魏晋文学本身所固有，并以此证明魏晋文学已经“自觉”。

此外，近年来逐渐有人开始反对“魏晋文学自觉说”这一提法。并以“汉代文学自觉说”为甚。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证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关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文学自觉”这个说法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已不足以并且不适合用来表述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历程。“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兴起，只是在西学东渐中借用西方“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理论的结果，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解读还得回归到传统的本身，“魏晋文学自觉说”或许可以看成是现代性概念支撑下的一个虚构，它本身是经不起推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