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吃为中心传统文化因子范文

一、“吃”的浮生绘———小说中“吃”的形象描绘

《四十一炮》之中的人物如兰老大夭折了的儿子以及娇娇、罗通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吃而活着。兰老大的儿子吃肉“根本不用刀叉，用手，抓起那些肉，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着。他的两个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来，看不到嘴巴咀嚼，只看见那些肉，像一个个的耗子，从伸直的脖子里，一根根地钻下去。“”那只金黄色的肥鹅，眼见着就成了一堆骨头。”娇娇也是个“一顿无肉就无精打采”的孩子，也像她哥罗小通一样“能听到肉说话的声音”，“也能看到肉上长满了小手。肉不但会说话，肉还会唱歌呢。肉上不但有小手，还有许多小脚，那些小手小脚都像小猫爪子一样，勾呀勾呀，动啊动啊的……。”罗通是个流氓无产者出身，身上也沾染了无产者的“流氓”气，其人生信条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信奉“只要肚子里有肉，猪圈也是天堂”。相较于其父，罗小通在吃的方面则更胜一筹。在他的世界里关注最多的就是吃。他和父亲持有相同的观点“：肉是我的命，肉是我的最爱，肉吃到肚子里就是我的，肉吃到肚子里才是我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世界上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肉的问题……在众多的人当中，像我这样想吃肉能吃肉爱吃肉而且随时都可以吃肉而且吃了肉就感到幸福的人并不是很多。”他对食物有着超人的感知能力，只要一嗅到肉香，他就可以辨别出牛肉、羊肉、猪肉和狗肉的气味。尤为奇特的是他对食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的脑子里“肉是有容貌的，有语言的，肉是情感丰富的可以跟我交流的活物。”他能听到“肉说话的声音”，在他的眼里，“肉都是活的，肉上生着很多的小手，对着我摇摇摆摆呢”，“它们对我说：来吃我吧，来吃我吧，快来啊。”他亦有饕餮般吃的能力，他一次可以吃半条狗，与人比赛，他曾经毫不费力地吃下了五斤熟肉；“母亲从鸡背上抠出一缕肉，连同一片鸡皮，塞进我的嘴巴。我张嘴就吞了，没来得及咀嚼就咽了下去。仿佛不是我把鸡肉咽了下去，而是它自己钻进了我的咽喉。”他视肉为知己，认为肉最好的命运是“被懂肉的人、爱肉的人吃掉，肉最不好的命运是被烈火焚烧掉。”当肉联厂为了表示不再往肉里注水的决心而焚烧买来的好肉时，他心中涌起一阵阵悲壮的感情，仿佛他就是这些肉而充当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了吃肉，他可以对父亲与野骡子的偷情视若无睹；在罗通与野骡子私奔之后的日子里，为了吃他可以丧失最起码的做人原则，宣称“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他对父亲的思念，与其说是精神上的，不如说是物质上的。在去县城卖废品时，“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些五光十色、香气扑鼻的肉们，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母亲曾经问过我：儿子，你到底哭什么？我就说：娘，我想爹了。”这种怀念显然不是源于亲情。他去肉联厂之所以卖命地干活，也只是为了能够堂堂正正地吃肉。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口腹之欲。如果说罗通、罗小通等人的吃肉只是作为单个自然人的自然欲望的话，肉神的塑造与肉神节的发明则是一种集体欲望的狂欢，人们吃的原始本能从精神到肉体得到了一种彻底的释放：“在肉食节期间，将在此地设立烧烤各类肉食的夜市。”“肉食节要延续三天，在这三天里，各种肉食，琳琅满目……这三天真的是肉山肉林，你放开肚皮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而肉食节上的人们也展示了他们饕餮的本色：“最后一颗重型礼花，拖曳着一道火线，升腾到距地五百米的高空，爆炸之后，变幻出一个红色的大‘肉’字，淋漓着火星子，像一块刚从锅里提出来的大肉，淋漓着汁水。观者都仰着脸，眼睛瞪得比嘴巴大，嘴巴张的比拳头大，好像期待着天上的肉能掉到自己嘴里。……卖肉的是鬼，吃肉的是人。或者卖肉的是人，吃肉的是鬼。或者卖肉的是人吃肉的也是人，或者卖肉的是鬼吃肉的也是鬼。”更为荒唐的是还有所谓的吃肉大赛。吃肉大赛直接根源在于罗小通与三个大龄青年的吃肉比赛，其滥觞则是罗通关于吃的竞争。如果说罗通与老兰吃辣椒比赛是一种斗气、罗通与吴大肚子吃油条比赛是为了温饱，两次比赛有在物质与精神贫乏的时期群体狂欢的性质———参赛者获得了物质的享受或者是惩罚，观赛者则获得了精神的愉悦———都是贫穷时代食不果腹的状况下产生的社会闹剧，因而此时的赛“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生存意义。但吃肉大赛则完全不同，是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所谓“天下太平”的时代下一种“恶”的竞争———脱离了温饱层面的吃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再属于生存的本能，而是超越了本能之后人性之中的贪欲：“冠军获得者，可以得到三百六十张代肉券，每张代肉券，都可以让你在本城的任何一家饭馆，放开肚皮吃一顿肉。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三百六十张代肉券，一次换取三千六百斤肉。”这时候的吃不再单纯是为了生存，而是一种占有，一种人性深处贪婪本性的真实再现。《四十一炮》正是突出地展示了一群人对吃的放纵，一部《四十一炮》，实际上是一部“吃”的浮世绘。当然，莫言写“吃”，并非只是停留在“吃”的自然层面，他在就《四十一炮》答记者问时曾说：“肉是肉，也不是肉。肉和灵，是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肉又是欲望，是人的本能，但精神的升华总是建立在本能和欲望的基础上。肉是象征，又是食物。我在写的时候，只是感到这个‘肉’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写“吃”，实际上是对人贪欲的一种冷峻的寓言。

二、“吃”的寓言———小说中对社会与人性的隐性批判

在谈到小说创作动机的时候，莫言反对小说道德化或者小说政治化，他欣赏的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创作态度。“‘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也始终遵循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原则而进行。也正是如此，他的创作初衷“的确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动机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许多中国作家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灵魂工程师’，更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改造社会。”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作者在创作时“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因此，在小说创作中，莫言一再强调作者的退居幕后，“我不代替人物说话”，尽量用人物表现自己：“这也是作家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种现象：小说中的人物摆脱了你，战胜了你，人物自己要这样做，我无法左右他。”但同时莫言也不得不承认要做到纯粹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很有难度。“作家是难以摆脱与现实的关系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或者影响”，作者必然体现出自己的创作倾向于态度。在莫言自己则是采取折中方法：“当然我也不赞成作家以那么明朗的态度直接介入政治……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适扮演这种台前角色……要我跳出来，站到社会政治舞台上来，用非文学的方式说话，这是我的性格所难以做到的”，“我通过小说这种方式，把我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对强者的批评，对弱者的同情，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了。”换言之，莫言的小说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倾向性和批判性的，只不过这种倾向于批判相对而言比较隐晦而已。《四十一炮》正是如此。关于《四十一炮》的创作，莫言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四十一炮》，我尽量地把这个故事变成童话或寓言，但罗小通讲到九十年代的农村时，我对农村的看法也是掩盖不了的。我没有批判老兰，没有骂老兰，但实际上我对他的态度是明显的。作家应该尽量往后藏，不谈思想不代表没有思想，我对老兰这样的人物肯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莫言在新浪网访谈时说：“我认为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目前，不论在我们农村也好，还是在我们城市也好，人的欲望横流，这是大家看到的社会现象。”《四十一炮》正是基于此种社会环境下创作而成，而《四十一炮》也正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隐性批判，莫言说：“写作时，我在里面也表达了很多的讽喻。起码我觉得是对现在社会人的变态的夸大的欲望的一种批判，罗小通在吃肉上表现出的病态和夸大，以及肉神庙、肉神节，就是人的非正常欲望的表现。”首先，这种批判矛头直指当时社会。这种批判，是通过屠宰村的经济发展史来体现的。小说中的屠宰村以贩卖注水猪肉起家，最终由一个村子变成双城市的新经济开发区。这是一个村庄的发展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多数地区发展经济的缩影。

在经济面前，“恶”得到了极度的释放，道德、责任、正义等传统的善的事物都变得脆弱不堪。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对物质利益展开疯狂的追逐，为了利益甚至不约而同地不择手段：“睁开眼睛去四乡里看看，不光是我们村往肉里注水，全县、全省甚至全国，哪里去找不注水的肉？……现在就是这么个时代，用他们有学问的人的话就是‘原始积累’，什么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莫言更是借罗小通之口直接批判了整个社会：“大和尚，这个社会，勤劳的人，只能发点小财，有的连小财都发不了，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只有那些胆大心黑的无耻之徒才能发大财成大款。像老兰这种坏蛋，要钱有钱，要名誉有名誉，要地位有地位，你说还有公道在人间吗？”“大和尚，眼前的这个烧烤夜市是双城肉食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不是鬼市，即便是鬼市又有何妨？大和尚，现在的人，最喜欢和鬼打交道。现在的人，鬼见了也怕啊。”这种全民逐利行为是民间自发，根源于人性趋利本性，但政府对这种逐利行为的肯定与支持则更加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肉神像及肉神庙的建立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首肯；肉食节受到官员的捧场；而官员与会肉食节似乎也只是为了口腹之欲：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略有些驼背的老者，嘴里唠叨着：这些人，要吃到何时才能罢休呢？一个小个男人说：这么便宜的肉，他们自然要拼了命吃。我看看这肉食节应该叫劳民伤财节。另一个下巴翘翘的男子说：一届比一届动静大，一届比一届花钱多，折腾了十年了，也没见他们招来多少商，引来多少投资。倒是引来了这些大肚子的狼。体制的不合理成为这种疯狂现象存在的必然因素。这种体制的不合理还体现在作为食品安全重要保障的基层监督组织检疫站的不作为上：检疫站的工作人员不来上班，公章和印泥盒子竟然扔在屠宰车间由屠宰人员自己加盖，于是注水的猪肉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放心肉。不放心肉的“放心”，源于监督的形式化，源于监督的缺席，这是当下市场的形象写照。监管的不到位，最终酿成了肉食节的集体中毒，而这也正是对体制以及人的欲望最为辛辣讽刺，莫言在小说中批判了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批判了体制的不合理性。其次是人欲的选择性批判。莫言在《新小说像狗一样追着我》中也说：“罗小通的吃肉和‘大和尚’的渔色，我觉得这是两个对应的东西。食与色都是人的基本生理机能，但罗小通的吃肉和大和尚对美色的追求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的正常能力了。这里面暗含着讽喻。当今之世，对所谓美食的追求，对男性能力的梦想，都已经被夸张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您想想‘非典’前人们的餐桌，您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壮阳’广告，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写，触动我想考察一下人的这种基本欲望被夸张到病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显然，他所否定的是那种超出了正常人应有的极度夸张的欲望以及对欲望的病态追求。但莫言并未全然否定合理的欲望，他在小说中甚至将“吃”视为生产创造的动力。“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罗小通灵感的泉源，“吃”使得他思维冷静而且活跃。他“吃着最多情善感的驴肉，心中却在思索着怎样把注水过的牲畜从注水车间输送到屠宰车间”的问题，肉联厂的生产设计与繁荣兴旺是在罗小通“吃肉”的冲动与“吃肉”的过程中得以完成的。“吃”也让他开始思索人生道理。从学校被赶出来，他满脑子里都是“吃”的问题和道理：他看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时，总结出“为了不让人吃，就要长大”的道理，并生发出“我要赶快长大”的愿望。经历了吃肉比赛之后，他以儿童的视角将世界简单化，世界上一切事物似乎都是关乎吃肉的问题：“世界上的事情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世界上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肉的问题。

三、“吃”的原因———自身经历与文化的结合

应该指出的是，莫言小说中写吃、写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童年的深刻记忆。他的童年经历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之所以走上创作道路是源自于童年时候的饥饿感，他说：“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是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愤走上了创作之路。”也正是有了这种切肤之痛，即使是满足了解决温饱后的文学创作，依然保留了当初的饥饿记忆，而且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定势得以保留下来：“当然随着我的肚子渐渐吃饱，我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由此可见，“吃”的意识在莫言孩童时期既已萌芽，而其小说尤其是《四十一炮》中的“吃”则是这一时期意识的深远回响。同时，“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态度，也使得莫言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进行创作，以百姓的思维方式来思维，老百姓的重利轻义的原欲主义必然导致道德价值的旁落，也必然导致对自然人的欲望的强调。这是莫言小说、也是《四十一炮》中表现人类原始欲望的动因之一。除了自身的经历与意识外，这种以“吃”为代表的物欲表现显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的影响。中国古代早在春秋时期既有许多关于“吃”的言说，《白虎通义》中就有上古先民的食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告子更注重“吃”的本身，从人性角度出发就曾提出过著名的论断“：食色，性也。”孟子也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顾梦麟《四书说约》卷二十《孟子》七）《荀子•性恶》也指出：“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者也。”到了明代中后期王学左派更是将人的自然欲望的言说发挥至极致，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尤其是李贽，更是将这一原始的欲望提升到社会伦理层面，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焚书》）罗小通将世界万物归结于“吃肉”，李贽将世界归结于“衣与饭类”，二者之间高度的相似性，显然是不能以单纯的巧合来视之的。

《四十一炮》写“吃”，是对王艮、李贽等人的观念的进一步发扬。而中国古代亦多借“吃”来立说，《吕氏春秋•本味》篇就有伊尹以“至味”来游说商汤的记载；老子《道德经下》六十章亦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精辟论断。《四十一炮》借“吃”以寓言，显然是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遗存。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学中亦有大量的“吃”的描写，文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吃”的追求。魏晋文士重物欲，毕卓的理想人生就是：“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陶渊明亦好酒，留下了20首《饮酒》诗。苏轼被贬岭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原因只是因为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尤其是明清世俗文学兴起后，“吃”也成为文人的传统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如明清小说中就有大量的食欲描写，《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是贪馋的典型，即使取经成功后依然受封“净坛使者”，作者在嘲谑的意味中突出的是对“吃”的肯定。其他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无不涉及到世俗的“吃”。莫言在讲到自己文学创作所受的影响时也说“：再一个（影响）就是古典文学。前面提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也能找到十来部吧。这些东西在正式创作以前构成了我的知识素养。”《四十一炮》对吃的描写显然也与传统小说中的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当然，莫言在继承这些传统小说中“吃”的描写时将这种情结集中化、放大化，而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对传统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重视“吃”，但受儒家文化礼仪制度的影响，“吃”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法文化，在此文化指向下，纯粹物欲享受的“吃”是受到严格的限制与批判的。这以儒家创始人孔子最为典型。《论语•乡党》篇中就曾有诸多孔子“不食”的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受此文化的影响，文学创作中虽有有关“吃”的原欲主义的描写，但更多的是借描写“吃”来反对和批判。杜甫《丽人行》中即借助达官贵人“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的食物描写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更是通过“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朝廷与百姓的“吃”的鲜明对照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极度不公。《四十一炮》对社会人生的批判显然是作为文人的莫言自身良知的结果，当然也是作者对古代传统文人通过“吃”来展示社会责任心的一种继承与发扬。综上所述，“吃”作为一种生而具之的本能在《四十一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莫言在小说中刻绘了形形色色“吃”的众生相，在这种刻绘中寄托了作者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经济改革中的社会与人性的批判。而借助“吃”来寓言这一做法，是中国古代传统在莫言小说中的回响。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文学，是莫言小说的重要根源之一。

作者：涂谢权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