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网络传播探讨范文

一、科技类谣言在网络中传播原因

（一）谣言出现不可避免1949年，香农和韦弗联名出版《通讯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传播过程的数学模式，即后来成为传播学经典模式之一的“香农—韦弗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香农将“噪音”的概念首次引入了传播学。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被各种因素所干扰，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失真。因此，无论是依靠人际传播的传统社会，还是由互联网搭建的信息社会，由于消息失真失实而产生的谣言，都是难以避免的。上世纪初，在心理学蓬勃发展的带动下，谣言研究在欧美兴起，特别是二战时期的美国。被誉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奥尔波特，其研究也是以战争时期的谣言为切入点。在其著作《谣言心理学》中，他和波斯特曼曾经总结出一个经典的“谣言公式”：R≈I×A。其中R即是“谣言”（Rumour），I和A则分别是指事件的“重要性”（Importance）和“模糊性”（Ambiguous）。[1]这则公式可以合理解释大多数的谣言现象，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在人们获得认知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想象、评价和判断的成分。在奥尔波特看来，凡是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一旦没有大众媒体之类的可靠消息源的证实，官方又遮遮掩掩，那么很可能会使得谣言四起。回顾近几年，无论是福岛核泄漏引发的“抢盐风波”，还是防治禽流感的“偏方”，亦或是层出不穷的“末日预言”，无一不是如此。

（二）个体判断具有局限从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维萨里发展人体解剖学开始，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科学，逐渐从宗教枷锁中挣脱。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形成了前所未有、高度复杂的知识体系，从物种起源到宇宙规律，人类解开了一个又一个谜题。然而，就人类个体而言，科学发展并不能将所有事物的“模糊性”都一概解释清楚。“不明的真相”也不会因为科学昌明而减少。相反，小到转基因、量子力学，大到地震海啸、世界末日，当谣言披上了科学的迷彩，大众愈发真假难辨。曾任奥巴马政府幕僚的学者桑斯坦认为，相信谣言的人并非是不理性的，相反，他们都处于理智状态，人们无法分辨谣言，只是因为缺乏直接经验或亲身体验。相对于网络所承载的庞大信息量而言，不论每一个网民的媒介素养或教育程度如何，其科学知识终究是有局限的。就算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也不可能像搜索引擎或维基百科一样拥有海量知识，而且几乎面面俱到。人们身处于汹涌的信息洪流中，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而当谣言来袭时，人们缺乏足够的知识支撑去分辨真假。特别在科学技术上，越是专业性强的领域，具备相关知识的人群就越少，例如霍金研究的“黑洞”，而且隔行如隔山，即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在其他领域可能也只是门外汉水平，正如我们不可能要求霍金像袁隆平一样了解水稻杂交。为了要让自己在逻辑上说得通，人们会偏向于寻求科学的论证，会更容易相信学术权威，同时也更容易被捏造出来的假专家、假大师所蒙蔽。此外，意识形态、心理定势和固有偏见，也在悄悄影响着每个人对于消息真伪的判断。1934年1月，尼泊尔、印度边境大地震，万余人丧生。印度心理学家普拉萨德的研究认为：谣言不是用来增加恐惧，而是用来为恐惧辩护的。灾区外的人无法解释自己没有受灾却也恐惧，为了给自己的恐惧找个理由，才产生了谣言。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从此事件中获得灵感，在5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假设，并在后续研究中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人具有保持心理上认知一致的倾向，因此人类总是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的看法、观点、信仰相一致的资讯和信息来保持自己在认知上的协调。我们看到，极端的怀疑论者（如百度贴吧的“登月吧”）为了保持认知协调，始终不能接受“阿波罗计划”和“嫦娥登月”的事实，而执着于相信早已被科学界辟谣，并且漏洞百出的阴谋论，还将所有反驳者统统扣上“网特”、“五毛”等帽子，不仅失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也丧失了理性思维，变成了纯粹的“为了相信而相信”。

（三）网络核实责任转移面对网络谣言来袭，网民不但缺少直接从自己知识库存中进行真伪判断的能力，同时也来不及对信息进行逐一核实。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专栏成立3年来的谣言验证帖多达503篇，几乎每一次验证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要寻找中外文献资料，甚至有必要还要亲自实验。但是，网络谣言通常却是以一种急切的态度迫求人们去传播。比如Nibiru谣言：美国政府和NASA为避免地球陷入恐慌，隐瞒了太阳系第十颗行星（PlanetX）的真相，因为它会在2012年左右接近地球，引发巨大灾难，如果不将消息及时转发扩散，那么所有平民都将被政府所欺骗。面对“被删之前赶紧转”、“不转不是中国人”这样的要求，信息的接收者即使怀疑谣言内容，也会放弃主动质疑，而是采取推卸责任的策略，将核实真伪的责任交给“前一级传播者”或“意见领袖”。不过，网络意见领袖同样并不可靠，就以微博来说，所谓粉丝百万的“意见领袖”，多是经过运营方认证的名人、明星、企业家，借VIP的名气扩大自己人气和影响力。其实，以名人明星的知识程度，同样应付不了微博上如此多信息的真伪验证，同样也会为了保持认知协调而在信息判断上具有立场。因此就算是好心的“转发求辟谣”，带来的效果也常常适得其反，谣言越传越凶，真相无人问津。娱乐明星一呼百应，而真正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却大多关注寥寥，枯燥单调科学实证在众生喧哗中被淹没，这使得“自媒体”的自我怀疑和自我纠正能力无法完全实现。此外，这些微博“意见领袖”尽管拥有比普通网民更多的媒体资源，但是一旦主观上存在传播虚假谣言的动机，则很可能利用谣言宣传造势，因此出现“秦火火”“、立二拆四”这样的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群体压力悄悄影响桑斯坦强调在谣言传播中的从众压力，以及在群体心理作用下的极端化倾向，这与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不谋而合。当谣言出现在某个群体内时，即使本身怀疑谣言真伪，人们仍然会选择保持沉默，以避免失去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好感，甚至是避免遭受敌视。在网络媒介环境中，人们可以很容易感知自己的观点是否会受欢迎，例如微博、微信、人人网的层层转发机制，一旦确定自己属于少数派，迫于压力他们将更加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甚至转而趋同附和。而如果选择趋同群体，则信谣的行为又会与原来对信息的怀疑和不确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使得自己的认知平衡，人们会动摇自己对于事物的原本认识，于是，个人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被群体的观念所影响、改变乃至决定。在由谣言引起的群体事件和网络暴力事件中，从众舆论的声音常常将科学质疑和理性讨论的声音盖过，信谣群体不断螺旋上升，并且不断极化。在日本核泄露危机爆发之后，尽管主流媒体上的报道十分谨慎，并且通过专家解答、文字图表以及现场实况等方式一再辟谣，尽量避免受众恐慌。然而，中老年大叔大妈作为抢盐的主力军，在“核辐射的危害”这样的高科技内容面前，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不足以直接判断真伪。而此时，网络上“碘盐可以抗辐射”的谣言大肆流传，有的微博“意见领袖”还出于善意劝告粉丝“多吃含碘食物”，使得原本对抢盐不屑一顾的年轻人，在从众压力和群体恐慌面前，也开始转发谣言，甚至改变原来怀疑的观点，付诸实际的抢盐行动，使得一时的抢盐风潮，压过了主流媒体的辟谣和澄清。

二、科技类谣言的传播特性

（一）内容上突出灾难性避免灾难是人类的生存本能，政府和商家常常利用人类由此产生的恐惧和担忧，将“诉诸恐惧”用作宣传和广告的技巧。同样，谣言也利用人性这一特点，在内容上突出事件的灾难性。如果从内容上细分，在科技类谣言中，所描述的灾难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两类。一类是突出灾难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如“2012年12月12日世界末日”“、Nibiru小行星撞击地球”这样的谣言。第二类是利用灾难恐吓，劝慰人们以某些方式规避，例如在“3•11”日本关东地震、“4•20”四川雅安地震等大地震之后，微博上层出不穷的地震预报谣言。近几年，每当禽流感疫情爆发时候，“服用板蓝根可防禽流感”的谣言也是一再出现。由灾难，或可能发生的灾难而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足够吸引互联网大众的眼球。末日审判式的灾难，在素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传统文化中，更是不乏启示录的意义：随着人类科技迅速的进步，带来的却是道德沦丧、经济崩溃、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生物的自然规律被破坏。当然，其中也不乏诸如“飞机化学凝结尾（Chemtrai）l”、“人类登月系政府伪造”、“高铁导致灾害（张拾迈事件）”这样的阴谋论和伪科学谣言。可见，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从转基因技术到骨髓捐献，从核能技术到登月探索，人类对于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弗兰肯斯坦”式的恐惧。同时，大众对灾难的心理恐慌，也更容易引发社会失序，比如日本核泄漏危机而引发抢盐闹剧。

（二）利用科学建立权威性巴黎高等商学院的营销学教授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认为，谣言是对权威媒体的一种回击，迫使官方开口，其本质在于反权威。不过，谣言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对于科技类谣言，利用看似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实验，是让大众信以为真的通常做法。正如庄子在千年之前的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人们的知识要求极高，尤其是像天体物理、材料科学、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高精尖学科，几乎是非专业人士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当谣言中出现了冠以科学名号的理论、著作、论文，自然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例如关于“张拾迈”的谣言，《高铁———悄悄开启群发性地质灾害的魔盒》一文原本影射的是已故科学家黄万里教授的网络“钓鱼文”，主人公“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至死不忘呼吁相关部门停止修建高铁，虽然经过反复调查和中科院的辟谣，才确认不论是人物还是理论，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然而，“夏尔谢夫力”、“斯蒂芬金效应”这些概念，类似于新闻消息源的引用，却忽悠了数不清的中国网民，甚至《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在“7•23”高铁动车事故的报道中，还直接引用了“张拾迈教授”及其观点。

（三）科学理论自身的不确定性路漫漫其修远，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每一项科学研究，都需要经过实验、计算、推理等方式反复验证，再在不断的总结和修正中形成较为坚实的科学理论。如此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既是产生科技类谣言的温床，也是令不少科技相关的谣言长期难以辟清的原因，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基于科学的立场，对于某些事件确实无法定下绝对的结论。时下最为显著的案例，当属关于是否要推广转基因的争论，特别相当一部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如方舟子和崔永元），由于“确认偏误”的作用，使先入为主的理念逐渐代替了理性判断，因此，就算是业内专家出面解释，也很难在公众面前将转基因的争论全部化解，更有顽固者将科学家的解释也当成是政府或商人的阴谋。罗素曾比喻式地假设道，如果他声称在地球和火星之间有个瓷制茶壶以椭圆轨道绕太阳公转，只要他补充说明这茶壶实在太小，即使最强大的望远镜也无法找到，那么没有人可以证伪这一主张。“罗素的茶壶”所描述的这个困境，也正是规避科技类谣言的一大难点所在。因此，科学理论在某些伪科学和阴谋论谣言的反驳上，是相当无力的，事例诸如“神州7号出舱造假说”、“登月造假说”、“鲜血有害健康说”、“高铁辐射说”等不胜枚举。这些说法的立论，用科学理论做不到完完全全的反驳，自然给了谣言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科技类谣言的应对策略

（一）面对谣言，客观认识科学技术对知识的高要求，确实让不少的科技谣言困扰着我们，也正是谣言如此难以处理，也无法彻底根除，才要求我们更加了解它，掌握其传播的规律。面对这些谣言，我们首先是要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去看待，撇除对谣言的刻板印象，使我们在谣言来袭时，不再盲目从众，也不诚惶诚恐。遥言并非都是谬误和谎言，而是如同一块哈哈镜，在不确定的信息背后，透射出的是社会状态和人性弱点。面对谣言，官方和媒体应该更有作为。政府也应当遵从传播规律，重视网民的质疑，提升政府透明度，有问就答，义正言辞；有求必应，言行一致。从汶川到玉树，再到雅安，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在及时作出回应、权威信息方面的进步。在网络媒体上，官方需要提高自身的传播力，信息时，要杜绝遮遮掩掩、支吾搪塞；谣言澄清时，绝不能模棱两可、答非所问，以此将受众对事件的“模糊性”降到最低。对于网络上的恶意造谣和诽谤中伤，政府有必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加以遏制，以净化网络传播环境。作为互联网海量信息的把关人，媒体本该是真相的陈述者，谣言的澄清者，但近年来，媒体失实报道反面案例很多，甚至成为了谣言的制造者。如《大河报》记者主观地将面条能燃烧和食品添加剂联系在一起，引起了不小的舆论轰动，虽然最终被证明该信息是不正确的，由于不科学的报道，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媒体公信力缺失。甚至本来正确的谣言澄清，也会让网民难以信服，如此反复造成恶性循环，将难以弥补。面对谣言的挑战，媒体应当通过真实信息消解网民疑虑，以科学、详实和快速的报道厘清事件，还原真相。

（二）独立思考，保持谨慎作为一名普通网民，作为信息的接收者，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作为信息的转发者或传播者，则应当保持谨慎，对自己的信息负责，做一名独立思考、崇尚科学的网民。电脑技术的发展，使造假变得越来越容易，即使有些事情听起来无比顺理成章，即使有图有视频、有实验有论文，也不见得就有真相，因此对于网上的任何信息，网民都应保持适当的怀疑心态。特别是对于网络人际传播，更需要网民保持谨慎。谣言通常会通过“FOAF”（FriendofaFriend）的方式在人际之间进行传播，即这些故事通常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或是他们的见闻。迪方佐和博尔迪亚认为，谣言“是在各种模棱两可的情境脉络中产生，突出表现了人们对于理解的心理需要”。这种“朋友的朋友”的开头多见于网络帖子或微博段子中，借有趣、恐怖或幽默的方式说故事，以满足受众心理需求，降低其戒备心，并传播某种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无论是转发还是原创，即使是熟人途径获得的信息，也不能全盘照收。当然，总有一些谣言会让人无法探知到事件真相，比如有关外星人或预言式的谣言。世界末日、小行星撞地球这样的谣言，即使当预言之日平安度过，也永远都无法彻底说服阴谋论。那么，当网民自己无法直接求证的时候，出于对自己信息传播负责任的态度，有必要将“疑似谣言”制止于自己，而非不负责任地转发或引用。

（三）科学普及，任重道远中国人的现代科学精神在之后得到极大启蒙，然而在百余年之后，国民的科普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由于对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使得网民态度常被封建迷信思想、意识形态所左右，也助长了科技类谣言的滋生。当前，我国的基础科普教育尚不充分，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应当注重对国民的科学精神培养。只有普及科学，才能提高大众在网络上分辨真假是非的能力；只有开启民智，才能让大叔大妈也能主动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如此让反科学的阴谋论失去生存的土壤，让伪科学、假大师原形毕露。在五彩斑斓的网络世界，更需要“赛先生”发出声音，告知真相。对于高度专业的科技人才和专家学者，在繁重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任务之余，也需要要将深奥的科学知识，用有声有色的方式普及给网络大众。网络科普媒体如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吸引网民，以科学严谨的数据和例证应对谣言，值得其他科普工作者借鉴。对于媒体以及从业人员，其科学素养更是亟待提高。黄远生百年之前就提出记者“四能说”，要求记者“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如今，许多记者、编辑出身文科，在数理化知识上本身就有不足，而对于日见增多的科技谣言的判断，迫切要求着媒体人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因此，现代记者更应该是通才、全才，需要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写稿件时，也应当遵循科学规律，不能未经采访实证，就随意引用百度百科，更不能听风就是雨，在谣言造成恐慌时，不经过考证核实就匆忙报道。

作者：曹珩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