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民族志影像探析范文

史上“康”地的地域边界并不十分确定，但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包括今日的四川甘孜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等地。面积有45万平方公里的西康在1939年元旦正式建省，首府设在康地的重要商埠“打箭炉”（藏语音），并更名为“康定”。抗战刚开始，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开发西部以为抗战张本”的主张。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的钱昌照负责筹划此事，他和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共同发起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当时在中英庚款董事会任执行董事的杭立武予以考察经费的支持。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负责人孙明经受邀参加了庚款科学考察团，他觉得这是一个拍摄藏地文化习俗的好机会。同行的还有一位叫范厚勤的助手，他们携带了16毫米的柯达特种、柯达A型电影摄影机各一台，照相机用的是120蔡司依康，为此行程还准备了12000英尺的电影胶片、200个相机胶卷。孙明经随考察团一行从重庆出发，经雅安、康定等地一路调查采风到达甘孜后，当地官员告知他们此时继续前行安全恐难保障。在考察团意决返程后，孙明经继续自己的拍摄计划，他购马五匹以驮运器材和胶片，另雇请了一位富有经验的藏族向导，独自踏上了甘孜之后的行程。孙的执着为后世保存了一段如今已湮没于地图和历史的人文风景。

1939年拍摄的《西康》系列片是孙明经在重庆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与早期商务印书馆拍摄的风景教育片不同的是，“西康”系列更致力于揭示和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用一种经验性的、实证性的方法，而不是基于对以往传统历史的崇拜，来实现树立爱国主义、建立民族认同性的目的，努力地把教育电影并入社会和政治的轨道，以适应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当时就有人评价道：“《西康》，这是一部国内不可多得的纪实片，不但在量上是凤毛麟角，在质上也是中流砥柱，在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见到西康若干部分的人情风物，还给我们以及每一个看到这部片子的观众若干有意义的教育和鼓励。”[2]1941年，孙明经发表《电影与动员民众》一文，此文还在成都广播电台播出：“因为电影的内容，不限于小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介绍印象，表现事实，传递思想，发挥情绪。电影打破了语言文化的隔阂，其本身便是吸引群众的对象。”[3]孙明经此后在西康巴安巡回放映教育电影，巴安城里万人空巷，附近一二十里的老百姓都扶老携幼赶来看电影，并在雨中呈落汤鸡状坚持看了两个小时的电影。“巴安民众汉人不多，大多数康人使用藏文藏语，电影里的文字都是汉文，但是他们不管懂不懂汉文，还是要看，电影号召力之伟大，与此可见一斑。”[4]关于该片的摄制，孙明经说：“在西康我们工作了五个月，最远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四十几个人中走得最远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积几尺的资料，并有一百封信稿。……另外此行也摄了八百多张照片，业经编目。”区永祥也专门以该片为例指出资料收集与研究在拍摄教育影片中的意义。他说：“一部有价值的影片之摄制，在摄制前有一段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关于内容的研究，这段时间往往比摄制时间尤久，而其重要性也较高于摄制工作。《西康》这部纪实影片，看的人两个小时便看完了，可是摄制人员当时就地收集的资料，有若干重要文献的摘要抄本和亲自绘制的图表以及善本图书等，累积尺许。从此一例中，可见摄制人员须为观众选择对象，除实地考察而外，搜集文献，以供研究，当为不可少之步骤。”[5]

《雅安边茶》与《西康跳神》

藏语称茶为“甲”，汉族先人在古时亦称茶为“檟”,陆羽在《茶经》中说：“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考证说：今日藏族称茶为“甲”，其实是“檟”的译音。[6]马帮古道的出现使古代城郭的轮廓日益成型，在作为中心驿站的城市出现以前,村落一般是沿着江河的自然流向分布的,古道沿着江河行走,沿途可以有各种交换。中心城市出现后,连接城市的古道就成了往来频繁的主要干道。[7]康定、德格、甘孜、昌都等康区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逐渐形成、兴盛之后相继出现的。康定原名“打箭炉”，“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48家锅庄先后形成日渐繁荣起来。‘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8]即便在英人将印茶销往藏区后，藏人们仍然喜欢口味更纯正的内地“边茶”。1941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经康定一地出关的就达50万包，由此再转运到千里之外拉萨一带的约有20万包。[9]在历时近半年的考察中，孙明经将沿途所见以科考日记的形式详加记载，路途中并给妻子吕锦瑷寄了90多封家书。从他为当时拍摄的8部纪实电影所写的解说词中，我们或可领略其时的西康（今四川甘孜州）藏人的别样生活。《雅安边茶》讲述了从雅安到康定180多公里长的茶马古道上运茶背夫们的故事。川康地区多悬崖峭壁，骡马在无用武之地，人力攀援背茶进藏是唯一的途径。

运茶背夫们从事此营生已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每年四川背夫用臂膀背进藏区的边茶多达千万斤，远远超过云南马帮驮茶的总量。当时的高原蔬菜稀少，以肉食为主的藏民靠饮用酥油茶来维持体内的酸碱度平衡，所以“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孙明经的镜头记录了一个现已消失的背茶群体，一条废弃的川康茶马古道。[10]他撰写的《西康纪实影片说明》，即该系列片的解说词，对康人的日常饮食是这样说的：康人食料以“糌粑”与酥油茶为主。酥油茶即以前述雅安边茶，置锅内煮成浓茶，滤去茶叶，将茶置木制茶筒内，加食盐与酥油（即奶油）少许，以木棒在筒内上下撞击，棒端有一圆木片，茶筒全部构造，略如气筒，使油、盐、茶三者混溶而乳剂化，乃酥油茶。康人酷嗜饮茶，每日动辄饮茶数十碗。每食“糌粑”时亦以酥油茶和之，以手揉捻而食。康属地区高寒，作物以青稞为主，形似小麦，唯穗略短。炒后磨成粉末，即所谓“糌粑”是也。在《康人生活》和《喇嘛生活》两部纪实片中，孙明经记录了有关康人生活和宗教信仰的片段。《康人生活》还提到康巴藏族在衣、住、行、娱乐等方面的特点。如衣饰方面，康人一般衣料多用羊毛织成之“毡子”，较讲究者则用西藏毛织品。康北女子之长发，多编成无数小辫。居屋多以石块垒成，楼下为牛厩马槽，楼上是起居室和库房，楼顶平台可晒打青稞等作物。住屋窗前喜植花草，并蓄养能说康语之鹦鹉。游牧者皆撑帐篷，随畜牧之水草环境而迁移。马匹、牦牛是主要的交通和货运工具，渡河则乘牛皮筏。日常娱乐方面有跳锅庄和跳弦子等，妇女数人乃至数十人，围圈歌舞。领首者执胡琴，随舞随拉琴伴唱，众亦随歌随舞抑扬悦耳，舞者盛装长袖，婀娜轻盈。

在历时半年的考察旅途中，孙明经还用镜头记录了藏传佛教中僧侣们的生活片段，值得一提的是极具特色的康地喇嘛们的“跳神法会”，在为跳神法会撰写的文字中，他做了这样的介绍：“跳神之目的有三：一庆祝秋收，二驱除邪鬼，三为来年祈祷。每次举行‘跳神’辄人山人海，扶老携幼，来自百里之外。所摄角色有女王一，春夏秋冬神各一，坟王二，狮王、牛王各一。传某藏王焚经废佛，一修密宗者忧之，设跳神之法，请藏王参观，于跳神之际，以法器杀之，佛法乃得弘扬。演毕以沸油烧鬼去邪。”这和现在藏戏中很多面具类型与故事结构颇多类同之处，而类似的跳神仪式现在仍然在藏地民间出演。《西康跳神》一片充满了浓郁的藏地宗教人文气息，这部在甘孜寺拍摄的纪录电影表现了藏传佛教中一种古老而神奇的祭祀舞蹈（仪式），仪式因季节的轮转而有不同的意义。从保佑寺庙、祈愿和平、丰收到辞旧迎新，在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中，佛家弟子们通过跳神来表达自己内心神圣的境界。在片中孙将喇嘛们的跳神动作和藏民们观看的神情反复切换，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节奏和艺术氛围。当时康区人口约30万，光喇嘛就有4万余人，普通藏族人家如有两个孩子，一般来说其中一人须出家为僧。僧俗比例是相当高的，等于是八九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僧人。拥有3500名僧众的甘孜寺是当时西康最大的寺院，院墙内的壁画和佛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技艺笔法、色彩、立意等极具特色，造型构图寓意深远。藏传佛教为康人所普遍敬仰，风马、玛尼堆等藏文化象征物随处可见。此外，孙的镜头还留下很多当年的转经、法会等宗教仪式的情景，供读者追想当年。“转经筒内装印制之经文，若干千遍以致万万遍，小者手插，大者须数人推转，每转一次即无异祈祷千百万遍。”1937年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后，肉身也辗转至甘孜县香根拉丈保存。孙明经还记录了甘孜班禅行辕其时正在兴建世界最大之转经筒，经筒内装“百字咒”经文十亿遍，用来为“天人、达旦神族、人类、牲畜、恶鬼、地狱、魂冤以及一切众生祈祷平安”。

中国的“格里尔逊”

1927年，岛国英伦的格里尔逊拍摄了《飘网渔船》（Drifters），此后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纪录电影运动”，开始了纪录电影以影像语言记录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的历程。其时华语电影事业也已初具规模，格里尔逊拍摄《飘网渔船》那年，孙明经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一起合并于新成立的南京大学。）此后七年在金大和中央大学学习物理、电机等专业，兼修戏剧、音乐等学科。1930年代初，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实验室制成第一套具摄取—传输—还原显示图像功能的电视摄、输、显系统，此为中国电视史的开始。1931年，对电影的重要性有敏锐认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到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委员会，作了题为《电影与教育》的学术讲演。孙明经作为书记员记录了全文概要，在演讲中，蔡先生不仅提出了“电影哲学”的命题，而且还预言道：“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11]

早在1922年，金陵大学就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电化教育课程，是中国教育电影的始作俑者，此后逐渐成为中国电影教育的摇篮。1936年，孙明经在该校主持创办了“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培养了第一批电影和播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1940年，孙明经赴美考察教育电影，在纽约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他目睹了美国同行在电影技术方面的成就，“感触最深的是纪实影片所采用的独到的技术，和洗印技术的新发展。”1941年从美国回来后，孙明经出任金陵大学电影部主任，第二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学术杂志《电影与播音》月刊，并任主编。抗战时期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赠送给金陵大学《大河》等十余部纪实片。美、英等同盟国捐赠了几十部集纪录电影给金陵大学，金陵电影部资料室拥有的国外电影理论和制作、电影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刊物甚至让今日大陆高等影视院校也汗颜不已，近20种原版专业理论刊物如《电影论坛》、《美国摄影机》、《全美电影评鉴》等充分显示了金陵大学在电影理论和技术上与国际接轨的特征。

1931—1948年间，金陵大学共拍摄了112部影片，其中孙明经个人的作品占了半数以上。他拍摄的作品《农人之村》，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影片，《日食》、《防空》和《乡村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孙明经曾说过“：1936到1937年我们有过两年的黄金时代。不过，那时间实在太短了”。1946年，因为他在发展和传播文化教育、科技推广方面的卓越贡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首届中国委员。孙明经的电影拍摄实践和理论建树使他成为早期电影学和人类学电影的开拓者之一，他所在的金陵大学也是该时期华语纪录电影运动的中心，他被认为是中国的“格里尔逊”。2003年孙明经的子女们将孙当年的考察记录整理出版了《1939年：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一书，使之成为与影像作品结合的文字文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充当了孙这些无声影片的旁白。

同中电、中制、中教等电影制作机构相比，金陵大学电影部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电影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并举的机构，更得益于同国外尤其是美国教育电影机构同行的交流，这跟大学的美国教会背景和渊源不无关系。孙明经和他的电影团队密切关注国际上相关电影设备的革新、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运用，积极谋求同美国和世界电影主流在技术和电影观念上的同步增长和接轨。金陵大学主办的《电影与播音》刊载了很多美国和国际上电影技术、设备更新以及最新教育电影应用成果等方面的资讯，如《贝浩公司16毫米有声放映机》、《单系及复系录音法》、《日冕电影摄影机》和《16毫米影片在空军之运用》等。

孙明经认为电影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播与教育。他在《电影是什么》一文中指出：“电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电影是教育和建设的力器，电影是促进国际和平的桥梁，电影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媒介。”[12]孙明经可说是金陵大学一系列电影教育、拍摄实践和放映活动的灵魂人物，这个华语电影史上“格里尔逊”式的人物，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推动了一场华语纪录电影运动。但是岁月的峥嵘和沧桑几乎已湮没了这位中国电影学和人类学电影的先驱，举凡教育电影、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国外电影理论和技术的引介、国内第一份理论刊物《电影与播音》的创办以及对电影教育事业的推动等等，孙明经对华语纪录电影的开创性贡献几乎可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发起人格里尔逊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的电影理念又是何其相似，而且力求躬行的孙明经不仅带领他的团队拍摄了百余部集的纪录电影，他本人还亲自拍摄了50多部纪录片。除了抗战漂泊时期拍摄的《自贡井盐》（1938）和《西康》等片外，战后金大重返南京后，孙明经继续拍摄了《民主前锋》、《交通》、《南京》、《华西村》等片，《民主前锋》是华语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有声片。孙明经是一位高产的制作人，他的电影实践一直坚持到1948年，后因时局变动等社会大环境原因而不得不停止拍摄。1949年大陆易帜，孙明经和同仁们携金陵大学电影部的电影器材和资料被调整到中央电影学校，后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期间这位老右派惨遭抄家等政治厄运，改革开放后才继续在电影学院执教一直到1992年去世。现在许多声名显赫的导演和明星，都受过他的启迪，摄影系出身的张艺谋也是这位电影界前辈的入室弟子。而孙先生在抗战后期对华语电影“以世界市场为出路”的愿景亦在一个甲子之后由李安和张艺谋等的作品得以实现。（本文作者：张明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