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揭黑与辟蜚间的对博及其思索范文

从2009年作为一种网络“时尚”出现在公共领域开始，3年来，微博从网民的狂欢逐渐变成公众介入公共事务最强大的工具。①

从Web2.0到Web3.0，技术革新使得这一工具的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把关人”的监控，从而填补了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相对缺失。回顾今年的重大微博事件，越来越多的公众敏感议题被微博平台推上风口浪尖，从“宜黄拆迁自焚”、“360和QQ大战”、“我爸是李刚”到“唐骏学历门”等，几乎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期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微博舆论事件。与其他舆论事件不同的是，该事件具有双重舆论对象，即在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公众的关注点由郭美美本人“移位”到中国红十字会，进而引发了对后者的信任危机。而这一敏感议题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揭黑”与“辟谣”的博弈。一方面，作为社会群体的网民希望通过微博平台揭露黑幕、形成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很可能“揭黑”过激或是公众对舆论对象存在误解，舆论对象需要向社会与公众澄清事实，这就是所谓的“辟谣”。本文试图通过对“郭美美事件”的浅析，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微博传播中“揭黑”与“辟谣”的博弈。

一、原由：微博传播特性引发群体关注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和扩散与微博平台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首先，从信源上看，微博是一种短、平、快的自媒体。微博的使用者通过该平台不仅可以随时自己的微博，也能够转发别人的微博，这大大增加了互动的多样性。可以说，微博不仅给郭美美提供了炫富的平台，也为众多网民创造了传播的场域。其次，微博的裂变式传播模式使它拥有其它媒介无法比拟的传播广度和传播速度。由于分享与搜索同步化，微博的传播速度与转发功能呈现“核裂变”式的几何级数效应，这就意味着，微博可以把一个突发新闻事件在几分钟内传遍全球。②

据统计，从2011年6月22日开始，短短四天内，郭美美的百度指数狂飙至70万。最后，选择性的实名认证制也是微博的一大特点。新浪微博的用户可以选择是否经过实名认证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信息的公开程度。但这种带有确认身份性质的认证制度恰恰成了这次事件的导火索。

气象学家洛伦兹曾提到：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是因为蝴蝶翅膀扇动引起的微弱气流变化会使周围空气系统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微博正是这样一个极其容易发生“蝴蝶效应”的传播系统。

二、解读：由炫富招致的微博揭黑

1.两种刻板模式的碰撞产生群体质疑

微博揭黑的潜在目的是形成舆论压力。“在纷繁嘈杂的网络舆论洪流中，质疑几乎是所有网络热点事件引发舆论的起点。”③

在“郭美美事件”中，网民质疑的焦点即“拜金女”郭美美和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媒体所塑造的两种刻板模式的碰撞。李普曼认为，“刻板模式”是一种规范，它能简化现实以至于一个信源能够轻易地将之传递给其他个体。他说，“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往往因为几个原因而与实际现实不相吻合。我们需要简单的规范，以便为这个闹哄哄、模糊不清的混乱世界提供解释。”④

郭美美炫富的形象很容易让网民联想到近期诸如《非诚勿扰》之类相亲交友节目中出现的“拜金女”。而经常在媒体中以慈善形象出现的红十字会则使人联想到的是“捐助”、“爱心”等词汇。这两种刻板模式在郭美美的微博中同时出现，那么，产生网民的群体性质疑是必然的。

2.群体极化导致信任危机

在网络传播中，众多网民对单一敏感议题的广泛参与往往会走向群体极化。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提出“群体极化”时指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环境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加极端了。”⑤

在“郭美美事件”中，先前产生的群体质疑，在经过微博裂变式的传播和传统媒体（如电视）参与后，逐渐向群体极化偏向。网民们对郭美美本人的态度由最先的“围观”逐渐转向“围攻”，甚至与批评性口径不一致的言论也会招致网民的集体声讨。例如，凤凰卫视6月29日的《锵锵三人行》中，嘉宾陈丹青认为“网民对郭美美展开人肉搜索，有‘’遗风，很可怕”。此言论一出，立即遭到网民们的指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中的群体极化蔓延到现实社会中，加深了公众对本是慈善机构的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三、反思：辟谣与揭黑的博弈

微博不仅是网民表达民意、形成舆论、揭露黑幕的场所，也是澄清事实、瓦解谣言的平台。从本质上来说，陷入群体极化的“揭黑”是一种特殊的谣言。正如前文所述，“郭美美事件”的发生使得网民先前的两种“刻板模式”经过碰撞而被彻底颠覆，进而产生了受“道德至上”情绪影响的群体极化。这样一种谣言的传播如果不及时澄清和辟谣，对于我国的公益事业和公众的慈善热情将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红十字会毕竟是社会公益组织，在遭遇舆论质疑和信任危机时，若能处理得当，无论对公益事业的发展还是公众的慈善热情都是有利的。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的强烈质疑，中国红十字会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辟谣工作。如在官方网站公告、开记者通气会，甚至求助警方微博等等。虽然，经过对郭美美本人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查，北京市公安局给出的解释是：“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但是，无论是从网民的反应还是“辟谣”之后红十字会接受捐款的情况来看，这种“辟谣”的力度并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

笔者认为，透过“围观”、“人肉”郭美美本人及对其与红十字会关系的“刨根问底”的表象，网民真正关心的是：作为慈善机构的红十字会究竟是否存在挪用善款的黑幕？事实上，也只有真正从实质问题入手，揭露真相，甚至做到“知错就改”，辟谣才能行之有效。反之，对于网民而言，公正的揭黑、理性的思考也同样重要。而对于整个事件中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乃至参与其中的传统媒体和政府，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1.网民的媒介素养与理性思维

我国正处于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社会转型期。网民应该不断增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微博上传播的社会问题，避免陷入群体极化的“陷阱”。否则，极化的漩涡将把网民们带入一个怪圈，即只相信微博而不信传统媒体和官方机构。身处信息洪流中的网民们必须谨防这种“微博一言堂”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有揭露黑幕、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和勇气固然必要，但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去盲目“人肉”、“围观”乃至“围攻”，也同样重要。在“郭美美事件”中，有些网民的行为是不理智的，如在网络上对郭美美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等等。

2.舆论对象应迅速反映且用事实说话

在微博揭黑的过程中，舆论对象（被指认有“黑幕”的对象）始终是

舆论的焦点。对于一些被群体极化了的网民所误解的舆论对象来说，若在舆情形成之初，舆论对象就能敏锐地觉察到舆情指向且迅速做出对不利信息的回应，那么，随之而来的舆论压力也会大大降低。

多数网络舆论事件需要舆论对象通过澄清事实来化解危机。在搜索功能日趋强大的网络时代，企图采取回避态度或凭借虚假信息蒙蔽网民以求“自保”的做法是徒劳的。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在网站上发表了与郭美美“划清界限”的声明，但此举并未消除网民们质疑的情绪。原因就在于红十字会并未对网民所关心的账目透明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舆论对象能真正做到“澄清事实”，那么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

3.传统媒体和政府的舆论引导职责

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传统媒体仍以其坚实的公信力基础，对公众舆论监督产生着重要影响。较之传统媒体，微博和社交网站等新兴的媒介由于其“自媒体”的独特传播性质，存在相对的“把关人”缺失。虽然网络舆论也有政府控制因素，但毕竟，网络新技术（尤其是微博）造就了一个“人人可以发声，人人都是新闻源”的虚拟空间。很多网民迷失于这样一个嘈杂的信息环境中，无形中“极化”了非理性的情绪，最终将导致“网络暴力”。所以，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后，传统媒体应发挥自身优势，增强舆论引导的作用。中国红十字会召开记者通气会，通过电视媒体正面回应了由作为新媒介的微博引发的网民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误会，在正确引导舆论方面是有作用的。

事实上，政府的舆论引导责任更为重要。在作为慈善机构的红十字会遭到公众质疑之时，政府若能“挺身而出”，督促其公开财务明细，这无论对公益事业还是公众都会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在出现公共事件的情况下，政府及其相关机构不应采取回避的态度。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最好的做法就是正视质疑，凭借信息的透明来防止流言的扩散。另一方面，鉴于我国的传统媒体“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在牵涉到社会公共问题的舆论形成时，政府的相关部门应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指挥”传统媒体，以达到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通过监管传统媒体，让其在舆论事件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报道立场，真正发挥“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