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救亡宣传范文

《回族研究杂志》2015年第三期

20世纪20年代起，回族知识分子开启了结成群体、壮大队伍并逐渐从社会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全面发动及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又为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现实舞台。其间，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参与国家时政的积极心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与其他兄弟民族及广大回族民众一起，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光辉篇章。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拟从宣传动员与组织实践两方面，对回族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群体作为展开专门考察，谨以此来深刻缅怀抗战时期回族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不容小觑的历史作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抗日救亡宣传与动员

抗战期间，在相同的爱国爱教理念和关注时政、投身现实共同心态的驱动下，教育、文化领域的教师、学者与其他行业接受过新式教育熏陶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宗教教育出身、深受新思想影响的教长、阿洪等宗教界先进人士等各类回族新型知识分子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与动员活动。

(一)以报刊、图书为平台的宣传动员一方面，回族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积极开办报社、书局、图书馆、阅览室等公共文化机构，借助报纸和图书搭建起抗战宣传和动员的平台。抗战期间，回族报刊呈现空前繁盛之势。笔者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作了大致统计，1937—1945年期间，由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回族报刊就有20余种，加之1937年之前创刊、抗战期间仍续办的10余种，抗战期间活跃在报刊舆论阵地上的回族报刊至少有40种。这些报刊中，既有《月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等依托团体创办的，也有《伊光》《绿旗》等凭借个人力量创办的，它们遍布全国，从穆斯林聚居的西北、西南边陲到东南沿海一带，从平津地区到中原腹地，从日寇占领的沦陷区到国统区乃至延安边区均有出版发行。虽然这些报刊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宣传抗战大义，动员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却成为共同的思想主旋律。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许多报刊的发行没有定期，或仅发行几期旋告停刊，甚至《月华》《清真铎报》《突崛》等部分报刊伴随战事的变化和主办者的颠沛流离而屡次迁徙办刊地点或反复停刊、复刊。尽管如此，回族知识精英们始终坚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难，艰难维系着这一个个面向回族大众的抗日宣传平台。此外，他们还在各地创办起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阅览室，努力维持并尽可能扩大北平清真书报社、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等文化服务机构的业务规模，通过编印、发行和公开展示反映社会时势、宣传抗战之义的一系列图书，在潜移默化中向广大回族穆斯林民众传递和灌输着爱国爱教思想。尤其是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不仅出版了许多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及常识丛书，而且编印了《月华》《成师校刊》以及马松亭、赵振武等一些回族知名人士的著作和讲演录，在传达和宣传知识分子抗战思想方面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多的回族知识分子加入到为报刊编稿、撰稿的行列中，他们以刊物为话语平台，通过刊发抗战特刊或开辟专栏的方式，传达抗战理念，传递抗战消息，动员广大回族民众积极抗战，不仅编发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分裂的诸多时评、社论，报道了各团体组织的抗战活动和各地区的抗战动态，而且撰写了大量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唐柯三、孙绳武等老一辈知识分子，也有薛文波、沙蕾等一大批知识青年。他们以笔为旗，或分析时局，或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或动员穆斯林大众起来抗战，他们不仅利用国内的回族报刊平台宣传抗战，而且还在国外阿拉伯国家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例如，达浦生、马坚等人用阿拉伯文撰写《告世界回教同胞书》，揭露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形，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以及民众抗战的决心，动员海外穆斯林支持中国抗战。这篇文章以阿拉伯文和乌尔都文先后在国外报刊上公开发表，引发了中东各国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二)以演说、戏剧、歌曲、诗歌、绘画等为媒介的宣传动员抗战时期，各地的街头、学校、剧院等等到处都是回族知识分子开展抗战宣传的场所。他们以各种方式走近回族穆斯林群众，展开丰富多彩的口头宣传与动员。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以王月波为团长，章泽群为副团长，成达师范学校毕业学生马金鹏、金殿贵、李荣昌等10余人为团员的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该团由汉口到西安，“然后再由西兰公路至兰州，甘州，凉州，肃州，西宁，宁夏以及青海一带向回民宣传，暴露敌人摧残回教之种种事实，激发回民之宗教热情及爱国心，使能以爱宗教之精神爱国起而参加抗战，保卫西北”［1］。期间这些青年学子发表演讲，《告全国同胞书》，并提出“(一)决不向日本人妥协!(二)决不向敌人投降!(三)决心铲除一切日伪组织!(四)联合回教同胞共同杀敌!”［2］的口号，在西北穆斯林民众中极大地发挥了抗战宣传与鼓动作用。除面对国内回族穆斯林演讲外，一些知识精英还走出国门，面向海外穆斯林发表演说，如马天英1938年在加尔加达发表了题为“中国现在之局势与中国之回教”的演讲①，这些演讲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更多国际友人的支持。与此同时，为激发穆斯林的抗日救亡热情，沙蕾等人创作了《前进哟，伊斯兰大众》《挥起正义的利剑》《我那北方的家》等诗歌作品;薛文波、王梦扬、马丝白等人创作了《中国回族抗战歌》《中国穆斯林进行曲》《迈进》《中国穆斯林抗敌曲》等鼓舞穆斯林起来奋勇杀敌的抗日歌曲;一些青年学子还组织演出队、歌咏团，编排演出《国家至上》等一些反映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救亡剧，发挥才艺和智慧进行多种形式的文艺宣传。马基光等美术工作者还创作了《民族恨》《敌机过后》《重上前线》《救护伤员》等木刻画作品，通过画笔记录了这个血火交炽的时代，向世人控诉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展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的壮烈场景［3］。

(三)教义释析、“卧尔兹”宣讲等宗教形式的抗战宣传与动员将动员抗日救亡与伊斯兰教义宣传紧密结合，是回族知识分子又一种独特且卓有成效的宣传方式。他们凭借深厚的宗教学养，或通过文字阐述，或通过口头宣讲，展开抗战宣传和动员。例如，王静斋、谢松涛、哈德成等知名“阿林”先后撰写并发表了《由古兰经训说明抗战必胜之道》《祈战死与舍希德》《回教教义与抗战》②等文章，从对《古兰经》和圣训的深入释析入手，以纯宗教的思维和角度，引经据典地向穆斯林民众传达为教而战、为国而战的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心。当然，还有更多的富有宗教学识的教长、阿洪将清真寺作为宣传抗战的阵地，在平时面向穆斯林群众的“卧尔兹”宣讲中，结合教义，联系现实，不厌其烦地表达和宣扬抗击侵略的正义性以及穆民为国为教而战应有的大无畏精神，主持主麻聚礼时，更是不约而同地把祈祷抗战胜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毫不夸张地说，抗战期间在清真寺里以“卧尔兹”宣讲的方式开展抗战宣传和动员的教长、阿洪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宁夏的虎嵩山阿洪，他平日里结合讲经布道，宣传爱国爱教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教育广大穆民“国家兴亡，穆民有责”，动员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他专门用阿拉伯文撰写了反对日寇、祈祷抗战胜利的《胜利祈祷词》，并将它在穆斯林群众面前宣读，还加上汉语译文，做成抗日宣传单，分发给各清真寺，每逢主麻日聚礼，由各清真寺的教长引领穆斯林群众诵读，时时刻刻祈祷抗战的胜利［4］。这篇祈祷词言词真切，感人肺腑，在当时宁夏乃至全国的穆斯林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反响。

二、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抗日救亡组织实践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武装侵略逐步加剧的同时，也扩大了对回族等各少数民族的反动宣传，还成立了“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等伪组织，发行《回教周报》等伪刊物，妄图通过拉拢利诱马良等推行“以回制回”策略。有鉴于此，回族知识精英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社团组织，依靠团体的力量，群策群力，与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战爆发后，回族知识分子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组织，展开了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组织实践。限于篇幅，仅就以下四方面作简要阐述。第一，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起相应的分支区会组织体系，有声有色地组织领导了全国穆斯林大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最初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1937年由王静斋、时子周等人发起成立于河南。1938年春，在白崇禧提议下，经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唐柯三等回族知名人士的集体商议，在原来基础上扩大规模，会址由郑州迁往武汉(后又迁重庆)，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后又更名“中国回教协会”)，唐柯三、孙绳武等包括政界官员在内的回族知识精英纷纷加入，协会由此具有了官方色彩，成为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回族社团组织。该会一经成立，即制定了“建立全回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回民参加抗战;融合回汉感情，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训练与组织回教青年，充实抗战力量;向国际宣示中国各民族的统一并与一切回教国家取得密切之联络;救济回族被难同胞;肃清回奸及倭寇的一切走狗;组织在沦陷区域内之回民保卫祖国”等八项工作纲领，并下设组织、调查、宣传等部及教育、救济、训练等特种委员会，白崇禧任理事长，唐柯三、时子周任副理事长，达浦生、王静斋等人任理、监事，艾宜栽、李廷弼、薛文波、王梦扬、王农村等人分别为主任，具体负责协会的各项工作。为发动和组织广大回族青年和妇女，协会专门附设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后更名为中国回民青年会)以及妇女工作小组。协会之下，各省市建立分会，各地县建立支会，各村镇建立区会。各分支区会仿照总会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并接受总会领导。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之后，很快成为回族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实践活动的司令部和总指挥。在知识精英们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协会的各项工作迅速推进，并卓见成效。以宣传工作为例，协会成立之初，即以“团结全国回民，服务抗战建国”为最高宗旨，制定了协会宣传工作纲要，明确了抗战建国理论的宣传、暴日真相的揭露以及抗战中国际环境的营建等几方面工作要点，并确定了发行刊物、编制壁报、组织宣传队、举办抗战图书阅览室等诸项工作实务［5］。不久，进而厘订出内容颇为详细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宣传工作实施办法》［6］。由此，协会的宣传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发表宣言、发行会刊③、编印丛书、编演剧本、印发传单、举办图书服务站、组织巡回宣讲团等等一系列活动使得协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民众中的声望越来越大，各地的分支区会也纷纷组建起来。据当时的记载，协会成立仅一年左右时间里，已成立分会的地区就有湖南、广西、重庆、河南、云南、湖北、陕西、青海、四川、西康④、贵州、香港等10多个省区，还有一些省区(如福建、江西、宁夏、甘肃等省)的分会正在积极筹备中⑤。到1940年2月，连陕甘宁边区也成立了协会的分会组织———“延安回民救国协会”。这为数众多的分支区会组织，在协会的统一指挥下，领导着各地的穆斯林群众开展着武装战斗、前线支援、战地宣传、演出慰问、救济难民等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第二，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联络回、汉族学者，共同开展服务于抗战大局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与民族团结宣扬工作。在当时全民抗战的背景下，为增强民族信仰、增进民族团结、更好地做好抗战宣传鼓动工作，马宗融等人提议利用当时重庆回、汉族学者集聚的优势，“联合关心回教文化及对回教问题有兴趣之同志参加研究，不分国籍与教籍”［7］，组建由多民族学者共同参与的回族文化研究团体。1939年2月26日，回教文化研究会在重庆正式成立，130余名回、汉族学者参加，推举马宗融为总干事，聘请郑伯奇、姚蓬子为名誉干事，下设文书、事务、编辑、交际四股，并推定薛文波任文书股干事，王梦扬为事务股干事，宋之的、郑伯奇为编辑股干事，姚蓬子、王曾善为交际股干事。该会隶属回教救国协会，专司回族文化事宜，成立后定期举行座谈会，研讨关于回族文化的各项问题，并在《抗战文艺》《新新新闻》等刊物上或开办回族文化特刊，还开辟了自己的报刊园地———《回教文化》季刊，约请茅盾等一些知名学者撰文发表，以谋回族文化之发扬。为宣传回汉民族团结抗日，该会特委托老舍和宋之的合编了抗战剧本《国家至上》，并将其编排成四幕话剧，邀请知名演员张瑞芳、魏鹤龄担任主演，经王静斋、张秉铎两位阿洪及回协领导的认真审查，1940年4月5日在重庆国泰大剧院首次公演，其剧情之紧张、表演之精妙曾轰动全城，“连演六日，场场满座”⑨。1941年夏又进行了第二次公演，观众依然爆满，此后，桂林、成都、阜阳、贵阳等处都开始排演此剧，一时间，《国家至上》成为深受群众欢迎、在各地被反复排演的国防剧，收到了相当好的宣传效果。

第三，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等外交团体，面向海外穆斯林开展广泛的舆论宣传，努力在国际上为中国抗战营造支持氛围。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以王曾善为团长，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等5位穆斯林知识精英为团员，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赴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围绕中国抗战的形势、抗战的正义性以及日本在近东的政治阴谋等展开公开演讲;1939年2月，庞士谦、马坚率领28名中国留埃学生组成“中国回教朝觐团”远赴麦加，在朝觐途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朝觐期间拜会了沙特国王、大臣及知名学者，宣传了中国正义的抗日战争，并与日本派遣的“华北回民朝觐团”展开当面斗争，利用广播电台揭露日本用飞机轰炸中国回民聚居区和清真寺的罪行及其利用个别民族败类成立伪组织，欺骗世界穆斯林的阴谋，表达了中国伊斯兰教界高涨的抗日爱国决心;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受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派遣，组成“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先后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国，期间他们到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召开讲演会500余次，还编印、散发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爱国的宣传图片册———《中国之回教》，用鲜活的事实使东南亚人民深刻了解到日本的残暴与阴险，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不屈精神。回族知识精英们的上述宣传撕破日本在海外穆斯林面前“尊崇回教”的虚假面具，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侨纷纷抵制日货，组织“援华募药委员会”，募集药品和现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战争。第四，发起难民收容所等各种救助组织，对战争中灾难深重的穆斯林群众展开多方救济。抗战期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及其分支区会相互协调配合，想方设法对各地的被难群众加以救助。例如，面对敌机在各地的疯狂轰炸，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多次特拨急赈款，并派员分别前往湖北、四川、广西等战区，配合当地的分支会组织，组织开展急赈款的发放及难民的安置事宜，设立回教难民招待所，或在清真寺设立难民接待站，成立起难民服务队等团体，具体联系解决难民们的衣、食、住基本困难。进入冬季，协会还组织各分支会举行募寒衣捐助行动，用募集来的寒衣为难民们抵御严寒。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协会还为一些难民介绍工作，或开办回民织布厂等义民工厂，招收有技术的难民充当工人，以便长期解决其生计问题;对于战争中被炸毁的重庆西南两寺及河南郾城新街、湖南津市、四川南部县、广西柳江等地的清真寺，协会视其毁损情况酌情予以下拨救济款项，使其得到及时修缮，在短期内重新恢复了教务活动。还有，协会利用吉隆坡侨领陈永先生慷慨捐赠的款项，在重庆观音岩大街筹建起一所永济医院，专门负责对难胞及抗战家属提供医疗救济，并随着战事的需要，不断扩大医院规模，使更多的难民得到了救助⑥。除回教救国协会及其分支会的救助外，一些回族知识精英还发起组织了对本地难民实施救助的地方性公益组织。例如，在1937年日军狂轰滥炸后的上海，哈德成、伍特公等人以上海回教会的名义成立上海回教灾民救济会，并积极奔走联系国际红十字会、上海救济会、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取得了这些组织的支持与协助，先后在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日晖港清真寺(即今徐家汇区清真别墅)、蒲柏路小坟山及劳勃生路(今长寿路)梅劳里、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兴公所及畏莲街敦化小学成立了7所回民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3000余人［10］，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上海回族难民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凄惨状况。

三、结语

上述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动员与组织实践是在相辅相成、相互推进中同步展开的。在此过程中，回族知识精英打破了民族界限和阶层界限，以群体的方式不仅实现了与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协作，而且实现了与上下各阶层、各群体回族穆斯林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展现了其爱国爱教、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全新群体姿态与境界。正如抗战期间回族知识分子创作的流传于西北穆斯林中间的一首歌曲所唱:“说的是中国话，读的是中国书，我们不讲狭隘的民族，我们不分任何界限，过去的畛域完全要把它划除……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11］这恰恰正是回族知识分子群体新姿态、新境界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拥有这样的全新境界，回族知识精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和才能，不仅领导并推进了回族抗日救亡斗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启发和带动了广大回族民众的思想觉醒，促进了回族社会由封闭到开放的逐渐进步。与此同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及其分支区会在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斗争过程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回族知识青年，壮大和发展了知识分子队伍，从而促使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回族知识分子群体开展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别开生面且富有成效。在其多形式的爱国宣传与动员下，回族穆斯林逐渐实现了抗日救亡的思想统一;在其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穆斯林大众逐渐实现了抗日救亡的行动统一。特别是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首次实现了回族组织上的大统一，穆斯林民众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统一组织下，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洪流中，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竭尽其力。1938年主流媒体《新华日报》曾在社论中专门报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组织救亡团体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民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的伟业，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去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12］因而，回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抗日救亡宣传动员与组织实践是回族抗日爱国斗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知识精英在抗战期间的群体作为足以令后人铭记和敬仰。

作者：钟银梅 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回族古籍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