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思政经济学的形成范文

作者：张剑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得出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因此，与货币学派与重商主义相比，重农学派的观点就成为分析剩余价值本质的首次尝试，这也是说重农学派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设想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称赞重农学派看到了社会生产的“物质法则”，但同时，他也批评他们将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物质法则视为对所有社会形式都同样有效的，即重农学派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根据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来考虑价值问题，所以重农学派将真实财富的自然实体与资本主义的“价值”混淆在一起了，他们不能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还原为抽象的劳动，即同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重农学派没有穿透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迷雾。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将价值仅看做使用价值，看做物质实体，这就导致了它将剩余价值仅仅看做“自然的礼物”，而无视剩余价值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农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就是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而利润却并不存在，或者说工业利润仅仅是由地租分裂出来的范畴。所以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资本本身来分析的，而只是将之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农业)，因为其出发点仅仅是人与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从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分析来看自然价值理论，我们可以看出，持这种论调的任何一方都将自然资源的价值、使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混为一谈，这就导致了他们认为自然资源可量化、可货币化与可市场化的观点，从而遗失了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历史维度、社会维度与阶级维度。他们都未曾虑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剥夺了自然界，而是在根本上利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并为其增添了自然资源的市场化这一维度，从而在事实上有助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完善。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相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面有哪些特性呢?关于自然价值的争论如果不考虑书评这个问题，就没有触到实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恰恰提供了这一维度。资本主义制度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以及其他)分离开来，一切经济活动以剩余价值的增殖为旨归，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明显区别于以往人类—自然的再生产关系，使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使具体的需要屈从于抽象的利润，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这一彻底的倒转。但伴随着经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它也使资源环境危机、生态危机频频以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以及人类的生存危机，这恰恰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断言———资本的界限就是资本自身。

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估价的贡献就在于，将自然价值从货币化、市场化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指出摆脱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使劳动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相结合，使自然资源为社会共同体共有，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在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恢复人类—自然之间的健康、可持续的再生产关系。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事实上，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环境问题上有得有失，甚至失大于得。如何使生态环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得以持存与优化，仍然是有待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除此之外，伯克特还从熵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环境危机。他指出，市场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而货币则是市场化的基本条件，但是货币的特性与低熵的物质能量交换特性恰恰是相反的。因为前者的特性是同质的、可分的、流动的、可逆的以及数量上无限的，而后者则是多样的、不可分的、定位的、不可逆的以及数量上有限的。所以“由货币估价所驱动与塑造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在根本上是与人类生产与发展的自然条件相对抗的”。①

“自然资本”问题上超越

“自然资本”这个概念是将环境作为资本的一个典型隐喻，遭到了许多生态经济学家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个术语将自然—环境仅仅作为资本、资产，显然是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抽象化和理想化的方法，是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一个企图，将自然环境视做加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上的一个限制因素，从而机械地和抽象地看待自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生态经济学也对“自然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抵制，并力图通过批判对自然的货币化、市场化与资本化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方案，但伯克特认为，生态经济学的解构努力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并未建基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关系即“工资—劳动”关系并对之进行批判。就“工资—劳动”关系是将劳动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相分离而言，这种关系既是物质关系，也是社会关系，二者都为生态经济学所忽视，以至于最终使得生态经济学与那些使用“自然资本”术语的人一样，“与自然的非社会的概念化和市场关系的非历史的观点仍然藕断丝连”。②如果说那些“自然资本”概念的赞成者是基于一种抽象的、物质的唯心主义的话，那么那些抵制“自然资本”概念的生态经济学家则是基于抽象的、社会的唯心主义。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使用“工资—劳动”关系作为解构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所以能为生态经济学抵制“自然资本”概念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而且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人民战争来反对对自然的资本化路径，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中超拔出来，获得实质的可持续性。伯克特指出，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相比，对“自然资本”概念更有效的抵制策略应该集中于生产、调节与塑造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强调了作为生产的物质—社会关系的阶级而提供了这种视角。①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资本”概念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本与工资劳动。伯克特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与货币虽然是资本主义的必要因素，却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自然、生产工具等都表现为“分离的”生产条件，这些生产条件只有在由工资—劳动所实施的、利润驱动型的商品生产中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正如工人的三重异化(即从必要的生产条件如土地中异化出来、从生产过程中异化出来、从工人自身生产的产品中异化出来)一样，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自然也经历了这些异化过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被商品化，因此从人类中异化出来，最终被具体化为一种“物”，所以，与“资本—劳动”关系相对应，“资本—自然”关系在本质上也是异化的。伯克特指出，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劳动力与自然条件转变成为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是其基本矛盾。

第二，价值、市场价格与自然。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市场化形成于这样的前提:即把劳动量化为货币，对劳动产品也使用货币进行估价，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为价值，从而成为可估价的，这样就使劳动力与必要生产条件分离开来，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生产关系———“工资—劳动”关系。伴随这种核心关系而来的必然包括货币与市场价值的反生态特点。伯克特在《马克思与自然》中论证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异化与积累中，有一个关键的维度就是对那些作为“公共蓄水池资源”的自然环境的任意资本化。②此外，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资本”概念的批判还包括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争论。

与伯克特对“自然资本”概念的批判相呼应，福斯特也指认了“自然资本”概念的资本主义本质。他认为，“自然资本”概念的背后隐藏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整个自然都被视为“赠予”资本的一份“礼物”，即一个“外部的、可资利用的领域”，“其主要目的就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价值而对自然进行掠夺的现实，而将自然资本化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③所以，“自然资本”论必将是自然市场化“神话”的内在组成要素，它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利润生产体系无所不包的吞噬能力。

强可持续发展观对弱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

生态经济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外在限制作用。伯克特指出，生态经济学关于可持续发展有三层含义:第一，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发展的“公共蓄水池”特点;第二，个人、社会、自然共同进化的方法;第三，作为共同财产的自然资源。④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生态经济学的弱可持续发展观，即它所探讨的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问题，而非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问题(强可持续发展观)。

关于“公共蓄水池”观点，它认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滥用，会在现在或者将来削弱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过度开采与可持续性的开采是相对立的。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使经济行为与生态承载保持一致，比如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污染物排放、避免对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毁灭。对于不可更新资源，要尽量少用，并通过开发可替代的能源新产品以及全面的技术进步来逐步地以至于完全不使用这些不可更新资源。伯克特指出，这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概念，无疑是建立在如下前设的基础上，即认为发现与制造替代资源、能源是可行的，而生态经济学则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关于共同进化论。它认为，在环境过程、环境系统与经济过程、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可逆转的相互改变、相互影响以及长期的相互选择。生态经济学之所以选择共同进化论作为研究经济过程与生态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是因为共同进化论强调两个系统、两种过程之间相互依赖的动态特征，以此来批判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描述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共同进化论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共同进化论将经济体系看做一个开放的系统，认为它依赖于经济与自然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①其次，共同进化论强调自然资源的代际可传递性，而新自由主义标准的市场模型则无视代际的资源传递;最后，生态过程具有的不可见性、不可逆转性、门槛效应等特点，排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边际交换假设。②虽然共同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都诉诸集体行为而具有某种亲近性，但共同进化论由于没有掌握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关系———即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相分离，这成为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个巨大鸿沟。所以，虽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共同进化论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由于悬置了生产关系领域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就被削弱为替代性的理论或替代性的价值之间的论争，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原则之争、立场之争和方法之争。

关于公共财产论。它将自然资源作为某一社群的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具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在资源拥有者之间的财产权利和财产分配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不会因为不使用资源而失去使用资源的权利，第二个就是排除了那些不属于群体的潜在的资源使用者。③所以生态经济学认为公共财产论可以保证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以及资源使用权利的平等和公正。的确，公共财产论使人们认识到除了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的形式之外还有公共财产这一形式，而且这种形式看起来也比较适合管理那些具有“公共蓄水池”特点的资源。但是公共财产论有其难以克服的问题，它在管理和控制资源挪用方面的能力是不完善的，事实上，公共财产论倾向于静态的资源管理概念，在应对资源占有的动态方面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所收编，尽管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后者的。只要想想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命运就会很清楚了。伯克特总结说:“在资本主义的功能化与公共财产的反资本主义特征之间的张力，包含着一个围绕着世界进行生态斗争的首要场域。”④

针对生态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上述理论缺陷，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于将阶级斗争要素引入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并且区分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从而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指出了科学的路径。首先，关于阶级斗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使用价值或财富既包括自然财富也包括劳动力财富，二者都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从工人的立场来看，用劳动力换取货币工资并不是目的，而用这些交换价值再去换取满足自身生产、再生产的各种使用价值才是目的。显而易见，工人的使用价值取向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积累取向是截然不同的。伯克特指出，这种对立实际上恰恰就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健康的人类发展与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异化之间的不可调节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在纯经济领域内部，比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等;另一个就是在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斗争，比如为了改善或者保持生产生活的环境，要求对环境进行公共民主管理、参与决策等等。一旦这种工作场所内外的斗争进行了结合并彼此加强，那么工人阶级的斗争就由于反对所有由金钱驱动的对劳动与自然的剥削，从而蕴含着一种强有力的“亲生态”(pro-ecological)的潜力。①伯克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然关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化于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范畴之内。虽然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总是以反对工资劳动与自然资本化的方式来进行，但它的确敏锐地洞察到这样一种激进的潜力，即工人阶级的斗争总是为一种将劳动者与自然本身视为目的而非赚钱工具的全新的生产关系而战。②

其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伯克特认为，这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物质需要，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需要，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物质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只服从于利润驱动的逻辑，这与人类发展的现实需要并不一致。因为资本积累是无止境的，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需要至少造成以下两个层面的生态危机。第一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阶段性的危机，比如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面临枯竭等等，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可调适性，它可以通过新技术或者替代产品来解决这类危机。而第二个层面的危机则危及人类的健康发展，即它引发了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方面“全面的、整体的、持久的”退化趋势，③这种趋势即是所谓的“自然的限制”，而它又是“自反性的”，即任何改善或阻止这种退化趋势的技术、措施反而又加剧了事态的恶化。比如全球变暖、物种多样性减少、环境中有害气体的增加，以及人类在生活中对药物的过度依赖，落后国家不断加剧的饥饿与疾病等等，伯克特认为这些都意味着生态原则与资本、价值、市场、货币原则的抵触。生态经济学家反对自然的货币化与市场化，反对将环境成本外部化，而主张一种可持续发展。虽然这看起来有道理，但由于他们没有卓有成效地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批判的分析，所以削弱了上述主张。伯克特指出，如果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角去看待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就应该将可持续发展看做是在资本主义之中、反对资本主义并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④而生态经济学家的视角由于缺乏唯物史观，就像斯托克(Strokes)所言，在他们那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被框在了经济、市场优先还是自然生态优先的一个二者择一的框架内，在这里我们不仅想到，简单的是与非的对立其实是在一个平台上，适用的是同一套标准，只是各执一端而已，所以有人认为生态主义并不能否定工业主义，正如后现代主义也并未超越现代主义一样。

伯克特明确指认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结合，所以它必然隐含着个人、社会、自然的异化消除，以及自然作为公共财产与对自然的非市场化的分配。随着人类管理能力的进化和加强，社会就能对自然生产条件进行更合理的管理和利用。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物质—能量输出的增长，这与劳动时间的缩减并不意味着物质消费的增长一样。因此，共产主义将是实现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生态友好、社会公正的社会，正如马克思那著名的论断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

简评

伯克特与福斯特一道，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反生态的生产主义或者根本不包含任何与生态学相关的思想的倾向进行了不懈的反击。如果说福斯特主要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进行这场反击，那伯克特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内部寻找资源，尽管正如阿尔特维特(ElmarAltvater)指出的，伯克特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仍然十分抽象，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他毕竟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使人们看到了一种充满光明的前途。

生态经济学“自然资本”的概念虽然看起来是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之上，但实质上从根本上补充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自然要素纳入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之内，所以生态经济学探讨的并非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问题，应该说它仍然致力于研究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问题。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维度，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维度。生态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类似于生态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论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环境成本纳入经济成本计算中，表面上延迟或者局部改善了生态状况，实际上却会导致生态灾难的降临更为恶劣、影响更为深远。就像齐泽克所指出的，生态经济学在基本立场上与“担忧”政治学相类似，是一种远比直接面对生态危机、承认生态危机的“恐怖”政治学更为糟糕的立场。②伯克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富有洞见地指证了生态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弊端及其根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