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待遇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

一、相关理论及概念分析

公共服务支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经济的影响公共服务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水平适度和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是未来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重心。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都比较充裕，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1998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弹性系数一直都在1.5以上，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具有必要性。首先，扩大公共服务支出可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其次，扩大内需才是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消费倾向。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优先选择，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增加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支出，但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约束，城市支出比农村多，在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不完善，不能满足当地居民需求。因而，只有提高公共服务总体支出，注重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二、理论模型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本文所指的消费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最终消费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终消费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一种是最终消费量增长率，是绝对值的增加比率。本文的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8-2012年，基于四川、重庆、西藏和港澳台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在各省市统计中剔除。在分析消费率变动影响因素时，重点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城镇化率（urb）、公共服务支出水平（Pe）。基于上述指标，最终消费率C1、最终消费增长率C2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1.第一种实证：综合上述相关文献，借鉴了孙林茂（2013）等研究方法，结合本文研究视角和内容，构建如下模型。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LLC、IPS、ADF和PP四种检验方法。其中，LLC检验用于同质单位根检验，IPS、Flsher-ADF和Fisher-PP用于异质单位根检验。从单位根检验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变量序列的水平项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显著性水平下皆为平稳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其次，运用面板协整检验各个变量间的协整性，由于Kao检验，否定了原假设在1%水平存在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相关关系；再次，LR检验区分混合模型和固定模型，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对数据需要进行固定效应。通过eviews回归，固定效应实证结果，如表1。实证结果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11.40137，表明考虑收入要素条件下，每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百分点，带动最终消费率降低11.40137个百分点，增加居民收入对最终消费率具有降低作用，收入提高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也是影响消费率高低的因素，可能其他要素对消费率具有提升作用，随着人均收入变化，消费率并不只随其而变化；公共服务支出对最终消费率系数为5.301276，表明公共服务支出提高消费率具有重要性。提高城镇化率与消费率存在着反向影响，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交叉项系数为0.080135，表明推进城镇化水平，随着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会增加消费率，说明了城镇化需要改进，基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会对消费量的增长产生负面的作用和影响。2.第二种验证：根据上述构建的模型，从变量单位根检验可知，变量序列的水平项是非平稳序列，在1%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选择eviews中的Kao检验来验证数据的协整性，在1%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通过了Kao协整检验方法，可进行回归分析；LR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还需要固定效应估计分析，进一步实证结果如表2。从实证结果分析，人均GDP对消费量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396013，表明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带动消费量增长率增加0.396013个百分点，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推动了消费量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量增长率的影响系数0.270806，表明公共服务支出在提高消费量增长率的重要性；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交叉项系数为0.004068，表明城镇化水平随着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消费率也会增加，说明我国当前不合理的城镇化增长模式需要未来更好的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各种原因的不均等，形成了城镇化的增长悖论。

（三）综合分析从上述分析，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提高消费量增长率，对最终消费率产生具有负面的影响是因为收入提高会扩大消费支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会导致消费增长比例小于收入上涨的比例，会使终消费率出现反向变动；提高城镇化率没有直接拉动最终消费率，基于公共服务水平没有提升城镇化发展，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支出投入，起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用。

三、结论与对策

第一，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化。当前城镇化发展背景下，需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前提条件，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方式，积极改变按行政区域配置方式，逐渐改变为包括服务半径、覆盖的人群数量等在内的配置方式，加大对小城镇和郊区等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通过建立跨省的长期有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农民工的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落实社会保障，鼓励发达地区将农民工纳入到城镇失业保险范围和城镇就业保障体系内。第二，推进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协同化。当前，我国政府也正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实现居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实现户籍制度的统一化，改革可以促进资源和市场的自由流动，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考虑城镇人口承载能力等背景，适时推进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一元化的改革，改变依附于户口上的公共福利水平差异化，促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纳入本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实现协同化。第三，推进农村土地资本化。改革完善传统的土地政策，实现土地资本化运作，实现宅基地和承包地合理有序流转，制定一些创新性政策实现土地资本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资本化运作，提高农民工收入，有利于农民在城市的定居和生活能力提高，鼓励一些地方的资本化探索，以出资、作价入股、抵押和出让等方式，用农村的闲置宅基地替换城镇建设用地，享受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增强农民经济实力，增加消费带动内需。第四，完善收入分配体制，调节财政支出结构。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国民收入中，增加居民收入比重，不仅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对劳动力的要素回报，在再分配中更要提升和增强劳动力要素收入比，积极提高整体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能力，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对于低收入者需要探索多重途径和方式提高其收入，使其有更强的消费倾向，更有利于刺激消费。

作者：苏丽副教授单位：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