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的伦理意识范文

《外国语言文学杂志》2014年第二期

1《受害者》中的伦理道德意识

索尔•贝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小说创作中，力求像社会学家那样，真实再现社会现实。他在作品中主要描写了二战以来的美国社会现实，通过表现当代人在与生活环境斗争时表现出的焦虑，揭示现代社会的危机、人们的生活困境和道德滑坡。贝娄认为，一个作家很难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Bel-low1994:97)，作家应该用他的想象力来表现美德(Bellow1967:219)，所以，文学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道德问题。在《作家作为道德家》一文中，贝娄进一步将文学的道德问题具体化为:对人性本善的肯定、公正、秩序感、希望和敬畏生命(Bellow1963:62)。因此，道德伦理意识就成为贝娄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向度。

1．1他者认同列维纳斯将存在视为外在性，“将存在的产生视为他者的存在”(列维纳斯2004:624)，而个体存在的本质就是“成为同一”(même)，也即“内在地成为自身”(列维纳斯2004:611)。为了内在地成为自我，个体只有将自我暴露在他者的面前，为了他者而存在，而自我也就在与他者的联系中，才能被理解和把握，因为“我是不作为自因(causasui)的为自己(poursoi)……我的意志不制约他人的邻近，他人超越着，不规定我的意志”(列维纳斯2004:612－615)。因此，只有在我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中，自我才能内在地成为自身，他者的优先地位，将他者置于上帝的地位，致使这种交流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性空间的弯曲”(或称主体域的“折射”)，也即，当个体与他者相遇时，“在主体间性的空间中，外在性实现自身为至上性”，而个体与他者的关系就通过这种“空间的弯曲”体现出来。“作为他者的人从外面触及我们，他与我们分离着，所以是圣(saint)，是面容。他的外在性，即他对我的呼唤就是他的真理。”(列维纳斯2004:613)。因此，只有在与他者面对面的遭遇中，与他者对话，“我”的主体性才能被构建起来。在贝娄的小说《受害者》中，主人公莱文撒尔与阿尔比之间“施害者”与“受害者”关系的转化，也展示出一种包容他者，“倾听他者的声音”，以他者为取向的伦理道德意识。小说中莱文撒尔在一家小商业杂志担任编辑一职，日子过得还算幸福。可他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先是已经美国化的弟弟马克斯在外辗转打工，让妻子爱琳娜承担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由于米基重病，爱琳娜不知所措，只好求助于莱文撒尔。莱文撒尔不得不放下手头繁多的样稿，置主编的抱怨于不顾，前往出谋划策，帮忙照顾孩子。雪上加霜的是莱文撒尔被反犹白人阿尔比跟踪。在莱文撒尔失业、生活无着时，阿尔比曾将他介绍给自己的老板鲁迪格，可由于鲁迪格的傲慢粗鲁，莱文撒尔对他出言不逊。后来阿尔比被开除，生活每况愈下，妻子弃他而去后在车祸中撒手人寰。阿尔比认为，这一切皆由莱文撒尔引起，莱尔撒尔为了报复他的反犹言论有意冒犯了鲁迪格，而鲁迪格因此迁怒于自己，因此，莱文撒尔应该为他的不幸遭遇负责，他便开始不断地骚扰和折磨莱文撒尔。这些偶然因素打破了莱文撒尔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迫于这些外界因素造成的压力，莱文撒尔开始思考自我、人与人的关系、伦理道德和生活的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Bradbury)认为，贝娄是一位揭示当代社会张力的小说家，但首先他是一位努力赋予偶然性以新义的人文主义喜剧性作家(Brad-bury1982:12)。

依据列维纳斯的观点，存在总是多于被显现的存在者，只有主体放弃自身的优越感，“倾听他者的声音”，与“他者”互动交流，自我的存在意义才能显现出来。在遇到阿尔比之前，莱文撒尔在忙碌、繁重、枯燥的惯性生活中，没有真正了解他的自我，也没考虑过自我身份与个体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成为自我或内在地成为自身。莱文撒尔收留阿尔比在家过夜、包容他并借钱给他去找工作。在与阿尔比“面对面”的过程中，莱文撒尔以阿尔比为镜看到了他自身，他的自我与自我本质才逐渐得以重合，从而使他内在地成为自我。正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示:我的自我意识必然是相对于他者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但他者并不是另一个自我意识，而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投射。当莱文撒尔带着他的侄子菲利普去动物园玩时，莱文撒尔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他总时不时地意识到阿尔比，深信有人在盯他的稍，结果搞得他似乎通过一双陌生的眼睛看到了自己:……尽管这样变成了一个自我观察者，他也能看见阿尔比”(Bellow1966:91)。在与阿尔比相处的这段时间中，莱文撒尔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投射在阿尔比身上，以“他者”为取向，开始同情，甚至关心阿尔比。当阿尔比讲述他妻子的死亡和他的悲痛时，“他的声音听起来怒气冲冲的，但莱文撒尔却觉得自己靠近了他，或者靠近了他身上某种清晰的、熟悉的、真实的东西”(Bellow1966:66)。

阿尔比刚开始骚扰莱文撒尔时，莱文撒尔想不明白，为什么阿尔比偏偏把责任都推到他头上。后来，莱文撒尔从朋友威利斯顿那里得知，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的确间接地造成了阿尔比的失业，这令他认识到了以前他从未触及到的深层问题:难道他不知不觉或无意识地想报复阿尔比?当阿尔比跟踪莱文撒尔到饭馆时，他表明之所以纠缠莱文撒尔是想要莱文撒尔给他介绍工作，虽然他是无缘无故遭罪的，但莱文撒尔不能坐视不理。当阿尔比半夜来找莱文撒尔，求他收留他时，阿尔比给他带来的那种亲切感淡化了其他一切感情，尽管莱文撒尔非常厌恶，他还是允许阿尔比在家里过夜，甚至认同阿尔比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教导人类要爱邻如己，而实际上人类是自私自利的。后来，阿尔比的丑恶行径发展到翻抽屉，偷看莱文撒尔妻子玛丽的来信。莱文撒尔忍无可忍地质问阿尔比时，他感到对阿尔比存有一种奇怪的感情，这种感情既吸引着他，又压迫着他。这使得他觉得阿尔比的确想改变自己，于是决定帮阿尔比找工作。列维纳斯认为，“异他存在于某一文化整体内，并通过该整体而显现出自身……异他在其内在的整体之具体中给出自身”(列维纳斯2004:629)。在这部小说中，相对于莱文撒尔这样的美国犹太人而言，阿尔比就是在整个美国主流文化中存在着的“异他”的“主题化”，也即，反犹主义者这一“异他”通过阿尔比具体地体现出来。而莱文撒尔知道自己并非导致阿尔比的不幸遭遇的元凶，明白自己受难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自己的犹太身份，但还是选择为自己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行动负责，勇敢地承担起对阿尔比的伦理责任，帮助阿尔比摆脱了生活困境，也使自己实现了道德自我，走出了道德困境。

1．2对他者的责任列维纳斯将存在的发生看做是善和幸福的彼岸，肯定了个体对内在地成为自我的把握。他者的面孔“在言谈中将自身表现为向往善和正义”，而善是“对于我的无限要求，是对他者的向往和与无限的关系”(列维纳斯2004:617－618)。每个个体相对于他人，都是道德要求的接受者，要成为主体就意味着要担负道德责任。“成为我，意味着回避责任的不可能性，就好象全部的受难都压到了我的身上，……在我之内发现如此一种向度，就是将我与伦理合而为一。我对他人有无限的责任。”(列维纳斯2004:631)。也就是说，“他者的面孔”表征着一种伦理经验，或一种伦理事实，当个体体验到自己受到他者的面孔质疑时，我与他者之间就建立了某种伦理关系。他者性具有一种无限的善，他者出场后，他者的面孔便是对我们的命令，呼唤我们肩负起无限责任，而这种责任不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我们必须对他者负责。为他者负责，甚至为他者赎罪、代替他者受难，便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伦理秩序。当责任将莱文萨尔抛入善恶并存的社会状况时，他必须勇敢地面对，努力回归自治的道德自我，承担伦理责任，也就是对“他者面孔”作出回应。在与阿尔比不断“角力”的过程中，他与阿尔比建立了一种“我－他”关系，在与“他者”的互动交流的基础上，莱文撒尔逐步意识到自身“为他者”的社会伦理责任。他既被动又主动地承担起与阿尔比的关系，以这一“别样的存在”来证明他自身的善与正义。当阿尔比不断地出现在莱文撒尔的生活中时，莱文撒尔烦恼不已，觉得自己成了他者的“人质”，在为他人的错误和过失受难。可是“想着想着，他觉得整个事儿都不怎么重要了。这毕竟是一件他既可以认真对待，也可以把它当做小小的烦恼打发掉的事情。这就取决于他了。他只要坚持认为，他没有责任，一切就烟消云散了”(Bellow1966:83)。但他律的道德正义让他不断地自察，开始接受和容纳阿尔比，但他也担心阿尔比对他的纠缠会没完没了，而他对阿尔比这个他者的责任也将会永无止境。当阿尔比告诉莱文撒尔，他要像施洗礼者约翰那样悔罪，改变自己，重新做人时，莱文撒尔才真实地感觉到了阿尔比的存在，他的主体性意识被唤起，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自我的存在。

莱文撒尔在遭遇到阿尔比之前生活模式一成不变，处于一种社会自我的状态，在工作和生活中他都尽量不越矩，他认为，“你不可能在你的感情中让事事得其所哉，……你不能指望人们一贯正确，他们也只是想做自己必须做的事”(Bellow1966:85)。这表明他的道德自我还没有体现出来。而当莱文撒尔受到阿尔比的质疑时，他与阿尔比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伦理关系，“他者的面孔”使莱文撒尔处于一种不可自主选择的责任中。在与阿尔比“角力”的过程中，他通过自我反思和质疑重新认识自我，逐步与阿尔比认同。所以，当他的朋友哈卡维劝他不要因阿尔比的纠缠和要挟去帮助阿尔比时，他居然跟老友吵了起来。莱文撒尔觉得不论怎么样他都要帮助阿尔比，帮助其他人。这一选择表明为了保持人性的尊严，他从“与他人相处”的社会自我走向了“为他人”的道德自我。莱文撒尔在替阿尔比受难的同时，由于弟弟长期在外打工，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弟弟家人的责任。在侄子米基生病时，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去了解病情。当他从医生那里得知米基的病情很严重时，就尽力劝说弟媳爱琳娜送孩子去医院接受治疗。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米基病情加重，而弟弟还在千里之外忙着挣钱。莱文撒尔因弟弟没有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气愤，“给家里寄些钱，这就算当父亲了。他的责任也就尽完了。那就是为父之道。……那就是他的责任观念”(Bellow1966:115)。虽然米基的病情恶化不是他的错，可每次莱文撒尔看到爱琳娜怨恨的眼神时，还是觉得很难过。在米基奄奄一息时，莱文撒尔每天下班后在路上颠簸2个小时去医院看望米基，心中充满了内疚。米基的死令他对弟弟的不负责任愤怒不已，可当他在教堂看见面容浮肿、面色黑沉、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弟弟时，他又对弟弟充满了关切之情。

正如司各特(NathanA．Scott，Jr．)所言，梅勒、贝娄和特里林在他们的作品中镜映了所处的时代，用不同方式揭示出人类精神的韧性(Scott1973:11)。在《受害者》中，莱文撒尔、阿尔比及马克斯都表现出“向死而生”的顽强和韧性。在小说最后一章中，莱文撒尔这样总结他与阿尔比的遭遇，“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感到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但话说回来，找不到工作就嫉妒找到工作的人却是可鄙的。……因为你怎么能将如此偶然发生的事称之为不公呢?这就像是洗牌，一切都是偶然的、意外的”(Bellow1966:230－231)。但莱文撒尔还是借助于存在于人“最初场所”(primaryscene)中心的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伦理责任，在代替他者受难，为他者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将我和伦理合二为一，“将自我产生为我”，真正成为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伦理主体。通过莱文撒尔之口，贝娄将莱文撒尔的受难扩大到全人类，而莱文撒尔的道德选择则显现出贝娄作品的道德旨归。

2结语

列维纳斯和贝娄均为犹太裔，列维纳斯的伦理哲学思想和贝娄的文学创作都受到了犹太传统文化，尤其是犹太教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反映出同样的伦理思想。列维纳斯用以“他者”为中心的利他主义伦理学替代了传统哲学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伦理学。列维纳斯的存在乃是一种道德存在的主张，其“为他者”的伦理思想将传统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己律转向他律，从而将伦理哲学上升到“第一哲学”的高度。而贝娄是个思辨性极强的学者型作家，他敏锐地捕捉到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对西方文明和人类生存境遇疑虑重重，常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冷眼旁观美国社会的非理性，反映西方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并对人的本质和生活意义进行哲理性的思索。贝娄在《受害者》中，真实地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的生存境遇，披露社会和人生的阴暗面，但该小说并没有表现出卢梭或梭罗式“返回自然”的遁世观，而是体现出一种利他性和亲社会的积极入世的伦理导向。通过莱文撒尔和阿尔比的塑造，贝娄将莱文撒尔这一替罪羊形象上升到全人类，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能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成为替罪羊。小说结尾处，阿尔比洗心革面、依靠自我的能力谋生，而莱文撒尔缺席已久的妻子已经回家，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贝娄似乎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只要我们肩负起应有的伦理道德责任，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受害者》体现出的这种人性本善，包容他人，向他者认同，个体的社会伦理责任和社会正义的思想意识，无疑与列维纳斯的“他者性”伦理思想异曲同工。在不断呼唤正能量的当下，贝娄作品中的这种伦理导向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作者：赵秀兰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