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自身优势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额并不很大，但是近年来的贸易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两国间贸易发展空间仍然宽裕。所以，两国应共同寻求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从对两国商品贸易的结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贸易商品做出合理安排，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达到增强两国贸易紧密度和双方和谐利用外资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商品结构 比较优势 产业内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西藏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胡锦涛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 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 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 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 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 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西藏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 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 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 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 （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 （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11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 图1 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2 2011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32005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 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 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 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 Xi-Mi Bi=1 － ————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 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 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 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 表3 中印贸易中适合不同贸易形式的商品类别 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 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 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 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 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 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参考文献: 罗文宝周金秦: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及对策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06（1） 郑利:中印经济优势分析[J].合作经济与贸易，2006（1） 张建红:中印两国贸易合作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1999（5） 斯瓦兰·辛格:中印双边贸易的基础探悉与前景展望[J].现代财经，2006（3） 朱晶陈晓艳:中印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徐康宁韩剑:中国和新加坡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5（7）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自身优势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额并不很大，但是近年来的贸易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两国间贸易发展空间仍然宽裕。所以，两国应共同寻求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从对两国商品贸易的结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贸易商品做出合理安排，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达到增强两国贸易紧密度和双方和谐利用外资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商品结构 比较优势 产业内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西藏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胡锦涛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 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 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 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 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 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西藏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 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 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 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 （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 （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11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 图1 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2 2011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32005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 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 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 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 Xi-Mi Bi=1 － ————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 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 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 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 表3 中印贸易中适合不同贸易形式的商品类别 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 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 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 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 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 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印两国贸易关系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障碍，在这样的格局下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以成熟、理性、务实的态度把握机遇，排除障碍，建立互信，加强往来。 论文关键词：双边贸易；互补性；非对称性障碍 1 中印贸易往来的发展现状 在近几年，中印双边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每年的贸易额均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2003年，中印贸易额达到75.95亿美元，同比增长53.56％。2011年达到136.04亿美元，较上年增79%，比预计提前两年突破百亿元大关，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05年双边贸易增加到18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2%。而2006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248.61亿美元，比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时提出的到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提前两年实现。2007年到现在已接近280亿美元，而十年前两国贸易额仅为10亿美元，10年内贸易规模增长了270%。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之下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2006年仅为20亿美元，而且出口的产品多为“挖掘-出口”的初级产品。这样的极度不平衡对两国而言都不是好的信息。 其次，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与各自对外贸易规模很不相称。以2005年为例，双边贸易额虽然增加到了187亿美元，但中国对印度贸易额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0.8%，印度对华贸易额也仅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5%。这与他们作为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地位格格不入。由此可见中印两国贸易发展还远远不够。  2 中印贸易发展的障碍 （1）沟通的非对称性障碍。 由于中印两国没有自由贸易协议等促进贸易发展的工具，两国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无法对称。 （2） 印度的高贸易保护政策和对华商品滥用贸易保护措施带来的障碍。 印度的贸易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的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在全球的贸易伙伴中，印度是使用贸易保护措施最频繁的国家，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至2005年，印度共发起反倾销立案 425 起，占 WTO成员国全部反倾销立案的15%，位列全球第1位。其中，对华反倾销立案86起，占印度全部反倾销立案的20%，占中国遭受反倾销立案的18%。2005年5月，印度对原产于我国的绸缎反倾销案，涉案金额1.8亿美元，为印度历年来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金额之最，也是纺织品一体化以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发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2006年截至7月份，印度对我国反倾销立案调查就有7起，总计涉案金额达2.5亿美元，立案较去年大幅增加，涉案金额比前三年总和还要高出一倍。由此可见印度对华商品滥用贸易保护措施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以此趋势下去反倾销案将成为中印两国贸易的一项重要障碍。 （3）印度以赶超中国为目标的大国意识带来的障碍。 印度是一个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国家，成为区域性和世界性大国的雄心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印度心中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贸易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就，对外贸易已连续多年保持顺差，这引起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关注和不满。印度尚缺乏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自信和风范，在具体的发展战略与措施中对中国持谨慎态度。围绕赶超中国和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印度一面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学习和借鉴中国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的经验，另一方面，印度又过度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在增进进口方面鲜有作为，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中对中国商品和中国企业戒心重重。 （4）中国企业应注意的问题。 在中印贸易当中，中方企业自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出口企业的恶性竞争。目前我们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如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内部竞争激烈，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所以在国际市场相互压价出口现象比较多，竞相低价争取订单，也造成了部分事实上的倾销。 3 对解决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 总起来看，中印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印度对中国的防范心理长期难以消除。但是，全球化浪潮推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准则，信奉互利和共赢式的发展理念。在这个框 架的规制和促动下 ，中印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日趋改善将是大势所趋，在竞争中谋求合作与增长将是中印经贸关系的主流。但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还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共同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 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又是邻国，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纠纷，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印两国理应共同合作以求发展，随着两国高层频繁交流，又定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这说明了中印两国是朋友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但两国关系也存在着高层热低层冷的局面，很多人依然对印度保留了落后的老的观念而对现在的印度不甚了解，而文化传媒也未对印度有过关注。贸易方面，印度工商业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通，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2）加强对出口产品及企业的宣传，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 中印两国贸易流通不畅很大程度是源于两国的不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不了解，企业对政府制度的不了解，为此两国可以多举办商品展览会，或商品交流会。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此外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 （3）正确的看待并解决贸易摩擦。 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产生的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方法解决。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竞争。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和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由于大国和小国在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致使合作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假设区域合作成员国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两国若想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三、结语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由于大国和小国在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致使合作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假设区域合作成员国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两国若想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三、结语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贸易摩擦;现状;原因;政策选择

1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分析

1.1立案数量多

中国历年来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涉案金额占大头，但是，印度的立案数位居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无论是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来，印度每年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为“粗暴”的国家——土耳其立案数不过5起，涉案金额5996万美元；东盟10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共4起，涉案金额1.4亿美元。而同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对我发起7起反倾销调查。

1.2涉案产品范围和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且出现了涉案金额超亿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发生贸易摩擦的行业比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医药化工产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也开始逐渐遭遇印度的反倾销调查。2005～2006年，中国丝绸在印度被提起反倾销调查，虽然经过了中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企业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终裁限价平均大幅下调了30%，但这是中国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倾销案，涉案金额近2亿美元。

1.3应诉案件的裁决结果大多令人满意

以往中国出口企业对印度反倾销案的应诉率非常低，即使应诉，胜诉率也不高。在2002年前印度对华70余起反倾销调查中，除了3起方撤回申请，1起印方裁定要求方撤诉，以及1起因中国进口份额较低而结案，其余所有调查都被裁以倾销或损害，最终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反倾销税率最高达1069%。而现阶段随着企业对贸易摩擦认知加强，加之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大力宣传，我企业应对印度案件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应诉企业在政府的交涉、商会的指导和律师的帮助下，在大多数个案中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如绸缎案的裁决对我企业出口的影响较小。

2中印频发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2.1中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

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劳动丰富的国家,两者的比较优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业而言,彼此的优势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所以两国在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①两国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后者同时也是它们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②两国的传统产业都比较雄厚，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品、医药化工原料、轻工产品等是外汇来源的主打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效率优于印度,因而商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更大的优势,物美价廉,在印度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而印度虽然高等教育比较成功,但基础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较少,低效率的生产导致产品的价格缺乏优势,质量也较为低劣，中国产品对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市场。

2.2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目前中印两国的若干经济贸易政策已经成了双边经贸发展的阻碍，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据世界银行报告,印度贸易壁垒在南亚目前居第一位。自1995年以来，印度的出口额稳步上升，2002~2003年一度达到了18%，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的22%。同期对GDP贡献也达到了9.4%。而印度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其进口政策却是谨慎、保守甚至是防范的，其一直强调运用WTO的例外条款保护民族工业。印度官方长期将300多种进口产品视为“敏感产品”并进行重点监测，只要不是明显违背WTO规则就对其尽可能进行限制。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印度反倾销调查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印度对授予我出口企业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上表现消极，2005年以来，印度对我做出终裁的14起案件中，没有一起授予我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待遇。

2.3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产品”

近年来，虽然印度的GDP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很快，但是同中国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印度政府认为如果不对中国有所遏制，今后的增长空间有可能受到限制。一些西方学者比较中印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零和博弈的观点来观察中印的崛起，却很少或不愿考虑两国如何在发展中不断互补共进。在他们看来，中印贸易发展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正是由于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印度方面一直对中国产品存有戒心，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也加以限制，“中国产品”在印度国内甚嚣尘上。

2.4中国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时有发生

中印贸易中，我国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内部竞争激烈,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所以相互压价出口现象比较多。有关调查表明，每当中国产品初入印度市场，只要卖的好，短期内中国企业就蜂拥而至，同类产品铺天盖地，价格愈做愈低。这在纺织服装、低端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领域尤为明显。另外，中国企业有个错觉，认为印度穷人多，消费水平低，就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这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再经媒体渲染后，中国企业形象大为受损。

3减少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

3.1挖掘互补性，淡化竞争性

从中印两国贸易的商品种类上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等领域。从双边经济结构、商品的构成等因素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小，但两国拥有的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中印在双边经贸交往中更应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比如在钢铁、煤炭等能源领域建立合作机制，两国经济都将因此受益。在信息产业的软硬件合作方面，中印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及潜力,印度的软件技术举世公认，不但人才雄厚且出口优势很强，但是硬件建设不足。中国市场对软件需求量大，而软件业的规模及水平均落后于印度；然而，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生产已经转向了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并且迅速成为全球信息硬件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产值仅次于美国。中印两国在制药业、农业如水稻种植、水果贸易等领域都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而在纺织品如丝绸制品、生丝贸易等领域也具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的特区经验、基础设施发展经验等，也是值得印度学习的。

3.2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积极扩大经贸合作

中印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两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处理双边关系,将寻求共同利益的双赢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关系之所以发展迅速,经济利益的互惠互补是最大的动力。中印两国应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努力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目前,印度正在进行“第二代改革”,将进一步简化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改革金融部门,鼓励外国公司进入保险市场。在扩大对外贸易方面,印度不断推出新的进出口政策。两国政府应坚定树立双赢观念,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这种经贸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双边贸易;二是中印投资环境,提供相应优惠政策。对双边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妥善解决由于人为限制引起的贸易逆差，避开贸易争端。

3.3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做到有序出口

在开拓印度市场的过程中，要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非价格竞争已取代价格竞争而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理性对待印度市场，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产业调整的源泉，摒弃以廉取胜的战略，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广告、公关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多发展高科技产品，以出口产品多元化、优质化、美观化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另外，还应注重开拓国际新市场，加快实施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力求分散市场，改变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和降低由此所带来的风险，采取开拓、巩固和扩大外销基地和市场的出口战略。

3.4完善机制，应对摩擦

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要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在实践中，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我驻外经商机构、涉案企业、相关商会和律师参与的多渠道的贸易救济措施信息交流网，初步形成了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介组织及企业“四体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应诉反倾销、反补贴大要案的指导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从微观上中小企业也要不断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积极参加商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的应诉协调会，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收集贸易摩擦预警信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对出口产品预警信息的敏感度，及时向协会、地方商务部门反映本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的国外不公正待遇，提供准确的信息的资料。此外，中小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为做好应诉工作，在生产、销售、会计等方面要规范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这将有利于在贸易摩擦中保持主动。

3.5加强文化交流，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

在一个逐渐开放的体系中，文化交流导致信息的均衡化，对于消除误解和猜疑，达成更多的共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印两国之间的沟通对双边关系事关重大，这种沟通基于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经验的交流以及对两国未来长期友好关系的清晰洞察，这体现在印度所提的“包容性增长”和中国所提的“和谐社会”中。两国的教育机构、媒体、旅游行业、政府和商业等部门必须努力缩小双方交流鸿沟。中国和印度同为WTO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很多方面是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都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良性竞争是二者发展的推动力。中印两国政府应树立长远的目标，加强合作，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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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厚才.入世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及其发展趋势［J］.对外经贸实务,200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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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勇,王磊.中国印度经济发展比较［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69-72.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 近年来，中国、印度油料、油脂进口持续增加，对植物油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本文审视了贸易政策对中国油料生产、油脂加工的影响，并与印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植物油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论文关键词】 贸易 植物油产业 政策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植物油市场严重依赖进口，但中国以进口榨油原料为主，印度以进口成品油为主，不同的贸易政策给两国植物油产业带来了不同的冲击。因此分析、比较贸易政策对两国植物油产业发展的影响，可以为政府制定油料、油脂部门政策提供借鉴。 一、中国鼓励油料进口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1.相对鼓励大豆进口的贸易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相对鼓励大豆进口、抑制油粕及植物油进口的贸易政策。我国对大豆进口只征收3%的关税，进口多少大豆由贸易商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内需求自行决定；对大豆油、菜籽油、棕榈油等植物油进口则采用配额体系，配额外进口要交纳60％～190%的关税;对豆粕进口虽然没有采用配额体系，但是征收5%的关税和13%的增值税。加入WTO后，我国对大豆仍实行3%的单一关税，对配额内植物油进口则征收9%的关税。 2.过量进口对大豆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贸易政策在决定我国油料、油脂进口数量和品种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年以前我国主要进口成品油，油料进口很少，自从减少大豆关税到3%后，植物油和油粕进口迅速下降，大豆进口大幅增加。1995年～2003年期间，我国大豆进口量从29万吨增长到2074吨，进口大豆占国内大豆总压榨量的比例从4%增加至71%，大豆进口量已远远超过国内生产量。 如此大量的进口使大豆与小麦、玉米、稻谷等粮食作物的比价不断下降，严重抑制了农户种植大豆的积极性。我国大豆生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滑坡，2000年以后虽有恢复性增长，但产量一直徘徊在1600万吨左右，与1993年的生产水平还相距甚远。 3.油料进口促进了植物油加工业的产能扩张和规模、结构提升。相对鼓励大豆进口、抑制油粕及植物油进口的贸易政策虽然给大豆种植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却为榨油能力的扩张提供了原料基础，并减小了国外低价植物油和油粕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有力促进了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发展。1995年～2011年期间，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产能从4500万吨增加至7000多万吨，增幅高达56%。 大豆进口的迅速增加还提高了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及平均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者在沿海港口新建了许多以进口大豆为原料的大型油厂，目前沿海地区油厂的产能已近5000万吨，占我国全部产能的70%以上。伴随着产能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油厂平均资产规模由9.01百万元/个提高到了128.07百万元/个。 二、印度鼓励食用油进口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1.相对鼓励食用油进口的贸易政策。为了适应WTO规则，1994年印度政府取消了国家垄断和配额限制，只对油料、油脂进口征收关税。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采取了鼓励食用油进口、抑制油料进口的贸易政策。虽然印度对油料进口没有设置任何数量限制，但是却将油料进口关税定为35%，并实行严格的植物卫生检疫和进口许可证制度。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印度政府对食用油进口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虽然大多数食用油的进口约束税率为300%，但实际税率一般只维持在15％～30%之间。 2.食用油进口过多对印度油料生产造成较大冲击。高关税和严格的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有效阻碍了大豆等油料的进口，多年来印度各种油料进口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贸易自由化和关税降低则刺激了食用油的进口，印度植物油(主要为棕榈油和大豆油)进口量从1988年～1993年间的年均30万吨迅速上升到1998年～2001年间的520万吨。 印度虽然成功阻止了国外油料进入国内市场，但却没能达到有效提高油料生产的目的。大量的食用油进口对印度油料生产造成了很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油料与小麦、稻谷等粮食作物的比价不断下降，导致油料播种面积减少、生产滑坡。印度油料产量从1994年～1996年期间的年均2600万吨减少为1999年～2001年期间的年均2330万吨。 3.油料短缺对印度植物油加工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相对鼓励食用油进口、抑制油料进口的贸易政策对印度植物油加工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国内 油料生产不足且时有波动，而国外油料又不能够大量进入，印度植物油加工企业很难在整个榨季获得稳定的原料供给，许多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另外，国外低价食用油的大量涌入使印度植物油价格持续走低，导致不少企业破产。1995年以后，印度植物油加工业停滞不前，总加工能力虽然由3000万吨增加到3600万吨左右，但这些加工能力分散在全国各地15000多家企业中，多数企业的日处理能力仍在100吨以下。 三、启示和建议 1.政策制定应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者的福利产生了不同影响，使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陷入矛盾的境地。建议我国政府在对大豆产业发展方向做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制定出平衡发展的长远规划，既不能致大豆生产者利益于不顾，也不能使大豆压榨业、饲料业、养殖业及消费者付出巨大的代价。 2.实行适当进口油料、抑制成品油进口的贸易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油料生产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如果限制油料进口，植物油和油粕进口必然大幅增加。建议政府继续实行适当进口油料、抑制成品油进口的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减少植物油和油粕进口，而且能够提高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过量进口大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要把握大豆进口的合理规模。 3.对油料生产进行综合扶持。国内油料产量不足、品质欠佳是植物油加工企业依赖进口油料的直接原因，在贸易自由化时代，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将国内油料生产、消费与国际市场隔离。政府只有在提高单产、品质及推进产业化等诸多方面对油料生产进行综合扶持，才能够达到持续提高我国油料产量和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8篇

目前，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是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印度方面则希望在医药、化工、软件等方面打开中国市场。因此，加强两国从要素合作到制度合作的转变，建立两国实质性贸易合作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一)强化两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

近年来，中印高层会晤频繁，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不断丰富。2010年12月，中印同意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立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战略目标。同时双方决定建立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并开通两国总理电话热线，同意建立中印外长年度互访机制。这些战略举措对推动建立两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促进两国贸易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印经济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以及中国—印度经贸、投资与合作峰会等一系列对话交流机制与合作平台，为深化双边贸易合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建立双边工作日常联系机制

目前，中印两国基本建立了两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但从具体工作层面来看，双边工作日常联系机制尚未得到确立，仍然缺失长期稳定的交流机制，使许多贸易合作项目难以真正落地。因此，为了促进两国贸易的正常进行，扩大两国贸易规模，在两国顶层设计的框架内，在微观层面建立双边具体工作日常联系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以实现信息交流共享，及时沟通两国贸易价格、贸易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以更好地推进双方贸易合作。

(三)建立两国贸易摩擦协调机制

最近几年随着中印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各种经济利害关系不断突出，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两国贸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力度较大，贸易摩擦削弱了两国之间的信心，阻碍两国贸易间的增长空间。贸易救济合作机制是解决贸易摩擦的重要方式，2008年和2011年，中印双方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印贸易救济合作会议，以加强双方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领域的信息交流，对各自的反倾销反补贴法律制度及实践，以及反倾销披露与透明度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沟通。此外，双方还就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谈判中的立场进行了协调，并就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共识。该机制成为促进双方加强交流，努力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平台。双方在该机制下共同力导磋商对话，加强沟通和交流，既缓解了摩擦，又密切了关系。为加强中印在贸易救济领域的合作，通过交流在贸易救济实践中的做法，共同研究和规范贸易救济调查，以通过对话解决贸易摩擦。

(四)深化两国服务贸易合作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两国贸易已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但双边贸易主要聚焦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则相对比较薄弱。如何进一步拓展两国贸易空间，丰富两国合作内涵，挖掘合作潜力，尤其是推动两国服务贸易合作是两国都应该作出的重要考量。服务贸易的发展总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印两国近几年经济发展都相当迅速，服务贸易蕴藏的潜力很大。中国应该加强与印度在服务贸易各领域的合作，比如引进印度的软件业来帮助提升或者改善本国的信息服务水平，也可以对印度输出建筑业来帮助完善印度的基础设施等等。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上要强于印度，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影响力也大于印度。但是中国只是在“量”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从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中国从“质”的方面讲优势并不明显。因此，建立并推进中印两国服务贸易机制是深化双边贸易合作的必然选择路径，两国在农业、环保、能源、信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发展潜力巨大。

(五)建立两国贸易便利化机制

随着中印两国贸易的持续发展，进一步减少和消除阻碍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减低交易成本、建立高效的贸易便利体系等内容已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建立并完善两国贸易便利化长效机制已成为推动双方贸易稳健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加强两国贸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对贸易便利化需要的现代化通关作业进行改革，推动技术革新，为推动两国贸易便利化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制定两国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和措施，出台便利通关办法，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鼓励金融机构对有订单、有效益的企业及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发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扩大保险规模。最后，扩大商品进口，增加进口贴息资金规模。完善多种贸易方式，促进边境贸易。促进双边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中印贸易合作领域潜力分析

(一)加强两国在农业领域的贸易合作

作为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均面临着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因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农业在两国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在两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因而加强两国农业尤其是农业贸易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印两国农业贸易中以印度进口为主，农业贸易合作乏力。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统计，2009年到2012年期间，从HS2007的统计数据来看，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农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编码6909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303.19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2.71万美元，增长率为189%;商品编码690990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97.5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51.8万美元，增长率达261%;商品编码8201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28.3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01.6万美元，增长率为259%;商品编码820190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3.7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9.5万美元，增长率高达704%。同期，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农业规模呈逐年下降趋势，从HS2007的统计数据来看，商品编码6909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12.8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约2.9万美元，下降率为77.6%;商品编码690990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约11.5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约2.9万美元，下降率达74.9%;商品编码8201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约3.5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0.59万美元，下降率为82.9%;而商品编码820190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0.066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07万美元。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后金融危机时期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农业贸易规模呈显著增长态势，而向中国的出口除了商品编码820190的出口额有增长外，其余则显著下降，对印度而言，存在显著贸易逆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贸易仅限于低端的农产品，农业贸易较为乏力，而农业贸易合作则更是鲜有涉及。因此，中印两国应充分发挥在农作物品种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强合作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同时，在农业机械化耕作方面印度略领先于中国，这为两国农业贸易合作提供了诸多契机。

(二)强化两国在信息领域的贸易合作

在信息贸易领域，印度软件优势明显，中国硬件领先，合作可实现共赢:增加两国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的交流和培训，优化合理的人才结构;增强两国信息技术领域的项目合作，实现IT服务的有效转型。许多研究表明，印度信息技术在软件方面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中国在硬件方面则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来说，印度软件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语言环境等方面有优势，同时软件开发成本低、高素质技术员工数量多、服务水平较为成熟等方面具有竞争力。而中国在软件开发方面具有人力成本低、技术员工数量多、市场发展迅速等优势。因此，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印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各有优势，可以通过IT高等教育、IT职业教育以及IT企业培训机构推进两国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最终实现共赢，并实现两国IT服务的有效转型。

(三)促进两国在环境领域的贸易合作

中印需要加强两国环境贸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搭建两国环境领域合作平台，强化合作机制建设;开展两国环境领域项目的交流与合作，寻求可持续发展路径。中国和印度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共同面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根据《2014年环境表现指数(EPI)》显示，印度环境表现指数全球排名第155名，中国排名第118，其中在空气污染这一指标上，中国排在最后一位，印度的排名也非常落后。因此，中国和印度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问题方面的合作具有全球战略性意义。为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恶化问题，2008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和印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ICSD)便携手合作，为两国展开贸易合作搭建高端平台，寻求两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但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中印两国环境贸易的技术转让机制不健全，适应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的新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应用推广机制也亟待建立和完善，因为合作平台的搭建和机制建设是两国加强环境领域合作的前提条件。

(四)加强两国能源领域的贸易合作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9篇

目前，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是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印度方面则希望在医药、化工、软件等方面打开中国市场。因此，加强两国从要素合作到制度合作的转变，建立两国实质性贸易合作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一)强化两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

近年来，中印高层会晤频繁，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不断丰富。2010年12月，中印同意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立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战略目标。同时双方决定建立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并开通两国总理电话热线，同意建立中印外长年度互访机制。这些战略举措对推动建立两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促进两国贸易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印经济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以及中国—印度经贸、投资与合作峰会等一系列对话交流机制与合作平台，为深化双边贸易合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建立双边工作日常联系机制

目前，中印两国基本建立了两国高层定期会晤机制，但从具体工作层面来看，双边工作日常联系机制尚未得到确立，仍然缺失长期稳定的交流机制，使许多贸易合作项目难以真正落地。因此，为了促进两国贸易的正常进行，扩大两国贸易规模，在两国顶层设计的框架内，在微观层面建立双边具体工作日常联系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以实现信息交流共享，及时沟通两国贸易价格、贸易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以更好地推进双方贸易合作。

(三)建立两国贸易摩擦协调机制

最近几年随着中印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各种经济利害关系不断突出，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两国贸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力度较大，贸易摩擦削弱了两国之间的信心，阻碍两国贸易间的增长空间。贸易救济合作机制是解决贸易摩擦的重要方式，2008年和2011年，中印双方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印贸易救济合作会议，以加强双方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领域的信息交流，对各自的反倾销反补贴法律制度及实践，以及反倾销披露与透明度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沟通。此外，双方还就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谈判中的立场进行了协调，并就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共识。该机制成为促进双方加强交流，努力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平台。双方在该机制下共同力导磋商对话，加强沟通和交流，既缓解了摩擦，又密切了关系。为加强中印在贸易救济领域的合作，通过交流在贸易救济实践中的做法，共同研究和规范贸易救济调查，以通过对话解决贸易摩擦。

(四)深化两国服务贸易合作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两国贸易已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但双边贸易主要聚焦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则相对比较薄弱。如何进一步拓展两国贸易空间，丰富两国合作内涵，挖掘合作潜力，尤其是推动两国服务贸易合作是两国都应该作出的重要考量。服务贸易的发展总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印两国近几年经济发展都相当迅速，服务贸易蕴藏的潜力很大。中国应该加强与印度在服务贸易各领域的合作，比如引进印度的软件业来帮助提升或者改善本国的信息服务水平，也可以对印度输出建筑业来帮助完善印度的基础设施等等。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上要强于印度，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影响力也大于印度。但是中国只是在“量”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从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中国从“质”的方面讲优势并不明显。因此，建立并推进中印两国服务贸易机制是深化双边贸易合作的必然选择路径，两国在农业、环保、能源、信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发展潜力巨大。

(五)建立两国贸易便利化机制

随着中印两国贸易的持续发展，进一步减少和消除阻碍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减低交易成本、建立高效的贸易便利体系等内容已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建立并完善两国贸易便利化长效机制已成为推动双方贸易稳健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加强两国贸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对贸易便利化需要的现代化通关作业进行改革，推动技术革新，为推动两国贸易便利化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制定两国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和措施，出台便利通关办法，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鼓励金融机构对有订单、有效益的企业及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发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扩大保险规模。最后，扩大商品进口，增加进口贴息资金规模。完善多种贸易方式，促进边境贸易。促进双边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中印贸易合作领域潜力分析

(一)加强两国在农业领域的贸易合作

作为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均面临着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因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农业在两国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在两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因而加强两国农业尤其是农业贸易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印两国农业贸易中以印度进口为主，农业贸易合作乏力。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统计，2009年到2012年期间，从HS2007的统计数据来看，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农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编码6909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303.19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2.71万美元，增长率为189%;商品编码690990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97.5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51.8万美元，增长率达261%;商品编码8201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28.3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01.6万美元，增长率为259%;商品编码820190的进口额从2009年的3.7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9.5万美元，增长率高达704%。同期，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农业规模呈逐年下降趋势，从HS2007的统计数据来看，商品编码6909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12.8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约2.9万美元，下降率为77.6%;商品编码690990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约11.5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约2.9万美元，下降率达74.9%;商品编码8201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约3.5万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0.59万美元，下降率为82.9%;而商品编码820190的出口额从2009年的0.066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07万美元。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后金融危机时期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农业贸易规模呈显著增长态势，而向中国的出口除了商品编码820190的出口额有增长外，其余则显著下降，对印度而言，存在显著贸易逆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贸易仅限于低端的农产品，农业贸易较为乏力，而农业贸易合作则更是鲜有涉及。因此，中印两国应充分发挥在农作物品种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强合作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同时，在农业机械化耕作方面印度略领先于中国，这为两国农业贸易合作提供了诸多契机。

(二)强化两国在信息领域的贸易合作

在信息贸易领域，印度软件优势明显，中国硬件领先，合作可实现共赢:增加两国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的交流和培训，优化合理的人才结构;增强两国信息技术领域的项目合作，实现IT服务的有效转型。许多研究表明，印度信息技术在软件方面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中国在硬件方面则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来说，印度软件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语言环境等方面有优势，同时软件开发成本低、高素质技术员工数量多、服务水平较为成熟等方面具有竞争力。而中国在软件开发方面具有人力成本低、技术员工数量多、市场发展迅速等优势。因此，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印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各有优势，可以通过IT高等教育、IT职业教育以及IT企业培训机构推进两国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最终实现共赢，并实现两国IT服务的有效转型。

(三)促进两国在环境领域的贸易合作

中印需要加强两国环境贸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搭建两国环境领域合作平台，强化合作机制建设;开展两国环境领域项目的交流与合作，寻求可持续发展路径。中国和印度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共同面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根据《2014年环境表现指数(EPI)》显示，印度环境表现指数全球排名第155名，中国排名第118，其中在空气污染这一指标上，中国排在最后一位，印度的排名也非常落后。因此，中国和印度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问题方面的合作具有全球战略性意义。为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恶化问题，2008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和印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ICSD)便携手合作，为两国展开贸易合作搭建高端平台，寻求两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但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中印两国环境贸易的技术转让机制不健全，适应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的新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应用推广机制也亟待建立和完善，因为合作平台的搭建和机制建设是两国加强环境领域合作的前提条件。

(四)加强两国能源领域的贸易合作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印贸易；贸易摩擦；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9-0010-02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印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地位逐步加深，但是同为崛起的大国，各自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必会引起合作竞争，双边贸易所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和摩擦，不可避免。本文就从政治方面对摩擦的原因及其对策做粗浅的分析。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因素分析

中印贸易摩擦除了与经济有关以外，同时还受到政治的影响。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导致中印贸易摩擦的政治原因有如下几点:

1.中印贸易所产生的摩擦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决策的最高标准。[1]不同国家间贸易的本质就是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当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常会用政治的手段，来捍卫国家利益。当中印贸易收支持续不平衡的时候，印度总是会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干涉，比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措施势必会引起两国贸易的争端。

2.国际关系本身包含冲突与合作两方面，但是冲突是绝对的，合作并不意味

着没有冲突，[2]所以中印贸易摩擦是经济合作中的正常现象。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变的紧密，两国通过合作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注入了活力。所以中印贸易是合作向前的，摩擦并不是主流，是经济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印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印度对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心存疑虑和戒心[3]，把中国当作区域内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导致了两国贸易的摩擦。印度从尼赫鲁执政时期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追求大国目标的思想，加上西方近年来，面对中国强劲发展而鼓吹的“中国”，促使印度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度决策层更是心存戒备，忧虑不断加深[4]。因此，印度在这种大国思想和忧虑之心的驱使下，不断的通过对中国采取一些像反倾销、补贴等贸易保护措施，力图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

4.印度在对华贸易上持重商主义的主观倾向，[5]这也会导致中印贸易摩擦，重商主义认为，社会的财富来自贸易顺差，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是零和博弈，国家要想获得权利和财富，必然要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6]然而现实中，从2006年起，印度对华贸易一直持续逆差的地位，这种贸易上的劣势，势必会促使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逆转这种局面，导致贸易摩擦。

二、解决中印贸易摩擦的思考

如何解决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以上分析，从政治上来讲，中印两国应该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增进战略互信，凝聚双方共识，妥善的解决中印两国所面临的贸易问题，以此来促进中印双边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中印两国同属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共识，所以面对贸易摩擦，两国政府应该加强两国高层互访沟通，不失时机的扩大和深化利益交汇点，努力的缩小甚至消除贸易摩擦。面对“中国”，中国政府要要积极的宣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消除印度对中国存在的误解和忧虑[8]，从而不断的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为解决双边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面对未来，中印两国应该珍惜所达成的共识，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经济全球化以及两国发展的实际出发，解决贸易摩擦，促进两国经济的增长。

三、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中印贸易摩擦是经济与政治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越来越多，不断的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面对未来两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两国是否可以保持良好的外贸关系，有赖于两国在宏微观经济上所采取的举措和政治领域的良好沟通。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中印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政治上的互动已经不可逆转，两国只有扩大双边利益，减少分歧，增进互信，加强合作，这样才会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P260.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19-321页.

[3]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以及对策建议[J].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4页.

[4]唐鹏琪.印度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原因[J].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第28-31页.

[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02页.

[6]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08页.

[7]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以及对策建议[J].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5页.

[8]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98页.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中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在过去20年中，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仅贸易额迅速攀升，而且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额度也呈较快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对两国贸易摩擦问题的不当处理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双方的贸易利益，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一)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且贸易失衡日益严重

199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3.39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上升至29亿美元。在随后10年里中印双边贸易额出现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了517.8亿美元的高峰。虽然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印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但仍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体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额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中印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基本保持平衡，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2004年，印度对华贸易保持着17.4亿美元的顺差，到了2006年变成了43亿美元的逆差，2009年逆差扩大到了159.5亿美元(如图1所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61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201亿美元，逆差较2009年扩大25%。

(二)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呈上升趋势

与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印两国双边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印度对华的投资项目累计402个，实际使用金额27055万美元;同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累计为12509.1万美元。虽然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述数据表明，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正确处理两国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在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上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为主;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呈上升趋势。下面本文就这三个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以反倾销为主

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措施。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共遭受了784起反倾销调查，占到了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3752起)的21%，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其中印度最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1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体来讲，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反倾销措施为主，占比高达到90%。

(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主要是以欧盟和美国为主。与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数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印度发起反倾销可谓是少之又少，2005—2010年只有1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将反倾销作为对等的措施报复印度，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6年间，从数量上来说，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达到峰值，高达14件之多。但随后2003年及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到2005年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从此又开始呈逐渐攀升趋势。印度国内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印度为保护本地市场，不断地挑起贸易争端，同时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更是不断地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力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高达15件，使得我国产品深受其害。此时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三)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强度也逐渐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印度就不断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印度对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对比可以发现，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占其对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29%)明显高于1995—2003年阶段的水平(21%)(见图4)。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频繁时印度曾经在一年内连续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15宗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这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均十分庞大，仅2008年一年，印度对外反倾销涉案金额就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常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几年来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反倾销为主。第二，在数量方面，虽然在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三，在强度方面，不管是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对全球调查的比重，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呈现加强趋势。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一)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机制的理论分析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贸易最容易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并且差异越大，潜在的贸易规模也就越大。相反，如果两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相近，则潜在的贸易规模较小。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解释贸易的产生，认为产业内贸易最容易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产生。由于中印两国都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于工业化国家都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素禀赋理论更适用于对中印贸易的解释。由于贸易失衡通常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由于H－O模型中贸易总是平衡的，因此具体对中印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事实:①2005年至2008年中印贸易额增长速度达到了33%～54%，而同时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以更高的速度增长;②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总量和总的贸易顺差规模逐年扩大;③这一时期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从总体上呈贸易顺差且不断扩大，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呈现顺差。本文认为，中印两国之间贸易迅速增长和贸易失衡扩大，根本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和中印两国要素禀赋相近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投资在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家庭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大都属于“出口偏向型”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形成的生产潜能无法被本国消费所吸收，最终形成更大规模的出口。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质上则是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我国过剩产能主要通过发达国家市场消化。由于我国同工业化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容易向这些国家出口，并引起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但随着“出口偏向型”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发达国家的市场日益饱和，同时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伙伴关税壁垒的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开始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由于要素禀赋相近，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剩产能输出更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和就业恶化，也就更容易遭受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并且此类贸易摩擦呈现出发起国集中度高、单向性明显、贸易限制程度高和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特点。而中印贸易摩擦只不过是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结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为:①由于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外部依赖特征，加大了遭受贸易摩擦的潜在可能性;②随着工业化国家市场进入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两反一保等)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体外部贸易壁垒的降低，中国出口开始转向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③由于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的剩余产能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印度的贸易逆差;④由于印度就业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国内将就业问题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相联系，强化了“中国”的社会观念;⑤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华频繁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并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有所加强。该机制可以用图5表示。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具体原因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印贸易摩擦产生内在机制涉及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分析。

1.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的共同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两国贸易缺乏互补性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但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印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和要素禀赋特征而言，产业结构的相似应当是降低了贸易的可能性，特别是降低了贸易的潜在规模，而不是导致剧烈的双边贸易摩擦，特别是该观点不能解释中印之间的“单向”贸易摩擦现象。本文认为，是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共同导致印度频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于类似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两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但由于中国内部消费性需求的不足，导致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投资性需求来满足增长的需要，而这些投资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出口偏向型”的，当过剩的产能无法在本国市场上消化时，必然导致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无法消化这些产能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必然转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国对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相似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单向”贸易摩擦。

2.中印贸易长期失衡

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被看做是印度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原因。从宏观层面上，贸易余额和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自2005年以来均是贸易逆差国且规模不断扩大，而对华贸易逆差又占到了印度贸易逆差的较大比重(中国2010年对印顺差占印度2009—2010财年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约为17%)，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动机。

3.印度的就业形势长期得不到改善

保护就业是很多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目的之一，特别是失业率较高的国家通常会将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点领域。印度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面临高失业率的困扰，在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更是高达10%以上(如图6所示)。高失业率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促使印度当局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制造业产品对印出口。

4.“中国”在印度的盛行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原因，印度官方与民众长期将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作为威胁印度安全与稳定的因素。经济上表现为将中印贸易顺差、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市场稳定和印度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问题混为一谈。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政界和工商界的一些人宣扬“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印度在新世纪领导世界的努力构成最大的挑战”，说中国商品像“洪水猛兽”一样地涌进印度市场，“向印度发动经济入侵”等。从贸易政策上则体现为不断通过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强化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试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5.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负面影响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谈判中，对入世协议中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方法条款做出了让步，允许贸易伙伴国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e conomies)来确定正常价值。通常进口国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通常采用三种替代价格，即:替代国价格、构成价格和相似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由于这些价格替代方法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常常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企业即便应诉胜诉的机会也较小，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伙伴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就印度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而言，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调查数量的上升。

四、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几个方面的结论。

(1)中印贸易摩擦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和我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的共同作用是双方贸易竞争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如就业与“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贸易摩擦，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

(2)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减少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较高，根本原因是家庭消费的不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需要减少扭曲家庭消费决策的因素，加快从出口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转变。

(3)谈判是缓解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从对中印双边贸易与投资的数据分析上看，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印度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正确处理双方的贸易摩擦对中印两国都有重要的意义。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应当审慎地处理与印度的贸易摩擦，利用双边谈判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缓解摩擦，避免简单的“贸易报复”思维。

五、缓解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建议

针对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缓解中印贸易摩擦除了加强预警、提升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等具体措施以外，从根本上需要创造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的国际环境和双边经贸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经济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高家庭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出口市场的依赖性。这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稳定家庭收入预期，降低家庭的预期风险水平，提高家庭消费水平。推动我国从出口大国向进出口大国转变，提高我国市场对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促进贸易收支的平衡。从根本上降低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2.通过双边与多边贸易商谈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通过协商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创造便利的贸易环境，而且双方还应加强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减少原有的贸易限制措施。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其他形式的双边经贸合作强化制度约束，降低印度对华实施贸易限制的动因。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也于2010年正式运行，这些实践活动能够为解决中印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借鉴。

3.加快市场化改革，提升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我国频繁遭受来自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当前的经济体制和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时加剧了产能的扩张，提高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缓解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从根本上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从出口贸易大国向出口与进口并重的贸易大国转变，提高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提升我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中印；东盟；引力模型；贸易潜力；竞争与合作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并全面启动。同时，印度—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定》也于当天正式生效，并将于2013年初步建成自由贸易区。作为21世纪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与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在东盟这一平台上相遇。本文基于10年来中印两国与东盟十国贸易流量的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比较影响中印与东盟贸易的因素及贸易潜力。

二、中印两国与东盟贸易的引力模型研究

实证检验中，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LnTij=Lnk+LnYi+LnYj-LnDij

其中k为常数，Tij为两国或两地区的双边贸易额，Yi和Yj分别为两国的GDP，Dij为两国间的距离。本文将中国、印度与东盟的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研究，共4个模型。除基本模型中的两国GDP及国家间距离（DIS）外，解释变量再引入两国的人均GDP（GPC）及是否具有相同的语言及文化（Language）这一虚拟变量。

模型1（中国出口东盟）：

LnCHEXPit=C+β0LnGDPit+β1LnCHGDPt+β2LnGPCi+β3LnCHGPCt+β4LnDISt+β5Languaget+εt

模型2（中国进口东盟）：

LnCHIMPit=C+β0LnGDPit+β1LnCHGDPt+β2LnGPCi+β3LnCHGPCt+β4LnDISt+β5Languaget+εt

模型3（印度出口东盟）：

LnINEXPit=C+β0LnGDPit+β1LnCHGDPt+β2LnGPCi+β3LnCHGPCt+β4LnDISt+β5Languaget+εt

模型4（印度进口东盟）：

LnINIMPit=C+β0LnGDPit+β1LnINGDPt+β2LnGPCi+β3LnINGPCt+β4LnDISt+β5Languaget+εt

其中，CHEXP、CHIMP、INIMP、INIMP分别表示中国、印度向东盟各国的出口额、进口额；GDP、GPC代表东盟各国的GDP与人均GDP；CHGDP、CHGPC、INGDP、INGPC分别表示中国、印度的GDP与人均GDP；DIS表示两国首都间的距离，Language表示两国常用语言是否相同，若相同，取值为1，否则为0；C表示常数，i表示东盟十国，t表示时间。利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建立中国出口东盟、中国进口东盟、印度出口东盟、印度进口东盟的4个引力模型，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4个引力模型的R2均大于60%，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为良好，几个关键变量的符号均与预期一致，即符合双边贸易流量随着两国GDP的增加而增加，随着两国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现实情况，总体上4个模型均较为符合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但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比印度-东盟贸易更适合于传统的引力模型。

三、引力模型对于贸易潜力的预测

表2反映的是通过引力模型测算的2010年中印两国与东盟五国的贸易潜力，总体来看，中印两国与东盟五国均存在贸易不足。比较中国与印度出口东盟的两列数据，我们发现印度对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国已经存在出口过度贸易状态，这说明印度对这两国的出口已经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对于东盟五国的出口普遍存在贸易不足的状态，这说明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但尚未得到开发。比较中印两国从东盟进口的数据可以看出，印度从东盟的进口实际值比上模拟值很小，这说明存在巨大的双边贸易潜力；中国对马来西亚与泰国的进口贸易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处于轻微的过度贸易状态，中国对印尼、菲律宾与新加坡三国尚存一定的进口贸易潜力。

四、结论与建议

从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来看，总体上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相比于印度——东盟更为适合传统的引力模型，这也使得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情况更容易得到定量的分析以供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更好地促进中国-东盟贸易的发展。引力模型对贸易潜力的预测显示了中印两国与东盟处于贸易不足状态，均存在着较大的贸易潜力，这也给了中印两国企业寻求与东盟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中印两国与东盟间存在贸易基础的差距，短期内印度可能无法威胁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但是以后这种威胁是切实存在的。印度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服务贸易。虽然目前中国对东盟的服务贸易额远超印度，但是据WTO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而印度的服务贸易近年来已经拥有顺差优势，况且中国的服务贸易依然以运输、旅游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而印度已经以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总体来看，东盟服务业相对薄弱，与印度服务业的互补性强于中国，随着将来印度-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及生效，印度服务业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将会明显地体现出来，这是值得我国警醒的。

参 考 文 献

[1]蔡宏波.我国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量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0（1）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印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状

中印两国领土相接，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以及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较大发展，贸易额逐年增加，2007年11月底，中印双边贸易额已突破342亿美元，同比增长54%。印度2007—2008年第一季度统计表明，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目前，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但是贸易总额和规模相对于两个人口大国来讲是极不相称的，两国应该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辛格总理访华期间在与温总理会谈时说，印度把与中国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列为优先考虑的重点，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经贸发展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两国经贸关系正在从一般商品贸易领域逐步扩展到包括工程承包、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等在内的广泛经贸合作领域。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多中国投资家认为，中国将是印度企业投资的理想地区，印度也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

二、中印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印两国进行合作，协同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增强中印政治互信、保持贸易平衡、促进信息技术合作以及能源合作是现阶段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中印双方政治互信度有待提高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在边界问题、西藏等问题上存在的摩擦致使两国政府及企业间的互信程度不高。

从总体上看，双方的交往不多，相互了解不够。除近年来少数互访过的官员、商人、学者之外，两国广大民众对对方的国情和政策缺乏基本的了解；互信程度低，“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有一定市场。一些印度人担心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合作会影响印度的安全。而在中国公众中，也有人怀疑美印接近是否是为了遏制中国，印度的核导弹发展计划是否有针对中国之意；双方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边界问题就是两国最大的分歧，加之印度的“冷战思维”和中国的“静止观”的影响，使得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仍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以上原因，中印两国互信度不高，这必然会对两国在各领域的经贸合作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2.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中印经贸合作水平虽然很低，但基本保持平衡，中国盈余有限。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由2005年的8亿美元顺差变为逆差41.2亿美元。进入2007年，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继续上升，达到120亿美元[2]。这一现象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2007年12月19日，印度《金融快报》专门刊登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信息体系的署名文章，建议印方采取措施，积极寻求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种类，以缩减正在扩大的印方逆差。

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贸易结构不合理。从进出口结构分析，印度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主要是机械制品，占印度从中国进口总额的46.9%，其次为化学制品14.7%、金属制品10.6%、纤维及纺织品4.6%[3]。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小。这种贸易结构很容易使中国对印度的贸易处于顺差，而印度对中国处于逆差的状态。

中印双方领导人已将2010年的双边贸易额目标提高至600亿美元，但在印度国内很有影响的《印度时报》认为，如果不解决快速增长的中印贸易赤字问题，巨大的贸易失衡将会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巨大障碍。

3.信息技术合作问题

信息产业领域是中印最具潜力的合作领域，中国的硬件优势以及印度的软件优势，客观上有利于两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合作，但目前的合作并不理想，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冷战思维仍然制约着信息产业合作的发展。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印度对中国抱有敌对心理，这为“中国威胁论”在印度国内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印度仍然对中国存有戒心，印度IT产业界不愿意暴露所掌握的先进技术[4]。这种状况与中印经贸往来的良好势头不符，不利于两国起步不久的IT业合作。

其次，合作模式缺乏创新。中国和印度的信息技术大多数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来实现的，这使得中国和印度很难实现“硬件”与“软件”的有机结合。因此，技术创新是合作的重点。可目前两国的技术合作基本模式是，单纯用印度的软件优势与中国的硬件优势相结合，很难提高核心技术水平，没能建立一种既有软件方面合作又有硬件方面合作的双重合作模式。

4.中印能源合作的不利因素

随着经济发展，两国逐步开始意识到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从地缘政治因素考虑。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印度历来就有“强邻为敌”的外交理论，美国和日本为了制约中国，不断通过经济手段来拉拢印度，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使印度摒弃那种陈旧过时的观念，还视中国的崛起为印度最大的威胁，那么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必然制约中印能源合作。

从中印边界问题来看。两国的边界争端长期悬而未决。尽管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但印度实际上坚持固有的不妥协立场。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印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讨论仍存在分歧。只有妥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才能推动中印两国能源合作跨越式发展。

从安全和成本方面考虑。石油的开发和运输成本很大。2005年2月，印度计划把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输气管道延至中国。该项目预计耗资41亿美元，建设总长达2 775公里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管道。然而目前，以上项目很难取得进展，主要原因是天然气或石油管道铺设必然要受到沿线各地区宗教和民族问题等问题的影响，运输的成本大。 转贴于

三、促进中印经贸合作发展对策

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只要解决好贸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两国的经贸合作水平就会提高。

在互信问题上，两国应加强政治上交流，增强两国政府及企业间的互信。以政治友好促进经贸合作。针对辛格这次访问的具体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辛格访华取得了两个成果，第一个成果是通过访问，双方的政治互信得到了增强，找到了两国关系的准确定位；第二个成果是双方就如何发展中印关系达成了一些新的具体共识，包括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增进政治互信。两国领导人互访，发表合作宣言并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是提高互信程度很好的解决办法。

在贸易平衡问题上，两国应树立双赢观念。一方面，两国应积极扩大双边贸易额，制定宽松的贸易政策，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贸易限制，进一步放开市场，扩大可投资领域，改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两国应改善贸易结构。中国政府以及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应加大对印度的技术转移，推动印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其贸易水平。

在信息产业合作上，两国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努力来发掘潜力、促进合作。

首先，加强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加快技术创新。中印双方可以通过雇佣对方的技术人员，实现技术互补，也可以创建学院，专门为对方培养人才，签订人才相互培养的协议，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其次，在信息产业领域，印度方面要放弃冷战思维，开放“敏感”领域，给予对方企业以公平的待遇。再次，两国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与支持，促进双方企业合作和信息流通。通过建立联络机构，收集和整理对方的市场信息来深化对双方企业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了解。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印两国应树立双赢观念，首先通过不断改善中印关系为中印能源合作提供机制保障，不断增多中印的战略性互动，促进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其次，中印企业可以共同进行海外油气开发。中国和印度第一次实质性的能源合作发生在2006年底，双方联手拿出5.7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38％的油气资产。合作竞标和生产可以加强中印企业的信息交换等内容，也有利于加大高新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再次，作为亚洲两个石油进口大国，中印应探索建立双边和以中印为主体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注重借助多边力量来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开发亚洲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这样就可以更大地降低石油开发和运输成本。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印经贸合作发展潜力巨大，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两国在政治互信、贸易平衡、信息产业合作和能源合作方面的问题得到逐步解决，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一定会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忠卿.印度总理辛格昨抵京访华[N].扬州时报，2008-01-14.

[2]文富德.论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08，（1）.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4篇

她是一位华裔女性,却能位居印尼政府高层数年;她是一名经济学家,多次来华促进两国关系。她干练、睿智、极富魅力……上海世博召开之际,作为印尼商贸部部长冯惠兰来华参观印尼世博馆的情况,面对媒体,她真诚相谈:“中国对印尼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而在中国举行的这届世博会,我相信恐怕也是历史上最大甚至在未来都很难被超越的一届,我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和贸易会在未来越来越好。”

“上海世博很难被超越”

继1964年之后,此次是印尼政府第二次在世博会上建造自己的馆,并且是印尼政府在历届世博会上投入最大的一次。借此来更好的展示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多元化的文化和人文景观。“我之前去过两届世博会。世博会是展示国家发展特色很好的机会。”在她看来,上海世博会不仅是一场展示,更是一场“经济奥运会”。

冯慧兰认为,“每5年举办一次的世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其对我们来讲十分特别,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展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特色。而对我来讲,我认为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十分好,提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让人们反省环境问题,因此我觉得上海市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非常好的。同时,我也相信本届世博会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以后很难被超越的大型的世博会,我对此深信不疑。”

当问及印尼如何掘金中国市场时,冯慧兰说:“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合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0年,其间双边贸易额从120亿美元增长到300亿美元。第二阶段是从现在到2015年,目标是500亿美元。”

“十分重视中印之间的旅游业”

印尼的旅游业十分发达,巴厘岛等地的旅游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对于参加世博的初衷,冯慧兰直言,希望世博来让中国人民了解印尼,并前往印尼旅游。

旅游业在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来看,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与前往泰国、新加坡旅游的人数相比,显然存在着一定差距,泰国每年有近200万人口去旅游,而这个数字在印尼,就只有30万左右。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很重视中印之间的旅游业发展。这次上海世博印尼馆的建设就反应了很多印尼当地的特色,从自然生态到民族文化,以此向中国展示一个全方位的印尼,让中国人更加了解印尼,进而吸引大批游客前往印尼观光和旅游。

冯慧兰介绍,对于前往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从交通上,我们印尼的航空公司,目前每周已经开设了四次往返航,可以从上海直飞印尼的雅加达,然后从雅加达还可以去巴厘岛。在签证方面,我们可以落地签证,或者也可以到领事馆那边拿签证,都比较方便。”

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学家

冯慧兰的印尼文名字叫玛丽・邦格斯都(MariE.Pangestu)。媒体有时亲昵地称她为“玛丽”。其父冯来金是印尼知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冯慧兰在80年代初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业是经济、国际贸易和会计学,获财政和经济硕士学位。之后又到美国求学,1986年在加州州立大学获国际贸易、财政与金融的博士学位。

2004年10月,印尼总统苏西洛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冯慧兰获任商贸部长。

冯慧兰是一名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学家。她对市场经济充满了信心。她极力倡导国际自由贸易,积极推动外国在印尼的投资,并使印尼的经济更为国际化。舆论认为冯慧兰的任命被看作对印尼吸引外国投资、增加出口至关重要。

据媒体报道,冯慧兰博士未出任印尼团结内阁商业部长之前,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经常到世界各国演讲经济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CNN, Time, Asiaweek等国际金融机构或报刊杂志经常采用她的论文。她也出版了多本有关经济或金融的畅销书。并被世界最为瞩目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列为全球百名著名经济学家之一。1997年她被任命为印尼“国际问题战略与研究中心”主任,并在全国最高学府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系任教。她被普遍认为是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的积极推动者。

冯慧兰认为,实行自由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行之路,她特别建议在同新加坡只有20公里之遥的印尼巴淡岛实施自由贸易,建立免税贸易区,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冯慧兰主张要努力提高印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她特别强调,对于贸易全球化问题,印尼不能左顾右盼,而应重点提高印尼本身的产品竞争力。针对有人担心建立免税贸易区会使走私活动猖獗的问题,冯慧兰认为,打击走私,必须下大力气,必须在制订与实施法律法规上做文章,不能因噎废食。

苏西洛内阁成立后,人们对冯慧兰这位经济内行入阁表示了欢迎并寄于厚望,期待她能推动印尼的出口贸易,促进经济更快的发展。

观察家认为,苏西洛从多名竞争者中挑选冯慧兰挑起贸易部长的大梁,是因为冯慧兰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旧官僚无瓜葛,具有清新形象;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多年来的稳步发展,成为继美国和欧洲之后的又一大经济引擎,而近些年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越来越好,印尼有意把对外经济关系转向亚洲,这一转变在前任梅加瓦蒂时代已经显露端倪。

中印贸易的推动者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又身兼印尼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职位,冯慧兰对于中印双方的贸易,一直都在积极推动。

如谈到中印双方之间的贸易,冯慧兰认为,中国和印尼的双边贸易关系非常健康,“中国是我们策略上很好的合作伙伴,这个合作关系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0年,在这五年间,中印双方的年贸易总额已经从120亿美金跃升至300亿美元;现在则正式进入第二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截至2015年,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年均双边贸易总额达到500亿美元。”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相继涉足印尼,冯慧兰表示,除了这些重量级的企业,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印尼的投资,“特别是家具和制鞋企业,可以帮助印尼的中小企业一起发展。”

冯慧兰的丈夫是洪培才(Adi Harsono)――上海印度尼西亚商会会长,他们夫妇对于推进印尼的中小企业来华投资一直都在进行着努力。尽管这个商会是非官方且完全是自费的,洪培才但还是为此还常驻上海,并为了印尼的中小企业以及在华的大学生们奔波不息。据了解,冯慧兰夫妻育有二子,均在上海学习。所以她也经常来往于雅加达和上海之间。

历程评述:

中印贸易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东印度洋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规模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陷入瓶颈，多边治理体制遭遇困境，WTO谈判进展迟缓，IMF改革举步维艰。国际贸易规t面临着新的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从相互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3 年9 月，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2013年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形成“横贯东中西”的对外经济走廊。由此可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新时期的区域合作战略，具有坚实的政策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命名的，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67）首先使用“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杨怡爽（2015）“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国际性的贸易经济体系，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多中心的鲜明特征，也是“建设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内涵。李艳芳（2015）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国家贸易投资分析中得到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沿线区域/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贸地位下降、各区域发展平衡以及与中国合作中的经贸发展水平和贸易联系差距大、经贸潜力实现度不高等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与东印度洋沿线国家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不多，本文将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东印度洋沿线国家（主要为东盟和南盟）的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

三、实证分析

（一）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本分析工具，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模型的测算和检验，同时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根据模型参数值和自变量的统计数据计算出理论意义上的贸易值，与实际发生值进行比较，即可得出中国与东印度洋各国家间的贸易潜力。国内外普遍对引力模型作对数转化后的基本形式如下：

（1）

其中，T 为双边贸易流量，Y 通常用 GDP 等更具体的指标来指代作为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变量，D 为空间距离，通常以两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特定对象及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我们构建如下引力模型作为本文的研究模型：

（2）

其中， 表示特定年份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表示特定年份中国的经济规模，本文以名义 GDP 指代，表示特定年份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同样以该国名义GDP 指代，表示特定年份中国的人口总量，表示特定年份贸易伙伴的人口总量。 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空间距离，本文基本采用两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CAFTA 为虚拟变量用来检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的促进作用。以两国是否为 CAFTA成员国来表示， 若是则为 1，不是为 0 （下标 i 代表中国，j代表贸易伙伴，t 为年份）。

本文研究中国与东盟以及南亚地区的贸易状况，采取数据的国家范围是东盟 9 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文莱，不选老挝是因为数据不好查询，不便于参考）和南盟四国（分别为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与中国贸易额太少，不便于参考）。东盟九国和南盟四国在经济规模、人均收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选取这些国家的样本才能更好地贴合实际，才能更加全面地评价中国与东印度洋国家的贸易效应。各变量的取值时间为 2010年到 2014年。

根据本文采用的引力模型即上文中的公式（2），采用面板数据方法来估计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同时进行相关检验，考虑到距离这一变量在中国与特定贸易伙伴国间不随时间而变化，由此会使得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检验不准确，故本文采用混合模型来估计，混合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 1所示

（二）实证检验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各变量系数符号符合经济意义及预期，在 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 t 值检验，拟合优度较高，说明模型较符合我们的研究设定，可作为潜力测算的依据。

在模型中，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以自然对数的形式表示，所以，在这个线性方程中，各系数就代表着双边贸易额对 GDP、距离和人口总量等变量的估计弹性。在所得估计方程的回归系数中，LnYit 的系数表示中国的 GDP 每增加 1 %，就会使得贸易总额相应地增加 0.991631%，而 lnYjt 的系数则表示，东盟各国的 GDP 每增加 1%，就会相应地推动贸易总额增加 0.572894%。这一方面说明经济总量对贸易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经济总量越大，对贸易的促进就越大。lnPi的系数表示中国的人口总量每增加1%，则贸易总额会增加 0.910298%；lnPj 的系数表示样本各国的人口总数每增加 1%，则贸易总额会增加 0.050228%。lnD的系数表明，距离每增加 1%，中国与样本国家的双边贸易就会下降0.340176%。说明运输成本的增加对外贸的影响很明显。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沿线国家，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国家贸易畅通的关键影响因素与国际贸易理论一致：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国家双方的经济增长lnY 是促进双边贸易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面板结构模型估计结果，都显示了贸易流量增长与 lngdp 或 lnargdp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应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运输距离是阻碍双边贸易流量的另一核心变量，距离变量 lnD与贸易流量均呈反向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影响也很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应该继续积极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充分发挥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并且中国作为南盟的观察员国和与南亚各国有着悠久经贸往来的邻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与往来正在不断扩大，中国通过扩大对南亚的贸易、投资等经贸合作，有助于南亚国家提高区内贸易供给能力，可以在促进南盟合作、应对发展挑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婧.CAFTA 对中国和东盟贸易扩大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10）： 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