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波动周期性表现之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有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经济法价值。金融危机下政府的救市计划，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属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透过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追求市场经济常态社会经济法所具有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不应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内生于市场机制，以弥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国有企业的弊端及政府失灵决定了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国家调控资金主要不应流向国有企业，而应侧重“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综上，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就企业而言，是国有企业抑或其他？笔者以为：首先，国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的力度，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还是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与其作用于诸如国有企业等行政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不如将其主要运用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并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监管内生于市场机制本身，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30]其次，国家要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并利用此次契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将国家调控资金主要用于“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中，扶持和培育目前能够解决中国将近70%就业的私有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31]再次，国有企业的投入应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领域为标准，并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前提，使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从而发挥政府适度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应着眼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以及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等。再其次，尽管政府救市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但依法治视野，凡是能够法律化的，应尽可能法律化。[32]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最后，动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救市计划理应通过人大审议，应当反思此次救市计划的民主法治化进程。同时，国有企业的设立、重大运作、收益分配和解散等也理应纳入人大审议之内。虽然这在目前国有企业过多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具有不现实性，但应考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有选择地纳入人大审议，并在将来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后仅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保留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均将纳入人大审议监管之中。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波动周期性表现之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有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经济法价值。金融危机下政府的救市计划，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属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透过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追求市场经济常态社会经济法所具有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不应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内生于市场机制，以弥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国有企业的弊端及政府失灵决定了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国家调控资金主要不应流向国有企业，而应侧重“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综上，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就企业而言，是国有企业抑或其他？笔者以为：首先，国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的力度，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还是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与其作用于诸如国有企业等行政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不如将其主要运用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并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监管内生于市场机制本身，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30]其次，国家要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并利用此次契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将国家调控资金主要用于“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中，扶持和培育目前能够解决中国将近70%就业的私有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31]再次，国有企业的投入应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领域为标准，并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前提，使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从而发挥政府适度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应着眼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以及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等。再其次，尽管政府救市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但依法治视野，凡是能够法律化的，应尽可能法律化。[32]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最后，动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救市计划理应通过人大审议，应当反思此次救市计划的民主法治化进程。同时，国有企业的设立、重大运作、收益分配和解散等也理应纳入人大审议之内。虽然这在目前国有企业过多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具有不现实性，但应考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有选择地纳入人大审议，并在将来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后仅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保留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均将纳入人大审议监管之中。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淮北市是一个因皖北地区煤炭开采而设立的新兴工业城市，1960年建市。特殊的工业结构使煤炭工业产值一直在淮北市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着较大比重，煤炭企业税收则是淮北市税收的主要构成部分，煤炭企业同时也是淮北市金融机构的重点和大额贷款客户。淮北市煤炭企业在经济金融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煤炭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淮北市经济金融运行有着较大的影响：当煤炭企业的经营效益较好时，淮北市经济增长也随之加快；当煤炭企业的经营效益较差时，淮北市的经济增长随之减缓，并且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暴露也有着同样的影响。 一、煤炭企业经营状况对淮北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对比分析。 1、低谷时期。在1996年以前，淮北市煤炭企业的产销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煤炭企业产值在全市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60％左右，没有过大的波动。但是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路”以后，能源需求减少，使淮北市的煤炭企业经营陷入了困境，煤炭工业经济步入了罕有的低谷。全市煤炭产量从1995年的2236万吨下降到了1996年的2200万吨，下降了1.6％，之后煤炭产量继续减少，直到2000年才开始恢复性增长，达到了2320万吨，仅比1999年增长1.7％，比1995年增长3.8％。在1996－2000年间，淮北市的煤炭价格也不断下降，从1995年的210元/吨下降到了2000年的165元/吨，最低时只有140元/吨。煤炭产量的减少和价格的下降，使煤炭企业产值增长缓慢，对淮北市工业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度下降。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5年以前的65％左右下降到了2000年56.8％，在GDP中的比重从1995年以前的40％左右下降到了2000年的26％。由于煤炭产业在淮北市工业经济中占据着支柱地位，煤炭工业经济增长减缓也拖累了淮北市经济的增长。在1997年到2000年间，煤炭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4％，同期淮北市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7％。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几年。 2、高峰时期。2000年以后，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增长加速，能源需求迅速增加，淮北市煤炭企业逐渐摆脱了经营困境，煤炭生产和销售向好，煤炭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全市煤炭产量从2001年的2679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3279万吨，年平均增长16.2％；煤炭价格从2000年的162元/吨上涨到2011年的396元/吨，年平均增长23.6％。2001－2011年间，煤炭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5.8％，其中2001年淮北市煤炭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1.4％，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煤炭工业经济增长加速的带动下，淮北市工业经济同时呈现增长加速的状态，2001－2011年，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3.5％、15.8％、16.4％、25.2％，是淮北市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期间，煤炭工业增加值对全市工业经济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68.6％、74.3％、72.5％、74.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2％、42.6％、45.8％、42.8％。下图显示了煤炭工业增加值在淮北市工业增加值和GDP中所占的比重。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煤炭工业增长对淮北市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有较强的支撑作用，煤炭工业增加值与全市工业增加值高度相关，相关系数R＝0.99，下图表明了这种相关关系。 二、煤炭企业是淮北市金融机构的重点客户。 淮北市因煤炭开采而建，所以煤炭企业一直是淮北市金融机构的最大客户，也是信贷的主要投放对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农村信用社无不把煤炭企业作为贷款营销的首选目标。1997年前，淮北市煤炭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投资和投资银行的贷款，商业银行只是提供 配套的流动资金贷款；1997年以后，煤炭开发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中长期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提供部分中长期贷款和全部流动资金贷款。 即便是在煤炭企业经营处于低谷时期，煤炭企业仍然是淮北市各家商业银行的最大客户，因为从生产规模上来讲，淮北市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超过煤炭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淮北市两家国有煤炭企业和一家私营煤炭企业一直是处在龙头老大的地位。特别是1998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采取集约化经营的模式，收缩中小企业信贷，重点服务于大客户、大企业，煤炭企业作为淮北市最大的企业集团，理所当然的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客户。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角度来看，煤炭企业的存款一直是淮北市各家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仅以淮北矿业集团为例，该企业集团2005年6月末存款即占淮北市企业存款的36.6％。同时，由于2000年以后煤炭企业经营效益不断攀升，其贷款需求也是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竞争对象，对煤炭企业的贷款在淮北市信贷市场上竞争激烈，煤炭企业在新增贷款中占据着很大比例。下图显示了淮北市煤炭企业贷款在各行业贷款中所占的比重。 2000年以后也就是煤炭企业生产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以后，金融机构对煤炭企业的贷款支持还突出表现在对煤炭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大力支持，除新建矿井以外，金融机构利用企业效益较好的时机，支持了煤炭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1－2011年间，淮北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其中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据着较大比重。下表列出了淮北市固定资产投资和煤炭企业的非新建矿井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单位：亿元项 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1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39.6 43.2 51.2 64.1煤炭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13.9 14.8 17.4 22.5 在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金融机构贷款占比较大，2001年以后金融机构新增中长期贷款的大部分投向了淮北矿业集团和皖北煤电集团这两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支持这两家企业的技术改造，下表列出了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与煤炭企业在淮北市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年末余额。单位：亿元项 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11年中长期贷款 23.8 24.3 26.5 33.2煤炭企业中长期贷款 19.3 17.6 22.6 30.7 淮北市煤炭企业产能的增加，主要依靠技术改造提升的生产能力，也主要依靠金融机构对煤炭企业技术改造的贷款支持。 针对近两年煤炭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为了进一步提高煤炭企业的产能和煤炭企业的综合利用能力，淮北市金融机构在2004、2005年还大量增加了对煤炭企业的授信额度。2011年11月，国家开发银行对淮北矿业集团授信177亿元，用于10对矿井的新建和改建。2005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对皖北煤电公司授信110亿元，用于新建6对矿井和煤化工等14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到2005年3月末，国有商业银行淮北分行共计对淮北矿业集团和皖北煤电公司授信120亿元，使这两家煤炭企业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获得的授信总额已经达到了397亿元，比2003年增加近47倍，这还不包括异地金融机构对其的授信在内，是淮北市建市以来金融机构对煤炭企业的最大授信额度。在今后5年这些投资项目全部建成以后，淮北市的煤炭产量将从2011年的3000万吨上升到7000万吨以上，产能增加1.3倍，发电能力新增140万千瓦时，使淮北市步入全国中等工业城市的行列。 三、金融机构贷款向煤炭企业集中的风险分析 按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要求，商业银行需要制订有效的内部措施以限制对单一借款人和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对单一借款人或单笔大额贷款被约束在一定的比例范围之内。但是这些限制措施的实际执行效果较差。原因在于淮北市规 模不大的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都在努力争取市场份额，争取更多的利润。 在淮北市，由于优质客户较少，所以在信贷市场上对优质客户的竞争激烈，特别是人民银行在破解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信贷紧缩问题，使国有商业银行地市级分行也不得不重视所在地企业贷款需求的情况下，增加贷款投放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贷款风险约束制度，对信贷员实行贷款风险责任终身制，使贷款投放只能满足有效需求，那些信用评级较低的客户无法实现贷款准入。所以，1998年以后淮北市的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那些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新增贷款向少数客户群体集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向经营效益良好的煤炭企业集中。如在2000－2011年间，淮北市金融机构贷款新增31.3亿元，煤炭企业新增18.8亿元，占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60.1％。虽然对煤炭企业的贷款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使金融机构承担着巨大的贷款集中风险，在煤炭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市场风险也增加贷款集中的风险暴露。 淮北市煤炭企业经营处于低谷时期，金融机构对煤炭企业贷款的最佳状态是勉强可以维持收息，煤炭企业入不敷出的现金流几乎拖累了淮北市所有金融机构，只是由于宏观经济的复苏才使煤炭企业起死回生，也使金融机构避免了贷款潜在风险的完全暴露。但是目前淮北市贷款集中的现象表明金融机构仍然无法有效控制贷款集中风险。 四、政策性建议 1、金融机构要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的结构调整。淮北市正在积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作为金融机构而言，要通过信贷支持的方式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调整。金融机构经营要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和思路，充分认识到地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将会拓展金融机构的市场空间，增加金融机构的生存和盈利能力，从而增加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2、金融机构要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新增贷款向某些行业集中的状况表明金融机构不能有效避免经济增长波动的风险，这是金融机构经营水平欠佳的典型表现。从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必须要重视信贷资产结构的调整，尤其要避免贷款向个别行业和个别的企业集团集中，使经营可以尽量规避经济增长波动所形成的市场风险，维持经营的稳健和良好的竞争力。 3、监管机关要提高对宏观经济走势及对金融机构经营影响的判断能力。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经济稳定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资金需求有较大部分是来自于金融机构的贷款，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贷款承受的经济风险有增无减，金融监管机关应该有能力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风险提示，避免不良贷款的大量增加。 参考资料： 1、1980－2011年淮北市统计年鉴。 2、人民银行淮北市中心支行货币统计资料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 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理论基础

根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此处不详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维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表达式：

■-■=α■（t）■-■+R（t）

其中产量（Y），资本（K），劳动（L），劳动有效性（A），折旧率（δ），储蓄率（s）。

（二）传导路径

首先，金融结构通过资本投入变动影响产出。由索洛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结构提供相对于耐用品等实物资产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分散投资项风险，满足人们预防投资动机吸引储蓄。当储蓄供给供给，引起储蓄供求均衡的变动，使得利率变动，进而促进投资变动，从而使资本投入K改变，进一步使产出Y变动。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结构通过“劳动有效性”变动影响产出。索洛并没有对“劳动有效性”具体含义将做出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A代表着研究与开发投入，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者人力资本的观点。但无论是研发或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投企业入大量的资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同，同时强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技术创新项目，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低融资成本。

最后，金融结构通过增长因素贡献变动影响产出。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着资本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型部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根据前文的增长因素分析公式，当K，A，s，g变动时，将引起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积累使得经济结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素分析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阐释了央行抑制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1]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2002，（11）.

[2]胡文国，吴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4，（4）.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董晓时.金融结构的基础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李　量.现代金融结构的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谷秀娟.沈其云,中国融资结构的演变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0-16.

[5]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

[8]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1996,(5).

[9]李依凭.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点和对策[J].上海金融,2000,(6).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数学 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资本资产定价

经过两次“华尔街革命”， 金融数学迅速发展。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近年来，金融数学的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速创新，使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本文从金融数学的主要理论、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其做以概述，以期对我国金融数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一、金融数学的主要理论

（1）投资组合理论。金融数学的第一个突破是马尔柯维茨1952年的论文“投资组合的选择”。该文尝试用方差来度量投资组合的风险，建立了两目标二次规划的数学模型，并提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的概念即均值一定时方差最小的点与方差一定时均值最大的点组成的集合。文中指出当个人的无差异曲线与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相切时，投资组合的决策最优，进而可求出各资产持有的合理的比例。

（2）CAPM理论。经过研究均衡竞争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夏普、林特纳和默顿在均值一方差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证券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定量关系，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CAPM）。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线上选择证券，投资组合是其效用函数与证券市场线的切点，求切点、测度资本市场线中的斜率成为夏普评价的关键。在证券股价、投资组合的绩效的测定、资本预算和投资风险分析中CAPM理论都得到广泛应用。

（3）Black Scholcs期权定价公式。不同于之前的无套利定价原理，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1973年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不依赖于投资者的偏好（风险中性原则），并在“期权定价与公司负债”一文中提出Black Scholes公式(简称B―S公式)。B-S模型为风险管理与套期保值套期保值开辟了新天地，因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被广泛用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定价，已成为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源泉。同时默顿也提出标的股票支付红利的期权定价公式和欧式看涨期权及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完成了对B-S模型和定价公式多方面的系统推广。

二、金融数学理论的新进展

（1）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上世纪60年代末，为解决随机问题，控制理论应用布尔曼的最优化原理，结合测度论和泛函分析方法形成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默顿在上世纪70年代将该理论应用于对连续时间最优消费投资问题的研究。因为连续型的假设下交易有界并且连续变化，这与证券投资的实际环境存在很大差距，为克服连续最优控制理论的不足，脉冲最优控制理论应运而生。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上，彭实戈获得了突破性研究，使我国在该方面居于国际前沿。

(2)鞅理论。当前，国外基于鞅方法的定价理论在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其作为现代金融理论的最新理论方法认为，在有效的假设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借助等价鞅测度的概念，Karatzas L等提供了一套解决风险管理问题和不完备市场下复杂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计算方法，揭示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该理论进行研究，如郭文旌等。

（3）最优停时理论。作为概率论中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分支， 最优停时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热心该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运用最优停时理论考察了具有固定交易费用的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给出了具有二个风险证券的投资决策问题一种简化算法。相信该理论将在投资组合等领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趋势

（1）新问题越来越多。金融数学模型都需要假设条件，但有时假设与客观现实有一定差距甚至抵触，因此其应用范围比较狭窄，这需要在数学上进行改进。此外世界各国金融背景和管理模式各异，需要建立符合各自国情的金融模型和分析方法。如CAPM适合欧式期权不适合美式期权。金融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也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要求我们继续探索。

（2）实证研究成为主要方向。单纯从概念到概念（定性分析），或从模型到模型，很难深刻、客观地揭示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实证研究从现实金融市场中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数学模型，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规律，最后返回数据和现实中检验结论的正确性，将成为金融数学的主要方向。

（3）金融数学的方法展望。金融系统的非线性与不确定性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金融市场波动性、突发事件、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特性也成为金融数学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般的随机分析不能解释重大的金融震荡等小概率突发事件，起源于海岸线形状和宇宙星系描述的分形理论却可以解释股票的疯长和暴跌。另外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被应用于金融领域；当市场受到各种限制而不完备形成不完全市场时， Duffie的不完全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及Karatzas等人引入的鞅理论都能很好地派上用场，后者已在国外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们很难在数学上处理相互。但重复对策、微分对策、多人对策及随机对策理论在金融领域中已得到较好的尝试，成为颇具前景的研究方向；统计和计算机已是金融数学它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

四、结语

经过两次“华尔街革命”， 微观金融理论与以随机分析为核心的数学理论同步发展，已成为独立的、具有理论研究与实践价值的交叉学科，这越来越引起国际金融界和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金融数学也已开始得到重视。可见数学家与金融学家的通力合作是发展金融数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宋逢明.金融工程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段.金融数学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J]. 高校理科研究,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11

1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永恒不变的研究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和经济发展。总体来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分为四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导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二者相互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本文借助于帕加诺的AK模型所推导出的结论，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40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学术界受到空前关注，出现大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献。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可能要算熊彼特（1912），他认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提高。格利和肖（1955，1956）系统探讨了各种金融中介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德史密斯（1969）首次从实证方面对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国际上近30多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研究，揭示大多数国家二者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关系。

国内关于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很丰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全国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等）；这类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区域数据来研究两者关系的区域差异（周力，2002；郑长德，2003）这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就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姚耀军，2004；许崇正，2005等）。

3 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帕加诺模型。他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AK模型。

4 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我们转向实证研究，试图通过中国1983―2012年的3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结果。

4.1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数量上的增长，更强调的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金融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

我们借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本文将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应该反映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值来表示这一指标，用FE来表示。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4.2 实证检验

4.2.1 ADF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金融规模指标（FIR）、金融效率指标（FE）、经济增长指标GDP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GDP增长率（GG）、金融相关率（FIR）和效率指标FE是非平稳序列。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GG）、D（FIR）和D（FE）的ADF是平稳序列，可见原三个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4.2.2 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检验结果，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以及金融发展效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故三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GG、FIR、FE这三个变量间存在且只有一种协整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确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其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效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效率，而金融效率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5 结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分析

本文基于帕加诺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我们的实证检验结论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金融发展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Granger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也只是单向受经济增长影响。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指标选取或者考察期限长短方面；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这必然会对金融体系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可能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分阶段去考虑得到的结果应该会更理想一些。

5.2 政策建议

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没能检验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显著的影响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还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上，政府信贷政策的倾斜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例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些导致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不高。

鉴于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行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信贷政策，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可更好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Goldsmith， Raymond. W1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CT： Yale U1 Press， 1969.

[2] Pagano M..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7，1993：631-622.

[3] 韩廷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模型与政策分析[J]. 世界经济，2001（6）：3-9 .

[4] 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10）：53-61.

[5] 姜晓霞，史进学，孔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中国市场，2013（10）.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工程；实验教学体系

1.引言

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开放，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金融产品也在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的设计、定价和风险控制是决定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前景的两个关键因素。2008年民生银行开始筹备成立金融工程实验室和市场研究中心，其主要作用包括：“开发先进的风险分析模型，建立满足业务需要、分析水平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通过积累对风险分析系统运用的实际经验，逐步自主开发市场风险分析模型；掌握对固定收益类、外汇类、信用类以及商品类等金融产品定价的成熟方法和实际操作经验，并与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物为我用；针对人民币市场的特殊情况，建立符合现状的、能够指导实践的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定价模型，初步形成独立的内部定价机制。”然而金融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正是金融工程专业所讨论的两个核心内容。

2.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意义

作为金融工程技术的发源国，美国金融工程的专业主要设置于硕士阶段，强调金融学与数学的结合。其对金融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经济学理论、金融理论、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知识，掌握开发、设计、运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和手段解决金融实务问题的能力。然而，金融工程专业的理工味道非常浓厚，美国的金融工程专业在具体的人才培养环节上演化出三个不同的方向：（1）将金融工程专业的培养环节设置在工程学院。代表学校有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主要培养学生成为金融工程师，课程设置强调数学建模思想，如随机过程模型、金融工程最优化模型、蒙特卡洛方法、期限结构模型等。（2）将金融工程专业的培养环节设置在数学或统计学院。代表学校有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主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数理金融理论型人才，课程设置强调相关的数学基础理论课程，比如随机积分、偏微分方程、连续随机过程等，为进一步研究开展奠定良好基础。（3）将金融工程专业的培养环节设置在金融学院或商学院。代表性学校如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Hass商学院。主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实用型人才，课程设置强调了如金融机构讨论、公司金融、资本与货币市场、动态资产管理等职业导向型课程和案例教学，为学生毕业后较好地适应金融机构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工程被引进到我国，也演化出两个方向：（1）金融数学系，代表性的学校北京大学的金融数学系、南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下的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方向、山东大学的金融数学专业等，主要培养既具备金融基本知识又受到良好数学训练的新型复合型金融人才。（2）金融工程专业，主要设在金融学院，代表性的学校主要是国内的财经类高校及其他综合类院校的金融学院，采用的教材主要是以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的考试教材，要求学生掌握金融衍生产品的概念以及简单产品的定价。

培养高素质的金融工程人才，除了要培养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可以看到，数理定量分析已成为经济学、金融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学习金融工程必须要有数理基础。训练学生在注重定性研究分析经济金融现象本质的同时，加强定量研究。金融工程的核心基础理论包括估价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定价均衡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期保值理论、有效市场的均衡理论、汇率与利率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应用只有借助于数理方法和工程技术的支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操作工具。一定要进行模拟实验才能将理论知识进行应用，从而转化为动手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国内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现状与观点

目前在开设金融工程专业的高校中，相当一批高校的金融管理与金融工程实验室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推进相关教学与科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建立的“中信清华金融工程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金融管理与金融工程实验室，厦门大学金融学院与世华公司共建的“金融模拟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武汉大学金融系的金融工程实验室（上接第184页）等。由于这些高校金融工程专业实验室在风险预测、建模、蒙特卡罗仿真分析及决策优化中应用了分析软件等工具，使得该学科在金融工程教学和研究领域在全国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

国内一些老师对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提出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建议，如安徽财经大学的何启志老师强调了金融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课程设置和模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向华老师提出了在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中应该坚持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实验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数理方法、相关软件三个模块，培养学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建模、金融风险管理四个方向的动手能力。刘向华老师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实验教学的课程设置。天津财经大学的张元萍老师提出了整个金融工程实验教学的架构体系，但是她的课程设置与整个金融学的其他专业没有差异，不能够体现金融工程专业的特殊性。安徽财经大学文忠桥老师提出了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可以分为课程实验，专业必修实验课与专业选修实验课，他的想法和观点具有创新性，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运行方案。我参考了国外一些高校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课程，结合以上几位老师的想法与5年实验教学的经验，构思了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

4.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设计

通过5年的实验教学经验，我认为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可以分为四类实验，其中包括课程实验、专题实验、项目实验、第二课堂实验。通过这四类实验可以让学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数理方法、相关软件三个模块，也能够培养学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建模、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动手能力。同时我认为金融工程专业应该在大一就应该学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财务管理与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大二应该完成外汇业务、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分析、国际金融、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品定价等专业课程，大三开始学习计量经济学、风险管理、对冲基金等难度相对较高的课程，同时学习一些专题实验课程。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开始一些项目实验，然后撰写毕业论文。

（1）课程实验

课程实验，顾名思义就是在学习一些理论课的同时，结合相关实验进行补充，让学生能够牢牢掌握基本理论。对于金融工程专业来说比如统计学、银行业务、外汇业务、证券投资分析、金融工程、固定收益、计量经济学等课程随着教学进度安排一定的实验课时，通过这些课程实验的教学，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有关课程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并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这些课程实验的具体安排如表1。

表1 课程实验的具体设计

理论课程 课程实验名称 专业素质与能力

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 SPSS在统计学中的应用

EVIEWS在计量经济学中的应用 掌握软件如何导入数据，通过软件掌握统计学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具体按照步骤操作

商业银行

国际结算 商业银行业务实训

国际结算业务实训 掌握银行业务（储蓄、对公、票据）等业务以及国际结算业务

金融学、证券投资分析、财务报表分析 证券交易模拟

证券市场行情分析

证券财务报表分析 掌握证券交易规则，证券投资的基本分析方法（技术分析与基本分析），如何获取财务信息与资讯信息，账务财务指标的运用

固定收益 访问中债网，查看债券信息 根据债券新息得出利率期限结构

外汇业务

金融工程 外汇交易

期货交易、权证交易 掌握外汇的报价、实盘交易与保证金交易规则

掌握期货与期权交易规则、定价与套利机制

（2）专题实验

专题实验，就是开一些专题软件应用课程，这些软件在投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运用相对较多，比如MATLAB在金融数量分析中的应用、EXCEL在金融模型分析中的应用、Stata在金融工程中的应用、SAS在金融数据处理中的应用，这些实验课程和理论课程一样，上一个学期。将这些课程的简介和方案列出来，要求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必须选择其中一门课程，每门课程2学分，共36课时，通过这些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这些软件的基础知识，以及这些软件在金融数据处理、CAPM模型、APT模型、期权定价模型、固定收益证券计算、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金融衍生产品计算、投资组合管理、风险控制、金融数据的可视化与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应用。同时将这些课程的讲义和软件挂到实验室网站，方便一些同学自学。

（3）项目实验

项目实验，就是将这个实验作为一个项目，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通常项目实验一般放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进行。我个人认为目前金融工程专业可以开设两个项目试验：股指期货投资模拟与企业投资决策模拟。这种项目实验一般持续一个学期，4个学分，项目方案的具体设计非常重要。股指期货投资模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这些小组分为套期保值、投机、套利三类小组，初始资金相同，套期保值小组只做套保，投机小组只做投机、套利小组只做套利，分别设置交易费用。通常利用期货股票模拟平台，初始资金额度要足够大，同时限制仓位，避免在模拟期间由于爆仓出局。同时要求小组撰写交易记录、月度报告以及最后的投资总结报告。企业投资决策模拟，主要利用股票交易平台，投资股票，这个项目实验设计要求小组必须撰写投资报告，相当于学生小组管理一只股票型基金，需要撰写投资策略报告，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投资定价分析报告以及公司分析报告，同时需要设计投资控制报告，要求每个学生参与，防止小组同学搭便车，最后每位同学撰写投资总结报告。整个成绩按照模拟业绩、报告质量，控制报告填写加权给出综合成绩。项目实验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学生利用大学四年学到的知识进行应用，在走出社会之前，知道所学的知识该怎么应用。

（4）第二课堂实验

第二课堂也就是学生参与的与学习有关的活动。举个例子，上海某一财经院校每学年举办一次“金融论坛”与“金融案例分析大赛”，其中两次活动分在两个学期进行。“金融论坛”的主题包括金融产品设计：结构性理财产品设计、保险产品设计等等，通过设计金融产品，让学生了解这个产品的定价、投资者和发行方面临的风险和收益。“金融案例分析大赛”主要依托案例的形式，一般要求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主要掌握投资选择，产品定价，以及面临的风险。为了与实践相结合，通常邀请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银行保险等业内人士进行点评，防止学生产品设脱离实践。

本文结合金融工程专业的特点，构建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包括课程实验、专题实验、项目实验、第二课堂实验。通过这四类实验可以让学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数理方法、相关软件三个模块，也能够培养学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建模、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动手能力。从目前国际国内的金融工程学科发展来看，理论教学必须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并了解最新学科的前沿发展，为银行、券商、期货、保险等公司提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周立.论中国金融工程的发展条件与障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8).

[2]危慧惠.建构主义模式在金融工程教学中的运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4).

[3]刘向华.关于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5).

[4]文忠桥,李阳.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0(1).

[5]何启志.金融工程实验教学探讨[J].中国证券期货,2011(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1篇

摘 要：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是最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该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字：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一、前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支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除了对经济规模产生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作用。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却是在最近十多年间才发展起来的。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的理论模型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在此以后，与其观点相近的文献逐渐涌现，大都是要证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都与国外的理论有一定矛盾之处。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尚处在金融发展倒 U 型的前一阶段，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并没有区分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缘故。

二、国外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1990)的研究开创了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先河。 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并且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存在固定的金融参与门槛成本，而不是所有的人均能够支付起这一成本。则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

Aghion 和 Bolton (1997)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假设道德风险和信贷约束是资本市场不完美及持续收入差距的根源。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生产效率也较低下，因此存在财富不平等现象；而到了金融市场有效和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阶段，扩大的资本积累则会降低收入差距。资本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此 ,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在长期中呈现库兹涅茨曲线效应。

Matsuyama(2000) 则强调了信贷市场的作用，从利率和信贷市场均衡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的演化。Matsuyama 指出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不平等现象将长期存在, 而在生产效率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中则收敛于完全平等的稳定状态,富人的投资最终会把穷人拉出贫困陷阱, 从而实现共同富裕。随着借贷的增加,扩大的需求将促使利率提高, 使得收入较低的人能以较高的利率把钱贷出, 最终收入差距会缩小, 从而产生 Kuznets倒 U 型的收入分配。

Galor 和 Zeira (1993) 在不完全信贷市场的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效率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最终收入分配的影响。由于金融结构不完善，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比较高昂，穷人因无法支付这一成本而不能得到金融服务，而富人则会更加方便地取得融资，因此金融效率低下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

除了构建理论模型, 许多学者为了具体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也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最早开始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系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是 Clarke,Xu and Zou(2003)。他们使用 91个国家 1960- 1995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中介的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即使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 金融发展也能够减少不平等。

Townsend 和 Ueda (2003) 在 GJ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 以一个动态模型讨论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论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他们经过模拟检验后认为, 政府的限制性金融政策还会带来财富的损失。Iyigun 和 Owen(2004) 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现, 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呈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

Beck, Demirguc- Kunt 和 Levine（2004）利用99 个国家1960-1999 年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进而缩小贫富差距。

三、国内研究综述

从国内近期的研究文献看，大多是借助于国外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或模型，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对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

章奇等（2004）首次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20 世纪 90 年代。

温涛等(2005) 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替代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立军(2005) 对以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分析, 证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姚耀军(2005) 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张前程和范涛（2008）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非均衡都在一定程度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展望

从Greenwood 和Jovanovic开创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以来，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学者们却一直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由于学者们在理论分析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在实证检验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段，因此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通过考察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国家层面来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较大，在国家层面上成立的结论，应用到区域层面则未必成立。因此，未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关注某一具体区域，探索区域范围内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参考文献：

[1]Greenwood,Jeremy, Boyan Ja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1076-1107.

[2] Galor, Oded an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1):35-52.

[3] Honohan, Patri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Poverty: How Close Are the Links [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203, 2004.

[4] 章奇，刘明兴，陶然.中国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J].中国金融，2004，（1）：71-9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2篇

    一、文献回顾

    金融被视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问题。早在20世纪初,经济学大师Schumpeter在其专着《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论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功能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并向最有机会在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而促进技术创新,即他是从金融发展促进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角度肯定二者之间的关系。继Schumpeter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否定了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货币学派认为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只存在于短期之内,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的变动并不影响实体经济。新古典学派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持消极态度,如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往往过分强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二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诸多,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理论:由Goldsmith开创的金融结构论,该理论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的比较分析,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金融结构会不断发生变化。由McKinnon和Shaw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问题,强调价格变量是同经济增长关联更大的金融因素,认为以实际利率和汇率表现的金融自由化将推动经济的增长。此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金融功能论,该理论认为不管是以银行体系为主还是以市场体系为主,都属于金融安排,都为经济提供相应的服务,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

    基于这些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文献都证实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通过进行跨国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King和Levine延续了跨国分析法,收集80个国家1960—198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Rajan,Zingales分析了不同国家产业层面的绩效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发现对于金融中介发展良好的国家,那些主要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发展迅速。Beck,Levine,Loayza;Levine,Loayaza,Beck采用了矩方法;Demet-riades,Hussein研究了16个国家相当长的时间序列发现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Osinski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转型国家进行了检验,结论是模糊的,当使用分组估计时,二者更是呈现出了统计上的不显着,这就是说两者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我国学者也针对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谈儒勇、韩廷春等人使用最小二乘法等线性回归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赵振全等,康继军等和范学俊等人采用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沈坤荣、张成运用DPD方法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不明显,并推断内生金融深化理论中这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不完善。就目前而言,关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国家整体层面,针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较少,本文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立足于湖北个案,研究二者之间的实证关系。具体而言,本文以金融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1978年—2009年期间湖北省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研究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方面的指标: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PGDP)。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大多都是选择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状况,该指标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鉴于此,本文选取此指标作为经济增长方面的变量,选择了湖北省1978年———2009年期间的样本数据,为了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将各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对应年份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得到RPGDP这一指标。相关人均GDP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

    2.金融发展方面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存贷比(LDR)。金融相关比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日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除以全部有形资产价值,反映的是一国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它可以反映金融发展的基本特点。本文选取金融相关比率作为其中的一个变量反映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由于湖北省全部金融资产价值的数据难以获得,无法直接使用这一指标,而是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作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的狭义代表。因而,在本文中,金融相关比率是等于金融机构的年度存贷款总额除以对应年份的GDP。此外,文章还选取存贷比指标,即贷款与存款的比值,作为另一个金融发展变量。存贷比可被视为代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可以反映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因而该指标也可以从一方面反映湖北省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状况。关于湖北省1978———2009年期间GDP、金融机构存款及贷款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是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在进行相关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检验,这里主要采用的是ADF检验法。本文利用Eviews计量软件对各个变量依次进行ADF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

    图1、图2、图3分别为变量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PGDP)、金融相关比率(FIR)、存贷比(LDR)的趋势图。从图1与图2可以看出,RPGDP与FIR两个变量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都具有非零均值,因而设定的ADF检验模型均应该包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从图3可以看出,变量LDR呈现出无规则上升、下降的状况,即没有明确的趋势性,并且是具有非零均值,因而设定的ADF检验模型只包含常数项。本文在进行ADF检验时,模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SIC原则,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PGDP、FIR及LDR各原序列无论是在5%还是1%的显着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单位根,均为非平稳序列。但是各原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都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其中FIR与LDR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也是平稳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具备了进行协整分析的条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分析

    由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RPGDP与FIR、RPGDP与LDR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了证实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文章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主要使用EG检验法分别对RPGDP与FIR、RPGDP与LDR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1.RPGDP与FIR之间的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RPGDP=a+bFIR+u,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估计,得到残差项时间序列1。然后对该残差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2.RPGDP与LDR之间的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RPGDP=c+dLDR+u,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估计,得到残差项时间序列2。然后对该残差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图5为残差项时间序列2的趋势图,由该图可知,建立的ADF检验模型应不包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见表3。

    由上表可知,残差项时间序列2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无单位根,即为平稳序列,表明RPGDP与LD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以上协整分析证明变量RPGDP与FIR、RPGDP与LD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长期相关均衡关系,但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接下来,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一步研究RPGDP与FIR、RPGDP与LDR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综合分析,本文在此将最佳滞后期定为1,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的Granger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PGDP在2.14%的显着性水平下是FIR的Granger原因,反之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RPGDP在4.1%的显着性水平下是LDR的Granger原因,反之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前言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可以说，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争议较多，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 Robinson（1952），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Robert Lucas和Stem（1989）等[1]。

Joan Robinson（1952）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2003）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2001）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aymond 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1993）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 Wijnbergen（1983）和Buffie（1984）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1983）、Krugman（1998）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且，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在长期中，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反过来，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然而，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在短期内并不存在，但是，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且制度背景各异，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因子，并且，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补充其中的不足，进而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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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茂玲，蒋晓洪.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外研究综述；中国经贸导刊；2009，06.

[3]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2007.1；19（1）.

[4]李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生产力研究，2005，10.

[5]米建国，李建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2（4）：23～30.

[6]丁晓松.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64～65.

[7]赵振全，薛丰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4（8）：94～99.

[8]李芸，谭中明，杨慧文，张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金融经济.

[9]王圣达.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10）：5-22.

[10]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2009（21）.

[11]陈军，王亚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8）：48～51.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4篇

    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现代银行的出现,将货币经营与信用活动融为一体,虽然金融市场有所发展,但金融活动主要集中于存款货币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金融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货币银行方面;20世纪30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出现,金融学建立起宏观货币经济学理论体系;50年代后各经济主体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使得以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迅猛发展,金融学理论从宏观抽象理论分析转向了微观金融分析,运用投资组合理论、CAPM模型和MM定理对资产组合、衍生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进行研究等逐渐成为金融学的主流。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只研究宏观的货币政策、理论和银行存贷款业务管理;改革开放后从大一统的计划金融转向了多元的市场金融,形成了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了多层次金融市场,微观金融发展迅速,金融研究转变为注重研究微观个体的金融决策;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城市信用合作社等地方性商业银行和证券、保险、基金和租赁公司以及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立,主板市场包括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技术产权交易所以及债券市场等多层次金融市场迅速发展,投融资工具及其衍生工具等金融工具创新,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出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从事具体金融业务工作能力、能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业务操作与创新能力融为一体处理各类金融问题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而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还不能适应各地区经济金融迅速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许多金融机构招不到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学生面临相当大的就业压力,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还适应不了经济金融部门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要。因此我国金融学专业人才质量和结构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专业建设中必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缺乏特色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是由专科院校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本科办学历史较短,其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力量、生源层次等各方面与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存在较大差距,但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目标却缺乏特色,和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再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笼统地定位为高级金融人才是适应不了我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需要。

    (二)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目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基本沿用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按照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选修课和实验室教学以及实践实习等设置课程体系,主要注重宏观金融基础理论、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论文撰写的训练,新型微观金融理论和数理知识传授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相对不足。虽然宏观金融部分教学可以使学生较好地理解金融政策,但如果缺乏微观金融基础使学生难以深入理解金融的内在本质与运行机制;数理知识的不足使得学生对现代微观金融三大核心理论CAPM模型、MM定理和B-S欧式期权定价模型的学习都可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深刻理解和运用了[1]。虽开设了与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相对应的《会计原理》、《证券投资学》等课程,但对加深学生对金融市场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实践性教学课程开设相对不足;只开设了商业银行业务模拟、证券实时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实验课程,还缺乏外汇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期货模拟交易与行情分析及保险实务模拟等方面的实验课程。

    (三)实践性教学相对不足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虽然专门安排了实践性教学,但由于与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缺乏深入的合作关系,有的学生找不到金融机构进行各种实习,即使到金融机构的各种实习业大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深化对金融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强化技术技能培训。

    (四)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大部分是来自高校的博士硕士,虽然受过较为系统的经济金融学学术训练,具有较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但由于大多没有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经验,自身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业务工作经验;虽然也从金融机构等实践部门聘请一些高管和业务人员来学校进行讲学,由于他们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系统地进行课堂教学和实践指导。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探讨

    (一)人才培养目标创新

    由于和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各方面差异的实际存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存发展必须要寻求错位发展,形成自己的培养特色。其培养目标是应该为本地区金融业发展培养应用性专门人才,在培养学生良好基本素质、掌握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更应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特色,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微观专业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就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工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应该是服务本地方经济发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培养的学生应全面掌握金融学专业基本理论体系和和专门知识以及金融领域基本工作技能,形成良好的金融专业素养;主要应关注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侧重学习掌握基本经济金融理论及其应用以及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现代金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管理技术,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外语和数学等现代金融活动所必须的工具以及良好的人文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人才具备的应用型特色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然应用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是有差别的,不仅要求熟练掌握运用各种金融微观业务操作技能,更要求具有坚实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宏观理论分析能力,那就是工具主义教育,不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题中之义了。[2]

    (二)课程体系创新:构建能力本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1.突出能力导向

    应根据金融学专业对应的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来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应从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在坚持学科专业导向的基础上、强化能力导向,不必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的专精深,而应关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交叉融合,在基本掌握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出对现代金融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较为系统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训练。

    2.课程体系模块化

    打破原有的按学科范畴设计教学内容的框架,以基本素质、经济学基本素养、分析工具、宏观抽象、微观分析、操作技能等能力培养进行金融学课程体系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可分为通识模块、基础模块、方法论模块、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等通识模块主要强调学生品德操守、人文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思想理论课程;基础模块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为后续的金融学理论和专门知识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经济法等;方法论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的金融分析工具支出,由于金融创新出于规避风险和管制的需要,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发展迅速,其定价对于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金融分析工具要求很高,这是现代金融人才所必须掌握分析能力,主要包括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程序设计等;宏观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概念、宏观思维方法和抽象分析能力,使学生能深刻理解金融现象的本质,主要包括国际金融、中央银行学、金融监管学;微观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科的微观化、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以适应金融新发展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要求,主要包括投资模块(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投资银行学、金融工程学、公司金融),银行模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银行信贷管理、银行会计)、保险模块(保险学、个人风险与保险);实验模块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缩短理论学习与实践差距,强化理论应用实际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开发设计有效的实验课程,要涵盖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主要涉及的实务操作,当然可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主要包括银行实际业务操作模拟实验(如国际结算业务、银行会计业务等)、公司财务业务模拟实验、证券投资业务模拟(如外汇、期货)、保险业务模拟、金融工程实验、金融统计分析等等。由于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多的内容交叉与重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确定专业建设定位与特色,在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中注意综合平衡,做到有所取舍有所侧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课程体系模块化改革的关键就在此。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协整理论 误差修正模型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罗默所建立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产生了　“内生增长理论”，卢卡斯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并将金融因素引入到了内生增长理论体系中，试图研究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如戈德斯密斯[1]使用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中介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卡琳和梅耶[2]分析了多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紧密，而发达国家则没有证据显示不同类型的金融系统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周才云[3]对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和协整关系。二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分析研究。如我国学者曹啸和吴军[4]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丁晓松[5]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分析指出，金融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反过来作用不大；王琛[6]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三是金融微观层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一　、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中选取了以下指标分别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度量：

（一）经济增长的指标

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中沿用此做法，为消除人口规模和通货膨胀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文中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并采用1992年为基期的可比价计算所得的实际值，用RAG表示。

（二）金融发展指标

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存量和流量指标。麦金农则以一国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用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率即M2/GDP作为金融相关率指标，用FIR表示。

（三）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指标

证券市场在整个金融市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用证券化比率与衡量证券市场发展程度。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们越重要。证券化率指的是一国各类证券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实际计算中证券总市值通常用股票总市值来代表，因此用股市总市值与GDP的比值作为证券化比率指标，用DSM表示。

二、实证分析

（二）协整检验

本文中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如下：

由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误差修正模型存在变量不显著的情况，并且可决系数较低。因此本文中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修正，权重为，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修正，各变量的系数在此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此同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54，回归方程的解释力较强，方程显著性检验的F值也提高很多，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更强。

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下降0.480个百分点；证券市场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0.017个百分点。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每年经济增长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48.0%被修正。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经济增长受金融发展与证券市发展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三、研究结论

本文应用协整理论验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来反映金融发展、证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并通过格兰杰检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从长期均衡方程可看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呈负相关，负面效应为0.277，而与证券市场发展成正相关，正面效应为0.177。从反映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

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证券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原因，经济发展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方向意味着不同政策含义，因此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他增强经济增长的政策上，即应该强调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远策略。

参考文献

[1]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78-86页.

[2]Carlin，　W.　and　Mayer　C.，　“Finance，　Invest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69（1），　pp.191–226.

[3]周才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地区1990年～2006年的实证研究》，《生产力研究》，2008年6月，第31-33页.

[4]曹啸，吴军.《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财贸经济》，2002年5月，第40-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