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非常规货币政策 央行 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中，其中以美联储（FED）、日本银行（BOJ）、英格兰银行（BOE）和欧洲央行（ECB）等尤为典型。从实践效果来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这些国家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Bernanke，Reinhart和Sack，2004；Chung等，2011；Bernake，2012）。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效果的显现，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于上述几个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如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澳洲联储、韩国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印度储备银行、台湾中央银行等。由于世界整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2012年9月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推出了新的一轮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表明全球将进入新的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环境。截止目前，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自危机以来四大央行的此类政策效果如何，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发达国家经济体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综述，为丰富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二、四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和实践研究
在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理论和实践综述前，本文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定义如下：在常规货币政策失效的前提下，财政政策达不到调控效果时，货币当局通过调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进而来调整经济流动性或金融结构的调控政策。
可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划分为直接量化宽松（购买长期政府债券）、直接信贷宽松（购买商业票据、企业债券和资产抵押债券等）和间接量化宽松或信贷宽松（银行以抵押品向央行借入资金，然后用该资金购买债券或借款给特定对象）。前两类是直接将债券所有权转给央行；而间接量化宽松或信贷宽松在借款到期后央行将债券或抵押品返还给银行，银行以约定的利率将资金本息还给央行。因此，对于央行来说，前者风险较大，因为央行直接持有债券直至到期或者转售，而后者借款到期后银行必须将资金还给央行。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展开的。而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研究较少，一是以新凯恩斯主义为阵营的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纳入到DSGE模型中展开的（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Curdia and Woodford，2010；Gertler和Karadi，2011），其主要观点是：在金融危机中，即使名义利率没有达到零边界，采取信贷措施也可获得净收益，而在名义利率零边界时这种收益更大；二是从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视角来展开（Williamson，S.，2012（a），（b）），其认为：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央行以非常规方式运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缓解金融危机，但是当央行购买私有资产是不会改变价格或数量，因此是不恰当的，尽管此类购买能够再分配信贷和财富。
另外，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最早源自日本央行，对其实证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主要运用以下方法针对三类不同的非常规政策进行有效性评价：一是事件研究；二是泰勒模型；三是以VAR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模型（Honda et al.，2007；Oda and Ueda，2007；Chen et al.，2012）。Morgan（2010）分别分析了承诺效应、量化宽松和承诺效应的作用和效果，结果表明承诺效应只对短期利率有效，而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效应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信贷宽松（其他资产购买）则似乎对缓解市场压力较为有效。
Cecioni等（2012）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所实施的具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总结，整体结果表明非常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并且对经济的效应较大；Curdia and Woodford（2011）认为央行直接借贷给私有企业的信贷宽松（CE）才会影响需求和产出。而QE（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则无效，原因在于某时期政府购买债券作为应付款项支付的保险利率相当于对央行对银行储备支付的利率，因此储备和政府债券变成完全替代品，QE只是用政府债券交换了储备（货币），相当于什么也没做。Christensen and Rudebusch （2012）得出美联储的QE通过信号传导渠道起作用，而英国的QE则主要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起作用。Chenetal.（2012）运用DSGE模型分析得出美联储的QE2使GDP增加0.4%，并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D’Amicoetal.（2012）得出美国QE1影响要大于QE2；Hamilton and Wu（2012）认为美联储的QE1显著地降低了中长期利率；Kapetanioset al.（2012）运用反事研究结果表明英格兰银行购买金边债券对实际GDP的最大影响为1.5%，而对年通胀率的最大影响是1.25个百分点；Bridges and Thomas（2012）对英国QE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Lenzaet al.（2010）运用Bayesian VAR分析了欧洲央行的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政策的影响，其降低了息差，并且对利率和贷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对提振经济增长和通胀有滞后效应；Giannone et al.（2012）对欧洲央行的非常规措施研究表明：对银行借贷产生的效果高于预期，并且得出其提高了工业生产总值2%，降低失业率0.6个百分点。
Lam（2011）对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明其对降低债券收益率和提高股票价格有显著影响，但对通胀预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UEDA（2012）对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表明其并没有使日元贬值和阻止通货紧缩，但对资产市场产生了预期的影响。1999—2010年期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25%，QE并没有提振其经济，原因在于日本在实施QE期间受到了诸多的负面冲击：如日本经济泡沫、美国的IT泡沫和2008的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大地震和欧债危机，此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得当。
三、结论及展望
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各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确维护了本国的金融稳定，但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通胀的影响未达成一致的观点。
由于理论和实践障碍，因此对不同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评价比较复杂。不同工具的主要目标差异较大：信贷工具（直接信贷宽松和间接信贷宽松）目标通常是恢复某一个特定失灵的市场，而大规模资产购买工具（直接量化宽松）目标则是降低利率，提高资产价格并进而促进实体经济。衡量不同工具的有效性受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同时采取了不同的工具。鉴于危机的性质，许多国家央行和财政部门同时宣布和采取了各种工具。比如，很难估计出资产购买对利率的影响，因为利率可能会同时受到其他国家央行利率、宏观经济发展（包括政府赤字和债务的激增、最近经济体的发展和对增长的前景预期）、通货膨胀预期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影响。因此，检验资产购买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时，同期性问题很复杂，经济活动指标的会滞后并且通常会调整也增加了其复杂性。
二是政策时滞问题。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变量时滞（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宏观数据都要滞后）会使评价变得复杂，以危机期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增加信心，此类政策工具可能会通过预期传导渠道产生立即的影响，此外也受常规的传导渠道影响。
三是溢出问题。尽管此类政策工具涉及主要是缓解特定的威胁，但是通过国际市场会产生更为广泛的溢出效应。比如，美联储大规模购买MBS不仅能改善抵押市场的状况，而且也能通过风险变化来影响其他债券的价格，这会引起私有部门资产组合再分配，从而增加对其他资产的需求。同样，一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也有溢出效应（CHENG等，2011）。
四是宏观金融和宏观经济环境。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宏观金融和经济环境影响。比如，在危机时期特别有效的政策（由于其降低了不确定性和增加了信心）不一定在正常时期有效，类似地通过降低借代成本来刺激需求和生产的非常规政策可能在信贷非常紧缩时期是无效的。这种非线性特征也增加了评价此类政策的难度。
由于上述因素使得评价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变得更为复杂，本文的数据分析和众多学者的实证分析也显示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此外，Williamson（2012（a））以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视角（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央行以非常规方式运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缓解金融危机，但是当央行购买私有资产（即直接信贷宽松，美国的QE3是典型的代表）是不会改变价格或数量，因此是不恰当的，尽管此类购买能够再分配信贷和财富。
迄今为止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效果还未形成共识，因此其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尽管如此，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央行来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调控方式，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添加到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持续稳定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 Cecioni，M.，Ferreo，G and Secchi，A.：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Theory and in Pratice[R].Bank of Italy Occassional Paper No.102，2012.
[2] Chen，H.，Crurdia，V.and Ferrero，A.：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3] Christensen，J.H.E. and Rudebusch，G.D.：The response of government yields to central bank purchases of long-term bond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4] Curdia，V.and Woodford，M.：The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58）.
[5] D’Amico，S.，English，W.，Lopez-Salido，J.D. and Nelson， E.：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rationale and effects[J].Economic Journal ，2012，122（564）.
[6] Gertler，M and P Karadi：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vol58（1）.
[7] Kapetanios，G.，Mumtaz，H.，Stevens，I. and Theodoridis，K.：Assessing the economy-wide effects of quantitative easing[J].E 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非常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基本理论
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在常规政策中，降息空间几乎没有或在利率下调的情况下和市场传递机制不畅的情况下，央行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规模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继续维持市场的流动性。
结合我国各专家学者目前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的分析， 我们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类型进行如下划分：
（一）承诺效应。
承诺效应是指货币当局向投资者提供清晰的承诺， 确保短期利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承诺效应通常分为有条件的承诺和无条件的承诺两种类型。从现实经验来看，通常为有条件的承诺， 即货币当局向消费者和企业承诺， 在实现经济复苏的某种既定目标之前， 货币当局不会撤出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信贷宽松。
信贷宽松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改变私人部门所持有的各类资产的比例来影响各类资产的相对价格， 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性质宽松和数量宽松政策的区别在于数量宽松政策扩大了市场中的货币基础， 其重点在于负债方， 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水平的变化而发挥作用； 而性质宽松政策则是中央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其资产组合发生变化， 一般是由于购买了私人部门流动性较差和风险较高的资产使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组合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 私人部门所持有的各类资产的比例及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在实际操作中， 一般将中央银行购买政府债券或私人证券的行为视为数量宽松政策， 而将中央银行购买私人资产的行为视为性质宽松政策。
（三）数量宽松。
数量宽松政策， 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超额储备存款的规模而使其资产负债表得到扩张， 使其超过维持零利率所需的水平， 从而影响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和经济产出。中央银行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长期国债而将等额的资金存入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账户， 金融机构准备金余额的增加则意味着基础货币的扩充。此外， 数量宽松政策还会通过以下渠道影响投资和需求：：（1）资产组合渠道。在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无法完全替代时， 中央银行通过数量宽松政策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后， 投资者会将部分货币转换成其他金融资产， 进行资产的重新组合。资产重新配置的结果会提升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 在托宾Q理论的效应下， 会刺激投资， 增加需求；（2）预期效应。中央银行通过从金融机构购买国债的形式向各类金融机构提供货币供给。金融机构可贷款货币供给的增加增强了市场流动性。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可以使民众摆脱悲观的情绪， 对未来的经济景气产生期待， 从而增加消费和投资；（3）财政渠道。货币供给的增加可以使政府以通货膨胀税的形式替代直接税收并降低政府的还债成本。这使得政府可以在宽松的预算约束下使用更加积极的财政刺激方案。
（四）特别贷款。
特别贷款是在金融系统正常的信贷功能紊乱的情况下， 央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特定的金融机构、企业或其他投资者提供贷款的情况。在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或贷款意愿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受到削弱的情况下， 通过央行直接向投资者提供信贷将更为有效。这种干预一方面会使央行承担大量信贷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扭曲信贷市场的相对价格， 从而可能损害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在给某些机构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使其他机构受到损害。
（五）外汇宽松。
外汇宽松政策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外汇资产的形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央行购买外汇资产的行为可以降低本币的价值， 从而有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 从而刺激需求。虽然该手段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但由于这种方法往往具有操作汇率的嫌疑， 容易遭到他国的报复， 所以一般较少应用。第二类是央行间进行货币互换安排， 以缓解国际储备货币较少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困境。
二、美联储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及效果分析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
1、2009年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并承诺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该利率水平不变。这种将利率降至并维持在接近零水平的方法，是正常情形下不会采取的一种措施，超低利率政策及其政策承诺符合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特征，且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持续期”含糊的承诺在正常情形下亦不会发生，因此属于非常规操作。另外，在非常时期，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持续期的承诺是改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稳定市场通胀预期与长期利率水平的重要手段。
2、实施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和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政策策略。其中，增发货币购买各类金融资产引发准备金是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最有效的方法，通过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负债结构来影响证券与货币市场上的各种票据、证券的供给量。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将在相继的6个月内购进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购入7500亿美元的证券，购买受担保的1000亿美元债券，美联储的上述措施是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的一种强化。
（二）美联储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效果分析。
1、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来分析。
2009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2783亿美元，比2008年末缩小了0.97%，但比2007年6月仍膨胀为152.4%，名义GDP升至15.97%。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化情况明显，反映了美国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2、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动后的效果。
2009年底，美联储所购买的长期债券达到了7076.49亿美元，较2009年年初增加了2947.35亿美元。美联储购买的以房屋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达9082.57亿美元，增加了8429.65亿美元。这两项措施的实施效果使之分别占了总资产的31.1%和39.7%，合计达70.8%，表明这两项措施已成为美联储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的重要手段。2009年底，联邦储备余额为10248.48亿美元，比2008年和2007年分别增长了19.7%和103倍，名义GDP分别为0.07%和7.2%，提高了102倍，储备余额的变化反映了流动性的供求状况以及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3、利差效应LIBOR—OIS分析。
LIBOR—OIS利差指标是用来衡量货币市场信用风险、流动状况的重要标准和指标，利差如果减少就表示货币市场流动性在增强、利率下降以及银行间充足信心，反之则相反。由于LIBOR—OIS利差中的OIS相对平稳，风险比较小，所以，利差的增大主要是由于LIBOR上升所引起的，而LIBOR的上升主要是因为银行风险意识不断增强和对对手金融机构信用评估下降的因素造成。从美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LIBOR—OIS利差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维持在10个基点。而2008年10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LIBOR—OIS利差曾增加到363.875个基点，表明美国的货币与信贷市场已陷入困境的状态，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金融机构担心违约和倒闭。2009年初，LIBOR—OIS利差大幅减少，到9月份缩小到10～15个基点，2010年4月缩小到5.65个基点，这表明美国货币市场的信用风险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流动性状况得到极大改观，LIBOR—OIS利差逐渐恢复到较低水平，说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产生了积极效应。
三、我国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一）频签货币互换协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自2008 年12 月12 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相继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央行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总额约为6500 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主要是为了通过运用货币互换的手段来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以便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2005 年7 月21 日起，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几年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
2009 年4 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 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美元和欧元汇率都经历了剧烈的波动，我国企业和贸易伙伴国企业普遍希望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来规避风险。在这种背景的催生下，人民币结算孕育而生。通过推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央行可以依靠更多的途径使实体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效应。资产变化有：2010 年末，央行国外资产为198356.34 亿人民币，较2009 年与2008年分别增长7%和22.1%，外汇项目为188703.99 亿人民币，较2009 年增长7%。负债方面：2010 年我国的货币发行为154234.48 亿人民币，同比2009 年增长7.1%；2010 年6 月的金融性公司存款为42566.89 亿人民币，较2009 年增长了2.4%。2009 年末，央行发行债券46975.16 亿人民币，相比2009 年42064.21 亿元、2008 年的45779.83 亿元增长了11.6%和2.6%。我国央行通过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扩张，缓解市场流动性过多的压力。
四、对我国中央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一）寻求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点。
当前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首次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保证货币信贷的稳定和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在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的稳定，进一步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指导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
（二）加强对资本市场中热钱流动的监管。
金融危机发生后，在资本市场上寻找避风港的热钱可能会对我国国际收支波动产生影响。2008年底，我国外债余额资金为3747亿美元，增速同比回落15.4个百分点。2009年3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资金为1.95万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了77亿美元。因此，要坚持资本项目的主动性和可控性，就必须加强金融监管。
（三）注重经济健康状况，未雨绸缪。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破坏。我们必须注重社会的变化，将各种矛盾置于可控的范围内，降低金融危机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从这次危机的发生情况来看，要从资本充足率和信贷风险管理等方面加强管理。
（四）注重分析国际金融风险的影响，有的放矢。
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多，在应对危机时，要学习和参照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但同时我们也要具备分析现时的危机状况和自身经济状况的能力和方法，根据实际国情制定对策，做到有的放矢。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王亮亮，李明星，苗永旺.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实践、效果与退出机制.国际商务研究，2010，（5）.
[2] 郑玉玲.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简析.国际金融调研，2009，（20）.
[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各期.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地资本化；货币需求；金融深化；弗里德曼；存量要素
一、引言
资本是运动的并不断改变形式，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增值，而资源是静态的，在静态中它不会增值；资源要增值必须运动和改变形式，而这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土地资源转变成可以运动并增值的土地资本，具体地说，土地资本化是土地财产权利流动化的过程。土地最早是以资源的形态存在的，当土地能够带来收益，而且具有稀缺性，从而被人们当作财产占有的时候，土地就由资源转化为资产，当土地市场出现后，土地资产的各种财产权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并且能够给所有者带来预期收益，产生增值，这时土地资产就转化为土地资本。因此，土地资本具有二元性，其兼具土地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只有在运动之中土地资本才有存在的空间。在中国市场经济和金融深化背景下，土地资本化实际上就是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陈仲常等（2006）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市场的培育使得土地、资产等非流通的生产要素上市流通，这是我国金融业不断深化的主要解释变量；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转轨时期当局的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实体经济、培育金融市场与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在货币需求函数方面，谢富胜等(2000)用回归的方法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需求存在利率弹性以及证券资产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高云峰(2006)则以金融改革和发展为背景，从经典货币需求理论分析出发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校正模型对我国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展开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理论界对货币函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将土地资本化作为一个自变量来研究货币函数。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的基本形式，将土地资本作为其中一个代表变量构建数学模型，并提出相关的模型检验和优化方法。
二、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956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阐释》一文，文中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说，他认为货币需求决定于三项重要因素：以各种形式持有的财富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据此推导出货币需求函数为：
M＝f（P，rb，re，■·■，Y，ω，U）
其中，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P表示物价水平，rb表示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re表示非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表示物价变动率，Y表示恒久性收入，ω表示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U表示其他因素，如主观偏好和制度性因素等。
跟据上面的理论，结合我国居民对货币需求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变量来构造我国居民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
（一）基本模型
1.广义的货币供给量M2。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量不仅包括传统货币数量论提出的实体经济所需的货币量m1(交易和谨慎需求)，还包括投机需求所要求的货币量m2，即：
M＝m1+m2=L1（Y）+L2（r）
其中，M为货币总需求，Y为收入水平，r为利率水平，L1表示货币的交易和预防需求，L2表示货币的投机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土地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深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土地等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已经开始。如果我们假设存量要素交易带来的货币需求为m3（m3是一个和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变量），则改进的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为：
M＝m1+m2+m3
其中，m1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量，m2可以视为金融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m3是要素市场的货币需求。依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m3除了包括土地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的需求。按照我国目前货币需求量层次指标体系，选取M2作为名义货币需求量比较符合实际。这是因为，M2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密切程度高于M1，不管其结构如何变化，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它在短期内的波动主要取决于银行系统的贷款规模，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因而可以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保持一致。
2.消费品零售总额Y和股市成交额SM。选取Y是因为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的基础上，利用居民消费水平更能反映出居民把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规模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m1的代表变量。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和扩张同样对货币需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SM是一个描述货币流量的指标，相比股票市值等存量指标更具有代表性。SM的计算表达式为：
SM＝股票价格×股票成交量
SM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m2。综合Y和SM可以代表弗里德曼货币函数的物价水平P和恒久性收入。
3.预期通货膨胀率EI。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人们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信息进行搜集、选择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当预期通货膨胀率增加时，居民更愿意放弃持有货币，而购买实体商品，减少和规避通胀风险；当预期通胀率降低时相反。这样，人们决策的结果对货币的需求的造成影响。市场经济越成熟，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行为就越理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就越大。■·■表示物价的变动率，用EI能够较好的表达该因子对函数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滞后前几期的通胀水平对人们的预期影响较大，本文选取滞后i期的通胀率作为代表变量。
4.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金融机构完善，居民的投资渠道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普通居民的理财渠道还很有限，目前仍然主要是通过银行存款取得利息。因此，用R作为代表变量来表示rb和re的持币机会成本比较符合实际。并且，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由央行规定，各种期限的利率差别不大，为了方便，可选取一年期利率作为代表。
5.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W。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A作为非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选取就业人数EF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则W的表达式可近似表达为：
W=FA/EF
6.土地成交金额LA。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土地交易逐渐得到普及，其过程必然催生新的货币需求，将其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一个代表变量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能够体现变量百分比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也为了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本文对规模变量取对数处理，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1）
其中，c表示常数项，a1、a2、a3、a4、a5分别表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EI）t-i表示以第t年为基期滞后i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nt-i表示其对应的系数，ξ表示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因素。
（二）模型的检验方法和优化
式（1）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一般会有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必须对各项系数和函数整体做统计检验，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剔除，重新进行线性回归，如此反复进行，直到确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同时，由于大部分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还要同时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在有些情况下，为了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还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利用模型（1）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除了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代数式■nt-i（EI）t-i的具体表达形式可能会千差万别，这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而人们的预期又取决其他很多因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流通股，实现非流通股流动化和建立土地市场是相似的，其本质都是实现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将非流通股交易量纳入货币函数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优化模型。此外，优化模型还要注意科学选取数据，我国进行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渐繁荣，土地的出让方式逐步走向市场化，其稀缺性开始通过市场价格加以体现。
三、结论与对策
在土地市场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原来的土地要素成为土地资本被不断地通过流转过程释放出来，该过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货币的需求。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量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在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中，货币当局正确的举措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除了包括实体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要素市场所需要的货币增长。因此，目前我国的一个扩展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应表达为M=m1+m2+m3。土地资本化的货币需求构成m3的一部分。经济转轨时期制定货币政策应当综合考虑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当局仍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只盯住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进而引起经济衰退。
第二，根据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弹性系数a5，货币当局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
第三，持续关注制度等变量的影响。在模型中本文用表示其他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制度变量是经常变化的，并且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不同于其他变量的，在旧的制度钝化的情况下，要持续关注新的制度变量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优化的思路中曾提到非流通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货币需求构成影响的变量。
第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完善货币需求体系。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管理层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相应地采取带有预见性货币政策，这对平稳经济发展及降低因货币政策的模糊性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货币需求体系，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提高利率市场化程度，疏通利率传导渠道，使利率对实际货币需求的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使我国的货币需求更加健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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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非货币联盟货币合作区域合作
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西非地区金融一体化要和经济一体化同步推进，充分利用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内生性，相互促进。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同时，要共同研究开发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推动债券交易市场联网，建立各地区支付清算系统。加强各国和各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建立跨西非地区政策协调机构，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维护西非地区的汇率稳定。建立区域金融信息的沟通交流机制，及时交流各国和各地区金融法规的制定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共同建立地区金融风险早预警系统。建立区域危机预警、救援和防范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沟通宏观政策相互协调、储备资产的集聚与共享，共同保卫区域金融安全。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6篇
外部失衡固然是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货币供给是货币需求拉动的，货币需求又受制于经济交易和金融交易活动，以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和非法金融为主要形态的未被观测到的金融活动，以及非正规生产、地下经济和非法生产等未被观测的经济活动导致的货币需求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未被观测金融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货币由正规的金融性公司供应。未被观测的金融经济活动趋于活跃时，货币需求旺盛，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如果采用正常的经济金融指标对应衡量货币供应，货币量显得过多，流动性过剩问题被关注。本文首先界定未被观测的金融经济范畴，并测算未被观测货币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未被观测的货币与流动过剩之间的关系，判断未被观测经济金融活动对流动过剩的影响。
一、未被观测的金融经济活动与未被观测的货币
(一)未被观测的金融与经济范畴
未被观测经济最早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并于2002年以正式文件《未被观测经济测算手册》正式使用这一术语(OECD、IMF、ILO、CIS-STAT，2002)。创设未被观测经济一词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非正式经济、地下经济、影子经济等概念混乱造成的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问题，基于统计学和经济学原理，从国民经济核算实际可操作角度出发，建立官方口径一致的未被观测经济核算方法和标准。之后，联合国欧洲经济理事会出版《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未被观测经济――国别实践的调查》(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2003)。未被观测经济包含了过去理论界经常使用的非正规(非正式)经济、地下经济、影子经济、隐蔽经济等范畴。对这些术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内涵和口径并不一致，导致研究结论可比性较差。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金融领域。理论界研究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地下金融(Underground Finance)、民间金融(Civil Finance)、灰色黑色金融(Gray and Black Finance)等的文献很多，最普遍的提法是非正式金融或非正规金融(Prabhu Ghate，1992，Dale W Adams and Delbert A.Fitchett，1992)。这些概念术语同样存在相互交叉、模糊不清的问题。借鉴OECD的经验，基于金融统计理论基础和为货币当局分析判断金融形势、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效果的目标，来统一界定并使用“未被观测金融”非常必要。未观测是金融监管与统计监测体系应该包括的金融活动和由此决定的货币资金流量及配置结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监测的金融活动。它包括：地下金融、非法金融(不包括地下金融)、非正规金融(不包括非法金融)、住户部门内部的民间金融，以及正规金融中被遗漏的金融活动(或称统计遗漏)。
其中，地下金融(Underground Finance)是与公开的地上金融活动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出于“食利”目标，未经金融监管当局许可而开展存款、贷款、结算等基本金融业务，或提供虚假的金融市场交易环境，或提供交易境外金融市场产品的地下通道，是非授权人开展的金融活动。地下金融活动和组织没有合法的身份，属于无牌照、无资质的信用机构，处在隐蔽状态，典型形式是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这类金融活动可能是合理的，有市场需求，但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受到金融当局的监管。非正式(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是指出于互助目标或为解决自身融资问题而进行的小规模金融活动，非正式金融部门不是在官方制度框架或官方法规、条例的基础上运行，而是基于地缘、亲缘、友缘等关系信任基础进行的金融活动，它的运作模式是历史、社会、文化传统的积淀形成的民间规则，辅之以民事契约和社会公证制度的支持。
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民间合会、互助基金会、非官方小额信贷组织(NGCO)等，都是典型的非正规金融形态。非法金融(Illegal Finance)是指法律明确禁止的金融活动，非金融性质的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工商类企业出于自身需要或以拆借获利为目标，通过间接方式或变向方式吸收社会公众存款，或未经许可发行融资工具直接融通资金，为非法收入提供洗钱的金融通道等。未观测金融还包括由于基础统计数据收集方案不完善而遗漏的金融活动(Omission 0f Financial activi-ties)。未被观测金融经济活动对应的货币指标称为“未被观测货币”(Non-observed Money，NOM)。
(二)未被观测货币的界定与层次
未被观测货币是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当中被未被观测经济活动与未被观测金融交易所占用的部分。从货币金融当局角度看，未被观测货币是未被观测金融范畴中的货币量指标，性质上与全社会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和现金流通量M0没有任何差异。未被观测货币的来源是正规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和存款货币银行共同供给和创造，它包含在货币当局的货币量统计中。它的产生是由于未被观测经济和未被观测金融活动的存在。以地下生产、非正规生产和非法生产为主要形式的未被观测经济活动，需要用货币来媒介交换，实现生产的货币价值。未被观测货币同样具有三个口径：未观测现金NOM0、未观测狭义货币NOM1和未观测广义货币NOM2。流通中的现金是存量指标，可以作为未被观测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基础。某一时点上银行体系以外的现金余额及本身的运动状态，尤其是分布结构是不可观测的，它的规模变化反映的是现金流转的结果，而不是过程。
未观测现金规模的测算采用等比例分割法从全社会现金流通当中分离出来。货币供应量口径中的M。是经济交易中使用的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可签发支票的活期存款构成。未被观测经济和金融活动形成的货币价值转移同样需要通过M1来媒介和实现。未观测狭义货币NOM1与可观测狭义货币OM1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等比例分割，才能从M1中将二者分离。广义货币M2是一个存量指标，它本身受到未被观测金融活动的影响。假设金融结构是二元性的，正规金融与民间非正规金融并存，那么，全社会广义货币M2是二元金融结构决定的货币总规模。我们事实上将广义货币M2只看作正规金融体系决定的货币量，而忽视了未观测
到的金融活动的影响。与M1一样，通过等比例分割法将广义货币M2分解为可观测广义货币OM2和未观测广义货币NOM2。
二、未被观测的经济与未被观测的货币规模
(一)未被观测经济规模
从收入法核算角度考察，未被观测经济表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未观测收入，如，企业部门的未观测收入出于规避税收或其他管制而进行地下生产，或为获得暴利而进行的非法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居民部门的未观测收入包括在企业地下生产或非法生产中提供劳务所得，居民非正规型生产与经营获得的收入，如自产自用，或没有登记申报的租金收入。未观测收入不管如何隐蔽，最终要在支出环节表现出来，如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货币储蓄这些资金运用中表现出来。
在货币经济体系中，一定时期内，绝大部分形式的经济活动，最终的结果都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货币运行依托经济运行，不管是可观测经济还是未被观测经济，经济活动所引发的货币运行结果都表现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变化上。因此，一定时期内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来源变化如果与同期国际收支差额不相等，就存在未观测信贷资金来源(NFCS)。未观测信贷资金来源包括国内未观测信贷资金(NFCSd)和境外流扩的未观测信贷资金(NFCSf)，未观测的外部储蓄可以通过本国国际储备变化与国际收支差额的差异表现出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体现为净误差与遗漏(NMOBOP)。
NFCSd=NFCS-NMOBOP (1)
国内未观测信贷增量(NFCSd)是统计核算年度本国实物经济交易形成的储蓄增加量。假定居民、企业和政府等经济活动主体，在使用未观测收入时与使用可观测收入的支出倾向是一致的，未观测收入的支出同样表现在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国民在可观测收入与未观测收入方面的储蓄率相同。只要官方SNA核算体系已经计量出各年度的储蓄率水平s，就可以计算出未被观测经济规模，计算公式为：
NOE=NFCSd/s (2)
依据公式(2)测算的结果见表1。
(二)未被观测货币规模
1、未被观测货币规模测估理论方法
全社会货币供应量Ms，不管是广义货币M2，还是狭义货币M1，以及流通中的现金，它们所媒介的经济交易既包括官方统计核算到的GDP，也包括未被观测经济NOE，尽管未被观测经济活动使用现金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在提取现金限制越来越松，电子结算支付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未被观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货币循环大部分依靠正规金融体系完成，与可观测经济活动产生的货币流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假定全社会货币供应媒介可观测经济与未被观测经济方面是没有差异的，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分割计量未被观测货币基础。于是，得到未被观测货币的测算公式：
NOM=[NOK/(GDP+NOE)]・Ms (3)
测算出未被观测广义货币NOM2以后，按照全社会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以及流通中现金M0的比例关系，将未被观测货币NOM2分解为未被观测狭义货币NOM1和未被观测现金NOM0。
2、中国未被观测货币的测度：1982―2006年
依据公式(2)和公式(3)测算的中国未被观测货币规模见表1。数据显示，我国未被观测货币规模按照广义货币M2的口径衡量，1986年突破1000亿元，1995年突破10000亿元，2006年达到70378亿元。1991―2000年的十年间，未被观测货币的高峰出现在1998年，M2口径的未被观测货币规模达到18231亿元。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部需求减弱，国内消费不旺，为拉动需求，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方针，开始通过增加发行国债，进而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以松为主。这一年的未被观测金融活动突出表现为：正规金融机构通过非正规方式发放贷款，企业获得贷款并没有真正用于投资生产，而是在不同账户之间空转，或转贷给企业协会内的中小企业。2001―2005年，未被观测货币规模的峰值出现在2003年，达到创纪录的42373亿元。这一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特殊的一年，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涨时期，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国内煤炭、电力、钢材、水泥、电解铝、汽车等行业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同时，出现内外两大对经济影响很重要的因素，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非典型肺炎SARS)和来自国际上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3年上半年政府专注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防护和消毒用品、药品等价格暴涨，粮食、加工食品一度短缺。
未被观测经济活动集中体现在暴利行业的投资生产上，在国家宏观部门进行信贷和产业政策调节下，正规金融对过热投资需求的支持程度减弱，非正规金融活动进入活跃时期，对正规金融产生了替代效应，经济运行没有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而转入平稳区间。
2006年未被观测货币规模比上一年净增加30000亿元，这与2005年7月人民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加快有关系，国际游资为套取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收益，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虚假贸易、虚假投资，或通过地下银行系统汇入资金规模扩大，这些跨境未被观测经济交易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流动性过剩成为困扰货币当局的主要问题。
三、流动性过剩与未被观测货币关系及其政策意义
(一)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关于流动性过剩的计量，欧洲中央银行提出了价格缺口法、真实货币缺口法、名义货币缺口法和货币过剩法。衡量流动性过剩程度可以采用两个角度，第一是从名义货币增长与名义经济增长之间的比较，如果名义货币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说明货币供应过多，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导致流动性过剩。但是，由于货币当局已经采取了紧缩型货币政策，回笼了一定规模的基础货币，货币供应增长已经受到控制，可能导致第一种判断结果与实际经济状况有出入，人们感受流动性过剩，但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并不快。
采用第二种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即经济货币化比率指标，它是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货币化比率超过1，且比值越高，说明流动性过剩程度越严重。图1是采用货币供应增长与GDP名义增长
比较判断流动性过剩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基本上快于GDP名义增长速度，由于2003―2005年中央银行每年净发行的债券在9000亿元左右，还采用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的政策，回笼基础货币的力度不断增强，2004年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低于GDP名义增长速度，但2005年再次反弹，2006年两者差异再次收小。图2是中国经济货币化比率指标变化，1995年该比率达到1以后，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2003年超过1.6，2004年略微回落，2005年和2006年都在1.6以上。表明近年来，流动性过剩问题比较严重。
(二)未被观测货币与流动性过剩
未被观测货币规模扩大是否会加剧流动性过剩问题。图3是未被观测货币占M2的比重变化图。从图1和图3的比较看，未被观测货币相对规模变大的年份，往往是流动性过剩严重，或货币当局采取严格的紧缩政策回笼基础货币的年份，1993年和2006年未被观测货币占M2的比重比较高，分别达到21％和20％，当年货币供应增长与名义GDP增长率基本接近，与当时货币当局紧缩政策力度加大有关。2000年和2004年未被观测货币占M2的比重下降，仅有8％和11％，当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基本不明显，货币名义增长与GDP名义增长基本一致。其他年份中，未被观测货币相对规模变大的年份，往往也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显著快于GDP名义增长的年份。毫无疑问，未被观测货币是影响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三)政策意义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伪造；变造；真假拼凑币；货币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df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3-0078-04
the judicial analysis of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combined with remodeling currency behavior
[wt5]shi lan-hu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abstract:counterfeit money crimes are seriously harmful to china＇s monetary credit and financial security，which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legal regulation and judicial strike.practitioners and theorists have been debating for the genuine patchwork currency of the criminal code qualitative.however，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forged and altered behavior which makes the patchwork currency all identified for counterfeiting currency，results in the remodeling currency crime a mere scrap of paper，seriously confus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rgery and alteration.obviously it is inappropriate.
key words:counterfeit；alter；genuine patchwork currency；monetary identity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有理论的分歧
对于伪造货币，通说认为是指仿造货币的图案、形态和色彩等，使用各种方法、非法制造足以使普通人误认为正在流通或兑换的人民币或境外货币，冒充真实货币，并意图进入流通的行为。[1]180而变造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是指对真币采用剪贴、挖补、揭层、涂改、移位、重印等方法加工处理，改变真币形态、价值的行为。广义言之，变造货币的行为应当包含在伪造货币之中，但实务中变造货币犯案率较低、危害性相对较小，且伪造货币罪的法定刑较重，最高可达死刑，故立法为充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二者分别规定，区别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对于假币犯罪一贯保持严厉的打击态势，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假币犯罪的猖狂性和精细化愈演愈烈，犯罪手段层出不穷难以遏制，司法机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防控难题。假币犯罪不再是单纯的伪造或变造行为，而往往采取伪造和变造相结合的真假拼凑行为，即将真实的货币和伪造的货币对半拼接，利用验钞机“认半边”的特性，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该行为既非单纯的伪造货币行为亦非单纯的变造货币行为，如何定性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焦点。
有学者认为真假拼凑币中的伪造和变造行为都应进行刑法评价，从当前法律规定看同时触犯了伪造货币和变造货币两个罪名，可根据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原则，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2]亦有学者认为应当从真假币成分比例来确定行为性质，而非从伪造或变造的行为手段考量，因为这种“半真半假”的货币毕竟存在较大成分的假币内容。也有学者认为，应以变造货币罪定性，因为变造货币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真实货币进行改造，同时“半真半假”的货币并未“失去货币同一性”，在没有“失去货币同一性”的物体基础上所进行的制造理应属于变造。[1]182真可谓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二、司法解释的规定及其反思
真假拼凑币就其基本材料而言可谓亦真亦假，金融界将之称为伪造货币、变造货币之外的第三种假币，即“伪变造货币”，但刑法对伪造、变造相结合的拼凑币并未进行明确界定，难免引起理论争议，导致司法适用的混乱。立法是指引司法活动的“金科玉律”，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准确定性，不仅关系到司法实务的社会效果，更是关乎刑事政策的合理性和威慑力。
对于伪造和变造相结合所制造的真假拼凑币，2010年10月出台的《解释》第2条规定“同时采用伪造和变造手段，制造真伪拼凑货币的行为，依照刑法第170条的规定，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从而统一了真假拼凑币的司法定性。应当肯定的是
，司法解释的明确化，改善了实务中打击真假拼凑币行为的混乱局面，但将真假拼凑币行为明确规定为伪造货币罪，仅仅只是落实了司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却忽略了立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法律的明确性并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合理性为代价，笔者认为这一定性是从根本上混淆了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行为区别，扼杀了刑法规定的变造货币罪的立法意义和司法空间，使变造货币罪从此成为刑法文本中“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因为，变造货币罪的特点即在于以真币为基础的剪贴、涂改、挖补、拼接等方式对真币进行改造来增加真币的票面价值，同时变造货币罪要求行为的客体必须是真币，剪贴和拼接是司法实务中变造货币罪最常见的犯罪手段。 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将会使实务中大量的变造货币情形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以涵盖变造货币罪的形式扩大了伪造货币罪的打击范围，而伪造货币罪的法定刑远远重于变造货币罪，严重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立法定性不仅要考虑社会现实的需要和民众心理的需求，更要符合犯罪概念的特征和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从理性规范的角度看，伪造和变造相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行为的认定必须在遵从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行为特性和概念特征基础上进行立法考量，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为我国现行的犯罪概念不仅承担了指导立法的功能，也承担了规范司法的功能。刑法作为司法法，其犯罪概念应该是一个司法的犯罪概念，针对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它要明确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的标准，具有定型功能；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它要说明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同时犯了什么罪，具有晓谕功能。[3]因此，立法限定了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概念，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就必须先弄清两罪概念的功能是什么，将在何种情境和领域内适用。从逻辑上讲，犯罪概念是犯罪行为特性的高度概括，它最直接的解决了“行为是什么”的问题，在针对伪造和变造相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行为的罪名认定上，必然先剖析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概念特征，解决“伪造和变造结合的行为是什么”的问题，当两种行为兼具备的时候，司法机关要考量的应是该结合行为更符合哪一概念的内涵，更能体现哪一罪的本质特征，在遵从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不误导公众的法律认识、不影响司法的社会效果。而刑法一般理论认为伪造货币罪与变造货币罪的本质区别是“是否失去货币的同一性”，变造行为的特征在于并未破坏真币的原形，只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部分加工，使真币的面值增加或货币数量增多，乃“以少变多”式的生成假币；伪造货币罪的特征是在仿照真币的形态，在没有真币的基础上制造出假币来，使假币足以误导一般民众得以流通牟利，乃“从无到有”式的生成假币。二者的概念特性是区分的本质关键，也是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衡量标准。根据2010年上海市公安局新公布《关于真假拼凑币最新常见的拼凑手法的警方提示》，真假拼凑币主要是采取揭贴图案拼凑，曲线拼凑以及以部分撕裂来掩盖拼凑曲线、转移鉴别视线的变造手法，不符合伪造货币罪的非法伪造、凭空制造新的假币的手段特征。司法解释将伪造与变造相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的行为定性为伪造货币罪，实质上混淆了伪造货币罪与变造货币罪的概念特征，违背了立法设立变造货币罪的刑事政策意义。
三、对伪造、变造货币结合行为的再思考
实践中伪造和变造行为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必然是要利用真实货币的一半，即这一半边为真实货币才能使真假拼凑币通过验钞机“认半边”的特性最终被市场所接受。[4]究其本质，验钞机能够认可真假拼凑币完全是基于半边真实的货币，而并非是金融机构或社会民众对半边虚假货币产生实质的误解而认可其非法流通牟利的行为，而变造货币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真实货币的改造，利用真实货币的特性经过改造增加“真实货币”的数量或面值来引起民众误解或误导货币识别设备，从而获取非法利益。进而言之，笔者认为伪造、变造货币的结合行为其根本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对真实部分的利用，这一行为手段更多地符合变造货币罪的本质特征。
另外，从刑法一般理论认为伪造货币行为与变造货币行为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失去货币的同一性”角度来看，真假拼凑币并未失去这一特性，也应隶属于变造行为。按照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能辨别面
，票面剩余四分之三（含四分之三）以上，其图案、文字能按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金融机构应向持有人按原面额全额兑换。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以下，其图案、文字能按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金融机构应向持有人按原面额的一半兑换”，表明了在金融实务中，只要还存在真币的50%便未失去货币的同一性，便可以进行兑换。可以认为，真币的50%应当是判断货币是否失去同一性的标准。实务中真假拼凑币常见的制造方式是：（1）将人民币一揭为二，正面保留，背面粘贴上假币；（2）将人民币约二分之一处裁切掉，粘贴上对应假币；（3）将人民币局部揭开，正面保留，背面从水印部位与人民大会堂主图景结合处揭去，粘贴上假币，由此可见大部分真假拼凑币中的货币存在“半真”部分，这些货币并未“失去货币的同一性”，由此也应当认定为变造货币罪而非伪造货币罪。
而有学者分析的制造真假拼凑币犯罪同时触犯了伪造货币和变造货币两个罪名，根据想象竞合犯理论择一重罪处断原则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笔者也不能苟同。想象竞合犯，其内涵在于“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显然在制造真假拼凑币中并非仅有一个伪造行为或变造行为，而是两个行为结合触犯了两个罪名，完全不符合想象竞合犯的固有之意，用想象竞合犯来解析这一犯罪行为实属牵强。伪造和变造的结合行为以想象竞合犯原则一概定性为伪造货币罪，属于行为定罪模式，不仅忽略了真假拼凑币的本质特性，不考虑其中真假的成分比例，更违背了我国犯罪构成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要求，使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和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大小成为定罪量刑的休眠条件。不可否认，在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这一类行为犯中，行为必然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标尺，制造真假拼凑币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伪造货币罪的行为手段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只能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我国现行刑法中许多罪名规定的行为方式具有类似性甚至是一致性，例如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但却并没有因二者行为类似而将罪名混淆，更没有将该类行为统一规定为诈骗罪，因此在选择罪名时考量的不仅是行为方式，更不能忽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侵犯客体等。故而，单纯从全面评价客观行为的角度出发，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认定伪造货币罪的罪名，明显忽略了变造货币罪的立法原则，将司法效果的片面追求凌驾于立法规范的精神追求之上，更将犯罪行为作为刑法定性的唯一标准，严重曲解了我国刑事司法的规范要求。 再者，广义上变造行为涵括于伪造行为之中，二者确实很难完全独立区分。当前多数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的刑法均将伪造货币和变造货币规定为一个犯罪，适用同一处罚标准。而我国刑事立法将伪造行为与变造行为区分规定为不同罪名，适用不同的处罚标准，从立法原意看，主要原因一在于受行为方式的限制，变造货币的数量一般远远少于伪造货币的数量；二在于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行为人需事先投入一部分真币，变造货币所能牟取的非法利益相对要小于伪造货币。正因如此，对变造货币罪的刑罚规定远远轻于伪造货币罪，立法赋予了变造货币罪独特意义和司法考量，从而彰显刑法的谦抑性和针对性。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伪造和变造相结合制造真假拼凑币的行为不能依照该司法解释笼统地定性为伪造货币罪，变相追求遏制制造真假币拼凑货犯罪，扼杀了变造货币罪的立法价值和司法空间。客观分析拼凑币的制造手法和货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伪造和变造行为的结合结果更符合变造货币罪的本质特征，但基于真假拼凑币成为当前货币犯罪的首要难题，其技术性和隐蔽性之高导致司法机关反假币的工作难度增大之现状，笔者主张可以根据真假货币的成分比例来区别定罪，对应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行为特征，遵循上述《办法》规定，以是否存在真币的50%作为判断真假拼凑币是否“失去货币的同一性”的标准来确定罪名，从而落实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伪造和变造行为相结合制造的真假拼凑币中真币揭贴的比例在50%以下的，说明行为侧重于仿照真币式样特征，通过制版印刷或描绘剪接来制造假币冒充真币的“伪造”手段，应当认定为伪造货币罪；倘若比例在50%以上的，则行为侧重于对真币进行挖补、剪贴或拼接，使真币数量增多的“变造”手段，则认定为变造货币罪。如此，不仅遵
循了区分伪造和变造行为的“货币同一性”标准，同时也考量了从严打击制造真假拼凑币行为的司法需要，有利于立法和司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刘为波.假币犯罪相关法律适用问题[j].中国检察官，2011（5)：4.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8篇
内容摘要:货币政策效应是非对称的,经济过热时的紧缩作用大于经济萧条阶段的刺激作用,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也是非对称的。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还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基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我国当前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应保持谨慎。
关键词:非对称效应 宽松货币政策 退出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陷入了近年来少见的低迷状态。在困难形势下,我国政府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幅达到近年来高峰,各商业银行2009年一年新增加的本外币信贷规模达到10万亿元左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保持平稳增长作出了贡献,但也带来了两大隐忧: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过快上涨。进入2010年后,国内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尽快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内我国是否还应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基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及其行为经济学解释
(一)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效应是相对稳定的,实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对称的,即货币供应量与产出是线性关系。直到大萧条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几乎没有产生影响,才使学者们开始感到,只有紧缩性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同时流动性陷阱隐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利率之低使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回升。弗里德曼将货币政策比喻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一样”。他所指的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时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因此一般认为,在经济紧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仅依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种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
(二)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对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的原因,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和异质性的假设构成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假设前提。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和异质性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主体的信心会发生改变。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思想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这就是大萧条期间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这里所说的非对称性是指相对于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指相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不发挥效应的。第二种解释是正向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是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做出不对称调整的根源。经济环境是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场气氛中,由于从众的心理规律的存在,有限理性的社会人行为具有趋同的趋势。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加强,而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而正向冲击受到削弱。因此,由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价格和产量调整的不对称就自然出现了。
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证明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的存在。Cover(1992)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Cover用M1来代表货币供应量,使用两步OLS法,考察了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产出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结果发现,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大。
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刘金全(2002)使用货币供给增长和利率变量两种指标对货币政策状态(扩张性和紧缩性)进行了度量。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使用不同的检验方法和货币政策指标,如使用二项离散选择模型(刘金全、张艾莲,2003)和VAR方法(刘金全、云航,2004),都支持了刘金全(2002)的结论。刘明(2006)运用LM检验和t检验,对中国1999年1季度到2005年2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的阀值处于-0.09至 0.05之间,并认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和“阀值”的存在是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的信贷配给造成的。
(一)数据选取
判断和检验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必然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描述或者度量货币政策的形式,即说明什么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什么是扩展性货币政策。本文使用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表示货币政策的强度,具体而言,使用月度的M1增长率与趋势水平的偏离作为货币政策紧缩或者松动的标志;二是如何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即判断经济是收缩的还是扩张的,常用的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指标主要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本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变动反映经济周期。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样本期间为1996年1月到2008年6月。
(二)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M1的月度增长率GM1t进行H-P滤波,将H-P滤波作为序列中的趋势水平, M1的序列减去H-P滤波便是货币增长率中的偏离成分,表示为GM1t,当GM1t大于零时,对应数值表示为GM1t+,由于此时货币增速与趋势水平相比具有扩张趋势,因此表示货币政策是松动的;当GM1t小于零时,对应数值表示为GM1t-,由于此时货币增速与趋势水平相比具有收缩趋势,因此表示货币政策是紧缩的。
获得货币冲击序列,并分解为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后,将月度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GYt基于常数、线性趋势项T、货币扩张程度GM1t+、货币紧缩程度GM1t-的当期及各期滞后值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方程分别表示为:
在上述模型中,正向货币冲击的系数和表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作用,当它不等于零时,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实际效果;负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表示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当它不等于零时,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实际效果。这时可以通过回归系数之间的约束检验,判断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非对称作用。货币政策作用对称性的原假设和备选假设分别为:
如果检验拒绝原假设H0,则认为存在货币政策的非对称作用,进一步比较正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与负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如果前者较大,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反之,则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更为显著的实际作用。
对检验货币政策非对称作用的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通过比较各阶模型的值和信息准则,本文选取n=2,p=4。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说明:一是无论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两者作用的方向相反,这与理论是相一致的。同时负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的绝对值大于正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系数和的绝对值,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比扩张性货币政策更为有效;二是对于对称性假设的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统计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
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意味着在经济扩张阶段,利用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经济萧条阶段利用货币政策扩张经济是低效的,因此应更多地采取财政政策,若同时采取货币政策,其力度应该比扩张时期更大,因此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也应该采取非对称性原则。从1996-2006年我国利率调整的实际来看,确实存在着非对称现象。在1996-1999年间,央行连续7次调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0.98%降低到5.85%,每次下调的幅度都较大,1997年10月23日的这一次调整更是下调了144个基点;在2004年至2006年间,央行3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5.31上调到6.12,每次上调都是27个基点。
在复杂局势下,货币政策方向的调整非常重要。由欧盟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的紧缩作用大于经济萧条时的刺激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在退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上应保持谨慎态度。 当前可能并不是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有利时机,应在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适度、节奏和结构等问题。当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回暖时,应考虑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退出时,货币政策紧缩力度也要保持适度,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风险。
参考文献:
1.曹永琴,李泽样.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形成机理的理论述评.经济学家,2007.4
2.肖本华.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
3.赵进文.中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西非货币联盟货币合作区域合作
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西非地区金融一体化要和经济一体化同步推进，充分利用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内生性，相互促进。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同时，要共同研究开发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推动债券交易市场联网，建立各地区支付清算系统。加强各国和各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建立跨西非地区政策协调机构，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维护西非地区的汇率稳定。建立区域金融信息的沟通交流机制，及时交流各国和各地区金融法规的制定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共同建立地区金融风险早预警系统。建立区域危机预警、救援和防范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沟通宏观政策相互协调、储备资产的集聚与共享，共同保卫区域金融安全。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区域非对称性效应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99－07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有关货币政策统一性和差异性的争论由来已久。统一或单一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的均质化(Homogeneity)和经济周期的一致性(synchroniza-tion)，货币政策在货币区内有着一致性的效应。但是货币政策传导是一个有着众多环节、渠道和因素构成的复杂过程，各个地区由于在经济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导致单一的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产生区域非对称性效应。如何协调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及其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对的难题。
一、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的内涵
宋旺、钟正生(2006)认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是指对于以地区经济发展有差距，尤其是地区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而言，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会在政策效果上产生差异，甚至会对部分地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进而损害整体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是从货币政策非对称内涵中分离出来的。Cover(、1992)在其发表的论文《正向和负向的货币冲击的非对称性效应》中最早提出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概念，之后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随着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深入，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逐渐丰富。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不一致，具体细分为三方面：其一，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asymmetric effect)――经济衰退阶段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小于经济过热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减速作用)；其二，货币政策效应的时间非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在政府与公众的动态博弈过程中，由于公众行为导致政策环境改变，政府最初制定出的最优政策，在执行阶段可能会失去最优性，为了避免损失，政府不会真正执行原来的政策，而是采取相机抉择的策略，重新选择最优的政策)；其三，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效应(Re－onal Effects)，或称空间非一致性，与时间非一致性相对应，主要是指同一货币政策作用于不同经济区域会产生的不同政策效果。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前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国内外研究的时间相对较长，而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正式开始，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成果，但也仅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的评述主要针对第三方面即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来展开的。
(二)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理论基础
1.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非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蒙代尔(Robea Mundell)于1961年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根据《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一个最优货币区可以定义为“有不同国家或地区组成的货币联盟，区域内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或者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具有可兑换性，其汇率在对内进行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对外则统一浮动，以求在总体上达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
但是，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该理论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强调单一标准。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麦金农(Mckinnon，1963)提出以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消费中可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重，作为决定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凯南(Kenen 1969)提出了产品多样化作标准；英格拉姆(Ingram，1973)提出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哈伯勒(Haberler,1970)和弗莱明(Fleming，1971)提出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标准。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受时代的经济环境特征影响，也就可能带有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其基于工资的“货币幻觉”和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前提，反映出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理性预期被应用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中，为最优货币区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政策可信度、时间非一致性和政策规则等方面对货币联盟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重新评价。格劳威(De Grauwe，2004)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巴罗――戈登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各国是否选择加入货币联盟。该模型采用了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只有不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才会影响失业率。理性预期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缺陷
首先，就蒙代尔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来说，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一点。麦金农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外，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所以我国学者张晶(2007)认为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与最优货币区理论所强调的货币区内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可以抵消冲击的观点不符合。
其次，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的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的。而国内学者(陈宇峰，王有光)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就会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的不足。
因此，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的不足，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不能有力地解释我国货币政策产生的区域效应差异问题。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一定的货币政策手段，通过经济体制内的各种经济变量，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传递过程。简而言之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到实现货币政
策最终目标的中间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传导，而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构成要素很多。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货币政策实践的日益丰富，货币政策传导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依据货币政策的不同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分为利率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指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渠道)和汇率传导机制等。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利率渠道、汇率渠道、信贷渠道。
(1)利率渠道
利率传递机制是最古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维克塞尔的累计过程论中就有所涉及。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资本费用说(1935)使得利率传导理论成为整个西方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基础。以后相继出现的信贷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等都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利率传导机制在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最直接的利率渠道理论是凯恩斯学派的利率渠道传导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传导过程是经由利率和有效需求的变动完成的。其基本机理是：在一定程度的价格黏性条件下，货币供给量的下降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实际利率的上升使资本的使用成本增加，由此减少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从而使总需求下降(M －r－IY)。
产业的很多因素都会对利率弹性构成影响，如产业发展阶段、规模报酬因子、技术水平、市场结构、产品的需求因素、要素密集度等。因此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产生区域效应的非对称性，体现在各区域产业结构对利率敏感性的不同。戴金平(2005)从基于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两部门例子出发，说明了由于行业自身的异质性，每个行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各异。接着利用E－G两步法、ADL模型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95年后中国六个行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房地产业对利率政策冲击反应明显，第三产业、餐饮业和批发贸易零售业反应较小。因此，如果一个区域具有较高利率敏感性的产业(主要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较大，则货币政策冲击对该区域的影响就相对较大。此外，如果一个地区有较高的资本产出比，那么货币政策在该地区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力。因为高投资地区对于利率的变化更加敏感，即使微小的利率变动都将较大地影响到投资进而总需求的变动。
(2)汇率渠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这种特殊的资产价格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麦金农(1985)，奥伯斯特费尔德(1996)等逐渐将汇率因素纳入了货币传导研究中。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变动是货币政策变动引起资产收益率变动进而影响实际产出的又一渠道。未预期的名义货币增长率上升(下降)首先导致短期实际利率的下降(上升)，总需求的上升(下降)导致资产账户及经常账户的恶化(改善)。这种变化会引起名义汇率(E)的上升(下降)。本币贬值(升值)刺激(抑制)出口(Nx)，抑制(刺激)进口，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下降)。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强化货币政策效应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与外国实际利率差异的敏感程度。以未预期的名义货币增长率上升为例的传导机制可表示如下：MrENXY。由于出口额占地区产值的百分比反映出该地区出口部门的重要程度，所以出口部门在各区域重要性的差异就是产生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具体表现，即如果各地区出口部门重要性不同，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就会不同。
(3)信贷渠道
信贷渠道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银行信贷渠道(The Bank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渠道(TheBalance Sheet Channel)。
银行信贷渠道强调银行信贷的特殊性和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的作用。Kashyap和Stein强调了银行规模的重要性，认为银行的规模可以很好地解释它们的融资能力。当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小银行寻找替代资金来源所受到的限制要比大银行所受到的限制更大，因而小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更小。因此，小银行提供的资金比重较高的地区，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比较大。
资产负债表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它强调借款人获得贷款的数量受制于它可以抵押资产的价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了利率，企业的资产价值就会下降，那么企业的借款能力也下降了。与大企业相比，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性，小企业和银行打交道时会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信息成本f Informa-tion Cost)和交易成本(Transanction Cost)，因此它们在进行外部融资时的成本更高。而大企业除了银行贷款渠道以外，还有其他的外部融资渠道，所以受到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就小。因此，小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受到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比较大。
3.货币主义学派关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的观点
货币学派从货币供应量这个总量出发，通过研究货币量对收入的影响，进而收入对需求的不同影响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效应。货币学派主要是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名义国民收入；M代表恰当货币总量的过去值和现在名义值的向量；G代表恰当财量的过去值和现在值的向量；z代表其他自变量的向量。但是，圣・路易斯方程简约式模型依然存在以下缺陷：一是难以反映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由于同时存在许多关于同一问题的竞争性经济理论，因此模型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三是模型中变量关系是单向的，模型无法反映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动态互动反馈关系。
国内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
二、货币政策区域区域效应非对称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是否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非对称性；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非对称性。而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常用方法是有两种：一种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脉冲响应函数(IRF)；另一种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sVAR)。
(一)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Model，VAR)和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
用VAR方法估计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是由西姆斯(sims，1972，1980]首开先河的。从二元(西姆斯，1972)到三元(西姆斯，1980)，再到越来越大的系统，利拍、西姆斯和查(1996)对该方法的发展，以及理论文献中所给出的经验发现进行了总结。对于一个n维随机向量服从P1阶向量自回归过程，记为VARfP)，其数学表达式为：
yt＝A1yt-1＋A2y1-2＋……＋Apy1-p＋Btxt-1+……+Brxt-r＋εt。
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T’阶滞后期。εt是随机扰动项，其同时刻的变量可以彼此相关，但不能与自身滞后期和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同时，为了保证模型的有效性，在做VAR模型前，一般首先要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通常采用的方法有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检验法和PP(Phil-lips-Perron)检验法。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保证模型中的变量是同阶单整(Itergration)。
VAR模型的显著优点是：1.避开了结构建模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应用样本可以确定一个多变量VAR系统的参数，从而得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因而VAR模型是分析多变量时间序列的有力工具。2.VAR模型不需要相关理论假设条件，无需区分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与宏观结构模型相比，VAR模型在数据使用上比较节省，只需要研究相关变量的数据。
而脉冲响应函数是检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的核心工具。它是建立在VAR模型基础上的，是VAR模型检验中的一种。它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是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动态影响。如何从脉冲响应函数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呢?研究文献中一般通过观察脉冲响应产生的驼峰曲线的差异来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指标：变量对冲击的灵敏程度、最大的响应效应出现的时间、累计响应效应的大小、冲击的长期影响等。
但是，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的缺点在于模型中变量顺序的不同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较大的差异。为弥补VAR模型的缺点，可以先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哪些变量对其他的变量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依据变量对其他变量影响力的大小作为VAR模型中变量的排列依据。此外，还可以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GIRF)。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最早由Pesaran和Shin(1996，1998)等人提出的，这种方法消除了VAR模型中变量排序对分析结果的干扰，而且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唯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这种方法在其他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因此，也可以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
(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ectorAutoregression Model，SVAR)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是为了解决VAR模型中存在的没有给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且模型参数过多等问题而被提出来的。SVAR是一种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从而减少所估计参数的一种方法，并能有效地消除模型中的干扰。可以根据经济理论中经济变量和结构冲击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从而建立模型的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一种常用的短期约束方法是由Sim提出的，又名Cholesky分解法。Carlino和DeFina(1998，1999)，陈安平(2007)，杨晓等(2007)等的做法就是通过假设变量当期之间的关系矩阵为下三角矩阵来识别模型。由于Cholesky因子的决定与VAR模型的变量次序有关，因此模型中变量顺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长期约束的方法最早由Blanchard和Quah于1989年提出，通过对VAR模型施加基于经济理论的长期限制性条件，从而减少了模型的待估参数。曹永琴(2007)基于货币政策不影响长期真实产出的假设，对SVAR模型施加了一个长期约束以识别模型。
三、国内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非对称性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非对称性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等大国。在这里，本文列举一些近几年有代表性的文献以供参考。
1.对欧元区的研究
Elbouren和Haan(2004)对欧元区各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研究所使用的各种VAR方法进行了回顾，估计了10个欧元区国家的43个VAR模型，并对价格和产出的反应大小进行了稳健性排序。认为这些VAR模型估计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样本期间的选用、额外变量的加入、递归、长期以及结构性识别方法的采用所导致的。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Barran,Couclea和Moion(1996)的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德国对产出的影响时间长，而在法国的时间短。Huchet(.2003)的研究特色在于区分了两类货币政策冲击的非对称性效应：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国产出水平的非对称性影响和积极与消极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国产出水平的非对称性影响；Toolsema et aI(2002)的实证研究显示六国在货币政策冲击的初始效应和长期效应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而且没有指标显示这种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同时，随着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越来越多，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结构差异更大的中东欧国家(CEEC)的加入，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效应也有可能进一步放大(Paczynski，2006)o
2.对美国及一些大国的研究
Caflifio和DeFina(1998)采用VAR方法分析了在1958年到1992年间货币政策对美国48个州个人真实收入的影响，其中有两篇关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方面的重要文献。并且还从SVAR估计结果进一步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在预期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州人均真实收入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收入水平的最大化效应发生在政策冲击后的第8个季度，各个州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有差异甚至一些情况下存在巨大差异；在此之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研究基本采用了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对VAR进行其他形式修改后的模型。Giacinto(2002)对VAR模型进行专门
的改良，建立SVAR模型并通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技术把地理信息纳入到了模型形式中；Ivo J.M.Arnold和Even B.Vrugt运用VAR模型和IFR实证检验了德国1970-2000年利率冲击对地区产出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德国货币政策不同的区域效应与产业的组成结构相关，而和企业规模和银行规模不相关；Webe(2004)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地区经济差异，发现作为小型开放经济的澳大利亚，汇率渠道是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
(二)国内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研究现状
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实证研究，很多学者主要采用的计量模型是VAR和SVAR这两种。而研究的内容也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的：一是否存在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效应。本文将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对近几年有代表性的文献作一总结：
宋旺、钟正生(2006)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从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来看，目前我国还不是最优货币区。当前我国应该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改变银行信贷资金纵向管理和条块分割的状况，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同时应该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向中西部地区适当倾斜；应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产品多样化；应该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同时对目前单一货币政策对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潜在不利影响要及早防范，有效化解。经济同质性的提高将使我国实行单一货币政策的合意性相应提高。
张晶(2006)采用2004年4月至2005年12月期间的月度数据，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货币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监管货币政策对三大经济区域的影响方向相同，但是在影响程度以及滞后期的表现上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间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产值构成等方面的差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解释。
丁文丽(2006)基于菲利普斯――罗利坦的动态滞后模型，并运用协助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两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其检验结果证实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非对称性，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强调为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实现区域之间货币政策效应的协调，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的发展。
杨晓，杨开忠(2007)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的不同影响，其中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高于中部、西部。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可以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某种程度的灵活的区域货币政策；王满仓，王里(2006)同样指出，为降低区域差异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必须实行货币政策区域化策略，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特质确定哪些货币工具可以进行区域化操作，从而熨平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实现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
胡振华，胡绪红(2007)运用VAR模型从进入结构差异的角度，结合我国中部六省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结果显示中部六省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其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的差异，并提出为促进中部六省经济协调发展，可以考虑在中部地区建立区域证券交易中心。
蒋益民，陈璋(2009)运用S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对经济区的实证检验表明，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而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生产力水平越高的区域，可能收到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越大，并指出区域金融结构相对于区域产业结构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力更有实际意义。
耿识博，谢士强，董军(2005)以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为基础(乘数货币政策效应不对称理论)，在乘数不对称和经济非均质性条件下，通过构建和比较货币区内不对称效应和区间不对称效应模型，推导出地区i在t时期权重为∞货币政策产出的平均乘数：K*it＝pi[(ωi1－ωi3)Kmit＋ωi2Krit]，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不对称影响。而何晓夏(2010)在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究金融结构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影响，首先用我国区域金融机构主题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金融市场化指标(REMR)，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因素对pi(表示对地区i货币政策产出乘数的调节系数)值的影响；其次，作者在不同视角(上市公司数量，股票市值，银行贷款期限结构，证券机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股本结构，居民资产)比较我国各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其对Kmit(i地区t时期的货币量乘数)和Krit(i地区t时期的利率乘数)的影响。作者强调实行差异化地区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应该致力于不断优化落后地区的金融结构，不断缩小区域金融差距来缓和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
实证研究显示，无论建立不同的实证模型，或选取不同的代表变量，还是采用不同的区域划分方式，都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非对称性，主要结论认为货币政策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而在引起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因素的分析中，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渠道、汇率渠道、信贷渠道)的差异，金融结构差异，以及经济结构差异等研究角度出发的。就我国而言，国内学者更多地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角度展开研究的，而从金融结构地区差异，经济结构差异角度研究也呈逐年增多趋势。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的影响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四、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及检验方法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VAR模型是目前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的常用计量方法，虽然优点显著，但是其依然存在缺陷：其一，VAR模型分析结果受模型中变量顺序的不同而导致分析结果差异较大；其二，VAR模型忽略了变量间的当期关系。针对上诉缺陷，专家学者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长期和短期约束)来建立模型。由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不考虑变量的顺序问题，因此还可以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GIRF)，消除了VAR模型中变量排序对分析结果的干扰。
(二)区域划分问题
从国内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区域划分标准并不确定，有把中国区域粗略地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也有把中国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八个综合经济区)的。由于区域划分标准的不确定最终导致VAR和IRF的检验结果出现大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区域划分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三)货币政策指标的选择问题
理论上，准备金总量、货币供给量、利率等都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从统计角度看，货币政策指标选择的差异本身就会造成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效应。国外学者通常采用利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指标，但是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也没有市场化，因此信贷或者货币供给量更适合我国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
五、综述总结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5-0001-03
一、货币主义概述
二战之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而50年代之后，通货膨胀开始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创立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于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述其政策主张，此后货币主义被广泛采用。
1973～1974年，主要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通胀与实业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凯恩斯的理论无法对滞胀的现象作出解释，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并对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货币主义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英国的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货币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论述》文章作为开始；第二阶段，60～70年代，用数学方法建立货币数量模型，即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理论开始成熟；第三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各国开始提出并实施一些货币主义的政策措施，货币主义进入试验阶段。
二、货币主义的理论
货币主义的最基本的就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坚信人们在不损害别人的自由的前提下，有根据自己的智能运用他们的能力和机会的自由，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的经济体系。货币主义非常重视货币作用，认为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货币主义从剑桥方程式M=KY出发提出了新货币数量论，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财富总量，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分配，货币及其它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人们对保有货币的偏好等因素，货币数量的论的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M为个人的货币量；M/P为实际货币需求；y（=Y/P）为实际收入；w为物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rm、rb、re分别为货币、股票和债券资产的预期收益率；u为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和经济稳定的预期；1/P?dP/dt为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率。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方面，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币主义根据公式MV=P，方程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得到：
货币主义认为探讨通货膨胀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在分析中要注意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与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货币学派在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中非常注重货币因素。
三、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货币主义主张单一规则；所谓单一规则指的是在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时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数量法则，使得货币增长率同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并且在公众的预期之下。这就要要求货币当局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做到要公开，将政策的预期目标公示，降低人们对政策波动的预期，同时也可以实现对货币当局政策的监督。
同时，货币主义还认为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坚持长期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政策的变动带来经济的波动，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达到与初始效果相一致。
在货币供给方面，货币主义认为要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加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综合来看，货币主义者认为，在长期采取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确保稳定货币，稳定币值，实现物价、经济长期稳定的目标，这三个要点紧密相连。
在汇率政策方面，货币主义主张浮动的汇率制度，要求汇率应当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动而自动调整，将汇率交给市场去决定，同时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去干预汇率市场。
四、货币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的建立，在经济管理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要求。在实际的操作中，必须的正确的认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货币供给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超越经济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的连年增加，外汇占款的数量也是急剧的增加，造成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一直在高位运行，造成我国资产价格如不动产等的价格的上涨，这是货币供给没有控制好的必然结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启动了4万亿的扩张计划，增发了大量的货币，货币发行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率，给经济体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照货币主义的公式就会直接转换为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相机抉择，才能起到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的目标。就我国的目前情况而言，应当逐步的降低货币的投放量，通过控制货币的投放来逐步降低通胀水平。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的是由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还未开发，但是我国长期处于外贸失衡的状况，资本账户的开发是大势所趋，审慎、高效的监管体系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制度保障，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这建立监控机制；建立健全各种法规制度，有步骤的开放资本账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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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认知偏差
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和有关研究结论来看，我国货币政策一直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在 资本市场中的预期收益率较实体经济为高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货币扩张时一些企业主要通过 信贷渠道获得的大量资金，将流入并滞留在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表现得非常繁荣，但 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因为利率非市场化等扭曲现象，并不能从金融机构中得到足够的外部融资 。则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环节中的这两方面现象，将给货币当局带来“本次货币扩张力度 不够”的错觉，并可能产生实施同向的更大强度的货币扩张冲动，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的明 显波动和整体经济结构性扭曲。
一、文献回顾
在国外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传导领域的研究中，大都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 变化表达出来，并通过非货币的资产价格变动来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且很多学者得出绝大 部分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都存在显著财富效应的结论。至90年代以前，资本市场一度被认 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另一方面， 国内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却无法起到显著作用，国内学者也 试图借鉴西方关于“股经背离”、“金融窖藏”等有关理论，对此问题做出深入解释。成思 危(2003)曾指出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导 致真实货币供应量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一致，则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总量目标范围与实际货 币增长经常不符合。［1］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指出随 着虚拟经济规模扩大，新增货币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并长期滞留在虚拟部门，而实体经 济实际 没有增加多少货币；结果传统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趋于减弱。［2］ 王成进(2005)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生产 数 量的变化由实体经济产出(收益)反映，生产能力的增长则由虚拟经济反映，直接表现为资本 市场规模的变化。［3］伍超明(2005)发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结构调 整和改革的滞后，股市结构与实体部门结构明显不对称， 结果造成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 资产收益率差异明显，最终导致股实背离。［4］伍志文(200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并指出中国“股经背离”现象与货币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结构不合理有关 ，而较少的源于经济基本面。［5］
二、货币传导、实体经济与货币当局认知偏差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背景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傅雄广（2009）采用结构VAR方法研究1991年1季度到2008年2季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 结果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在经济紧缩时期,为了刺激经济,政府放松 信贷管制,由于中国的真实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因而企业长期具有投资冲动；但另一方面 信贷扩张也导致货币增长率上升，刺激通胀率上升。由于利率非市场化，名义利率相对固定 ,通胀上升就引起实际利率下降，结果进一步刺激企业增加信贷，投资进一步上升，通胀和 投资(产出)将同时持续增加。当通胀过高时，政府将加强信贷管制，导致贷款增 长率下降,通胀下降；同时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抑制企业投资，则产出增长减慢；而在名 义利率较稳定的前提下，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和产出增长。当通胀水平得到 明显抑制时，面对同时存在的缓慢增长，政府将开始新一轮货币扩张。但由于货币当局和政 府始终把经济增长当作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所以在这个循环中，紧缩政策操作的实质目的 是诱导足够多的人下一轮信用扩张时持有货币，保证未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者获得资金 ，以此带动经济增长（张磊，2008）；［6］而货币当局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仍在能够 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方面。
我国货币市场规模小，影响有限，与资本市场相互割裂，其货币供求 变化及利率信息并不能有效传递到资本市场。结果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是：货币当局通 过政府控制的利率变化表达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变化的信息，然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 通过信贷市场对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产出和物价，而资本市场则因 为利率传导的断裂，无法显著的刺激实体部门实现货币当局预期中的变化。另一方面，通常 虚拟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当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率提高时，以它们为 基础的虚拟资本的价格会以更快速度上涨，所以很多人认为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率高于虚拟经 济的情况实际不会发生，结果资金总是倾向于流入资本市场中。［4］ 两方 面叠加，结果很可能造成在货币扩张时，部分通过信贷渠道能够获得大量资金的企业，倾向 于投资资本市场，而其他企业则仍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这时货币当局得到的信息将是“ 资本市场繁荣，而实体部门仍有大量企业处于资金紧张状态”。这样，货币当局可能会认为 本次货币扩张并未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于长期把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设定为经 济增长的货币当局和政府来说，这将被看作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于是将有继续实施下一轮更 大强度货币扩张的冲动，试图达到先前的“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融资”的效果，但这却可能 引起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或规模的大幅波动，并造成国内经济中资本市场和实体部门结构 的扭曲。
（二） 理论框架
凯恩斯主义首先提出了货币供给与来自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关系。但 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大量吸收现金资产的背景下，资本市场规模和它所表现出的 成为“本国流动性蓄水池”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利率成为传递货币当局政策调整信息的 中介载体。所以本文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供求表达式中的利率替换为资本市场规模，则货币供 求均衡式就变为：
M=L(f,y)[JY]（1）
其中f为资本市场规模，并称它对应的货币需求为“储备需求”。在货币供求均衡的前提下 ，对（1）式求时间t的全导，并在等号两边同除以M，即得到货币供给增长率[AKM•、实 体经济实际增长（扩张）率[AKy•、资本市场规模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是：
分别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弹性。对(2)式移项得：
表明实体经济规模的变化因为必须获得足够数量的外部融资而受到货币供给变动、资本市场 规模变化的影响。
在（2）式中，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由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各种虚拟资产所制造的“ 储备需求”和实体经济变动的货币需求两部分分别吸收。国内外以往的实际经济数据中，在 每次货币政策明显变动时，资本市场总是先于实体经济发生变化，而学界对此一般从资本的 瞬时流动性角度解释。所以，在特定的货币政策调整时，即货币供给增长率一定的前提下， 实体经济能否得到足够的资本用于自身的发展，或者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否能够按照货币当局 事先的预期变化，必然受到资本市场上对现金资产需求的影响，而两个经济部门内的价格 水平，即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则是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如果国内经济满足货币政策传导 效率很高的前提，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资源，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当局外 生的货币供给调整与资本市场变化引起的货币需求间的关系。
而从（3）式来看，实体经济的变化将完全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率、资本市场规模扩张速度 以及金融中介、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弹性，但这取决于货币政策调整信息能否及时、准确 的传递给实体经济。根据这种传导效率的高低，货币当局将产生不同的判断，其决策将把国 内经济引向两个方向：
第一种可能是，如果货币政策调整不能有效传导给实体经济，后者能够从正规资本市场中获 得的融资量将保持某种稳定的较低水平，且无论本次货币供给速度有何变化，或者说无论
大于、小于或等于Kf•，实体经济规模总是延续此前较低的增长速度。从 货币当局的角度，这表现 为货币政策调整与实体经济变动的关系并不紧密，这将会给货币当局以“本次货币政策调整 力度不足”的错觉。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长期，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调整信息的低效传导 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能长期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也预示着货币当局短期 的错觉演化为长期的认知偏差，整体经济将更加不稳定，具体表现在：因为在金融中介市 场中的现金资产很少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部门，所以(-Kf•)与Ky• 的差额将表现在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波动上，如果一段时期内有(-Kf•)＞Ky•，资本市场将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资产通货膨胀压力”，即资 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并可能在较长期内通过资本利得转化为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实体 经济中引起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如果一段时期内存在(-Kf• )＜Ky•，则资本市场出现资 产价格低迷的现象，打击国内经济的信心，可能导致实体经济更加萧条，在较长期内 影响国内居民消费水平。
第二种可能与上面这种整体经济发展方向相反。假如在长期实体经济的增长与(- Kf•)存在显著关系（或既定时，与存在显著联系） ，则表明实体经济仍能从资本市场中获得有效地融资。具 体表现为：如果>Kf•，则Ky•较高；如果K f •时，实体经济增长率y较高，反之较低。而当=Kf•时,将与 比较接近，在缥榷ǖ那提下，与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正规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低效率已 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共识的前提下，这种现象实际反映了某些较隐蔽的融资方式成为货币供给 进入实体经济的有 效渠道，而这些方式并未正式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于是正规金融的传导效率虽然较 低，但通过其他较高效融资渠道的替代，货币当局短期内的错觉还不至于演变为长期认知偏 差，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的偏差也不会对国内经济结构、价格水平等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冲击。
下面将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整、资本市场规模变动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间的关系展开实证 检验，希望通过分析在短期和长期内我国实体经济变化与货币政策调整的关系、资本市场资 产价格变动与货币供给和资本市场规模的关系，来判断我国货币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因低 效的货币传导而引起的认知偏差。
三、实证检验
（一） 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
1变量的选取。(1)我国货币当局一直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所以本文使 用广义货币(M2)月末数来表示货币政策的变动。(2)根据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王成 进（2005）曾把虚拟资产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现金资产；第二类是通过对未来确定收入流证 券化发行的证券（比如债券）和开放式基金；第 三类是股票和封闭式基金；第四类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现金资产和其他几类资产的区别在于 :现金资产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其他资产以商业信用为担保。本文将资本市场界定为上述第 二、三、四类资产市场的总和，这三者分别为它的子市场，并使用国债现货成交额、股票流 通市值、三个期货商品交易所（即上海、大连、郑州交易所）的期货成交额代表三个子市场 的规模，并以它们的总和代表资本市场规模（f）。并使用考察期间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p 1)和深证收盘综合指数(p2)代表资本市场中的资产价格。(3)很多学者认为虚拟经济 交易可以创造新价值，比如证券公司自营收入、炒股的手续费 等，但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与资本市场规模无直接关系或占GDP比例很小。所以可以认为资 本市场规模的变动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据此，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月度 增速(st)代表实体经济变化。以上变量都由国泰安CSMAR经济金融系列研究数据库整理获得 ，考察期间为1998年1月―2008年6月，计量分析工具为Eviews50软件。
2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因为考察期间广义货币(M2)序列有非常明显的趋势因素，所以首先取该指标的对数值lnm2=l og(M2)，接着使用增强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全部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结 果发现st、lnm2、f是1阶单整过程；而p1、p2是0阶单整过程。 要对st、lnm2、f进行回归分析，必须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Johansen检 验的前提是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残差项必须是白噪声,这可以通过选择VAR模型适当的滞 后阶数(L) 来实现。这里选择L=4。检验结果发现st、lnm2、f在“协整空间有常数项无时间趋势项，数 据空间无常数项”条件下，存在协整关系。
3回归分析。 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选择L=4，得到由nm2、t、这三个差分变量组成的VAR(4) ，建立有约束差分形式下st、lnm2、f及它们的滞后项组成的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去掉 不显著项之后，得到结果：
tt=6217nm2t-1+0376566tt-1-0294716tt-2-00 145(tt-1+3951lnm2t-1-0000736ft-1-4321438)[JY]（4）
4 相关性及因果性检验。分别对st、f和st、lnm2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st、f的相关性 很低（028），这反 映出货币政策信息通过资本市场传导的低效。但st、lnm2的相关性较高（064），这表明 货币政策的调整可能通过 除资本市场以外的其他中介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体经济。再分别选取滞后期k=2 、4、6、8、10、12期，对st、lnm2和st、f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结果发现lnm2无 论在短期（半年以内）还是在长期（半年以上），都是st变化的显著原因，而st并不是lnm2 变化的原因；同时st是f变化的原因，但f却不是st变化的原因。
5小结。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st和f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反映了货币供给通过资 本市场渠道传导不畅。在短期内lnm2的变化显著的正向影响着st。而且从回归系数来看(62 17)，实体部门会因货币供给 的变化发生大幅波动，在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传导低效的前提下，这种作用只能 通过财政性渠道实现，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明显的政府投资型增长的倾向。即每当货币扩 张时，政府主导的投资总会大量增加，引起实体经济规模的增加。但在长期lnm2与st呈显著 的负相关系，即在货币扩张时实体经济反而有所收缩，结合st和f在长期内无 显著关系的结果，这一现象反映了货币调整信息传导不畅的问题在长期内明显造成了货币当 局的认知偏差。具体来说，就是在货币扩张时，实体经济部门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却表现为收 缩，而在货币收缩时，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却发生较大幅度的扩张。这必然给货币当局造成 认知混乱，于是在上一轮扩张之后，货币当局往往认为“扩张力度不足”，保持发动下一轮 更大强度的货币扩张的倾向；而在上一轮紧缩之后，也往往认为“紧缩力度不足”，可能实 施下一轮更大强度的货币紧缩，这种政策调整倾向很可能对我国金融(实体)经济结构和经济 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而由于金融资产的瞬时流动性，不稳定的倾向应该首先表现在资本市 场中。下面我们将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由于这种认知偏差而可能导致的资本市场层面的不稳 定。
（二） 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规模
因为lnm2、f是1阶单整过程，则他们的一阶差分变量dlnm2和df就与p1、p2一样，都 是0阶单整过程，所以本文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模型）为基础直接构建计量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得出的两组方程分别为：
p1t=21727+081p1t-1+0014dft+0015dft-1[JY]（5）
t值：297849405
4256
p2t=5304+0714p1t-1+0206p1t-2+00054dft+000485df t-1+00022dft-2 [JY]（6）
t值： 270758
22765890
4864 2160
从(5)、(6)式来看，无论用p1还是p2代表资产价格，都与资本市场规模变化显著正相关 ，即资本市场 上资产价格对规模的变化往往迅速做出同向变化的反应，而有关货币供给变化的变量则在(5 )、(6)式中都不显著。联系此前对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对此合乎逻辑的解 释 是：在资本市场无法有效传递货币供给信息的同时，资本市场规模变动往往也不能完全吸 收来自货币供给的变化，在货币扩张条件下，一方面资本市场因现金资产的净流入而出现的 规模扩张往往低于新增的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现金资产很少能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进入实体 部门，结果新增流动性被资本市场吸收的剩余部分仍滞留在资本市场中，直接推动了资产价 格上升。而当货币收缩时，资本市场规模的收缩强度也总是低于货币 收缩强度，结果导致资产价格发生明显下跌。
四、结论与启示
综合对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st、lnm2、f)以及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规 模(p1/p2、df、dlnm2) 关系的计量分析结论，我们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上很低的传导效率，大量流动性 不能顺利的在实体部门和资本市场间流动。一方面导致长期内存在实体部门的收缩或相对收 缩伴随着货币扩张，或者实体部门的扩张或相对扩张伴随货币紧缩的表面现象，诱导货币当 局得出“上次货币调整的效果不显著”结论，这将激励货币当局发动新一轮更大强度的同向 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调整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对净流入的现金资产的吸收程度 总是小于货币政策调整的幅度，结果往往引起资产价格与资本市场规模发生明显的同向波动 。两种效果叠加起来，整体经济在货币当局的认知偏差的引导下，将存在“货币扩张-资产 价格上升-本次扩张不足（认知偏差）-货币再扩张-资产价格再上升”或“货币收缩-资 产价格下跌-本次收缩不足（认知偏差）-货币再收缩-资产价格再下跌”两种可能的变化路 径，这些明显发散的序列，显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也说明我国货币政策方面 存在频繁的调整现象，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货币当局在政策传导不畅和国内经济不稳定的背 景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以及在政策执行层面存有困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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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fer Effici ency on Monetary Authority
Zeng Hongzhi
Abstract: If capital market can not finance enterprises smoothl y, the intermedia ry function of capital market would not realize, cash asset will stay in capitalmarket for long time instead of flowing in or out of real economy, so people ma y find monetary policy is not efficient enough. This situation will introduce co gnitive deviation to monetary authority, and stimulate it implements policies insame direction but greater intensity, which would cause more unstable in macro- economy structure and capital market. Using relative data from 1998, the authorfind there is cognitive deviation in Chinese monetary authority in long period i ndeed, which cause the heavy fluctuation in capital market directly.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货币政策；风险维度；非对称性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2-0094-04
一、引 言
当经济跌宕起伏时，货币当局通常采取线性的相机抉择模式，即经济低谷时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避免盲目扩张导致风险积聚。然而这种线性调控模式忽略了不同货币环境下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敏感程度的差异，这导致相同规模的货币政策调整幅度在宽松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效力是不对等的，如果采取简单的线性{控模式，难免削弱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甚至会加大经济波动的幅度，加剧系统性风险。
Cover（1992）首次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他认为紧缩货币政策对产出有显著影响，而宽松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不大[1]。随后大量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产出传导非对称机制展开讨论。Thoma（1994），Weise（1999），刘金全等（2009）均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对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有显著影响[2-4]，黄先开等（2000）实证结果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与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反[5]。
随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内涵由纵向至横向不断拓展。在区域层面上，McAdam、Morgan（2001），Mojon、Peersman（2001）发现同样的货币政策冲击（ 短期利率变动一个百分点） 对不同国家产出和物价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6-7]。申俊喜等（2011）采用中国31个省域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异质性[8]。在行业层面上，戴金平、金永军（2006）发现房地产行业受货币政策的冲击最大，批发贸易零售业几乎不受贷款利率的影响。曹永琴（2011）发现受货币供给冲击的影响最大的是钢铁行业，最小的是家具行业。在企业层面上，Gertler、Gilchrist（1994），肖争艳（2013）认为货币政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小企业的作用比对大企业的作用大[9-10]。张西征，刘志远（2011）认为货币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信用级别的公司存在较复杂的非对称性冲击[11]。
次贷危机的爆发唤起了学术界对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效应的思考，学者们纷纷从银行层面证明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Delis，Kouretas（2011）发现银行自有资本越充足，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越弱[12]。Dell'Ariccia（2014）也认为当银行资本结构固定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依赖于银行的杠杆水平，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在利率下降时增加风险，而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则会降低风险[13]。在我国，于一、何维达（2011）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率高、收入多元化的银行更重视信贷质量，但却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在宽松货币政策下表现更为激进[14]。徐明东、陈学彬（2012）发现规模大小以及资本充足程度会影响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程 度[15]。张雪兰、何德旭（2012）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引发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从而加剧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16]。刘晓欣、王飞（2013）也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存在非对称传导效应，货币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对大型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17]。然而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最终对象是企业，而不是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银行，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才能更好的诠释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机理。林朝颖等（2015）从企业角度论证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但没有针对不同货币环境展开更深入的分析[18]。
综上所述，在产出维度上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的研究较为丰富，货币政策传导的纵向与横向非对称性均得到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风险维度上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的研究较为有限，且多数从银行层面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鲜有文献从货币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即微观企业风险承担角度探讨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本研究以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非对称影响，为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企业风险维度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货币政策传导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与“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性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性。银行信贷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而资产负债表渠道则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19]。
从银行间接渠道来看，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容忍度上升，信贷意愿增强，监督企业的动机减弱，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反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下降（Borio and Zhu，2008[20]；Jiménez et al.，2008[21]）。徐明东、陈学彬（2012）实证研究发现扩张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15]。银行是风险传导的中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意味着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风险传导同样也存在非对称性。在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因此宽松货币环境下银行信贷门槛的降低幅度大于紧缩货币环境下银行信贷门槛的提升幅度，而银行的信贷门槛将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信贷门槛降低幅度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幅度也越高。
从企业直接渠道来看，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可抵押资产的价值，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Gertler， Gilchrist，1994[9]），从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人们的风险偏好[23]，从主观上增强了企业风险承担的动机。主客观因素相互叠加，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在风险维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了从风险维度检验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本文在John等（2008）[24] ，Delis and Kouretas（2011）[12]变量选取的基础上，采用犹面板门限模型描述货币政策风险维度传导的非对称性。具体如下：
Riskit=β0Riski，t-1+β1MitI（Mit≤γ）+β2MitI（Mit>γ）+
α′Xit+μi+εit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Riskit表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Mit表示货币政策，既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也是门限变量；Xit表示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Coles等，2006[25]；John等，2008[24]；Low，2009[26]；Bargeron等，2010[27]；Faccio等，2011[28]），常用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指标主要有企业股票收益的波动率、R&D支出以及观测时段内ROA的波动率。由于股票收益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R&D支出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以其衡量所有企业的风险承担不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采用John等（2008）[24]、Faccio等（2011）[28]的方法度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取当年与未来四年（第t，t+1，t+2，t+3，t+4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段，以滚动的方法计算经行业均值调整后ROA五年的波动率来反映第t年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指标考虑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盈利影响的递延性，能比较客观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由于贷款利率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本文选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Interest）度量货币政策。近年来央行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频率，仅2015年就调整了5次存款准备金率，因此本文选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ate）作为货币政策的另一变量。货币政策越宽松，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Interest）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ate）越低，反之越高。
我们还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经营期限（Age）、盈利水平（Roa）、股权集中度（Concent）、国有股东持股比例（Property）。为避免异常值，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处理。
本文感兴趣的是参数β1与β2的符号与大小。如果与显著为负且β1>β2，说明货币政策对企业具有风险传导效应，而且在Mit≤γ的宽松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Mit>γ的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
（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3～2015年1 008家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研究货币政策风险维度的非对称传导效应。由于本文研究重点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因此剔除金融企业。ST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因此也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源于Csma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选取利率作为模型估计的变量与门限变量，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是否具有非对称性，检验结果发现利率的门限值为0.0695，F统计量为192.966，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至少存在一个门限值。双门限模型的F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门限值的个数小于2，因此建立单门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当利率较低时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风险传导系数的绝对值（29.6072）大于利率较高时风险传导系数的绝对值（27.1860），说明在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
其次选取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与门限变量，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是否具有非对称性，结果发现存款准备金率的门限值为0.1374，F统计量为180.054，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至少存在一个门限值。双门限模型的F值不显著，因此建立单门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当存款准备金率较低时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时的风险传导效应，即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具有非对称性。
最后比较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两种货币政策工具风险传导的差异。利率对企业风险传导非对称系数为1.09（即-29.6072/-27.1860），存款准备金率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系数为1.50（即-7.5170/-4.9987），因此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在风险传导效应的绝对值上小于利率，但是在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方面却强于利率。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根据Faccio（2011）[28]的方法采用五年内（当年与未来五年）ROA极值差异测度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依然存在。其次在观测时段选取上，根据Boubakri等（2011）[30]的方法重新定义四年为一个观测时段，同样采取滚动的方法测度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实证检验结果也不存在实质性改变。
六、结论与启示
现有文献主要从产出维度论证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本文从风险维度出发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第二，在不同货币环境下，准备金率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较强，利率的非对称性较弱。
由此得出以下启示：首先，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促进经济量上增长的同时也须关注微观主体风险承担对经济产出质的影响。央行可根据不同货币环境下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敏感度的差异选择合理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宽松环境下可选择风险传导效应较弱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在紧缩货币环境下可选择风险传导效应较强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其次，从历年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看，存款准备金率不论在调整频率还是平均调整幅度上均超过利率，因此我国目前仍然是采取数量型为主的调控模式。而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在不同货币环境下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较强，因此在宏观调控时应保持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组合，避免企业在宽松货币环境下的过度风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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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虚拟货币；二级市场；流通性；影响
货币是一种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既包括流通货币，尤其是合法的通货，也包括各种储蓄存款在现代经济中，货币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宏观经济学中，货币不仅是指现金，而且是现金加上一部分形式的资产。一般而言货币主要具有价值储藏手段、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三大功能。
而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货币也在新时代里出现了新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就是虚拟货币。目前虚拟货币发展十分迅速，但相对于实体经济总量而言规模还很小。虚拟货币的发展趋势令人无法忽视，学界也对虚拟货币对于现实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些讨论。而本文则主要从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虚拟货币以其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对虚拟货币的界定
（一）虚拟货币的含义
在讨论虚拟货币前我们需要先对虚拟货币的含义进行界定。学界对于虚拟货币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虚拟货币常常具有不同的含義，而且经常与电子货币、网络货币等概念混用。
本文将虚拟货币定义为将网络企业发型的、不采用法币名称与单位的电子信息价值单位。
（二）虚拟货币的分类
对于虚拟货币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需要用法币进行预付充值以进行网络企业服务消费的虚拟货币，称之为法币预付充值型虚拟货币（下文简称为充值虚拟货币），例如Q币；另一种是不需要法币充值，而是以用户在其网络环境中的活动来获得的并且用来进行交易的虚拟货币，称之为活动卷入型虚拟货币，例如各类网络游戏货币比如以及一些论坛积分金币，像是人大经济论坛金币等。由于论坛积分金币涉及面非常小，而且交易属性非常弱，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论坛权利的体现而非交易媒介，故本文对于活动虚拟货币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网游虚拟货币上。
二、虚拟货币的特性及对现实的影响
（一）虚拟货币的特性
1.充值虚拟货币
从产生方式上来说，充值虚拟货币必须事先进行法币的消费充值，因而他并不是完全的凭空产生，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虽然发行多少虚拟货币完全由企业自行决定，但这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随意增发，因为每一笔虚拟货币都包含着网络企业对于用户的负债，需要企业用服务来进行清偿；从流通方向上来说，充值虚拟货币目前还只能与法币进行单向流通，即从法币兑换成充值虚拟货币，而不能反向地将充值虚拟货币兑换回法币；从汇率制度上来说，充值虚拟货币由网络企业官方制定一个固定的与法币的兑换比率不变，以Q币为例是1元人民币可购买1Q币。所以类似于固定汇率制；从作用目的上来说，充值虚拟货币主要是为了方便网络企业实现增值业务，他们发行虚拟货币是为了让消费者可以便捷有效地对其网络虚拟服务进行消费。
2.网游虚拟货币
从产生方式上来说，网游虚拟货币是用户在网络游戏中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而获得的。与充值虚拟货币不同，网游虚拟货币与法币并无天然联系，它也不是企业自行按需产生的，而是用户在虚拟世界中根据程序规则活动产生的；从流通方向上来说，初始的网游虚拟货币与法币无任何流通，只是在其自身封闭环境中作为虚拟媒介进行虚拟物品的交换。然而随着用户需要出现了许多关于网游虚拟货币的二级市场，通过用户之间的法币与网游虚拟货币的交换实现了事实上的法币与网游虚拟货币的双向流通；从汇率制度上来说，网游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完全由市场决定。比如一个网游刚开服务器时玩家等级低不熟练，游戏币产出低，游戏币会比较值钱，当服务器成熟以后，游戏币产出大价值会大幅下降。所以网游虚拟货币比较接近浮动汇率制；从作用目的上来说，网游虚拟货币本意只是为了作为虚拟网游世界中的交换媒介，只是游戏中的一种设定，与企业本身利益并无关系。
（二）虚拟货币对现实的影响
关于虚拟货币是否会对现实金融体系以及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主要是从流通的角度来看。
对于充值虚拟货币而言，从流通范围上来说，主要流通于网络企业自身的生态系统内，以Q币为例，一般只是在腾讯的服务之间流通，用于购买会员、游戏充值、QQ秀等。相对于整个现实经济而言，流通范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由于腾讯本身在互联网行业的影响力很大，Q币自身的信誉度也逐渐增强，有许多其他互联网企业也接受了Q币支付的方式。从流通方向上来说，充值虚拟货币只能单向流通大大抑制了其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力。虽然从网络企业自身的环境中来看虚拟货币是一种通货，但由于不能回兑成法币，放在整个经济运行环境下来看的话就只是一种商品，流通性非常地弱，对现实金融体系影响甚微。
对于网游虚拟货币而言，从流通范围上来说，也只局限在自身的虚拟游戏世界，很少会蔓延到现实世界。从流通方向上来说，与法币更是双向不流通，影响很小。
但以上的结论都是建立在虚拟货币的流通范围小，与法币不能自由双向兑换的基础上，而一旦这些条件改变，结论就会发生变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有可能使这种条件发生改变的原因就是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发展。
三、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概念
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概念是从金融二级市场引申过来的。在金融市场方面的一级市场是证券的发行市场，是筹集资金的公司将其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证券销售给最初购买者的金融市场，而二级市场是证券的流通市场，是对已经发行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进行买卖的市场。
对应到虚拟货币上而言，虚拟货币产生和发挥本来作用的市场为一级市场，而将虚拟货币进行买卖交换的市场则为虚拟货币二级市场。对于充值虚拟货币而言，如Q币，用户充值Q币，购买QQ服务等就属于虚拟货币一级市场的行为。将得到的Q币不是自我使用消费而是拿到淘宝等第三方平台上售卖给他人使用就是二级市场行为。对于网游虚拟货币而言，在游戏内做任务、交易等获得游戏币就是一级市场，而将游戏币私下或是在平台上售卖给其他玩家换取人民币就是二级市场。
四、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分类举例
（一）第三方二级市场
第三方二级市场顾名思义就是由独立于虚拟货币发行方与使用方的第三方企业建立的二级市场。这种市场通常是一个交易平台。卖家在平台入驻，而平台则负责对卖家的资质进行考察认证，防止欺诈行为，同时为买家提供担保，使用其配套的支付工具让买家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从模式上来看与C2C电子商务平台并無二致，只是交易的商品变成了虚拟货币而已。
比较知名的第三方虚拟货币二级市场有淘宝、5173。
淘宝上存在着大量的充值虚拟货币卖家，尤其是Q币的卖家，数量非常多。在淘宝上以“Q币”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的商品数有17万件，店铺多达2300多家，每天进行着规模庞大的Q币交易。对于网游虚拟货币淘宝做了一个专门的分区——淘宝游戏。卖家无需开店，只需缴纳数量非常少的保证金，标上游戏种类，游戏币数量与价格后即可挂卖出售。
5173则是一个网游虚拟货币交易的垂直平台，专门服务于网游虚拟产品的交易。交易方式与淘宝接近，但由于其专业化的优势因而聚集了几乎所有网游产品，覆盖面更广。数据显示，至2014年年中5173平台注册用户7529万，2013年平台交易额逾80亿，盈利超1.2亿元。
（二）官方二级市场
不同于第三方二级市场，官方二级市场是指由虚拟货币发行方自身开设的二级市场，专门用于自身虚拟货币的交易。这种二级市场虽然覆盖面相对于第三方而言很窄，但是由于是官方开设，所以对于交易的便利程度和安全性而言都有了质的提升。第三方二级市场的交易买和卖的过程是分开的，因为买的过程支付的是人民币，需要在交易平台进行，而卖的过程支付的是游戏币，需要在游戏内进行。这种买卖过程的分离导致了交易的不便利以及欺诈行为的出现。但官方二级市场则完全规避了这种问题，将买和卖的过程再一次统一起来。卖家挂卖的时候不再像第三方市场那样挂上去的只是寄售信息或者意愿，而是实实在在的网游虚拟货币，官方会将寄售的游戏币冻结，等待卖家购买。一旦卖家付款之后，官方会直接将游戏币发送到买家的账户上，因为这本就是官方服务器上的一段数据，这种转移顺其自然。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官方二级市场也占据着相当一部分市场。
比较知名的官方二级市场有网易的“藏宝阁”。相对比于第三方交易平台，“藏宝阁”更为安全，玩家每一笔交易都是和游戏数据一一对应的，所有交易凭据都确切存在，交易全程有系统监控，安全得到充分保障。通过藏宝阁购买的商品能保证来源合法，不会出现所有权纠纷。
五、虚拟货币二级市场对比
通过以上对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分类与对比可以看到，充值虚拟货币与网游虚拟货币在二级市场发展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
充值虚拟货币的二级市场虽然买卖数量多，但本质上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独立的分支，只是电子商务中的一个商品而已。而网游虚拟货币二级市场则发展出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独立性较强的专门市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两种虚拟货币的产生方式不同。充值虚拟货币是用户直接用法币购买所得，所以更接近于一种商品，更倾向于直接消费而非交换。而网游虚拟货币是用户在游戏中或是辛苦打怪任务所得，或是利用低买高卖所得，总之也是用户的劳动所得，游戏币就是他们的劳动产品，所以除了直接消费这些劳动产品以外也会有很强的交换意愿。
二是两种虚拟货币的流通性不同。充值虚拟货币与法币虽然可以单向流通，但是充值虚拟货币之间的流通性为0。以Q币为例，目前腾讯完全没有开放Q币之间的流通功能，一旦充值完成之后只可本账户使用，不可转账。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实际上不是Q币而是Q币的充值权。充值权可以交易。一旦充值以后，形成固定账户的QB就不可以交易了。缺乏流通性就会导致用户对其进行买卖失去了可能性与积极性。而网游虚拟货币由于本身就是网游虚拟世界的通货，所以在虚拟世界中流通性非常强。名义上网游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不可兑换，但由于用户对于二者之间进行兑换的意愿非常强，从而衍生出了许多私下的交易以及二级市场的发展导致了事实上的二者双向流通。虽然买和卖的过程一个是在现实世界一个是在虚拟世界，但只要做好将二者的对接工作就可以促成大量的网游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的流通交易。
六、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影响
（一）对虚拟货币流通性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由于二级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两种虚拟货币对现实的影响也不同。
充值虚拟货币由于二级市场较弱，并且自身流动性差，与法币单向流通，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商品交易，因而对现实影响较小。
网游虚拟货币由于二级市场繁荣，流通性强，对现实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方面是刺激了代练工作室的兴起。许多沉迷于网络游戏的青年人由于缺少一技之长，转而加入代练工作室队伍，利用自己高超熟练的游戏技巧赚取大量游戏币再在二级市场上兑换成人民币从而赚取生活费。据欧洲著名游戏网站Eurogamer的报道2009年中国网游的代练人数就已经达到了上百万。虽然我们不提倡这种行为，但在事实上网游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繁荣间接地影响了劳动力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网游虚拟货币的流通性改善，一些游戏玩家之间甚至开始用游戏币进行现实货物的交易，例如利用游戏币购买电话充值卡。
但从长远来看，虽然网游虚拟货币二级市场较为繁荣，但网游虚拟货币难成气候。一是它只能局限在某一款游戏的玩家之间；二是网游虚拟货币的产出波动很大，缺乏稳定性；三是信誉度有限；四是由于网游虚拟货币依托于某一款网游，而无论哪一款网游都会有衰落关闭的时候。所以虽然网游虚拟货币短时间内对现实会有影响但长远来看可以忽略。
反之充值虚拟货币对现实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一是充值虚拟货币覆盖面大。以Q币为例，它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整个互联网行业，影响远超网游虚拟货币。并且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这种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二是由于充值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有着固定的兑换关系，稳定性强。
但是要实现其潜力，就必须克服目前充值虚拟货币的缺陷，即流通性的问题。以Q币为例，一旦Q币放开自由转账功能，实现Q币之间的自由流通，那么就会大大刺激Q币的二级市场发展，从而像网游虚拟货币二级市场那样，实现Q币在不放开对人民币的回兑情况下的高流通性。
（二）对互联网产业的影响
由于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发展会对增强虚拟货币的流通性以及加深其作用，这同样会改变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由于货币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旦虚拟货币在其二级市场发展的促进下获得了极大的流通性，那么互联网产业就可以通过其发行的虚拟货币在经济深层次运动中影响各行各业，不论是对互联网产业本身还是对其他产业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机遇。
（三）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货币政策是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上。虚拟货币二级市场这种可能会极大加强虚拟货币流通性从而导致虚拟货币延伸到现实中来的趋势应当引起国家的重视，国家应当出台全面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规范和约束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为其提供一个健康合法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保证国家的货币发行以及经济安全部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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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外币报表折算；现行汇率法；时态法；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财政部于1995年7月颁发的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外币折算”是在充分借鉴美、英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相关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采用了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并存的方法。2006年我国颁布的新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报表折算中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的方法是现行汇率法。本文将从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的比较中探讨哪一种方法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一、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先后曾出流动与非流动项目法、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现过现行汇率法、时态法等四种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人们普遍认为流动与非流动项目法不能恰当地反映汇率变动的会计影响。而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基本上可归入时态法之内，于是对外币的报表折算方法最优选择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现行汇率法与时态法之间。
（一）现行汇率法。现行汇率法是1981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52）提出的。这种方法是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汇率，除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所有者权益按历史汇率折算外，将外币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资产和负债、收入和费用项目都以现行汇率进行折算。利润和利润分配表各项目按交易或事项发生日汇率折算。
（二）时态法。时态法是1927年美国会计学家伦纳德・洛伦森在其研究报告中针对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不足而提出的。1975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8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8）要求采用了这一方法。时态法的理论基础是：外币报表实际上是将外币报表按一种新的货币单位重新表述的过程，只是计量单位的改变，而不是改变被计量项目的计量属性。为了保持各资产负债项目的计量基础，对各项目应分别按其计量所在当日的汇率进行折算。
二、国际会计准则对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的规定――两者的对比
国际会计准则外币报表折算中分别就现行汇率法和时态法进行了规定。
（一）国际会计准则21号规定外币折算现行汇率法的基本规则
1、国际会计准则21条第30段说明了在对并入报告企业财务报表的国外实体的财务报表进行换算时，报告企业应采取下列程序：（1）国外实体的资产和负债，无论是货币性的还是非货币性的，都应以期末汇率进行换算；（2）国外实体的收益和费用项目应以交易发生日的汇率进行换算。除非国外实体是以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货币进行报告的。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和费用项目应以期末汇率进行换算；（3）所产生的全部汇兑差额应当计入权益，直到净投资被处置为止。
2、为便于核算，通常使用接近交易发生日的汇率，如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平均汇率可以用于该期发生的所有外币交易。但是，如果汇率波动很大，那么在一个期间使用平均汇率是不可靠的。
3、任何汇兑差额可以直接记入“外币折算准备”。
4、国外实体的财务报表的换算，导致了由以下事项形成的汇兑差额的确认问题：（1）按交易发生日的汇率换算收益和费用项目，按期末汇率换算资产和负债项目；（2）对国外实体的期初净投资进行换算所采用的汇率，不同于以前对它报告时所用的汇率； （3）国外实体中权益的其他变动。
（二）国际会计准则21号规定外币折算的时态法的基本规则
1、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1）货币性项目按照期末汇率折算外币货币性项目应以期末汇率予以报告；（2）以外币历史成本计价的非货币性项目应采用交易日汇率予以报告；（3）以外币公允价值计价的非货币性项目应采用确定价值时存在的即期汇率予以报告。
2、收入和费用类项目。按照交易发生日的现行汇率折算，除了那些与按非期末汇率记录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外，这些项目按照资产负债表项目折算时的汇率进行折算。
三、现行汇率法与时态法比较分析
（一）对现行汇率法的评价。赞同现行汇率法的人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并且由于采用单一汇率对各资产、负债项目进行折算，等于是对各项目乘上一个常数，使折算后的外币报表各项目仍然保持原外币报表各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由此计算出来的各种财务比率，较为真实地表述了原外币报表所反映的财务成果。
现行汇率法无异于假设以子公司所在东道国的当地货币表述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都将承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子公司存货、固定资产等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该方法显然与这种经济现象不符。按现行汇率对所有资产、负债项目进行折算，对于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存货、固定资产等项目，折算后的数字既不是现行重置成本，也不是现行市价，仅仅是历史成本与期末现行汇率这两个不同时点上数字的简单乘积，其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二）对时态法的评价。时态法是在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基础上，以各资产、负债项目的计量属性作为选择折算汇率的依据，从会计计量理论上完善了货币与非货币项目法，具有较强的理论依据，这是时态法最突出的优点和最显著的特征。时态法不是对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否定，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
时态法的实质在于，只是改变了外币报表各项目的计量单位，而没有改变其计量属性，这是其优点所在。但同时，由于对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使用的折算汇率不同，因而折算后资产负债表各个项目之间不能保持原子公司外币报表中的财务比率和关系。另外，时态法要求将折算调整额直接计入损益表，外币报表折算研究在浮动汇率制下，在汇率剧烈变动时，会使跨国公司的报告损益比那些只从事国内经营活动的公司显得更加多变。
（三）争论的焦点――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从理论上说，时态法在概念依据的明确性上是优于现行汇率法的。从时态法的角度来看，汇率的选择以外币交易发生时不同项目的计量属性为依据，它保证外币报表折算与外币交易折算在方法上的一致性，都遵循了时态原则。因而，时态法被认为是为解决外币报表折算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然而，时态法却面临着来自实务界的很多批评：很多跨国公司抱怨时态法使跨国的报告收益比单纯从事国内经营活动的公司显得更加复杂多变。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时态法下折算差额计入了当期损益，因此使得跨国公司的合并利润更加多变，进而影响了跨国公司上市股票的价格。
四、我国外币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中规定，“外币交易应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
从上面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可知，尽管我国新准则中对外币折算方法的规定中没有明确指出使用何种外币折算方法，但是仔细分析其中的规定可以明显看出，实际是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应当采用现行汇率法。由于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进出口公司也越来越多。因此，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时态法会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目前国际外币折算方法的选择情况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普遍接受母公司理论。因此，如果采用母公司理论，不但在国际上具有通用性，同时也适合我国跨国公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状，所以为适应母公司理论合并报表的编制目的，需要选择时态法进行报表折算。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运用这一理论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国际会计准则27号――合并财务和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也基本是运用母公司理论。而且在合并会计报表中，有关子公司的外币业务、交易是遵循时态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的，为了保持一致，折算汇率的选择也应以外币交易发生时项目的计量属性为依据，即采用时态法。
第二，近几年来，我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跨国公司，但这些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大都局限于销售母公司的产品、汇回货款并向母公司分利的情况，只是相当于母公司在国外的延伸。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一个属于资本稀缺的国家，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公司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会在其总资本中占很大比重，不适合用实体理论，因此也应采用时态法。
第三，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对汇率的管制仍然很强，汇率剧烈变化幅度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在实务中给时态法的应用又添加了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因为多年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金融秩序稳定，国家外汇储备非常雄厚。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一直坚持不贬值，这都使我们充分相信，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发生剧烈波动。因此，我国的跨国公司采用时态法进行外币报表折算，就不必担心由于汇率变动对公司报告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结语
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界甚至会计界对母公司、分支机构、子公司、关联公司的界定都还是模糊不清的，对外币报表折算的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还是比较生疏的。因而，由于现行汇率法是单一汇率法，方法简单、方便，因而在我国较多采用，对于现行汇率法的基本特征和适用范围却了解的不够深刻。但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时态法将会被更多地利用。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仲文.国际会计学――解读国际会计准则.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常勋.财务会计四大难题.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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