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论文范文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在国际贸易学说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规模经济或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之外的决定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又一重大因素，长期以来却为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忽视。研究国际贸易的先驱者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有可能形成广泛的国际分工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应也是俄林（B·Ohlin）1993年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分题。一些现代学者从60年代末开始试图发掘这块瑰宝，直到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随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日臻成熟，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正统理论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它能够造就贸易机会和提供贸易利益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大放异彩。 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 随着规模经济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逐渐被国际贸易正统理论认可和接纳，所有一切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倍受重视。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国内规模经济与国际规模经济的研究自不待说，而今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又进一步从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 静态规模经济效应表明，一国企业若拥有超过其国内竞争者的规模优势，那么，这种规模优势必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分额。动态规模经济也能产生与静态规模经济相同的效果。动态规模经济通常发生在那些充满着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不完全竞争的高新科技产业。在实践中，收益递增最重要的动态形式与来源就是研究开发（R&D）效应和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效应。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企业围绕16K随机存贮器（RAM）展开的激烈竞争，堪称动态规模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半导体制造业是动态性极强的寡占行业，有关计算机存贮器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产品升级换代的生命周期转换令人目眩。采用更先进的线路刻印方法可以将更多的电子元件组装在一个薄薄的芯片上，因而能储存倍增的数据形式的信息。同时，生产计算机存贮芯片具有强烈的学习效应，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温度、时间、溶液、浓度、振动水平、灰尘等均须严格控制，大部分（约95％）芯片都要报废，只有坚持不断的试验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具体的生产细节，产品合格率才会大幅度提高。此外，新一代芯片的技术发明很难长期据为私有财产，在产品周期内，技术进步就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即使芯片设计的具体情节也难以长期伪装起来，企业可以通过摄制、放大竞争对手刻印线路的图象，窥测个中奥秘。正是由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交替进行，1974－1984年，随机存贮器的单位计算能力的实际价格竟下降了99％。这种显著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必然导致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而谋求动态规模经济也就成为半导体产业中国际寡头竞争的主要标志。 直到7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中仍然享有成本优势，在技术上更是独领风骚，然而，日本政府瞄准这一动态性极强的产业，实行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为日本企业保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于是，日本企业不仅获得了国内销售的机会，而且借助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动态效应降低了自己的边际成本，最后终于在随机存贮器生产中后来居上，成功地开发了出口机会。日本企业为何敢与美国同行一争高下，关键在寡头竞争条件下，国内市场保护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多重好处：他们保证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大量销售驱使成本沿着学习曲线不断下降；垄断利润足以补偿研究与开发的成本；他们能够在不同市场上实行歧视性价格，在国内市场上索取高价，但在国际市场上却采用边际成本定价，使自己的低成本商品如洪水般地涌向国外市场。 然而，从福利分析方面看，我们对日本实行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实在不敢恭维，保护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凯旋。保护使竞争减弱、规模缩小，它提高了日本国内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生产者也未能从中得到补偿性好处。既损人又害己，何乐而为之？更何况，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极易招致别国报复，争夺高技术产业的市场分额本来就是潜在的、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一俟贸易战迸发，世界经济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恶化就势所 难免了。 规模经济贸易模型与传统贸易模型的比较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一）贸易格局形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取决于各国资源禀赋、技术水准甚至需求偏好这类基本的经济特征，各国为了充分发挥以这些基本特征的国际差异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利益而进行贸易。新理论则强调，各国间基本经济特征的差异只是贸易发生的一个原因而已，只要有规模经济存在，即使是两个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也照样可以发生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一国一旦以猎取规模经济为目标开始在一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哪怕启动之初规模优势十分微弱，但这处优势将随着生产扩展而滚雪球般地增大，最终至少有一国达到专业化生产。以宽机身喷气式飞机为例：飞机制造的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市场只容纳得下屈指可数的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厂家，由此而形成的少数几个生产中心便能完全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为了使这些生产中心为世界市场服务，贸易势在必行。许多贸易（尤其是资源、技术相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这种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而不是以比较利益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结果。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一个国家本身的特性决定它享有何种优势，生产什么产品，在何处交货，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格局是十分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基于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历史和偶然的因素在引导一国专业化生产方向和区位配置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在西雅图制造飞机，在底特律生产汽车，在硅谷搞计算机？这不是仅仅凭借一城一地一隅的区位特性就能说清个中缘由的。相反，关键在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客观上要求飞机之类的产品必须在某个地方集中生产，而西雅图等地恰好是滚偶然停止的地方。新贸易理论毫不隐讳历史因素在确定专业化格局和实际生产区位中的使用。一旦一国率先进入某一新兴产业，收益递增将使该产业在那里生根开花。这是因为，捷足先登者会取得某种“先入者优势”，如较早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生产成本较低，集中生产使产业规模扩展又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的馈赠，所有这些，促使最初的优势不断地自我积累和强化，从而铸成持久性的优势。这必定会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因为后来者进入该行业的初始生产成本将高得惊人。 （二）贸易利益来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或发源于技术水平差异所蕴涵的比较利益，或由生产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孕育而成。新贸易理论则揭示了规模经济是贸易利益的又一重要来源。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两个经济情形酷似的国家也可从贸易中获利，这种新型贸易利益是区别于任何比较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当两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且规模经济占重要地位和产品高度差异化时，从生产规模化和产品多样化中获得的好处就会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成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贸易利益几乎不受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每个人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缺乏规模经济或只在国内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在开展贸易后都能赢得国际规模的递增收益，本国制造业和某些服务业的厂商规模会因此而得以合理化或适度化。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对于欧共体中的西欧小国来说，规模经济是它们从区域贸易一体化中获利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不亚于常规的比较利益。即使在大国，规模经济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有学者论证到，当贸易双方绝对规模不等时，大国能够获得更多的源于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 但必须指出，传统理论所揭晓的贸易利益都是确凿而又实在的，而规模经济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往往受掣于人为干预和政策因素的扭曲，其结果，一国的价格未必能够确切地反映其真实成本和比较利益。倘若这种扭曲现象不期而至，并且贸易确实导致福利水平下降时，该国理应停止生产这种配置失误的产品。 （三）要素价格效应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H-O-S定理）指出，在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包括不完全专业化和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下，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也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 。新理论则不以为然。如果存在着规模经济、哪怕具备上述严格的假定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一般也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世界里，主产要素的价格既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大小，也取决于H-O-S定理成立所必需的若干因素。因此，在满足了后者那些严格假定的要求之后，除非各国以同样的规模进行生产，否则贸易不会使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趋于拉平。在规模经济使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客观基础日益扩展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四）贸易政策制定 传统贸易理论一向认为，自由贸易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政策基石。采取关税或配额之类的保护措施，会拒进口商品于国门之外，驱使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上升，故不可取。传统理论框架中的唯一例外是，只有在修正国内市场失灵时，保护措施方可作为一种次佳选择。新贸易理论关于制定最佳贸易政策的观点则颇为复杂，它认为保护主义具有两重性，恶善尚难定论。从世界角度来看，若各国坚持保护自己的飞机工业，其结局必然是世界市场的破裂。这不仅会带来不能依据比较利益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损失，还会造成没有规模效益生产的损失。鉴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贸易利益，故应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从单纯的民族国家利益出发，保护本国飞机工业将会充分扩大其飞机制造的产业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净利润，国内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更低的价格。新贸易理论据此提出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认为一国通过出口补贴、临时关税之类的战略措施，可以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率先抢占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可趁机劫掠他人的市场分额和工业利润，促使世界专业化分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这种“高科技中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有悖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立场，对现存国际贸易竞争规则与市场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西方，围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论争正沸沸扬扬，个中是非曲直，人们且拭目以待。 对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几点评价 （一）规模经济导入贸易模型并成为其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书写了新的一页 从实践来看，传统贸易理论在解释当今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时早已大为失色，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颇为相似的经济体系之间进行的大量贸易表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已跃居当代贸易格局的主导因素。特别是在区域内、产业内贸易中，规模经济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常规的比较利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规模经济范畴被抽象出来作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今后所有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将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发和利用。 （二）无论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规模经济，都十分垂青于高新技术产业，并被其召唤到国际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战场上来 规模收益递增总是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着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尖锐抨击，那不过是撇开技术进步的纯粹静态世界的幻影。虽然边际收益递减是指单一要素连续地追加投入所造成的产量下降现象，而规模收益递减则是指全部要素投入相继追加带来的效益降低，但列宁的批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规模收益的变化规律不是同样很有启迪的吗？新技术的投入可以抵消投资或劳力追加投入时的收益递减，甚至使递减规律发生逆转。 （三）规模经济往往又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相联系 市场垄断孕育了规模经济，反过来，规模经济又强化了垄断权力。这从一个侧面将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侵吞豪夺的隐秘曝了光。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中的“垄断”概念是根本不含生产关系和国际生产关系分析的，它与列宁的“垄断”范畴迥然而异。西文学者关于暂时的垄断有利于刺激产量的扩大和技术进步，从而赢得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之类的溢美之词，怎能科学地透析垄断形成的原因和垄断贸易的性质呢？ （四）理解和把握规模经济因素在产业、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使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出口企业平均规模偏小，现主要用低工资成本优势弥补规模经济之不足，属“力战型”出口生产。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应精心制定着意培养规模经济的出口产业政策，注意选择规模经济强度大、潜力足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出口主导产业；应积极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搞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使之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和“集团军”；应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广阔的天然优势，以此作为依托和回旋余地，赢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价格竞争能力。我们 当然不是主张放弃利用比较利益，而是强调将规模优势提升到应有的地位上来，使之与比较利益互补结合，以双重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五）在目前以生产要素决定的比较利益为主要贸易利益来源的传统模式之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寻求和开辟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新来源 要重视开掘利用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静态的和动态的规模收益递增形式。厂商一旦成为出口型企业，将面对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因而能够进一步拓展生产规模，赢得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对那些尚未达到规模经济最高点而又面临国内市场限制或国外贸易壁垒的厂商来说，实行跨国经营不失为进一步寻求规模经济之策。跨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将某些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集中到某一东道国的子公司，并将研究开发活动集中到母国总部或其他合适地点，令其为全公司的国际生产和市场提供服务，从而赋予其适度的规模经济，有效地突破东道国和所在国一地一隅的市场规模狭隘的约束。跨国公司集各子、分公司的点上的规模经济于一身，必能综合成一种更大的规模经济。此外，如果我们能加入经过选择的地区性一体化，还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开掘和形成规模经济。 （六）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另一侧，又出现了小批量生产和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新潮流，“小的就是美的”成为时尚 试问，是否需要改写规模经济概念呢？其实不必。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贸易模型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虽然在规模经济制约下市场上只容许少数厂商存在，生产的品种有限，但每种产品却富有特色，厂商可凭借这些差异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扩展市场，赢得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也可选择和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特色产品。这就是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这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中国企业一向擅长小规模、小批量生产，这种小规模生产的节约可以说是我们企业的一种特异功能，若能不失时机地开展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我们的企业就能抓住新潮流的发展契机，后来居上。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般来说,一个组织的效率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基础的,当一个组织在扩张规模时,效率的提高倍数大于规模扩张的倍数,就可以说这个组织是规模经济,反之则是规模不经济。在教育史上,捷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的确立是让旧的学校崩溃与按照新观念的学校设立同时进行,在教育史上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的工作效率。具体到一所学校,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班级或学生的费用支出减少,从而使得成本相对降低,收益相对增加,称为教育的规模经济。由于规模扩大,教学设备的利用率提高,是总务后勤规模经济的表现;一个教师同一门课程可以上更多的班级,是人力资源规模经济的表现。因此,从内部来看,似乎学校规模扩大一定会导致办学效益的提高,其实在实践中要做到规模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是相反的情况——学校扩张的规模不经济。
一、学校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1、学校规模的扩大是需要增加人数来实现的,而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管理难度的增加。规模扩张——人数增加——管理层次增加或幅度增加——难度增加。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次的增多导致传递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管理幅度的增加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时思考两个以上的问题时,思维效率将大大降低。
2、随着人数的增加,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法国管理顾问V.A.Graicunas在1933年提出了一个在任何管理宽度下计算人际关系数目的经验公式:C=N{2n-1+(N-1)},式中C表示可能存在的人际关系数;N表示管理宽度。由此,随着管理宽度的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数量急剧上升。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使得沟通发生困难,在沟通的过程中任何环节都可能造成信息失真,从而影响沟通的有效性。沟通过程如图(图1)所示。
“发送者”进行“编码”和“接收者”进行“译码”时都要受到个人的知识、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系统的影响。沟通可以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所谓正式沟通即按照正式的组织系统与层次来沟通,代表组织,较为正式和慎重。非正式沟通指通过私人的接触来沟通,代表个人,通常表现为私下交换意见和传播小道消息。单位组织中非正式群体越多能量越大,非正式沟通的影响力越大,而传递的信息往往被扭曲,且会破坏正式沟通,这给管理者在处理人时带来很大的难度。
3、学校规模扩大必然导致专业增多。专业越多,专业的相关性越小,需要投入的教学管理成本越大(如:课程设置、实践安排、教师备课、实习安排、毕业安排等成本增加),同时专业增加之后会导致专业管理的技术要求提高,给教学管理带来难度。如果为了保持成本不变,只有降低教学管理精度,使教学变得粗放,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以上三点最终都可以表现在管理成本的增加上,图2说明了规模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随着规模的扩大,教学成本会下降,管理成本会上升,致使学校总成本增加,也就是说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会被管理的难度增加所抵消,如果管理难度增加带来的影响超过了规模扩大的好处,就会导致规模不经济。在这里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规模不经济是由管理造成的。
2、对每一所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最佳规模点,管理好的学校这个点可以往右移。
3、管理不好,规模大不了。
二、怎样避免规模不经济
首先需要学校的决策者从观念上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分析自己的学校处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的哪一个管理阶段。根据不同阶段建立一套适合学校实际情况的组织结构。
松下幸之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了适当的组织结构。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简单分工,30年代的企业规模扩张(1600名员工),采用分层负责的组织结构;而到50年代企业规模扩张员工数逾万名,采用了“矩阵式”组织的原始形态。这种管理方式在美国的出现是在10年之后的事。松下的整个管理思想、策略、方法都是伴随着他的企业成长而变化的,而这些变化暗合了现代管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经济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权变理论”在管理中要根据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因此管理者应根据不同的情景及其变量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和方法,它试图寻求最为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一个特定的情景问题,在管理对象和环境之间取得平衡。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在他的兵法中已包含了动态管理的思想。《孙子兵法》之《虚实篇》云:“夫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其次,适度的授权。通过授权,可以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从被动服从到主动支持,可以减轻高层管理人员的负担,发挥下属专长,培养人才,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管理后备力量。
第三,一所学校在规模扩张的时候,影响学校规模是否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因素。因此学校的扩张必须考虑社会需求的变化,必须对扩张后的社会需求作出预测。
不仅需预测这一教育层次的教育需求情况,而且还要了解同一层次中不同专业的需求情况,不仅要考察社会对这类教育的需求情况,而且还要考察、分析产业结构的调整、行业的兴衰变化等引起人才需求变化的因素,因为教育是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服务的。
如果一所学校在规模扩张的时候正好赶上社会对这类教育需求的增加,那么,就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不仅可以缓解管理上的难度,而且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可以使系统中的其他矛盾的存在有较大的余地,而仍保持平衡。如果一所学校的扩张正好与社会需求相背,那么对学校的考验是严峻的,对学校的管理要求将是非常的高,管理粗放的空间将是非常小,不合理管理行为的存在空间也非常的小。这往往会成为学校管理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影响学校生存的诸多变量中,往往会由于一个关键性的变量的变化而导致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在良好的空间中逐步地提升管理层次。一所学校的每况愈下,往往是诸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积重难返。而一所声誉很好的学校并不一定是事事如意,很可能优势中潜伏着种种危机,也可能外部的机遇掩盖了管理上的瑕疵,还可能是良好的管理弥补了困境的折磨。
简而言之,学校扩张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是由学校内部管理强或不强和外部环境机遇或威胁之间的不同组合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郁义鸿,高汝熹.管理经济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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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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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一、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构筑全球竞争新格局
(一)大规模投入低碳领域，促经济复苏，培育新增长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和日本推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都将低碳领域作为投资的重点。
1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绿色新政，培育新能源产业。
200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总额为78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和应对气候变暖等方面。其中，开发新能源为核心内容，与开发新能源相关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按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将翻一番；制定严格和实施的汽车排放标准，大力促进绿色建筑等的开发，以及建设全新的智能电网；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掌控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以开发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并非仅追求经济复苏的短期目标，更着眼于经济的未来，培育新能源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重振美国经济。
2欧盟促经济复苏与低碳经济转型战略结合。
在德国、英国等多个欧盟成员国先后出台本国经济刺激计划后，欧盟委员会为协调各国行动，最大限度发挥各国经济刺激举措的潜力，以形成规模效应，于2008年12月，推出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约合252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为实现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2007年，欧盟提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的投资为480亿欧元(约合605亿美元)，显然，欧盟把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机会的短期措施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中期战略结合起来。2009年3月，欧盟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1323亿美元)，用于绿色经济建设，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抵制全球气候变暖，并稳固欧盟在环保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3日本投资低碳革命。
2009年4月，日本公布总额为15.4万亿日元(154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紧急对策，稳定就业和金融体系；投资未来，着眼于今后的增长战略；以及刺激日本的活力等方面。投资未来的核心内容就是低碳革命，投资规模达1.6万亿日元(合160亿美元)。目标是到2020年太阳能利用达到世界第一；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模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在世界上最早实现普及环保汽车；推进低碳交通革命，发展世界最先进物流；成为资源大国，领导世界低碳再循环潮流。
(二)制定和实施中长期战略规划。主导世界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主要发达国家凭借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制定和实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力图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中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1美国立法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向低碳经济转型。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之初就明确表示，将在美国实行温室气体减排、促进清洁能源及能效领域发展、并且重返国际气候谈判舞台，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是美国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明确规定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自2012年起开始实行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权交易制度，发电、炼油、炼钢等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将逐步减少，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到2020年，电力生产中至少15％为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另有5％通过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费，两项相加必须达到20％。投资1900亿美元用于发展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储存、电动和其他先进技术交通工具、基础科学研发等。《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构成了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表明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基调上的根本性转变。
2欧盟推进低碳经济转型，要引领世界低碳技术发展。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欧盟国家走在了世界前列。英国是低碳经济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了推进低碳经济转型，英国《2008气候变化法案》，规定到2050年温室气体削减8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2009年7月，英国政府《低碳转型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世界上首次将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进行预算式控制和管理，确定“碳预算”指标，并分解落实到各领域。《规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18％，即相当于在1990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4％。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的份额，其中40％的电力来自绿色能源领域，这既包括对依赖煤炭的火电站进行“绿色改造”，更重要的是发展风电等绿色能源。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拨款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对那些主动在房屋中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进行补偿。在交通方面，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在2007年基础上平均降低40％。同时，英国政府还积极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规划》标志着英国政府正主导经济向低碳转型。
欧盟委员会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7年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2008年12月，又通过为实现“三个20％”的目标而制定的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包括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修正案、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任务分配的决定、碳捕获和封存的法律框架、可再生能源指令、汽车CO2排放规划和燃料质量指令六项内容。目前，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已经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将会推动欧盟经济继续向高能效、低排放的低碳方向转型。
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在未来十年内增加500亿欧元(约合630亿美元)发展低碳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挑战，保持欧盟的经济竞争力。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这项立法建议，欧盟发展低碳技术的年资金投入将从目前的30亿欧元增加到8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已联合企业界和研究人员制定了欧盟发展低碳技术的“路线图”，计划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等六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发展低碳技术。
3日本政府主导建立低碳社会。
日本是资源稀缺国家，历来重视节能减排。近年日本政府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计划的同时，主导建立低碳社会。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低碳社会是日本发展的目标”，即著名的“福田蓝图”，它包括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中提出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福田蓝图”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的形成。2008年9月，日本政府通过《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为实现“福田蓝图”确定了数值目标及日程。特别是在2020年前实现回收二氧化碳并进行地下储存的“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的应用，为实现“低碳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9年4月，日本公布《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绿色经济。这份政策草案除要求采取环境、能源措施刺激经济外，还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等中长期方针，其主要内容涉及社会资本、消费、投资、技术革新等方面。此外，政策草案还提议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和征收环境税等。这份政策草案如能获得通过并实施，将使日本环境领域的市场规模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约合710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约合12000亿美元)，相关就业岗位也将大大增加。通过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增长”。
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未来受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影响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附件一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为保证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额，缓解国内减排压力，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项目合作获得减排的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温室气体减排权成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目前，全球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体制下，对有关机构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进行交易。市场主要包括各自独立的三个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澳洲新南威尔士(NSW)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均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亦即将可证实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用于交易。市场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前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后者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展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并将所获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出售给有减排要求的发达国家政府或机构。
(一)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占主导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年均增长126.6％。尽管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基于项目的清洁发展机制一级市场交易额下降，但二级市场依然活跃；基于配额的交易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交易额达到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的630.1亿美元增长100.5％，超过2005年交易额的10倍。从全球碳交易量来看，也呈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2008年年均增长59.5％。2008年，全球碳交易量达到48.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07年的29.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长61.4％，是2005年交易量的3倍。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在全球碳交易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交易额为919.1亿美元，交易量为30.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87.3％、50.1％，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72.7％、64.2％。清洁发展机制仅次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其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占全球的26％和30.3％。从市场规模上看，清洁发展机制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清洁发展机制的增速不可小视，2008年，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154.5％、84.5％，远超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全球碳交易的平均水平。
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是目前比较有效和成功的方法。减排成本的巨大差异，使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同时，也促使其自身技术的创新和在出口，因而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是目前清洁发展机制下项目交易的主要供给方，2008年占全球的比重高达84％，印度和巴西位列第二和第三，占全球比重分别为4％、3％。
(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兴起，全球统一市场和规则尚待形成和制定。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荷兰Climex交易所，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意大利电力交易所(IPEX)、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和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pool)等8个交易中心，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2008-2012年)和第三阶段(2013-2020年)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并将减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此外，欧盟还打算在第三阶段时，在配额分配中引入拍卖机制，以提高碳交易的效率。
美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但已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东部及中大西洋10个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加州全球变暖行动倡议等区域碳市场，进行配额交易和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量交易。早在2000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推出2012年后美国碳交易期货产品，并已开始交易。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要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政府为发电厂及工厂等设定碳排放量上限。其中85％的限额由政府免费配给，余下的15％限额由各公司购入。只要排放量低于上限，就可以转售限额，借此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美国全国碳交易市场有望以该法案为基础形成。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交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执政后，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了澳大利亚国家减排措施与建立碳交易体系计划，暂定2011年推行。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新加坡贸易交易所于2008年7月初成立，计划推出核证减排量交易。香港交易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日本环境省曾表示日本正在制定一个类似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但推出时间未定。
随着低碳经济政策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欧盟于2009年1月提议建立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将其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内容之一。显而易见，欧盟要主导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虽然欧盟承诺扩大其排放交易体系，吸收其他发达国家加入，但要形成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尚需时日。
(三)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影响全球碳交易发展趋势。
未来全球碳市场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结果，即达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减排协定，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此结果将对欧盟、美国等国家的气候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正是未来全球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自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巴厘行动计划”并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迄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对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的发达国家提供环保技术和资金支持等也不愿列入谈判议题，相反却试图给发展中国家制定难以接受的减排目标。鉴于目前的谈判形势，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高官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恐难达成新的减排协定。
但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日益重视，让人们对全球碳市场发展的前景仍充满了期望。在2009年低碳博览会上，由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的《温室气体市场民意调查》显示，碳市场各利益相关方都期待全球碳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发达国家纷纷实行碳税政策，威胁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
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将通过世界经济贸易的传导机制，给尚未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带来影响。目前，备受关注的是美欧发达国家欲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实施所谓的碳关税，此举将改变国际贸易竞争格局，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构成严峻挑战。
(一)碳税：发达国家促进国内企业减排的主要政策手段。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手段，包括排放税(能源税、碳税)、排放权交易等，其中，征收碳税最具市场效率，因而受到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崇。碳税制度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始实施，此后瑞典、挪威、荷兰、丹麦、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也相继开征碳税。综观这些国家的碳税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环境政策与税收政策相结合，把碳税作为环境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其在各国绿色税制改革中充当重要角色。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建立碳税制度，将燃料成本内部化，并以此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可以使企业根据各自的成本选择控制量。但碳税政策对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不利影响。开征碳税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钢铁等能源密集型部门，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降低甚至丧失。为抵消碳税给企业带来的经济负担，各国通常免除能源密集型部门碳税，或实行税收返还优惠政策。
(二)碳关税：发达国家力图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
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从不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法国政府也建议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欧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试图通过碳关税这一贸易措施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中承诺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如果不设立具体减排目标，则美国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也会仿效。
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使气候成本内部化，将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下降甚至发生逆转。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对各国各部门碳排放的统计，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所含的碳排放量是最高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实施碳关税，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受到更大的冲击。目前机电、建材、化工、钢铁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作为“高耗能产品”品类之一，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1.％。显然，征收碳关税在短期内对上述行业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谓碳关税，实则为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形式。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发展中国家高能耗、高排放、低能效的生产模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产品出口势必越来越频繁遭遇绿色壁垒，并由此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可见，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以及他们制定低碳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将影响国际贸易格局，从而为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障碍。
四、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和贸易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世界低碳经济趋势深入发展，传统的高碳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发展，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经验，逐步建立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框架。
(一)加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根本，制度创新是保障。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工作目标要求，借鉴和吸收低碳经济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
(二)加强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
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探索建立适应我国国情、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寻求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在特定区域和行业内开展碳排放交易。国内区域性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同时考虑高中低碳排放区域。目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山角洲制造业集中，也是高碳排放集中区，可先行建立试点碳交易体系。先从区域入手探索碳交易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选择，而行业碳交易的阶段性探索，初期可选择能源、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等行业试点。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严格控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等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
(四)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国际贸易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下将会有所调整。我国应适时调整贸易政策，绿化外贸出口商品结构，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外贸发展模式。调整和修改我国某些不合时宜的外贸政策法规、环保政策法规，使其适应国际市场绿色贸易发展的趋势，并充分体现我国要履行的国际环保公约的义务，综合考虑贸易活动中环境影响、气候成本内部化等问题。
(五)积极参与低碳化的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要依靠经济、知识、技术和治理的全球化。我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中，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要强调自主创新，也要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通过共同研发，合理转让等方式提高国内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尽快缩小与先进低碳技术方面差距。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农村沼气工程项目的实施，不但可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变废为宝，生产可再生的清洁能源，而且可作为实施循环农业的纽带，通过沼渣沼液的还田利用，构建“养殖业－沼气－种植业”的循环农业模式。现以300m3沼气工程为例对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进行效益分析。
1．1工程投资运行费用
1．1．1建设费用。包括主要建、构筑物(原料预处理池、厌氧发酵罐、储气柜、配套设施等)建设费用91万元;污水发酵系统主要仪器设备购置费用(污水提升泵、脱硫塔、管道阀门及配件、沼气锅炉及沼气余气利用装置等)30万元;项目建设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工程设计、监理费等)9万元。共计130万元。
1．1．2原料费。发酵原料主要为养殖场畜禽粪便，由于畜禽粪便在沼气发酵过程中损失很少，沼气工程运行原料费用忽略不计。
1．1．3年管理维修费。主要包括沼气工程运行管理人员工资、正常维护保养、配件更换等费用，共计6万元。
1．2产出效益
1．2．1能源效益。农村沼气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减少养殖场原煤、石油液化气、电力等商品能源以及薪柴、秸秆等非商品能源的消耗。300m3的沼气工程平均年产可实际利用沼气54750m3(取容积产气率0．5m3/d)，沼气热值为20935kJ/m3，取沼气利用设备热效率为60%，计算得300m3沼气工程年实际可获得热量687714750kJ。目前扬州地区农村生活炊事用能多为电能和石油液化气，该研究选取电能和石油液化气产出等量热量的费用支出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沼气工程年能源效益的依据，结果见表1。
1．2．2种植业效益。沼渣和沼液统称为沼肥，经过沼气发酵处理的沼肥，一方面抑制和杀灭了大部分有害病菌和虫卵，同时又富集了养分。比如，沼渣的有机质含量为40%～60%，含全氮10%～20%，全磷0．4%～1．2%，全钾0．6%～2．0%［12］;此外沼液内还含有激素类物质，能刺激作物生长，同时具有抑制细菌、病虫害发生的作用，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年猪存栏3000头养殖场实施300m3沼气工程后平均日处理猪粪污17．7t，沼渣、沼液年产量6000t左右;沼渣、沼液作为养殖场业主农田肥料，年可节约肥料费用12万元。
1．3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各项财务指标
1．3．1财务净现值。财务净现值是考察项目在计算期内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指标。300m3沼气工程的年能源效益与种植业效益之和为29．4万元。取沼气工程的正常使用年限为15年，基准收益率10%作为评价标准，沼气工程项目成本和收益如表2所示。由上述计算公式及表中数值可得户用沼气池计算期财务净现值(FNPV)为47．98万元。
1．3．2动态投资回收期。动态投资回收期是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前提下，投资项目回收投资所需的时间，通过计算从项目投资之日起，用项目各年的净收益的现值将全部投资的现值收回所需的期限的长短来判断投资项目风险大小。其计算公式为:动态投资回收期(N)=累计净现金流量开始出现正值的年份数－1+(上年累计净现金流量的绝对值/当年净现金流量)=9－1+(5．16/9．92)=8．52(年)。
1．3．3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指项目在整个计算期内各年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它反映项目所占用资金的盈利率，是考察项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评价指标。其表达式为:FNPV=∑nt=1(CIt－COt)(1+FIRR)－t=0式中，FNPV为财务净现值;CIt为第t年的成本;COt为第t年的收益;n为项目运行年限;FIRR为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内部收益率根据财务现金流量表在Excel中运用函数IRR求得为16．1%。
2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效益分析结果
以扬州农村地区使用较多的电能和液化石油气作为参考燃料，取沼气工程正常使用年限为15年，基准收益率10%作为评价标准，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各项财务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工程的财务净现值为47．98万元，为正值收益;内部收益率为16．1%，高于10%的基准收益率;动态投资回收期为8．52年，回收期稍长。各项指标表明，该项目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指标良好，经济效益显著，但投资回收期稍长。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建设不仅为养殖场业主提供了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和优良的有机肥料，而且在生产沼气过程中处理了养殖场畜禽粪便及冲洗废水，有效地减少了养殖业废弃物通过自然堆沤方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该研究把沼气的能源替代效益和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施用节约的化肥、农药购置费用作为计算沼气工程收入的来源，但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只有部分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业主配套拥有相应的消纳沼肥的农田、果园、蔬菜基地等。许多沼气工程业主以养殖业为主，沼肥的农田使用主要依赖周边农户，实践中由于沼肥在运输和施用上的不便养殖场周边农户付费使用沼肥的意愿并不高。同时，沼肥每天连续产生与作物施肥季节性存在矛盾，因此实践中部分沼气工程业主免费把沼渣沼液提供给农民进行农田的施肥和灌溉。在投资回收期本已稍长的情况下，缺少了沼肥的经济收入，导致了部分沼气工程后期运行经济效益弱，甚至缺乏盈利能力。因此，在目前政策环境下，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想要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工程业主必须配备足够消纳沼肥的自有农田，以沼肥代替化肥节约种植业生产成本，提高“三沼”经济附加值，实现种养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3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存在的问题
3．1“三沼”综合利用工作有待加强叶小梅等对江苏省21处大型沼气工程运行情况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沼气工程由于上网发电困难，沼气用途单一，所产沼气均用于养殖场自身的生产生活用能，大量多余的沼气被白白浪费。徐庆贤等对福建省养殖场沼气工程调查中发现，有近82%沼气工程所产沼气实际利用率低于30%，其余沼气均排空，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实践中部分沼气工程所产沼渣沼液没有充分利用，而是随意排放到了池塘沟渠中，造成了环境的二次污染。
3．2沼渣沼液安全施用工作有待加强沼气工程所产的沼液沼渣作为肥料大量用于农田，其安全性不容忽视。工程实践中，许多养殖场沼气工程排放的沼渣沼液中粪大肠菌群等致病菌数量还未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等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的限定值，沼渣沼液施入农田后存在病原生物污染问题。另外，受饲料和兽药的影响，沼肥中除了营养组分外，还存在重金属、农药残留物等问题。
4结论与建议
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在做好“三沼”综合利用的条件下，项目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各项指标良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具体工程实践中，只有部分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业主配套拥有相应的消纳沼肥的农田、果园、蔬菜基地等。许多工程业主主要从事养殖业，沼肥免费提供给农民进行农田施肥和灌溉，缺少沼肥的经济收益，导致了沼气工程后期运行经济效益弱，甚至缺乏盈利能力。沼气工程除具有内在的经济效益外，还具有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外部效益。而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健康意识的增强，农民对优美良好生活环境的诉求越来越高，沼气产业处理农业废弃物、生产可再生清洁能源、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将越来越受重视。因此，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尝试新的工程补贴政策，成为农村沼气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转变发展思路，突出沼气工程建设的社会公益性从表面看，沼气工程是养殖场业主为了解决养殖场粪污的问题建设的粪污处理工程，具有纯个体物品的属性，但是在保证我国肉类粮食供给安全和农村优美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沼气工程建设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质。因此，应把推广和使用沼气技术作为农村环境整治、节能减排的公益性工作来抓，引入市场机制，借鉴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财政补贴制度，建立基建补贴与沼气终端产品价格补贴相结合的补贴方式。通过立法等方式，建立用气价格补贴或者发电价格补贴标准。通过政策引导，营造开发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良好政策氛围。
4．2做好“三沼”综合利用工作，发挥沼气产业在循环农业中的纽带作用做好“三沼”综合利用是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前提基础，沼气工程项目在调研立项时应同步考虑配备与养殖场规模相当的吸纳沼渣、沼液的农田。不断探索“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适合各地实际的循环农业模式，延长沼气产业链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排放量，以实现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双赢”。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 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5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23
“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是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前者认为，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后者认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比相对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虽然两种假说在学界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如果不存在，什么因素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本文综合考虑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建立新兴古典模型并进行超边际分析，对提出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为政策工具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Malthus T R[1] 认为过快增加的剩余人口会消耗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打破经济增长的正常秩序，降低人均消费水平。Solow[2]认为，资本一定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单位产出就越少。Krugman[3]将D—S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国际贸易中，预见人口规模越大，均衡的消费品种类越多，生产率越高，每种产品的成本越低，人均真实收入就越高。Easterlin[4]发现没有合理的数据显示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自Gelb[5]首先提出资源诅咒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Wright，Czelusta[6]认为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统计学选择性误差问题。Lederman，Maloney[7]认为，资源诅咒的结论缺乏稳定性，部分指标的筛选缺少相关性，另外，限于数据的制约，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跨国数据难以准确描述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Alexeev，Conrad[8]用人均资源占用率来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结果表明，在长期，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在国内，学界对于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并没有达成一致。徐康宁、王剑[9]，胡援成、肖德勇[10]等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个层面上资源诅咒存在。方颖、纪衎、赵扬 [11]转换了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在城市数据层面资源诅咒并不成立，不过资源丰裕的城市对省内其余城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我们认为，关于“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学界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依据和检验技术两个层面。在理论分析层面，现有文献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研究重点放置于资源分配，而忽略了组织结构。在实证检验层面，现有文献一方面各自独立地对“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进行检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仅注意搜寻经济增长的一般要素，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真正支撑点和动力源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分工演化，运用新兴古典全局均衡分析方法，将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融为一体，综合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系统阐述了两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诅咒”和“人口规模”等命题均是伪命题，交易效率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只有通过交易效率的传导作用，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才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2 构建模型与超边际决策
王智新等：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1 产品和资源不存在固定费用的新兴古典模型[12]
经济系统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包括两种产品x，y。该经济系统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摘要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文献 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 发展 中国 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 金融 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可以得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弹性系数 se是逐渐增大的。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变化低于1%,即成本的增加慢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经济;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tc表示总成本，y表示商业银行的产出，只 表示第i种投入品价格。 把商业银行的产出定义为贷款和投资，用 y表示贷款和投资的总和，将投入定义为资本、劳动及存款，他们的价格分别用r表示。则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规模经济的相关理论，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银行的规模经济性，即：
在指标数据的 计算 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 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检验结果在 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附表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 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附图所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994年至 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则提高。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商业银行规模 经济 性增强的内在影响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以抢占 金融 服务竞争的制高点为奋斗目标。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几年来 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 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 发展 需要和现代商业银行特点的一整套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到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 计算 ，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 1994年仅为 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率为 6．81万元，而 1994年只有0．75万元。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是逐渐递减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保持 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陆续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性。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管制也日益放松，这有利于提高公众利益，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降低大量的进入成本，促进了了竞争，提高了银行效率。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了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 企业 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 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我们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 1994年到 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同时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行了解释。
参考 文献
[1] george，benston．economics of scale of financiainstitution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72(2)．
[2] lavrence．bank costs generalized functional formand estinationofeconomiesofscale andseope[j]．jourhal 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89(21)．
[3] budnevich，frankenandparedes．theperformanee of d~novo commercial banks ．a profit effieiency approach[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4)．
[4] deminguc，kunt，harry．huixinga．determinants of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the worldbank economic review，1999．
[5] 赵旭．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0(6)．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文献 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 发展 中国 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 金融 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可以得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弹性系数 se是逐渐增大的。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变化低于1%,即成本的增加慢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经济;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tc表示总成本，y表示商业银行的产出，只 表示第i种投入品价格。 把商业银行的产出定义为贷款和投资，用 y表示贷款和投资的总和，将投入定义为资本、劳动及存款，他们的价格分别用r表示。则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规模经济的相关理论，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银行的规模经济性，即：
在指标数据的 计算 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 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检验结果在 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附表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 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附图所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994年至 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则提高。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商业银行规模 经济 性增强的内在影响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以抢占 金融 服务竞争的制高点为奋斗目标。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几年来 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 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 发展 需要和现代商业银行特点的一整套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到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 计算 ，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 1994年仅为 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率为 6．81万元，而 1994年只有0．75万元。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是逐渐递减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保持 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陆续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性。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管制也日益放松，这有利于提高公众利益，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降低大量的进入成本，促进了了竞争，提高了银行效率。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了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 企业 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 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我们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 1994年到 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同时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行了解释。
参考 文献
[1] george，benston．economics of scale of financiainstitution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72(2)．
[2] lavrence．bank costs generalized functional formand estinationofeconomiesofscale andseope[j]．jourhal 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89(21)．
[3] budnevich，frankenandparedes．theperformanee of d~novo commercial banks ．a profit effieiency approach[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4)．
[4] deminguc，kunt，harry．huixinga．determinants of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the worldbank economic review，1999．
[5] 赵旭．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0(6)．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计量分析的必要性问题
正如伟人讲过的，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还在于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成为实践的指南。计量分析的目的，应当是深化对某一论题的认识，而不是矜博炫难，“向‘学术界’吐露一下以获得荣誉和褒奖”。一些银行经营中的一般性常识用计量方法去验证，只会造成研究资源的浪费。如近期某刊发表的《对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经过繁琐的计量后得出结论：“风险、资本以及资产质量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决定规模经济水平的重要变量”。文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说明，银行资本、资产质量对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益存在影响，分析银行规模经济问题时应考虑银行资本与资产质量两个因素。事实上，资本规模与结构影响股东权益回报率，资产质量直接影响资产收益水平，都是影响银行经营效益及规模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这在银行经营中是常识，是毋庸繁复计量就人所共知的结论。用人所不知的复杂方法，论证人所共知的常识，只能是对研究资源的浪费，对人类经济学知识的增长，没有丝毫有益的贡献。
计量模型的科学性问题
近年来，各刊发表的一系列计量分析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文章，都涉及到计量模型的选择问题。如2004年某刊发表的《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及建议》一文，设定了所谓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将银行总成本的自变量假定为贷款与投资余额、存款总额、人均工资及福利费支出、累计固定资产折旧与年度固定资产的比率、存款付息率等等。其他相关文章也一律给自己的计量模型起了个很炫目的名称，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分析变量间的自相关性过高且一般都没有进行自相关性检验，一些财务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反映银行经营绩效。更突出的问题则是Yeh1996年发表的《财务比率关联分析在银行运营评估中的应用》一文中反复警示的，即这些模型缺少理论依据，计量因素选择往往具有随意性。如上文就并没有说明，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中“假定”这些自变量的原因，只是开宗明义就“假定”这个“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存在。计量分析中模型错误，会使所有的计量努力都毫无意义。因此，这些作为计量基础的成本或利润函数本身的科学性，需要作审慎的论证。如果仅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判断而特意设定特殊的成本或利润函数，再根据自己“假定”的函数开始计量分析，并据以得出许多振振有词的“结论和建议”，纵使数据纷烁、奇说百端，也与科学研究的初衷相差甚远。
财务指标的有效性问题
受制于银行财务数据的可得性，前述两篇计量分析文章在银行利润与资产规模的相关性计量分析不同产权类型银行的规模经济状态时，均没有深入讨论财务指标的有效性，就选择了账面利润这一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的财务指标。2005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往往用营业利润等指标评估经营效益，账面利润的多少取决于拨备计提政策，赢利丰盈而准备计提极少的银行往往只显示了过于重视当期损益的经营风格，用账面利润指标去计量分析各行的规模经济状况，实际上注定得出的都是些值得推敲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回归数据的分析普遍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
其一，是缺少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的考察，而是仅仅根据计量数据简单武断地推导出了一系列颇具片面性的结论。如《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及建议》一文就用1994～2002年银行财务数据计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大于1.0，表现出规模不经济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大于1.0，表现出规模经济性。”接着又根据这一结论推断，国有银行“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在于国有产权性质，改革的出路也只能是改变银行的国有产权属性。姑且不论这种用所谓“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计量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就只用产权性质来简单解释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绩及规模经营状况的说法，就非常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产业资本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存贷利差缩小、改革成本向国有银行转移的大背景下，国有银行经营效益的下滑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马克思讲，庸俗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一系列论述错误的关键成因就在于缺少“历史的考察”。在不考察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的情况下，简单地用产权类型等解释一切、评判一切，是近年来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非常浅薄的见解。在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压力加大、社会就业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如急剧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迅速硬化信贷约束，恐怕不仅不会改善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态”，还会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其二，是用非常武断的措辞论证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判断。如2005年某刊发表的《基本超效率模型的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一文，在计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国有商业银行尽管规模庞大，但属粗放型经营；股份制商业银行尽管规模较小，却是集约化经营。”由于学界对“粗放型经营”、“集约化经营”等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判断标准，这些结论的有效性无从推敲评判。更重要的是，前述一些计量分析文章在对国有银行“粗放型经营”、“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探讨时，还得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市场垄断地位”，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等结论。事实上，这些说辞其实是经不起经济学常识推敲的，违背了经济学对“垄断”的一般定义。《新帕氏经济学辞典》讲得清楚，“现实意义的垄断，指单一的不受市场竞争的厂商”。《市场经济学简明辞典》：“垄断市场指某一生产部门只有一家企业，整个市场产品由这家企业提供，且没有相近的替代品的市场类型。”判断是否垄断，看市场上提供同质产品的厂商数量及其有无竞争，是根本不能将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总概起来当作一个企业看待，并进而评判其是否具有垄断地位的。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总概起来讲是“垄断的”，则大多数国家“非国有银行”总概起来更是垄断的，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虚辞？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引言
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诞生以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种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的文章纷纷涌现。其中，部分学者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并把悖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3］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 and 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 and 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 and 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 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 et 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 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 and 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 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 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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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企业；规模扩张；规模经济
关于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概念，另一种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讲的企业规模边界概念。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欠缺之处：前者太过狭窄了，因为它仅局限于技术经济意义上认识规模经济；后者却又太笼统了，因为以交易费用这样一个外延如此宽广的概念去界定所谓的企业规模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太过宽泛了。本文考察了理论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规模经济的概念，提出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四种形态。
1 技术经济意义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企业何以扩张规模，从而实现企业组织的大型化？首先来考察传统经济学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谈到传统经济学对企业规模问题的论述，就不能不提到A.马歇尔。马歇尔把分工及生产专业化与规模经济联系起来。仅就这一点而论，已是一个理论创见，因为企业组织之间的分工（所谓行业内分工）确实是研究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视角，而这一点在马歇尔之前一直未受到其他经济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提出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他说：“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但最后一项与其他两项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换言之，经济规模主要是生产规模，核心内容是技术设备的经济规模。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谈论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依据。依此，马歇尔把规模经济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写道：“我们可把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在经济，后者为内在经济。”显然，马歇尔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划分规模经济的种类的，所谓“外在”和“内在”都是相对于企业而言的。
马歇尔关于规模经济的论述，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那里被高度简略化了。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经济规模，专指单一生产单位（企业、工厂或车间）的单纯技术经济意义的的规模：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规模经济，只涉及到马歇尔所讲的内在经济，而且还只是一种特定意义的内在经济，即一种与生产设备之技术不可分性相关联的内在经济。
2 空间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形态
仔细阅读《经济学原理》一书便能发现，其实马歇尔已经隐然触及到企业聚集规模现象了。他曾说，一些专业化生产的工业总是集中在某一局部空间上（他称之为“地方性工业”）。但问题在于，马歇尔只是将这种现象与行业生产特点联系在一起，而没有从空间意义上去认识这种现象；他试图用外在经济这个概念去解释这种现象，而问题恰恰就出在他的外在经济概念上。
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的外在经济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来完成。
3 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范围经济
与外在规模经济概念相关联的，除了上述的聚集经济这一形态之外，还包含着另一种形态的规模经济，这就是建立在多样化经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我们称之为范围经济。
按照古典分工理论，分工导致了生产的专业化并伴随着技术进步，因而往往意味着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可是，当某些产业的进入门槛不高并且不存在自然或人为垄断时，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便往往会导致产业内的过度竞争。此时，企业生产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就是市场容量不足，生产极易出现过剩。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产业内的激烈竞争对企业形成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新产品、新的花色品种、新的使用功能、新的制造工艺，总之追求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能力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一旦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成功，至少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之前，往往意味着企业实际上处于市场寡占地位，因而可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可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4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规模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1.1 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环境逐渐好转,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还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且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繁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际威望与日俱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和国际友人迫切希望参观中国的新面貌,同时海外的华人华侨和香港、澳门的同胞也渴望回国、回大陆探望亲人。顺应时展和潮流趋势,新中国于 1954 年建立第一家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其经营范围是中国的国际旅游业务,主要为访华外宾提供食、住、行、游等基本旅游服务。进入六十年代,中法建交,中国建立起了与西方沟通的桥梁。1964 年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这为中国旅游业的兴起做好了铺垫。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旅游的发展,划拨3.6亿元建造旅游饭店、添置旅游交通车辆等设施。1981年改革旅游体制,实现了旅游行业的“四个转变”。1986年成立了第一个旅游全行业协会—中国旅游协会。它为会员、行业、政府和和社会服务,其主要工作是协调、监督、自律、咨询等旅游相关工作。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和组织国际性、地区性旅游活动的机会增加,旅游业重要慢慢凸显出来,199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时至今日,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
有关学者对位序规模理论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初期。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不断有大量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该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位序规模理论是城市地理学中的基础理论,在相关的研究中位序规模理论也是经常被引用的理论方法。在旅游地理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的学者主要是侧重在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这两个基本方向,对入境及国内旅游规模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时间角度的研究主要是侧重研究旅游规模的时间变化规律,空间角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旅游规模的空间不均衡特性进行分析。目前使用位序—规模理论进行区域旅游的规模变化研究文献不多,我国主要有靳诚,戈冬梅、周彩屏这几位学者采用该理论分别对长三角、江西、浙江的旅游规模差异进行了研究,这为本文进行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目前国内旅游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与之不相称的旅游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基础理论尚处在构建和逐步完善的阶段,同时针对旅游规模差异及分布的研究还是处于初步的摸索阶段,与旅游规模差异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富有创造力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分析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探索出一条研究区域旅游规模差异定量化分析的新道路,以期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协调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1.2.2 研究意义
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促使旅游业迎来了黄金发展阶段。但是旅游业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性导致其内部矛盾加剧,同时又缺乏相关政策的规范,不同地区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极为普遍,这导致旅游业整体效益持续降低,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规模差异相差甚远。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旅游规模差异的研究已迫在眉睫,同时为了探究其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对旅游规模分布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本文力求对甘肃省旅游规模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重点研究甘肃旅游规模差异化发展的特点,学者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的有关研究着作较少,定量研究同样缺乏,本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憾,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及分布协调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甘肃省做为西北旅游资源大省,旅游规模的可协调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甘肃省现在面对的是在保证旅游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一些手段使旅游规模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在结合自身实际及政府政策倾斜的情况下实现跨越式的增长,才能保证整个甘肃省旅游规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及规模分布的研究,找到旅游规模发展中的不协调因素,寻求各地州旅游规模发展的潜力空间,希望能对甘肃省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旅游规模发展战略提供借鉴意义。
2 旅游规模差异的理论基础
2.1 相关理论概述
2.1.1 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众多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系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开始发展,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的成熟和完善,传统工业区的核心地位在加强,核心—边缘地理结构的逐渐形成和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的空间布局结构。从理论视角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的是区域发展的长期轨迹,二是在宏观的研究背景下,区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区域均衡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更多的是取决于长期的发展轨迹的优劣,决定这种优劣性好坏的是历年区域均衡发展的内部均衡度。
甘肃省的旅游规模差异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并注意旅游规模差异发展的态势,并将差异化发展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争取实现甘肃省旅游规模的协调发展。
2.1.2 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体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的方法,通过建立经济模型,主要观察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要实现稳定的协调的增长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众多的经济增长定义中,最常见的定义有两种,一种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持续增长;另一种为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产出的长期过程中的持续性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的原因和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的不断增加,即用货币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加,通常是采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衡量。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中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的选取有很大区别,经济地理学中主要选取自然环境、技术水平、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为主要影响因素,而经济学中则更关注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政治制度和
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2.2 相关研究指标概述
2.2.1 标准差
标准差也称均方差,是样本中的数据偏离该样本平均数的距离的平均数。标准差能反映一个数据集样本的离散程度。
本文主要用标准差反映甘肃省14地州的旅游收入绝对差异,衡量各个地州偏离整个甘肃省平均旅游收入的程度,以便跟清晰的看到甘肃省旅 游收入的绝对差异。
2.2.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主要用来测量收入分配差异的程度。它的值是0和 1之间,越接近0往往表明了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反之,则表明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的趋向。根据国际标准,通常基尼系数大于0.4这个警戒线,社会很容易出现动荡。当基尼系数超过0.6,它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收入差距。由于基尼系数显了示贫富居民之间的差异程度,可以更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预测,预警和预防两极分化的出现。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是用基尼系数代表旅游收入在甘肃省14地州的相对差异程度。当基尼系数等于1时,说明甘肃省的旅游收入全部集中在一个城市;当基尼系数等于0时,说明旅游收入在14地州之间的平均分配。当然上述情况只是理想状态下的绝对情况,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出现。所以基尼系数的值处于零到一之间,越接近零,代表旅游收入越趋近于平均分配,反之则代表旅游收入的不平均分配。
3 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分析 .........15
3.1 基础数据来源和处理...................15
4 甘肃省旅游规模分布体系的构建 .................22
4.1 规模分布体系的引入..........22
4.2 甘肃省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及位序规模特征分析.........22
5 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发展的成因及应对措施 ..........28
5.1 旅游资源丰度.......................28
5 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发展的成因及应对措施
5.1 旅游资源丰度
旅游资源的分布受到历史文化传承,地理区位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我省地形狭长,各市州的地理区位和历史文化传承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各市州的旅游资源丰度存在很大差异。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对旅游资金的分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强对甘肃省不同地州之间旅游资源丰度的研究,对于甘肃省根据各地区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及其分布规律因时因地的制定当地实际的旅游业发展措施,实现旅游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缩小市州之间的旅游规模差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旅游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实体,它很难像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一样制定出一系列的定量化指标来评估各地区的资源状况。但是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受旅游时间和旅游体验的原则的影响,入境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目的时,多是选择知名度、美誉度较高的旅游景点;同样的,对于国内旅游者来说,同样也会选择星级较高、环境优美的旅游景点作为其旅游目的地。因而本文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地州之间的比较时只选择了省级自然保护区、部级森林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级风景名胜区等四项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各地州旅游资源的绝对丰度、相对丰度和总丰度,对各地州的旅游资源赋存情况做一个大致描绘。所选四种主要旅游资源有些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性,即一种旅游资源拥有多重身份,在计算时有可能会重复计算,出项这种重合想象,反映出了旅游资源品位高和便宜性的特点。旅游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旅游的资源总丰度与经济发展快慢之间的关系。
6 结论及展望
6.1 结论
本文利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及测度指标对甘肃省入境及国内旅游规模差异进行分析,运用城市地理学的首位度及位序规模理论对甘肃省入境及国内旅游规模分布的规律进行研究,选取了2002-2011年甘肃省各州市的入境及国内旅游收入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甘肃省入境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呈“M”型发展;基尼系数指标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基尼系数已逼近于 0.9,各市州的旅游规模发展极不平衡;入境旅游规模的赫芬达尔系数趋近于0,竞争态势极其激烈;首位度有上升的趋势,酒泉市的首位优势渐渐显现出来。
(2)甘肃省国内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逐年加大并增长很快,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国内旅游的首位优势呈现出增长的优势,各城市的竞争激烈度在增加,国内旅游将渐渐变为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