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化学论文范文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英美文学评论;语言;文化;策略;影响

纵观英美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英美文学评论受社会环境、文化内涵、语言特征、生活习惯、知识结构、文学家主观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文学评论家依据的评论方法不同，从而造成评论的结果不同。因此，正确认知和理解英美文学相关概念，对加强英美文学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英美文学评论概述

英美文学评论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英美文学的形式和作品中，通过研究英美文学的特点或者英美文学中存在的特殊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来鉴定英美文学，从而得出英美文学差异的具体表现。英美文学评论的形式具有多元化特点，根据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差异可以将文学评论的形式划分为以下三种：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戏剧评论。在英美文学评论体系中，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一个全面性、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品读与鉴赏是英美文学评论的最终目的。比如在评论英国著名文学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美国著名文学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两部文学作品时，评论家们就需要对这两部文学从作者写作背景、思想内容、文学表现风格和形式等方面对文学进行理解与鉴赏，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专业性的评论方案，从而为提升其鉴赏水平提供理论基础。

相较于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英美文学评论的层次更加鲜明。文学评论家们对英美文学作品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分析是英美文学评论的基础，也是英美文学综合评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评论家们要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就需要对作品从背景、时间、题材、创作风格等方面做出深刻的文学评论。由此可见，英美文学评论与一般文学评论之间的最大差距是英美文学评论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艺术表现特点。因此，文学评论家们要将评论的着重点放在英美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属性上，全面综合评价文学作品。

二、评论视角选取策略

1、时效性策略

时效性是文学评价家评论视角选取策略考虑的首要策略，其原因是英美文学作品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后世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因此，评论家要想达到英美文学评论可以启发文学创作思维的目的就需要把握时效性策略和英美文学作品的特点，为英美文学的发展提供保障。时效性策略研究是以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风格、作品特征、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作为研究内容，以文学作品自身艺术属性和作品特色作为时效性策略的研究重点，以推动英美文学的发展作为研究目的。因此，重视英美文学评论的时效性是推动英美文学评论得以快速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发挥英美文学评论加快精神文明建设脚步的重要策略之一。

2、差异化策略

文学表现形式和文学作品体裁的多样性赋予了文学作品文学样式的多元化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属性，这也是区分文学作品差异的主要方式。针对文学评论体系中的文学作品差异认识，评论家需要正确把握差异性策略在文学评论体系中的应用原理，把提升英美文学评论质量作为差异性策略研究的主要目的，以提高英美文学评论水平、提升英美文学评论的整体效果、帮助文学阅读者正确理解文学内涵作为差异性策略研究的方向。由此可见，评价家要以差异性策略研究的方向作为提升英美文学评论的重要手段，从全新的角度把握差异性策略，从而为英美文学评论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三、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1、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作为一个民族的根基之一的语言，在文化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首先，英语是英美文学作品创作的工具，也是传达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主要方式。英美文学作品与一般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表现形式、抽象概念表达方面极具鲜明的主观色彩和浓厚想象力。英美文学评论家就需要利用英语传达出文学作品的精髓，为文学阅读者们提供简洁、华丽、通俗或者高雅的评论与见解，帮助文学爱好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内容。由此可见，作为语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英语，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极强的语言表现了和文体风格。

英语与汉语一样，在表达文学思想内涵方面会受到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宗教文化、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英语在英国和美国的发音、表达方式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从而形成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造成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之间的差异元素有很多，主要包含谚语、典故、俗语等。谚语、典故、宗教的不同，一方面造成英语的语法结构不同，另一方面使英语表达的含义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其他国家理解别国的文学作品含义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英语是英国的母语，国家在传承与发扬英语文化的过程中会根据英语文化的“正宗”结构和表达形式来表达文学作品。虽然正宗的英语表达形式会给文学评论家和文学阅读者们带来方便，但是也会造成英国文学作品没有美国文学作品的随意洒脱。其原因是作家在表达语言时严格遵循英式英语的正规表达结构，使作品带有浓厚的“庄严”色彩。

相较于英式英语而言，美式英语在表达结构方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没有完全遵循英式英语的传统文化，在美式英语结构改革方面加入了创新元素，使美式英语充满“叛逆性”和“革新性”。另外，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没有英式英语那么浓厚，人们在传承语言文化时没有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因此作家在文学作品语言表达方面更加开放、随意，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美国文学评论的特色是自由、创新，与英国文学评论相比，美国文学评论不仅可以激发文学家们的创作热情，还可以促进美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

2、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作用

相较于美国文学评论而言，英国文学评论家们在继承英语传统文化与坚持自由开放、创新的评论体系之间挣扎。英国文学评论创作手法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遵循浓厚的宗教色彩向创新的创作表现方向发展，从思考历史文化向思考人性力量方向发展。创作手法在英国文学评论体系中的不断变化表明文学家和评论家在以一种创新发展的相关思考文化差异对文学的作用，以传统文化内涵作为依托，将传统文化理念结合后现代文学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向独立、个性、自由的文学方向发展。作为英国文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解构主义，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体系中具有引导作用。文学是文学评论产生的理论基础，英美文学评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与英美文学研究结构体系息息相关。在文学价值方面，英国文学评论和美国文学评论具有相同的文学价值：构建一个独立自由、共性与个性并存、富有独特魅力的文学评论价值体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国文学评论在语言、文化、结构等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大，相较于英国文学评论而言，美国文学评论注重创新思维理论的应用。英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评论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英国文学评论体系遵循的传统语言文化对美国文学评论体系具有指导作用，美国文学评论是对英国文学评论的传承与创新，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化视角的英美评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吴晶.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分析[J].才智，2015.03.282-283+285.

[2] 李晓旭.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J].品牌，2015.03.123-124.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这一课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内涵”，一个是“精神实质”。请你们首先谈一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有哪些新的认识。

顾海良（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力求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有所深化。

所谓“两个放在”，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等方面的内在统一性，更加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巨大的理论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因此，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除了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切入，还需要将其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在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中，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形成发展机制及其回应实践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方式、成果，进而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与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实践的新发展，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回答新的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这“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那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研究方面，你们又是如何把握的？

王炳林（课题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指这一理论的主旨、精髓和要义，是其各种观点和论断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精髓和灵魂，就是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是核心，这是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根据；三是本质，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它决定着理论的性质和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仍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先进性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宗旨和执政目的的高度，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的重点放在“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爱民、为民、利民的政治本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只有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要求：“既从总体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在总的题目下，你们是如何开展分工合作的？

张雷生（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中，我们将总课题分解为15个子课题，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研究的重点。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问题，我们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研究和揭示二者关系的角度，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而理解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主要内容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一研究表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贫富差距问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理解这一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剖析造成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原因，探讨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路径。

记者：看来，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确实有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哪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侯惠勤（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这个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进行界定，这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潮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深入进行社会调研，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从中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三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很多。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观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的观点；等等。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九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当前，世界局势继续处于深刻变动之中，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才能在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应对中，在对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科学引导中，在对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整合中，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指明了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着重从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记者：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加强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赵存生（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是这样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这里，介绍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先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各国、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兴盛与国家、民族兴盛，文化衰落与国家、民族衰落，文化持久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脉绵长的互动现象中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文化建设任务，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底蕴、和谐社会的文化诉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文化支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因素等；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层面，深入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前景，以及世界范围内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强势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等。

二是关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主要是深入分析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较量的态势，有力、有效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疏离化”、“边缘化”等错误观点和倾向，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深入研究先进文化建设规律，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表现多样化的关系，以及建设与批判、吸收与剔除、和谐与矛盾、内生与外引、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关系；深入研究涉及文化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切实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制定国家文化网络安全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际影响。

三是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他们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记者：谢谢各位专家。这次采访和座谈，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祝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课题介绍（链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委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接到任务后，中心成立了以部领导和中心领导为总课题负责人，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任子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表征　文化　意义

论文摘 要：表征理论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表征”一词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表征”意义的人类行为。在霍尔提出“文化即表征和指意实践”后，表征理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对符号学、表征、语言学等都涉猎不深的人来说，初次阅读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再次阅读时总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至今笔者也不敢说我就读懂了《表征》，但至少我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解又进了一层。“表征”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文化研究以及实践中都极具关注度，以之为中心也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

斯图尔特霍尔编著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是本难得的好书，它是一部传播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的教科书，认为文化是通过表征和意指实践构造出来的，它所使用的符号具有任意性，因而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符合的关系，它是一个解释的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参与方都卷入了意义的争夺，但这种争夺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意义不可能是纯个人的，而是各方协商和表征运作的结果；意义总是有偏向、有优先方面的。本书先概述“表征运作与表征社会”的文化研究理论，甄选了五个专题的个案研究：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他者”的景观、展示男人味、文类与性别：肥皂剧个案分析等，个案的选取角度侧重虽有不同，但都是用来表达“表征”理论的重要的理论观察，本书的大量插图都是这一理论的精彩分析对象。

一、文化和表征的权利思考

霍尔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建构了意义以及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无所不在的弥散的权力是隐藏在意义背后的动力和深层原因。文化也是种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所，文化客体生产者不再具有独断的权力，受众可以通过自身的解读来行使其反抗的权力。话语主体是在话语内生产出来的，这一主体不能身处话语之外，因为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它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服从于其权力的处置。我们之所以看不见主体是因为他们并未被直接表征，但他们的“缺席”被表征出来了。话语自身建构了使它因此而有意义和有效的主体的位置。个人也许在阶级、性别、民族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只有在认同话语所建构的那些位置，使他们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体，才会取得意义。

二、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

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霍尔认为 “在文化产生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表征”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生产意义，构成了个体对于世界的意义系统，并且使得同文化中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表征”构建了我们的意义世界。霍尔对构成主义的两种途径——符号学和“话语”进行了借鉴研究，对表征、意义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阐述借助于对索绪尔语言学、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尤其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巴尔特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理论从几个方面的影响。

三、文化循环的模式

霍尔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观出发，探讨了文化循环的模式，并将“表征”看作文化循环的主要环节加以论述。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表征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文化循环，以不同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这种方式赋予意义。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并得以控制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文化循环。

四、文化客体意义在表征过程中的争夺

霍尔认为，符号的意义总是在一个文化语境和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意义不仅仅跟文化客体的生产者相联系，文化客体的接受者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产。文化是一个解释和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方均参与了意义的争夺。我们不可能认为文化意义完全存在于文化的客观性之中，或是认为它仅仅存在于文化生产者的孤立意识中， 再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接受者是文化意义的被动方，相反，接受者自己参与到文化运作之中，而且这种运作不仅仅是作为“接受者”的表征角色。诸如我们在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单纯的思考作者要表达的意义。

表征过程中的意义争夺是激烈的：一、文化客体的表征外相并不总能自行表现出其意义。因为不同的人会关注其不同的意义方面。人们往往外在的赋予表征现象以意义，而不是内在的理解表征现象的意义。二、意义被赋予的本身，就是一个接受与再造的过程。三、知识储备和即时环境对意义的赋予有很大影响。对文化客体的解读不仅仅是被动的“领会”过程，相反，接受者基于各种有关的考虑，对文化客体生产者所赋予文化客体的意义有自己的自定义，这是种变相的争夺。

在批判吸收索绪尔、巴尔特等理论基础上，霍尔提出：文化即表征和指意实践，结合实践性的概括了“表征”的三种具体运作方式——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从表征的概念、构成主义的途径、表征的意识形态论及表征的实践等方面全面阐述，从马克思到新葛兰西主义，拓展了“表征”与“接合理论”的关系。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尔的研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传统的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基础上，还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其研究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绝大多数的文化领域，如：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分析和批评的对象涉及影视、广播、广告、畅销书、漫画、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伯明翰学派和霍尔表征理论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学术理论，将一直散发其独具特色的魅力，吸引文化研究有志者前赴后继的钻研探讨。

参考文献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评述；个案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36-03

作为一部传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颇为引人关注。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蔚为大观，最终成为一门显学，号称“龙学”[1]。对于近年这些“龙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的必要，又有归纳的需求。因此，本文拟以2001年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学术界至今的重要成就进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达到对这特定时间段内，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经历与研究结果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与归纳。

一、研究焦点的转化

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首先，原著与研究者之间的转化。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由于其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而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于文学的创作而言，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而言，其作者刘勰都有精辟的论述。因此，对其相关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对《文心雕龙》的文本为对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龙学”的显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历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探究。对此，张连科曾经对其20世纪的“龙学”研究进行了如下的归纳：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而又在这样总结的基础上，列举了宏观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观的研究代表人物――黄侃等人。即，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对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属于对其原著的研究；对于后者而言，在宏观的层面上对其研究主要是指从文学史、美学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说明。例如，王运熙等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李泽原等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学术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对其原著与相关历代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客观地说明。这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变迁。既有研究者对其原著文本内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对其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体系里，既有研究者对传统结论的列举式说明，又有研究者对传统研究结论的再细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结果的重新审视。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不仅出现了研究焦点由“文本”为研究对象向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转化趋势，而且这种研究趋势还逐渐出现了两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勋初的《〈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思考。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给予骈文的重视。从而得出了《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从构思与美文两个层面上探讨相关的文学问题。再如，在2005年时，王小盾题为《〈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论及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及具体范畴，而且还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王运熙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仅涉及到对传统易学研究成果的审视，而且还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易学给予《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专著的诞生，都不能脱离其作者的学术背景。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确证。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作为《文心雕龙》的创作者，刘勰的理论视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其传统易学给予其创作的影响，既是对其创作实践的一种关注，也是对其作者知识理论体系的一种挖掘。

再次，总结性概述给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进行探析，对于《文心雕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微观层面的研究具有针对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总结则更能在发现这一特定时间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从而为弥补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综述性文章时见各大理论期刊。而且这类综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观性的，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的综述。例如，潘玲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在第二个方面，它是指针对《文心雕龙》某一特定内容而进行研究性综述。例如，张敬雅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题为《〈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的文章；陈亦桥发表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的《〈文心雕龙〉“通变”释义研究综述》等。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综述为针对某些学术会议的综述。例如：陶礼天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题为《2009〈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性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综述虽然详细总结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确定的时间段稍显短小。特别是以“五年”作为时间标准进行综述性分析，似乎过于简略。第二个问题，以上诸多内容的研究综述确实为当时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那些以学术会议为研究对象的综述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其次，另一种“研究范围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问题的阐释。即，通过新的视角挖掘《文心雕龙》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傅炜莉基于认知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术语的分析。其研究结论集中于《〈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之中。再如，王晓军基于语用学理论对《文心雕龙》相关语用问题分析的《〈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学思想》一文等。虽然不能在此穷尽与此相关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两个简单的列举却非个案。因为，这足以代表一种这样的观点：近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围的层面上表现扩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文心雕龙》传统文本研究结论的细化，还是对其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其客观的结果都表现出了范围的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研究焦点的转化与探索范围的拓展都会为《文心雕龙》的相关研究带来审视视野的更新。这里所谓“审视视野的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论的参与更新了传统的研究视野。例如，语言学理论的参与。作为一种语言作品，《文心雕龙》的研究课题一定会涉及到语言学的理论。因此，在《〈文心雕龙〉文论术语的认知阐释》一文中，作者就从语言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心雕龙》中核心术语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其文言韵语中存在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作用的阐释；包括对这种语言兼有的审美与认知双重价值的挖掘。所以，对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这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传统训诂学的研究，以《文心雕龙》为个案，对相关术语的语言学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特别是对概念、术语隐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龙》的传统研究，又丰富了现代语义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核心问题的多维解读需要多维的理论视角。《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美学问题。对于其美学问题的解读也需要新的理论视野。美学又有“艺术哲学”之谓，在此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对其美学问题的分析需要哲学的视角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仔细分析《文心雕龙》的创作，读者就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影响《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又是颇为复杂的。从这篇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既可以发现传统哲学著作《周易》的影响，又可以从中发现荀子哲学理论的客观身影。甚至还有魏晋玄学和外来佛教理论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层面进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龙》的传播需要更新传统的研究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龙》的翻译问题逐渐进入近年的研究实践之中。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的分析，无疑更能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刘颖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期刊上的《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一文；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等文章都是对其传播问题进行的客观分析。虽然这些传播问题似乎与其文本内涵的研究无关，但在实质上，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制约其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国外研究者而言，翻译质量决定着他们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上，翻译的质量是其针对《文心雕龙》所有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没有忠诚于原著的翻译，国外一切针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没有对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译作介绍，国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国内研究现状。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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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潘玲.近五年《文心雕龙》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研究生；Seminar；教学模式；表面物理化学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8）09-0216-02

一、引言

研究生学位课常常为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过去常采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填鸭式”教育模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感不强，被动接受书本知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此，迫切需要对目前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和调整。Seminar源自拉丁文的Seminarium，原意为“苗圃”、“发祥地”，国内多将其译为“讨论课”、“研讨课”、“席明纳”或“习明纳尔”，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欧美各大学普遍采用的Seminar，源于19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以洪堡（W.VHumboldt）倡导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育思想为基础。它具有教学与科研双重职能，是以高深学问为研究内容、以讨论和辩论为基本交流形式、师生平等交流的教学范式，其目的是探究高深学问，促进教学相长，以创新性研究为其精髓，以趋近和发现真理为最终目的[1]。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都有较为全面、较为成功的研讨型课程教学[2]。从查阅的资料来看，深圳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吉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石河子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等数十所高校都或多或少有人以seminar的方式开设专业课程，其中有的是全校性系统开设研讨课，国防科技大学从2011年春季学期起在本科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21门专题研讨课，全部以seminar的方式出现[3]。

二、Seminar教学组织过程

1.授课对象。授课对象为西南科技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所有学生经报送或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录取入学，学生学习成绩较好，本专业理论基础比较扎实。进行Seminar模式教学时，学生根据自己研究生期间可能遇到的研究课题，负责一个相近专题，以便提升学习的积极性，也能提高学生讨论问题的兴趣。

2.教材选择和教师组织。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矿物分离与富集的依据是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之间的物理化学性质差异，表面物理化学的作用也不可替代[4]，因此，将《表面物理化学》作为矿物加工工程硕士点的学位课程之一；王中平等编著的《面物理化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作为教材，内容包括界面和界面张力、表面化学三大经典公式、固-液界面的润湿现象、固液界面电化学、范德华引力和胶体的稳定、固-固界面与粘附、气-固界面的吸附、固体自溶液中的吸附、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常用表面分析技术、材料表面改性和制备应用[5]。其中界面和界面张力、表面化学三大经典公式和常用表面分析技术由教师主讲，其余部分采用Seminar教学模式授课。教学团队由1名主讲教师、1名第二主讲教师和1名助教组成，主讲教师负责基础理论授课，第二主讲教师负责研讨专题设置，助教负责成绩评定表格设计以及成绩统计。

3.授课内容。界面和界面张力、表面化学三大经典公式和常用表面分析技术由教师主讲。其余内容结合学生研究课题设计研讨专题，每次seminar完整教学过程包括理论课（2课时）—查阅研究文献（教师指导课外完成，并制作PPT）—讨论课（2课时）。三位授课老师紧扣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根据学生研究课题和当前研究热点，讨论确定专题方向，由第二主讲教师引导学生查询高水平文献，初步判断与课程内容的相关性和前沿性，选择代表性论文，最终设置了“原子插层法测量石墨烯在石墨表面的粘附能”、“蒙脱石纳米复合材料对Cr（VI）的吸附”和“三维石墨烯对水溶液中抗生素环丙沙星的吸附研究”等五个专题。学生仔细研读论文，在指导老师探讨相关问题过程中深刻理解论文研究内容的前提下，制作交流汇报PPT。介绍该论文与教材指导的相关性，如何将教材知识点应用于科学研究。

4.交流发言。与国外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普遍不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为此引导和调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seminar教学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要使学生踊跃发言，通常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培养学生发言的品质，这种品质指的是发言者语言礼貌、态度大方，听者虚心地学习和友好的帮助。对于正确的观点见解，教师应加以赞同肯定，对于片面或错误的观点，教师应进行修正和补充，课堂就会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2）正确评价每位发言者，对科学问题每个同学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鼓励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不主观评价学生的对错与否；（3）提高教师自身的亲和力，我个人的习惯是多和学生交流，让他们感觉和你讨论问题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压力。讨论结束后，教师应该对整个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紧扣教材知识点，对各种观点进行归纳点评。

5.成绩评定。我们在《表面物理化学》Seminar教学模式中的成绩考核主要包括三部分：文献查阅（20%）、文献阅读探讨（30%）、汇报交流（50%）。文献查阅成绩评定主要考虑时效性、针对性、论文质量等，文献阅读探讨考虑阅读熟练程度、问题认识深度、研究内容与教材知识关联性认识、思考问题的深度等，汇报交流考虑PPT的质量、普通话水平、汇报逻辑性等。提前告知学生成绩评定标准，各环节结束后，对学生表现进行成绩评定。

三、结语

本文以西南科技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的《表面物理化学》教学过程中的授课对象、教材选择和教师组织、授课内容、交流发言、成绩评定进行了相关介绍。采用Seminar教学模式进行学位课授课，学生反响较好，觉得这样的授课方式比“填鸭式”好，收获更多，对基础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但仍然存在些问题：（1）如何融合课程全部知识点，设置研讨专题；（2）如何建立学生课堂表现的科学评讲体系；（3）如何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如何科学合理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等。我们将会在未来的教学中继续探索和实践，以期用Seminar教学模式进行学位课授课能成为可复制和推广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启，高峰.Seminar教学范式的价值意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10）：148-151. 

[2]張海燕.seminar教学法的应用模式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4，（53）：170-172. 

[3]刘国福，杨俊，熊艳.本科生专题研讨课教学的认识与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2，35（3）：63-64. 

[4]冯博，汪惠惠.矿物加工工程专业表面物理化学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6，（3）：117-118.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字：化学教学；问题解决学习；元分析；问题表征

文章编号： 1005–6629(2012)6–0020–04 中图分类号： G633.8 文献标识码： B

从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问题解决就是认知操作的一个过程。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问题解决是任何指向目标的认知操作程序[1]。纽厄尔与西蒙从问题的特性出发,将问题解决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当前状态、目标状态、从当前状态向目标状态转化所需的一系列操作[2]。由于问题解决过程受许多因素影响，对问题解决的描述和界定也不断丰富。问题解决常被理解为是一种能力、一种教学过程、一个教学目的、一个认知过程、一个创造性活动、一种教学模式、一种教学方式、一种心理活动[3]。

问题解决学习，也称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这种学习方式以问题解决过程为载体，学习者需要学习怎样解决问题，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在特定的学习情境中，解决“真实”的问题，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4]。从这个意义上讲，化学教学中的问题解决学习应是以化学学科的学习作为问题解决的背景，学生探索问题的学与教的过程。

在我国的理科教育的研究中，从学科学习的角度探索问题解决学习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对“问题解决学习”的探索，包括在概念的使用和理解、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方法和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基础等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另外，作为理科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议题。本研究试图从当前化学教育领域中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现状出发，明确问题解决研究的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深入探索问题解决学习。

1 研究过程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化学教学》期刊中关于问题解决学习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问题、问题解决等关键词筛选近十年所有论文（2000-2010），获得67篇相关论文。

1.2 元分析思路

本研究的元分析进程主要依据认知心理学中对问题解决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时兼顾化学教学的学科特征，对论文进行分析和解构。本研究的分析模型由“问题提出和表征”、“问题解决”两个单元组成（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元分析模型

在真实的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与教的过程中，对于“问题”意义的辨别是尤为重要的。为了明确化学教学中真实的“问题”，本研究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提问者的身份。教师和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由于他们所处的问题情境以及话语方式都存在差异，导致“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2）问题的表征方式。既考虑学科存在的特性，也考虑不同的问题表征所导致的学生学习状态的变化。问题的有效表征与学生的学习水平[5]、认知方式等都存在着相关。

本研究的分析模型中还包括对“问题解决”模式的确认。要让学生顺利地解决一个问题，就要选择正确的教学策略。同时，不同的心理模型无疑会决定不同的问题解决过程，心理模型往往出现在问题解决过程之前，指导着问题解决的进行。

1.3 统计比较

以元分析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Excel 2003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索化学教学过程中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状况，并思考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2 整体分析

对本研究中所收集的全部文献进行整体分析，结果显示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文章或内容呈总体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达到峰值，占总量的20.9 %（如表1）。这一现象初步表明，随着新课程的推行，作为理科新课程重要目标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得到了更多重视。

表1 各年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论文篇数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2000至2010年间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重点在于问题情境创设、问题解决过程、学习过程和教学策略等方面（如图2）。有关问题情境创设的论文占所有论文的比例为14.19 %，问题解决和学习过程的论文都占16.63 %，教学策略的论文占14.19 %。该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中各个主要因素或组成部分都是目前问题解决学习研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问题情境创设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从文献的总体数据分析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化学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环节中。尽管对问题本身特性的研究以及学习者问题的认知特性等方面还不是很多，但人们也正将目光转向这些方向。为了进一步了解化学教育领域中这类研究的更深层次的特征，本研究在问题的定义和表征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入、更具体的分析和探索。

3 问题的定义和表征分析

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明确“问题”的构成是其首要任务。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文献中，对问题的定义和表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问题者及其问题的特点。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问题解决起始于一个问题的表述或已知的初始状态[6]。在实际的学科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提出问题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问题的起始状态。目前，在理科领域的问题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强调其真实性[4]。为此，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更能够促成有效的问题解决学习或教学。

然而，传统课堂教学的大班授课制度以及教师的主导地位都限制了学生提问的可能性以及提问的质量。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化学课堂还是以教师提问为主。本研究所选取论文中，有49篇以教师作为问题提出的主导者，有12篇以学生为主导者，有3篇认为应该学生和老师共同讨论，还有2篇未提到提问者。其中，以教师作为问题提出的主导者的研究表明，教师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学生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兴趣、配合相应的问题情境，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比较重视学生对教师设计问题的重要作用。

第二，问题提出的学科情境对问题表征的影响。在教师问题呈现的过程中，问题所处的情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的问题情境是指问题对应的学科情境。创设问题情境是问题解决学习的必要途径，能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并进入解决问题的思考状态[7]。涉及问题情境创设的22篇文献主要从四个方面描述：（1）创设问题情境的作用；（2）问题情境的素材；（3）创设问题情境需要满足的条件；（4）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从各自所占比例（见图3）来看，有关创设问题情境需要满足的条件和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的研究还较少，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教师提问的话语方式。教师提问的话语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学生接受和转换信息的有效性，促使学生对问题进行不同层级的表征。教师的提问方式包括话语内容的科学性以及问题呈现方式的合理性。由于教师对于问题解决理论理解的局限性，目前几乎没有研究涉及这个方面。

4 解决问题过程

学生对问题进行了有效表征，可谓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就要面临问题解决学习的主体部分——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复杂性，步骤的不同直接影响着问题能否顺利解决。 在所选论文中，17.39 %的论文要求学生通过设计实验来解决问题，表明目前教师让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以实验为主，体现了化学的学科特征。17.39%的论文要求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表明知识体系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如表2）。然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学生元认知的控制以及运用合适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还较低。

表2 问题解决学习过程的各个步骤所占的篇数

在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策略指导着具体过程[8]，它的作用主要是指导学生如何顺利地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在所选取论文中研究的教学策略中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指出问题解决的主要过程，即提问、解决、反馈。第二类是用具体的化学习题来解释问题解决过程中可以运用的策略，其中类比、分解、逆推、探究、程序、整体、模型、推理信息、反思这十个策略[9]是比较具代表性的。选取的论文普遍比较重视教授学生和新手教师如何解题，多为教师的经验总结。把问题解决学习过程视为解决练习的过程，而不是教学过程。这与真实的问题解决学习中的启发式教学策略还有较大的区别。

此外，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模型也决定着问题解决。人的心理机制非常复杂，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3]。所选取的文章中多数强调学习者的内部思维过程，约有44 %关于思维的文章认为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具有创造性思维。但在理科教学中，学生心理机能的科学性以及外部因素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5 研究结论反思

基于先前分析，可以总结出当前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问题解决研究的受重视程度正逐步提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问题情境创设、问题解决过程、学习过程和教学策略等方面。第二，问题主要以教师设计为主，重视问题情境的创设。第三，问题解决过程体现化学学科特征，重视知识体系的构建。

当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后续研究突破。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化学教学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对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本质和特性没有给予很准确的定义，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比较缺乏（如表3），有55.22 %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依据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论文相对较多。看来，研究者所理解的问题解决学习可能还有所偏差。

表3 2000-2010各年论文的理论基础

其次，研究方法不够科学，极少有研究用较为可靠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如表4）。多数文章都运用了所谓的案例法，表现为在实践中发现规律，利用经验解释问题。归纳出的结果仅为经验之谈，科学性不够，缺乏可迁移性。

表4 2000-2010各年论文的研究方法

最后，关于问题表征、教师的提问话语方式、问题解决心理模式的研究还较少。在结合目前认知领域的研究成果方面还嫌不足，多数停留在教学活动的表面。在问题解决过程、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方面的研究较为经验化和应试化，依靠并强化记忆和算法的教与学模式仍然盛行，高水平思维技能找不到生长的土壤[3]，启发式的教学难觅踪影。绝大多数的研究依旧把问题解决的策略简化为做题方式，这与真实的问题解决学相径庭。同时，在自我监控和元认知方面的研究颇为欠缺。

总之，化学学科中问题解决学习研究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吴庆麟.认知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169.

[2]张琳瑜.促进问题解决学习CLEs理论研究与实践―以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七年级地理课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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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P.德里斯科尔著.王小明译.学习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40.

[5]李芳，王祖浩.高中生化学问题表征中信息识别深度差异的研究[J].化学教育，2008（2）：13.

[6] [英] S.Ian Robertson.张奇 等译.问题解决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5.

[7]于淑儿，王存宽，沈兆良.试论化学教学中的“问题解决教学法”[J].化学教育，2002（3）：11.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7篇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包容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概念上去。而一个不容否认的学术现象就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众说纷纭之中，难以形成共同认定的学术界定。不过，所有的已经出现过的种种界说，似乎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趋向，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化文本;而文学与人的生活方式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艺术化文本。这样，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定义文化与文学的概念公约数:文化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符号体系，而文学则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语言艺术。由此可见，文学在成为文化的符号化的审美产物的同时，不过是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由此出发来考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起源”来看，“狭义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而雷蒙•威廉斯则被认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从基于文化的定义而倡导“文化分析”———“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威廉斯这一自认为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尽管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影响，但是，这一文化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来进行文化构成因素的考察，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构成因素———“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义，被认为具有着这样的理论意义:“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3］(2、6、125、126、8)这无疑表明，将文化与文学同人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对于“狭义的文化研究”具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于广义的文化研究更具有着理论启示的意义: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人的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进行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考察，通过文化的定义来进行建构文化学的学术尝试。这首先就需要从大文化观的转化开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的生存方式，还是人的生产方式，都同样表现出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为维护生命存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生命活动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个人需要，而且这样的个人需要必须得到制度层面的保护，否则，个人也就难以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生产方式作为延续生命存在的群体生产的总和，自由创造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群体需要，而且这样的群体需要必须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否则，群体也就难以进行有序的自由创造。从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来看，较之个人需要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历史底线，个人需要的简单也就导致了生命活动的单纯，因而对于个人需要的保护往往止于习俗，建构了制度性基础;而群体需要所展示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现实高点，群体需要的多样也就引发了自由创造的丰富，因而对群体需要的保障通常诉诸法律，建构了制度性体系。这就意味着有关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个人的生命活动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体的自由创造以展示人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在社会学传统中，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简化为经济、政治、意识(狭义上的文化)三要素。这样，通过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学术扩张，在进行大文化观的转化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公约数，来进行大文学观的转化。正如威廉斯所说:“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3］(129)这就表明，不仅文化可以包容文学，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来看，无论是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还是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从旧历史主义向着新历史主义进行研究范式转型的“文化诗学”中显得犹为突出。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文本上去。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实就是，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在出现符号表达差异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出现意识形态性对话的时候，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符号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减退，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随之提升。从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来看，不仅人的生存是意识形态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生活。于是，在剥离了文化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之后，无论是文化与文学，还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就成为狭义上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而狭义上的文学研究则以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问题在于，在狭义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为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取向的，因而也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成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文学表达，因而文学研究也就容易成为关于文学经典的传统性阐释。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与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现代性阐释之间形成阐释的对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决这一阐释的对立。这样，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也就应该进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现实途径将是“将高雅和大众文化合二为一”。这就是说，大众文化是随着文化生产的兴起，通过机器复制与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而与高雅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并驾齐驱的对峙，因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意识形态将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禁锢而表现为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阶段。

文学研究突破文学的对象性封闭，将研究对象扩张到其他艺术门类，将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从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理论对话扩大到“艺术史，文学研究本身，音乐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史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促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理论性对话。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理论文本与文学理论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性对话之中，随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进入第二阶段，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围绕文化研究所展开的争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鉴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战为自身赢得了地位，人文学科的学术关注点日益从原则性的理论表述迁移开来，它更加关注在实践中采纳新的范式，跨越种种文学与非文学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对于新的范式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学研究所基于的传统文本经典不再具有无可非议的特权。例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专著《文学理论导论》(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认为，文本分析应当面对‘整个实验的领域，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有时贴着相当模糊标签的文学’。”于是，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体制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重叠之处”，“所以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识形态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终寻求对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程度和影响力加以调查”。［4］最先在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出现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影响是最大的，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理论。不过，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1995年发表的《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接受过程中，我最感遗憾，并且现在要竭力加以纠正的一点是:表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书评家，都错误地、不无夸张地声称本书是反西方主义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文化是混合的、异质的，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所说，文化，还有文明，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而无法对它们的个性进行单一的或粗线条的描述，今天，人们怎么能奢谈‘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包括一些价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种超然的优越性”。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现实存在，不过表明“一种广泛地以减轻帝国主义对思想和人类关系束缚的影响的新阐释和学术事业已然出现”。［5］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8篇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塑造文学作品的躯体，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彼此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基础工具就是英语，其可以极具象征性及表达性地传达文学创造者的思维活动。通过文学创作者对英语进行提炼与加工之后，就能够表现出简洁、高雅、通俗、华丽等文体风格。由此可见，英语是一种极富独特性以及表现力的语言，能够在文学创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但是，英语会因为地域环境、历史发展以及等因素，存在一些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原因。二者在很多方面都表现除了一定的差异，例如在特有的俗语、谚语、典故等方面。

而这些不同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是除了母语国家之外所不能贯彻理解和掌握的。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所以英式英语往往会因为文化传承以及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而表现出一定的“正宗”优势，但是这也同时会导致文学评论家们在使用英式英语的时候不能够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当然，这种在文化传承下形成的限制也是一种对传统尊敬，将英式英语久经历史沉淀的庄严与稳重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虽然美式英语一定程度的将英式英语的大体继承了下来，但是也会因为地域、文化、制度等的影响造成美式英语变得更加具有革新性和叛逆性。还可能是因为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比较单薄，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限制，而且美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又表现的异常极端创新，尤其是在1930年之后，涌现出了各个流派的作家，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得美国文学体呈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影响了文学评论者们在英语应用时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正因为如此，美国文学评论相较于英国文学评论来说显得更加自由、创新。除此之外，美国文学评论极易激发文学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使文学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开化，这就是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与美国文学评论不同的是，英国文学评论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挣脱之间挣扎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的创作手法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转变到具有荒诞的特征，这都充分说明了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学评论都是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打破间纠结与抗争的。但是，自20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思考与审视，这就造成了英国文学评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TerryEagleto之外，再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文学论家。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文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是向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和变化是与英国时代的变迁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了文学的产生，才有了文学评论，所以说美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是与美国文学研究分不开的。并且美国文学受到其他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殖民地国家。而其中对美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尽管美国文学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也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在美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且最终结出了新的果实，不可避免的是其有着部分的“遗传基因”，但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极具特色的个体。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和美国文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学评论也在其中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总结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西方文论 翻译 新文学 现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7]姚振华.东学西渐[J].东方杂志，1904（6）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BP制辩论赛 文化因素 思辩能力

引言

辩论赛是辩手们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锋，赛场上的辩论体现辩手的团队合作以及辩手的思辩能力、语言表达，更体现辩手的文化素养。BP制辩论赛是British Parliamentary（英国议会制）的简称，是仿照英国议会开会议事模式而设计的一系列辩论赛规则的总称，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辩论规则。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生英语辩论赛采用的都是英国议会制辩论赛规则。

英语语言文化与BP辩论赛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在1967年哈佛的讲座中指出，谈话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辩论赛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辩论的一种特殊的谈话方式，同样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Nancy V. Wood 在其著作《辩论面面观》中，提出辩论需客观上的满足以下6个条件：“1）an arguable issue，2） a person who will argue，3） an audience that will listen，4） some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arguer and the audience，5）a forum in which the argument can take place，and 6） some changes in the audience.”同樱在英国议会制的辩论赛中，也需要满足以上六点；1）一个可辨的话题 2）辩手 3）听众 4）辩手与听众之间的共同背景 5）辩论的平台 6）听众的变化。可以看出，必须与对方辩手或听众之间存在共同背景，这样双方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加有效的进行思想交流。共同背景的实现首先是依赖于语言表达，双方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传达自己的信息。遵守相应的辩论规则，对辩题中或者辩论过程中的专业术语有基本的了解，对相应的文化背景，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也就是说辩手之间或是辩手与听众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共同的“知识背景”。

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中，辩手的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着辩手的辩论，BP制英语辩论要求英语语言形式与英语思维的结合，这一模式才能能够更好地展示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也是目前我们英语教育迫切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刘亚猛曾说：“我觉得就国家当前的发展而言，我们急需的是那种能使用外语应对和说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改变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的人才。”但是应对和说服对方，仅仅依赖于语言方面的表达是完全不够的，支撑语言表达的背后的强大武器应该是辩手的知识框架，是滋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目前，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能认真学习英语，就能进行英语辩论，殊不知要更好地进行辩论，更应该建构承载语言的文化框架。文化是一个比较广而宽的范畴。与英语辩论相关的文化内容包括需要了解说英语国家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更多涉及的是操英语国家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英语语言表达习惯于“小头大肚”，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表达方式。学生需熟练掌握英语语言表达习惯，才能更好地运用英语这个语言工具进行辩论。否则，英语辩论赛就会像中国人穿着洋服表演，无法达到英语辩论的目的。

由于地理方式、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因而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方面。中国人谈话习惯于铺垫；而后讲出重点，而操英语的英美人，谈话习惯于开门见山，直抒观点，而后给予论证。在辩论的过程中，遵守操英语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英语思辩能力，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国际视野。当然，为了更好地实现BP辩论赛中，还需日积月累英语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文化常识。这些文化常识无论在辩论赛中还是日后的工作协商中，都能让对方感受到被了解和被尊重，这些因素也是辩论和协商中重要的因素。

结语

语言的积累，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累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淀的过程。为了通过英语辩论赛更好地发挥辩论的本质，达到辩论的目的，需要教师的正确指引和学生的积极投入。本文阐述英语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论证、展示了英语思辨能力的核心作用，旨为引起英语辩手及指导教师的注意，以期培养出具有语言素质过硬及思辨能力出色的辩手。

参考文献：

[1]Nancy V.Wood.Perspectives on Argument.Prentice Hall：8.

[2]蔡荣寿，丁薇元.辩论及其文化解读[J].广西大学学报，2009 （5）.

[3]周耀东.西方修辞学与中国的外语教育-刘亚猛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4（1）.

[4]淮艳梅，袁庆峰.基于内容的英语思辩能力教学模式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学生活动浅俗化倾向还表现在学生的课堂讨论和课堂表演中。有些教师为了体现新课程理念，常常让学生分组讨论，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活动方式，但在实际教学中让学生讨论的往往是几个定性的结论，或者是几个由老师设定的问题。由于讨论的话题不是源自学生的思考，所以讨论缺少认知深度和思维的延展性，很难激活学生的思维。还如课堂表演，由于其直观性和形象性，深受学生欢迎，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可是在一些课堂表演常常流于浅俗化，学生在充满嬉闹的表演中丧失了理性的思考，华而不实。

二、形式化。课堂中的形式化主要指在课堂教学中活动设计不以解决某个实际问题为目的，而是为了体现某个教育理念或者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设计的。如课堂辩论，设计这一活动的意义本是为解决某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的，让学生在一种积极探究的心理氛围中去学习课文。但在实际运用中，大多被形式化了，一些没有辩论价值的的问题也被教师拿到课堂上让学生辩论。如上了《驿路梨花》一文就让学生辩论“雷锋精神有无必要传递”。同样是教学《驿路梨花》，有教师曾组织学生围绕“大学生粪坑救老农值不值”的话题进行辩论，表面上是从课文颂扬的雷锋精神延伸到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实学生的发言却与课文毫不相干，可以说是貌合神离。还如课堂讨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不论课文是何种体裁，都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而对比较重要的文体要求、语言的学习、文章独具特色的内容却不去涉及。课后，如果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去检测学生学习的情况，恐怕连课文中的生字词都不会读写，更不要说对词语的解释，对句子深层含义的理解了。更有甚者，讨论的话题远离学生生活，甚至有些论题“高深莫测”。这样的互动讨论名为讨论，实为浪费时间。又如“读”在学生课堂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有些老师在上公开课时为了上课的节奏和课堂的容量，在教学中设置读这一个环节，但却不给学生以足够的时间，学生还没读两行，就叫学生起来回答问题。显然这读不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而是作秀给别人看，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三、盲目性。课堂教学总会有一定的教学目标，课堂活动应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开展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呈现盲目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学生对活动的目的不明确。有些老师在课堂问答中提问大而不当，不够具体明确，学生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入手，不知如何思考，更不知如何回答。如上《变色龙》，老师问“课文中哪一句话最重要？”上《荷塘月色》，老师问“课文的感情基调是什么？”这样笼统抽象缺乏明确目标的问题只会让学生越听越糊涂。在一些课堂表演活动中，教师让学生表演文中某一人物形象或某一情节，但并不告诉学生要从中体悟什么，只把表演当作活跃课堂气氛的一种手段。如上《驿路梨花》，让学生表演小姑娘的欢快；上《陌上桑》，让学生表演看到罗敷时的神情；上《狼》，让学生表演狼的“目似瞑，意暇甚”。这样的表演我们看不出其意图，看到的只是一幅幅滑稽可笑的模样，听到的只是学生阵阵哄笑声。还如课堂阅读，只要求学生读课文，但不给学生明确的阅读目标，学生凭感觉自由阅读，阅读的低效化也就成了必然。

四、过分个性化。新课程倡导学生阅读的个性化，而课堂学生评说式活动就能够很好体现这个理念。课堂中学生对课文进行评说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因而成为课堂常用的一种学生活动方式。但目前语文课堂中的评说活动存在过分个性化的倾向。所谓过分个性化就是学生的评说不是充分依据课文内容，不是考虑文章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一贯思想，而是以个人的臆测对课文内容进行评价。如有学生学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陶渊明辞官是嫌官小，文中厌恶官场之语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学了《愚公移山》就说愚公太愚，移山哪比得上搬家，而且还说挖山破坏环境等等。无知者无畏，学生由于知识和个人经历的缘故对课文做出信口开河的评说倒还可以理解，但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教师对这种不得要领，严重偏离文本内容的所谓个性化评说仍然保持笑脸，以“你说得很好”、“你的见解也不无道理”、“这是一家之言”、“敢于讲真话比回答正确更重要”等溢美之辞回应，这种“隆重”的夸奖，名义上是进行赏识教育，鼓励创新，可实际上是缺乏原则的表扬，是回避问题实质的做法。这样会对学生产生误导，学生会认为阅读是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全然失去了评价欣赏的标准，同时还会对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误导，学生会以自己的臆测对社会中的人和事做出评说，长此下去，贻害无穷。

五、不均衡性。学生课堂活动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活动方式不均衡，一是学生活动面不均衡。有的老师在短短的一节课里，安排过多的活动方式，一会儿讨论，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又欣赏多媒体，把课堂搞成了一个喧闹的“集市”。教学手段的频繁变化，视听画面的过于繁杂，学生活动的交错出现，不仅使整个课堂教学气氛显得有点乱，关键是让学生失去了安静的思考空间，对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就很难把握了。有的老师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节课学生活动只有一种方式，学生常在单调的课堂活动中昏昏欲睡，有的学生甚至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学生活动面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一些优秀学生或者一些性格外向学生“垄断”课堂话语权，无论是小组讨论还师生互动，他们占用的时间常常是其他学生的好几倍，而那些学习较差或性格内向、自卑的学生常常被“边缘化”，成为了课堂教学“被遗忘的角落”。这种只有少数学生参与的课堂活动是低效的。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2篇

与昆剧演出活动复苏相对应的是昆剧表演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丰富的昆剧“文”“曲”资源相比，前人留下的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社会戏曲艺人们地位低下，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根本不会有人去对他们的演出技艺等情况加以关注、记载，更不要说是研究了；另一方面，戏曲艺人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给实际演出资料的留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戏曲表演理论研究的发展。纵观明清两代，也仅有潘之恒、李渔等少数戏曲评论家在他们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涉及到搬演理论。［1］新中国成立后，昆剧艺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苏州昆剧传习所学习的经历，除了学戏，还有文化教师开课教授国文。因此，很多昆剧艺人不仅是表演大家，而且文化素养较高，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就使得曾经必须“口传心授”的表演技艺被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能。五六十年代首开先河的两本著作是《昆剧表演一得》（徐凌云口述，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共三集，先后于1959年6月、1959年10月和1960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我演昆丑》（华传浩口述，陆兼之记录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昆剧院团和曲会曲社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演出实践的繁荣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昆剧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并形成了普通高校、文化系统、业余曲友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化系统特别是昆剧艺人是研究表演艺术的主力军，一大批昆剧艺人记录，总结演出、曲唱经验的谈艺录迅速涌现，涉及演员艺术生涯以及舞台表演的各种技艺，如《俞振飞艺术论集》（王家熙、许寅等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王传淞口述，沈祖安、王德良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昆剧生涯六十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等。［2］这些谈艺录在数量上较五六十年代要更多，总结也更深刻全面。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昆剧老艺人都已退休离职，或因年岁渐大而精力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谈艺录多是后辈对他们表演艺术的研究探讨，如《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胡忌编，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继青表演艺术》（中国昆剧研究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章骥、程曙鹏主编，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也有一些后辈的自述，如《我——一个孤独的女小生》（上海昆剧团岳美缇著，文汇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昆剧艺术家的谈艺录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很多都可作为昆剧演员从业的教科书，但从20世纪整体的昆剧表演艺术研究发展的进程来看，仍是碎金散玉的感性体悟，只能称之为“一得”。

二、断章残篇的理性总结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戏剧观念的传入，传统与现代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旧学深厚的传统文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方法，“补前修之未逮，阐曲学之奥妙”，更开阔思路，致力于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去重新审视昆剧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昆剧表演艺术的理论著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戏曲这个大范畴里探讨戏曲表演艺术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如张庚《戏曲表演问题》（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陈幼韩《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国戏曲出版社，1986年版)、李春熹《作为演出艺术的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黄克保《谈戏曲表现手法》（上海文化社，1957年版）、陈幼韩《试论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程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张卉《戏曲表演知识三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程砚秋《戏曲表演的四工五法》、白云生《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白云生《戏曲的唱念和形体锻炼》（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万凤妹《戏曲身段表演基础训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孙兴作《戏曲武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李熙《中国戏曲表演技术概要》（文华图书公司，1981年版）、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黄克保《戏曲表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郑黛琼《中国戏剧之净脚研究》（学海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二是夹杂在昆剧史论剧说中的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述。如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兼顾文学（剧本创作）和演出这两条线，考述了家庭戏班、职业戏班和宫廷演剧的兴衰更迭，以及大江南北的演出状况，并对徽昆、湘昆、北昆、浙江永昆、金昆等不同地域支派的表演特征进行总结；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理论思潮为主轴，辅以剧本创作、声腔唱谱、舞台表演三个方面，梳理了从昆腔崛起前夕到康雍乾时代的昆曲曲家、评论家的理论著作；李晓的《中国昆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分为《昆曲概论》和《昆曲史略》两大部分，前者有关于昆剧舞台表演特征和价值的论述，后者涉及昆剧演出形态、昆班兴衰及各种表演风格的交替。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微观角度对昆剧表演艺术进行探讨。如丁修询《试谈昆曲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戏剧报》，1956年5月30日）、陈适《谈永嘉昆剧生旦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8年第1期）、丁修询《昆剧表演程式的本质、构成和运用》（《戏剧艺术》，1983年第2期）、李晓《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艺术百家》，1997年第6期）、李晓《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冷桂军《昆曲表演艺术的形式特征》（2002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周秦《论昆曲舞台表演艺术的写意性原则》（《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欧阳启明《天然去雕饰——浅析王传蕖昆曲表演艺术特色》（《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陈芳《从〈搜山、打车〉身段谱探抉昆剧表演的“乾、嘉传统”》（《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顾笃璜《人物分类、演员分行及表演艺术之传承述略——昆剧传统表演艺术初探之一》（《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王焱《论昆曲表演的传承与法律保护》（《200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论文集》）、刘志宏《昆曲表演的虚实处理艺术小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赵天为《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以折子戏〈惊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24期）、丁修询《昆曲演剧方法与中国演剧体系——关于〈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中的一些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赵晓红《从〈搜山、打车〉看昆曲表演传承的“原汁原味”》（《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袁伟珅《昆剧折子戏〈水浒记•借茶〉的舞台表演特色》（《大众文艺》，2012年15期）、缪磊《昆剧折子戏〈风筝误•惊丑〉的表演特色》（《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刘亚玲《深化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昆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徐凌恒《昆曲表演艺术三题——“歌”“舞”“情”》（《科学大众》，2013年第9期）等等。

三、系统性的体系建构尝试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3篇

1文化精神核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东西文化在内容与结构上的差异，也使得两者在看待问题时的切入点各异。东西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东西世界社会生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故而同样也能体现在它们对各自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影响上。其次，语言也是研究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工具与评判指标，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语言的使用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语言使用者的思维特点。以汉语为例，中国人在包括语言艺术在内的主要文化艺术系统里，最讲求的是“意境”二字。故而汉语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擅长于制造空间，营造意境。但是，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越精妙的汉语也越有一丝飘忽不定之意味，这既是它值得玩味之处，但也是它相对于以英语典型代表的西方语言来说略显得欠缺严谨性的地方。对比英语与汉语不难发现，语言对于其所处文化的文化精神内核的表现力是强大的。东方人讲求意境，西方人追求理性与科学的不同文化姿态一览无余。最后，具体到中西艺术差异来说，我国的艺术文化中主张“写意”，而西方国家的艺术作品则将“写实”之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在艺术创作中讲求的是一种心境，而后者发展艺术的默认前提则是一种视听上的求实理念；前者讲求的是与自己内心的沟通，而后者则关注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刻画能力，一个内敛，一个外向。再具体到文学艺术，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抒情内容笔墨浓重，像传统文化经典的唐诗，对于事件的叙述其篇幅往往非常少，而西方文学中，哪怕是最古老的诗歌，也有着丰富的叙事内容，像最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均属此列。2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不同的东西文化特质使得两种文化在看待相同的作家或者文学作品时，其观察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我们以卡夫卡的名作《城堡》为例。纵观西方文学评论界，历来对于《城堡》的评价，牵涉其主题内涵的评论占主要篇幅，并且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一，《城堡》旨在于表现犹太人渴望在长期的漂泊中找到精神寄托；二，《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于上帝的追寻；三，《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真理及生命意义的追问。而在中国的文学评论界，人们对于《城堡》的评价情况却大为不同，不但对《城堡》的主题的探讨涉及得很少，大多数评论内容所关注的都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艺术特点以及表达手法。可见，西方文化习惯于抛开艺术本身而去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以及内容中所牵涉的诸如社会、宗教、心理等科学讨论，以务实的精神去研究这种东西的客观规律；而东方文化则习惯于重点去研究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个体情况和它们的艺术性，故而两者所形成的评论作品不论是立足点、表达方式还是细节上的措辞都各不相同，有着鲜明的对比性。再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在美国本土的文学评论界，关于《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很多声音认为，它是一种象征喻。通过这种隐喻，作者得以宣泄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不满，而在这种宣泄里《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表现出的硬汉品质实际上只是作者个人意愿的戏剧化与扩大化。从这样的评价里不难发现，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于文学的评论是求实而谨慎的、不轻易升华的，文学作品由哪个单独的个人而来，便常常首先围绕着这一个人进行分析。再同时对比中国文学评论家们对《老人与海》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曾经提及，小说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刚强、勇敢的品质和敢于抗争、敢于面对失败的精神映射出的是当时美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于强悍人性的渴望与追求，故而它是民族性的。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又再一次地印证与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精神内核。3东西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学评价理念的导向作用在文学评论上，东西文化在对各自文学评论的引导上，其最大的差异影响在于二者对于评论体系的态度。纵观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评论，绝大多数都只注重单个作品本身的研究，除了注重对作品的艺术欣赏与和思想探讨，还习惯于以小见大，从文学中捕捉人的态度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将其中的精神文化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评价，并且这一点同样受用于形容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评论态度。而反观西方文学鉴赏与评论，西方人理性、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得以以一种更加客观与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与比较不同文化作品文之间的异同并针对这一点展开分析与分类，并最终形成自已独有的文学评论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学作品流派众多并且各流派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形成了各自有代表性的理论。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与东方相较，西方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分析手法多样、分类细致而思辨性较强的文学评论体系。这既是西方社会对于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东方文学评论体系建立的急迫性与必要性。

二、英美文化内部差异及其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美文学的主要特点英美文学，顾名思义，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由于有着共同的语言基础，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同源文化。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变革，英语在英国与美国各自都经历了一定的流变过程被并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了各自的土壤，但文化的同根性在英美文学中仍然许许多多体现之处。文学常常有着非常显著的时代特点，英国丰富的时代历程与社会变革过程在英国文学中有着深深的烙印。故而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特点就是帝国叙事和乌托邦情结。英国文学的帝国叙事特点来源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文化，它随着英国历史的殖民历程发展壮大，也随着它的没落而逐渐消退。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常常体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统治愿望，故而战争文学、探险文学大行其道，甚至一度达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而乌托邦文学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它起源和发展于数个世纪以前英国的特定时期的政治猜想热潮，并且包含“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文学”两大方面。尽管乌托邦文学最后也平息于历史的浪潮中，但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人们对极权统治的戒备与反省还是有着相当的正面推动作用。与英国文学相比，美国文学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没有太过厚重的历史沉积感，它如同世界文学的一道新鲜血液，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中。尽管起源于乡土主义，但发展到今天，美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依然是现实主义。阶级矛盾与这种大矛盾背景下的世间百度一直是美国文学的主线。现实主义的美国文学擅长于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揭露与真实刻画，并通过这种揭露与刻画还原社会的本质。但同时，受特殊的历史发展因素影响，起源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在创造性上较前者更加青出于蓝，部分范畴内的文学，像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就像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最大的相类之处来源于英语语言一样，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巨大差异也源自于英语本身的发展与流变。但从本质上来看，英美差异其实是英语语言使用人群所选择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从英语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早期、形成期与现代期的三大典型发展阶段。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在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相同，但近代以后，美式英语在与北美印地安语的接触碰撞中发生变化，英语的英美分化也正是于此时正式脱胎形成。与英国悠久的历史与辗转复杂的社会变革历经不同，美国由从奴隶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的过程几乎是跳跃的。这使得美国成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敢于创造、敢于打破规律的国度，在如此文化背景的影响下，美式英语也尽显其张扬活泼之个性，而这种个性同样也深深地扎根在了美国文学作品之中。3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对文化差异的讲解其实是对历史的讲解，所以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离不开参照对历史的分析，英美文化与文学也是如此。以英国文学为例，英国文学及评论学古老而厚重，这既是它的优点与长处，但也导致它负重前行举步为艰，不得不在对历史的继承及时代的顺应中反复挣扎、犹豫不决。尽管近一百余年，新的思维已经在英国文学与评论范畴内产生且古老的英国文学及评论的踪影也在近代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评论理念就已经一改过往呼风唤雨的形象，进入了相对的蛰伏期。与英国文学作品及评论理论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从时间上来说，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尽管学界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是起源于印第安土著文学还是英国文学这一问题争执不下，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与评论体系可以理解成源于美国本身。它内涵的种子成形于欧洲大陆，但无疑北美的土壤养育了它，并促使其发展了一个新鲜独立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体系。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4篇

界定与对比、比较结合，使概念更加清晰。什么是“传统”，如果光靠概念来解释，那必定是越说越玄乎。作者则从人们在实践中懂得的真理人手，连用两个“不是……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对比，阐述“过去”的重要，从时间的维度看“过去”，分析了它“形成”的过程，已经起的、正在起的和必将继续起的作用。将“过去”这个带有口语色彩的词学理化，给“传统”一词进行概念界定，认为“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从时间角度看是指消逝了的时间，而从其所留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积累来看是传统。这样的界定，一下就把“传统”这个学术词语，拉近到生活，拉进了人们已有的认知领域，为下面理解“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在界定“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法：“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作者就是这样在时间和内容特性等方面对概念进行界定的，界定时的这种对比和比较，将两个看似玄乎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得清晰可见，让人一目了然。谈到文化传统的形成的时候，作者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接着从反面分析不能形成共同民族心理的现象，然后再从正面分析“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在谈到“传统”的利弊时，作者用了这样一组比较：“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这里先用两个“不是”进行否定，然后连用两个“是”进行正面阐述，把“传统”的本质解释得清楚明白。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论述能力，这样高深的学术概念，在作者娴熟的驾驭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阐述更为形象。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是十分缺乏的或者相当肤浅的，这就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如何把深刻的理论形象化、浅显化、通俗化。《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巧妙地将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形象，说理透彻。比如，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先从理论上诠释“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接着用了形象的比喻进行类比“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两者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将“蜜蜂”和“蜂蜜”比作“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形象贴切，同时又让人们一下子明白它们的差别所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所用的词虽然是相同的，表面上看是语序不同，实则看内涵更不相同，正像蜜蜂和蜂蜜一样。又如，在论述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财富与包袱”部分中，作者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双重性比作为“财富”和“包袱”：从“财富”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泽被后世的有益成分；从“包袱”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惰性的力量。紧接着，作者又以“时装”和“文物”为喻，批判了两种人的错误认识：“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这样深入浅出的论述，不仅把原本深奥的不易让人接受的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的学术问题。

思辨方式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谨。议论的力度从某种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思辨性。思辨让议论处于无法攻击、不可辩驳的位置；思辨也让议论站到了令人仰视的思维高度。思辨一般表现为在广度与深度、正向与逆向等多维度的思考上。文章关于“什么是传统”有这样论述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是从时间、内容等维度进行阐述，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对立统一的维度进行阐述的。以上两个维度的表述使“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述得更为周密、严谨。

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对于“文化传统”的表述：“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这个“曾经”“问题在于”就是思辨所在，避免了判断的漏洞，同时也增强了论断的力度。再看对于“文化传统”的有关表述：“文化传统‘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通过反反复复的漏洞填补，留有余地，让自己的观点处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在“财富与包袱”一节中，这种对立与统一更是显现出其论辩的智慧与力量：“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这拿捏有度的智慧正是文章思辨论证的严密所在，也使文章闪耀理性的光芒。

长句与整句联用，严密与雄辩共生。作为学术论文，也并不排斥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必须在保持其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前提之下追求文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仅在论证时运用了比喻、类比、对比等手法深入浅出，使论证更加形象易懂，而且还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句式的选用与变化，达到严密与雄辩共生的效果。首先是长句或长短语的运用，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得更为丰富。比如，对于“传统”的表述，作者用了一个长长的偏正短语“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不仅把民族精神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去审视，而且在内涵上揭示出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的实质和作用。内容丰富，判断严谨。再如，在论述文化传统也会因受外部影响而变化的观点时运用一个并列带顶针的长复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以叠加与渐进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流变过程表达得十分到位。其次，许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的使用，使文章所要阐述的理由，从不同的侧面与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势不可挡，产生气势恢宏的论证力量。请看：“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一气呵成，将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走向与结局罗列得一清二楚。再看：“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近义动词所构成的排比句，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从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等维度充分论证了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这样的气势，非一般散句能达到。

议论，有时需要严肃的面孔，有时也需要轻松幽默的表情，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用他的论证方式告诉我们：严谨与形象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写作借鉴

关系型议论文的观点与表述

如何将一组相关概念的关系弄清楚？如何辩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让自己的论证无懈可击？《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标题、观点借鉴。关系型议论文的标题可以直接用两个概念来命名：“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财富与包袱”“感情亲疏与认知正误”“捧与挖”“平凡与平庸”“得与失”“逆境与顺境”“自信？自满？自负”。也可以用陈述的方式表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标题中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名师出高徒”“先成人，后成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继承中创新”。虽然标题的呈现方式不同，但写作之前必须弄清楚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求同存异，或寻找本质联系，或采取区别对待。而在区别概念表达观点的过程中，一种很重要的论证方法就是在比较中作对比论证。

表面化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一）读者和作者自身的面子需求

调查结果表明，在中英文摘要中，无生命的、非人称的抽象主体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人称作者自称语。人们一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学术语篇科学、客观、严谨的共性。我们认为，读者和作者自身的面子需求也是引起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用表明较高参与度和主观介入程度的第一、第三人称自称语表明作者身份，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时，会威胁读者或作者自己的面子。根据Brown　＆Levinson的面子理论［1－2］，在许多文化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会对面子威胁行为大小产生影响：“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的权势差异；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的强加级别。”［3］Myers指出，在科学论文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与个人相比，整个群体的权威、权势较大［4］4。在学术语篇中，作者会试图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强加，会威胁读者的消极面子［4］5－18。与表明作者较高参与度和主观介入程度的第一、第三人称自称语相比，非人称的抽象主体，如“本文／本研究”能隐藏作者身份，将作者的观点客观地呈现出来，避免作者和读者的直接冲突，减轻强加程度，从而减轻对读者的消极面子的威胁。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可能会否定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会威胁到他们的面子。借助非人称的抽象主体，作者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客观地呈现出来，避免读者的驳斥，使观点容易得到认可，从而维护自己的积极面子。

（二）国内学术界相对陈旧、片面的观点

根据调查结果，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在国外英文摘要中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国内中文摘要，这反映英美作者对论文的高参与度和高主观介入程度。英美作者用第一人称代词表明作者身份，表明立场、态度，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责任［5］222。与英美作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作者很少用第一人称自称语，较多地借助第三人称自称语和非人称的抽象主体来间接地表明作者身份，隐藏自己的声音，以突出研究的客观性。这与指导国内摘要写作的旧规定有直接关联。国家《摘要编写规则》明确禁止作者在摘要中用第一人称，要求作者使用第三人称客观地对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叙述。许多写作规范、专业书刊也明确提出类似要求。这些陈旧规定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源是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语篇陈旧、片面的认识。关于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代词能否使用，国外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学术语篇中，应该不用或少用表示作者参与和主观介入的第一人称代词“I”和“we”，以增强语篇的客观性和说服力［5］208；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应该借助第一人称代词“I”和“we”表明作者身份和立场，强调个人学术贡献和权威性，因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不会对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产生影响［5］209。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却几乎一边倒：学术语篇中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含有主观性的第一人称代词，以客观展示研究成果，展现学术语篇的科学性、客观性、严谨性。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识到，学术语篇不仅是对研究成果的客观展示，更是对研究成果的推介，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有助于作者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5］223－224。然而，这种变化在国内学术界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摘要写作规范仍然明确禁止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大多数国内作者严格遵守摘要写作规定。修辞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论文摘要写作观点的陈旧性、片面性。修辞学关注在特定的场合下如何有效地使用语言。影响修辞选择的有四个因素：场合、题材、目的、对象（受众）。“根据传统修辞学，受众被作家控制，受众只是作家思想的被动接受者。”［6］31新修辞学认为，受众意识会对作者的修辞组织和风格选择产生影响，作者－信息－受众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会影响作者的语言选择。Mathes　＆Ste－venson认为，受众包含水平受众、垂直受众和外部受众。“水平受众指同一个办公室的或项目组或相邻组的人；垂直受众指距离较远但仍在同一组织的人；外部受众指组织外的人。”［6］32语言学论文的受众范围较广，比如，语言研究者（水平受众）、语言教师（垂直受众）、语言学习者（外部受众、非专业者），语言学又属于人文学科，因此，语言学学术语篇比较大众化、人文化、主观化。根据Hyland的调查数据，人文科学（软科学）论文中，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的频率是3．36次／千词，理工科学（硬科学）论文中，第一人称作者自称语的频率是1．19次／千词，明显低于人文科学论文［5］212。从题材角度来说，学术语篇是辩论语篇，辩论是双向的，需要辩论双方的参与和主观介入。因此，在学术语篇中，尤其是语言学学术语篇中，作者在较多使用非人称的抽象主体来客观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需要适当使用含有主观性的第一人称自称语，以顺应修辞需要并推介研究成果。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

在中、英文摘要中，第一、第三人称作者自称语的出现频率有明显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群体身份高于个体身份，群体需求高于个体需求［7］。受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中庸之道的影响，国内作者一般比较谦虚、谨慎，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不习惯于出头、冒尖。这种影响在学术方面表现为，国内作者不习惯于突出作者身份，不习惯于强调自己在学术方面的个人贡献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能够表明作者身份和立场，强调作者的权威、学术贡献和相应的学术责任。因此，在中文摘要中，国内作者几乎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张曼对中外语言学论文英文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国内英文摘要中，实指作者（两位或多位）的“we”出现的频率（0．217次／千词）远远低于国外英文摘要中相对应的“we”的频率（1．969次／千词）［8］。因为第三人称作者自称语能够相对间接、隐蔽地表露作者身份，所以在论文摘要中，国内作者使用第三人称自称语的频率高于英美作者。在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个体主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和个体价值［7］。因此，英美作者敢于较多地用第一人称自称语“I”和“we”，从而突出作者身份，展示信心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并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