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摘 要：隋代《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有“证治之津梁”的美誉。后世对《病源》一书研究成果极多，现汇集各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分类探索不同研究思路及成果结论。目前研究，或为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或结合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或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研究。但以《诸病源候论》一书结合晋唐时期方书的研究尚未深入，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诸病源候论》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诸病源候论；文献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R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0-04

The Actualities and Futur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in Zhubing Yuanhou Lun

YAO Jie-min，advisor: YAN Shi-yun

（Basis Medical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Zhubing Yuanhou Lun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specialist literature in cause of disease and pathogenesis, which named as "backbone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the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TCM. Aftertime，there have be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book, such abund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brought up, which impossibly sumed up in one single treatise. Thus, the methods of different researches were gathered and categori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and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a new visual angle for research in Zhubing Yuanhou Lun was provided.

Key words:Zhubing Yuanhou Lun；literature research；thought and method；summary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医史文献重点（培育）学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项目；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项目（S30301）；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0YS63）；上海市严世芸名医工作室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名师研究室项目

作者简介：姚洁敏（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晋唐医学理论的实践运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全书50卷，分为71门，载述1739候，由于临床分科门类齐全，病因证候论述详尽，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大型医籍如《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普济方》以及《医心方》中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大多本于《病源》。这些医籍对《病源》的大量引用，进一步深化了《病源》一书对于临床的影响，使得诸多学者纷纷研究此书，形成研究《病源》的诸多成果。现将研究《病源》一书的不同思路与方法归类分析如下。

1 对《病源》本书的研究

1.1 对著者的考证

即考证著者，考察著者生平及背景环境的研究。此类研究方法源远流长，《四库全书提要》就曾对本书著者进行考证，日本丹波元胤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1］。孙溥泉［2］等对较为公认的本书作者巢元方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认为巢氏医术十分高明，尤其精通病因病理，对于病源的探讨和疾病的证候了解得非常细致，并通过《开河记》中的记载和隋炀帝敕令其治愈麻叔谋风湿病病案来加以说明。

1.2 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1.2.1 版本流传考证 多位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分析本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乔文彪等［3］对本书目前已知的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宋白杨［4］对《病源》的版本流传情况和各种版本之互相关系，以“一源二流”概括之：一源指北宋刊本;二流是南宋坊刻本和元刻本两个流传系统。乔、宋分别以“详”和“要”的方式对版本流传作了论述。

1.2.2 语词研究 点校注释 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既有语词研究［5-6］等语词层面的探讨，也有点校、注释等段落篇章层面的研究。近年点校专著有日本原孝市等的编集本（1981年）［6］，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本（1997年）［7］和刘晓峰点校本（2006年）［8］；注释著作有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1980年）［9］和丁光迪主编的《诸病源候论校注》（1992年）［10］。这些研究成果，或致力本书原貌，或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理解，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深蕴的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

1.2.3 辑佚、辑要 如宋白杨［11］曾对《外台秘要》中的《病源》条文进行辑佚，统计出《外台秘要》中共引用《病源》370候，并从《外台》中辑出3条不见于《病源》的病候以及10条篇幅较长的佚文。

以上主要是从版本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注重“信”、“达”，或为研究者提供更可信的材料，或为方便后人正确理解原著者的意图，相对较少涉及医学学术思想。但这些研究力求忠实于原著原貌，对深入探索《病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1.3 挖掘学术思想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病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挖掘和讨论。其中，有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部分内容进行研究，也有用不同方法对相同原文进行研究。其种类繁多，众妙纷呈，不一而足，经过归纳，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3.1 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专病专科研究 《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研讨最广的方向是临床方向。此类研究数量庞大，涉及面宽广，诸多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专病专科角度，结合《病源》论述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涉及内科、外科［12］、妇科［13］、男科［14］、儿科［15］、精神科［16］、骨伤科［17］、五官科［18］、急症［19］等专科。

这些研究有的从学科角度归类研究总结。例如郭振球［13］全面论述了本书在妇科学上的成就，对妇人杂病经水诸候、将产难产产后病诸候、带下漏下崩中诸候、妊娠无子诸候等证候的病因病机做了归纳整理和比较研究，认为如此可从整体上把握妇科病病因病机过程，便于临床鉴别诊断。曹烨民等［12］探讨了隋代外科学水平，认为当时外科重视寒邪发病病因，独倡“虫感”学说，并已认识到发病与否与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科诊断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系统化的分类，这些分类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亦较为合理，说明了隋代外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更多的研究从单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角度入手，较为细致地整理了书中对于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进行的专病研究有虚劳［20］、肺胀［21］、血证［22］、消渴［23］、外感热病［24、25］、痰饮［26］、中风［27］、痹病［28］、黄疸［29］、麻风［30］、毒病［31］、小便病［32］、不孕［33］、鼻病［18］等，对肿瘤［34］、血吸虫病［35］、神志病［36］、乃至新兴的睡眠医学［37］也有了研究论述。如舒鸿飞、潘桂娟等对痰饮病［26-27］的论述，不仅注意到《病源》首创“痰、饮”分论，首次构建了痰病的理论框架，还列举了痰病的复杂临床表现，归纳出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徐肇生等更认为《病源》实为痰病学说的奠基之作［38］。

对于外感热病，王秀莲［24］认为《病源》在病因上将温病、疫疠病、热病、时气病、伤寒病一一分列，提出“其冬夏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实已创立了“乖戾之气”的概念，而《病源》一书阐述温病病机的关键是“热结阴伤”。程磐基等［25］认为本书首创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外感热病常见的四大病证, 并详细探讨了对于四大病证病因病机认识的渊源。王氏论病机，高度概括令人一见知其关键；程氏论病机，详细周到令人益能明其源流。

本类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研究过程中注意关注首创性，立足于临床实用，为临床认识专科专病提供思路。此种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研究所得不仅与医籍有关，还与研究者当时的临床经历、临证经验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此指导临证，规范证治；还可以进而得启发创新，发展理论与治疗。

1.3.2 与基础学科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 从中医基础理论角度：李翠娟等从中医体质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病源》的贡献，认为《病源》已经非常重视体质与发病及治疗的关系［39］。而郭丽娃等对《病源》饮食致病说在中医病因学上的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40］。

从中医生理病理角度：王旭东［41］将《病源》对膀胱、心包生理的论述归纳总结，认为可以补充《内经》在此方面论述过少之不足。魏守健［42］认为《病源》不仅详尽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候与病源,还对五脏生理病理既宗经旨而又多有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藏象理论。

从中医诊断学角度：杨徐杭等［43］详细讨论了书中的五脏病诊断思想，通过对五脏病机理和证候分类的分析、诊察五脏病脉象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五脏病诊断观对中医诊断学的证候分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韩宇霞［44］研究论述了书中“腹诊”的情况，认为《病源》一书详细分述了腹症的部位，对腹痛、腹胀、腹水、腹块等进行了辨别，并描述了腹痛的性质、程度及放射方向；书中还对腹诊手法进行分类；对积、聚、癞、瘕等腹块的描述已注意到肿物大小、硬度、形状、压痛、活动度，虽无腹诊之名，已有腹诊之实。

此类研究将文献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部分运用了实验手段和检测技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试图将中医病因病机描述与现代医学沟通融合，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1.3.3 与外治技术及养生医学密切相关的特色研究 《病源》对方药治疗并未涉及，然对外治如外科手术、针灸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康复等方法记录翔实，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对外科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覃纯初［45］探讨了书中动脉结扎术和开放性创伤术后伤口护理的经验。李经纬［46］考察了书中缝合法的记载，发现其中使用的缝合法就是“8”字缝合法或分层连续缝合，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缝合法有惊人的相似！

《病源》中养生方导引法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丁光迪等对“养生方导引法”作有专题研究，出版《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一书，认为原著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施功”的证治体系［47］，一改从前各家导引养生法各自师承，不仅可与辨证用药证治体系相媲美，而且还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将辨证论治核心思想运用得更广泛。陶晓雁等、杨道建等分别对胃病导引法［48］和脚气病脉缓弱候的导引疗法［49］作了详细阐述。朱伟常［50］认为书中以吐纳按摩治疗虚劳乃正以“养气”、“练精”之法补虚益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虚损之渐或药石无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效用。

此类研究抓住《病源》的外治及养生特色展开研究，自成一体。养生法在两汉晋唐医学中占据了极大比例，而流传至今的相关资料却为数不多。《病源》中有关养生法的记述翔实而富有可操作性，无疑对研究早期中医养生医学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1.3.4 对全书的综合研究评价 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全书做总结概括研究，如翟叔正［30］对全书进行扼要的综述，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书中的病因、症候、养生诸内容进行探讨。另一种是进行述评，如李经纬［46］评价了《病源》在医学科技史上的贡献，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全书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 结合其他医学文献的联合研究

2.1 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某一专题的前代与/或后世的相关论述，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轨迹。

2.1.1 探讨学术理论渊源 《病源》中的病因证候多直接来源于丰富的临床观察，对于疾病的分类、病因病机认识和症候记录多为中医学术史上首创。然对于先秦两汉已有较多理论论述的部分，《病源》一书在以自身观察为主的记录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前人思想的痕迹。如程磐基等［25］讨论了本书温病热盛伤阴的病机，认为其主要来源是《素问・评热病篇》和《针灸甲乙经》；温病病邪理论方面收载了《难经・风病・风邪候》中的相关内容。而伤寒病病机的论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则渊源于王叔和。

2.1.2 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 （1）病、证命名发展研究：李其忠等［51］曾考证古今病证命名由来，发现隋唐时医籍的病证命名有其共同点。在《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共同存在一种将脏腑、官窍名称冠以“病”的命名现象。如《病源》中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及“目病诸候”、“耳病诸候”等专篇；《备急千金要方》列“七窍病”上、下两篇；《外台秘要》卷二十三亦列“耳、鼻、牙齿、唇、口、舌、喉、咽病”。这种以“脏腑病”、“官窍病”为门类著书论医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2）病因病机学的发展研究：俞慈韵等［52］通过汉代医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隋唐医籍《病源》、《千金》、《外台》，结合后世的病源研究，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历史作了概述研究。（3）临床学科及学说的发展过程研究：吴鸿洲［53］对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成就作了探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对急症治疗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继《伤寒卒病论》、《肘后救卒方》后，成书于隋代的《病源》，虽是病因病机学的专著，但对急症的记述竟已达三百多条，反映出当时急症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也为后世急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学说发展方面，如朱锦善［54］认为最早提出小儿“变蒸”的是王叔和，但其论语焉不详；至《病源》对变蒸的论述较为详尽，从此开始了对变蒸诸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拉开了学术争鸣的序幕。

2.2 横向研究

横向联合研究是指对于学术思想特征较为相似的数本著作的相关方面研究，以得出某一方面的共同特点。

2.2.1 中医辨证方法角度 邹世洁［55］等将《病源》舌象特点与《千金方》作比较探讨，并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瑞珍［56］通过对《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脏腑辨证特征来探索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时脏腑辨证方法学的十大特点。认为本阶段奠定了脏腑辨证形成的基础，为脏腑辨证的真正形成打下基石，其贡献不可磨灭。

2.2.2 疾病个性研究 李兴民［57］提出可从疾病个性研究的角度对隋唐医书进行考察研究。研究《病源》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应《千金》、《外台》等方书的治疗方剂，可对疾病个性进行研究，反映疾病发展全过程和当时侧重病源的治疗手段。然而用此种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仅在温病学领域有类似的研究［58］。

2.3 全面综合研究

亦即综合纵、横向两种研究方法，对书中学术思想作纵横交错的研究。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发展史》［59］，将《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作为研究元素，置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进行断代学术史研究。这些研究元素的某一方面，在学术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该方面的最高水平。通过描绘这些最高水平的点，积点成线，勾勒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3 讨论与展望

以上是对当前研究《病源》一书的各种文献研究方法的概述。从研究素材看，这些研究有以单本书为切入点的，有以数本书为联合研究对象。从研究角度看，有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学科角度研究；也有从中医学术角度的研究，其中又分临床角度研究和实验角度研究，但更多的是不可避免地放到当时的时代中进行学术研究。

由于《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大量临床学者从各个不同专病专科角度进行挖掘整理并密切联系临证。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完全成熟，但都是对《病源》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有益探讨。有些思路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启发，如针对隋唐时疾病个性理法方药的联合研究，可以将《病源》一书的病机理论与稍后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记录的大量方剂相联系，探索蕴涵其中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仅横向研究中的“个性疾病研究”与之有相似之处。将这些内在联系的结论，也就是隋唐理法方药使用经验，与当今中医内科学使用理法方药的经验相比较，定能发现古人遣方用药与今日之不同。如能从中重新发现目前临床已经不太常用的治法方药，将其重新运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则必可为当今之中医临床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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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摘要】 临床诊断时，西医重视辨疾病，中医重视辨证候；而辨病与辨证的结合点，实际上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大融合。中医的“证候”与“病机”二者，反映的是疾病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中医病机学形成的基础是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而藏象理论又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医要正确认识疾病，要确立证候诊断标准，要抓准病机，都离不开藏象理论的指导。文章旨在以“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为指导，以藏象学说为基础，明确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制定的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证候； 病机； 藏象；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课题旨在基于辨证论治基础上，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为切入点，建立此类疾病的系统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价体系，填补学术界在该项研究中的空白。藏象理论是中医研究疾病的前提和基础，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本文旨在探讨藏象理论对证候标准制度的意义，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证的相关概念

1.1 证（证候）的概念

1986年，在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会议上，初步对“证”的概念作了界定：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这一界定，可以说“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的概括。这一对证候概念的规范目前仍被基本认定［1］。

1.2 辨证的方法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辨证的方法有多种，计有：①传统辨证方法：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其中，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对疾病证候进行分析归纳，借以推究病机，判断病变的部位、性质、正邪盛衰情况的一种辨证方法，是临床各科的诊断基础，是辨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②辨证要素辨证：田代华［3］认为，体质、病因、病位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提出辨证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利用掌握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重点分析确定患者的体质要素、病因要素和病位要素，从而做出正确的证候诊断。③证素辨证：朱文锋［4］在建立辨证新体系中引入了证素的概念。“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认为证素是依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是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基本证素［5］包括病位与病性两大类约60项左右。辨证过程包括了证候（症状、体征等临床信息）获取、证素识别、证名判断3个环节。④证候要（因）素应证组合的辨证方法体系：证候要素［6］是与生理病理相关联、以病机学说为基础、并能由可测量和观察到的症状体征等信息集合直接表达的病机单元，同时它又是诊断学的概念。在辨证中引入证候要素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证候的维度，便于分析探讨其病机，实现辨证的目的。王永炎［7］提出以证候因素应证组合完善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研究认为，中医辨证可采用归纳病因病机、提炼证候因素，进而应证组合进行辨证。

1.3 判定病机的方法

从字面上看，病机便是“疾病的机理”，亦即疾病之所以发生、变化以及出现种种临床征象的机理。《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说明病机的概念之于疾病诊断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至少在《黄帝内经》的时代，病机已成为中医疾病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病机分析仍然是临床辨证的关键环节，也是考察医生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病机的概念具有持续性、阶段性、多变性、兼合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8］。

辨证论治为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第一个环节，其目的显然为了明确疾病的病机与发展转化，进而为治疗确立原则。辨证的对象是“证”即病机，辨证的依据是“证候”，辨证的结果是“证候诊断”［6］。

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开展的现状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史大卓谈及：“和现代西医学相比，传统中医整体宏观推测演译诊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诊断、微观诊断方面显得模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医要发展还是要走向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因此开展证候标准的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吴秀艳等［9］提出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①从病证结合入手，逐步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②以证候要素的提取为证候诊断标准体系建立的前提；③运用符合中医特点的数理方法分析临床研究结果是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的关键。李建生等［10］总结出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文献研究是证候研究的基础、临床调研是构建证候标准研究的关键环节、专家问卷调查提高证候标准的指导性、症状/体征量化是证候标准建立的关键、计算智能方法的介入，将为证候诊断研究提供技术平台。

胡金亮等［11］总结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包括：证候宏观标准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微观指标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证候的量化研究、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方法学研究。证候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基础，而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关键是方法学的合理应用。目前，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采用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采用计算智能的方法和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等。

基于目前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将以“动态演化”和“证候要素”为重点，建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将病机与病位两个层面的演化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以时空为结构单位的立体诊断标准，即以证候要素（病机和病位两个层面）及其相应症状、指标为空间内容、以时间序列为时间内容的证候诊断标准。从空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型；从时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期。

3 藏象研究与证研究的关系

3.1 “藏象”及藏象学说“藏象”的概念

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王冰解释“藏象”的“象”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类经·三卷·藏象类》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可见，“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藏象”则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是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客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判断脏腑机能变化的依据。藏象意为藏于体内的脏腑和脏腑机能反映于外的征象及脏腑的实质形象［12］。

藏象学说［13］，是研究藏象的概念内涵，各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及其与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官窍及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中医藏象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仅涵盖了中医解剖、生理、病理等多个基础医学方面的内容，还外延于中医发病、辨证、诊断、治疗等多个方面，换言之，它不仅是阐明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依据。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说到底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藏象实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实质［14］。由此可见，中医辨病、辨证施治是以藏象学为理论基础的。

3.2 藏象理论

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和形态结构的根本认识，是中医的精髓——“证”的基石［12，15］。因此，“证”研究的开展是要以藏象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藏象学说，一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据此，严世芸提出，这种“辨证论治”应该名之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能极大地提高辨证水平和临床疗效，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统一、规范、完整的目标奠定基础［16］。

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对某一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阐发各家理论，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临床研究（阐发脏腑辨证，探讨某些脏腑虚证、实证，肾实证，五脏治法，脏腑同治）和藏象实质的探讨及实验研究等几个方面开展［14］。目前，中医藏象学说以“证”的研究为主［17］，而证研究又集中在证候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可见，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确立的源头、基础是藏象学说。

4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藏象学基础

“证”是中医临证诊断疾病所特有的工具，证候诊断标准则可谓是辨证的准绳，而辨证又是基于藏象理论指导之下的，因此，证候诊断标准的确立，若在藏象学说指导下，沿着“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并以证候要素为中心环节，则结论更准确、可靠，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为例：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指神经组织非正常退变引起的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疾病。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亨廷顿病、糖尿病等引起的神经性疾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克-雅氏病（Creutzfeldt disease）和多聚谷氨酸类疾病（Polygutamine disease）等。此类疾病的发生多以肾藏象病理改变为源头，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深入研究此类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病机——肾中精气亏虚的基本特征，拟定病机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病位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肾，结合此类疾病的基本特点，确定证候要素的相应症状和其它特异性检测指标。深入观察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内容，研究不同时间阶段证候要素的类型及表现规律，系统阐释此类疾病从虚（精虚、气虚）瘀（血瘀、痰瘀）风（实风、虚风）的病机变化规律和具体内容。同时观察疾病在病位层面的传移过程，研究不同时间段疾病病位从肾到脾、肝、督脉等的病位传移规律和具体内容。本研究将遵循此研究思路，确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参考文献

1］李方玲，梁嵘.对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探讨［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4):386.

［2］邓铁涛.中医诊断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06.

［3］田代华.中医辨证要素分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 22(2): 87.

［4］朱文锋.“证素”的基本特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 11(1): 17.

［5］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24(6): 38.

［6］衷敬柏，王阶，赵宜军.辨证方法及证候要素应证组合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4):221.

［7］王永炎.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J］.中医杂志，2004， 24(10): 729.

［8］焦振廉.中医病机概念的缘起及其性质［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8，23(2):13.

［9］吴秀艳，王天芳.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N］.中国中医药报，2006-09-22（4）.

［10］李建生，余学庆，胡金亮，等.中医证候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6):4.

［11］胡金亮，李建生，余学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背景与现状［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3):77.

［12］鞠宝兆.《内经》藏象理论体系的发生学研究［D］.辽宁中医学院博士论文.2004：4.

［13］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99.

［14］王 琦.中医藏象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73.

［15］于 凌.藏象学说研究进展述评［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19(3):63.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医

中医学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和特色。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证”一直是中医药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由于受现代医学模式的影响，首先开展的是证本质的研究。但是，随着证本质研究的深入，暴 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中医证候概念的不确定、证候术语的不规范及证候诊断标准的不统一等等，使中医证本质研究的结果发生了偏差，影响了中医的学术交流和中西医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叉渗透，使得中医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了“证候规范化研究是证本质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是中医学向现代化和科学化迈进的先决条件”的观点。正如“中医证候规范”课题的负责人之一施奠邦［1］曾指出的:中医证候规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标准化，最终在科研、医疗及教学工作中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围绕“统一的标准”，学者们开展了基本证型规范、复合证型规范和病证结合证型规范等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经过规范后的一系列证候诊断标准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长期以来证型繁杂、标准不一的混乱状况依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1）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2）研究只停留在证候的静态水平上;（3）四诊资料未能实现客观化;（4）证候概念及其专业术语没有得到规范统一;（5）研究缺乏统一规划、系统设计等等。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1 病证结合及以方测证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中医认为“证”是病的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概括，它受病的基本矛盾的干扰，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证候诊断离不开具体疾病的诊断，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应采用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对疾病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证候作出正确的诊断，才能将中医的证候演变规律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由于相对于中医学病名而言，西医学病名往往诊断明确，机制比较清晰，所以应选择西医诊断明确，而中医治疗有优势，又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以病为经，以证为纬，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方”与“证”密切相关，方由证立，证随方名，方能测证，证能验方。很多有效的经方、名方是结合了中医理论精华和长期临床实践经验配伍而成，与其特定的证候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临床疗效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证候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应建立在方剂疗效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以方测证还可以对“证”进行动态的研究。所以，有课题组提出“以候为证，以象为素，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是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依据”［2］;也有学者提出“围绕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这一中医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突出中医学思维特征与现代科学设计融合的研究思路，以方剂干预治疗效果作为比较参照系统，基于中医以方测证的逆向思维的认‘证'方法，不断积累、完善，由此构建出具有坚 实临床科学基础的证候标准，应该是病证结合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但是，近10多年来，由于对“方证相对”的理解存在歧见，故有学者提出“以方测证”作为一种证候研究的方法并不可行。有的认为:每个汤方都有相对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为“汤证”，汤证（方剂辨证）不同于八纲、病因和脏腑辨证，是指以汤辨证，相符即可应用，其实质是找出汤方的适应证［4］。有的引用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话说:“合是证便用是方”，即某证只能用某方，某方只能治某证，处方用药必须与病证对应，才能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5］。这种观点后来被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们继承下来，被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方证相对”及“以方测证”不能对“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应改称为“方证相关”。还有学者认为“方证相对”应理解为“对症治疗”、“方病相对”等等。朱邦贤教授在分析上述观点后则提出，中医所讲的“方证相对”是指方剂的药物组成与配伍，与其主治病证所内寓的基本病机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或相关性［6］。应当明确的是，“方证相对”中的方证或汤证，是指某方与某一特定病证间所存在的直接对应的主治关系，这一关系是建在该方内涵的“理”（该组方所针对的基本病机）和“法”（根据基本病机所确立的治疗大法或具体治则）之上的。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方”与“证”密切相关，如朱教授所述两者是通过理与法相关联，但由于关联的程度不同，可以是多方对应于一证，也可以是一方与多证对应，其对应的程度取决于临床疗效，所以，根据临床疗效可以求得最佳对应的方证，以最佳对应的“方”来测最佳对应的“证”，这是目前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2 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原则，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前瞻性研究，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途径

早期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以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为主要途径。所以，由此而建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必然会受到医者水平、学术流派等影响，出现标准之间互不相同的现象。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是设计、衡量和评价（design， measurement， evaluation， DME）。它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的方法学，强化科研设计，排除各种偏倚和干扰因素的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以，为提高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应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原则，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则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证据，并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系统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证据相结合，对患者个体做出合理的临床医疗决策，是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信息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典范。赖世隆教授［7］评价说:“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进行临床研究最为科学的方法学。”所以，应该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建立方法和研究质量、诊断标准的诊断效能和诊断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8］。但运用EBM与DME方法时需要克服样本量大，时间周期长等困难，解决出版偏倚（发表偏倚）、伦理和资金等问题。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蛋白质组学和功能蛋白质组学随着蛋白质组的提出，蛋白质组学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产生。但目前，蛋白质组学仍无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它是研究蛋白质组或应用大规模蛋白质分离和识别技术研究蛋白质组的一门学科，是对基因组所表达的整套蛋白质的分析。现阶段，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各种蛋白质的识别和定量化，还包括确定它们的细胞内外的定位、修饰、相互反应、活性，和最终确定它们的功能。并对由此获取的数据进行数据库构建，以及不可或缺的推动这一学科进步的蛋白质组分析技术研究。由于对全部蛋白质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策略：功能蛋白质组学。它是位于对个别蛋白质的传统蛋白质研究和以全部蛋白质为研究对象的蛋白质组研究之间的层次。研究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和试验条件下基因组所表达的蛋白质。

2　中医证候的现代研究方法

“证”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的反映，“候”的原意是说明事物变化的性状，在医学范畴是指病变的临床表现。“证候”说明了中医学是通过观察病人的异常表现来把握疾病本质的。证具有整体性、定型性＼定系性、制约制、时相性，可以概括反映疾病发生的原因和病机、部位和范围；反映邪正相争的态势、病变的性质、类型和机能异常。证候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是反映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诊断概念。而证候的多态性是指在目前所认为的某一最基本的证型中包含着若干可分辨的有意义的不同病理状态网。中医的“病”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理论体系，每一个病都有各种不同的临床特征，各个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等一整套理论体系。中医的病与证是密切联系的。病统辖证，证从属于病，一病可以见数证，某一证候可以见于数病。临床上，一般先了解病人的各种临床症状，舌脉表现，判断疾病的证候，使用相应的方药进行治疗。辨病与辨证是用药的前提，没有正确的疾病诊断和辨证分型，就无法正确地进行治疗。

目前，中医证候学研究方法有：(1)多学科多层次多因素分析法。该法是借用数学模型达到辨证的计量目的。(2)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寻找证的客观指标，探讨其本质，即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3)主次症状判断法，根据中医的现证，用传统的辨证方法分析综合，通过临床实践，反复修改、完善，确定主次症状，制定辨证标准。(4)主症辨证法，主症通常是诊断该证必须依靠的特征症状或非特异性症状的特意组合，在证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而次症只起补充和参考作用，此法在辨证中将复杂的辨证条理化、简明化、系统化。

中医重视疾病某阶段机体的整体状态。传统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侧重于整体、宏观、司外揣内，通过疾病表现在外的征象推测演绎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归纳出证的概念。证候是致病因子与体质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应，这种综合反应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来揭示其物质基础并进行定量和定性对证候及辨证的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医界早年致力于探索证候的高特异性和高灵敏性的指标，试图建立证候实验诊断单个金指标，然而，由于证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异病同证，同病异证等特征，不可能用单一指标作定性、定量、定位的说明。据此，脏腑证候客观化研究采用综合指标，精选非特异指标进行特异组合，建立能反映证本质并能区别他证的定性、定量、定位综合实验指标，辅助四诊，确定证候诊断。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病理学；教学；研究性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主要指的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内容，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交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是对现成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直接的传递，而是通过相关的引导和对实践，来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对相应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助学习能力，同时也能够根据学生所学习的专业，加强对基础知识的培养。

一、病理学教学中的研究性教学方法

1.首先需要病理学的基础理论方面

要想在病理学教学中应用研究性教学，首先需要使学生能够对其中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的理解，病理学当中的一些基础理论看似比较简单，但是对之后的病理学学习有着较大的帮助，其中的一些基础知识还会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由于病理学的学习内容较为复杂，在其中各个环节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往往会使学生处于一直能够比较茫然的状态下，在这样情况下，需要教师能够在病理学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这些基础知识进行学习并理解，使学生能够灵活的利用这些基础知识来进行以后的学习，例如在对血液循环障碍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这样的病理知识看似十分简单，但是通过应用研究性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深入的对这些理论知识继续学习之后，可以结合相关的医学调查，来对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进行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能够使学生对血液循环障碍的基本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这样的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会使学生对这样的病理特征印象更加深刻。

2.结合实际病例来进行研究性教学

在对病例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病例学的教学内容较为复杂，知识靠讲解来对病例学教材进行讲解的话，讲解的内容会比较抽象，在这样情况下，会使学生不能够充分理解此病例的具体特征，另外，单纯理论堆砌会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降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进行研究性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相应的病例，来对病理学的内容进行讲解，比如在对炎症细胞的运行状态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相关的病例，通过音频等方式来对炎症细胞的运行状态和游出进行讲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使学生们对炎症细胞的分类和形态进行掌握，在学生掌握了炎症细胞的具体运行状态之后，可以借助已经掌握的信息来对炎症发生的基本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另外，通过实际案例的音频教学，可以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成形象的影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开展相应的医学实验

在病理学教学当中应用研究性教学方法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相关的病理学基础知识，开展相应的医学实验，在病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其中的教师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科研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结合病理学的教学内容和自己的科研内容，将病理知识进行实时更新，并且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使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任务当中，这样在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另外还可以使学生增加其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结合临床的病理医疗事故来进行研究性教学

病理学是医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医生都根据病理情况来对患者进行诊断，但是由于这样的情况，大对数的病理学诊断事故也是由此发生的，教师可以结合相应的病理医疗事故，来进行研究性教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响，另外，一些负面的病理可以提高学生的警觉性和综合素质，防止在以后的实际病理医疗当中出现类似的情况。

5.病理学教学中的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应用优势

在病理学教学中应用研究性教学方法，能够使课堂的主导观念发生一定的转变，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其中的病理教学更加形象，另外，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有效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性教学能够为社会培养一批综合性较强的医学人才。

二、结束语

在病理学教学中应用研究性教学方法，首先需要使学生对其中的理论知识进行掌握，然后结合实际的案例和病理医疗事故，来进行具体的教学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也能够极大的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对病理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主题词]随机对照试验；针灸学

在中国使用了数千年的针灸医学，目前已经被100多个国家所接受和应用，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医疗卫生的组成部分。至1986年在中国采用针灸治疗的疾病有1116种，查阅统计近5年发表于国内针灸杂志上的针灸临床研究疾病病种，针灸界宣称针灸有效病症超过300种，疗效显著者有100多种。

近年中医学界开始关注迅速崛起与流行的循证医学研究，因为通过循证医学研究的临床结果可以视为真实的证据而被全球临床医生承认而广泛运用，这对推广针灸医学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许多相关介绍论文陆续发表，同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注重循证医学教育，并进行了专项的针灸临床研究，部分针灸诊疗课题获得资金资助进行随机对照研究(RCT)并通过鉴定。但是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循证医学”标准，针灸疗效确认为“显著”的只有不到10种病症。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许多针灸学者开始思考，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循证医学是促进针灸医学发展还是将束缚其发展?

笔者有幸承担了一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诊疗方案研究，通过实践循证RCT研究全过程，对此产生了一些认识与看法。

1　分析目前对针灸临床研究证据的认识

针灸医学临床研究证据究竟有多可靠呢?下面是绝大部分系统评价中表明的目前针灸RCT研究中一些比较普遍的缺陷。

(1)对随机分配过程细节描述不足，分配隐藏很少被提到，且经常被错误地理解和运用；

(2)只有不到15％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了盲法，绝大多数研究未能最小程度减小操作者对结果的影响；

(3)样本量的计算很少被报道，样本量通常太小，只有很少的试验样本数大于300；

(4)研究对照组的选择不合理，有大量的试验采用的是另一种疗效未被肯定的中医或西医治疗方法作为对照组；

(5)干预措施的刺激参数通常被个人经验主观个体化，不易被扩大成一个标准的协议，重复率较低，不易临床推广；

(6)约多于一半的RCT没有报道基线的特征，或基线数据(年龄、性别等)没有被充分地罗列出来以及可能的副作用发生的不确定；

(7)只有很少的针灸疗效评价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疗效指标很少被量化报道；

(8)试验对象的脱落和患者的依从性很少被考虑和解释，针灸疗效缺乏长期的随访论证，统计分析和试验结果的解释不准确；

(9)有相当数量的试验是以短篇报道的形式发表，其中的大多数试验宣称其验证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从而暗示有较普遍的发表偏倚的存在。

正是由于针灸研究具有上述缺陷，所以针对针灸研究的普遍结论是：“目前只有很少的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针灸有效，由于方法学基础薄弱和可供检验的假设缺乏，所以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显得遥不可及。”

目前中医针灸学界领域内对此的解释是，针灸是一个与多专业应用交叉的复合型学科，现在的针灸随机对照试验忽视了针灸医学本身的一些特殊性，在不领会针灸本身特征的基础上，把一些通用的原则强加于另外一种理论体系的研究上，这种忽视其复杂性的结果使大家对针灸疗效产生错觉。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可能不是发掘针灸全部潜能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结果可能并不只贬低了作为治病手段的针刺或艾灸，而是整个针灸医学。所以，国内有学者开始质疑对循证医学评价方法学全套亦步亦趋地应用于针灸医学是否合适，提出中医针灸医学的临床知识是否可以完全依照循证医学的格式去评价和审核吗?

2　实践中的困惑与疑问

针对上述问题与争论，我们在进行课题研究与实施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注意。针灸医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其研究范围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种临床医疗行为，而并非简单的针刺体表的某一部位的一种医疗手段。一个完整的针灸医疗活动包括“理(中医的理论)、法(中医学治法)、穴(在理指导下的辨证取穴)、术(在理、穴基础上的针对性操作)”4个步骤。所以在全盘按照循证医学方法论设计临床研究及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笔者认为这可能造成了最后结论的部分研究质疑点，包括以下几点：

(1)中医认为疾病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人体正气与邪气不断交争的表现，为此提出相对应的反映疾病动态特色的临床理论――辨证论治。而目前西医的研究方法多在遵循接受单一的病理定义，将病理改变禁锢在一个相对静态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承认疾病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现在借鉴的研究方法似乎不能体现疾病动态特色，具体表现在研究中很难确定标准的治疗记录。

(2)在确定纳入研究对象并随机化分组上，牺牲了中医的整体观念。中医整体观强调“天人合一”，即患者连续的病理生理和环境因素的改变引起的病理状态的改变在研究中应该被考虑。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这些变量因素，研究就几乎不可能随机化分组，因为很少有共性的患者。纳入标准的模糊使得大多数针灸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从一开始就可能偏离中医的理论，以致在以后的疗效评判时很难说明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的针灸RCT纳入标准都采取两种模式，即“西医辨病”或(和)“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前者强调所有研究对象符合某种疾病诊断标准也就是满足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矛盾，但此种矛盾认识基于西医理论，而治疗却依据中医理论观念；后者虽既强调研究对象符合某种疾病诊断标准也就是满足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矛盾(西医)，同时也强调了疾病发生发展的现阶段主要矛盾(中医)，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认识的起点不一致，可能无法有交叉结合点，这种研究模式结论事实上并没有客观划定这种治疗方案自身的适用边界，它究竟能治哪些疾病。因此这种模式虽然强调了中西医学各自的特色，但事实上并不能提高针灸临床研究质量，进而提供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3)几乎也不可能有双盲的使用。一般来说，在一项针刺治疗过程中很难使针灸医生和患者实现双盲。事实上，针灸医生应该清楚患者真实的病情并给予相应的治疗以取得最佳疗效。如果使针灸操作者处于盲态则可能使操作者本应该知道的必要的信息来源无法得到而不能采取正确的辨证施治，这可能不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

(4)过度的标准化操作可能使针灸治疗作用失去更多。因为忽视了或者没有深入研究操作者的背景技术和个性特征，事实等于忽视了针灸治疗中的“治神”特点，这对治疗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

使许多在针灸经络腧穴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医疗行为受到影响。

通过实践，以目前的循证医学方法研究针灸临床疗效，笔者也认为由于忽视了针灸医学本身的很多特性，所以可能牺牲了针灸治疗潜能从而造成目前的争论。

3　体会与建议

尽管针灸临床试验有着其方法学上的先天局限，证明针灸有效病症证据不足，但令人困惑的是低质量的研究水平却很难掩饰住每天日常临床工作中所取得的针灸医疗成就。在很容易找到针灸医学研究的缺点以后，怎样理解针灸医学而不仅仅是批评和指责。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提高针灸临床工作者的科研知识水平得到改进，如①盲法的运用，双盲不易做到，但研究结论的第三者盲法判效及公正的第三单位的统计分析可能使结论更为公正；②研究的随机分配方法、对照组选择均可以通过与专业设计人员紧密合作得到一定改善；③在进行成功的RCT研究之前推荐先期进行观察性的研究，目的是获得可靠的关于治疗类型、病例数、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以及相关的副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而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就可以进行临床研究。

同时，笔者认为针灸医学是一门以技术特点为分类原则的多学科交叉的专科医学。由于针灸理论建立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其理论基础不能用西医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所解释，其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与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西方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在提高针灸研究者素质、完善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为使针灸领域进行更趋合理的科学研究，针灸界未来应在更好地理解针灸学特性基础上在以下方面努力开展研究，探讨符合针灸医学特点的研究方法。

(1)怎样做到真正地病证结合即在中NN论指导下对疾病各种矛盾认识的统一。事实上西医细致诊断也不以辨病为自限，例如休克是综合性的病症，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过敏性休克、心力衰竭性休克等，治则亦不相同。所以，积极探讨中医对疾病的基本矛盾认识，借鉴西医名词，装入中医内涵，以利于交流与推广，需要我们临床工作者对疾病进行努力探讨，以找到一个为某具体疾病的辨证方案指南。

(2)怎样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在RCT试验中去量化各种操作方法，尤其是针刺深度的选择及刺激量的确定。由于干预措施本身的特殊性，所以针灸随机对照试验比其他干预措施研究更困难，研究方法学上更具挑战性。事实上在临床针灸治疗中，“术”是在根据中医病证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确定的，一般原则“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内动五脏，后生大病”(《素问・刺要论》)，即是根据中医理论确定研究疾病病位是在“皮、肉、筋、脉、骨”的哪一个层次，并最终确定针刺深度及不同层次的刺激量。这种针刺深度选择，笔者认为较之目前统一规定针刺人皮多少厘米的硬性规定，更符合针灸治疗的辨证体系，更容易使中医针灸学界接受，也更体现因人制宜的中医原则。因为一个肥胖的患者与一个瘦小患者针刺同样深度最后疗效结果就可能不同。

(3)怎样评价针灸诊疗者的素质以确保所进行的是真实可靠的针灸治疗活动。针灸操作包含的不仅仅是针刺或艾灸的过程，而且还包含了患者对针灸医师的认同。笔者认为，需要尽快建立针灸住院医生与专科医生培养体系与认证体系，这将有助于推进针灸从业人员的整体内在素质，提高从业人员的针灸职业荣誉感，从而提高研究的品质。

4　结束语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7篇

辨证论治是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方法，抓住“辨证标准”这一关键环节开展研究，就有可能推动中医理论、临床疗效、证候本质研究的发展。作为中医学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症状及证候的规范化、客观化研究是带动中医药基础理论取得突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证候属于高维高阶的复杂系统，证候的高维高阶特性为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实质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等带来了困难[1]。随着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研究的兴起，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信息系统视角研究同样是系统的、复杂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在合理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种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特征提取和规律探索，可能是研究中医学临床规律的一条可行的途径[2]。

1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优势

多元统计分析是数理统计学中近2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一个分支，它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如研究多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数据结构和数据简化等。多元统计分析能综合体现出人体生命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与中医更有内在的切合性。中医药学理论中充满了数学语言和思维，如证的分类、组成和演变中饱含着多元模糊的数学思想，证候是以症状群组合的形式出现，但同时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证与症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和正态的。中医证候的客观标准由某些特定的症状、舌象、脉象等“软指标”或定性指标构成，仅凭主观经验或文献资料进行辨证标准研究难免导致“选择性偏倚”和“测量性偏倚”，而较大地影响了证候标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将数理统计引入证的研究不但可行而且是科学的。

2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作用

2.1 用于症状的分类与筛选

症状是疾病所反映的现象，它是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重要依据，主要来自传统中医运用望、闻、问、切所获得的病情资料，多为宏观的、表面的、缺乏定量和定性的可检测指标，必然具有一定的不清晰性和随机性，易受假象和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专家指出，疾病的症状表现可大致分为三类，即：第一类代表疾病本身特征的症状，第二类代表证本身特征的症状，第三类对辨证辨病皆贡献不大的症状[3]。因此，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症状中筛选出属于中医证本身的主要症状，是认清证本身特点的前提。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筛选出对证候辨证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症状，如何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某些变量(症状)对应变量(证)的不同“贡献率”来加以取舍，这对于甄别证的有意义症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筛选出一些与该证有关的症状(群)。如张氏等[4]运用因子分析、C均值聚类和模糊综合评价对确诊为肝炎后肝硬化900例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提取该病的中医证候因子，得出结论：肝炎后肝硬化症状和体征信息经多元统计分析可划分为两大类，即疾病的共性特征信息和证候病机分类的特征信息。前者反映疾病所具有的中医基本病机，后者反映疾病的不同综合病理状态。

2.2 用于证的分类及危险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出病变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疾病的证型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变化，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型反映了疾病不同阶段的不同病机，也反映了疾病的轻重及危险性。当疾病表现出不同的证型时，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如何并不十分明了，所以，分析每一证型危险程度的大小就显得十分必要。如丁氏等[5]对375例胸痹心痛患者通过二值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不同证型的危险度。结果提示，胸痹心痛的危险证型按其影响程度依次由高到低为血瘀证、痰浊证、气虚证、阴虚证、寒凝证。另有顾氏等[6]通过系统聚类的指标分割法，根据聚类结果，发现肝炎后肝硬化的单元证有阴虚、肝胃不和、湿热、血热、肝郁/肝火、脾肾阳虚等6种类型，结合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前5个单元证发生率较高。证候是基于症状、体征、舌象、脉象反映出来，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的特点，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综合分析、辨识而提取出来。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反复修正临床四诊信息调查表，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提取特征信息，可为证候分类提供依据，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候的病机。

2.3 用于辨证分型及标准研究

“辨证分型”的基本形式是将西医或中医的某一疾病分为几个不同的证候类型进行治疗。通过“辨证分型”得出的证型虽是模型，却是在对患者群和症状群高度分析总结基础上对疾病过程的模拟，是建立在“病”的基础之上。而“疾病”是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演化过程，具体表现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的相应证候，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在病的基础上的证和证型也有规律可循，可以运用数理统计如多元分析等客观化的手段来探索其规律。如刘氏等[8]对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可以分为气虚、阴虚、肝郁、冲任失调及脾虚痰湿型。李氏等[8]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焦虑症的中医症状、证型分布特征，将焦虑症的临床10余种证型简化为5种证型组合，以心脾两虚型最为多见，与临床观察实际基本符合。目前，临床上辨证分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临床经验的总结上，辨证分型不统一，证名不规范，采用临床流行病学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索疾病的辨证分型及其标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2.4 用于证候危险因素的研究

证候作为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的病理概括，影响因素常常涉及病因、病位、病程、病性、气候及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虽然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点，但其中仍有一些规律可循。如崔氏等[9]采用二元回归法对739例首发中风急性期患者的辨证分型单个和多个危险因素关系进行分析，结果高血压病、吸烟、饮酒分别为中风之肝阳暴亢、风火上扰证的危险因素，其它辨证分型与危险因素无统计学意义。另有专家认为，个体的体质是形成不同证的基础，故理清体质类型成为解答证型构成特点的钥匙，而中医体质、证候的分类、症状的组合可以通过聚类分析实现[10]。

2.5 用于证候的实质及辨证客观化研究

应用现代先进的实验方法与仪器，结合多元分析建立辨证诊断实验指标，是探究证候的实质、实现辨证客观化的必要手段。在研究证候的实质时，由临床检测到的生化、特殊检查指标或现代分子生物学指标等，可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能真实反映某疾病证型规律的主成分。如温氏等[11]运用多元分析探讨IgA肾病的病理损害、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指标与中医证型的关系，结果显示，IgA肾病的病理和临床表现与中医辨证相关联，阳虚证与水肿、阴虚证与尿血关系密切。王氏等[12]采用多元分析方法探讨血瘀证量化诊断的方法和血瘀证证候实质，通过对170例血瘀证与非血瘀证患者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内皮素、一氧化氮、纤溶酶原激活物6因素的逐步回归显示，其贡献度的顺序为内皮素>血红蛋白>纤溶酶原激活物>一氧化氮，三酰甘油及总胆固醇未能入选。对证候进行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以症状、体征以及客观指标为立足点，以临床实践为准绳，综合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并结合模糊数学评价，进行动态与定量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型的本质，实现中医证型的客观化。

2.6 用于证治规律研究

传统的辨证论治规律归纳和总结研究最大的弱点在于研究者无法通过定量方法来处理数据，往往主观加以选择、摒弃。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数据处理时掺杂的主观因素，客观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在文献资料中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通过文献整理与多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中医病证的证治规律，重新审视中医学对病机属性、证治方案的认识，以此可揭示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点。如卢氏等[13]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方药的频数和剂量两个角度探求唐、宋、金、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治疗糖尿病的方药规律，得出补虚药、清热药是治疗此病的两类主要药物这一重要结论以及方药配伍关系，提示热盛伤阴、气血两虚应是历朝代总的糖尿病证候群的分型归属。丛氏等[14]通过总结中医历史上著名医家的医案建立大型数据库，采用非条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统计筛选出肺病的常见临床证候，与某一证候正相关和负相关的病因或病理结果、症状和用药，并定量地表达了这些病因或病理结果、症状及用药对该证候的重要性。多元统计方法适用于分析散在、庞杂的中医文献资料，有助于透过复杂的数字资料发现事物内在规律，已成为临床科研设计、分析和评估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3 结语

辨证论治是中医几千年来防病治病的实践和理论沉淀，占据中医学诊疗体系的主导地位。中医药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客观化、标准化和数量化，其中数量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随着随机化实验设计和方差分析理论、方法，特别是SPSS和SAS统计软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使得辨证论治的研究方法由单纯的频数分析向多元回归、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向过渡。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辨证论治客观化、标准化和数量化的研究，为中医药科研逐步从传统的以定性描述为主的方式向定量性描述过渡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当然，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通过多元分析所得到的证型分类往往与传统中医辨证分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也提示今后如何将现代科学的多元分析方法与传统临床辨证论治经验相对接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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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崔晓琳，蔡业峰，卢 明，等.739例首发中风急性期辨证分型与危险因素关系的回顾性分析[J].中国中医急症，2005，14(10)：97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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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研究性教学 实践技能 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Advantages and Thinking of Research Teaching

in Pathology Teaching Practice

SUN Yuhong[1][2]， PU Junjie[1]， LIU Shuangping[1]， LIN Zhenhua[1]

（[1]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Yanbian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Yanji， Jilin 133002;

[2] Yanbian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Yanji， Jilin 133002）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pathological studies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solutions recommendations， etc. In short， research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 words research teaching; practical skills; innovation ability

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新世纪高校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必然是研究型学习与研究型教学。创建研究型大学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在各学科各领域开展研究型教学，使高校学生适应研究性学习方式，这对大学生的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根据本校向研究型大学迈进的要求，以及医学院基础医学中病理学课程的特点，我们认为在病理学课程教学中开展研究型教学，需要坚持下列教学理念：首先是坚持“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紧密结合，加强基础知识教授与掌握，强化医学病理学概念，激发病理学创新研究精神：第二是坚持“理论教学、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相结合，提高医学本科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第三是坚持相关课程的整合，形成系列化的基础医学完整教学体系，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第四是坚持“课内教学与课外研究”结合，课内通过教师的教学启发、引导，课外通过大学生创新性实验等方式提倡科学研究，为优秀的医学本科学生尽早进入科研课题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笔者所在的研究型学习病理学教学研三合一体创新团队，组成成员有指导教授、专业教师、博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在进行医学教育的过程中认识到，医学教育是理论基础与实践技能要求均较高，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非常重视教育体系。近年来，团队在传统的验证性实验基础上，开设综合设计性实验，基于原有的教学理念，增加新的教育思想，积极探索新的医学病理学教学新模式，并在教学改革中不断完善以提高病理学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在大学生中开展此类研究性教学，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是对任课教师科学研究和教学理念的综合和延伸，作为学生参与医学本科生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1 开展医学生研究性教学的意义

以教师与学生互动模式为主的病理学研究型教学以培养医学生的病理诊断技能、科研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全面推进医学素质教育为目的，立足医学本科生所学知识，从实际背景和科学问题出发，设立医学情境，在指导教师教育引导下，确定实际病理学问题，通过观察、实践、分析、归纳、论证等方式进行学习。病理学研究型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其开展打破了以往病理学教学中在课堂上以教师为中心、以病理学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具有根据专业所需，夯实基础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意义。

2 开展大学生病理学研究型教学的目的

病理研究性教学主要以2012级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病理学教学作为亮点。本科生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医学院对于大学生研究性教学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本院其他学科进行研究性教学的课程数目也逐渐增多。本届学生反映在研究性教学与实践中有机会积极思考、认真操作，取得良好的病理学研究成果并可以在本科阶段发表相关科研或研究文章。开展大学生病理学研究性教学的目的即是让医学本科生在此过程中掌握病理学基础知识，熟悉临床病理操作技能，了解病理学分子层面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技术手段，从而使这部分学生在的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提高综合素质，并为医学本科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新实践的学习平台。

3 开展研究性教学时应注重教学内容的学术深度

教学内容中的学术深度是指基本教学内容深层次的内涵。追求教学内容的深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于基本教学内容的理解，而且可以激发学生的钻研精神和创新精神。①

（1）从病理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挖掘基本教学内容的深度。医学病理学学课程中的一些概念、原理看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引导学生从病理学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这些内容，就有可能使学生在今后的医学学习中拓展性地灵活应用这些概念、原理去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医学实际问题。例如在总论的血液循环障碍一章中，涉及到“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分子机制”这样的病理学内容，看似是十分基础的理论，但前瞻性地在教学中引入研究性学习方法，引用最新流行病学调查，结合西方人群中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高于亚洲人群，但中国人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具有年轻化和普遍化等趋势的实际问题，这一基础病理理论就开始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了。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不仅使学生耳目一新，而且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2）从病理学实际病例分析挖掘基本教学内容的深度。 病理学与外科学，尤其是术后诊断密切相关。病理学的一些概念、机制讲授起来有时会枯燥无味，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种情况便可看出研究性学习的必要性。教师在讲解较为枯燥内容时应当注意引进相关的疾病的病理实例，授课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例如炎症细胞的形态时，研究性教学法教师首先通过炎症细胞在血液中运行、附壁、游出并向炎症发生部位趋化运动的视频引导同学掌握炎症细胞的分类和形态，分析炎症发生的基本机制。这样做就可以使得这些枯燥的概念变成了形象的影像资料，并从动态的角度使学生了解炎症的作用机制，从医学病理学实际的发病机制层面上加深了这些基本教学内容的深度。

（3）从临床上的病理医疗事故病例挖掘基本教学内容的深度。大多数病理学诊断事故导致的医疗事故都对患者造成不可逆性的损伤。这些事故的原因都包含多方面因素。手术标本部位、临床资料的完备程度、医患沟通、病理标本制作、诊断医生的知识等等密切相关。在病理学教学中引入这样的医疗事故真实案例进行病理教学，在学生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例如，在呼吸系统教学中，肺部炎性假瘤的诊断非常重要，无论从影像学还是冰冻切片病理学等方面，炎性假瘤都必须和肺癌相鉴别。临床上对于炎性假瘤诊断的病理误诊率较高，在某医院手术过程中，冰冻切片送诊时，由于病患的占位病变影像学资料及血液标志物等均倾向提示占位病变为肺癌，在病理医师根据术中冰冻切片诊断其为肺癌后，外科医生对该病患进行了肺叶切除术。但在术后病理石蜡标本的会诊中，术中冰冻切片诊断被判为误诊，该病患的疾病其实为炎性假瘤。这种术中误诊具有一定的不可规避性，主要由于冰冻切片的细胞形态会发生变化，需要病理医生具有极强的基础知识和临床经验才能准确诊断。这种负面病例研究性教育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在医德教育、人文关怀等多方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4）从学科发展历史挖掘基本教学内容的深度。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入与病理学学科发展与沿革过程的内容，适当引入教学内容相关的病理学发展史以及著名病理学科学家的故事，例如在讲解宫颈癌病理变化的时候，介绍HPV与宫颈癌的关系，并以主题报告的形式讲解HPV病毒与宫颈癌关系发现者，也是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祖尔豪森教授的生平事迹及科研成果，这样的相关内容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利于提高基本教学内容的深度。

（5）通过医学科学实验提高研究性教学的创新性和探索性。研究性教学的病理学团队教师均具有较好的科研履历，多数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并承担部级科学研究项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将病理学教学内容和自身科研内容相结合，使病理学知识常常出于最新状态，并紧密与科学前沿结合。部分对科研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参与指导教师团队科研课题的一部分，但应当避免参与项目过大、过难。研究性教学可以作为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组成部分来设立，在研究性教学中学生的科学实验计划项目要强调本科生的科学研究内容与医学病理学具有相关性，学生的实验要注意自主性、实验操作独立性、遇到科学问题时解决方法的实践性和协作性，应遵循“兴趣驱动、自主试验、重在过程”的原则。

4 实施病理学研究性教学获得的成效

4.1 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

2l世纪教育人才观和质量观的核心是培养和造就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研究性教学可以发现并顺应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以素质教育为核心，这也是培养起创新精神的重要基础。研究性教学把大学教育视为学生个性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充分重视大学生学习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偏向，以此为教学发展的前提要求。②在教学过程中，利用研究性教学的特点，增加与学生互动的机会，通过课内教授、课外沟通、实验实践及病理诊断实例，因材施教，给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的兴趣课题，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并以此熟练掌握病理学知识，提高教学效果，进而提高整体医学教育水平。

4.2 师生互动式研究性教学可以转变师生的教学理念

在病理学研究性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理念发生转变。教师从原本的照本宣科，多年不变的教学概念中转变思想，废弃了极少改动的教学课件，重新评估课堂教学对学生的意义。病理学教师不但要提高自身素质、提升人格魅力，还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综合考量。在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性教学后，教师均感觉完全改变了呆板的教学模式，大大提升教学兴趣，获得成就感;而学生也从原本的被动接受知识、应付考试等学习方法中转变思想，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乐趣和前沿知识，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师生一起探索知识，这样做无形中锻炼了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使师生关系更为紧密。

总之，大学生研究性教学是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病理学教学效果，提升团队精神，在今后的医学高等教育中应适当推广，不断完善，加快综合性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进程。

*通讯作者：林贞花

注释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病毒学 方法 分子细胞水平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相对动物学或者植物学这些传统学科，病毒学是一门始创于20世纪40年代的新兴学科。虽然在此之前，就有发现能通过细菌过滤器的烟草花叶病致病因子的科学家D.Ivanofsky，以及发现具有滤过性的口蹄疫病原的科学家Loeffler和Frosch，但是基于历史条件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或许观察到了病毒引起的自然现象，却无法对其产出真正科学的认识。

病毒学的里程碑事件应属1935年美国科学家Stanley对于烟草花叶病毒的提纯，使人们不再空泛地想象病毒的存在，而是真切地观察和接触到病毒，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后，观察手段，培养方法，以及相关的病理性研究手段的不断提升，也使得病毒学这样一门起步较晚的学科开始了飞速发展。

回顾病毒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与革新，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借鉴与学习。故了解和掌握病毒学方法技术的发展历史以及技术要求，对于学科的研究，以及技术的创新，都有诸多裨益。

1 病毒鉴定检测的相关方法技术

对于病毒最直观的认识无疑是其生物学上特征，如病毒的理化性质（如病毒粒子的形态、大小、对理化因子的耐受性、特外存活期等）以及在寄主上的反应（如寄主范围、症状表现、传播方式等）。目前，病毒生物学特征的研究鉴定方法主要分为三大类：显微成像技术（或相关针对病毒形态结构观察的技术）、免疫-血清学检测和分子生物学检测。

1.1 病毒形态结构的观察技术

众所周知，病毒颗粒的大小远小于普通细菌，所以对病毒最直观的鉴定方法就是使用电镜观察，它可以直接地看到病毒的形态结构、存在与否。自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诞生，这门技术已为病毒学在内的多种生物学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优点也十分明显，操作简便，快捷有效，所以，即使是在进入了分子研究水平的今天，电子显微镜仍然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在原始的技术基础之上加以改进也形成了一些针对特殊观察对象的电镜技术，如电镜负染技术和免疫电镜检测技术等。低温电镜技术，就是一种结合电镜技术和低温结晶观察病毒的三维结构的技术，其优点不仅在于其分辨率更高，而且对于病毒样品的损伤和失真的概率都大大减小，常用于极微量和高保真要求的病毒观察检测。

X-射线衍射技术是通过扫射病毒微晶得到的衍射图像来分析还原原始的病毒结构，但为了保证衍射图像的准确性，往往对样品的纯度和颗粒完整性要求较高，所以这种技术的使用范围相对受限。

核磁共振技术，相对于前面提到的技术，对于操作的要求更低，运用范围也更广，但是对于结构的准确性判断略低。此技术主要用于病毒短肽的分析以及蛋白小分子构象变化的研究。

1.2 免疫-血清检测方法

此类技术的原理主要根据病毒的侵染性以及其作为白的特性而设计的。运用最为广泛的还是血清学测试，即利用血清中可以和具有某种特定结构特征的病毒结合的抗体，从而进行病毒的定性定量分析。此法也广泛应用用于医学临床的诊断，操作简便，低廉有效。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也是利用特异抗体吸附病毒颗粒的原理，只是在抗体上附带了酶标记，从而使反应可以有颜色强弱的变化，利于定时定量监测病毒浓度。此法灵敏度高，且不受浓度范围或其他抑制剂的干扰，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相关的生产实践中。

免疫组化技术也是将抗体带上特殊的显色基团，使其游离时不显色，而于抗原物质结合后显色。利用这个特点，可以检测特定组织中不同区域的病毒含量已经分布特点，利于进行组织性毒理分析。

1.3 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

病毒寄生在宿主细胞内，但它又有不同于宿主细胞的特异基因组序列，特异序列的存在就说明病毒的存在，这就是分子生物学检测病毒的原理。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是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检测手段，其原理即利用DNA半保留复制的特点，以原始DNA为模板合成两条一样的双链，从而达到扩增量指数增长，DNA总量可检测的目的。另外，由于病毒的核酸有的是DNA，有的是RNA，所以常规的PCR以及反转录PCR即可针对不同的病毒基因进行检测。

实时定量PCR与传统PCR基本相同，只是在体系中加入荧光基团，反应中利用CCD实时读取荧光信号，检测。不仅减少的污染和浪费，也使定量快速而方便，可以实现多样品和高通量的反应。

核酸原位杂交的原理是利用生物素编辑的cDNA探针来杂交组织中的样本，从而确定病毒在宿主中的分布和载毒量。该技术，往往与免疫组化一起使用。

dsRNA技术是利用dsRNA在一定条件下与纤维素特异结合的性质，从来快速简便的提取检测出病毒颗粒中的dsRNA等，高效准确，在普通实验室和生产工厂中都有所应用。

2 病毒的分离与培养的相关技术方法

2.1 病毒的提纯技术

作为病毒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前提，病毒的提纯质量往往影响了后续一系列的步骤，所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病毒的生长特性、理化性质和宿主都差异颇大，提纯的方法也不尽一致。

在病毒研究初期，沉淀法最常被使用，其主要利用病毒的蛋白外壳，改变溶剂性质，从而分离病毒粒子。相对而言简便快速，但也常存在粗糙易变性的缺点。

色谱法源于化学中多组分的分离，由于生物成分的多样性，也常使用该技术。色谱法主要分为吸附法、柱层析法和电泳法，都是利用较为温和的环境，以及病毒的特异吸附或凝集等特质而设计的技术。种类繁多，应用广泛。

超速离心利用样品中不同成分拥有不同的沉降系数，在离心过程中，不同成分会在溶剂的特定位置形成区带，从而达到分离提纯的目的。此法常使用生物活性溶剂，且离心本身对病毒粒子损伤较小，故常用于理想的病毒快速分离技术。

2.2 病毒的获取

最初的植物病毒学和动物病毒学的诸多研究都是建立在活的宿主体系上的，并且至今仍在应用，如生产不能体外繁殖的病毒、研究病毒感染的病理作用、检测疫苗的安全性等。但动物宿主体系存在太多弊病，随着细胞培养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

现在，病毒的获取主要是三种途径：从宿主直接获取、感染宿主扩增病毒、直接合成，其中后两种途径使用更为广泛。

感染宿主扩增病毒即要使用到组织细胞培养，这项技术本来属于细胞学的范畴，后由于动物源性或者细菌源性的病毒研究需求，此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病毒学的研究中。如，空斑分析最初用于测定噬菌体含量，而今也逐渐普及为动物病毒的研究中去。

直接合成法则是利用动物转基因技术，将病毒的遗传信息整合进目标动物中，在动物体内完成基因的表达，蛋白的合成，以及病毒的组装等步骤。而动物转基因技术也是现今生物领域的热点内容，技术繁多，更新迅速，也为病毒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病毒的功能机制研究的相关技术方法

3.1 病毒的遗传学的研究

关于病毒遗传学的研究和细菌等微生物的遗传学研究技术相似，如PCR等。但是病毒的遗传物质除了可能是DNA还可能是RNA，而且现在对于RNA病毒的研究居多，所以针对性的技术也与细菌等微生物的遗传学研究技术有所区别。

对于RNA病毒使用最多的是反向遗传学技术，最初即使用反转录PCR得到病毒RNA的cDNA，从而完成病毒基因组的探索工作，以达到了解或有目的性改造病毒基因组实现生产应用的目的。此法对于类型多样的病毒研究提供的最为基础的遗传学数据，为疫苗开发筛选、新型病毒载体等多方面都给予有力的技术支持。

针对病毒易变异的特点，单链构想多态性检测技术（SSCP）则理想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近年来，对于多种模式生物的基因组测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着重于探索基因变异的问题，而SSCP技术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用于检测基因点突变和短序列的缺失和插入，为病毒的分子演化规律以及流行病学提供充分的证据。

基因芯片技术的概念来源于计算机芯片，即将大量寡聚核苷酸以阵列形式有序固定于载体表面，与待测样本的病毒分子杂交，然后利用化学发光或同位素等显色方法，用CCD等仪器对杂交信号进行高效检测分析。主要用于病毒基因表达谱和基因多态性等方面的研究。

3.2 病毒表达机制的研究

在病毒的表达机制研究中，主要是利用不同的检测手段，判断病毒表达的具体情况，并对于病毒表达的情况进行总结归纳，研究其时空上的机制和规律。

Northern Blots即针对病毒RNA样品的技术手段，原理与Southern Blots相似，利用探针与固相RNA杂交，再对探针分子的图像进行捕获和分析。此法特异性高，常用于分析已知基因的表达情况。

mRNA表达差异技术主要使用反转录PCR以及等量不同宿主的定量检测，来确定抗病种和感病种的差异表达基因，从而进一步确定造成品种差异的原因。

3.3 病毒蛋白质的研究

病毒蛋白决定了病毒的形态结构，常作为抗原来激发人体内的免疫反应，作用于宿主细胞信号转导途径，导致宿主细胞内信号转导发生紊乱；并且一些病毒蛋白具有酶的作用，可作为细胞毒素作用于宿主细胞。

大范围而言，病毒蛋白质研究的技术，都隶属于蛋白质组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只不过针对不同特性的蛋白，往往会选取最为有效而简便的技术方法进行研究。而由于蛋白质分子结构、化学生物特性等多方面差异很大的特点，其针对性技术也是五花八门，在此仅列举较为常用的技术，以供研究者学习参考。

经典的方法有亲和层析、抗体受体法、抗细胞受体法、抗独特型抗体法、病毒覆盖蛋白法。大多还是利用病毒蛋白和抗体蛋白或者其他蛋白或大分子物质的作用，来检测病毒蛋白的特性。虽然这些方法快速简便，但是由于方法本身较为粗糙，样品用量较大，准确性存疑等问题，现在仅在低要求情况下使用。

现代的方法则更加丰富，也分别具有各自的特点，常被运用于现在的病毒蛋白的研究。

噬菌体表面呈现技术是利用噬菌体本身表达的两种结构蛋白会暴露在噬菌体表面，故将外源基因倒入两个结构蛋白基因间，使外源序列一起表达，然后让表达产物与大量配体结合，筛选特殊结合性配体。但此法表达出来的蛋白可能与天然状态不符，所以使用较为受限。

免疫共沉淀是一种成熟蛋白作用技术，其原理为在溶液或细胞中，用一种蛋白的抗体耦合可与此蛋白特异结合的另一蛋白，从而形成一抗体两蛋白的沉淀，从而获取具有结合饵蛋白能力的未知蛋白，探索细胞中蛋白作用机制。

酵母双杂交技术是利用真核基因的特殊表达机制，通过将两个蛋白的编码序列整合在同一酵母细胞内的特殊转录激活域附近，若两种蛋白可以发生相互作用，则会激活相应的报告基因，从而报告蛋白的相互作用。此法常用于筛选病毒蛋白的特异膜蛋白受体。

除了以上列举的技术之外，还有cDNA文库技术、质谱分析技术、GST Pull-down技术、串联亲和纯化、荧光能量共转移等多种技术应用于蛋白互作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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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郭舒杨等.病毒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微生物学免疫学进 展，2011.39（1）.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0篇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　nad　mkhris　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　skran　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　nad　mkhris　gyu或mngal　nad　rlung　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　skran　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　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西藏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　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　nad　mkhris　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　tshab或rlung　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1篇

1病理学在转化医学中的作用

病理学发展必须跟上医学发展的趋势，将基础医学研究和检测手段应用于临床病理诊断中。针对肿瘤特定分子变异类型的靶向药物，如易瑞沙治疗EGFR基因突变及克唑替尼治疗ALK融合基因肺癌患者[4-5]等治疗手段的进展，也在要求临床医生不仅掌握临床诊疗知识，而且还要理解分子病理学诊断报告中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意义。由此可见病理学的“桥梁”学科的作用之大。对每一例肿瘤患者都必须根据具体特点，包括临床因素、肿瘤的分子病理学改变、甚至基因特征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期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这些临床治疗需求也对病理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理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依据形态学对疾病的诊断，而且要深入到疾病的分子水平，将基础研究中的成果通过分子病理的诊断应用于患者治疗和预后评估，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2病理学，尤其是分子病理学的发展是转化医学理念具体实践的要求

病理学从大体形态学的观察逐步深入研究到分子水平，分子病理学针对疾病的发病机理、诊断措施以及预防治疗的方法等多个方面提出科学问题，主张基础与临床密切合作，临床医师对疾病的特点和进展进行观察，提出科学问题，再由基础研究专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反馈给临床医生并提供临床实践建议，最后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向临床应用，从而提高总体医疗水平。笔者在美国著名M.D.Anderson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亲身体会到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优势；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临床医生、病理医生和基础医学的研究人员为完成一项临床课题彼此交流协作，多学科合作、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基于此模式，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能够及时高效地应用到临床诊疗过程中，在实践中检验基础研究的成果，一旦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得以验证，其成果的临床应用价值将是巨大的，最终受益的将是患者。因此从我们医学生本科阶段起就应该培养他们严谨、积极、协作的工作和学习意识。

3医学生病理学教学改革

当前医学生病理课程教学主要通过语言的描绘方式进行形态学教学，较为枯燥抽象，为了克服这一不足，我们尝试进行以下变革：

3.1病理课程数字化

在转化医学理念指导下，组织和编写以转化医学为中心的病理教材、多媒体教案和教学计划，积极组织教学研究和试点，深化和丰富转化医学的教学模式。部分高校及教学医院的相关科室已经引入数字病理系统用于课程教学，教师可以将示教切片和相关大体标本采集为数字切片和照片并存放在数字病理系统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或者在课下自由登录该系统的远程会诊模块，随时调阅和复习教学资料，极大地方便医学生的学习条件。课堂上学生还可以与教师互动，将遇到的问题实时发送给任课教师来寻求帮助，这种形式极大地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原本抽象枯燥的病理课程生动有趣地展现出来。可通过多媒体教学，实现病理教学由抽象向生动、由单纯理论学习向理论联系实践转变，逐步建立起转化医学理念的教学体系，这对于临床型的研究生教育尤为重要。

3.2组建病理转化医学交流平台

此平台可以提供传统病理学及分子病理学所涉及的常用技术方法（如聚合酶链式反应、微量组织的显微捕获及核酸或蛋白提取、荧光原位杂交方法及基因测序等），使医学生在熟悉疾病的病理形态学的同时，应用经典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深入分析这些疾病的分子水平的变化特征，对将来走向临床岗位能深入浅出地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尤为重要。通过这种平台可以培养医学生自觉地理论联系实践（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意识，一方面增加了医学生在学习病理课程时对临床知识的重视和了解，另一方面为临床医学生提供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了解基础研究技术手段及研究现状的机会，不仅可以丰富医学生的医学理论知识，也可通过实践增加感性认识，对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更深刻地理解临床医学理论知识有所帮助。

3.3转化医学交流平台的开放性

此平台接受医学生在寒暑假中的见习或实习。安排医学生参加一些相关临床基础转化实验实习，在学习传统病理形态学知识的同时，有机会学习临床病理诊断到分子病理诊断延伸所需的实验技能，了解分子病理诊断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作用等。医学生通过医学实践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病理学不仅有疾病治疗前形态学的诊断，更有分子病理诊断，使其能理解病理诊断在临床治疗中“金标准”的指导意义。在转化医学的理念指导下，我们的教学可使医学生认识到转化医学的临床应用价值。

通过病理的转化医学教学平台，可以使医学生在本科或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中自觉树立转化医学理念，使医学生意识到医学知识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医学生不仅要知道疾病的起因，而且也要掌握疾病的转归，更要使临床医生的治疗为“循证医疗”、“有的放矢”的医疗，医学教育将变为以“医院”和“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进行多层次、多途径、多学科的教学实践。

4转化医学理念要求病理教学需要新的考核模式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2篇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nadmkhris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skran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nadmkhrisgyu或mngalnadrlung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skran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新晨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nadmkhris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tshab或rlung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

⑤鉴于这些复杂情况，探寻一下对当代关于结果的研究如何进行将是有益的。一般说，结果研究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而不是从民族医学系统中的一种疾病开始。然后，利用生物医学诊断技术对疾病的生物医学诊断加以确定，最后用民族医学的方法来治疗，以决定其疗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从生物医学的疾病分类出发是否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由于生物医学对藏医学的精细变化无法驾驭，对病因方面和治疗方面差异的研究可能失去方向，而能够在疾病诊断中包容不同变异的藏医对结果的研究很可能产生可观的结果，这将加强对藏医学的认识。然而，这又需要比从一个简化的“结果”模型出发走得更远些。必须把藏医的医学理论也考虑进去，而不只是实践的问题。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3篇

研究生自身临床能力较弱。目前，我国临床研究生生源主要来自应届本科毕业生、工作1－2年的年轻医生、基层医疗单位和部队卫生所等小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这些生源由于入学招考制度偏重于理论考试成绩，不少学生缺乏扎实的临床规范化的培训。部分来源于小医疗单位的学生，由于医疗条件的局限，缺乏严格规范性临床训练的机会。少数应届本科毕业生未获得职业医师执照，入学后难以在临床得到充分的实践。因此，研究生入学前临床能力较弱成为入学后培养方式的难点之一。研究生入学后，为保证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导师需强化研究生临床培训，严格按规定轮转临床二级学科，达到卫生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中规定要求的临床工作水平，始终贯彻以临床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培养模式。培养和考核方案重科研轻临床。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是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临床医师为目标，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专业学位的培养仍然受到学术型学位教育习惯的影响，导师在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临床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重科研轻临床，科研选题重基础医学轻临床医学，忽视了对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学到的仍然是与他们的临床实践联系不紧密的理论知识，而临床专业技能得不到有效训练，无法满足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务主管部门侧重于最后答辩的通过，而对临床培养具体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部分研究生临床轮转未完全达到要求，部分学生临床技能水平无明显提高，实际上仍然是科学型学位。导师指导临床实践时间不足和方法单一。由于近年来研究生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个别导师研究生人数达5个或更多，加之临床和科研工作繁忙，研究生和导师见面频率缩减，研究生达到一对一的临床指导和交流时间相应减少。部分导师知识教育方法单一，重使用轻培养，重知识轻方法。进入课题研究后，个别导师存在“连拖带抱”和“撒手不管”的两个极端现象，未能发挥导师的有效指导。研究生初出茅庐，临床和学术相对稚嫩，需要导师的悉心知道，让他们穿越学术迷宫，少走弯路，如果导师没能认识到导师的作用核心，不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科学指导学生，不能为研究生培养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那么一个不好的结果是，研究生的知识水平不会有多大程度的提高，他们不可能真正掌握临床科学的真谛。

2导师指导的三个核心

带到临床知识的前沿。临床知识的前沿主要是指临床专业领域的热点、难点、重点以及最新进展和研究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由于随着基础医学、诊断学、影像学、药物学以及医疗技术的理论与技术的进步，各种新理论和新技术不断更新，临床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飞跃发展的阶段。如出现新的疾病禽流感、SARS等;新的诊断技术如免疫、遗传基因疾病、病因诊断、诊断技术等;新一代如CT、B超等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均显著提高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因此，只有大量阅读有关学术期刊和论文，才能掌握学术动态和某个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在这一过程中，导师不能放松自己的学习，更新知识，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融进临床的实际和课题之中，让学生第一时间感受和领悟临床前沿知识的价值和先进性。提升临床诊治水平。临床诊治水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三基”掌握情况，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二是临床思维能力，包括分析综合能力、诊断治疗、临床技能、决策能力等内容，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诊疗过程实际上是“三基”知识和临床思维能力相结合，经过反复、缜密的分析整合，最后得出诊断及治疗方案并将其用于疾病诊治的过程。临床医学是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因此，临床能力的培养离不开临床实践。导师应该全力增加研究生的临床实际操作机会，采取典型病例、疑难和危重病例讨论等方式强化他们的知识，从事临床操作时要做到“放手不放眼”，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科室轮转期间要指定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带教，要按照卫生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的要求强化“三基”培训，更新相关学科知识和临床技能知识，以达到独立处理二级学科范围内常见病、多发病的培养要求，以使他们的临床诊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提升临床科研水平。临床科研是指以病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科学研究，其目的是提高诊断水平、治疗效果，改善预后和进行疾病病因的宏观研究。临床的研究问题从哪里来?首先是从临床实践中来，再带着问题去查阅文献，分析和评估文献后才会有科研问题的产生。因此，导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发现和分析问题，对未知和难点未解问题提出思考，形成问题。问题形成后，又要进行临床科研方法的指导。随着近年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及循证医学兴起和应用，临床科研正由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变，临床科研不单是以病例报告、病例分析的方式来总结临床经验，而更多的采用随机对照试验、交叉研究设计、病例对照研究、诊断试验、医学序贯分析等方法来研究临床问题，因此，导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研究生选题、设计和方法等研究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指导，才能保证临床课题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3导师指导的有效方法

3．1病案讨论

病案讨论教学法是病案教学法的重要形式，是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病案，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所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查阅参考资料进行讨论、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并提出正确处理意见，以达到培养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讨论式教学法。临床病案讨论主要包括典型病例、疑难和危重病例讨论。病案讨论教学法的好处在于可在短期内较全面地提高研究生的临床能力，这教学法有如下的优点:①可把最新的疾病诊治指南运用到病例讨论;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急性左心衰竭的诊断和治疗，患者突然出现的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口唇发绀、大汗淋漓、心率加快、两肺广泛湿罗音及哮鸣音、心尖部奔马律等，哪些症状反映了患者疾病危重程度?左心衰竭发生肺淤血或慢性肺淤血的原因是什么?最新的认识和治疗措施有哪些?怎样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针对这此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达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对于多学科参与的全科和全院疑难和危重病例讨论，研究生要积极参与，查阅相关诊断和治疗的文献资料，踊跃发言，锻炼自己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从多学科的角度拓展临床视野和全科临床实践能力。其次，病例教学还能增加导师的知识储备，拓宽导师的知识面。因为教师在准备病例问题讨论时，必须要准确地掌握和熟悉病例中涉及的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刻苦钻研，精心准备，扩大知识面，对导师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3．2文献检索

医学文献是生命科学重要的信息载体。要了解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就必须学会查阅医学文献，这是每位生命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可很多研究生缺乏这一技能，不会应用文献检索去更新自己的临床知识，选出的临床研究课题也不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当遇到一个不熟悉的疾病，遇见不懂的临床表现或治疗方法，碰到现有知识不能解释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检索文献，通过文献可以知道现有的临床诊治现状，他人的认识、经验、成果，最新的临床诊治指南和今后的研究热点、难点和方向，通过这一工作更新了知识，提高了对疾病的认识，对于尚不能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就成为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方向。对于临床硕士专业研究生，检索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临床诊治现状和进展;②搜寻循证医学证据;③查找临床科学研究的立论依据。因此，导师要充分利用研究生在病案讨论、课题开题、撰写文献综述和论文时加强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古人曰:“授人以鱼，一食之需，授人以渔，终身受用”。对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其“会学”比“学会”更重要，通过文献检索，让他们能有效地检索生命科学文献，提高筛选、阅读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将最新的知识指导临床工作和科研将使研究生的诊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3．3循证医学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4篇

    1病理学在转化医学中的作用

    病理学发展必须跟上医学发展的趋势,将基础医学研究和检测手段应用于临床病理诊断中。针对肿瘤特定分子变异类型的靶向药物,如易瑞沙治疗EGFR基因突变及克唑替尼治疗ALK融合基因肺癌患者[4-5]等治疗手段的进展,也在要求临床医生不仅掌握临床诊疗知识,而且还要理解分子病理学诊断报告中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意义。由此可见病理学的“桥梁”学科的作用之大。对每一例肿瘤患者都必须根据具体特点,包括临床因素、肿瘤的分子病理学改变、甚至基因特征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期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这些临床治疗需求也对病理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理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依据形态学对疾病的诊断,而且要深入到疾病的分子水平,将基础研究中的成果通过分子病理的诊断应用于患者治疗和预后评估,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2病理学,尤其是分子病理学的发展是转化医学理念具体实践的要求

    病理学从大体形态学的观察逐步深入研究到分子水平,分子病理学针对疾病的发病机理、诊断措施以及预防治疗的方法等多个方面提出科学问题,主张基础与临床密切合作,临床医师对疾病的特点和进展进行观察,提出科学问题,再由基础研究专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反馈给临床医生并提供临床实践建议,最后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向临床应用,从而提高总体医疗水平。笔者在美国着名M.D.Anderson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亲身体会到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优势;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临床医生、病理医生和基础医学的研究人员为完成一项临床课题彼此交流协作,多学科合作、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基于此模式,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能够及时高效地应用到临床诊疗过程中,在实践中检验基础研究的成果,一旦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得以验证,其成果的临床应用价值将是巨大的,最终受益的将是患者。因此从我们医学生本科阶段起就应该培养他们严谨、积极、协作的工作和学习意识。

    3医学生病理学教学改革

    当前医学生病理课程教学主要通过语言的描绘方式进行形态学教学,较为枯燥抽象,为了克服这一不足,我们尝试进行以下变革:

    3.1病理课程数字化

    在转化医学理念指导下,组织和编写以转化医学为中心的病理教材、多媒体教案和教学计划,积极组织教学研究和试点,深化和丰富转化医学的教学模式。部分高校及教学医院的相关科室已经引入数字病理系统用于课程教学,教师可以将示教切片和相关大体标本采集为数字切片和照片并存放在数字病理系统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或者在课下自由登录该系统的远程会诊模块,随时调阅和复习教学资料,极大地方便医学生的学习条件。课堂上学生还可以与教师互动,将遇到的问题实时发送给任课教师来寻求帮助,这种形式极大地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原本抽象枯燥的病理课程生动有趣地展现出来。可通过多媒体教学,实现病理教学由抽象向生动、由单纯理论学习向理论联系实践转变,逐步建立起转化医学理念的教学体系,这对于临床型的研究生教育尤为重要。

    3.2组建病理转化医学交流平台

    此平台可以提供传统病理学及分子病理学所涉及的常用技术方法(如聚合酶链式反应、微量组织的显微捕获及核酸或蛋白提取、荧光原位杂交方法及基因测序等),使医学生在熟悉疾病的病理形态学的同时,应用经典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深入分析这些疾病的分子水平的变化特征,对将来走向临床岗位能深入浅出地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尤为重要。通过这种平台可以培养医学生自觉地理论联系实践(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意识,一方面增加了医学生在学习病理课程时对临床知识的重视和了解,另一方面为临床医学生提供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了解基础研究技术手段及研究现状的机会,不仅可以丰富医学生的医学理论知识,也可通过实践增加感性认识,对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更深刻地理解临床医学理论知识有所帮助。

    3.3转化医学交流平台的开放性

    此平台接受医学生在寒暑假中的见习或实习。安排医学生参加一些相关临床基础转化实验实习,在学习传统病理形态学知识的同时,有机会学习临床病理诊断到分子病理诊断延伸所需的实验技能,了解分子病理诊断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作用等。医学生通过医学实践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病理学不仅有疾病治疗前形态学的诊断,更有分子病理诊断,使其能理解病理诊断在临床治疗中“金标准”的指导意义。在转化医学的理念指导下,我们的教学可使医学生认识到转化医学的临床应用价值。

    通过病理的转化医学教学平台,可以使医学生在本科或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中自觉树立转化医学理念,使医学生意识到医学知识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医学生不仅要知道疾病的起因,而且也要掌握疾病的转归,更要使临床医生的治疗为“循证医疗”、“有的放矢”的医疗,医学教育将变为以“医院”和“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进行多层次、多途径、多学科的教学实践。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中医儿科学;特色优势;发展策略

中医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继承和发扬是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医学包括中医儿科学的大量学术积累，其中蕴藏着大量的真知灼见，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传承，因此，我们要发展中医儿科，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弘扬本学科学术精华，特别是在中医儿科临床上，充分发挥本学科有特色、优势的治法、病种，扩大学科服务范围，继而谋求加快学科学术发展的速度，这是本学科学术进步和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

1 发挥学科特色优势是面向临床的主要任务

在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儿科并存的格局下，医疗市场行业竞争激烈。中国和世界各国中医儿科的临床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单位的中医儿科迅速发展，也有一些单位的工作在萎缩。凡是工作开展好的单位，共同的经验都是发挥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因此，能否发挥好中医儿科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就成了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

关于中医儿科的特色优势病种，我们在2007年曾组织了中国城乡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院、不同职称级别、中医中西医不同专业儿科工作者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与西医相比，大多认为中医儿科(某些情况下的中西医结合)在下列病种(证)或其某个阶段具有治疗优势。(1)新生儿疾病：胎怯(早产儿和足月小样儿)、新生儿黄疸、新生儿硬肿症、新生儿腹泻、新生儿脐部疾患等。(2)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病毒性肺炎与其他类型肺炎、反复呼吸道感染等。(3)消化系统疾病：鹅口疮、口炎、胃食管返流及反流性食管炎、胃炎、消化性溃疡、厌食、小儿腹泻等。(4)营养性疾病：消化不良、营养障碍、营养性贫血等。(5)循环系统疾病：病毒性心肌炎等。(6)泌尿系统疾病：急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血尿、泌尿道感染、遗尿症等。(7)神经肌肉系统疾病：小儿癫痫、脑性瘫痪、惊厥等。(8)心理行为障碍性疾病：多发性抽搐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9)内分泌疾病：性早熟。(10)免疫、变态反应、结缔组织病：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紫癜、湿疹、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幼年类风湿病等。(11)感染性疾病：麻疹、风疹、幼儿急疹、水痘、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病毒性脑炎、百日咳、急性感染性多神经根炎等。同时，中医特色疗法，如推拿疗法、针灸疗法、中药外治疗法等，在儿科疾病治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良好的效果。

从以上中医儿科特色优势病种来看，涵盖了儿科临床常见的多数疾病。中医儿科不仅在许多儿科慢性病中具有整体调节、扶正祛邪的特色，而且在急性疾病，特别是感染性疾病治疗中有很大优势。中医儿科临床优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急性病毒感染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C)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在儿科急性感染性疾病中，细菌感染性疾病呈下降趋势，病毒感染性疾病呈上升趋势。我国近年小儿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资料表明，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90 %以上为病毒感染，急性支气管炎75 %为病毒感染，肺炎中约50 %为病毒感染。近几年造成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流感H1N1等，都属于病毒感染性疾病。已经有许多的临床研究资料证实，中医药治疗多种病毒感染性疾病较西药治疗更加有效、安全。例如：我们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小儿肺炎中医证治规律研究”经过四中心、360例、随机、盲法、对照临床研究，清肺口服液试验组痊愈显效率89.62 %，利巴韦林对照组痊愈显效率73.92 %，试验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

二是脾系疾病。脾系疾病是儿科临床发病率仅次于肺系疾病的常见疾病。脾系疾病包括消化道疾病和营养性疾病。中医药治疗消化道疾病如泄泻、积滞、厌食、功能性腹痛等，在调整消化道功能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矿物元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缺乏所致疾病，如锌缺乏症、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疳证等，不仅不少中药中含有一定量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增加了摄入量，更重要的是中药的调脾助运等作用，促进了机体对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降低了不良反应。一批行之有效的中医临床诊疗操作技术在不断扩大应用，如推拿治疗小儿泄泻、便秘、腹痛，董氏指压手法治疗婴儿吐乳症技术等，这些简便有效诊疗技术的临床推广，扩大了中医特色疗法在中国城市社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世界各国的普遍应用。

其他如中医药调补先后天治疗新生儿疾病，调整阴阳治疗小儿心理行为障碍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肾脏病，发时治标、平时治本观点在慢性复发性疾病中的应用等等，都是发扬儿科中医药治疗优势的例证。

中医儿科优势病种及特色疗法的临床应用，满足了现代社会对于儿童预防保健的需求，适应了现代临床疾病谱的变化，顺应了现代人对于医疗安全性的重视，减少了抗生素、激素等化学药物的滥用，在各国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2 加速学科学术发展是面向未来的主要任务

在历史跨入21世纪之时，我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还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医儿科学的现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与西医儿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速度相比，则显得相对滞后。我们必须加快学科学术发展速度，这才是面向未来、能够获得本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发展都需要依靠科学研究，中医儿科学的未来发展也必需依靠本学科科学研究的开展。中医儿科学科研的领域需要不断扩大、科研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才能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

建立规范是学科学术发展的基础。所谓规范，库恩《科学革命结构》说：“她包括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总体框架以及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和定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儿科学在规范化、标准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中医儿科学科需要建立的规范，必须是能符合本学科学术特点和规范化要求的各种规范。例如：切合中医药学本义的中医儿科学名词术语规范，有中医药特色的诊断辨证标准，能反映中医药优势又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疗效评价标准，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临床研究规范，利于中成药开发又符合新药研究原则的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等。这些规范的产生，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在临床研究和数理统计分析基础上形成规范，是最佳的研究方法。但是，临床研究成本高、耗时费力。近年来，在儿科规范化工作中已普遍采用了文献研究、专家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特别是基于德尔菲法的专家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能集中本学科权威专家的意见，是一种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在《儿科常见病中医诊疗指南》的研究中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今后将会在中医儿科学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作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制定并与中医药有关的国际行业标准”，我们儿科专业委员会今后在这方面将承担起与儿科有关的任务。

中医儿科学基础研究范围广泛。整体观点是中医学优势之一，要将儿童的孕育成长、保健预防、病因病机等，放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天时、地理、环境的大自然整体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内环境整体中加以认识。对中医儿科基本理论中的若干问题不要再过多地进行理论论争，要重视通过科研来认识其科学内涵，辨析正误，吸收其合理的部分用于指导临床。辨证学研究的重点是辨证客观化，即如何将通过现代检测方法获得的疾病微观信息纳入中医儿科学辨证体系，以及如何将各种诊查方法所采集到的“证象”定性定量，从而形成客观的证候诊断标准。治疗学研究的重点，一是儿科常用治法的疗效机理研究，二是儿科药物剂型改革及多种疗法研究，三是有毒中药的毒理及减毒方法研究，四是各种治法的优化组合及其适应病证研究。要研究出更多疗效可靠、应用方便，适应当今和未来社会需要的儿科疗法和药剂。

临床研究的范围目前仍将侧重那些中医药有优势、儿科临床常见的病种。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肺炎、手足口病等病毒性疾病，哮喘、过敏性紫癜、肾病综合征等免疫性疾病，腹泻、营养素缺乏症、肥胖症等脾胃病，多发性抽动症、癫痫、脑性瘫痪等神经精神疾病，高热、惊风、血症等急症，低出生体质量儿、新生儿黄疸、新生儿硬肿症等新生儿疾病等。同时，在有条件的单位，要面向世界需求，开展中医药治疗儿科现代重点疾病的研究，如儿童艾滋病、各种新型流感等，争取在其中一些疾病取得突破。临床研究的重点在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要遵循现代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和临床科研方法，进行多中心协作攻关，力争探索出一些新的证治规律，研制出一批疗效更好、副作用小而使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新药，研究提出中医药治疗的有效、安全、经济的优化治疗方案并加以推广。临床研究的内容将深化，如从笼统的一方治一病发展为辨证立方、异病同治;对难治性疾病或其中某一证型、某一严重合并症等研制有针对性的方药;研究有效方药的剂型改革;研究有效方药的主要有效成分、有效单体并形成体现辨证论治特色的“创新中药”等。

实验研究将会更多地直接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为提升中医儿科诊疗水平服务。要装备先进的仪器设备，逐步研制出儿科常见病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应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细胞、分子、基因、蛋白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揭示儿科有效中药及其他疗法的作用机理，为创新疗法、创新理论的建立奠定基础。

总之，中医儿科学科学研究的重点在临床，目的在于围绕临床疗效的提高，目标是学科创新性理论的产生，为中医儿科学事业发展，并最终实现学科现代化积累条件。

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20世纪下半叶，中医儿科多层次、多形式人才培养的格局已经形成。今后，要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动手能力，培养更多的中医儿科专业人才。首先是为数众多的临床人才拓展中医儿科服务范围，直接为各国儿童的健康事业服务。同时，必须通过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造就一批具有宽广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掌握相关现代科学知识和前沿技术、科研能力强的智能结构型人才，通过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捕捉学科学术发展热点问题的能力，经过规范、先进、严谨的科学研究，创造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承担起推进中医儿科学科发展的重任。

在学科人才比较集中的单位和地区，要组织起一批实力强大的研究团队，团结合作，才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研究方向的确定，应以儿科临床常见疾病、中医药有优势的疾病、学科基础较好为原则，逐渐形成在中医儿科学科专业划分基础上的肺系疾病研究、脾系疾病研究、心肝疾病研究、肾系疾病研究、传染病研究、新生儿疾病研究等研究团队，扩大一批重点学科、重点专科、重点研究室、重点实验室等，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产生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