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篇

四、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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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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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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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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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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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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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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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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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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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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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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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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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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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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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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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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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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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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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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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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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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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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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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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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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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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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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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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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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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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2篇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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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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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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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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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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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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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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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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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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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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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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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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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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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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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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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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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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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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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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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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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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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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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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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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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m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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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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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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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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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m“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3篇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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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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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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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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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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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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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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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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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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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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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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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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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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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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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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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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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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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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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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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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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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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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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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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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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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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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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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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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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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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EOS/MODIS；天山北坡经济带；农田；生态质量；气象评价

中图分类号 X8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9-0210-03

Abstract Using the satellite data of EOS/MODIS during 2007 to 2015（April to September）as the basic data sources，and combined with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data，by using 3S technology，farmland economic belt in north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 were studied，selecting the four indexes such as moisture index，vegetation cover index，water coverage index and disaster index.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farmland in the area was analyzed through comprehensive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During 2007 to 2015，economic belt in north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 counties（cities）of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farml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between 32.18 and 37.72，nearly nine years of farmland ecological quality of no obvious change，but the overall trend increased，indicating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improved. This study may b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EOS/MODIS；economic belt in north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farmland；ecological quality；meteorology evaluation

生态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条件[1-4]。气象因子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自然属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生态环境背景和生态环境适宜度[5-8]。

遥感技术具有宏观、多谱段、多时相等优点。近几年，遥感技术开始应用于生态质量气象评价的研究中，但以MODIS数据为数据源的生态质量气象评价的研究较少[9-12]。本文以2007―2015年4―9月的MODIS数据为主要的遥感数据源，依据《生态气象观测规范（施行）》和《生态质量气象评价规范（试行）》，选取湿润指数、水覆盖指数、植被覆盖指数以及农田（干旱）灾害指数4个指标进行提取研究，结合气象资料开展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农田生态质量气象评价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区位条件优越，是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粮食基地。因此，客观、准确地评价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农田生态环境状况有重要的意义[13]。

1 研究区概况及资料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形成于冲积扇的条带状绿洲城镇带，其东西长约300 km，南北宽约260 km，区域总面积8.8万km2，地貌上属于河流形成的冲积扇或淤积平原，地形由东南向西北略倾斜，南高北低，海拔高度在450～1 200 m之间，有大量的泉水在扇缘带溢出，也是现代主要的绿洲区。年平均气温7.4～9.1 ℃，最低气温-37.2～-33.6 ℃，最高气温32.4～38.2 ℃，年无霜期150～179 d[14]。

1.2 数据资料来源

影像数据来源于新疆地区2007―2015年4―9月的EOS/MODIS 1B数据，由于EOS/MODIS 1B数据存在几何上的畸变[15]，所以通过EOS/MODIS用户软件EOSSHOP，对MODIS数据进行几何纠正，生成等经纬度投影的局地文件LD2（Local Data Version2）。气象数据来源于同期气象观测站的平均气温、降水、气压等气象数据。

1.3 研究方法

在生态环境的遥感监测评价中，许多观测项目用作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来进行单因子或多因子综合的评价，但并无统一的评价方法。在此，农田生态质量气象评价是运用3S技术方法进行评价。按照中国气象局制定的《生态气象观测规范（施行）》和《生态质量气象评价规范（试行）》中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16-17]，计算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生态环境遥感监测评价指数：湿润指数、农田植被覆盖指数、水覆盖指数、农田（干旱）灾害指数以及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突出考虑了气候湿润状况以及环境灾害方面的影响评价。由于不同的因素对农田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采用专家打分法，评价指数选择0～1之间的数，然后乘以100为各评价指数最终的分值。各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3.1 湿润指数。湿润指数系指降水量与潜在蒸散量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K=AR/ET×R/ET（1）

式（1）中，AR/ET为湿润指数的归一化系数，R为降水量，ET为蒸散量。

1.3.2 农田植被覆盖指数。将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赋以不同的权重，得出地表覆被状态值，作为生态状态的重要表征之一。计算公式如下：

农田植被覆盖指数=Aveg×（0.6×高覆盖农田面积×生长期+0.3×中覆盖农田面积×生长期+0.1×低覆盖农田面积×生长期）/区域面积（2）

式（2）中，Aveg为植被覆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1.3.3 水覆盖指数。利用EOS/MODIS遥感资料提取天山北坡经济带内的水体，计算公式如下：

水覆盖指数=A1ak×（1.0×湖库水域面积+0.7×永久性冰雪面积+0.3×季节性积雪面积）/区域面积（3）

式（3）中：A1ak为水覆盖面积的归一化系数。

1.3.4 农田干旱灾害指数。农田干旱灾害指数是指被评价区域内农田生态系统遭受干旱灾害面积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重。干旱指数是由反演出的土壤湿度按不同的权重系数计算出来的。农田干旱灾害等级分级标准及权重见表1。

1.3.5 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根据不同属性指标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方向不同，依据以上4个分指标及其所占权重，计算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最后根据该指数进行评价，将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即优、良、中、较差和差，分级标准见表2。

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湿润指数×0.25+农田植被覆盖指数×0.30+水覆盖指数×0.2+（1-农田干旱灾害指数）×0.25（4）

2 结果与分析

2.1 湿润指数

由天山北坡经济带气象观测站的气象资料可以计算出2007―2015年的湿润指数，湿润指数值在0.252～0.457 之间变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年湿润指数值均小于1，表明每年大气降水小于植物生理过程需水量，年降水不足，不利于生态环境改善，但从这近9年湿润指数的线性趋势来看（图1），湿润指数有逐渐增大的趋势，2015年与近9年的湿润指数相比偏多20%，其中9月偏多1.1倍，8月偏多70%，6月偏多40%，7月偏少近60%，5月偏少近30%，4月接近常年。

2.2 农田植被覆盖指数

本研究利用2007―2015年4―9月的MODIS遥感数据，计算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月和年的农田植被指数。从农田植被指数月变化曲线（图2）可以看出，2007―2015年的植被指数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植被指数从4月开始逐渐增加，7月或8月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但2007年的植被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年份；从农田植被指数年变化曲线（图3）可以看出，植被指数在0.073～0.046 3之间，其中2007年的植被指数最大为0.073，2008年最小为0.046 3，从年植被指数的线性变化趋势看是逐渐减小的。2015年农田植被指数与近9年相比接近常年略偏少，其中6月、7月偏少10%～20%，4月、5月、8月和9月接近常年。

2.3 水覆盖指数

本文利用2007―2015年的EOS/MODIS遥感资料提取出天山北坡经济带内的水体面积，然后根据公式计算出水覆盖指数。从水覆盖指数年变化曲线（图4）可以看出，2007―2015年的水覆盖指数在0.019 3～0.001 4之间，其中2007年的水覆盖指数达到最大值为0.019 3，2015年的水覆盖指数达到最小为0.001 4，其余年份在这之间波动；从这9年的水覆盖的线性趋势看，水覆盖指数是逐渐减小的，不利于植被的生长。2015年水覆盖指数与近9年相比偏少70%，其中6月、9月偏少60%，8月、5月、7月和4月偏少70%～80%。

2.4 农田干旱灾害指数

灾害指数主要考虑的是区域内农田生态系统遭受干旱灾害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主要是根据反演的土壤湿度按不同的权重系数计算出来的。从2007―201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农田干旱灾害指数变化曲线（图5）可以看出，农田灾害指数是逐渐减小的，除了2010年有异常增加，说明总体干旱状况是逐渐转好的。2007―2015年的农田干旱灾害指数在0.012 7～0.038 6之间，其中2010年的干旱灾害指数最大为0.038 6，2015年的干旱灾害指数最小为0.012 7，其余年份在这之间波动，2015年的干旱灾害指数与近9年相比偏少50%，2015年的干旱灾害指数明显减小，干湿状况明显转好，其中8月偏小99%，5月偏小60%，4月和9月偏小近40%，6月干旱指数为0。

2.5 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湿润指数、农田植被覆盖指数、水覆盖指数和农田干旱灾害指数的权重，计算出天山北坡经济带2007―2015年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值介于0.322～0.379之间，都处于中等，从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年变化曲线（图6）可以看出近9年的变化不是很大，但总体趋势是逐渐增加的，2015年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与近9年相比接近常年略偏多，其中4月和9月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良，5月、6月和8月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中，7月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较差；201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与近9年同期相比：全年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指数接近常年略偏多，其中6月和8月偏多10%～20%，9月偏多近30%，5月和7月偏少近10%～20%，4月接近常年略偏少。

3 结论与讨论

（1）从各指数看，2007―2015年的湿润指数值在0.252～0.457之间变动，从近9年湿润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湿润指数有逐渐增大的趋势；水覆盖指数在0.001 4～0.019 3之间，近9年水覆盖指数是逐渐减小的，不利于植被的生长；植被指数每年4―9月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从4月开始逐渐增加，7月或8月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但2007年的植被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年份，其他年份变化不是很大，从近9年植被指数的线性变化趋势看是逐渐减小的；农田灾害指数在0.012 7～0.038 6之间，从近9年的变化可以看出农田灾害指数是逐渐减小的（除了2010年有异常增加），说明干旱状况是逐渐转好的。

（2）从总体上看，2007―201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综合指数分别在32.18～37.72之间，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均处于中等，近9年的农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总体趋势是逐渐增加的，说明生态环境是有所好转的，因此要实现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需长期监测和评价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农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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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5篇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海洋浮标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动态监测　海洋管理

中图分类号：TP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7-096-02

随着环境监测技术和管理需求的不断发展，海洋环境监测已经逐步从费时费力的现场观测往自动在线连续监测的方向发展，我国海洋环境的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也不断得到管理部门的重视和认可。与此同时，由于海洋环境水质评价自身的缺陷以及污染物的不断增加，海洋和环境管理对于环境评价也由原来的水质评价往生态系统健康等环境综合评价方向发展。因此海洋自动监测系统如何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监测中发挥作用，对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海洋多参数在线连续监测浮标现状

海洋多参数自动在线监测系统是一个以在线海水分析仪器为核心，运用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传输技术以及相关的专业分析软件所组成的监测体系，该系统具有投资经济、功能强大、数据量大、响应及时、公正客观、稳定可靠、操作简单、维护量小等特点。为了实现对调查船难以做到的海洋环境长期、定点、连续、多参数的现场实时自动观测，国内外上世纪80 年代开始将资料浮标作为海洋环境监测的一种常规手段。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海洋环境自动监测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直接毗邻经济告诉发展都市的近海港湾，针对海洋污染或生态环境的水质自动监测网络纷纷成立，据统计1992年9 月一个月内, 全世界通过ARGOS 定位和数据传输的在用的锚碇浮标就达352 个。

多参数浮标主要由仪器设备载体、能量供应系统、海水水质分析仪器、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岸站监控中心、安全防护系统、固定锚链系统等六大部分组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引入YSI等国外多参数浮标，我国部分海域开始布设多参数自动监测浮标。“九五”和“十五”期间，依托863等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我国开始自行研制海洋自动监测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无人自动监测站与生态浮标系统”等，涌现了一批海洋自动监测科技成果。近年来随着监测数据技术集成技术的发展，多个自动监测浮标/探头集成性越来越高，自动监测浮标所囊括的监测项目得到不断补充，项目包括气象、水文、水质以及生态等方面。多参数浮标已经发展成为集成了传感器、数据处理、数据通讯等多项高新技术的测量项目齐全的海洋自动观测系统。

单个多参数浮标只能监控一个较小区域的海洋环境变化。近岸海域环境复杂多变，因此单靠一个或少数几个浮标难以监控较大或整个海区的海洋环境变化，需要建立多个浮标组成的自动监测网络系统。2004年起，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在厦门湾陆续投放了5台海洋水质连续在线自动监测浮标，被成功应用于厦门同安湾赤潮短期预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自动监测系统在海洋生态灾害防治应用积累了经验。2008年起，广西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陆续在广西近岸海域投放了16台海洋生态多参数在线自动监测浮标，形成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海洋自动监测网络系统，为较为准确的监控广西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变化提供了良好平台。

自动监测系统应用中最关键的是传感器。以目前国内常用的海洋生态监测浮标系统为例，其可以监测海水的几个方面：(1)温度、盐度、pH、溶解氧、溶解氧饱和度、浊度、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和光合有效辐射等基本物理参数；(2)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正磷酸盐、硅酸盐等营养盐化学参数；(3)叶绿素和蓝绿藻含量等生物参数；(4)风速、风向、气压、气温、湿度、雨量、光照度等气象参数；(5)流速、流向、非方向波等水文动力学参数。此外国内外还在生态浮标上积极探索和应用COD、BOD、硫化物、浮游生物类群以及生物传感器等，拓展生态浮标的监测项目，为多参数自动监测系统的应用拓展提供了基础。

2 海湾生态系统健康动态监测发展概况

由于海洋水质评价方法的局限性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被重视程度提高，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近年来不断受到科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成为了海洋生态学和海洋管理的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之一。然而由于海洋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一直处在争议当中，未能达成共识。祁帆等（2007）在综述了前人观点后提出了健康海洋生态系统的概念，指在特定的自然边界范围内，可维系其正常的结构和功能的海洋生态系统。

目前，海洋生态系统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指示生物法和指标体系法两大类。相对而言，指示生物法比较简便，但容易遗漏重要信息，难以反映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指标体系法可以更综合地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其中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尤其侧重在：(1)评估海湾富营养化状况；(2)评估入海污染物；(3)赤潮等生态系统病症等方面。

许多国家以及我国相应启动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项目。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在海洋研究与管理领域中被越来越多的应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中关键指标的动态监测将会被逐渐重视和应用。如澳大利亚开展了“生态系统健康监测计划”，对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估和监测。可以遇见，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将逐渐重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并对其进行动态监测。由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系囊括很广，采用船只航次调查将会较大的费时费力和费财，从经济角度上来看操作性较难。因此，从指标体系中选择部分重要指标，采用生态浮标系统进行连续动态监测，进而指示生态系统健康的变化情况，将为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动态监测提供了一个可行方向，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3 多参数浮标在海湾生态系统健康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熵值法；TOPSIS法

[中图分类号]F205；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3-0017-04

一、引言

能源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以能源为发展基础的资源型城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以油气资源为主的东营市、大庆市，以煤炭为主的大同市、鹤岗市等。能源的富集为这些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基础，但它们也极易陷入“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些城市伴随资源的不断勘探开发，经济发展的能源依赖效应、社会就业的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开始制约其经济-环境-社会（E-E-S）复合系统的正常演化，复合系统的脆弱性逐步加剧。因此，有效评估监控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演化规律，对于实现资源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已有研究中，诸多学者对脆弱性的内涵、评价方法及其防控措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脆弱性内涵方面，通常认为脆弱性是E-E-S复合系统的固有属性[1]，外部扰动因素是诱发复合系统脆弱性激发的关键因素[2]，脆弱性是系统质量重建发生的过程，包括结构变化、行为变化（对外界的回应）以及自身发展的变化，脆弱性可分为突变型、渐变型、可逆型、单向可逆型、强加型和自然型等几种脆弱转变类型[3]；基于上述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脆弱性评价先后出现了现状评价、预测性评价两类评价方法，并涉及关联度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多种具体的分析方法[4-7]。针对一些特殊的区域，如重大水系、山体、地震多发地带等，应用各方法提出了脆弱性防控措施等[8-11]。例如， Timmerman认为，脆弱性是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而系统不利响应的质和量均受控于系统的弹性，该弹性标志能承受灾害事件并从中恢复的能力[12]；王经民等运用关联度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因子选择，对黄土高原105个水土流失重点县展开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并按脆弱性程度的大小对脆弱区进行相应的划分[13]； Kleinosky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社会脆弱性时，基于指标简化下，利用Pareto排序计算社会脆弱性，总体脆弱性为暴露于社会脆弱性相乘[14]；邓文武等在对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利用适应性开展研究后，提出了加强耕地和建设用地不适宜区域还林、合理规划耕地和建设用地等衡阳盆地土地利用对策[15]；徐小玲在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研究后，提出了完善生态保障体制、特色生态经济体系、产业生态化改造等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互动对策[16]。

已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本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敏感性指数和应对能力指数两个方面构建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性函数，更符合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激发的过程；第二，应用TOPSIS方法构建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整体脆弱性函数，更能有效地表征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演化规律。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东营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评估东营市近10年来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发展情况和变化规律，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主要措施。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方法

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表现为内外部敏感性及应对能力的共同影响，高脆弱性代表该复合系统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应对能力，据此，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子系统脆弱性函数为：

式中，i为时期数，V为E-E-S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程度；S表征子系统对内外部扰动的敏感程度；R表征系统对扰动的应对能力，包括事前的应对能力和事后的修复能力两个方面；K表征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程度，依据资源型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取相应的值（本文2001―2008年取06，2009―2010年取09）。

式（1）体现E-E-S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性程度，而子系统敏感程度、应对能力用熵值法及理想解（TOPSIS）法获得。

熵值法是一种从一组不确定事物中提取信息量，按照信息熵的大小来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TOPSIS（理想解）法，通过测度各评价目标与最优、最劣目标的距离（最优、最劣目标分别以理想解与负理想解表示），计算各目标与理想解的贴近度，并按理想解贴近度的大小进行排序，以此作为评价目标优劣的依据。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年份；j为复合系统中子系统数；C为理想解的贴近度，S+、S-为各评价目标与最优目标的接近程度；A为各目标到最优或最劣目标的距离。C取值为0～1，C值愈接近1，表示相应的评价目标越接近最优水平；反之，C值愈接近0，表示评价目标越接近最劣水平。

（二）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可比性、科学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系统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应从各子系统脆弱性分析入手，在对各子系统脆弱性分析时应从其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着手，由此，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由目标层、系统层、维度层和指标层四个层级构成，如表1所示。

三、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东营这一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搜集了其2003―2012年脆弱性相关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信息网、东营市统计年鉴等。

（二）实证分析

依据熵值法，计算得到东营市2003―2012年E-E-S复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敏感性指标及应对能力指标权重，进而获得东营市10年来各子系统的敏感程度及应对能力，见表2。不难发现，各个子系统的敏感性、应对能力指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较大，东营市经济子系统敏感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而应对能力基本呈现波浪形变动，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在油气资源的支持下，东营市经济脆弱性日趋可控；东营市社会子系统敏感性基本呈现剧烈的波动态势，而其应对能力呈现逐年提升的特征，这说明东营市在经济发展支持下，社会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统筹效果显著，东营市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日趋可控；东营市环境子系统敏感性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近10年来，敏感性指数近乎翻倍，其应对能力也呈现显著提升趋势，这充分表征了东营市油气资源生产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营市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较大的投入。

结合表2、式（1）～（4），本文测算了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复合系统脆弱性，见表3。显然，各个子系统的脆弱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8年脆弱性最高；社会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波动下降态势，2003年脆弱性最为显著，这与上文分析结论一致；而环境系统脆弱性则是经历了高-低-高-低不断变化的过程，存在较大不稳定性，而从复合系统脆弱性演化规律来看，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当前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重点应为环境子系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构建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应用熵值法和TOPSIS方法，评估东营市E-E-S复合系统各子系统及复合系统的脆弱性，分析各子系统及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变化规律。主要结论包括：（1）近10年来，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呈波动下降态势，而复合系统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的大幅下降，但是近4年来，东营市复合系统脆弱性下降趋势并不明显，需要引起关注；（2）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重点应为环境子系统脆弱性的激发，虽然其环境子系统应对能力持续提升，但环境子系统敏感性近年来上升更为显著；（3）东营市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呈现高低反复，充分说明东营市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政策存在不连贯性，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治理思路，因此，转变环境治理的思路和模式是当前东营市防控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关键所在。

基于此，本文建议东营市从以下三个方面同步采取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措施：（1）加强东营市生态环境监管，从源头上控制环境的破坏与环境污染，严格审核上马项目，有计划地减少、拒绝高污染项目在区内上马，合理布局项目地理区位。（2）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企业、个人循环经济意识，推进科技创新，制定稳定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树立典型企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3）优化修复，着力提升东营市生态环境质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导致城市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强的主体――资源型企业，应优化资源配置，并建立油田企业、政府、城市资源使用者等多方面参与的生态环境优化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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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8篇

摘要河口海岸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能量流和物质流的重要聚散地带。该区域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开发程度高，导致严重的环境变异、资源破坏，对区域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我国流域高强度开发对河口和邻近海岸带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新世纪我国的河口海岸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入海泥沙量急剧减少；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滨海湿地丧失；全球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低海岸的严重威胁。为此，开展河口海岸环境变异的研究，为解决国家目标和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无疑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关键词河口海岸人类活动环境变异资源利用巨大挑战引言河口是流域和海洋的枢纽，既是流域物质的归宿，又是海洋的开始；海岸是陆地和海洋的过渡带。河口海岸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各种过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地质的）耦合多变，演变机制复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河口海岸地带又是经济发达、人口集居之地，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增加了河口海岸地区的压力。同时，流域的高强度开发，如森林的破坏、高坝的建设、跨流域的调水、化肥的大量使用等直接影响到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加上全球变化、全球变暖问题，如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安全和生存质量构成严峻的威胁。因此，河口海岸的研究、开发和保护是当前世界沿海国家和科学家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纷纷提出了研究目标、计划和治理对策「1—3。河口海岸带汇聚各种陆地（流域）物质：淡水径流、泥沙和化学物质，在海洋动力波、流、潮及其巨大能量的作用下，改变其例边界和底边界以及区域生态环境「4。入海泥沙及化学物质的75～90％归宿于海岸带。因此，以流域为纽带的人类高强度经济活动赋予流域环境的压力最终向河口转移、汇聚，通过物质和能量通量的变化对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的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海岸线长18000km，拥有37万km2的领海和约300万km2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我国入海河流总经流量，占世界人海径流总量的3.9％；总输沙量占世界总量高达10％以上。其中，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江河的径流和输沙总量分别占全国的73％、82％左右。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占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0％左右的人口，创造全国60％左右的国民经济产值，它的发展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有极大的依赖性，也使海岸承受沉重的环境压力。与此同时，面积约300万km2（占国土的31.4%）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聚居7一8亿人口，人类生存发展对流域资源的需求之切和赋予环境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它是人类活动最频繁而强烈的区域，植被破坏、建坝筑库、截流引水、工业和民用污水排放、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等产生的环境后果势必向河口及其邻近海域传递转移。近年来，大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已出现许多引人关注的问题。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库和择日而举的南水北调工程还会进一步改变长江、黄河中下游的水沙过程及通量，所有这些会对东部沿海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也是当前我国河口海岸面临的严重挑战。1挑战之一：河流入海沙量急剧减少河口是流域物质入海的必经之地，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通道，陆地的物质流一水、沙、化学物质，通过这个通道输送海洋「5。在河口和邻近海岸陆海相互作用中，河流入海物质是海岸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算，每年由陆地进入海洋的物质约有85％是经河口搬运入海的，可见，河口在陆地物质入海中起着重要作用。陆海物质交汇、咸淡水混合、径流和潮流相互作用的河口地区，产生各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沉积过程。其中，入海泥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河流入海物质在口外的扩散，形成的冲淡水飘浮在盐水层上面，形成河口锋，泥沙在河口沉积，形成三角洲。我国主要河口与世界上其它许多河口一样都面临着入海泥沙显著减少的现象。全球入海的泥沙总量为180一240亿t/a「6，在50～80年代，我国河流每年挟带20亿t的泥沙入海，占全世界人海泥沙的10％，其中主要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占80％左右。黄河过去年输沙12亿t，素以多沙称著于世。黄河在1960年由于三门峡水库截流出现第一次断流，之后，自1972年起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黄河下游断流日趋严重（图1），1997年利津水文站就断流13次，累计226天，河口330天无水沙入海。黄河的断流导致入海泥沙锐减，近几年的黄河来沙仅相当于50年代的l／60，2000年黄河入海泥沙不到2000万t。长江年入海泥沙在70年代以前近5亿t，近30年来入海泥沙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图2），90年代比60年代减少了l／3，比80年代减少21％，到2000年入海泥沙为3.4亿t。而长江的入海径流50年代以来呈波动变化，并没有减少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河道大量采沙，使得入海推移质泥沙大量减少。中小河流存在同样的问题，渤海湾沿岸许多入海河流成了有河无尾的现象，如滦河入海泥沙在引滦工程后减少了95%「7；胶州湾80年代的入湾河流泥沙量仅相当于50年代的2～3%。浙江一些山区河流因上游大量用水，河口航道由河控型转变为潮控型，引起了航道的淤积。可见，目前主要因黄河、长江入海泥沙通量变异，近年我国河流入海沙量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河流入海物质流是一个变数，变数的原因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其中流域人类活动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泥沙的变化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恢复。中国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而近50年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8.7％增加到2000年的16.55％，这有利于水土保持。我国海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河口众多，淤泥质海岸分布广泛。近年来流域开发日益加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断增加，高坝占世界的一半，加上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实施，对河流入海沙产生明显的改变。河流入海泥沙的改变，直接引起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岸的冲淤演变。水库的建设对水起到调控作用，而对沙则起了拦截作用。目前我国大中小水库有84944座，主要集中在三大流域长江、黄河和珠江，共计占75％以上，其中长江流域就有43948座，占一半左右，黄河及华北平原9842座，占11.6％，珠江主要部分10845座，占12.8%。当务之急要考虑的问题是，即将竣工的长江三峡工程对径流的调节和泥沙的拦截；即将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分别调水130一170、130～140和120一170亿方，对长江口水沙条件的改变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我国的入海泥沙从80年代以前入海泥沙的总量近20亿t，至20世纪末降至不足10亿t，甚至可能只有5一7亿t。入海泥沙锐减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河口三角洲海岸岸滩在新的动力泥沙环境条件下发生新的冲淤演变调整，过去淤涨型河口海岸，淤涨速度减缓、转化成平衡型蚀型。黄河三角洲从过去年均造陆23km2，演变为大面积的侵蚀后退，使胜利油田受到潮淹堤坍的威胁；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滨海湿地大面积丧失和滩涂资源减少。尽管近年来长江口期间带滩地保持着较高的淤涨趋势，但水下三角洲堆积速率已明显趋缓，初步研究表明，近20年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已出现大范围的侵蚀，这一问题不容忽初。2挑战之二：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河流入海物质流除了淡水径流及其挟带的固体径流一泥沙外，还包括化学径流（污染物和营养盐）。入海化学径流因为人类活动而呈现恶化现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田大量施肥和城市工业化发展排出的大量污水。我国的农田面源污染严重，化肥施用量与年俱增，从1978年的884万t增加到1999年的4124.3万t，20年时间增加了4倍多（图3）。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十分快速，50年代我国城市化程度仅为10～12%左右。90年代中期近30％，而目前城市化程度已达36％。城市化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从而用水量也大量增加，1985年全国生活用水量仅51.9亿t，而1999年全国供水总量达467.5亿t，其中生活用水189.6亿t，生产用水236.5亿t。城市化导致了污染化，就陆地水而言，我国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约50％以上河段水质为IV类、V类或劣V类水「8。全国1997年废污水总排放量584亿t，城镇污水排放量达584亿m3/a「9。全国河流长度有70.6％受污染，根据10万km的评价河段，IV类以上47％，而1984年IV类以上21.8％。1999年长江总评价河段31106km，其中I类水质仅6.6%，Ⅱ、Ⅲ类水质39.5％和33.1％，IV类以上达20.8％。长江三角洲地区IV类及以上占82.5％，所以，长江口及杭州湾排海污水所引起的海水污染范围较严重。另外，人类快速增长的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残水区域正经历废物排放、热与辐射污染、疏浚、海岸建筑、采矿和掠夺性开发的巨大影响。 由于大量污水排放入海，使得近海海域水质恶化。沿海不少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邻近海域环境质量逐年下降，近海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海域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根据1999年全国近岸368个监测站位数据表明：我国近岸海域水质以劣IV类和Ⅱ类为主；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总体上东海污染最重；其次是渤海、南海、黄海。报道称“沿大部分滨海地区，水质劣手I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区域扩展至距岸10—30km，而江苏、上海、浙江以及辽东湾沿岸，已扩展至距岸120——200km处”。长江口营养盐入海通量和污染物排海量大幅增加，以致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成为我国沿海劣质水分布面积最大、富营养化多发的区域；长江口水质标准不到IV级。由于水质恶化，沿海赤潮频发。近年来，我国急速成为一个赤潮灾害多发的国家，自1972年起发生频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损失以10亿元计。其中东海发生频率最高，其次为黄海和渤海、南海、长江、珠江口外海域都发现了底层缺氧区。富营养化是我国近岸海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无机氮、无机磷为代表性营养盐在我国四个海区均严重超标，特别是在城市集中和工业化发展迅速的近岸海域。所有这些都表明，由河流入海物质通量变异引起的河口海岸带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严重的威胁。3挑战之三：河口与滨海湿地丧失与修复湿地是生命之水，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之一，它具有多种功能，有降减污染、改善环境的作用。它是多种野生动植物，特别是许多濒危水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场所。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湿地面积（包括滨海、河口、河流、湖泊和沼泽）大约2500万ha，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6%，其中河口和滨海湿地约为500万ha，是极为重要的两大生态系统。然而，由于对湿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近年来我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致使湿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迅速降低，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衰退的严重威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反映出：芦苇、沼泽、泻湖等滨海湿地丧失约50%，我国红树林从50年代的5万ha降为目前的1.5万ha，丧失70％以上，珊瑚礁由于人为开采、电厂温排水、海上倾废、透明度下降等，近十年来，近岸珊瑚礁80％遭不同程度破坏。海岸侵蚀、滩涂围里等使得滨海湿地面积减少。如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总面积约4500km2，其中潮上带湿地2000km2，潮间带1000km2，潮下带1500km2。80年代以来，随着黄河断流的不断加剧，下泄泥沙的锐减，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不仅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新的挑战和严重威胁，而且受海水侵蚀，大面积后退，期间带湿地范围减少。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类认识到，破坏湿地就是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湿地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专门签署了湿地保护公约。1992年我国加入了国际湿地缔约国，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湿地的研究。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73个，其中部级的18个，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湿地保护方面有下列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我国海岸地带变化情况差异甚大，有的是淤进海岸，有的是依退海岸，有的相对平衡，而淤进海岸有快有慢。对于不同的海岸动态，湿地保护应有所差别，因此湿地需要采取动态保护；其二，目前国际上十分重视海岸湿地的修复工作，改善海岸生态系具有的特殊功能和恢复生物的多样性。这种恢复工作也是因地而异，如美国河口修复组织制定2010年100万英亩修复目标「10，其中也包括种草和群众教育等工作。我国沿海省市实际上已在做了一些湿地修复工作，如长江口九段沙生态工程，大米草种植以及多种形态的生态工程。今后在修复工作方面需要加强深化研究，有效地组织实施。4挑战之四：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目前，全球性增温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已引起了世界沿海国家的高度重视。据IPCC（1995）对过去100年的海平面评估认为上升了18cm，对全球海平面变化的预测认为2050年时将上升20cm，2100年时上升49cm「11。根据近40多年的验潮资料分析，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2.0mm/a，与全球上升速率一致「12。对于局部地区来讲，海平面变化更重要的是其相对变化。相对海平面上升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全球性（绝对）海平面上升、区域地壳下沉和抽取地下水或沉积物密实等引起的地面沉降。我国沿海，尤其是几大三角洲地区，因人为原因地面沉降严重，区域性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远大于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率。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海岸侵蚀后退、沿海平原低地的淹没和沼泽化、河口和地下盐水入侵、海洋动力增强，特别是风暴潮灾加剧、海堤失效等，这将严重制约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对我国沿海平原海岸城市群密集的地带，威胁很大。世界半数以上海岸受到侵蚀，这其中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海平面上升因素的影响。从Bruun定律可知，微小的海平面上升可引起较大的岸线后退「13。海平面上升又为海水入侵提供了动力条件，海洋动力增强引起海岸侵蚀加剧「14。海平面上升，滩涂地带首当其冲，据估计「15，海平面上升0.5m，滩涂将损失24％～34％，如上升1m损失44%～56%，使低潮滩转化成潮下带。虽然我国重要的平原海岸地区有海堤的保护「16，海岸线受人工约束，海平面上升无法保持原状向陆位移，但会引起海滩的下蚀，危及海堤和海港等工程设施。同时，海平面上升不仅使沿海湿地面积减少，而且湿地受海水地下入侵而加剧盐碱化。目前海岸侵蚀的各种因素中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比重较小，但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和累积性。5结语中国的河口海岸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开发海洋的重要基地。新世纪中国的河口海岸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挑战：入海泥沙的锐减、污染物增加、湿地丧失、海平面上升等。针对这样的挑战，首先需要加强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研究为我国海岸带和流域开发重大工程决策、海岸带环境保护与管理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其次，进一步通过对策研究，决定实施办法，以法律形式决定下来作为国策，有力促进新世纪沿海经济带和流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河口海岸 人类活动 环境变异 资源利用 巨大挑战

引 言

河口是流域和海洋的枢纽，既是流域物质的归宿，又是海洋的开始；海岸是陆地和海洋的过渡带。河口海岸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各种过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地质的）耦合多变，演变机制复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河口海岸地带又是经济发达、人口

集居之地，世界 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增加了河口海岸地区的压力。同时，流域的高强度开发，如森林的破坏、高坝的建设、跨流域的调水、化肥的大量使用等直接影响到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加上全球变化、全球变暖问题，如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安全和生存质量构成严峻的威胁。因此，河口海岸的研究、开发和保护是当前世界沿海国家和科学家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纷纷提出了研究目标、计划和治理对策[1—3]。

河口海岸带汇聚各种陆地（流域）物质：淡水径流、泥沙和化学物质，在海洋动力波、流、潮及其巨大能量的作用下，改变其例边界和底边界以及区域生态环境[4]。入海泥沙及化学物质的75～90％归宿于海岸带。因此，以流域为纽带的人类高强度经济活动赋予流域环境的压力最终向河口转移、汇聚，通过物质和能量通量的变化对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的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海岸线长18000km，拥有37万km2的领海和约300万km2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据 20世纪80年代统计，我国入海河流总经流量，占世界人海径流总量的3.9％；总输沙量占世界总量高达10％以上。其中，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江河的径流和输沙总量分别占全国的73％、 82％左右。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占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0％左右的人口，创造全国60％左右的国民经济产值，它的发展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有极大的依赖性，也使海岸承受沉重的环境压力。与此同时，面积约300万km2（占国土的31.4%）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聚居7一8亿人口，人类生存发展对流域资源的需求之切和赋予环境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它是人类活动最频繁而强烈的区域，植被破坏、建坝筑库、截流引水、工业和民用污水排放、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等产生的环境后果势必向河口及其邻近海域传递转移。近年来，大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已出现许多引人关注的问题。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库和择日而举的南水北调工程还会进一步改变长江、黄河中下游的水沙过程及通量，所有这些会对东部沿海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也是当前我国河口海岸面临的严重挑战。

1 挑战之一：河流入海沙量急剧减少

河口是流域物质入海的必经之地，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通道，陆地的物质流一水、沙、化学物质，通过这个通道输送海洋[5]。在河口和邻近海岸陆海相互作用中，河流入海物质是海岸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算，每年由陆地进入海洋的物质约有85％是经河口搬运入海的，可见，河口在陆地物质入海中起着重要作用。陆海物质交汇、咸淡水混合、径流和潮流相互作用的河口地区，产生各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沉积过程。其中，入海泥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河流入海物质在口外的扩散，形成的冲淡水飘浮在盐水层上面，形成河口锋，泥沙在河口沉积，形成三角洲。

我国主要河口与世界上其它许多河口一样都面临着入海泥沙显著减少的现象。全球入海的泥沙总量为180一240亿t/a[6]，在50～80年代，我国河流每年挟带20亿 t的泥沙入海，占全世界人海泥沙的10％，其中主要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占80％左右。黄河过去年输沙12亿t，素以多沙称著于世。黄河在1960年由于三门峡水库截流出现第一次断流，之后，自1972年起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黄河下游断流日趋严重（图1），1997年利津水文站就断流13次，累计226天，河口330天无水沙入海。黄河的断流导致入海泥沙锐减，近几年的黄河来沙仅相当于50年代的l／60，2000年黄河入海泥沙不到2000万t。

长江年入海泥沙在70年代以前近5亿t，近30年来入海泥沙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图2），90年代比60年代减少了l／3，比 80年代减少21％，到2000年入海泥沙为3.4亿 t。而长江的入海径流50年代以来呈波动变化，并没有减少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河道大量采沙，使得入海推移质泥沙大量减少。中小河流存在同样的问题，渤海湾沿岸许多入海河流成了有河无尾的现象，如滦河入海泥沙在引滦工程后减少了95%[7]；胶州湾80年代的入湾河流泥沙量仅相当于50年代的2～3%。浙江一些山区河流因上游大量用水，河口航道由河控型转变为潮控型，引起了航道的淤积。可见，目前主要因黄河、长江入海泥沙通量变异，近年我国河流入海沙量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

河流入海物质流是一个变数，变数的原因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其中流域人类活动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泥沙的变化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恢复。中国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而近50年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8.7％增加到2000年的16.55％，这有利于水土保持。我国海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河口众多，淤泥质海岸分布广泛。近年来流域开发日益加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断增加，高坝占世界的一半，加上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实施，对河流入海沙产生明显的改变。河流入海泥沙的改变，直接引起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岸的冲淤演变。水库的建设对水起到调控作用，而对沙则起了拦截作用。目前我国大中小水库有84944座，主要集中在三大流域长江、黄河和珠江，共计占75％以上，其中长江流域就有43948座，占一半左右，黄河及华北平原9842座，占11.6％，珠江主要部分10845座，占12.8%。当务之急要考虑的问题是，即将竣工的长江三峡工程对径流的调节和泥沙的拦截；即将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分别调水130一170、130～140和120一170亿方，对长江口水沙条件的改变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我国的入海泥沙从80年代以前入海泥沙的总量近20亿t，至20世纪末降至不足10亿t，甚至可能只有 5一 7亿t。入海泥沙锐减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河口三角洲海岸岸滩在新的动力泥沙环境条件下发生新的冲淤演变调整，过去淤涨型河口海岸，淤涨速度减缓、转化成平衡型蚀型。黄河三角洲从过去年均造陆23km2，演变为大面积的侵蚀后退，使胜利油田受到潮淹堤坍的威胁；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滨海湿地大面积丧失和滩涂资源减少。尽管近年来长江口期间带滩地保持着较高的淤涨趋势，但水下三角洲堆积速率已明显趋缓，初步研究表明，近20年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已出现大范围的侵蚀，这一问题不容忽初。

2 挑战之二：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

河流入海物质流除了淡水径流及其挟带的固体径流一泥沙外，还包括化学径流（污染物和营养盐）。入海化学径流因为人类活动而呈现恶化现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田大量施肥和城市工业化发展排出的大量污水。我国的农田面源污染严重，化肥施用量与年俱增，从 1978年的884万t增加到1999年的4124.3万t， 20年时间增加了4倍多（图3）。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十分快速，50年代我国城市化程度仅为10～12%左右。90年代中期近 30％，而目前城市化程度已达36％。城市化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从而用水量也大量增加，1985年全国生活用水量仅51.9亿t，而1999年全国供水总量达467.5亿t，其中生活用水189.6亿t，生产用水236.5亿 t。城市化导致了污染化，就陆地水而言，我国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约50％以上河段水质为IV类、V类或劣V类水[8]。全国1997年废污水总排放量584亿t，城镇污水排放量达584亿m3/a[9]。全国河流长度有70.6％受污染，根据10万km的评价河段，IV类以上47％，而1984年IV类以上21.8％。1999年长江总评价河段31106km，其中I类水质仅6.6%，Ⅱ、Ⅲ类水质39.5％和33.1％，IV类以上达20.8％。长江三角洲地区IV类及以上占82.5％，所以，长江口及杭州湾排海污水所引起的海水污染范围较严重。另外，人类快速增长的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残水区域正经历废物排放、热与辐射污染、疏浚、海岸建筑、采矿和掠夺性开发的巨大影响。

由于大量污水排放入海，使得近海海域水质恶化。沿海不少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邻近海域环境质量逐年下降，近海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海域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根据1999年全国近岸368个监测站位数据表明：我国近岸海域水质以劣IV类和Ⅱ类为主；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总体上东海污染最重；其次是渤海、南海、黄海。报道称“沿大部分滨海地区，水质劣手I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区域扩展至距岸10—30km，而江苏、上海、浙江以及辽东湾沿岸，已扩展至距岸120——200km处”。长江口营养盐入海通量和污染物排海量大幅增加，以致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成为我国沿海劣质水分布面积最大、富营养化多发的区域；长江口水质标准不到IV级。由于水质恶化，沿海赤潮频发。近年来，我国急速成为一个赤潮灾害多发的国家，自1972年起发生频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损失以10亿元计。其中东海发生频率最高，其次为黄海和渤海、南海、长江、珠江口外海域都发现了底层缺氧区。富营养化是我国近岸海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无机氮、无机磷为代表性营养盐在我国四个海区均严重超标，特别是在城市集中和工业化发展迅速的近岸海域。所有这些都表明，由河流入海物质通量变异引起的河口海岸带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严重的威胁。

3 挑战之三：河口与滨海湿地丧失与修复

湿地是生命之水，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之一，它具有多种功能，有降减污染、改善环境的作用。它是多种野生动植物，特别是许多濒危水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场所。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湿地面积（包括滨海、河口、河流、湖泊和沼泽）大约 2500万ha，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6%，其中河口和滨海湿地约为500万ha，是极为重要的两大生态系统。

然而，由于对湿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近年来我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致使湿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迅速降低，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衰退的严重威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反映出：芦苇、沼泽、泻湖等滨海湿地丧失约50%，我国红树林从50年代的5万ha降为目前的1.5万ha，丧失70％以上，珊瑚礁由于人为开采、电厂温排水、海上倾废、透明度下降等，近十年来，近岸珊瑚礁80％遭不同程度破坏。海岸侵蚀、滩涂围里等使得滨海湿地面积减少。如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总面积约4500km2，其中潮上带湿地2000 km2，潮间带1000 km2，潮下带1500 km2。80年代以来，随着黄河断流的不断加剧，下泄泥沙的锐减，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不仅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新的挑战和严重威胁，而且受海水侵蚀，大面积后退，期间带湿地范围减少。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类认识到，破坏湿地就是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湿地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专门签署了湿地保护公约。1992年我国加入了国际湿地缔约国，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湿地的研究。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73个，其中部级的18个，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湿地保护方面有下列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我国海岸地带变化情况差异甚大，有的是淤进海岸，有的是依退海岸，有的相对平衡，而淤进海岸有快有慢。对于不同的海岸动态，湿地保护应有所差别，因此湿地需要采取动态保护；其二，目前国际上十分重视海岸湿地的修复工作，改善海岸生态系具有的特殊功能和恢复生物的多样性。这种恢复工作也是因地而异，如美国河口修复组织制定2010年100万英亩修复目标[10]，其中也包括种草和群众教育等工作。我国沿海省市实际上已在做了一些湿地修复工作，如长江口九段沙生态工程，大米草种植以及多种形态的生态工程。今后在修复工作方面需要加强深化研究，有效地组织实施。

4 挑战之四：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

目前，全球性增温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已引起了世界沿海国家的高度重视。据IPCC （1995）对过去100年的海平面评估认为上升了18cm，对全球海平面变化的预测认为2050年时将上升20cm，2100年时上升49cm[11]。根据近40多年的验潮资料分析，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2.0mm/a，与全球上升速率一致[12]。对于局部地区来讲，海平面变化更重要的是其相对变化。相对海平面上升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全球性（绝对）海平面上升、区域地壳下沉和抽取地下水或沉积物密实等引起的地面沉降。我国沿海，尤其是几大三角洲地区，因人为原因地面沉降严重，区域性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远大于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率。

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海岸侵蚀后退、沿海平原低地的淹没和沼泽化、河口和地下盐水入侵、海洋动力增强，特别是风暴潮灾加剧、海堤失效等，这将严重制约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对我国沿海平原海岸城市群密集的地带，威胁很大。世界半数以上海岸受到侵蚀，这其中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海平面上升因素的影响。从Bruun定律可知，微小的海平面上升可引起较大的岸线后退[13]。海平面上升又为海水入侵提供了动力条件，海洋动力增强引起海岸侵蚀加剧[14]。海平面上升，滩涂地带首当其冲，据估计[15]，海平面上升0.5m，滩涂将损失24％～34％，如上升1m损失44%～56%，使低潮滩转化成潮下带。虽然我国重要的平原海岸地区有海堤的保护[16]，海岸线受人工约束，海平面上升无法保持原状向陆位移，但会引起海滩的下蚀，危及海堤和海港等工程设施。同时，海平面上升不仅使沿海湿地面积减少，而且湿地受海水地下入侵而加剧盐碱化。目前海岸侵蚀的各种因素中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比重较小，但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和累积性。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0篇

近海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也最受关注的区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随着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近期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胁迫下近海生态系统的显著变化，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为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近海，生态安全，海洋生态系统评估，管理

海洋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近海资源、环境和空间已成为支撑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近海又是地球表面不同圈层的交汇区，具有生产力高、生物和生境多样性丰富等特征，但也承受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相对脆弱，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最受关注的区域[1]。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出现显著变化，造成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和功能退化，危及近海生态安全，也损害了近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及其对人类的福祉。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有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宽阔陆架海区和具有巨大输水输沙量的大河河口海域。中国政府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大力开发海岸线资源、海岛资源、港口资源、滨海湿地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浅海油气资源等，在沿海一线和近海海域建设了核电站，港口、人工岛、海上石油平台、海上风力发电站等大型海洋工程项目以及“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等各类渔业工程项目。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海岸带有限的空间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也给近海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出现了近海环境恶化、生态灾害多发、渔业资源衰退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堪忧，需要采取适宜的管理对策[2]。

1近海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近期形成的新认识，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广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在保障人类生活、健康、福祉、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狭义上的生态安全则是指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性和健康状况[3]。在我国，近20年来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受到密切关注，许多学者对生态安全概念进行了解析和发展[4,5]，并围绕生态安全理论、生态安全评估和预警方法，以及区域生态安全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近海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海生态安全的关注首先源于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深入认识[6]。近海海域拥有多样化的生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通过不同生物种类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近海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功能（如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物质循环、有机质合成和能量传递等），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Liquete等人[7]将近海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梳理为三大类14种，涵盖了食物生产、水体调控、生物材料、水质净化、大气质量调控、海岸带保护、气候与天气调节、营养物质循环、生物调控、旅游景观等诸多方面，这些服务高度依赖近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然而，近海生态系统面临陆源污染、气候变化、富营养化、过度捕捞、生境丧失、无序养殖和物种入侵等多重胁迫，而且许多影响因素的作用仍在不断加强。过去100年里，全球人口数量、工农业生产和渔业捕捞活动的快速增长对近海生态系统稳定性造成了巨大压力，其影响前所未有。以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改变为例，大量化石燃料燃烧造成了大气CO2浓度的快速上升，不仅导致海水温度上升，还加剧了海洋酸化问题，并引起了海平面上升、海流改变、水体层化加强和溶解氧浓度下降等间接效应。1980—2011年，大气中CO2含量平均每年上升1.7ppm，从2001年开始，这一速率开始上升到每年2.0ppm[8]。可以预期，大气CO2含量上升对海水温度和海洋酸化的影响短期内仍会持续加剧。出于化肥生产需求，从19世纪末至今，进入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活性氮增加了约20倍。20世纪90年代，通过化肥施用和化石燃料燃烧等过程进入环境中的氮达到1.6亿吨，远远超过陆地生物固氮量（1.1亿吨）和海洋生物固氮量（1.4亿吨）[9]。据估算，从19世纪末至今，全球活性氮入海通量增幅接近80%；到2030年，全球近海生态系统的氮通量还会再增加10%—20%。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也受到化肥施用、污水排放等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每年经由河流从陆地输入海洋中的溶解态磷约有400万—600万吨，是自然状态下的2倍[10]。过量输入的氮、磷营养物质加剧了近海富营养化问题，也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近百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许多重要生境丧失，海水温度上升，缺氧、酸化等问题开始显现。目前，全球50%的盐沼湿地、35%的红树林、30%的珊瑚礁和29%的海草床因破坏而丧失。受全球变暖影响，海水表层水温持续上升，加剧了水体层化现象，这会减弱营养物质交换，又可能导致中、低纬度海域初级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在近海许多海域，因富营养化导致的底层水体缺氧现象已非常普遍，对许多海洋生物，尤其是底栖经济动物造成巨大的胁迫，甚至影响到渔业资源。海洋酸化问题则会影响到颗石藻等初级生产者以及珊瑚礁和牡蛎礁等重要生境，甚至导致食物网结构的改变。除上述变化外，更令人关注的是近海生态系统发生突发性生态灾害事件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是逐渐变化的，但一旦环境因素的影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生态系统可能会突发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生态格局的更替现象（regimeshift），危及生态安全。在近海，与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有害藻华问题、缺氧问题，以及渔业资源的崩溃，都是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这种大幅度、非线性的生态系统变化，一方面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恢复的难度增加，甚至无法恢复。在我国，近海生态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11]。大部分近海河口和海湾区域面临着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在渤海、南黄海、长江口邻近海域、东南沿海、北部湾等海域，不同类型的有害藻华问题突出；长江口邻近海域和黄、渤海部分近岸海区底层水体缺氧问题逐渐显现；近海亚健康和不健康海域面积不断增加，天然岸线不断缩减，珊瑚礁、红树林以及河口区等重要资源生物的生存生境丧失。这些问题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

2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2.1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

对近海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和信息获取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石。当前，我国在近海生态系统的观测与能力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海洋信息化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要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需要系统部署，提升对重点海域的长期观测、原位观测和实时观测能力，同时在机制与体制上解决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的问题。近海生态安全及生态灾害问题的出现是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动的体现。生态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常具有滞后效应，短期研究难以揭示数年或几十年的变化趋势，也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的因果关系[12]。因此，获得近海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的信息对于揭示近海生态灾害成因、解决近海生态安全问题极为重要。其中，甄别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甄别长期压力与短期波动、甄别可调控因素与不可调控因素非常关键，这也属于长期生态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国际上知名的长期观测网络，如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US-LTER）、英国环境变化监测网络（ECN）、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等，在生态系统长期变化与示范服务方面取得很多重要成果[13-15]。但是，长期生态研究网络中与海洋相关的部分难以满足国家解决海洋问题的需求，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国家长期观测断面，并开展相应的长期研究工作，这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断面、欧洲的大西洋观测断面、英国哈迪基金会的浮游生物连续记录仪长期观测等都提供了很好的先例。我国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只设有胶州湾、大亚湾、三亚湾3个海洋长期观测站。虽然不同的部门与项目也设立有近海观测系统，但远不能满足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和研究的需求。随着近海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需要基于已有观测系统，针对近海生态安全、生态灾害、近海生态系统评估等问题设立我国的部级长期科学观测断面与观测网，优选观测指标和分析方法，并进行数据质控标准化。通过长期观测揭示影响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变动的关键过程，构建近海生态系统评估方法体系，提出近海生态灾害防控、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措施与对策。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预警、预报具有时效性，需要在部署长期科学观测网的基础上，从科学和技术2个方面着力提升针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实时、原位观测能力，包括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同要素进行原位传感器的研发，提升观测精度和实时数据传输能力，以及对实时观测数据的分析能力。目前针对物理海洋学要素的传感器技术相对来说较为成熟，但是化学海洋学，特别是生物海洋学传感器仍然存在技术瓶颈，无法满足对海洋生态安全预警预报的需求。如何突破这些技术瓶颈，构建和完善多学科耦合的近海观测网，对于我国近海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的管理至关重要。数据获取和数据共享是所有学科领域共同面临和关心的问题。由于海洋观测的特殊性，数据的共享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长期生态研究网络采取开放的数据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如何、获取和使用长期观测数据,以及对数据用户和数据提供者的要求。对于我国的海洋观测，如何进一步优化数据管理，并提供体制与机制上的保障，确保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是需要从国家和各部门层面重点考虑的问题。综上所述，在我国近海信息获取方面，需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顶层设计，统一海洋数据标准，建立有效的海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立体观测手段，开展重点区域加密观测，传感器网格化系统集成；建立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体系，实施典型生态系统的实时监测与灾害预警。

2.2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预测研究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是海洋管理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它以“生态系统途径”为指导原则，通过科学认知，了解和掌握海洋环境的健康状况，分析人类活动等压力给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海洋管理和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为平衡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量化的科学标准。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在河口、海湾等近海生态系统的评估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围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核心问题，如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定义、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以及标准等[16,17]，各国政府和学者进行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相比其他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边界具有开放性，结构功能也更为复杂，不同海域的生态系统又具有特异性，加之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认知差异，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定义以及评估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已从单一的生态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特征[18]，逐步发展成为涵盖生态、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等诸多方面，以及强调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多学科综合研究[19,20]。目前，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研究和应用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有2种：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指示物种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中一个或多个指示物种及其生理生态指标和结构功能指标的监测，对物种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21]。指示物种法相对简单，对数据量需求较低，因此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较早得到应用。常用指标有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ofBiologicalIntegrity,IBI）、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海洋生物性指数（AMarineBioticIndex,AMBI）和底栖生物指数等。但是，指示物种法也存在指示物种筛选标准不统一、对生态系统变化的指示作用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对复杂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不同组织水平、层面、尺度的指标进行筛选和提取，建立评估指标体系，能够综合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人类活动、人类健康等指标也被纳入指标体系，结合海洋生态系统自身的指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服务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演变趋势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毒理学等方法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数学模拟等新技术，已成为目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工作中最常用的评估方法。目前，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模型方法有海洋健康指数（OceanHealthIndex,OHI），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框架及其改进框架，以及赫尔辛基委员会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方法（HELCOMEco-systemHealthAssessmentTool,HOLAS）等[22-25]。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在国外已有一系列成功的项目和计划，特别是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有许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加拿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五大湖区生态系统健康开展了系列评估研究[26]；美国环境保护署《全国近岸状况报告》[27]，对其近岸水体状况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自建立河口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系统后，又开展了“生态健康监测计划”[28]，并对大堡礁海域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估研究。欧盟的《水框架指令》提出了较完整的海洋环境评估技术指标[29]，并进一步制定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将定期海洋环境监测及评估纳入动态管理进程。国内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继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并在近海多个河口、海湾等开展了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工作。然而国内目前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大多是对国外已有指标体系的借鉴和引用，以及针对应用对象的适应性改造。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特征的本土化指标体系的建设仍在探索阶段，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理论、方法和验证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人类压力、全球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之间的关系，建立更综合、全面的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制，利用更有效的生态系统评估、预测模型来支持更有效的管理决策，了解恢复生态结构功能的重建机制和方法，并通过有效的保护政策来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2.3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基本理念是从生态、系统和平衡的角度思考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是科学家对全球规模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的一种响应，作为生态学、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的复合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型交叉学科，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2]。20世纪80年代，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一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方法-模式体系[30,31]。在此基础上，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提出要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管理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促进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理及持续利用，形成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念。Long等人[32]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发展简史予以了概括，并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15个原则。综合上述理念，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基本内涵是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内在关联性，在科学认知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对海洋开发活动、海域使用进行全面管理，以保护海洋健康和维持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余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逐渐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得以迅速发展。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可以借鉴。澳大利亚于1998年出台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成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典范[33]。美国的一系列国家海洋政策报告都高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如《21世纪海洋蓝图》《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等[34]。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研究得以开展，这些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国家、海域、学科领域，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式的研发、政策的制定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撑。其中，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35-38]、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管理[39,40]、海洋空间规划[41-43]等方面研究进展尤为突出，为我国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特定生态系统的管理都要与特定的生态系统特点相一致，全球性的评估并不能满足国家和亚区域尺度决策者的需要[12]，一个国家的评估结果也无法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决策。因此，要综合管控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必须发展基于我国近海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我国已经高度认识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对于维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针对我国海域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五大问题，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树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的理念，把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确保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得到增强，沿海岸线受损生态得到修复与整治[44]。与此相适应，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也开展了理念的推广与科学研究。研究海域涉及到天津近海、胶州湾、莱州湾、江苏近海、黄海、东海等区域[45-48]，主要侧重于围垦和渔业的影响以及基于上述问题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这表明我国对于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开始得到重视，但总体上看，我国尚未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体系。

鉴于此，针对当前我国近海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安全与生态灾害问题，需要在观测、研究、评估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海域，构建近海生物（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示范工程，沿岸重大工程设施的海洋安全示范工程，近海生态灾害预测、预报与防控示范工程，提高重大海洋事务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在示范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整个近海生态系统风险评估智能专家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基于海洋大数据服务基础平台的建设，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模式，针对生物资源以及有害藻华、低氧、水母暴发等生态灾害，形成高效、智能的观测、预警系统，与沿海地区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密切合作，推进观测资料和模拟结果的实时共享，支撑高效、智能的海洋生态安全管理系统，提升我国近海资源开发利用、近海生态环境保护、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综合能力。

作者：孙晓霞 于仁成 胡仔园 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海岸海洋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苏纪兰.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科技导报,2013,31(16):3.

3肖笃宁,陈文波,郭福良.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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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明,傅伯杰,黎晓亚,等.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概念与理论基础.生态学报,2004,24(4):761-767.

11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

12傅伯杰,刘世梁.长期生态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及趋势.应用生态学报,2002,13(4):476-480.

13牛栋,杨萍,何洪林.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LTER）信息化基础设施现状、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LTER信息化基础设施战略规划介绍(I).地球科学进展,2008,23(2):201-205.

14于秀波,付超.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的战略规划——走向综合科学的未来.地球科学进展,2007,22(10):1087-1093.

15李文华,张彪,谢高地.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资源学报,2009,24(1):1-10.

20张朝晖,石洪华,姜振波,等.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来源与实现.生态学杂志,2006,25(12):1574-1579.

30褚晓琳.基于生态系统的东海渔业管理研究.资源科学,2010,32(4):606-611.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 相关性 思考

宁夏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差异比较大,适合于发展各种特色经济产品。如何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宁夏经济,保护和改善宁夏的生态环境,实现宁夏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宁夏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需要解决和处理的关键问题。只有很好地把握经济和环境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解决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宁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多年来,宁夏人民艰苦奋斗,努力改善生态环境,缓减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但由于宁夏是全国生态系统最脆弱的省区之一,森林覆盖率只有全国的一半,森林调节气候、涵养水分、防止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功能较弱。加上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宁夏又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变暖程度在0.8℃左右,尤其是近10年来全区平均气温已达到了有历史记录的最高阶段。在气温升高的同时年降水量逐渐减少,干旱日趋显著。干旱的频繁发生,加剧了荒漠化进程,也给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巨大困难。生态环境整体改观的态势还没有形成,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从根本上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任重道远。

2、水资源日益紧缺,发展节水农业投入较大

宁夏是水资源极缺的地区之一,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也低于西北其他省区。据水文资料统计,近10年来,宁夏黄河来水与正常年份相比减少近30%,灌区遭遇了50年来最为严峻的缺水困难。面对严峻的缺水形势,全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灌溉设施老化失修、田间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滞后、先进的节水措施难以推广等主要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加之近年来宁夏工业用水逐年增加,为加快工业发展,自治区采取农业水权转让的方式,提供工业用水。虽然农业节水潜力大,前景好,但从根本上改变引黄灌区灌溉条件,投资大,任务艰巨。

3、产业化经营水平低,特色产业优势发挥不足

尽管宁夏枸杞、清真牛羊肉、奶产品、马铃薯、粮食、蔬菜等产业比较优势明显,但因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技术水平、资金投入、生产效率和营销管理比较落后,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品种、口味、保鲜、深加工和安全性不足,制约了优势特色产品产业的发挥。

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

经过近30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南部山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2008年,宁夏山区8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78元,比上年增加388元,增长17.7%,已基本解决了温饱,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截至2007年底,宁夏全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总数为33.6万人,西海固地区贫穷和落后的面貌依然存在,特别是中部干旱带还有20多万人居住在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偏远分散、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全区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

二、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

宁夏必须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创造一切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使其他事业同步发展。经济的大发展,使科学、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有了经济保障,也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也就有可能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才能使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广泛提高。因此,宁夏社会发展的根本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2、宁夏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要统筹兼顾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环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它有其固有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人类只有引导和顺应其发展变化,才能够从生态环境中不断获取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才能够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和谐生活。由于历史的原因,宁夏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做到时时、事事不忘生态环境保护。宁夏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了,宁夏的经济发展才有了保障,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三、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

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机遇和挑战并存,西部大开发为宁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条件。当然,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也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冲突,大力发展经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使二者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必须更新观念,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加快宁夏经济社会的协调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1、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

要通过对领导干部和公民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民牢固树立环境意识,坚决防止那种将环境保护只挂在嘴边,只当作一句口号,而不付诸实施的错误做法。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要狠抓落实,真正做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合力,共同改善和恢复宁夏美好的生态环境。

2、加大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增大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对宁夏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动员各方的力量,通过引进外资、发行国债、发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采用投资补贴、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政策,积极引导民间闲散资金、企业和个人投资,实现宁夏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资的多元化。

3、植树种草,增大绿地面积

森林、植被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的重要作用,对宁夏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植树造林、种草种树工程,全民动员,开展植树造林,植树种草。进一步加强林地和草地管理,开展荒漠、沙漠土地的综合治理,逐步实现沙漠绿洲化,使宁夏人均绿地面积有大幅度的提高,以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的步伐。

4、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

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是宁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宁夏资源丰富,人口稀少,有着发展生态经济的巨大优势和潜力。通过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能够使宁夏的经济、环境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发挥,能够把生态资源的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正回馈,使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宁夏的经济发展必须打破常规,决不能重走以生态环境恶化作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发展”的老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使宁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双赢”。生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循环利用,其基本概念是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该模式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在人类的环境和资源意识非常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极大地发展社会经济,实现资源的经济、节约利用。环境优先,尽可能地保护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实现工业发展和农业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实现生物物质链的循环利用,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实现资源利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友好发展,为人类生存创造美好的居住环境。

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前的能源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状态已不能支撑现有的发展模式,特别重要的是随着煤、石油等能源的耗竭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如果没有基于科技进步的大力开发,能源和资源将难以支撑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不久的将来,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定走到尽头,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基于碳氢化合物的经济将逐渐转变为基于碳水化合物的经济,逐步地将工业革命世纪转变为生物技术世纪。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要依靠生物技术才能将来源于太阳能的可再生资源―碳水化合物转变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这种能源结构和资源结构的转变将直接关系到宁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宁夏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决定了宁夏的经济发展必须走生态的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

5、进一步加强生态产业经济的发展

在宁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根据本地区自然条件及资源特点,使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产业市场的调节作用,大力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真正实现宁夏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之,宁夏生态环境的现状决定了宁夏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只有充分认识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预见性地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策略并着力实施,才能使宁夏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持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08校级课题《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良性互动机制研究》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1] 胡仪元.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模式选择――生态学的视角[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2篇

本文选择1997~2013年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省际面板数据以及全国层面的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上下年均值估测得出。全文共包括三大类指标，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标有7个基础指标，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标有5基础指标，生态环境质量响应指标有4个基础指标，一共16个指标。（1）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标。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通过当期总量除以当期期末口总数计算获得，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化肥施用浓度等于化肥施用量除以有效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与有效耕地面积数据来源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密度等于区域人口总数除以行政区域面积，原始数据来源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均日生活用水数据直接自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标。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比重、万人拥有厕所等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等于水资源总量除以人口总数，其中，全国水资源总量1997~1999年数据参照国家水利部1997、1998、1999年水资源公报，2000~2013年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水资源总量1997~2003年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3）生态环境质量响应指标。工业废气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等数据来源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在测算环境类综合指数中，主成分分析法是非常普遍和常用的一种方法。因此，本文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我国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如果指标系统中各子指标变化方向与系统的总体方向存在差异，即有些指标是体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向发展，而有些指标则体现生态环境质量负向发展，如果不对指标进行相应处理，就不能判定最终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标数值增大是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还是降低。因此，这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对部分子指标进行处理。本文参考钞小静等(2011)的处理方法，对表1中所有逆指标均进行倒数化处理，从而使所有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力都是一样的。另外，各指数量纲不同可能会带来变量取值分散的影响，若直接采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还会造成主成分向较大方差或较大数量级指标偏倚，因此做主分成分析前还对各指数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2.1各级指数的统计特征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就是降维，从众多的原始变量中合成少数的主变量，用主变量替代原始变量。各主成分的权数（贡献率）能科学客观的对多变量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代表研究事物的特征。主成分分析基本步骤是：首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接着，求出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特征向量和贡献率等；其次，依据相关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一般选取前m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超过85%的指标定义为主成分)；第三，计算主成分；最后依据主成分的相应权重计算综合指数。所得结果见表2。表2描述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数、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响应指数的统计特征。由表2可以发现，压力指数第一成分方差贡献率为78.105%，第一、二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91.626%；状态指数第一成分方差贡献率为72.219%，第一、二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88.483%。依据提取主成分因子的原则(累积贡献率超过85%)，压力指数和状态指数采用第一、二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同理，根据这一原则，响应指数采用第一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采用第一、二、三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

2.2我国全国层面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结果根据图1可以发现：自1997年以来我国整体层面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基本上呈现下滑的态势，其中1997~1999年这一阶段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基本保持平稳，下滑的幅度很小，2000~2007年这8年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处于一个快速下滑的阶段，2008年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有小幅度回升，2009年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2010~2013年则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我国整体层面生态环境质量呈现这样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我国人均工业废气排放、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人口密度等变量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化肥施用浓度等变量也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环境压力很大，而且这些压力类基础指标在计算主成分又占有较大比重，所以最后导致我国整体层面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下滑趋势。从图1也可以看到，1997~1999年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数变化不大，在1999年以后，该指标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其变化趋势基本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保持一致。另外，1997~2013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数及响应指数则基本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表明，虽然我国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社会发展施加给生态环境太多的压力，最终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处于下滑的状态。

2.3我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结果表3描述代表性年份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根据表3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变化存在很大差异，大致呈现出4种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种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例如，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9个地区，它们的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在波动中上升，然后出现下降的趋势。其中，转折点大概都出现在2007年左右，具体而言，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是在2008年后环境质量水平开始出现下滑，青海、宁夏是在2007年后环境质量水平开始出现下滑。由于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因此政府非常重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因此在1997~2008年之间北京、天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而在2008年后，缺乏外界压力和监督，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出现下滑。除北京、天津两省外，其他省份均属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并不发达，因此环境压力并不大，所以出现生态环境质量上升的趋势。但是，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出现饱和，许多工业产业开始向西部转移，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环境压力增大，出现生态环境下滑的趋势。第二种是呈现波动中上升的变化趋势，例如，河北、上海、福建、广东等4个地区。其中，河北在刚开始还出现略微下降的变化，2000年后才出现上升的趋势，目前上升幅度并不大，2013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保持在2.115。广东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而在2004年后生态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上海、福建则一直基本保持平稳上升趋势。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良好，社会环保意识强烈，环境污染防治投资力度很大，因此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第三种是呈现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例如，山西、吉林、内蒙古、新疆、辽宁、安徽、黑龙江、江西、云南、湖北、山东、湖南、河南、广西、海南等15个地区。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污染治理方面表现不均衡，比如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经济不算发达，但是作为资源大省在源源不断向外输送资源的同时，环境质量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另外，近年来，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一些中部地区经济出现快速，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工业“三废”污染现象严重，导致环境质量出现下滑。第四种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例如，江苏和浙江2个地区。虽然江苏和浙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目前是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其上升幅度都并不大，与1997年相比，它们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还是下降的。这说明，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和浙江已经开始真正重视环境问题，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2.4我国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差异σ系数是一种分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差距简单的静态分析方法，它关注的是横截面数据的分布特征，通过σ系数分析可以研究地区间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分布情况。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通过1997~2010年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值的σ系数来考察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差异问题①。σ系数越大表明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差异越大。由图2可以发现，1997~2013年σ系数波动呈现出“V”型变化，1997~2003年呈下降趋势，2004~2013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1997~2003年我国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在减小，而在2004~2013年我国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在增大。σ系数波动呈现出“V”型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1997~2013年我国有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是在提高的，例如，河北、上海、福建、广东，还有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也算是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在整体上是有所提高的，而有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是在下降的，例如，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云南、安徽、黑龙江、新疆、山东、江西、湖北、河南、广西、湖南、海南。

3结论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3篇

在工业化与全球化的推动下，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也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突出问题。

从资源总量看，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品种丰富，一些重要资源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资源占有量看，我国又是一个“资源小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资源利用上看， GDP高速增长的背后往往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分析预测，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次能源的需求量将是2000年的两倍，为25-33亿吨标准煤之间，未来我国能源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近年来雾霾天气的增多、全球变暖、土地破坏等是环境污染的重要表现。以静海为例，2016年全国490个城市雾霾指数排名中，天津静海可吸入颗粒物以330位居30名。《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2013年我国环境总体一般，4478个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中，水质较差或极差的达到59.6%，而74个城市中，仅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

近年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毁林开荒、猎杀稀有动物等行为对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破坏。据统计，目前中国有近200个特有物种消失，近两成动植物濒危。《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约占其总数的24%。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

二、 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剖析

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变积贫积弱、落后就要挨打的现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经济发展程度低、生产力水平低导致部分地方政府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里，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能动性得到了巨大的发挥，但无节制的扩大生产，忽视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没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过分追逐资本利益，弱化法律道德规范。将生态问题上升到资本批评的高度，是马克思看待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理论特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盲目逐利的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的活动与生态问题也有复杂的关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生产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生态恶化、收入差距增大的严重后果。马克思指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也符合社会主义资本活动的情况。以静海为例，开发区天保爱华热力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王铁柱个体废旧塑料加工厂无水污染防治设施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等事件都是出以牺牲生态环境追求个人利益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破坏的行为。

三、 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问题对经济的制约越发凸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成为党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要求“统筹人和自然的和?C发展”，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大布局。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发展新常态特征，立足于当前生态环境压力，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4篇

[关键字]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生态效应；技术进步

一、引言与文献分析

通常认为，第一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弊有利。例如，农业与林业生产中绿色植物的生长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而农业面源污染则会破坏环境①。但从第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比较来看，第一产业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ι态环境的影响均较为有限②。第二产业的生产方式与产出种类决定了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程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轻工业需要更多的能耗，对环境的污染也更为严重③。于是，处于高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通常会发生较为严重且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服务业发达的地区则通常生态环境较为优良，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少④。然而，传统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⑤。由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不尽相同的影响，这被称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⑥。产业结构的变化既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改变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其重大的经济意义和学术价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文献。彭建首次确定了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和生态环境影响指数①，其研究具有开创性，之后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赵雪雁和张海峰等利用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对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实证研究发现，两省的产业发展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②。以巢湖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变化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③。也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随时间的演变并非只是给生态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对鄂尔多斯市和武汉市的研究就表明，生态环境未来有改善的趋势④。对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⑤。

已有的研究在丰富人们认识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却也亟待改进和提高，以单一省份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相互矛盾的结论也造成认识上的莫衷一是。基于此考虑，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构造面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也有望增强。

二、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一）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确定

由于国民经济不同行业的生产投入、产出种类与生产方法存在巨大差异，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就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行业上的细分，度量每一细分行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进而综合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表1为已有文献中给不同细分行业赋予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代表性观点。

由于学者们对于同一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持有不同看法，因此所赋予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存在差异。学者们通常按照行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列，既有按百分制的系数赋值，也有五分制的系数赋值。通过比较分析表1中所列的4种典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本文认为，许正松等所给出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对此前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作了较为明显的改进和调整⑥，影响系数赋值更加科学合理。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均采用此影响系数。

（二）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在确定各细分行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权求和，权数为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加权求和所得值被定义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nfluenc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natural environment， IIISNE）。

其中，IIISNEkt为第k省第t年的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Skit为第k省第t年第i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该比重同时起着权数的作用；IEki为第k省第i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各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和为1，意味着权数之和为1，因此，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即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5]。该指数数值越小，表明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小；反之，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大。将区间范围[1，5]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分为5组，则可以大致划分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指数分组情况如表2所示。

三、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比较（2000―2013年）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所构造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ISNE）的计算方法，通过查找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0年至2013年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计算得出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0年至2013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出于数据连续性和可得性的考虑，本文所用数据截止时期为2013年。

（一）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2000―2013年）

下页表3为2000年至2013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统计性描述。从统计性描述的结果来看，极小值随时间增加呈递减趋势，表明个别省份的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逐渐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而极大值几乎未随时间发生变化，这表明依然有部分省份维持着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格局。2000年至2013年，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均值呈现出缓慢波动增加的趋势，维持在接近3的水平，生态环境影响等级整体呈中等；同时，2010年至2013年，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众数也较前几年有所增加，这些变化意味着，从整体而言，中国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有所加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完成，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会持续较长时期。2005年之后的标准差系数较之前的年份有所变大，在均值有所增加的情况下，这表明各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所减小，而有些省份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所有年份的偏度系数均小于0，中位数大于均值，这表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为左偏分布，即重尾在左侧。

（二）不同区域代表性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比较（2000―2013年）

除了整体上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之外，本文还选择了北京、河北、广东、贵州和四川5个省市分别作为不同区域的代表，比较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如图1所示。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5个省市中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最低，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河北省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却为5个省市中最高。为什么北京与相邻的河北却出现了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天壤之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市在最近十几年来不停地向河北转移其非首都功能产业，大量的污染型工业被转移到河北。北京市的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8.3%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不足12.2%；而河北省的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27.1%增加到2013年的35.1%。与之同时，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和会展业等，以及总部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其支柱产业。由于第三产业对生态环境的毫ο喽越闲。使得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也较低。

广东、贵州和四川三省虽然分处于中国东部沿海、西南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其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却比较接近。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其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整体上低于广东，2000年之后出现了逐渐趋同的势头，2013年两省份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几乎相同。2006年之前，四川省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略低于广东省和贵州省，但之后的上升趋势却较为明显，2010年超过广东，差距越来越大。这可能与广东省近几年来一直持续推进产业发展上的“腾笼换鸟”政策有关，也可能与交通障碍逐渐解除之后，大量资本进入四川发展工业有关。

四、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聚类分析

（一）聚类分析的结果

使用SPSS20.0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划分为3个集群和划分为4个集群聚类结果的区别在于：将3个集群分类中原为一类成员的北京、海南和分为2个集群，划分为5个集群的聚类分析则出现了结果上的较大变化。考虑到北京、和海南与其他省（市、区）相比具有独特性，将除北京、和海南之外的其他省（市、区）分为3个集群较为合适。

（二）分类结果的统计性描述与分析

划分为5个集群后的统计性描述如下页表5所示。集群1和集群2分别由北京、和海南组成，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等级为较弱。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其主要承担的是首都功能，经济上的发展方向以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为主，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地位，使得北京在全国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地域宽广、人口稀少，较少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也较小。同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以工业为主，2013年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8%。虽然的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小，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具有可模仿性。海南省全境为一岛屿，其国民经济以农业、渔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工业不是经济的主流，且渔业生产地主要在海洋，对本省和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微弱。同样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南也不可能成为其他省份产业结构调整的学习对象。

集群3、集群4和集群5的成员为中国省份的主体。整体上而言，2000年至2013年，集群3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中等的压力，而组成集群5的9个省份其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最大。集群4和集群5主要由中西部的省份组成，这些中西部省份虽然总的产值较低，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较高；同时，近十几年来，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大量的资源型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天津和河北虽位于环渤海湾地区，但天津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非常发达，河北的钢铁产业占到了全国比重的一半，这使得天津和河北在聚类分析时被分在了同一个集群。江苏、山东和福建的重工业比重明显高于广东和上海，这是该3个省份未能与浙江和上海分在同一集群的主要因素。集群3中的贵州、云南、江西和广西因山区面积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虽然这4个省份经济欠发达，也与浙江、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分在同一类中。中部的安徽、湖北和湖南，以及西部的重庆和四川，分别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中表现出色；同时，其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应该成为中西部其他省份的学习榜样。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浙江和广东，在实现经济领先发展的同时，还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同时实现。例如近十几年来，上海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2.83一直减少到2013年的2.48。这几个省、市应该成为经济欠发达且生态环境压力较大省份的追赶对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回顾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并利用所构造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使用中国全部31个省（市、区）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了相对应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而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基于对聚类结果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压力显著大于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此，除了要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环境升级改造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应逐步降低石化、金属冶炼与加工、水泥及水泥制品等传统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综合污染指数;趋势;化学需氧量;无机氮;防治对策

作者简介：崔 娜（1965―），女，满族，辽宁大连人，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监测工作。

中图分类号：X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10014603

お

1 引言

金州湾是渤海在金州区西部的一个较大的海湾,也是金州城区工业污水及生活污水排放的最终归处。因此,分析其海水水质中污染物的含量及变化趋势,并对其原因加以分析,为今后对金州湾治理改造提供依据,具有重大意义。

2 海域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以金州湾海域水质2006~2010年间,每年3次,6个监测点位[1],24个监测项目[2],4 300余个监测数据为基础和依据,采用综合污染指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等方法[3],分析湾内水质污染变化趋势。详细分析了6个监测点位水质的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生化需氧量等项目的污染现状及变化趋势。

2.1 海域监测点位设置概况

金州湾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地理位置如表1及图1。

2.2 海域水质各监测点位功能区划分及执行标准

根据大连市1998年有关文件精神要求,金州湾海域设置的1、2、3号监测点位所在海域为3类功能区,执行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第三类标准;而4、5、6号监测点位所在海域为二类功能区,执行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第二类标准[4]。

图1 金州湾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おお

2.3 “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水质分析

“十一五”期间金州湾近岸海域二、三类水质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年际变化趋势曲线,如图2至图5。

分析表明,近年来金州湾二类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为生化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三类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生化需氧量、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为了判断金州湾二、三类海水水质的污染程度,分析污染趋势,对2006~2010年金州湾水质中的上述4项污染物的监测数据,采用“中心趋势概括”和“分散度概括”法判断、Daniel趋势检验,“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水质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趋势为:二类海域中的无机氮、生化需氧量和活性磷酸盐具有潜在的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变化趋势不明显;三类海域中的生化需氧量有显著的上升趋势,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具有潜在的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变化趋势不明显。“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海域二、三类海水各项综合污染指数统计及综合污染指数年际变化趋势曲线,如表2及图5。

通过对“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海域水质中4项主要污染物监测值的分析,经检验(w检验),其分布类型基本属于正态和对数正态分布。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检验,“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海域海水综合污染指数年际变化趋势为:二类海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呈潜在的上升趋势;三类海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也呈潜在的上升趋势。说明“十一五”期间金州湾二、三类海域海水的水质污染程度均呈潜在的上升趋势。

3 海域水质现状分析

2010年金州湾海域水质,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评价:1、2、3号点位所在的金州湾三类海域水质污染等级为轻污染。污染程度为3号＞2号＞1号。各水期污染程度为: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4、5、6号点位所在的金州湾二类海域水质污染等级为轻污染。污染程度为6号＞5号＞4号。各水期污染程度为:平水期＞丰水期＞枯水期。

对金州湾海域第二类、第三类功能区水质监测的24项指标中,尽管有近20项指标符合相应功能区的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但仍有个别项目超出国家相应标准。

4 海域水质污染原因分析

(1)据调查,金州污水处理厂虽已建成,但处理能力达不到要求,金州城区内90%以上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或经部分处理后,通过红旗河、北大河直接排入金州湾。2009年各排水区向金州湾排放的具体水量和水质情况如表3。

(2)西海垃圾处理场没有封闭,底层无防渗漏设施,海水长期冲刷造成污染物溶入海水中,影响近岸海水水质。

(3)陆源污染物随地表径流入海和海水养殖与海上捕捞作业及海洋湍流等因素对海水水质有一定的影响。

5 海域生态环境综合分析

5.1 开发不合理、近海资源退化

海洋资源包括滩涂、海域等可利用的渔业资源。目前,近海渔业发展受阻,由于过度捕捞,加之海岸线开发利用不合理,以及污水的大量排放,改变了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和食物链的结构,破坏了浅海海底的生态平衡,资源量锐减,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影响了海上经济的发展。

5.2 污染趋于严重,海水质量有所下降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大量超标排放的工业污水及城区的生活污水,都通过不同渠道进入金州湾,主要污染物为生化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等。还有农业生产过程性等污染,日趋严重,都严重污染了金州湾近岸海域环境,而且海域内养殖和滩涂养殖、海上渔船及海洋湍流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严重危害。海水的自净能力下降,海水质量也随之下降。

6 海域生态环境主要防治对策

6.1 加强海域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和政策扶持力度

积极实施金州湾环境总体规划,对主要入海河流红旗河及北大河逐一制定流域环境污染治理规划,与陆地环境管理紧密配合,加强各部门合作,强化协同治理,共同解决好金州湾海洋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

6.2 加强海洋污染防治力度

逐步建立污染物排海控制制度，把陆源入海排污作为控制与治理重点。加大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运作力度,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6.3 加强海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实施近岸海域功能分区管理，按照功能区规划要求,优化开发空间,促进金州湾开发利用规模、强度与渤海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按功能区划进行,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切实加强海岸带的管理,严格围垦造地建港、海岸水产加工、养殖工程的审批。加强海湾渔业水域等重要水资源的保护,严格渔业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监管,实施科学养殖,使人工水生生态系统和天然水生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趋于平衡。

6.4 加大宣传力度

严格法规和制度，控制金州湾海域环境污染。加强近海工业污染源的监督管理,严禁污染物超标排放,并不得增加新的排污口,减少污染物排海量;严格控制沿海水产品加工废水和港口、船只排油污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海域倾倒垃圾污物。

7 结语

通过对近5年来金州湾近岸海水的监测结果分析,目前就主要的各项污染指标来看,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海水水质将有恶化的趋势。因此,要加快海上金州经济的发展,提高海水质量,严控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扩建并保证正常运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国家海洋局.GB17378-2007海洋监测规范［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2008.

［2］ 国家海洋局.HY003.4-91海洋监测规范［S］.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1990.69~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