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论文范文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着力开展四个深入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1]
绿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崭新形式。在2001年11月23日开幕的“中外中小学校长论坛”上，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体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2]。他率先提出的“绿色教育观”不仅直接指导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蕴涵。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的价值研究
（一）实施绿色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长期以来所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生态文明概念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塑具有更鲜明、更广泛的导向性。通过变革经济领域的生产、消费、贸易方式，转变精神领域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创新政治领域权力运作方式，生态文明将多层次、多角度地指引中国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这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生态形势严峻，森林减少、植被破坏，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水源枯竭、灾害频发、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是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在主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优势。因此，担负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在重视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将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让生态文明价值观扎根大学生思想，进而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
（二）实施绿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杨叔子界定“绿色教育”是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绿色教育”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3]。
高职院校绿色教育的本质是在教育全过程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包括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基础教育、创新教育、心理健康摘 要： 党的十报告关注生态建设，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迎来了新机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践行绿色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念，把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在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的同时，注重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达到培养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的。
（三）实施绿色教育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4]
绿色文化资源真实、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全可以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与新方式。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应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科学协调统一地开发利用绿色文化资源的总原则，区别不同类型、层次与地域特点的资源，根据两门课程的不同要求，有的放矢、分类分层、分工协调地充分发挥绿色文化资源的功能。在具体方针上，坚持解放思想、注重实效、推动教学内容充实调整；在教学方式上，大力推动专题式、案例式、访谈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在实施步骤上，找准两门课程利用绿色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的侧重点与切入点。
05方案规定，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必修课，课程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绿色教育的主渠道。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培养途径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29-0005-02收稿日期：2016-07-25
“绿色”一词被明确表达为“十三五”期间的发展理念，代表勃勃生机，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他们的健康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促进大学生的绿色发展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培养目标。
一、绿色发展理念概述1绿色发展理念内涵
“绿色发展理念”是在“十三五”期间提出的，“绿色”首先是一种生态颜色，具有多元化，并不是简单的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是一种创新模式，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要促进大学生的心灵绿色发展，让他们的生命价值得以体现。大学生的绿色发展，包括绿色环境意识、绿色较高的道德素质、绿色行为、绿色心灵、绿色的健康人格，实际上是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约束自身的行为，实现知识、意识、情感和行为的统一。
2大学生培养绿色发展理念的必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现代教育的要求。在现在的学校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重视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树立“绿色”的教育目标，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仅仅是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更是现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健全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深，社会上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观念会对现代大学生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使现代的大学生存在严重的攀比、浪费的行为，一味追求短期利益。这些因素不利于大学生的发展，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中的问题 现代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课程管理等方面都有所欠缺。
1培养重形式轻行为
在进行教学时，出现重形式、轻行为的状况，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引导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在实际的活动中，这是现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明显的问题之一。
2培养力度、重视度不足
高校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的培养力度不够，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师资队伍建设不齐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管理有待规范，各项管理机制不健全，课程资金投入少等方面。据调查，在高校中，仅有四分之一的学校在进行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时，会对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进行培养，教学的内容会涉及相关方面，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管理不健全，教学效果与预期效果相差较大；还有就是教学资金投入少，不利于教师开发优质课程，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3教学内容、形式单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容较少，并且比较散乱，这会加深教学的难度和学生学习的难度，使教师在讲课时，思路混乱，教学效果不佳，不利于学生培养绿色发展理念。想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方面是要有吸引力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是有良好的教学方式。好的培养方式能够获得较好的
教学效果，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现有的教学课堂一般局限在室内，这会对教学产生很大的限制，在教学时，形式单一，会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不利于培养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培养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时，能够将这些影响因素协调、统一起来，建立完善的培养机制，促使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的实现。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就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要建立相关的课程体系，保障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接着要建立良好的环境，使教师的教学顺利开展；最后教师在教学时，要转变观念，主动培养学生绿色发展理念，并强调绿色实践教育，让学生的理念落实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在活动中培养其良好的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1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相关课程体系
要想使思想政治课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就要确保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主动接受绿色发展理念，并能够有意识地培养这种理念。
2建设绿色教学环境
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要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不仅要关注课堂内部教学，还要关注课堂教学的外部环境。学校和相关教师应该将思想政治课中绿色发展理念的相关教育延伸到教学环境的建设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学生接受绿色发展理念教育。
3拓展绿色实践教育
课堂理论知识的教学是很有必要的，但也不能忽视绿色实践教育，大学生要想培养文明习惯，养成绿色发展观念，就要主动将自身的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培养人生观、环境观。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既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表现，又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时，要转变教育观念，健全课程内容，建设绿色发展课程体系；同时不仅要进行理论课程的讲解，还要将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论落实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教师要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绿色实践活动；学校要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在“绿色”环境中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促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实现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刘芸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绿色消费教育问题研究[D]焦作：河南理工大学，2012.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无政府主义；绿色国家；生态民主；；绿色进化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罗宾・艾克斯利教授1992年发表专著《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走向一种生态中心论的方法》，首次提出“生态中心主义的政府”概念，并在2004年发表的论著《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中系统阐述了批判性政治生态学范式建构的绿色国家理论，在西方环境政治领域引发讨论。2012年，北京大学郇庆治将《绿色国家》列入“环境政治学译丛”作了译介，使绿色国家理论在我国环境政治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无原则的悲观屈服与无边的想象
艾克斯利认为，在环境政治理论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对现实的无原则的悲观屈从，一种是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主流环境政治理论对现实的悲观屈从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强调国家对权力和经济的屈服，否认国家和国家体系绿化的可能和希望；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强调国家政治对市场的屈服，认为国家政治摆脱不了经济主导的宿命。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体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作为霍布斯式的国家体系中的成员，无法采取明智和生态化的管治而是专注于安全议题，为了自身安全和发展持续争夺稀缺资源，因而环境议题也将被置于国内政治的边缘地位。不同于现实主义者以权力为基础的霍布斯式的分析框架，新自由主义则基于洛克式的利益分析框架将国家视为工具理性计算的自利主义者。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国际社会及其合作协定都只是功利和实利讨价还价的结果，多边环境协议和行动计划最多只是国家的辅目的而非国家存在的根本性理由。
关于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的认识，艾克斯利认为无论是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是德赖泽克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潜能的论述，都过于突出对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甚至经济力量被刻画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逻辑和根本性的国家行为逻辑，这种力量驱动着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资本积累与生态破坏，也损害着国家的政治自主性。
一方面，是环境政治理论家们屈服于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对国家的权力假设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利益假设，且承认国家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逻辑，从而最终无奈地接受全球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和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是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绿色自治主义者的“漫无边际的想象”。持这种立场的理论家们不承认国家（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可以成为系统地把追求可持续置于优先地位的政治实体。作为高度集权的官僚化的权力中心，国家依赖强制和行政律令得以组织和运转，而生态无政府主义追求的绿色公共领域是去中心的、没有权威或组织支配的领域。基于反国家主义的立场，生态无政府主义不相信国家可能成为生态托管者或生态拯救者，相反，国家本身就是生态恶化问题的原因。因此，消解家及其等级制度建立去中心的、区域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才可能是生态危机的出路。
艾克斯利援引赫德利・布尔的观点指出，生态破坏等问题先于国家体系而产生，它们未必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失。1而且，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作为主要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场存在，既有政治的绿色转型都将与国家密切相关。鉴于生态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依循生态无政府主义消解国家的政治想象，显然不如改进现有国家管治结构，使国家权力更加民主和在生态方面更负责。对艾克斯利来说，改进现有国家管治结构的具体路径，实现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漫无边际的政治”与生态资本主义的“对现实的悲惨屈从”之间的适当平衡1，就是建构绿色国家。
二、绿色国家何以可能：生态民主与的绿色进化
自由民主国家的局限性是绿色国家的起点。自由民主制基于自由主义关于自我的原子式本体论假设以及对个体私利理的洛克式认可，将人类和自然简化为个体自我实现的手段，使得自由民主制在本质上很难成为一种生态上负责任的体制。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确保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竞争性偏好的同等尊重，避免因追求生态目标而导向奴役制，国家不应保证每一个人的绿色生活，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赞成绿色价值，或者以同样的方式看重绿色价值。2表面上看来，自由民主制并不试图去规定或改变人们的偏好，但实际上自由民主制展现了一种对某些私人利益的偏爱和对公共环境利益的整体偏见。因为处在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和阶级总是掌握更多游说和议价资源，使他们能够在文化和政治舞台上造成一种“偏见动员”。包括环境公共利益在内的不确指的公共利益概念，在面对少数组织成熟的利益团体并涉及明确的财富政策后果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据此，艾克斯利断言自由民主制只能走向一种弱的生态现代化，它的决策往往疏于审视强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生态民主。
生态民主是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视域。自由民主依据人口和领土归属来定义人民，而生态民主要求打破这种依据人口和领土归属定义人民和共同体的封闭性，它以受到某种特定决策伤害的潜在可能性来重新定义人民和共同体，而不是行政边界。它依据受影响原则，即“所有受到某种风险潜在影响的人应有机会参与到或有适当代表处在造成这种风险的决策中”3，主张风险性决策中的参与机会应该提供给所有受到影响的群体，包括阶级、区域甚至是未来人和其他物种。生态民主是如此包容性的民主，以至于应当在民主审议和决策过程中被适当考虑的群体如未来人口和非人类物种，总是要比能够参与者更多。艾克斯利据此断言，生态民主是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非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
生态民主的受影响原则试图超越人类范围，对传统政治观念和现实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和超越。第一，在道德层面，生态民主将民主考量和道德关怀扩大到一个无限的共同体，力图突破康德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权界定的道德承认与道德推理。第二，在认识论层面，生态民主为未来后代与非人类物种等生活在政体之外的群体设置了“政治托管者”，肯定托管者能够认识和主张被代表者的利益。沃格尔说，人类知晓和认识自然利益的可能性值得怀疑，甚至连专家也靠不住，因为依赖科学范式建立起来的规范只能是话语性而非客观真实的。1因而，我们只能代表人类建构自然，而无法替自然本身表达任何利益诉求。艾克斯利并不否认我们必须通过人类话语来理解自然，且我们可以认识的唯一世界是人类意识构建的世界，但她指出，主体间的证实能够帮助我们接近客观性，即使主体间理解不是真实自然的实际版图，它建构的自然作为观念地图也是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某种程度上的客观知识。第三，生态民主向现有政治安排中生态风险活动的受害者牺牲且承担举证负担进行批评和挑战。生态民主主张人类个体自治的实现，即使是实施财产权，也需要符合生态标准。生态风险活动的行为者接受潜在风险承担者的质询并负担q护和举证的义务。第四，在制度层面，生态民主向自由民族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以民族国家的文化、情感和领土边界来定义共同体的做法提出了挑战。
尽管生态民主从道德、认识论、政治和制度四个层面对既有政治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但是艾克斯利却指出，生态民主“是一种后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且只能通过对现有自由民主制的规范性理想的内源性批评来实现”2，这种批评的具体实现形式或民主模式就是审议民主。相较于自由民主制认可私利行为者的市场议价与权力交易范式，审议民主更倾向于在公共领域中就价值问题进行不受限制的审议。审议民主的优势来源于艾克斯利概括的它的三个特征：审议对话是不受利益、地位、身份等因素限制的对话；审议对话是消除过度偏向性和私利性的包容性对话；审议对话具有教育和社会学习潜能。因为这三个特征，审议民主模式将公共利益优先于私利，使关爱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成为美德。
艾克斯利当然不会幼稚到认为在这个权力依然不平衡的现实世界中，决策者总是会具有道德情怀和责任感，使公共利益优先于自利的考量，且在审议和决策过程中真心实意地听取反对立场的观点。为了应对现实交往中的权力失衡、扭曲，艾克斯利提出两条原则：首先是确保参加审议的政治代表尽可能多样化，并同时由专门化的环境倡导者作为补充（用以纠正受到强大利益团体影响的商业性和政府间谈判的偏见）；其次是扩展《里约宣言》的预警原则使其包容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要求“当对现代、未来后代和非人类共同体存在严重的或不可逆的毁坏威胁时，缺乏充足的科学确定性不应成为推迟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环境破坏的理由”3。
艾克斯利认为，在国家内部，生态民主基于国家、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批判性理论，能够促使公民社会和绿色公共领域的发展从而推动自由民主国家的绿化。在跨国层面，现有的国家民主管治是有边界的而绿色道德却要求打破这种边界，同时生态民主的受影响原则要求国家在处理跨国环境议题时，打破公民共和主义归属界限和哈贝马斯的身份界限，因此艾克斯利提出国家的绿色进化。
艾克斯利通过历史地考察“的三张面孔”，断定具有绿色进化的潜能。的第一张面孔是拥有者。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肯定了领土意义上的国家享有政治权威且不受外部干涉。但是二战以来的民族主义以语言文化和社会联系方式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打破了领土边界的声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关于统治权威的理解已经改变。的第二张面孔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身份标准，它也发生了巨变。二战之前，欧洲国家以文明国家自居，将“野蛮”国家从国家的成员中排除出去，但是这种对民族国家身份进行检验的“文明标准”在二战后被终结，国家不论其文化和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获得政治独立的地位。的第三张面孔是隶属于国家的权利和责任，也发生了改变。
当环境议题的体制、宣言和战略在数量、规模和精致程度上都取得显著进展时，环境话语及其规范性理想对的三张旧面孔构成了新的挑战。过去隶属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谋求物质福利的国家权利和责任，因为生态民主的推进而改变，保护环境与成为与促进发展同等重要的国家目标和责任。根据全球环境、安全和干预话语中发生的重大变革，艾克斯利发现一些绿色新话语已经开始转变人们关于绿色合法国家行为的共同认识。艾克斯利甚至设想，当绿色民主国家能够向其公民提供更高的生活质量时，一种绿色的民主的成员标准将可能因为国家的彼此效仿而成为新的“文明标准”。1
三、简评：谨慎的赞歌与绝望的忠告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理论把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引入主流民主政治理论的努力，提供了环境伦理和主流政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以审议民主为手段的生态民主模式，为环境伦理走出理论纷争，在现实政治世界中追求维护后代人和非人类生命的环境权益提供了大胆的设想；另一方面，绿色国家理论借助生态民主和绿化促使传统自由民主国家变革的创造性探索，突破了主流政治理论对于民主和的设定，提供了一种民主理论的新视野和生态危机治理的新思路。
艾克斯利将绿色国家理论定位为一种“有约束的想象”，既不屈服于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过程，更不主张消解国家，而是相当务实地立足于现实以推动国家的改良主义绿色变革。她承认生态民主和绿色进化所产生的制度革新始于民主国家现有制度的激进扩展而非偏离，她引用波吉的话将自己的绿色国家理论称为一曲对旧事物（国家）的谨慎赞歌。2但是本质上作为一种激进的非人类中心的立场如何在现实中得以发挥作用，却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同意。也就是说，绿色国家理论在价值追求上秉持一种激进的生态主义立场，但是在实践路径上它却提供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无怪乎布尔将绿色国家理论描述为一种绝望的忠告。1
作为一种理论，绿色国家论显然是立足于欧美国家及其社会背景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国政府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回应。虽然艾克斯利认为中国距离她界定的绿色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绿色国家理论客观上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构建绿色国家身份的核心力量提供理论上的启示。同时，进行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体现出来的“红绿”与”深绿“政策话语相交融的“泛绿化”实践2，也成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评价绿色国家理论的客观依据。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共管理发展的实践需要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
“公共部门历来就有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传统。”［2］追根溯源，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同样受到了私人部门绿色管理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公共部门适应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转变而在管理理念和模式进行创新的必然结果。
绿色管理是英语“GreenManagement”的中译文，一般认为这一词汇是德国的瓦德玛尔·霍普分贝克在1990年出版的《绿色管理革命》一书中较早提出的。作为一种管理新思想和新途径，绿色管理开始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和绿色消费意识，但因为全球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20世纪中后期全球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恶化，人类环境意识空前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浪潮席卷全球，其核心内容是以绿色发展新模式与低碳生活新方式代替过去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与高碳生活方式。私人部门最先把握到这种时展的新变化并应运而生出“绿色管理”新思路，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据统计，单单在2000年，德国绿色产品数量已有5000多种，占全部产品总量的30%;美国有近1/3的家用产品是在“绿色旗帜”下推出的。［3］
目前，绿色管理思想和模式在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发育成长，正成为21世纪工商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随着绿色管理理念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个原本是私人管理领域中的概念逐步拓展和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而促使公共部门绿色管理迅速兴起有其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背景。实践上，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问题持续恶化，尤其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多重危机的集中体现，人们更加认识到进行以创新政府传统管理理念和模式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绿色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于是2008年底以来一场以提升政府绿色领导力为基本要义、绿色政策改革为基本保障的“绿色新政”(GreenNewDeal)风暴席卷了全球。理论上，一些西方学者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对政治与政府管理的挑战并提出实现政府绿色变革的某些建议，推动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如美国学者A．H．Aurrell认为:“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构成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4］英国学者An-drewDobson在其2005年所著的《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从生态政治角度系统分析了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战略。另一英国学者AnthonyGiddens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建议采用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来实现等。
在国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累积以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绿色化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对于政府绿色管理模式变革研究开始逐步升温，一些学人出版或是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府生态管理、政府绿色管理、生态型政府、绿色政府、低碳政府”的著作或论文，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是，这些主题存在着诸如研究对象相对局限于政府本身、其概念无法体现出当前政府管理研究已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特征等不足，故需要引入绿色公共管理这个新的语境，它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适应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的新发展。
(二)理解绿色公共管理的内涵
在理解绿色公共管理内涵之前，我们还是应先回到其所借鉴的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对私人部门绿色管理定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生态学、环境学、管理学、资源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人、财和物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安排，协调各个部门的职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意味着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应做到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项资源。［5］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尚未统一的现状，一方面为人们呈现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绿色管理定义的明确把握。
现在再来看看绿色公共管理的定义。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绿色公共管理作为专门术语出现还比较少见，没有对此概念内涵作一个明确界定;或者把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等同于政府绿色管理，如认为“政府绿色管理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为根本取向，全力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公共管理”［6］有关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界定空白或者模糊的现状与绿色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这里在理解公共管理与绿色管理的内涵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所谓绿色公共管理比较清晰的定义，那就是:绿色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以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人本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实现公共管理的绿色转型为途径，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方法与技术以有效实现经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统一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公共管理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绿色生产和低碳生活方式变化在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反映，是一种治理传统市场经济和传统政府管理在环境规律面前“双重失灵”，以及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管理途径。
二、绿色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新瓶装旧酒”，相反它是一种与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区别的公共管理新途径(表1)。
(一)主体更广泛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存在着“重政府管理、弱社会参与”的弊端，且在政府内部环境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条块分割的状态，环保部门力量薄弱，监管乏力。在全球公共治理浪潮下，绿色公共管理的主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全社会相互协作的绿色治理模式。首先是全政府参与。表现为:其一，强调全体政府部门皆是绿色管理的参与者和责任者。当今环境与生态问题日趋复杂化，单一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力量无法有效治理，需要协同整合各部门，构建有主有辅、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全面系统的政府绿色管理主体网络，发挥监管的合力。其二，政府本身及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节能减排的践行者。政府及工作人员应从自身做起，采取有效措施带头搞好节能减排，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其次，全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意识到传统政府环境管理的失灵困境，注重发挥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地位更显赫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主要对象为环境生态污染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一部分环境管理问题，是政府诸多职能管理之一，长期以来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全球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着多重危机，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绿色转型不仅是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问题。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正是公共部门适应全球绿色低碳浪潮的战略选择，也是公共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突出探索环境、经济、人三者综合治理模式的绿色公共管理在整个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战略性地位必将日益凸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是一种行动策略的话，那么绿色公共管理就是一种管理战略，其地位更显赫。
(三)内涵更丰富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以环境保护为管理出发点，并运用各种管理手段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绿色公共管理具有更高远的目标价值取向，即除了环境保护外，还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公共部门自身的绿色目标等，实质是追求人、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管理实践上不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实施环境管理，而是更多地要求公共部门赢得绿色竞争优势。绿色公共管理正是通过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继承，汲取了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中的营养成分;同时绿色公共管理更是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超越，使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成为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管理方式更积极主动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焦点主要集中在控制或消除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事后的补救等环节，而在预防或减少新增环境问题出现及事中监管方面比较薄弱，属于比较消极的末端治理型，在变化莫测的环境问题面前往往力不从心。而绿色公共管理因其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必须更加强调人类的长远利益，其管理方式也必须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面向全过程的新型管理方式。所谓“积极”是指绿色公共管理视环境威胁为公共组织机会，试图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有效管理赢得公共部门的绿色竞争优势，而不是消极地应对环境问题;所谓“主动”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管理起点前移到“预防新增的环境问题”，强调管理决策应能预见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所谓“面向全过程”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公共部门的一切工作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都要加强监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五)行动更自觉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大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实施对管理对象的外部控制，不善于激发管理对象的自我约束动力。绿色公共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倡导绿色管理由外部控制向管理对象的内部自我控制逐步转变，如推行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组织内部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工作以及环保公开承诺等比较有效地自我约束方式，藉此激发管理对象实施绿色管理的内在驱动力。绿色公共管理不能成为一场“绿色做秀”，从长远来看，它的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各方特别是管理对象提高自觉意识去实实在在贯彻执行的基础之上。
(六)管理效果更佳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时未将发展经济与治理污染有机融合，往往顾此失彼，一些管理措施即使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很难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而绿色公共管理在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时，本着“经济与环境双赢”原则，努力追求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案，这就是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经济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目标的管理方式，无疑会取得比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更佳的管理效果。
三、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
绿色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途径，其兴起时间还比较短暂，运作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框架。然而，面对迅速变化着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绿色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突出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才能更好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
(一)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
政府角色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转变是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政府角色定位的重大转变。”［7］
在当前绿色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管理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地方分治和部门职能分割乱象突出等关于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的问题还比较多，损害了绿色行政效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优化原有环境管理职能成为必然选择。可侧重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明确政府在绿色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划清政府治理的范畴和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二是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绿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根据环境和生态本身统一性与外部性的特征重新建立绿色管理权属体系，实现绿色管理职能集合化;四是实现政府部分绿色管理职能的外部化(或社会化)，即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绿色管理，夯实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
(二)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
现代化的绿色管理技术是走向绿色公共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我国公共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和现代化”。［8］146
目前学界对于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应着力构建起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体系。这一主题研究的焦点主要有:一是抓紧厘清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基本内涵，包括深入探讨其概念、特征、功能、原则和分类等。二是如何有效筛选和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筛选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时应认真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做出判断;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为了使技术使用更协调、发挥整体功效，克服单一技术使用的片面性。三是绿色政策工具的创新研究。当前应着重开展政策、规划和投资的环境评估与环境公示，优化政府决策程序;探索碳预算、碳排放市场交易、碳基金、环境税等新型政策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三)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绿色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一是政府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起领导作用，应全力推进自身管理制度的绿色转型。重点包括建立绿色采购、绿色投资与招商制度;引入政府绿色绩效考核体系，这被人们认为是政府绿色治理的突破口;参照ISO14001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建立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体系;执行绿色审计制度，加大对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等。二是构建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包括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建立公民对有关环境政策的评议制度，加强包括公众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激发和培育绿色环保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绿色治理的动力与能力;建立在全社会开展公众环保意识及绿色消费方式的宣传教育机制等。三是建立健全促进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市场体系，形成家家争创“绿色企业”、全力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开发的良好市场环境。
(四)塑造绿色的公共管理文化
“一种公共管理行为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物质性要素，也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精神性要素，即文化要素。”［9］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文化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和转型，传统的以“忽视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公共管理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必须塑造以“绿色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绿色公共管理文化。在这过程中，营造绿色行政文化是关键。绿色行政文化建设旨在通过塑造和培育为广大行政管理者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绿色”价值观，改善他们的心智模式与价值取向，规范他们的行为，进而实现政府行为绿色化。而培养全社会的绿色共识是另一项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基础，包括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和公民绿色意识培养。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实践，全社会逐步认同并遵循绿色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助于促进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建构。
(五)公共组织绿色化的变革
公共组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履行包括绿色管理职能在内的所有管理职能的物质承担者。目前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状况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研究比较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一个主题领域”。［8］150
在全球绿色运动浪潮下，应加快构建公共部门绿色管理的组织网络，改进绿色公共管理的绩效，这无疑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一场“绿色革命”。具体而言，一是优化具备绿色管理相应职能的各部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包括整合设置绿色管理的专门领导机构、探索建立相关部门间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运作模式、构建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等。二是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低碳减排和人员精简研究，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应起表率作用，千方百计降低本身公务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杜绝人力资源和办公资源的浪费，节省行政资源。三是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研究，根据价值链原理，通过电子政务、“一站式办公”等创新形式，全力推进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提升公共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力。
以上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五大核心主题中，绿色公共管理文化是内在价值体现，处于变革的核心层;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是关键、公共组织绿色化变革是保障，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突破点，这三者处于中间层;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实现捷径，处于外层。五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图1来示。
图1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体系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从不同政治权力主体获取合法性的需求角度来看，或至少从保障其政治议题来源的科学性逻辑向度来看，当下政治生活对理论知识或者学术话语的社会动员与科学佐证的辅助功能需求绝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日益增加。可以确定地说，整个世界处于信息爆炸、数据膨胀的全新时代。事实上，决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信息存量规模，而是可靠、科学和权威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理性解读。智库作为连接学术话语与政治议题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论研究为关注中心，而活动轨迹又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治领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层的沟通传导作用便凸显出来。而在环境政治领域，专业聚焦环境议题的智库或者说绿色智库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彰显了特殊的效用，是值得深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作为绿党最早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影响深远的德国，绿色智库与环境政策演变之间发生了不少奇妙的“化学反应”。本文主要以德国绿色智库为例，分析与解读绿色智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环境政治轨迹，从而反思与探讨其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一、绿色智库：基本概念与内部分类
智库是一个外来词汇，在英文中为ThinkTank，即思想库，德文则是Denkfab－rik，即思想工厂。作为为决策者提供政治思想资源的智囊组织，智库事实上早已出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不过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才逐渐开始得到重视。然而到目前为止，智库实际上依然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较早涉及智库研究领域的黛安•斯通（DianeStone）等认为，“智库是以政策为导向，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产品与服务的相对自治的机构与组织”①。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麦克甘（JamesMcGann）认为，智库是以公共政策的研究、评估、解读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建议、引导国内国际层面的相关政策议题为现实的目标定位，通过多样化的思想传播渠道发挥对决策者与民众的影响与教育，最终改变政策形成轨迹的研究组织或机构。②由此可见，作为智库，与政府之间平行或相对独立的关系以及非营利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质。一般而言，智库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政治议题的学术研究与策略分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成为连接知识与权力、沟通理论与政策的有效社会组织与思想动员渠道。智库的这种“渠道”或者“桥梁”功能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方面，其以科学完备的知识储备与缜密细致的学理论证把科学话语与现实问题紧密融合，而在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知识与现实的具体结合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社会舆论塑造以及对权力中心主体全方位的政治游说等媒介进一步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议题。简而言之，智库把具有现实穿透力的知识储备整合为政治思想资源，从而参与、贯穿甚至影响了政治议题的确定、塑造，以及最终化解掉几乎完整的政治活动，它实际上成为了政府这部核心机器不可或缺的外部“扩展设备”。
当然，全部政治生活进一步分化与生成次级环境政治生活领域后，智库的研究重点也相应地在具体专业领域内纵深延长与拓展。一些全面关注多样性社会议题的综合性智库，尤其是那些自身偏好或以环境议题为研究兴趣、定位于推进环境领域政治进步或政策问题解决进程的智库，或是那些具有环境议题研究传统、以环境议题研究见长的智库，逐步独立化并逐渐成长为专业化研究环境议题的智库。与此同时，环境政治话语影响力的持续走强也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专业环境议题智库，这些环境智库提供专门针对环境议题的建议咨询，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环境政策的具体走向。不能忽视的是，有部分综合性智库虽然没有进一步专业化为环境智库，却因提出改变人类发展路向的环境议题而备受瞩目，深刻影响与改变了环境政治发展的进程，也应该纳入到环境智库的总体框架。在这方面，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因《增长的极限》报告而为人所知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原本是以广泛的社会问题为研究重点的综合性智库，议题涉及关系整个人类未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领域。而《增长的极限》的对重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完全颠覆了整个世界对环境问题的传统认知，也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领域之间的相对格局与互动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罗马俱乐部毋庸置疑是智库成功影响环境议题的经典案例。尽管这些智库走向环境领域的具体动因与路径各有不同，但是根据其内部同质性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可以将其共同命名为———“绿色智库”。在国内学术界，郇庆治教授最早提出并对绿色智库（绿库）的一般规定性或者特点进行了讨论与阐释，他认为：“‘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①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智库的这种一般规定性对绿色智库的基本特质做大致界定：所谓绿色智库，就是那些以环境等相关议题为重点研究领域却又相对独立于政府环境部门，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行环境议题分析，以影响、推动与形成环境政策为研究价值导向与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制度化信息咨询或政策研究机构。显而易见的是，绿色智库内在地汇合了理性主义的智库决策方式与环境议题的绿色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的“基因”：来自智库的理性主义成分使绿色智库作为外在于政府的自治性政策咨询与理论研究机构，最大化地使环境理论与环境现实之间互相契合，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符合其理性选择标准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继承了关照生态与环境的价值取向，绿色智库拥有“绿色血液”，始终保持对环境议题的强烈关注。从控制碳排放到能源转型，从绿色经济到环保税收与立法，绿色智库基本涉足了环境政策的每个细节和方面。然而具体内观，绿色智库也在政治立场、组织结构、议题扩散以及最终对政策影响或结果转化等环节或指标向度上存在着差别，这可以用哲学化的话语表达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运行模式完全相同的绿色智库。麦克甘通过对不同智库的研究，设计了较为缜密的智库分类体系，即依据其机构组织形式、研究人员构成以及研究侧重的不同大致归结为四种基本模式：学术型智库、项目型智库、倡议型智库以及政党智库①。根据他的观察，任何智库都是这四种模式中的某一种或多种混合的变体。我们可以把这四种模式基本分型移植到对绿色智库的考察与诠释中。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不同类型绿色智库的特质，我们可以把四种分型进一步简化为两个相对平行的次级系统。其中一个系统包括学术型绿色智库和项目型绿色智库，或者可以称之为“亲学术性绿色智库”，明显具有强烈的学院派特点，它们更多地以学术机构或研究中心的形式存在，研究人员主要为具备高水平知识的环境理论精英（相关领域的教授、博士等），重视与强调严谨的环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并尽力保持其研究的客观中立性，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学术文章或者著作的形式呈现，其影响力的发挥也更多地遵从自下而上的自主化路径，即更多依赖理论专家的学术兴趣与意志。另一个系统里则包含了具有同质性特点的倡议型绿色智库与绿党智库，可以称之为“亲政策性绿库”。它们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指向性或偏好，研究逻辑更多地是从影响和形成环境议题或者政策出发，而人员构成也更为复杂，既包括环境领域的科研人员，但更多的是绿党成员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研究成果以具体的环境政策建议为主，而其实际影响力则与其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距离和紧密程度相关。通过以上对绿色智库的内涵界定与类型区分，我们实际上可以对绿色智库有了基本的认知与把握。不过，依然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比较容易被忽略或误解的问题：首先，绿色智库一般是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性专业环境政策研究机构或者组织，但是在实际上，绿色智库所保持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意味、也不等同于没有意识形态性。这在本质上就和导致腐败滋生的权力寻租现象十分类似，虽然绿色智库是非营利性机构，但出于维持生存与运行的需要，首先必须获取稳定的资助与经费来源，这也就注定了绿色智库的具体政策偏向无法完全摆脱资助方的影响或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智库也会潜在地带有左、中、右的意识形态区别，在本质上根源于环境政治及其理论自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例如德国绿党处于德国政治谱系的中左阵营，德国绿党智库作为绿党的智囊团，其研究必然要为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其次，两类绿色智库的政策影响路径与影响效果之间是一种复杂博弈的结果，政策偏好程度并不与影响结果呈完全正相关的关系，亲学术性绿色智库的影响力不一定弱于亲政策性绿色智库。也即是说，虽然与亲政策性智库相比，学术型绿色智库的影响路径并不易于被决策者直接采纳，但是环境议题本身具有极易唤起大众情感共鸣的特点，如果学术型绿色智库的环境提议具有足够理论穿透力，或者说，如果能够充分地感染、教育和动员社会大众，将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向起到撼动环境政策的巨大效果。
二、不同类型绿色智库的运行方式与影响路径比较：以德国案例为中心
事实上，德国在环境与政治政策的结合方面一直保持国际先行者与领导者的姿态。特别是德国绿党在1998年的大选中与社会实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红绿”联盟，共同入主联邦议院并实现联合执政，更是将这种环境政策的比较优势充分彰显。即使在2005年大选之后，绿党选举失利沦为在野党，绿色政治的传统印记却深刻保留在了德国政治生活中，并潜在影响和引导整个世界的环境政策走向。对绿色智库与德国环境政治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与解答为何德国能在国际环境政策竞赛中领跑。因此，笔者尝试借助目标定位、组织结构、资助来源、政策侧重与影响策略等几个变量，分别以德国的绿党智库与学术型绿色智库———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为例，尽可能全面地描述与勾勒德国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绿色智库在运行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具体实现过程。首先，就两种绿色智库的目标定位而言，绿党基金会实质上作为绿党的政策理念传播机构，虽然相对独立于政治体系，但是仍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定位则倾向于具有独立性科研特质的政策研究组织。具体而言，德国绿党是世界上较早成立的绿党，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层级大选取得成功的绿党，其被公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绿党。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绿党从议题选择、学术佐证到社会动员，直到最终应用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绿党自身智库的理论塑造与思想支持。德国绿党的智库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llStiftung）是挂靠在德国绿党旗下独立合法的政治基金会①，成立于1987年9月19日。作为德国绿党的智库，基金会基本的目标定位是通过政治教育与影响促进国内外的生态民主决策和社会政治参与。基金会建立在生态、民主、团结和非暴力这四个基本政治价值原则之上，重点关注与推进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欧洲的能源、外交与安全政策、德国的绿色新政等相关议题与领域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不同于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绿党基金会，柏林自由大学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fürUmweltpolitik，简称FFU）则试图将环境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实际的环境政策融合。它是德国绿色智库的另一种模式———学术型绿色智库的典型代表。始建于1986年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依托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系的一个二级研究机构———奥托•苏尔政治科学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fürPolitikwissenschaft），这是德国领先的政治学研究所之一②，因此继承了自由大学在政治学科的传统优势，目前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在国际环境政策比较研究和可持续能源政策领域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二，就两种不同绿色智库的组织结构而言，绿党基金会的人员主要由党内的知识精英组成，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成员构成则主要为环境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独立且议题更为多样。德国的政党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特质是成员与党员制度化有密切关系①。因此从绿党基金会成员的主要结构看，绿党智库大多数成员也是联盟’90／绿党的党员，当然也包含一些认同基金会价值的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或者研究所研究员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成员。基金会的核心机构，也即最高决策机构是代表大会，每半年在柏林举行。代表大会由基金会内的49名精英代表构成，这些代表在提名的基础上由全体成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四年。为彰显基金会对男女平等的重视，基金会设置男女主席各一位。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由9名常务委员构成的监督委员会，其职责是负责监督基金会的运行与资金使用状况。绿党基金会作为学术机构的表现是其特别设立了绿色学术专家委员会（GrüneAkademie），负责评审学术奖学金与参与生态议题、性别平等等跨学科的多种课题研究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领域的学者参与基金会研究，扩大了智库的知识与智力资源储备，也拓宽了研究议题的领域。不过总体而言，绿党基金会的议题选择仍然与绿党的政治诉求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由初创时仅有的寥寥几名研究者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40多名从事环境政治学领域专职研究学者、30多位荣誉或兼职教授的较为壮大的科研机构，并实现了研究路径的进一步优化与再次转换。欧美两种研究范式的碰撞与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视野。属于传统优势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更加强调先驱性市场在生态现代化国家，在具体环境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先导性地位及作用。而一些崭新的研究领域———绿色经济、环境政策的跨国比较、气候能源政策等更具实证意义的议题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框架下。因此研究议题更为广泛，涉及全面的环境政治议题。其三，就两种智库的资助来源而言，绿党基金会的资助来源主要依靠官方财政预算，而以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代表的学术型智库的资金支持获得渠道则更加多元。一般而言，德国智库的资助来源主要都依赖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于“准政治化”的政党型智库来说，这种特质就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德国法律规定，政党智库可以根据在议会所占席位比例获得一定的财政预算作为经费支持。绿党目前是德国的第五大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每年大概能够分配到4900万欧元的公共财政预算①。来自政府的资助占基金会所获资助的90％以上②，因而毋庸置疑成为其最大的资助保障。不仅如此，基金会依然拥有其他资助渠道，比如，一些认同基金会绿色政治价值的大型企业捐助，以及不少支持绿党事业与绿色理论研究的公民个体通过私人捐助的方式支持基金会的发展，也成为其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而与高校的其他组织机构一样，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教育资金，国家财政成为中心维持正常研究的财务保证。但是正如多丽丝•菲舍尔所言，尽管学术型智库也是受政府资金资助的，但是“它们都希望在研究方面具有独立性”③。因此，相对于绿党智库而言，作为学术型绿色智库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希望获得更加多元的资助方式，以尽可能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中立性。鉴于此，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同时承担着多层次的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特别是部分学者承担了多种合同型的研究课题。比如，包括联邦政府自然保护局（BFN）、欧盟委员会等部门在内的传统的政府部门的合同研究项目。同时还有不少学者获得企业、基金会或者个人的研究项目资助，比如德国国际合作公司（GIZ）、大众汽车公司等知名企业也对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项目进行资助。不仅如此，近些年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来源也日趋国际化，在研项目中有不少是在丹麦、捷克、奥地利和日本等国环境部和企业的资助下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并提升了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的国际水准。其四，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向政策转化对于绿色智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实质上，智库的影响力发挥策略大致相似，都是在献策提案的“上传”、学界争论的“对话”以及公众动员的“下达”等三个层面或向度上，通过组合运用达成的。具体来看，不同类型的绿色智库在不同影响策略的具体选择与组合运用上，根据自身环境和在政策影响谱系的实际位置会有所不同。绿党智库作为政党型智库，与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因此绿党智库最为有效的影响策略就是“上传式”建言献策。总体而言，国家的未来环境保护规划与发展趋向对德国绿党的政治主张及其智库的研究取向会产生最直接的引导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实际上成为论证与检验绿党改革提议提案的科学实验场。目前，基金会特别关注经济的绿色转型研究，尤其是关键产业的可持续转型计划。一方面，近些年来，为了配合绿党的竞选策略，基金会特别注重对绿党所主张的“绿色新政”议题领域的论证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基金会主推的重大研究项目成果也通过绿党议员直接向议会推介，这种直接、高效的影响方式是绿党智库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大众的宣传教育也是绿党智库尝试全面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它一方面，策划与组织在生态民主、国际关系、性别民主等广泛领域的交流活动和发行出版物，为方便民众了解研究成果，把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多样化的媒介与平台向社会展示与开放。自1992年起，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向社会每年公开研究报告，基金会支持下发行的出版物基本都能够从官方网站获取电子版本。作为政党智库，还特别重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多种媒介发挥智库的影响力。基金会不仅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体，比如德国《明镜》周刊等平台宣传、刊布观点，还借助当代互联网快捷传播的优势，定期将学术会议、座谈会实况整理上传到国际视频网站以及各类社交门户网站以供大众查阅。虽然基金会的学术对话并不是其优势路径，但是基金会也尝试对于重点关注的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决策议题研究制定了学术远景规划，并应用多样化的影响方式，比如通过定期举办环境领域学术会议、微型研讨会等形式与环境学界的前沿直接对话。与此同时，它还特别鼓励和支持高水平人才参与智库重点支持领域的环境政策研究，并提供奖学金项目与国际调研机会。在关注和推动德国的政策之外，基金会试图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跨国性的科研项目合作等形式在国际层面发挥影响力。不仅如此，基金会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尤其在亚洲设立了北京办事处。①伯尔基金会专门成立了国际交流促进基金会，定向服务于与其他国家研究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服务和促进在如生态民主、国际性别民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等议题方面的合作。相比于政党型绿色智库能将其研究成果与政党和政府环境政策便利对接的条件而言，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与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则不尽相同，因此其必须采用更多媒介或方式影响和参与政府决策。具体地说，即必须非常注意矫正理论研究政策应用的目标与轨道，确定理论研究的特色，并保证研究成果与政府环境政策趋向的实时动态的对接。定期的研究报告是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智慧的理论凝聚成果，也是作为高校内部绿色智库议题建议的学术话语呈现形式。自1986年到2014年间，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或学术文章达160多篇②。和其他绿色智库相比，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区别在于其不仅负责面向环境政策的科研和咨政工作，同时也承担着环境理论领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任务。联邦政府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支持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培养具备环境政治学专业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学术专家，为10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英、德语双语的国际环境理论课程。而且，研究中心还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面向整个大学开设环境和能源政策通识性课程。通过高校内部的教学体系，培养现代人才的环境意识，充分发挥环境课程的教育影响力。另一方面，精英学者也通过个人在政府环保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兼职，寻求建设性的政策转化效果。中心主任耶内克曾在2000年到2007年间担任政府环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2007年之后，新任主任接替耶内克继续担任环境顾问委员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中心对德国环境政策影响的有效性与连续性。此外，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更为追求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影响，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开展常态化的对话交流。事实上，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它近期尤为重视同亚洲地区高校智库之间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比如，自2013年在亥姆霍兹研究联合会能源转型项目框架下，与日本部分高校的研究所每年举办德日能源转型论坛；在左翼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合作举办“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讨会等，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智库虽然在以上层面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德国环境议题的探讨、评估以及政策的最终制定、实施与监管的过程。比如，绿党本身就是反核、环保的议题倡导者，绿党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动能源转型研究，在绿党与社民党主政时期，德国积极利用再生能源，成为代表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发达节能科技的先行国家，它们以政策为导向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也收获了自身政治影响。其标志性事件是被写入了1998－2002年的社民党与绿党“红绿联盟”的《联合执政协议》①。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也凭借对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跻身国际领先的知名环境政策特色研究中心，从此被称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创立者的柏林学派，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绿色智库的发展趋向与前景评价
通过本文对两个具代表性的德国绿色智库的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德国绿色智库所采用的影响策略显然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与政治权力主体的实际距离。这在根本上也与绿色智库的角色定位问题紧密相关。在郇庆治教授看来，“绿库的目标取向与涉指内容，决定了它横跨于学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角色地位。”②不难理解，绿色智库存在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理论研究向政策转换过程的完成。这就使绿色智库的影响路径基本上遵循了两条互相平行的动态线路：一方面，为了更易于实现自身的影响和定位，绿色智库的议题制定与理论探讨必须更加趋近于权力中心所认同的生态价值，比如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所倡导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获政府肯定，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借助鼓励和支持在环境技术创新和生态市场发展的投入，能够为政府在国际上赢得生态先行和领导性地位提供便利。这样一来，绿色智库的议题实际上被政府意志所绑架，在理论上也就很难实现一种完全有效的环境政策议题，从而也没有可能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方式转型层面提供一种彻底和根本性的革新或者替代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从实际的影响力或者功能发挥路径角度来看，不论是通过学术层面的对话，还是通过环境教育和社会动员，往往都没有直接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的交流而更容易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因此，德国绿色智库往往借助于通过精英谋求体制内政治职位，形成话语影响力，从而将理论成果上升为国家政策。可以说，绿党智库和高校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都试图通过这种“向上”的路径使研究成果获得合法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象。绿色智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成果，本应该作为市民社会的补充性要素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起弥合、沟通与协调的作用，但在实际上却没能有效发挥继续动员大众“自下而上”推动、影响和制定政策的功能。德国这两种类型的绿色智库都将筹码过多地压在通过精英成员获得实际政治地位来实现政治影响上，其负面效应则是难以保证环境政策的连续性。就这个层面而言，德国绿党智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1998年到2005年绿党由于与社民党组成了红绿联合政府，绿色智库的影响力得到增强；而绿党在2005年大选中失利成为在野党，绿色智库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力也大为削弱。不过即便如此，德国绿色智库依然在国际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成为一种现实版本的绿色智库发展范式。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6篇
并非巧合的是，笔者在环境政治学视角下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得出一种相似的结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生态资本主义”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那么，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性环境政治流派，它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但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性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尽管它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又要承认“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念与战略可能带来的积极性影响。
另一方面，这一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与语境下完全可以有一种全新的表达与阐释，而这其中的关键性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
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学意蕴已经有较为充分的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希望将新型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和传统生态智慧与实践复活等方面要素实现历史性综合的意蕴或志向――“十”报告关于“五位一体”的概括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与思路的经典性表达。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讨论不够充分，甚至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无视或回避。许多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天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欧美国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出现与扩展――正如布兰德教授所揭示的，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很可能长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国内学者中对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模式与理念笃信不疑的并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理念难以根除的现实性成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和价值观的生态学意涵，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去不断地阐发，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践。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7篇
一、树立“绿色教学”理念，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前提
在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喜欢纯净的“绿色”，吃“绿色食品”，用“绿色产品”。什么是“绿”？杨叔子院士说：“：绿者，自然也。第一，‘顺’人、事、物本身之自然，‘扬’此自然的积极方面，不为违背自然之事；第二，‘和’人、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共同发展，不为不‘和’之事。显然，对人的教育不‘绿’，对人脑的开发不‘绿’，那人同他人、同社会、同自然的关系又怎么能‘绿’？”绿，是生命之色，生命之源，也是教育之色，教育之源。“绿色”代表生命代表未来。“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现代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实施“绿色教育”，其基本目标是要向社会播种“绿色”的种子，让学生和周围的人，维护和关爱生命之色、生命之源。所以“绿色教育”，实质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在“绿色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的课堂也应该进行“绿色革命”，提倡“绿色教学”。什么是“绿色教学”？那些流淌着生命活水，注重情智生态平衡，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学，就是“绿色教学”。绿色教学的本意，应该是顺着学生自然的天性，发掘学生的内在潜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接受知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要求政治教师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的自然天性，明确学生一生发展中真正需要什么知识、能力、情感等。只有尊重学生现实的特点和未来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才会真正有生机和活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教育教学，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基础
互相尊重、坦诚相待的新型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课堂学习的实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商，有利于学生开展健康的人际交往，因而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尊重学生天性的需要，是构建思想政治课“绿色课堂”的基础。
要赢得学生的尊重，先要学会尊重学生。要想成为受学生尊重和喜欢的教师，首先要学会尊重和喜欢自己的学生，学会尊重学生自然的天性。思想政治课教师所带的班级多，接触的学生多，因而与学生个体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这就需要政治教师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也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提供展示个性的平台，允许学生说说自己，谈谈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当学生在老师面前真正说心里话，谈真实想法，教育教学就已成功了大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老师在说真话，在真关心自己。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是难 使教师走进学生中间的。学会与学生一起学习，学会向学生学习，让学生感到老师离自己很近，教师就是一个真正指引自己不断成长的朋友。当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能记得与老师一起学习、一起探讨的情景，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这样的教学才富有绿色的生命力。
三、实现课堂教学“四化”，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关键
对思想政治课，许多学生会觉得“难”、“枯燥”，甚至“假、大、空”。那些现成结论式的、步骤教条式的、书山题海训练式的教学，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对思想政治课的厌恶。要让课堂成为师生乐教乐学的地方，需要改变这些传统的落后的教学模式，要求构建让学生愉快学习的平台，还思想政治本来面目。实现课堂教学“四化”，即实现教学情景生活化、教学方式活动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评估多元化，这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关键。
1、教学情景生活化。思想政治课难 得到师生的喜欢，一方面因为其内容的理论性过强，使师生觉得它高高在上难教难学；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教学中确实存在“从课本来，到课本中去”的问题，缺少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实际结合，使教学缺少“绿色生机。定位课堂，应该通过引入生活事件，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营造逼真的教学环境，使学生在特定的情境、角色、任务中去学习思想政治。变狭小的课堂为广阔的交际空间，使思想政治教学不是孤立的死记硬背，而是活生生的反复亲历体验的过程。在”绿色“的养料中，让学生主动汲取知识，激发兴趣，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教学情景生活化可以缩短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学生与教材的距离，缩短学生与生活实际的距离，这无疑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学会运用知识，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2、教学方式活动化。美国教育教学流行一句话：I hear ， I forget . I see ， I know ， I do ， I understand！（我听了，我忘了。我看了，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懂了！）这句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生，不要让学生成为听众，应组织他们多看，多做，多参与合适的活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看书、讨论问题、辨论问题等；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如要求学生一学期内至少调查、研究一个问题，形成初步研究成果（如调查报告、小论文等）；可以组织学生，针对一定的学习内容和事例，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漫画比赛等。这种寓教于活动中的做法，易受学生的欢迎，易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合作和科学探索的精神。教师要敢于放开手脚，大胆让学生参与活动，创造思想政治课堂绿色生命。
3、教学手段现代化。“绿色教学”，要注意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传统的教育媒体，幻灯投影有像无声，录音机有声无像，录像电视虽声像俱全，但制作需要专门的设备。教学手段要不断创新，利用计算机开展辅助教学，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图文声像并茂，向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感性材料。形象生动的画面，言简意赅的解说，悦耳动听的音乐，以调动各种感官功能，增加教学的魅力。由于思想政治课每周教学的内容不多，一般一周两课时，这比其他学科在课件制作上要省力，我们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坚持用课件上课。教师要学会自己制作课件，更要学会利用网上现成的资源，采取“拿来主义”做法。一般我们应先下载网上课件，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修改，一个个方便实用、材料丰富的课件就可以为教学服务了！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字：绿色经济；环保；节能减排
绿色经济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现代文明，目的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竞争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这种经济的内涵是人类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既要保持代际平衡，不能把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而把污染留给下一代去处理，又要保持代内人的平衡，不能影响和牺牲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而获利。因此，绿色经济既是知识经济，也是生态经济和道德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绿色经济
从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论述的劳动分工协作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财富的关系，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到19世纪末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马・韦伯提出的行政组织理论；从20世纪的“行为科学”理论到当今的现代管理理论，这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理论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像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说和泰罗、法约尔等人的管理理论至今仍对后人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产生巨大影响。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比它以前的所有社会创造的都要多得多。这的确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比之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更具有先进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经济管理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不断推陈出新。
二、建立完善绿色经济的发展机制
绿色经济已经起步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发展绿色经济未必会一帆风顺。人们尽管已逐步认识环境问题对于制约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害性，也逐步认清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提高社会的发达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传统的思想、思维方式毕竟一下子难以挥之即去，仍然需要我们付出不懈努力。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经济发展中不断探索、体会绿色经济真谛的同时，有必要建立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
(一)建立相应的绿色政策体系
建立绿色政策体系，首先要体现在政治原则上。绿色反映了世界的潮流，绿色体现了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趋向，一是要根据绿色经济要求和全球资源与环境的客观条件，调整现有的产业政策、产业规划与生产力布局。要立足于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立足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立足于生产力结合环境特点的合理布局；二是要重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把不可更新资源的损耗、可更新再生资源的消长、环境的破坏与修复改善、污染的治理作为社会成本列入核算体系，以真实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三是要调整信贷政策。利用金融杠杆，对绿色产业给予更多的支持，从利率的高低，贷款期限的长短对绿色产业和传统的污染耗能型产业加以区分，引导绿色产业的发展；四是财政政策要充分体现政府意志，在财政贴息、财政拨款上对有利于绿色经济增长的项目和产业以必要的支持。
(二)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
绿色发展观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在中国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必然要运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同时又必须具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就是要破除现阶段存在于社会各层次的“先荇染、后治理”思想和“发展了再说”的短期行为，克服等待、观望、畏难等情绪。坚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协调，坚持环境就是资源，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观念。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三)积极发展绿色科技
绿色科技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柱，关系到绿色经济能否走出传统经济的老路，成败系于一身。因此，绿色科技的核心首先是人们的科学活动和技术开发都必须坚持辩证法和整体性的观点，既要考虑成果的正效应，也应得出预防和解决负效应的办法和措施。其次，加强废物资源化的研究与开发，任何废弃物都是另一种物质(资源)的异化形式，都具有再次利用的价值，因此，加强对废弃物资源化和开发利用的研究，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加强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技术的研究，提高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有效性，是支撑绿色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物质保障。
(四)大力推行绿色文明
推行绿色文明的关键首先是普及绿色文化。文化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文化的普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在绿色文化的熏陶下，自觉地树立一种绿色文明观，只有一个地球，善待自然、善待环境才能深入人心。要建立与绿色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更多地利用再生物质，可更新能源和可循环使用的消费品与用具，减少一次性生活用品。生活习惯上，更多地适应绿色文明的要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单位做起，减少随地吐痰、乱倒垃圾、乱排废物等不文明的行为和习惯，逐步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绿色文明风尚。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绿色公共管理；地方政府；建设能力；思考
一、引言
地方政府职能的完善，建设能力的提升对于地方发展有重要意义。政府职能完善和建设一直以来都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地方政府直接接触到基层的人民群众，每一个政策和决定都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实现，如果地方政府的建设能力不足，将会极大的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因此必须从地方政府职能完善出发，加强政府的绿色管理能力，以群众利益为工作重心和工作出发点，积极推进地方政府职能完善，打造政治生态环境良好的政府形象，实现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容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涵
（一）绿色公共管理定义
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发展与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较大关系，公共部门为了满足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管理需求，在管理思维方式和行为实践上寻求创新和突破，通过绿色文明的管理方式提升行政服务的质量。绿色公共管理这一理念最早产生于德国，在1990年瓦德玛尔・霍普分贝克的《绿色管理革命》中提出了“绿色管理”的概念，是一种管理的新思想和新途径。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绿色管理”理念得到了丰富，人们从多个角度来诠释绿色管理理论的内涵。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让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绿色公共管理的重要性，绿色政策、绿色领导力等管理理念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关于绿色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还没有较为具体的定义，从目前的文献研究的特点可以将绿色公共管理归纳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以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实现公共管理的绿色转型为途径，以全社会公共参与、全过程监控为特征，创新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的管理活动总称。
（二）政府绿色公共管理的特征
政府绿色公共管理寻求公共管理的新途径，重视多主体参与的管理方式，强化民主建设的能力，实现政府内部由内而外的管理能力提升。对内实现政府政治生态建设，提升我党的执政建设能力。对外重视公众监管和社会协助管理，通过集思广益调动社会力量，为政府执政建设提出宝贵的建议。
政府的绿色公共管理特征性明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主体参与的多样性、建设内容的丰富性、管理方式的灵活性、政府行为的主动性。政府的绿色公共管理重视民主建议，重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将政府的职能完善作为公共管理共同关注的问题，形成共同的协作力。政府建设内容的丰富性强调政府工作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百姓民生等多个方面内容，通过政治建设能力的不断提升，服务的领域逐渐的扩大，为人民群众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管理方式的灵活性在于政府建设能力提升要不拘泥于传统的工作方式，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实现现实和网络两个领域的管理延伸。政府行为的主动性强调的政府行为要始终走在人民群众的前面，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工作出发点，形成主动性的管理，以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及时沟通将管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三、地方政府绿色公共管理的创新思考
（一）重视地方政府绿色队伍环境的建设
政府绿色政策管理要实现刚柔并济，地方政府在基层管理工作中面临着很多的新闻问题和新情况，对于问题的处理上要以符合地方特色的政策进行积极的引导，妥善的处理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问题。在队伍建设环境上，地方政府要强化政府干部队伍的建设，形成全局统筹的战略性思维，深入到基层工作中深刻的认识到基层管理的各类问题，展开合理的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重视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建设，以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推动廉政、勤政的实现。在绿色公共服务工作中要体现绿色生态的思维模式，工作要体现细致具体，既要保证地方经济的有效发展，又要实现对地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以政府的绿色公共管理和地方的绿色公共环境建设共同作用，推动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完善地方政府的绿色公共管理职能内容
地方政府绿色公共管理要重视公众的互动参与，充分的吸收公众对于政府职能完善的建议。对于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决策内容要采取公开透明的意见征集方式，提升政策实现的可行性。政府绿色公共管理职能的完善要以地区现实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政府内部要实现管理部门的职责归属，形成地方政府各部门较强的责任意识，在遇到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提出及时有效的解决办法。地方政府在绿色公共管理职能建设方面要以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为目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以公众参与为支撑。通过基层工作的积极开展，寻求地方政府绿色公共职能内容的不断完善，以较强的行政能力获得群众的认同，提升地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三）丰富地方政府绿色公共管理的手段
丰富地方政府的绿色公共管理手段要重视技术的使用，运用现代化的政府公共管理手段，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地方政府绿色公共服务的管理手段要是适应技术环境的变化，尤其要重视对于网络技术平台的建设，通过网络管理平台为增加公众互动参与的途径，通过创设公开、透明的政府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最为直观的政府职能展示，以网络和现实渠道的互动参与，让群众能够从多个渠道实现对政府职能的监督，拓宽公共服务的领域，让群众最大程度提出自己的建设意见，对于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地给予反馈，营造高效、多样化的政府公共管理环境，实现地方政府建设能力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 宋煜萍.生态型区域治理中的地方政府执行力建设――迈向“绿色公共管理”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02：189-194.
[2] 郑振宇.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特征及核心主题[J].嘉应学院学报，2011，09：40-44.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0篇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再度复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参见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17日。)尽管无政府主义派别林立，但是9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死灰复燃明显带有后现代特征，与绿色意识形态多年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加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维护城镇权力，由地方进行决策；他们反对公司跨越国界大举扩大投资规模，认为这使大公司得以践踏劳工法和环境法；他们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机构取代了各国政府。极端的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将激进的环保主义同极端的反技术倾向融为一体。约翰·泽尔赞认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束缚人们的手段。他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肢解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劳动分工，要求更高的效率，并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解决技术驱动的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压力，成百万孤立无援的人求助于。他要求控制资本，也控制技术，不但反对发展工业，也反对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回归石器时代。美国老牌的绿色理论家、社会理论学家默里·布克金在60年代就将环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合二为一，提出了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如何同自然相抵触的理论。但是他目前批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过分夸大生态内容，认为不能忽视作为无政府主义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反人类的虚无主义者。(以上参见同上文。)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巴枯宁主义，它与后现代的、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密切结合，其批判对象也转变为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很显然，当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重新兴起是与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氛围相联系的。
三、趋势与问题
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
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身的潜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绿色环境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绿色价值批判理念与制度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无法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场逻辑横行全球，加剧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内部，其价值理想与其政党政治化的现实倾向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绿色生态环境运动是向上延伸，继续走90年代政党政治的路子，从反制度主义逐步向制度化现实妥协；还是向下发展，回归70、80年代大规模群众运动、街头抗议的传统，担当现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间抗衡力量？这将是绿色环境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向上发展，融入现行政治体制，有违其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后现代特点；向下发展，脱离制度化政治的框架，会使其社会批判缺乏挑战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议层面，不可能涉及与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有关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更无法形成对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绿色会计；现状；建议
一、引言
伴随人类经济发展，水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环境问题接踵而来，使我们不得不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谋求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多的环保工作者、政府、国际组织投入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污染的防治工作中。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绿色政治、绿色经济、绿色管理、绿色消费”等为主体的“绿色主义”浪潮。随着“绿色主义”席卷全球，它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影响也日渐加深。会计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绿色主义”理念的冲击。现行会计如何适应这场“绿色化”浪潮，中国又怎样在变革中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绿色会计体系？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绿色会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为我国绿色会计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及建议。
二、我国绿色会计发展现状
（一）我国绿色会计相关的政策法规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长期国策，从1979年我国首部《环境保护法》开始，我国已陆续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同时，《刑法》和地方性、区域性环境监督制度也设立了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共同形成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体系。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实施以绿色经济、绿色消费和绿色能源为内容的绿色战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可见，我国与绿色会计相关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比较完善，针对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与投入力度也在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二）绿色会计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的体现
由于我国绿色会计起步较晚，尚未形成专门或独立的会计准则，只在固定资产、或有事项、石油天然气开采、生物资产、财务报表列报等具体准则中有规定。同时要求被记录的环境会计要素是能够确定、计量的环境事项，其他环境事项并未纳入准则记录的范围。具体看来，现阶段我国会计准则中涉及的绿色会计要素如下：绿色资产主要包括投资的环保设备、公益性生物资产；绿色负债主要包括或有绿色负债与预计绿色负债；绿色权益项目很少，仅在专项储备项目下有所体现；常见的绿色收入有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收益及因其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废物再生利用收益、由于采取污染控制措施而从政府取得的补助或价格补贴等；绿色费用包括三废治理费、排污费等。
在绿色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我国目前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仅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中规定，重要项目应单独列报。所以，符合上述规定的绿色会计信息通常以重要事项、财务报告项目、会计报表附注形式在年报中披露。
（三）我国企业绿色成本管理活动
目前，我国企业大部分仍然实行的是以“末端治理”为主的绿色成本管理模式。即企业在污染发生后设法予以消除，把治理污染所发生的支出确认为绿色成本。这种生产结束阶段的环境成本管理活动作为事后控制行为，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环保手段的加强已经暴露出其缺点。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应该逐渐被淘汰。寻求新的、更加科学的绿色成本管理活动已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构建我国绿色会计体系
绿色会计在我国实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然而现阶段我国绿色会计的发展仍存在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绿色会计重要性认识不足、制度不完善、我国绿色会计人才缺乏等问题。针对我国绿色会计发展中出现的三大主要问题，有以下建议：
（一）强化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对绿色会计的重视程度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观念已经陈旧。政府应一方面大力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使其肩负社会责任感，充分认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全社会、全民众中也应该加强绿色环保宣传教育，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于绿色会计事业的建设中去。
（二）建立健全绿色会计相关的会计制度与准则体系
我国在绿色会计实务应用上几近空白，原因就是没有相应的绿色会计制度与准则对企业绿色会计实务操作进行引导和规范。应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制定绿色会计的各项规范标准，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绿色会计管理及相应的会计核算制度，完善我国现有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
（三）大力培养绿色会计专业人才
绿色会计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又涵盖了会计学、经济学、环境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上比较高。目前我国从事绿色会计研究的专业人才基本集中在高校、政府机关和相关社会团体之中，企业管理者或会计人员对绿色会计知之甚少，关注度明显不足。要真正推行绿色会计就要从企业抓起，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环境等知识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加强实务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充分认识绿色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结束语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保护活动日渐深入，“绿色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会计理论界、政府、国际组织以及会计实务者纷纷投入到对绿色会计的研究工作之中，绿色会计已经成为未来会计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但是，中国绿色会计起步较晚，现阶段发展状况比较滞后，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绿色会计的重大意义，加强对绿色会计的理论引导，加强对绿色会计的监督。尽快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会计制度，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之路。
参考文献：
[1]季建辉.当期绿色会计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探析[J].财会研究，2012（16）
[2]许家林.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与创新[J].会计研究，2009（10）
[3]周守华，陶春华.环境会计：理论综述与启示[J].会计研究，2012（2）
[4]唐国平，李龙会，辛悦.环境会计基本理论在当代的发展[J].财会通讯，2012（2）
[5]王红娟.基于绿色会计理念的环保财务评价体系研究[J].财会通讯，2012（1）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2篇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再度复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参见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17日。)尽管无政府主义派别林立，但是9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死灰复燃明显带有后现代特征，与绿色意识形态多年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加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维护城镇权力，由地方进行决策；他们反对公司跨越国界大举扩大投资规模，认为这使大公司得以践踏劳工法和环境法；他们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机构取代了各国政府。极端的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将激进的环保主义同极端的反技术倾向融为一体。约翰·泽尔赞认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束缚人们的手段。他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肢解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劳动分工，要求更高的效率，并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解决技术驱动的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压力，成百万孤立无援的人求助于。他要求控制资本，也控制技术，不但反对发展工业，也反对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回归石器时代。美国老牌的绿色理论家、社会理论学家默里·布克金在60年代就将环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合二为一，提出了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如何同自然相抵触的理论。但是他目前批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过分夸大生态内容，认为不能忽视作为无政府主义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反人类的虚无主义者。(以上参见同上文。)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巴枯宁主义，它与后现代的、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密切结合，其批判对象也转变为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很显然，当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重新兴起是与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氛围相联系的。
三、趋势与问题
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
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身的潜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绿色环境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绿色价值批判理念与制度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无法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场逻辑横行全球，加剧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内部，其价值理想与其政党政治化的现实倾向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绿色生态环境运动是向上延伸，继续走90年代政党政治的路子，从反制度主义逐步向制度化现实妥协；还是向下发展，回归70、80年代大规模群众运动、街头抗议的传统，担当现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间抗衡力量？这将是绿色环境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向上发展，融入现行政治体制，有违其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后现代特点；向下发展，脱离制度化政治的框架，会使其社会批判缺乏挑战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议层面，不可能涉及与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有关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更无法形成对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全球治理；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全球治理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要厘清全球治理的概念，首先要从“治理”一词出发。在詹姆斯 N・罗西瑙看来，治理是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的依赖。[1]第一，罗西瑙的定义将治理和政府的治理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仍然会是有效的。更明确地说，治理是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然而，政府的政策即使受到普遍的反对，仍然能够付诸实施。在此意义上，治理在维护体系延续上是指发挥着有些的作用，否则它就将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提及无效治理，而只会说无政府状态或者混乱）。另一方面，政府及时不被是为根本不存在（人们往往干脆视之“软弱”），实际上也很可能是相当低效的。[2]治理的权威性并不一定来源于政府。第二，罗西瑙将这种（有效的）治理与秩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治理的有效性是以秩序的建立为基础的。秩序的一部分是基础性的，包括了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各国之间的合作、外交。另一部分是程序化的，秩序本身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性的安排，当秩序具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才能真正被称为秩序。
二、公民社会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
根据L.戴维・布朗的定义，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社团和行动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民可以组织起来，单独或集体地寻求视线某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目的。公民社会的行为体包括慈善组织、教堂、邻里组织、社会俱乐部、民权游说组织、家长-教师协会、工会、贸易协会及其他结构。[3]本文中的公民社会主要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全球治理的基础。[4]全球治理离不开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参与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非政府组织与各国政府、各类政府间组织相比较，较少涉及利益的考虑和权力的争夺，因此非政府具有更强的行动力，从人类利益的角度出发参与全球治理。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国际上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从6000个增至26000个，规模从拥有500万会员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到非常小的网络组织不等。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鼓动采取政治行动，提供信息和报告。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还参与到了游说和动员运动中。
三、案例分析――绿色和平组织参与的芬兰上拉普兰地区伐木冲突
芬兰国有的Metshallitus林业公司从1990年起就开始有机会的在上拉普兰地区砍伐该地区的原始森林，这造成了与驯鹿萨米人或大或小的冲突。其主要原因是，驯鹿在冬季的主要食物来源是生长在原始森林树荫下的地衣，如果树木遭到砍伐，那么驯鹿群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根据计划，上拉普兰区的开采周期为170年，进行林业开采的有258000公顷，没年砍伐的数量为200000立方米，其中30%作为木材原来，另70%则用以造纸。[5]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加入声援萨米人，要求芬兰政府立即停止对该地区原始森林的砍伐。由于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说服和施压，使得Metshallitus林业公司在三月宣布暂停位于冲突地区的林业开采，却造成了当地伐木工人的大量失业，从而导致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最后以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决议终止了这场争端，芬兰政府和Metshallitus林业公司一方做了妥协，修正了拉普兰地区的森林开采计划，将原计划开采量150000立方米再度下降到115000立方米，并增加了20000公顷的永久森林保留区。
整个环境运动在一开始似乎并没有引起多方关注，但是当绿色和平组织参与进来之后，其影响力就迅速扩大。那为什么一个非政府组织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影响扩大到最广呢？笔者认为有一下几点原因：
第一，绿色和平的宗旨和理念是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容易产生舆论关注。绿色和平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这是全世界人们都认同的一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环境更好，特别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污染、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生态失衡等问题逐渐显露，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角焦点。因而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为宗旨的绿色和平组织就会有许多的支持者，也能得到媒体的关注。
第二，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多元化、专业化。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几乎遍及各大洲，囊括了各种职业和社会阶层，组织内部有不少科学家、医生、律师、社会活动家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这种多样化、专业化的成员成分一方面给绿色和平提供的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绿色和平的各项调查、宣言等更具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成员可以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将绿色和平的理念传递到社会各界，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达到组织的目的。
第三，绿色和平的部分活动较为激进。绿色和平的理念虽然是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但是在大多数事件中是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既得利益相违背的。这就导致了利益相对的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有时还会上升为。绿色和平往往具有一种“殉道者”精神，这促使了事件急剧扩大，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第四，舆论影响的迅速扩大还有赖于科技的发展和公民个人素质的提升。全球电视的出现、计算机在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出境游的增长、移民的增多、大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普及和许多其他后工业时代特征的出现增强了个人的分析能力。[6]如今的网络媒体相当的发达，任何地方方生的事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上传到互联网上，让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得到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将这些信息进行二次、三次、多次的传播。
四、结论
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必然要求参与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如今，公民社会正不断成长为处理全球问题的重要主体，而且公民社会已经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笔者也发现，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在较为微观或者专项的领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比如说在传染病的防止、禁止捕鲸、反地雷、地方性的生态保护等），而在更高层面的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中，其作用就大大少于国家或是政府间组织。就现在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中，公民社会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参考文献
[1]詹姆斯 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5.
[2]詹姆斯 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5.
[3][美]约瑟夫・奈， 约翰・D唐纳胡 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27-228.
[4]杨烨 主编.全球化视角下政府面临的挑战[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18.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4篇
一、 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 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 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 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 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 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 ，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 ”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 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助性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绿色征信；绿色金融；绿色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2）-0066-04
一、引言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的生态考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指定并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明确以可持续发展为方针1。自此，环境保护逐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共识之一，环境政策逐步纳入投资决策体系当中。
20世纪末绿色金融概念兴起，2003年起国际金融机构陆续加入代表在项目融资业务中自愿、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赤道原则”。虽然中国绿色金融理论研究不成体系，但在实践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果：2013年日内瓦国际金融对话中数据显示，2004年-2013年投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领域2331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巴西477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发展中国家金融投资者前十位中有9家企业来自中国（仅入围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以169亿美元位列第3）。
直至2007年，在顶层设计上，中国环保总局联合一行三会推出绿色金融政策，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到征信体系当中，以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环保领域。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和征信部门亦推出相应意见，问题在于基层环保部门环保信息的录入仅持续非常短的时间，且仅涉及环境违法信息、对绿色企业的正向信息并未纳入，目前企业征信报告中基本不体现环保信息，虽项目贷款须得通过环评，但地方政府基于财政、GDP考虑，对地方大企业、大项目环评过程干预颇多，导致环评成为“过场”。
绿色征信概念目前提出较早，理论界尚无明确定义，国外文献亦未涉及，而绿色征信是绿色金融理论的重要补充。因此，以企业环保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征信体系建设进展的研究，能够为顶层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更多依据和建设性意见，对基层部门加深践行绿色征信的J识、指导平衡地方发展局面更是具有实践意义。
二、绿色征信体系理论研究现状
经济增长是经济领域研究的永恒主题，对生态环境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识。因此，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通过绿色金融引导更多社会资源配置到绿色产业上是当前金融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绿色征信作为绿色金融理论的补充，需要建立其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目前，学术界对绿色征信已有部分相关的理论研究，包括了声誉机制、信贷引导在内的软性制度，以及包括政府约束、法律强制力在内的硬性制度。
（一）声誉机制
亚当・斯密认为，声誉是契约得以履行的重要保障机制。Vanberg认为声誉是资本，能够激励企业行为，并提高效率。Mainlath 和Samuelon（2001）将企业声誉解释为“顾客对于企业是有能力企业的事先预期”， 而这种预期来源于有能力的企业以更高的努力程度所显示出来的差异性。企业声誉内涵广泛，如脱离行业限制的慈善事业，以及与行业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李卫东、翟立宏、罗智琼（2011）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商业银行声誉测评指标体系。吴元元（2012）认为，声誉机制的关键在于消费者的“用脚投票”对企业核心利益的影响，而生态方面的声誉因影响面虽广，但个体针对性不强，公众个体感知不强烈，对消费的感受影响更是小，故而生态声誉下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倾向和力度均有限。问题在于，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责任感的提升均是短期内无法有明显改善的。好的方面是，媒体对生态领域的关注使得企业对自身生态声誉的关注度大幅提升。罗进辉、杜兴强（2014）利用2004-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实证检验得知，媒体能够发挥信息中介和公共监督的作用，是对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李培功、沈艺峰（2010）认为，媒体信息披露促使公司纠错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力量的干预，而非声誉机制。然而地方“强势”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大，为维护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政府往往提供隐形担保，导致企业声誉风险管理意识淡薄，更谈不上政府干预了。甚至徐浩萍（2007）指出，政治寻租是导致我国声誉机制有效性降低的重要因素。
综合众多学者观点，声誉机制是市场化的企业约束机制，政府介入则是行政手段约束企业行为的机制，两者互相补充，但又可能存在矛盾。市场失灵的必然存在导致单靠声誉机制是不现实的，政府介入具有实践必然性，关键在于介入的领域、方式和程度。因此，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是中和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有效措施，既增强且规范了了声誉影响作用的发挥，又避免了行政过度干预带来过高执法成本。
（二）信贷资源引导企业行为的相关理论
连立帅、陈超、白俊（2015）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3年数据，考察得知产业政策总体上能够引导信贷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其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在制度和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会以市场与行政的方式引导信贷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
综合上述理论，如果政府部门在制度和产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将环境要素作为重要考量，那么势必会对银行信贷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银行将根据政策引导，将环境要素纳入信贷决策矩阵，制定相应的绿色信贷政策。那么，银行首先将更多关注于环保产业、生态产业等“无眼前利益”产业的发展，注重人类的长远利益，以未来的良好生态经济效益和环境反哺金融业，促成金融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其次，绿色信贷能够帮助和促使企业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金融业的核算和决策之中，扭转企业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粗放经营模式，避免陷入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最后，绿色信贷可以改变市场的投资行为，引导市场投资更多的投向高新技术及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法律强制力及政府约束
张康之（2001）指出，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 理性化的强制力能够稳定地发挥作用。法律制度是以一系列规则、规范和执行程序的形式出现的， 而且主要是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出现的。有了这些以明文规定的规则、规范和执行程序， 企业在践行环保方面的目标追求和行为选择都有了可以知觉的合法性空间， 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以及行为后果， 都是可以自觉的和可以预测的。直到今天， 人们一直以为法律制度是一个社会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建立起秩序的主要手段。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 也确实证明了法律制度的保障性是不容置疑的。此外，法律制度是政策贯彻落实的基本保障，好的法治环境通过赋予企业信任和信念引导企业正确的投资预期，有助于对企业技术性投资的引导，使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践行环保责任方面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申亮（2011）指出，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基于有限理性的动态博弈，二者之间在环境保护中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第一，在政府不干预环境保护的情况下，企业将会自动选择最大化利用环境资源的纳什均衡（不治理，不治理），从而造成环境资源极大的浪费。第二，当政府对企业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监督时，企业与政府之间就面临着环境治理与监督管理的博弈问题。因此，要促使企业有效治理环境，政府监管的强制约束力必不可少。
三、绿色征信体系建立的必然性
相比较单纯的软性约束和硬性约束，绿色征信具有制度优越性：成本低、约束力强，且与银行信贷具有兼容性。因此，绿色征信体系的建立既有其理论基础，又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
软性约束方面。企业和银行（本质也是企业）的环保意识和响应行为，除却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外，基于理性考虑的利益引导也必不可少。正如陈效林、施建军（2012）所指出的，企业环保响应有四个动机：竞争力动机、合法性动机、声誉动机和责任动机，其中的竞争力动机、声誉动机和责任动机均属软性约束。软性约束的优势在于成本低，但问题在于效力不足，正如李新春（2000）所指出的那样，从契约理论角度来讲，契约软约束加大了机会主义的选择。也就是说，在当下环保意识还未成为企业主体自主意识前，企业的环保响应程度实属有限，只能作为硬性约束的补充，在较长时期内起到改善作用。王明亮（2013）指出，政府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间博弈演化趋势取决于企业积极行为的收益和消极行为的成本。
硬性约束方面。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贯彻实施必然离不开强制力，尤其是法律强制力。然而，强制力意味着高的社会成本，且法律强制力本身有注重形式化的特征，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上，要真正实现法律的强制力，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但总的来说，法律制度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硬性约束，基于负面清单管理理念。负面清单原是国际法概念，多用于外贸领域。田云华、杨挺、李宗皓（2015）认为，“负面清单”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能够应用到行政管理制度领域。梁上上（2012）认为，司法审判中要衡量制度利益，而衡量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制度涉及的社会广泛性[]，这适用于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李虹、娄雯、田马飞（2016）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年-2013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得知企业环保投资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环境管制能够强化这一关系。也就是说，环境管制的加入在长期来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由于政府有限理性、反应迟缓并一般具有行政偏好，故“负面清单”涉及主体应当包括政府部门，不作为、少作为、作为不当都应承担相应责任，可设定第三方监督部门，公众及媒体监督作为重要补充。
综合上述理论，可以看出绿色征信体系的建立，不能是单纯的软性约束或硬性强制。理想的绿色征信制度体系必然要包含以声誉机制、信贷资源引导为主的软性约束制度体系，也离不开以法律制度、政府强制为主的硬性约束制度体系。
四、建立绿色征信体系的有效建议
绿色征信体系的建立过程涉及四个关键主体：企业、银行、政府（主要指环保部门）、公众。下面就各主体在绿色征信体系建立中应当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进行概述：
（一）企业
企业是绿色征信体系建立的基础要素。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主体，也是环境问题的造就者，因此企业在绿色征信体系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共存的状态：“主动”是指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在制定生产经营策略时应当主动考虑环境要素；“被动”是指广义上企业一切与环境相关的行为都将作为环保信息纳入到征信体系当中，当然这种被动是不完全的，环保部门执法要付出一定成本，且执法有效性很难达到100%。
在绿色征信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企业既应主动承担环保责任，在制定生产经营战略时应将资源配置在绿色产业上，加速促进产业升，还应积极配合环保执法部门采集环保信息，实现征信系统中环保信息的及时更新，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二）银行
银行是绿色征信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要素，环境政策的充分落实离不开信贷资源对于企业的牵制力。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要优先考虑绿色征信体系中的优质企业，对于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的企业应实行信贷制裁。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绿色征信体系的建立及其效力实现，首先，应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环保产业，从丰富绿色信贷产品和将环保因素纳入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来加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产业的支持；其次，在传统行业方面，绿色信贷主要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和产品创新上，在污染性较高的行业，绿色信贷主要用于治理污染和减少污染。绿色征信是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的保障和前提必要条件，在绿色金融领域绿色征信体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三）政府
政府参与绿色征信体系建设，一方面，相关环保执法部门需将环保信息采集作为工作重点，无论是环保友好型企业的正面信息还是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负面信息，都应及时采集并纳入企业征信系统，为保证信息的有效性，还应实现实时更新，使得企业征信系统真正发挥其实效，为绿色征信体系的建设打好基础。另一方面，绿色征信体系的长效运行，离不开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效监管。首先，可考虑将环境监管部门纳入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垂直管辖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管部门监管工作的干扰，提高环境管理效率；其次，环保监管实时透明执法，对监管部门的奖惩对象、法律依据、奖惩标准、监管效果等信息对群众进行公示，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自身经济行为的心理预期。
（四）公众
企业环保意识不足、银行的信贷资源的趋利性、政府部门有限作为，使公众参与绿色征信体系建设成为必要和必然，这也是相关部门建立环保舆情跟踪制度的主要原因。在环境保护方面，公众的参与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政府在这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填补政府监督不到位的空白。公众可以通过多途径来参与对企业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发挥公众个人举报、媒体舆论监督、非政府环保组织监督作用，为绿色征信体系建设的推进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李虹，娄雯，田马飞.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2）：71-80。
[2]连立帅，陈超，白俊.产业政策与信贷资源配置[J].经济管理，2015，（12）：1-11。
[3]梁上上.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J].中国法学，2012，（4）：73-87。
[4]罗进辉，杜兴强.媒体报道、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风险[J].会计研究，2014，（9）：53-59。
[5]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四类措施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J].中国银行业，2015，（4）：97-99。
[6]申亮.我国环保监督机制问题研究：一个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J].管理评论，2011，（8）：46-51。
[7]田云华，杨挺，李宗皓.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综述[J].国际经济合作，2015，（4）：73-80。
[8]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2012，（60：115-133。
[9]徐浩萍.政治寻租约束与投资银行声誉机制有效性[J].上海金融，2007，（8）：28-31。
The Study 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the Green Credit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