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范文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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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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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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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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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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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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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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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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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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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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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二、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一、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 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 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 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 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 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二、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 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 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 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 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 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 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 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 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 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1 口岸服务的透明化。推进以转口贸易统计为抓手的转口贸易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工作，形成海关、外贸、统计等部门统一的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功能开发打下体制基础。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的市场运作机制提供导向，形成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各种咨询、信息等中介服务体系。 2 口岸服务的创新化。一是就现行政策中有关发展转口贸易的各种条文进行总结、归纳，使政策更好地为实践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二是以浦东先试先行，为优化口岸服务提供体制和制度依托，深化落实浦东外汇改革“九条措施”，营造良好的金融氛围，积极引进更多的国内外物流、贸易企业落户上海，扩大转口贸易。三是深化推进“大通关”建设，一方面加快“电子口岸”建设进程，促进货物便捷通关，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海关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改善服务监管模式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视域下的有关区域市场整合的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可以被部分运用于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部的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研究。借助关税同盟理论和Balassa模型，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进行描述，并对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检验，实证结论揭示：港澳与大陆间的区域市场整合对彼此的影响不尽相同，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一方面在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的同时，会获得净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实证结果袁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等效应。 论文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 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11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 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11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11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 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关税同盟理论，对港澳和大陆这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区域经济整合历程进行了现象描述，利用2002—2007年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数据，对港澳与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了经验检验。本文的分析在于谈论以下两个问题：(1)我们研究区域市场整合问题，要不要跳出主流经济学所囿于的相邻国家的空间纬度，如何运用其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来对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分析；(2)借助Bal-assa模型对港澳和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的实证检验是不是一种能说明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如何进一步完善这种分析；(3)针对港澳与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彼此影响不尽相同的情况，即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会获得净贸易创造的情景，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形成净贸易创造；(4)关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的事实，我们的相关研究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加深。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拓宽分析和研究，无疑会给政府制定港澳和大陆一体化政策提供依据。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3]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

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11月4日,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次东中国-东盟峰会上11个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之间的合作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规定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容、时间等基本构架。到目前为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在201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进行的初步测算，到2015CAFTA建成之时，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同时，CAFTA的建立将分别拉动东盟和中国的GDP增长0.9%和0.3%。[1]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认为对于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 可以分为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静态效应, 是衡量一体化集团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必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种效应。而对于建立CAFTA 而言, 还应该包括出口扩张效应这独特的第三种效应。[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毕业论文范文。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

(一)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原来的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成员从非成员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显然, 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

表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对美、日、欧进出口所占比例单位：%

 

 

  出口

进口

国别

美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

20.4

16.9

15.4

10.8

17.6

14.7

印尼

13.8

23.4

—

10.2

16.3

—

马来西亚

20.2

13.3

13.6

16.0

19.2

12.9

菲律宾

28.7

14.1

17.9

15.5

19.2

9.2

新加坡

17.3

—

—

14.8

21.2

—

泰国

21.2

14.8

—

10.7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8篇

现代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物流推动论”认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1］;物流联盟的出现通过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除定性分析外，许多学者从定量视角对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类似结论［3－5］。近年来，浙江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快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86—2009年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从12.93亿美元达到增长到1877.35亿美元，增长了145倍。浙江省进出口贸易能取得如此成绩，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物流业的发展有利于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下降，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戎梅(2011)就单位物流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单位货物贸易额与单位货物周转费用成反比，单位物流成本的降低对国际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6］。杨长春(2008)［7］、侯方淼(2008)［8］等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物流之间存在着反馈性的因果关系，而物流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贸易对物流的促进作用要稍大一些。就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而言，张宝友(2010)运用弹性分析法，分别从物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检验华东地区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物流需求每变化1%，进出口贸易额相应的变化2.56%;而物流供给每变化1%，进出口贸易额就相应的变化6.08%［9］。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王领(2010)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利用上海市1978－2008年货物运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总额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进出口的增加会在长期内促进港口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但吞吐量的增加并未对上海市进出口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运输量的变化对外贸增长的作用有很大的时滞效应。综上所述，有关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存在不一致看法。而且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一步思考:如果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其影响程度是多少?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浙江省为例，考察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有，那么影响程度是多少，影响程度是否随时间的变化有所差异，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方法、变量及数据

2.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物流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促进作用，影响是否显著。然后，运用弹性理论，通过计算“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即物流发展速度与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动比率，来测算现代物流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其程度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2.2变量及数据来源

衡量进出口贸易的指标，一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总额。而衡量现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不同学者选择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已有研究大多以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或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为代表。从进出口贸易涉及的物流系统来看，其物流环节包含运输、仓储、检验、报关、包装、装卸搬运，以及信息处理等作业内容，其中，运输是必须的环节，故本文选择了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选取1986—2009年间的数据。

3实证分析

3.1物流产业发展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性

在相关性分析之前，首先对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逐年变化情况作描述性分析，以掌握其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是浙江省1986—2009年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统计数据。依据表1，绘制出1986—2009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变化趋势图①，见图1。由图1可知，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这初步说明浙江省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为了说明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显著影响，下面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进出口总额为因变量，设为Y，货物周转量为自变量，设为X。根据表1的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相关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和方法得知，二次曲线(Quad-rati)拟和模型较好地反映浙江省物流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变化趋势。回归结果见表2，调整后判定系数为0.9923，接近1，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以5%的显著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性经过检验，F=1482.790，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是显著有效的。回归方程如式(1):Y=－121.873+0.3129X+0.0000118X2(1)

3.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促进程度的弹性分析

(1)测算模型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知浙江省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进行定量测算。弹性分析是计算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敏感性的工具。本文以“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一词作为衡量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变化的敏感程度。进出口贸易额设为变量Y，货物周转量设为变量X，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如式(2):E=dYdX•XY(2)

(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程度的测算

根据回归方程Y=－121.873+0.3129+0.0000118X2可得式(3):dYdX=0.3129+0.0000236X(3)运用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求得弹性系数E，见表3，1986—2009年间，浙江省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平均弹性为2.9，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物周转量每提高1%，进出口总额约提高2.9%，说明浙江省物流业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3)不同时段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的比较表3显示，1986—2009年间不同年份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差异较大，从具体数据来看，弹性系数从1986年的8.4694，下降到2009年的1.3460。为了分析不同时间段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1986—2009年不同时间段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平均值，结果表明，不同时间段的弹性均值从1986－1990年的6.57，下降到2006—2009年的1.25，弹性均值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趋缓。为了分析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以1986年作为时间t=1，对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与时间t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合模型，决定采用三次曲线(CUBIC)模型。拟合曲线如图2所示，回归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915，与1极为接近，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均以1%的显著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性经检验，F=700.05937，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显著有效。拟合方程如式(4):E=9.790957－1.3076t－0.0689t2－0.001232t3

(4)由方程(4)计算2010—2014年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指标值，见表5，浙江省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呈下降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应进行产业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弹性分析等工具，就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如下:第一，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物流业有力地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以浙江省为例，1986—2009年间，浙江省物流业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相应增长2.9%。现代物流业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原因有:1)物流业的发展降低了运营成本，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与成本对国际贸易的效益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的空间有限，而物流成本有较大的降低空间。物流业的发展，使得对外贸易中的物流活动运作效率越来越高，降低了物流成本，导致进出口贸易的成本降低，从而刺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2)现代物流的发展改善了国际贸易的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化。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第三方物流产业不断壮大，第三方物流公司则通过货运等形式，减少了生产企业的物流负担，使对外贸易中的运输、报关等物流环节运作效率得到了提高。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拓展了消费者的购买空间。由于物流速度的提高，消费者在购买国外商品时，花费在物流运输上的等待时间大大减少，使得消费者愿意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商品，这有利于外贸企业发现新市场，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第二，不同时间段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有所强弱。以浙江为例，1986－1990年间，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值为6.57，而到2006—2009年，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值下降为1.25，表明不同时间段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差异较大，且从整体上来看，浙江省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值呈下降趋势，表明浙江省应进行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好地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9篇

    现代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物流推动论”认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1];物流联盟的出现通过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除定性分析外,许多学者从定量视角对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类似结论[3-5]。近年来,浙江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快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86—2009年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从12.93亿美元达到增长到1877.35亿美元,增长了145倍。浙江省进出口贸易能取得如此成绩,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物流业的发展有利于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下降,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戎梅(2011)就单位物流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单位货物贸易额与单位货物周转费用成反比,单位物流成本的降低对国际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6]。杨长春(2008)[7]、侯方淼(2008)[8]等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物流之间存在着反馈性的因果关系,而物流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贸易对物流的促进作用要稍大一些。就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而言,张宝友(2010)运用弹性分析法,分别从物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检验华东地区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物流需求每变化1%,进出口贸易额相应的变化2.56%;而物流供给每变化1%,进出口贸易额就相应的变化6.08%[9]。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王领(2010)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利用上海市1978-2008年货物运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总额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进出口的增加会在长期内促进港口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但吞吐量的增加并未对上海市进出口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运输量的变化对外贸增长的作用有很大的时滞效应。综上所述,有关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存在不一致看法。而且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一步思考:如果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其影响程度是多少?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浙江省为例,考察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有,那么影响程度是多少,影响程度是否随时间的变化有所差异,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方法、变量及数据

    2.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物流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促进作用,影响是否显着。然后,运用弹性理论,通过计算“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即物流发展速度与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动比率,来测算现代物流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其程度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2.2变量及数据来源

    衡量进出口贸易的指标,一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总额。而衡量现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不同学者选择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已有研究大多以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或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为代表。从进出口贸易涉及的物流系统来看,其物流环节包含运输、仓储、检验、报关、包装、装卸搬运,以及信息处理等作业内容,其中,运输是必须的环节,故本文选择了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选取1986—2009年间的数据。

    3实证分析

    3.1物流产业发展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性

    在相关性分析之前,首先对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逐年变化情况作描述性分析,以掌握其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是浙江省1986—2009年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统计数据。依据表1,绘制出1986—2009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变化趋势图①,见图1。由图1可知,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这初步说明浙江省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为了说明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显着影响,下面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进出口总额为因变量,设为Y,货物周转量为自变量,设为X。根据表1的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相关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和方法得知,二次曲线(Quad-rati)拟和模型较好地反映浙江省物流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变化趋势。回归结果见表2,调整后判定系数为0.9923,接近1,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以5%的显着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着性经过检验,F=1482.790,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是显着有效的。回归方程如式(1):Y=-121.873+0.3129X+0.0000118X2(1)

    3.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促进程度的弹性分析

    (1)测算模型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知浙江省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进行定量测算。弹性分析是计算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敏感性的工具。本文以“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一词作为衡量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变化的敏感程度。进出口贸易额设为变量Y,货物周转量设为变量X,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如式(2):E=dYdX?XY(2)

    (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程度的测算

    根据回归方程Y=-121.873+0.3129+0.0000118X2可得式(3):dYdX=0.3129+0.0000236X(3)运用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求得弹性系数E,见表3,1986—2009年间,浙江省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平均弹性为2.9,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物周转量每提高1%,进出口总额约提高2.9%,说明浙江省物流业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3)不同时段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的比较表3显示,1986—2009年间不同年份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差异较大,从具体数据来看,弹性系数从1986年的8.4694,下降到2009年的1.3460。为了分析不同时间段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1986—2009年不同时间段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平均值,结果表明,不同时间段的弹性均值从1986-1990年的6.57,下降到2006—2009年的1.25,弹性均值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趋缓。为了分析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以1986年作为时间t=1,对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与时间t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合模型,决定采用三次曲线(CUBIC)模型。拟合曲线如图2所示,回归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915,与1极为接近,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均以1%的显着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着性经检验,F=700.05937,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显着有效。拟合方程如式(4):E=9.790957-1.3076t-0.0689t2-0.001232t3

    (4)由方程(4)计算2010—2014年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指标值,见表5,浙江省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呈下降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应进行产业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弹性分析等工具,就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如下:第一,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物流业有力地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以浙江省为例,1986—2009年间,浙江省物流业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相应增长2.9%。现代物流业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原因有:1)物流业的发展降低了运营成本,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与成本对国际贸易的效益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的空间有限,而物流成本有较大的降低空间。物流业的发展,使得对外贸易中的物流活动运作效率越来越高,降低了物流成本,导致进出口贸易的成本降低,从而刺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2)现代物流的发展改善了国际贸易的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化。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第三方物流产业不断壮大,第三方物流公司则通过货运等形式,减少了生产企业的物流负担,使对外贸易中的运输、报关等物流环节运作效率得到了提高。3)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拓展了消费者的购买空间。由于物流速度的提高,消费者在购买国外商品时,花费在物流运输上的等待时间大大减少,使得消费者愿意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商品,这有利于外贸企业发现新市场,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第二,不同时间段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有所强弱。以浙江为例,1986-1990年间,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值为6.57,而到2006—2009年,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值下降为1.25,表明不同时间段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差异较大,且从整体上来看,浙江省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值呈下降趋势,表明浙江省应进行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好地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参考文献：

[1]E.赫尔普曼，P.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任勤.WTO 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朱钟棣，郭羽诞，兰宜生.国际贸易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6]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刘伟丽.战略性贸易理论理论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5.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外贸 增长方式 综合评价

一、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和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指一个总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等指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的内涵，本文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定义为:为提高对外贸易增长的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外贸高速、高质增长的方式。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容有很多，如促进外贸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创新、外贸体制、贸易政策以及企业行为等。外贸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发展则是外贸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之处，外贸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国与国优势的比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相关、互相融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相关理论及经济学阐释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途径和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追求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国家福利的扩大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增长方式与该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外贸增长方式也随之转变，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互动融合、相互统一。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不一定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便可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从中获利。

后来的“里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H－O理论去寻求新的有关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际贸易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现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各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方式与该外贸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统一，比较优势的创造要求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也促进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

1、对外贸易的理性开放度

总的来说，浙江外贸的起点比较低。1970年外贸进出口值仅为773万美元，改革开放后上升较快，1978年上升到7011万美元，1985年进出口总额为112322万美元，1978 到1985环比增长40%以上，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减缓，2002年后，增长更加快速。外贸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的趋势，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长缓慢，一直在20%以下，与之相应的是浙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基点还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1991年浙江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亿元，对外贸易量上的增长也逐渐加快，1992到1999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间震荡；进入2000年, 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了70%左右，浙江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深的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现了浙江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较大。纵观诸多贸易强国的发展史,其外贸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继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据此，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将趋于合理。

2、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

在判断贸易商品结构时，经常用到的是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表现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仅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看，浙江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出口贸易中，制成品的比例较高，并不断上升，1995年已经占到79.9%，2006 年占了95.6%。进口中，工业制成品(主要是资本性商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初级产品的比例先降后升，主要是由于资源性产品(如原油、铜、橡胶、纸浆)的进口增加。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 关税率 汇率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外贸结构 外贸依存度 政策调整 多元化

一、外贸依存度基本概念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和名称依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外贸的依存度对于宏观国民经济影响，采用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贸总额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快速上升。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上年比有所下降，gdp虽然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但依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出现相对大幅下降。但是无可否认的是，44%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表1. 我国2000——2010年外贸依存度数据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三、贸易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

高外贸依存度是一柄双刃剑。外贸依存度的增长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交换和分工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诸多外贸依存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外贸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从而甚至影响我国的经济决策能力。根据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贸易分工虽然提高了双方的社会福利，但是也固化了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我国单一地集中于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内需求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美国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以及特保案，针对我国劳动力和环境的蓝色和绿色贸易壁垒，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额，造成出口为主的产业纷纷转向内销，使国内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扭曲，并造成更多工人失业。

由于战略资源的大量进口，使得我国国家安全收到威胁。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对于许多战略资源的需求也逐年升高，当国内生产不能满足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对于资源的进口也逐年增加。1993年，我国从原油的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支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发展的资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使得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国，还威胁国家的政策自主性。

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使得国内出口企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国际需求，从而改变国内的就业格局。生产和就业格局的改变，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多，失业率上升，企业也不能第一时间雇佣到合适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受到影响。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外贸实现了由小变大的转变，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我国外贸是大而不强，虽然进出口规模大，但整体利益比较少。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政策来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程。

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数量充足和廉价上面，而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根据h-o模型贸易理论，我国外贸产业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获得较少利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大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力度，把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优势，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挖掘其他优势，并创造出新的资源优势，从而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和特点。

加快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我国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改善贸易结构 ,一方面是升级资源禀赋，挖掘其他资源优势，使我国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另一方面是优化国内资源配比，重视产业的优化布局，最大限度利用国内资源，并协调地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和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吴汉嵩.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经贸论坛》2009；7

[2]黄晖.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及我国外贸结构的转换 2009

[3]肖海霞.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的利弊之所在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外贸结构 外贸依存度 政策调整 多元化

一、外贸依存度基本概念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和名称依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外贸的依存度对于宏观国民经济影响，采用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贸总额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快速上升。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上年比有所下降，GDP虽然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但依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出现相对大幅下降。但是无可否认的是，44%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表1. 我国2000——2010年外贸依存度数据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三、贸易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

高外贸依存度是一柄双刃剑。外贸依存度的增长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交换和分工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诸多外贸依存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外贸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从而甚至影响我国的经济决策能力。根据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贸易分工虽然提高了双方的社会福利，但是也固化了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我国单一地集中于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内需求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美国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以及特保案，针对我国劳动力和环境的蓝色和绿色贸易壁垒，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额，造成出口为主的产业纷纷转向内销，使国内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扭曲，并造成更多工人失业。

由于战略资源的大量进口，使得我国国家安全收到威胁。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对于许多战略资源的需求也逐年升高，当国内生产不能满足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对于资源的进口也逐年增加。1993年，我国从原油的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支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发展的资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使得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国，还威胁国家的政策自主性。

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使得国内出口企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国际需求，从而改变国内的就业格局。生产和就业格局的改变，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多，失业率上升，企业也不能第一时间雇佣到合适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受到影响。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外贸实现了由小变大的转变，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我国外贸是大而不强，虽然进出口规模大，但整体利益比较少。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政策来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程。

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数量充足和廉价上面，而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根据H-O模型贸易理论，我国外贸产业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获得较少利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大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力度，把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优势，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挖掘其他优势，并创造出新的资源优势，从而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和特点。

加快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我国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改善贸易结构 ，一方面是升级资源禀赋，挖掘其他资源优势，使我国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另一方面是优化国内资源配比，重视产业的优化布局，最大限度利用国内资源，并协调地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和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吴汉嵩.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经贸论坛》2009；7

[2]黄晖.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及我国外贸结构的转换 2009

[3]肖海霞.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的利弊之所在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5篇

摘 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 1 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 (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11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