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263
现代社会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对大学生而言，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许多大学生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后，会有诸多的烦恼，最终导致了心理障碍。由于自己各方面知识的匮乏，总觉得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脚步以及生活的快节奏。所以学校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情况，基于此，现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原因出发，讨论其改良方法，以期对今后的学生工作有所助益。
1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
大学生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为我国高校的严重扩招，数量高达20%以上，西部贫困地区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占的比例甚至会更高。据统计，山西的经济困难学生已经高达40%以上。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消费方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据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大部分是由家庭经济情况所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做到衣食无忧，久而久之，就在心里埋下了阴影。很多偏僻的地方学校，在有限的条件下，很难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导致心理健康受到影响。根据相关资料的调查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家庭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即便如此，但仍然赶不上城乡居民的发展脚步，有些甚至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城市里有些下岗家庭、父母离异、家中有身患重病者的孩子们，和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
大多数独生子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并把自己对孩子们的期望强加在他们身上，照这样长此以往，面对困难，他们不仅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最终导致不自信、叛逆、郁闷等种种不好的心理变化。
大学生活打破了原有的高中生活，学习时间不是那么紧张，为一些自律性较强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提升自我价值的机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学生，在互联网的引诱下，将时间都浪费在了网络游戏和上网聊天上，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2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制度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目前多数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比较迷茫和盲目，具体来说，刚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会有人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好定位，找工作过于盲目，再加上现在就业形菰嚼丛窖暇，这样更使得毕业生对找工作手足无措，陷入更大的心理误区，对此，学校相关的就业指导人员要对毕业生进行及时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引导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规划，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信心，而且还可以提高学校的就业率。
中学生活和大学生活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大多数同学刚进大学会有很多不适感的原因所在。对于毕业生而言，学生会产生一定的自卑感，觉得自己所学知识和社会需求差距太大，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社会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对于找工作屡战屡败的毕业生。
大多数学生在入学前一直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同学和亲人身边，人际关系相对稳定。而一旦进入大学，就面临一个重新认识别人，确立人际关系的过程。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大学中自己地位发生变化的适应过程。这种情况需要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过程。环境的巨大变化，再加之许多学生缺乏心理准备，使许多大学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心理困扰。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中、后期，处在心理逐步定向成熟、完善的过程当中，在中学时，他们就开始关注异性，并希望引起异性的注意，也渴望与异往，给异性留下较好的印象。但他们往往不知如何与异性保持正常的接触，发展正常的异性间的友谊，反而自我封闭，使正常的心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价值家庭、社会、学校舆论对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极为敏感，高考的学习压力使他们不敢有半点分心，从而造成他们面临的问题被压抑下来。而进入大学以后，他们自感压力减轻，被压抑的渴望又滋生出来，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导致各种心理困惑及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3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改良方法
31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各个学科中，系统化地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就是学校，学习生活环境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和未来规划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学校除了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教育，还应该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为了更好地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校应该定期组织相关的心理健康活动，将定量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贯穿到日常的教务工作中，敦促学生按时按量完成对相关心理学课程的学习，学校要提供良好的教学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教师在实施心理健康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采取措施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际课程当中，引导学生对自身心理问题进行自查，并能够引导学生积极地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开设这门课程是为了充实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切不可太关注于学生的课程成绩。
32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首先，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班级和宿舍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集体，如何与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和谐相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和谐相处一方面可以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树立良好的心态。其次，学校要定期举办相关的集体活动，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营造良好的集体学习生活氛围，提高学生的情操。其中体育竞赛、文艺比赛是两大经典的集体活动项目，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时还可以大幅度增强集体的凝聚力。
33定期开展校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
学校还要定期举办相关的心理健康系列讲座活动，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务必要建立在对大学生典型心理问题的充分了解之上，为每一位大学生建立相应的心理档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4结论
综上所述，高等学校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社会、学校和家庭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力争为学生构建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注重对学生专业素质、职业素养、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质等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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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桑瑜浅谈女性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特点与营销策略[J].现代营销（下），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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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燕燕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J].科技视界，2014（9）.
[6]张祖曦，廖友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挑战及对策[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4（1）.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2篇
现代社会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对大学生而言，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许多大学生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后，会有诸多的烦恼，最终导致了心理障碍。由于自己各方面知识的匮乏，总觉得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脚步以及生活的快节奏。所以学校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情况，基于此，现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原因出发，讨论其改良方法，以期对今后的学生工作有所助益。
1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
大学生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为我国高校的严重扩招，数量高达20%以上，西部贫困地区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占的比例甚至会更高。据统计，山西的经济困难学生已经高达40%以上。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消费方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据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大部分是由家庭经济情况所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做到衣食无忧，久而久之，就在心里埋下了阴影。很多偏僻的地方学校，在有限的条件下，很难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导致心理健康受到影响。根据相关资料的调查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家庭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即便如此，但仍然赶不上城乡居民的发展脚步，有些甚至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城市里有些下岗家庭、父母离异、家中有身患重病者的孩子们，和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
大多数独生子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并把自己对孩子们的期望强加在他们身上，照这样长此以往，面对困难，他们不仅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最终导致不自信、叛逆、郁闷等种种不好的心理变化。
大学生活打破了原有的高中生活，学习时间不是那么紧张，为一些自律性较强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提升自我价值的机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学生，在互联网的引诱下，将时间都浪费在了网络游戏和上网聊天上，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2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制度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目前多数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比较迷茫和盲目，具体来说，刚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会有人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好定位，找工作过于盲目，再加上现在就业形?菰嚼丛窖暇?，这样更使得毕业生对找工作手足无措，陷入更大的心理误区，对此，学校相关的就业指导人员要对毕业生进行及时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引导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规划，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信心，而且还可以提高学校的就业率。
中学生活和大学生活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大多数同学刚进大学会有很多不适感的原因所在。对于毕业生而言，学生会产生一定的自卑感，觉得自己所学知识和社会需求差距太大，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社会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对于找工作屡战屡败的毕业生。
大多数学生在入学前一直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同学和亲人身边，人际关系相对稳定。而一旦进入大学，就面临一个重新认识别人，确立人际关系的过程。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大学中自己地位发生变化的适应过程。这种情况需要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过程。环境的巨大变化，再加之许多学生缺乏心理准备，使许多大学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心理困扰。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中、后期，处在心理逐步定向成熟、完善的过程当中，在中学时，他们就开始关注异性，并希望引起异性的注意，也渴望与异性交往，给异性留下较好的印象。但他们往往不知如何与异性保持正常的接触，发展正常的异性间的友谊，反而自我封闭，使正常的心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价值家庭、社会、学校舆论对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极为敏感，高考的学习压力使他们不敢有半点分心，从而造成他们面临的问题被压抑下来。而进入大学以后，他们自感压力减轻，被压抑的渴望又滋生出来，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导致各种心理困惑及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3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改良方法
31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各个学科中，系统化地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就是学校，学习生活环境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和未来规划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学校除了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教育，还应该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为了更好地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校应该定期组织相关的心理健康活动，将定量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贯穿到日常的教务工作中，敦促学生按时按量完成对相关心理学课程的学习，学校要提供良好的教学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教师在实施心理健康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采取措施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际课程当中，引导学生对自身心理问题进行自查，并能够引导学生积极地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开设这门课程是为了充实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切不可太关注于学生的课程成绩。
32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首先，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班级和宿舍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集体，如何与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和谐相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和谐相处一方面可以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树立良好的心态。其次，学校要定期举办相关的集体活动，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营造良好的集体学习生活氛围，提高学生的情操。其中体育竞赛、文艺比赛是两大经典的集体活动项目，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时还可以大幅度增强集体的凝聚力。
33定期开展校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
学校还要定期举办相关的心理健康系列讲座活动，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务必要建立在对大学生典型心理问题的充分了解之上，为每一位大学生建立相应的心理档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媒影响力； 健康服务业 ；市场化
引言
为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首个健康服务业的指导文件。根据《意见》，我国将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力争到 2020 年，总规模达到 8 万亿元以上，并对扩大就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形成新的增长点起到巨大作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越来越多的意识到媒介在促进体育产业链上的健康服务业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媒介正以其自身特点影响着现代健康服务业市场化进程的发展。
一、健康服务业与传媒影响力界定
对健康服务业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健康服务业本质上就是医疗卫生业，或者基本从卫生服务、健康经济等角度去研究健康服务产业。我认为，作为新兴的服务业，健康服务业要比医疗卫生业的范围广泛得多。健康服务产业是以生命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先导，以健康至上理念为指导，涵盖健康检查、疾病预防、医疗卫生、营养健康、身体养护、健身娱乐、康复治疗与休养、身心与精神疗治等多个领域多产业集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凡是围绕和服务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服务部门均可纳入广义的健康服务业的范畴。
媒体的影响力被标记为观众的社会判断，社会认知，社会决策以及与他们自己的那种“渠道品牌”相关的社会行为的传播渠道。这种“传播渠道烙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传媒的物质技术本质，比如报纸、电视、杂志、电脑，它们由于不同类型的信息传播沟通渠道有着不同的材料和技术，对于人们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行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二是传媒的社会能动本质，在对信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上不同的传播媒介有着不同的方法，在传播资讯时打上了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的印记，并对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以及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二、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
健康服务业被誉为 “新世纪的朝阳产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成功承办奥运会以来，体育健康消费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追求健康享受刺激了保健产品消费和健身产品消费的增长。健康服务产业领域也不断拓宽，使健康服务产业的质量和产业效益逐步提高，在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健康服务业消费需求迅速拓展，许多健身娱乐性体育项目很受大众欢迎，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把投资的热点投向群众参与性高的市场。许多体育资产和资源显示巨大的开发潜力和潜在的市场优势，可以说健康服务业大有前景。
三、传媒在健康服务业中发展效应概述
传媒参与健康服务业的方式主要有：新闻报道、宣传、健康服务业知识传递、发展推广健康服务产业、打开体育市场等。通过现代传媒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感知、认识、把握健康服务业的方式，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眼睛和耳朵――让人们看到、听到认识到更多的健康市场。健康服务业借助现代传媒的宣传效应使体育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传播平台。
四、传媒对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1.媒体促进健康服务业的传播，影响了健康服务业的市场需要
传媒推动了健康服务业消费市场、体育健身和娱乐市场的发展， 由于传媒的宣传，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健康， 这些人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健康保健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传媒使健康无形资产不断增殖， 现代体育以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备受世界关注， 有着崇高声誉和宣传效应，健康声誉的这种使用价值， 正是健康无形资产的价值所在。一些传媒还积极、直接地参与健康服务产业的经营管理， 促进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媒体帮助健康服务业扩大了消费市场和受众群体。媒体在健康服务业形成之初，通过对健康养生知识的报道和宣传为健康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媒体通过对保健产品和健身产品等的报道向消费者介绍不同保健和医疗产品的特点与功能，扩大了健康产品在注重健康的人群中的认知程度，促进了相关健康保健类产品的销售，从而促进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2. 传媒为健康服务业资金注入提供舆论和导向
由于健康服务业蕴藏着极大的商机，因此作为当前投资热点之一，各类资本在媒体影响下纷纷杀入其中。服务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健康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产业中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健康意识的增强，健康服务业大有作为。更多的商人和投资金融机构会透过网络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介介入到健康服务业的领域，为其注入更多的资金和活力，从而进一步推进健康服务业在我国更快速的发展。
3. 推动健康消费心理的形成
在传媒强权盛行的现代社会，消费心里的形成与主流传媒对某一观念上的关注和媒介有直接的关系。就拿举办奥运会说，为发挥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体育运动将成为媒体追踪报道的一个热点。从而促进体育健身成为一种没有年龄、性别和地位之分的时尚，启动群众的健身休闲消费，增加体育消费支出。现代传媒还催生了大批的体育明星，这些明星将成为拉动我国新时期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潜在动力，喝和姚明一样的蛋白粉，好像就可以跟姚明一样高一样，这是一种导向一种大众消费心里，媒体在受众消费心理的导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健康消费已经潜移默化的进入大众的心理。
4.传播了健康文化、优化了服务资源
现代传媒融合了视听双重媒介、声画并茂、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视听生理功能，使人们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体育的魅力。现代传媒加快了健康知识的传播速度和社会覆盖面，并缩短了健身活动与人们的社会距离； 现代传媒提高了人们对健康的认识，电视体育报道在传播健康知识、宣传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知识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健康服务业活动的开展。
5.媒体明星效应顺应健康服务业的发展需求
媒体为职业运动员造就了明星效应，拥有了体育明星，明星本人及其所在运动队就有了潜在消费价值。有研究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运动员共取得了1249个世界冠军，创世界记录982次，这些明星运动员具有十分雄厚的资源，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已有很多运动员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进行商业广告开发涉及各个领域，范围很广，由姚明代言的安利产品纽崔莱大家应该很熟悉，正式因为姚明本身在体育领域的突出成就，致使他在代言活动中获得高额报酬，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明星代言跟健康服务业相关联产品为其产品销售起到很好的明星效应和品牌效应。
小结
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其发展趋势已经不可小觑。在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和人们健康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发展健康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发展任务环节中一个重要环节，媒体在人们消费意识和健康意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合理适当的使用好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让媒体为健康服务，为大众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时展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合理工具。
（作者单位：福建集美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谭政典：论体育与传媒的共生效应 ，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 2000. 3
[2]董晓宇，郝灵艳 .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定量研究：改革开放 30 年市场化指数的测度[J]. 当代经济管理，2010（6）：8 -13
[3]张珂，张云 当代体育与大众传媒[G]2011.7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4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5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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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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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6篇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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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7篇
国内送礼与送健康的概念
自保健品市场打响送礼送健康以来，其消费概念将日趋成熟，主要原因是消费观念的逐渐转化，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导致人民对健康的认识由治疗型向保健型迈进，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药健字号退出与医药结构的调整，引导健康消费工作这几年变的更加频繁，健康的意识日渐与国际接轨。
国内送礼与健康挂钩，也就这几年的工夫，送礼市场与保健品挂钩也同样，我们注意到重视健康的社会体系正在形成，保健在这个送礼方面打响第一炮，且比较响亮，无论如何国人思想中健康的概念越来越重要，作为送礼送健康，健康与保健品的互相串联就更加紧密，事实也就如此，所以送礼送健康，健康的消费使者---保健品在年节中旺销就不足为奇了。
送保健品是送健康的唯一选择吗
我们在年节这段时间观看到许多卖场、超市排队的人群，蜂拥而至来形容恰如其分，大车小车推出来的大多数是红红的礼品包装，铺在上面的就是不同品种的保健品，而且还是成堆的，一眼看确实隆重与耀眼，送礼最好不过。
我们不去分析礼品的种类，不去分析价格，不去分析其他因数对消费的刺激，就送礼来看，送健康与保健品的互相影响恐怕就验证了“送礼就送***”的广告词。
那么卖场里面的那么多礼品为何只选择保健品？
习惯了红色喜庆场面的国人当然在这方面更加注意，因为送礼商品中也只有保健品比较醒目，再说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礼品进行赠送，烟酒大部分只送领导，鲜花还不流行，书籍送学生，送什么呢？由于保健品喜欢在媒体上大面积广而告知，所以保健品的优势就突现出来了。
传统文化与保健品的互相配合
传统文化中到现在为止礼上往来是有了变化，变化中只是多了现实的阔气，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就连老一代的也不提它了，何况送礼的大部分是现代派，讲究流行。
保健品时代的到来，为送礼的难题帮了不少忙，一方面传统文化不能丢，一方面又要顾及现代的时尚，所以浅薄的来讲，传统文化与保健品的交融就能够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刚好处于两者都在革新中，在我们看来传统文化与保健的意识是2003年的集中表现。
炒作与消费跟随造就年礼市场的火爆
许多商家在年前的集中采购与炒作在同一时间，节前的消费积蓄将与传统的年节互相连接，集中爆发就在年节前的两个星期，年礼市场中保健品的优势更加集中，这些我们能够从大量的商超批发中发现，琳琅满目的商品与包装，多数出自保健品，大有一口吞下礼品市场的架势。
消费者的跟随要说也是站在时代前沿，什么吆喝的猛就向什么看齐，这就是目前的消费心理，送的人与接受的人都互相能够理解，总之，年节的礼品市场大部分处于非理性状态，购买礼品时好象又到了产品紧缺时代，拼命抢购，造就一大节日礼品与保健品的景象。
年礼中保健品的自身优势
要说保健品在年礼中的优势，主要还是保健品企业平时在默默无闻中多多少少积累下来的，由于平时保健品的消费没有形成规模，加上产品鱼龙混杂，市场竟争的不规范，使得保健品在自我完善中不断进取，不断改造自己产品的各项性能，加上多年来已经形成比较实际的营销模式，才能反映出年礼市场中的特殊地位。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8篇
经济学的效率观和管理学的效率观有重大的区别。经济学把管理效率称为技术效率，它的评价指标是投入产出比，投入一定时产出最大；产出一定时投入最大。经济学的效率是分配效率，认为只有配置合理才能提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价配置效率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利润最大化，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由于自由竞争而使大家的利润趋向平均化，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源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在利润平均化的情况下实现合理配置。但是，自由竞争是理想，现实世界是竞争不自由，市场机制调控失灵。因为存在公共产品，有的产品有外部效应，有的地方垄断，有的地方信息不对称如此等等。于是，有了一个终极的配置效率指标，就是效用最大，满意度最大，社会福利最大，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是瑞典大经济学家。效用最大，满意度最大，社会福利最大这个效率评价指标就是他用数学公式证明的。
帕累托最优是指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资源配置的改变不会在任何一个人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处于这种状态的资源配置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或经济效率。反之，如果经济上可以在不减少某个人效用的情况下，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提高其他人的效用，则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可称为“帕累托无效率”（Pareto Inefficiency）。这时候，改变资源的配置会提高效率，这种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
传统的市场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最好办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学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分析仅仅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地引导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卫生服务的市场环境经常大量的出现市场失灵现象，不可能指望依靠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配置无效率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和卫生经济政策可以纠正市场失灵现象。通过卫生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效率就是重要的卫生政策目标。
如果我们把“效用”改为满意程度，把“效用”改为社会福利程度，那么，前面这段文字就比较好理解了。效用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物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这就是说，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是用它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来评价的。大量现象可以证明，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推导到极限，就是富人富到极富，穷人穷到极穷。在这个情况下，把富人的财富的一部分重新转移配置给穷人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用，同时对富人的效用并没有什么减少。这种改变符合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原则。既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又增强了社会的公平性。这种改进必须依靠政府权力。
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
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应该回到我们大家关心的主题：健康的公平性和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的卫生政策是否应该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从财政支出中把原来拨付给城市政府大医院的经费收回，转移支付给农村解决特困人口医疗救助的经费。城市人口不会因为少了100亿元的政府拨款而减少多少效用。而农村特困人口却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所增加的满意度不仅是直接受益农民，没有直接受益的农民也会为此高呼“共产党万岁！”。我曾经经历过这种场面。表达农民对卫生部结核病免费治疗项目的拥护心情。什么是健康的公平性？这就是健康的公平性。虽然不是水平公平性，但确实是垂直的公平性。什么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它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用，提高卫生资源配置的满意度。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什么是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这就是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只要能够跳出卫生部门的狭隘视野，不难得出共同的结论。我们可以在大家讨论公平和效率对立和冲突背后，看到了它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城市医院可能会因为减少拨款而暂时困难，但是，却可能加速这些医院体制改革的步伐。断了后路的城市医院将会勇往直前的走上“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康壮大道。告别政府母亲的奶水，去接纳市场的五谷杂粮。
健康筹资的公平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进行健康筹资绩效的衡量。衡量的结果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位次排在188位，属于健康筹资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组就使用了经济学边际效用评价方法分析健康筹资的公平性。运用了经济学关于垂直公平的概念。他们对居民家庭贡献给健康事业的资金数量和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联系起来分析。认为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健康的资金贡献应该是累进的。通俗的讲，收入低的家庭对健康事业的贡献可以少些，甚至可以不贡献。但是，收入多的家庭对健康的贡献应该多些。收入越多，贡献率应该越大，这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累进性原则或垂直公平性原则。因为穷人对健康贡献1元钱所减少的满意度（边际效用）大；富人对健康贡献1元钱所减少的满意度小。甚至因为贡献了1元钱在心理上得到很大的满意度。台湾的王永庆出资办医院不要回报，那是因为做慈善性的投入能够给他的灵魂带来极大的满意度。
中国健康筹资不公平表现在贫困家庭的健康筹资贡献率（家庭对健康贡献的金额/家庭可支配收入）甚至比富裕家庭的健康筹资贡献率高。我国大部分比较富裕的家庭几乎都享受免费医疗，而大部分贫困家庭几乎都是自费医疗。所以，我国健康筹资贡献率是累退的，不是累进的。和垂直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下：第一，必须进行经济学垂直公平性原则的宣传教育，进行资源如何才能优化配置的宣传教育，进行福利经济学的启蒙教育；第二，大力开展低保人口的医疗救治，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第三，把替高工资阶层服务的锦上添花公立医院改造为对低保人口弱势人口服务雪中送炭的平民公立医院。第四，征收健康筹资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工资税。社会医疗保险的投保费用占工资的比重也应该是累进的，工资高的群体应该实行高累进费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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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9篇
【关键词】健康保险 结构 调整
自1982年中国恢复商业健康保险以来，健康保险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疾病发生率的升高、医疗费用的大幅上涨以及人们健康意识和消费能力的增强，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潜力巨大，且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然而，商业健康保险的产品供给却存在诸多问题，产品结构矛盾突出，无法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结构矛盾
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主要由寿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提供。截至2013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上的健康险产品已有两千余种。从产品供给结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四大类：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目前市场上的健康保险产品种类繁多，发展却严重失衡，大多数集中在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供给严重不足。据统计，2011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中，疾病保险贡献56.68%，医疗费用保险贡献43.04%，失能收入损失仅为0.12%，护理保险也只有0.17%。从保险行业协会2013年最新数据来看，中国人寿提供的64只健康保险产品中，医疗保险41只，疾病保险21只，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都只有1只。而太平洋人寿、平安人寿、平安健康、新华人寿、泰康人寿等几家主要健康险产品供给公司也都只有医疗保险和疾病保险，没有提供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另外，除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谐健康这四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提供某些健康险主险外，其他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险产品多以附加险形式存在。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健康险险种受制于主险的情况，从而加剧了健康保险产品结构的矛盾。
二、产品结构矛盾产生的原因
通过对各保险公司健康险产品经营状况分析发现，上述产品结构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品创新难。由于产品开发成本高、费率厘定难、赔付率居高不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现象严重等原因，保险公司创新难度大，缺乏创新动力，从而导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创新不足，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险种严重缺乏。
第二，缺乏有效市场细分。我国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多是笼统的规定投保年龄、保险期限和保险责任等，产品针对性不强。
第三，宏观条件制约。我国目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未来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保险公司健康险产品经营面临较大风险，从而抑制了保险公司对健康险产品的扩大投资。
三、推动健康保险产品结构调整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促进健康保险的良好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符合实际需求的产品，针对上述健康保险产品在结构上存在的矛盾及产生矛盾的原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便提出相关调整建议：
首先，加快产品创新。对于产品创新难的问题，保险公司着力点还是应当在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信息系统建设、科学化健康管理等方面。在产品结构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增加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供给。第二，加大重大疾病保险和女性生育险的供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已成为居民死亡率最高的三种疾病，女性孕育险，母婴安康险等险种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医疗服务费用却高速增长，人们需要重大疾病保险和生育保险为家庭提供保障。第三，推进理财型健康险产品的发展。随着人们储蓄存款的增加，居民更加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各大保险公司在健康险险种上也当大胆创新，推出一系列理财型健康险产品。
其次，进行有效市场细分。保险公司应当在被保险人收入差异、性别、年龄、地区、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健康保险市场进行有效细分，针对性地调整产品结构，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差异性需求。
最后，扩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市场环境。在当前监管要求下，我国健康险产品的定价利率不得超过年复利2.5%。但随着健康保险产品结构的调整，带有理财功能的健康保险产品必将逐渐推向市场，这无疑削弱了健康保险产品的竞争能力。因此，监管部门可适度给予保险公司更多的自，使健康保险产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创新。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长期护理保险、特殊大病保险等险种。这种政策层面的明确支持无疑对健康保险产品的结构调整有巨大助益。
参考文献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0篇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城市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排序，选择50个代表性样本城市，对样本城市分类；根据样本城市面板数据，包括2003年和2009年各城市的商品住宅均价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对城市房价收入比的绝对值和变化率进行分析，评价各城市商品住宅市场的健康度，进而反映宏观调控绩效的城市差异。结果表明：现阶段房价政策未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未来政府应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制定差别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关键词：宏观调控 房价收入比 区域差异
我国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调控周期以来，尽管调控政策频出，但整体房价，特别是热点城市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房价一直居高不下，房价问题成为社会普遍担忧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就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当前的房价调控政策是否适合我国房价的区域差异特征。本文试图通过房价收入比这一视角进行探讨，为弥补房价收入比单一指标的缺陷，结合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住宅均价的增长率等指标，并兼顾部分样本城市如资源性、区域性等特殊情况，综合地进行比较与分析。
房价收入比概述
（一）房价收入比内涵
房价收入比是目前国际上衡量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和房价合理性的评价指标之一，用于评判不同国家（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及居民住房消费能力。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对房价收入比的分歧多表现为平均收入、中等收入或不同收入阶层的界定，住房市场的选择也不同，对于考察对象的范围、划分等内容存在差异和侧重。
本文计算房价时采用人均建筑面积。目前部分省市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中存在人均居住面积、人均使用面积等相关指标，本文均将上述指标转换为人均建筑面积。
本文基于商品住宅销售均价进行研究，考虑到我国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采用的计算公式为：房价收入比=人均建筑面积*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房价收入比评价区间的划分
在现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对合理区间的界定。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房价收入比的区域差异，根据样本数据得出我国在2003年和2009年的房价收入比均值分别为4.83和7.8，因此将我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评价区间划分为：4-7为健康区间，1-4为不健康，7-10为不健康，10-14为严重不健康，14-18为很不健康，18以上为极其不健康。对于房价收入比增长率的评价，按0-4为健康，4-9不健康，9-13严重不健康，13-16很不健康，16-20为极其不健康。
研究视角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视角
国内关于房价收入比的定性研究很多，较少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多为具体城市的独立研究，对我国各城市之间房价收入比指标鲜做区域差异比较分析。本文基于各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地区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住宅均价及房价收入比的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东、中、西部和东部三大都市圈的分类展开研究。
（二）数据来源
1.样本城市的选择。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对2008年全国268个地级市以上城市，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进行划分，同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择地区人均生产总值50000元以上（简记A区）26个城市，26000-35000元（简记B区）共16个城市，10000元以下（简记C区）共8个城市。
2.计算指标的数据来源。由于我国这一轮的房地产调控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为反映政策的绩效，本文选择2003年作为研究时间起点。文中2003年和2009年数据根据2004年和2010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2009年各市统计公报整理得出，对于年鉴数据中人均建筑面积难以一致的数据，人均使用面积换算成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系数取0.75）。
基于房价收入比对样本城市的分析
（一）A区样本城市分析
1.整体情况。由表1可知，2003年26个样本城市平均房价为2656.19元/m2，房价收入比均值为4.8427，其标准差为1.5，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为上海市达9.85，2009年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均值为6713.47元/m2，房价收入比均值8.54。整体来看，A区房价及房价收入比，2003年比2009年要合理。2009年商品住宅市场存在一定的泡沫，均价超过了居民的购买力和承受力，2003年至2009年实施的政策在A区没有发挥出预想的调控作用。
2.对商品住宅市场健康程度评价。将2003年和2009年时间因素累加，同时将房价收入比的增长率指标考虑进来，加总各指标情况。借鉴相关研究方法，如果其小于等于两个，那么这个城市的商品住宅市场是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如果最后结果为三个或三个以上，评价为不健康；如果最后结果为五个以上的话，就评价这个市场为很不健康的（倪鹏飞，2006），评价结果见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2003年有16个城市的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均为4左右，18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合理区间内，其余有7个城市低于合理区间下限值4，上海市的房价收入比最高为9.85，多数城市的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总体比较正常，商品住宅市场健康的城市有18个，不健康的城市有8个，总体而言，2003年各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基本合理（除上海）。
2009年多数城市的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过高，商品住宅市场健康的城市仅有8个，14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处于7-8左右，处在合理区间的边界值，杭州和深圳的数据较为接近，在12-13左右，而北京和上海的房价收入比远远高过其他城市，房价已超出居民的购买力和承受力，房地产泡沫较为明显。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26-04
1．引言
在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开始面临着公共健康的挑战。特别是SARS的爆发和近来禽流感的出现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健康问题愈来愈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公共健康及其投资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因此，有必要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探索我国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Grossman认为，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2］。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of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3］。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4］。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作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5］。
2．市场失效下政府对健康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及其财政也正是以其公共性为市场服务的。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是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6］。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也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若有保障或得到改善，意味着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将得到保障和改善，并能获得更长的寿命期望和更优的生活质量等等。显然，个人必然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2.1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了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干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量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7］。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地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2.2外部效应的存在
从上述分析看，健康似乎应由个人提供，而个人也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8］曾以中国为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9］。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国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3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是以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为特点的行业垄断。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必须足够大，以有效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范围经济则要求将密切相关的业务很好地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由此决定了自然垄断行业由一家经营比多家厂商竞争更有效率，资源配置更为优化［10］。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2.4社会分配不公
所谓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所存在的与当时社会公认的公平准则不相符合的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分布状态［6］。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上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如Foster和Rosenzweig,1992［11］,1994［12］；张车伟［13］，2003；魏众［14］，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2.5其他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健康投入是由诸多产品、服务和时间组成的，但人们在面对健康风险的时候，往往只侧重于如何应对和化解健康风险而忽略了健康风险的防范。也就是说，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3．浅析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的现状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3.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4］。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4］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3.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且略有降低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而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3］。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一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3.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17］。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2000)和Fuchs［18］(1974)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到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4．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由于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该市场的失效，而且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外部效应和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以及其他市场失效的情况，这些都要求公共部门的介入，参与健康的投资。同时，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能保障健康资源的更为有效的利用和更为公平的分配，而且通过国民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特别是贫病者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质量，从而降低贫困率，缓和贫富矛盾。可见，政府参与健康的公共投资不仅是健康的性质和政府的职责使然，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健康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了。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健康投资中的作用。一方面，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是法治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活动和运作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健康领域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依靠法律手段，不断完善和健全与公众健康相关的卫生法律体系，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健康投资活动，从而确保政府的公共活动能遵循市场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健康投资领域里市场不能做的，政府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干预。政府不仅要确保健康投资的总量需求，以保障健康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还要注重其结构安排，确保健康资源在城乡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公平的安排，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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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2篇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是森林可持续性经营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森林健康”越来越多地被生态学家、林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学者们所接受和使用，并将其作为森林状况评估和森林资源管理的标准和目标[1-4]。本研究以北京市十三陵林场小班作为评价对象，选取可从森林资源二类清查数据中直接或者通过简单的计算获取的指标，克服以往研究指标较难获取、应用性较差的问题，实现对目标的快速评价，旨在为北京地区建立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综合快速评价体系，从而为监测和评估北京地区的森林健康状况，制定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规划和决策提供方法与依据。 1研究区概况 十三陵林场地处北京市西北郊昌平区境内，距市区40km，总面积8622hm2，示范区位于十三陵林场蟒山分区。十三陵林场所辖山场属燕山山系低山丘陵区，山脉向东南和西南延伸。平均海拔高约400m，沟崖中峰为山场海拔最高点。林区前脸山地大部分为石灰岩，蟒山一带有鞍山岩、页岩、砂岩分布。山地坡向以阳坡、半阳坡为主，坡度一般在30～40°，山麓地带一般为20°左右。山地大部分岩石。林场林区全年平均气温为11.8℃。7月温度最高、平均为25.7℃；1月份最低、平均为-4.1℃。＞0℃的活动积温为4500℃，无霜期180～203d，年平均降水量631mm，且降雨分布极不均匀，6～8月降雨量是全年的75%以上。风向以西北风为主，主要在冬季和春季。林区土壤属褐土类，多为pH值碱性或中性反应的碳酸盐褐色土壤，其水分条件差，肥力低，保墒能力弱。林区山地大部分岩石，少量风化土层厚度一般在20～40cm之间，含石砾量在40%以上。目前示范区内主要树种为侧柏（Platycladusor-ientalis）、油松（Pinustabulaeformis）、元宝枫（AcertruncatumBunge）、蒙古栎（Quercusmongolica）等，且侧柏面积较大。区内多为人工林，且基本为中幼龄林。据调查，植物种类丰富，蕨类植物门有5科14种、裸子植物亚门有3科6种、被子植物69科412种，共计有植物种类为432种植物。现植被覆盖率达到99%。 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十三陵林场基础调查数据。按照《北京市“十五”森林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的小班划分标准，利用地面调查和遥感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将十三陵林场典型示范区划分为15个小班。其他搜集的数据包括北京西山林场小班图、2005年LandsatTM/ETM数据遥感影像等基础地理信息。 3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评价指标选取 本文在系统分析和整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5-11]，结合北京市十三陵林场的实际情况，本着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构建北京市十三陵林场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完整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3个方面。完整性指标包括群落层次结构、林分郁闭度、物种多样性；稳定性指标包括病虫害程度、火险等级、生态重要性、林分年龄；可持续性指标包括土壤厚度、枯落物厚度、近自然度、叶面积指数。 3.2评价指标的筛选 由于指标体系的量测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实现，需要建立一套简便易行的指标体系进行森林健康评价。指标筛选旨在保证指标涵盖内容尽可能全面的基础上，筛掉造成信息重复的指标，而且对指标的筛选是在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各子系统内部分别进行的。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即首先应用SPSS数学统计分析软件对各个指标进行定量筛选，然后对各个指标的测度分析进行定性分析，最后根据各个示范区的经营目的不同来确定适合当地的评价指标体系。 3.2.1定量筛选 由于森林健康评价指标多且复杂，指标间存在相关性，因此，要探寻合理的研究方法，减少分析指标的同时，尽量减少原指标包含信息的损失，对所收集的资料作全面的分析。由于各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有可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别综合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主成分分析就是这样一种降维的方法。应用SPSS16.0软件中的Analyze/DataReduction/Factor过程对森林健康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输出结果见表1、表2。根据主成分的统计信息（表1），包括特征值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前5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3.546、1.829、1.320、0.971、0.914，它们的解释占总变异的百分比分别为29.546%、15.242%、11.002%、8.096%、7.620%，前5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或接近1，取前5个主成分为综合评价指标，此时的累计贡献率达到71.506%，符合统计学的原理。根据因子负荷矩阵信息（表2），第一主成分主要包含林分郁闭度、群落层次结构、枯落物厚度、平均生物量的信息，即第一主成分可作为群落特性的描述指标；依此类推，第二主成分可作为森林火险等级的描述指标；第三主成分可作为森林病虫害程度的描述指标；第四主成分可作为土壤厚度的描述指标；第五主成分可作为叶面积指数的描述指标。 3.2.2定性筛选在应用数学统计软件对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筛选的同时，还应考虑到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因此，对指标进行筛选必须结合定性分析，筛选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使指标反映的内容全面，而且尽量避免指标间的信息重复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加法合成对评价指标的要求，得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结果。群落特性指标包含林分郁闭度、群落层次结构、枯落物厚度、平均生物量的信息，由于群落层次结构和林分郁闭度是反映群落特性的重要指标，以共同反映林分的群落特性。森林火险等级和森林病虫害程度作为稳定性指标可以全面反映森林恢复力和抵抗力。由于直接测量比较困难，通过森林火险等级和森林病虫害程度间接反映森林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土壤厚度反映森林土壤的特性，应该保留。综上所述，通过定量和定性筛选，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大类6个指标。完整性指标包括群落层次结构和林分郁闭度；稳定性指标包括森林病虫害程度和森林火险等级；可持续性指标包括土壤厚度和叶面积指数。 #p#分页标题#e#
4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4.1评价模型 指标权重的确定有多种方法，如层次分析法[12]、主成分分析法[13]、最大熵法[14]等。本研究选用层次分析法根据专家意见确定权重。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的方法，更具客观性。本研究应用以下模型对北京西山林场进行森林健康评价：Si=nj=1ΣQij×wj式中：i为小班号；j为森林健康评价指标；n为评价指标个数；Si为第i号小班森林健康评价得分；Qij为第i号小班第j个指标森林健康等级得分；wj为第j个指标权重 4.2指标权重的计算 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各指标的权重直接影响着综合评价的结果，科学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是森林健康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权重的确定无法用数学解析方法直接推求。在参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来计算森林健康评价个指标的权重（表3）。 4.3评价标准 在确立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林分进行健康性评价时，需要标定各项评价指标的等级及具体量化范围。因此，结合北京山区森林结构与功能的特点，总结当前国内外森林健康研究的成果，将森林健康评价的各项指标划分为5个等级(表4)。根据小班指标的实际情况赋予分值。根据所赋分值、指标权重计算各小班评价指标得分，并将各指标得分加和，得到该小班的森林健康总得分。本研究采用高志亮[15]的森林健康等级划分方法，将森林健康分为优质健康、健康、亚健康、不健康、疾病5个等级，各等级评价分值范围如下：优质（80~100分）、健康（60~80分）、亚健康（40~60分）、不健康（20~40分）、疾病（0~20分）。 5十三陵林场森林健康综合评价 应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北京市十三陵林场进行森林健康评价。以森林小班为单元,依据表4的各项指标等级的划分标准,计算林场15个小班的森林健康综合分值，并应用ArcGIS9.2绘制北京市十三陵林场森林健康评价等级图（图1）。根据评价统计结果可知，在十三陵林场示范区15个小班中，没有健康评价为优质和疾病等级的森林。健康的森林小班有5个，面积为99.92hm2，占分区总面积的39.12%，主要由人工侧柏中龄林和人工侧柏幼龄林组成，林分结构较复杂，抗病虫害的能力强，森林火险等级中等。亚健康的森林小班有7个，面积为95.96hm2，占分区总面积的37.57%。主要由人工侧柏中龄林组成，林分结构比较简单，抗病虫害的能力弱，森林火险等级较高。不健康的森林小班有3个，面积为59.56hm2，占分区总面积的23.31%。林种不详，林分结构比较简单，抗病虫害的能力弱，森林火险等级较高。综上所述，十三陵林场示范区的森林大部分处于健康和亚健康状态，占示范区总面积的76.69%（图1）。应该加大森林健康经营管理力度，提高森林经营水平，全面发挥森林的各种防护效益。 6结论与讨论 （1）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是比较复杂的评估系统，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赋予指标权重,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性。（2）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大类6个指标。完整性指标包括群落层次结构和林分郁闭度；稳定性指标包括森林病虫害程度和森林火险等级；可持续性指标包括土壤厚度和叶面积指数。（3）十三陵林场15个小班大部分处于健康和亚健康状态,占林场总面积的76.69%,主要由天然阔叶林、天然灌木林和人工针叶林组成。根据评价结果，4个森林健康示范区的森林大部分处于健康状态，仍然需要加大森林健康经营的力度，采取切实可行的经营管理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发挥更大的森林综合效益。（4）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只是从一些反映森林生态系统的常规生态指标进行森林健康评价与预警，没有全面表征森林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例如，动物和微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循环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后续研究将反映动物和微生物的生态指标加入到森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预警中去。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3篇
（一）样本数据与来源
由于2013年的统计数据没有完全完毕，导致数据有缺失。计算经济适用房投资额/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时，缺少2013年的经济适用房投资额，考虑到经适房投资额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有一定的相关性，采取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对其拟合，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将缺失数据补充后整理安徽省房地产市场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如表2。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收集所得。
（二）各指标的统计量描述
安徽省房地产市场各指标的统计量描述如表3。由表3由商品房均价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比X3标准差较大可知，近年的房价增长速度不稳定，与CPI增长速度不够同步，说明市场有一定的滞后性。空置率X7波动最小，表明国家近年出台的经适房以及限购政策有一定成效，政策实施稳定连贯。
（三）实证分析
1.指标权重计算将数据输入SPSS软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确定权重，得到初始因子荷载矩阵，求出主成分的方差，前5个主因子能够解释全体的86.696%，提取前5个因子代替原有14个变量。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根开平方根便得到五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以这五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得出综合得分模型后，通过计算原始指标在各主成分上的载荷值和公因子方差值,对各公因子方差值进行归一化,即可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4。2.各指标健康状况区间的划分对安徽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实际出发，本文采用3σ理论（即根据正态分布原理，数据离均值越近，其可能性也越高。如果偏离超过1倍标准差（σ），可能性只有31.73%；如果偏离超过2倍标准差（2σ），可能性不到5%；如果偏离超过3倍标准差（3σ），可能性不足1%。）的方法划分房地产健康区间[6]。结合系统化方法全面考虑系统的自身变动规律和国际变化趋势[7]，各指标年份数据绝大部分分布在均值减去一倍标准差和均值加上一倍标准差内，故把3σ的原则改进为1σ原则。利用各指标的平均数减去1/2倍的标准差作为健康区间的下限，各指标平均数加上1/2倍的标准差作为健康区间的上限划分健康区间。利用平均数减去1倍的标准差作为基本健康区间的下限，平均数加上1倍标准差作为基本健康的上限，同时再挖去健康区间，所划分的区间作为基本健康区间。其他范围均属不健康区间[8]。其中由于X3、X9、X11、X14四个指标出现了极端值，使得标准差值过大，为了使划分区间更加准确，故采取去掉极端值的方法（去掉X3、X9、X11、X14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区间划分，结果如表5。3.指标得分把各指标与表5进行对照，找出它们所在的区间并进行打分。不健康、基本健康、健康对应的分数分别为1分、3分、5分，结果各指标得分如表6。
（四）各二级指标得分与健康状况评价
1.价格指标得分与评价价格类分项得分占一级评价目标的权重为0.125，则该分项指标的最高得分为0.625分。计算分项指标里的三个指标年度综合得分及占分项最高分的比重，结果如表7。如表7可见，安徽省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在2008、2009、2010、2012年不健康。2007年以及之前年份国家积极治理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整体没有大问题。从08年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平均价格上涨较快。2010年又受限购影响，使得房价逐步稳定。可见政策对价格影响较大。2.规模指标得分与评价规模分项得分占一级评价目标的权重为0.22，则该分项指标的最高得分为1.1分。计算分项指标里的两个指标年度综合得分及占分项最高分的比重，结果如表8。由表8可知，2003年到2006年间，安徽省房地产规模状况并不健康发展不够协调。2007年开始转入健康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额都有显著提升。而到了2013年总体积存房屋较多，投资过热，市场规模发展较快，呈不健康状况。3.均衡指标得分与评价均衡分项得分占一级评价目标的权重为0.196，则该分项指标的最高得分为0.988分。计算分项指标里的两个指标年度综合得分及占分项最高分的比重，结果如表9。由表9可以看出安徽省房地产在均衡指标上一直不稳定，2007年以前供销比指标大部分都负值，说明供大于求，2008年以后扩大投资逐步满足了市场需求，但在2011年以后暴露出了过度投资的问题，空置率不断增长，市场需求不足导致房地产市场逐渐失衡。4.结构指标得分与评价结构分项得分占一级评价目标的权重为0.156，则该分项指标的最高得分为0.762分。计算分项指标里的三个指标年度综合得分及占分项最高分的比重，结果如表10。由表10可以看出2007年之前由于经适房投资额和商业营业用房占比大幅下降，住宅占比过高，导致不健康，2008年之后普通销售住宅占比逐步下降，房地产政策方面以改善住宅供应结构和调整需求为主，经适房比例逐渐增多，未来可能将会进一步上升。5.速度指标得分与评价速度分项得分占一级评价目标的权重为0.303，则该分项指标的最高得分为1.512分。计算分项指标里的四个指标年度综合得分及占分项最高分的比重，结果如表11。由表11可以看出安徽省房地产发展速度整体健康平稳，只有2003、2007、2011、2013年不健康，在商品房竣工，施工面积增长率来看，2010年以后出现了负增长，说明速度在放缓。房地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在2003年极大，2007年是金融危机之前的最后一年，房屋销售面积增长率大幅上升，之后收到金融危机冲击，销售面积增长率迅速降低，在2012年回归健康水平。
（五）综合得分及健康状况评价
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困境；供给；分析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6.110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6-0-01
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人身保险至今，商业健康保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存在水平较低、险种产品不全、产品质量不高以及经营效果不佳等问题，这需要对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1 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现状
从保监会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达到15 871 785.71万元，比2013年增加了41.27%，比2004年增加24倍之多。单纯地从这些数据来看，商业健康保险在这十几年间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成效。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主要是由于寿险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市场上，健康险作为寿险的附加险，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从健康险在人身险中所占的比例来看，2014年健康保险仅占人身险中的12%，远低于成熟健康保险市场30%左右的市场份额。且从经营主体的经营情况来看，4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收入也只占到健康险市场的10.37%。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比原来设想的速度要慢。
2 造成商业健康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2.1 健康险的市场有效供给不足
从目前健康险市场的产品供给来看，主要集中在疾病保险与医疗保险方面，而关于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保险方面的却不多。这使得健康险市场上的产品种类出现畸形化供给态势，不利于各险种的均衡发展。且现在健康险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同质化产品，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无法得到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再加上由于现有保险公司很多将健康险与寿险进行“捆绑销售”，将其作为寿险的附赠品交予消费者，虽能在短期内增加健康险的销售收入，但从长远看，这种不重视健康险的销售模式必将阻碍健康险的发展。
2.2 社会保险与商业健康险的定位不清晰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但随着我国基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但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内容并没有很好地划定界限，而商业健康保险由于自身的“商业性”无法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公益性”相比较。这使得消费者在选择医疗保险时，会受医疗花费等因素的影响选择社会医疗保险，使得商业健康保险在社会保险的“挤出效应”影响下经营受到影响。
2.3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良好的监管和法律制度，在明确社保服务保障范围的同时，要严格区分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服务范围，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而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能满足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需要。
3 解决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
3.1 大力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专业化经营意味着商业健康保险从产品本身就脱离了与寿险相同的经营模式，依托于独立的健康保险信息管理数据库，集中专业的健康险人才利用风险管理技术和精算技术对健康险进行更好的开发。从我国保险市场的现状来看，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无论是人身险还是财产险都可以经营健康险，这是有悖于健康险发展要求的。短期内可通过在公司内成立专门的健康险事业部对健康险业务经营进行单独的管理，有条件的公司可以成立健康险子公司，对健康险专业化经营进行探索，最终使得专业化经营成为健康险经营的唯一经营方式。
3.2 加快产品研发和推广
目前，我国居民的健康险需求明显大于市场供给，加上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同质性”，使得有效供给更加不足。保险公司要借助市场调查的具体情况，研发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并积极参与各地医疗体系建设，通过大力宣传，承办基本医疗保险业务来加深潜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和健康险的认识，变潜在消费者为实际消费者。
3.3 政府加大监管和法律法规制定的力度
目前我国虽出台了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相关准则，但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障之间的界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使得消费者选择基本医疗保障而非商业健康险的情况经常存在。同时由于健康保险的特殊性，需要保险监管部门针对健康险进行监管，同时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制定出详尽的准则，对商业健康保险进行分业监管，以规范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运行。
3.4 加大税收方面的优惠
现阶段，政府可从税率、税基等方面对商业健康保险实行宽松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针对团体险部分，政府可以对企业缴费部分进行税收优惠或进行税收补贴，对企业的团体险保费支出实行税前列支在一定额度内列入企业成本，来增加团体险的需求；针对个人险部分，可通过对购买商业健康险的个人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在一定额度内实行税前抵扣或免征个人所得税来刺激消费。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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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因素；对策
引言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已有了30余年的发展历史，然而其仍旧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多年以来，健康保险业充分支持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工作，有然而商业健康保险在医保体系中的作用未得到全面的发挥，还待于进一步得到强化[1]。
1.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
1.1业务规模不大，赔付率高
现阶段，我国我国健康保险发展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健康保险相对于总体保险行业发展速率较为滞后。结合健康险保费收入和增幅相关数据可知，我国健康保险赔款金额及其增幅明显高于保险行业整体赔款金额及其增幅，即表示健康保险相关保险产品的推出、保险费用的核定及风险控制等存在诸多不足问题，使得形成赔付率高的局面，对健康保险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1.2存在行业垄断现象
在改革开发逐步深入的背景下，现阶段我国有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保险公司，构建起了各式各样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一并发展、公平竞争的保险行业机制。当前健康保险业务大多由我国寿险公司，寿险公司通过采取自身寿险经营模式对健康保险展开经营，而少量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并未很好的发挥自身应发挥的功效，健康保险发展存在行业垄断现象。
1.3保险深度密度有待提升
长时间以来，国外健康保险行业健康保险费用收入远远超过我国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国内健康保险保险深度、密度在保险行业整体水平中显得微不足道，与保险行业急速发展的情况相背离，市场没有获取全面的开发，对健康保险保障作用发挥构成不利影响。近些年，医药卫生体改开展得到愈来愈多大众的热点关注，且人们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也愈来愈重视，这便使得我国健康保险被提出了愈来愈多严格、个性的需求，健康保险势必会成为我国保险业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保险市场。
1.4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以欧洲国家德国、法国为例，其近些年政府支付医疗费用支出为78.3%、79.1%，商业健康保险费用支出为13.1%、13.3%，这两个国家都是推行的主导型医疗保障模式，有着十分高的保障水平，它们商业健康保险费用支出所占整体医疗费用支出的份额均远远超过我国，由此可见我国商业讲课保险市场有着十分大的发展空间[2]。
2.保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因素
2.1宏观因素
2.1.1政府加大政策支持
相关政府税务机关应当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协助健康保险发展，适时减免保险企业开展健康保险业务相应的营业税收，同时提升企业购置商业健康保险的相关保险费用指出税前列支份额，强化政府扶持力度，既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之后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又一重要险种进行培育。
2.1.2建立独立监管与经营体系
保监会应当设立一个独立监管商业健康保险运行的监管机构，彰显保监会工作职能，第一时间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公布，避重就轻，提升对商业健康保险指导、监管力度，配置数据信息共享渠道，构建特定的信息数据管理机制。同时，保监会要全面提升商业健康保险专业经营水平，构建科学规范健康保险主体资格审核规则，形成利益一同分享、风险一并承担的利益联合体系，强化市场核心竞争力。
2.2市场因素
2.2.1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规范市场行业信息体系，就每一公民诚信记录展开留存档案，推行诚信层阶管理。好比，可考虑将居民个人身份证中植入自身的诚信信息数据，设立日常工作、生活于信用层阶向关联的体系。
2.2.2形成健康文化环境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我国应强化核心价值观培育建设力度，以构建起与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健康文化环境，传承优良传统文化，摒弃落后残余理念，培育社会大众理性价值观，促进社会大众价值观成熟[3]。
2.3保险公司因素
2.3.1积极产品创新，增加产品供给
保险公司要对目标市场展开深入分析，设计出满足各式各样类型消费群体对于保险产品所存在的不同需求，针对不同市场消费群体开展细分工作。并且，保险公司还应当讲究保险产品的差异性，增加产品供给，提升团体医疗保障力度，基于疾病、医疗费用补偿内容，制定实施长时间护理、伤残收入等保障措施。
2.3.2健全理赔体系，提升理赔服务
保险公司应当遵循“标准化业务、规模化业务及效益化业务”原则，总公司与分公司相互间进行明确分工，就各类健康保险业务给予针对的理赔服务；提升保险理赔专业人员培训力度，强化理赔人员专业素养，设立高效低成本的组织架构，提供给消费者人性化的服务，搭建自由便捷服务平台[4]。
2.3.3强化医疗风险控制，降低系统风险
Ⅰ.构建完善医疗服务机构合作体系，加强与医疗机构的互动关系，尽可能得到医疗机构的帮助，协调相互间利益取向，降低利益矛盾计划。Ⅱ.提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力度，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强化医疗风险控制，参与到规范医疗机构不合理医疗行为的工作之中。Ⅲ.提升与社区服务机构的力度，消除商业健康保险过度覆盖大中规模医院的局面，以消费者为中心，对商业健康保险服务理念与社区服务机构需求进行匹配，开拓农村市场。
2.3.4改善产品销售方式，打通各销售渠道
保险公司应当改善产品销售方式，构建起一支高素质、稳定的健康保险销售团队，调动消费者深层次、多元性的需求；实行团体核保手段，降低核保成本，系统开展异常信息、理赔报告分析工作；打通各销售渠道，与金融机构加强互动，充分开拓金融机构客户的健康保险需求；提升互联网销售、电话销售力度，设立企业公司电子商务网店，优化互联网销售环境，强化电话扰民行为严惩力度[5]。
3.讨论
总而言之，为了实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有利发展，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充分认识保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因素，“宏观因素”、“市场因素”、“保险公司因素”等，积极促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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