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分配体制；新制度经济学

“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何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的良性分配体制该如何建构?新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给我们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指导。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构想。那么，学术界是如何看和谐社会的呢?

各学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而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是“形成利益表达机制和能够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人学”则将其解释为：“是一个主体间达成合理共识的良序社会，对社会风险与冲突可予适当限制，及时化解。建构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形成权利与权力的合理界分，培育公民的现性人格”。而新制度经济学以其“交易费用范式”，将和谐社会定义为“交易费用最小的社会”，这一定义几乎概括了目前所有社会科学文献对和谐社会的理解。

要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必然要求社会建立起普遍有效的产权制度，切实保障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和人力资本权利，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社会成员才会对整体经济运行有稳定的预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人们往往在有明确的财产认同和保障的前提下，在公平诚信的市场规范里，人与人之间才会有更高的交易信任度，更少的风险防范行为，从而大幅度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如果社会能够合理地平衡政府、市场、公民的利益关系，为这种均衡的利益格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那么社会矛盾总能被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因为社会动荡而剧烈提升社会经济的交易成本。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关键问题

1、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利益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再分配，社会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他们在争取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近年来，在我国有群体暴力事件频发，集体上访事件骤增的迹象，这显然已向社会发出了不和谐的信号。分析其原因，一是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非均衡性，造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二是经济制度变革的不适应性。虽有正规化的制度变革走在前面，但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潜规则往往是人治的，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法制的治理环境相比仍有所滞后，导致作为个体的人与新体制之间由于摩擦而产生不和谐。这些不和谐形成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即利益分配上的矛盾。

2、分配不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197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3，1988年上升到0.382，2000年突破0.4，2005年达到0.47，这不仅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据统计，目前我国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者占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者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7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差距由上年同期的4200元扩大到4941元。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别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呈两极分化的趋势，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和谐。

3、有效的制度供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社会分配体制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的制度供给是保障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因为制度本性使“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1993）。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分析指出：有效制度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提供了稳定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通过深化分工实现社会和谐；有效制度能够发挥对行为主体的约束功能，促成主体间的互利合作，实现社会和谐；有效制度能够发挥对行为主体的激励功能，鼓励其创新，实现社会动态和谐。虽然市场经济框架在我国已经确立，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影响，目前基础性制度建设仍有所滞后，尤其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分配制度。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改变权力集团导致的社会不公，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解决经济组织的低效率问题，提供勇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将社会由“人治”转变为“法治”。

诺思指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安排。”那么，个人收益率如何能做到与社会收益率接近，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因此，规范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应具备三项功能：一是通过确保那些从事高端研究工作、进行市场创新活动、投入有效经济要素的社会群体较高而又合法的收入，以达到激励和示范效应；二是限制和惩罚那些垄断收益和“寻租”收入，以达到维护市场秩序的目的；三是鼓励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技能，参与竞争，以做到机会均等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亦即，激励、惩罚和扶持功能将共同造就成熟、规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分配体制。三、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配体制的几点思考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论述，说明中央已十分关注社会公平问题，现有的分配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1、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正

法律自身的稳定性，有时会造成社会规范的滞后。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及时修订相关法规，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必要手段。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规范：首先，是关于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的法规。用法律限定政府行为，同时避免行业自主分配的盲目性；其次，是关于分配制度的法规。规范分配类型，杜绝非法收入，创造公平、清洁的创收环境；再次，是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法规。现行的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而社会保障事业近年来的发展尚不稳定，需要通过法规来巩固成绩，改造不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薄弱环节；最后，是市场规范方面的法规。有了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市场才能健康高效地运转，各项法规的执行才能顺利且强有力地进行。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19世纪开始，政治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化为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某种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后者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在变量进行研究，以找出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从而达到拨正经济学航向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超级秘书网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1]周建成：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与刘国光教授商榷[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

[2]马艳：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J].学术月刊，2006（5）.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EC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见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三种形态的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

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后制度经济学派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传承关系，理论上共同的特征较为突出。可以将两者共同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在制度分析中，着重考察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尔布雷斯明确地表达了其整体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注：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仑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制度学派。这一思想后来又为后制度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后制度经济学派都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演变的制度理念中，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干扰因素”，出现任何结果都是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被技术、人口增长和社会变化所主宰的世界里，社会进步的方向不是向任何最终的或者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文化安排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在经济系统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者并不否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但不认为价格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因素。他们认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他们指出单纯寻求稳定均衡的技术条件与最优化，会模糊经济的基本权力与选择方面的特征。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从机会集之中进行选择，而是关注机会集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说，均衡与最优化问题只有在制度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得到解决。

(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对制度运行的成本的考察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状况，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企业存在的原因、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的变化等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从科斯开始的产权分析的主旨，就在于从理论上解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决定、市场与科层的选择，以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变迁的内在机理。

所以，如果说在传统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是一个演化着的制度整体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的则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制度形态的存在，多种形态的制度的存在正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而对效率的追求会使得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从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形式。诺斯又将其更简洁地归纳为：制度是重要的。正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分析范式，使经济分析深入到具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使得对制度选择、制度绩效的研究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野，同样也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斯指出(1979)，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三）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

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市场、集体行为和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意味着强制，而市场中不存在强制。事实是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市场通过预算限制个人选择，集体行动通过对个人选择集的规定限制个人选择。认为预算限制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比对可接受的个体行为作出的某一集体决定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为少，那是寻求不是区别的区别。例如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不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方式来交易自己的劳动。非强制的市场形式下隐藏着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形成的预算制约，这种制约一点儿也不比集体行动的制约来得弱。所以，布罗姆利提出，市场表面的自由，或者是不存在强制，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审视，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如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易或契约关系，而对其背后的强制关系视而不见。新制度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制度理论未脱离“同义反复”的困境。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拉坦－速水模型，还是诺斯模型，均是试图将制度解释为经济收益驱动的、对市场过程中外生不均衡的反应。它们试图通过出现增加收入所得的机会或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制度环境的变迁。然而，正如布罗姆利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创新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们没认识到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在寻求经济效益基础上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循环论证。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这就是产生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所在。”（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0页.）由此可见，制度结构相对于市场是更根本的、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的也就不仅是由这些基础决定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这些基础本身。

（四）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新制度学派同另外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般而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特征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承认利己主义，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恰恰是“社会”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以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演进的学习过程等。理性决策的个人并不能独立于独特的文化整体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没有理性，而是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尤其是其目标的形成与变化（Hodgson,1988;Miller,1989；张宇燕，1994）。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所以说，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狭隘与脱离现实的特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并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抓住了制度“演化”的本质，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早期制度主义者坚持集体主义方法论，指出新古典主义仅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而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方法论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早期制度学派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并将制度研究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更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后制度学派提出，制度安排和其他政策一样，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选择变量来考虑。可以说后制度经济学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旗帜鲜明地坚持规范分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这一观点在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的一段话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页.）同时，后制度经济学也对流行的“效率”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这一观点也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体来说，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延续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依旧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个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来收入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表现为从个体“无限理性”向“有限理性”的修正，增强了现实感。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新制度经济学也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即将当事人面对的复杂环境通过一些约束和假定来简化，井通过逻辑演绎来导出理论结论，这在契约经济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假设中引入了交易成本并将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制度。不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这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揭示经济活动复杂系统的本质，也难以深刻描述制度的动态演化。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经济史学派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相反地，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很有说服力，能够对技术进步、文化和制度演进提供一致的理论说明。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学派尽管远离主流化，但却提供了并一直提供着现代制度分析的思想与灵感，并且由他们引发的演进思想在近年不断发展，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制度观和三种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这几种制度观与方法论，各有其真理性与局限性，不能相互涵盖。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往往热衷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介绍，而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国内的研究却甚为冷清。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参考文献】

[1]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诲三联书店；1994.

[4]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冲击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了制度这个以前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机会主义假设等假设的基础上对制度展开了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已经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它颠覆了传统理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冲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最重要的冲击。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但是现实经济必须在正交易费用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1]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2]。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础是天赋、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了制度要素，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个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用现实的人进行了代替。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假设了交易费用为正，以交易费用比较各种制度的经济效率，这种种的努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接近于现实环境，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甚至被成为科斯革命。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怎么确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若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产权确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三定理：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科斯通过分析大量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成果，虽然科斯定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很贴近现实了，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科斯定理认为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制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在进行权利初始配置时，必分考虑各种要素，运筹帷幄。政府应该通过权利的合理性配置改变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起步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制度要素，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堪称是一场大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科斯也因此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褒扬。

二、对传统的社会理论的冲击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的起源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成果过于肤浅，难以取信于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介入使得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飞跃，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着重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和暴力掠夺论这两大理论。社会契约论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演技过程的研究，专注于理论逻辑的角度，他们认为：国家起源是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暴力掠夺论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的对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他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会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就会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学派的区别在于，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国家理论。[3]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学科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三、对传统的经济史理论的冲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假设演绎模式，用数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这与传统的、偏重于历史材料罗列的经济历史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堪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把经济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西方社会的兴衰，对奴隶制、庄园制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研究，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的考察解释了“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们的这一结论发人深省，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的冲击也是让人深思。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析的情景更加现实，也使得人们对社会、国家、历史的演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胡乐明,刘刚.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学障碍；创新路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而其兴盛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耦合。它在放宽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同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努力把制度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费用和产权等概念、研究视角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以又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区别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由于脱离现实世界而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可以说，在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学术界，以制度为主题和标签的“思维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范式契合了转型国家的理论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交易费用、产权、契约、企业、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迅猛发展，以其理论方法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传授新制度经济学别具一格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势在必行。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被列入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之中，成为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新制度经济学硕士点或博士点。[1]在教学实践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讲授有助于学生运用其理论解释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学理论研讨和撰写学术论文，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维能力。

二、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作为一个兴起仅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新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所以各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均显露出诸多局限性与缺陷。

1.从教材视角剖析教学内容。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独特、思想已经广为人知并且被广泛应用，但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明显区别于其他成熟的经济学分支。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该理论体系庞杂、概念和逻辑不统一、新成果层出不穷、争议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识和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国外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规范来编写，最初的内容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的汇编，之后演变为不同学派观点的文献综述，发展到现在的教材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发展时期具有承继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大体勾勒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经典内容，为各国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但仍表现出“思想史杂陈”的特征，在概念、术语、假设前提和逻辑系统上千差万别，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规范来呈现的普遍共识和结论，容易使初学者最后陷入无所适从、无处下手的困境。[2]就国内而言，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叙述及解释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论性较强和内容较抽象的特征，还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试图“另辟蹊径”，依照作者自己的逻辑框架、学术观点构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创立一套符合国内教学需求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及推广，但由于这些教材在某些观点上属于“一家之言”，同时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视为学术共识和基本常识的部分内容，导致初学者在理论结构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学术共识与作者个人观点之间难以甄别，容易被“误导”，最终感觉整个理论体系晦涩难懂与枯燥乏味。

2.从教学实践洞察教学方法。

透视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实践，不难发现，教学方法存在诸多缺陷与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内容抽象与理论性强，且理论体系与学术规范还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比较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较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案例教学实践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直接采用学生不甚了解的国外案例而疏忽实用的本土化案例；选用的国内案例素材不具有针对性与典型性；分析不到位与不深入，不能有效促进学生通过分析本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来深入参透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次，在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注入模式较为盛行，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很少共同探讨教学内容，教学基本成为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的“独角戏”，这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其对一些概念、观点、理论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无法培养和提高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填鸭式”教学的推行使得大多数高校忽视将文献阅读法引入教学实践中。“灌输式”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了解交易费用、科斯定理、制度变迁等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无法使其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演进历程以及实际应用。而经典文献清晰呈现出学术渊源，其逻辑分析和问题解释能力较强。显而易见，阅读经典文献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推动其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不断提升专业理论素养与综合能力。

三、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创新路径

为有效提升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须确立以教学交往性、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知识建构性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教学范式。这要求我们以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为重点突破口，全面创新教学思路与教学路径，由理论传递向既传授理论也传授方法与培养综合能力转变。

1.完善与变革教学内容。

高校应从教材选用与教师讲授两个层面入手，不断推进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实现教学内容规范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选用上，应重点关注国内外比较权威的教材，同时注重多样化与丰富化，即以一本教材为主，多本教材为辅。值得强调的是，鉴于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需求考虑，主教材应较为规范、系统、全面，且不宜太复杂、太难及带有浓厚的专著色彩。同时，教师在实际讲授过程中，也应依据本科阶段的学习特点，对主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调整。其二，教师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长，并采用中国思维方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国际范围内所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内容，同时对国内外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对比与梳理，探索一条介于“思想史杂陈”与“一家之言”之间的“比较—综合”式路线，提炼国际视野下的理论共识以构建符合教学规范的逻辑框架和理论范式。其三，教师必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探索及向学生传输学术前沿动态，不断补充与更新讲授内容。在迄今为止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观点上，还需充分挖掘学生独立思维潜能，激发其从独特视角形成独特观点。其四，除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观点外，教师还应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引入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融合，使学生能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2.优化与创新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打破陈规，从教学实际出发，着力营建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多元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学生主体性和参与性及教学互动性。其一，重点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完善与深入推进案例教学法。首先，教师应利用网络、书籍等各种可获取资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针对性也不乏多样性的素材，并注重尽量选用具有现实性与典型性的国内案例，尤其关注当前持续升温达到关注沸点的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发学生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及消除障碍的治理对策。其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之特点，大力倡导与推行文献阅读法。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争论接连不断，要客观、正确地做出判断与取舍，除了要理论联系实际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推敲。教师应向学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专著和论文），学生可从中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专著和论文反复阅读、比较式阅读与讨论式阅读，甚至可以撰写读书笔记以深化理解和强化交流，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逻辑思维能力与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其三，全方位与多层次推行问题教学法，激活学生主体性和教学动态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全面创设问题情境，构建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前思考、课堂讨论和课后交流的创造性教学方法，旨在改变教师单一信息传递模式为信息全沟通模式，不断建立健全师生间、同学间的合作与互动机制，这不仅可以推动学生认真学习本学科知识，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自主学习方式，也能促进不同思想观点之碰撞与交锋以实现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刘甲朋.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网络财富，2010，（1）.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学说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很晚的，但它的地位相当独特，影响十分深远，其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越来越宽广，并且有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势。它的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理论探讨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也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成为我们了解的重点。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它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基本出发点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造成的，而人们活动、行为的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人们的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因此，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好坏以及确定经济绩效好坏评价标准的最终决定因素。

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的作用以及过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满。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以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旧制度经济学尽管对古典经济理论不满意，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

二、公司管理理论概述

公司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典型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企业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规定、规程和行动准则，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制度是公司为了规范员工行为，加强考勤管理，维护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一定的程序严格制定相应的制度，是公司管理的依据和准则。一套科学完整的公司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企业管理理论经过以下发展阶段：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工人是机器，通过改善工作程序来提高效率;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工人是人，有需求，需要激励，高效率的工作来自好的人际关系;系统理论认为整个企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人、组织结构、生产技术和环境等因素;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以人为本理论认为企业管理应该从人性出发，建立和谐的组织和企业。现代企业管理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过程。现代管理理论有四个特点：长远性、全局性、战略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战略管理涉及企业大量资源的配置问题。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公司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一)公司的出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战争使得政府出现财务问题，商人的财富却急剧增加，此时，商人出资帮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政府则授权给商人进行贸易、工程、税收的权力，公司由此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合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层级机构较多，机构之间的协调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这样的话，政府进行贸易、工程、税收时的效率较低，所以政府才有将这些职能承包给商人的动机。可以看出，公司的出现是由于公司内部的交易成本小于政府内部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交易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企业内交易也有成本，如果过高，运行的效率就会降低，又会被市场交易所取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两者交易费用的比较。

(二)以人为本。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加强对人员的培训，而是要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训机制，实施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激励机制，开发人的潜能。要着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业竞争平台，造就能令人心情舒畅、有助于激发和释放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增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在日常工作管理中，不再把人作为生产机器，人是社会人，是有需求的，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做出了修正，对人的行为做出三点假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人们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寻找均衡点。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复杂;另一方面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有限的，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环境的能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约束。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理念与制度运用相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 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面对计划经济低效率和西方工业化国家高成长现实，中国经济学界开始试图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探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研究价格体系在资源最优配置中的作用，这和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不相符的，因而其解释力无法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者们信服。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简洁而明晰的答案，更适宜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从其被引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便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偏爱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力；二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大量制度分析的传统；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够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二十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显著的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在西方社会中，制度经济学派林立，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从瓦尔拉斯创立，到德布鲁用公理化重构，到新古典综合派以后，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由这一学派在构建理论时抽象掉制度因素，在封闭系统中研究市场规律，尽管形式完美，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价值不变，保留了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这三个基本假设，同时还逐步规范了交易费用的理论范式，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分析框架。交易费用概念在理论上确立起来之后，成为用以解释各种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改革过程，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涉及体制起源、市场化过程和经济绩效、企业转型、市场和政府等组织，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二、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科斯理论中蕴涵着制度选择和演化思想，经过诺斯等人的发展，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供求、制度创新与变迁等问题，探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制度变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探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起源、演化和经济绩效间的联系。二是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过渡性质和各种决定因素。计划经济带来了很高的交易费用，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通过权衡改革路径中相关交易费用，选择渐进道路，以降低改革成本。最后是改革中政府作用。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

三、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涉及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主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重大贡献，后经威廉姆森等人发展，成为理论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交易一般化、交易费用和测度、交易契约安排。交易费用理论架起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而产权理论也是由科斯最先涉及，后德姆塞茨、阿尔钦和张五常等人的努力，产权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其旨在说明如何通过界定、使用和变更产权安排，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成本，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并构筑其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旨在说明各种组织形式。此外，契约理论、委托-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也在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找到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明显，如何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如何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我国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在研究的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委托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发展等等众多问题，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从长远来看，这一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涉足的重点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在这一领域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2.

[4]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96.

[5]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2.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文革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 grief)、温家斯特(barry 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ryer,1958,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6: pp.95—1301.

②fogel, r. w., and s. engerman,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orth, douglass c.1968, sources of pro- 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eco- nomic political economy, vol.76, 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 c.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 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north,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ge uk.

④grief, avner,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 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 my, vol.102, no.5 (october): 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 zouboulakis，2005，on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noah’s idea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 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 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 old to new to old in eco- nomic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⒇solow，robert m．，1985，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economic history，vol．75，no．2，may．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 grief)、温家斯特(barry 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ryer,1958,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6: pp.95—1301.

②fogel, r. w., and s. engerman,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orth, douglass c.1968, sources of pro- 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eco- nomic political economy, vol.76, 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 c.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 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north,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ge uk.

④grief, avner,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 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 my, vol.102, no.5 (october): 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 zouboulakis，2005，on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noah’s idea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 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 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 old to new to old in eco- nomic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1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 台湾 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 现代 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 政治 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 历史 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 哲学 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 法律 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 历史 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 计算 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 经济 发展 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 企业 、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 教育 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 科学 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 历史 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 中国 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制度主义 经济学本土化

作者张建伟,197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在国外最近几年的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经济学与现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自身解释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前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世界性的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现代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当今现实主义运动潮流中的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对抗的异端派别,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这支在主流学术体系的周遭生长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的纵深发展,正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各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抽象模式所蕴含的"市场神话"、"国家神话(政府神话)"、"私有产权神话"等理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宽假设,修改前提条件,引进新的分析工具、拓宽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值得关注。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这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在对现实的关注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理论倾向,即,将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状态。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

(一)"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窘境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中译本,1991)倡导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预测;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是分析逻辑本身;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他的这一看法对当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学已经害了"形式主义病"。美国学者艾克纳(中译本,1990)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学术秩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堡垒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们的劝说和忧虑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在西方国家,"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须要足够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尼尔·凯,1984;霍奇逊,中译本,1993,第9-10页)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中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的尤物。经济学家既然遗弃了公众,公众也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失望情绪。

(二)经济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两个"斯密定理"和两条思想发展线索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定理或两种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见的手"的定理,即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条理念后来被新古典主义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以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和市场均衡等数学工具进行了描述,到德布鲁那里用拓扑学中的分离超平面定理描述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关系,用不动点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论等,我们已经从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现实经济过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这种思想还可理解为:分工与经济进步和演化是互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收益(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经济组织进化的有关原理。这就与斯密第一定理的无规模报酬或报酬递减假定、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给定等假设相冲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马歇尔那里再次显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的第8-12章就是专门论述专业和分工问题的,而另外的部分则以边际分析或数学模型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斯密和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形成崇尚数学演绎的"杰文斯-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卢卡斯"的主流分析传统;另一条则以杨(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为代表,形成"凡勃伦-杨-熊彼特-舒尔茨-阿瑟"的演进分析思路,侧重历史过程分析。前一种分析范式着重在时间无涉、制度无涉、技术无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场机制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种分析范式则试图捡拾起主流经济学形式化过程中所遗漏的几个因素,分析历史过程的细节(如收益递增)和动态演进趋势。后者不断地对前者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展开批判,从而使主流学派在与他们的竞争中改进和放宽前提假设。我们把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家在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对形式主义的经院作风的不断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经济学家和现实之间的扣问和解答称为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运动。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1.对人类行为假设的拓展与修正。以西蒙和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设关于人类行为在经验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对新古典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新古典的有关行为假设。西蒙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现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费用为正,机会主义行为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Williamson,1975)。威廉姆逊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假设的现实化方面也很值得关注。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一些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厂商效用函数提出质疑。鲍莫尔认为可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为此鲍莫尔(1959)提出了几个经验性证据:(1)销售收益增加使职工收入增加,便于处理企业内的人事;(2)销售收益增加使企业能更多地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3)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塞尔特和马奇则认为厂商并非严格遵守利润最大化原则,他们有时由于有限理性更倾向于"令人满意"的原则(SyertandMarch,1963)。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认为"舒适"也是经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备选变量,并且它和利润之间有某种替代关系(Leibenstein,1976)。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

2.正交易费用的引入改变了新古典环境的无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威廉姆逊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和替代边界,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受经典物理学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这也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更具"科学"的外观。同时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别的学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论疆域,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经济学方法在向其它学科渗透时,也受其它学科方法和范畴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渗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如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哲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在这种融合中,经济学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使学科交叉本身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案例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2)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Simon,1976;HongandPlott,1982)。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汪丁丁,1995)。(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会计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4)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自然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四)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方法论意义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归纳法和案例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熊彼特早就指出过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例如:新制度环境不再像新古典环境那样,将经济主体理解为原子式的互动,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协调之处,而这正是现实中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1995),其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问题和发现经济过程中潜藏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二、当代制度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制度主义是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一批有制度分析倾向的许多分支,这些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新古典的抽象演绎模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了相似的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

(一)制度主义的几条理论线索1.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凡勃伦和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在美国形成制度学派。该传统的当代传人主要继承了凡勃伦的演进经济思想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经济的整体、演进观点,倡导结构分析。其代表人物塞缪尔斯高度赞扬了欧洲演进经济学(EAEPE)的一些学者坚持凡勃伦传统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演进的思想,并指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很可能将是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基础之上的综合。这一派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当代最前沿的发展或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技术变迁的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的融合,这种融合被称为演进制度分析。而在分析方法上,它吸收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尼尔森和温特(NelsonandWinter)在其《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1982)一书中,分析了常规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企业制度是以常规作为基础的,企业制度的演进是常规演进的结果,它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们的理解,常规具有知识属性,它存在于组织的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正式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莱普斯(Creps)和宾姆尔(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据经济人假定,构造了一个制度博弈分析模型。"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 。"(Schotter,1981,p.11)他认为,"......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进制度分析目前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融合的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奥地学派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思想。

2.科斯传统或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知识传统的渐进发展,这又表现在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展开的边际修正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费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对象不再是脱离现实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现实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该学派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包括以下几个理论分支:(1)产权经济学。(2)交易成本经济学。(3)合同理论。(4)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该学说在当代中国学术界讨论颇多,故在此不予详述。

3.威克塞尔传统或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是威克塞尔(Wicksell)。他曾在其《财政理论研究》(1896)一书中指出,要影响政治行为者的决策就必须注意改变规章制度(约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致性原则。这就将规则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来,有力地启发了布坎南等人对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布坎南(1987)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选择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制约因素下"的选择,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经济学研究的是"立宪层次"的选择,是"制约因素"的选择,则必须注意程序、过程的公正性,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进行立宪制约。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塔洛克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奥尔森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他们都和布坎南一样将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对现实经济运行提供了超越纯交易经济分析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4.奥地利传统或市场的自然扩展秩序论。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维塞尔和米塞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将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被定价的客体转移到从事于定价的主体研究上来。他不满于主流经济学所沿用的科学主义的物理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认为科学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社会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如:感觉、目的和预期等。在社会制度方面,他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演进的结果,例如:语言的使用和货币制度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市场制度对人类合作前景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断地提供有关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基础。而在这种选择中,传统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传统的演变,是信息和主体预期互动的结果。任何理性的设计都不可能创设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尽管保守,但他对市场过程的观察以及对知识、信息、学习等的重视,启发了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演进过程中共享性知识(传统)的研究。其思想已经为从事演进制度分析的克莱普斯和斯考特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识认识论基础。

5.左翼制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布逻姆利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很多有关"效率"的论述是一种同义反复,往往在私有产权-市场-效率的表层现象之间兜圈子。他更关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制度结构包括产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它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应该同时注意激励因素和剩余控制权不同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差距(马克思强调)两种因素的作用(布逻姆利,中译本,1996)。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权力、商业周期、环境污染、异化、工业组织、民主等问题,常常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塞缪尔斯,199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诺斯就是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法律与经济理论、技术和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之间张力的理论,恩格斯关于家庭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幽远的历史与未来,并且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支撑他们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或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层看到制度结构深层的矛盾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技术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构成矛盾累积的内生变量,人们为了生存而累积的技术进步因素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二)当代制度主义的综合倾向和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总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对合同的选择作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将可以与边际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张五常,中译本,1992)。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却对此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正面袭击的结果所造成的变革将不会发生,只有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才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潜力已有所显现,在实力方面则略显不足。制度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大杂烩,在它的内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在外部则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论营养,以壮大实力。而这种综合的趋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1.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综合。制度主义的综合表现为其内部分支之间的综合趋势,也表现为它和新古典主义以及其它流派之间的综合趋势。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外部综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双向交流。(1)首先是制度主义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内容,如实证主义效率观等。最近几年又倾向于将其理论体系严密化(如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主流学派的一些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也开始进入。(2)制度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形成后凯恩斯制度学派。他们注意到对宏观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变量的短期政策调整,还要将不确定性、预期、制度等因素内生化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求从长期的角度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3)制度主义和演进经济学的合流,形成演进制度分析学派。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很模糊的学派,有时它被作为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来处理(它与制度主义有诸多方法论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处),有时它又作为专门致力于技术变迁研究(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的面目出现。它强调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被新古典传统所遗漏的命题,如:正反馈、报酬递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线性等。新熊彼特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使制度变迁的研究者将技术进步纳入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而这种结合又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义的内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信息、竞争与合作等有关命题,被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进的博弈模型中。新经济史学的当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则受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家理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税收利益因素的影响扼制市场的发展。由于这种"国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纪的行会并不依托于国家,而是凭借商人之间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长期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机制而产生,并起到一种替代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一些产权纠纷的作用(Greif,MilgromandWeingast,1994)。诺斯则受哈耶克、布坎南、奥尔森等人的影响,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重大,并使他逐渐改变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用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均衡概念等解释制度变迁的方法。左翼制度主义者布逻姆利(Bromely)和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森,则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利益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识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2.制度主义综合过程之中也凸现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一,将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试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长期变迁中理解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试图使其理论体系体现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确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马克思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是历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马克思将人既视为"社会的人",也视为"历史中的人"。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人变得愚蠢和片面,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感觉和肉体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贫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即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是应被取代的制度形态。可见,马克思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深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时又是用辩证逻辑和抽象法来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研究。"(转引自陈彩虹,1998,第25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将对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产生持续而强有力的影响,并将促使制度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哲学观。第二,在中观形态上,制度主义追求理论建构的现实性,重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尤其强调前提假设应是真实而易于处理的,而在研究的重点方面强调对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追求一种应用目的,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论基础。在政策的制定中,将现实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来,往往会产生误导。熊彼特就曾批评过演绎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倾向,他认为李氏试图将其理论直接运用到政策制定中,是从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琐的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斯坦费尔德,中文版,1990)。与李嘉图所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者重在观察制度运行所需的现实条件,以及条件变化后的制度应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因此,制度主义能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第四,接受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混沌理论、正反馈、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建模注入数学的严密性,将能使制度分析更为有效地探究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现象"。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理论,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问题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1)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2)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叶选胜,1993)。(3)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影响,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4)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分析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1989年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历史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文献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 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2.以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目前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画,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内容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A.创新的不连续性;B.创新的不确定性;C.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对"主流"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

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合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哲学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受到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参考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陈彩虹:《经济学的历史属性和逻辑论》,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论文(上海),1998年。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樊 纲:《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卡西迪:《经济学的衰落》,载《纽约人》杂志1996年12月号,译文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柯荣住:《长期谈判的均衡问题:制度变迁和博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李超民:《"常平仓"、华莱士与"农业调整法"》,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林毅夫、蔡?、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塞缪尔斯:《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8月号,中译文见《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

盛 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利》1995年春季卷。盛 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斯坦费尔德:《制度分析: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发展》,载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谈 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田国强:《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王 询:《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扬 格:《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F043；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59―05

2007年发端于美国目前还在发展的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再次折戟沉沙。而《资本论》的重新畅销(“欧洲重新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著名经济学家洪远朋再次修订完善的《通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于2009年11月21日在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开幕。来自淮海经济区的20多所大学的近百名学者与会。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马艳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金富教授等著名学者莅临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徐放鸣教授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词。

现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理论贡献

1．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与创立历史过程的新概括

程恩富把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不良倾向。即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于金富则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奠基阶段(1978―1986)、初创阶段(1987―1996)和确立阶段(1997―2000)。

2．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历史贡献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尤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远非西方经济学可比的历史贡献。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应该指出，这一积极作用不包括华尔街版的所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所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十多年来在很多方面误导了改革，而且现在依然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障碍。还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历史贡献功劳的抢夺现象。对此，程恩富指出：“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真正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某市场”、“某股份”之类的学术炒作，程恩富以一丝不苟的科学考证精神(指出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刊物)，实事求是地作了十个方面的甄别：“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田雪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洪远朋是经济利益核心理论和政策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程恩富是大文化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由此再看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媒体经济学家”的“被吹嘘”现象，就引人深思了。

此外，我国学者吴树青、苏星、吴宣恭、林岗、张宇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新；卫兴华、蒋学模、文魁、胡钧等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季崇威、高鸿业、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等等，都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再创新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原则，程恩富将其“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并做了精彩阐释，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程恩富指出：“‘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国情为据”，即“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 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另外，程恩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还提出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等国家领导人仍在不断地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层面，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河南大学于金富高度肯定了程恩富提出的学术原则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基础”、“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内容”的创新上提出了五个创新并概括为“五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特色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体制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重大创新――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论：“分配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

徐州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当前任务、历史本质作了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论”和“三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即“雏型初建、定型确立、完善成熟”。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历史形态，即“雏型、定型、成熟型”。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中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本质。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过程视角，审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搞单一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历史本质，用产权理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回归主体并得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雏型初建历史阶段的雏型基本经济制度只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初始起步，定型确立历史阶段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的基本确立，完善成熟历史阶段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才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加快进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的历史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这种不同，既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性，又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即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以及利益分享式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原则。

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程言君首先强调了“当前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充分认识和排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倾向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异化，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把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其次在人的异化复归的历史高度和经济、社会主人是人的客观本质上，论证了人力产权的微观自然属性和宏观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涵”。认为“从人的微观自然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自身人力的载体或天然主体，拥有对自身人力相关的一切天然性权利。这些天然性权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从人的宏观社会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拥有的一切社会性权利。这种社会性权利，是由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进而论证了“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不断得到充分自主实现，作为人类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本质，现已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一种新阐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王超教授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认为二者之间是本质的融合，而不是外在的撮合，更不是水火不容。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企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观点。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厚廷教授分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选择。认为“策略性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正在通过制度实践强烈地表现出来”，“依循人类本性是尊重人类本性和现实规则的统一，可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制度分工格局意在形成政府职能在其界域之内的进一步强化及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优化整合；扩充制度瓶颈可以提高制度体系效能，在操作层面的重点选择是制度末梢；制度系统中责任主体的存在来源于制度的对称性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化可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2．关于“中国模式”

李炳炎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十个显著特征：(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2)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改革的目标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4)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5)改革的依靠力 量是“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6)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7)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8)改革的路径是“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9)改革的效果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10)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

程言君高度肯定了李炳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了人民为自己而劳动的高度积极性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假以“产权改制”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1．关于劳动价值论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冠军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要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二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科技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所在；三是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四是建构起与科技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五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于科技时代加以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所遇到的“难题”做出正面科学的解释，彰显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冯玲玲博士认为：“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基本理论内涵，即‘两大基石’(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一个核心’(价值的创造)。”认为“科学技术、资本、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新时期应适当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应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应属于劳动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朝林副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指出“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以及“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他建议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善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刘刚博士通过研究“曼德尔命题”发现，该命题“对于认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问题也有明显的学术意义”，而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等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具有较好的学术前景”。

2．关于“资本”的内涵与形式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可博士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构造，指出“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应运而生，并认为“资本化的过程先是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其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然后是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资本化，由物及人，逐渐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人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统统纳入到与扩大再生产有关的环节当中，不断地赋予资本以鲜活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概念拓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3．关于《资本论》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

淮海工学院薛为昶教授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交换中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鲜明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五、关于金融腐败遏制、金融危机化解与金融生态保护

徐州师范大学杨晓丽副教授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她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成本较小，而腐败收益随着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因此，“从腐败收益角度来讲，要尽可能减少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反腐败”，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不断完善包括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

徐州师范大学侯铁建博士认为俄罗斯化解当前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策。由于中国和俄国发展背景相似，因此，他主张借鉴俄国经验，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深度介入，“避免经济运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活动对外部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徐州师范大学施同兵博士研究了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生态”问题。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就是“由金融主体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审视”，他认为“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失范、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打破全球金融经济的动态平衡，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

六、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定位的新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意识形态 理论 我国意识形态 安全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安全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学与政治管理的双重概念变革，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才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管理范畴。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国家政治管理的相结合，因为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度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为了实现我国意识形态的现状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计划实施进行铺垫和部署，必须进行满足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策略实施，以此来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适应我国国情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规则打破，进行自由的重组。但是，这以此来满足时代进步的发展要求。本文针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结合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安全的考量，希望能够充分的结合时展需求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

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此本文进行的分析是针对新制度与政治管理和自由执行能力的融合总结。

首先，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困难和挑战，在深入的政治管理层面上来观察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概念，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的监督和执行条件之下，就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利益的基础保障。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运行的过程中，起初还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中提取出来的，因此存在许多不适用于我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还是影响了这种经济学理念的融合。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础概念，就是执行自由形式的市场经济活动模板，实现经济结构成为私有化的基本理念。根本的思想指导观念就是实现民主的私有权归属，能够坚持自我主导的形式进行传统经济改革。

还有，针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计划目标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盲目的追求自由之风，会给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性质发展带来难题，引导了不正确的价值观走向。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矛盾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普及的过程中，明显的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的矛盾。首先，能够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念与马克思的思想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主要是倾向于缩减成本的考量，而忽视了经济贸易交往的其他环节。在进行经济贸易收益的过程中，要讲求适合社会政治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有效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执行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理念是单一的，不能够整体上适应世界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不能沿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再进行对历史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进行总结，才可以完善经济学的管理手段，进而实现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管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角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意见，全盘否定的态度具有局限性，对于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就是实现经营私有化的转变。进行经营私有化的转变，充分实现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存在改革上的问题，那就是将个人利益摆在制高点上。这种价值观的树立是不和谐的，不能够充分的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管理，只能造成完美化的想象，而没有充分实现体系的构建。

还有，经济制度关乎着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表象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关于政治管理的弊端。新制度的经济学理念追求的是表面的民主，但是实质在形式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管理体系。

三、积极面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挑战维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了积极的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是不可缺少的工作重点之一。

首先，要严格遵守一党一国制度，实现坚持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制度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下进行有效的经济贸易往来合作，实现全面的政治经济统一化管理。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针政策进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够充分的实现我国发展进步的要求。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实现，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

其次，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模式，应该坚持维护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路线，不断的完善现有的政策方针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侵袭下，还要保证我国原本的意识形态，充分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达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证经济的良好发展。

还有，就是对于我国社会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式进行鉴定的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针政策，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营模式与意识形态不发生改变，坚持走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时刻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做努力，积极的贡献市场经济力量。

新制度的经济意识形态理论推广，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管理体系。进行精密的推敲后，摒除不良观念的经济学理念，才能够丰富我国整体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保证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发展和改革。

参考文献：

[1]魏崇辉.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的初步尝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