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潮教案范文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篇

潮音寺位于塘沽区海河西岸的西大沽境内，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是由当地居民集资兴建的庙宇，名[南海大寺]，明嘉靖皇帝下令重修，御笔更名题匾[潮音寺]。潮音寺历史悠久，旧时曾是塘沽经济、贸易、文化和民俗活动的中心。潮音寺地近河、海，当地盛产鱼虾。二月即头鱼，三月见皮虾，四月卖 鱼，六月有黄花，七月，八月海螃蟹，九月、十月大对虾。来这里旅游的观光者可大饱口福。

2、望海楼

望海楼教堂在天津海河北岸狮子林桥旁，也称圣母得胜堂。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法国天主教会建，次年因发生天津教案，于6月21日被群众烧毁。1897年帝国主义分子用清政府赔款重建，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第二次被烧毁，现存的望海楼教堂，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第三次重修的。建筑形制未变，平面长方形，长30米，宽10米，青砖木结构，面向西南；正面有塔楼三座，呈笔架形；内部并列庭柱两排，为三通廊式，无隔间与隔层；内窗券作尖顶拱形，窗面由五彩玻璃组成几何图案；地面砌瓷质花砖，装饰华丽。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又严重损坏，在1983年修复。

3、龙潭浮翠

龙潭浮翠，水上公园：位于市区西南部，占地200公顷， 园内有三湖九岛，南端有拥有上百种珍稀动物的动物园。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洋灾害；遥感课程；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6-0067-02

遥感是现代空间信息学的核心技术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高等院校都相继开设了“遥感”方面的课程[1-2]。但现有的遥感教学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如：（1）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教材更新缓慢的矛盾；（2）内容过深，与实际的生活接触有所差异；（3）遥感基本技能的培养与实践时间过少的矛盾；（4）专业素质的培养与传统的授课方式和考核方式的矛盾[3-5]。《遥感应用技术》是上海海洋大学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其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技术性很强的课程。本文结合上海海洋大学培养海洋类人才的目的，对遥感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一、“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的简介

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海洋环境，良好海洋环境的维护离不开迅捷、快速准确的监测，遥感作为新兴的监测技术在海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6]。而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海洋观测技术的发展。在201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再次提出：“要大力发展空间和海洋科学技术，提高海洋探测及应用研究能力和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使我国海洋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上海海洋大学的办学宗旨即与国家海洋发展的主战略衔接，为国家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产业需求提供技术支撑、人才服务等智力支持。设计“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在学生掌握遥感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锤炼学生解决实际海洋问题的能力。

二、“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

“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主要是通过设计不同的海洋灾害案例（如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海啸以及溢油），将系统性和理论性较强的遥感基础理论融入到每个案例中，让学生在实际的海洋灾害案例中掌握系统的遥感基础理论知识。

1.“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收集。通过播放新闻报道或模拟的方式，让学生接触一场海洋灾害，以风暴潮为例，并告诉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对海洋灾害进行预测预报，做到防灾减灾的目的。在第一阶段，引导学生分析预测预报“海洋灾害”所需的数据。故此，引出遥感的基本概念、遥感系统的组成、遥感的主要类型以及遥感的主要特点等基础知识。

2.“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处理。面临收集到的海洋遥感数据，大多数初学者无从下手，也看不懂，其原因是不懂遥感数据的原理。在此，引入遥感的成像原理、电磁辐射与地物光谱特征，以及遥感图形的特征等概念。

学生们了解了遥感像素的实际意义的同时，主要培养学生的空间意识。因此加入数字图像的校正等实际操作内容，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边操作边讲解何为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图像增强以及多源信息复合等知识。

3.“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判读。以风暴潮为例，风暴潮是指由强风或气压骤变等强烈的天气系统影响而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降现象。通过两景不同时段的遥感影像的判读，提取海面的异常变化，是通过遥感方式监测风暴潮的主要手段，而此时就要熟悉遥感影像的判读。为了很好地判读影像，需要对影像做一系列的处理，包括对比度变换、空间滤波、彩色变换、图像运算、多光谱变换等，同时对遥感图像的解译方法和过程也要熟悉掌握。

4.“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可视化。通过三维绘制引擎、地形的识别技术、场景的显示等技术，实现海洋灾害的再现。在此作为知识的扩充，讲解遥感在与其他数据（如DEM数据）融合，以及后期制图和可视化显示等知识。

三、“海冰”灾害监测案例驱动下的遥感教学示例

以“海冰”灾害监测为例，在结束的遥感教学中，对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实验。

海冰灾害主要发生在渤海和黄海北部和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海冰的主要危害上威胁船舶和海上构筑物的安全，影响渔业和航运等。2001年2月，渤海出现近20年来最严重的海冰，辽东湾最大冰厚60m，辽东湾北部港口基本处于封港状态，秦皇岛海域航标受损，40多艘船舶被困，航运中断，天津港船舶进出困难，渤海海上石油平台受到流冰严重威胁。现以渤海湾海冰预警预报为例，实现遥感的知识讲授，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

在“海冰”监测数据需求分析阶段，通过分析渤海湾的“海冰监测”要求，分析所需数据，主要包括MODIS数据、Landsat数据、SAR数据、微波散射数据等。故此，为学生解惑，不同遥感平台、不同的探测手段等，同时，掌握遥感的基本概念、遥感系统的组成、遥感的主要类型以及遥感的主要特点等基础知识。为了实施后期操作，主要提供了同一地区三个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免费数据），如图2所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该地区的海冰覆盖。

在数据的预处理阶段，主要是上面三景数据进行预处理。此时结合操作软件ENVI，讲解坐标系的定义、图像的几何纠正、图像的剪裁等。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操作的目的及原理，需要学生掌握遥感的成像原理、地物光谱特征和大气对辐射的影响等。

在数据的特征提取阶段，为了更好地监测海冰的边界等信息，需要对比度变换、空间滤波、彩色变换、图像运算、多光谱变换等。同样结合ENVI操作，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熟练其操作工程。最后根据不同的要求，对监测结果以出图或报表的形式数据。

四、结语

“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使得遥感教学从以理论教学为主的传统遥感教学模式中摆脱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实际海洋灾害案例的设计，培养学生海洋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全面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海洋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白淑英，沈润平，王莉，等.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实习教学环节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26）：174.

[2]陈述彭，赵英时.遥感地学分析[M].北京：测绘科学出版社，1989.

[3]张飞，买买提・沙吾提，丁建丽.《遥感概论》精品课程的“教学与科研互动模式”探索[J].科技创新导报，2011，（3）：174-174.

[4]熊勤学，朱建强，尚正春.遥感与信息技术探究型自主学习网站设计与开发[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2）：12255-12256.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理教学；探究教学模式；研究；案例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3.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2-0181-02

一、探究教学模式的操做程序

1.创设情境，推出问题。探究教学需要一定的情境支持，教师可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心理特征，通过观察、实验、案例分析、影视资料、研究图片等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教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加工，使其具有一定的思考价值和趣味性，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欲望。例如，在讲交通运输时，可创设一个位于深山区、物产丰富、但人们生活非常贫苦的山村，改革开放后，终于修通了公路，从此人们走上富裕道路这样一个情境，并提出党和人民为什么一定要把公路修通的问题，留给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

2.自主探究，鼓励质疑。学生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后，要让学生通过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科学实验等进行自主探究。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多侧面、多角度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对学生的答案和提出的问题要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鼓励，从而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在讲固体废弃物处置和综合利用时，教师课前指导学生进行调查，通过自主探究，学生提出了很多处理固体废弃物和综合利用的方法，并给政府部门提出了处置废弃物的建议。

3.共同探索，深化提高。学生尝试自主探究后，开展小组讨论，让学生交流自主探究的结果，表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发表不同的见解。然后，小组推选一名发言人，统一全组意见，进行班级交流探讨。通过师生、生生间的互问互答，相互启发，可进一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使所学知识在头脑中得到强化和提高。

4.扩展延伸，继续探究。针对课程教学目标，以上过程可以认为己经达到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对于问题的探究不能就此结束。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可能会萌发一些新的想法和发散性思维，教师鼓励学生沿着这些想法继续探究下去，并给予学生继续引导与指导。

二、探究教学模式的教学策略

1.转变观念。一是转变学生观。教师不能再把学生看作是消极的知识接受的“容器”，而应把学生看作是知识的积极建构者，拥有无限的创造潜能，是期待点燃的“火把”。这样教师才能改变以往单向信息传递的教学模式。二是转变教师观。当代的教师首先应当成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和促进者，而不再是过去的居高临下、简单的知识传授者。

2.激励创新。教师针对某一问题让学生进行探究时，学生不可能都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教师要容许学生的不同见解，使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而不至于符合他人。同时，教师要及时发现、捕捉和激励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思维火花。

3.学生是主体。学生是探究教学的主人，是思维的主体，要把探究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放手让学生去探究。凡是学生能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教师就不要包办代替。对一些学生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再让学生自己去解决，使学生在教学中由“学会”到“会学”。

4.教师主导。教师是探究教学的策划者，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探究教学中，要把握教材内容，设计探究程序，优化教学方法，提供探究线索，营造探究氛围，并及时进行点拨、引导、提供资料等，这样才能保证探究教学的有效实施。

三、探究教学模式案例分析

下面以赤潮一则案例，来说明以海洋环境保护为内容的研究性学习。

第一步，创设情境，推出问题。赤潮是海洋生态环境的“晴雨表”，1989年8月~9月，渤海湾沿海发生国内罕见的赤潮，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造成直接损失达1.8亿元；1998年9月份，赤潮面积更大，达3000平方公里，到10月10日天津市的虾产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91.8%。渤海湾生态环境，已成为京津唐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第二步，自主探究，鼓励质疑。启发学生思考：材料涉及哪些地理知识？有哪些问题值得探讨？学生在个别思考或集体讨论后，在教师的引导下确定如下探究主题：（1）海洋形成已有几亿年了，人类利用海洋也有几千年历史，但在工业革命以前并未发生过严重的污染问题，这是为什么？（2）赤潮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原因造成渤海湾赤潮发生的面积不断扩大呢？（3）对如何控制赤潮、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三步，共同探索，深化提高。学生个别思考，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交流，互相补充完善。如对问题（2），学生讨论后认为：渤海湾赤潮的发生，主要是人类无限制地向海洋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使沿海受到污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导致浮游生物过量繁生，从而造成赤潮发生。

第四步，扩展延伸，继续探究。渤海湾赤潮案例是海洋生态环境遭破坏的一种表现，要鼓励学生进一步探索，分析海洋污染问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随雨水排入海洋；偶然发生的海上石油泄漏污染海洋等，引导学生分析提出自己的治理方案，通过案例拓展，培养学生横向、纵向等创新思维以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佛教会 僧界

中图分类号: 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39-43

1. 缘起。在中国近现代，佛教会对佛教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健全的佛教会能团结全国佛教徒的力量使其各尽其力，以之宏化接物，产生特殊之效果。否则，则内不足以言整顿，外不足以言弘扬。［1］早在1931年4月，太虚曾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书》，揭露中国佛教会机构内部的黑暗：经费紧张；具体会务无专人管理；常委开会讨论重要事项也有人屡不到场，而委托连委员资格也没有的人代表，甚至1个人代表两个常委；开会没人担任主席，没人记录；尽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年年召开，但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历届大会提案的决议也从未执行，等等。

当时，僧界对佛教会的不满情绪日益显露出来。芝峰首先表示对佛教会早已失望，称其组织不健全，“委员中虽拉得少数的德学颇优的僧伽和居士们，也不过给他们做傀儡罢了”，“现在的佛教会是被劣绅土豪所霸占”，“是他们吃饭发财的机关”［2］。法舫则对佛教会的不作为感到十分痛心，他说：“七年以来，未曾见中国佛教会在佛教中做过一件于佛教有利益的事情，对于国家民众，除了通告全国寺院与佛教团体做了几次和平法会，劝募了些许急赈捐款之外，并无其它事业表现”［3］。大悟则指出，佛教会不但不作为而且还有碍于佛教的发展，是弘扬佛法的绊脚石，“其与国佛教，不仅无丝毫之贡献，且为宏扬佛法之一大障碍”［4］。大醒称佛教会是恶僧的保护伞，是佛教内部黑暗、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是替一般无愧的伪僧反多添了一重作恶的保障，益趋于黑暗”［5］。这些弊端，也使热心佛教事业的居士寒心，黄健六居士等撰写《中国佛教会本届之黑幕》一文，揭露佛教会内部存在的十种弊端①，并进一步证实其为少数人所操纵的种种事实。

在僧、俗两界的压力下，改革佛教会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太虚即称，如果中佛会不能改组，不如解散；普觉则呼吁要救佛教，兴佛教非有健全、良好、正当、有力的佛教会不可［6］；大醒也认为如不切实整顿佛教会，对整个佛教和全体僧尼都没有任何益处，“中国佛教会若单独是空洞一块招牌对于佛教与僧众本身是在看不出有何利益”［7］。国民政府鉴于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过去佛教会成效不显著，也认为佛教会须彻底清理［8］。1936年6月，民众训练部修改《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77条、要点说明8则以大力支持佛教会的改组。

在改革佛教会时机已经成熟之时，僧界针对佛教会存在的会员、会务、组织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

2.会员改革。早在1933年，微音就提出，为改变佛教会被少数人所操纵的局面，应对佛教会会员以至委员的资格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9］，但其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35年太虚再次指出，中国佛教会及各分会是“管理佛教寺庵之僧尼及产业”的团体，其会员应包括全体僧尼，僧尼不但入会而且应为当然会员［10］。太虚的提议得到政府当局的大力支持。1936年6月，经民众训练部修改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从国家法规的层面规定：鉴于佛教会是全国僧尼的组织，其会员应仅限于僧尼，僧尼必须入会且有入会的义务，而在家居士只可受聘为擅护，列席会议，协助进行，绝对不得入会，取得与僧尼同等之会员资格［11］。国民政府要员陈念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欲求佛教的真正统一、团结，必先自会内无俗、会外无僧做起，况且只有全国僧尼负责参加方能发生宏效，否则则会引起派别斗争［12］。中央党部民训部指导处处长张廷灏也认为，佛教会为特殊的宗教团体，不有组织则已，要有组织必须强令全国僧尼加入，“方可整饬教规，渐养成中国佛教徒的特殊精神为护教救国的准备”［13］。不难看出，限定全部僧尼入会的目的，是要将其纳入到佛教会统一管理之下，有效地制止佛教内教团的分裂，以更好地整顿、纯洁佛教会，从而改变其被少数人所操纵的局面，使之更加健全与完善。

国民政府的决策得到了全国知识素养较高的革新派僧尼的认同和拥护，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与佛教及僧尼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14］。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思考，提出更加周全的建议，如大醒认为，一味排斥居士的做法欠妥，佛教会是应该排斥破坏佛教的居士，但真心护法的居士加入作为中坚，则更有利于佛教整顿、改革的成功。他主张佛教会会员应有两种：一种是当然会员，凡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为当然会员，必须全数加入；另一种是随意会员，凡曾受优婆塞、优婆夷戒者应劝其加入，而居士会员至少以曾受三皈依者为合格［15］。善因则进而指出，要根据佛教会的功能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应分以下三种情况：其一，如果佛教会如太虚和政府当局所认为的是“统理僧尼大众”、“管理僧尼”的教团组织，僧尼应为当然会员，勿须入会手续，居士则绝对不可加入，因为在教义上居士是不应处于管理僧尼地位的，如其一定要站在佛教会的立场上去管理僧尼，与法理和情理都不合；其二，如果佛教会是一个广泛普遍的“弘法利生”的道场，居士应该加入；其三，如果佛教会是一个“护持佛教”的团体，仅仅是为佛教对付外来风潮的，那么，居士不但要加入，而且还要多多的加入，全国僧尼加入与否则无足轻重。［16］大醒、善因等对居士入会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居士都是热心护法的，有一部分居士不但借办佛教会的名义维持其生活，甚至利用佛教会沽名钓誉；有些地方的佛教会为居士所把持；另一方面，居士处于护法的地位，真正护法的居士即使不加入佛教会，依然能够随时随处的尽护法的责任。基于以上认识，他们对居士入会提出更高要求：被选居士务须为一县或一省德高望重之正信居士，并且居士在理监事以及常务理监事的人数不得超过其总数的三分之一！

改革佛教会会员的思想虽然得到了僧界有识之士的积极拥护，而把持中国佛教会的旧派僧尼和居士则极力反对。其原因大概有两类：一部分人确实是因为思想太守旧，文化素质太低以致沉溺于佛事迷信而对佛教会的改革没有兴趣；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和地位，“他们事实上最怕的就是这班学僧将来革他们的寺产和地位”［17］。

3.会务改革。除对佛教会会员资格进行改革外，僧界有识之士还极力主张整顿佛教会会务。早在1933年，中佛会就曾通告全体佛教徒，要认清形势、明白现世潮流，“内则严整教规，培养僧才；外尽民众天责，匡助社会”［18］，明确指出了整顿会务的目标。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大德对此置若罔闻，甚至为个人私利假整顿之名暗中破坏，致使佛教会弊端丛生，“遇外侮而不能抗，于会务则无法推行，致整个佛教日趋于衰败之域”［19］。但1936年，由江、浙佛教联合会发起，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福建、河北、湖北、江西、山西等十多省参加的佛教会，表面上看似十分庄严，却无一条关于全国佛教应兴应革的方案，甚至有人认为，“现在这佛教会最要紧的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对外即是以护持教产为己任。中佛会这种治标而不治本的做法令僧界非常不满，以至他们对佛教会的性质产生了怀疑：有人说，“中国佛教会是半官性机构，专为传达及执行政府法令而设”，又有人说“中佛会像寺产争夺仲裁所，整天只忙着权利谁属的调节”［20］。太虚则更直接地指出，如果佛教会以护持教产为惟一宗旨，即应取消7年来之佛教会，免滋流弊［21］。政府当局对佛教会的这种作法也非常不满，认为佛教会徒务于消极方面纠纷、争执之处理与调节，而忽略积极之建设，仅消极的保护寺产，至于为何而有庙产兴学的这个实际问题，却是放在一边去了［22］。可见，无论僧界还是国民政府都认为佛教会完全忽视了对内会务的整理，只抓住教产问题不放，而看不到护持教产也只是其对外会务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佛教会将全部精力用于护持教产的做法十分不满，一致要求整顿、改进佛教会的会务，切实加强佛教会对内会务的整顿。

佛教会的改革派对会务的整顿是佛教振兴的根本之途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清楚地看到，佛教会忽视对内会务的整理（整理教规、弘扬正法、整顿寺庵、教导整顿僧尼等），即使寺产全部得到了保全，也同样会“则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佛教会倘做不到将护持来的教产供养十方僧众、办道、宏法、利他、度生，而只是为私人享受、挥霍，致使“产存而道微法衰，是已失护持佛教之本意”［23］，以致“产为法累”。指出，只有通过加强内部的整顿才能更好地护持教产，而任何以护持教产为惟一目的的会务都将无济于事，“佛教现在可以以什么去对外，单用一纸公文向政府请愿，这种鬼把戏拙伎俩根本是无济于事的”［24］。同时，也只有加强内部会务的整顿才能使佛教发扬光大、利益人世，坚信“僧寺整理完善，乃能举住持佛法之宝，以生世人崇仰，同时亦可宣扬教化兴办慈济以利益人世”［21］。

常惺更具体地指出,佛教会的会务就是抵御外侮、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宣传教义、整理教规、教化民众，“外侮之欺凌，非有教会不足以资抵抗也；慈善公益非有教会不足以资举办也；宣传教义非有教会不足以提倡也；教规堕落，非有教会不足以整理也；辅国民非有教会不足以资推行也”［1］，力主佛教会对内统理全国寺僧，管理寺庙财产，对外代表全国佛教徒众主持全国佛教教法。

关于会务，第七届中佛会全体代表会议也提出七项议案：兴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设立各种研究所、宣扬佛教、整理教规及其他关于佛教应兴应革事业。显而易见，常惺和中佛会，对具体会务认识不免空洞甚至不切实际。特别是中佛会的主张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质疑：中佛会既非教育部，要承担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无论于人力、财力都非佛教团体所能胜任；佛教会又非政府机构，又如何能提倡农工事业，各级教会系管理寺庙行政机构，既非教育部又非大学院，所谓设立各种研究所为佛学研究所，还是社会学研究所？［25］针对这一尴尬局面，法舫指出，佛教会的会务有六事需要改革：第一总会无论如何要在南京成立，在南京办公；第二要取消上海办事处；第三常委要长期驻京，负责办事；第四要招纳贤能青年才干；第五要统一全国爱教意志，无党无派上下一心、无新无旧热心护教；第六于僧教育中劣迹昭著者除其教籍佛籍［26］。

佛教会的会务应以发扬僧教育及保护佛教寺产为中心，而只有发展僧教育造就僧才能得以实现弘扬佛教的目的，保护寺产即是保护全体佛教徒的利益。就保护寺产而言，中佛会领导各省市佛教徒开展抗议、呼吁、请愿等活动，虽也尽了相当责任，但争来的教产却并没有用来为全体佛教徒谋利益，发扬光大佛教。因此，僧界有识之士要求对佛教会会务进行实质性改革，他们坚信对内整顿才是根本，否则最多只是消弭类似风潮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但中佛会实权人物对此或置之不理，或借故拖延，以致会务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4.组织形式的改革。除会员、会务外，对佛教会组织形式的改革也是僧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中佛会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改“委员制”为“理事制”，改中国佛教会县、省、国三级制为两级制，即取消省佛教会，各县设“中国佛教会某某县分会”，直属“中国佛教会总会”，各省则设“中国佛教会某某省分办事处”，并勒令各省、县遵行。中佛会这一决定在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革新派极力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取消省级佛教会，其用心在于控制全国僧尼，“统攫全国僧产”［26］，是违法行为，并呼吁相关部门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维持原有之组织。在他们的舆论导向下，江苏、安徽、湖南、山西、云南、山东、河南等省佛教会通电中央、地方党政当局并各省、市、县佛教会，坚决反对中国佛教会一切“矛盾之乱命”、朦胧之政策，“一致联络，一致行动”，主张“另择地点日期，派员集合讨论，谋彻底改组中佛会，不能再任其垄断独行”，拒绝改组［27］。南京政府对中佛会的这种做法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夫以一总会而欲直接指挥监督全国千余市县分会，管理全国十数万寺庵，数十万僧尼，确为万不可能之事实”［26］。但保守派仍坚持改三级制为两级制，其理由是三级制使佛教会上下异常隔阂，况且省佛教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上未能拥护国会，下未能领导县市办理会务未循正轨”［28］，只有取消省佛教会才能统一组织、改进会务，“以原有市县佛教会改组为本会之分会，期收直接指导，改进会务之效”［29］。

在两级制还未彻底推行、三级制还部分存在的过渡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改组佛教会的工作被迫搁浅。由此造成了佛教会行政系统的混乱。此外，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两级制在抗战期间确实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此非常时期，时代呼吁健全、统一、系统的佛教会组织。四川佛教徒首先挺身而出强烈要求恢复省佛教会，仍以国、省、县三级制加强其组织。［30］1939年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议决恢复三级制，不但恢复省佛教会，县佛教会仍以省佛教会为主管机关。但由于在不统一的佛教行政系统之下，中佛会没有公开承认省佛教会之存在，而各县的佛教会又不能得到省佛教会的指导，无形中省佛教会的地位陷于孤立。［31］上述状况的存在更加剧了佛教会制度的混乱,各省、县佛教会或自行其事，或有名无实，各地寺院原状并没有因此改变，社会佛教界的不满、责难和歧视如故。

抗战胜利后，恢复省佛教会建立系统的佛教会组织成为共同的心声：“各县佛教会欲求本身的健全非有省佛教会的领导不可”［32］；应该恢复三级制要组成一个有系统的组织，在中国佛教会所隶属的省市一律称为分会［33］。但这些提议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以致对佛教会组织形式的改革也没有收到好的成效。

佛教会健全与否是关系佛教兴衰的重要因素，是影响佛教存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且关系到佛教的前途与命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僧界有识之士花费大力气进行佛教会的改革工作，以改变佛教会混乱不堪的局面，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由于这一活动自身存在着很多缺陷与不足，集中表现在缺乏系统考虑与周密安排，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其标准和认识难以统一。再加上僧团积弊太深、寺庙不配合②，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此次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但通过对佛教会的改革，确实有利于对外挽回佛教的社会声誉，对内保证佛教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也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革佛教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这一过程仍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它也为以后佛教会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注 释：

①十大弊端为：1、本届仅五六省代表不到三分之一；2、鄂代表仅一常委兼充，不能算数；3、福建代表名真人假，显系圆瑛舞弊；4、限制湘代表不令出席；5、当然委员超过代表省份人数以上；6、大会场中垄断发言权，限制发言；7、大会主席团对各省市代表限制一切行动取强迫态度；8、常委人员对会议案毫不慎重，专恃地位向各代表要钱；9、大会修改会章多数不合法不能令各人深信；10、国佛会实际上只能说是上海市佛教会，而江浙两省亦多不予合作。

② 尘空在其《佛教整委会与寺庙僧尼》文中，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说，过去佛教会之所以办不好，行不通，多由于各僧寺不遵守教会命令，不履行会员义务，甚至不明了佛会性质，以致他们或暗中破坏，或多方逃避以避免与佛教会发生关系：如汉口某小庙闻湖北省整委会成立，将调查登记各寺庙，遂将庙名铲去，伪装民房，免与整委会发生关系，恐其派款或被整顿。此外，一般寺庙向以无事为清净，以各自打扫门前雪为本分，遇到困难时便向佛教会求助，待困难解决时则置佛教会于脑后，不但不履行应尽的义务，而且视佛教会的条文与规定为儿戏，其毁戒违法之行为佛教会更无权利干涉。

参考文献：

［1］常惺《中国佛教徒对中国佛教会应有之认识》，《佛学半月刊》1935年第114期，4,3

［2］芝峰《王森甫居士告“全国僧寺住持书”》，《现代佛教》1933年第5卷第8期，26

［3］法舫《中国佛教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海潮音》1935年第16卷第6期，1

［4］大悟《十五年来中国佛教之动向》，《海潮音》1935年第16卷第1号，88

［5］大醒《致全国学僧的公开信》，《现代佛教》1932年第1卷第1期，86

［6］普觉《为佛教救亡警告全国佛教徒》，《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8号，248

［7］大醒《中国佛教会前瞻》，《觉群周报》1947年第2卷第45、46期合刊，2

［8］悟非《从僧赞僧说到今后的中国佛教会》，《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8号，246

［9］微音《内政部咨释佛教会和住持四疑点》，《海潮音》1933年第14卷第5号，5

［10］太虚《中国佛教会两大问题》，《海潮音》1935年第16卷第11号，590

［11］《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要点说明》，《佛教日报》1936―07―04、05、06

［12］陈念忠《整顿中国佛教会意见》，《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9号，376―377

［13］张廷灏《对章程草案中四点释疑》，《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9号，379

［14］大醒《中国佛教会近事痛言》，《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10号，425

［15］大醒《对于“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之期望》，《海潮音》1946年第27卷第3期，36

［16］善因《向佛教整理会建议》，《海潮音》1946年第27卷第7期，473

［17］洪禅《现代僧伽应有的认识》，《人间佛教》1947年第4期，67

［18］圆瑛《中国佛教会通告第20号》，《观宗弘法社刊》1933年第21期，166

［19］周观仁《唤起全国佛教徒热情共同努力》，《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7号，38

［20］蔡慧明《中国佛教会需要再整理》，《海潮音》1948年第29卷第11期，744

［21］太虚《对于佛教会之观念》，《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9号，268

［22］《内政部长访问记――政府对于现在僧尼的态度》，《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8号，243

［23］警迷严化顽《读中佛会为修改会章事致各理监事一函后之不平鸣》，《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8号，252

［24］记者《中国佛教会开会感言》，《现代僧伽》1929―1930年第2卷合订本，57

［25］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 民国佛教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86

［26］法舫《改造中国佛教会之意见》，《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3号，276,276,271

［27］《各省佛教会金山会议》，《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7期，73

［28］南京特约通讯《中央民训部修订佛教会章程草案》，《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6号，874

［29］雷音《中佛会无理取闹》，《海潮音》1936年第17卷第8号，250

［30］《中国佛教会为改组事致民众训练部呈》1936年3月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7

［31］昌圆等《佛教会仍以三级制加强组织》，《四川佛教月刊》1939年第9年第3期第93号，6

［32］广文《新县制与佛教》，《四川佛教月刊》1940年第11年第3期第104号，2

［33］广文《再论新县制与佛教》，《四川佛教月刊》1940年第11年第4期第126号，10

The Study of Buddhist fellowship Reform In the late Republic of China

Shan Xia

（History Cultural College i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5篇

现将座谈情况简略报道如下。

上海

上海的座谈会召开于10月25日。与会者普遍认为，办《百年潮》很有意义，办出了特色。陈沂同志认为：党史上有很多问题不清楚，现在的领导人对党史也不是很清楚，因此，把有些问题弄清楚很有必要。他并批评说：现在有些纪实文学就是扯谎文学。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也指出：现在不少党政干部对近现代史、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了解太少，有必要进行近现代史的“启蒙教育”。与会者对《百年潮》的文章给予于热情的赞扬。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华兴以“美不胜收，爱不释手”作为自己发言的开端。他认为刊物拨开迷雾，使人见到了历史真相，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力度，文史俱佳，确实在“信史”和“美文”上下了工夫。《文汇报》学林版主编施宣园说：刊物第一期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章被转载了，办得很成功，可以说，后来居上，前程无量。《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金福安称：看《百年潮》，感到我们的出版界前进了50年。他说，我们的《报刊文摘》是《百年潮》的二传手，每期都要转载二、三篇。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说：《百年潮》的真实感强。收到刊物后，我还没有看，被博士生拿去了。他们看了之后，震动很大，有吃惊的感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昭称赞刊物办得“很有气魄，开阔”，“有个性”。上海社科联副主席林炳秋教授批评以前编写的党史信誉不好，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他说：《百年潮》的出版对上海报刊界将是推动力。原《上海摊》主编伍云甫表示：看到刊物很兴奋，很钦佩，只有在北京，才能办得出这样的刊物来。

与会专家也对《百年潮》提出了希望或批评。著名学者王元化提出：刊物发表的文章一定要准确，不准确的东西，宁可慢一点、弄清楚了再上。姜义华和上海党史研究室主任邵有民教授等都主张保持刊物的高品位，宁可雅一点，不要过分随俗。施宣园提出，题材要多样化，力求能反映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南京

南京的座谈会召开于10月29日，到会学者25人。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称赞刊物的内容好，质量高，知识丰富，使用不易见到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优势除《百年潮》外，很难有第二家。他还赞扬《百年潮》的文章写得生动，容易接受，可以一口气读完。张宪文教授转述了他所知道的台湾学者的看法，他本人也认为刊物办得既严谨，又活泼，真实性强，为历史界作出了贡献。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李作民认为：《百年潮》吹起了一股清新之风、改革之风，所发文章既有重大的现实感，又有翔实的资料，文笔也好。他特别赞扬《胡绳访谈录》等文章，认为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史滇生说：《百年潮》来了，大家争着看，明年计划为从事教学的研究人员每人订一份。他认为：1．《百年潮》所反映的都是重大问题，人们比较关心，层次高，格调也比较高。2．观点和材料比较新。3．可读性强，文笔生动活泼，没有沉闷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景峰也以“爱不释手”四字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为《百年潮》总结了四大特点：实事求是，文章真实、可信；重在现代，突出当代，兼顾百年；以我党、我军为主；思想性、理论性强。南京政治学院王前副教授以新、深、活三字概括《百年潮》的特点，说是一看标题就想读下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知信则肯定，《百年潮》处理专业性和群众性的关系比较好。

南京学者提出：目前，《百年潮》论述的文章较少，是否应纪事和论述兼顾?可否进一步增加容量?可否多选发有价值的历史照片?有些重要史料，能否以适当方式注明出处?还有的学者直率地批评个别文章内容单薄，可以不登。

成都

成都的座谈会共召开两次。11月7日首次召开于四川联合大学。四川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天府新论》主编唐有进说：1－5期都看了，一句话：好!他说：现在历史刊物多，但有些文章的真实性可疑，既想看，又怕看；《百年潮》的文章则完全可靠，研究党史的学者能从中找到不少需要的东西。川大历史系陈廷湘说：大学里的中国近代史教学能否常讲常新是个问题，《百年潮》出来了，可以帮助讲出新意。川大学报郑松元认为，反映建国以来的历史刊物很少，这是《百年潮》的价值所在。西南交大社科系朱铃教授自称是《百年潮》的忠实读者，1997年掏钱为教研室8个同志每人订了一份。他说，今年他们自己都订了。他为刊物总结了诸多特点：信息量大，每期都能看到新鲜的史料；可靠，是真史，不是野史；勇于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史论结合好，说服力强，感染力也强；融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什么人都开卷有益。

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天宝、杨超等出席了11月10日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他们都赞扬刊物办得好。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辛文说：为政治需要而改写历史，歪曲历史面貌的现象屡见不鲜，《百年潮》的好处就在于真实、客观。四川省政协的另一位副主席章玉钧说：《百年潮》有看头，有学头，有说头，有可读性，每篇读后都有所得。省委讲师团黄本根说：读《百年潮》，许多过去弄不清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他认为刊物既可以作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参考、学习十五大文件的参考，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党的传统，也符合新时期治史、修史的需要，还可以作为治学的榜样。刘熠同志称赞刊物品格高，语言美，可读、可收藏。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6篇

志商(will Intelligence Quotient，简写成WQ)，就是意志智商，指一个人的意志品质水平，包括坚韧性、目的性、果断性、自制力等方面。如能为学习和工作具有不怕苦和累的顽强拼搏精神，就是高志商。

人的一生中，最好的时代是在学校度过的，意志品质(WQ)主要需教师培养。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就是指老师的作用。

一、做有意义的事

引导孩子们做有意义的事，爱国、关心国家大事，是每一个国人的本分，我是培养国家的“未来”的教师，着眼应该高一些。对于国家发生、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我们同学展开地图，分析国际时事，让学生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思路、方法，明白于是大局出发，考虑周学生们睁着大眼睛，讨论的那样认真，对国家是那么的关心。让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并不是游戏机前面的一代。

比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所在建筑物爆炸后，3月16日开始，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抢盐风波”。国家海洋局一直在组织开展应对事故放射性应急跟踪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福岛核泄漏事故尚未对我国海域产生影响。但此次回复表示，根据以往研究，日本福岛以东海域的海洋环流状况比较复杂，主要的洋流有黑潮流系和亲潮流系。黑潮延伸体的大幅度蛇形弯曲及其南北两侧的中尺度涡都是导致这个海域动力上比较活跃的原因，因此，福岛核污染物人海后可能存在多种移动路径，其主要移动路径是先随着近岸流沿日本东岸南下至东京以东附近海域与黑潮延伸体汇合向东流动，进入北太平洋。但是也有资料显示，亲潮水系的水体也可通过中尺度涡穿越黑潮延伸体向南运动。回复表示：不能排除核污染物进入我国管辖海域的可能性。传言食用碘盐可以防核辐射，加之民众担心核辐射未来波及中国沿海，进而污染海水产品及食用盐等，但是食盐有海盐、井盐、岩盐、池盐，海盐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是产自绝对无污染的国内海域。市民完全不必担心食盐制品的安全性。学生通过PPT看明白了，下课还要谈论，有的还要进一步关注。只有教师有目的的地通过各种形式培养学生爱国、爱人民，才有学习的动力，激发学生潜在的对学习的激情，树立目标，明白怎么做。

二、做有兴趣的事

曾记得听过这样一个“坚持甩手的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对他的学生说：“今天咱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的事儿。每人把胳膊尽量向前伸，然后再尽量向后甩。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动作，谁人做不好?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问学生们：“每天甩手300下，哪些同学每天坚持了?”有90％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又问，这回。坚持下来的学生只剩下八成。一年过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这时，整个教室里尽管有那么多学生，却只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大哲学家的柏拉图。

这个故事启发我，人只要能坚持，做任何事都会成功。单调事情能持续，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会有什么结果呢?我采取有步骤、有策略的让学尝试，天天有新内容，天天有所得。我相信，我坚持，每节课都精心设计，把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出来。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7篇

移居加拿大中国移民潮渐陷瓶颈人数下降

虽然近年中国抵加移民人数还维持于每年3至4万人水平，但据该报获取的加拿大移民部内部资料显示，中国移民近年来申请数量正在大幅减少，以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情况为例，在2004年7月正在审核的移民申请人有3万7千多人，但到2006年6月已大幅减少至1万9千多人，同样情况也出现在香港等中国移民申请案较集中的移民办事处。近年所见顺利获得签证的新移民大多都已等候多年审批期，许多都是陈年积压案，并非是新近提交的申请案。

移民服务界普遍反映，2002年新移民法出台是转折的关键，由于语言、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造成了中国移民加国兴趣的下降，曾经有移民专家分析称，不适时宜的加拿大移民法例如不加以改变，中国移民申请案数量可能还会下滑到更低的水平。例如，以技术移民为高比例的中国移民申请人数下滑就已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很多分析认为是中国本身国力强盛，造成国人移民兴趣的降低。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潜在移民资源仍足以达到加拿大移民吸纳容量，问题还是出在加拿大移民政策能否吸引中国移民这个问题上。

中国现今拥有加拿大所需的劳工资源，包括蓝领劳工、保姆、农业技术人员等等，但依照现今移民法例，这类人才移民加国却是困难重重，而高层次技术人才在国内经济高速成长的环境下，出国的意愿已大幅下降，这就使中国移民移居加国的走势卡在瓶颈之中。

从另一层面来看，这也是加拿大近年政局不稳定形成的困境，喊了多年修改移民法例，始终未见大动作。通常加国移民法例的大幅修改需要由在一个强势政府来推动，如九十年代自由党政府就曾推出过一些新移民政策，但最近几年联邦自由党不稳，保守党脚跟未定，只是一个少数政府执政，估计明年大选很快再临，所以即使移民政策专家都意识到移民法例必须修改的现实，但在政界仍没有推动力，僵局在短期内并不会有大改变。

华社提建议书揭示中国移民关注的问题

最近当地华人参政联盟向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提出建议书，其中揭示的问题恰是中国移民最关注的问题。建议书针对技术移民政策提及，现今移民审核标准过高的语言、学历要求，与实际加拿大劳工市场形成脱节，一方面造成高学历者移民后找不到合适工作，另一方面加拿大急需的劳工找不到人手。而对于已抵加的新移民在就业、居住方面的资助仍需加强。

建议书提出的主要建议还包括，允许有足够应付工作英语能力、在加拿大已找到就业职位的蓝领工人移民加国；雇用更多移民官清理移民申请积压案；认可海外学历资格；允许海外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可在境内申请移民资格；对商业移民降低资产来源证明的要求，并减短审核时间；将父母、祖父母列为与配偶及子女同等家庭团聚首要地位；增加新移民定居就业资助等。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索伯格在回函中，虽只是原则性阐述既有的政策及说明，并未提及政策改变的具体意见，但已应允将这些意见未来提交国会讨论，并就移民法例改革举行更广泛的咨询活动。

中国商业移民潜力强大　未来人数可望大增

吴先生是湖南一家大型国企分公司的总经理，年过40，企业已开始由下至上的裁员，自己下海经商在经验、资金上都有顾忌，正值高二的儿子，考上国内名牌大学的希望不大，考虑送子出国留学。而加拿大良好的社会环境、医疗体系等吸引着吴先生一家，算计一下，送儿子出国留学，几年至少也要花10多万加币，不如同样花差不多的钱，全家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不仅儿子学费可大减，自己也可重新创业，即使打一份工也能平安生活。

经过2年多的申请程序，吴先生全家终于以投资移民身份顺利抵加，而且吴先生还利用国内关系，成为国内一名牌商品的北美商，现在生意越来越兴旺。

黄先生在广东一侨乡做服装生意10多年，由于国内业内竞争越来越大，成本翻升，这两年生意连年亏本，而且两个孩子都快临高考，黄先生考虑让他们出国深造，在种种困境及子女前途考量下，他决定申请加拿大企业移民，希望在自己仍是精力旺盛之时再创一番事业，同样也可节省孩子留学费用，给家庭安置一个出路。

在南京从事餐馆业的李先生，近年生意本想扩张，但遇事不顺，他一直有想海外发展的念头，今年也在考虑以投资移民方式在海外立个脚跟，只是目前还在权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不同的移民要求及环境。

以上情景，目前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普遍，经济的富裕，各自未来出路考量，都使他们将投资海外移民作为一大考量。而且目前在中国家庭至少有百万美金且具商业背景的人才不断增长，加拿大也成为他们商业移民的一条良途。近年来中国商业移民在总体移民中的比例正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不断增长。

移民专家认为，中国商业移民的趋势将会越来越强，这是与中国经济成长有必然关联的，参照新加坡等商业移民的惯例，华人经济区发展越强，有钱人越多，申请美加商业移民的人数也会越多。

他指出，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家庭资产达到加拿大商业移民标准的五六百万人民币的家庭非常多，他们是潜在的加拿大商业移民资源，如果加拿大能更放开政策，中国商业移民潮完全可形成。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8篇

《百年潮》的文章说真话说实话，使我明白了或弄清了很多历史真相和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虽高度近视，每期都要认真地读完全刊。从你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冤假错案的重新回顾与反思，对一些被掩盖或歪曲了的历史真相的揭示与剖析，我由衷地感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感到刘少奇、等许多为党为人民而蒙冤受屈的英灵得到了慰藉。

作为一名普通的老党员，《百年潮》是我晚年的最好伴侣，最丰盛的精神食粮。我最衷心地感谢《百年潮》的主办和主管单位，感谢《百年潮》的编者和作者。祝《百年潮》越办越好!

黑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颜秉征：

在我国众多的期刊中，《百年潮》堪称后起之秀。《百年潮》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百读不厌，发人深思。追昔抚今，百年浪潮涌上心头……感谢《百年潮》编辑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可信性、可读性、教育性、思想性、趣味性俱佳的优秀期刊。如果评选全国最佳社科期刊，《百年潮》是当之无愧的。

广东省大埔县离休干部陈杰：

《百年潮》的文章体现了“历史是人民写的”，忠实、客观地反映了党和国家的历史，使人很受教益。希望贵刊努力扩大发行，让党、政、军、企事业等各级负责人都能看到，从历史的真实中更好地记取经验教训，这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广东惠州市粮食学校讲师吴晖：

贵刊办得甚好，实为我精神的“老伴”，经年手不忍释，不少文章和史料弥足珍贵。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贵刊在“讲真话、写真实”的前提下，继续勇于开拓未知领域，加快揭开未揭开的内幕，并围绕目前“发展经济”与“祖国统一”两大课题，撰写一些探索性的文章。

常州机械学校退休教师胡慕尧：

希望贵刊本着抢救历史遗产的宏愿，更多地组织像韦君宜、李锐、胡绩伟、于光远、万里、吴敬琏、龚育之、郭建等所写的这种文章。要抓紧让一些活的历史见证人回忆当年，使这些真实的历史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湮没。

广州华南师大历史系教授左双文：

建议多采访老同志，多发表第一手材料。希望能保持内容新、内容真，敢讲真话、讲内情的刊风。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关慎果：

希望站在历史的高度，言他人之不敢言，补正史之不足，让读者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

深圳市委党校教师王拓：

希望坚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约写、刊出更为大胆、真实的文章、史料来。

四川会理镍矿干部刘洪波：

希望增设“党史信息文摘”，使读者对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和披露有所了解。

铁道部咸阳基建干部学院离休干部蒋春才：

希望坚持原定宗旨，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多下功夫，对历史人物的个人生活似不必多费力气。

上海中心气象台符正华：

希望作者不要以个人情绪影响文章的思想性、客观性。希望封面设计增加庄重色彩。

安徽芜湖市离休干部(未署名)：

我是学历史的，希望看到信史。我国历代帝王的“功过是非”都有许多假货，害得历史学家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考证，去伪存真。写现当代史再不能采取愚民政策，掩盖歪曲历史，而应力求真实。如康生历来是坏人(起码也是功小于过)，还有柯庆施、陈伯达这些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为什么能得到的重用?最好有正确的评价、剖析，为后人如何识人、做人提供借鉴，也防止类似“”这样的闹剧再演。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9篇

一

民居是民间建筑的代表，是最能体现地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景观之一。潮汕民居何以具有皇家气派，并博得“皇宫起”之誉呢?

首先，“潮州厝”之所以“皇宫起”，与一个“假国舅”当地名士陈北科有关。

陈北科，原名陈洗，号东石，潮阳县贵屿镇华美村人，与林大钦、翁万达并称潮汕三杰。陈北科于明正德二年中举人，正德六年中二甲进士，授户部给事中，后任大理寺少卿、黄门侍郎等职，曾陪明武宗游江南。

因受皇帝宠爱，他被特准回乡按皇家式样兴建“黄门第”，并由朝廷负责建筑材料。可是这个府邸只盖了一半，陈北科的政敌便从中作梗，谎报已建成，遂使朝廷停止供应材料，以致半途而废。今日的“黄门第”位于贵屿闹市，门面已十分逼仄，但其气势仍在。

因为有陈北科的先例，皇家式样首先在潮阳流行起来，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屋顶居然用起了民间禁用的橘黄色，在京都是连王府也不能用的，但潮阳人照样盖起了黄灿灿的大屋，并且说这才是真正的“皇宫起”。

从此之后，潮汕民间那些富人建造房屋，就仿制京城皇宫宅院，无论样式还是格局，都可与皇宫相媲美。因此，有了“京都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之称。

其次，“潮州厝”之所以“皇宫起”，还与潮汕先民有关。

潮汕先民的主干是中原移民，特别是来自河南，故潮汕人又被称为“河佬”。入潮的中原移民，大多数是世家望族。这可以从潮汕民居大门楼上的匾额看出。陈姓为颍川世家，黄姓是江夏世家，林姓是九牧世家，罗姓是豫章世家，江姓是济阳世家……

潮汕州县官员大都来自福建。他们在潮任官之后定居下来，成为当地望族。

这些世家望族，虽然不能将中原、福建的豪宅搬迁到潮汕，却很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把衣、食、住、行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追求带到潮汕，再加上入潮的移民，出于安全、生存等需要聚族而居，因而创建在潮汕平原上的村落建筑，包括民居、祠堂、家庙等，就显示出气派、豪华。于是，“潮州厝”乃“皇宫起”。

再次，“潮州厝”之所以“皇宫起”，与潮汕发达的经济是分不开的。

潮汕古为南蛮之地，较为落后。自宋室南迁之后，这里得到很好的开发，经济不断发展。过去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现在已成为“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杨万里《揭阳道中》)。

明朝是潮汕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潮汕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同时，在冲破海禁过程中诞生的一代代海商的崛起，大大推动了潮汕海上商贸经济的发达繁荣，从而造就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殷富群体。明代王士性曾感叹道：“今之潮非昔矣，阊阎殷富，仕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王士性《广志绎》)

1860年汕头开埠，极大地推动了潮汕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自咸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饶宗颐《潮州志》)，汕头“外贸之销售内地者日益繁多，内地产物之运售海外者亦较百十年前激增倍徙，由是而贸易之事日加繁盛”(温廷敬《大埔县志》)。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饶宗颐《潮州志》)，成为著名商埠。

同时，潮汕是著名侨乡，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辛勤拼搏、事业有成的海外侨胞，为了光宗耀祖，回家乡建新屋，盖新楼，修缮祖居。他们带来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使潮汕民居的建筑风格融入了东南亚和西方建筑的因素并逐步趋向现代化。被誉为“岭南第一侨宅”“潮汕建筑奇葩”的陈慈黉故居就是其典型证例。

最后，“潮州厝”之所以“皇宫起”，与潮汕地理环境有关。

潮汕地偏一隅，素有“省尾国角”之称，山高皇帝远，模仿皇家的式样盖大一点、豪华一点算不了什么，万一上头知道了怪罪下来，随便找个当过大官的同姓祖宗牌位往神龛一放，声称这是皇帝特许的，而这些世家在族谱里找个有功名的人还不容易?再不行就出海一走了事。因为“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的潮汕，有一股“黑潮”暖流从近海经过，顺着这股暖流，从潮汕出海的帆船极易漂向海外，所谓“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韩愈《送郑尚书序》)。潮汕人有了这一条海上通道，当然更不服统治者的管教了。

这种对封建王朝住宅的藐视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潮人以世家大族后代自居的心态和海洋文化的开放、叛逆性格，使得汉唐世家的“府第”能够在潮汕以“从厝”的形式延续和发展。特别是清代康乾盛世以后，随着潮汕华侨经济的兴起，“皇宫起”的大型民居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彻底冲破了封建王权对居宅建造的限制。

二

潮汕传统民居最基本、较普遍的形式是“下山虎”和“四点金”。而在“四点金”基础上组合起来的“驷马拖车”和“百凤朝阳”，则必定是显赫的大户人家所有。

“下山虎”形制十分古老，该建筑在潮汕地区农村较为普遍，俗称“厝尘”。这种民居的平面布局为三合院形式。硬山顶正座之间，明间为大厅，次间为大房。大厅为重心，祭祖、待客、家人聚会、用餐都在这里进行，堪称“多功能厅”。厅前天井两侧各有小房(俗称“伸手”)连接大房。小房之一常作厨房。小房下方以墙相连。因为出入门路不同，因此有开正门和边门的区别。通常中间不开门，而是两边开门，两边的门又称为“龙虎门”；也有开正门而不开边门的。整座格局前低后高，因此得名，也称“爬狮”。“下山虎”民居主要是平民家庭所有，规模相对较小。

“四点金”是一种多层次、对称、平衡、结构完整的平房式宅第。因其四角各有一间形如“金”字的房间而得名。在旧时只有富有的家庭才有能力建造。“四点金”的建筑格局跟北京的四合院有点像，一般有围墙，围墙内打阳埕，凿水井；一般对外不开窗，窗只开向内庭；大门左右两侧有“壁肚”；一进大门就是前厅，两边的房间叫前房；进去就是空旷的天井，两边各有一间房，一间作为厨房，称为“八尺房”，另一间作为柴草房，一般称为“厝手房”；天井后面就是后厅，也称大厅，是祭祖的地方，两边各有一个大房。“四点金”的建筑形式还有许多种。只有前后四个正房，没有“厝手房”及“八尺房”，而四厅齐向天井的，称“四厅会”；前后房都带“厝手房”和“八尺房”，变八房为十室的，称为“四喷水”。如果在“四点金”建一圈房屋，就叫做“四点金加厝

包”。

“驷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复杂化。“落”是潮汕方言，即进的意思。第一进有凹形门厅，俗称“门楼肚”。一进与二进间，有天井及左右两道通廊。二进有二间面阔的大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大房”。二进和三进中间也有天井，三进的结构与二进相同，只是三进的大厅后面隔开一块狭长的暗间，称作“后库”。后包指三进后面的一列房子。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驷马拖车”。驷马拖车的“厝”前有大埕，大埕前面一般挖有池塘。更大型的驷马拖车“厝”后建有成片的下山虎或四点金，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聚落了。

“百凤朝阳”是一种大型的民居宅院。它的整个格局可以视为两座四点金的合并与补充。宅院采用中轴线布局，主体建筑共三进：进正门是门厅，两侧各有一间下房。门厅下是天井，天井左右有厢房或华厅，天井直进中厅。中厅两侧各有一间大房。这是第二进。中厅一侧有门通第三进，第三进结构同第二进，厅房的面积稍小些。主体建筑左右两侧各有一列或两列排屋，以巷隔开，称“火巷”，火巷一般是一厅四房“五间过”或者由两个一厅两房组成。主体建筑后面又有一列排屋，连接两边火巷，内有大门，称“龙虎门”。这种宅院与客家围龙屋(五凤楼)平面结构十分相似。

在潮汕平原散落着的众多村落中，“下山虎”“四点金”“驷马拖车”以及“百凤朝阳”民居比比皆是。澄海隆都的陈慈黉故居、普宁洪阳光的德安里、揭阳榕城的丁日昌府第……一片片规模宏大的民居，让人们叹为观止。它们保留了潮汕民居的建筑风貌，是潮汕民居的代表。

潮汕民居十分注重装饰，屋脊、屋角、檐角、檐下、垂带、照壁等部位应用的民间工艺是嵌瓷。嵌瓷又叫“贴饶”“聚饶”，为明末清初潮汕工匠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建筑装饰工艺。它是利用彩色瓷片在建筑物上镶嵌成各种或平面、或浮雕型、或立体的花鸟虫鱼造型图案和人物故事屏画，表现手法可分为平嵌、浮嵌、圆(立体)嵌数种，题材以表现吉祥如意、福禄寿喜、花鸟虫鱼、人物故事为主。潮汕嵌瓷在装饰形式上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不同：装饰民居屋脊的嵌瓷，多以双龙戏珠、双凤朝阳、牡丹等为题材，线条粗犷有力，构图气势雄伟，色彩晶莹绚丽，以大动态、大效果取胜；装饰民居屋角、檐下的嵌瓷，多以文武加冠人物为主体；装饰民居檐下、墙壁的嵌瓷则多为花卉、鸟兽、鱼虾、昆虫；装饰民居照壁的嵌瓷则以飞禽走兽等图案为题材，常见的有麒麟、狮、仙鹤、象、梅花鹿、龙、虎等。

民居的柱头、横梁、斗拱、梁枋、梁柱、门楣等木质部位的装饰应用的民间工艺是木雕。潮汕木雕有浮雕、沉雕、通雕、锯通雕、圆雕五种技法，因外部彩色的不同而分为金木雕、彩雕、漆雕、素雕四种，其雕在装饰民居时最为广泛采用。

潮汕木雕按照所刻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四类：一是寄意吉祥幸福的题材，如寄意“花开五瓣(福)，喜上眉(梅)梢”的“梅花喜鹊图”；寄意“福禄长寿”的“鹿鹤图”；寓意“马上封侯”的“猴子骑马图”；寄意“三阳开泰”的“三羊图”；寓意“富足”的“元宝鲤鱼图”；寓意仕途升迁一帆风顺的“一鹭(路)莲(连)科图”；象征坚贞爱情的“鸳鸯戏莲图”；等等。二是以历史人物和戏剧故事、神话传说为题材，如赤壁之战、潮州七贤、郑成功等。三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本土风物的题材，如士农工商、渔樵耕读的民俗生活图景，潮州八景，潮汕地区的土特产如鱼、虾、蟹、杨桃、甘蔗、榕树、木棉树等。四是以各种几何图案为题材。

石雕工艺应用于民居的正壁、门面、匾额等部位，但因石雕所需的材料运输困难、造价昂贵等原因，在潮汕地区的民居采用石雕装饰的为数并不多。石雕主要有大门前的石狮子，右雌左雄，雄狮口中含珠，雌狮怀中抚子，雌雄隔着厅门，互相对视。民居门前还有石锣鼓，也是成对设立的。

灰塑是用砂根灰打底，再用糖灰进行批、塑、雕成各种图案的工艺，广泛应用于屋脊、垂带、檐下及民居正壁等部位的装饰，常见的题材有各种祥禽瑞兽如麒麟、仙鹤等。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0篇

(一)潮商创业精神内涵。经商是潮汕人自古就有的传统，他们以做生意而闻名天下。潮商商帮已经兴旺了五百年而不绝，涌现出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巨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帮。潮汕人好团结，这源于他们重情义，善于借力。在商业领域潮汕人善于形成同力协契，共担风险的伙伴关系，商场上他们信奉潮汕人应当帮衬潮汕人，发挥同乡人同舟共济的内在团结力量。潮汕人向来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们灵活圆滑、善于察言观色，应变能力强;生性又随和好客，懂得如何投其所好，有着精明的处世之道。潮汕人认为人要胸怀大志，不忘开拓进取，早晚要出人头地。潮汕人的祖先在几百年前就坐着红头船从庄林港出发，漂洋过海，历经千辛万苦，在海外白手起家，创造财富。如今世界级巨商中潮商富豪比比皆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提高了潮汕人在海外的地位。潮汕人团结协作，善于变通、勇于冒险、敢于创新的人生态度构成与丰富了潮商创业精神，这些创业精神贯穿在潮商创业历程的始终，维系与推动整个潮商商帮的生存与发展，集中体现了整个商帮的生命力、凝聚力与创造力，是潮商的核心与灵魂所在。(二)潮商创业精神的特质。1．开放的心态与“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潮商跨国界的交流十分频繁，既擅长将本土文化传播到世界，也乐于吸收海外的文化资源，具有主动性、开放性的特点。《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记载了早期的潮商在克服海外生存的艰难处境的基础上艰苦创业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潮商敢闯敢冒险、上下求索、锐气进取的精神特质，这也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内涵。2．善于变通、敢于创新的精神。潮商善于抓住商机，发挥其商业价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他们一嗅到商机，就敢于跨地区、跨国土开启创业路程。他们一直秉承着商者无域、善用资源、变中求胜的经营理念，具有创新的精神品格。他们热衷于拓展商业模式、开发新领域，敢于打破行业与地域约束，创办国际性大集团。他们总能做到相机行事，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有效整合经营资源的能力让人拍案叫绝。3．团结重义的传统和乐善好施的美德。潮汕地区有着“天下潮人一家亲”之说。走到哪里，只要你说出“胶己人”这三个字，作为潮汕人就会帮忙潮汕人。“胶己人”是潮汕话，意思是“自己人”，这个词的作用来自他们彼此对同乡人较强的认同感，注重亲缘关系，会互相帮衬。潮汕人乐善好施，散发着精神魅力。潮汕善堂遍布潮汕地区，潮汕人热衷各项慈善事业，他们始终秉承做人要忠厚、仁义，要行善积德的理念。因此，借助潮商创业精神可为中学生的创业课程增添色彩，对中学生养成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变通、乐于尝试的思维模式提供指导体验平台。

二、中学创业教育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中学创业教育介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成功实践中学生创业教育课程。美国在2004年就制定了《全国创业教育内容标准》，面向的对象是中小学校学生，内容涵盖基本商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为美国中小学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框架。除此之外，美国为了推进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创业教育的发展，为学生构建了终身学习的框架。日本政府也大力倡导创业，希望通过挖掘人的创新精神，构建新的企业，形成全新的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在中学阶段便开设了创业教育课程。澳大利亚科技、教育与培训部在2002年就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项目，该项目是针对中学创业教育革新方法和最佳实践行动的研究。此次研究中的“最佳实践”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分别是创业教育促进学习、创业教育的教师、创业教育的领导管理、创业教育的测量与评价、如何发挥家长以及社区的作用。新西兰中学创业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开展。90%的新西兰中学参与了至少一项创业教育项目，有超过42000名新西兰学生参加了一个或多个青年创业基金项目，为新西兰中小学创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我国中学创业教育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创业教育才悄然兴起，但最初只在高等教育领域涉及，而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施情况并不顺畅，这与中国大学生缺乏深厚的创业素质根基不无关系。因此中国创业教育要培养具有坚实基础的创业型人才，就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这为处于基础教育的中学阶段实施创业教育提供了必要性与重要性。目前我国在普通中学创业教育方面的研究稀缺，关于中学开展创业教育的观念没有深入人心，社会没有充分认识其深远的意义，中学创业教育研究只处在萌芽阶段。在我国，四川省攀枝花市在2012年率先将创业教育纳入中学教育体系，市教育局出台《全市中学开展创业意识教育教学的指导方案》，具体表现在:根据初高中毕业生的特点与需求编撰教育专题教材，以培养创业意识为目标，开展中学生的创业教育，加强创业教育的师资力量，要求对1600多名直属中学的教师进行培训活动，为全面开展中学创业教育做好了充分准备。攀枝花市在我国率先为青少年插上了创业的翅膀，值得我国其他省份思考与借鉴。商业职场信息瞬息万变，创业素养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在中学阶段就应当尽早打下一定的创业意识与知识基础，培养中学创新型人才。

三、潮商精神对中学生创业教育的启示

(一)潮商创业精神与中学生创业教育共有创新性。潮商的文化精神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海洋孕育了潮商敢于冒险、敢为人先、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这种极具海洋文化气息的商业精神文化正是推动潮商群体走在中国商界前头的力量。潮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时，就敢于率先冲破国家政策的束缚，摆脱对计划经济的依赖，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在特殊时期“投机倒把”，默默做起小生意，办起私营企业，自己造就“铁饭碗”，他们潜移默化地在各地积累商业资源，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意经。潮商的创业过程，无不体现了潮商的自主创业创新意识。现阶段中学生创业教育的要义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学生积极向上的改革创新意识，有利于他们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更新学习，而这些无不与潮商创业创新精神相通。因此，潮商创业精神与中学创业教育的内在互通性，为潮商创业精神巧妙地融入中学生创业教育提供了可行性，可以有效帮助中学生打好素质基础，使创业教育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二)潮商创业精神对中学生创业教育的促进作用。中学创业教育要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为了搞好以培养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创业教育，除了要灌输潮商的持续创新的精神和变中求胜的理念，也要坚持“手脑并用、知行合一”的教学原则。加强中学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可以聘请成功创业的潮商到学校开设创业教育讲座，强化全体教师基于潮商创业精神的创业教育意识。学校也可以派教师去潮商企业挂职培训，学习潮商企业的管理能力与运作方案，体验潮商的创业过程，提高教师的创业教育技能，最后通过总结会或者研讨会促使教师分享参与培训的心得，总结经验，相互提高教育水平。丰富中学生的创业教育实践体验，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校企合作，邀请潮商优秀企业到中学开讲座，分享企业的创业经历，在学生群体中传播潮商的创业精神;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潮商企业设立实习岗位，锻炼中学生的创业思维，活跃其思想，激发其灵感，个性化地培养中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

作者:黄婉纯 钟燕华 许婷如 李勤真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小洲．国外中学创业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2］余家军．高职院校毕业人才培养目标、模式与途径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0(4)．

［3］创业意识培养从娃娃抓起———攀枝花市将创业意识教育纳入中学生教育体系［J］．四川劳动保障，2012(7)．

［4］郑松辉．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J］．潮商，2007(3)．

［5］陈云霓．潮商演变的文化根源［J］．潮商，2010(3)．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1篇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凡是学生产生疑问的，都可作为探讨的对象，儿童的思维和认知具有独特的视角，在课堂教学中，也要努力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敢于提出问题的能力。教师在课堂中利用小组合作交流的机会，解决课前预习提出的疑点，小组会解决的自个解决，对于文中重点、难点的问题可在全班讨论交流，共同寻求问题的答案，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在《观潮》一课中，小组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1）观潮的时间?（2）观潮的地点？（3）潮来之前、潮来之时、潮来之后不同的景象？全班同学对潮来之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课文从几个方面写出潮水的特点?学生自读,感知全文后对这部分内容自主选择最喜欢的语句读读,谈感受,学生读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趣,读出天下奇观的气势,读出观潮人群的惊奇,从读中感悟自然美和语言美,悟出了文中从大潮的声音、形态变化两方面写出潮水的雄伟、壮观。似乎对于这堂课师生都感到已尽善尽美。可有位细心的学生又提出了一些小疑问，

（1）为什么会涨潮？（2）为什么把农历八月十八定为一年一度的观潮日？（3）为什么说海宁市的盐官镇是观潮的最好的地方？对于这些疑问，全班又炸开了锅，是呀，为什么呢？课堂上又再次掀起探讨的高潮，全班同学又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说可能是风把海水吹向岸边，有的说是雨水积多了，水面就会上涨。这时爱看科普丛书的“小灵通”开话了：“我知道，潮水涨落现象是由于月亮和太阳吸引力的作用。”同学们都向他投去了赞许、敬佩的目光，从而也激发了其他同学对课外读物的兴趣。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大家开启智慧大门也迎刃而解了，原来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中定期的大潮，这天观潮景象最壮观。原来海宁市的盐官镇的钱塘江的杭州湾，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成著名“钱塘潮”，潮来时，潮水高度可达3.5米，潮差可达8.9米，在这个地方观潮海潮最雄伟。这样在课中质疑，探讨中创新，学生真正理解了钱塘江大潮被誉称为“天下奇观”的含义，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对课文的探索欲望。

二、课前质疑，激发学习兴趣。

课前质疑改变长期以来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前，课前预停留在生字、新词的预习上，对生字的部首、音序、意思这些周而复始、枯燥乏味预习，难以让学生主动参与。针对这一现象，教师指导学生扩大预习范围，不单从字词入手，还可对课文提出各方面的问题，如从题目中质疑，从词句、内容上质疑，标点符号质疑，还可对教材质疑。刚开始质疑时，学生都

为质疑问题犯难，只会提一些简单问题，如这个词什么意思，题目什么意思，作者是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差生更无从下手，提出问题常没头没尾，或者根本无从考证，我就耐心引导，如教《朱鹮飞回来了》这课之前，我见一学生预习时苦思冥想就是提不出一个问题来，他说对朱鹮这种鸟不认识，我说这不是问题吗？你可提出朱鹮是一种什么样的鸟？接着我再引导他从题目入手，在启发下，他又琢磨了一番，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朱鹮原先飞到哪里去？后来为什么又飞回来了？为什么以《朱鹮飞回来了》为题目？这样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班里学生都乐于质疑，而且提问题有了一定的水平，《和时间赛跑》一课，学生在预习时提出了如下的问题：（1）人跑得过时间吗？（2）作者为什么要和时间赛跑？（3）作者怎样和时间赛跑？（4）作者从和时间赛跑中得到什么启示？质疑是创新的源泉，学会了课前质疑，激发学习兴趣，就是创新的起点。

三、课后质疑，拓展延伸，创意表达。

在讲读分析课文内容之后，留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再质疑，启发他们从课文内容提出不同的见解，拓展延伸，会更激活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个性，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教《捞铁牛》这课时，学生解决了谁捞铁牛？为什么捞铁牛？用什么办法捞铁牛？结果怎样？这些问题后，教师引导学生再质疑，怀丙和尚捞铁牛办法好吗？还有什么办法更好，又能注意环保？学生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创新，学生各抒己见，有的说用石头代替泥沙，却费力。有的说用四条船就可以解决问题，把装满泥沙的船捞铁牛时，不要把泥沙铲到河里去，只要铲到另外两条空船上，再用这两条船去拖第二只铁牛，这样用同样的方法就能把八只铁牛全部打捞上来了。有的说用水代替泥沙，就不怕污染河水，而且取之方便。教师又引导学生通过查阅的资料，交流各自了解到的现代打捞方式，如浮筒打捞、浮吊打捞、混合打捞、解体打捞，这样在课外质疑，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2篇

2.试论潮汕方言研究的若干问题甘于恩，GANYu-en

3.潮汕民俗游神赛会展演过程中的休闲体育文化陈福刁，CHENFu-diao

4.两宋琼守考订萧卫文，XIAOWei-wen

5.论光绪年间广东会党的自主性反清起事雷冬文，黄建华，LEIDong-wen，HUANGJian-hua

6.章士钊新闻思想初探许鑫，XUXing

7.论图书的政治功能陈雪梅，CHENXue-mei

8.浅析行政裁量权的程序控制刘芳，LIUFang

9.我国自助游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思考屈奇，QUQi

10.试论同义词里的同一语素——以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为个案的研究仲崇山，ZHONGChong-shan

11.英汉双宾语动词的分类黄丽娜，HUANGLi-na

12.译作质量与法律翻译的精准与专业原则——以《商业银行法》英译为例潘小珏，PANXiao-jue

13.探讨个性人格重塑女性形象——《征西大将军》中昂纳的形象分析陈冰玲，CHENBing-ling

14.高校心理咨询中来访者自我表露激励机制研究王贵林，WANGGui-lin

15.大学生自信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以韩山师范学院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吴文春，钟红丽，WUWen-chun，ZHONGHong-li

16.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彭焕彬，PENGHuan-bin

17.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中的语文阅读教学肖楚强，赵复查，XIAOChu-qiang，ZHAOFu-cha

18."读"、"说"、"写"、"教"的潜能发掘——地方院校中文师范本科生应用能力的培养蔡娟，伍世昭，CAIJuan，WUShi-zhao

19.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学习情感策略研究刘莉，LIULi

20.近年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个案分析黄映玲，张春珍，HUANGYing-ling，ZHANGChun-zhen

21.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方乃斌

1.萧翱材所作岳阳诗述论黄去非，HUANGQu-fei

2.林大钦诗歌的艺术特色许晓云，XUXiao-yun

3.潮汕方言成语特点探析李林浩，LILin-hao

4.我国劳资关系的特点与新型劳资关系的构建于喜繁，YUXi-fan

5.潮汕民俗旅游开发中文化创意品牌的塑造郭永英，GUOYong-ying

6.对汕头发展现代效益农业的思考杨玉民，YANGYu-min

7.韩山诗歌简论李彬，LIBin

8.论张爱玲的历史价值及其作品的思想意义陈平，CHENPing

9.婚恋心路历程的艺术勾勒——我看徐志摩的爱情诗创作陈婉娴，CHENWan-xian

10.一种难以排遣的悲情——就李清照《声声慢》的解读与王富仁先生商榷肖细白，XIAOXi-bai

11.《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续拾》所辑佚句辨张福清，ZHANGFu-qing

12.在渴望与幻灭中升华——论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乔雁，QIAOYan

13.论语境的动态性与话语解读易强，YIQiang

14.论新奇隐喻的认知语用界定——基于与概念隐喻的区别和联系曾楚芝，ZENGChu-zhi

15.高师历史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与资料收集的指导严亚明，YANYa-ming

16.对改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思考陈国庆，CHENGuo-qing

17.从交往对象差异性探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廖运生，LIAOYun-sheng

18.TEM4对英语专业基础英语课教学的反拨效应许潮红，XUChao-hong

19.高校院(系)办公室管理中的沟通原则邱炫，QIUXuan

20.新信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网站建设的发展态势马先皇，MAXian-huang

21.搜集电子本古籍丰富古籍室馆藏胡露，HULu

22.从装备配置角度探讨生态图书馆的建设王庆雨，WANGQing-yu

1.浮磬铿锵明珠璀璨——饶宗颐1949～1978年诗歌创作略述赵松元，ZHAOSong-yuan

2.试论詹安泰的《无庵说词》谢永芳，XIEYong-fang

3.正字戏、潮剧《断发记》的剧本演变与声腔渊源(二)郑守治，ZHENGShou-zhi

4.20世纪30年代初期汕头述略陈嘉顺，CHENGJia-shunHttP://

5.论陶渊明《读山海经》神游仙境的人文精神梅大圣，吴美卿，MEIDa-sheng，WUMei-qing

6.重构与变奏——《迷园》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迷思周海玲，ZHOUHai-ling

7.简·奥斯汀和她笔下的男性黄沛真，HUANGPei-zhen

8.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科技政策郭云，GUOYun

9.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陈芳字，俞君君，CHENFang-zi，YUJun-jun

10.春秋时期的两性习俗与贞节观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周海霞，ZHOUHai-xia

11.抓小案次案也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兼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旷为荣，KUANGWei-rong

12.《诗集传》叶音语音根据别考——叶音系列研究之三汪业全，孙月香，WANGYe-quan，SHUNYue-xiang

13.英语新闻标题的语法和修辞特点蓝列，LANLie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3篇

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程朱理学已经趋于衰退，王阳明的心学以倡导人性自由为出发点，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心学讲究心即理，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王阳明的弟子将心学理论发展成了不同的派别，晚明的文人据心学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发展过程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儒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的大儒陈献章在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之本体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体观，他认为心、道之间有直接的联系，道体现于心，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王守仁在陈献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朱子的理学分裂了“心”与“理”，也就导致了学问与人格的分离，他认为心与理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这样，个人的人格修养之心便与理学之学问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止王守仁进一步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其所谓的致良知就是强调在实践中体现心的作用，同时以心来指导个人的实践，讲究的是一静一动之谓致良知。至嘉靖年间，王守仁的思想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但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在广大的以市民为中心的中下层阶级中也广为流传，因此而成为了当时个性思潮主流思想。王守仁的“心学”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显然背道而驰，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统一的，这样就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这种思想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理念可谓不谋而合，也成为了当时通俗文学的主流性思想。

至明代后期，王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其“致良知”的学说在其门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即以王轰、王良为代表的左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和以邹守益、为代表的正统派。其中以王学左派思想最能代表王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因此在明代后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王学左派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王守仁思想的不同，王良及其弟子多为社会底层之人，他们从人格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提出了“尊身立本”的理论，王良主张：“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2]这里所认为的“道”不再是理学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之道”，“身”即是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因此他把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摆在了首位，以此为中心提出了“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认为致良知就是要把人当下的生活处理好，认为那种漫长的做学问的修养功夫是阻碍本体的生活质量的，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放弃，并且应当把“吾心”直接当成生命的本体来看待，主张“人人心中有圣人”。“因此，他们提倡所谓‘直下承当’、‘直下之信’、‘一了百当’的顿悟，而排斥渐修。……所以，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或者随任知解情识，从而陷人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之纲纪的风潮。”[3]这样就也就让王守仁的心学走上了一种极端，也是有其理论上的形而上的弊端的。

王艮的弟子颜山农对这种理论则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人性皆是较好放纵各种欲望的，不能强制性地去阻止欲望的满足，只有在这些欲望没有控制而自由放逸时，才应得到有效的节制，要不然就会走向固执的自我而无法自拨。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在则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孔孟等圣人所说的无欲实是要人寡欲，也就是要对欲望有所节制，人更多的精力不应花在对欲望的满足上，而应当去努力建立功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则认为彼此是平等的，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士、农、工、商，都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应是指功业上和道德修养上的不同，他认为：“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士之超而为圣贤。”[4]他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欲望和感情需求寄于同情，主张把人从繁琐的礼教和名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继他之后的李贽思想更为激进，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即是人的最真之心，是没有任何的虚假与造作的，还认为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才是人心的真实描述，而六经等圣人之著作体现的思想往往是对人内心的压制，因此他非常尊重人的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他认为：“酒色财气，一切不碍。”[6]可以说，李贽的思想已经走向了反封建礼教的极端，他的思想对后来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继李贽之后，汤显祖提出了著名的“至情论”，汤显祖的学说源于泰州学派，他认为世间之事总是一个情字，不是理所能完全解释的，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至情”，至情就是情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这种思想在他的著名的戏剧《牡丹亭》中得到形象化诠释。与之同时还有公安二袁提出的“性灵说”的理论，他们的这种理论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基础，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与汤显祖相近的还有冯梦龙的“情教观”，冯梦龙一生酷爱李贽的学说，是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但是冯梦龙主以情来达到封建教化的作用，在作品中往往大谈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观感，已有主张克制“情”与“欲”而复归传统的“天理”的倾向。（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16页。

[3][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4][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4篇

近日，学校党总支组织教职员工学习了邹碧华通知的先进事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在主题中在一次提出的。而邹碧华法官就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深入学习，在感动的同时，有所感悟，有所启迪。

在电影中，他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工匠精神，“做一行爱一行”。邹碧华是勇于担当的改革奋楫者。指出，‚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邹碧华就是弄潮儿的楷模。他身前除了担任上海高院副院长，还有另一个头衔——上海司改办主任。从参与研制最高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司法公开平台建设改革试点‛等方案，到参与主持起草《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邹碧华以‚背着‘黑锅’前行‛的担当精神，啃下了司法改革中一个又一个‚硬骨头‛。邹碧华用一个个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有数据、重事实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的工作理念。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每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像邹碧华一样，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向实处着力、用实干说话、凭实绩立身。唯有勤政务实，方能谋成小康之业、扬起改革之帆、行好法治之道、筑牢执政之基。 

希望新一代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有文化、有纪律。在邹法官身上就体现了这几点。他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体会和学习。在邹碧华事迹会上，希望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像邹碧华那样，甘当“燃灯者”。作为教师，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教育事业事业。他爱岗敬业，为工作呕心沥血的精神。他始终以“从事一份职业，就一定要去热爱它”的理念要求自己。作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的主管领导，他不畏艰难，亲自统领各项工作方案的研究和设计。所以我们要学习邹碧华同志不知疲惫、忘我工作的精神。 我们每个人都是教育这艘航母上的一颗螺丝钉，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并把这点事做到极致、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教师是一种社会职业，它可以是一些人所热爱的事业，也可以是谋生的手段。我们要提高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  在思想上崇尚、遵守师德，在行为上，体现师德，在社会实践中进行道德修养，真正认识善和恶，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依靠自己的师德标准去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位学生，从而在教书育人中感受一份愉悦，一份成功。   

望海潮教案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中央大学；大学区制；党国元老；张乃燕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65-11

中央大学成立于1927年。溯及历史渊源，该校的前身是1915年创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1921年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4月，东南大学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进行改造。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南京、上海和苏州的其他八个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为“江苏大学”，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直至1949年8月由中共南京市军管会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随后又废除“国立”冠名，迳称“南京大学”。

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但在很大程度上，该校仍以东南大学时代的既有教育体制为基础。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纠结胶着形成，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①而首任校长张乃燕在上任伊始地位就很不稳固，上任不到一年即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三次辞职风波持续一年有余，最终导致中央大学校长第一次更替。

许小青曾对张乃燕任期内（1927—1930）的作为和辞职事件有过研究，认为张的下台体现的是“党化”中的派系冲突，以及内部派系对最高学府的争夺。〔1〕所论颇有见地，却高估了“党化”对中大校长地位的影响，且“内部派系”之争导致的校长更替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干预学术”。“党国元老”①主导中央教育行政权，由此衍生的学界派系之争方是症结所在。张乃燕的上位得益于“元老政治”（大学院与大学区体制）。反过来，张乃燕的下台也因是而起，并昭示着教育行政中 “元老政治”在内部的最终瓦解，教育学术权势开始从“元老”转移至“党内学术圈”的新辈手中。

一、中央大学建校与大学区制度的创立

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革命党势力开始加强在上海和东南地区的活动，他们和江苏教育会争夺学生和学校控制权，斗争越来越激烈。国共两党攻击教育会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沈恩孚和袁希涛等人为“东南学阀”，勾结帝国主义、买办和军阀势力，镇压学生革命运动。〔2〕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东南大学即被查封，“东南学阀”也成为通缉对象。自然，东南大学须被改组，经重建，要展现出全新的“革命”形象。②

这所“党国”新都的革命大学，校长由何人担任，颇受世人期待。东南大学学生尤有殷盼之情。1927年5月22日，学生团体“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开第二次全体大会，重点讨论校长问题。大会共提出校长人选六人，分别为吴稚晖、蔡元培、杨杏佛、李石曾、马君武和罗家伦，请中央择一任命。〔3〕5月28日，另一学生团体“东南大学学生会”在该校附小召集第三次全体大会，议题中最受人关注的也是校长人选，最后议决推举蔡元培、李石曾和胡适三人，请政府择一委任。〔4〕

从五四到北伐期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骤然升高，师生关系与从前迥然不同。此后全国各地频发，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学生迎拒校长。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校长风潮中，学生提出新任校长的条件，作为风潮能否止息的考量因素。③而即将面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的东南大学出现了更为“新奇”的情形，即由学生开会推举新校长候选人呈请政府择一任命。其中，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推举的六个人选除了大部分在学术界具备声望之外，几乎都与新政权有着密切联系。而东南大学学生会的推举校长标准稍显“保守”，除了蔡、李二人之外，还加了一个较为纯正的学者胡适。在宁汉对立期间，蔡、吴、李等人不仅坚定地站在南京一方，而且全力支持发动“”运动，并促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为南京政权增强了党统性和社会道义基础。④推举蔡、吴等人出任改组后的东南大学校长，既能增添学校的党国属性，又能刻意体现出北伐期间学生界所具的革命气息。

5月30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召开第75次会议，决议改东南大学为江苏大学。〔5〕6月6日，东南大学学生会和在上海的东南大学学生读书运动会派代表至已迁至南京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请求学校早日开学。到晚上八点半，终于得到褚民谊委员接见，答复请愿代表：“刚才已经议决了，东南大学改组，依次列为第四中山大学，任张乃燕为校长，江苏化为大学区，教育厅取消，一月内开学。”〔6〕三天后，上述两个学生团体又派代表前往江苏省教育厅，欢迎厅长张乃燕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并促即负责到底。张乃燕当即表示首肯，并答应在一个月之内改组东大，实行开学。〔7〕

由张乃燕出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⑤但张氏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其时正值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以大学统辖全省教育行政，可谓名正言顺。

在北伐前后曾经数度变更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置。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6年3月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1927年6月13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试行大学院制。1928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废大学院，复设教育部。〔8〕这个短暂大学院体制，是蔡元培和李石曾一手推动的“制度创新”。

蔡元培和李石曾是元老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参与提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威望。蔡和李可以利用他们在新政府中的影响力以改变中国的教育行政体系。〔9〕1927年6月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作出一个重要决议：“裁撤各省教育厅，改每省为一大学区域，由大学校长统辖全省教育行政及学术研究”，该组织条例由李石曾提交国民政府。〔10〕翌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蔡元培提出的大学区制度，并准在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试行。《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6月9日，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110-111页。按，后又定广东省大学区制缓办。参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先在江浙两省试办咨（192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捌号）》，1927年7月11日，47-48页。与此同时，蔡元培本人又于6月13日提出改革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为大学院。〔11〕该制度仿效法国，即在中央设立大学院替代原教育部的职能，统筹全国教育学术事务；在地方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区设一所大学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其目的在于教育行政与教育学术合而为一（即“教育学术化”），教育学术与教育研究合而为一（即“学术研究化”）。〔12〕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教育行政委员会宣告结束。〔13〕

江苏省乃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在北伐军尚未肃清江北地区之前，江苏省政府即成立。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江苏省政务委员16人；5月2日，江苏省政府正式成立。见《省政府成立记》，《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期，1927年9月15日，第1页（栏页）。1927年5月1日，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乃燕正式就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4〕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并任命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15〕从6月10日起，张乃燕聘请24位教育界名流担任第四中山大学筹备员，在江苏省教育厅内开会筹备，先行议定大学本部组织大纲及评议会和大学区各部条例。7月3日，筹备委员会迁入大学本部（原东南大学校址）继续开会，并陆续聘定各部门人员在校办公。〔16〕

7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江苏颁行大学区制，省教育厅裁撤，所有前江苏境内各公立大学、专门学校及中等师范等校均分别裁并或改组。〔17〕7月9日，张乃燕交卸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职，就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职。以在宁、沪、苏三地的前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和南京农业学校九校合并改组为大学本部；原省教育厅改设为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部；江苏全省为第四中山大学区。7月23日，张乃燕行校长就职礼，9月26日学校开学，10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正式成立。〔18〕

由东南大学改组成的第四中山大学是大学区制的直接产物。第四中山大学自建校伊始，其教育组织体制就根据大学区制进行了重新调整，正如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所言：“现在第四中山大学之范围扩张，大学为学术之所在，亦为教育行政所从出”。〔19〕校长为第四中山大学区暨大学本部的最高行政首长。第四中山大学区组织架构如下：

大学区组织架构

（一）教育行政院（初名教育行政部）：下设秘书处、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

（二）大学本部 行政组织：注册处、文书处、会计处、事务处、图书馆；教学组织：学院。

大学本部即第四中山大学，由高等教育处长商承校长综理一切事务。

（三）研究院：暂缓成立，由大学本部各学院负责筹备。

（四）所属教育机关（略）

（五）评议会：大学区立法机关，由当然委员和推选委员组成。

（六）教育经费机关：江苏大学区内有江苏教育经费委员会，及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

大学本部学院（下设系科略）

1.自然科学院；2.社会科学院；3.文学院；4.哲学院；5.教育学院；6.农学院；7.工学院；8.医学院（上海）；9.商学院（上海）。〔20〕

由于九校合并的关系，第四中山大学本部的学院科系组成蔚为壮观，设置全面，已非东南大学所能望其项背，并奠定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央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架构。根据1931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相关统计显示，此时中央大学本科已有8院28系，在各国立大学中独占鳌头（其次为北平大学：7院34系；中山大学：5院23系；武汉大学：4院13系）。〔21〕

按照大学区制度的规定，每个大学区设校长一人，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其实本身就意味着每个大学区只有一所大学，私立除外）。〔22〕江苏省全省划为第四中山大学区（后更名为江苏大学区和中央大学区）。因而，第四中山大学既为区内惟一的公立大学，又是区内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和区内其他学校及文教机构发生密切的关联。但这一制度试行并不成功，不久之后大学区内部的矛盾便迅速暴露出来。

1927年12月初，第四中山大学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各校代表在南京连续几天召开会议，形成决议“质问”大学院和第四中山大学区忽视中等教育，反对评议会人员组成，并要求确保中等教育专用教育经费。〔23〕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区内中学和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中等学校联合会及区内其他教育团体围绕教育行政权和经费分配等问题向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大学院持续抗议，指责中央大学和大学区制。大学区制真正实行的只有三地，即江苏、浙江和北平（含北平、天津两市及河北、热河两省）三地。1929年9月，大学区制在江苏省停止试行，原中大行政院部分由江苏省政府接收改设省教育厅；大学本部的行政组织进行调整，分设教务、事务和秘书三个处。〔24〕

二、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中的张乃燕

在大学区体制下，中央大学区存在诸多问题，而大学本部的内部也颇不平静，短短一年时间内就爆发了“免费运动”、“驱胡（刚复）运动”和“校名风波”。详见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10年，第1章。虽然相比国民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这三次学生无关意识形态，但仍将张乃燕推到了火山口上。学生驱逐握有大学本部实权的胡刚复，为此，张乃燕曾提出辞职，但未被上峰接受。不久之后，由于学校权力层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之外力的介入，直接引发中央大学第一次真正的易长风潮。

1928年5月12日，中央大学商学院（上海）院长程振基赴南京兼任大学会计组主任，于15日办理移交手续，在点收现金时发现有67，800余元巨款未经交出存折及支票。前主任称此款系兴办自来水之用，支票一向由高等教育处处长胡刚复保存，支取款项也由胡代办。程振基闻之“深为骇异”，立即责成前主任将此项存折及支票一律交出，并与胡刚复相商，认为大学收支款项应由会计组负责办理，胡深表同意，但不肯将6万多元现金交出。6月1日，程振基因胡刚复“破坏会计系统”，致函校长张乃燕恳请裁度。《中大易长情形复杂》，（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6月11日，第3张第1版。按，1928年4月中央大学（时为江苏大学）通令《修改大学区组织条例》，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扩充教育各部为处，各部部长均改为处长。参见《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4月7日，第2张第4版。6月7日，胡刚复致函张乃燕，因“愿宏力绌、身心交瘁”，所以提请辞去高等教育处处长，但未提及“兴办自来水现金”一事。到6月10日，胡刚复又致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新委中央大学校长吴稚晖，为公款案一事辩白。胡刚复两函均见《中央大学易长问题之纠纷》，《教育杂志》第20卷第7号，1928年7月20日，7-8页（文页）。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胡刚复辞职后的第二天，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即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第70次会议呈请，因大学院参事许寿裳已调任秘书长，参事一职拟请由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调任，任命吴稚晖为中央大学新校长。该呈请当场照准。〔25〕

但吴稚晖于6月9日致函蔡元培，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26〕同时，大学院又下令，在吴稚晖未到任之前，由中央大学普通教育处处长程时煃暂行；因高等教育处处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辞职，高教处处长一职由傅斯年担任，院长一职由徐善祥担任，傅斯年未到任前由汤用彤。〔27〕

若是不明此事就里，在外人眼中，中央大学于短短几日内，高等教育处处长辞职、校长被免、校内主管更换似走马灯，加之新校长未到任即于当天辞职，几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惑。事起仓促，正如吴稚晖在辞职信中所言：“事太离奇”。大凡熟悉大学院组织架构的人都知晓，大学委员会为大学院最高立法机关，“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自始就是大学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而大学院参事则是“承长官之命掌理拟定关于本院主管之法律命令事项”。参见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43-57页。张乃燕由中央大学校长调任大学院参事，显系降职。

张乃燕突然被调任，使报章对其去职的原因多有揣测，竟成一“罗生门”事件。除了因胡刚复公款案引发之外，还有其他几种推测。一说张乃燕未曾注意党员登记，引起党方职员的攻击；另有一说称大学内部的反张派希望任校长，大学院方面恐成事实，所以推出比较有资望的吴稚晖，以资抵制。〔28〕然揆诸各种相关史料，以今日之“后见之明”，中央大学此次易长的导火线是几月前因“免费运动”遭学生极力反对的胡刚复，并由其引出了中央教育行政内部的派系纷争。

当时报章即爆出张乃燕是因得罪了与胡刚复有密切关系的“某当局”，因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调缺。〔29〕其中所指“某当局”即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当年胡刚复与杨杏佛同为东南大学教授，在杨杏佛被迫离开东大之后，二人又校内外合力反对校长郭秉文，接收东大时二人又同为接收委员。与杨杏佛多有交往的柳诒徵就认为杨杏佛与张乃燕素来不睦，杨借蔡元培之手去张，但未成功。见柳诒徵《忆杨铨》，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5页。不过此次中大易长事件，据深知内情的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张奚若对胡适所言，当时中央党部的陈果夫和叶楚伧担心中大会有风潮，为保护张乃燕而请蔡元培亲自兼任校长，解决问题。但蔡元培和杨杏佛事前未与张乃燕及其叔父张静江商量，就将张调任。而杨杏佛则借此机会除去张乃燕。外界以为杨杏佛倒张是为了替胡刚复报仇，但其实是借去张而并去胡。〔30〕

可见杨杏佛是中大易长的主要推手，前后几日内一系列的免职、调任和任命的确是“迅雷不及掩耳”，当时张奚若任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对于中大校长任免的决策过程居然浑然不知，实在有违常规。而且在新校长还未到任之时，校务应由张乃燕维持，然后办理交接手续，大学院却直接让程时煃暂代校务，更让外界觉得去张之意过于明显。

然而，大学院的一系列措置却又很快自陷被动。吴稚晖拒不接受校长任命，而张又被免职，一时间中大校长之职空缺。同时，程时煃宣布决不同意代行校长职权，新任命的高等教育处处长傅斯年和自然科学院院长徐善祥亦不就。张乃燕也对大学院的命令立即作出强烈回应，于11日致函国民政府，除了辞谢大学院参事一职之外，又质疑大学院的任免与现行《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不符。据规定，大学校长人选应由大学委员会推举，而大学内部各处长任命则是校长职司所在，大学院显系越权。同日，他又布告全校，在新校长未到任前，由其暂时维持校务。〔31〕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收到张乃燕的辞呈后，并未表态，而是把皮球踢还给大学院，请大学院讨论决定。〔32〕而学生现时大多同情张乃燕，主张打倒胡刚复，并主张校长应由比张更好的“党国要人”担任，如没有，则请张维持。〔33〕6月11日，中大学生在举行纪念周后提议正式校长人选，决定、胡汉民和于右任三人；又决定孟宪承为高等教育处处长人选。〔34〕此外，中央大学教育行政院全体职员62人支持张乃燕。〔35〕另一方面，6月12日，校内一部分倾向胡刚复的教授与助教40余人（中大全体教授助教共计200余人）召开谈话会，议定组织临时校务维持会，“拟以教授治校”。但其他多数教授认为新校长尚未任命，且张乃燕11日布告在新校长未到前仍暂维持，故未参与。学生会方面对于校务临时委员会表反对态度。〔36〕校内开始出现分裂状态。

鉴于中大校园内外出现的纷扰局面，大学院不得不重新开会讨论校长问题。6月14日，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收到南京方面的快信，请他于第二天下午速参加大学委员会会议。此时大学院面对张乃燕向国府的诘问显有理亏之处，故蔡元培自请处分；杨杏佛在政治上更被动，南京“空气在倒杨杏佛”。〔37〕第二天，大学委员会开会，蔡元培和吴稚晖均主张中大校长不能不换，但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只能请张乃燕暂时维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1928年6月15日，181页。大学院决议文见大学院大学委员会会议录，《第七次会议》，1928年6月15日，《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7期，1928年7月，125页。至此，历时一周的中大易长风波表面上得以平复，校内的临时校务维持会亦告取消。但由易长而暴露出来的校中各种派别、意见分歧，并没有随之褪去。

6月16日，中大教授汪东等12人致函申报馆，称临时校务委员会始终未就职，对外发表宣言系“奸人捏造，别有用意”。〔38〕而在张乃燕奉令继续担任校长后，校内又有学生发表反张宣言称：“张乃燕办事颟顸，不厌人望，其辞职让贤亦固其宜，吾人惟恐其去之不速”。〔39〕

此次中大易长，从某种角度上而言是大学院内部矛盾的一次爆发。中央大学系东南大学改组而来，是蔡、李等元老掌握中央教育行政权后进行改革的产物，校内本含有较多的大学院和元老的政治因素。有论者认为，大学院制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之间个人关系的破裂所导致，起因即1928年夏受蔡元培支持的杨杏佛倒张乃燕引发的易长风潮。Allen B. Lind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1927-192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7：4， August 1968， p. 774.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s， 893.42/240， Shanghai， September 18， 1928.

四个多月后，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大学院制，改设教育部。1928年11月1日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部长。作为大学院附属制度的大学区制，虽然未告同时终结，但已岌岌可危，各方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作为中央大学区最高首长的张乃燕又一次坐在风口浪尖。如果说第一次中大易长风潮是校内外派系因素交错互动的结果，第二次危机的爆发则由校外力量所致。

一方面，大学院取消前后，江苏省地方教育界、地方政府和党部对于中央大学区制的质疑和抨击更为强烈，持续不断，矛头直指张乃燕。1929年4月，江苏省执行委员会向中央常会提出撤销大学区制并撤办张乃燕案，但未予通过。〔40〕而另一方面，三届二中全会于1929年6月19日作出决定，由教育部定期停止实行大学区制。7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41〕关于停止大学区的决议，惟“定期”二字语义甚为模糊。为此，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亲笔致函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浙大即取消，中大年底废止，北大请与李先生（即李石曾——引者注）商酌”。〔42〕得到中大年底废除大学区制的消息后，张乃燕以“将来经费划分颇觉为难，更张手续，诸多繁重，本人感于办事棘手”为由，于6月22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43〕几天之后，经教育部的挽留，张乃燕勉强同意回校继续维持，但声言到年底中央大学区结束后，校长和教育厅厅长“均不愿干”。〔44〕

此为张乃燕第三次提出辞职，其根本原因是大学区制取消之后，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成为重大问题。在大学区体制下，中央大学与其他省立中小学及文化教育机构的经费均出自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来源均为省财政。一旦大学区体制废除，中央大学作为统筹江苏全省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法定地位顿失，且省校反对中央大学把持省教育行政之声由来已久，两者围绕大学区制以及教育经费分配问题矛盾几已升至白热化，惟恐去之不快。在“国款办国校”的呼声下，国立中央大学既不能合理享有省款，又无国款支持，立即出现了严重的经费危机。

而在中央大学经费危机发生的同时，江苏省内各方要求即刻结束大学区制。在两年前大学区试行之初，张乃燕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转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职权相当于原省教育厅厅长加大学本部校长。而两年之后，张氏虽勉强担任大学区制结束后的中央大学校长，但大学与地方教育界经过长期的纷争之后，张乃燕已成对手的攻击焦点。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除了要求大学区制立即结束之外，还极力反对大学区制结束后由张乃燕担任省教育厅厅长。〔45〕在当年的9月1日，中央大学区制正式结束，中央大学教育行政院由江苏省政府接收，改设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由陈和铣兼代。〔46〕

大学区制结束之后，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暂时仍有保障，大学一度又复归平静。参见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为例》，91页。一开始，张乃燕对于今后学校的建设仿佛充满新的期待，“一面建设校舍，一面建设学术”，希望师生共同努力办成理想的大学。〔47〕但不久之后，这一实现学校理想的进程又因校长危机而被迫中断。

三、学生政治与学界派系之纠结：张乃燕的下台

“学生干政”本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进一步看，这里涉及的“政”大致可包含两方面。除了学生抗议运动所指向的国家政治之外，校内的日常行政事务往往也成为学生关注和干预的对象。校方处置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引发风潮。

东南大学时代，学生很少过问校务。但到东南大学接收改组之际，就有学生要求参加学校行政。〔48〕在“后革命”氛围中，激进的学生运动不再是学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学生参与校务的革命热情却并未消退。1929年七八月间，学生因大学区即将结束，中央大学经费来源出现危机，便发起学校“经费维护运动”。在学校经费得到保障后，学生表示：“现在本校经费已有增加了，然而本校行政上的漫无系统，教授和同学精神的涣散”，要组织合法的学生会，“以监督经费的用途和促进校务的发展”。〔49〕11月，中央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50〕学生们所提的校务改进和经费使用问题，果然在不久后成为引发校内矛盾的导火线。

1929年9月大学区制结束后，中央大学增加财政部拨发的年费60万元。为此，学生会向校方建议四点：（1）提高专任教授待遇，（2）减轻学生负担，（3）裁汰冗员，（4）缩小行政经费。张乃燕接受了第（1）、（3）、（4）三项建议，但对第二项建议未予批准。〔51〕1930年1月，学生会又向校长提出六项建议，张乃燕称“均有见地，深可采纳”。〔52〕而校方也于1930年6月提出下学年改进计划，容纳学生的一些建议。〔53〕仅就此而言，似乎校方与学生会对于校务改进问题有着很多共识，双方的态度也多处在良性互动之中。但到新学期开学后，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因为中大经费再一次陷入困境，学校欠薪数月，致使全体教授发表宣言准备罢课。同时，教育学院发生学生攻击院长事件，院长有辞职之说；植物学系爆发全体教师辞职事件，学生发起请愿活动。〔54〕就在这一背景下，10月15日中大学生涂钜尧等290余人以学校“近来内容腐败，校务涣散”，联名致书全体师生，提出校务改进方案。其中有八点改进方案：1.秘书长张佐时蒙蔽校长，把持学校行政经济大权，侮辱教授，营私舞弊，应立即撤职；2.秘书处职权过大，应即裁撤；3.校务会议行政人员占2/3，教授代表仅1/3，有背教授治校精神；4.行政费开支太大，占17%，应立即减少，而增加图书设备费；5.各学院经费应独立，以免受制于庶务组；6.庶务会计两组黑幕重重，学校经济应切实公开；7.中山北大武汉等校专任教授超过本校二三倍，现应多聘专任教授；8.武汉北大均无宿费与讲义费，应援例免除。该项宣言公布之后，张佐时立即提出辞职。〔55〕

对于此次改进校务风潮，校方最初的反应是“承认学生之用意正当”，反对学生发表宣言和干政。不过，校方也接受了学生关于裁撤行政机构以节省经费的建议，将秘书、教务和事务三大处合并为总务处。〔56〕张乃燕改革学校行政组织的决定非但没有消弭学生的反对之声，反而使风潮扩大。一方面，有教职员提出张乃燕的改革决定未经校务会议讨论而自行裁度，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学生涂钜尧等600余人反对裁撤三处，坚持仅裁秘书处而保留教务和事务两处。〔57〕事态进一步复杂化。10月21日，张乃燕向国民政府主席提出辞呈，各学院通电一致挽留校长。〔58〕10月27日，当新任总务长黄曝寰在学校纪念周上报告学校改组经过时，被学生当场驱逐出校。〔59〕一时间，校长避走上海，总务长又被逐，学校无人负责，各方宣言通电频发，校内情势显得愈加混乱。

10月26日，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就此事向报界发表谈话，认为中大学生始终以和平态度促进校务，没有越轨行动；关于张乃燕辞职一事，蒋氏认为国立大学校长辞职与任免，都不是由国民政府亲自办理，国府接到任何校长辞呈，必转交教育部会同办理。而张以私函向国民政府主席表示辞意，非正式辞呈，所以无须交教育部办理，并认为“张校长如真有辞意，政府方面当详加考虑多方协商”。〔60〕显然，蒋梦麟支持学生的行为，而对张乃燕暗含讥讽之色。

张乃燕立即对蒋梦麟的谈话作出回应。10月28日，他在上海覆函教职员，直接点出蒋氏任教育部部长后“对于本校措施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数点，强调他有意通过支持中大学生反对校方，暗指其为学校屡次发生风潮的“背景”人物。更何况蒋梦麟还对称“中大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角力场”，使张乃燕成为“首当其冲”的责任者。〔61〕蒋梦麟立即通过记者向张乃燕作出解释，认为张指责各点“事属误会”，而“中大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角力场”的话“绝无其事”。 〔62〕同时，中大师生多次促张乃燕返校主持，学生涂钜尧等人也公开澄清学生请求改进校务并无“背景”，校内尚无明显的倒张空气。〔63〕蒋梦麟在几天后再次向记者声明教育部和他个人对于中大的协助和维护，对于受到张乃燕的责难而“甚觉痛心”。该报的同一栏又登载了张对蒋第一次“辩白”的答复，指责蒋梦麟每日都将中大的情况致电在奉化老家的，无异于“小事化大事”，咬定蒋梦麟为此次中大的幕后唆使者。〔64〕

教育部部长与中央大学校长二人诉诸报端，互相责难，此等局面多少令人感到难堪。二人各执一端，将种种模棱两可的“隐情”公之于众，改变了中大风潮的原有性质，矛盾的焦点由校内转向校外。但正因此，中大校内各派的分歧更为严重，内外因素互相纠结，矛盾愈加激烈。11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登载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宣言，揭露此次是欲实现“大北大主义”的蒋梦麟，“派其爪牙罗家伦辈为先锋，要求夺取中大地盘，把持全国教育”，倒张运动实由罗家伦所在的中央政治学校诸人策动中大校内同学而发起，目的在于拥戴罗家伦当校长。与之类似，10月31日《新闻报》登载中大“某职员”的谈话，指出校务改进运动缘于校内“某社”的积极活动。“该社之主旨，名为交换知识，研究学术，而实以打倒校长，拥护某某把持垄断校务”。但该“职员”也指出貌似拥张的护校委员会为少数人所组织，其意在于转移目标。〔65〕紧接着，由于舆论所揭蒋梦麟因素的促发，中大学生出于对张乃燕校长与校务的不同态度，迅速出现了所谓“改进派”和“护校派”的对立态势。据11月2日《新闻报》载，改进校务运动建议人对护校委员会予以猛烈还击，同时前文已论及的校内学生社团新声社也指责另一社团极光社“叛结外来势力”，欲将中大“拍卖于他人”，所有清校运动、改进校务运动以及驱逐总务长黄曝寰，都是极光社“拍卖本校的鬼把戏”。〔66〕

在函电战的基础上，学生的对立情绪开始诉诸具体的组织行动中。11月5日，中大学生844人（总人数为1530人）召开全体学生会议，对校务改进和校长人选诸问题作出若干决议。在大会上有人提出大会不足法定人数，遂引起学生间的冲突，由军警干预。〔67〕7日，中大学生会代表赴南京特别市党部请愿，要求制止中大学生全体会议非法议决停止学生会活动，另组特别委员会处理校长问题案。〔68〕此后，中大全体会议所组织的特别会议与学生会两大团体互相攻讦，互指对方非法，一时间剑拔弩张。〔69〕

本来此次风潮的导火线是校务改进问题，但由于张乃燕提出辞职和蒋梦麟谈话的抛出，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护校”之争，所以焦点又转到校长问题上。虽然蒋、张二人在攻守往返中已将彼此的矛盾暴露无遗，但作为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终究未对校长更替问题公开表态。结果，的态度对此事件的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大的校长问题也最终定调。11月2日，在奉化就中大问题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

中央大学管训废弛，国家主义派、改组派、共产党混迹期间。余两年来，调查所得，早有所闻，并非出于蒋部长之报告。该大学学风如此败坏，张校长应负全责。唯此向余个人提出之辞职书，余无批答之必要。大学校长系政府所任命，则辞职呈文，自应尊重机关系统，正式向政府呈递。总之大学为培养专门人才之地，应善导学生思想。中大为首都所在地之最高学府，关系尤重，政府不能坐视其校务延驰，学风嚣张，以贻害青年。教育者为青年表率，尤应有责任的自觉。〔70〕

显而易见，对于蒋梦麟和张乃燕的争端，坚决支持前者。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张乃燕必须下台，中大必须由政府进行整顿。其实，在张乃燕向递交辞呈后，对其无丝毫慰留之意。吴稚晖曾为张乃燕事斡旋，致函吴稚晖，明确告知“一年以来对于劳大与中大再三考察，所得结果，非根本改革，则必至不可收拾”，蒋梦麟为教育部部长，其责任内之事应由其负责，否则，“教育部不能过问教育，则以后学风与教育更不堪设想矣”。《致吴稚晖函》，1930年10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中国缩微胶片，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38. File 1181.1-6。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教授代为复制。此函一出，当晚吴稚晖即覆函，表示蒋对劳动大学和中央大学，“既有至明之见，自有极相宜之措施”，故于当晚力劝张乃燕主动辞职，张“欣然愿去其职”。吴稚晖：《上蒋主席函》，1930年10月21日（夜半），《吴稚晖先生全集》卷3，台北：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680-681页。按，1947年1月吴稚晖对该函加以注释，谓“此函一去，此中大校长问题算暂告段落。君谋失败，梦麟胜利”，此事蒋梦麟“到底用手段太多”。从中似乎暗示蒋梦麟早有除去张乃燕之意，并通过付诸实施。10月29日，电告邵力子：“请由教育部先派国府秘书钱昌照中大校长，并属钱昌照迅往接事之，另有相当之人则由教育部另选也。如令，钱往，继则先告钱一面预备一面速接可也。”〔71〕在中央大学方面，理学院院长刘树杞曾专赴上海挽留张乃燕，张去意亦甚坚决，已无挽留余地。〔72〕

如此，张乃燕辞职已成定局，中央大学校长继任人选开始成为各方瞩目的热点。1930年11月27日，由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在行政院国务会议上提议调任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决议通过。12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任命朱家骅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73〕就在朱家骅受命担任中央大学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下令免去蒋梦麟教育部部长之职，又即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74〕

中央大学易长，连带教育部部长下马，反映出当时教育界的派系矛盾。蒋梦麟以“力不随心，时遭横阻”为由，于11月28日向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呈请辞去教育部部长。〔75〕蒋梦麟辞职的直接原因就是介入中大风潮而搅动了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和张静江“四老”的复杂关系。据蒋氏回忆，当时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而被迫辞去教育部部长之职。就在蒋梦麟辞职的前夜，吴稚晖来教育部，问蒋“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最后还厉声说到：“你真是无大臣之风。”〔76〕蒋梦麟请求辞职后，邀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入京担任教育部次长，陈氏深知当时教育部改组的内情：蔡元培与李石曾已有龃龉，李视蒋梦麟为蔡提携之人；而李系的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遽（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北平和上海等处办学成绩不佳，而且经常蔑视教育部法令，蒋梦麟“屡欲裁抑之”，因而李石曾力主去蒋。而吴稚晖同情李石曾，主张以高鲁代替蒋梦麟任教育部部长。〔77〕中大风潮，正好成为蒋梦麟下台的由头之一。

结语

在东南大学基础上改组合并而成的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原本在政界和学界颇受期待，但在建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步入正轨，校内持续动荡。1930年11月，中大学生发表宣言总结张乃燕时代学校的发展状况，颇具代表性：“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本校改组以来，于今三年。……时至今日，始终未离草创时期。在此时期，一切行政未入轨道，所获成绩，实与预期相去甚远。”〔78〕其中，持续性的校长更替危机就是重要表现之一。

张乃燕，无论依照学术声望还是政治资历的标准，由他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确有些牵强。况且张乃燕的行事能力不强，缺乏负责精神，每遇大事常常“一辞就别”，回上海家中避祸，更重要的是他还常被视为“党化观念薄弱”而受到党人指责。在学校内部的权势格局中，张乃燕无疑是一位弱势校长。他之所以当选校长及以后的多次请辞，都烙有元老政治的深刻印记。

在当下时兴的“学术与政治之间”认知模式下，有论者强调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党国元老”兼“学术精英”的蔡、李、吴、张“四老”（类似西方学术界描述的“边缘精英”）跻身决策层。由他们对于、建都南京和建立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参预是中国学术精英由边缘进入核心的典型案例。陈时伟：《“为中国而豪外国”——中国近代研究院制度的衍生流变与中央研究院的诞生》（未刊会议论文），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浙江奉化，2006年。陈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问题也有相似的论述，见Shiwei Chen，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pp.50-53.因其目的在于揭示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颉颃的一面，所以无意间忽略了民初蔡元培等人在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革命党内早已拥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此二点在近代中国政学相连的情境中并不矛盾，不能简单以“边缘精英”套用。不应忽视的是，中央大学建校初期的校园政治受到元老的影响，而这个因素并不能简单以“政治干预学术”的模式来考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元老主导的教育学术事业即为新政权的组成部分，不过随着理念和权势的转移，加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试验的失败，蔡等人最终与党国核心层且行且远。这里大的背景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元老的态度从“倚重”到“闲置”，元老在政治核心圈中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弱。参见王奇生《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收入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78-110页。在时人，特别是自身的认知中，由党国改造而成的新大学，本身就是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学生群体几次提出新校长人选，多会将“在党国有相当历史”列为其中一项标准。由于中央教育行政权仍操诸元老之手，而张乃燕在党内和校内的“弱势”反而使学校相对独立，故这一时间段的中央大学与党国还未发生密切的牵连。

1928年底蒋梦麟替代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改任教育部部长），实质上仍是元老政治在中央教育行政领域的余绪。虽然多半因为学术派系和政治分歧的双重原因，张乃燕的被迫下台，蒋梦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二人互相攻讦而又同时离职，这些都意味着元老政治在内部最终瓦解。而紧接着由代行教育部部长职权，由在“党内学术圈”较之元老们低一辈但“党性”更强的朱家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预示南京的“党化”教育界又将出现一番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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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二）〔Z〕.洪喜美编.台北：“国史馆”，1999.297-298.

〔26〕中大易长情形复杂〔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1（第3张第1版）.

〔27〕中央大学易长问题之纠纷〔J〕.教育杂志，第20卷第7号（1928年7月20日）：6（文页）.

〔28〕中央大学易长问题〔N〕.申报，1928-06-11（第3张第11版）.

〔29〕〔33〕中大易长问题〔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2（第2张第4版）.

〔30〕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1928年6月15日〔M〕. 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179.

〔31〕〔34〕中大易长问题（二）〔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3（第2张第4版）.

〔32〕中大易长纠纷未已〔N〕.申报，1928-06-13（第3张第12版）.

〔35〕行政院职员报呈校长任事经过〔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5（第2张第4版）.

〔36〕中大易长问题（三）〔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4（第2张第4版）；中大易长问题（四）〔N〕.（上海）民国日报，1928-06-15（第2张第4版）

〔37〕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1928年6月14日〔M〕.曹伯言整理.177-178.

〔38〕中大风潮内容复杂〔N〕.申报，1928-06-17（第3张第12版）.

〔39〕黄侃日记：中册，1928年6月16日〔M〕.黄延祖重辑.中华书局，2007.310.

〔40〕中央第一次常务会议（十八年四月十一日）〔J〕.中央周报，第45期（1929年4月15日）：17.

〔41〕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令（1929年7月1日）〔Z〕.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57.

〔42〕大学区制废止与庚款用途〔N〕.（上海）民国日报，1929-06-21（第4张第1版）.

〔43〕张乃燕拟辞中大校长，为大学区制取消办事棘手〔N〕.（南京）中央日报，1929-06-22（第3张第1版）；张乃燕呈国民政府，1929-06-22〔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入藏登录号：001000003381A.

〔44〕张乃燕到京后之谈话〔N〕.（南京）中央日报，1929-06-29（第3张第1版）.

〔45〕苏省中等教联会之决议案〔N〕.申报，1929-06-27（第3张第9版）.

〔46〕自昨日起苏教厅完全负教育行政之责〔N〕.（上海）民国日报，1929-09-02（第2张第4版）；苏教厅成立后中大行政人员之去留〔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02（第3张第4版）.

〔47〕张乃燕理想中的大学〔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17（第3张第4版）.

〔48〕东南大学来沪同学宣言〔N〕.（上海）民国日报，1927-03-30（第2张第2版）.

〔49〕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维护学校经费运动之经过〔Z〕.1929，铅印本.3-4.

〔50〕学生会大事记〔J〕.中央大学学生会会刊，第1期（1930年6月）：1（文页）.

〔51〕中大生建议改良校政〔N〕.（南京）中央日报，1929-09-11（第3张第4版）.

〔52〕张乃燕答复中大学生会建议〔N〕.（南京）中央日报，1930-01-05（第3张第4版）.

〔53〕中大今后之改进计划〔N〕.（南京）中央日报，1930-06-04（第3张第4版）.

〔54〕中大理学院植物系教授全体辞职〔N〕.（南京）中央日报，1930-10-01（第3张第4版）；中大将重生，此风不可长〔N〕.（上海）民国日报，1930-10-02（第3张第3版）.

〔55〕中大生改进校务运动〔N〕.申报，1930-10-17（第3张第9版）.

〔56〕中大校务运动之影响〔N〕.申报，1930-10-18（第3张第12版）；中大校务纠纷〔N〕.申报，1930-10-21（第2张第5版）；中大风潮扩大〔N〕.申报，1930-10-22（第3张第11版）.

〔57〕中央大学行政组织之改革问题〔N〕.（南京）中央日报，1930-10-22（第3张第4版）.

〔58〕中大风潮未已〔N〕.申报，1930-10-24（第2张第8版）；挽留中大校长〔N〕.申报，1930-10-26（第3张第10版）.

〔59〕中央大学风潮未已〔N〕.（南京）中央日报，1930-10-28（第3张第4版）.

〔60〕蒋梦麟重要谈话〔N〕.申报，1930-10-27（第2张第8版）.

〔61〕中大风潮内幕复杂〔N〕.申报，1930-10-29（第3张第10版）.

〔62〕中大风潮声中蒋梦麟之谈话〔N〕.申报，1930-10-30（第2张第5版）.

〔63〕中大教员请张校长回校〔N〕.申报，1930-10-30（第2张第8版）；中大师生促张校长回校〔N〕.申报，1930-10-31（第2张第8版）.

〔64〕蒋梦麟与张乃燕互相责难〔N〕.申报，1930-11-01（第3张第11版）.

〔65〕首都中大之突兴〔J〕.教育杂志，第22卷第11号（1930年11月20日）：123.

〔66〕中央大学风潮〔J〕.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号（1930年12月20日）：117.

〔67〕中大学生昨开全体会议〔N〕.申报，1930-11-06（第1张第4版）.

〔68〕中央大学生会反对特殊组织〔N〕.申报，1930-11-08（第1张第4版）.

〔69〕中大学生之两宣言〔N〕.申报，1930-11-08（第3张第11版）；中大校务纠纷，学生全会主席团发表启事，否认学生会名义〔N〕.申报，1930-11-09（第1张第4版）.

〔70〕蒋主席对中大风潮态度〔N〕.申报，1930-11-03（第3张第9版）.

〔71〕蒋中正电邵力子告以张乃燕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部先派钱昌照，1930年10月29日〔Z〕.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统一时期，册号53，目次号47〔Z〕.

〔72〕中大校长逐鹿者十余人〔N〕.申报，1930-11-04（第3张第9版）.

〔73〕行政院公函（第二四三九号），1930年11月27日〔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入藏登录号：001000003379A.

〔74〕明令任免重要官职〔N〕.（上海）民国日报，1930-12-05（第1张第3版）.

〔75〕蒋梦麟将长北大〔N〕.（上海）民国日报，1930-11-29（第1张第3版）.

〔76〕蒋梦麟.西潮〔M〕.台北：世界书局，1962.1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