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在我国农村医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农村医生的前身———赤脚医生，以低水平、广覆盖的服务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时解决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并在农村计划免疫、卫生防疫、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赤脚医生这个名称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依然对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笔者就医学教育角度研究赤脚医生时期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情况，为当前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1赤脚医生时期开展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根据《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2]可知，当时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以基本医疗、计划免疫、健康教育等为主，其在农村医疗预防、健康促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赤脚医生还从事诸如采、种、制中草药等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也是赤脚医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们还进行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卫生面貌。基本上每个赤脚医生都是“多面手”，充当全科医生的角色。另外，中西医结合在农村卫生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的赤脚医生善于发掘和利用中草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农村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这是赤脚医生的特色和优势。这些治疗方式不仅促进了我国中医药的发展，而且因其大多就地取材，因而大大降低了农村医疗的费用。在当时卫生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了许多医疗问题。

2目前我国农村医生卫生服务的不足之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初级卫生保健的深入实施，广大农村群众的卫生需求也随之上升，他们需要农村医生提供全科医疗服务，以全科医生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已被不同经济条件的国家所接受[3]。但目前我国农村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与实际需求有很大距离。全科医疗服务依然是当前农村最需要的医疗卫生服务内容，农村医生的基本职责依然是为农村群众提供基本的预防、保健和医疗等服务。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和农村乡、村两级卫生组织）就诊的比例由2003年的79.3％增加至2008年的81.7%，进一步说明农村医生在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医药几千年的发展原本就扎根农村，人们可以筛选利用民间流传的众多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实践。为了发挥中医药的这种独特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要求：“要筛选推广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扩大中医药服务领域，在规范农村中医药管理和服务的基础上，允许农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要认真发掘、整理和推广民族医药技术。”但从现实情况看，这种于国有利、于民方便的措施并没有真正贯彻实施。中医药被严重边缘化，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基层单位对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作用和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限制了中医药的发挥；在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中医药人才缺乏且质量有待提高。因此，必须重新重视中医药的作用，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使其从边缘化的状态回到起重要作用的基础地位上来。

3对当前农村医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3.1农村医学的教育目标定位在初级卫生保健上[4]

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医生队伍、合作医疗一直是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支柱。此次调查发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一直是和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内容相一致的。但是在农村，计划免疫、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疾病预防被当作农村医疗的主要职能，而日常工作中的健康教育、康复、保健等职能被弱化，甚至很少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只有医疗服务有一定收入，其他职能基本属于公益，这些情况间接导致与之有关的课程不受重视，学时被大大压缩，甚至有些内容只是点到为止，并未深入开展教学工作。我们必须将更多的疾病预防、康复保健等方面的内容充实到农村医学教育中。

3.2结合新医改方案，推广中医适宜技术的教育与培训

《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便群众就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降低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因此，坚持预防为主、使用现代医学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的作用，是降低健康成本、提高卫生效益的有效途径。目前，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医疗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疾病负担还很重，在一些地区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中医药适宜技术尤其是有许多如针灸、推拿等成本低廉的医疗手段，可以降低看病成本及医疗成本，让百姓看得起病，同时还能为国家节省医疗经费，因此其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中医植根民众，诊断凭的是望、闻、问、切，疗效凭的是草药针灸推拿，相比现代医学的大型诊疗仪器，中医在农村、社区更易发挥作用[5]。因此，在最基层的农村，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人才有其独特的优势，培养农村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人才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很强的可行性。

3.3结合基层卫生人员的工作特点，推动全科医学教育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2篇

后顾之忧不解决，无法安渡晚年

一封河南省内黄县高堤乡40位乡村医生联名信中这样写道：

“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三土、四制，利用一捏针，一把草进入千家万户，消灭和控制了疟疾等相应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还有2003年非典防治、禽流感防治。村级是三级预防保健网的网底，乡村医生还肩负着儿童计划免疫，结核病防治，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及妇幼保健工作，为农村卫生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曾几何时，广大群众从内心爱戴赤脚医生，国家和地方政府也曾表扬和歌颂过赤脚医生的业绩。”

“但现在的乡村医生却成了弱势群体，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改变了基层卫生工作的状况，乡村从医人数的增加，各项繁多的收费项目，2005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启动又与村级医疗无关，乡村医生由此被边缘化了。到现在我们已快丧失劳动能力了，年轻时的赤脚医生为政府分了忧，现在政府应该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使其老有所养，并为年轻一代的社区医生扎根基层提供切实的保障机制。”

乡村医生与乡村教师待遇应平等

这是一封名为“乡村医生联名信”的37名乡村医生签名的求助信，他们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5个乡的老乡村医生。在信中他们这样说：

“我们看了温总理的讲话和‘两会精神’，读了‘乡村医生吐真言，情真意切盼两会’的文章后，我们将3个乡(朋兴、陡岗、新辅)40多名代表的联名信送到四医院、区卫生局、区办，但都没有回音。这次新型合作医疗，一村设一室(点)，定点时，20世纪60年代的老赤脚医生无特殊情况卫生局不定点、不发证。我们怎么办?无法改行，只能扣着“非法行医”的帽子谋生，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里，我们防病治病几十年无待遇回报，还把我们推向守法的另一头，这似乎不合乎和谐社会的原则，所以我们再一次联名求助。”

“1965年，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一代‘赤脚医生’在农村光荣诞生了。又发表‘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指示，大量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做这些无偿的工作确实又苦又累又受气，．实在艰苦。但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防疫，是超值的奉献，是久远利益的长效工作，事实证明，确实预防和控制了很多流行病和地方病，保护了当时的生产劳动力，在提高农村人口，特别是儿童的健康素质中起了战略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功劳是不可抹杀的，‘赤脚医生’是不可并不应该被忘记的，可是至今无人提起重视乡村医生。”

“乡村教师奉献的是基础教育知识，我们奉献的是基础健康体质，社会建设要靠科学知识，更离不开身体健康。国家对乡村教师及子女转正，待遇每月1000多元，却对我们奉献健康的乡村医生无以回报。我们赤脚医生本应有乡村教师同等的待遇，却分文未有，当年卫生队伍的主力军现在却成了弱势群体。”

“20世纪60年代，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诞生。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村教育事业和农村卫生事业还是受到党中央同等重视，在重视农村教育时地方政府没有忘记乡村教师，但重视农村人民身体健康时，地方政府却忘记了那些年迈的赤脚医生。我们再一次向各级政府提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请求：解决我们的衣食和老来多病的问题，与乡村教师有同等的待遇。”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3篇

根据《碧流琼沙—一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囝可知，当时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以基本医疗、计划免疫、健康教育等为主，其在农村医疗预防、健康促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赤脚医生还从事诸如采、种、制中草药等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也是赤脚医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们还进行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卫生面貌。基本上每个赤脚医生都是“多面手”，充当全科医生的角色。另外，中西医结合在农村卫生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的赤脚医生善于发掘和利用中草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农村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这是赤脚医生的特色和优势。这些治疗方式不仅促进了我国中医药的发展，而且因其大多就地取材，因而大大降低了农村医疗的费用。在当时卫生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了许多医疗问题。

2目前我国农村医生卫生服务的不足之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化，初级卫生保健的深入实施，广大农村群众的卫生需求也随之上升，他们需要农村医生提供全科医疗服务，以全科医生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已被不同经济条件的国家所接受t3]。但目前我国农村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与实际需求有很大距离。全科医疗服务依然是当前农村最需要的医疗卫生服务内容，农村医生的基本职责依然是为农村群众提供基本的预防、保健和医疗等服务。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和农村乡、村两级卫生组织)就诊的比例由2003年的79I3％增加至2008年的81．7％，进一步说明农村医生在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医药几千年的发展原本就扎根农村，人们可以筛选利用民间流传的众多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实践。为了发挥中医药的这种独特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要求：“要筛选推广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扩大中医药服务领域，在规范农村中医药管理和服务的基础上，允许农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要认真发掘、整理和推广民族医药技术。”但从现实情况看，这种于国有利、于民方便的措施并没有真正贯彻实施。中医药被严重边缘化，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基层单位对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作用和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限制了中医药的发挥；在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中医药人才缺乏且质量有待提高。因此，必须重新重视中医药的作用，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使其从边缘化的状态回到起重要作用的基础地位上来。

3对当前农村医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3．1农村医学的教育目标定位在初极卫生保健上川

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医生队伍、合作医疗一直是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支柱。此次调查发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一直是和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内容相一致的。但是在农村，计划免疫、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疾病预防被当作农村医疗的主要职能，而日常工作中的健康教育、康复、保健等职能被弱化，甚至很少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只有医疗服务有一定收入，其他职能基本属于公益，这些情况间接导致与之有关的课程不受重视，学时被大大压缩，甚至有些内容只是点到为止，并未深入开展教学工作。我们必须将更多的疾病预防、康复保健等方面的内容充实到农村医学教育中。

3．2结合新医改方案，推广中医适宜技术的教育与培剐

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便群众就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降低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因此，坚持预防为主、使用现代医学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的作用，是降低健康成本、提高卫生效益的有效途径。目前，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医疗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疾病负担还很重，在一些地区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中医药适宜技术尤其是有许多如针灸、推拿等成本低廉的医疗手段，可以降低看病成本及医疗成本，让百姓看得起病，同时还能为国家节省医疗经费，因此其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中医植根民众，诊断凭的是望、闻、问、切，疗效凭的是草药针灸推拿，相比现代医学的大型诊疗仪器，中医在农村、社区更易发挥作用翻。因此，在最基层的农村，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人才有其独特的优势，培养农村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人才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很强的可行性。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4篇

60年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从落后、腐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旧中国,到现在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4位,神舟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第29届奥运会成功举办……新中国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翻天覆地。

而这60年,又岂止是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腾飞?人民真切感受到的,还有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

这60年,中国人真正摆脱了“东亚病夫”的辱称,人民健康素质大大提高,人均寿命更是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目前的73岁!当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成长起来的一代,如今已经跨入老年人的行列。用他们的话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老人们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我们还想再活60年!

在旧中国,由于“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头顶着“东亚病夫”的耻辱,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而新中国成立的60年间,中国已建立起基本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看病、买药、卫生防疫,人民医疗健康的各个方面都在这60年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对这些变化,相信很多走过这一段历史的人都记忆犹新。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我们找到一位普通的退休老人,从他的记忆中一览旧中国到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巨大变化。

如果是在今天,母亲不会死于难产

傅长喜老人今年75岁,是宁夏银川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谈起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每一点变化,老人总是既兴奋,又心酸。他兴奋,是因为这60年来日子越过越好;他心酸,是因为这甜蜜的生活自己的母亲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

傅大爷回忆说,那是在1944年冬天,母亲再次怀胎生产。但可能是因为胎位不正,母亲在房间里挣扎了两天,还是难产死去,胎儿也没保住。那年,傅大爷刚满10岁,失去母亲的悲痛至今历历在目。他说,如果是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一定是母子平安,母亲也绝不会这么早就撇下自己的儿女,撒手人寰。

其实在旧社会,傅大爷母亲的遭遇并非个例。当时妇女分娩,基本都是沿袭当地旧法接生陋习,有的坐在土坯上,有的蹲在沙土上,任凭“老娘婆”拉胎。因此,产妇患贫血、破伤风、产褥热等病死亡的相当普遍。故民间常以“炕上生孩子,地下备棺材”形容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新生婴儿因营养不良患软骨病,因接生不善患脑瘫,以及患各种传染病如麻疹、白喉、腥红热、小儿麻痹、百日咳、肝炎、结核病等,死亡率很高。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群众生活极端贫困,无钱就医,许多人患病后,往往跟“命运”联系在一起,寄托于神灵保佑。因此,当时求神拜佛、测字算命、信鬼驱邪之风,相当普遍。如产妇因失血过多而引起休克时,便请巫婆将其头发打散,提在手中,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口含冷水喷射全身,刺激苏醒后,谓之“驱鬼”。此类迷信活动,在农村尤为盛行,真不知害死了多少劳动妇女!

新中国成就: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期的200‰下降到15.3‰,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36.6/10万。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其中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是直观反映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刚性指标,它的高低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我国从1950年开始推广新法接生后不久,就使妇女产褥热和孕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以后又陆续开展妇女孕产期系统保健和妇女子宫脱垂、尿瘘及子宫颈癌等疾病普查普治,使妇女健康水平大大提高。通过长期坚持计划免疫和对儿童肺炎、腹泻、佝偻病和缺铁性贫血的积极防治,以及广泛开展爱婴行动、母乳喂养、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多项卫生保健服务,使儿童健康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保证。

如今,“接生婆”这个古老的职业几乎消失。目前,全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91.96%,母婴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晚一年得结核,竟是生与死的距离

“建国后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傅大爷不无感伤地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和两个好伙伴相继得了肺结核,时间相隔1年,结果却是3个人阴阳两隔。”

“那是1951年,我和儿时要好的伙伴黄金山、夏斌一起进了梦寐以求的煅造厂当工人。当时,对于我们农民子弟来说,能进城当工人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我们工作都很卖力,卯足了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们3人先后患上肺结核。那时候老百姓都管结核叫‘痨病’,由于没有特效的药物,结核病的死亡率相当高。过去有一句俗话叫‘十痨九死’。解放前,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东亚病夫’,也主要是因为结核病。

“其实当时国际上已生产出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异烟肼,但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国内找不到这样的药物。1951年秋,黄金山患肺结核,第二年就去世了;夏斌也因肺结核,在1952年夏末去世。随后,我也染上了肺结核。

“幸运的是,1953年,国产的异烟肼研制成功并大量生产投放市场,我用药后得以康复出院,一直健康地活到现在。现在想起来,也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年,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挽救的是无数鲜活的生命啊。”

新中国成就:急性传染病总平均发病率由解放初期的2万/10万下降到现在的203.4/10万,全面控制了建国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地方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免疫规划,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霍乱、鼠疫、天花、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在解放后不长的时间内,就陆续被消灭或控制。

提起“天花”,很多人都感到陌生。然而,提起“种牛痘”,很多人都有记忆,因为胳膊上的“印迹”是抹不掉的。半个多世纪前,一场普种牛痘疫苗运动,让新中国彻底消灭了天花。

在上个世纪中叶肆虐的血吸虫病,曾导致全国1200万人感染,其中许多人丧失了劳动力。到1958年,我国基本控制了血吸虫病的大规模流行,得知此消息后,心潮难平,激动得连夜写下了《送瘟神》的诗篇。而解放前年发病数曾高达3000万人的疟疾,2008年仅为2.6万人。

我国曾是脊髓灰质炎严重流行的国家之一。自1994年10月报告最后1例病例后,连年保持全国无“脊灰”状态。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我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无“脊灰”地区。

我国曾是“乙肝大国”。自1992年以来,全国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05年,国务院将乙肝列为重点控制的传染病。2007年,儿童乙肝疫苗三针接种率达95%以上,有效预防了乙肝的流行。

自1978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计划免疫,采用卡介苗、脊灰、麻疹、百白破等4种疫苗,预防结核、脊灰、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等6种常见传染病;2002年,国务院将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国家免疫规划扩大到5种疫苗预防7种传染病;2007年,国务院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麻风腮联合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预防15种传染病。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如期实现了以省、县、乡为单位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85%的目标。

新中国记忆:

赤脚医生的故事

赤脚医生,即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做赤脚医生。

我国解放初至八十年代末期,乡村大多都有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国家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

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两个条件来选的。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算精湛,但却深得百姓的信任。他们常背着印有红十字的药箱,挨家串户走访群众。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患者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他们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

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尤其是遇上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因此,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直到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仍在怀念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很多人都对小时候赤脚医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

链 接

2009年,我国还将启动6项公共卫生项目:

第一,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2009年补种2330万人。

第二,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项目。2009年保证1200万左右农村孕产妇免费补服叶酸,预防婴幼儿新生缺陷。

第三,农村妇女的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卫生部2009至2011年将为1000万农村妇女开展宫颈癌检查,对120万人进行乳腺癌检查。

第四,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2009年预计完成20万例,每例补助800元。

第五,防治燃煤污染型氟中毒项目,2009年要完成87万户农户改灶改炉项目,每户的改炉改灶补充400元经费。

第六,农村改水改厕项目,2009年会完成710万户改厕工程。

生在新中国,我真的还想再活60年!

中国有句民谚叫“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傅大爷笑着说,“这句话该改改了!”

“要搁在以前,确实是这样。”傅大爷接着说,“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亲那个时代,一个人在幼年时不夭亡,能平平安安活到五六十岁就很不错了,一般老百姓很少活到70岁。”

“就说我的大伯父吧,那年还没解放,全家给他办五十大寿,酒席上喝了很多酒,当晚就发腹痛,恶心呕吐,在床上直痛得要用头去撞墙。可家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请来的郎中也直摇头,开了副草药根本喂不进去。最后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大伯父在痛苦中撒手西去。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大伯父当时可能也就是个急性胰腺炎、胆囊炎之类的。放现在,只要送医院及时,何至于就这么死了呢?”

在新中国成立前,广大民众缺医少药,华夏大地疫病频发。鼠疫、天花、霍乱、血吸虫、疟疾、流脑等急性传染病每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5岁。因此,能够健康生存到70岁的人当然是稀少难得了。

时光荏苒,在6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民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3岁,比1949年提高了一倍多。不仅人生七十不希奇,耄耋、期颐之龄的老者也比比皆是!难怪傅大爷最后动情地对记者说,新中国这60年,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我们老人现在是生活有依靠,医疗有保障,我是真的还想再活60年!

新中国成就:中国国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2007年的73岁,增长了1倍还多。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得到迅速的提高,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 1957年的56岁,再延长到1963年的61岁,再延长到1975年的66岁,1981年为68岁,1987年的69岁。根据卫生部最新统计,2008年中国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3岁。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为76岁,发展中国家为64岁,世界平均水平为66岁。

下一个60年,还要“四座大山”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了“三座大山”,华夏大地一片欣欣向荣,人均寿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今后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还能继续增长吗?广大老年人“再活60年”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仔细观察建国后人均寿命增长的曲线,不难发现,建国初期人口平均寿命的迅速延长,主要来自以感染为主的一些急性疾病死亡率的明显下降,尔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增势渐缓,表明心脑血管等退行性疾病的死亡问题已经显露出来,拖了人均寿命继续增长的“后腿”。

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公布的《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显示,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前4位的死亡原因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它们,就是威胁人民生命健康、阻碍人均寿命继续增长的新的“四座大山”!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60年人均寿命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传染病、地方病的控制与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的话,那今后60年,中国人均寿命能否进一步增长,就取决于以上四大类疾病能否得到科学的预防与治疗。

再活60年,主要靠自己

经专家查阅资料推算,夏代中国人均寿命为18岁,经过2000年后的秦汉才20岁,再过约700年的唐朝增长到27岁,又过约300年宋朝达到30岁,约500年后的清朝为33岁,约50年后的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到现在的短短60年间,已经增加到73岁。

可见越靠近近代,人均寿命增长也越快。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是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很多传染性疾病得到控制甚至消灭,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均寿命快速增长,只能或主要是社会因素,即人民生存的大环境的改善起到主导作用,而绝非个人努力所能做到的。

但是到了今天,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决定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将回到每个人自己的手上。正因为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宣布:人的寿命60%取决于自己,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的影响。

60年的艰苦奋斗,60年的峥嵘岁月,造就了当前社会安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国盛世。甜蜜的生活值得我们每个人留恋,在物质供应充足、医疗体系日渐完备的当今社会,健康的钥匙更多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让我们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说再见,积极学习科学权威的营养、保健、治病、防病知识,把握自己的健康。

愿每一个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老年人,都能再活60年!

新中国记忆:

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和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这项运动推动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把这项伟大的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

同志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参与,而且受到国际上的赞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1949～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在抗美援朝、粉碎美帝细菌战争期间,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5篇

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是从城市着手进入的，十多年以前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各种医疗卫生改革措施，使原本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医疗事业一下子走向了市场。商品经济的手段与陈旧的卫生行政体制相结合，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没有人怀疑医疗事业的本质是救死扶伤，也没有人怀疑商人的真理是追求利润，如果把他们进行单独的衡量，救死扶伤也好、追求利润也好，原本并无过错，但是如果把这二者嫁接在一起，则必然产生一种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困惑着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并且渐渐地走入了无法自我解脱的怪圈。设计者最先想到的是“双轨制”，人为地划分价格界线，规定超过界线的不得报销。所谓报销是一种福利手段，因为个体的情况不同报销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医院是要划分成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医院费用有所不同，制药商和药品供应商也是要分出高下的，同一药品由于厂家不同，包装有异，价格自然也就贵贱参差。加上市场经济中混杂的不良现象，红包的大小，良心的好坏，如此这般，竟如千头万绪，终于使最初的设计者不得不暗自叹息，半遮半掩地承认医疗改革事业面临困境。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冷落了另外一个事实，把土地分产到户不难做到，农民伯伯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他们的辛勤。但是有些需要社会承担的义务，却无法划分到每个农民伯伯的户下。学校不好分，于是教育部门将大量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把教学设施和力量集中起来，有的千方百计向学生家长乱收费，有的挖空心思拖欠教师的工资。我的同胞们一贯信奉的真理中有一句：“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于是在忠于教育事业和善良传统的信条下，农村的教育工作尽管面临无数困境，仍然艰难的维持着，抱着希望等待着“希望”的到来。显然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就更加困难，药品无法分下去，医生难以整上来。几十年以前，农村曾经有过一大批“赤脚医生”，所谓“赤脚”是标明了农民的身份，所谓“医生”是想说这些人具备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如此半农半医，素质难以把握，尽管也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医疗的方便，但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新时代。于是原来活跃在村村寨寨的“赤脚医生”们，只留下个“赤脚”的身份，“医生”二字被扫荡殆尽。可惜“赤脚”的下田了，穿鞋的又不肯来，使农村的医疗事业同样陷入困境。

如果说在城市中有人生了病，将面临很多困难，排队挂号，交押金，求大夫，没有钱的可能看不起病或者看不好病。假如生活在农村的人生了病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将面临一场灾难，甚至一场灭顶之灾。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也要跑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中求医问药，有些急症病人最终未能活着赶到医院。遇到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千方百计赶到医院又会如何。因此有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有诗为证：“生命诚可贵，药品价更高，若为生活故，有病不敢瞧”。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了病人，又是久治不愈的，那就只好全家一起脱富致贫。于是那句口号在这儿就变成了：“再苦只能苦了病人，再穷只好穷了医院。”

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看病的问题显然是最初医疗改革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尽管城市里近年开设了一些私人医院，但多以高档著称，显然是为了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提供服务的。只有在城乡结合部偷偷摸摸设立的一些小诊所，才是农民工们求医问药的去处。这些所谓的小诊所又绝大部分属于没有医疗资质，没有医生证明，甚至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的三无诊所。但是这里有价格便宜能够临时治疗一下的药品，而这些又是农民工所期待的。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岁至40岁之间，但是再强壮的身体也会生病，这一部分人的医疗卫生问题，似乎同样被我们冷落了。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6篇

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是从城市着手进入的，十多年以前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各种医疗卫生改革措施，使原本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医疗事业一下子走向了市场。商品经济的手段与陈旧的卫生行政体制相结合，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没有人怀疑医疗事业的本质是救死扶伤，也没有人怀疑商人的真理是追求利润，如果把他们进行单独的衡量，救死扶伤也好、追求利润也好，原本并无过错，但是如果把这二者嫁接在一起，则必然产生一种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困惑着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并且渐渐地走入了无法自我解脱的怪圈。设计者最先想到的是“双轨制”，人为地划分价格界线，规定超过界线的不得报销。所谓报销是一种福利手段，因为个体的情况不同报销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医院是要划分成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医院费用有所不同，制药商和药品供应商也是要分出高下的，同一药品由于厂家不同，包装有异，价格自然也就贵贱参差。加上市场经济中混杂的不良现象，红包的大小，良心的好坏，如此这般，竟如千头万绪，终于使最初的设计者不得不暗自叹息，半遮半掩地承认医疗改革事业面临困境。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冷落了另外一个事实，把土地分产到户不难做到，农民伯伯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他们的辛勤。但是有些需要社会承担的义务，却无法划分到每个农民伯伯的户下。学校不好分，于是教育部门将大量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把教学设施和力量集中起来，有的千方百计向学生家长乱收费，有的挖空心思拖欠教师的工资。我的同胞们一贯信奉的真理中有一句：“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于是在忠于教育事业和善良传统的信条下，农村的教育工作尽管面临无数困境，仍然艰难的维持着，抱着希望等待着“希望”的到来。显然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就更加困难，药品无法分下去，医生难以整上来。几十年以前，农村曾经有过一大批“赤脚医生”，所谓“赤脚”是标明了农民的身份，所谓“医生”是想说这些人具备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如此半农半医，素质难以把握，尽管也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医疗的方便，但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新时代。于是原来活跃在村村寨寨的“赤脚医生”们，只留下个“赤脚”的身份，“医生”二字被扫荡殆尽。可惜“赤脚”的下田了，穿鞋的又不肯来，使农村的医疗事业同样陷入困境。

如果说在城市中有人生了病，将面临很多困难，排队挂号，交押金，求大夫，没有钱的可能看不起病或者看不好病。假如生活在农村的人生了病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将面临一场灾难，甚至一场灭顶之灾。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也要跑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中求医问药，有些急症病人最终未能活着赶到医院。遇到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千方百计赶到医院又会如何。因此有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有诗为证：“生命诚可贵，药品价更高，若为生活故，有病不敢瞧”。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了病人，又是久治不愈的，那就只好全家一起脱富致贫。于是那句口号在这儿就变成了：“再苦只能苦了病人，再穷只好穷了医院。”

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看病的问题显然是最初医疗改革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尽管城市里近年开设了一些私人医院，但多以高档著称，显然是为了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提供服务的。只有在城乡结合部偷偷摸摸设立的一些小诊所，才是农民工们求医问药的去处。这些所谓的小诊所又绝大部分属于没有医疗资质，没有医生证明，甚至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的三无诊所。但是这里有价格便宜能够临时治疗一下的药品，而这些又是农民工所期待的。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岁至40岁之间，但是再强壮的身体也会生病，这一部分人的医疗卫生问题，似乎同样被我们冷落了。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7篇

是什么原因让患者对黄炳华医生如此的信任呢？我们从患者中了解到，原因有三：一是黄医生医术高明，治好过不少疑难杂症。二是黄医生在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同时，对于经济困难的患者，可以用记账方式先看病，有的是减免医药费，对于经济极度困难的是免费治疗。三是黄医生医德高尚，人品纯正，待人和蔼可亲，无私帮助患者，对待患者如同自己的亲人。

学习中医成为乡村医生

黄炳华医生是土生土长的塘下涌村人。在他十四岁那年，父母生病，不能下田劳动，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家耕田种地，担起了养家的重担。繁重的劳动和艰难，在黄炳华身上埋下了疾病种子，导致了疾病的总爆发。头痛、发低烧、咳嗽出血，为他看过病的医生都诊断为“肺痨”，这在当时可是不治之症！面对这一沉重的打击，黄炳华没有气馁。他一边工作一边求医治病。他机缘巧合地遇到了太平人民医院的容医生。容医生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学的是中医。他见黄炳华为人聪明，心地善良，就同意教给他医术，让他学医给自己治疗，还赠给他两本医书。从此，他开始在容医生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中医，边学习边治疗自己的病，三个月时间他的病被自己治好了！随后他连续治好自己爸爸和一个亲戚的病，这些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村里的人开始找他看病。后来，塘下涌大队搞合作医疗，成立卫生站，他被派到卫生站当站长，成了一名真正的赤脚医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黄炳华已经在塘下涌村小有名气。改革开放后，他取得了当时还是宝安县卫生局颁发的乡村医生资格证书。除了当赤脚医生外，他还当过塘下涌大队文书兼会计、松岗镇农工商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塘下涌村党支部书记等职，2002年退休后，重建塘下涌卫生站，自己又当起了乡村医生，2006年转型为中医内科诊所。

“乡村医生”的执业困境

黄炳华的贫病交迫和“赤脚”医生的经历，让他深深了解到农村群众贫穷患病的痛苦。他说，人最怕的就是贫穷又生病。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些贫穷患病的人。有个叫阿辉的男子，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找了很多医院治疗，不仅花光了自己积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据医生讲，如果不赶紧换骨髓，否则只有两个月命了。就在绝望之时，他找到了黄医生。黄医生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免费为他治疗了2年多，现这个男子病情好转，可以上班了。

据了解，像黄炳华这样的农村卫生站“赤脚医生”，1975年的宝安县志记载的就有578人；上世纪80年代经广东省统一组织考核考试，达到中等卫生专业水平，领到“乡村医生”证书的，有128人。这些乡村医生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农村医疗战线上，为保障农村群众的身体健康，救死扶伤，辛勤奉献。由于深圳两次农村城市化的特殊情况，造成这些乡村医生未能在“撤村改居”中按照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通过“再教育”平稳过度为执业医师，同时又不能以农民的身份按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通过培训教育获得合法的执业资格，从而导致了原有的“乡村医生证书”失效。而现在，由于他们是农民身份，所以不能享受退休养老的福利待遇，城市化后还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行医资格。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村极其宝贵的医疗资源，他们执业资格的缺失，不仅给自己的就业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农村的医疗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8篇

进入21世纪以后，黄岗村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却不仅因为黄岗村侗族大歌的迷人。当该村的侗族大歌队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获得铜奖时，许多观众并不知道为节日助兴的美丽歌声竟然来自一个2001年婴儿死亡率高达 60．53％的地方。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

孩子走了，衣服还在飘

黄岗村海拔780米，辖2个自然寨12竹寸民小组，居住着侗、苗两个民族，总人口1628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主产糯米、玉米等，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600元。

黄岗村隶属黎平县南部的双江乡，距乡政府20公里。从黎平县城乘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双江乡政府，然后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简易公路步行20公里，翻过―座山后，就到黄岗村了。

2005年1月30日，记者赶到双江乡政府。

村卫生室就在村子的中央村委会办公室一楼，屋里设了―个柜台，柜台里的货物有很多都蒙上了灰尘。在柜台内，一个大约30岁的妇女坐在板凳上，她怀里的孩子一动不动，村医吴显芝正在给孩子看病。此后3天，记者都在村卫生室里见到了这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直到她微笑着抱着孩子离开这里。

1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黄岗村村中央的吴肯到家。他的孩子就在3天前的1月28日死去，距他一周岁的生日还有19天。吴肯到还来不及给孩子取名字。

栏杆上挂着孩子的衣服，洗得千干净净，晾干了还没收。“我们命不好，连他的照片都没有留To”吴肯到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吴培美拿着一只小孩的皮鞋，一边比划一边絮絮叨叨地说：“如果孩子生病了，还可以治，直到他死的时候一点都没病，上午还吃了早饭，中午跟别人家的孩子玩了一会儿，下午就不在了。”夫妇俩今年30多岁，看起来像40岁的样子。

“他是个男孩，大概12个月吧，身体很好，刚刚可以自己走路了，也快要会说话了，也不哭。那天中午我们看他困了，就拿了一张席子铺在火坑边上，用大人的衣服盖着他。我们怕堵了他鼻子嘴巴，刚盖到脖子上，我们就一直烤火，几双眼睛都看着他。”

吴肯到告诉记者，下午3时多，大人们有事儿外出，“傍晚太阳要落山的时候，爷爷去抱他，发现他的脸和脚都已经冰凉了，只有身上还是热的。我们进来一看，心里想怎么这么沉呢，忙拉开灯一看，发现他的脸是青的，鼻子已经没气了，忙摸他的心窝，已经没有心跳了。”

“父母生我的时候，一共有4个兄弟姐妹，2男2女，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在家里是老三，肯到是独生子，现在我们一共要赡养5个老人。”吴培美的舅父母没有孩子，养老问题也由他们承担，再加上吴培美的父母、吴肯到的父亲，他们要照顾5个老人。

“孩子出生的时候，3家老人看到生了―个男孩，都很高兴，觉得以后的生活有依靠了，2005年春节应当很好地庆贺―下，孩子的生日就是2月15日。几个老人最伤心，我也很伤心，要不是因为有女儿，我都想到了死。”吴培美说，“舅父、舅母把眼睛都哭肿了，不知道怎么上坡去劳动，如果能花几千几万请神医救活他，我们愿意把这几千几万块钱给神医。”

吴肯到说，现在他们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可他们都已经做了结扎手术，“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把她养大，以后不让她嫁出去，否则我们全家都没有依靠了”。

如果孩子读书出去不回来了又怎么办呢?记者的问题让这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妻感到茫然。吴培美顿了一下，说：“如果将来她读书出去了，我们和所有的老人也只有听天由命，也许我们会把所有老人的田都租出去，一共有7亩田，每年能收1．5万多斤谷子，也够我们吃的了。”

当吴培美向记者诉说孩子往事的时候，许多情形就像刚刚发生在屋子里一样。走的时候，看到孩子的衣服挂在二楼的栏杆―亡，正在随风飘。他们说白己没有勇气收拾这些衣服。

吴肯到带记者一起上山看了埋葬孩子的地方――那是一片乱石岗，村里许多孩子都埋在这里。村民挖坑将孩子埋下去以后，用旁边的茅草和刺丛稍微掩饰―下，一般不立坟头。究竟埋了多少孩子在这里，谁也不知道。

站在吴肯到孩子安葬的地方往山下看，黄岗村尽收眼底――在四面的群山环抱下，船型的村庄中矗立着四座高大美丽的鼓楼，就像船上立起的桅杆。炊烟袅袅升起，在半空融进一朵白色的云。

还有多少家庭为此悲哀

村民吴应强今年26岁，结婚4年，出门打工3年。2002年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2004年生下第二个孩子，都是在自己家里由爷爷奶奶接生的，都是女孩。第一个孩子活了4个月，第二个孩子活了 7个月。孩子死前的一个晚上都在哭泣，请医生来看，结果都说是发烧，打了针，一个小时以后就不在了。

村民芳全军今年31岁，妻子吴孟娘 33岁，他们结婚近10年了。10年来，他们―直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但孩子命不长，生下来几天或者最多几个月就夭折了。只有第六个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是个女孩，今年已经准备上学读书了。在这个女孩之后，他们又连续生了3个孩子，一个都没留下来。芳全军现在准备领取独生子女证，不准备再要孩子了。

村民吴生米38岁，他的妻子过去曾经生下7个孩子，其中5个死了。活下来的老五吴培花今年读初三，是一帮女孩子的“领导”，她夜晚带领其他女孩子唱歌的时候，歌声真让人有绕梁三日的感觉。

黄岗村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吴三狗。他53岁，妻子吴转娘今年40岁。他们从20年前刚刚结婚的时候开始，一共生了12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孩子活下来。

吴转娘怀第一胎5个月时，在山上劳累过多流产，此后一直到第五胎都只怀了7个月，生下来就没气了。老六在母体里呆够了10个月，生下来一个多月后，出现发烧、发冷、抽搐、拉肚子等症状。他们请了村里当时唯一的老医生看病，针一打下去，第二天就不在了。老七刚满月就没有气了。因为病重没有医生，老八和老九只活了3个月。第11个孩子也只活了3个月，死之前发烧、拉肚子，抽搐，哭也哭不出来，只病了两天，来不及治疗就走了。

老十叫吴生远，1994年出生。当时村里的青年吴国先受爱德基金会资助到凯里卫校学习做医生，吴生远病了以后，吴三狗就请吴国先来打针，打两针就好了。吴生远今年10岁了，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第12个孩子叫吴远梦，打过卡介苗等预防针，现在正准备上小学。

究竟黄岗村有多少家庭有这样的遭遇，村卫生员吴国先手上有一份底单。这份底单虽然不全，但也详细记录了黄岗村孩子出生死亡的情况。2004年，黄岗村一共出生孩子26人，死亡8人。 2003年1到5月份，黄岗村一共出生了 19个小孩，这些孩子当年就死了10个。

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 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 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 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 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份报告中统计的婴儿，都是指出生时活着的孩子，并不包括流产或生下来的死婴。而且这份报告所统计的仅指侗族聚居的黄岗寨――第一到第五村民组，并不包括有 60多户苗族聚居的第六组。

记者2005年5月4日再赴黄岗，在村卫生室见到了村医吴显芝和村主任吴成龙。吴成龙告诉记者，从2004年10月份开始到2005年4月30日的计生统计年度期间内，黄岗村一共出生了11个孩子，死了8个。吴显芝说，在记者2月 1日第一次离开之后的3个月时间内，村里所生的孩子没有―个是她接生的。

5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出的通报表明，2003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9．9‰，其中城市为14．8‰，农村为 33．4‰；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5．5‰，其中城市为11．3‰，农村为28．7‰。黄岗村的这些指标全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甚至远远高于战乱中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到10％的伊拉克。

婴儿死因的官方说法

据记者了解，2004年3月，贵州省黎平县妇幼保健院和双江乡计生站曾经对黄岗村初生婴儿的死亡原因做过―次调查。调查认为，导致黄岗村初生婴儿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是“旧风俗、传统恶习严重，不实行新法接生”。

该报告说，“该村大部分村民思想始终迷信守旧，认为孕妇只能在家分娩，否则会给家里带来不吉。没有专业接生人员接生，脐带未按照医学要求处理而导致患脐风或脐部炎症感染以及气管堵塞无法处理、患破伤风等导致死亡。”“另外，不能对窒息新生儿进行急救、羊水吸人未能完全吸出等也是造成婴儿死亡的重要原因。”

导致婴儿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孕妇在怀孕期间及哺乳期营养不良”。报告认为：“妇女怀孕后―直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母体消耗较大又没有得到正常营养补充，影响到胎儿在母体的位置及胎儿在宫内的吸附作用……孕妇在临产前还从事重体力劳动，甚至有3％的产妇在坡上分娩，分娩后就用穿在身上的脏衣服将婴儿包回家。更可怕的是，极少数的产妇因怕见血，便在米糠上或火灰上分娩婴儿。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旧风俗，婴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的产妇不许吃鸡、鸭、鱼、肉等营养食物，每天只吃一个鸡蛋或鸭蛋及不容易消化的糯米。他们迷信产妇吃鸡肉就会引起抽筋、缩筋甚至导致下肢不能行走。而且产妇在分娩10天后就要承担一切家务事。因此导致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营养不足，造成新生婴儿先天及后天营养不良死亡。”

第四个原因，“是对婴儿喂养和护理不善，饮食不正常。”报告认为：“婴儿出生30天后，哺乳期妇女需每天―卜坡劳动早出晚归，初生婴儿一天24小时只能吃上母乳一至二次；婴儿缺食哭闹时，在家老人将用嘴嚼烂的糯米饭喂给婴儿，使婴儿消化不良，导致腹泻脱水；在护理方面，没有定时给婴儿洗澡、换衣物，不给婴儿洗脸，致使大部分婴儿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皮肤性疾病或受风寒感冒引起的婴儿肺炎。”

第五个原因是“群村家居环境卫生状况极差，人畜共居现象引起污染严重，加上该村群众卫生意识淡薄，房屋缺少空气流通和良好光线，使婴幼儿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

此外，产妇“产后自我保健意识差，对新生儿缺乏科学合理的护理和喂养”，“早婚早育及近亲结婚现象仍然存在”，“文化水平低，已婚育龄妇女85％以上均属于文盲或半文盲，群众妇幼保健意识差”等也被认为是婴幼儿死亡率高的原因。

报告还认为，封建迷信害了黄岗人。极少数老人信奉“因黄岗村的地形像一条船，只能载那么多人，人多子就会自然死去，命好的不死，其他人就会死”。“所以，从婴儿出生就信其自然，有病也不努力去找钱医治，认为是死是活由命注定。”

婴儿死因的民间版本

村民间也有关于婴儿死亡原因的各种说法，与官方的科学分析并不完全一致。

吴肯到实在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儿子的死亡，但他说：“肯定地说，村里的医疗条件不好，不会对症下药是一个问题，我爷爷和妈妈死去之前，也是生病，结果也是请医生来，一打针就死了。他们用的药有的过期了，也还在用，我跟医生买过奶粉，就是过期的。”

针对产：妇不吃鸡鸭鱼肉的问题，吴应强说：“我这样出门打工的人，根本就不相信那些东西，我希望我爱人每天都能吃上鸡鸭鱼肉，可是我有钱也买不到啊。”买不到的原因是农才捏的鸡瘟、猪瘟太严重。才悝普遍养鸡养猪，可以说鸡、猪就是村民的储蓄。“你看到那些鸡啊猪啊快要长大了，可突然一次鸡瘟、猪瘟袭来，家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芳全军死去的8个孩子，死前一般拉一天肚子，第二天就死丁，除此之外看不出别的病。孩子一生下来不吃饭，妈妈的奶水少，有时候喂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喂几十分钟就没有了，只好喂嚼烂的糯米饭。

吴生米死去的5个孩子多数只活了几个月，共同的症状就是先发高烧，然舌拉肚子，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治疗了。“在我们那地方妇女生孩子的时候是不吃油的，只吃鸡蛋。老人讲吃鸡、吃肉怕影响以后的身体，别的地方吃，但他们有解药，我们没有。”

吴三狗死去的孩子中，除了前6个流产以外，其余4个孩子死亡之前都生了一两天的病，一致的症状是抽搐、全身发冷。吴三狗认为孩子死亡的原因是村里医生太少，“以前我们这里就只有那个老医生，他除了能打青霉素外，什么都不会”。

村民汪仕常认为，孩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村民思想落后，孩子生病以后有些疾病、感冒、发烧、拉肚子，很多家长没有及时送到卫生室治疗，而是请鬼师来搞迷信，还有的村民认为咳嗽、拉肚子是常事，过一下子就好了。另外，村民每天早出晚归，把孩子放在家里照顾不周到，甚至孩子满月后也是这样，结果是孩子有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很多孩子的脸色都不好。

对于一些村民的指责，村卫生员吴国先和吴显芝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治疗有问题，吴显芝说：“有的生病了不打针，一般小孩子打针要哭，要死的小孩不哭。有的孩子大病要死了才来打针，我们也无能为力，甚至有时候要死了还搞迷信。”

妇幼保健院的努力和尴尬

黎平县一共有404个村，黄岗村的初生婴儿死亡率为全县之最，影响了全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因此，除了县汁划生育部门一直关注之外，县委县政府 2004年还决定让县妇幼保健院做黄岗村的对口帮扶单位。

但经费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黎平县是一个部级贫困县，没有足够支撑全县的工商企业，县财政支援能力有限。据介绍，县财政除了给予每个村一个卫生员每月50元的补贴外，对村级卫生事业没有直接投入，黄岗村卫生室的投入主要帮扶单位县妇幼保健院的支持和村民自筹。

但其实县妇幼保健院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县计生局从贵州省2003年“神经管畸形干预工程”的项目资金中挤出部分对黄岗村特别关照，实际上也就用于印刷一些资料，支付来往人员的交通费等等。而对于县妇幼保健院来说，吴家智院长告诉记者，县财政拨付给他们的经费只包括职工工资中的职务工资部分和生活津贴的50％，业务经费和下乡调研及开展相关活动的费用都要从妇幼保健院的业务经费中支出。目前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卫生部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全县大约一年有7万元左右，而其他业务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临床。

因为经费有限，有关部门在黄岗村一般做的都是投资少的工作――“但工作量很大”，县人口与计划生育肩局长吴应琦告诉记者。

从2001年开始，县计生局、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对黄岗村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劝阻遗传病基因携带者间婚配和生育；教育农村孕妇加强劳动保护，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严格控制孕期用药，教育新婚或准备生育的夫妇禁烟戒酒，远离。吴应琦说：“我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开会宣传、贴宣传标语，还有就是我们的干部和医生进村入户进行宣传。”

2002年，新增了两项干预内容，其一是“对新婚夫妇、孕妇、哺乳期妇女和0―2岁婴幼儿实行碘营养监测和添加”，另一项是“对可预防性治疗的疾病和需要手术矫正的病人，进行治疗或转院治疗”。

2003年，增加“用B超检出畸形／L，进行选择性终止孕妊”；2004年，增加“对孕产期妇女指导使用添加叶酸营养素”。截至2004年10月底，这些干预措施产生了明显的成效，黄岗村初生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3．32％。

2004年，县妇幼保健院制定了完备的帮扶工作计划。根据该院提供的资料，这些计划包括“加强村卫生室建设，补充常用药品和必要的抢救药品，增添必需的医疗器械”、“加强村级业务技术人员培训”和“采取行政干预手段，改变不良习俗”等内容。在院方努力下，黄岗村卫生室搬到了位于村中央的村委会一楼，建立健全丁各项规章制度，保健院还经常派人进行指导，并安排村卫生员到保健院进修。

计划中还提出，要由乡政府和村干部组织对每一例孕产妇实行强制手段，孕期到村卫生室检查不低于3次，分娩必须到村卫生室进行分娩，杜绝家庭接生，“对每一例到村卫生室就医的病人和到村卫生室分娩的孕产妇收取―定费用，解决村级卫生人员的报酬，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据记者了解，黄岗丰枞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合作医疗，卫生员接生孩子都是完全免费的。

县保健院计划让村卫生员和接生员集中到村卫生室工作，但后来尴尬地发现，他们都不愿意在一起开展工作。据记者了解，黄岗村一共有4名卫生员，只有―个人每月能领到40元“工资”，其余的人都要靠治病卖药维持生汁彼此间存在竞争关系。

最后的赤脚医生

双江乡医院院长彭胜华说，解放以前，黄岗村没有医生，婴儿的死亡数字更是惊人，“听老人说，解放前你到黄岗村，几乎看不到小孩。”自从20世纪70年代建立合作医疗后，医生看病可以记工分，黄岗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才有所改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黄岗村开始用行政的力量让村民交钱维持原来集体经济支撑的合作医疗。黄岗村每年由村干部到各家各户去收钱，每人每年一两元钱，然后按月交给赤脚医生，小病小痛直接治疗不收钱。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行医的老赤脚医生，虽然只会打青霉素，但还是让村民有了一些保障。但由于他不会用新药，逐渐成为被村民指责的对象。后来的4个年轻卫生员都上过初中，经过短暂的培训以后担任了赤脚医生。吴国先和吴显芝就是其中两位，他们正好赶上南京基督教慈善组织爱德基金会资助西部地区培训卫生员的机会。

1990年初中毕业的吴国先，1992年接受爱德基金会的资助，自己交了部分学费后到凯里卫校读子―年，1993年回村做了医生。包括接生在内，他什么事都做。他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 1997年又回到凯里卫校读了中专函授， 2001年取得了中专文凭。

吴国先开始做赤脚医生的时候，黄岗村还在执行合作医疗，看病虽然家里没有什么收入，但至少不会倒贴钱。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是他当赤脚医生最快乐的时期。

但村两委的行政支撑在2000年走到了尽头。吴国先说，2000年黄岗村合作医疗实行改革，将过去的“合医合药”模式改为“合医不合药”，也就是说，上级财政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赤脚医生不收治疗费用，但村民看病需要自己掏钱买药，相应地，村民每年上交村委会的合作医疗费用被取消。

“实行合医不合药以后，我们开始向村民收药费，治疗费不收。消炎药品和外伤包扎也不收钱，实际上是大家形成习惯了收不上来。原来合医合药时买了药以后没有人来医，合医不合药以后，来的人不少，钱却收不上来，只有我们自己贴。”

更为严重的是，黄岗村民贫困面比较大，来看病赊欠的较多，“谁来找你看病，你总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吧”，结果很多正常的药费收不上来。“合医不合药以后，每年倒贴进去的大约有1000多元到2000元，3年下来我已经倒贴了3000多元了。”吴国先告诉记者， 2005年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贴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种地，如果谁要来找我看病，我会免费为他看病，我会给他开药方，为他免费打针，前提是他自己去买药。”

据记者了解，原来的4个赤脚医生中，有2个已经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到广东打工去了。2005年，当吴国先放弃做赤脚医生之后，黄岗村就只有吴显芝―人给村民看病了。

24岁的吴显芝，2000年考上了爱德基金会资助的班级，在凯里卫校读了两年，2002年毕业后回到村里做赤脚医生。目前她做医生已经3年，也渐渐陷入了困境。

吴显芝对记者说，“有的村民生病了就过来看病，但是他没有钱。这样我每个月大约有几百元的药费收不回来，每年年底结账，总有1000多元的药费收不回来，这些钱第二年能收回一牛，第三年能够收到200―300元。3年以来，忖民欠我的药费还有多少钱，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具体都记在本子上，一共6大本，都放在娘家了。”

好在吴显芝的丈夫是当地学校的老师，每个月还有700多元的收入能够支持吴显芝贴钱。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一旦吴显芝离开村庄比较长的时间，村民面临的又是说不清的风险。

农村医疗何处是岸

和很多西部的农村一样，黄岗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已经陷入困境。只是黄岗村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初生婴儿死亡率，让这种困境格外突出。

双江乡医院院长彭胜华认为，现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就是人才培养困难，“我们这个地方经济很困难，现在卫校每年招生，有3年制的，也有5年制的，平均一年都要一万多元，我们农村人没有钱读。你看到的两个赤脚医生，还是有了爱德基金会的资助才去读的。”彭胜华说。

其次，“我们都说农民不相信科学，农民卫生意识很差，但你要深究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农民没有钱。村卫生室的药卖不出去，过期了还得赤脚医生自己承担，长期下来，医生总是往里边贴钱，贴多了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

再次，“卫生员没有报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彭胜华说：“国家给我们每个卫生员每个月补助50元，我们双江乡一共有17个村，但是却只给了我们 14个名额，每个村都有一个卫生员，结果一分下来，每个人每个月只合40元。他们靠看病维持不了生存，出诊费也收不上来，进药的利润空间也只有14％到 15％，加上村里很穷，大村平均一个月也只能够卖2000元的药，小村只有几百元。”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彭胜华说，黄岗村距乡政府有20公里，走路要爬坡下坎，步行要 4个小时才能到达乡里；虽然现在公路也修到了村里，但坐车也要钱，并不是每户人家都有坐车的钱；即使坐上了车，病人也不一定能够经受至少一个小时的颠簸，弄不好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有可能失去生命。

黎平县计划生育局局长吴应琦告诉记者，像黄岗村这样贫困的村，要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农村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老百姓没有钱，医生看病治病，做得越多就越没有钱，这是一个死胡同。”

村委会主任吴成龙说：“现在我们村根本就没有支持卫生员的条件，我们村的集体经济都是空的，我们这个地方很难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只有通过一事一议的方法继续筹措资金继续支持合作医疗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吴成龙告诉记者：“县卫生局和乡政府领导到我们村来以后，他们给我们说，如果哪个大学生愿意到这个村来，3年之内能够让这个村的婴儿死亡率有所下降，让群众的思想能够有所改变，我们就把他转为正式的国家干部。”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9篇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2）2-392-01

正文

众所周知，中国大多数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根据最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在2003年，64.5%的城乡居民在寻求医疗服务时必须完全仰赖自费。城乡医疗保障其他方面的覆盖情况是：公费劳保医疗占2.3%，合作医疗占8%，基本医疗保险占8.2%，商业保险占7.0%，其他社会医疗保险占10.0%。零点公司在2005年2月在7个城市以及7个省的乡镇和农村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无论是公费的社会医保还是自费的商业保险，什么都没有。与此相关，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为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由此可见，同2003年的情况相比，2005年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或许，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的推展以及城市社会医疗保险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医保的覆盖率会有所上升。

1 制约医疗改革的主要问题

全国绝大多数乡镇逐步把合作医疗补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许多干部在成绩面前没有抵住诱惑，开始侵吞医疗专款，更多的却是政府工作者的不作为。在医疗改革中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利益问题，政府不愿意彻头彻尾的来个“斩草除根”，当然这也有政府的难处。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赤脚医生”大大降低了行医者的门槛，对当时的农村医疗情况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这些医生的水平是没法和一个正规的医生相比的，现在中国有8亿的农民，这也为现在的遗留下了很大的隐患。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是种畸形的成长农村医疗在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由公共卫生所负责农村村民的基本医疗，这还是个社会服务型行业。之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变，公共卫生所基本上由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充当，此后，逐渐演变成私人诊所，医疗设备因为资金匮乏、医疗观念落伍等因素影响，未能形成一系列整体性的医疗器械和一套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农民的医疗再次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是种长期积累下来的沉疾，现近改革只是把这些“赤脚医生”聚集到村镇卫生站来，结果只是双败不是双赢，这些“赤脚医生”也因工资低而离去，最后卫生站只不过是个空壳而已。

2 解决之路

2.1 要明确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定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确立合理的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要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目标定位，坚持这一目标定位，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一般来说，在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坚持了公平，就会影响效率;讲究效率，就会有失公平。但两者不是绝对矛盾的，也有相统一的一面。如果经济活动的规则公平，制度完善，管理科学，是能够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绩效十分显著。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卫生体制改革中，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2.3 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市场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既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也不能照搬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依靠政府的做法，而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卫生事业的特点，将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医疗卫生事业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在这一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制定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法规、提供财政支持、配置医疗资源、向全体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管等责任。其次，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政府承担医疗卫生责任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一，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引入民间资本，将部分医疗机构转变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弥补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投资不足。第二，在非基本医疗服务领域，政府可以退出让渡给市场，或者原有的政府投入的医疗机构实行完全市场化运作，取得回报，以减轻政府的负担。第三，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的管理手段，增强医疗机构的活力，使医疗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

3 小结

医疗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对农村医改也正处于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中。在实行医改后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60%的基层目前正在推进基本药物制度，药价降低了30%，老百姓切实得到了实惠。但是还有很多重大的挑战需要我们政府和人民去面对。我们相信新的农村医改一定取得成功的，改变现有的看病难，病则返穷的现状。陈竺部长说现代医院管理最终将走向董事会体制，大医院和基层要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卫生部等五部《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2006.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2005.

[3] 卫生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5.

[4] 卫生部，《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2005.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0篇

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占据着很大比重。农民的健康关系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实行了以合作医疗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这项制度有效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地区的居民的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时期的到来，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体制环境和人文等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农村内的“工分制”瓦解，赤脚医生无法通过从事医疗活动来换取工分进而获得粮食等其他生活资料，赤脚医生便完全丧失了外出行医的动力。另外，由于合作社的瓦解无法再为村内卫生所的正常运行提供资金来源，导致村内的公共卫生机构无法继续支撑而瓦解。所以从赤脚医生和村内卫生所这两方面来看，自从合作社体制瓦解以后，农村内的公共医疗机制基本上呈现着真空的状态。

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2003年起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新合作医疗政策的开展以及农村的医疗卫生情况。在2009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精神，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民生改革，全面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防治，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努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以农村医疗体系为研究重点，通过构建农村绩效评估表，查阅2011年统计年鉴分析2010年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并通过数据分析，分析出各省市农村医疗服务中存在的差距，并提出相应意见。

二、相关理论回顾

（一）公共卫生服务

世界银行[1]将医疗卫生服务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意味着无论收入水平多少都会得到的卫生医疗服务，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对食品、药品、以及公共卫生的监督管制等等。第二类主要指基本临床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儿童预防保健、计划生育保健等基本医疗服务。在这一类中政府有责任提供必需的支持并保证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第三类是随意选择由个人承担的医疗卫生服务，该类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第一类，属于私人物品。但是国家有责任采取有关措施分散重大疾病的治疗与康复，采取医疗保险来保障人们的随意性临床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

（二）农村卫生服务

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在2001年对农村卫生服务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认为农村卫生服务内容分为纯粹公共服务、准公共卫生服务和个人医疗诊治服务。刘兴柱、石俊壮等人在1999年对村级卫生机构的专项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村级的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都是由村集体所有的公立村卫生室提供的。改革开放以后，私人医生开业的卫生室比重上升，提供的卫生服务没有建立科学的医疗体系。近年来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出现恶化趋势和农村医疗发展水平停滞不前。

三、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水平情况评估

衡量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水平情况，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支出情况、农村基层医疗的资源配置情况以及从新农村医疗服务情况四个方面。具体评估指标如下：

四、数据分析及意见建议

根据SPSS软件分析之后，可分析出，北京、浙江、山东地区综合得分排在前列，青海、宁夏、等地区综合得分较低。由分析数据可知，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均并且差距很大。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明显的从技术人员到设施设备等亟待提高。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实力雄厚，所以在财政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力度，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高。面对各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水平不均，没有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1篇

从1949年至2009年这60年，是一段激越之旅，铸就了无数传奇。蓦然回首中，普通百姓的看病经历和感受，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乡居民家庭生活和健康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迁。60年来，中国人正通过越来越多的健康信息，不断更新着健康观念，同时也拥有更多的健康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20世纪50年代：看病不难也不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医疗水平不发达，从50年代中期开始，农业合作化在全国的普及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看病也成为了“集体化”的一部分，公社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将原先的私人医生“收编”，同时培养一大批“赤脚医生”组成基层卫生组织，而公社福利基金和社员自筹则是两大资金来源。这时，你大约只需缴出每年收入的0.5%-2%，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 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有不少好处：第一，你不需要长途跋涉到县城去治疗一些小病。第二，村社的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工作得到改善。第三，这是至今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好处——那时看病基本不花钱。

城市，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企业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劳保医疗制度，包括疾病、养老、生育、伤残、死亡。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费用完全由企业包办。不过，这还要分情况来看，假如你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则完全享受到免费服务；假如你是在城镇集体企业，那就只能“参照执行”；假如你不是任何企业职工，而是某个企业职工的亲戚，也可以享受劳保医疗制度，不过福利减半执行。

政府公务人员、残疾军人、科研人员、学生，其医疗经费由各级财政在预算内安排，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可以用公共医疗费用支出。有统计表明，在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能享受到这项福利，只占全国人口的2%。总之，50年代政府大包干式的医保制度，由于制度不完善，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就妇产科而言，当时，接生的设备当然也很落后。农村里很多孩子都还是“接生婆”帮忙接生的，准备的东西主要有热水、剪刀、布、婴儿衫。如果产妇是顺产，“接生婆”就轻松很多，只是在旁边给产妇打气和一些善后工作；但如果是难产，“接生婆”有独特的“手法”推腹催生。

产科医生只是在大医院里面才有，但接生设备也是挺落后的，只是一些基本的清洁用具。剖宫产当时并不盛行，只是在某些具备相关医疗条件的医院，在产妇难产时才进行的接生方式，并不像现在，为了避免痛楚就进行剖宫产。那时人口数字上升得也比较快，很快就上升到4.5亿人口左右。

20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下乡忙

在60年代以前，中国医疗资源也是向城市倾斜的。新兴的医疗设备、新培养的医务人员、卫生部的资金，都主要流向城市。这必然造成加剧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低水准。直到1965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医疗人员和设备大规模下乡运动才开始展开，但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准仍然极为有限。绝对不能忘记赤脚医生的功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赤脚医生撑起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这被世界卫生组织肯定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到了20世纪90年代彻底断裂。

农村缺乏技术设备，不得不到县城医院里去接受治疗，但无法享受当时城里人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所以得支付挂号费用和部分医疗费用。这部分医疗费用就会给公社的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往往对这种送县治疗的病人名额进行限制，同时，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往往担任“把关人”的角色，由他们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1965年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的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做调整。

20世纪70年代:中医吃香的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西医技术发达，药品却不丰富。乡下，中医大夫(老百姓叫草药郎中或者先生)格外吃香，如果老先生的医术是家里几代祖传，脉又把得准，又有几个看家的绝方子，那地位不次于县官。老中医受传统医学熏陶，修身养性，都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们把医术看成是仁术，望、闻、问、切一丝不苟，辨证施治反复斟酌。尤其是那些心系苍生的老中医，不图名不唯利，“宁可架上药蒙尘，但愿世上无病人”，对贫困患者，一把草药能治好，绝对不会开一包开好了草药方子，怎样煎药，如何服用，应该忌什么口。都要嘱咐好几遍。几乎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给病人免费提供砂锅、药壶。有的老中医怕病人煎煮失当，还要亲自帮助病人熬药，守在病人身旁观察服药后的反应，根据药效情况及时做出药味及用量调整。

那个年代对一个老中医的评价，除了口口相传，最能服人的便是坐堂诊所里病人赠送的一面面锦旗、一块块牌匾“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等赞语，绝对是病家的有感而发，老中医们也当之无愧 。

那时，公费医疗也必须自行支付挂号费、原先免费的营养滋补品也更难得到了。劳保医疗，挂号费、出诊费、营养滋补费都必须自行负担，完全免费的治疗费，也必须自己承担一部分，没有享受这两项保障制度的人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后来，国家连续三次下调药品和医疗服务指导价格，并将这部分人纳入了保障体系。

当时，城市人民看得起病，但没法看病。计划体制下的医疗机构缺乏创造力。到了70年代末，多数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比如在70年代末，我国每千人医院病床数为1.94，平均每千人口医生仅为1人，新设备更是紧缺。而恰巧在这个时候。我国的各种慢性病开始大量出现，如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精神性疾病等。这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已悄然从农村起步。这个时候的你，既能感受到包产到户到来的好处，同时，也会明显地发现免费或廉价的公共医疗服务减少了。人民公社瓦解，合作医疗亦渐渐消失。到1989年，有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从1976年的90%减少到4.8%。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乡村医生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纷纷转行，或者承包卫生所。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变成了生意人。你还会发现，原来属于福利的各种疫苗注射，也渐渐开始要付费了。

上世纪80年代，医生看病生怕漏掉一点疾病信息而给病人造成误诊，开药的时候，哪种药好用又便宜，就开哪种、有APC绝不开索密痛、安乃近；药片能解决了，绝不开注射液。那时医生看病，一个听诊器、一台血压计、一支体温表，即可诊断清楚，很少出现误诊现象。医院里影像检查设备也就一台×光机而已，不需要透视的患者，医生决不会乱开单子、对于有的患者把×光机看得很神秘。医生还会认真地告诉他们，经常照射对身体是有害的医生给身体不便的老年患者测量血压时，帮着脱衣袖；给小孩诊断时寓诊于乐，又摇铃铛又扮鬼脸冬天出诊，医生先要用手掌把听诊器听筒捂热，然后再放到患者身上，生怕凉着患者、病人看完了病取了药，医生还不忘叮嘱几句，告诉他们服药注意事项，发现不良反应及时跟医生说。责任心极强的医生，碰到了患者会主动问吃了他开的药有没有效果。有的医生还打电话给病人或家属了解患者治疗状况，或者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到患者家中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个年代，医生看病行医着实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20世纪90年代：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

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型医疗设备层出不穷。病人看病，因为仪器多了，大大减轻了医生问诊的繁琐。在开药时，医生会主动跟病人说，给你开点“好药”吧。由于医生的引导，凡是到了医院，病人也会主动央求医生给开点好药。于是，以消炎药(抗生素)为主的“好药”，大行其道。确切地说。滥用抗生素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而一发不可收拾的。一旦患上大病就得找好医生。要找好医生就得走后门托关系。开始先是请医生吃饭，送礼品，后来发展为送红包，送红包的劣习大概就是从那时逐渐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医院基本上还能正常运转，农村一些常见病也能对付，到了末期，受医疗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乡镇卫生院日渐势微，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一律往县级以上的医院跑。大医院人满为患，小(乡镇)医院门可罗雀。

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公共责任的抽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1990年到1999年，同期每人次平均门诊费和主要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36.2倍和5.17倍。有调查数据说明，“一般小病不上医院、不吃药”的比例达到75.3%。58.6%的农民认为普遍存在着“由于家庭成员有病在身导致生活困难”现象。

城市里的人们比农村更晚地感受到医疗体制的变化，然而这种冲击仍然是剧烈的。假如你在老国企工作，这种感觉更明显。很多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原先庞大的劳保支出，成了单位领导们需要重点削减的对象。随着企业的破产改制。更多的国有企业员工失业、失去医保。从90年代开始，医保的覆盖率在城市开始大幅下降，1993年是53.73%、1998年是42.09%。

一方面是医疗保障减少，另一方面，看病费用开始越来越贵，看病越来越不方便。 从1985年的“医改元年”开始，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给政策、不给钱”的改革，促使医院自负盈亏。1992年，经历低潮的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加速，“医疗市场化”同时提速。但真正医疗市场化需要的竞争和保险监督机制却一直缺席，卫生部门也是医院的直接上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民营医院迟迟进不了社保，对营利性医院征收高额税收，这都使得社会力量不敢进入医疗行业与之竞争。更重要的是，医疗关系天然具有信息不对称性，西方在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均衡博弈机制，而中国目前没有人来为患者的经济利益守门，这让很多人一进医院，就觉得成了待宰的羔羊。

21世纪初：看病难，看病贵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医院要求科室与业务量挂钩，科室要求医生与工资效益挂钩，业务绩效考核的标准是多劳多得。为了创收，为了提成，普通感冒有部分医生会开几百元的药。那些能够享受国家报销医药费的患者，医生还会在主要药物之外加开一些营养品，更有甚者，连生活用品也能在医院里买到。各种各样仪器检查，先进而昂贵的药物，很多老百姓感受到了看病难，看病贵。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2篇

总编部：

您们好!贵刊2006年第9期“走进社区”栏目的文章，开始为困境中的赤脚医生呼吁了，这在全国媒体中开创了关注乡村医生的先河!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回想和全国“赤脚医生”一起战斗的岁岁月月，往日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它们就是一幅历史变迁的画卷，诉说着时代的变迁，也饱含我们的艰辛。

跟农民一起战斗在田头

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中有许多同志就投入到基层卫生工作，经培训当上卫生员，后成为赤脚医生，在村级合作医疗工作中向儿童发放Ⅰ、Ⅱ、Ⅲ型糖丸，带着开水、茶缸把防疟药送到田间、地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合作医疗解体，我们成为个体医生，后经培训考试成为乡村医生，在村级负责预防保健工作，根据初级卫生保健管理要求，实行系统化管理：每月3次例会、冷链运转、预防接种、填卡证、接种率统计、上报传染病调查、上报脊灰旬报、改水改厕、妇幼保健、健康知识宣传、血防采片、抗洪救灾……

20世纪70年代，消灭血吸虫病、查灭螺我们跑遍每片农田洼地，查治血吸虫病，与病人同吃同住，送药到口。到本世纪初，数次地方病普查(血防采片)中，每次都是时间紧、任务重，必须苦战十几个夜晚才能完成，到家休息时大多在凌晨三四点钟。

在1991年和以后几次的抗洪抢险中，我们接到的都是指令性任务，白天一身水，晚上一身泥。在抗洪大堤上，在救灾帐篷里，手把手的为灾民做饮水、餐具消毒的演示和食品卫生知识的讲解，防止霍乱、钩端螺旋体和其他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2003年非典肆虐，人们恐惧得不知所措，外地民工纷纷返乡，这种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下达的紧急动员令是一个声音：“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们应该冲锋陷阵!你们必须冲锋陷阵!……”刚开始在防护措施暂时没到位的情况下，我们就赤膊上阵，与国内各疫区归来的疑似病例全是零距离接触。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数百张“健康随访表”写得密密麻麻，非典被战胜了，隔离人员被解除了。上级领导临行前一席话余味无穷：“……你们把自己的一套防护衣，二副手套，三个口罩带回去做个纪念吧!”

回首过去，我们乡村医生始终坚持昼夜服务报告制度，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多晚、跑多远，寒冬酷暑，翻山越岭，不怕辛苦，不计报酬，积极做好上级交给的各项农村公共卫生及预防为主的卫生保健任务。从风华正茂的卫生员到两鬓斑白的乡村医生，从普服防疟药到防控禽流感，从抗洪救灾到防治非典，几十年来，我们工作的重心始终是预防保健。

在农村三级网最基层卫生服务中，农民兄弟有病随叫随到，乡村医生不计一分报酬，替困难的农民垫付医药费是经常的事，村民们称呼为“家庭医生”、“贴心医生”，真正做了30～40年的老乡医，现在已年迈花甲，白发苍苍，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我们“吃的是菜，吐得是奶”，为村民们流了多少汗水热血，抢救了无数生命，把一生的青春年华、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政府，奉献给了农村卫生事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政府不应该忘记我们。

成了“弱势群体”

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改变了基层卫生工作状况，医疗服务对象的减少，乡村从医人数的增加，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如各种培训费、考试发证费、换证费、管理费、医检费、地方税等，使乡村医生不堪重负，但我们人人坚守岗位，在监控疫情，在查漏补种……

2004年9月1日起，村级预防保健中的重要环节――计划免疫由乡镇卫生院接管，2005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启动又与村级医疗机构无关，乡村医生由此被边缘化了。因此，我们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落差。

看到一代青壮年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小康社会在奋战拼搏的时候，听到他们的孩子在校园里发出朗朗的读书声时，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喜悦，因为，这两代人的健康倾注了我们的心血与汗水。

看到那厚厚的接种卡，就联想到成百上千个接种证，看到眼前这一大箱资料，今后可能不再朝夕相伴，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遗憾的是，建国以来“教育”、“卫生”这一对“孪生兄弟”在上世纪80年代在待遇上就有所不同，这在最基层的村级卫生室则显而易见。

耕读教师与赤脚医生一同参加工作，而且待遇多年相同，但耕读教师在1985～1990年全转为国家教师，现在陆续退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子女在1982～1986年被推荐为民办教师后，也于1999年最后一批转正。以浙江省上虞市为例，近80万人口的居民，乡村医生执业的约380人，只有民办教师的1／4。民办教师经市教育局争取政策向政府申请，早已转正，成为农村国家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和住房公积金发放补助政策。农村同时诞生的兽医也转正，国家发放工资，原来民办教师与民办乡医的劳务工资是与村干部、支书同等分配，但是国家农业政策体制改革，从1983年生产队集体经济解体变为农村合作经济，所以，政府一直聘用的乡村医生“职业劳动公共卫生及劳动保障”落空了，今已24年欠发工资，国家政策忽视了乡村医生在农村卫生三级网中的重要地位。

赤脚医生当今成为乡村医生后现在仍义务的监控禽流感，虽承担预防保健工作，从1990年至今，不仅没有享受国家下拨的卫生资源或补贴，反而每年必须交上述各种费用。乡村医生目前的生活处境非常困难，因乡医政府政策无保障，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岗位。还以浙江省上虞市为例，800个行政村，撤并为500个行政村，乡村执业医生只有380左右人，350人口以上的村没有设村医(站)。

乡村医生的子女卫校毕业后大多自谋职业，常因上述费用难以承受，要么停业、改行，要么随打工潮去外地开“黑诊所”――农民工诊所。必须说明困难：农民工诊所一方面来自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查封与处罚，另一方面来自社会上地痞流氓的敲诈，举步维艰。

多年来，我们默默的承担着义务。用专业技能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为国分忧，为民解难，虽历尽沧桑，但只要在获得温饱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向上级伸过手。如今，我们大多已年过半百，有的年过花甲，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殡仪馆的大门清晰可见，已感到凄凉、孤独、焦灼……何去何从?

该打破沉默了

要求政府应该明确需要乡村医生这支队伍，我们是农村社区和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卫生服务工作需要我们，农民兄弟需要我们，任何人不可替代。

我们不是共和国的功臣，但深信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为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尤其在关键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完成数次重大政治任务，而且现仍执行一项重大地政治任务――防控禽流感，做着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工作!!

我们的倾诉是理性的，反对一切过激的言行，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愿当楷模，做到心平气和，举止文明，温文尔雅。

建议政府应更新观念，乡村医生要求享有公平的合法权利，把“民办乡医”进入政府管理农村卫生院社区编制，乡村执业资格的医生应当享有相同的国家农村教师平等的权利。

1．乡村医师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中专水平以上学历证书、25年以上工龄、55周岁以上的要求卫生局认定为系列医师，上报省卫生厅。具有省级或科技成果省级认定应给予优先医师职称认定。

2．关于乡医工资、劳保问题提供参考意见：①公共卫生以人民利益为重点，卫生与文教一视同仁，一样重要，发展需要转正为国家社区卫生院同一编制，要求按照当时“民办教师”转正的工资标准、同等基本工资及劳保待遇，有政府财政发放支付。②农村医生基本在岗执业的乡医最低要求每人每年1万元补助工资，由政府财政发放支付，对执业医生政策老医生要有倾斜保护政策。③乡医退休享受退休金及基本医药费，超出部分财政报销(补交养老保险金)。④社区卫生服务站、卫生室纳入编制转正的乡医，根据工龄核定工资，考核年终奖另发，以所在卫生院为单位，政府财政补足发放。

已经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0年以上的工龄、符合条件的医师认定享受医师级职称待遇。具体实施晋升办法参照教师职称办法。

最后，我们衷心请求：以“两会”文件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乡村医生的工作及待遇问题纳入政府民办实事的议程，当务之急是解决在殡仪馆门前这个群体的待遇问题。

2006年5月15日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3篇

山西襄汾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溃坝事故善后还未结束，在距出事地点不远的张再村上游，又发现一座存在重大隐患的病险尾矿库。自襄汾“9・8”特别重大溃坝事故之后，尾矿坝事故已非偶然；而任何一起可能的尾矿坝事故，其波及面积之广、伤害人数之多，都不亚于甚至数十倍于一场小规模的自然灾害。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清楚，在全国范围内到底还有多少病险尾矿库。

襄汾溃坝事故的处理不可谓不坚决，处置等级也不可谓不高。但事后的追惩制度，仍然难以挽回267个无辜的生命。重要的在于，能否防止下一场人为悲剧的发生。各级安监部门查一查全国有多少病险尾矿坝等待清除，显得刻不容缓。

但要彻查全国尾矿坝的安全问题，却并不是容易事。目前对安全生产的主要监管办法，主要依靠地方的行政监管自觉。10月7日，国家安监总局在通报9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结果时，就称山西省襄汾“9・8”特别重大溃坝事故、深圳龙岗“9・20”特大火灾事故背后都存在腐败线索。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舆论在内的各方面的监督和制约，应成为彻查尾矿坝问题的主要推力之一。

另一方面，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决不能以事故为导向。我们常常在出现问题之后找原因，找责任人，但这种事故导向，容易使监管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被动局面。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后，人们都会听到大力整顿、全面排查的要求。这是政府部门对事故的最有力响应。但近年来不少事故却还是重复发生，这时候损失的已经不只是最宝贵的生命，还有公众和政府之间最宝贵的信任。虽然决策者和民众之间正在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共识，但仍然无法排除暴利驱使下企业忽视安全的肆意妄为，甚至是权钱勾结。因此安全监管首先要做的，还是防微杜渐的老问题。只有解决了老问题，才有能力处理新问题。

美联邦预算赤字创新高

美国截至上月底的2008财政年度联邦预算赤字，创下新高，赤字多达4380亿美元，超过了在2004年度创下的4130亿美元，而去年度的赤字只有1620亿美元。

最新的赤字，比国会预算局上月发表的预估多了300多亿美元，也比白宫7月公布的赤字高了将近500亿美元。

导致赤字恶化的原因，还包括国防开支增加、失业救济、对穷人的公共医疗补助，以及支付破产金融机构存款的保证金。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将动用7000亿美元的财政基金推行救市计划，预料将造成明年度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并将迫使下任总统无法完全履行在竞选期间所许下的承诺。

世行行长：须成立新体系取代G7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七大工业国组织(G7)已过时，须组建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国际新体系应对当前危机。

他在华盛顿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向世界敲响了警钟，证明有必要建立更适应21世纪需求的新多边主义体系。这体系必须尊重各国，但又能务实处理许多跨越国界的重大问题。

他还说，G7体系在解决当前金融危机时不起作用，为加强各国金融和经济合作，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建立一个新集团来应付艰难的日子。

佐利克强调，这种新体系并非就是只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六国的财长，它应该具灵活性、没有成员数量限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应接纳符合条件的其他新兴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于各国央行注资救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中央银行集体行动，在未来5年注资6750亿美元约9922亿新元)，拯救全球金融体系。

在最新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显示，美国的贷款拖欠还在恶化，估计最终的坏账损失将高达1.4万亿美元。这比今年4月份报告预测的9450亿美元高出许多。

该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已不是提出个别解决方案的时候了。我因此吁请政策制定者马上展开国际合作，提出全面措施解决危机，恢复金融界的信心。”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欧盟成员国7日终于摆出了团结一致的姿态，为各国的救市举措提出了一项有别于美国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方案的“欧版”救市路线图。

不过，分析员指出，这项救市路线图依然没有改变欧盟成员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各自为战”的基本格局，救市行动的决定权仍留给了各国政府，也未提及在欧盟层面上的统一行动。

数字

1―9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9.85％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1―9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0801家，同比下降26.2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3.74亿美元，同比增长39.85％。

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3.8

国家统计局10月10日的数据显示，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3.8，分别比二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11.0和19.2点。

全球金融资产蒸发27万亿

今年以来，日本和美国股市跌幅达35％至45％，市值总额也急剧萎缩。如果将欧洲、新兴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损失也包括在内，今年全球金融资产损失高达27万亿美元。

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93.8

国家统计局日前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8，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满意程度的满意指数为90.3。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法的预期指数为96.2。

前9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近2万亿美元

海关总署10月13日公布统计，1至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逼近2万亿美元，达1967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5.2％。其中出口10740亿美元，增长22.3％；进口8931亿美元，增长29％。累计贸易顺差18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净减少492亿美元。

中央财政拨付灾区住房补助金80亿

据国家财政部网站消息，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和《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城镇居民住房重建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近日中央财政向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拨付汶川地震灾区城镇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共计80亿元，用于帮助地震灾区做好城镇居民住房重建工作。

欧元区注资近2万亿美元救市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消息，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和奥地利政府周一均推出了银行拯救计划，总金额达1.3万亿欧元(约合1.8万亿美元)，旨在担保银行间贷款及收购银行股份，从而阻止金融系统陷入崩溃。

中国手机网民超8000万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已达到8450万人，即30％的网民开始用手机上网。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9056亿美元

央行最前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9056亿美元。总体看，我国目前金融运行平稳。

9月中国贸易顺差达293亿美元

海关总署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额达到10740亿美元，同比增长22.3％。专家表示，第四季度是西方消费旺季，所以第四季度出口前景乐观，贸易顺差有望进一步扩大。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4篇

新医院的实施，让我们不得不回顾一番农村合作医疗走过的曲折道路。

当年发怒了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此时，备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社会，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

以世界卫生组织用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来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新生儿死亡率在千分之二百左右，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等疾病肆虐，瘟疫横行；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床位0.15张、卫生技术人员0.93人、医生0.67人、护士(师)0.06人。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政府卫生工作方针。

在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总理提出在卫生工作方针中增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内容。于是，在经政务院批准后，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变更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这4项方针一直沿用到1990年。在其指导下，新中国作出发展适宜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等决策。

今日看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当时，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往往青睐西方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通过高投入培养出的高技术型医生，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和以治疗为主的导向，更加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公共卫生等。

中国却通过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令公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到1981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8岁，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千分之三十七点六，孕产妇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

然而，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特别是优质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十分突出。

据史料记载。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汇报工作。得知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时，发怒了。

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此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在赤脚医生大规模出现之前，卫生部对农村缺医少药的应对办法是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

钱信忠在《纪念同志做好农村卫生工作》一文中提到：“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至4月初，全国各地就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卫生部还派了两名司局长分赴四川、广西等地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高潮，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从1965年6月份对卫生工作的批评来看，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治本之策。

1966年8月10日，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后来闻名天下的覃祥官就此干起了赤脚医生。

覃祥官的合作医疗，最大特点是“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具体办法包括，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

这种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合作医疗制度。被称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当时，《人民日报》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报道，称赞覃祥官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合作医疗制度被迅速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农村，每个村都有一到两名“赤脚医生”。亿万农民的就医用药难题得以初步解决。

在那个年代，《赤脚医生手册》堪称“全科医疗医药”宝典，其发行量仅次于《选集》。

“合作医疗又起来了”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一份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然而，这样一个曾经广受农民欢迎、备受世界赞誉的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中国却黯然失色，覆盖率从鼎盛时期的90％下降到低谷时的5％左右。

1985年，卫生部通令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称谓，合作医疗制度也在中国本土被束之高阁约20年。

合作医疗制度在不少地方的萎缩是静悄悄的。

1979年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中国从1950年代以来依靠农业合作化和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的解体，集体经济的式微，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基础，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资金筹集的基础，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

“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各级政府又未能适时地增加投入，逼着一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因而导致70％的乡镇卫生院陷入困境，50％左右的村卫生室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中国农村卫生协会的张自宽2005年在“第十届亚洲农村医学大会”上分析说，

在农村合作医疗瓦解、基层卫生组织衰落之时，针对农民可能重现的缺医少药难题，有关部门未能采取系统化的措施，给卫生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如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死灰复燃：

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降低，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缓慢，农村婴儿死亡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城市的2.9倍：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开始凸显，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发出警告：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44位；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中，中国居倒数第4。

千钧一发之际，2002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合作医疗又回来了!”党和政府的决定，让全国农民欢欣鼓舞。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覆盖全国。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5篇

岩阴山脚遗址考古成果

2011年12月，考古队调查发现了岩阴山脚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50m，东西宽约100m，面积达15000km2(如图4所示)。遗址所在地现已规划成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场所。由于自清代中期以来，当地村民在此开荒改田，修坟立碑，尤其是近几年滥采铁、铜矿石，遗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为配合新馆建设，2012年6月至今，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前，对遗址进行普钻，掌握了遗址范围和文化堆积情况;然后选择适宜地段布置探方发掘，以尽可能了解遗址的功能布局及文化面貌，重点在遗址南区和北区布5×5m探方26个，面积650m2，现已基本完成发掘工作(如图5所示)。暑去冬来，发掘工作精细严谨，初步了解到遗址功能分区和文化内涵。文化遗存的时代主要为东周和清代。在遗址南区和中部已揭露冶炼场和选矿场2处，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1座。出土了一批矿冶生产和生活遗物，尤其以东周遗迹较为丰富。发现的主要遗迹如下:1)南部发掘区。揭露一处含选矿的冶炼场，遗迹十分丰富。其中有选矿场铁矿石堆积遗迹1处、硬壳状遗迹1处、炉基遗迹1处、和泥池2个、脚印35枚、工棚柱洞8个等(如图6所示)。选矿场位于冶炼场东边缓坡地带。在东西长15m、南北宽约10m的红色粘土上，遗存有1处铁矿石堆积。经地矿和选矿专家共同鉴定，铁矿石多属品位较高的“平炉矿铁”，目测含铁量可达40%～60%。由于选矿场遭到晚期人为严重破坏，故铁矿石堆积厚薄、平面密疏程度不一(如图7所示)。工棚遗迹位于选矿场西边，有8个柱础洞，排列有序，据推测是当时冶匠为避雨防晒用木料搭建的工棚。灰坑(垃圾坑)2座，叠压在选矿场下。灰坑形制规整，平面为圆形，坑底呈锅底状。灰坑内堆满灰褐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小块铁矿石及少量东周陶器残片，陶器类见有罐、甗。硬壳状遗迹残存范围达48m2，疑似炼渣(如图8所示)。地层断面可见该炼渣有3层叠压，每层渣体呈大面积的薄形硬壳状，厚0．6～1cm，质地坚硬，灰褐色。3层之间或夹有浅黄色土或灰黑色土，这种硬壳状“炼渣”为首次发现。经鄂东南地质大队实验室对这种硬壳状“炼渣”进行初步检验和光谱分析，发现它以硅化铁物为主，还含有铝、铜、磷、钛、钙和其它微量元素，其中铜含量0．8%。为了弄清疑似“炼渣”的性质和成因，我们多次请矿冶专家进行现场分析鉴定，但对其认识不一致，主要有人工形成说和自然形成说二种。结合地层等关系，我们认为是人工形成的可能性大。和泥池平面为圆形，呈锅底状(如图9所示)。清理时，池内堆满揉和过的高岭土和红色粘土的混合土，土质粘性大，并夹杂2块东周陶片，初步推定该粘土用于涂抹炼炉缸内壁，为一种耐火材料。在冶炼炉基旁边超过10m2的黄土面上，先后发现足迹35枚(如图10所示)。其中，既有完整单个脚印(如图11所示)，又有多个相互踩踏的脚印，弥足珍贵。为了确定足迹真实性，进一步弄清足迹的类别、人体身高、行走姿势、保存环境等历史信息，我们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主任法医师张继宗教授、足迹学专家刘伟平、武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刑侦专家郑道利等携带专业器材赴现场，共同对考古人员发现的足迹进行检测鉴定。专家们为了尽量原地保护足迹现状，首先非常谨慎地对考古方法标记的27枚足迹随机选取4枚(足迹编号为16、25、26、27)，刮除考古方法刻划的足迹轮廓线条，均露出原始足迹的面貌，结果证明，考古方法发现的足迹真实可信。接着，专家们还在已发现的27枚足迹之间的空白地带轻刮足迹承载体(即黄土界面)，再次发现8枚足迹(编号为28～35)，足迹总数达35枚。经对上述12枚足迹现场取证，室内对比分析鉴定，确认12枚足迹皆为古人赤足脚印。其中部分赤足脚印完整，部分只能显示赤足轮廓，有的仅存前掌或足后跟。完整的赤足印痕长者26cm、短者25cm，从而推测12个足迹中起码为2人所留存。专家们还根据现在群体足长与人体身高关系推断，赤足中一人身高为1．72m，另一人身高1．52～1．54m。结合部分赤足有重压痕偏外、横向移位等痕迹，确定此类赤足者有负重特征反应，反映了当时冶匠搬运什物的劳动场景。2)中北部发掘区，已揭露面积达58m2的冶炼堆积1处，土色呈黑灰色，从发掘探方之外的田土和以往村民乱挖铁铜矿石废弃的断面观察，这层堆积从岩阴山腰向山脚延伸，如此大范围的堆积绝非偶然，应是若干炼炉长期生产所致。在所发掘探方之中，这种黑灰色堆积层较厚，包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少量的红烧土颗粒，局部堆积还含有一层铁矿粉和较多经人工整粒遗弃的小块铁矿石。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炼渣(如图12所示)、氧化铜块(如图13所示)、炼炉残块及东周陶片等，说明黑灰色堆积层应为东周时期的冶炼后废弃堆积物，可佐证此地应是冶炼区。3)遗址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编号J1)1座，圆井开口略大，往下渐渐变小，至井底收缩成近长方形(如图14所示)。圆井口径1．90m，井深4．62m，其中，井口至井深2．9m厚开凿于高岭土层，其下1．72m深则开凿于高岭石化层。井口周壁有古人凿井提升土石留下的绳槽痕。井内填土可分为3层，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主要有东周时期陶盆、罐等残片，还有数十块铁矿石、石块，木炭、竹器残片、横向支撑木(如图15所示)、木器柄及果核等(如图16所示)。由于该矿井中的石质层未发现铜铁矿脉，推测是当时的矿师果断放弃了探矿井。探矿井遂成为垃圾坑，不久，因某种原因对探矿井又进行一次彻底填平。我们挖掘探矿井时，在相距古井口西边约25m的高坡处，适逢鄂东南地矿大队的一座探矿钻塔正在机械作业，钻孔编号为2303，最终孔深达1086．52m。据说，钻孔岩芯因一直未见铜铁矿层而停钻撤离。比较古今探矿井孔，勘探结果如此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矿师高超的探矿技术。

对遗址保护区考古成果的初步研究

1)首次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区内开展专题调查，发现了12处冶炼遗址，不仅填补了保护区文物点的空白，而且初步认识到这里的冶炼遗址都分布于采矿点附近的山腰或山坡下，频临溪湖之畔的特点，这为探讨古代采冶结合、就采冶炼、临水选址的理念提供了实物资料。2)岩阴山脚遗址的初步发掘，发掘出一批东周灰坑、选矿场、冶炼堆积、灰沟等遗存，丰富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在遗址上所发现的选矿场遗存，大批高品位铁矿石及废石有序的堆积在一起，揭示了在冶炼之前，古代冶匠就近对矿料进行过一次初选，这样做不仅减少了矿石搬运成本，而且确保了矿料的质量，反映了古代冶匠严谨的选矿程序和娴熟的选矿技术。3)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口圆形探矿井，增添了以往发现探矿井的种类。尽管仅发现一口探矿井，井周壁没有以往发现的方形竖井常常采用较密集的竖向支撑木加固井壁的方法，但圆形井壁对外形成张力的安全性，可节省支撑木用料的认识和快捷凿井方法均为古代工匠所掌握，反映了古代探矿技术的变革和探矿水平的提升。4)多学科协作成为本次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岩阴山脚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超出了预期收获，许多遗存为首次发现。其一，岩阴山脚遗址发掘出土最多的是各类矿石及废石，生活陶器残片极少，经地矿专家对出土的矿石进行鉴定，以铁矿石为主，可作为确定遗址性质、功能的参考物;其二，对新发现的2种疑似炼渣，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秦颖教授等进一步做成份分析，其鉴定意见一旦给出，可作为判定遗存性质的重要依据;其三，在岩阴山脚遗址南区选矿与冶炼场所发现的35枚足迹，弥足珍贵。经公安部物证中心权威法医师和足迹专家现场勘测和鉴定，获得大量古代冶匠足迹信息，这批足迹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冶炼(或选矿)遗址上首次发现数量最多、保存状况最好、足迹者身份最明显、时代最早的古人赤足印迹，填补了矿冶考古空白;其四，发掘中十分注意对每个遗迹收集土样，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植物考古的博士来现场进行浮选，对少数出土的植物标本做初步的鉴定工作。浮选植物样本是一项基础工作，可进一步研究古代岩阴山脚遗址乃至铜绿山一带的气候、农作物、植被种类和人们食物组成等方面的内容，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活动在遗址上的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便于全面深入了解遗址的内涵。因此，下一步计划将浮选出的样品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做成份分析。以上多学科合作的考古成果，为深入开展矿冶史研究、科学制定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保护管理计划，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同时，为了保护好揭露出的各类遗迹，以便将来展示，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遗”工作，经专家论证，现已暂作回填保护处理。5)结合以往资料和新获矿冶考古成果，还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本地区古代矿冶遗存的宏观探究内容应包括铜、铁等资源开发的源流、工匠族群来源、掌管铜、铁的政治集团及铜、铁资源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贡献等;除矿冶遗存是我们保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外，遗址区域内及鄂东南地域的同时性和历时性，古代工匠居住废墟、农业生产区、燃料生产地、城址、水运码头、墓葬及粗炼铜、铁输出地等如同一根根交错的链条节点，都应列入古矿冶调查、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都是复原和展示矿冶文化不可忽视的对象，也是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建成独具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申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遗产资源。

本文作者：陈树祥冯海潮席奇峰张国祥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