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篇

我心中的英雄，是光明磊落的好汉，是铁骨铮铮的男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将大爱洒满天下！

精忠报国的英雄

远望见，飞扬的铁蹄踏坏了大好河山，轰隆的战鼓打破了中原的宁静，烽台烟起，沙场尘飞，金字旗舞动着，胡虏张牙舞爪把“河洛王里”变成人间地狱。那怯弱肮脏的南宋朝廷只求苟安一时，仓皇渡过长江，啊，那万千百姓！难道要永远被抛弃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北国，永远被奴役吗？

不！你的心中荡起这样的声音！你看着那欠下一笔笔血债的金兵愈来愈愤怒，“赤面掩赤心”！从你怒的发红的脸上人们知道了你内心的滚烫！终于，“岳”字旗被舞动起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军纪让老百姓夹道相迎，英雄的慷慨激昂，奋不顾身让猖狂的侵略者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快哉！那一片片国土被收复，一群群百姓被解救。英雄啊，你就应有一颗爱国的赤心！

也许那些小人天生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十二道可恨的金牌终于挡住你的脚步。啊！在风波亭里，你悄悄的被杀害，但在那一刻，我相信万千百姓都会为你鸣冤，奸佞小人都会胆丧心寒！“还我河山”的声音依然在天空回荡，只是加上一份悲壮，精忠报国的传奇依然被青史记载，只是曾添一份嗟叹！

劫富济贫的英雄

远望见，贪官污吏正贪婪地搜刮财富，奸商恶霸正猖狂的欺压良善，难道天下再无一处净土，难道就没有英雄为天下行道了吗？

不！你们的心里印下这样的答案，看着无助的百姓绝望的击鼓鸣冤，看着脆弱的人民在猛于虎的暴政下可怜的哭号，你们终于揭竿举义，一个个英雄好汉走上了反抗道路，啊，你们那一颗颗充满正义的心终于冲破了重重黑暗亮出了本色！拳打镇关西，打的恶气全出；三大祝家庄，打得酣畅淋漓；景阳冈打虎，打出扛鼎拔山的气概；蜈蚣岭除恶，打出侠肝义胆的风采！快哉！那犯下滔天罪行的高官被一个个斩杀，那丢失的正义被一点点找回。英雄啊，你就应该有一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赤心！

也许那些无赖狠毒的官吏实在太奸诈，也许你们还为忠所困，你们最终被欺骗了，被利用了，面对辽国二十万雄兵，你们无畏的战斗；面对方腊千百座城池，你们奋勇拼杀；面对兄弟们倒下的尸骨，你们慷慨悲歌；面对朝廷里奸笑的佞臣，你们凭心痛骂！你们走了，但要记住梁山伯上永远飘着替天行道的大旗，缪儿洼里永远埋葬着一百单八位英雄！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2篇

我心中的英雄，是光明磊落的好汉，是铁骨铮铮的男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将大爱洒满天下！

精忠报国的英雄

远望见，飞扬的铁蹄踏坏了大好河山，轰隆的战鼓打破了中原的宁静，烽台烟起，沙场尘飞，金字旗舞动着，胡虏张牙舞爪把“河洛王里”变成人间地狱。那怯弱肮脏的南宋朝廷只求苟安一时，仓皇渡过长江，啊，那万千百姓！难道要永远被抛弃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北国，永远被奴役吗？

不！你的心中荡起这样的声音！你看着那欠下一笔笔血债的金兵愈来愈愤怒，“赤面掩赤心”！从你怒的发红的脸上人们知道了你内心的滚烫！终于，“岳”字旗被舞动起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军纪让老百姓夹道相迎，英雄的慷慨激昂，奋不顾身让猖狂的侵略者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快哉！那一片片国土被收复，一群群百姓被解救。英雄啊，你就应有一颗爱国的赤心！

也许那些小人天生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十二道可恨的金牌终于挡住你的脚步。啊！在风波亭里，你悄悄的被杀害，但在那一刻，我相信万千百姓都会为你鸣冤，奸佞小人都会胆丧心寒！“还我河山”的声音依然在天空回荡，只是加上一份悲壮，精忠报国的传奇依然被青史记载，只是曾添一份嗟叹！

劫富济贫的英雄

远望见，贪官污吏正贪婪地搜刮财富，奸商恶霸正猖狂的欺压良善，难道天下再无一处净土，难道就没有英雄为天下行道了吗？

不！你们的心里印下这样的答案，看着无助的百姓绝望的击鼓鸣冤，看着脆弱的人民在猛于虎的暴政下可怜的哭号，你们终于揭竿举义，一个个英雄好汉走上了反抗道路，啊，你们那一颗颗充满正义的心终于冲破了重重黑暗亮出了本色！拳打镇关西，打的恶气全出；三大祝家庄，打得酣畅淋漓；景阳冈打虎，打出扛鼎拔山的气概；蜈蚣岭除恶，打出侠肝义胆的风采！快哉！那犯下滔天罪行的高官被一个个斩杀，那丢失的正义被一点点找回。英雄啊，你就应该有一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赤心！

也许那些无赖狠毒的官吏实在太奸诈，也许你们还为忠所困，你们最终被欺骗了，被利用了，面对辽国二十万雄兵，你们无畏的战斗；面对方腊千百座城池，你们奋勇拼杀；面对兄弟们倒下的尸骨，你们慷慨悲歌；面对朝廷里奸笑的佞臣，你们凭心痛骂！你们走了，但要记住梁山伯上永远飘着替天行道的大旗，缪儿洼里永远埋葬着一百单八位英雄！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3篇

【案例一】一张课前预习作业单

1.出示预习作业单。

（1）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摘录不理解的词语。

（2）提出不理解的问题。

（3）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试着写写课文的主要内容。

2.教师出示预习情况汇总（全班人数为30人）。

（1）不理解的词语摘录最多的三个为：勋鉴、志司、踌躇。

（2）不理解的问题提出最多的三个为：

①“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是什么意思？（23人）

②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儿子去朝鲜战场？（20人）

③为什么决定把自己的儿子葬在朝鲜？（15人）

（3）写课文主要内容的作业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大部分同学写得不够完整，不够简洁。

【评析】于学生认知起点处“着手”。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学生的认知是零起点的，因此在上课时教学的着力点过分均匀，有时完全按照教师的“一厢情愿”开展教学。郭思乐教授指出：“真正以学生为主人的，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我们称之为生本教育。”上述预习单的功用在于了解学生的真实认知水平，让教师知道学生已经会了什么，什么还不会。这样，教师才可以有针对性地展开有效的教学，可以在学生的疑惑处认真着力。基于课前对学生的了解，教师把学生的疑惑和认知需求作为教学环节构建的主要依据，在课堂中逐个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

【案例二】一个师生共同学习环节

初读感知环节：

1.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对照预习作业单，每个同学都在小组里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争取说得既完整又简洁。

2.教师重点巡视一个组，指导学生说好文章主要内容。

3.指名其他组汇报，然后请教师指导过的这一组汇报或评价。教师总结方法：利用文章三封电报这一主要线索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评析】于学生经验融合处“下手”。生本课堂理念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学生认知水平、知识能力“最近发展区”上的“以学定教”，其课堂教学才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才能最大程度发生共振共鸣。为突破“概括这篇课文主要内容”这一教学重点，教师采用个别指导一组，以一组带全班的形式进行。在交流过程中，让小组间的思想相互碰撞，使每个学生都能完成“概括全文主要内容”的目标。教师在这个环节中，成为一个真正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参与者。在小组讨论中，学生遇到困难，教师便适时点拨，进行个别指导，帮助学生梳理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此时教师又变成一个帮助者。教师的“下手”恰到好处，学生的原有认知与新的知识产生链接，进行了无缝的融合。

【案例三】一次语言习得式课堂练笔

1.出示本节课研读的部分重点句。

师：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同走进了的内心，人物心理描写正是本文的一大语言特色，接下来请你再读读这些句子，想想这些句子是用什么方法来描写人物心理的。

从收到这封电报起，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

“岸英！岸英！”主席用食指按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

“儿子活着不能相见，就让我见见遗体吧！”主席想。

2.梳理写法：言行神情、内心独白。

3.练笔移情，内化语言。

师：在毛出席作出批示的电文稿下是被泪水打湿的枕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夜，肯定又经历了心理的煎熬。

那一夜，

第二天，人们发现电文稿下是被泪水打湿的枕巾。

（提示：抓住人物的言行神情或内心独白来描写心理活动。）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4篇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语文课程应该“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具体的语文学习达到“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目标。因此，革命题材课文是选文的重要内容，因为语文作为母语教育，是传承民族情感的纽带，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革命题材课文”记录下民族苦难与艰辛的成长历程，记录下建国前后所经历的曲折、艰苦的奋斗历程，记录下爱国志士、革命先烈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始终坚守胸怀祖国的信念，高扬奋斗不息的精神，不惜采取爱国舍身的行为。

既然革命题材课文的选取有如此深远的意义，那么怎样对这类型的课文进行讲授，使课文教学既能达到它的教育目的，又使广大师生接受、喜欢呢？我在十多年的语文教学中，有如此一些感悟：

一、从自身出发，端正思想，增强对革命题材课文的认同感

小学生乐于、善于模仿，对于成长中的他们来说，课文传达出来的理念和情感、老师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和思想都在影响、塑造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刘胡兰、罗盛教等英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甚至影响到一部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他们长大后做人、做事产生着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们肩负着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爱护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增强公民意识的重任， 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革命传统题材课文，不能把革命传统课文与守旧落后、过时、缺少时代感画等号。革命传统题材课文所描述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事，抒发的感人肺腑的情，无不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从教师自身出发，我们首先要多了解历史，用发展的目光来看待历史，不拘泥于单一的历史事件。其次，对待革命题材课文，我们不宜把“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个目标定的过于高，而必须积极寻找符合课文实际的听说读写训练点，不偏离语文教学。我们的教育教学思想端正了，我们对这类型的课文便不会抗拒，而且会为之感动。教师对文章有了感情，便可以把自己的感悟融进课堂教学中了。

二、从学生出发，培养兴趣，从学习语文的角度了解历史

革命题材课文远离当代小学生生活时代，学生对这类型的课文相对陌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缩短与课文内容的距离感。

1.历史知识铺垫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共选取了13篇相关的革命题材课文，有关于描写抗日英雄题材的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有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青山处处埋忠骨》和《再见了，亲人》，还有描述国内战争的课文《金色的~钩》，《长征》等。在学习这些课文之前，对于历史知识相对空白的小学生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课前的知识铺垫，为课堂学习打下一些基础。这里的铺垫有三种方式：①学期初，教师有意识地布置预习任务，比如，大概15周要讲到课文《长征》，学生必须在15周前查找国共战争的一些知识，观看有关视频，看谁找的资料多，对学习主动的学生进行表彰。②开学初，制定本学期阅读方案，根据相关课文内容，选取与之相关的书籍推荐给学生阅读，考核课外阅读情况。③上课前一天，可以印发一些与课文有关的学习资料给学生，让学生对课文的背景有简单的了解。

2.拉近学生与课文角色距离

一些革命传统题材课文，和学生的生活有一定距离，学生理解有困难，不易与文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共鸣，这也增加了教学的难度。为了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课文，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题材内容，设计学生容易理解接受的相关主题组织学习。比如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七律・长征》等四篇课文属于一组爱国题材内容，而内容都围绕着伟人选材，其中有表现豪迈乐观、运筹帷幄的《长征》，又有表现作为一位父亲的凡人情怀的《青山处处埋忠骨》，更有表现关心群众，真诚待人的《在花山》。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以“一位诗人，一位领袖、一位父亲”为主题，以相同的人物不同的角色为导引，鼓励学生搜集的事迹，诗词、故事采用交流、表演、诗歌朗诵等多种形式对这组课文进行学习。对于学生来说，通过阅读本组课文，开展一些课外拓展活动，既可以了解领袖的风采，同时也能感受到领袖凡人的情怀、诗人的气质，给学生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令人信服的人，而不是传统的“高、大、全”形象。

又如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这组课文也是属于一组爱国题材内容，内容既有横跨中外战争环境的英雄少年的事迹《夜莺的歌声》，也有描写抗日小英雄事迹的《小英雄雨来》，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以“同龄人，同命运”为主题，以雨来、夜莺为导引，鼓励学生搜集古今中外杰出的同龄少年儿童的事迹，采用演讲、表演、诗歌朗诵、绘画等多种形式，既联系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又融汇了同龄人的榜样作用、爱国精神、努力上进的思想，更好地掌握本组课文内容。

3.了解学生，把握阅读兴奋点

革命传统题材课文叙述的故事内容与当今儿童的生活体验存在较大的距离，这种差距常常使学生难以产生文本阅读的兴趣。因而，进行此类课文阅读教学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准文本的阅读兴奋点，让学生产生阅读期待。

阅读兴奋点的把握，既取决于教师对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准确分析，也决定于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和认识。一般地说，学生阅读的疑点、故事情节的冲突点、课文内容的矛盾点等，都可以作为此类课文阅读教学的兴奋点。如，教学《金色的鱼钩》，以课文题目为着眼点，便是一个较好的阅读兴奋点的设计，课文写长征红军过草地的事情，长征是艰苦的，怎么会有金色的鱼钩呢？是鱼钩金色的，还是指一种精神呢？又如，教学《一夜的工作》，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吗？他一个晚上在忙些什么呢？对这类问题的思考，直接指向课文内容核心，学生需要经过一定深度的阅读才能作出合适的解读。以上阅读设计，或源于学生的疑问，或起于课文矛盾处，都是较好的阅读兴奋点的设计。

三、立足文本语言文字，实现多重对话

一些革命题材课文，学生在内容理解上的困难并不是很大，关键的还是要引领学生借助语言文字，走进文本，走进人物内心世界；在理解内容、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实现教师、学生、作者、教科书编者之间的对话，与文本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感受人物形象，学习、运用文章的表达方法。

例如，五年级课文《青山处处埋忠骨》。学习这篇文章主要是了解在爱子牺牲后的一段情感波澜，从中领略他那伟大的慈父形象。通过课文学习并初步领悟一些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课文第八自然段“主席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心中的悲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岸英奔赴朝鲜时，他因为工作繁忙，未能见上一面，谁知竟成了永别！“儿子活着不能相见，就让我见见遗体吧！”主席想。然而，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打消了。他像是自我安慰地说道：“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朝鲜战场上有我们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他们就不想再见一见儿子的遗容吗？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朝鲜人民的意愿吧。”

教学时应该舍得花时间让学生读课文，圈画出相关的语句、段落，仔细品味，在此基础上感受人物形象，学习表达特点，并在习作指导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人物描写”的表达方法，做到读写结合。我们可以针对文段设计以下几个问题：

（1）主席你说“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朝鲜人民的意愿吧。”难道你不想见你儿子最后一面吗？（与文本人物对话）

（2）同学们，你们觉得，主席应该把他儿子接回来吗？（与同学交流）

（3）作者，你为什么要引用“青山处处埋忠骨”来做题目，你是不是觉得不应该搞特殊，他应该与所有赴朝鲜作战的将士父母一样，儿子在哪牺牲了就留在哪？（与作者对话）

通过品味课文的Z言文字，通过这样的多重对话形式，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了解人物内心世界，深刻地感受人物形象，从中，学生也掌握了文章的表达方法。

最后我也认为，革命传统题材课文有着较明确的价值取向，最好不要作多元解读，不能因为时代感的要求，随意解读革命传统课文。

参考文献：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5篇

到达古北口已近正午时分，一路上带着心中满是的疑惑，盼着能快点到达，好与神秘的古镇亲密接触。车子越开越近，古镇的形象也似乎依稀浮现。

烽火硝烟的战场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巍巍长城，虎踞龙腾。荡荡潮河，源远流洪。将士守土，与倭抗争。为国捐躯，血染长城。埋忠骨，青山有幸；慰英魂，绿水增荣。缅怀先烈，泣悼英灵。慰籍往者，砥砺后生。

对于一个发生过130多场战争的古战场来说，古北口彷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坐在北京以北的燕山山脉间，即便只露出一个背影，都让人肃然起敬。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气势，才让无数对中国历史着迷的朋友愿意跑到这个北京最东北的地方寻古。

古北口镇共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处，有古北口长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长城抗战纪念碑，七勇士烈士纪念碑和潮河关惨案纪念碑，在新建的古北口主题公园内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铜像，不同历史时期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不断吸引着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悼念，感受古北口那段不屈不挠，英勇奋进的历史。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机关部分人员一行，先后来到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墓缅怀参观，并全程由馆内人员讲解介绍。“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是炎黄子孙抵御外敌的历史见证，更是向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密云县东北部，南挖幽燕、北捍肃漠，是进入首都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有“燕京门户”、“京都重镇”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侵略与抗战的历史沉淀下，流传下了许多人们英雄抵御外敌的颂歌。”

参观完纪念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机关部分人员一行，来到了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据当地导游讲解，1933年3月10日，日本侵略者攻打古北口，以东北军王义哲部的112师等在古北口城、龙王峪长城阵地和石盆峪东山等地与日寇展开了激烈搏斗，我军将士阵亡惨重，日寇死伤严重，成为历史上“激战中之激战”。古北口战役历时二月余，守军将士以窳劣之武器御数倍之敌，毙伤日军五千余名，抗战将士亦有近八千人伤亡。

当时长城抗战结束后，在古北口东南两关，大街小巷尸横遍地，山谷田野，到处都有阵亡将士的遗体。牺牲在路边街巷的将士，由群众掩埋在菜窖里，山谷田野的遗体则由杨令公庙道人王乐如领人择地掩埋。后来，即中日“塘沽协定”签定后，由中央政府起运500具尸骨赴蚌埠立墓另葬，还有一些尸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捐款，古北口商务会牵头，请道人王乐如组织群众，再次从田野山谷收敛尸骨360余具，在古北口南关外西山根处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些尸体全部埋在坑内，一层苇席，一层尸体，共埋3层，最后在上边堆起一个高大的坟头（从此人们就称它为“肉丘坟”）。这个公墓也成为了炎黄子孙抵御外侮入侵的历史见证。

站在墓前，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机关部分人员对保家卫国捐血捐躯的战士们，深深地三鞠躬，肃然之情不禁顿生，当年拼死抵抗日寇的勇士，他们是比长城更加伟岸坚强的民族脊梁，是真正的血性汉子。

蜿蜒的梦想依然踞足于时光的海洋

如今，古北口的长城大都荒废，残垣断壁，雄浑古朴之中透露着茫凉的沧桑感。而在万里长城成千上万的碉楼里，古北口长城在当年的烽烟想必也是最强劲的，因为中国大半部的历史几乎都燃烧在这片京师锁钥的疆土上，以至于至今很多当地老人都坚信，在古北口深山的夜里，时常还可以听见不同时代将士的厮杀。

而作为古北口镇又一历史古迹，药王庙等数座庙宇也成为当地一旅游特色。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七郎坟，令公庙，琉璃影碑靠大道，一步三眼井，两步三座庙。充分说明了古北口文物古迹资源十分丰富。随后，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机关部分人员一行来到药王庙等参观。据当地导游讲解，明清时统计古北口镇区内有大小庙宇72座之多，现保存和修缮完整的有12处，其中有著名的杨令公庙，药王庙，财神庙，吕祖庙，玉皇庙，二郎庙，清真寺等，药王庙建于明朝初年，距今已有 630年的历史，其庙中套庙的建筑格局，在庙宇群里堪称之首。

站在药王庙的高处，一眼望去，便可以看到古北口长城。那刻满了历史荣辱古的长城，记载了岁月的无情。古北口是一段未经修缮的古长城，绝对不同于八达岭长城。透过那残缺的城墙，在这里你能真切感受到长城特有的雄壮与悲凉。在古北口的早期建筑物上和边塞墙垣上，战争留下来的创伤，遗迹尚存。它们虽已随着的繁华老去凋败，但蜿蜒的梦想却依然踞足于时光的海洋，令人心生向往。

抛开工作的烦恼，在纷纷扰扰的日子里，来到古北口镇，体味古北口长城的雄壮与悲凉。淡看长城落日，静听潮河涛声。从尘封已久的往事中，感受残破之美的丰富。你会为自己是华夏子孙，是龙的传人，而真切感受到骄傲与自豪，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我们龙的传人，传承着龙的精神，流淌着龙的血脉。

体味浓厚乡土风情 是潮流也是期盼

参观结束后，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机关部分人员一行沿着古北口小镇的街道，游览了民居，体味了乡土风情。现在的古街仅存一些传统居住建筑，并夹杂了许多居民自改自建的新房，这里有历史可考的文物古建筑30余座，是与帝王文化紧密相连的多元文化聚合体。它们将古北口长城的驻军文化、长城历史文化、居民生活与民俗文化，与独有的古庙宇群落，以及自然景观紧密融合。

那些破败的老屋，那些悠长的街巷，还有那些城墙要塞，走一走，望一望，停留，驻足，也或是匆匆而往。你都能感受到古北口村中保存完好的原生态自然风光，所带来的穿越古今、陶醉其中，以及原汁原味地农家文化，带给我们的最贴切、最真实的视感。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在经历了数千年封建岁月的洗礼后，风云激荡的古北口终于在上个世纪中叶归于平静。昔日的古道早已被新的公路取代，更新的京承高速公路也建成通车。

新农村建设以来，古北口镇更加注重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科学开发。如今，村容村貌整洁优美，村在林中、房在绿中、人在景中，构成了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满族秘制小吃宴，小锅饽饽、驴打滚，回族的油里、翻皮袄、撒不叁，吃一口便能品出古北口独有的边关风情，令人流连忘返。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6篇

每到这个时候，总让我想起上小学时，学校会在清明节组织同学们去给烈士扫墓，也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烈士的英勇事迹我才慢慢熟知，心里充盈着一股崇敬之情，以此来鞭策自己好好学习。

说到扫墓，大家肯定不会对八宝山这个名字陌生，这期咱们就着清明扫墓的习俗来说说八宝山……

由来

“八宝山”从字面上理解，难道是山里有八样宝贝吗？咱们先从一段传说说起：很早以前，有个风水先生路过一对老夫妻的家，看见架子上结了一个长得上粗下细的丝瓜，像一个倒挂的葫芦，提出要买下它，老两口同意了。先生叮嘱：一定要等到瓜熟的时候再摘。可这一年天气反常，刚过了立秋就开始下霜，老两口怕把丝瓜冻坏了，就提前摘了下来。等到先生再来时，他跺着脚说：“坏了，摘早了，这下不管用了。”叹着气把丝瓜拿走了，老两口觉得奇怪，就跟着他，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风水先生来到山坡前，用丝瓜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立即出现了一扇门。老两口一看，里面都是宝贝，有金牛、金马、金鸡，还有金笸箩、金簸箕、金磨，靠门还有一个金碾子在转，从碾子上掉下来的全是金豆子。风水先生自言自语道：“要不是摘早了，我就可以进去了！”他刚将手伸了进去，就听见金鸡叫了起来，风水先生连忙抓了一把金豆子就要往外拿，慌乱之下金豆子全掉在洞里了，门也关上了。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这座山下埋着八件宝贝，就把它叫做八宝山了。

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其实，八宝山这个名字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叫起来的。在这之前，八宝山有好几个名字：韩家山、黑山、罕山、黑山会。不同的名字都是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到了明代，这些名字一直在并用。而且八宝也不是指什么金豆子，而是指红土、耐火土、矸石、青灰、白土、马牙石、沙石、板石这八种传统建筑材料，当地老百姓都是靠挖这“八宝”为生。八宝山能够在历史上留名，并不是因为它出产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和明清两代宦官的宣传和修建有关。

历史

明清两代的宦官一直把八宝山当做他们的祖祠，是一个他们的“圣地”。这是因为八宝山最早的“居民”，就是最早埋在这里的是一个叫做刚铁的人，按照明代流传的故事，刚铁的事迹很伟大：他原先追随明太祖，后来被任命为宦官机构的最高首脑；靖难之役开始后，他又为朱棣夺取皇位征战；靖难成功后，被任命为司礼监太监。他不仅勇敢善战，还颇有德行，平时十分谦逊，从不提自己的功劳。他死后被葬在黑山，并立祠祭祀。

关于刚铁传奇的经历，主要是从明朝嘉靖时期开始的，其后不断被演义发展，他的事迹，基本可视做后世宦官附会出来的。但宦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宦官附会和演义刚铁的事迹，无非是借着他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表彰刚铁就如同表彰宦官自己，而刚铁的事迹越“辉煌”，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越大。

八宝山在弘治以后，经过宦官的宣传和打造，已经成为当时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墓地。宦官不断修缮八宝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嘉靖以后，明朝的内忧外患逐渐增多，很多宦官通过对刚铁祠、八宝山的维修来表达政治上的想法。比如万历时期，刚铁祠有一个碑记是这么说的“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意思就是说，现在上哪里能找到像刚铁那样的人来对抗侵略者呢？他们对于刚铁作为的附会，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态度。

万历初年时，这里已经形成了褒忠祠、护国寺、灵福寺在内的建筑群。北京名为护国寺的不只一处，黑山护国寺是专为守墓而建。入清后，清代的宦官对护国寺和刚铁祠也多次修缮，但他们修缮的目的，已经单纯是因为这里是他们的祖庭，另外出宫的一些老宦官需要做些事情。到了民国时期，还有一些老宦官在八宝山地区生活，护国寺一度被称为太监庙。

翻篇

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总理考虑：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们选一处永久安息的地方；又能作为教育后代的场所，现任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一旦病故也有一个合适的安葬处。为此，他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北京郊区挑选革命公墓地址。多方勘察后，京西八宝山南麓的护国寺被选中。当时寺内还住着一些太监，在将护国寺辟为墓地的过程中，曾遭到太监的抵触，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吴晗一行人去勘察，却遭到了主持信修明的阻挠。信修明五十多岁，他原已娶妻并生有两个儿子，宣统年间，他19岁时，因贪图太监在宫内优裕的生活，不顾家人劝阻，秘密净身，进宫当了太监。辛亥革命后，他出宫进了护国寺，1930年当上了主持。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解放时，寺里已有自种地52亩，合伙种地157亩，出租地269亩。太监们种菜、种果树，自食其力，赶上年成好，蔬菜和果树收入颇丰。这里如同世外桃源，太监们安居乐业，过着半封闭的生活。

信修明不甘心这里舒适的生活就这么被夺走，于是他在太监中散布说政府要来接管护国寺，一切都没收，要把他们送到农村去等谣言。一时寺里人心惶惶。最后公墓筹备组工作人员拿出一个搬迁安置太监的意见方案，根据方案，信修明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北长街兴隆寺太监庙，年老的太监安置在琉璃河太监庙，其他太监安置在西斜街太监庙。信修明和众太监们见政府并未把他们赶到农村，依然把他们安置在太监庙，生活方便，就愉快地接受了安置。

1949年，护国寺被接管后，寺内的50余名太监全部迁出，寺院大门上贴着盖着鲜红大印的封条。从此，护国寺结束了太监庙的历史，做为革命公墓的基地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护国寺的殿堂部分被改为现在的骨灰堂，寺院四周则被辟为墓葬区。

布局

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由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徽因设计，分为墓区和骨灰堂两部分。

公墓大门临长安街，墓区分为四部分，第一墓区位于东北角，1950年，任弼时同志因病逝世，下葬在东部坡顶上，被称为“八宝山革命第一墓”。后来，开国第一任副主席张澜逝世，葬在墓右。1955年6月18日纪念翟秋白烈士牺牲20周年时，特别批示把秋白同志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墓左，还有司徒美堂之墓，这就形成了第一墓区。第二、三、四墓区位于公墓中央甬道的东西两侧，为以前去世的中共部级以下、县团级以上领导人的墓地，同时葬有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和参加亚非会议的遇难集体烈士，墓地共计598座。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史沫特莱的陵墓就在这里。

其实，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不只是烈士和一定级别的官员，像李克农上将的父亲李哲卿老人和掩护过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的，像夏娘娘等早期对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在革命公墓有一席之地。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7篇

长治，古称潞安府，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深处，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前期，长治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枢。

1938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省武安、邯郸、涉县之后，把进攻目标指向山西长治。同年2 月19 日，日本侵略军第一八师团苫米旅团3000 余人围攻长治城，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简称川军）第七三四一一旅守城抵抗，与日军血战两日，长治城陷入敌手。

1938 年4 月28 日，中国抗日军民将日本侵略军第一八师团赶出晋东南，长治城光复。

1939 年7 月13 日， 日本侵略军第二十、三十六、一九三个师团入侵长治地区，长治城再次沦陷。

日本侵略军控制长治、长子、屯留、壶关、高平、晋城、阳城、沁水、襄垣、武乡、潞城、沁县等县城后，在长治城开工修建潞安陆军医院，1940 年医院建成，并在沁县等县城设立潞安陆军医院分院。

潞安陆军医院的任务是收容和治疗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伤病员，补给卫生材料及对卫生员进行培训。同时执行第一军军部向陆军发出的“应执行”之命令，对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的“手术演习”，培养细菌，为日军发动细菌战做准备。

医院布局

潞安陆军医院属陆军三等医院， 有床位100 多张，医院位于长治上党门北侧，占用原省立四中、原潞安府衙、府上衙卢氏宅院等地，占地面积约8000 平方米。

医院分为三个区：

1、主院区位于省立四中（今长治市二中），主要建筑有：（1）病房54 间，坐北朝南， 分为三排， 面积约2500 平方米， 人称“ 王”字医院。（2）军人俱乐部，坐南朝北，东西长33 米，南北宽13 米，12 开间，面积450 平方米（今德风亭西侧）。（3）食堂，东西长20 米，南北宽10 米，坐北朝南，12 开间，面积200 平方米（今后勤办公楼）。（4）手术室，南北长10 米，东西宽6 米，2 开间，墙壁和地面辅砌白瓷方砖，地面北墙有宽约30 厘米，深30 厘米的流水槽，也用白瓷砖辅砌，位于第二排病房东头（今教学楼东墙址）。（5）活体解剖室，东西长约10 米，南北宽约10 米，2 开间，面积约80 平方米（位于今学生宿舍楼基址）。（6）焚尸炉两座，高4~5 米，一个建在院中（今后勤院炉房前）；另一座建在人体解剖室北侧。2010 年8 月8 日，学校在挖学生宿舍楼地基时发现焚尸炉座，由灰砖砌起，炉座呈正方形，长宽各4.7 米，厚约3.42 米，座下垫河卵石头和沙子。（7）地下实验室，一个建在原潞安试院中间（今体育馆址）；另一个建在焚尸炉西侧（今图书馆北侧），出口由灰砖砌起，拱形，高4 米，宽2.5 米。（8）洗衣房和澡堂，南北长15 米，东西宽约7 米，坐东面西，7 开间，面积110 平方米（今茶炉房北侧）。（9） 劳工斋，3开间，面积40 平方米（今科学会堂南侧）。

上述建筑， 除劳工斋外， 都是日本建筑风格。至今仅存洗衣房和一个地下实验室，地下室存三孔窑洞，面积约60平方米。

2、伪军伤员治疗室在医院主区东院（今府上街1 号）卢氏宅院，20 余间房子，设立5 个病房，老百姓将这几个房子称其为“汉奸治疗室”。

3、药库设在原潞安府衙大堂、二堂、东西六房（排房）西花厅院，各个房间堆放着药品，日军设置岗哨，严管库房。

医疗机构组成人员和劳工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潞安陆军医院的日军将医院的档案、资料、病历记录、活体解剖记录全部烧毁。下述潞安陆军医院医疗机构及人员情况，选自日本军医汤浅谦忏悔实录《抹杀不掉的记忆――在潞安》。

医院设病理实验室、监察室、人事科、药库、外科、传染科、牙科、药剂科等。设院长1 人，总务主任1 人，会计1 人，军医8 人，牙科医生1 人，药剂师1 人，护士工1 人，护士长1 人，护士10 人，卫生员70 人，士官和下士官20 人。另外，雇用20 名中国劳工（苦力）。（原文有上述人员名录，本文未载――编者）

“活体解剖”情况

1、长治市公安局原治保科长卢荣生说，1946 年， 我长治驻军在卫前街（今莲花池北侧） 搭台召开斗汉奸大会，参加会议的各街道群众约1000 余人。长治府上街居民冀秀兰（女）在批斗汉奸大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汉奸魏花狗出卖其弟冀潞昌，被潞安陆军医院活体解剖（老百姓称“活剥人”）的事实，参加会议的人们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处决魏花狗等汉奸，会上将魏花狗等罪大恶极的汉奸当场处决。

2、长治市第二中学原副校长陶（1925 年出生），在《日军解剖活人作试验品的罪行》一文中记载： 1944 年被日军“红部”宪兵队，逮捕并酷刑拷打的长治县游击队长金如壁烈士，就被活体解剖，死在这里（潞安陆军医院）。

3、原长治市下南街党支部书记于振河，现年86 岁。2007 年10 月19 日笔者与卢荣生登门拜访于振河，老人写出证明：“杜富军，男，长治市下南街人，1943 年被日本宪兵抓到潞安陆军医院被活体解剖了，当时杜富军17~18 岁，为八路军地下工作者。”

4、徐月根，男，长治市石头街人，83 岁，为郝三狗舅父，他提供证明材料称：“郝三狗、万长孩家住演武巷，现无后人，1942~1943 年，两人被日军抓到潞安陆军医院，活体解剖了。”

5、“我叫裴荣生，现年66 岁，家住下南街华东小区6 号楼。父亲裴胖狗，也叫裴黄狗，为八路军，1943 年冬天的一天凌晨四五点钟，在日本宪兵队警察所王鹳、魏花狗的带领下，几个日本宪兵闯进我家院内，将父亲抓到宪兵队，后来带到潞安陆军医院（今长治二中）被军医解剖了，那年我仅2 虚岁。父亲遇害后，母亲周改先无法生活，气得拿起剪刀将自己的割去，第二年离开人间，我大爹裴喜狗将我养大。

裴胖狗儿子：裴荣生 2007 年9 月29 日”

6、2007 年9 月15 日，笔者与卢荣生到朱喜风、郭福金家调查，写出了《郭金富遇害情况》，内容为：郭金富，男，长治城下南街温昌巷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与他一起为八路军做地下工作的有周福顺（解放后任长治市粮食局长，中受迫害，已故）、程海发（长治城牛家圪道人），后被日本宪兵发现，1943 年在南街被捕，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原西街南侧梅辉坡北口，今西大街办事处南侧），郭金富被捕那年21 岁。

郭金富被抓到宪兵队，他母亲领着11 岁的侄女朱喜风到宪兵队门口寻找儿子，遭到日本宪兵拒绝，第二天得知郭金富被送到潞安陆军医院解剖了。

7、靳增则，男，汉族，长治市中南街当辅院（今长治市食品公司南侧）人。1943 年，曾是决死队战士的靳增则，被日本宪兵抓获，在潞安陆军医院被人体解剖，家人没有找见靳增则的尸体。知情人，靳羊狗，77 岁，靳增则本家。

8、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档案资料记录，被潞安陆军医院解剖的还有周狗孩、秦贵元。

医院旧址上发现的尸骨

1、马喜良关于潞安陆军医院挖出两具尸骨的证明。

马喜良，男，回族，74 岁，长治市参府街人。其父马德忠1943 年到1945 年在潞安陆军医院做苦力，打扫卫生，日军投降，马德忠返家。马喜良证明：

1953 年，长治市人民检察院两位干部，到潞安陆军医院（今长治二中）寻找日本军医院埋葬活人解剖者的尸骨。两位干部找到我父亲，父亲与我带着两位干部和一名法医，在北侧首先找见解剖室，该室位于学校原操场西北角（今学生宿舍楼北侧），在解剖室南约14―15 米的地方找见尸骨坑，挖出两具尸体骨架（坑约1 米左右深），我与父亲将尸骨摆放整齐，法医下坑检验尸骨，拍下照片。检察院的两名干部让我父亲到马不离家找了两个箩筐，每个筐内放一具尸骨，我的父亲担着出了长治城东门，找了个地方挖坑将两具尸骨埋下，检察院干部发给我们劳务费20 元人民币。

2007 年11 月1 日 调查人郭新虎、卢荣生。

2006 年6 月3 日上午，笔者发现长治二中建体育馆挖地基，挖出一堆尸骨，尸骨残骸保留在地基坑的东墙上，我想这是日本军医将解剖后的中国人埋入坑内的，我硬着头皮将尸骨拍下，留下了日本军医解剖中国活人的罪证。

2、原长治二中后勤主任董启发（87 岁）回忆，学校建校办工厂时，挖地基挖出数具尸骨。现后勤主任赵志龙说，学校在教学楼，理化楼前后挖下水道时挖出尸骨、头颅。

医院旧址出土的器物

从2004 年起，笔者开始注意潞安陆军医院旧址出土的实物，共有100 余件，分为四种类型。

1、医药类：玻璃药瓶，瓶高4 厘米，直径2.5 厘米。樱花药瓶，红色，高1 厘米，直径1.3 厘米。玻璃试管，白色，高7 厘米，直径2.4 厘米。

2、武器类：子弹壳，铜质，高2 厘米，底径4 厘米，重9 克。军刀（残），铁质，长54 厘米，宽4 厘米。军壶，椭圆形，铜质，高14 厘米，底宽17厘米×9.5 厘米。皮带（残）长9 厘米，宽1.4 厘米。

3、医疗器械类：铁钩，长11 厘米，重40 克，吊药瓶使用。铁环，直径6 厘米，吊药瓶使用。手术刀，长15.5 厘米，宽2.5 厘米，重70克（残）。

4、生活用品类：青花白瓷盘（残），日本瓷器。青花瓷碗（残），日本瓶器。玻璃酒瓶，高19 厘米，瓶体下部铸：麦酒株式会社制。围旗瓷罐，高6 厘米，直径8.5 厘米。日本兵使用过的像架一副。铁质罐头盒十几个。

从2004 年到2007 年，笔者发现的上述实物佐证了潞安陆军医院的罪行，为筹建潞安陆军医院罪证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友人的一次参观考察

2007 年9 月1 日，日本研究医学犯罪的一个考察团，到原潞安陆军医院旧址考察。我们将100 多件实物和照片搬到二中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布置成临时展室。

下午2 时07分，7 名日本友人在长治市外事办公室和市对外友好协会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展览室，接着长治市电视台和《上党晚报》记者及有关老师也来到展室。

考察团成员详细询问一些照片、实物的来源，我据实一一作了回答。

约两个小时的参观结束了。刘田史郎团长站在原陆军医院洗衣房前接受长治电视台的采访，说：“我曾在原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那里了解到日本细菌战和人体解剖手术试验，不仅是731 做实验，潞安陆军医院也进行过大量实验。”

他又说:“现在很多日本国民不了解这段历史，这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获取大量的真实的证据，告诉日本国民日军在731 部队和潞安陆军医院残害中国人民是真实存在的，期望所有日本人要正视历史，警省自己，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当事人揭露真相

原侵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军医汤浅谦1915年出生在日本一个医生世家，中学毕业后考入慈惠医科大学，1940 年入伍，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被派到潞安陆军医院担任中尉军医。日本投降后，被阎锡山留用。1949 年太原解放，汤浅谦被俘在押。

1956 年6 月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汤浅谦免予，就地释放。

接受宽大处理释放回国的汤浅谦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1961 年被选为中归联常务委员。1991 年10 月15 日率中归联山西友好访问团一行4 人（其中一名是原潞安陆军医院女护士）访问了长治二中，并表示忏悔之意。2000 年8 月15 日，汤浅谦在大型文献纪录片《抗战》和六集系列纪录片《不只是731》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公开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灭绝人性的活体解剖和手术演习的罪行。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8篇

1951年3月，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点半左右，市政府礼堂内，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200余名代表，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级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黄祖炎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文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穷凶极恶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忽然，那人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的座位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因伤势太重，黄祖炎在送往医院途中即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是谁?他为什么对黄祖炎下如此毒手?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混入八路军，1941年混入共产党内，1944年减租减息因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唯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黄祖炎被刺杀的严重事件。

黄祖炎其人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 (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秘书。黄祖炎先后在身边工作4年，与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当时写的《寻乌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4箱书籍外，只有一支派克钢笔。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刺杀案震惊了中央

黄祖炎遇害的当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这一消息逐级报告到了中央。等中央领导闻讯后无不十分震惊，不久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则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

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军区对王聚民所在的惠民军分区的领导和有关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他们还认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为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下令，以后机关干部除执行剿匪等任务外，一律不准带枪。

为吸取黄祖炎被刺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也于事发的第二天，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看了山东分局的7条指示后，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4月12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就黄祖炎被刺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上又作了批示：“兹将、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以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对这起高级干部遇刺案，一个月内竟然连续作了3次批示，这充分说明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青山有幸埋忠骨

黄祖炎遇害后，组织上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在位于济南市南郊的四里山上。四里山亦名英雄山，则缘于后来对黄祖炎的一次追忆和缅怀。

1952年10月26日，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他的这次山东之行，除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山东各地，座谈了解情况，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那就是凭吊黄祖炎烈士。当日下午，在听完山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说：“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悲伤。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9篇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著有《西行漫记》），在延安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对话：斯诺问：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笑答：我认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周兴何许人也？

延安时期，周兴是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由于保安处占据了延安古城的“半壁江山”，曾戏称周兴为“周半城”。

因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周兴在一些人眼里也就成了资深的中共特务头目。在并不完全了解中共体制的斯诺眼中，周兴简直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斯诺向提出，一定要采访周兴。主席爽朗地答应了，斯诺据采访周兴等人的纪实情况，出版了《中共杂记》一书。

1962 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共产党与封建官府的区别”时，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所讲的“我们的周兴”，其实，他本不姓周，原名叫刘旧邦，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改名刘维新。1927 年为免连累家人，改姓换名，便用了周兴这个名字。

周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潜伏》、《密战》、《延安除奸》等谍战影片中，都有周兴的影子。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明确指出谍战片中的“周劲处长”便是周兴。

被送了个“周半城”的外号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岔处，虽然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但城区并不大。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城墙都没有了，只剩下朝南的一个门洞，上书“安澜”。商业区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中共机关一直驻扎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保安处就是延安城的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安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

保安处处长周兴，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从此，“周半城”就名扬延安。周兴明白，这“周半城”的绰号更多意味着责任。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以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

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我党保卫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的安保工作上出现问题。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直是特务暗杀的主要目标，也是我党保卫工作重点中的重点。肩负国共谈判重任，出入虎穴龙潭，总是令保卫人员提着心。

1937 年4 月，预计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为他准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眼线，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1937 年4 月25 日早晨，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参谋孔万泉、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 名警卫员，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 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土匪埋伏在山上，乘坐的卡车刚刚爬上山坡，就遭到突然袭击，轮胎被打破，子弹铺天盖地而来。卡车上的战士们多是跟随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沿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张云逸等四人脱险。

消息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更是痛心疾首！他立即派人带骑兵排支援，同时命令独立团增援。边区党委也急令剿匪。周兴殚精竭虑，部署精锐部队从南包抄，组织几个县的武装联剿。还派黄赤波、程宏毅、穆广林等化装侦察，打入土匪内部获取情报。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将坐探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侯振国，民团头子姬延寿，土匪头子李青伍、齐金权等十人就地正法。我方乘胜追击，边区各地纷纷行动，军政配合，严厉打击，消灭范玉山、陈老大等46 股土匪，全边区秩序迅速好转。

捣毁军统“汉训班”

1939 年9 月，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

1940 年初春的一天，21 岁的吴南山从老家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汉中后，那个联络人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军统开办的训练班。于是，他为离开这里暗中作了许多准备。

1940 年6 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他下决心向共产党交代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其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

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他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一天，吴南山在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向吴南山和盘托出。

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他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的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四至九期学员的教员，有爆破技术专长。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 年10 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还戏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 人。经审讯，与祁三益的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祁三益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 人。

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 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 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 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 人，其中多数人都向我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巧施连环反间计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保安处接到富县报告称：有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而据该县内线掌握的情况，王忠岐是个顽固的中统特务，他的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圈套。为了弄清虚实，周兴向保安处特派员赵去非授以“以夷制夷，巧施反间计”的策略，赵去非以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身份来到洛川县。

酒席上，赵去非首先坦诚地向王忠岐打听驻洛川特务情况。王忠岐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如实讲了一些内情。接着，赵去非故意放话，郑重地说：“王先生，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的那个人，你们的主任没有怀疑吧？”言下之意是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向单不移作了汇报，单不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很快就把这个共产党的叛徒处决了。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借机迫使他又交代了八九个隐蔽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为特务的名单。旋即，赵去非把他软禁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上演了一场特务“窝里斗”的好戏。果然，王忠岐从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只好承认已向赵去非提供了几个隐蔽的特务名单。当单不移通知这几人转移时，发现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拘捕了。气急败坏的单不移立即下令将王忠岐活埋了。

单不移活埋王忠岐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延安，人们都高兴地说：赵特派员演出的这场“借刀杀人”的反间计戏，真是比三国时的“蒋干盗书”还精彩，还过瘾！而在洛川，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极大不满，使得单不移灰溜溜离开洛川。不久，中统方面即安排系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

“保卫局并不可怕”

据有关资料，中共保卫史上第一次“外事”活动，是1936 年周兴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采访。

斯诺采访时曾经问周兴：

1. 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 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 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 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 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 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有什么不同？

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还不是死心塌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些人，首先，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苏维埃政权，不会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对于斯诺的具体问题，周兴也一一作答，而且，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不会秘密地杀人；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这表明，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我党的保卫工作已经有了系统的政策。

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

延安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周兴，也不是什么“特务头子”了。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周兴当时担任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几乎可以说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公安部长了。独膺重任，倚重可知。周兴全力投入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斗争。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周兴与新中国第一部治安法规

1954 年8 月，周兴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分管全国的治安、劳改工作。

1957 年年初，大批盲流人员涌入北京，栖身前门火车站等地，其中混杂着一些小偷流氓，他们白天混入街头作案，晚上回车站睡觉。这里虽然不属周兴直接管理，但他十分重视首都的社会治安，决心亲自调查解决。

春节前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周兴身穿一套蓝布旧棉袄，头戴一顶翻毛羊皮帽，脚穿一双棉鞋，打扮成农村干部模样，带着秘书和警卫员、驾驶员一行四人，悄悄地走进了前门火车站。从票房到候车室、行李房、站台转了一圈。然后，重点走访了候车室的盲流人员。

在票房门口，周兴遇见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地向他们诉说了自己被骗的经过。他从辽宁营口农村来北京寻找亲戚，没有找到，昨晚在候车室凑合睡了一觉。今天一大早就到票房买回程票，排队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主动问他要买哪儿的票，并答应帮助他购买。老大爷信以为真，把车票费交给他。没过多久，这个小伙子连影子也没有了。老大爷束手无策，顿足捶胸。周兴听了他的诉说，立即叫秘书领着老大爷到北京铁路分局车站派出所找所长解决。后来由所长把老大爷交给跟车的民警，免票把他送回营口。

派出所所长听说周兴副部长来车站查访，就赶到候车室把他们迎到派出所，详细汇报了车站的治安情况。周兴一边听，一边记，中间不时提问，叫派出所的同志回答。这次调查访问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了。

走出车站时，不觉东方破晓，雪花已经止住，寒风扑面而来，可周兴毫无倦意，又叫驾驶员老陈把车开向铁路公安分局。微服夜访之后，由周兴口授，秘书记录，稍作文字修改，向彭真、罗瑞卿同志写了一份简报，提出要集中精力整顿首都的治安秩序。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0篇

（一）人体器官捐赠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人体器官捐赠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人体器官移植供体不足的问题，是促进器官移 植技术进步，使人类生命得以最大延续的正义之举，体现着人性的光辉和对生命的无上尊重。我们身边不断涌现因器官捐献（如角膜、肾脏、骨髓等）而使他人走出 黑暗，重见光明；摆脱死亡，获得新生的令人兴奋的感人事例，这是人类更高文明的体现。尽管如此，我国器官捐赠还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其一、器官移植供体不足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约有10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新增12万人，每年约有5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而每年全国可供移植的肾源仅有4000个，他(她)们 中的多数人，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或依然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在苦苦的等待期间，每月的治疗费用高达7000-8000元。我国患角膜病的500万人 中，有400万可经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700个角膜供体；角膜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和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美国全国共有98个眼库，每 年可做4万个角膜移植。我国每年有33000多名白血病患者挣扎在死亡线上，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骨髓移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其前提是在骨髓库中找到相 匹配的血液配型，而我国目前唯一的中华骨髓库所能提供的只是微足不道的2000人的登记。[13]

其二、传统观念束缚

据了解，被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除来源于亲人的相互捐赠外，相当部分来源于遗体捐赠。而“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使遗体捐赠工作在中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很多死者生前有将遗体或者器官捐献的意思表示，但死后很多亲属不能按照死者的生前意愿予以捐赠。

其三、捐赠程序繁琐，使得有意捐赠者变得消极被动，甚至出现有意捐赠却捐赠无门的尴尬局面，而另一方面是更多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却没有器官可供移植。

其四、器官捐赠司法受阻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教授陈忠华便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 2005年8月，广州市花都区中学生小魏（化名）因在学校打闹时意外受伤住进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后来判定为脑死亡，家人自愿捐献小魏的器官，当时，暨 大一院、中山三院和陈忠华教授的协作组成员均已到场，但经过层层请示，司法部门最后宣布，由于小魏的死亡涉及到刑事案件，家人对其尸体没有自行处置权，医 疗专家不得不让步，此例脑死亡器官捐赠被迫取消.几乎翻版的例子于2004年年底已经在内蒙古通辽地区发生过。一名青年酒后打斗时被人用木棒打伤脑部成脑 死亡，家人自愿捐献其器官。然而，当陈忠华教授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到达现场后，法医通知说只能在心跳停止后取器官，“但是这样的器官对于病人来说已 经没有了价值，死者的捐赠意愿也被违背”。[14]

其五、缺少具体捐赠法规，不利于保护捐赠者其亲属的合法权益。2003年11月24日新 华社《?望东方周刊》报道： 在部级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基地、倚山傍海的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内，一座投资1500万元美元的“尸体工厂”，4年来利用我国法律上的空白，将中国人的尸体标 本贩卖到世界各地，获取上亿美元的暴利。除了这家中德合资的生物塑化(大连)公司外，目前，在广州、上海、南京、青岛、深圳、泰安等地还有多家类似的生物 塑化标本厂，他们的发财手段如出一辙，都是利用中国廉价而充足的尸体资源，制成人体标本后贩卖到国外展出或出售。多年来，社会舆论一直大力提倡遗体无偿捐献。“尸体工厂”的曝光不仅仅给遗体捐献工作带来了阴影，也反映出相关法律和行政管理的缺失。“尸体工厂”的曝光，使捐献者的知情权和遗体捐献立法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以人的尸体和器官为原材料的生物塑化技术已经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相关立法却远远滞后。[15]

（二）遗体捐赠及死者人格权

如前所述，遗属对遗体享有管理权及依习惯埋葬等权利义务，因为中国民法学家 对死者人格利益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认识不一，对遗属捐献遗体或者器官是否构成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也不能形成一致观点：持“权利保护说”者认为死者仍是民事 主体，仍享有权利，自然遗属对遗体的捐赠处分构成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持“近亲属利益说”，“家庭利益说”，“法益保护说”的学者认为法律保护死者的利益 实际上是保护近亲属的利益，家庭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遗属对遗体的捐赠处分不构成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杨立新先生对此提出了人身权延伸保护的法律理 论，他认为：民事主体在其诞生前和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区别的先期法益和延续法益。先期的人身法益与延续的人身法益相互衔接，统一构成民事主体完整的 人身利益。[16]对“权力保护说”，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因为自然人自死亡便终止权利，死者不再是民事主体。依人身权延伸保护的理论，遗属对遗体的捐赠 处分仿佛有侵害死者人格权之嫌，但笔者认为：传统上，遗体只是在埋葬为中心的事务中，可以是处分权的对象，但遗体的埋葬权只是遗体价值的消极体现，而遗体 器官捐赠则是对遗体的积极处分，应该有更高的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即允许遗体除可用于埋葬及祭祀事务外，还可用于治疗、科研、医学为目的的器官捐赠。 [17]遗属对遗体的捐赠处分使死者的社会价值得以延续，使死者和遗属的人格都得以升华，不论是从人类道义还是从法律的价值追求角度，遗体捐赠不是对死者 人格权的侵害。

（三）人体器官捐赠的规范

1.参考各国及地区的相关立法，如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8月发表的《器官移植九原则》；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美国1968年《统一尸体提供法》；德国1997年《器官捐赠、摘取、植入法》；台湾地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捐献法》，《人体器官移植法》等相关法规。

设立专门人体器官接收单位（如经市以上红十字会委托的特定医院等）配备合格的相关业务人员等;界定人体器官捐赠权利主体的范围及顺位，如美国1968年 《统一尸体提供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规定,有权捐献遗体的近亲属的范围及顺位是：a.配偶，b.成年子女，c.父母，d.成年的兄弟，姐妹，e.死亡时死者的监护人，f.有处分遗体 权限或义务的其他人。在有本人及同位或先位顺序人的反对且后顺位人已知的，后顺位人不能做出遗体器官捐赠的承诺意思表示。[18]明确捐赠方、遗体或器官 接收方、接受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捐赠方适时通知接收方予以摘取提存的义务，知悉其有关用途或者接受方的权利；接收方合理处理捐献器官，保证器官最优利 用，及对捐赠方和接受方的保密义务等。规范器官捐献程序，保证人体器官捐赠者顺利实现捐赠意愿，使需要器官移植者及时得到移植。

2.人体器官捐赠是一种以人体器官为特殊标的物的合同行为，要充分尊重相关当事人的意思自愿。

多数西方国家器官捐献有“指定同意”、“推测同意”、和“请求同意”三种形式。“指定同意”是一种志愿捐献器官体系，已经表达捐献意愿的患者，亲属在其死亡时允许捐献器官，如丹麦、德国、英国。“推测同意”是指除非患者特意申请死后不捐献器官，一般患者在被诊断为脑死亡后就自然成为供体，如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芬兰等国。“请求捐献”，即负责器官捐献的医生有责任向患者家属表示器官捐献的请求，如美国和加拿大。

活体捐献是自然人行使自决权的表现，但也应符合自决权行使的限制要求。若捐赠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其捐赠行为必须经得监护人的同意。本人生前承诺 捐赠的行为是一种死因赠与行为，以本人死亡为生效要件，继承人、协力摘取器官的医方是为执行人，若本人是涉案人员，相关司法机关也作为协助执行人，本人意 愿应予以最大尊重，“该行为是对生前本人表明意思而处分遗体的‘生前自决权’的延长的尊重”。[19]若死者生前未作意思表示，笔者认为不宜适用“推测同 意”原则，而应由遗属决定是否予以捐赠。在当事人达成捐赠协议，即使作出公证的情况下拒绝履约，鉴于人体器官的特殊性，也不得申请强制执行，但可以要求当 事人承担适当的其他民事责任，如支付相关手续费用等。

3.对“死亡”的定义，我国立法应确立“脑死亡说”，并严格界定脑死亡的具体标准和操作程序，如：必须按照标准，“经过实施移植手术无关之两位以上医 生，以客观立场，判定病人已死亡，方可动手术，凡一经医生判定病人死亡后，即不应再涉及关于死亡与否之任何法律问题。”在脑死亡法还没正式出台前，司法、 公安甚至有的地区卫生部门都不愿意承担器官捐赠的可能存在的刑事风险，现在器官捐赠在中国寻求的是一条“法无名不责罪”的“无罪化”道路。脑死亡不立法， 脑死亡时摘取器官进行捐赠既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也不存在反对，但实行者为免于刑事诉讼的困扰，使器官捐赠大大受阻。所以《脑死亡法》的出台应和《人体器官捐 赠法》是同步的。

4.人体器官捐赠的基本原则

首先，人体器官捐献应坚持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愿原则；其次，贯彻利益权衡原则，如：供体损害最小原则，建立知情同意制度，确立器官捐赠方、接收方和接受方 三者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及独立人格；使当事人的信息尽可能对称，实现实质上的地位平等；再次，捐赠器官应坚持公序原则，如，禁止对器官的“穷尽利用原 则”，维持遗体表面遗容的完整性；坚持非常必须原则，和器官捐赠无偿原则，避免伤及人的尊严，阻碍移植医学的发展，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和善良风俗的遗失，诱发人口买卖、器官交易等严重犯罪的发生。[20]

参考文献：

[13]引自：陈锡林：《有关器官移植的社会学问题》，西北肝移植网医学论坛 → 杂 谈 bbs.newliver.net/cgi-bin/lb5000/topic.cgi?forum=3&topic=243//2004/07/24.

[14]引自transplant-china.com/viewnews.asp?id=53.

[15]引自：康劲:“暴利‘尸体工厂’凸显法律和行政双重尴尬”，arts.tom.com 2003年11月28日.

[16]杨立新著:《民商法热点新探》,吉林人民出版社,03年11月版,p216.

[17]余能斌、涂文:《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载《中国民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p626.

[18]丸山英二:《器官移植的比较法研究（问题的背景-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法的历史）》,载《比较法研究》46号,p21-22.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1篇

1907年7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初六‘凌晨。

在江南古城绍兴，鉴湖女侠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套玄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双手背绑，拖着铁镣，缓步走出了山阴县大狱。在一群如狼似虎荷枪实弹的清兵前拉后推下，她强忍昨夜酷刑留下的阵阵伤痛，挺起精神，大义凛然，走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不归之路。

站立轩亭口刑场，秋瑾举目四望，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了深情的一瞥。“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仰天长叹一声后，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关心的依然是灾难深重的祖国。

刽子手扬起的屠刀落处，中国历史上一位女杰为开创民国的理想喷洒了一腔热血。从此，秋瑾之死的创痛，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3年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30岁的秋瑾东渡日本求学，先后结识了宋教仁、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黄兴、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经蔡元培和徐锡麟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又由冯自由介绍，以“山阴秋竞雄”之名宣誓登记加入同盟会，不久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长、主盟人。

当时，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创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培训革命骨干队伍的基地。后来徐锡麟花钱捐了个道员，并由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给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赴安徽任职前，力邀正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的秋瑾来绍兴主持大通学堂。

1907年2月，秋瑾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她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往来沪杭浙东，运动军学两界，迅速组织起四五万人之众的光复军，遥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任协领，编部下为3个军，并与徐锡麟“浙皖相约，克期大举”。

由于革命党人内部有人叛变，泄漏消息，使清政府掌握了“安徽军警高层已混入革命党重要人物”的情报，并开始追查。在安徽省府安庆任巡警学堂堂长的徐锡麟迫于形势严峻，决定提前动手。7月6日，徐锡麟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会，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起义失败，年仅 35岁的徐锡麟受伤被俘，被剖腹挖心，惨遭杀害。

安庆起义天下惊，清政府万分震恐，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对徐锡麟的老家绍兴查办更严。由于各地光复军接连出事和叛徒出卖及绍兴劣绅告密，清政府觉察到大通学堂是浙江各地革命力量的中枢，迅速把魔爪伸向绍兴大通。

安庆起义几天后，秋瑾从报上看到“逆党徐锡麟在安徽刺伤巡抚恩铭，徐逆当场被擒”的消息，她拒绝了有的同志要她暂避上海租界的劝告，立即召集各地党人举行应变紧急会议，决定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十)在绍兴集合浙东会党志士，举行徐锡麟烈士殉难追悼会，并乘机发难，实行武装起义，一举拿下绍兴城，然后渡江直取杭州。

7月13日(农历六月初四)下午，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会同从杭州赶来的浙江新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带兵300余人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及在校的其他6名师生全部被捕，押人山阴县监狱。当妇深夜，绍兴知府贵福电禀浙扛巡抚张曾扬称：“现讯秋瑾，坚不吐实……若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贵福既怕革命党人攻城劫狱，又怕秋瑾一案牵连到自己身上，故决心要尽快除掉秋瑾，以免后患。

7月14日(农历六月初五)白天，贵福命山阴知县审讯秋瑾，秋瑾在刑堂上只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7个大字，作为自己交给清政府的惟一的“笔供”。贵福见山阴知县不肯用刑，当晚改派师爷余某对秋瑾酷刑逼供，仍是一无所获。当日深夜，贵福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即行正法”的复电后，马上召见山阴知县李钟岳，命令他立即执行，监斩秋瑾。良心未泯的李钟岳惊讶地问：“供证两无，安可杀人?”然而上命难违，李钟岳只得到监狱抓人，将秋瑾绑赴刑场。

秋瑾殉难之时，她的家人都已躲身在外地，慑于清政府的，留在绍兴城内的族人也无人敢出面承领这位亲属的尸体。挨过3个时辰，直到巳时(上午10时左右)时分，才由几个当地仗义的士绅出面，先雇了一个鞋匠缝合了秋瑾身首异处的尸体，又通过同善堂把烈土遗骸殓进一口白木棺材，雇了小工抬到郊外卧龙山(俗称府山)西北麓张神殿背后的山脚下面，停厝在一堆荒冢乱坟旁边。

挚友践约 女侠初葬西子湖

秋瑾就义后，一时舆论大哗，留学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学生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强烈谴责清政府的暴行，继而上海和各地的报刊也言词激烈地斥责当局滥杀。

这里必须一提秋瑾一生中的两位挚友：一是比秋瑾大7岁的吴芝瑛，一是比秋瑾大两岁的徐自华，正是她俩不顾个人安危，不遗余力，秋瑾才得实现“埋骨西泠”的夙愿。

吴芝瑛，安徽桐城人，诗文俱佳，尤其擅长书法。她曾制小万柳堂法帖，流入东瀛，甚得日本皇后的青睐，据说慈禧太后也很赏识她的墨宝。她的丈夫廉惠卿，江苏无锡人，年轻时参加“公车上书”，思想倾向维新，1902年和日本人中岛裁之联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还在北京顺治门外刀：了一家文明书局，故在北京小有声望。后来廉惠卿捐官户部郎中，与秋瑾丈夫王子芳同朝为官，两家住处又是近邻，秋瑾与吴之瑛得以相识。两人才气相敌，时相过从，正式换帖结为盟友。吴芝瑛的叔父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经吴芝瑛介绍，秋瑾和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之妻服部繁子相识。秋瑾第一次赴日本就是与服部繁子相伴同行的。

徐自华，浙江石门县(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出生官宦世家，写得一手好诗词。21岁嫁到湖州府南浔梅家，婚后7年，不幸丈夫病故。1906年春，南浔乡绅创办浔溪女校，34岁的徐自华被聘为校长。适逢秋瑾从日本归国，经人介绍也来浔溪女校执教。两位才女一见如故，同事两月，结为莫逆之交。徐自华的妹妹徐小淑正在浔溪女校就读，师事秋瑾，成为秋瑾最得意的女弟子。徐氏姐妹后来经秋瑾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徐自华与秋瑾交往时间只有一年半，形影不离的日子加起来只有3个多月，同志加姐妹的情谊却非常深厚，坚不可摧。

秋瑾牺牲后，她的两位挚友、女界精英吴芝瑛和徐自华不约而同，挺身而出。吴芝瑛先后写下了《秋女士传》、《纪秋女士轶事》、《挽秋女士联语》等诗文；徐自华先后写了《哭鉴湖女侠》、《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祭秋女土文》等诗文，相继在上海《时报》、《神州日报》、《小说林》等报章杂志上发表。她俩互相呼应，矛头直指当局。

清政府为杀秋瑾事陷于极度不安之中，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两个月后，绍兴知府贵福辞请离职调皖，遭到安徽人民的竭力对抗不敢到任；浙江巡抚张曾扬奉调山西巡抚，同样被晋民峻拒，不久便抑郁而死。

自贵福调离绍兴，避难在外的秋氏亲族陆续回到了绍兴城里。当时，秋瑾的生父母都已过世，秋瑾的大哥秋誉章，字徕绩，又号秋莱子，是个附生、候补训导，比秋瑾大两岁；妹妹秋理比秋瑾小两岁，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还有一个异母弟秋章祥(后改名为宗章)，当时才12岁。

秋誉章请知情人引路，来到卧龙山麓，找到了露天停放的秋瑾灵柩。他想：我秋家世代为官，祖父秋嘉禾历任知县、知州，父亲秋寿南官至湖南桂阳州知州，在绍兴也算是有面有脸的人家，当请风水先生卜穴，选一个黄道吉日，把秋瑾的灵柩葬于祖坟之侧。于是，秋誉章以重金雇夫役数人，把秋瑾的灵柩偷偷移到常禧门(即偏门)外严家潭丙舍，想先在那里暂时存放一段时间。不料这丙舍舍主闻说是被砍了头的革命党人棺木，无论如何不肯收留。秋誉章无奈只得在大校场近旁的乱坟堆中；择地暂放秋瑾的灵柩。灵柩上仅覆盖数片草苫，以避风雨。

秋瑾遇难3个月后，徐自华与吴芝瑛这两位从未谋面的女士建立了联系，两人商定：按照秋瑾遗愿，合力营葬鉴湖女侠于杭州西湖；先购得墓地，再图营葬。地如姐得，营葬妹任之；地如妹得，营葬姐任之。

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漫天风雪，寒风刺骨，一叶扁舟载着徐自华和她的义女濮亚华渡过钱塘江，来到绍兴城里。徐自华寻到和畅堂秋家，告诉秋家人她已与吴芝瑛购地西泠桥畔，要为秋瑾营葬。秋家人闻说，深受感动。当夜，徐自华由秋誉章等人陪同，持火把去荒冢探寻秋瑾的灵柩。徐自华看到三尺桐棺凄凉野栖的景象，顿时失声痛哭。她祭告英灵：知道英魂不灭，神魄难安，一定实现烈士“埋骨西泠”的夙愿。徐自华在秋家逗留3天，和秋誉章商定了秘密运送秋瑾灵柩去杭州的计划。

徐自华回石门后马上寄书吴芝瑛：“妹已在西湖苏堤春晓处购得葬地，今请姐从初议，地为妹得，姐任营葬。望速派人来杭料理造墓事，运柩一节亦已议妥，待墓造成，由同善堂运送来杭，省得现在来杭又须另觅安厝地。”

吴芝瑛接信后与丈夫廉惠卿商议，立即派人前往杭州造墓。半个月后，已时近岁末，徐自华派人到绍兴，和秋誉章一起护送秋瑾的灵柩来杭，先乘夜航班到西兴，再渡钱塘江到杭州江干上岸，悄悄地把灵柩运到西泠桥西侧的临湖草地上。徐自华和廉惠卿等人早巳在那里等候。吴芝瑛因病未能亲临墓地，墓碑的文字吴芝瑛已写好，总共10个字：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

在凛冽的寒风中，秋瑾的灵柩缓缓放入青砖砌成的墓穴中。计划周密，营葬顺利，没有惊动新闻界，没有惊动官府，秋瑾烈士已安葬在这青山绿水环绕的西湖边。鉴湖女侠“埋骨西泠”的遗愿得以实现。

新年一过，徐自华在《时报》上刊登《会祭鉴湖公函》。函曰：“鉴湖之柩一日不葬，余与芝瑛女士一日不安。幸得地西泠，已于去腊廿三草草人土。因值岁暮，且又风雨，芝君清恙未痊，余复喉痛，故未公布同人。今择月之廿四日至坟前公祭，凡我男女同胞如痛鉴湖之冤者，届时务请降临。”

到了农历正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有各界人士400余人前来参加秋瑾追悼会并谒墓致祭。经与会者提议，墓碑文字改为“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会后，陈去病、褚辅成等人相约秘密成立秋社，推选徐自华为社长，决定每年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

徐自华践约西泠后，如释重负，写下了一首诗：“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

平墓迁柩 一杯黄土劫余灰

秋瑾墓建成不久，不想一下起了风波。原来御史常徽来杭州，巡游西湖时发现了秋墓，回京后立即呈上《奏请平秋墓片》：“秋瑾正法后，乃有吴芝瑛、徐自华为之收葬，几与岳武穆、于忠肃并峙。似此目无法纪，请饬浙抚将秋墓平毁，严拿吴、徐惩办。”清廷立即下旨，命浙江巡抚增韫严行查办。

消息见报，天下交哄，不亚于杀秋瑾时的舆论鼎沸。在北京手握大权的张之洞看到这般情况，也不愿拂逆舆情，致书增韫，教其10个字：“墓可平，碑可铲，人不必拿。”

老奸其滑的增韫刚到任不久，他鉴于张曾扬、贵福都因秋瑾一案不安其位的教训，行事十分谨慎，既想把这件事办得不激怒于浙人，又不能违背朝廷的旨意，要刀切豆腐两面光。他和几个师爷反复商量，终于拿出了一个办法。增韫悄悄派人找到时任黑龙扛提法使的秋瑾的堂叔秋桐豫，让其劝说躲在他家的秋誉章速回杭州，主动提出将秋坟迁葬。

秋誉章弄清了浙江巡抚的意图后，匆匆赶回杭州，上了一个禀文：“窃职员已嫁妹罩秋氏，自去岁犯案被逮正法，迄今已及年。其夫家籍隶湖南，生有子女各一，现俱幼龄。职父寿南，曾任湖南桂阳州，光绪二十七年在任病殁。职员扶榇归葬后，即赴汴游幕，仅有妇女及弱息在家。当时，职妹被刑，无人承领尸身，且此案起仓卒，及职员在外闻知确信，已经事过数旬。非不知本朝宽大，罚仅及身，惟以奔走谋食之躯，实不遑回籍料理。嗣后，阅报载，知有吴、徐两女士出为营葬，埋骨西湖。初以为情属善举，在职家窃有未安。再四思维，现拟迁至绍兴埋葬，俟其夫家来人及伊子女长成，如愿迁回，再行办理。惟刻下均不在杭，无从知照。倘临时或有旁观阻挠，以及误传失实，均不能不先事顾虑。为此禀陈下情，恳乞大公祖大人察核，恩准立案，并饬仁、钱两县，派差弹压。”

浙江巡抚增韫装模作样一番后，立即批准，云：“职员秋誉章，禀请领伊妹尸棺，迁葬由，批；‘据禀请，将职员胞妹王秋氏即秋瑾尸棺自行迁至绍兴埋葬。’自应准其承领，经饬该管县知照，此批。”

秋誉章有批文壮胆，就雇了几个夫役挖开秋坟，起出秋瑾灵柩，当日启程，将灵柩运回绍兴严家潭暂厝。

待秋瑾灵柩一迁走，浙江巡抚督同府县及差役地保人等，至西泠桥畔将秋墓全部毁平。平墓后，立即向朝廷奏报了平墓经过。

徐自华和吴芝瑛辛辛苦苦冒险犯难建起的秋墓，不足一年就这样被平毁了，所幸秋瑾灵柩却完好无损保存了下来。迫于舆论压力，清政府未敢整治吴芝瑛和徐自华。

平墓的次年，秋瑾丈夫31岁的王子芳突然病故。王家号称湘潭首富，免不了要大操办一场。王子芳的祖父王宝田世居湖南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曾随曾国茎“打开南京发横财”，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发迹，除了在神冲置田几百亩外，还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地开有钱庄和当铺。王宝田死后，王子芳的父亲王黼臣三兄弟分家，得到一份可观的财产，王黼臣经商得法，很快富甲一郡。王子芳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18岁那年由曾国藩的孙子曾重伯为媒，娶比他大4岁的秋瑾为妻。秋瑾成了王黼臣的第三房儿媳妇，公婆给她的见面礼就是湘潭城内的一家钱庄。王家有的是钱，王黼臣就托人给儿子们联系捐官。王子芳21岁进京，先后当上了工部主事和户部郎中。秋瑾随夫人京，由此得大开眼界。

办完王子芳的丧事，王氏家族就以年仅13岁的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派了两个佣人来到绍兴秋家，提出要把秋瑾的灵柩迎还湖南，与王子芳合葬。当时秋誉章刚刚病故于天津，秋家人也无话可说。

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这年11月，秋瑾灵柩运到了湘潭昭山。不知何故，秋瑾之柩一直未葬，停厝在昭山附近十里处石坝子(今属株洲市)荒郊野外，只是在灵柩上结个茅亭，藉避风雨。

至此，秋女侠遇难还未满3年，其灵柩从蒿葬卧龙山算起，二迁严家潭，三迁杭州西湖，四迁回绍兴，运到湘潭昭山已历经五迁。

湘浙争灵 满携缣素返西泠

辛亥光复后，同盟会会员徐自华召集秋社同人商量重营秋墓，上书浙江省议会，提议“迎还秋瑾遗骸，还葬西湖”。此提议得到省议会赞成，并划拨经费委托秋社直接办理此事。

浙江省议会议决：在原墓址建造风雨亭，亭西边重建秋墓，没收建在附近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湘军将领刘典的祠堂，祠产拨归秋社，改建为鉴湖女侠祠。秋社社员褚辅成已是浙江军政府的要员，主持浙江民政。他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阊：“敝省议会议决恭迎鉴湖女侠秋瑾柩归葬西湖，并建专祠奉祠。即日派人到湘接洽，乞转湘潭十八总义源当秋侠之子王沅德为盼。”

几天后，湖南传来复电：“秋侠灵柩将留湘上，并由其子委托湫彦璜君赉遗像、衫裙还浙，于西泠故址建筑衣冠冢。”原来，浙江的提议遭到王氏家族的反对，只同意把秋瑾的衣衫、遗像还浙建衣冠冢。湖南籍一些同盟会员提出要把秋瑾葬在岳麓山，为湘水楚山增色。秋社派往湖南迎灵的秋瑾之妹秋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

自此，浙、湘两省电文交驰，争论不休，双方相持不下，一时陷入僵局。

秋瑾殉国5周年纪念日，浙江、湖南两省都举行了各有1000多人参加的隆重悼念活动。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道，湘、浙两省争灵，引起各界关注。

王沅德上书湘督，提出不能勉从浙论的4条理由，认为“若骨尚留浙，则迁葬西湖，湘不得议。骨既归湘，则迁葬岳麓，浙不得争。”湖南长沙人郑泽更是迫不及待在报上发表《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宜布“爱拟令辰，迁之岳麓”。

在湘、浙两省的激烈争论中，秋瑾灵柩开始了第六迁，从湘潭昭山迁移到了湖南长沙岳麓山。

徐自华闻讯忙召秋社社员吴江的陈去病商议，，陈去病是南社发起人之一，与湖南方面文化界人士比较熟悉，徐自华请他速去湖南，会同秋理再行交涉。

陈去病到湘后，和秋理一起多方游说，湖南与秋瑾熟悉的一些同盟会员王时泽等人也帮助劝说，王沅德终于同意将其母遗骸归葬西湖。

湖南都督谭延为此专门下了批文：“秋女烈士为国致命，薄海同钦，安葬西湖，极为允当。该氏因骨肉至亲，移葬家山，于情理亦属相合；今以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人，不敢一家私有，已许秋社同人迁葬，深明公理，良堪嘉尚。仰即将秋烈土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

9月29日，陈去病、秋理和湖南特派的专员李经舆一起从湖南启程，护送秋瑾灵柩过洞庭，经汉，口，搭招商局轮船沿江而下。陈去病站立船头，面对滚滚东逝的万里长江，感慨万千赋诗寄意：“湘江水碧楚山青，一棹冲风下洞庭。最是别情无限好，满携缣素返西泠。”

10月24日，秋瑾灵柩运抵上海港。驻沪福字营官兵及学界排队到码头迎灵，先由官兵鸣枪致敬，接着徐小淑领着36名女学生扶棺登岸，军队前导，中间有“鉴湖女侠之灵榇”七字大旗一面，又有秋瑾遗像彩亭一座，后面紧跟着数百名身穿白衣的男女学生随柩，沿途人山人海万人瞻仰，恭送灵柩至绍兴会馆暂厝。

隔了一天后，上海各界人士召开隆重追悼大会。下午1时，恭送秋瑾灵柩至沪杭车站，特开专车运杭。灵车途经枫泾、嘉善、嘉兴，各界人士纷纷到车站迎灵致祭。

10月27日中午，灵车从嘉兴启程，到杭州城站时，军乐齐鸣，杭州各界人士代表列队恭迎致敬。灵柩迎出牢站至城站广场，团体联合会、、民政司、财政司、教育司、提法司分别设祭。由褚辅成主祭，团体联合会由杭辛斋主祭，祭毕，摄影，各执事依次赴程。浙江都督朱瑞也在五军司令部门前设祭。沿途报馆、万国改良会、商会等均设茶座。迎灵队伍浩浩荡荡出钱塘门，抵达秋社已是下午3点多。

西湖秋社内高悬秋瑾大幅遗像，冥幡招展，挽轴高挂。显要位置有吴芝瑛撰写的挽联：“今夕何夕?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下署“追挽革命流血烈士之灵，并告慰卿吾妹凌云一笑”。桐乡人张长的挽联也颇引人注目，挽联只有八个字：“六月六日，秋雨秋风。”著字不多，包罗无限。

秋瑾灵柩暂时存放在西湖秋社，等待择日安葬。

不久，黄兴、陈英士、孙中山和各界知名人士相继前来西湖秋社，祭奠女侠英灵。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了“巾帼英雄”匾额，还亲拟一副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后来由胡汉民书写后，一并挂在秋社内。

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野心，“二次革命”即将爆发。原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朱瑞投靠袁世凯，受封为兴武将军。他屈从北洋政府的旨意，擅自改变秋墓营造方案，使新建秋墓比原方案压低5尺，取消其中的秋瑾石像，原拟用柳亚子书写的碑文和墓志铭，弃而不用，改用朱瑞自己撰写的碑文。

又一个农历六月初六，秋瑾牺牲6周年纪念日。秋瑾、灵柩登穴人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墓式为六角方塔，工制精绝，柱础均镌联对，四面皆通，中为墓穴。

徐自华祭拜秋瑾新墓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想总算不负夙约，女侠从此可以永远在这里安息了。谁知历史玄机重重，她怎么会知道秋墓在50多年后还有一劫。

千古不朽 魂归西湖照汗青

风雨年年秋侠墓，后人和泪读遗碑。第二次营造的秋瑾之墓在西湖边存在了50年。

这50年来，不知有多少知名人士前来设奠致祭，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勾起万千诗绪，也不知有多少游客行人瞻仰凭吊，更不知教育激励了多少青年后生。

1916年8月，孙中山再次凭吊秋墓，他感于时事动情地说：“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雨秋风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今日又风雨凄其，得勿犹有令人愁煞者。”

1939年3月，回绍兴扫墓，曾为表妹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评价秋瑾：“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还没有喊出来之前，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

1958年9月，郭沫若写道：“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恍如烟云，转眼已是“”前夕的1965年，中国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识形态领域波诡云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历史功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已于1956年11月明文公布列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秋瑾墓难逃劫运，又一次被子毁了。

秋瑾的遗骨被装入一个坛内，也未标明姓名，迁葬到杭州鸡笼山麓，单独埋在徐锡麟等烈士的骨坛附近。幸亏有心人在墓地植了一棵树，作为记认。

后来，总理过问了这件事，指示要恢复墓地以教育后人。于是有关方面决定把秋瑾和徐锡麟等6位烈士一起葬于南天竺。6位烈士的骨坛上各有姓名容易归位，而秋瑾的骨坛虽根据植树标记知道埋葬的大致位置，但如何确认呢?幸亏原先平墓的杭州市园林工人是有心人，迁葬时特为在秋瑾的骨坛内放入女高跟鞋一只作为标记，就凭这个标记秋瑾的遗骨才得以确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极左思潮开始得到应有的清算。辛亥革命70年前夕，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秋墓。经办人员立即去挖掘秋瑾烈士的遗骨，可是碰到了难题，原来，南天竺秋瑾埋骨处已被圈入一个备战的仓库基地内，原墓地上的树木早被砍光，地面浇成了一片水泥地。经办人员找到了原来的仓库管理员询问，幸亏这位仓库管理员也是个有心人，当初浇混凝土地面时他曾作过一个标记。根据管理员提供的位置，总算准确无误地发掘到秋瑾的骨坛。为了慎重起见，除高跟鞋这个标记外，又将坛内骸骨作了一番排列，经鉴定确是一副30岁的女性骸骨。这副完整的秋侠遗骨重新葬到西湖边新建的秋墓中。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2篇

一

八宝山因盛产红土、青灰、马牙石等八种矿产得名，山南有一座明朝永乐初年建的褒忠护国寺，是明清两代太监养老的地方。1946年，政府将之改建成忠烈祠，安葬抗战中牺牲的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将领（解放后迁出）。1949年12月，建议筹建革命公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到八宝山褒忠护国寺旧址察看，经北京市政府报政务院批准，组成公墓筹备组，从第四十八代住持手中买下寺院及150亩山地。1950年7月动工，到1965年4月，建成中央领导、省军级、地师级和县团级墓区，编号一、二、三墓区。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实行火葬，原褒忠护国寺第一、二进大殿及配殿改建成骨灰堂，划分为11个室。中一室存放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陶铸、谭震林、廖承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骨灰，也有陈赓、谭政、王树声、许光达、罗瑞卿、萧劲光等大将的，有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的，还有文化名人以及外国友人的。

“”期间，有48座陵墓被严重破坏，不少墓石被“涂鸦”，被推倒。1984年，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05年4月，扩征八宝山北面的260多亩山地，以墓园文化为核心，增设资料室、展览厅、影视厅和雕像区，集安葬、悼念、瞻仰、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项功能为一体。

二

1950年10月27日，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任弼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葬在刚动工的东北半坡上，成为八宝山的第一墓。墓修得很大，有墓碑、墓盖，前面还有300平方米的“庭院”，以后八宝山再也没有这么“豪华”的墓地了。“”中，任弼时是少数几个没被“点名”的领导人，所以集体扫墓除了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到任弼时墓前。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五大书记”中，另外四位都没有墓地。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中一室。刘少奇、逝世后骨灰都没有留在八宝山。

1976年1月8日，逝世。关于后事，夫人邓颖超说：1956年，恩来和我就有约定，不保留骨灰。关于骨灰撒放地点，的副卫士长张树迎、卫士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专门到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1月14日，在追悼会前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汪）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放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流水。他们商定改用安－2飞机撒在江河土地上。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比较撒在某一固定地方好，拟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1月15日，追悼会后撒放骨灰。为了不惊动北京市民，当晚7时，邓颖超护送骨灰，坐车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出来，直奔通县机场。张树迎等乘坐安－2飞机，悄悄地升了空。第一把骨灰撒放在北京市上空。第二把骨灰撒放在生前选址的密云水库。第三把骨灰撒放在天津的海河入海口，这是少年读书、起步革命的地方，也是他与邓颖超相识相恋的地方。第四把骨灰撒放在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生前希望早日看到台湾回归祖国。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医院逝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骨灰盒编号为101号。

1976年9月9日，逝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虽然20世纪50年代在同意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保留遗体，“墓地”选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一声令下，全国各地送来最好的建筑材料，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与天安门城楼相媲美的纪念堂，成为人们瞻仰的圣地。

三

在中央“五大书记”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骨灰安放比较曲折。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晚，因战备疏散，病重的刘少奇被抬上飞机，秘密押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被专案组以无业平民刘卫黄的名义送到开封火葬场火化，骨灰存放在三合板制的骨灰盒中，编号为123号。

1979年2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复查刘少奇一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彻底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决定。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由中央组织部牵头组成刘少奇治丧办公室。中共中央批准的刘少奇追悼大会方案包括三大活动：一、去河南接回刘少奇的骨灰；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追悼大会；三、根据刘少奇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关于后事，刘少奇早有安排。1956年4月，他对王光美说：我去世后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像恩格斯一样把骨灰撒进大海。

1980年5月13日，中央委托刘澜涛、王首道陪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和子女乘专机到郑州，接回刘少奇的骨灰。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代表1万多人出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隆重的追悼会在《国际歌》声中结束，邓小平握着王光美的手说：是喜事，是胜利！

1980年5月19日上午8时，西郊机场举行了简短的送骨灰仪式。王光美和儿子刘源护送刘少奇骨灰到青岛。青岛市委、市政府决定：从机场到海军码头，沿途组织20万群众迎送，全城下半旗志哀，青岛港船舶鸣笛。海军方面提出由旗舰撒放骨灰，四艘护卫舰和四架战机护航，启航时鸣礼炮21响，500名海军官兵在码头列队迎送。的骨灰是秘密撒放，这次党中央批准刘少奇的骨灰公开撒放，但规模也不能太大。海军方面则认为：旗舰出航，当然要有护卫舰、战机护航。青岛市委、市政府认为：这是国家元首级的丧事，郑州几万市民在道路两侧迎送少奇同志的骨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多动员一些群众？接受教育嘛！而且已经通知，撤销了反而不好控制场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同意这样安排。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2月15日，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子女致信并党中央：近来小平同志病重，他对生死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他对我们多有交代。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二、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上方悬挂体现小平同志精神的彩色照片。三、家中不设灵堂。四、捐献眼角膜，解剖遗体供医院研究。五、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的遗愿，把骨灰撒入大海。小平同志毫不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希望，我们为小平同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既能体现小平同志的精神本质，又能以最朴素和最庄严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3月2日，中共中央委托等人，和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乘专机将邓小平的骨灰撒入大海。曾说：八宝山不要搞论资排辈。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说：很多人想挤进八宝山，高高在上，却无形中与群众拉开了距离。这也许是邓小平等人不愿在逝世后葬进八宝山的一个理由吧。

四

任弼时墓前顺坡而下的甬路，将第一墓区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西区多为民主人士。1955年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逝世，葬在任弼时的墓右。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牺牲20周年，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在任弼时的墓左，形成占地150亩的第一墓区主体。在这一墓区，墓主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彭真、姚依林、耿飚等，也有元帅、聂荣臻，大将黄克诚、徐海东，上将王平、萧华、杨得志、宋任穷、李克农、赖传珠等。他们有20世纪50年代初逝世的，也有改革开放之后逝世的。墓碑各不相同，有的只是一棵树或一块青石，但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十大元帅中，第一个逝世。1963年12月，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2003年，夫人林月琴逝世，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第一墓区，并立了一块雕有父母半身塑像的大石碑。

1969年6月9日，在“监护”中逝世。专案组以王玉的名字将他的遗体悄悄火化，存放在老山骨灰堂普通骨灰盒寄存室的最底层。夫人薛明和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都不知道的骨灰存放在何处。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逝世6周年，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落满灰尘的骨灰盒换成棕红色的楠木外罩，覆盖党旗，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正面，遗像处是的一幅工作照。

1972年1月6日，逝世。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临时决定参加。在八宝山举办中央领导人的追悼会，这是第一次。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中一室44号格子里。

1974年11月29日，一直被“监护”、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在301医院逝世。按照的遗愿，是想把骨灰埋在老家地下，上面种一棵果树。但专案组向中央报告后，将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东郊火葬场。指示：要精心保管，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恢复名誉。12月22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出面，用专机把的骨灰接到北京。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室，骨灰盒编号为102号。

1986年10月7日，逝世。10月16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致悼词。夫人汪荣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按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到他战斗过的地方。10月21日，的长子太行、四女儿雁翎、幼子太迟乘坐专机，将父亲的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老家重庆开县赵家场等地。

1986年10月22日，逝世。追悼会后，中央领导人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的遗愿是回到59年前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1987年10月22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巨幅胸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胸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三个大字。

1990年9月21日，逝世。11月1日，中央军委遵照他的遗嘱，指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陪同亲属，乘专机飞往战斗过的太原、太谷、祁县、临汾、长治、涉县、武乡、左权县等地撒放骨灰。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山西五台县烈士陵园。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逝世。遵照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墓区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碑石，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写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

五

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南大门进门后，是第二、三墓区。这两个墓区的白色花岗岩墓排列得比较整齐，墓主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去世的人物，有烈士，有民主人士，有外国友人，也有普通人。像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掩护过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夏娘娘（黄友梅）等，也获准葬在这里。夏娘娘，江苏常州人，1922年参加革命，1954年5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邱蔚，湖南浏阳椒花村人，中国人民第六十五军军长。他1929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是人民中有名的战将。1957年8月19日他在青岛疗养，钓鱼时不慎落水身亡。邱蔚是1955年授衔后逝世的第一位将军。

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毒打，投太平湖自尽。北京市文联出具了一张纸：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所以火葬场没有保留骨灰。“”结束后老舍被，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用过的毛笔和眼镜。2005年骨灰盒入土时，又放入血衣残片和老舍爱喝的香片茶，以及干。老舍儿子舒乙和家人用八个月的时间设计出别具一格的墓碑，基座是墨绿色的花岗岩，右下角是老舍的雕像。两面汉白玉矮墙，荡着白色波纹，“水”中浮现老舍和夫人胡青的签名和生平。老舍生前曾说：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这句话刻在白色的墓墙上。

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三座高大的纪念碑，都是为了纪念20世纪50年代中国代表团出访时的飞机遇难者。其中一座由题写碑铭：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1955年4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飞到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时爆炸坠毁，机上11人遇难。

第二座纪念碑是纪念中国访南美艺术团遇难同志的。1956年8月11日，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四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南美各国展示中国的民族文化。11月24日回国途中，飞机在瑞士苏黎世上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第三座纪念碑是纪念著名作家、翻译家郑振铎等人的。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等人组成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飞机上还有外交部、对外贸易部的出国人员6人。在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途中，飞机因不可克服的气象原因而坠毁。

六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还长眠着具有中国国籍或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一些外国友人。部分介绍如下。

中国人民的朋友黄文欢，曾任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他因反对越南反华而受到迫害，辗转移居中国。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50年5月6日在伦敦病逝。1928年底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她是第一个向世界公正报道西安事变的人。1937年1月初，她借口战地救护访问延安，与、、、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1937年10月，史沫特莱到八路军总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在史沫特莱生命的最后，她完成了的传记《伟大的道路》。她希望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1年5月6日，在北京为史沫特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墓区，大理石墓碑上是题写的金字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1908年，斯特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战时期她两次到中国采访。在延安，接见了她，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到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外界封锁和误解的年代，她向世界如实报道中国的建设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斯特朗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墓区，大理石墓碑上是郭沫若题写的金字碑文：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医生马海德于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祖籍黎巴嫩。1933年，他毕业于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10月，马海德到中国，1936年到陕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救治了大批八路军和的伤员。1950年，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国家卫生部顾问，为发展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3篇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场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煮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14] 1982-1985年，本文作者在四川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负责四川省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改陈及文字说明，当时已有学者持这种说法。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4篇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龊＞?把纬∧诎局蒲温钡纳枋?J档夭喂哿硕?淳?浇?蛔?上缯蚱笠悼?斓难纬АU庾?纬∈褂帽冉显?嫉陌狙巍⒅蒲喂ひ眨?渖??鞒獭⒅笱斡镁摺⑷剂霞叭剂显?曳掀?锏亩逊偶拔恢玫纫?鹆?峡脊哦映稍钡募?笮巳ぃ?庑┙裉煲涯训靡患?娜死嘌?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50_1.shtml>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14] 1982-1985年，本文作者在四川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负责四川省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改陈及文字说明，当时已有学者持这种说法。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第15篇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杨利伟：以从容感动中国

2003年他是中国最具有标志性的人物，2003年他和中国最鲜明的亮色联系在一起。这位中国的首位“太空使者”，凭借自身超人的素质和勇气，成为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证明了人类第241次太空飞行属于中国，他就是杨利伟。

太空飞行的21个小时里，面对如振动、冲击、噪声、失重、超重、宇宙辐射、高真空、昼夜节律变化、剧烈的温度变化等恶劣的太空环境，杨利伟要承受的超负荷心理、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这些环境因素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功能紊乱、骨骼与肌肉结构和功能变化、睡眠周期紊乱、航天运动病、情感抑郁等一系列生物医学和心理方面的问题。此外，杨利伟更需面对一旦发射失败可能会失去生命的危险。但是，载负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这位中国的首位“太空使者”，还是凭借自身超人的素质和勇气，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

当神舟五号作为辉煌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很快又会走进我们的视野，目前杨利伟和同事们也已经投入正常的训练，为下一步的任务做充分的准备，不再出席公众活动，据悉，节目组为了让杨利伟来现场进行节目录制颇费了一番周折。在节目录制现场，当他从巨幅五星红旗背景中健步走来时，许多现场观众激动得泪光闪闪。掌声和4个月前人们迎接他从太空归来时一样热烈，训练中的坚忍执著，飞天时的从容镇定，成功后的理智平和，已经使他超越了航天英雄的称号，变成中国人心中一个大写的人。

钟南山：以无畏感动中国

非典是2003年中国人抹不掉的共同记忆，平时很少流泪的人，那个时候也会泪流满面。平时很少动心的人，那个时候也会怦然心动。在那充满疑虑、充满期待的日子，有一个人让我们踏实、让我们感动，他就是钟南山。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钟南山以科学家的无畏一语定乾坤：非典可防可治！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呼研所来”，这淡淡的一声，无异于平地惊雷般的“向我开炮！”这一声之后，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钟南山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敢医敢言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更令人景仰。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唯上，不信邪，敢担责任。紧要关头，他勇敢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高耀洁：以博爱感动中国

77岁的高耀洁已经是一位步履蹒跚、腰背佝偻的老人，但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民间防治艾滋病之路上却迈着坚定的脚步。70岁才开始做防治艾滋病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录制现场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年她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2003年7月，作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获得了“亚洲的诺贝尔奖”——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

面对艾滋孤儿一双双无助的眼睛，本已弱不禁风、应该颐养天年的高耀洁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命能量，但在节目录制现场，高耀洁却脆弱地在舞台上落泪，“从现在再过55天，就是8年，我介入艾滋病已经8年，在这8年的岁月中间，酸辣苦甜不敢想，很多事情让人不敢想。”但她是母亲、是医生、是艾滋病人心头的阳光，她还要继续宣传、写书，并抓紧时间想办法解决孤儿的“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巴金：以真诚感动中国

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岁华诞。这一天，世纪老人巴金只是静静地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由于气管切开手术，他已经4年无法开口说话了。

巴金伴随中国走过了一百年，然而他是当代中国活的最痛苦的老人，不但是因为病痛，更是因为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过的民族劫难。巴金研究专家这样说：“在社会开放，人人追求成功、财富、名利的时候，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般的《随想录》。”这个敢讲真话的温顺老人，以自己的真诚和8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印证了自己的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

梁雨润：以清廉感动中国

“官可以不做，老百姓的事情不能不管”，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这样说。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纪检干部，短短五年时间，他组织查处了数万起群众上访案件。尤其是处理了一批关系老百姓生活疾苦的陈年积案而备受人们称赞。赢得了诸如“梁青天”、“梁包公”这样的称呼。他用清廉书写了一个百姓爱看的“官”字。

每次找他的百姓在他面前一掉眼泪，他都显得有些激动，“我就想这假如他是我的父母姐妹，假如他是我的姑舅伯姨，假如他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该怎样对待。”带着这样一种感情，梁雨润可以为解决一个问题先后15趟跑一户农家，可以为了解决一桩17年没有解决的案件，挤进人群抬起棺材板……

没有一种正气和勇气，没有一种责任和追求，当好这个官，当好这个公仆，就无从说起。梁雨润的眼睛是向下的，时刻关注他的服务对象、他的衣食父母。

阿西木：以坚毅感动中国

在平常的日子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谁是英雄，谁是普通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但是有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像是一个试金石，2003年新疆一场我们记忆中的地震，就把一位英雄送到了人们的身边———达吾提·阿西木———新疆巴楚琼乡6大队的村党支部书记。

2003年2月24日，新疆巴楚、伽师地区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共造成268人死亡，琼库恰克乡受灾最重，仅这一个乡就有256人不幸遇难。阿西木是在这次地震中失去家人最多的人———一夜之间痛失5位亲人。生离死别，非亲历者难知其心，难忍生离死别之痛。但是他强忍5位家人遇难的巨大悲痛，不顾受伤的4位家人，从墓地回来后就直接到了一户牧民家里，开始着手规划如何带领村民重建家园。

灾后重建的日子里，达吾提·阿西木和其他支部成员每人承包了7户重灾群众的建房和200多户困难群众的春耕播种任务，使重灾户成为了全村住进新房的村民。6月30日村里人全部搬进了统一规划，能抗8级地震的木框架夹心房。

衡阳消防兵：以忠诚感动中国

2003年11月3日凌晨4时40分左右，衡阳市珠晖区一栋八层四合院式商住楼突然起火，衡阳市消防支队官兵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冒死进行救援疏散，在楼房经过大火长时间焚烧、强度下降、极度危险的时候，几进几出，将老弱病残者逐一背出，使412位居民无一伤亡。但在救援过程中，该楼的东面、北面及西面的一小部分房屋突然倒塌，就在这可怕的瞬间，有21名忘我救火的消防官兵被埋在废墟之中。

11月6日10时05分，抢救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最后一名消防战士，医务人员证实他已经牺牲。至此，21名被倒塌房屋掩埋的消防官兵全部被找到，其中仅江春茂一人生还。在衡阳特大火灾事故中，共有20名消防官兵因公殉职。他们中最年轻的仅有17岁。

今晚，他们中间只有江春茂来到录制现场，当这名年轻的战士站在舞台上，20名年轻英雄的照片徐徐从舞台上方垂下，观众席里传来一片哽咽声。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捍卫了他人的生命，捍卫了武警消防兵这个崇高的职业，那壮烈的一幕已经成了忠诚的最好诠释。

成龙：以关爱感动中国

成龙是演员，但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每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时候，都坚持以唐装示人。

成龙素来热衷公益事业，近期，虽然成龙被诊断得了甲状腺肿瘤，但他仍在坚持工作，并表示，要趁脖子未肿前多拍电影，回馈社会。2003年，无论是在香港经济陷入困境期间，还是在抗击SARS期间，作为香港演艺圈“大哥级”人物的成龙，都率先挺身而出，组织义演义捐等慈善活动，为帮助北京振兴因“非典”影响的旅游业，成龙义务帮北京拍宣传短片。

成龙在好莱坞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概念，然而最打动人心的还是成龙心里藏着一个宏大的中国英雄之梦。一向以健康机智、勇敢风趣的形象示人的成龙在节目录制现场吐露了一件“怄在心里很久的事情”。有一次他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当他拿钱出来要救济他们的时候，日本朋友说“我们日本是没有穷人的”。这句话二十年来令成龙耿耿于怀。“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做到，在中国是没有穷人的。”成龙的这个梦想赢得了现场观众如雷的掌声。

陈忠和：以执着感动中国

2003年11月15日，日本大阪，中国女排以3比0击败日本队，时隔17年重夺世界冠军。历史以惊人的相似重新上演了22年前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的一幕。22年前陈忠和还是中国女排的陪打员，当时因为经费紧张并未随队出征，22年后他以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身份带队出征，以全胜战绩为2003年的中国体坛赢得分量最重的世界冠军，在此期间，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一座阔别了17年的奖杯，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面对人生不幸坎坷的生活态度融入到体育事业中，用自己的执着教女排姑娘们怎样打球，用自己的淡定来教女排如何面对人生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