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陈述报告范文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篇

一、组织会议（organizational meeting） 专家组成员选定，专家组正式组成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当事方举行“组织会议”，商定时间表（timetable for panel proceedings）和工作程序（working procedures for the panel）。DSU的要求是，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专家组成员应尽快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专家组组成及职权范围议定后一周内，决定专家组程序的时间表；在确定专家组程序的时间表时，专家组应为争端各方提供充分的时间准备陈述；专家组应设定各方提供书面陈述的明确最后期限，各方应尊重此最后期限；专家组的程序应提供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高质量的专家组报告，同时不得不适当地延误专家组程序。 时间表列出了从专家组设立，到专家组报告散发的所有日程，包括当事方和第三方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的日期，第一、二次实质性会议（first substantial meeting）的日期，书面回答专家组提问的日期，提交辩论意见的日期，中期审议的日期，等等。DSU的要求反应在具体的时间安排上。例如，起诉方应在应诉方提交的第一份陈述之前提交其第一份陈述，任何随后的书面陈述应同时提交。事实上，这些安排的主要内容是由当事方商定的。例如在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中，鉴于涉及众多当事方，当事方商定起诉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在专家组组成后5周内提交，美国在此后5周内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而在第一次实质性会议后4周内，双方提交第二次书面陈述（即反驳意见）。 DSU附录3是专家组的工作程序（working procedures），要求在审理案件时，除遵循DSU的规定外，还应适用这个程序规定。具体案件的工作程序虽然与此大体相同，但结合了案件的情况，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事实上，这是对案件审理方式和时间表的详细解释。例如，专家组审理案件不公开，文件应保密，实质性会议上的发言顺序，以及送达文件的方式等细节。专家组常常还会要求当事方提交书面陈述的概要（executive summary）。由于书面陈述的内容可能会很长，因此概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专家组撰写专家组报告中的事实和论点部分。工作程序中甚至说明，参加实质性会议时，各方有权确定自己的代表团组成人员，但所有人员都必须遵守DSU和本工作程序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密的规定。 二、第一次实质性会议（first substantive meeting） 实质性会议常被俗称为“听证会”或“开庭”。 按照“工作程序”的安排，会议开始时先由原告发言。原告一般是宣读事先拟好的“口头陈述”（oral statements）。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口头陈述应尽量简明扼要。口头陈述的目的不在全面详尽地阐述自己的主张，而在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在被告违反WTO协议的主要方面，给专家组以鲜明的印象。这就要求发言击中要害，而不是贪大求全。发言应当假定专家组并没有认真阅读已经提交的书面陈述。事实上，专家组成员都是兼职的，很难期望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去阅读上千页的案卷材料。因此，给他们一个清晰的印象，便成为整个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另外，从口头陈述的内容看，基本上是长篇累牍的书面陈述及其概要的超浓缩版本。 原告发言后，由被告作口头陈述。他的发言当然是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并且对原告的观点一一辩驳。原告发言后，被告发言；这看似公正的程序，事实上存在一个对被告不利的问题。原告发言虽然主要是陈述其认为被告违反WTO之处，但不可避免地要对被告第一次书面陈述中某些观点进行针对性的反驳，因为原告在会议开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拿到被告的书面陈述，发言可以有的放矢了。而被告虽然也早就拿到了原告的第一次书面陈述，但对于原告在会议上会针对其书面陈述中的内容作出什么样的反驳意见，是心中无数的。因此，在会议进行中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告对被告的发言内容早已知晓，而被告对原告的发言内容却无从全面了解；原告的发言有立论有批驳，而被告的发言却对原告的很多观点不能“接招”。这样，专家组的好印象大多可能会在原告这一边。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提前一段时间散发口头陈述的材料，让双方都能针对性地进行发言，而不是按现在的做法，即会议开始，发言之前才散发草稿，会后才散发正式文本。 双方发言之后，就进入“答问”（questions and answers）阶段。双方可以互相提问，专家组也可以随时提问。与口头陈述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念稿子相比，答问阶段会场上气氛活跃，精彩纷呈。因为虽然名为答问，事实上双方控制不住地要进行辩论。答问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观点，澄清了大量的事实，而且是双方进一步影响专家组的一个机会。在一答一问之中，有些主张让人频频点头，有些说法则令人哭笑不得，很多问题都变得明晰化了。当然，对双方来说，设计问题和答复是一项高度技巧化的工作。有些需要明知故问，有些必须避而不答；有些是设下的圈套，有些则让对方无言以对。虽然现场回答不出，可以会后书面答复（对所有书面问题，都必须书面给以答复），但专家组的印象也许就由此改变了。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家组也常常提出问题，甚至是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当事双方对这些问题当然不敢怠慢，要认真进行口头或书面答复。有些人甚至主张，当事双方和专家组成员百忙之中不远万里聚到一起，开会的几天应集中回答专家组的问题，帮助专家组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决。当然，事实上，双方的答问和辩论也是有助于专家组理解问题之所在的。 会议虽然由专家组主持，但由于发言的时间限制，答问的先后顺序等等程序性的内容，专家组随时都和双方商量，明确显示出以当事方为主的特点。 根据DSU“工作程序”的规定，在第一次实质性会议期间，应为第三方专门安排一次会议（第三方并不参加为当事方举行的会议），供他们陈述意见及与专家组和当事方进行答问。但由于第三方只是一般性地，或者只针对某个问题发言，所以参加会议的人也都是一说一听而已，不会互相发难。当然，第三方的观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家组，帮助专家组澄清案件中的一些问题。 三、第二次实质性会议 第二次实质性会议应当是专门为双方辩论准备的。虽然双方也要做口头陈述，并且辩论也看似第一次开庭的延续，但事实上，这次开庭仍然十分必要，并且具有自己的特点。 由于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具体观点，对专家组所关注的问题也已心中有数，并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两次开庭间隔为一个月以上），所以当事方对有关问题能够做充分的准备。因此，书面陈述更具有针对性，观点也更加鲜明。双方的辩论也更加深入，能够进一步明确有关问题。当然，专家组也可能根据这段时间的消化，并且就第二次书面陈述中的内容，提出自己的问题。象第一次开庭一样，这仍然是当事方最为重视的问题。可以说，第二次开庭的特点，是使双方的观点更加明确，对法律理解的分歧更为突出。这样，就更加方便了专家组作出裁决。 但在此过程中，似乎也存在一个对被告不利的程序安排问题。 原告第一次书面陈述所针对的，是被告所采取的措施，即论证该措施违反WTO协议之处。被告第一次书面陈述所针对的，是原告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即批驳原告的主张，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被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第一次书面陈述比原告的晚交，也就是说，它有充分的时间研究原告的观点，提出批驳意见。但第二次书面陈述一般是双方同时提交的。原告的第二次书面陈述可以针对被告的第一次书面陈述进行批驳，但被告的第二次书面陈述已经失去了相应的目标。因此，被告的第二次书面陈述只能根据第一次开庭时双方争论的焦点，以及专家组所关注的问题，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更为明晰的阐述，而其辩驳的特点则大为减弱。这不能不影响其第二次书面陈述的力度。同时，虽然在第二次开庭时，被告有权要求先做口头陈述，但由于从原告第二次书面陈述散发到第二次开庭之间时间较短，准备口头陈述的时间不很充分，所以开庭时的口头陈述给人的感觉恐怕仅仅是重申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批驳对方的主张，并且口头陈述中不得不含有一些新的内容，即被告第二次书面陈述中所没有的内容。这种情况对被告可能是不利的。减少这一“程序公正”问题的办法，也许是象第一次书面陈述那样，被告在原告之后一段时间提交第二次书面陈述，让被告也能象原告一样有的放矢。 四、中期审议（interim review） 第二次开庭之后，按照工作时间表，专家组应当首先向当事方提交其报告的描述性部分（descriptive part）。这是对案件事实和各方观 点（包括第三方观点）的综述。 描述性部分虽然并非裁决本身，但应当完整准确地描述案件的事实和各方观点。各方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就描述性部分提出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认为某段文字没有准确表达自己或对方的观点，自己的某些重要观点没有在这一部分得到体现，也可以是对这一部分安排方式的总体意见等等。各方除在相应部分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之外，还可以对修改作出解释。事实上，对描述性部分提出意见，是再一次明确自己观点和影响专家组裁决的一次机会。 在接收当事方书面意见的设定期限结束后，专家组应向各方提交一份中期报告，既包括描述部分也包括专家组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当事方可以对中期报告提出书面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质疑专家组的裁决结果，也不是把自己的主张重复一遍。专家组一般不可能改变其裁决的结论。质疑裁决和重复主张，可以在上诉阶段提出。 因此，对中期报告的意见，往往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裁决的表述提出建议。当事方对于专家组裁决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试图使之清晰、明确，以免在上诉阶段被轻易推翻。二、对当事方的观点进行澄清。专家组在推理过程中大量引用当事方的观点，如果有关当事方认为引述不准确，可能影响专家组裁决，就可以提出澄清意见。三、形式修改建议。专家组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打印和编排体例方面的错误在所难免。当事方可以就此提出修改建议。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将裁决草稿即中期报告事先提交当事方审议，对完善专家组裁决报告，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如果有当事方提出要求，专家组应当召开中期审议会议，让当事方与专家组面对面交换意见。但从中期审议的目的看，有关意见完全可以通过书面提交的方式解决，大队人马再度开赴日内瓦似乎有些小题大做。 五、专家组报告的通过 在专家组报告散发给各成员后60天内，如果当事方没有提出上诉，则该报告应提交DSB会议讨论通过。在DSB会议上，虽然当事方及其他成员仍然可以就报告发表意见，但报告几乎肯定会获得提供，因为决策方式是“反向一致”，即除非DSB以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该报告，则该报告应获通过。 注释 ： DSU第12条第2－5款 DSU第12条第6款。 见WTO文件：WT/DS248/13，WT/DS249/7，WT/DS251/8，WT/DS252/6，WT/DS253/6 WT/DS254/6，WT/DS258/10，22 July 2002。 DSU第18条和工作程序都要求，提交专家组的书面陈述，如果该成员要求保密，则其他成员应将其视作保密材料，但该成员应请求必须提供一份非保密概要，此概要可对外提供。 在“美国对巴基斯坦棉纱采取的保障措施案（美国棉纱案）”（WT/DS192）中期审议中，美国提出，该部分对巴基斯坦观点的介绍太多，因而损害了美国的权利，要求专家组作出修改。但专家组认为不存在对美国的损害，因而没有接受美国的要求。见专家组报告，第7.4－7.14段。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112-05

一、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简要回顾与总结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前，注册会计师很少承担民事责任，他们只有在违约和舞弊的情况下才对投资者负有责任。而1925年发生在纽约市的厄特马斯公司诉道奇尼文会计师事务所案拉开了美国乃至欧美各国追究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浪潮。虽然厄特马斯公司没有如愿获得赔偿，但该案第一次确立了注册会计师因重大过失或缺乏恰当的注意，对不属于有合同关系的第三方损失负有法律责任。1965年，美国法律协会又颁布了权威性的侵权原则纲要《侵权法修正说明(第二稿)》，在解释执业人员对第三方的责任时区分了应预见到的受益人和可预见的其他第三方。随后，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将注册会计师的一般过失责任延伸到了应预见到的受益人，并通过修订后的《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予以确认。

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在民事责任方面，主要是针对发行证券申报登记文件中重大事实的不实陈述(包括虚假记载、误导和重大遗漏)责任进行了规定，其中涉及此项规定的条款是第11节。其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规定足够的民事责任以确保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履行其受托义务，并促使注册会计师达到独立尽职的职业要求(李挺伟，2003)。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第9(e)、16(b)、18(a)条款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美国《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已初步建立了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20世纪7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兴起了对发行人和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诉讼浪潮，主要原因之一是法院在认定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时，采取了基于欺诈市场理论的信赖推定原则，大大减轻了投资者的举证负担，从而引发了空前的针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浪潮，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成为“深口袋陷阱”的受害者。为了减轻诉讼带来的沉重的民事赔偿负担，同时也为了控制滥诉。经各方利益集团游说，美国国会于1995年通过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该法案与《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相比，在民事责任方面的改变主要包括：将原有的无限连带责任改为有条件的“公允份额”比例责任；损失赔偿上限确定方法的改变等(李若山等，2001)。《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国证券民事诉讼的泛滥现象，使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制度更趋成熟。

刚刚迈入21世纪，美国相继爆发了一系列会计造假丑闻。从2001年10月的安然事件到2002年的施乐公司、世通公司、默克公司等一系列重大会计造假案，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和美国股市，对美国经济及至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对此，美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在布什总统的敦促下，美国国会在2002年7月25日通过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该法案在证券民事责任方面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成立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公众公司审计，检查、调查和处罚执行公众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的注册会计师；加强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强化了公司的责任，特别要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对公司财务报告是否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作出保证；强化了公众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加大了违法处罚的力度，对故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故意销毁、隐匿财务报告、故意销毁审计和复核工作底稿、证券欺诈等犯罪行为加重民事处罚力度；延长诉讼时效，由原来“发现构成诉讼事由后一年内或在该类事由发生后三年内提讼”(见《证券交易法》第18节(3)款)，分别延长为2年和5年。

当前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责任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有效市场假设理论、欺诈市场理论、信赖推定原则等构成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二是确立了理性人标准、投资者决策标准和股价重大影响标准；三是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财务预测准则和制度；四是确立了法定安全港规则；五是对虚假陈述进行惩罚性赔款的出现及其后来对此的修正和限制，到目前的进一步强化；六是赔偿责任由无限连带责任向比例责任转化；七是对虚假陈述披露范围的认定，由会计报表内含信息延伸到会计报表之外；八是集团诉讼成为证券民事诉讼的主要方式；九是强化政府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监管。美国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成熟程度有较大差别，因此在借鉴过程中必须结合中国国情。

二、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简要回顾

我国关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萌芽于北京长城公司、深圳原野公司、海南中水集团公司等三大严重舞弊欺诈案，涉案会计师事务所因其参与舞弊而均被没收财产、吊销营业执照，其中有些注册会计师因重大过失或故意欺诈而受到刑事处罚，但没有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文建秀，2003)。此后，随着1996年1月《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尤其是1996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6]56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如何处理的复函》，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证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拉开了我国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序幕。在某种程度上说，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成了当时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头号问题。

以《证券法》、《1・15通知》、《1・9规定》、《6・11规定》为标志，我国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实践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至《证券法》颁布(1990年12月至1998年底)，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的提出阶段。该阶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行

为已屡屡出现，有的涉案金额还非常巨大。第二，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开始得到健全。第三，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包括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行为)的惩处主要局限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几乎没有涉及民事责任问题。

第二阶段：《证券法》颁布至《1・15通知》颁布(1998年底～2002年1月15日)，这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探索阶段。该阶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相关法规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如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其中在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案由中规定了虚假证券信息纠纷。第二，证券监管部门加大了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打击力度。该阶段被中国证监会查处的典型案例有：1998年10月的红光实业案；2001年8月3日立案稽查的银广夏案。第三，有关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研究得到重视。该阶段发表一批有关该论题的重要论文，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会议，直接促进了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酝酿和建立(宋一欣、牟敦国，2002)。第四，新闻媒体对证券民事赔偿问题也予以了高度关注。如《银广夏惊曝利润黑幕》(凌华薇、王烁，2001)、《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谢登科，2000)、《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刘姝威，2001)等文章在新闻媒体的发表直接引发了证监会对相关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的查处。第五，虽然法院囿于成文法的约束等原因暂时拒绝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但实际上相关的法律制度已在酝酿调整之中。

第三阶段：从《1・15通知》颁布至《1・9规定》颁布(2002年1月15日至2003年1月9日)，这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建立并初步实施阶段。《1・15通知》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得到正式确立，投资者可以依法对虚假陈述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提出民事赔偿诉讼。虽然《1・15通知》只就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作了程序性规定，而且还设置了权宜性的前置条件，即只受理已被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只受理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民事索赔案件；不受理集团诉讼；只有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但其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讲，虽然这一司法解释仅仅走了来之不易的一小步，但是对规范证券市场和健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却是走了一大步，它初步开启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大门。

第四阶段：《1・9规定》颁布至《6・11规定》颁布(2003年1月9日至2007年6月11日)。《1・9规定》是我国迄今为止颁布的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有关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预示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阶段。具体就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而言，《1・9规定》第七条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直接责任人(签字的注册会计师)；第二十四条规定：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二十七条规定：……专业中介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可以相信，随着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这一实体性司法解释的出台，随着《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民事诉讼法》等的修订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出台，也随着《民法典》中侵权行为法篇的制定和颁布，中国证券市场因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制度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第五阶段：《6・11规定》颁布以后。然而，由于以往相关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不足，加之时间仓促，使得《1・9规定》在许多方面过于简略或存在尚待改进完善之处。为了确保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合理性，立足于审计学科的性质及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探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编制和披露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6月11日了《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本规定在继承、整合和矫正既往司法解释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1)明确侵权责任产生的根本原因；(2)明确利害关系人的范围；(3)承认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法律地位；(4)统一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模式；(5)明确此类诉讼的条件和诉讼主体列置等程序规定；(6)明确区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7)强调过失比例责任和责任顺位；(8)认定会计师事务所过错责任的具体指引；(9)完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10)强调审判程序的重要性(奚晓明，2007)。

《6・11规定》是我国迄今为止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直接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作出系统规定的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厘清了会计界和法律界长期存在的一些重大分歧，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有效审理扫清了障碍。

三、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基本观点的总结

根据《1・9规定》、《6・11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司法精神，结合我国会计界、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本观点可归纳如下：

1．注册会计师出具并经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商品。尽管在现阶段，这种特殊商品在一定范围内、在形式上呈现出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但其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商品。但是，由于审计报告一般是依附财务报告进行披露，它对投资者的决策效应要低于财务报告信息。因此，在确定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时，要严格区分其与上市公司因会计信息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真正做到责任分明。

2．对审计报告“真实性”的认定。在现阶段的证券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不宜直接用“客观真实”作为判断审计报告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的标准，只能用会计标准、审计标准作为判断审计报告是否真实的间接依据。而制定会计标准、审计标准遵循的是程序理性而非结果理性，这就决定了依据这种会计标准、审计标准编制的审计报告，其真实性只能是相对于标准的真实性，是“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证券法》、《1・9规定》直接以客观真实(结果理性)作为衡量审计报告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依据，显然超越了现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水平和审计工作水平。而《6・11规定》承认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对《证券法》、

《1・9规定》等法律、规章的继承、整合和矫正，也是对上述观点的认同。

3．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的认定。《1・9规定》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的认定，是建立在对重大事件判断的基础上的，但《1・9规定》并未明确详细地给出对重大事件的认定标准。通过分析评价会计学、审计学、法学对重大事件的认定标准，本文认为：(1)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虽对会计审计信息虚假陈述重大事件的认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认定标准主要有二，即“投资者决策”标准和“股价重大影响”标准。在半强式有效市场条件下，这两种标准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迈入弱式有效市场的门槛，会计审计信息解释证券市场的功能还比较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在确定对审计报告虚假陈述重大事件采用何种具体的认定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审计学的学科性质和方法特点，优先采用审计学遵循的投资者决策标准。(2)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甚至同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会计信息虚假陈述重大事件的认定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对重大事件的认定。因此，在对某个企业的会计报告及相应的审计报告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认定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对审计报告虚假陈述重大事件的认定，既可采用定义式，也可采用列举式。但为了确保法律对重大事件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恰当的方式应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4)审计报告虚假陈述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四种形式。

4．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性质、归责原则。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应为侵权责任。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符合《民法通则》、《证券法》、《公司法》、《1・9规定》、《6・11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作为弱势群体的证券投资者的利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于过错推定原则，即审计报告使用者只要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注册会计师及其提供的虚假审计报告所致，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就应推定其有过错并负相应的民事责任。

5．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确认及免责。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尚处于弱式有效市场，会计审计信息对证券价格及收益的影响受到信息传导机制的制约，资本市场尚缺乏“透视”会计政策、会计方法及审计程序和方法本质的手段，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的提前或时滞及投资者阅读会计审计报表的时间和能力的限制，这些因素综合作用，致使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审计)信息其解释证券价格的功能还比较低下，会计(审计)信息的虚假陈述与证券价格波动导致的投资者损失之间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因果关系，尚不具备实施完全信赖推定的市场条件。因此，在认定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时，既科学合理又符合现实的方法是：信赖推定与事实推定相结合。即法院在审理证券市场因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时，先根据《1・9规定》第十八、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信赖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但在具体确认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必须遵循事实推定原则，目的是为了赋予被告充分的免责事由，将被告的赔偿责任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排除通常情况下难以从被告的虚假行为中预测到的损失。

6．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损失的认定及计算。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损失的认定，应符合法定性、客观性、可确定性、可补偿性、财产性、损益相抵、合理减损等原则。注册会计师因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行为引致的投资者财产损失，只有在因果关系存续期间内才能获得赔偿。投资者的证券损失是指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及相应的依据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在计算注册会计师因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行为应承担的赔偿额时，还应扣除因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引致的损失及其他损失。对投资者证券损失赔偿额的分摊，在共同侵权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与其他侵权行为人采用“相对的比较过失分摊法”分担共同侵权责任，比较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在非共同侵权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只就其负有责任的审计报告虚假陈述部分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有限(比例)赔偿责任。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3篇

上市公司2010年度报告一大看点就是很多公司的年报犹如老和尚的百衲衣，补着一块又一块的“补丁”，被媒体“誉为”乌龙年报。据统计，截至2011年4月21日，沪深两市已有60多家上市公司对已的年报了更正公告。一个个更正公告，将一份份谬误百出的年报活脱脱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而那些被更正的错误，可谓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比如，贵州茅台这家中国最牛的上市公司，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居然高达1542.89亿元，公司董事长薪酬亦高达276.8214亿元，如此之高的年薪，创下了世界之最，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可还没等公众回过神来，一纸更正公告，一下子就把这个世界冠军拉下了宝座――原来是计量单位搞错了，一不留神把“元”写成了“万元”，一时间，贵州茅台的天价年薪成为上市公司2010年报最大的笑料。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比如，董事长被张冠李戴，审计师张三变李四，审计意见成为空值，财务数据颠三倒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年报频频出错的原因，所有公司都给出了基本一致的解释――“疏忽”。如此重要的信息披露，难道可以如此“疏忽”？

年报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疏忽”不得。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这是法律对信息披露作出的强制性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无论因何种原因，只要导致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均违反了法律的这一强制性规定，“疏忽”也不例外。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是对过去一年企业总体状况、经营情况、经营成果、治理结构、治理水平所作出的全面总结，是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给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投资者据以判断公司好坏并决定是否投资的重要依据，是上市公司法定的和最重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就这点而言，年报应当绝对做到“真实、准确、完整”，不应当也不允许有任何疏忽。

年报的疏忽，说明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毫无敬畏。上市公司是由投资者出资设立的，因此，广大的投资者就是上市公司的主人。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给上市公司打分，给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打分，并用脚进行投票。按理说，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年度报告应当格外重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市公司的年报因“疏忽”，不断地闹出各种笑话。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对市场、对投资者毫无敬畏，根本没有把广大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放在眼里。

年报的疏忽，反映出上市公司管理水平低下。年报不但能反映经营状况，也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一个公司的管理水平，不但取决于管理手段的先进、公司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的落实，更取决于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然而，那些把董事长的名字都写错、审计意见空缺、财务数据颠三倒四的年度报告，恐怕很难和认真负责相联系。本应当万无一失的年度报告，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只能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管理水平的低下。

年报的疏忽，反映出中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投机阶段。上市公司乌龙年报的出现和投资者对乌龙年报的容忍度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很多投资者仅仅把上市公司的乌龙年报当作笑料，却很少有人就乌龙年报问题向上市公司讨说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投机市场而非投资市场。在投机心理的驱动下，投资者只关心二级市场的涨跌，而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既然投资者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那么上市公司自然也就不把投资者当一回事，出现乌龙年报也就毫不奇怪了。

年报的疏忽，说明法律责任没有落到实处。证券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三条分别规定了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虚假陈述的民事和行政责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了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因此，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如果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上市公司和相关人员将会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从造成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成因来看，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因此，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导致所披露的内容不“真实、准确、完整”，均构成虚假陈述。按照这一界定，即使上市公司因“疏忽”导致乌龙年报的出现，其性质亦属于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作为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4篇

一、虚假陈述对股票价格影响基本过程及三个时间点概念的引出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价格决定于价值。在证券市场上挂牌交易的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其价格亦应随其价值波动。投资者对于股票价值的判断是否准确取决于其能否及时准确地获取相关信息。虚假陈述的本质特征就是误导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判断，造成股票价格异常涨落，致使投资人产生损失。

虚假陈述因其对股市价格走向的不同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诱空型虚假陈述，一类是诱多型虚假陈述。在前者，虚假陈述引导股市价格下行，表现为隐瞒利好消息，使股价应涨而未涨；或表现为假造利空消息，打压股价，使股价不应跌而跌。在后者，虚假陈述引导股市价格上行，表现为隐瞒利空消息，使股价应跌而未跌；或是假造利好消息，使股价不应涨而涨。美国1965年德克萨斯湾硫磺公司案（SEC vs. Texas Gulf Sulphur Company），德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GS）发现了丰富的铜矿和锌矿，而不予公布，是较为典型的诱空型虚假陈述；1媒体揭露的银广夏1999年度、2000年度业绩绝大部分来自造假，则是较为典型的诱多型虚假陈述2.鉴于导致股价畸高的诱多型虚假陈述较为典型且最为多见，从红光股份、大庆联谊、琼民源等等直到银广夏的假造利好，被大量揭露且为证监会查处的虚假陈述案大多为诱多型虚假陈述，我国的《证券法》对于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责任问题亦有所规定。而诱空型虚假陈述常常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种类的证券市场欺诈行为相联系，这类证券欺诈行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少有被揭露的案例，况且，《证券法》对于这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几乎没有做出规定，所以，《若干规定》将其调整对象定位于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对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不予适用。《若干规定》调整范围的局限应该只是暂时的，随着证券市场其他类型的欺诈侵权行为较多地浮出水面，随着《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若干规定》应会有相应的增补而扩大其调整范围。

无论是诱多型虚假陈述还是诱空型虚假陈述，其对市场的影响过程从虚假陈述行为做出之日始，至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被市场消化之日终，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虚假陈述使相关股票的价格偏离其真实的价值，或虚高而充满泡沫，或畸低而远离真实价值，此为虚假陈述作用阶段；第二，虚假陈述的揭示引起股市价格的异常激烈的波动，或极度缩水或大幅攀升，股票价格向其真实价值回归，此为虚假陈述消化阶段；第三，异常激烈的价格波动企稳，价格与价值良性关联，此为虚假陈述消除后的正常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由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来界定的：虚假陈述实施日、虚假陈述揭示日和虚假陈述消化日。以诱多型虚假陈述为例，其对股票价格走势产生影响的三个阶段可以用一个示意图来表示：

例图。 诱多型虚假陈述对股价影响示意图

如图，横轴表示时间，竖轴表示价格，股价曲线由A点到B点再到C点经历了向上攀升，再向下回落的过程，表现了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影响股票价格三个阶段构成的一个周期。详言之，A点为《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陈述实施日”；B点为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的时间点，即《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虚假陈述揭露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无论是揭露日或是更正日，都是“虚假陈述揭示日”，前者为媒体揭露而被揭示，后者虚假陈述行为人自己申明更正而揭示；C点为价格企稳的时间点，是为虚假陈述消化日，亦即《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由A点至B点构成虚假陈述作用阶段，其时虚报利润这类虚假陈述行为使股票价格脱离其价值呈泡沫膨胀；由B点至C点为虚假陈述消化阶段，其时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之后市场作出反应，股票价格急剧下跌，以消除虚假陈述对市场的扭曲效应；至C点，股票价格经过激烈下滑，虚假陈述对股票价值的扭曲被市场消化，泡沫被挤压干净，由C点之后，价格围绕价值正常波动而企稳，进入虚假陈述被消化之后的正常阶段。

应该强调的是，在证券实务中，不可能出现象例图这样如此规则的价格走势曲线，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条虚假陈述作用曲线不真实。任何一支股票价格走势的实际曲线，可以认为是多种因素（如大盘走势、庄家操纵以及投资者心理等等，也包括虚假陈述的因素-如果该支股票的发行人或其他责任人有虚假陈述行为的话）对该特定股票价格的影响的综合结果。换言之，从理论上说，每种因素的影响均形成一个价格曲线，将所有因素对价格的影响所形成的曲线综合在一起，就是这支股票的实际曲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虚假陈述影响股票价格的曲线抽象出来，如例图。而抽象出来的曲线所体现的虚假陈述行为对价格影响的方向，必然是这样一条轨迹，虽然这根曲线不能将虚假陈述对股价的影响加以量化，但它所表现的虚假陈述行为作用的不同阶段与相关股票价格走向之间的关系却是无庸置疑的。

二、三个时间点的确定

时间点A：虚假陈述实施日，《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表述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对于及时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规章已有较为完备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人）、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了有关信息披露法律规定的，即构成虚假陈述行为。从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看，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作为，一类是消极的沉默。如《证券法》第63条所述，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招募说明、财务情况报告、上市报告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的虚假说明、误导性陈述，是较为典型的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履行《证券法》第62条规定义务的行为以及《证券法》第63条所述的发行人（上市公司）与证券公司在公告的文件中的重大遗漏则属于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证券法》第202条所述的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的中介机构的弄虚作假的行为，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确定积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相对简单。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时，作出明确而肯定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如将年度业绩的亏损叙述为：“年度业绩盈利”，其作出该陈述的日期就是虚假陈述实施日。消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的确定则取决于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义务人披露信息的期限，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例行的信息披露如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须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公告（《证券法》第61条）非例行的信息披露如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信息，须立即公告（《证券法》第62条）。在法定期限未予公告者，即构成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法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期日即为消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需要强调的是非例行信息披露的消极虚假陈述。因为信息重大性标准的模糊性和法定期限的不确定性，使得非例行性信息消极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略显复杂。为解决信息重大性标准问题，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列举的方式对应予披露的非例行性信息做出规定。如《证券法》第62条第二款列举了可以认定为重大事件、一旦发生即须披露的十一种情况，包括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经理发生变动；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减资、合并、分离、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又作了较为细化的补充或调整，如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持股增减变化至2%以上时，即为应予披露的重大事件；公司进入清算破产状态，无论是自己申请破产或是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或是因其他原因导致解散。这些对于投资人决策意义重大的信息，应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披露。关于这类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均要求，这些对于投资人决策意义重大的信息应“立即”披露。所谓“立即”应从两个方面把握，其一，重大事件一经确定或确认，即在合理的期间内及时披露；其二，在披露之前，责任人对有关重大事件的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未为内幕人所利用。

时间点B：虚假陈述揭示日。“揭示” 的英文表述是“disclose”，原意是披露、公开化。虚假陈述行为的揭示无非是两种途径，或是被他人揭露，或是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行为所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披露的日期-或是被他人揭露，或是自行公告更正-即为虚假陈述揭示日。媒体、监管机构或其他局外人将上市公司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公开，是为“揭露”，对此，《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了虚假陈述揭露日：“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另外，《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虚假陈述更正日：“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

虚假陈述揭示日的确定是一个较为复杂而需要探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有关专家、机构讨论《若干规定》草案时，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虚假陈述被揭示常常有一个过程。例如，首先有媒体报道，然后有当事人自己的披露；媒体报道之后，交易所根据规则予以停牌（上市公司信息虚假的传言导致市场异常波动时，交易所得予以停牌3）；当事人若否认媒体报道，监管机关可能立案稽查；稽查若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则监管机关会做出并公布处罚决定。也有未经媒体报道，当事人自己直接更正或监管机关直接立案稽查的。媒体报道的日期、当事人自己更正的日期、交易所停牌的日期、监管机关立案稽查的日期、做出处罚决定的日期均可能被认定为揭示日。要正确认定一个揭示日，就应该进一步探究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

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不同途径的揭示，作为对于市场的警示信号，其强弱程度是有差别的。当事人自己予以披露，或监管机构作出处罚决定，其确定性高，具有最高的警示强度，因此，如果事先没有报道或传言，当事人自己公告的日期或监管机构处罚决定的日期应可认定为虚假陈述揭示日。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媒体的揭露，其缺少权威性，警示强度相对较弱；投资者应否信赖其报道或消息的透露对股票价值做出判断，有不同的看法，在理论界是存有争议的。

应该认为，媒体的揭露虽不足以成为投资人判断股票价值的确定的根据，但从信号意义上说，已具备了足够的警示强度；对于相关的报道，投资人至少应该保持警觉，谨慎决策。因此，《若干规定》认定媒体将虚假陈述行为公开报道之日，可以确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从客观上说，媒体报道揭露的警示强度，可以从市场的反应加以判断：如果市场价格有陡峭的波动，则可以认为市场得到了足够的警示信号，若否则反是。根据沪深交易所的规则，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会做停牌处理。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于媒体揭露行为的时日应否作为虚假陈述揭示日予以认定，可与相关股票是否停牌挂钩，其引起价格急剧波动导致其停牌的，则可认定媒体揭露行为的时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有意见认为，停牌并不是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有可能是市场对于媒体的报道或传言过度反应，导致价格急剧波动造成停牌，而最终证实报道或传言是不确实的，即没有虚假陈述存在，价格恢复正常。既无虚假陈述行为，又何来虚假陈述的揭示？应该看到，虚假陈述揭示日的认定，是在虚假陈述行为被确认之后，为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往前追溯的一个时点，如无虚假陈述行为，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虚假行为的揭示日的存在，亦无认定这个时日的必要，此时，媒体的报道即为虚假，其导致市场价格下跌，造成投资人损失，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没有将“导致价格异常波动”作为确定揭露日的一个条件，因为在损害赔偿案中，媒体报道导致相关股票的价格异常波动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情节，没有价格的异常波动就不会有投资人的损失，没有投资人的损失就不会形成索赔诉讼。人民法院需要审查的是，影响价格走势的媒体关于上市公司或其他责任人的虚假陈述的报道是否真实，如是，则虚假陈述行为成立，行为人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当前有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前置程序存在的前提下，人民法院的这一审查已可省略。

对于媒体揭露作为虚假陈述揭示日，还有意见表示担心，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较难确定。依据《若干规定》，其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揭露虚假陈述内容；发表于全国性媒体；首次公开揭露。如果揭露的内容并不具体、或只是形式揭露而缺少实质性内容怎么办？对于媒体的“全国性”如何认定？首次公开揭露的内容比较模糊，或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算不算？笔者要正确适用这三个要件，还是应该把握虚假陈述揭示的意义-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无论是揭露的内容还是登载的媒体，重要的是看媒体的报道是否对于证券市场具备足够的警示意义。例如，对于媒体的“全国性”不能绝对化理解，在资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一些地方传媒，如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报纸，其的消息可以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如互联网，瞬间传达至全国各地的受众。因此，若一家地方性媒体报道了某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而该揭露性的报道导致了相关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表明这一报道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则该地方媒体的揭露亦可成为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坐标。

时间点C：虚假陈述消化日。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后，市场即会做出反应。如例图，在虚假陈述使股价虚高的情况下，股价会急剧下挫，直至泡沫被挤净，价格趋于平稳。这一价格趋势达到平稳的起始日期，即为虚假陈述消化日。此时，从理论上说虚假陈述对市场的扭曲效应已经被市场所消化，股票价格趋向于真实反映其价值。虚假陈述消化日的确定，是为给投资人损失计算设立一个基准，因此，《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直接将其表述为“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亦即“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为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损失计算截止日期”。

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之后，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其欺诈效应消化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而各股的情况也完全不同，在实践中要准确认定虚假陈述消化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为在相关案件的审判中计算损失提供依据，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来确定虚假陈述消化日。从理论界的观点以及一些国家的立法例看，存在多种确定虚假陈述消化日的方法，而各种方法既有合理的可取之处，亦有各自的弊端。

方法（1）：净值法。根据经济学原理，只有在股票价格真正反映了其价值的时候，才可以认定虚假陈述造成的价格扭曲被消化。但要确定一只股票的真实价值并将其与市场价格相比较，在实务中是难以操作的；特别是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其价格不仅反映其当时的价值，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还反映了市场对股票今后升值潜力的预期；尤其是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即使没有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股票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情况亦不鲜见。所以，依据股票的真实价值确定虚假陈述消化日是不现实的。

方法（2）：实际曲线法。即根据股票价格走势的实际图形，找到虚假陈述揭示之后价格企稳的平台，以这个平台的起始点作为虚假陈述消化日。这在实务操作中难度较大，如前文所述，股票价格的实际走势受多种因素影响，难以抽象出明显的虚假陈述因素的曲线。从实际走势看，虚假陈述揭示之后，价格曲线可能在长时间内不能形成明显的平台，抑或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两个以上的价格曲线平台，难以确定一个合理的平台起始点。

方法（3）：换手率法。这是《若干规定》的起草者研究了多种已有的方法，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种新方法，即以相关股票的流通股换手率达到100%之日，为虚假陈述消化日。该种方法的思路是，换手率达到100%，表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基本上摆脱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也表明投资者在此期间完全有机会实施减损。但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虚假陈述被揭示后，股价虽急剧下跌，而交易量可能并不大，股价平稳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换手率仍未达到100%，此时似不能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对市场的影响仍未消化。

方法（4）：经验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依据其市场的情况和经验直接规定一个日期，如美国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原告所得的损害赔偿不得超过其买入价或卖出价和自改正误导性陈述或遗漏信息公开后90天内该证券的平均价之间的差额。该项规定的指导思想是，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之后的90天内，即会由市场所消化。经验法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虚假陈述消化日的确定之不易。

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若干规定》综合运用换手率法和经验法，将虚假陈述消化日确定为，自虚假陈述揭示日起，相关股票的交易量达到可流通部分的一倍之日；若投资人提起诉讼时换手率未达到100%，则以虚假陈述揭示日后的第30天为虚假陈述消化日。《若干规定》考虑以30天为期，笔者理解是因为与美国这样的大型、成熟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的股票流通量小，市场对虚假陈述行为的反应快。

三、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示日的确定对于认定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意义

根据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示日这两个时间点确定的框架，可以认定投资人损失与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进而认定享有索赔权利的投资者。《若干规定》就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理作出规定，明确了在此类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哪些投资人的损失可以认定为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例图所示的虚假陈述作用曲线上，若投资人在虚假陈述作用阶段（AB点之间）购买股票、虚假陈述揭示日（B点）之后卖出或仍持有，其即因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高买低卖的差价损失，应享有主张赔偿的权利。简言之，虚假陈述行为在A点实施，市场即作出反应，股票价格上行，这是虚假陈述催生出的泡沫所致；亦即，股票的价格已经不再是其价值的真实反映，而是真实价值与泡沫之和，投资人在购入股票的同时，也购入了虚假陈述催生的泡沫。虚假陈述行为在B点被揭示后，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泡沫暴露而被市场挤压，很快即蒸发干净。此时投资人尚持有的股票因为附着其上的泡沫迅速蒸发而价格骤降，实际损失于是产生。在此，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备以下情形的，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有观点认为，在虚假陈述行为尚未发生时（A点之前）买入股票者，如在B点之后卖出或仍持有，亦应享有主张赔偿的权利，理由是，若投资人在AB点之间卖出股票，原本是可以获得较高收益的，而在B点，虚假陈述行为的揭示造成股价急剧下跌，使其股票缩水；特别是，若虚假陈述消化日（C点）之后的股票价格低于A点之前，投资人的损失则更加明显。该观点忽略了这一事实：若投资者人在虚假陈述行为泡沫效应阶段将A点之前购入的股票卖出，其所获得的是虚假陈述行为泡沫效应产生的利益，这种利益严格地说是一种不当利益。换言之，该投资人在虚假陈述行为之前即泡沫尚未产生之前购入股票，若在A点之后股票因虚假陈述行为的作用而附着泡沫的时候卖出，他是将泡沫一起卖给了下家而得到了利益，这种损他人利自己的收益当然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因此，投资人不能因为未在B点前卖出股票而未能获得不当利益主张赔偿，否则因为泡沫而产生的损失就被重复计算了，这对于负有赔偿责任的虚假陈述行为人是不公正的。换言之，投资人在虚假陈述行为尚未作出的A点之前购入股票、于揭示日B点之后卖出的，购买时并未购入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泡沫，B点之后虚假陈述被揭示，泡沫被挤出直至价格恢复正常，因此，其交易应视为没有受到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影响。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5篇

上市公司披露利好消息，股民巨资买入公司股票

2001年3月30日上午，退休后以炒股为乐的河南省鹿邑县66岁的退休工人粟万富打开一份证报纸，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国际公司”）的2000年年度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纵横国际的利润高达亿元，募集的资金已投入或即将投入数控机床技改、新型高级电子元器件生产等项目中，部分项目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看到这诱人的数字和企业的大展宏图，粟万富心动了，但多年的炒股经验使他没有贸然出手，而是继续观察，进而到了同年7月5日，粟万富见纵横国际公司股票有不断上涨的趋势，遂抛掉手中所持的其他股票，并斥资分16次买入6.1万股纵横国际股票，第二天，他又分7次大量买入21.0535万股，7月9日、10月25日，又合计买入1000股。买入这些股票后，股票虽时涨时跌，但总体形势趋于稳定，粟万富心里还是比较安定的。但到了2002年5月1日，纵横国际公司因未能及时公布2001年年度报告，被停牌，后因被视为财务状况异常，自2002年7月19日起被特别处理，成为“ST”股（连续3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后在公布年度报告和200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情况下，才于2002年7月24日恢复上市。

2002年5月30日，中国证报的一条消息让粟万富惊出一身冷汗，纵横国际公司由于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现场调查。霎时，这条消息在股民中像炸开了锅，闹得沸沸扬扬，纵横国际股票2002年7月24日恢复上市后一路下滑，粟万富当初每股平均以14.47元买入的股票，到了2002年9月25日，每股已经跌至6.14元，损失惨重。

纵横国际公司到底出现了哪些违反证法规的行为呢？粟万富直到2004年8月21日从纵横国际公司的致歉公告中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纵横国际在致歉公告中，称日前收到2004年7月2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0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查明：一、纵横国际公司虚构2000年合并报表利润7762.40万元；二、公司在2000年年报中对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虚假披露；三、公司未及时披露1999年至2000年与江苏三家公司签订的三份总额为2.5亿元的互保协议及其协议项下多份担保合同。证监会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构成该法第177条所述的虚假陈述行为，决定对公司处以60万元的罚款，并对其他相关责任人处以相应的处罚。

虚假陈述导致股票大缩水，法院一审支持全部诉求

“原来纵横国际公司2001年3月30日的2000年年度报告中的巨额利润是假的！”粟万富一见致歉公告，当即火冒三丈：“正是这份虚假的报告引诱我不惜血本大量买入这些股票，我要找他们算账！”

2006年7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规定的两年诉讼期期限内，粟万富委托南京金禾律师事务所胡凌律师向南京市中级法院递交诉状，状告纵横国际公司因虚假陈述导致股票暴跌，请求法院判决纵横国际公司赔偿自己手持股票截至2002年9月25日“缩水”226.7万余元的损失。

不久，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庭上，纵横国际公司抗辩说，股市本身是有风险的，纵横国际公司2001年3月30日就公布了年度报告，而原告粟万富直到同年7月6日才购买，现没有证据证明粟万富是由于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所诱而买的，粟万富持股缩水与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没有因果关系，如果由纵横国际公司承担粟万富的损失将导致对粟万富以外其他股东的不公平，因为纵横国际公司的财产是全体股民的财产。纵横国际公司还认为粟万富索赔金额过高，并提供了由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两位教授分别作出的分析意见书，证明其虚假陈述对股价的影响幅度。一位教授根据其设计的计量经济模型，认为证监会认定的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对纵横国际公司股价变化的影响值为每股0.19元，民事赔偿限额应为每股0.19元；另一位教授则从会计学的角度，将纵横国际虚假陈述利润的总额除以总股本，分析认为其虚假陈述的每股收益金额为0.39元，因此该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最高限额应为每股0.39元。

但纵横国际的辩解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粟万富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在决定购买某支股票时，纵横国际公司所有已经披露的信息都应当是他在决定购买其股票时所信赖的对象，粟万富无需主张亦不用证明其购买其股票的直接原因是阅看了纵横国际公司2000年年报中的数据等内容。在虚假陈述被揭露之前，纵横国际公司股票并非正常的价格，而是受虚假陈述的影响处于一种虚高的状态，后因虚假陈述被揭露下跌，粟万富因持有该股票而产生亏损，该亏损与纵横国际虚假陈述之间有因果关系。

法院认为，上海交通大学两位教授的意见，分析了虚构利润对于股价的直接影响，并未考虑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被揭露对投资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的因素，因此，不足以证明纵横国际公司的关于赔偿限额的主张。

最后，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的相关条款，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纵横国际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粟万富所持股票的损失226.7万余元。

股票缩水是造假所致还是股市本身风险？二审法院精心计算

一审判决后，纵横国际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法院上诉。其在上诉状中认为，从2002年起，中国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整个大盘是下跌的，一审判决没有就与本案相关的股票交易“大盘因素”即系统风险作出认定，赔偿额过高。

那么，什么是系统风险？如何认定？损失怎么计算？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全国也没有判例可以参照，二审审判法官很挠头，压力很大。 大盘下挫期间的持股损失，成为案件审理中的关键问题。“显然，把大盘剧烈下挫造成的损失都算在上市公司头上，有失公允。”审理此案的刘振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也要保护股民的合法诉求，拿出令各方都信服的依据。” 为了获取相关一手数据，审判法官仅上海证交所就派人去了4次。由于没有专门的系统管理，取得股民买入卖出的数据是要精确到分秒的，这样才能和大盘及股票板块的情况匹配，得出相关联的信息。

经过多次查证，江苏省高院查明，自粟万富于2001年7月5日、7月6日购买纵横国际公司股票至虚假陈述揭露日2002年5月30日，证券市场上上证综合指数、沪股全部A股流通股总市值、纵横国际公司所在的机械类行业A股流通股总市值这三类数据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0.17%、沪股全部A股流通股总市值下跌了27.69％、纵横国际公司所在的机械类行业A股流通股总市值下跌了26.26％。受其影响，即便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纵横国际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在上述期间亦难免有一定幅度的下跌，在确定纵横国际公司的赔偿责任时应当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

那么，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数额具体如何确定？对此，当前立法与司法解释皆无规定。在此法律背景下，经过合议庭多次合议论证，审判法官决定结合证券法规相关原则精神，认为在确定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时，不能采用单一标准，而应根据四项要素作为综合衡量系统风险的判断依据：证券市场的综合指数、流通股总市值、股票所在行业板块指数及市值数据的变动情况加以判断。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江苏省高院最终确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导致的纵横国际公司股价下跌的幅度为26%。粟万富买入纵横国际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为每股14.47元，因系统风险导致的纵横国际股价的损失为每股14.47×26%，即3.76元。至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即2002年9月25日，粟万富尚未卖出的股票数为27.02万股，应扣除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数额为27.02万股×3.76元/股，即101.5952万元。

2007年9月28日，江苏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决粟万富获赔124万多元。

截至2008年1月31日，由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引发的14起、争议总标的近400万元的民事赔偿系列案件已全部尘埃落定。

终审宣判后，诉讼双方的律师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粟万富的诉讼人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胡凌律师认为，证券市场的情况太复杂，每支股票都有自己的特性，具体到某一支股票，大盘利好消息时也会跌，而大盘下跌时却会涨，都是有可能的。此案二审判决中虽找到一个方法，来计算大盘下挫时的持股损失，但仍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纵横国际公司人南通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薛祖望认为，中国股市的不成熟因素、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波动的宏观因素、非主流媒体报道因素、庄家的人为炒作因素、股民的心理因素等等都是与虚假陈述无关的因素，属于法定免责因素，这些因素所造成的股价损失，也应当扣除。但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确实存在相当难度。他希望相关立法部门对此多多关注，以更好地保护上市公司和股民的利益。

期盼出台相关法律，科学确定计算标准

法院为什么把2002年9月25日作为投资损失基准日，法院依据证券市场的综合指数、流通股总市值、股票所在行业板块指数及市值数据的变动情况这四项要素作为综合衡量系统风险的判断依据有无道理？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相关民法、经济法专家。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6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北京100038）

摘要：详尽陈述技术是针对儿童证人而设计的一项询问技术，有利于侦查人员在确保正确询问结果的前提下，获取更多的证言信息。本文对详尽陈述技术的原理、程序和有效性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对该技术在我国公安机关询问过程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详尽陈述技术；儿童证人；应用前景；询问程序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1.069

中图分类号：DF7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1—0151—02

收稿日期：2014—06—27

作者简介：陈浩（1988—），男，山东济宁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警察心理学。

详尽陈述技术（NarrativeElaborationTechnique）是由KarenJ.Saywitz和LynnSnyder发明的。［1］很多实证研究证实，儿童面对自由回忆类问题（如“发生了什么？”）时能正确地做出报告。［2］与此问题相对应的，儿童的自发回忆性报告（如“我们玩儿了游戏”）显然是不完整的，没有提供明确的事件信息。有证据显示，年长儿童在回忆时比年幼儿童使用更多的记忆策略，从而能够做出更完整和准确的记忆报告。［3］而年幼儿童依靠外部线索的提示，能够以一种系统性、有组织的形式进行回忆。［4］自发回忆、记忆策略的采用，依靠外部线索是儿童准确、完整回忆的基础，然而，很多年幼儿童受到心理发育的限制，不能达到有效回忆的水平。详尽陈述技术就是针对儿童心理发育不完善而提出的。

一、详尽陈述技术的具体介绍

详尽陈述技术包括六个能够提高学龄期儿童记忆水平的程序：1.策略用途的原理阐述。使用新方法能提高记忆水平的解释。2.指导儿童更加完整和准确地报告。“当说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尽可能多地说出真实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很小的细节也不要遗漏，但不要猜测或编造任何事情”。3.策略的介绍。指导儿童将陈述内容组织成5个类别，然后按类别进行详细报告。4.视觉线索。指导儿童使用简单的视觉线索（提示卡）提示自己每种类别是什么。5.练习、反馈和示范。使用新策略及视觉线索完成模拟的回忆任务，对儿童准确的报告予以记忆反馈，为儿童示范如何进行更详细的报告。6.再指导。询问之前，指导儿童回顾2~4的程序。

具体而言，该技术包括一个让儿童预先准备接受询问的准备阶段以及一个询问儿童的提问形式。

（一）询问的准备阶段

首先，在儿童接受询问的准备阶段，为了弥补儿童在记忆策略和知识脚本上的不足，要教给儿童一个检索信息的策略——即将事件的各因素组织成能够指导事件回忆的心理类别。这些类别（包括参与者、环境、活动、交谈/情感、结果）源于儿童对事件知识的脚本理论。［5］每一个类别都由画在卡片上的线性图形表示，这些外部线索可以提示儿童按各类别有组织地进行回忆。然后，儿童利用这些卡片完成模拟的回忆任务，这一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儿童充分练习新学习到的记忆策略，以便在接下来的正式询问中能有效地利用详尽陈述技术。这些提示卡片的使用方法是：儿童首先接受自由回忆类问题；随后，向儿童逐一呈现每张卡片并问他们：“这张卡能提示你再说些什么？”从而为其提供一个没有干扰的详尽陈述的机会。

（二）询问阶段

在询问阶段，按如下形式对儿童进行询问：1.自由回忆（free-recall）。询问以一个普遍采用的开放式问题开始，以获取儿童对事件的详细描述。如果儿童一直进行陈述，询问者尽量不要打断，直到儿童表示已经全部说完为止。如果儿童并未表明全部说完，询问者就应问“还有需要补充的吗”，来促进儿童继续陈述。2.线索回忆（cuedrecall）。当儿童完成自由回忆后，询问者单独呈现每张提示卡并问“这张卡能够提示你回忆起什么吗？”3.特定提问（specificfollow-upquestion）。在提问前，警告儿童不要编造任何事情，只需尽可能多地报告所记得的情节。

二、详尽陈述技术有效性研究

详尽陈述技术被提出以后，国外很多学者对该技术进行了有效性研究。在KarenJ.Saywitz与LynnSnyder的研究中，对7～8岁和11～12岁年龄组的儿童进行了记忆测验，将被试者分为接受详尽陈述技术组、仅进行策略指导组和控制组三个实验组，然后，采用自由回忆、线索回忆和特定提问三个程序对被试者进行询问。结果表明，接受详尽陈述技术组的儿童相比于其他被试者自发回忆水平更高，即在回忆的准确率和完整性上结果更好。

考虑到详尽陈述技术是设法使儿童报告更多的事件信息，因此，有可能会增加错误信息的报告量。LorindaB.Camparo等人做了相关研究，在实验中，儿童被分为三组：修订版详尽陈述技术组、未接受培训但使用详尽陈述技术提问程序组和标准询问组。被试者被问及的事件包括模拟情境事件和虚构事件，前者测试儿童对真实事件记忆的质量，后者测试儿童对虚构事件报告的错误量。结果显示，对模拟情境事件的报告，详尽陈述技术组被试者回忆效果最好，而对虚构事件的记忆报告，三种询问方式并未发现显著差异。因此，详尽陈述技术能够提高儿童真实记忆的水平，同时，不会增加报告虚假信息的风险。

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都支持详尽陈述技术在儿童证人询问中不存在任何缺陷。Camparo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在实验中对儿童进行反复提问，试图让被试儿童回忆起一些虚构事件的情节，此时详尽陈述技术与标准询问的回忆效果基本相同，被试儿童产生了同样的错误报告。这些发现表明，当儿童被反复指出并未回忆起所有目标事件时，详尽陈述技术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考虑到在真实的儿童证人询问过程中，警方可能为获取某些关键信息而反复向儿童提问一些特定问题，因此，详尽陈述技术的这一风险性必须考虑在内。

三、我国公安机关对儿童证人询问程序的规定

国内对儿童证人询问的程序主要是依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的相应条款进行设计的。［6］

从《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儿童证人的询问并没有做出详细的程序指导，仅仅是提出了若干注意事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询问程序，这使得公安民警在侦查过程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询问，导致很多民警在涉及询问儿童证人的案件中的处理方法、程序不一。而儿童证人又是容易受到影响的证人，不恰当的询问往往会影响儿童的真实记忆，因此，最先对儿童进行询问的公安民警应依照一套标准、可靠的询问程序进行询问，这是获取准确证言的关键。

四、详尽陈述技术在公安机关应用的前景

针对详尽陈述询问在我国儿童证人询问程序中的应用，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注重实证研究的开展，检测该技术在我国询问程序中运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模拟事件为材料对被试儿童进行事后询问，比较常规询问与详尽陈述技术在回忆量、回忆准确性上的差异。言词证据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事件材料开展的，而记忆报告结果可以作为各实验处理效果的评判标准。

（二）考虑到国内外文化的差异性，应对该技术进行适当修改，研究出一套适用于我国的程序。例如，提示卡片的选择不必拘泥于原版的询问技术，可以寻找一些我国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接触到的类似卡片。

（三）每一个儿童证人都会受个体发展、事件特征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记忆水平，其情绪状况也不完全相同，所以，询问人员在运用该项技术时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

参考文献］

［1］K.J.Saywitz&L.Snyder.Narrativeelaboration：Testofanewprocedureforinterviewingchildren［J］.JournalofConsulting&ClinicalPsychology，1996（64）.

［2］G.Doodman&R.Reed.Agedifferencesineyewitnesstestimony［J］.LawandHumanBehavior，1986（10）.

［3］P.A.Ornstein，M.J.Naus&C.Liberty.Rehearsalandorganizationalprocessesinchildren?smemory［J］.ChildDevelopment，1975（46）.

［4］R.Fivush.Developmentalperspectivesonautobiographicalrecall［M］.InG.S.Goodman&B.L.Bottoms，Childvictims，childwitnesses.NewYork：Guilford，1993.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7篇

证券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有力手段，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和核心。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负有及时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专业性文书，自然也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公然违法迁就证券发行人的非法要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等的虚假陈述，甚至出谋划策。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若不能够及时解决，将制约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对他们的行政、刑事处罚必不可少，但对他们的民事责任追究绝不应忽略，更不可以行政、刑事处罚代替其民事责任。

一、对我国证券法关于律师不实陈述①承担民事责任的评价

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行为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

1.《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2.《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3.《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

7.《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其证券经营业务、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欺诈客户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规定：“律师应当对出具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若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分析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民事责任制度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援引适用。（1）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与证券发行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清偿责任，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2）没有规定律师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计算方法。证监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对投资者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及计算方法。（3）投资者进行诉讼应如何操作，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依照《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投资者当然有权要求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情况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仅成为一种宣言，因为这些规定太原则，根本不具有操作性。（4）在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中缺乏相应的财产保证制度和财产实现制度。

2.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存在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倾向。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有重刑轻民、重行轻民的特点，证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在《证券法》之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条例》与《办法》对证券欺诈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大篇幅的是行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77条概括地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只在第23条涉及到了虚假陈述者的民事责任。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对因违法导致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民事责任承担的条款规定得十分简单，语焉不详且缺乏可操作性。这种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立法格局导致的结果是违法违规者不断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处罚，但是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护。

3.律师民事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的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过错责任则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明文规定，我们便课以受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但要求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对律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受害人须举证自己为善意，且交易损失与文件不实记载具有因果关系，此种规定被认为是加重受害人举证责任，备受批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很少引用，更何况要求受害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

4.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律师参与证券业务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律师参与证券业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因该不实陈述而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②

二、律师不实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

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基础中，最基本的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法学界对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也主要为这两种观点：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③

1契约责任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招股说明书为要约邀请，那么在发行股票过程中，投资者做出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则是要约，如果成交，发行人的行为就为承诺，合同成立。由此，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的行为则为一个缔约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善的损害。”④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当事人基于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发行人为发行股票而公开招股说明书时，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缔约的状态，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缔约过程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于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信息和专业上的优势，致使投资者对其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信赖。当这种信赖成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基础时，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不实陈述在本质上违背了其作为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导致投资者因对律师工作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信赖利益损失。因而律师作为不实陈述人应对投资者因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无效负缔约过失责任。⑤如果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契约责任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契约的相对性问题。根据契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责任人与投资者有契约关系或者现实交易关系的存在，且责任人有违反契约义务的事实并造成投资者的利益损害。这对于证券发行人不实陈述承担责任在适用上没有问题，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律师承担违约责任便有适用上的困难。因为律师作为证券发行辅助人，只跟发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对第三人即投资者并无契约关系或现实交易关系。

2.侵权责任说。

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违反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人的普遍义务，而非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定义务。因而侵权责任不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证券业务中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有不实陈述的行为，则违反《证券法》等强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说避免了律师承担违约责任适用上存在的相对性困难，从而弥补了契约责任说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说不再关心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只要被告存在不实陈述并满足法定条件，任何因合理信赖该不实陈述的投资者因该信赖而导致损失的人均可以依侵权责任要求赔偿。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月《证券交易法》修正时，也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⑥因而笔者认为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但这并不表明侵权责任说就能完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实陈述的普遍救济规则，因为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必须证明有被告有主观过错，且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侵权责任说还须面对来自证据法的障碍：第一，原告必须就被告不实陈述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第二，原告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不实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难以承担此举证责任，因而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就成了“海市蜃楼”。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只要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载有不实陈述，而在股票募集或者公募期间购买人购入证券时不实陈述持续存在，那么购买人应该被视为已经信赖这项不实陈述。购买人有权向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上签名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请求损害赔偿。⑦这样就赋予了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只要其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投资者就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请求其赔偿损失，以减少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

三、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违法；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就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而言，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容易证明，但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的过错则值得探讨。

1.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考察因果关系可以采取如下准则：在时间上原因的现象在前结果的现象在后；作为原因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证券市场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中，除了被告的不实陈述外，原告的“信赖”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实陈述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失，它必须因投资人的信赖并依据不实的信息而进行的投资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信赖。

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和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在专业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要求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实陈述的证据，无疑是加给原告的一项不可克服的负担。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市场欺诈理论，将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倒置，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律师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以后进行证券交易且遭受损失的，就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除非律师能举出反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不是由不实的信息披露造成的。其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因而可以不局限于“有效市场”理论弱化投资者的证明责任。⑧笔者认为，不妨假定只要投资者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证明如果不实陈述纠正后的市场价格与不实陈述期间的市场价格不同，那么因果关系便可以推定成立。但应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

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从构成要件上看，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以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为要件。⑨我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应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也作出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条规定，表明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认定律师不实陈述为一般侵权行为，这和江平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⑩

一般侵权行为则意味着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有主观过错的责任。在证券发行交易中，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搜集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证据，如果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提起诉讼，无疑在程序上限制或禁止了投资者索赔，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如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规定，如果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上的签名的中介服务机构能够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任何法人和非法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存档时，他既不知情，也不同意；（2）在招股说明书签发之后，但在购买人购买证券之前，他在意识到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存在不实陈述时，即已作出撤回同意及其原因的一般合理通告；（3）就他承担责任的部分存在不实陈述，但他已经作出合理调查，并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且相信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的这些部分公平反映其报告书、意见书或声明书。11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必须以中国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为前置条件，虽然对此存在司法审判权以行政裁决权为前提的争议，但作为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和接受的，而且，设置这种前置条件客观上解决了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定性问题，即在构成要件上，无须投资者对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进行举证，使案件比较接近或符合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同时，由于《民法通则》颁布时尚未建立证券市场，立法上也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中的不实陈述行为是否属于特殊侵权加以规定，而设置前置条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法定化的作用。

注释：

①违反信息披露法律规范的法定形态包括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严重误导。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将这三种违规类型统称为不实陈述。

②参见方流芳、姜朋、程海霞：《证券律师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载《证券时报》2002年8月5日。

③台湾赖源河教授持独立责任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均为故意或者过失侵权，而证券发行交易中不实陈述欺诈的受害人可能是行为人在认识上无法预知的间接第三人，要证明行为人对其损害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较为困难。所以应该依据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独立类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

④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⑤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律师，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⑥见1988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证券交易法》修正草案的修正说明。

⑦参见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第138条第1款。

⑧王 洪：《信息披露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5日理论版。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8篇

述职报告是指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单位负责人，根据制度规定或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向选举或任命机构、上级领导机关、主管部门以及本单位的干部职工，陈述本人或单位在一定时间内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的书面报告。述职报告，按时间可分为年度述职报告、阶段述职报告和任期述职报告；按内容可分为个人述职报告、集体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一般由首部、正文和落款三个部分组成。

1.首部。主要包括标题、主送机关或称谓等内容。

（1）标题。述职报告的标题有单标题和双标题之分。单标题一般为“述职报告”，也可以在“述职报告”前面加上任职时间和所任职务；双标题由正标题和副标题组成，副标题的前面加破折号。正标题是对述职内容的高度概括，副标题与单标题的构成大体相似。

（2）主送机关或称谓。标题之下第一行顶格写主送机关或称谓。向上级机关呈送的述职报告，应写明收文机关；向领导和本单位干部职工作述职报告，则应写明称谓。

2.正文。由导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组成。

（1）导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任职介绍，说明自己的任职时间、担任职务和主要职责，简要交代述职的内容和范围；二是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职责要求，即使是相同的岗位，也由于述职者个人的个性差异，其工作方法、工作业绩也不相同。因此，述职报告要突出个性特点，展示述职者个人风格和魄力，切忌千人一面。

（2）主体。这是述职报告的核心，主要陈述履行职务的情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任职期间的任务完成情况，取得的主要工作成绩；二是存在的问题及经验教训；三是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目标或打算。

（3）结尾。一般要求用格式化的习惯语来结束全文，采用谦逊式结尾、总结归纳式结尾或表决心式结尾等形式。

3.落款。包括署名、成文或述职时间两种。也可以将署名放在标题之下。

述职报告写作要求：

1.标准要清楚。要围绕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来讲述自己的工作，尤其要体现出个人的作用，不能写成工作总结。

2.内容要客观。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实在、全面准确。既要讲成绩，又要讲失误；既要讲优点，又要讲不足；既不能夸大成绩，也不能回避问题。只有客观陈述履行职务的情况，才能有助于上级机关和所属单位群众对自身工作作出全面、准确、客观的评价。

3.重点要突出。抓住带有影响性、全局性的主要工作，对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特色工作重点着笔，力求详尽具体，对日常性、一般性、事务性工作表述要尽量简洁，略作介绍即可。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9篇

证券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场所，也是信息的聚散地。确保证券市场正常有序运转的核心基础是一套完善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可靠的信息与投资者的信心是证券市场的两大关键因素。然而，目前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不高，尤其是财务会计信息常常存在着误导、虚假和重大遗漏的情况，已成为当前证券市场的一大顽疾，也给注册会计师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又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法律界和会计界的热门议题。而我国涉及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才刚刚开始，相应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从我国目前对违规事务所的处理看，主要是行政处罚。除了验资诉讼涉及到民事赔偿外，证券市场中各违规事务所，尚很少涉及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对于投资公众来说，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如何保护其经济利益。如果不追究民事责任，不管对事务所的惩罚多严重，都不会挽回其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很难增强其投资信心。其实，从各国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已是一种主流。

二、虚假审计报告认定的法律标准

虚假报告的认定标准是明确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会计界与法律界的诉讼争议中存在分歧与困惑的焦点所在。因为各自职业特点的限制及相互的不了解，对以哪种标准来衡量审计报告的可否信赖，注册会计师和法律专家难以达成共识。

从会计界的观点来看，判定虚假审计报告主要依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法》)。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第22条的规定，判断审计报告是否虚假的关键是看其是否严格遵循了执业准则、恪尽职守。从该条可以推导出：如果存在严格遵照执业准则也不能发现的错弊，则注册会计师依照本法规定已经尽到了应有的专家注意义务，不再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审计报告就不是虚假的。按照《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条和第9条、《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七号——审计报告》以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八号——错误与舞弊》的规定，会计界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与否的界定主要是从审计程序角度来认定的。认为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固有的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与舞弊。由于审计技术本身的一些特点，如抽样审计、重要性判断的运用，以及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而确定的对其依赖程度等，使得注册会计师即使恪守执业准则，也不能保证发现公司所编制财务报告中全部的虚假或隐瞒之处，也就是说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没有错弊，但只要仍在审计重要性标准控制之下，不会影响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就不影响审计意见的客观公正性。即使因第三方经济利益受损而发生诉讼，也只能由被审计单位承担会计责任。也即判定审计报告虚假的关键是：①执业过程没有恪守执业准则；②不符合审计重要性要求。

不过，公众常常认为，虚假报告就是内容与事实不符，没有那么多前提条件。法律界也有许多专家对此不理解，认为法律着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只要结果存在与事实的不符，就应该认定为虚假报告。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一再以行业准则来解释不能接受，认为注册会计师所强调的执业过程真实合法在法律上不能构成抗辩理由。

在各国法律界的研究及司法实践中，对“虚假报告”的内涵，有这样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即构成法律客观要件的虚假陈述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内容上存在虚假陈述，二是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我国在《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首次确定性地使用了“虚假陈述”一词，其含义涵盖证券公开文件披露的各种不当行为，包括不实陈述、遗漏和误导三种。不实陈述指在信息公开文件中作了“明知不实”或对事实作出错误评价的陈述；遗漏指完全或部分地不公开法定公开事项，或者没有合理根据而不公开法定事项以外的事项；误导性陈述则指公开的事项虽为事实，但由于陈述存在缺陷而使公众产生多种理解，可能形成与事实完全不同的理解。关于重大性问题，目前在法律界依然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定量性的标准很难找到。但从定性上来讲，大家一般比较认可美国证券法的观点，即能够影响理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且该信息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投资者所获得信息的组合。将该问题延伸至审计报告的认定上，即认为虚假报告的判断标准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告资料存在虚假陈述内容(存在虚假陈述)，二是该虚假陈述足以影响报告使用者据以进行营运决策(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笔者认为，将“存在虚假陈述内容且该内容可能导致报告使用者错误决策”列为认定报告是否虚假报告的法律要件，是符合法理的。

那么审计重要性与法律判定标准“重大性标准”之间有什么异同呢?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的规定，审计重要性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对特定的被审计单位，判定的审计重要性越低，需要收集的审计证据越多，而相应的审计风险就越高。对审计重要性的运用，主要取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计划阶段根据对客户的初步评价进行的职业判断和在审计实施过程中根据收集到的客观数据进行的适当调整。审计重要性的运用合理与否一部分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能力，另一部分取决于是否尽到了合理的专家注意义务。如果这两者均能恪守，则不可能出现导致报告使用者作出错误决策的虚假信息，除非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中存在掩饰很好的虚假，而后者则不是注册会计师所能控制的。

从审计重要性和法律重大性的涵义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处。二者从概念上是一致的，均认为可能影响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信息是重要(或重大)的，也是判断报告是否可认定为虚假报告的要件之一。不同的是，审计重要性是贯穿于审计始终的，是在财务报告到达公众之前，由注册会计师运用职业判断对客户财务报告的公允性进行鉴证，对审计重要性判断得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而法律重大性标准则相对确定一些，它是在财务报告已经到达使用者且已经发生争议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指标。此时发生虚假陈述的信息是什么已很清晰，报告使用者据以进行的决策也已经明确，判断该信息的重要性是否足以影响报告使用者的决策相对要客观与简单一些，法律重大性标准更注重的是结果。但法律重要性标准依然是一个主观判断，其中依然蕴涵财会技术要求，对这种判断的作出还需要参考审计重要性。从这一意义来说，如果法律重大性与审计重要性一致，则审计报告依然是客观公允的，不构成虚假报告；如果法律重大性与审计重要性不一致，说明注册会计师或是职业能力不够、或是未能恪尽职守，报告构成虚假报告。由此，我们对虚假报告的认定标准的讨论可以下一个结论，即虚假报告的认定有两个法定要件：其一，报告涉及内容存在虚假性陈述；其二，虚假陈述存在重大性。

三、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性质分析

法律责任的性质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在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是明确的委托合同关系。如果虚假报告损害的是客户的经济利益，则注册会计师应负违约责任，在这一点上，争议不大。在注册会计师与第三方利益关系人(即财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法律责任的性质问题上，各国学者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所采用的主流法律构成是“将确认为纯粹财产损失的违约责任的保护扩及第三人”，同时也利用良俗违反的侵权责任作为补充。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认为专家出具虚假报告对第三方是一种侵权行为，专家对第三方负有信赖义务，该义务基于第三方对专家的信赖而产生。我国《证券法》规定，专家对其所出具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未对法律责任性质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其宗旨分析，我国也认为专家对第三方所应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在证券市场中，注册会计师只是受托制作专家报告者，他与利益第三方之间不构成任何合同关系。如果依照合同违约来追究，会受到合同责任相对性原理的制约，操作性差且不合法理。如果直接据以追究专家的侵权责任，则不仅可以因直接追究赔偿责任而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通过明确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来迫使其更加谨慎地完成工作，充分发挥其社会鉴证职能，保证其超然独立性。

审计报告是由作为专家的注册会计师在充分调查取证、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出具的。基于对专家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社会声誉及其执业行为准则的社会普遍接受性等因素考虑，报告使用者不可能不充分信赖专家出具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报告使用者对发行公司真实财务状况有知情权，知情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由于报告使用者不能直接接触发行公司财务资料，其本身在实现知情权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法律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方的利益，同时为了防止受信人即专家滥用其权力，就要求受信人对第三方负有信赖义务。基于这一法理，专家出具虚假报告构成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应承担因此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所适用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责任方式和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虚假报告可以归类于一般侵权行为，相应适用的是过错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不过，由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专业技术性太强，对其行为的过错认定比较困难，且依照一般过错原则设置的举证责任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完成的证明责任，原告几乎不可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注册会计师有过错。因此笔者认为，此处更适用的是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引申出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其实是适用过错原则的一种方法，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实无过错时，才能免除责任。过错责任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转移了举证责任，一方面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认可了行为人举证反驳的法律效力，有利于其进行有效抗辩。

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注册会计师承担对利益第三方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报告被认定为虚假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未尽应有的谨慎(亦即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可能是未能恪尽职守违反了《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规定)、报告使用者(在此限于原告)发生了经济损失、该损失与注册会计师所出具报告中的虚假陈述内容存在因果关系。从法律角度来说，以上四个要件，任何一个不成立就不能构成侵权，因此，在诉讼过程中，诉辩双方必须证明自己的主张。

五、关于虚假报告鉴定制度的探讨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0篇

一、研究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是当前证券市场发展形势的迫切需求

证券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场所，也是信息的聚散地。确保证券市场正常有序运转的核心基础是一套完善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可靠的信息与投资者的信心是证券市场的两大关键因素。然而，目前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不高，尤其是财务会计信息常常存在着误导、虚假和重大遗漏的情况，已成为当前证券市场的一大顽疾，也给注册会计师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又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法律界和会计界的热门议题。而我国涉及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才刚刚开始，相应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从我国目前对违规事务所的处理看，主要是行政处罚。除了验资诉讼涉及到民事赔偿外，证券市场中各违规事务所，尚很少涉及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对于投资公众来说，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如何保护其经济利益。如果不追究民事责任，不管对事务所的惩罚多严重，都不会挽回其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很难增强其投资信心。其实，从各国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已是一种主流。

二、虚假审计报告认定的法律标准

虚假报告的认定标准是明确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会计界与法律界的诉讼争议中存在分歧与困惑的焦点所在。因为各自职业特点的限制及相互的不了解，对以哪种标准来衡量审计报告的可否信赖，注册会计师和法律专家难以达成共识。

从会计界的观点来看，判定虚假审计报告主要依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法》)。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第22条的规定，判断审计报告是否虚假的关键是看其是否严格遵循了执业准则、恪尽职守。从该条可以推导出：如果存在严格遵照执业准则也不能发现的错弊，则注册会计师依照本法规定已经尽到了应有的专家注意义务，不再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审计报告就不是虚假的。按照《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条和第9条、《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七号——审计报告》以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八号——错误与舞弊》的规定，会计界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与否的界定主要是从审计程序角度来认定的。认为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固有的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与舞弊。由于审计技术本身的一些特点，如抽样审计、重要性判断的运用，以及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而确定的对其依赖程度等，使得注册会计师即使恪守执业准则，也不能保证发现公司所编制财务报告中全部的虚假或隐瞒之处，也就是说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没有错弊，但只要仍在审计重要性标准控制之下，不会影响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就不影响审计意见的客观公正性。即使因第三方经济利益受损而发生诉讼，也只能由被审计单位承担会计责任。也即判定审计报告虚假的关键是：①执业过程没有恪守执业准则；②不符合审计重要性要求。

不过，公众常常认为，虚假报告就是内容与事实不符，没有那么多前提条件。法律界也有许多专家对此不理解，认为法律着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只要结果存在与事实的不符，就应该认定为虚假报告。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一再以行业准则来解释不能接受，认为注册会计师所强调的执业过程真实合法在法律上不能构成抗辩理由。

在各国法律界的研究及司法实践中，对“虚假报告”的内涵，有这样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即构成法律客观要件的虚假陈述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内容上存在虚假陈述，二是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我国在《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首次确定性地使用了“虚假陈述”一词，其含义涵盖证券公开文件披露的各种不当行为，包括不实陈述、遗漏和误导三种。不实陈述指在信息公开文件中作了“明知不实”或对事实作出错误评价的陈述；遗漏指完全或部分地不公开法定公开事项，或者没有合理根据而不公开法定事项以外的事项；误导性陈述则指公开的事项虽为事实，但由于陈述存在缺陷而使公众产生多种理解，可能形成与事实完全不同的理解。关于重大性问题，目前在法律界依然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定量性的标准很难找到。但从定性上来讲，大家一般比较认可美国证券法的观点，即能够影响理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且该信息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投资者所获得信息的组合。将该问题延伸至审计报告的认定上，即认为虚假报告的判断标准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告资料存在虚假陈述内容(存在虚假陈述)，二是该虚假陈述足以影响报告使用者据以进行营运决策(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笔者认为，将“存在虚假陈述内容且该内容可能导致报告使用者错误决策”列为认定报告是否虚假报告的法律要件，是符合法理的。

那么审计重要性与法律判定标准“重大性标准”之间有什么异同呢?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的规定，审计重要性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对特定的被审计单位，判定的审计重要性越低，需要收集的审计证据越多，而相应的审计风险就越高。对审计重要性的运用，主要取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计划阶段根据对客户的初步评价进行的职业判断和在审计实施过程中根据收集到的客观数据进行的适当调整。审计重要性的运用合理与否一部分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能力，另一部分取决于是否尽到了合理的专家注意义务。如果这两者均能恪守，则不可能出现导致报告使用者作出错误决策的虚假信息，除非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中存在掩饰很好的虚假，而后者则不是注册会计师所能控制的。

从审计重要性和法律重大性的涵义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处。二者从概念上是一致的，均认为可能影响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信息是重要(或重大)的，也是判断报告是否可认定为虚假报告的要件之一。不同的是，审计重要性是贯穿于审计始终的，是在财务报告到达公众之前，由注册会计师运用职业判断对客户财务报告的公允性进行鉴证，对审计重要性判断得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而法律重大性标准则相对确定一些，它是在财务报告已经到达使用者且已经发生争议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指标。此时发生虚假陈述的信息是什么已很清

晰，报告使用者据以进行的决策也已经明确，判断该信息的重要性是否足以影响报告使用者的决策相对要客观与简单一些，法律重大性标准更注重的是结果。但法律重要性标准依然是一个主观判断，其中依然蕴涵财会技术要求，对这种判断的作出还需要参考审计重要性。从这一意义来说，如果法律重大性与审计重要性一致，则审计报告依然是客观公允的，不构成虚假报告；如果法律重大性与审计重要性不一致，说明注册会计师或是职业能力不够、或是未能恪尽职守，报告构成虚假报告。由此，我们对虚假报告的认定标准的讨论可以下一个结论，即虚假报告的认定有两个法定要件：其一，报告涉及内容存在虚假性陈述；其二，虚假陈述存在重大性。

三、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性质分析

法律责任的性质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在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是明确的委托合同关系。如果虚假报告损害的是客户的经济利益，则注册会计师应负违约责任，在这一点上，争议不大。在注册会计师与第三方利益关系人(即财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法律责任的性质问题上，各国学者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所采用的主流法律构成是“将确认为纯粹财产损失的违约责任的保护扩及第三人”，同时也利用良俗违反的侵权责任作为补充。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认为专家出具虚假报告对第三方是一种侵权行为，专家对第三方负有信赖义务，该义务基于第三方对专家的信赖而产生。我国《证券法》规定，专家对其所出具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未对法律责任性质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其宗旨分析，我国也认为专家对第三方所应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在证券市场中，注册会计师只是受托制作专家报告者，他与利益第三方之间不构成任何合同关系。如果依照合同违约来追究，会受到合同责任相对性原理的制约，操作性差且不合法理。如果直接据以追究专家的侵权责任，则不仅可以因直接追究赔偿责任而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通过明确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来迫使其更加谨慎地完成工作，充分发挥其社会鉴证职能，保证其超然独立性。

审计报告是由作为专家的注册会计师在充分调查取证、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出具的。基于对专家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社会声誉及其执业行为准则的社会普遍接受性等因素考虑，报告使用者不可能不充分信赖专家出具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报告使用者对发行公司真实财务状况有知情权，知情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由于报告使用者不能直接接触发行公司财务资料，其本身在实现知情权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法律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方的利益，同时为了防止受信人即专家滥用其权力，就要求受信人对第三方负有信赖义务。基于这一法理，专家出具虚假报告构成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应承担因此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所适用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责任方式和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虚假报告可以归类于一般侵权行为，相应适用的是过错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不过，由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专业技术性太强，对其行为的过错认定比较困难，且依照一般过错原则设置的举证责任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完成的证明责任，原告几乎不可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注册会计师有过错。因此笔者认为，此处更适用的是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引申出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其实是适用过错原则的一种方法，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实无过错时，才能免除责任。过错责任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转移了举证责任，一方面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认可了行为人举证反驳的法律效力，有利于其进行有效抗辩。

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注册会计师承担对利益第三方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报告被认定为虚假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未尽应有的谨慎(亦即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可能是未能恪尽职守违反了《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规定)、报告使用者(在此限于原告)发生了经济损失、该损失与注册会计师所出具报告中的虚假陈述内容存在因果关系。从法律角度来说，以上四个要件，任何一个不成立就不能构成侵权，因此，在诉讼过程中，诉辩双方必须证明自己的主张。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1篇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该款揭示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含有三个基本特征：（1）虚假陈述的时间性，即突出了首次揭露；（2）虚假信息的公开性，即突出了公开披露；（3）虚假信息的传播性，即突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播放的媒体上被公开披露。

但是我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除在定量上应符合其基本特征外，在定性上还应符合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原理和规则是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法理依据，根据这个原理，股票价格跌幅相对大的股价转折时间点应是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是通过上市公司主动的信息披露行为传递给投资者的，虚假信息也一样通过这个渠道向投资者传递。而这些虚假信息中既有诱多的虚假陈述，也有诱空的虚假陈述。但在虚假陈述被揭露之前，投资者是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理性的投资者依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法律也理应保护那些理性的、善意地依赖了证券市场的公开信息而进行投资决策的投资者，以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和公正。

虚假信息后，投资者善意地依赖了该虚假信息，对与虚假陈述有关联的股票进行投资或交易，往往表现为股价虚高。当然，有的虚假信息是故意诱导投资者抛售股票（指诱空的虚假陈述），也导致股价虚低。一旦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自我揭露后，真实的信息被市场吸收，投资者通过频繁抛售股票以释放风险，市场将重新定位股价，表现为股价迅速下跌至其实际价值水平。

当虚假陈述被披露或自我揭露后，股价将在一定期限内从虚高回落至其实际价值水平，导致那些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高买，并在揭露日后低卖的投资者造成交易损失。而股价回落越深，即跌幅越大，则说明市场判定该虚假陈述是风险所在的认可程度就越大。通过大量抛售股票而避免风险，这是一个理性投资者应有的判断和行为。

因此，当存在股价呈下跌趋势，并且该趋势将持续一定期间（一般为一至两周），股价下跌幅度相对较深，下跌时成交量显著放大的情形时，则股价下跌趋势的生成日（或股价出现下跌的转折时间点），即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如果这种下跌趋势生成日或转折点不止一个，应当认定跌幅相对较大者为揭露日。该跌幅相对较大者即揭示了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本质特征。

以大庆联谊案为例，1999年4月21日是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四次公告中首次公告、跌幅最深、股价下跌持续时间最长、下跌时成交量相对最大的股价转折时间点，我认为这一天应当是虚假陈述揭露日。

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在虚假陈述揭露问题上共有四次公告：

第一次揭露是1999年4月21日，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公告称：“我公司因涉嫌利润虚假、募集资金使用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司现任董事长目前无法履行职责……。”这是大庆联谊公司为欺诈上市，编造虚假文件、虚假利润的行为，首次在全国范围的媒体《中国证券报》，以及其他证券信息专业网上被揭露。

根据当日K线图，从被告大庆联谊公司成交量看，1999年初至4月21日，大庆联谊股票的日成交量平均在二三千手间，而4月21日公司揭露虚假信息公告的当日，该公司股票的日成交量猛窜至一万手，甚至在4月22日达到两万多手，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交易十分频繁，成交量逐步放大，股价也由4月20日收盘价11.91元跌至第1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8.45元的谷底，这也是该股票共计42个交易日中最低的收盘价。

这些现象表明，虚假陈述被揭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券市场所吸收，投资者普遍认为大庆联谊公司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因而纷纷抛售股票以避免或减少投资风险。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的信息披露后的一段期间里大量抛售股票、释放投资风险，造成了股价大幅下跌，使大量在4月21日前后高买低卖该股票的投资者遭受了严重的亏损。因此，1999年4月21日既符合若干规定关于首次揭露在“定量上”的基本特征，也符合“定性上”的本质特征，应被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第二次揭露是1999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严肃查处证券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的新闻。

第三次揭露是2000年3月31日，证监会公布《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对大庆联谊欺诈上市，1997年年报虚增利润、募集资金未按上市公告书说明投向使用等违规事实进行处罚。

第四次揭露是2000年4月27日，大庆联谊公布董事会公告，公告了公司已经收到证监会《关于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证监罚字（2000）16号），并公告了处罚决定的内容。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2篇

专家组成员选定，专家组正式组成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当事方举行“组织会议”，商定时间表（timetableforpanelproceedings）和工作程序（workingproceduresforthepanel）。DSU的要求是，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专家组成员应尽快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专家组组成及职权范围议定后一周内，决定专家组程序的时间表；在确定专家组程序的时间表时，专家组应为争端各方提供充分的时间准备陈述；专家组应设定各方提供书面陈述的明确最后期限，各方应尊重此最后期限；专家组的程序应提供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高质量的专家组报告，同时不得不适当地延误专家组程序。[1]

时间表列出了从专家组设立，到专家组报告散发的所有日程，包括当事方和第三方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的日期，第一、二次实质性会议（firstsubstantialmeeting）的日期，书面回答专家组提问的日期，提交辩论意见的日期，中期审议的日期，等等。DSU的要求反应在具体的时间安排上。例如，起诉方应在应诉方提交的第一份陈述之前提交其第一份陈述，任何随后的书面陈述应同时提交。[2]事实上，这些安排的主要内容是由当事方商定的。例如在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中，鉴于涉及众多当事方，当事方商定起诉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在专家组组成后5周内提交，美国在此后5周内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而在第一次实质性会议后4周内，双方提交第二次书面陈述（即反驳意见）。[3]

DSU附录3是专家组的工作程序（workingprocedures），要求在审理案件时，除遵循DSU的规定外，还应适用这个程序规定。具体案件的工作程序虽然与此大体相同，但结合了案件的情况，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事实上，这是对案件审理方式和时间表的详细解释。例如，专家组审理案件不公开，文件应保密，[4]实质性会议上的发言顺序，以及送达文件的方式等细节。专家组常常还会要求当事方提交书面陈述的概要（executivesummary）。由于书面陈述的内容可能会很长，因此概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专家组撰写专家组报告中的事实和论点部分。工作程序中甚至说明，参加实质性会议时，各方有权确定自己的代表团组成人员，但所有人员都必须遵守DSU和本工作程序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密的规定。

二、第一次实质性会议（firstsubstantivemeeting）

实质性会议常被俗称为“听证会”或“开庭”。

按照“工作程序”的安排，会议开始时先由原告发言。原告一般是宣读事先拟好的“口头陈述”（oralstatements）。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口头陈述应尽量简明扼要。口头陈述的目的不在全面详尽地阐述自己的主张，而在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在被告违反WTO协议的主要方面，给专家组以鲜明的印象。这就要求发言击中要害，而不是贪大求全。发言应当假定专家组并没有认真阅读已经提交的书面陈述。事实上，专家组成员都是兼职的，很难期望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去阅读上千页的案卷材料。因此，给他们一个清晰的印象，便成为整个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另外，从口头陈述的内容看，基本上是长篇累牍的书面陈述及其概要的超浓缩版本。

原告发言后，由被告作口头陈述。他的发言当然是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并且对原告的观点一一辩驳。原告发言后，被告发言；这看似公正的程序，事实上存在一个对被告不利的问题。原告发言虽然主要是陈述其认为被告违反WTO之处，但不可避免地要对被告第一次书面陈述中某些观点进行针对性的反驳，因为原告在会议开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拿到被告的书面陈述，发言可以有的放矢了。而被告虽然也早就拿到了原告的第一次书面陈述，但对于原告在会议上会针对其书面陈述中的内容作出什么样的反驳意见，是心中无数的。因此，在会议进行中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告对被告的发言内容早已知晓，而被告对原告的发言内容却无从全面了解；原告的发言有立论有批驳，而被告的发言却对原告的很多观点不能“接招”。这样，专家组的好印象大多可能会在原告这一边。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提前一段时间散发口头陈述的材料，让双方都能针对性地进行发言，而不是按现在的做法，即会议开始，发言之前才散发草稿，会后才散发正式文本。

双方发言之后，就进入“答问”（questionsandanswers）阶段。双方可以互相提问，专家组也可以随时提问。与口头陈述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念稿子相比，答问阶段会场上气氛活跃，精彩纷呈。因为虽然名为答问，事实上双方控制不住地要进行辩论。答问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观点，澄清了大量的事实，而且是双方进一步影响专家组的一个机会。在一答一问之中，有些主张让人频频点头，有些说法则令人哭笑不得，很多问题都变得明晰化了。当然，对双方来说，设计问题和答复是一项高度技巧化的工作。有些需要明知故问，有些必须避而不答；有些是设下的圈套，有些则让对方无言以对。虽然现场回答不出，可以会后书面答复（对所有书面问题，都必须书面给以答复），但专家组的印象也许就由此改变了。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家组也常常提出问题，甚至是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当事双方对这些问题当然不敢怠慢，要认真进行口头或书面答复。有些人甚至主张，当事双方和专家组成员百忙之中不远万里聚到一起，开会的几天应集中回答专家组的问题，帮助专家组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决。当然，事实上，双方的答问和辩论也是有助于专家组理解问题之所在的。

会议虽然由专家组主持，但由于发言的时间限制，答问的先后顺序等等程序性的内容，专家组随时都和双方商量，明确显示出以当事方为主的特点。

根据DSU“工作程序”的规定，在第一次实质性会议期间，应为第三方专门安排一次会议（第三方并不参加为当事方举行的会议），供他们陈述意见及与专家组和当事方进行答问。但由于第三方只是一般性地，或者只针对某个问题发言，所以参加会议的人也都是一说一听而已，不会互相发难。当然，第三方的观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家组，帮助专家组澄清案件中的一些问题。

三、第二次实质性会议

第二次实质性会议应当是专门为双方辩论准备的。虽然双方也要做口头陈述，并且辩论也看似第一次开庭的延续，但事实上，这次开庭仍然十分必要，并且具有自己的特点。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证券行业；虚假成熟；案例评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57-01

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做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与事实或者法律要求不相符的表示行为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的一种证券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虚假陈述行为包括：(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上市报告及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2)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3)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业协会或者其他证券业自律性组织作出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的虚假陈述；(4)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在向证券监督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中作出虚假陈述；(5)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其他虚假陈述。

在张某诉渤海集团虚假陈述案中，最关键的是解决“第一，渤海集团是否构成虚假陈述；第二，渤海集团的行为与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构成侵权；第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何证明因果关系，取证责任如何分配”这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渤海集团是否构成虚假陈述。从整个案情来看，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中国证监会认为一是1994年5月4日渤海集团《上市公告书》摘要中对享受“免二减三”优惠政策的披露是不完整的，遗漏了“由市有关银行抓紧向上级银行申报”的内容，属于重大遗漏；二是1996年到1988年3月的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数据。根据我国的《证券法》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应遵循真实性原则，有重大遗漏的信息遗漏影响真实性原则并进而构成虚假陈述。而渤海集团的重大遗漏和在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数据的行为，显然是为了故意误导投资者，避免不利信息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渤海集团的行为构成虚假陈述。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4篇

（一）不实陈述的概念

在证券市场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称为不实陈述。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a）前段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者漏报了规定应该注册的为使注册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得证券时，他已经知道这种虚假陈述或者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英国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14条（1）规定，招募说明书或补充招募说明书中存在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了规章所要求载明的任何事项而给获得有关证券的人造成损失的，负责该招募说明书或补充招募说明书的人应当向其支付损失赔偿金。因此，各国证券法规中把不实陈述界定在虚假、误导和遗漏信息的范畴。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对不实陈述行为也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公司、证券法律法规条文中：

1.《公司法》第207条规定：“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3.《证券法》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股票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7.《股票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当对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发出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已经发出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

9.《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公司报告及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 （3）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业协会或者其他证券业自律性组织作出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的虚假陈述；（4）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在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中作出虚假陈述；（5）在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中的其他虚假陈述。”

根据证券发行交易程序和信息公开的阶段性，可以将不实陈述分为：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与交易市场的不实陈述。本文仅研究证券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所谓证券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是指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等事项作出虚假、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此种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

根据上述我国禁止不实陈述行为的法律法规来看，证券发行中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不实陈述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虚假记载。

所谓虚假记载，是指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作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虚假记载的方式很多，尤其在财务报表中经常出现。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资产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1]中国证监会查处的一些上市公司中，出现过大量的虚假记载的情况。如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骗取上市资格，以1996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记载为盈利5400万元。[2]大庆联谊公司在上市申报中编制的财务报告比三年同期的利润多出16167万元。[3]这种方式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

2.误导性陈述。

所谓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的记载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晦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4]如披露公司某项资产价值5000万元，而在价值评估时采取重置价值法，并非现实的价值，这种未予明确说明资产评估的方式容易使公众误以为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误导性陈述既可表现为积极的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在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对是否构成误导之判断，不应仅注意文件或其构成部分之字面含义，而更应注重该文件之表示对公众所可能造成的印象。[5]

3.重大遗漏。

所谓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或为避免文件不致被误解所必须记载的重大事项。重大遗漏是一种消极的不实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如某股份公司对其涉及的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在招股说明书上只字未提，使投资者难以了解资金投向的风险，这种行为就属于重大遗漏。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和过失，故意遗漏的称为隐瞒，过失遗漏的称为疏漏。

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凡对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有影响的信息应全部公开，即应包括“充分详情及资料，使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对于在公开文件发出时的公司股份或债权证，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达到一个确切而正当的结论。”[6]公开文件中应当披露的内容不以法定表格所列举的事项为限，证券发行人尤其要注意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因为对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可能被投资者期待、信赖，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投资决策，而义务人往往最容易在这方面造成遗漏。有些信息如果可以不披露，当义务人披露时，就要严格进行全面的披露，否则也可能因其披露信息具有误导性而导致民事责任。

（二）信息披露中的重大（material）性标准

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充分披露有关的信息，但并非所有关于投资决策信息的不实陈述都会引起民事责任的承担。各国证券法在确定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时都是以重大信息的不实陈述为基础。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规定，投资者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有关人员对重大事实的错误陈述，或者隐瞒了应当或必须说明且不得有误导性的内容。这一规定旨在促成发行公司全面披露公司情况，不得以沉默回避对重大事实的报告。这就要求信息披露具有全面性，即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应当充分（full disclosure），凡是与投资者证券投资判断有关的必要资料必须完全披露。但是，对于所有投资者而言，所有的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并不可行而且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信息披露并不是仅以最大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原则，因此，不实陈述必须与信息的重大性相联系，否则将会使发行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关于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美国法中通过SEC的规则和法院判例予以确立。在1937年RegulationC中将“重大”定义为“普通谨慎的投资者在购买注册证券之前必须被合理地告知的信息。”[7]到了 20世纪80年代，由于SEC采用了综合信息披露制度，对Regulation C做了重大修改，并将重大性标准限定为“一个理性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注册证券时会认为该证券具有重要的实质可能性。”[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关于说明的判例（如SEC.v.Texas Gulf Sulphur Co.）中特别强调了“重大性”的问题，即信息是否重大取决于一个理性的持股人在决定如何进行选择之前，是否有很大可能认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对于那些依赖信息披露文件购买证券的投资者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重大性的标准是非常有用的。在TS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解释道：“重大性的判断需要细心地分析一个合理投资者将会从一套既定事实中得到的结论以及这种结论对他是否重要。”[9]虽然美国也希望重大性的标准能够更加明确地确定下来，但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目标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SEC反对采用行政手段把重大性限定在一个刚性的公式上。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可以看出，判断一个信息是否属于重大信息取决于实际情况，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在英国法上，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1986年金融服务法》、《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公开出售证券规则》以及普通法中。根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46条的规定，公司上市信息披露应包含投资者及其专业咨询人员为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损益情况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估而合理所需并正当期望的全部信息。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8条（1）规定，在不影响本规章第11条及本条第（2）、（4）、（5），（6）款规定的效力的前提下，招募说明书应当包含本规章附件1第2至10段规定的信息。该附件1第8段规定，招募说明书中应当注明：“如对本文件有任何疑问，应当向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被授权从事股票及其他证券买卖咨询业务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或相关字样，因此，与美国法中以普通理性投资者的判断标准不同，英国法中以投资者及专业投资咨询人员的判断为标准决定信息的重大性。

在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中，用“主要内容”称谓“重大信息”，对主要内容的范围，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认为，“主要内容是指可能影响理性投资人投资决定之记载。”[10]

证券立法采纳的重大性标准必须保持以下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该标准必须达到发行人具有可以合理地决定何为重大信息从而满足即时披露义务的能力；另一方面该标准也应当充分考虑到投资者做出理性投资决策的需要。[11]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每个发行人都有义务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一个信息是否重大，这使得各国在立法中都难以用准确的词语来进行勾勒，因此，很多情况下要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判定。为了使信息披露的标准更具有操作性，各国都对证券发行制定了一系列标准的表格，尽可能将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规范化。在我国证券法中，对于重大信息的标准，在《证券法》，《公司法》《股票条例》等证券法规中有所列举，并通过证监会颁布的一系列规则予以具体化。这主要包括：《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0号-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商业银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3号“保险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4号“保险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5号“证券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 6号“hE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10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11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从有利于投资判断和保护投资者利益考虑，上述规则中列举的法定披露事项以外的重大信息的披露是必要的。因为重大信息很难以准确的词语进行概括，而且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许多立法者未能预料到的信息很可能也是影响公众决策的信息。在上述规则中，也有明确表明不限于所列举事项的信息公开的规定。《招股说明书准则》第3条规定：“本准则的规定是对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第4条规定：“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发行人确实不适用的，发行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作适当修改，但应在申报时作书面说明。”

（三）关于预测性信息的披露

预测性信息，习惯上称为“软信息”（Soft lnformation）。在传统的证券法上，信息披露的范围主要限于“硬信息”（Hard lnformation），即事实性的、客观上可以核实的资料，不鼓励甚至禁止披露软信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信息在本质上是不可信赖的，促使“无经验的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不正当地依赖这种信息。”[12]而且投资者的目的仅在于盈利，有关发行人的硬信息与投资回报有直接关系，并较为具体客观便于审查其真实性，强制公开硬信息有利于投资者阅读，以供作出投资决定。[13]美国当初禁止软信息的披露是为了稳定证券市场，防止误导性的信息充斥证券市场。随着市场的规范运作和投资者的成熟，美国SEC意识到某些软信息的披露对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是帮助大于损害，认为前瞻性分析信息对于评价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非常重要，对于被告知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也是重大的。因此，美国SEC允许发行人在注册文件中和在定期提交的材料中使用预测。[14]1979年，美国SEC接受“Sommer公司信息公开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公告鼓励公司自愿公开其预测信息。[15]

预测性信息以披露义务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强制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和自愿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我国证券法中也将预测性信息划分为上述两类。

1.盈利预测。

我国早在刚刚发展股票市场时起，就要求公司对预测性信息进行披露。[16]但由于利润预测本身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公司本身还要在证券市场上生存下去，预期利润率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发展前景，同时理性的投资者具有甄别公司投资价值的能力。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从1993年起将强制性盈利预测披露改为自愿性盈利预测披露。证监会颁布的<招股说明书准则）中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作出如下规定：

（1）如果发行人认为提供盈利预测报告将有助于投资者对发行人及投资于发行人的股票作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发行人可以披露盈利预测报告。凡有控股子公司并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应分别编制母公司盈利预测表和合并盈利预测表。

（2）发行人披露的盈利预测报告包括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盈利预测表的格式应与利润表一致，并应分项披露上年度经审计的实现数和本年度预测数，本年度预测数应分栏列示经审计的实现数、未经审计实现数、预测数和会计数。

（3）发行人应扼要披露盈利预测的说明，包括编制基准、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及其合理性、与盈利预测数据相关的背景及分析资料等。存在可能对盈利预测产生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特定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或非经常性收支项目的，应加以分析说明。

（4）盈利预测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带说明的审核意见时，发行人应全文完整披露该审核报告的内容及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如果发行人披露盈利预测报告，在盈利预测报告中应载明：“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

2.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发展规划是强制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根据<招股说明书准则）的规定，发行人应披露发行当年及未来两年内的发展计划，主‘要包括：（1）发行人的发展战略；（2）整体经营目标及主要业务的经营目标；（3）产品开发计划；（4）人员扩充计划；（5）技术开发与创新计划；（6）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7）再融资计划；（8）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9）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划；（10）国际化经营的规划等。

高三陈述报告范文第15篇

大学秘书处述职报告范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电商系会展0801班的章璐，担任学生会秘书部副部长一职，我今天将代表学生会秘书部在这里发言，作为系学生会的一份子能在这里向大家做述职报告，我感到很荣幸，在此向各位老师、同学、各个兄弟部门、以及秘书部的干事们在这一学期里对我部工作的指导、认可和帮助表示感谢。

岁月如梭，转眼已经渡过了一学期的时光，下面，我部这一学期来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首先、认真完成了秘书部的基础工作。如：

⑴在每次的班主任例会上，将上两周各个班的六项评比和扣分条打印出来，并一并交于班主任手中;

⑵做好学生会每一次活动的席卡、邀请函、节目单、奖状的打印等前期准备工作;

⑶还将各部门的活动资料归档好，做好每一次学生会的会议记录等工作。

其次、对于本部门制定了一些利于其发展和更好的实现其职能的创新措施和制度。如：

制定严格的销假和记录制度，

实施了新的综合假条等。

再次、20xx年10月，我部完成了系秘书部的招新工作，培训了新招的干事，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工作要求，为秘书部的工作需求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最后，我部为学生会其他部门举办活动提供支持。参与了XXXX等等。在20xx年10月，我部承担了学院运动会电商系的后勤工作，为运动会的顺利开展尽了我们的一份力量。

在一年多的学生会经历中，我部的三位部长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做了些许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但就大家而言，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表现在：

1、对一些知识和能力掌握的还不够，有待改进和加强。

2、工作上虽有创新，但还有待于实践去检验和发展。

3、在工作上，性格较直率，有些时候表达方式欠考虑。

4、在培养本部发展性人才的技巧上尚待提高，急需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规划等。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学习与工作中加以改正和提高，从而更好的实现既定的为全院师生服务的宗旨。

总结过去，昭示现在，指导未来，我部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以上是我部的述职报告，若有不妥之处，尽请老师和同学们给予批评指正。再次感谢一直以来对我部工作给予支持和肯定的学院各位领导和师生们!

办公室秘书出述职报告范文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于今年7月份有幸被选调到集团公司办公室工作。在这里，首先感谢主任及各位同事对我在工作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使我能够迅速融入办公室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家庭，尽快熟悉业务，进入工作角色。根据此次年终考核评议的安排部署，下面我将自己半年来在办公室的学习、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简要汇报，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虚心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面对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工作环境，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半年来，我一方面利用工作和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了党的xx大、市委九届二次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集团公司党委学习贯彻两会的重要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对党在新时期的作用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了政治水平和驾驭实际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虚心向周围的领导、同事学习工作经验、工作方法和相关业务知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不仅对办公室整体业务和自己所从事的文秘工作，都有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且通过深入的学习交流，使自身不断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提高了修养，加深了与各位同事之间的感情，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二、 踏实工作，努力完成好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半年来，在主任的带领和同事们的支持下，自己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认真做好领导讲话、信息简报及文件、通知的起草撰写、核稿校对工作。特别是参与了**城区迁移还建工程开工典礼、迁建工程动员大会、总结三季度部署四季度等集团公司重大活动、会议的领导讲话、主持词、活动方案、通知等有关文字材料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同时，围绕企业重点工作和生产经营实际，及时撰写上报市交委总结材料1份，各类文件4份，信息5篇，并有4篇在**报刊发。较好地发挥了办公室的文字综合职能作用。

二是精心做好会议组织和来宾接待工作。先后和其他部门同事一起参与了xx城区迁移还建工程设计审查会、工程典礼以及开工动员大会的前期筹备和会务组织工作，并且在宁夏、内蒙鄂尔多斯等兄弟单位来津考察期间，热情、周到地做好迎来送往工作，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

三是积极配合做好信访工作，重点针对沿线居民反映比较强烈的噪音扰民问题，及时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居民逐一做了详尽、细致的反馈，为维护集团公司良好的工作秩序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四是牢固树立办公室无小事的思想，在坚持做好集团公司一周活动安排等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同时，对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如为甘肃贫困地区募集款物、电话通知会议等工作，都认真对待，及时办理，不拖延、不误事、不敷衍，尽力做到让领导放心和满意。

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是指各级各类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为业务部门陈述以主要业绩业务为主，少有职能和管理部门陈述。主要是领导干部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下属群众陈述任职情况，包括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的成绩、缺点问题、设想，进行自我回顾、评估、鉴定的书面报告。

概念阐述

述职报告可以说是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

报告是向上级机关陈述事项的上行文，属于行政公文中议案、报告和请示三个上行文之一。

《国家行政公文处理办法》规定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多用于提交大会进行讨论，如各级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种报告虽然是代表法定社会组织及其部门的，却是在报告人自身负有全责的情况下运转工作的，实质上就是述职报告。

可以看出，述职报告是社会组织机关和部门的负责人向上级管理机关陈述自己某一阶段工作情况，进行总的回顾，找出内在规律，以指导未来实践的履行职务情况的口头报告。

作为综合性较强的公文，属于报告的一种，又与总结和讲话稿相似。

功用

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评估、任免、使用干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