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教案范文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篇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窦娥之冤呢？我个人认为，窦娥之冤与太守的昏庸无能、刑讯逼供有极大关系。为何下此结论呢？先来认识桃杌其人。桃杌，与“杌”同音。杌是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的称谓。所谓“四凶”，指古代四个不服从帝舜领导的部族首领浑敦、穷奇、杌、饕餮，而杌尤为暴虐蛮横、不服管教。《左传・文公十八年传》有云：“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知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帝，天下之民，谓之‘杌’。”依此可知，关汉卿把这位太守起名“桃杌”的寓意。在《窦娥冤》中，桃杌是一个视人命如儿戏的昏官，他操纵着生死大权。对这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他并未详细审查，也没有认真地研究案情的原委，仅仅听信张驴儿的一面之词，便不由分说对窦娥施以酷刑，“前半打拷，万种凌逼，一仗下，一道血，一层皮”，企图逼窦娥招供。“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成为桃杌在逼供时采用的最简单、最方便、最残忍的手段，于是那无情棍棒雨点般落在这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寡妇身上，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凶残暴虐。此外，元代明令禁止酷刑，因而桃杌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教训”、“不从诏令”的行为。正是桃杌的狠毒与愚蠢，造成了窦娥之冤。

在《窦娥冤》中，窦娥被打得三次昏迷不招，这时应该拷打原告张驴儿，为何这么说呢？其实，在封建时代，对待这种以刑讯得来的“证据”，一般都持谨慎和保留态度。此外，历代刑法规定，对老年被告不能用刑，如唐律规定：“年七十以上者，不合拷讯。”同时为了防止诬告，还规定：“拷满不服，反拷告人。”但是桃杌却毫无道理地命令拷打既非被告亦非原告的年迈的婆婆。在三令五申严禁酷刑的年代，桃杌“不从诏令”，暴虐凶残，是造成冤案的最直接原因。

冤案既已造成，后来，窦天章的到来可谓冤案降雪。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窦娥，可为什么作者采用的是鬼魂雪冤呢？我想也是有其道理的。从元代司法制度看，窦天章与窦娥是父女关系依法应当回避。那么，欲要平冤昭雪就必须由受害者的冤魂来据理力争了。因此，窦娥鬼魂的适时出现，正好满足了剧情的发展。

窦娥鬼魂的出现可谓一波三折。先是门神的阻挡，只好通过托梦的方式去提醒父亲，接着又由于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卷宗放在最下面，只得反复提醒父亲重查自己的案子。后终于相见，窦天章不是询问其原由，而是残忍地威胁：“兀那鬼魂，你道窦天章是你父亲，‘受你孩儿窦娥拜’，你敢错人了也！”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清官”窦天章面对狡猾的凶徒张驴儿，这位廉访使软无力，毫无办法。请看两人的对话：

窦天章：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

张驴儿：母亲好冒认？委实是。

窦天章：这药死你父亲的毒药，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是哪个的毒药？

张驴儿：是窦娥自合就的毒药。

窦天章：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医铺，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哪里讨这药来；张驴儿，敢是你合的毒药么？

张驴儿：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2篇

李军华

（淮南一中  安徽省淮南市 232001 ）

摘要：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两个特别不幸的女子。一个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个是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祥林嫂的悲剧不是惨在狼吃阿毛，而是惨在封建礼教吃人；窦娥的悲剧又事出何因呢？“窦娥冤”，她到底“冤”在哪里？她的冤屈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打动当时与后世的无数观众？ 窦娥形象的悲剧性，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

关键词：窦娥形象 悲剧性 探究

 

一、窦娥悲剧的因素构成

其一、命运多不幸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中有许多不幸的人，窦娥身上却又集中了许多人的不幸。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成亲，不久守寡；二十岁被无赖纠缠诬陷，被昏官错判冤斩。母亲、父亲、丈夫，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她而去。与婆婆相依为命之际又被无赖纠缠诬陷，最后含冤被斩含恨而终。关汉卿特意将诸多不幸加诸窦娥一人之身，激起我们强烈的同情。窦娥真是太可怜了，简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生得可怜死得冤枉。命运多不幸，这是窦娥之冤的第一点。

其二，美好却被斩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恶人的不幸只会大快人心成为喜剧，好人的不幸才会产生强大的悲剧力量。剧本很多地方都透露出窦娥品德的美好，“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念窦娥从前以往干家缘”“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等等，都可以看出窦娥的安分守己，善良孝顺。这样善良本分的一个女子却无辜被杀，恶人没有恶报，善人不得善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不由得义愤填膺。那是怎样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世道？始终安分守己善良孝顺的窦娥，更何至于在刑场上无端喋血呢？美好却被斩，这是窦娥之冤的第二点。

其三，抗争终失败

有人说，受难是悲剧的前提,而抗争则是悲剧的核心与本质。如果灾难落到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窦娥冤之所以感天动地、震古烁今，不仅在于窦娥命运的不幸，更在于她对不幸命运的不屈抗争。而这不屈抗争最终的失败就会产生一种厚重的悲壮感，这是窦娥之冤的第三点。

在唱词［滚绣球］中，窦娥对天地鬼神的指斥，实际上是对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现实社会的控诉，是对封建法制、封建秩序的否定，也是窦娥反抗精神的表现。

在［耍孩儿］［二煞］［一煞］这三段唱词中，窦娥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等三桩誓愿，其中第一桩誓愿要求在场的人立刻明白她的冤屈，第二桩誓愿要求更多的人知道她的无辜，第三桩誓愿更是从自证清白发展到惩治邪恶，其反抗精神步步延伸层层递进，最终形成激越昂扬悲壮动人的力量。

二、窦娥悲剧的美学特色

在关汉卿笔下，窦娥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其后还安排了窦娥冤魂向身居官位的父亲告状的情节以及窦父为女申冤还窦娥清白的结局。这种浪漫主义结尾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而这种手法，一方面表现了作品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解决社会矛盾的理想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中国古典悲剧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和审美情趣。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我们有乐观的心理，我们总喜欢大团圆的最后一幕。所以，在民间传说与文学作品里，溺于东海的女娃，可以魂化精卫衔石填海，双双殉情的梁山伯祝英台，可以化成双飞蝴蝶，被迫分离的焦仲卿刘兰芝也可以化作双栖鸳鸯。这种中和之美，具有中国特色，带有民族烙印，表达着我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而西方悲剧往往悲得彻底，悲得绝望。哈姆雷特与敌人一起毁灭，《巴黎圣母院》里美丽的艾丝米拉达终不能免于绞刑，善良的加西莫多也只能选择死去。西方悲剧更冷静，更冷酷。冰冷的结局也许会让读者叹惋不已惆怅良久，但却更符合现实，也更能激起人们反抗现实改变现实的斗志。中国悲剧往往以浪漫主义手法为作品涂抹一丝暖色，寄托美好愿望的同时，未免消弱了几分战斗力。

 

三、窦娥悲剧的现实意义

窦娥是封建社会清白而受冤、无辜而被杀的一个典型，是一个文学形象。而历史上真正蒙冤受屈的也大有人在。卞和，真诚献宝而屡遭酷刑；商鞅，成功变法而终被车裂；韩信，功高盖主而兔死狗烹；司马迁，仗义执言而惨遭宫刑；岳飞，精忠报国而屈死风波亭……尽管关汉卿以浪漫的笔触让窦娥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窦娥之冤感动了天地，可是窦娥终究还是含悲带恨地冤死了。作者想通过窦娥的悲剧告诉我们什么呢？

祥林嫂的悲剧不是个案，封建礼教吃掉的绝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窦娥的悲剧也不是特例，“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窦娥以生命为代价，终于看清了现实的黑暗，看清了统治者的昏庸。窦娥冤，其实是穷人冤，苦人冤，百姓冤，窦娥的悲剧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为什么封建社会常有冤枉案件？因为封建社会是专制，是人治。一切围绕统治阶级，只要违逆统治者意愿，损害他们利益，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今天有没有冤案发生？有没有贪官污吏？仍然有，但比古代少多了，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法制社会。而我们还要努力健全民主与法制，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不幸遭遇冤案的人更要像窦娥一样勇于抗争，哪怕最终只是成全了一出悲剧，也要留一个不屈的背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探究《窦娥冤》，不仅有文学意义，也有生活意义；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窦娥冤，窦娥的确很冤，她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短短二十年，尝尽人世辛酸。窦娥其实又不冤，她遇到了关汉卿，走进了元杂剧，她虽然无辜地倒下了，却永远不屈地屹立于文学的殿堂；她虽然冤枉地被杀了，却永远清白地活在我们心间。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窦娥冤》；窦娥；性格

《窦娥冤》中窦娥的性格具有如下的特点：善良、有原则、多愁善感、坚韧、聪明有心计和勇于反抗封建势力。

首先，窦娥是一个善良的女子。这一点从剧本中可以看出。第一折中窦娥的婆婆出门讨债，许久没有回来，于是她为婆婆担心：“婆婆索钱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后来在审讯窦娥的时候，窦娥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但是一旦昏官要对她的婆婆施刑逼供，她怕婆婆挨打受罪，情愿认了死罪：“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还有第三折中窦娥赴刑场时怕她的婆婆看见了自己这副模样心里难受，不走前街而绕道走后街也可以看出窦娥的善良性格：“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休推辞路远。”“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窦娥在自己性命尚且不保的前提下，还想着不让自己的婆婆着急生气，这样的思想也体现了她的心里亲人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的善良精神。

从《窦娥冤》这部作品中，还可以看出主人公窦娥的行事有原则的精神。这一点可以从她无论如何也不嫁张驴儿的事情中看出。同时，她批评婆婆不应该答应张驴儿父子到家中来也可以体现出她有原则的精神。窦娥的言语清楚地体现出了她有原则的性格特点：“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捱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窦娥的这些言语清楚地体现了她做事凭原则的性格特点。

尽管窦娥办事有原则，但她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女子，她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这点在第一折中窦娥出场时就有体现。“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地久天长难过遣，旧愁新怅几时休？则这业艰苦，双眉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当然，窦娥的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和她的悲惨命运是分不开的，因为命运坎坷，窦娥才会有这样的对忧愁和烦恼的叹息。

坚韧也是窦娥的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有坚韧的性格，窦娥才会断然拒绝张驴儿死缠烂打的追求，因为有坚韧的性格，窦娥才会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因为有坚韧的性格，窦娥才会在临死前发下三桩誓言以证明自己的冤屈，因为有坚韧的性格，窦娥才会苦苦在楚州守侯多年等待沉冤昭雪。体现窦娥坚韧的性格的代表语言有面对张驴儿的嬉皮笑脸断然骂道：“兀那厮，靠后！”张驴儿毒死自己父亲之后诬赖窦娥，妄想逼她成婚，威胁道：“叫我三声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她”窦娥回答：“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还有她在受严刑拷打时尽管已经是“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她仍然没有招供低头。窦娥在他临刑前发誓言的时候，也体现了其坚韧的性格：“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从剧本中还可以看出，窦娥是一个聪明有心计的女子。这点在她死后，她的父亲到楚州视察，她去申冤的时候可以体现。就是她的父亲窦天章翻看案卷的时候，数次想翻过她的案件不看，她却在一旁弄灯，使窦天章不得不去剔灯，而她趁机把案卷又翻到自己的案件上来，如此几次，使父亲窦天章终于注意到自己，而上前申冤，终使沉冤昭雪。

窦娥性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作者关汉卿强调的特点，还应该是她勇于反抗封建势力的性格特点。这点在剧本中有突出体现，最能反映这个特点的是她在刑场时的一系列道白和唱腔，尤其是三桩誓愿，突出地表现了窦娥感天动地的沉冤和她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既是被压迫者负屈含冤的痛苦呼喊，也是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和抗议。能突出表现她勇于反抗的言语有：“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肯依窦娥，便死而无怨。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得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些言语尤其是“滚绣球”的那一段唱腔，表面上指责天地，实际上表现了窦娥敢于控诉黑暗的封建势力的勇于反抗斗争的精神。还有在窦天章审案的过程中，窦娥勇于当面对质，也表现了她敢于反抗的性格。

当然，正如每部封建社会的进步作品都有瑕疵一样，窦娥的性格中还是有和封建社会妥协的特点，那就是屈从于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这点可以在她誓死不嫁张驴儿和跟她父亲窦天章的对话中得以体现：“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与你做媳妇，我请愿和你见官去。”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4篇

一、梦境是批判现实社会的工具。古人不是把梦视作心灵的产物，而是认为梦源于神灵，认为梦是上苍的力量所给予的善意或恶意的表示。用梦这种形式能够最方便地释放民众的不满、愤怒，却不会因触怒统治阶级而危及自身。关汉卿通过梦境这种方式来写元代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表达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及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在《窦娥冤》中，勤劳、善良、孝顺的窦娥遭人诬陷，蒙受不白之冤而死，她为了报仇申冤，死后的鬼魂还继续进行斗争。尽管廉访使窦天章是自己的父亲，但面对卷宗，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其中有冤屈，窦娥的鬼魂反反复复地把卷宗翻上来时，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她又再次托梦给有些呆气有些昏聩的父亲，事情才真正有了转机，冤情才得以昭雪。这些说明窦娥的冤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申诉的。

二、梦境的传奇色彩满足观众的需求。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梦文化的国家，在梦境中，主人公可以忽而天上，忽而人间，又忽而地府，这样可以使情节更具悬疑、曲折、扣人心弦，也可以提高戏剧的审美情趣。如《窦娥冤》中，窦娥含冤被斩，为了申冤，为了引起廉访使窦天章即窦娥的父亲对冤案的注意，窦娥只有借助鬼魂托梦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在最后平冤时，窦娥的鬼魂再次出现，并出庭作证，才使自己的冤情得以昭雪。这种梦幻的、离奇的情节，曲折地反映出人们希望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昭雪的冤情，借助戏曲中的梦来得以昭雪的强烈愿望。

三、梦境是悲剧意识的消解方式。关汉卿的杂剧中，梦境往往具有补偿现实的愿望的作用，往往以一个美丽的梦来安慰现实的痛苦。如《窦娥冤》中，窦娥的冤情梦既与盛行于元代的高利贷有关，也与蔡婆婆的软弱性格有关。当然，最直接地把窦娥推向悲剧境地的，还是以张驴儿为代表的恶势力和州官桃杌那样的贪官污吏。《窦娥冤》概括了元代社会被压迫人民的悲痛生活，窦娥死前抨击黑暗与对不平的呐喊与控诉，不仅响亮地表达了普通人民对正义的呼声，还由于它指向了承担分辨浊清、掌管生死的封建社会的全部主宰，指向了最高的神圣的“皇天后土”，实际上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怀疑。这也就将作品的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即在劳动人民有冤无处申、有屈叫不得的黑暗社会里，只能靠梦境来抚慰自己的创伤，安慰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愿望，所以说，梦境消解了有冤无处申的悲剧意识。

（选自《文学教育》2008年第7期，有删节）

思考探究

1.关汉卿为什么要写这些“涉梦戏”？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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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理解“梦境是悲剧意识的消解方式”这一观点？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5篇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大师关汉卿的代表作，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也是世界有名的悲剧。它是一部感天动地的现实主义悲剧，塑造了光彩照人的窦娥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窦娥冤》也是引领学生进行悲剧审美体验，学习悲剧审美的绝好课文。基于此，我设计让学生在了解元杂剧特点和熟悉剧本情节的基础上，通过赏析悲剧形象，探讨悲剧根源，体验悲剧审美，体味悲剧魅力。通过赏析课文中的戏剧语言和剧作的超现实情节进而把握其艺术成就。

【教学目标】

1.了解元杂剧的特点及相关知识。

2.把握窦娥的典型形象，感悟悲剧美。

3.剖析人物悲剧命运的成因，把握作品的主题及进步意义。

4.欣赏本色语言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赏析悲剧艺术的美。

【教学时数】

3课时

【课前预习】

1.结合课下注释和工具书，解决生字生词，通读课文，疏通文意。

2.阅读老师分发下去的有关元杂剧知识和《窦娥冤》第四折的相关材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关汉卿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代表作《窦娥冤》被列为世界十大悲剧之一。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

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教师点拨：悲剧往往是正面主人公与暂时强大的邪恶势力之间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冲突，结果是以主人公的受难、失败乃至死亡形成的悲剧结局，来唤醒人们的悲痛、怜悯、同情以至崇敬的感情，从而激发起人们灵魂深处的良知。今天我们学习古典悲剧精品《窦娥冤》，体验悲剧审美，感受悲剧魅力。

二、检查预习情况

课件展示生字词和有关元杂剧的知识

三、朗读比赛，熟悉课文（将全班分成四组，分别表演楔子、第一折、第二折、第三折戏，开展分角色朗诵比赛。）

设计意图：依据戏剧的易于朗诵与表演的特点，通过分角色朗读比赛，让学生熟悉课文情节，并且加深对元杂剧特点的了解。

四、品味鉴赏

1.窦娥之美――赏析悲剧形象，感受悲剧魅力

问题：你发现窦娥有哪些美的地方？她的哪些地方震撼你的心灵？（要求结合剧情圈点勾画，梳理窦娥的言行心理活动，整理归纳其性格特征，了解其悲惨遭遇。）

学生默读，勾画，思考，回答。师生共同归纳明确：

（1）正直善良，义重情深。对自己的亲人，窦娥异常温存，关心备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婆婆病了，她熬药送汤；在公堂上受审时，她被打得昏死多次也不肯屈招，可是一听说要对婆婆动刑，就赶紧阻拦衙役，情愿屈招药死“公公”；被押赴刑场时，她央求刽子手绕到后街去走，怕婆婆见了伤心；见婆婆后，她不顾自己死将临头，还劝慰婆婆保重身体，不要过分悲伤。

（2）刚强自守，决不妥协。当蔡婆婆迫于张驴儿父子的欲招其父子入门时，窦娥坚决不从，毫不退让，反复劝告婆婆。说明窦娥有主见有立场，有自己成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张驴儿的父亲被药死后，张驴儿进行要挟，她毫不畏惧，情愿和张驴儿对簿公堂。在公堂上受审时，她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多次，也不肯屈招，仍辩白自己的冤屈。

（3）倔强刚烈，顽强反抗。前往法场受刑时，她指斥天地鬼神，实际上是对封建秩序的怀疑和斥责，对窦娥这样的封建社会的底层妇女来说，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临刑前，她发下三桩誓愿，向世人申说自己的冤屈。她至死也不放过张驴儿，变成鬼也要为自己鸣冤昭雪。

（4）悲惨不幸。窦娥三岁失母，七岁做童养媳，十七岁成婚，十九岁丧夫，二十岁冤死刑场。窦娥的遭遇让人怜悯同情，唏嘘落泪。

综上所述，窦娥是一个遭遇不幸但灵魂美好，心地高尚，令人敬佩的封建社会的下层妇女。这样一个可爱生命的毁灭实在可悲，震撼人心，发人深思！窦娥的悲剧引发人们深思，当时善恶、清浊与社会秩序究竟颠倒、荒谬到了什么程度!

2.窦娥之冤――探讨悲剧根源，把握悲剧主题

问题：窦娥“冤”从何来？造成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何在？（学生四人一组，合作探究，推选代表发言。）

师生归纳明确：

（1）高利贷的压迫，是酿成窦娥悲剧的远因。其父窦天章向蔡婆婆借了高利贷而无力偿还，只得将七岁的女儿窦娥卖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剧中赛卢医同样是难以忍受高利贷的重压而心生恶念，谋害债主蔡婆婆，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偶然碰到救了，从而张驴儿父子就狼入蔡室。这些偶然事件背后是元代社会高利贷盘剥的泛滥和社会管理的失序。

（2）流氓地痞的压迫，是造成窦娥悲剧的近因。元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压迫最残酷、吏治最黑暗的时期。统治者给属于统治民族的游民提供了巨大的政治保护伞，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为所欲为。张驴儿父子正是这种社会统治制度的受益者。

（3）吏治的腐败，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窦娥本来以为官府会主持公道，没料到官吏贪暴枉法，听信无赖流氓的诬告，不管青红皂白严刑逼供。只凭屈打成招的口供定案，一审结案，即处死窦娥。

（4）元代社会的黑暗，是造成窦娥悲剧的根本原因。由于受到高利贷、流氓地痞和贪官污吏这三层压迫，终于酿成了窦娥的冤案。在这里，没有公道，秩序混乱，清浊不辨，善恶颠倒，总之是“覆盆不照太阳晖”!窦娥的悲剧，是善良的人被黑暗社会所吞噬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3.《窦娥冤》之美――赏析悲剧艺术，体会悲剧特色

（1）理解剧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问题：窦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并且这三桩誓愿都实现了(第四折里交代楚州大旱三年)，你怎样看待这样的超现实情节？

学生朗读“三桩誓愿”部分，讨论明确：

①表现窦娥反抗精神的需要；

②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寄托作者鲜明的爱憎；

③使作品既洋溢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奇异的浪漫色彩。

教师总结：作者不甘心善良美好、正义合理的东西被无辜蹂躏，他要使正义得到伸张，冤屈得到昭雪，因此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同时，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吸取前代流传的有关传说加以改造创新，创造了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的浪漫主义情节，更强烈地表现了窦娥至死不屈的精神和民众的意愿，使剧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2）品味本色自然的语言

问题：历来评论家都以“本色”二字概括关汉卿戏曲语言的特色。所谓本色，就是不事雕琢，朴实自然，既富有生活气息，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个性，又具有艺术韵味。读第三折，选出你喜爱的语句进行赏析，然后全班交流。

（3）比较阅读

问题：根据关汉卿的《窦娥冤》改编的戏曲作品有不少，其中有的剧作在情节上和原剧相比有较大改变。下面是程砚秋改编的京剧《六月雪》的主要剧情（有两种结尾），试和原作进行比较，说说你认为哪一种最好，并谈谈理由。

秀才蔡昌宗进京赶考，佣户张氏之子驴儿随往。驴儿垂涎昌宗之妻窦娥，途中将昌宗推入河中，回家假说昌宗失足落水而死。蔡母悲痛成病，想吃羊肚汤，驴儿又在汤内暗放毒药，不想被驴儿的母亲吃下，当即身亡。驴儿于是诬告说蔡母杀害了他母亲，县官动用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婆婆受苦，挺身含冤代罪，被判斩刑。行刑正值六月，忽然天降大雪，县官惊恐异常。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时任八府巡按，前来楚州巡查，解救了窦娥，同时，蔡昌宗也没有死，窦娥一家团圆。（另一种结尾是：窦天章来楚州一带巡查时，乡民替窦娥喊冤，于是将张驴儿抓获。但当他赶去搭救窦娥时，窦娥已屈死于刑刀之下。）

学生分组讨论，自由发言

设计意图：让学生注意关汉卿原作是怎样用人物身世之苦来加重剧作悲剧气氛的，并加深对原作中窦娥强烈斗争精神的体会。

五、课堂小结

《窦娥冤》是关汉卿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黄克先生称道它“笔力苍劲，故事本色，鞭笞得力，悲愤酣畅，堪称元杂剧之极致”，所言极是。从窦娥的悲惨遭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丑恶，感受到了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时的悲愤，感受到了悲剧给我们心灵带来的震撼。

六、布置作业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6篇

关键词：窦娥冤；悲剧价值；略论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71-01

关汉卿作为元代杂剧的奠基人，是我国古代戏剧创作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元曲四大家之首，其中，《窦娥冤》正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窦娥冤》也是一部经典的悲剧杰作，它是元曲四大悲剧和中国十大悲剧之首，剧中塑造了“窦娥”这一典型的背景主人公形象，以元蒙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极度黑暗和混乱的悲剧性时代为悲剧，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时代悲剧故事。

一、反映真实的时代社会悲剧

《窦娥冤》的故事取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传统故事中，而是紧贴当时的社会现实，用这段公案剧反映了当时政府黑暗、官僚腐败的悲剧时代。剧中人窦天章任职“提刑肃政廉访使”，这个官职是元朝为纠察地方吏治、政治得失、监访百官而设置的。这一时期，由于元世祖采用了很多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元朝初期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这种繁荣反而促使蒙古的王公贵族、地主官僚更加贪赃枉法、压迫百姓。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元朝大都的一些失志读书人，因不满朝廷官府的黑暗统治，采用编写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杂剧，利用这一方法揭露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不公。关汉卿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二、塑造了经典的悲剧人物形象

《窦娥冤》一剧中，主人公窦娥仿佛是当时代妇女苦难的化身――3岁丧母，7岁成了古代父权的牺牲品，被父亲卖给蔡家，成为蔡婆的童养媳，17岁成亲，丈夫却很快就去世，这时，窦娥只有20岁，就已经变成无儿无女的寡妇，守着蔡婆相依为命。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窦娥只有两个简单的愿望：一是守节、二是尽孝，然而这两个简单的愿望也没能实现――窦娥因冤至死。

流氓张驴儿父子见蔡家婆媳无依无靠，就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父，蔡婆软弱，不得已答应了。张驴儿得寸进尺，又逼迫窦娥嫁给自己，窦娥不愿，张驴儿便用药想毒死蔡婆，再逼窦娥成亲，不料反而毒死自己父亲。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公公，让窦娥选择“私休”还是“官休”，窦娥对官府还抱有幻想，选择了“官休”。

窦娥的整个人生经历始终带着悲剧色彩，她临刑前所做的最后反抗，既激烈，又能使人产生情感共鸣，反映了当代百姓的情绪，升华了悲剧境界。

三、尖锐激烈的悲剧冲突

矛盾冲突是构成戏剧的主要元素之一，而与喜剧冲突相比，悲剧冲突往往更为激烈尖锐。窦娥和张驴儿之间的冲突是《窦娥冤》的第一个戏剧冲突。阴险狠毒、寡廉鲜耻的张驴儿无意中救下了蔡婆，就挟恩求报，先是逼迫蔡婆嫁给其父，再逼迫窦娥嫁给自己未成，竟投毒要害死蔡婆，阴差阳错害死了自己父亲，张驴儿不但不心生悔意，反而反咬一口，诬陷窦娥。张驴儿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有着适应他生存、纵容他为所欲为的黑暗社会背景。

《窦娥冤》中主要的矛盾冲突，就是窦娥与官府的冲突，窦娥原本对官府怀有期望，希望官府能够秉公执法，明辨是非，严惩张驴儿这个恶人，为自己讨回公道，因此才选择了“官休”。但窦娥没想到的是，张驴儿早已买通了官府，和贪官桃杌勾结起来，本想将窦娥屈打成招，不意窦娥如此坚韧，桃杌便利用窦娥的孝顺和善良，以蔡婆性命要挟，迫使窦娥含冤画押。这是以悲剧收尾的戏剧冲突，充分反映出当时官场的腐败、吏治的不堪。

四、浸入了伦理道德观念

无论是窦娥的恪守贞洁，“一女不侍二夫”，还是她的尽守孝道，竭力侍奉婆婆，都切合了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在张驴儿逼迫窦娥嫁给他时，窦娥严词拒绝，在贪官桃杌拿毒打蔡婆作为要挟时，窦娥即使之前受过很多严刑拷打也没有屈服，这次却屈服了，她的这种恪守贞洁、舍己为人、大孝至上的精神，正是古代所认为的妇女美德。

总之，《窦娥冤》作为一部具有时代性的戏剧作品，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彰显了时代精神，蕴含了时代悲剧意义，它内容丰富，情感丰盛，作者关汉卿运用高超的悲剧写作艺术，将神话传说、戏剧艺术、社会现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元朝百姓生活的一种普遍状态，使专家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从各种角度研究元代，具有很高的悲剧价值。

参考文献：

[1]梁文宁.窦娥冤与桃花扇悲剧意蕴比较―兼及文人意识对戏剧的介入[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06）：61-66.

[2]刘洋.强权制度下礼教的解体与重构―窦娥冤悲剧主题探讨[J].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1）：97-100.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7篇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通常人们评价一部戏的好坏所说的“有‘戏’、没‘戏”’，或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幼时丧母，七岁即被父亲用以抵债，成婚不久即丧夫。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她心灰意冷，几乎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只希望“今世早将来世修”，侍奉好婆母，了此一生。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她的这个最低层次的希望竞成为奢望。流氓张驴儿父子俩要霸占她婆媳俩为妻，窦娥不畏强暴，恪守妇德，坚决不从。而懦弱的婆婆无奈屈从，窦娥劝之无用，忍气吞声地看着张驴儿父子住进家里，而这种忍气吞声是不可能持久的，人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蔡婆婆，留下窦娥一人好得手。不料，张驴儿的父亲误食毒药而死，张驴儿遂嫁祸窦娥并告到官府。面对人命官司，能给孤弱的窦娥主持正义的，只有既能代表社会正义又有审判权力的机关——官府，这也是古代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唯一选择。如果官府中的官是清官倒也是民之大幸，若是昏官也只能是民之不幸。可恨那楚州太守桃杌是一昏官，他面对一个善良柔弱、孤立无援的小女子和一个横行霸道、死缠烂打的流氓，只能选择强奸正义，姑息邪恶。因而，那窦娥一上公堂便无缘无故地被殴打也就不足为怪了。俗话说：小鬼难缠。

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如此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 转贴于

在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年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公堂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被冤，也要尽力保护婆婆。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顾及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顾念婆婆，请求绕道走后街，以免被婆婆看见，心中痛苦。不仅如此，关汉卿还对“孝”的境界进行了美的升华，剧本的最后，窦娥的冤案得以平反，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年老身衰、无依无靠的婆婆。窦娥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代她给婆婆养生送死。

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8篇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通常人们评价一部戏的好坏所说的“有‘戏’、没‘戏”’，或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幼时丧母，七岁即被父亲用以抵债，成婚不久即丧夫。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她心灰意冷，几乎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只希望“今世早将来世修”，侍奉好婆母，了此一生。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她的这个最低层次的希望竞成为奢望。流氓张驴儿父子俩要霸占她婆媳俩为妻，窦娥不畏强暴，恪守妇德，坚决不从。而懦弱的婆婆无奈屈从，窦娥劝之无用，忍气吞声地看着张驴儿父子住进家里，而这种忍气吞声是不可能持久的，人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蔡婆婆，留下窦娥一人好得手。不料，张驴儿的父亲误食毒药而死，张驴儿遂嫁祸窦娥并告到官府。面对人命官司，能给孤弱的窦娥主持正义的，只有既能代表社会正义又有审判权力的机关——官府，这也是古代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唯一选择。如果官府中的官是清官倒也是民之大幸，若是昏官也只能是民之不幸。可恨那楚州太守桃杌是一昏官，他面对一个善良柔弱、孤立无援的小女子和一个横行霸道、死缠烂打的流氓，只能选择强奸正义，姑息邪恶。因而，那窦娥一上公堂便无缘无故地被殴打也就不足为怪了。俗话说：小鬼难缠。

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如此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

在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年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公堂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被冤，也要尽力保护婆婆。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顾及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顾念婆婆，请求绕道走后街，以免被婆婆看见，心中痛苦。不仅如此，关汉卿还对“孝”的境界进行了美的升华，剧本的最后，窦娥的冤案得以平反，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年老身衰、无依无靠的婆婆。窦娥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代她给婆婆养生送死。

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9篇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通常人们评价一部戏的好坏所说的“有‘戏’、没‘戏”’，或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幼时丧母，七岁即被父亲用以抵债，成婚不久即丧夫。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她心灰意冷，几乎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只希望“今世早将来世修”，侍奉好婆母，了此一生。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她的这个最低层次的希望竞成为奢望。流氓张驴儿父子俩要霸占她婆媳俩为妻，窦娥不畏，恪守妇德，坚决不从。而懦弱的婆婆无奈屈从，窦娥劝之无用，忍气吞声地看着张驴儿父子住进家里，而这种忍气吞声是不可能持久的，人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蔡婆婆，留下窦娥一人好得手。不料，张驴儿的父亲误食毒药而死，张驴儿遂嫁祸窦娥并告到官府。面对人命官司，能给孤弱的窦娥主持正义的，只有既能代表社会正义又有审判权力的机关——官府，这也是古代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唯一选择。如果官府中的官是清官倒也是民之大幸，若是昏官也只能是民之不幸。可恨那楚州太守桃杌是一昏官，他面对一个善良柔弱、孤立无援的小女子和一个横行霸道、死缠烂打的流氓，只能选择正义，姑息邪恶。因而，那窦娥一上公堂便无缘无故地被殴打也就不足为怪了。俗话说：小鬼难缠。

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如此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在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年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公堂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被冤，也要尽力保护婆婆。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顾及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顾念婆婆，请求绕道走后街，以免被婆婆看见，心中痛苦。不仅如此，关汉卿还对“孝”的境界进行了美的升华，剧本的最后，窦娥的冤案得以，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年老身衰、无依无靠的婆婆。窦娥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代她给婆婆养生送死。

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传统礼教；儒家思想；伦理道德

一、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窦娥

窦娥这个人物形象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有着非凡的气质，高贵优雅、端庄得体，同时身上还有着一种顽强抵抗的精神。这是一种不向强权屈服妥协，又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在她身上散发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将她塑造成一个固守封建道德，捍卫封建礼教的典型烈女形象。

1.传统节妇

窦娥已经守孝三年，她在出场的时候这样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窦娥也这样感叹道：“催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乡闼，断人肠的是踢团圆月色挂妆楼”，其实从这几句唱词我们能够看出，这种闲愁、催人泪、断人肠，不仅仅是一般女子的思乡闺怨，也不仅仅是女孩子的小情感，而是能够看出窦娥在经历着一种身体上的折磨。其实关汉卿是在含蓄地表达，窦娥在守寡期间也有着强烈地生理需求，这种痛苦是一种埋在心里，却又望不到尽头的。

2.传统孝女

在全剧的结尾，窦娥的魂魄即将离去的时候，窦娥想自己的父亲窦天章交代：“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从这句唱词可以看出，窦娥堪称孝女。同时也能看出在窦娥身上闪现着人性善的光辉。结合全文，也能够看出有着坚守的品格。端庄高雅的气质，在劝导婆婆时得体的语言，这些行为都是对传统封建妇德很好地诠释。

3.烈女

窦娥为了保全婆婆的性命，最终承担了毒死了张父的罪名，让弱小的躯体却蕴含了如此惊人地力量。窦娥以一个节妇的身份出场，但是“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露面贼”，从中可以看出她哪怕做鬼也要复仇的决心。

4.苦命与蒙冤

窦娥对于这种苦难其实是认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而且她这种心理在民众中是有普遍性的，民众普遍愿意容忍承受这种苦难，但是却不想被人欺凌，所以只能认命，长期压抑的结果就导致了人民执着于道理寸步不让。具体说窦娥的苦难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一方面，她出身在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成亲不久后又守寡，又守孝。这可以归结为她的宿命，是无法改变和选择的不幸。另一方面，是外力强加的灾难，也就是这场冤案。前者如果说是窦娥自己的命苦，那么后者就是对天理的违背，是人祸。

在窦娥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品质，分别对应着先天宿命和现世人祸。对待前一种的态度是温和而谦逊，窦娥用那种隐忍的坚强对抗命运带给她的不公，挫折和委屈她都能默默的承受。第二种则是一种自尊高贵，她坚持真理，顽强地向强权抵抗。窦娥没有抱怨和反抗自己的命运，却极力地与强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在她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封建女子固守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顺应天命地民间文化。

在当时来说，民众普遍都处于这种压制中，他们苦不堪言，对待命运只能无奈地挣扎，因此他们对窦娥的遭遇和苦难，有着很深地体会同时充满了同情。这样，窦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代表。她的经历与反抗，给很多人带来了强烈的共鸣，所欲很容易让窦娥成为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窦娥愿意向命运屈服，却不想违背人道的，所以她发出了愤慨的声音，她的“三桩誓愿”强烈滴表达了她这种反抗的意志。

二、体现封建神权的“三桩誓愿”

窦娥蒙冤走上刑场的时：候，立下“三桩誓愿”，这三种誓愿满满的都是对元朝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骂天”、“证天”、“信天”、“感天”这种根植于民间的封建神权思想被诠释地淋漓尽致。

1.骂天

在窦娥被押赴刑场的时候，悲愤地诅咒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苦命更短，造孽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想要挣脱封建主义，反抗封建神权的强烈意识。事实上，这真的是对封建神权的反抗吗？其实不是的，儒家文化一直重视“天人合一”而是这种合一是以人为中心的。儒家的天地观念，人情即是天理。天理体现人情，天理顺乎人情。所以，窦娥才敢如此指责上天，她其实并不是反对封建神权，而是秉承儒家这种神权理念，用“天地听命于人”的这种观念来骂天的。

2.证天

窦娥的第二个誓愿，更加形象地表现出“天人感应”的信仰。历史上有很多冤案发生后都在六月飞雪，她相信上天也一定会给她一个公道和昭示，证明自己的冤屈。她是想用自己的誓愿证明自己是冤屈的，同时也想说明天道、天理都是存在的，并且是无法违背的。

3.天示

窦娥的第三个誓愿，主要目的是想向统治者发出警告，“抗旱三年”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对统治者一种极大地考验，作者再一次用窦娥之口，表达了儒家一直推崇的神权思想。民心就是天意。一直以来，民间把封建道德视为天地法理和自然规律的集中体现。他们一方面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天地为信仰和依靠。

4.感天

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时候，天色昏暗，狂风大起。窦娥在这时说道：“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誓愿明题遍。”这其实就是天人感应在起作用，仿佛是老天真的在为窦娥叫冤叫屈。

从作者给予窦娥的性格特征以及窦娥立下的三桩誓愿，可以初步看出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主题，一方面作者想表达可以顺从宿命，却要向强权政治反抗，天意不可违，但是“人祸”却要避免。同时从三桩誓愿中，应当看出，作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她一直在传达儒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权思想。

【参考文献】

[1]李占鹏.关汉卿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版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1篇

一、戏剧冲突的形成――起

在序幕式的“楔子”中，作者以极其冼练的笔墨，交代了窦娥的可悲身世。穷秀才窦天章流落楚州，一贫如洗，为了求取功名，抵偿蔡婆婆四十两银子的账债，竟无可奈何地把自己三岁上就死了母亲的独生女儿，卖给了债主做童养媳。在戏剧刚刚开始的一瞬间，作者就这样为窦娥涂上了一层令人难忘的悲剧色彩；同时，通过抵债卖女这一情节，既交代了两个必要的人物――窦娥悲剧的引线人物蔡婆婆，和悲剧的收尾人物窦天章，从而为后边戏剧冲突的进行埋下了伏线，又使人从这一情节中初步看到当时社会生活之一角，从而为这一悲剧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生活依据。

然而这还不是整个戏的“起”，它只是形成冲突的一种前因，一种初步的准备，但它又是不可少的。冲突的真正形成在于第一折。这折戏，作者的笔锋从“楔子”那遥远的回忆中突然转到十三年后的现实来了。蔡婆婆和窦娥早已从楚州移居山阳县，但时过境迁并没有丝毫改变她们的不幸命运，老年丧子给这个老寡妇的打击已经不小，如今又因讨债而遭到恶棍赛卢医的凶杀；刚刚侥幸被救，却又不得不以全部家产和自己与儿媳窦娥的身体为代价，去报答流氓无赖张驴儿父子的救命之恩。阴森森的社会现实，能不令人毛骨悚然？这些情节的安排，在具体冲突中介绍了张驴儿父子和赛马卢医的基本面目，初步勾画了蔡婆婆善良、软弱的性格特征，既为主要戏剧冲突的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也为主人公窦娥的性格塑造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与蔡婆婆的个性相反，窦娥虽也处在同样的逆境，面对同样的恶遇，对待邪恶势力却采取了鄙视和反抗的态度。在第一折戏里，窦娥是在深切而难言的思夫之痛中出场的。婚后不久丈夫病逝，年轻寡居，给她本来就非常辛酸的经历，增添了更大的不幸，使她婚后短暂的幸福，瞬间变为更深的悲凉。面对这一切，她既无法逃避，也无力改变，只能在无声中苦熬，在绝望中忍受。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的结果，是命运的安排。但是作者紧接着便写了就是这么一个在天命面前甘于忍受的窦娥，听到蔡婆婆述说张驴儿想要霸占她婆媳二人之后，她不能忍受了，她开始了愤怒的，这不仅流露着挣扎，也蕴含着抗争。首先，她力劝婆婆不可应允，继而表示：“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媳。”甚至一反往日温驯，当面批评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这财产）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对于张驴儿的流氓行为，则更是怒不可遏：“兀那厮，靠后！”随之忍无可忍，断然将张驴儿推倒在地，愤愤走下。而凶狠险恶的张驴儿岂肯善罢，他发誓不把窦娥搞到手决不甘休。于是，围绕窦娥命运的戏剧矛盾冲突，就此形成了。以上情节，交代清楚了形成矛盾的社会环境、基本事件、几个主要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在这一事件中各持的基本态度，同时为后边戏剧矛盾的继续发展作出了暗示，留下了悬念，全剧结构“起”的阶段，至此也算完了。

二、戏剧冲突的发展――承

戏剧冲突在已经形成的基础上，顺乎情理地继续发展，矛盾逐渐深入并趋于尖锐的阶段，即是戏剧结构中的“承”，该剧第二折便属此阶段。

在这折戏里，作者首先设计了张驴儿为霸占窦娥向赛卢医暗买毒药的情节。这一情节的安排颇具深意：张驴儿偏偏碰到了赛卢医，这就把第一折里蔡婆婆几乎被赛卢医勒死，又被张驴儿父子搭救这一偶然性情节从人物关系上连接了下来，使之前后呼应，让人形象地看到这些社会渣滓之间暗中勾结互为利害的关系，起到了承上的作用；又从买毒药这一情节中生发出张驴儿毒死亲生父亲的情节来，而由此将要引起的一桩公案，为后边桃杌刑逼，窦娥屈招，张驴儿恶人胜讼，赛卢医逍遥法外作了铺垫。这就使人们更具体地看到了元代统治机器是恶棍流氓利益的保护者，恶棍流氓是这种统治机器的社会基础这样一种必然的相互关系，从而收到了启示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窦娥在这折戏里行将进行的两次正面冲突，作了情节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艺术上也巧妙的为之蓄了势。

窦娥在这折戏里的正面冲突，第一次是在张父被毒死之后。张驴儿企图趁机嫁祸与人，强逼窦娥为妻，他先是威胁蔡婆婆，迫蔡逼窦。当窦娥断然拒绝，唱出了“我一马难将两鞍鞴”“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之后，矣驴儿终于穷凶极恶，凶相毕露，妄图用所谓的“私休”“官休”产逼窦娥就范。此时的窦娥毫无惧色，她以自己的理直气壮，以衙门的公正为寄托，毫不退让地回击：“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对于单纯善良、缺乏社会经验和对官府满怀幻想的青年寡妇窦娥来说，作出这一决定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的事态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去进行，这一点，不仅使她在思想上遭受了一次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使她的性格得到了一次大的发展。窦娥性格的发展，决定了戏剧冲突的再发展，这一发展，表现在她遇到的第二次正面冲突，即与楚州太守桃杌的交锋上。

如果说，窦娥前面两次和张驴儿的冲突（包括第一折中二人的冲突）还只局限于社会上一般的善恶搏斗的范围之内，那么和桃杌的交锋，则已表现为苦难人民与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拼命抗争了。在公堂上，窦娥实言相诉，奋力辩冤，换来的却是“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可是，那“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以致昏死三次，都丝毫没有使她屈服。相反地，这一杖又一杖，不光打得她“肉都飞，血淋漓”，更打尽了她对衙门官府所抱的幻想，把她原以为“明如镜，清似水”，能“替小妇人做主”的公正法堂，一下子用自己淋淋的鲜血染成了“覆盆不照太阳晖”的黑暗地狱。梦一般的幻想威严了，血淋淋的现实却擦亮了她的眼睛。不过酷刑与碧血并没有把她变得软弱，只是在桃杌进而要杖责蔡婆婆时，为了搭救年迈重病的婆婆，她才不得不屈招成供（这是作者为窦娥善良贤孝的形象涂下的很重的一笔）。于是，窦娥的冤案形成了。

窦娥在这折戏里的前后两次冲突，前者是后者的引线，后者是前者的深化，这一深化是以主人公幻想破灭，思想飞跃而作结束的。作者严格遵照矛盾的因果关系，精密组织了这折戏的层次，尤其是第二次冲突，它是作者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元王朝封建统治的要害――黑暗的吏治，从而为这出戏具备社会性悲剧的品格而做出的重要的情节安排。

三、戏剧冲突的激化――转

判斩这折戏，冲突被推向极致，形成了全剧的高潮。这第三折情节虽很简单，却是全剧的重点，作者在这紧要之处“著重精神，极力发挥使透”，用重笔浓墨，集中挖掘了主人公性格的本质――反抗。

窦娥终于被绑赴法场。无声的忍受，痛苦的，顽强的挣扎，以及对天地神灵寄托的信念，毕竟都未能挽救她的种种不幸，反而把一个无辜的生命送上了断头台。无情的现实扑灭了她对官吏残存的最后一线幻想，也更高地点燃了她内心的仇恨烈火，升华了她的思想境界。在这时，作者挥动他那饱蘸泪血的巨笔，为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用了《端正好》《滚绣球》整整两支曲子，集中地写窦娥含冤负屈，死而不服。她咒日月，恨鬼神，怨人间是非之不分，骂天地善恶之不分，怨恨怒骂，痛快淋漓。这不是怕死鬼的哀鸣，这是觉醒者的呐喊，这一声声和血带泪、感天动地的呐喊，是窦娥对命运的大胆挑战，对现实的拼命抗争，对元王朝统治的深切控诉，对封建制度的奋起声讨！这一强烈的反抗行动，是被吃人的社会现实逼出来的，是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第三折戏剧冲突激化的根据。

“三桩誓愿”的设计和安排，是描写窦娥反抗性格的至关重要之处。在三桩誓愿发出之前，作者把窦娥的遭遇推到了顶点，这就唤起了人们对不幸的主人公产生了最大的同情，也同时激起了人们对黑暗的社会发出了极度的愤怒。就在人们被悲剧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窦娥却出其不意地呼出了“三桩誓愿”，一下子使矛盾冲突趋入高峰，使感情节奏急转直下，使戏剧结构出现了奇峰突起的局面，窦娥的反抗精神也因此而增加了强烈的形象性和表现力。发出三桩誓愿后，窦娥终于呼出“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结论，一针见血地刺向当时社会的要害，同时窦娥的形象也从此上升到了一个彻底的社会判逆者的高度。

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三桩誓愿”，是人民理想的缩影，是人民抗暴精神折射，也是情节结构方面一次大的跌宕，它促使矛盾冲突快速转向质变，不愧是极其独到巧妙的一笔：吏治企图用杀死窦娥把真情掩盖，窦娥却用三桩誓愿把冤屈呈现；社会把一个不幸者压在了最底层，反抗却使她主宰了天地鬼神；现实把她抛在了最弱的地位，理想却肯定了她是最强者――这就是作者构思和安排这一重要情节的匠心深意之所在。

四、戏剧冲突的结束――合

窦娥冤屈昭雪，冤案，深仇得报，是该剧整个戏剧冲突的结束，也是第四折戏的全部内容。

窦娥年轻的生命被吞没了，但她不屈的灵魂还活着，这就是窦娥鬼魂形象的出现。它是窦娥反抗性格合乎情理的继续与发展，也是人民理想和愿望合乎逻辑的再现。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大仇生前未报，做鬼也不罢休――这就是作者设计这一灵魂的基调，他把“三桩誓愿”的理想进一步转嫁到这个屈死的冤魂上来了。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窦娥冤》；《哈姆雷特》；悲剧主人公；悲剧冲突；悲剧结局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053-01

一、悲剧主人公

《窦娥冤》中窦娥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出生在最底层的贫民。三岁就失去了母亲，一贫如洗的父亲窦天章想进京赶考，将窦娥抵押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十七岁时就与病恹恹的丈夫完婚，可好景不长，不久丈夫去世，窦娥与蔡婆婆相依为命。最终，在张驴儿父子的再三下，蔡婆婆只好将张氏父子引入家中试图抢占窦娥，结果张驴儿误毒死自己的父亲，诬告窦娥。作品中“【滚绣球】……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唉，只落得两泪涟涟。”最终，这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她的命运只能成为悲剧。

《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却是高高在上的英雄，有权有势。哈姆雷特，丹麦王子，生活在令众人羡慕的皇宫，受到高等教育，智勇双全。这样的王子对人类的理解：“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若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若不是一个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若不是生活在一个富贵的王族家庭的人，怎么会有此番人文主义理想的体会？

二、悲剧冲突

窦娥的悲剧可以说更多的侧重她的悲惨境遇，没有激烈的内在戏剧冲突，更多的是外在冲突，也就是社会的冲突。窦娥出于对婆婆的孝道，对张驴儿的逼迫只能顺受，最终无可奈何地寄托在三桩誓愿上。窦娥与黑暗社会以张驴儿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之间的冲突，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这样的悲剧冲突主要由于中国的封建文化的伦理道德使然。悲剧冲突的结构模式上说，《窦娥冤》是一种“顺-逆-顺”的模式，窦娥起初的理想就是能与丈夫过安稳日子，但是张驴儿父子的出现使她的命运逆转，桃杌太守的出现雪上加霜，最终他的父亲窦天章为她翻案导致窦娥走出了人生逆境到顺境。可以说，这也是剧作家的故意安排，也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期待。

西方悲剧是人与无法抗拒的力量抗争，包括命运、性格、社会，这种戏剧冲突被称为内在的冲突。可以说，《哈姆雷特》更多的是人性的冲突。哈姆雷特利用一个剧团到宫廷演戏的机会，证实了鬼魂的话，决心行动。国王派哈姆雷特和两个同学赍诏书去英国索讨贡赋，想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发现阴谋，中途矫诏，折回丹麦。这时奥菲利亚因为父亲被情人杀死，疯癫自尽。国王乘机挑拨博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以比剑为名，设法用毒剑刺死哈姆雷特。在最后一场比剑中，哈姆雷特、国王、王后、雷欧提斯同归于尽。在悲剧冲突的结构模式上，属于“顺-逆-死亡”的模式，哈姆雷特的成长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良好的教养，显赫的身份，当得知自己的父亲被害时，勇敢面对，人生从此步入逆境，在复仇中度日如年，最终与自己的叔叔一同死去。

三、悲剧结局

中国的悲剧不像西方的悲剧，是大团圆式的Y尾，或者说是喜剧式的悲剧，这样大大缓解了悲剧的悲悯性，使人得到一个道德上的感化。《窦娥冤》最终由清官（窦天章）为窦娥伸冤，同时，窦娥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当我们同情窦娥与张驴儿父子斗争的悲惨命运时，我们也在憎恨这些泼皮无赖，窦天章革了桃杌太守的职，然后处死张驴儿，窦娥命运逆转。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引导人们虽然坏人会得势但最终正义力量来收拾他们。引导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而达到道德感化的效果。

西方的悲剧大多是悲剧的彻底，敌人大多死去，即剧中人物全部死光。《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得知自己的父亲被谋杀，在报仇中误杀了大臣，自己的爱人听到情人杀死了父亲也疯掉，王后也误饮毒酒而死，自己和叔叔同归于尽。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悲剧时，我们会怜悯会恐惧，怜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就这样毁灭，同时也会恐惧，如果换成我们自己结果会怎样。

关汉卿生活的元代正是充满了压迫与欺凌的时代，《窦娥冤》反映的老百姓受压迫；而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时代正是人文主义高涨时期，《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不怕失败无所畏惧。时代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导致中西戏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付云.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2]关汉卿.窦娥冤[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4]何辉斌.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窦娥冤》 封建文化  悲剧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②”。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③”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对这个学术界比较笼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本文拟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从而揭示《窦娥冤》的悲剧实质。

一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

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

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

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由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当然是一种虚幻的实现。这种宿命论式的心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封建文化塑造窦娥另一个性格是贞烈观念。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促使她反抗张驴儿的道德力量来自封建礼教的贞烈观。豆蔻年华的她想的是：“我一马难将两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极力克制人的自然本能的要求。虽然她曾有过空房难守的感叹，却始终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戒律，从未想到也不敢想寡妇再嫁的事。她不但是贞节观的自觉遵守者，还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她对婆婆“妇道”的动摇进行指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这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并用“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非议她婆婆的行为，极力用“妇无二适之文”的妇道坚定其婆婆的封建礼教立场。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假如窦娥不是面对张驴儿，而是碰上怜香惜玉如贾宝玉那样的英俊少年，同样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自宋代二程和朱熹对贞烈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但即使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程颐在家族面前也会恢复一点人性。程颐的甥女丧夫后，程怕胞姐过于伤心，遂即迎甥女归家，后再嫁他人。他不恪守自己倡言的信条，说明他也知道节烈观违背人性。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悲剧烈似法场屠戮。

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我们看到，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大堂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没有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的善良。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平反以后，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眼下年老衰迈、无依无靠的婆婆。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温顺、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尤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也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子女在这种文化气候中，被训练成循规蹈矩小心敬畏的义务型人格，没有个体意识。这种礼教对女性要求尤严。《仪礼·丧服》中最早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限定了女子终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在《礼记·昏义篇》有所谓“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的说法，并要在出嫁之前三个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亦即“四德”。班昭的《女诫》是“女四书”之首（其他三部是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几部都是女人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对“三从四德”进行详尽阐述。其中有所谓“曲从”，就是公婆的意愿，不管对否都要俯首贴耳，不可失其欢心，否则就可能被丈夫遗弃。窦娥为了“孝”，竟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分不开。透过窦娥温驯、倔强的个性，我们可以感到她人性扭曲的一面，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守着清白宁静的生活，没有肉体的感情冲动；只知尽孝义务，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但窦娥决不是反封建的形象，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旨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窦娥冤》的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借助“东海孝妇”这个原型创作了震耳发聩之作——《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样，《窦娥冤》也可看成是历史剧。“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贵德》，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他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锻炼成词。于公（于定国之父）虽对此有疑议，但“数争不能得”，“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此后的干宝《搜神》里除上述内容外，又有新情节，孝妇周青行刑时，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人立誓道：“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⑥”。此外《淮南子》有段话对关汉卿也有启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谗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霜。”此事也被关汉卿移用到窦娥身上，也可看成是《窦娥冤》的原型之一。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集体无意识是凝聚着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情感经验而又是很难被个体意识证明的心理层次。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传统，人类不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不过，这传统同我们的主体意识中的传统不是一回事，因为原型所包含的传统存在于人类无意识的范畴中。精神分析理论者认为：“艺术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乃有一部分完整的作品的诞生。⑦”这里的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认为，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说皆有其历史的原型，关汉卿创作只是让原型复活，赋予传统美德的讴歌，那么，《窦娥冤》中也就不会有反封建的主题。

    仅从理论上讲还显得空泛，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

  “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同时的杰出作家王实甫、康进之都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就一个同名剧本——《于公高门》。从剧目中就可看出他们太过依赖原型，这也许是他们的这部剧作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在剧中，孝妇作为主人公，并名之为窦娥，关汉卿在她身上加上多重社会悲剧成份，作家把自己的时代复活到古代去。关汉卿在此创作过程中对原型孝妇作了较大的“变形”，笔者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蒙古人打到欧洲，也带回了西方民族善于放羊羔利（高利贷）的那一套方法。朱东润先生对此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⑧。高利贷在当时对朋友也不例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婆婆被关汉卿作为高利贷者而存在，当然蔡婆婆不同于那些茹毛吮血的恶棍，她听天由命，是一个敦厚、善良的老人。窦娥因父亲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而成为蔡家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不是因为婆婆自杀被姑子告发，而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在剧中，蔡婆的放贷对象蔡卢医因无法还钱，便将蔡婆婆骗至荒郊野岭企图杀她灭口赖帐，正巧张驴儿父子路过，救下蔡婆婆。这对无赖的爷俩儿遂以救人之恩要挟蔡婆婆和窦娥招之入赘。这样蔡婆婆引狼入室也就顺理成章，显出关汉卿的艺术手段的巧妙。窦娥也为此吃官司。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写张驴儿的横行无忌，也写出那个时代的秩序扰乱。关于流氓横行，《元史》中也有记载，据陆德阳著的《流氓史》载⑨，流氓集团在元代达到鼎盛时期，元代有著名的扁担社集团。我们不妨看看元代对流氓众多的专称。无徒，《救风尘》第四折“淫乱心情歹，凶顽胆色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以光棍和棍徒在元以后的书籍中广为使用，并加上修饰词，均专指流氓，如大棍、滩棍、青皮光棍、讼棍、恶棍、奸棍、流棍、赌棍、讼棍等等，由此可见元代流氓的猖狂。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张驴儿嫁祸于窦娥，企图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他，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勾勒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夸张，却真实。我们知道，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如此郡邑正官，其治绩也可想见。元初军官与州县官都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贪污。还有，元代科举制中断，由士人进身的官员很少，而由胥吏进身的却司空见惯，即使恢复科举后，“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八九。重要胥吏的情形仍十分严重。这些成年累月“手挚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胥吏，上台以后，只会大行其搜刮之能事。这一切造成元代吏治的黑暗。你看，当窦娥辩诬时，桃杌的审判方式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太守眼里，老百姓只是一条虫而已！这也是漫长封建社会人民地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妇女，还有“三从四德”的法律折磨着精神和肉体，如窦天章在剧中首先对女儿施以一连串的呵诉，怕女儿有违礼教，然后才代为伸冤。这里，窦娥在这位青天大老爷兼做父亲眼里，仍然是一条“虫”，一条循规蹈矩的“虫”。太守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这句直白暴露了 封建官僚严刑逼供的反动实质。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据元史载，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当时元代官吏总数不外两万六千人⑩。

    这样，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窦娥遭受社会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她因高利贷的剥削而卖身为童养媳，因地痞流氓的横行霸道而吃官司，因贪官污吏的残民以逞而被冤杀。而官场的黑暗是悲剧的根源。联系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这样，人性的悲剧也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背景。

         

    对《窦娥冤》悲剧主旨分析，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扭曲、异化人性的封建文化不进行清理，而单单依靠好皇帝和清官来为民作主，那么，类似窦娥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一次次上演，经久不衰。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  p99

②⑤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p727、p729-730

③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p347

④吴因钦编选《中华古典观止》《窦娥冤》引文皆出此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8

⑥滕云编《汉魏六朝小说选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p195

⑦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98　p110

⑧吕微编《名家解读元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p32、33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窦娥冤》 封建文化 悲剧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②”。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③”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对这个学术界比较笼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本文拟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从而揭示《窦娥冤》的悲剧实质。

一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

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

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

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由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当然是一种虚幻的实现。这种宿命论式的心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封建文化塑造窦娥另一个性格是贞烈观念。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促使她反抗张驴儿的道德力量来自封建礼教的贞烈观。豆蔻年华的她想的是：“我一马难将两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极力克制人的自然本能的要求。虽然她曾有过空房难守的感叹，却始终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戒律，从未想到也不敢想寡妇再嫁的事。她不但是贞节观的自觉遵守者，还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她对婆婆“妇道”的动摇进行指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这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并用“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非议她婆婆的行为，极力用“妇无二适之文”的妇道坚定其婆婆的封建礼教立场。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假如窦娥不是面对张驴儿，而是碰上怜香惜玉如贾宝玉那样的英俊少年，同样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自宋代二程和朱熹对贞烈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但即使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程颐在家族面前也会恢复一点人性。程颐的甥女丧夫后，程怕胞姐过于伤心，遂即迎甥女归家，后再嫁他人。他不恪守自己倡言的信条，说明他也知道节烈观违背人性。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悲剧烈似法场屠戮。

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我们看到，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大堂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没有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的善良。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平反以后，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眼下年老衰迈、无依无靠的婆婆。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温顺、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尤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也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子女在这种文化气候中，被训练成循规蹈矩小心敬畏的义务型人格，没有个体意识。这种礼教对女性要求尤严。《仪礼·丧服》中最早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限定了女子终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在《礼记·昏义篇》有所谓“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的说法，并要在出嫁之前三个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亦即“四德”。班昭的《女诫》是“女四书”之首（其他三部是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几部都是女人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对“三从四德”进行详尽阐述。其中有所谓“曲从”，就是公婆的意愿，不管对否都要俯首贴耳，不可失其欢心，否则就可能被丈夫遗弃。窦娥为了“孝”，竟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分不开。透过窦娥温驯、倔强的个性，我们可以感到她人性扭曲的一面，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守着清白宁静的生活，没有肉体的感情冲动；只知尽孝义务，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但窦娥决不是反封建的形象，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旨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窦娥冤》的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借助“东海孝妇”这个原型创作了震耳发聩之作——《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样，《窦娥冤》也可看成是历史剧。“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贵德》，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他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锻炼成词。于公（于定国之父）虽对此有疑议，但“数争不能得”，“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此后的干宝《搜神》里除上述内容外，又有新情节，孝妇周青行刑时，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人立誓道：“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⑥”。此外《淮南子》有段话对关汉卿也有启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谗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霜。”此事也被关汉卿移用到窦娥身上，也可看成是《窦娥冤》的原型之一。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集体无意识是凝聚着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情感经验而又是很难被个体意识证明的心理层次。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传统，人类不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不过，这传统同我们的主体意识中的传统不是一回事，因为原型所包含的传统存在于人类无意识的范畴中。精神分析理论者认为：“艺术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乃有一部分完整的作品的诞生。⑦”这里的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认为，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说皆有其历史的原型，关汉卿创作只是让原型复活，赋予传统美德的讴歌，那么，《窦娥冤》中也就不会有反封建的主题。

仅从理论上讲还显得空泛，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

“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同时的杰出作家王实甫、康进之都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就一个同名剧本——《于公高门》。从剧目中就可看出他们太过依赖原型，这也许是他们的这部剧作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在剧中，孝妇作为主人公，并名之为窦娥，关汉卿在她身上加上多重社会悲剧成份，作家把自己的时代复活到古代去。关汉卿在此创作过程中对原型孝妇作了较大的“变形”，笔者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蒙古人打到欧洲，也带回了西方民族善于放羊羔利（高利贷）的那一套方法。朱东润先生对此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⑧。高利贷在当时对朋友也不例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婆婆被关汉卿作为高利贷者而存在，当然蔡婆婆不同于那些茹毛吮血的恶棍，她听天由命，是一个敦厚、善良的老人。窦娥因父亲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而成为蔡家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不是因为婆婆自杀被姑子告发，而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在剧中，蔡婆的放贷对象蔡卢医因无法还钱，便将蔡婆婆骗至荒郊野岭企图杀她灭口赖帐，正巧张驴儿父子路过，救下蔡婆婆。这对无赖的爷俩儿遂以救人之恩要挟蔡婆婆和窦娥招之入赘。这样蔡婆婆引狼入室也就顺理成章，显出关汉卿的艺术手段的巧妙。窦娥也为此吃官司。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写张驴儿的横行无忌，也写出那个时代的秩序扰乱。关于流氓横行，《元史》中也有记载，据陆德阳著的《流氓史》载⑨，流氓集团在元代达到鼎盛时期，元代有著名的扁担社集团。我们不妨看看元代对流氓众多的专称。无徒，《救风尘》第四折“淫乱心情歹，凶顽胆色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以光棍和棍徒在元以后的书籍中广为使用，并加上修饰词，均专指流氓，如大棍、滩棍、青皮光棍、讼棍、恶棍、奸棍、流棍、赌棍、讼棍等等，由此可见元代流氓的猖狂。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张驴儿嫁祸于窦娥，企图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他，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勾勒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夸张，却真实。我们知道，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如此郡邑正官，其治绩也可想见。元初军官与州县官都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贪污。还有，元代科举制中断，由士人进身的官员很少，而由胥吏进身的却司空见惯，即使恢复科举后，“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八九。重要胥吏的情形仍十分严重。这些成年累月“手挚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胥吏，上台以后，只会大行其搜刮之能事。这一切造成元代吏治的黑暗。你看，当窦娥辩诬时，桃杌的审判方式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太守眼里，老百姓只是一条虫而已！这也是漫长封建社会人民地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妇女，还有“三从四德”的法律折磨着精神和肉体，如窦天章在剧中首先对女儿施以一连串的呵诉，怕女儿有违礼教，然后才代为伸冤。这里，窦娥在这位青天大老爷兼做父亲眼里，仍然是一条“虫”，一条循规蹈矩的“虫”。太守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这句直白暴露了 封建官僚严刑逼供的反动实质。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据元史载，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当时元代官吏总数不外两万六千人⑩。

这样，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窦娥遭受社会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她因高利贷的剥削而卖身为童养媳，因地痞流氓的横行霸道而吃官司，因贪官污吏的残民以逞而被冤杀。而官场的黑暗是悲剧的根源。联系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这样，人性的悲剧也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背景。

对《窦娥冤》悲剧主旨分析，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扭曲、异化人性的封建文化不进行清理，而单单依靠好皇帝和清官来为民作主，那么，类似窦娥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一次次上演，经久不衰。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 P99

②⑤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P727、P729-730

③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P347

④吴因钦编选《中华古典观止》《窦娥冤》引文皆出此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8

⑥滕云编《汉魏六朝小说选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P195

⑦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98　P110

⑧吕微编《名家解读元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P32、33

窦娥冤教案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窦娥冤》 封建文化 悲剧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②”。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③”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对这个学术界比较笼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本文拟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从而揭示《窦娥冤》的悲剧实质。

一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WWw.133229.CoM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

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

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

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由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当然是一种虚幻的实现。这种宿命论式的心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封建文化塑造窦娥另一个性格是贞烈观念。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促使她反抗张驴儿的道德力量来自封建礼教的贞烈观。豆蔻年华的她想的是：“我一马难将两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极力克制人的自然本能的要求。虽然她曾有过空房难守的感叹，却始终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戒律，从未想到也不敢想寡妇再嫁的事。她不但是贞节观的自觉遵守者，还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她对婆婆“妇道”的动摇进行指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这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并用“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非议她婆婆的行为，极力用“妇无二适之文”的妇道坚定其婆婆的封建礼教立场。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假如窦娥不是面对张驴儿，而是碰上怜香惜玉如贾宝玉那样的英俊少年，同样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自宋代二程和朱熹对贞烈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但即使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程颐在家族面前也会恢复一点人性。程颐的甥女丧夫后，程怕胞姐过于伤心，遂即迎甥女归家，后再嫁他人。他不恪守自己倡言的信条，说明他也知道节烈观违背人性。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悲剧烈似法场屠戮。

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我们看到，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大堂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没有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的善良。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平反以后，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眼下年老衰迈、无依无靠的婆婆。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温顺、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尤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也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子女在这种文化气候中，被训练成循规蹈矩小心敬畏的义务型人格，没有个体意识。这种礼教对女性要求尤严。《仪礼·丧服》中最早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限定了女子终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在《礼记·昏义篇》有所谓“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的说法，并要在出嫁之前三个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亦即“四德”。班昭的《女诫》是“女四书”之首（其他三部是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几部都是女人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对“三从四德”进行详尽阐述。其中有所谓“曲从”，就是公婆的意愿，不管对否都要俯首贴耳，不可失其欢心，否则就可能被丈夫遗弃。窦娥为了“孝”，竟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分不开。透过窦娥温驯、倔强的个性，我们可以感到她人性扭曲的一面，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守着清白宁静的生活，没有肉体的感情冲动；只知尽孝义务，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但窦娥决不是反封建的形象，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旨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窦娥冤》的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借助“东海孝妇”这个原型创作了震耳发聩之作——《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样，《窦娥冤》也可看成是历史剧。“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贵德》，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他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锻炼成词。于公（于定国之父）虽对此有疑议，但“数争不能得”，“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此后的干宝《搜神》里除上述内容外，又有新情节，孝妇周青行刑时，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人立誓道：“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⑥”。此外《淮南子》有段话对关汉卿也有启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谗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霜。”此事也被关汉卿移用到窦娥身上，也可看成是《窦娥冤》的原型之一。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集体无意识是凝聚着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情感经验而又是很难被个体意识证明的心理层次。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传统，人类不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不过，这传统同我们的主体意识中的传统不是一回事，因为原型所包含的传统存在于人类无意识的范畴中。精神分析理论者认为：“艺术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乃有一部分完整的作品的诞生。⑦”这里的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认为，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说皆有其历史的原型，关汉卿创作只是让原型复活，赋予传统美德的讴歌，那么，《窦娥冤》中也就不会有反封建的主题。

仅从理论上讲还显得空泛，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

“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同时的杰出作家王实甫、康进之都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就一个同名剧本——《于公高门》。从剧目中就可看出他们太过依赖原型，这也许是他们的这部剧作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在剧中，孝妇作为主人公，并名之为窦娥，关汉卿在她身上加上多重社会悲剧成份，作家把自己的时代复活到古代去。关汉卿在此创作过程中对原型孝妇作了较大的“变形”，笔者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蒙古人打到欧洲，也带回了西方民族善于放羊羔利（高利贷）的那一套方法。朱东润先生对此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⑧。高利贷在当时对朋友也不例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婆婆被关汉卿作为高利贷者而存在，当然蔡婆婆不同于那些茹毛吮血的恶棍，她听天由命，是一个敦厚、善良的老人。窦娥因父亲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而成为蔡家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不是因为婆婆自杀被姑子告发，而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在剧中，蔡婆的放贷对象蔡卢医因无法还钱，便将蔡婆婆骗至荒郊野岭企图杀她灭口赖帐，正巧张驴儿父子路过，救下蔡婆婆。这对无赖的爷俩儿遂以救人之恩要挟蔡婆婆和窦娥招之入赘。这样蔡婆婆引狼入室也就顺理成章，显出关汉卿的艺术手段的巧妙。窦娥也为此吃官司。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写张驴儿的横行无忌，也写出那个时代的秩序扰乱。关于流氓横行，《元史》中也有记载，据陆德阳著的《流氓史》载⑨，流氓集团在元代达到鼎盛时期，元代有著名的扁担社集团。我们不妨看看元代对流氓众多的专称。无徒，《救风尘》第四折“淫乱心情歹，凶顽胆色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以光棍和棍徒在元以后的书籍中广为使用，并加上修饰词，均专指流氓，如大棍、滩棍、青皮光棍、讼棍、恶棍、奸棍、流棍、赌棍、讼棍等等，由此可见元代流氓的猖狂。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张驴儿嫁祸于窦娥，企图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他，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勾勒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夸张，却真实。我们知道，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如此郡邑正官，其治绩也可想见。元初军官与州县官都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贪污。还有，元代科举制中断，由士人进身的官员很少，而由胥吏进身的却司空见惯，即使恢复科举后，“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八九。重要胥吏的情形仍十分严重。这些成年累月“手挚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胥吏，上台以后，只会大行其搜刮之能事。这一切造成元代吏治的黑暗。你看，当窦娥辩诬时，桃杌的审判方式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太守眼里，老百姓只是一条虫而已！这也是漫长封建社会人民地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妇女，还有“三从四德”的法律折磨着精神和肉体，如窦天章在剧中首先对女儿施以一连串的呵诉，怕女儿有违礼教，然后才代为伸冤。这里，窦娥在这位青天大老爷兼做父亲眼里，仍然是一条“虫”，一条循规蹈矩的“虫”。太守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这句直白暴露了 封建官僚严刑逼供的反动实质。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据元史载，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当时元代官吏总数不外两万六千人⑩。

这样，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窦娥遭受社会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她因高利贷的剥削而卖身为童养媳，因地痞流氓的横行霸道而吃官司，因贪官污吏的残民以逞而被冤杀。而官场的黑暗是悲剧的根源。联系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这样，人性的悲剧也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背景。

对《窦娥冤》悲剧主旨分析，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扭曲、异化人性的封建文化不进行清理，而单单依靠好皇帝和清官来为民作主，那么，类似窦娥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一次次上演，经久不衰。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 p99

②⑤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p727、p729-730

③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p347

④吴因钦编选《中华古典观止》《窦娥冤》引文皆出此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8

⑥滕云编《汉魏六朝小说选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p195

⑦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98　p110

⑧吕微编《名家解读元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