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术论文范文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篇

美术、设计基础教学的发展趋势是构建一种“宽口径、厚基础”和“通识艺术基础”的模式，在基础教学改革上拓宽知识面，培养综合能力以及学生创造性思维。我国当下美术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优良传统中去继承和发扬，结合国际上较成熟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在实践中探究“通识艺术”的基础教学模式。以主动适应新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对高等美术教育的要求为目的。教学研究的重点由造型技能逐渐转变为视觉艺术综合能力的培养。在进入美术高校以前，考生因课程压力过重、机械式训练等所遗留下的死板、单调等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而不利于美术高校专业知识吸收。对此，学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大学的教学节奏。而这个适应的过程在如今高等美术教育的研究中，尚未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和专业美术学院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专业美院一些先进的教学研究成果因为课程容量等原因无法直接复制于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等理论类课程无法很好的与专业技能课衔接，甚至出现脱节。因此，提高学生基础能力与教学质量，需要一个将课上与课下、理论知识与专业技法相衔接的桥梁。

二、艺术学院美术设计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建设研究

（一）研究目标

1．基础培优第二课堂研究的目标

（1）建立并完善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各项制度，形成良性模式持续循环，成为常规教学补充和学生提升自我的平台。

（2）加大基础培优第二课堂中的教学试验和改革，为常规教学培养模式的革新提供参考依据。

（3）指导参与第二课堂的学生每二年举办一次汇报展览，展示教学成果和学习成果。

2．基础培优第二课堂研究与理论实践

（1）改正美术、设计低年级学生因高考应考而养成的不良绘画习惯。

（2）扩展学生眼界，引导学生重新认识“基础”的深刻内涵，和动态的外延。

（3）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与特长，多角度深化专业技能的培养。

（4）结合实际情况，有选择吸收国内外美术、设计基础教学的先进经验和教学理念，运用到第二课堂教学，并以高水平的展览、竞赛来检验教学效果。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基础培优第二课堂为教师无偿指导和学生自觉自愿的组织行为。因此，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在教师对研究性和创造性学习指导中不会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而降低指导效率。教学内容可以随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调整变化，体现最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通过对艺术类高校美术、设计基础教学模式的调研，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情况，以现有基础教学模式为基础，探索常规教学之外如何利用现有资源集中培养优质人才，并总结出培养方法。

（1）研究常规教学之外的课题补充。常规课堂教学受时间、排课等因素限制，教学中课题设置有限，通过第二课堂可以得到补充和加强。

（2）具体研究第二课堂的组织形式，课程安排，使之成为常规教学的有益补充且不与之冲突。

（3）研究在“宽口径、厚基础”的大环境下，如何组织指导学生冲击各种高水平展览、竞赛，取得好的奖项。

（三）研究的意义

1．对学生的意义

（1）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与时间，拓展多样化教学和学习手段。

（2）衔接常规专业课程间因时间安排而造成的空档，加强专业学习延续性。

（3）为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

（4）拓宽知识面，培养综合能力以及学生创造性思维

（5）有针对性的培养优秀学生参加创新竞赛、美术展览及创新创业能力。

2．对学校与教育事业的意义

对学校：研究常规课程之外如何补充对学生有益而又符合培养目标的教学内容，旨在对优秀学生专业拔高既而辐射整个专业，提高教学质量。对于现在的美术教育：从更多的角度和手段上摸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综合性高校特色的美术基础教学模式。

三、美术设计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的实际应用

（一）美术设计基础培优第二课堂的实践方式

首先，基础培优课堂从理论联系实际，广泛收集研究国内外艺术基础教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学校实际出发，结合自身办学定位，研究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教学计划，合理拓展基础外延，将传统文化、综合材料等和常规基础教学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模式。其次，基础培优课堂成为艺术学院第二课堂，将是常规基础教学的延续与加强，在教学思想一致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拓展教学手段，在小范围内推行精英试验教育，为新形势下的基础教学模式提供改革参考。最后，打造艺术学院基础教学第二课堂，在多方面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尽快完成向研究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的转化。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着重培养一批基础厚重、学识宽泛的高水平学生，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竞赛能力，在学习上成为年级的带动者，形成广大的辐射效应，既而提高整个学院的办学水平。

（二）美术设计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基础培优第二课堂作为教师无偿指导和学生自觉自愿的组织行为，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性。在教师对研究性和创造性学习指导中不会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而降低指导效率。教学内容可以随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调整变化，体现最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基础培优课堂对艺术学院提高基础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是常规课堂教学的延续和拓展，为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环境和土壤。最终成为提高艺术学院本科教育整体办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美术设计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建设的先行实践

湖北省三峡大学艺术学院先行建设实践：

（1）2011年5月至2012年1月，选拔了一批具有学习积极性与正确学习观的学生，并完成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各项制度的建立，且持续运转。

（2）2012年3月至2012年7月，指导学生完成一批形式多样的基础作品，并整理备展。

（3）2012年9月至2012年12月产生一批有质量有影响的基础作品，举办学院内部作品汇报展,并鼓励学生作品参加各项比赛或画展选拔。

（4）2013年1月至2013年5月，对此项目进行总结与成果整理：美术设计基础培优第二课堂建设前，由于专业课程的连续性不足，学生缺乏绘画主动性与作品比赛参展方向性。通过基础培优的第二课堂方式与大环境熏陶下，学生作品参展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于艺术学院“迎新画展”、“三峡大学桃花艺术节”、“湖北省楚风杯书画类作品比赛”等各项画展比赛均有数学生参展并获奖。

五、结语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2篇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WWw.133229.Com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行随售卖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穉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3篇

1.由素质结构看，心理素质是人的素质结构中的核心和灵魂，更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

从它的内容看，心理素质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包括自我意识、心理承受能力、情感和意志等很多非智力因素。发展和丰富了以前的全面发展学说，使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更加成熟完善。

2.从变化万千的发展形成看，学校必须得开展心理素质教育。

学生的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形成主要在大学期间，社会、家庭、就业各方面无形的压力，毫不留情地吞噬着大学生的灵魂。他们渐渐开始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追求，但是灵魂却在外力的作用下越来越变得精神恍惚、焦躁，于是他们开始厌学、逃学，甚至犯罪。所以，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急不可待。

3.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学生专业学习成长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学习美术时，我们发现，基本技巧的不足可以通过努力得到较快的提升，但是动机、兴趣、情感、意志等一些心理因素却经常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根据研究表明，提升美术生的基本功虽然重要，但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培养学生健康心理更加重要，我们应建立完善的健康心理教学机制。

二、美术活动和美术训练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作用

美术兴趣社团活动、艺术展览、美术比赛、美术讲座等都是美术活动，这些活动为学生心理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在活动中，学生增强了彼此交流，学会了共同合作，有利于加强学生的群体意识，在各种精彩的美术活动中，学生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责任感等好的品质得到充分发挥。年龄相仿的人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让集体活动和学生的情感相结合。先确定目标后研究方法的做法在实践课程中不一定可以采取，而应该达到目的和方法有机结合。我们应该重视课程内容的多样性，激发学生潜力，让他们能主动提升自身心理素质。开展美术课程，绝不仅仅是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美术活动要求有安静的环境，学生能专心致志，具有严格的秩序性，能使学生达到最好的心理状态。完成美术作业时是自由、自主的，没有任何强制性。学生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打开心扉，审视自我，宣泄释放自己的感情，通过严格的作业程序中自主独立地完成美术作业，在作业中认识自我，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学生养成自觉、自知、自尊、自信、自强等良好的自我心理，而自我心理的培育正好是青少年个性全面发展的中心问题。美术作品创作过程是学生努力细心的创作过程，会有很多困难。克服各种遇到的困难，可以锻炼抗挫折意识，调整克服脆弱心理。

三、利用美术教育加强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在学习美术专业时，美术教育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美术知识和能力，同时对于心理素质的提升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怎样通过这种教育去强化大学生心理呢？在我看来，首先应该去提高老师的教育素质，坚持改善教育体制，丰富校园文化与多开展美术活动等。

1.通过老师去影响学生的心理。

学生的心理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学校，老师的作用至关重要，老师的素质提高了，心理素质教育才能成功的进行。正确的教育观、德育观是每个老师必要条件，自觉去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水平，能知道解决简单心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自己以身作则和对学生的管理相结合，把情感教育和严格管理相结合。要知道树立心理素质教育是教授学生专业教育中应该明确提出的，是整个美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术教学的心理素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科学的艺术性地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对老师产生信任感、愉悦感，才能相信老师，认真学习老师传授的知识。

2.在专业教学中充实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可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4篇

古典严肃的文学艺术在学生中受喜爱的程度远不及通俗感性的流行艺术，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青年大学生审美观念的变化与国门大开、流行文化盛行和价值取向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外界对现在大学生的审美情趣褒贬不一，更有学者批评当今大学生文化艺术品位庸俗化。我们要注意大学生审美情趣的变化，引导他们不要把过于低俗的东西奉为时尚，把高雅的文化艺术视为落伍；教育他们不能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二者是有机联系的。社会倡导的美应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高校艺术教育应该运用恰当的引导方法让大学生既接受传统审美观念，又不失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影响当代大学生审美情趣变化的因素

经济上一系列重集体轻个人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在大众思想上形成了重集体轻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大部分的生活用品靠国家计划供应，普通民众没有开展自己喜欢的文化娱乐形式的经济能力，只能随大流。可以说当时的经济环境限制了青年人对多样化审美情趣的培养。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环境的逐渐开放，各种经济成分在中国内地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不同文化形式迅速发展，对大学生的审美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次，在政治上，国家在思想文化上的政策对大学生的审美观念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理念是政治决定一切。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国家对文艺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政治上较宽松的氛围以及相对自由的政策环境，使得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观有了改变的空间。在文化上，大学生审美情趣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文化的逐渐多元化。全球化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使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万花筒”，青年大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同的文化样式，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观念。另外，在学校教育上，改革开放前后对于艺术教育的工作目的也不一样，这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学校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影响。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于“转型期”大众文化的沉思

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及其活动的广泛展开，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前中国人的日常审美取向及审美意识。潘知常代表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所固执的命题：“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

陈炎代表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于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傅瑾代表通过对中国戏曲盛衰的历史性审视，而认识和评价大众文化的意义，认为中国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主要受着大众审美观念的支配；何时民众没有话语的权力，何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艺术，大众艺术就必然衰亡，中国戏曲的盛衰是一个突出的样本。

袁济喜代表认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可谓忧喜参半。有些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中国传统美学以政教为中心，审美境界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尽管宋元以来出现了商业化大众文艺，但一直被裹挟在封建体制之内。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断裂在转型期则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弥补大众文化中的真空地带，建立健康的大众审美文化机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考察与界定

在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讨论中，与会者尤为关注的是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美学话语问题。姚文放代表指出，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应将自己的话语中心落在建立人文精神之上。美学的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理性化的，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常表现为一种人文理想。这种人文理想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种价值体系以凝聚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使之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取一种健全、合理、向上的趋势，进而有效地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张胜冰代表认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恰是当代美学话语转换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性问题。传统美学话语中的人文精神是依据传统哲学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强调美学的人生哲学意义和终极关怀作用，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与当代人所处的文化情境形成较大距离，以致造成当前审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失落。美学要重塑当代人的人文信仰，其话语转换中的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用传统话语系统来演绎今天的现实，而是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在这种对话中找到它们之间相互沟通、接轨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最佳契合点。

现实文化背景下的文艺状态

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的现存状态、进路选择，以及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艺术精神何去何从的问题，许多与会者颇为关切。王德胜代表从文化背景的考察切入，认为90年代的中国文艺转型，在特定方面正与市民文化意识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对普通人生的实话实说中，在对平常生活琐事和凡俗情绪的缀拾中，90年代中国文艺成为了一个个满足市民文化意识的叙事文本。这种文艺转型与市民文化意识的认同，其策略表现为：其一，以审美主义的叙事形式来拆解历史的深度模式，并在拒绝“沉重”的过程中追逐生活的轻松、闲适和快意；其二，在渲染市民情调的人际温情中，对人（包括知识分子）进行心理疗治，如《北京人在纽约》、《过年》、《渴望》、《秋菊打官司》等，即不仅投合了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的温情要求，而且投合了处于“无奈的守望”之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温情幻象。

罗筠筠代表指出，80—90年代普泛的文艺创作心态不是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忘”，而是“入”。无论文学、绘画，还是影视，当代艺术家所追求的是揭露现实、开掘人性、宣泄渴望。正因为此，当代艺术家很少有那种来自心灵与技巧解放的自由感和充实感，也很少有那种“心斋”下“踌躇满志”的审美观照。

朱青君代表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较为宽松，以及文化传媒现代化，为大众提供了参与艺术创造和自娱自乐的诸多便利和可能，大众自身的艺术潜能也可以得到较充分的挖掘。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

尽管本次会议并未事先明确拟定“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这个议题，但在研讨中，与会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怀和一种明确的共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任重道远，对其出路也需作多方面探索。

有的代表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美学的真实而持久的发展，需要美学研究者站在美学学科的前沿位置上，广泛联系当前文化进程来深入考察和探索现实的中国文艺和中国人的审美生活，从而确立美学话语自身的现实功能的价值。

岳介先代表则认为，当前我国的美学研究陷于一种独自咏叹的困境。缘由是大众需要的东西研究者关注的少，而研究者所热衷的东西，许多人并不理解。所以，出路之一就是改变研究思路和侧重点，即，切切实实地关心大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以强化美学的应用而改变自身形象。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大学；美术教学；民族文化意识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有学者预言，在这个世界上，登上最后领奖台的，不是经济大国、军事强国，而是有着先进思想体系的国家和民族。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是贯彻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其思想的内核。而今，商品社会、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汹涌澎湃，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负面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而来，甚至造成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发生扭曲，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失落的危险，或者被边缘化。经济等综合国力相对弱势的民族，其文化也相对低迷，有的已经被取代，世界文化单一、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研究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乃至世界，都是有益的。

民族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是民族的“DNA”，是民族的精神皈依，很难一言以蔽之。近代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继承的尝试，但国贫民弱，弘扬弱势民族文化，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当下中华民族正处于腾飞的时期，国家地位持续上升，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才有了基础。有民族良知的学者都在尝试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融合，毕竟，在严重西化的现代社会，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对饱含民族文化的美术作品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作品中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是消极的，民族的美术作品常常被学生认为已过时，或者不能理解。对于传统，我们忘却的太多了，固本正源，还是要从青年人身上下工夫。1988年，在法国召开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在会后发表的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两千七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所以，社会需要民族文化的回归，校园需要民族文化的回归，课堂需要民族文化的回归。

“美术学科教育的本质，概括地说就是传递美术文化与育人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传播和继承美术文化知识的必要手段，是一种文化存在的形式。它的内涵是培养人，其实质是将人类认识和创造的美术成果向受教育者内化，促使其身心发展，并实现其自身的社会化。因此，美术教学具有传递美术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优秀的人格特质的功能。

大学美术教育是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途径，一方面，美术课程的内容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美术教育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审美观、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而且，美术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

一、利用传统绘画进行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

中国传统绘画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史，传统绘画本质上已经不单单是纯绘画，它是一种民族思想的载体，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一点与西方绘画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绘画往往把精神寄寓融合到绘画中，或直抒胸臆，或隐晦表达，它的形象已不单是山川花草，而是生命的再现。传统绘画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民族的共性，是一种“绿色精神艺术”。因此在传统绘画的教学中，要围绕“文化”下功夫，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从而锤炼其品格。传统绘画中的诗情画意、禅意等精神品质是学生陶冶性灵、增长其社会责任心的教育素材。

传统绘画是传统民族文化孕育出的一种文化形态和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承载着诸多民族文化精神的符号。我们当下的美术教育体系是西方的舶来品，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传统绘画已经过时，甚至对其轻视，认为传统绘画与西画相比，是陈旧和落伍的，这当然是短视和片面的。实际上，历史怎样解读，依靠诠释者的眼光和知识结构，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我们在熟悉中国传统绘画史的基础上，再用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美学去反观中国传统绘画，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如李唐的《采薇图》即表现伯夷、叔齐二人不与人同流合污、宁死不屈，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典范；近代罗中立的《父亲》，是皇天后土的真实写照，提醒人们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孔子的“仁”是现实中人的觉醒，也是传统绘画理念的根基。仁者爱人，由人之孝外延至国、至天下，使人而生“良心”，并由此拓展到公共秩序中。“礼”是规范，可使社会发展有序，使人的行为规范，使人文质彬彬，是治国所需。孟子的“义”是道德的一种自我完善，与今天倡导的“以德治国”不谋而合。“气”是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画品即人品，画格的高下往往是由人品来衡量的，故欲作画先做人，绘画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意识修养的过程。

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民族文化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积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如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联合国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可见其外延之广。其中包括了传统手工技艺，如武强年画制作技艺、衡水内画制作技艺；民间美术，如苗族银饰、河北蔚县剪纸等；杂技与竞技，如吴桥杂技、太极武术、蹴鞠等；曲艺，如山东快书、河北梆子等；传统戏剧，如昆曲、川剧、秦腔等；民间舞蹈，如弦子舞、苗族芦笙舞、傣族孔雀舞等；民间音乐，如蒙古族长调民歌、川江号子等；民俗，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祭孔大典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原生态的，是民族文化的土壤。我们从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来看，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在生活、生产中智慧的结晶，与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物质文化可以受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非物质文化可以超越这些障碍，影响人们价值认同，培养起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如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集中体现，它体现了民众内在的时间化特色的民间美术资源，有极强的民族认同感。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独具特色的美术文化。这些地方美术课程资源进入教材和作为教学内容，一方面丰富了美术教学内容，结合学生所在地区的美术文化遗产进行美术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对地方美术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也有着特别的意义。自然界中可用于美术教学的自然景观、自然材料等也很丰富，这些作为自然美既可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也可为美术教学中写生、采风提供良好的条件，是美术教学最好的素材。而各地的自然材料，自古以来就是当地民间美术主要的材料。如柔韧的柳条、质朴的芭茅、河滩的沙石等。

在实践教学中，对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的途径是多维的、发散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它同时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围绕传统文化这根主线，搜索民族文化意识的载体。其实，在生活中，有大量这样可以开发利用的美术课程资源，发现生活中的美，开发利用这此资源，对于拓展美术课程空间，丰富美术课程内容，培养民族文化意识，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潘震宙、陈昌本主编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弘扬.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艺复兴；绘画美学；意大利绘画美学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203-02

文艺复兴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兴起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志而全面推行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和新的生活方式，并引发了学术思想、艺术和美学观念上的全面变革。文艺复兴运动波及了整个欧洲大陆，先后持续了300余年之久。这一运动预示着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生，并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作为一个持续了近300年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对艺术的冲击和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直接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美学观念和艺术形式。而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突出影响首先冲击到的是绘画艺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他们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造诣，所留下的绘画美学理论惠及整个西方绘画领域。

一、绘画题材的突破

（一）宗教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所服务的对象和赞助人仍然是教会，所以绘画题材依然是耶稣、圣母、圣徒事迹等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纯宗教的题材。但与中世纪绘画根本不同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已经极少出现表达单纯基督教宗教含义的绘画。当时的教皇、主教、国王、贵族等都想要通过永恒不变的艺术形式使自己的形象保留下来，借以获得不朽，由此促进了世俗性艺术题材的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面对世俗性题材的客观需要，艺术家们必须使绘画成为“一切艺术之花”，使“死人在许多世纪之后还栩栩如生”。①也就是说画家必须把写实、逼真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加以研究。

所以，画家对于耶稣、圣母等宗教人物的描绘，也不再是以超尘脱俗的神圣面孔出现，而是用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来表现神性。他们创作的重心已不仅仅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立足在常人常情来展示圣人的崇高感，由此唤起人们普遍的同情和共鸣。在文艺复兴早期卓越的画家乔托的壁画《哀悼基督》中，他将圣母塑造成一个用手臂搂住儿子的头，左手轻抚着他的颈项，悲痛不已哭泣着的普通妇女般的形象，而其他的人物也以各种形态体现着他们无法遏止的悲痛的心理状态，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生活真实感，使人物形象更加富有人情味。

（二）人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认为，赞美人体、欣赏人体是一种重大的罪恶，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重新发现了人体美，他们在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之时，巧妙地利用了基督教“上帝造人”的理论来开创对人体美的表现。这正如丢勒所说：“上帝按照人应有的样子一劳永逸地铸造了人。我认为，完美的形式和美都包含在一切人的总和之中。”②而在当时的意大利上层社会的聚会中，总是会有参与其中，那些助兴取乐的往往在聚会上受聘于画家的人体模特儿，这从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人体美的欣赏兴趣和审美能力。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流行的享乐主义对基督教禁欲主义产生了冲击，开创了一种新的面对现世的生活方式，为绘画艺术开辟了一个全新表现人体美的创造领域。从此，无论是表现基督教思想的题材还是表现古希腊罗马的题材，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形象。虽然当时的教会对人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画家们关于人体是最难表现、最高境界之美的信念已坚定不移。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驱使下，才成就了拉斐尔、提香等一批卓越的画大师。

（三）自然和谐之美

除了对人体美的发现外，享受大自然之美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审美情感的重大转变。15世纪弗兰德斯画派的胡伯特和约翰・梵・艾克开始专门创作风景画，这对意大利绘画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阿尔贝蒂是文艺复兴时期较早倡导艺术“师法自然”的理论家，他认为：“大自然，只有它才能充满自己的各种形象，所以我们要师法自然，并且要师法到那种程度，使观者能与哭者同哭，与乐者同乐，与悲者同悲。”③他强调大自然可以提供绘画的各种形式，绘画也当逼近大自然而进行。

自古希腊以来，“美”和“和谐”都是艺术家和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中世纪时，这两者被理解为“神圣上帝的整一性”，而艺术的“和谐”就只是对这种整一性的模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这种和谐，就是指艺术客体各个不同部分相互之间及与整体之间的完全一致”。④触发这一对自然风景题材新诠释，正是来自大自然自身的和谐。

二、绘画技巧的创新

（一）透视法

早在希腊化时期，艺术家们就已开创出“短缩法”，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物体离我们远去时体积会越来越小，也不懂得如何让物体在画布上逐渐变小。正是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借助当时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开创了“透视法”。吉贝尔蒂发现了直线透视法，马萨乔发现了空间透视法，而佛罗伦萨画家保罗・乌切洛在研究“透视法”数学原则的基础上，在创作中把“透视法”付诸实施。在他们的努力下，过去绘画上平面的二维空间变为虚拟的三维空间，事物在空间中的比例关系逐渐明确起来，画家在画布上表现的空间同人们的视觉感受开始吻合起来，产生了逼真的艺术视觉效果。

（二）人体的数学比例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的观念和思想方法的变革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更新。意大利的画家们为了更科学、准确、生动地表现人体美，将数学、解剖学与绘画人体相结合，并亲自去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的内在组织、肌肉结构和在运动状态下的变动等。达・芬奇就曾解剖过30多具尸体，在他的笔记中留下了大量的解剖图和文字说明，为人体比例学成为绘画科学中的重要部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达・芬奇对比例相当推崇，他认为：“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神圣的比例关系上，各特征必须同时作用，才能产生使观者往往如醉如痴的和谐比例。”⑤

（三）渐隐法

在前人的研究透视学的基础上，达・芬奇通过创作实践延展了透视中的隐没透视和色透视（又称空气透视）。隐没透视是研究物体为何离眼睛越远会越模糊，而色透视则是研究物体离眼睛远近其色彩的变化规律的。达・芬奇认为：“透视学是绘画的缰辔和舵轮。”⑥在透视学和光学的理论基础上，达？芬奇发明了绘画中著名的“渐隐法”。“渐隐法”是用极为柔和的色彩与柔和的明暗对比使物体呈现渐淡甚至消失轮廓的视觉感。这种模糊不清的轮廓使得描绘的物体互相融入，从而造成一种晕光效果，使物体的层次感更加丰富。色透视法从根本上打破了人像绘画千百年来以轮廓线划分空间位置和范围的传统。

三、范畴与理论的重构

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总是在新旧之间徘徊。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的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同时带有新旧两种时代特征。在从中古时代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一些新的美学命题和美学范畴出现了。

大量世俗性绘画题材作品的出现，使画家们把作品的写实性、逼真性放在了创作的首要地位加以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中提出的“模仿说”和写实精神也成为了艺术家们的倚照和借鉴对象。他们用中世纪的“镜子”比喻来说明“艺术是一面镜子，艺术反映自然”，虽然这样的解说已不符合中世纪“镜子说”的观点。

达・芬奇等人为代表的“镜子说”代表了当时新的写实和审美观念，在此基础上，“逼真”、“真实”等美学范畴产生了，这些新的美学原则奠定了近代绘画美学的基础，并直接促进了艺术领域中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精神的出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绘画美学理论以乔托、阿尔贝蒂、达・芬奇为代表，他们在探讨艺术的真实性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乔托提出了画面构图的新美学观念，他认为绘画“不仅仅是文字的代用品”，“好像亲眼看到真实事件的发生，跟舞台上演出时一样”。⑦由此他的构图多主题鲜明，情景集中，多组人物趋向一个中心，显示出多样化统一而形成的和谐。

而对新古典艺术理论影响巨大的阿尔贝蒂则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渊博的理论修养，他倡导的艺术的“师法自然”，师法到“使观者能与哭者同哭，与乐者同乐，与悲者同悲”。这正是强调了艺术应当模仿自然，并且要真实地表现人类的情感及行动。

阿尔贝蒂的理论思想直接促成了达・芬奇关于艺术理论的宏伟构思。除了以上已经提到的“镜子说”，达・芬奇提出的透视、光影色、比例等都是绘画创造第二自然的标准，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同艺术创作实践相结合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正如达・芬奇所说：“绘画，实际上是科学和大自然的合法女儿。”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因社会变革而引发的美学观念的变革，新的写实的美学追求，它所蕴含的写实性、逼真性，迫使艺术家改变了过去使用的绘画表现手法，使新的革新成果广泛应用于艺术领域，使文艺复兴的艺术以崭新、独特的形态展现在人类的艺术舞台上。

注 释：

①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8.63.

②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49.

③彭立勋.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3.

④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34.

⑤彭立勋.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5.

⑥阿・阿・吉贝尔，符・符・巴符洛夫.艺术大师论艺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120.

⑦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9.201.

参考文献：

〔1〕米凯尔・列维.文艺复兴盛期[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彭立勋.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B.鲍桑葵.美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8篇

1.更新教育观念美术教育的价值不只是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提升学生的素质教育等，美术教育在开发学生创新思维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美术教师要注重学生的综合发展，摒弃僵化的教学模式，给予学生更多发挥想象的空间，利用美术特有的艺术性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艺术的价值是创造，失去创造力，艺术就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因此，在大学教育中要通过开展美术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体验快乐，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发展素质教育。

2.强化学生审美意识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美术教育更多的是训练学生的绘画功底，忽视美术教学的本质；注重绘画作品的美观程度，忽视作品的思维模式；注重学生技能的学习，忽视学生内在修养的提高。这样导致学生缺乏审美意识，鉴赏、想象以及创造的能力不强。美术教育是大学教育中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突破口，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使学生感受到身边更多美的事物。在美术教育中，教师应通过美术作品引导学生感受大自然、贴近大自然，充分体会大自然的美。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才能产生强烈的追求美的愿望，逐渐提高审美意识。强化学生的审美意识，有利于学生从心灵中体验到美的存在，从而逐步使学生的心灵更加纯净，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在大学积极开展美术教育，有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教师在美术教育中，要引导学生主动欣赏美术作品，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其正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审美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见成效，教师要让学生在平时多观察，体会大自然的美。只有使学生自发地感受美，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其主动投入美术学习，提高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二、结语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9篇

1．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

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主要集中在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样三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就起大学美术教育的教育功能来说，“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重任。”换一种方式说，美术教育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实现人之“主体性价值”。按照鲁迅所说：“美术可以辅以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总之，美术教育功能是陶冶人之情操，净化人之心灵，让人们的主体性价值得到积极地发展，从而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席勒语）”。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主题，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第二，就大学美术教育的认识功能来说，主要是指通过以艺术鉴赏为前提，去了解自然、认识历史、把握现实、体悟人生、扩大人生视野，以便获得智慧的启迪和指导生活的价值，不断向着新的意义攀升。第三，就大学美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来说，它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也不是为了接受教育的思想，而是为了人之身心愉悦，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心身得到积极的休息，暂时摆脱外在社会的牵连，不与外在社会发生任何的功利瓜葛。因此，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一个不与现实社会发生任何利害瓜葛的世界，可以使人摆脱生活的千疮百孔，体验不能经历的冒险、不能得到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艺术的最初动机都莫过于此，当然，这也无疑构成了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的作用和重要性。

2．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创造性品格

当代美术教育对于创造性品格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急功近利的情况，从这个立场出发，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品格其主要体现在主体性的不断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学美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整体所面对的任务，在他们的身后，是长长的过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创造，但过后却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传统。后起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权从传统中吸取养料，但却无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没有对前人的观点、理念和思想的创新，又何来进步，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何以得到彰显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们加强教育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并借以启发灵感，激发主体意识的创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实现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才能使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价值和意义得到实现。

二、结论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0篇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着名批评着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着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着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 唐。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1篇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影视美术 兴起 美术研究 挑战

影视美术是美术领域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在过去美术界往往是忽视影视美术的发展的，关注的程度明显不够。然而近年来，美术界和影视界合作较多，影视界在国际市场上飞速的发展，各种影视文化在不断传播，然而对于呈现出日渐衰减态势的美术界而言，美术的研究者不得不开始担忧，影视美术的兴起将会给美术领域的研究造成一种无形的冲击，研究课题需要面临新的障碍，并开始质疑许多美术领域的传统理论，对原有的美术理论格局形成一股冲击波。

1 影视美术体系的转型与兴起

近些年来，在影视美术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影视界的部分研究者对影视的探索和研究速度很快，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注意。此外，根据目前的形式也可以看出影视美术的研究越来越与经济产生紧密的关系，应经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远远不同于之前的美术、文化等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影视的最前端已经逐渐从“影视文化”向着“影视产业”进行转型。至于美术领域，它实际上也在经历一段悄无声息的变革，那就是它正在从传统的美术研究和美术教育的“两史一论”逐步向理论研究、设计技巧以及艺术管理等产业研究方向发展，形成了“大美术理论”的新局面，对于这样的巨大转变，美术界目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术的研究体系一直都以“两史一论”为核心，包括中外美术史和美术概论，此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美术批评。目前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原理都是以这个理论体系为基础建立的，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形成也是结合了模仿文学、美学等许多人文学科的精华共同创造的结果。

本文以著名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为实例，详细描述了美术体系的改革现状，中央美术学院最早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代表了中国最早一期的美术体系，在后来八九十年代的几次改革后改名叫做美术学系，该学院主要研究中外美术历史，在变革幅度较大的九十年代也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然而目前在影视美术的强烈冲击下，该院校的美术理论教育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美术史系仅仅作为刚刚设立的人文学院的一个系别，除了开设美术史这个专业外，还设有艺术市场、艺术产业、展览策划等一系列新型的专业，且这些专业每年招到的新生人数大大超过了传统的美术专业的学生人数，这无疑证明出影视美术的发展对传统美术的巨大影响。

2 影视美术学术改革的背景

美术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包括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蜕变，每一次的改变都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革。最主要的过程就是从狭义的“两史一论”最终发展成为当今符合美术产业发展以及当前研究背景的广义上的美术理论。对于新时期的美术研究者而言，他们不仅需要具备美术领域的技巧，同时也要兼顾到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等学科，这些复杂的学科相互交织，对美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时展和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众多学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下，影视美术应运而生，同时设计艺术、文化创意等几大产业也随之兴起，这显然对于传统美术理论来说是强有力的冲击，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原有的理论开始相悖，新旧理论的交汇使得美术理论变得混乱。美术产业所面临的改革浪潮，驱使其必须在外延作出相应的拓展，必须要从传统理论快速过度到新的美术理论体系上去。

在之前提到的美术批评理论中，它是美术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相对于传统的两史一论的美术体系而言，对美术实践的认识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建立起美术批评的目的在于它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美术产业方面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其又无法对美术产业做出整体上的指导。它的产生是由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二者结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人文科学的影响。当今社会，对于美术理论的研究不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术理论做出解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美术的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让新的形势引领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理论研究并未对其具体任务做出明确答复，所以，美术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知识框架应尽快有单一的美术向其他社会学科转变，不能满足于过去美术艺术在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一枝独秀的旧形式，为新的思维和视野的打开提供方向。

美术学院是最早的美术理论的发源地，各大高校有些就为此做出了鲜明的表率作用，但现如今社会上一些原本源于美术产业的其他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影视美术行业，这样使得美术的理论知识体系难以继续维持，这是由于各大高校的文化背景仅限于单一的学科知识，而美术领域的快速转型需要美术、创意、影视等各大产业综合起来作为背景。这种新形势的学科不仅仅指传统学科，更深层次的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等当今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

3 社会科学的融入对影视美术以及美术研究的挑战

3.1 社会科学融入带来的挑战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新时期；文艺美学；学科确立；胡经之等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5-0030-01

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时期，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民国学者的文艺美学探索曾出现某种中断。20世纪80年代，为了恢复被中断的文艺美学的理论探索，胡经之借用王梦鸥《文艺美学》之书名，率先在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中构想建立"文艺美学"学科，此举立即获得当时长期钻研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的周来祥、杜书瀛、童庆炳、朱立元、曾繁仁等学者的拥护与响应，他们纷纷创建各自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并撰写文艺美学专著，确立了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学科地位。

1.胡经之首倡建立文艺美学学科

开创了新时期文艺美学学科范式和理论研究。他将"文艺美学"定义为"不是传统的艺术哲学，也并非过去所说的文艺理论，而是和美学、文艺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1]，认为文艺和审美存在着一种交叉联系，应将文艺美学看作成美学与诗学的融合。他从生命本体论上打破了先存已久的美学与艺术视阈隔阂，以生命本体论视角来重新审视文艺活动的审美规律，打破了我国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主客体反映论的理论范式。他摒除静态的审美观念，推崇动态的审美体验，并将之确定为艺术审美活动的核心和本质，同时又不断引申探讨审美活动、审美体验、审美超越、艺术意境等概念，最终建构出"体验论"文艺美学理论。

2.周来祥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理论范式的共创者

为文艺美学研究和兴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和谐论"文艺美学思想开拓了新时期文艺研究的疆域。周来祥认为在经历近代西方科学分化后，文艺美学因自身规律性而独立自主，它是美学的分支，并不是文艺理论的附属支部，应当是从古典美学中分离成长出来的。他强调艺术掌握"既不是单纯的物质实践，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思维，而是两者的融合"，"它是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认识、情感与理智、具体和抽象、物质实践性和精神意识性的和谐统一"[2]。他提倡"美是和谐"的基本理念，运用系统的方法论，重视美的艺术要置于关系之中进行研究，"美在关系说"展示出主客体间充满和谐的联系。

3.杜书瀛在新时期创作的"价值论"文艺美学思想

基本确立了当代学者共同研究文艺美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在1992年创作了《文艺美学原理》，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兴文艺美学的学科地位。该书指出"审美活动是人之作为人的本性表现之一，是人自身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是人自身的一种特殊生活形式"[3]，而人的本质和审美活动紧密相连，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存活动特有的一种属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社会属性。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文艺美学的核心范畴就是审美，所以审美活动是人类审美价值的生产过程。杜书瀛"价值论"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魅力在于重视人类生存的普遍价值需求，体现出文艺活动中审美的文本价值和创造价值意义。

4.童庆炳开拓出全新的"阐释论"理论

对文艺美学学科范式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他主要以审美特征论来阐释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可概括为"阐释论"文艺美学。他早在80年代就积极从事文艺美学理论研究，其文艺理论著作从未以"文艺美学"命名，但其《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等作品反映出其理论观点。他重新确定文学本质为审美特征的思想，有利于纠正我国文艺长期坚持生活论的偏颇，更新了新时期人们对文艺审美本质特征和规律的理解。童庆炳阐释文学活动审美特征时，不仅强调我国古典文艺学说理论，还巧妙运用欧美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对审美活动展开语言阐释，做到中西学术话语结合的境界。

5.朱立元认为艺术审美是通过欣赏意象才能获取审美体验

创建出体系化的"意象论"文艺美学。他在《美的感悟》和《美学》中概括了古今中外的"意象论"研究，把学科对象研究转向了具有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审美意象，从意象视阈中讨论艺术对审美的韵味和价值意义。朱立元指出："我们在无限多样的艺术品中可以提取到所有艺术品共有共通的东西，那就是艺术意象。"[4]艺术从生产创作一直到成品的过程，再到欣赏者接受的整个环节都依赖意象，全部流程中意象都是核心部分，缺少它艺术活动便不得持续。艺术创造的环节是关注意象的生成，通过对审美主体主观意识的客观化，最终将这种捉摸不透的意念整合出一个理想化的实体，即体现出意义内容的形式符号化或者物化。朱立元"意象论"文艺美学既有西方意象论美学的理论分析，又注重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境界，强调意象向意境的提升，使得文艺美学更具理论新意和学科价值。

6.曾繁仁将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

充分发挥了审美"经验"的社会价值和艺术现实性，可称之为"经验论"文艺美学。他借助当下现实生活，把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为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艺术的审美范畴、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艺术文本的审美特性、艺术的接受、艺术与人的审美化生存等问题，构建出完整的"经验论"文艺美学体系。曾繁仁将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理论核心和研究范围，重新阐述了本质主义和认识论美学，开启了审美范畴、审美特性、艺术的接受以及发展形态等美学理论研究，为酝酿文艺美学理论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90年代文艺美学"六大家"汲取五四时期的理论养料，各自从体验论、和谐论、价值论、阐释论、意象论和经验论视角实践新时期学科问题钻研，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明确了审美作为文艺研究的理论范畴，颠覆了传统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隔离的状态，从而促成了当代学科理论范式的革命。此时期确立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是文艺美学的学科属性及其理论建构，取得了学科理论体系化、丰富化成就，并且成功吸引、培养了大批中青年学者，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周来祥.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J].文史哲，1983（3）.

[3]杜书瀛.文艺美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4]朱立元.美的感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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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4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大美术论文范文第15篇

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重视人才和学术的大气候逐步形成，“”中的万马齐暗的局面被打破，极“左”路线得到纠正，美术创作活跃起来，西方现代艺术及西方哲学、艺术思潮和理论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切都为中国的美术理论研究制造了良好氛围。30年来我国的美术理论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本文仅选取美术基本原理的研究和美术学学科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和外国美术理论研究分三个方面作一简述。

一

中国古代画论书论是相当精彩的，进入20世纪，由于“美术”一词输入，画家和理论家开始对美术各部门做综合研究，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基本原理。这方面中国原没有现存的东西参考，于是向日本人借鉴。20，30年代编写的《艺术概论》，《美术概论》就是如此。20世纪前50年仅见黄忏华编写的篇幅不大的一本《美术概论》(1927年)。约50年间不再见到《美术概论》一书出版。直到1980年，武汉大学美学家刘纲纪应邀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讲课，才开设《美术概论》课程，讲课内容由邓福星、水天中整理，印行了打印本，后来部分章节在《美术史论》期刊上发表。这本《美术概论》全本至2006年收入刘纲纪《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解释美术的特征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美术概论》。1994年王宏建，袁宝林主编《美术概论》，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概念明确的美术基本原理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水平。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美术概论教材有较大需求量，梁江出版《美术概论新编》，邓福星近期出版了《美术概论》。他们在章节，体例及观点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美术原理研究方面还在探索中，在框架体例和观点方法等方面还需要更大的突破。

美术学经80年代中期邓福星、张道一先生提出，90年代初被国家列为二级学科，对美术学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本人曾主编《美术学研究》丛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期，发刊词《加强美术学学科建设》在《美术观察》1997年发表后曾引起反响。邓福星主编10本套书《美术学文库》，2000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有丁宁《美术心理学》、孙津《美术批评学》，徐建融《美术人类学》、王菊生《造型艺术原理》、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程明太《美术教育学》、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和李广元《色彩艺术学》。这套丛书对推动美术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当初还有学者极力反对“美术学”，但现在已经发展为与音乐学，戏剧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为学界普遍接受。有关美术学学科方面的专著还有张道一主编的《美术鉴赏》，梁江的《美术学探索》、梁玖的《美术学》《审艺学》、王林的《美术形态学》、许正龙的《雕塑学》、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董占军《艺术文献学》，孙长初《艺术考古学初论》、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等都为美术学学科建设尽了努力。国家已设立诸多美术学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十分重视美术学人才培养。在研究方面，美术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分支方面的研究有待向纵深发展，另需扩展美术学分支及交叉学科的研究。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美术研究亦取得一批成果，袁宝林率先于1998年出版《比较美术教程》。邓福星于2000年主编“中西比较美术丛书”，收录李一《中西美术批评比较》，郭晓川《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廖阳《中西美术题材比较》和李雪梅《中西美术收藏比较》。此外，陈振廉出版了《近代中日艺术事实比较研究》，孔新苗、张萍出版《中西美术比较》，王镛出版《移植与变异――东西艺术交流》和李倍雷出版《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将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或中日美术，东西美术进行比较，试图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美术的特征，亦反映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展。在西方比较文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人文学科，在中国比较文学也取得显著成果，而比较美术还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不断加以研究，促进其发展。

在美术理论专题研究方面，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位美术学博士生。均选取原始艺术做博士论文，后修订出版。著作有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刘骁纯的《从动物到人的美感》，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孙振华的《生命，神祗，时空――雕塑文化论》，这些论著无论从材料、观念和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此外，阮荣春主编了《美术学博士文丛》、程大利主编了《美术学博士论丛》，收录近年美术学博士所写的博士论文，展现美术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及其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已故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先生，他在美术理论、艺术美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中国特色美术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从艺术创作与鉴赏、艺术直觉与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理论，为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80年代，刘纲纪编选三卷本《王朝闻文艺论集》出版。80年代以来王朝闻出版《审美心态》《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不到顶点》《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及22卷《王朝闻文集》。

在专题研究方面曾发生一定影响的著作还有陈醉的《艺术论》、邓福星的《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吴冠中的《东寻西找集》、翟墨的《艺术家的美学》、范景中的《图像与观念》、曹意强的《艺术与历史》、林木的《论文人画》、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通鉴》，毕建勋的《万象之根――中国画基本原理和方法》，郑工的《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牛克诚的《色彩的中国绘画》、河清的《现代与后现代》、吕澎的《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朱青生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吕品田的《中国民间美术观念》，袁运甫的《有容乃大》、邹文的《美术社会观――当代美术与公共文化》等。翟墨和 王端廷最近主编《艺术东西丛书》，收录12册最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个性特点，常有独到之处，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部分画家和批评家的有关文章对美术理论建设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如8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发表的《论形式美》《论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7》等文，对改革开放初期美术界解放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在90年表的《笔墨等于零》以及著名画家张仃发表的论辩文章《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也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公共艺术家袁运甫发表的有关壁画和公共艺术学科的论文，对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有关批评家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中对美术理论和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所帮助。代表评论集有彭德的《视觉革命》、郎绍君的《重建精英艺术》，水天中的《历史、艺术与人》和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等。

二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画论这一学科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理论作为借鉴的需要，研究中国传统画论都是重要的课题和任务。20世纪前期和中期，黄宾虹、邓实，于安澜、余绍宋。俞剑华、邓以蛰，滕固，刘海粟，沈叔羊等人在中国画论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又有一批著名美术史论家和美学家进一步对中国画论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如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对魏晋南北朝画论的研究、葛路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金维诺的《中国美术史论集》下册“史籍与鉴评”中关于中国古代绘画著述的研究、杨成寅的《石涛画学》等，这些老专家或者在画论通史方面，或者在专题专篇方面，或者在画论断代史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阮璞教授在《画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辩》《画学续证》《画学十讲》等专著和文集中，对中国画论画史考证、论辩尤见功力，其《谢赫“六法”原义考》《苏轼的文人画观》等，解决画论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见，对中国画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30年来，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籍整理编纂方面的书籍有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王伯敏，任道斌编《画论集成》，周积寅编《画论辑要》、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以及谢巍在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基础上又增加诸多篇目编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卢辅圣主编14卷几千万字的大型书画文献集《中国书画全书》。此外，黄宾虹，邓实在民国时期编辑的多卷本《美术丛书》、俞剑华在60年代编辑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也分别再版。这都为古代画论研究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在画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有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张安治《中国画与画论》，薛永年《书画史论丛稿》，袁有根《“历代名画记”研究》、韦宾《唐代画论辩释》、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邵宏《衍义的“气韵”》、钟跃英《气韵论》、张强《中国画论系统论》、贺万里《鹤鸣九天――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张建军《中国画论史》等，这些专著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中国画论的研究。

在绘画美学史和思想史及批评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可喜成果。代表著作有郭因《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史》，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樊波《中国绘画美学史纲》、刘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温肇桐《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林木《明清文人画思潮》，以及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杭间《中国工艺美术思想史》、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等。这些著作较系统地梳理和较深人地研究中国绘画思想，美术思想、批评理论以及断代美术思潮史或美术理论史，对中国美术理论史学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述中老年学者在中国美术理论史和画论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目前有不少艺术学和美术学的博士生与博士后作博士论文与研究报告注重选择中国画论和画学断代史与专题进行研究，补充研究队伍和新生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对于持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必需的。此外，除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研究，还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将古代画学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力求创建新的中国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体系，观念与流派。这是今后学者们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在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艺术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来的几十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我们对西方艺术及其理论基本拒之门外。80年代初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成果和理论再一次涌进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李泽厚主编的大型《美学译丛》，将西方美学名著包括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和沃尔夫林的《美术史原理》(中译名《艺术风格学》)等30多部著作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单位分别出版。译介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也成为热潮，使之成为近30年中国美术理论的一大景观。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的建设和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均起到较大作用，他曾担任《美术》杂志主编、现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对组织美术理论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的《论古代艺术》，主编“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在国内最早出版《西方现代派美术浅谈》，系列论文《美术中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评述》《达达主义与美术》《再谈超现实主义美术》《从新艺术运动到包豪斯》等，对西方现代艺术和思潮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专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在艺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学者范景中在80年代就开始系统翻译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等，在中国掀起一股“贡布里希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曹意强译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潘耀昌译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古典艺术》(与陈平台译)、埃尔金斯《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和希尔特勃兰特《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陈平译李格尔《罗马晚期工艺美术》、刘景联等及邵宏分别译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张坚，周刚译沃林格尔《哥特形式论》，傅志强译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易英译迈克尔・霍丽《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李政文，魏达海，罗世平译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康定斯基论点线面》，朱伯雄和曹剑译赫伯特・里德《现代艺术哲学》，迟轲译文杜里的《西方艺术批评史》，还主编翻译《西方美术理 论文选》，范景中主编翻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此外，常宁生和王端廷也翻译了西方现代美术史论著作。一批在西方近现生影响的重要美术史学和美术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读者面前，其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美术史论研究者产生较大影响。在美术理论的翻译工作中邵太箴、佟景韩、迟轲、朱伯雄、杨成寅，范景中，曹意强，潘耀昌、陈平，张坚，易英、王端廷、常宁生，邵宏等人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系统地组织了有关翻译著作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