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教案范文
茶馆教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茶馆环境设计；传统文化；图案；应用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当前这个现代化的后工业文明社会中，我们的茶馆环境之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不是一种价值的倒退过程，而是一个精神审美的过程。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式茶楼”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文化存在，在当前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表现注脚。本文认为，在茶馆环境的设计理念中，巧妙地应用适当主题的传统文化图案是一种将“茶与艺术”相结合、将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结合的美学实践过程。这种美学的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1将与茶文化有关的传统文化图案应用于茶馆家具载体中
如上所述，茶文化是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联合体。现代社会家居文化具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特征，市面上的家居坚持实用和简约的风格，以满足生活实用需求为主要目的。但在茶馆的家居装饰中，人们的消费不仅仅是局限于茶水本身，同时还涉及到颇具视觉意义、审美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的文化符号。原因在于，这种传统文化装饰符号可以在较深层次上解决后现代人的精神空虚、文化虚无的某些症候。因此，在茶馆的家居装饰中，我们可以选取与茶文化有关的吉祥符号图案，诸如铜器纹、瓦当图案、汉画像石训、方胜盘长等。设计师可以将这些装饰品与茶馆内的柜子、茶几、茶桌、屏风、衣架、博古架以及床榻等家具进行结合，在这些家具的显著位置进行布置，将审美价值注入家具的实用性之中，做到艺术性原则与实用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2选择合适的表现手法营造最佳的传统文化展现力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茶文化装饰图案十分丰富多彩。设计师在利用这些传统图案时，通常会使用雕刻和镶嵌等工艺技术。当然，到了后来还有诸如粘贴、烙花、刻漆等表现手法供设计师选择。例如，为了增加茶馆的文脉延续功能，提高茶馆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在屏风、床榻、椅子等家具上雕刻上诸如“寿”、“福”、“梅兰竹菊”、“竹报平安”以及“五谷丰登”等吉祥图案。又如，为了突出茶馆的典雅细致、玲珑剔透和工艺精炼等文化品位，可以在一些适合匹配贝克、玉石、动物骨骼、玛瑙、水晶等物件的小家具上（例如书箱、橱柜和套几）镶嵌上这些具有传统文化功能的图案载体，从细节上给访客、消费者等一种“雅”“善”“美”的精神享受。对于茶馆环境布局来说，对传统文化图案纹饰的采用主要有直接采用、变形夸张处理、抽象化运用、提炼延续等手法。我们既可以将传统的青花瓷图案直接印在茶具上，也可以对之进行抽象和夸张———比如可以将茶馆中的柱子之类的物件粉饰上青花瓷图案，将之构建成一个形象的艺术品，从中寻找到现代建筑的古典之美；还可以将青花瓷图案广泛地应用在墙壁、屏风、衣柜、壁橱等家具上，配合暖色调的灯光，一种古朴的文化气息便会扑鼻而来。另外我们还可以将青花瓷这种古典的文化图案与现代化的元素结合起来，比如将青花瓷的茶馆背景布图与《青花瓷》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给消费者营造一种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归属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小城故事”主题餐厅的内部设计。“小城故事”主题餐厅不仅仅以邓丽君的歌曲“小城故事”进行命名，还在内部环境装修中广泛地采用了与邓丽君元素相关的内容，比如大量的邓丽君的照片、循环播放的邓丽君的名曲、暖色调的灯饰系统、富于古典和现代相结合的家具装饰等，所营造出来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享受。
3将“率性自然”的传统文化图案与茶馆的整体布局相结合
茶馆的“整体布局”是茶馆整体上呈献给消费者的一种文化感官。作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一种产物，我国的茶文化在本质上的意义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尤其是自然生活。茶馆设计并不刻意追求脱离实际生活的抽象审美，其十分讲究人与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重视“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对此，传统文化图案装饰广泛地被设计师应用于茶馆的灯饰、墙壁、绿植盆栽、背景图、饰品等方面。例如，我们可以在茶馆书房中广泛应用“福”、“寿”、“和”、“道”、“自然”等剪纸图案，借之烘托出一种我国古代禅家反思式的文化氛围，实现一种“禅茶一体化”的审美享受，这符合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又如，我们可以在茶馆照明系统中添加进诸如“龙凤呈祥”、“中国结”、“福禄同寿”等方面的图案符号，营造出一种古色古香、淳于雅致的文化品位。茶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审美的情感导向的文化，本身并不具有物质性和功利性，内在的基本价值导向是让现代人们“返璞归真”，从劳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所以，茶馆设计师不应当仅仅是碎片化地应用传统吉祥图案，还应该注重“整体性”层面，从休息室、室到包间、洗手间、文化长廊等都应当注重人的返璞归真这一命题，做到崇尚自然，让现代人的心境可以沉淀下来、稳定下来，享受快节奏生活中难得的宁静与厮守，为现代人营造出一种最质朴的文化环境和心灵驿站。
4在茶馆文化长廊中按照朝代顺序应用独具代表性的图案纹饰
现代茶馆承载的消费功能不仅仅是局限于一种物质消费的层面，还带有浓厚的精神文化消费的特质，带有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质。对现代茶馆的设计融入传统文化图案的终极目的并非是一种机械的文化复古，而是一种对茶文化精神价值的崇尚———道法自然，崇尚自然、和谐、绿色、健康。茶馆的文化长廊或者包间门牌号等的布景设计可以按照我国古代朝代次序，将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图案纹饰作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来定位。在此，以陶瓷瓷器符号中的图案为例，我们可以将以下这些符号按照次序应用到茶馆中：汉朝至六朝时期以“青瓷”图案为典雅，西晋时期则以青釉洗图图案为典雅，东晋时期青釉中加入了褐色斑点，隋朝时期青釉印花四季最为流行，唐朝则以青釉黑斑为代表，北宋产生了划莲瓣纹并开始出现青花瓷，明清时期瓷器崇尚写意图案等，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印记，我们的茶馆设计可以追踪并应用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图案符号，给人一种完整的历史感，从中感悟到我国厚重的茶文化变迁史。
5重视传统文化图案的色彩调和与均衡
人们在茶馆的消费带有很强的文化消费的特质，而文化氛围的营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色彩调和问题存在着关联。例如，红、橙、黄等暖色调给人一种温馨、包容、沉稳、积极的感受，冷色调则呈现出一种自然、宁静的感受。我们在利用传统文化图案装饰茶馆环境时，要充分考虑到色彩的均衡与调和这个命题。例如，如果茶馆包间中的家具（如木柜、茶几、长凳、书桌等）所采用的是红木色调的话，那么在气氛营造上就可以采用色调相兼容、可以互相搭配的色彩作为搭配。又比如，在采用图案纹饰的时候，背景里面太过深沉的冷色调装饰一般不宜采用，因为它会带来一种死亡、寂静、意志消沉的感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茶水的颜色与周围环境颜色的搭配问题，例如红茶应当与橘黄色灯饰匹配，整体上营造出一种稳重、古典、温馨的气息。在地面砖的选择方面，现代茶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消费的多元主义，不同的消费者对茶馆地板的喜好不同，有的消费者执着于实木地板，有的消费者对石面地板感兴趣，有的则注重庄重优雅的地毯，有的则喜欢竹面木板，不一而足。除了考虑这些材质不同的地板布置方式以外，还要考虑其颜色格调是否与茶馆整体的格调相适应与否。如果选取红木家具、暖色调的背景，地毯颜色则要选择红色或者橘黄色，整体烘托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古典雅致。
6将“软装饰”与传统文化图案纹饰充分结合
“软装饰”是茶馆当中一个重要的装饰组成部分，是形式层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美学认为，审美的客体一般可以包括“形式层的审美客体”、“意蕴层的审美客体”、“道德层面的审美客体”等。软装饰是除了那些相对固定的装饰部分单元如墙壁、床榻等，可以相对自由灵活移动的装饰品。人们在茶馆中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对“软装饰”的满意度是茶馆形成口碑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这些“可支配”的物件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具体物品，是消费者对茶馆形成好印象的直接来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积极借鉴故宫等传统建筑的风格，在屋顶部分用“祥禽珍兽”作为装饰，发扬其“镇宅避凶”、“招财进宝”和“富贵生财”的美好寓意。对于茶馆内的过道和走廊，设计者同样可以采用镂空的传统图案，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氛围。
参考文献
[1]罗琼.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在设计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旬刊,2008(2):178-178.
[2]张红红，辜蕾.浅析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J].科技风，2008(21):14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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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悦，马本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室内设计语言的关系研究[J].大众文艺,2011(19):81-82.
茶馆教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茶馆；城市生活；成都；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微观世界
蜀汉时期，文献上已有蜀地种茶、卖茶的记载。历经魏晋南北朝，茶树种植拓展到长江流域，饮茶渐成风俗，茶叶贸易初具规模。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出现茶馆的雏形，茶叶还大量流入吐蕃和回纥地区。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被誉为“茶叶的百科全书”，使得“天下益知饮茶矣”，饮茶之习还流入北方。宋承唐饮茶之风，徽宗朝翰林图画院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生动地描绘了都城汴京繁华的市井景象，其中亦有大量茶馆和茶楼，当时的茶馆已具有喝茶聊天、品尝小吃、做买卖、谈生意等功能。到明清之际，饮茶品茗之风更加盛行，茶馆业形式愈益多样，茶馆功能也愈加丰富。
进入近代以来，茶馆在中国城市生活变迁中的愈显重要的角色，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思潮文化和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
一、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创作
关于探讨近代茶馆的文著，主要以上海茶馆的研究居多，而对于近代成都茶馆的，却是比较少的。而作者在编写《街头文化》时不断发现成都茶馆的文献资料，这给作者萌发了撰写专著的念头。
文中导言部分叙述了茶馆（成都人称为“茶铺”）在20世纪前半叶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公共空间里存在的“特殊性”和“文化解读”，分为“城市和茶馆”、“茶馆的攻击者和捍卫者”、“城市史视野中的茶馆”、“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资料与文本解读”等六节，。贯穿此时城市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主线：一是国家和现代化加强时的地方文化削弱，二是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对国家权力和现代化的对抗。
全文主要内容分了四部分：
第一、茶馆与城市生活的社会互动，即茶馆的社会史。茶馆是成都市民公共生活的主流空间，市民就犹如茶馆里的血脉，成为日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章考察了茶馆中各种人物的公共生活，揭示了茶馆怎样成为人们社会化的地方，人们怎么样在那里建立人际关系，以及人们在茶馆中进行的其他各种活动。第三章讨论茶馆里的娱乐活动，作为地方戏和曲艺表演的场地，茶馆则提供了场地。从茶馆里表演的内容，这能够使我们看到一般民众得到什么样的通俗教育：大众娱乐使得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们，被无意识地灌输了传统的价值观，这成为地方精英和政府力图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章分析了茶馆的阶级及性别问题。茶馆为来自各个行业、各种社会集团和各个阶层的人们提供了空间。过去，妇女是不能进入茶馆里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逐渐开始接受妇女，20世纪初期妇女开始进入了这个男人的世界，妇女的参与使得茶馆的生意和运作有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慢慢的变化。
第二、茶馆与城市生活的经济互动，即茶馆的经济史。此部分着重考察了作为盈利性的商业机构的茶馆运作本身。第五章从经营角度分析茶馆，包括茶馆的数量规模、管理竞争、雇佣劳动、资金利润、环境卫生、税务负担等。还特别分析了茶馆“这样的小本生意”在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外加国家控制的强大干预下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第六章考察了茶馆职业公会（简称“茶社业公会”）在政府和茶馆行业之间扮演的角色，公会所发挥的作用，如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控制本行业等日常大小事务。控制价格和协调税务是公会处理的首要事务，同时也是公会和政府发生矛盾冲突的最经常的领域，但在控制茶馆数量则是公会与政府合作最为密切的方面。第七章集中讨论茶馆的雇佣（“茶博士”、堂倌、“女茶房”）问题，特别是劳动力、工作状况、性别冲突以及职场文化。茶馆工人必须应付各种人物和问题，他们的经历揭示了茶馆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因此，茶馆成为一个切入点，透过这个切入点可以观察小商业的劳动力和工作环境、性别冲突、大众文化、公共生活以及中国劳工阶层的另一面。
第三、茶馆与城市生活的政治互动，即茶馆的政治史。此部分考察了社会冲突、国家和地方政治是怎样影响茶馆、茶馆生活和茶馆文化的，以及茶馆怎样被政府和精英改良者所控制的。第八章探索了袍哥与茶馆的关系，揭示了茶馆这个空间充当了秘密社会组织的一个码头和公口，支配了地方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本章还分析了茶馆作为维持社区稳定的“民事法庭”，人们在那里解决纠纷和冲突，在社区治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九章讨论茶馆里及有关茶馆的冲突。由于社会动乱，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在茶馆里，民众为生存而奋斗，流氓横行霸道，兵痞毁坏茶馆财物，盗贼偷窃茶馆和顾客的财物等，形形大小事件层出不穷。第十章揭示了茶馆中的政治。茶馆里的“政治”分为三种，即大众的平民政治、改良者所推行的精英政治、政府统治下得国家政治。改良成为政府和精英的政治议程，随着政治的演变，各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则五花八门。从晚清到民国，茶馆总是一个政治舞台，充分展示了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以及两者的复杂关系。抗战时期，茶馆政治更是达到顶峰，茶馆被用作进行全民动员和战时宣传的场所，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联系之紧密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第四、结论为第十一章。对国家权力怎样影响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进行综合讨论，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地方文化对现代化所推行的同一性作出反应和进行抵制，考察了茶馆作为微观世界是怎样反映了大的世界的变迁，讨论地方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全国模式。作者还把茶与西方的酒馆和咖啡馆进行比较，分析中西方之间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异同。并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茶馆、茶馆文化、茶馆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但在多大程度上又顽强地幸存下来。
二、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学术价值
第一，以小见大、从细微入手、折射出宏伟的历史画面。“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这句民谚一语中的，道出了作者的写作思想和意图。此文是作者从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一次实践。新文化史和微观史观是最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的史学新潮，其研究主题包括物质文化史（饮食、居所、家具等）、身体史（性别史）、表象史、语言社会史、旅行史等，其研究方法是相对于宏观史学对一个人物、一种事件或一个组织或制度所做的考证、排比、叙述性的研究。作者以茶馆作为一个微观物体，力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现象，勾勒出在基层单位上公共生活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现的形形的大小事件，构建茶馆和日常生化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
第二，序言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进行了具体讨论，认为它并非过去人们理解的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而是指物质空间，并以茶馆为考察对象，诠释了在近代化过程中，“强国家与弱社会”这对力量对比关系是如何在茶馆这个这个“公共领域”得以体现的。
第三，关于“宏大叙事与日常取向”，即传统的政治或官方的史学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的史学。作者认为：“地区和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当我们把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解决大历史。”
第四，是档案资料的丰富与翔实，乃是中国第一部茶馆历史的成文书。档案资料主要包括成都市档案馆藏关于茶馆的大量资料，这些有价值的记录散布在警察、商务、政府商业管理等档案之中。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家几乎未使用过这些档案。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发生在茶馆中的许多事件，像争执、偷窃、、走私、暴力、仇杀等，在警察档案中亦留下了大量记录。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和警察了许多了关于茶馆的规章，涉及公共秩序、秘密社会、娱乐控制、行为规范、政治规范、卫生标准、服务态度等各个方面。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可信的记录，为研究茶馆以及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此外，作者还使用了大量国内和国外的报刊、学者笔记、私人记录、文学作品等，例如《成都晚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快报》、《四川官报》、《国民公报》、《通俗日报》、《淘金记》等，其中不亚于上百种的英文和日文资料。文中还刊登了大量的漫画和大量国外传教士和国内游人学者在川时拍摄留下的真实照片，使得图文并茂、增强了视觉效果、加强了历史场景的作用。
第五，本文对于研究区域史、城市史、性别史（尤其是妇女史）很有借鉴作用。四川在中国古代以来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因素、地理和经济位置，一直以来是史学重地，因此，《茶馆》的成功，是对于近代以来四川区域史和城市史研究的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突破。对于妇女史研究而言，抗战时期，妇女开始在成都茶馆谋生，被称为“女茶房”。1937年女茶房在成都出现是个新现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妇女进入茶馆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馆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文中第七章通过研究女茶房的不同生活背景、工作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遭受的各种性别歧视和骚扰，以及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各种形象的考察，可以了解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最后，作者还有意识地将中国成都的茶馆和欧美的咖啡馆、酒吧、餐厅进行了比较，这样既给我们提供了参考框架，也使我们看到在不同世界和地区的人们怎样从事公共生活、怎样使用他们所建立的公共空间。
三、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存在的问题和疑虑
首先，第一章（导言）和第十一章（结论）部分内容存在累赘重复的现象，即文中对茶馆研究的三个主题：茶馆的社会文化、茶馆的经济文化、茶馆的政治文化。导言部分已经将茶馆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总的概况叙述了两遍，但在结论部分又复述了一遍，我认为还是多此一举了。
其次，大量的英文和日文资料是由外国人汇编的，由于外国人和中国人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不同，其笔下的资料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犹如1987年意大利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尽管业内和业外对其的评价非常高，但此片带有“欧美人眼中的封建晚期的中国，显得神秘而恐怖”的色彩。
然后，尽管作者是以专题模式来撰写的，但是在“1900年到1950年”纵横半个世纪这样较长的时间段里描述部分内容，结构还是略显得凌乱了。譬如第十章（秩序），“千变万化的政治万花筒”这部分内容，我觉得可以放到第十章开头部分讲解，或者放到第三章（娱乐）里的“娱乐控制”这块。“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的内容可以连着前面的内容继续写，但是标题可以省略。
参考文献：
[1]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贾艳晓.《宏观社会生活到微观茶馆的思考―读王笛》[J].传承.2011
茶馆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茶馆；设计；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大都遵循着“两点一线”的运动轨迹，生活压力比较大，心情时常处于紧绷状态，愈加渴望能够找到一片宁静开阔、亲近自然的空间，为自己找回悠然恬淡的心境，享受到真正的身心舒畅之感。我国民间有云，“晨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种类繁多，产品丰富，自古以来便是世界茶产品生产与消费大国，饮茶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饮茶的过程中，人们将其悠远意境及清雅特质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又吸取了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精粹，形成了博采众长的茶文化，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生了各式各样茶馆的诞生。茶馆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西方的咖啡馆，是我国文化理念、审美艺术、价值观念、民俗民风的集中体现，因此对其设计的要求颇高。现代茶馆在设计上应当将别具一格的中华古典韵味运用到空间布局之中，把传统文化精髓与最新设计手法密切融合，以建筑内外的组合变化演绎出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赋予空间设计以灵魂和情感，实现动静结合、内外交流、含蓄变化的空间构图，从建筑构架到内部陈设再到装饰图案，都体现出国人对吉祥寓意的崇高追求，让现代茶馆设计延续我国传统文化中效法自然、空灵脱俗、自由变幻、天人合一、神形兼备的悠远意境之美，达到实用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统一，实现情与理的相互交织。
1我国茶馆发展概述
茶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出现了供人们饮茶住宿的茶寮，虽不是专业的饮茶场所，但为茶馆的形成作了物质铺垫。茶馆正式形成于唐朝初期，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封氏闻见记》第六卷“饮茶”中有如下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文中所说的街道、集市上卖茶的商铺，便是今日茶馆的雏形了。唐朝盛行饮茶与佛教的流行密切相关，从“不问道俗”可以知道，僧人是最早的茶客，而后扩展为常常以茶会友的文人墨客，最后才推广到普通大众。另外，唐朝中期推行禁酒令，使得茶叶的社会地位愈加显著，品茶赋诗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茶馆由此走上了从起步到飞跃发展的旅程。宋代，茶馆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市井繁盛，万商云集，百业兴旺，无论大街小巷、城内城外均设有各类规模的茶馆，此时的茶馆讲究经营管理，服务也从单纯的饮茶扩大到戏曲表演、接洽聚会、商贸会谈等，并且非常讲究对饮茶氛围的营造。明清之际，品茗之风更加流行，茶馆已经成为人们社交娱乐的主要场所，集休闲、娱乐、饮食、商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在设计方面还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色彩和审美情趣的彰显，成为茶文化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以静、醇、清、雅、真的古风古色为人们带去祥和、安逸的品茗感受，帮助茶客修身养性，达到豁然开朗之境。
2传统茶馆设计分析
我国传统茶馆在选址时强调自然美与环境美，重视人气与地气的结合，在溪畔泉边、山石松林间、清风鸟鸣旁、自然雨露中，或独品香茗，或与三两挚友共享，以天然为趣，寄情于山水，实现天地万物的和美统一，可谓至高的饮茶境界。茶馆在设计时通常侧重于再现自然美景，营造出置身山水间、物我两相忘的审美感受。内部空间设计上通常追求简单齐整、安排灵活，自然而为，毫不刻意。家具陈设等多看重材质的自然纹理与色泽，茶具多古朴典雅、简洁大方，坚固耐用而又不冲撞材质自生的美感。总体而言，我国传统茶馆在设计上主要遵循两个原则。其一，自然而然，宜设而设，因地制宜，一切尚简，力求自然。其二，删繁去奢，绘事后素，大美无言，大象无形，朴素纯真。然而，近年来我国的茶馆在设计上倾向于以娱乐消费为宗旨，设计风格上多追求刻意的奢华，这与传统茶文化背道而驰，不利于我国茶馆的健康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延续。因此，在设计茶馆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用茶文化精神贯穿整个设计理念，结合科学的设计理念与装修材质，打造出功能布局合理、文化积淀深厚、风格清新简约、内涵深邃悠远而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代茶馆。
3传统文化元素在茶馆设计中的运用
3.1文字符号。
文字符号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元素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汉字历史悠久，内涵深刻，是我国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令中华儿女无比骄傲与自豪的文化遗产。汉字形态多样，极具美感，自古以来便经常被人们应用到装饰设计中，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抽象符号艺术。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文字，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古人以毛笔写出的汉字刚柔并济，变化万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不仅能够带给人画作一般的审美感受，还能以其蕴含的深刻意义带给人们悠远的意境美，特别是对联、书法、诗词等，被运用到设计中的案例比比皆是，极大地增添了设计的文化底蕴。数字与文字相比，并不是以自身的形象来展现，而是以隐喻的方式进行意义传达。在我国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最大者“九”历来被王侯将相视为最高等，现代人对数字的理解则大都基于其谐音字的意思，比如“九”意为长久，“八”有发达、发财之意，“六”与顺利相通，等等。在茶馆设计中，将文字符号融入到室内装饰中，比如在墙上悬挂与茶叶相关的诗词歌赋，在玄关处雕刻“茶”、“清、“净”、“静”等字样，在茶桌上放置特定字样的摆件，在茶馆各处摆放以不同字样书写的“茶”字等，可以极大地提升茶馆的文化底蕴，让人们体味到茶文化的深刻内涵。
3.2传统色彩。
色彩是最为显著的视觉元素，能够生动、直观地传达设计师的内心情感，对室内意境的构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渲染设计主题，突显设计特征，使室内空间更趋感性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黄色是五种基本色中居于正中的正统颜色，被认为是最为尊贵、最显富丽的色彩，为历代王室贵族所喜爱。红色在中国是喜庆、宏大的象征，承载着希望与理想，也是皇家必不可少的色彩。古代宫殿多以黄色和红色为主色调，辅以青色、紫色等，彰显建筑的宏伟壮观以及居住之人的优越地位与巨额财富。白色是象征清和的色彩，黑色和灰色则寓意庄重、低调，绿色彰显活力与生命，紫色象征高贵典雅，等等。茶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在色彩设计方面也应当借鉴古代建筑的大胆配色形式，既注重色彩构成的和谐统一，又关注材料本身的色彩与肌理，使之富于美感而又不显做作。现代茶馆可以根据周围环境的色彩来选择主旋律色彩，比如在以淡雅著称的江南水乡，茶馆不宜使用红色、黄色、黑色等与素雅的环境显得突兀的色彩，而应当运用白色、灰色、米色等作为基准色调，突显茶文化中清新、淡泊、雅致的内涵，内部可以辅以清丽的绿色植物和红色花草，增添室内环境的生命感与层次性，将自然的蓬勃朝气传达给诸位茶客。在充满现代感的建筑群体中，茶馆则可以采用深色材质，配以游弋温和的灯光，洁净光亮的黑色玻璃，在充满优雅贵族气质的黑色墙壁上闪现迷人的红色饰品，将黄色运用于包间之中，营造现代感与传统感兼而有之的禅味茶馆。
3.3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极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又能彰显强烈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图案的内容及其处理形式也各不相同。我国传统图案纹样丰富，承载着先人对自然的崇拜、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内容可谓是包括万象，涵盖动物、植物、山水、花鸟、神兽等方方面面。在我国传统审美理念的影响下，传统图案在造型设计和色彩运用上大都具有平衡与对称的特点，造型上力求自然真实，色彩上也是淡雅质朴，处处流露出中华民族中庸、质朴的性格特征。传统图案中比较常见的有颇受翩翩君子推崇的梅兰竹菊，与“福”“、禄”谐音的蝙蝠和麋鹿，与“年年有余”相关的鱼，寓意夫妻恩爱和睦的鸳鸯，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代表健康长寿的松柏、仙鹤、仙桃等。在茶馆设计中，可以将传统图案引入到内部装饰上，辅以梅兰竹菊的形象，摆设牡丹、松柏等盆栽，让美好的寓意在茶馆中扩散开来，给人们带来身心的愉悦感受，增添茶馆意欲传达的和睦、和美、和谐的思想。
3.4传统雕刻。
雕刻艺术是我国传统建筑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装饰手法，在亭台楼阁的梁柱、飞檐、栏杆、隔扇、屏风、窗格等物件上均有应用，为人们呈现出一种纤巧隽秀、玲珑剔透、绚丽多姿、古朴优雅、巧夺天工的风格特质，对原有的建筑结构而言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令整个建筑更显典雅、清净和朴拙，更具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在现代茶馆设计中，可以在屏风、窗扇、灯罩、梁柱等物件上添加传统雕刻元素，比如将与茶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代表人物、典型诗词等以雕刻的形式展现在屏风之上，或是以比拟、借喻、双关、象征、谐音等手法，雕刻出花鸟鱼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元素，展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一如既往的热爱与追求，令茶馆彰显出更为浓厚的文化气息及更加典雅的审美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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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练娟.公共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茶馆功能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茶馆教案范文第4篇
能称得上会所的地方，富丽舒适是一种共性。那往往是当下的主人将其认为美好的一切浓缩地呈现于或大或小的空间里，极尽能事。而能令人再三回味，频频回首的，则是会所的个性。这个性便是会所的前世渊源，宅子里的故事，暗香流动。
前世的繁华底色
上海漕宝路188号，桂林公馆。
黑瓦白墙，花木扶疏，叠山立峰，亭榭参差??未入桂林公馆，眼前已是一派自然好风光。
论借景，桂林公馆的主人可谓高手：公馆尽占桂林公园的精华之域，建筑附丽“福、禄、寿、喜、仙”五大寓意，雕琢出江南私家园林之经典样本；论借史，新主人更是心思缜密：公馆的“前世”便是上海滩一代传奇大亨――黄金荣的私家花园别墅。仅黄金荣的大名，就足以令人探究与咂摸良久，心存来此叩问历史的好奇。
纵观整个正园布局，处处蕴有中国风水的玄机。“福”为观音阁，是当年黄金荣的家庙，如今其地窖用来存放普洱茶和葡萄酒；“禄”为禄亭，因亭顶立以祥鹿谐音而得；“寿”指从太湖运来的两块巨型太湖石，形若长寿的一对公婆；“喜”则为长廊里雕刻的喜字图案，串起一路欢喜；“仙”指的是一幅八仙过海图，各显其能。
1929年，黄金荣年届六旬时开始建造黄家花园，两年后完成，据说是用来供黄家老小消夏的地界。园内不仅有百年黄杨、罗汉松、黄荆树、龙柏，更遍植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23个品种共千余株桂花树。一年四季，园内植物次第吐芳，景致旖旎。
园子里，黄家当年开辟了一块区域，时尚地引进了高尔夫迷你练习场。岁月更迭，如今只能在桂林公馆的“寿”字区的碎石小路中辨认出当年练习场的依稀旧痕；而在园中“四教厅”右边的六角亭上，特意为黄金荣手书的“文行忠信”四个大字却清晰如新。
园子里氤氲过太多的繁华旧梦，历史风云。独特的历史底蕴，冥冥中牵引着主人与这座老宅结缘。
4年前的一天，当会所主人偶然来到桂林公园的茶楼喝茶时，站在如今的桂林公馆的二楼回廊中，眺望着一园葱茏，龙墙逶迤，闭上眼睛：当年园子里家眷们穿梭在喜廊里，八仙台上一出出佳剧袅袅上演，柔婉的唱腔似乎还飘荡在空气里??
几乎就在一刹那间，他做了决定，续写黄家花园的新史。让那些曾见证过当年黄家张灯结彩、大宴宾朋的花草树木，再笑看一回现代人走进整修一新的桂林公馆、重温优雅精致的生活。
这想法，有意思也有意义。2007年秋天，主人的脑子里的想法“站”成了一座静谧华贵的桂林公馆。
茶禅之天然连理
轩敞俊朗的四教厅、精致典雅的鸳鸯楼(会馆主楼)、三面环水的石舫般若舫、中西合璧的水中厅颐亭、祥瑞方正的观音阁，桂林公馆的几大“硬件”区域占尽地利，十分养眼。而主人在心中亦早已为之配套了两大可人的“内容”服务：：“妙不可言”的茶与“回味无穷”的餐。
提及茶，主人是足够有发言权的。主人是国内有名的“茶人”――浙江国际茶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桂林公馆亦拥有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背景。国际茶人之家基金会创办的专业茶品牌――西湖国际茶人村，拥有五千亩生态优质茶园，拥有西湖龙井、碧螺春、安吉白茶、开化龙顶、千岛银针等十几个优质茶叶品种。
西湖茶人村的丰厚茶资源，涓涓流入豪华老宅，成为一种气质、一种气场，一种灵魂。
在桂林公馆里闲走，到处可感受到“妙不可言”的品茗氛围。步入四教厅，仿佛走进一座茶文化博物馆，上等的号级、印级普洱茶、“砖”、江城砖、福禄园茶依次而列，多种高档茶叶在此展藏，里面不乏珍品、孤品，此外，还藏有顶级的百年普洱；木头橱柜中，主人收藏的各式珍品紫砂壶与贵族曾使用过的茶器，每一件物什都有厚重的背景。
桂林公馆，随处都是品茗佳处：在般若舫里喝龙井、在颐亭中喝乌龙、在四教厅泡上一壶陈年普洱，耳畔尽是丝竹绕梁，席间花香三两枝妙，端的是妙不可言!
茶与禅，总有天然连理。记得，佛学家赵朴初有首著名禅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纵有万千心事，不如吃茶去。
在桂林公馆，有好景，更有好茶。对你而言，需要思忖的是，以怎样的心面对你手心里的这杯茶。
中国画留白之美
会所走得多，有时惑于主人的“多情”：将认为好的东西铺满一屋。
太满了，反而令人感觉到一种“空”。
而在桂林公馆里，无论是色彩统摄、家具摆设、细节处理，都让人体悟到中国画里留白之美。
如同，公馆里精心摆设的虞公窑艺术佛像作品，欢喜佛、卧佛、地藏王、千手观音，尊尊线条曼妙。与之配套的基座与家具，原料均来自东南亚的柚木，是上百年退役海船的船木，经过艺术家的再次加工，朴拙喜人。
如同，一楼私密的茶室101。人坐屋中，面对的是一个独立的庭院。落地的透明玻璃窗分成数隔，可以随心打开。于是，风就裹挟着青草的香拂在你的脸上，香樟树的芬芳浮在空气中。庭院里，黑瓦白墙，淡褐色玻璃灯罩的宫灯，青石小径，褒茂林之幽趣割杂草之芳情。一位素服淡妆的高级茶艺师在旁为你斟上一壶上好的普洱，赏看红浓剔透的汤色，闻着沉稳馥郁的酽香，不知不觉，心静了。
如同，二楼最奢华的紫桂厅。偌大的包房里，除了精致的檀木圆桌外，主人突出了由黄家老宅留下的明清花梨木镶嵌着大理石的烟榻。一进门，便给人惊艳感。而房中其他的摆设都处理得非常弱化，只在墙边的红木小桌上，立一古董花瓶，里面总有时令鲜花。我去的那次，一束粉紫色的牡丹正妩媚含羞。花梨木烟榻、秋香色丝绒窗帘、黑皮沙发、紫牡丹、老式水晶灯、红木茶案、散落的线装书??富贵缱绻，尽在不言。
如同，会员专属区里一处空地，地板上是彩色瓷砖铺就的桂林公馆LOGO，墙边一张顶天立地的老橱柜，镶嵌着一面巨大的镜子；柜前一张木榻上横陈一叶宽宽的如荷花般飘逸的细白瓷盘。这方供会员们盥洗后净手与整理衣襟之所，布置得亦如一岫静物图。
好地界的名声总是不胫而走。2008年6月，国际巨星成龙竟在一周内“三顾桂林公馆”，那几日雨落纷纷，花香弄畔，雅致频生，席间宾主尽欢颜。成龙不仅对公馆收藏的虞公窑艺术品产生极大兴趣，更对其“妙不可言”的茶和“回味无穷”的餐给予了高度评价。
公馆的菜式围绕绿色健康主题，暗合着桂林公馆的“福、禄、寿、喜”之意。福指口福、好吃的菜；禄指珍贵，如肚、参、鲍、翅；寿意为养生，对应虫草、松茸；喜对应甜点，如燕窝、陈皮豆沙等。上佳的食材，配以好的心思与技法，美味，才能绕梁。
茶馆教案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 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 Abrahams，"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Man Vol.5(1970)，No.2;Sally Yerkovich，"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1977)，No.1;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注：Philp C.C.Huang，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以其讥讽的语调描述了成都茶馆讲理的情景：“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338页）。沙丁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沙丁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47页）。）。
“吃讲茶”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注：《国民公报》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劼人对此也嘲弄道：“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暴风雨前》，338页）。）。晚清成都警察出现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劼人的讥评，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带给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颇遭成都人的愤垠。很难说此论是否中肯，至少从其他一些资料证明茶馆对此颇为担忧，他们曾联名吁请警局分清“吃讲茶”和茶馆闲聊之区别，以免影响生意（注：《暴风雨前》，338-339页；《国民公报》1914年7月8日。）。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劼人：《大波》，1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
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政治气氛，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的所谓“情报”来惩办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国民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张贴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pp.96，228-229；钟茂煊：《刘师亮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注：《国民公报》1912年4月4日。）。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译成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保路运动爆发时，川督赵尔丰实行戒严，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戒严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相抗争。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缉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注：晓晗：《成都商业场的兴衰》，《龙门阵》1986年6期；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8辑（1963年）；钟茂煊：《刘师亮外传》，40-41页；《国民公报》1928年12月11、12日；胡天：《成都导游》，70页。）。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注：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个。这119个中，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见《成都袍哥的一个镜头(1949-1950)》，成都市公安局档案馆藏。）。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注：绍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讯》1988年1期；陈茂昭：《成都茶馆》；韵陶：《四川哥老会的内容大纲》，《时事周报》1933年15-17期。）。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所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注：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fic Affairs XX(June，1947)；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65-66页。）。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做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可因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注：《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这是一桩发生在风云亭茶铺、由下层民间生计问题而引起的争端：“风云亭茶铺主人吴陈氏，前年下东大街润腴茶园主人曾华章，介绍马少清承租该铺水烟袋口岸，营业年余，主客无异。马少清声称，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马之口岸，曾经吴陈氏赎取另租。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赎取之事遂寝。某某钻干不成，从中播弄，于某夜茶铺吃茶，顾主尚无散完，吴陈氏命徒清茶碗。其时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烟袋之立柜下格，寻出茶碗一套。当时吴陈氏言，年内失碗百多套，今即拿获赃证，非叫马少清赔不可”。马少清声称这是有意陷害（《国民公报》1928年3月28日）。）。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了茶客看热闹的机会（注：当堂倌抓到这样一个小偷，旁观者都叫着：“打死他，不要脸的下三滥”（钟茂煊：《刘师亮外传》，59-62页）。一次羽经茶馆抓到一个偷茶碗的人，并把他绑在柱上，他央告说有一老母要供养，因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沦为小偷（《国民公报》1930年8月5日）。）。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注：《国民公报》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注：Duis，The Saloon，p.4；《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周止颖：《新成都》，246页。）。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注：Wakeman，Policing Shanghai，p.20.），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注：《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公报》1916年12月10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淫戏”经常是官方攻击大众文化的一种口实，只要表达情爱或剧情中有男女角拉手、亲吻、拥抱等动作都可被划入此类。）；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晚10时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9时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年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注：《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0日；《成都市市政年鉴》，510-511页。）。
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便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6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那么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注：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369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荡”的戏剧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他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要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注：《国民公报》 1916年3月29日；《成都市市政公报》 17期（1930年）、 43期（1932年）。）。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 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人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注：《国民公报》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教案范文第6篇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氯说摹洞蟛ā酚行矶喑【岸挤⑸?诓韫荩??独?氯搜〖??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氯耍骸侗缬昵啊罚?独?氯搜〖??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 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 abrahams,"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man vol.5(1970),no.2;sally yerkovich,"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1977),no.1;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氯耍骸侗缬昵啊罚?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氯恕洞蟛ā泛桶徒稹洞骸罚ā都掖呵铩泛隙┍荆?诹??嗣癯霭嫔纾?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注：philp c.c.huang,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李?氯嗽凇侗缬昵啊芬云浼シ淼挠锏髅枋隽顺啥疾韫萁怖淼那榫埃骸凹偈鼓阌肴擞辛丝诮鞘欠牵?匾?指銮?保??雒孀樱??植幌不洞蚬偎荆?蚴亲魑?蚬偎镜某醪剑?悄憔】裳?夹┤耍?匀蝗绾?诺惚??喽嘁嫔啤??愕亩苑阶匀灰惨谎?摹??嘣嫉讲杵汤础H缙溆幸环绞屏Υ蟮悖?环绞屏θ醯悖?饫砗芎闷溃?埠芎媒饩觯?蠹疑?菩谛诘爻骋徽螅?伤?街屑淙肆矫娣笱芤徽螅?侔咽迫醯囊环剿狄徽螅?退闼?抢硎淞耍?灿貌蛔排饫竦狼福?唤?椒郊缸阑蚣甘?赖牟枨?徊⒖??耸隆保?38页）。沙丁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沙丁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47页）。）。
“吃讲茶”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注：《国民公报》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氯硕源艘渤芭?溃骸罢庥谑翘觅谋忝α耍?茉诼ド系钠瓢宓剩?哺峡焱蛋嵯吕戳耍?卦诠穹客袄锏某履昶撇柰耄?哺峡焱的贸隼戳耍?缡?张狻K?圆畈欢嗟牟杵蹋?芨咝顺S腥死雌览怼保ā侗缬昵啊罚?38页）。）。晚清成都警察出现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氯说募テ溃?饪峙率茄簿?乐苌婆嘧钤绱??嗣竦牟槐悖?虼怂?脑獬啥既说姆咣蟆：苣阉荡寺凼欠裰锌希?辽俅悠渌?恍柿现っ鞑韫荻源似奈?S牵??窃???跚刖?址智濉俺越膊琛焙筒韫菹辛闹??穑?悦庥跋焐?猓ㄗⅲ骸侗缬昵啊罚?38-339页；《国民公报》1914年7月8日。）。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氯耍骸洞蟛ā罚?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
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政治气氛，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的所谓“情报”来惩办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国民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头像，张贴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pp.96,228-229；钟茂煊：《刘师亮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注：《国民公报》1912年4月4日。）。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译成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保路运动爆发时，川督赵尔丰实行，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相抗争。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缉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注：晓晗：《成都商业场的兴衰》，《龙门阵》1986年6期；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8辑（1963年）；钟茂煊：《刘师亮外传》，40-41页；《国民公报》1928年12月11、12日；胡天：《成都导游》，70页。）。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注：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个。这119个中，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见《成都袍哥的一个镜头(1949-1950)》，成都市公安局档案馆藏。）。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注：绍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讯》1988年1期；陈茂昭：《成都茶馆》；韵陶：《四川哥老会的内容大纲》，《时事周报》1933年15-17期。）。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所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注：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fic affairs xx(june,1947)；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65-66页。）。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做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可因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注：《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这是一桩发生在风云亭茶铺、由下层民间生计问题而引起的争端：“风云亭茶铺主人吴陈氏，前年下东大街润腴茶园主人曾华章，介绍马少清承租该铺水烟袋口岸，营业年余，主客无异。马少清声称，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马之口岸，曾经吴陈氏赎取另租。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赎取之事遂寝。某某钻干不成，从中播弄，于某夜茶铺吃茶，顾主尚无散完，吴陈氏命徒清茶碗。其时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烟袋之立柜下格，寻出茶碗一套。当时吴陈氏言，年内失碗百多套，今即拿获赃证，非叫马少清赔不可”。马少清声称这是有意陷害（《国民公报》1928年3月28日）。）。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了茶客看热闹的机会（注：当堂倌抓到这样一个小偷，旁观者都叫着：“打死他，不要脸的下三滥”（钟茂煊：《刘师亮外传》，59-62页）。一次羽经茶馆抓到一个偷茶碗的人，并把他绑在柱上，他央告说有一老母要供养，因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沦为小偷（《国民公报》1930年8月5日）。）。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注：《国民公报》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注：duis,the saloon,p.4；《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周止颖：《新成都》，246页。）。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注：wakeman,policing shanghai,p.20.），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注：《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公报》1916年12月10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淫戏”经常是官方攻击大众文化的一种口实，只要表达情爱或剧情中有男女角拉手、亲吻、拥抱等动作都可被划入此类。）；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晚10时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9时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年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注：《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0日；《成都市市政年鉴》，510-511页。）。
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便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6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那么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注：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369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的戏剧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他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要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注：《国民公报》 1916年3月29日；《成都市市政公报》 17期（1930年）、 43期（1932年）。）。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 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人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开展得如火如荼。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注：《国民公报》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教案范文第7篇
关键词：“茶馆式”；教学模式；弊端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2-0073-01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的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目标；高度尊重学生的个性，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为其主动适应未来社会打好基础。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也都大力提倡学生要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学校纷纷组织一线老师深入山东杜郎口中学参观、学习，要求老师要更新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新教学课堂模式：教师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设组长一名，学生面对面而作，就如同茶馆交流，人们形象把这种课堂模式称为“茶馆式”，以区别传统“插秧式”课堂。“茶馆式”教学模式旨在以“学”为中心开展课堂教学，遵循“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以学促教，能学不教”的基本原则，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展示欲，努力创设“活动的课堂，开放的课堂”，力争实现“把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把兴趣和爱好还给学生，把快乐和健康留给学生”。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郭思乐也说过“生本教育”的方法论要“先做后学，先会后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但新事物的出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各地在推广“茶馆式”教学模式的时候，有些师生把持不了课堂的“度”，反而事倍功半，笔者以教学实践具体体会浅谈一下“茶馆式”教学模式的几点弊端，以引起同行们的思考。
一、课堂模式化
山东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形象地说过：宝马发动机放在牛车上是不起作用的。有些老师不考虑学情、课型，一味按杜郎口的模式“拿来主义”，死搬硬套，不讲教学效果，甚至对学生放任自流。不少学生也存在浮躁现象，还没有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小组就开始探究、辩论，更有甚者，个别差生滥竽充数，搞得课堂乱哄哄，有学生发言，喝倒彩。仔细观察和深入了解这种看似热闹课堂气氛很活跃的表象背后，可以发现许多学生并没有学到基本历史知识。也就是说，历史教育的目标并没有达到，教学任务也并没有真正完成。“课程标准”提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教育资源，例如：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举行历史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和遗迹，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观看并讨论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仿制历史文物，撰写历史小论文，写家庭简史、社区简史和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题材的板报、通讯、刊物，举办小型历史专题展览，等等。可见，单纯追求课堂模式化已背离“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所以，有些学者、专家已呼吁：要模式不要模式化！
二、学案格式化
“内容标准”对历史知识与能力的学习分为三个层次要求：（1）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列举”“知道”“了解”“说出”“讲述”“简述”“复述”等行为动词的，为识记层次要求；（2）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概述”“理解”“说明”“阐明”“归纳”等行为动词的，为理解层次要求；（3）凡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分析”“评价”“比较”“探讨”“讨论”等行为动词的，为运用层次要求。学案的制作应精雕细琢，充分体现新课改的理念。而部分教师制作学案不能很好体现上述三个层次要求目标，“自主学习”部分用填空形式，“交流探究”用材料解析形式，“巩固案”用选择题形式。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自主学习”部分，学生没有很好研读课本，跳跃式的找答案，完成填空，不能理解知识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知识的内涵，弄不清历史知识的构建；“交流探究”部分，学生不能质疑，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中国古代学者也早已提出“学贵有疑”，显然.教师应该引导、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课改要求教师精讲点拨，“到位而不越位”，有学者形象的把杜郎口教学模式比作“三句半”，意即学生讲三句，教师只需讲半句。而有些教师把握不好度，要么三缄其口，要么不断频频打断学生的发言，让发言的学生无所适从。
三、教学方法、手段单一化
茶馆教案范文第8篇
关键词：解续设计 设计方法 概念设计
一 序言
现代传媒及心理学认为：概念是人对能代表某种事物或发展过程的特点及意义所形成的思维
结论。设计是人在理智上具有的，在心里所想象的，建立于理念之上的那个概念的视觉表现和分类。所以设计的工作首先是寻找问题的概念，这是一个设计思维的过程――寻找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设计概念）；再将概念进行视觉表现和分类；最后进入生产制造应用。概念设计就是停留在设计思维上的设计形式，而不考虑生产工艺和技术上的限制。无论是实际应用的商品设计还是概念设计，其核心均是设计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模式，既有感性的发散联想又有理性的分析归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模式，然而商业社会要求的“思考”，是“与众不同的创意”。换言之，你的想法必须具有原创性和策略性。围绕众多概念设计而展开的“How To Think”创意思考原理分析，帮助总结归纳出“解续设计”思考方法，结合商业设计于实际教学中进行应用。
二 解续设计的理念
一件产品的外观，可以透露这个产品的过去或功能的线索，进而带动一连串回忆或是想象的历程，这些就是在知觉感知下的产品感受，连接产品形式与感受的就是产品的设计概念。设计概念的形成主要来自对设计问题的分析和功能发展的构思。概念设计即是利用设计概念并以其为主线贯穿全部设计过程的设计方法，一般是由设计问题分析、功能发展出发，找出符合设计要求的各种可行解决方案。概念设计的迷人之处就是其独特的设计思路和思考视角。
概念设计的思路有多种，本文是通过对类似案例的研究总结，而提出“解续设计”思路，我们来看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SPOONIN”速溶咖啡包装。“勺+袋”创意包装让冲泡速溶咖啡变得更加简单便捷。
该设计的外形上并无太大改变，而一旦你撕开包装袋之后，便会发现里面藏有一只一次性的搅拌棒，你无须在为搅拌咖啡而烦恼。我们总结，可以发现，其是解决速溶咖啡在冲泡的过程中的搅拌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现有包装的结构进行再设计，而不是通过增加额外的零件进行解决，延长了包装袋的使用寿命，见图1。
案例二“纸杯”药袋包装。当你撕开包装准备吃药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纸杯直接在饮水机上接水来服用药片了。药品说明被印刷在撕口处，而药品的包装本身则是一个折叠纸杯。我们总结，可以发现，其是解决在公共场合吃药的过程中的水杯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现有包装的结构进行再设计，而不是通过增加额外的零件进行解决，延长了包装袋的使用寿命，见图2。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都是通过对现有产品的某个零配件或结构进行再设计，解决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思路称为“解续设计”，总结其特点如下：
A 思考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或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延长寿命或回收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B 对产品现有零部件的功能进行再设计，不增加新的零件，尽量整合产品结构。
三 解续设计的步骤
从解续设计的设计思路出发，结合造型联想四个阶段步骤：建立设计情境、设计特征明确化、技术特质的应用、设计张力的强化，梳理出解续设计的四个阶段步骤：问题情境、功能解构、技术应用、细节强化。
A 问题情境：设想产品在使用前、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的情境，分析会遇到的问题，或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延长寿命或回收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B 功能解构：根据上述问题分析，设定产品进行功能解构的部分，对产品现有零部件的功能进行再设计，尽量整合产品结构。
C 技术应用：以特别的技术或机构处理来辅助功能的解构，进行应用评估。
D 细节强化：强化相应的细节，让产品更加吸引人（呈现好看、好摸的质感），以产生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四 解续设计的应用
解续设计的设计思路既适用独立设计师的概念设计发想，也适用于设计教学。以下就是应用于二组结合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后世博时代专属上海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礼品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创作。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作为永久建筑保存于上海，成为上海的一笔永久的文化财富。特以中国馆为切入点策划《东方之冠》――中国馆系列礼品设计项目，选择了茶道、砚台二个传统礼品产品作为解续设计的对象。
设计案例一：《东方之冠》――华鼎茗樽：
该设计是将茶道中相关的茶海、茶壶、茶杯、茶叶等不同部分整合成一个系统，外观上看是一个中国馆造型的茶海，但内部却整合了茶壶、茶杯、茶叶。文人墨客之中常常以茶代酒，以茶会友，樽虽为酒器，用在此也颇有一份巧合，见图3。
问题情境：对茶道的整个过程进行情境分析，发现茶海、茶壶、茶杯、茶叶是分开购买的，而且是分开存放的，不能满足部分需要整体购买用户的需求，同时节省包装费用。功能解构：选定茶海作为功能解构部分，对其进行结构拆分，将茶壶、茶杯、茶叶等部分整合其中，既起到包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整个产品的外观造型。
技术应用：对传统茶海结构进行更改，变成上下两层。上部分用中国馆造型，起到台面的作用，同时按照中国馆造型特点，进行结构拆分，顶部安置一天地盖，内放一把紫砂茶壶，顶部四边分别设置四个滑盖，内放茶杯，每边3个；中国馆的四根柱子内放四筒茶叶；下部分为底座，起到茶海的走水作用。
细节强化：底座茶海犹如一个托盘，稳稳托住中国馆这个皇冠，造型同上部中国馆造型配合整体，表面的四条引水槽暗喻上海海纳百川的精神。茶海上面中国馆的造型以中国红为主色，采用木头材料喷涂大红漆，略带金属光泽；茶海底座以黑色珠光为主色，采用木头材料喷涂珠光黑色油漆。
设计案例二：《东方之冠》――墨宝：
该设计是将传统的砚台、墨以及镇纸整合成一个整体，是对传统砚台的形式和陈列方式的全新改变。整体分为两大部分，砚台一部分，墨和镇纸一部分，见图4。
问题情境：对墨宝的整个使用过程进行情境分析，发现砚台、墨以及镇纸没有整体包装的，砚台的造型和使用方式都非常的守旧，不能满足部分新生代购买用户的需求。
功能解构：选定砚台作为功能解构部分，对其外包装进行结构拆分，将镇纸和墨等部分整合其中，既起到保护砚台的作用，同时也提供一种新的使用方式。
技术应用：砚台的外壳分为上下盖，上盖向前推动，然后旋转打开，露出内置的一块砚台；镇纸按照中国馆造型特点，按比例缩小，以铝合金材料冲压成形，一片一片叠装而成，其中国馆造型的下端四根柱子连接成整体，与砚台上壳采用孔对位配合；镇纸内置一根墨，墨通过一端的铝合金盖与中国馆造型的镇纸进行固定配合。
细节强化：镇纸的中国馆原形，表面氧化度中国红；砚台采用传统端砚，外壳采用塑料，表面喷涂汽车的金属灰色漆，造型饱满温润的贝壳形态，造型语义采用世博园中国馆与黄浦江的位置关系，用砚台外壳上表面内凹造型线条寓意分割浦东和浦西的黄浦江。
茶馆教案范文第9篇
如何把这两个关键干预因素真正落实到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节家常课中，使其成为提高课堂有效性的重要抓手?如何提高我们后“茶馆式”教学研修活动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学校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如何让每一位来校观摩后“茶馆式”教学的同行更直接更具体地理解后“茶馆式”教学课堂中教师教育行为的价值取向?我校教师为此而展开了积极探索。
2011年6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佐藤学先生手执一张画满了各种各样圈圈的纸，登上了《上海教育》杂志，神情严肃而兴奋。那张画满了圈圈的纸，是一份我校某班的“学情分析表”，它随着后“茶馆式”教学的推进应运而生，经过几番改进，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有用。
第一代产品：试一次又何妨?
一天，张人利校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有效实施后“茶馆式”教学，教师必须对班中学生的学业水平情况细致把握。不管是本校教研还是外校教师来观摩，如果我们能把班级学生各自的学业水平概况告知听课教师，也一定能帮助他们理解执教教师每一个教学行为的价值取向。话音刚落，质疑声一片：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学生的学业水平，某一次考试还是课堂学习情况?学生的学业水平应该是动态的，如何准确地表述?此举牵涉到对学生的评价，对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无疑是一种打击!于是，无果。
张人利仍不死心，悄悄跟副校长说：试一次又何妨?她同意试试。于是，教师们开始研制第一代产品：一张座位表，分别用五角星、三角和圆圈表示学业水平优秀、一般和学习困难的学生，张人利建议称它为“学生学情分析之一”。几天后，有外省市教育代表团来听课，我们推出了新产品。在听课之前，先有五分钟的说明，特别强调了，那是“之一”，就是上这节课之前学生的学业水平情况，再三叮嘱不要让表格与学生见面，课后要回收。听课活动之后，大家议论纷纷，对课，也对这张“新产品”。肯定的程度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一位教师说：“有了这张表，我们听后‘茶馆式’的课更有方向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第一代产品三种符号太显性，学生一旦无意看到，就能猜出意思了。
第二代产品：幸会佐藤先生
2011年6月9日，第二代产品就握在佐藤学先生手中了。三种符号改成了，表示学业优秀的学生，表示学业比较好的学生，则表示学业一般或有困难的学生。结果，这张表帮助佐藤先生这个外国人成功地听了我们的母语课――二年级语文。佐藤先生之后的评课是专人翻译的，从翻译口中，我们知道佐藤先生对这节课十分肯定，他对后“茶馆式”教学“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的特征感受很深，也对小学低年级如此有效的合作学加赞赏。我们知道，这张表功不可没。
第三代产品：升级“听课指南”
2011年10月19日，学校与《现代教学》杂志联合举办后“茶馆式”教学研讨会，全校38堂课同时推出。课后分学科有研修专场。为了提高研修的有效性，让听课教师明白执教教师的教学意图，我们又对原来的“学情分析表”作了改进。第三代产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节课的教学目标，第二部分是本班学生的学情分析。执教的教师说，它是一份非常有效的备课指南，而对于听课的教师，它更是一份后“茶馆式”教学的听课指南。
第三代产品投入使用之后，回收上来的纸，一个个圈圈旁常常画满了“正”字，还经常有教师在空白处主动地留下教学建议或听课感受。一位外省市教师听课之后，很兴奋地告诉张人利：“张校长，说实话，上次听了您的报告，我是很心动，但心中也不无疑虑：在后‘茶馆式’教学的课堂上，我们到底如何去判断学生哪些学会了，哪些没有学会?哪些又是学生自己认为学会，其实并没有真正学会的?今天拿着这张表坐在下面听课，我豁然开朗：要判断学生哪些学会，哪些没有学会，教学目标就是依据。学生先学还是后学，教师所设计的问题、习题，全都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的……”
后“茶馆式”教学内涵丰富，其中两个课堂教学关键干预因素起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学生自己能学会的，教师不讲”，本质上是一种教学论层面的阐述，阐述的是学生怎样的学才是正确的，或者说，教师怎样的教才是正确的。但是一节课中，学生究竟要学会什么?则取决于这节课的课时目标。如何评价这节课有效与否?也应以课时目标为依据进行检测，目标达成即教学有效。
“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阐述，阐述的是学生怎样学才是学会了。是不是教师讲了，学生就学会了?其实不然。学生在接触某一项知识，某一个概念(包括学科德育)之前，头脑里都不会是“空”的，由于各个学生的原有知识、原有经历不同，将会对这项知识、这个概念产生不同的认识。有的帮助新知识、新概念的掌握，甚至还会超越文本；也有的与新知识、新概念是相悖的。只有我们的教师有意识地，适当地把学生的各种想法充分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意义的教学，有效的教学，如果仅仅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那是在灌输。在班级授课制的背景下，有效的教学不应只关注几个好的学生，而是要关注不同层次的学生，特别要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这才是面向全体的、个别化的教学，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学。
“那张画满了圈圈的纸”不断完善，不仅帮助授课教师不断加深了对后“茶馆式”教学两个课堂教学关键干预因素的认识，也帮助听课教师、参加研修的教师更好地理解了授课教师真正的教学意图，为推进后“茶馆式”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点评
上海市实验小学校长、特级校长 杨荣
茶馆教案范文第10篇
只因为爱上茶，17年前黄浩然决定放弃原本收入颇丰的工程事业，投身茶文化事业。而此时，台湾茶艺馆正急遽衰退，茶艺开始走向家庭。黄浩然依然大胆地“撩落去”。希望一手打造的茶艺馆不仅作为品茗的场所，也可以是发扬茶文化的艺廊，这种执着，更是一种对茶文化传递与钻研的坚持吧！
竹里瞎：从茶艺瞎到荼文创学院
“竹里馆”茶馆诞生在1996年。很快就成了台北品茶最美丽的惊叹号。更成了日本观光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的朝圣首选。除了与爱妻细心规划的建筑与摆设，门外棚架以翠绿的植物遮荫，绿竹、花草、石阶小径、原木茶桌等共构的前庭，淡淡的竹香在空气中飘送。搭配馆内灯光与茶香共舞、书画与茶器和鸣的氛围走向，竹里馆无处不散发出一股和静清寂的茶风禅韵，令人醉心向往。
不过，竹里馆的定位并不局限于茶馆。黄浩然说，品好茶、焙制精致茶品、推广有机茶，原本就是竹里馆成立的最根本理念，因此大门口以“台北制茶所”作为灯箱标示，而不强调茶馆的属性。黄浩然除了推广茶艺也深入钻研茶叶，每一款茶品都亲自烘焙。取得优质茶叶的最大公约数。并从焙茶的过程中了解每一款茶品的特性，将茶叶焙出花香、果香、蜜香等不同香气。他不定期在馆内进行焙茶作业，与来客共同分享他的心得，在茶叶烘焙弥漫的淡雅花香或果香中，感受竹里馆推动茶文化的用心。
经过17年的用心经营，竹里馆今天不仅已走向品牌推广导向，更拓展为“茶文化创意学院”，包括茶教学、茶文化（茶山小旅行、茶与音乐飨宴等）、茶文创（茶具、茶器设计订制；茶境空间、美学设计、茶文创商品等）、茶创业、茶与禅、茶与食（有机茶品赏、茶叶料理等）。其中茶教学不仅拥有中文解说，还制作有日文版本，让日籍旅客能从中了解台湾茶道的精神。
为了不让餐食油烟影响馆内的自然芬芳，竹里馆从2008年7月开始不再提供餐点，单纯地作为品茶、制茶的文化中心，
茶餐美食则移至竹里馆松江店“禅风茶趣”，在简洁深邃的东方建筑美学中。将中国茶道精神重新演绎，并将传统茶艺文化注入现代饮食，享受以茶为主题的“天然、原味、养身、环保”的新美食主义。
禅风茶趣：人文雅宴茶餐厅
中式餐厅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热闹而吵杂，黄浩然却将茶艺馆幽雅恬静的风格注入，即便在高朋满座的时段。宾客也会不自觉地放低音量，融入悠闲雅致的空间中，感受传统人文茶艺精神，愉悦地享受现代珍馔美食，这是步入“禅风茶趣”用餐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没错，黄浩然将餐厅定位为茶文化美食飨堂，细心营造的氛围也贴切至无懈可击的境界。
定位为茶餐厅，自然要有多元缤纷的茶叶料理，黄浩然强调以茶入馔，却远非一般直接将茶叶置于菜肴之上的单纯点缀，而是将每一道茶品的风味，透过不断的尝试，将茶叶的滋味完全融入美食内的细微处理，因此不仅风味特殊目格外爽口。
对茶叶的专精深入，使得黄浩然融入佳肴的茶品涵盖了五大茶类，包括绿茶类的龙井、青茶类的冻顶乌龙与包种、白茶类的白牡丹、黑茶类的普洱、红茶类的滇红等。根据茶的特性，配合适当的食材，透过不同的烹调方式，让两者各领、相互辉映。如龙井虾仁、佛手熏鱼、包种烧鲜鱼、红茶玉串、普洱东波肉、乌龙椒麻鸡等，沁入茶香後的美味入口不仅不油腻，饱足的感觉也让体内毫无负担，可说是真正的冶茶、冶食了。
我特别喜欢“白毫玉叶鸡米”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将剁碎的鸡肉加上口感较嫩的切段小芦笋，连同一般人难得品尝的白牡丹茶炒後，再将萝蔓莴苣剥下修剪成茶叶状作为衬底，完美的构图就已让人食指大动，包覆起来入口带着酥软的嚼劲，一起在唇齿舌尖瞬间爆发的愉悦，更是让我回味再三。
若荷：台北东区最美的火锅店
台北东区最热闹的SOGO商圈，敦化南路与市民大道交接的巷弄内，可说是东区人气指数最高的一条餐饮街，聚集了最多的火锅店，有人昵称为“火锅一条街”，列为台北火锅的一级战区。黄浩然却大胆投入古典的中国式装潢，卖起了蔬食火锅与台湾茶，对象居然是年轻人与外国朋友，令好友纷纷为他的创意捏了一把冷汗。
事实证明，黄浩然竹里馆的第三家店，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耳边传来的轻巧乐章、富有禅意的漫活氛围，果然大受欢迎，在闹区中独树一格，带给繁忙的都市人，一种清静优雅的素食用餐空间。
有人说“若荷”简约的设计中，绝对带有修行人的朴实性格，细看也不无道理。无论店内栽植的装饰盆栽或彩绘灯笼，作为隔间的缕空花窗，甚或裱框画作等，都让前往用餐的朋友感受宁静自在、与世隔绝的舒适感受。尚茶居琴绕闲庭茶自香
茉楠
几场夏雨过後，小院里一片湿润，春草、青苔贪婪地吮吸着这难得的甘露，阳光投射进来时，一派生机盎然。慵懒的季节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弱柳随风，芙蓉香细，还真有一点白居易笔下的“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之感。
这庭院就是钟媛和她的先生陈老师的家。院子是巨大的露台改建而成，原本钢筋水泥的露台，在他们精心地打理下，变得绿意葱茏。也许是主人艺术气质的熏陶。屋舍也越发彰显格调。而这种格调没有刻意为之，像一种随性的诗意。
钟媛的职业钢琴生涯已十年有余，在古琴弹奏方面也颇有建树。而陈老师则是位著名的青年作曲家，谈吐间的优雅无不显露出艺术气息的感召。两个人在音乐的殿堂里比翼双飞，在有茶香的日子里，温暖相伴。
每天早晨，陈老师总会在在临窗的茶桌前，冲泡一壶馨香四溢的茶，然後伴着茶香，在庭院的工作台上一笔一划的精心篆刻。“每一天我都是被陈老师的茶香唤醒。”被茶香唤醒的钟媛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随手采撷院中盛放的玫瑰。插入茶桌的陶罐中。一席茶瞬时活色生香起来。
平淡而优雅的一天。就这样展开。在自家的院舍里，品茗、闻香、抚琴、篆刻……对于两个以乐律为职业的人来说，生活更像一部艺术剧，一本书、一壶茶、两张琴，惬意闲雅的时光在身边无声地流淌。
平日里要乐律相伴。钟爱的乐器当然要陈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妻子精研古琴，爱人便投入到古琴的制作中。进门後，整面墙上都是丈夫为妻子制作的形制各样的古琴。而在古琴最近的空间里，陈老师心爱的小提琴和作曲必不可少的电子琴也整齐地摆放着。静静相望的乐器，仿佛在诉说一种让人沉醉的幸福。
艺术家一般都有着比普通人更多创造美的能力，所以屋子的陈设在随性中更突出着主人对美的追求。在这里，出自仙游的古典家具，经主人的精巧搭配，亦绽放出不一样的神采。鸡翅木的官帽椅上会混搭现代感极强的撞色几何图案抱枕；放置古琴的红酸枝案几上平铺着最传统的云南少数民族蜡染棉布；就连最不起眼的墙角都会别出心裁地放置一把古旧船舵。与墙上的小提琴相映成趣。
案桌上摆放的各种小物件同样令人着迷，一个茶盏，一把铁壶、一串佛珠、一个屏风摆件、一盆小花，仿佛都是经过精心的安排。东西多得目不暇接，却井然有序，恨不得每个都拿在手上把玩。
在主人家喝茶，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出土的建盏次品、明清的民窑杯盏、民国的钵盂，都不是高置于玻璃柜的里的陈设，而是实实在在给大家使用的器皿。“再好的东西放在那里都是无意义的，只用物尽其用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信奉佛教的钟媛对器物有着这样的理解。用古董喝茶对我来说，这样的体验还从未有过。
茶馆教案范文第11篇
老舍先生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中国，茶馆是没有地域性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让旅者驻足的去处，在匆忙的行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
茶馆，曾经是最便宜的休闲
很多人对茶馆一往情深，不仅因为一杯茶，更因为那小小的茶馆，承载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茶馆，是广义上的品茗休闲的地方，还可以叫茶楼、茶肆、茶坊、茶亭、茶社、茶室等。无论哪一种品茗场所，都少不了茶、陶瓷、中国式建筑、中国曲艺等中国元素。茶馆还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如品尝小吃、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因此，人们泡茶馆的乐趣并不只在于喝茶，品味悠久的文化和时光，以及生活的悠闲，才是“泡”茶馆的真味所在。
茶馆历史悠久，人尽皆知。但究竟起源兴起于何时何地？尚无明确考证。前不久看一则报道，说中国最早的茶馆，有可能就在山东的灵岩寺附近。说是有史书记载，唐代灵岩寺有位高僧在授道时，要求弟子们不眠不寐不吃饭，静坐苦思，弟子们靠不住，便以茶提神。后来，他的弟子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茶叶，世人因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不过江南的饮茶风俗貌似更早，远在六朝时江南就盛行品茗之风。但开设茶馆，据测还是唐朝之后的事情。
直到宋代，喝茶这种休闲方式还大部分集中在家庭范围内，很多文人墨客都或多或少记载了在家中饮茶的情景。有一首名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讲得就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在家里赌书喝茶的故事：夫妇俩都喜好读书藏书，李清照的记忆力又强，所以每次饭后一起烹茶的时候，就用比赛的方式决定饮茶先后，一人问某典故是出自哪本书哪一卷的第几页第几行，对方答中先喝，可是赢者往往因为太过开心，反而将茶水洒了一身。此故事成为流传至今的千古佳话。
不过，当时茶肆茶坊已悄然兴起，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当时专门设的一个政府机构——茶酒司便可见端倪。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有对“茶坊”的描绘：沿河区的店铺以饭铺茶店为最多，店内及店门前，都摆设有许多桌凳，不管客人多少，看上去都很干净。桌子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凳子则均为长条形，而凳子面较宽，排放得比较整齐。宋代茶坊大多实行雇工制，茶肆主招雇熟悉烹茶技艺的人，称为“茶博士”。为了吸引顾客，宋代的茶肆十分重视摆设，大茶坊更是富丽堂皇，茶肆提供的服务亦日益多样化，各样娱乐活动应运而生。茶馆除供应茶水外，也供应茶点，并且在卖茶业之外还兼营其他生意，如卖衣服、首饰、化妆品之类，还有的，兼营旅馆和浴室，与当今的会所式茶楼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其他休闲方式相比，茶馆是最亲民的。一壶茶，可以闲坐一个午后，还可以听唱和观看演出，可谓是最便宜的休闲了。
茶馆兴盛不衰，最应感恩民间曲艺
千百年来，茶馆兴盛不衰，这得益于众多民间曲艺的进驻。十八世纪末叶，民间曲艺步入茶馆，北京、西安、济南、成都、重庆、昆明等地都涌现出为数不少的书曲茶馆，北方是说书、评书、南方是评弹、曲艺，很多曲艺只是口头相传授，没有脚本，后来经文人整理就称为“话本”，如《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过后来历代文人不断修改、补充、润色，竟成了古典名著。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评书和相声应该是茶馆中最吸引人的表演。曾经，有评书的茶馆称“书场”，当然，书场也可作为其他曲艺或杂技的场地。一扇屏风、两盏宫灯、一张桌案、一块惊木、一把折扇，说书人醒木一震，清一清嗓子，朗声开讲，千军万马、千回百转都在此演绎。不过讲评书者总是在故事的骨节眼儿上戛然停止，引得听众不得不怏怏而回，擎等着明天花钱再进，听下回分解。
最能称为国粹的，当属京剧。在北京，京剧不仅可以在戏园子里听，茶馆里一样可以欣赏得到。进入茶馆，身着蓝布大马褂儿，肩搭白色手巾的堂倌首先迎上前来：“来了您呐，里边请嘞！”京腔京味由此开始。在悠扬的京胡声中，一段故事上演正酣。坐在雕龙描凤的檀木靠背椅子里，手持绘有祥云图案的盖碗儿茶盅，喝上一口花茶，精彩之处，一片叫好声。
在成都泡茶馆，变脸的川剧虽不可少，音调优美的扬琴也不可错过。一般是四至六个演员敲琴和打鼓演唱，以胡琴和三弦伴奏。开演之时，五六个盲人排成一队，每人的左手拿二胡，右手搭在前行者的肩膀上，鱼贯而出。一人坐舞台前面弹扬琴，其余坐后面。堂倌忙着给顾客掺茶，装满滚烫开水的铜壶由滑轮从底楼运到楼上。扬琴琴音调优美，曲词高雅，是风雅之人的最爱。此外，风雅之士，也推荐去苏杭品一品龙井，听一听评弹。
不同地方的茶馆，在建筑、布局、茶水种类以及表演曲艺上，也大不相同。按地域，大致可以分为川派茶馆、粤派茶馆、京派茶馆、杭派茶馆等。在北京，茶馆是以热闹著称的，京剧、杂技、大鼓争相登台，让人大饱眼福；在杭州，茶馆多是古朴典雅的，原木的方桌上，是碧绿的龙井，演唱的曲艺，是温婉的江南评弹或苏州小调；在成都，喝的是盖碗茶，典型的竹制大靠背椅，搓麻的、摆龙门阵的、谈公务的，茶馆成了人们休息、娱乐、传通讯息、进行交易的场所，别有情趣；在广州，茶和食是密切相连的，茶中有饭，饭中有茶，吃茶的时候，紫砂茶具、传统字画，各色碗碟盛着各色小吃满满一桌，一边吃还一边谈生意。
茶馆教案范文第12篇
说茶
陈漱渝
①在中国，几乎家家都喝茶，人人都喝茶。老话讲得明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家老舍甚至说：“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
②喝茶是家常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喝茶有学问，种茶、制茶、沏茶，也都有讲究，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济、文学、美学、植物等方面的知识。茶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传说中的神农氏亲尝百草滋味，一日遇七十二毒，幸亏喝茶才解了毒。这件事在汉代《淮南子》一书中即有记载。到了晋代，喝茶蔚然成风，唐代则成为喝茶的鼎盛期，出现了茶圣陆羽撰写的《茶经》，这部书距离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而茶树在我国有一个由野生到人工栽培的过程，现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据说云南镇沅县千家寨的一株树龄有270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有关茶的诗文、书画、歌舞不胜枚举。
③弘扬文化的目的是“化人”，即用文明去教化人，感化人，使人类社会趋于和谐。科学饮茶，艺术品茶，不仅可以解渴、提神，还能“净化心灵”。
④喝茶其实是在练内功，使人内心变得宁静。人们在喝酒时往往觥筹交错，你劝我推，那种喧嚣之形、张扬之态，容易让人乱了心性。而品茶时神清气爽，心气平静，乐而忘喧，能使人心沉下来。
⑤喝茶有助于养成简朴的品质。古代虽然有“茶贡”，但茶不是权贵的专宠，而是寻常百姓的家常事。在北京、四川、广东、扬州等地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茶馆，人们在其中。一杯清茶，一碟茶点，就是一种生活的享受。抗战时期昆明的西南联大，宿舍少桌椅，图书馆缺座位，很多学生就在茶馆里“穷泡”。他们有些论文、著作就是在茶馆诞生的。现在每年春节政府举行团拜，也是清茶一杯，纵谈国事，呈现出一股廉政清风。
⑥喝茶更能喝出和睦。三五友人，数盅清茶，几碟茶点，推心置腹，气氛温馨，可以化解矛盾，增进缘分。在旧中国，一些地方的人发生冲突，常到茶馆“吃讲茶”。“讲”就是评理。冲突双方各自陈述立场，中间人调解斡旋，矛盾化解之后，彼此把茶水混合在一起，顿时化干戈为玉帛。
⑦文化需要交流融合，茶叶充当的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明代郑和下西洋，把茶叶作为国礼赠送友邦，增进了国与国的友谊。1607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澳门、厦门、岭南收购茶叶，销往欧美各地，形成了当今各国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当今全世界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亿人饮茶，人均每年茶叶的消费量有一斤多，位居前三名的是爱尔兰、英国、科威特。茶叶作为文化使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1.从全文看，作者围绕“茶”介绍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
②
③
2.第一段画线句在文中的作用是
3.从文中看，第④⑤⑥段顺序不能调换的理由是
4.第⑥段中“化干戈为玉帛”在文中的含义是
5.对选文内容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在中国，家家都喝茶，人人都喝茶。
B.第②段画线句以时间为序，说明在我国喝茶的历史非常悠久。
C.各国茶文化的形成，源于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销往世界各地。
D.全文运用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等说明方法来说明茶文化。
1.喝茶是一种文化现象；茶作为文化不仅可以解渴、提神、还能“净化心灵”；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2.老舍把喝茶当做生活方式和目的，突出强调在中国喝茶是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事情，引出说明对象。
3.这三段尽管都强调了茶能“净化心灵”，但分别是从喝茶能使人内心变得“静”与“和”；能养成简朴的品质；能喝出和睦三方面来说明茶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先对个人的心态，再对人的品质，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来谈，三段说明，是按照茶的影响力由小到大，由对个人的影响到对群体的影响来说明的，按一定逻辑顺序，所以不能更改。
茶馆教案范文第13篇
茶在当今世界饮品中的消费仅次于水，它形式多样，产地众多，4种源自中国的茶叶――绿茶，白茶、黑茶和乌龙茶，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其它的商品比茶更能揭示世界的演变史
在石油坐拥“黑金”的头衔之前，茶是世界的“黑金”。与石油不同的是，茶是可再生资源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上最后的油田枯竭后，茶，会如同几千年前一样，将重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从中国到全球的饮料
几千年前。茶最早成为了中国人的饮料。之后，由于茶作为提神的剌激物，有助于佛教的打坐，于是，茶与佛教的密切联系，开始影响中国精英们的品位，并最终对亚洲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由于木制、金属和土制的杯子会破坏极品茶叶的风味，对于茶具高品质的需求。刺激了中国瓷器的发展，瓷器生产成为了中国以及后来全球产业和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和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作为诗词和艺术的一个表现主题，品茶、茶馆和茶叶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出现了专门介绍制茶和饮茶的著作(陆羽的《茶经》)。僧人最澄于公元805年最先将茶树苗带到日本，从此，中国的饮茶习惯演变成为了对日本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茶道。
南宋年间(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阿拉伯商人从福建的泉州得到茶叶，带至中东等地方，那里的穆斯林用茶代替了葡萄酒和其它伊斯兰教禁用的刺激物和饮料。1610年，一艘停靠在澳门的荷兰船只将第一包中国茶叶带往欧洲，欧洲人最初看重的是茶的药用价值，这一特性很早就被中国医生所认识。到18世纪初，欧洲人已经和中国人一样，将饮茶视作富有和高雅的象征。到18世纪中叶，这种象征意义吸引着英国商人前去酒馆和咖啡馆喝茶(效仿土耳其人的做法)，在那里，茶很快取代了价格昂贵且稀少的咖啡――虽然这些店铺在当时都是以咖啡命名的。1658年9月《伦敦宪报》上的一则广告说：
“品质卓越、内科医生有口皆碑的中国茶在苏丹一海德咖啡馆有售，地点位于伦敦皇家交易所的斯威廷公寓楼。”
因为位于伦敦交易街的加拉威咖啡馆为那些直接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服务。所以人们普遍将它视作最早以茶代替咖啡的咖啡馆。加拉威咖啡馆后来成为狄更斯好几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这些咖啡馆是地位上升但手段有限的中产阶级商人和股票经纪人碰面，将他们的技艺和财力资源联合起来的场所，狄更斯则是最早描写这些咖啡馆的作家之一。这种平等的聚会鼓励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现代保险业诞生在伦巴第街的爱德华・劳埃德的咖啡馆，水手们在那里寻求有钱商人给他们的船只进行保险，劳埃德本人进行拍卖活动，高喊着航运新消息(后来就有了英国最大的保险市场“劳合社”)。当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比如约翰・德莱顿、乔纳森・斯威夫、亚历山大・蒲柏、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以及塞缪尔・约翰逊，将这些咖啡馆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时。这些咖啡馆也促进了英国文化的繁荣。
糖、茶和工业革命
欧洲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将糖加入茶中，这是他们恢复体能的一种实用、便宜的方法。通常认为，工人将茶水煮沸饮用(喝开水对身体更安全。喝加糖的茶水则更美味可口)，能够抗拒一些由水传播的疾病。而《和平中的野蛮战争：英国、日本和马尔萨斯陷阱》的作者艾伦・麦克法兰进一步认为，茶有助于健康这一特性，令它在英国及稍后的日本产业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看法遭到了很多批评。它所持的决定论是肯定有缺陷的，例如，中国人也喝茶，但在亚洲只有日本快速地进行了工业化。
不论欧洲人对于加糖的茶叶需求日益增长是否推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它肯定导致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为甘蔗的种植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西方对茶需求日增。当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品时，中国就进入了正在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欧洲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白银涌入中国造成了这种金属的快速贬值。茶因此更为昂贵(当要求更多的白银以满足中国的茶价)。欧洲和美洲商人通过一种商品的买卖以解决不断上涨的茶叶开支费用。这种商品同样很值钱，但在中国却是非法的，那就是鸦片。
从殖民主义到全球化
中国人试图阻止欧洲人走私鸦片进入他们国家，这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公元1839年～公元1842年)。这一；中突最终造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屈辱地位。然而，全球对于茶叶的需求超过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为满足这一需求，欧洲人利用其帝国主义的实力，建造茶叶种植园。开始是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还有斯里兰卡，之后是在东非、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全球茶叶生产推动了全球茶文化的形成，中国式的茶馆成为欧、州大都市的一个特色，而茶话会则在海外的帝国官员及其家庭问频繁举行。喝茶也成为殖民地土著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甚至成为后殖民时期西方帝国主义最显眼的遗产之一，印度尤其如此。
殖民时代所建的利润丰厚的茶叶种植园，现在却面临着生产成本提高以及工人不安定的问题。然而。茶叶生产、销售和消费不论上升还是下降，都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股强大的力量。通过茶在联合利华(“利顿茶”)和塔塔集团(“泰特莱茶”)这些现代跨国公司兴起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茶在世界经济中的推动力。
这种将茶置于全球的历史叙述，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而与此同时，也令人看到了此时的西方国家作为推动文化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原动力的兴起。它也证明了世界近代早期贸易如何以中国为中心，同时也显示出欧洲如何攫取美洲的白银资源，以及英国对于印度鸦片种植园的控制。这些因素支持西方最终取代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此外，人们可以通过一个更为唯物论的方法，来洞察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变化，就是曾经无处不在的――“砖茶”。
作为“交换商品”的砖茶
在近代前期的中国，茶用水压制成带有浮饰的造型。由此形成的砖茶(最常见的是压成平滑、直角的，但也有圆形或是有纹路的)的优点是，可将茶的类型、重量和茶叶含量统一规格。方形砖茶通常分割成许多规格相同的部分，这样，有些部分被去掉后，剩下的仍然可进行等价交换。砖茶易于运输，能当食物吃，碾成末可以药用，加水可以当饮料喝。它们也很容易兑换成白银。因此在近代前期的整个亚非欧地区，广泛使用砖茶作为交换媒介。蒙古和许多中国王朝购置战马时，使用砖茶作为货币。元朝设有负责“茶马”的政府机构，以监管用茶交换的马匹。学者们认为这一贸易路线就如同丝绸之路一样，必然会起到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作用。甚至到今天。“滇藏茶马古道”还吸引着游客。从外面输入的砖茶(常常达到1年6500吨)，在不丹和一直作为货币使用，后来才慢慢被英属印度卢比(公元1874年－公元 1935年)所取代。俄国贵族对砖茶需求很大，在苏联东部地区，砖茶作为货币，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砖茶很早就是中东和北非的贸易品和货币。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茶水中加糖取代了葡萄酒成为一种交际的饮品。砖茶在这些经济区盛行，引发了投机买卖，以致它们渗透进入邻近的欧洲市场。然而，它们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日常生活中是“交换商品”，这一点没有疑问。17和18世纪时，砖茶是合法的偿付手段，甚至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詹姆士・门罗为自家庄园购置物品和经营开支的支付工具，这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坚实证据。
砖茶在美国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773年12月16日，“自由之子”倾倒进波士顿港的正是砖茶，这一举动促成了托利党控制的英国议会与它的美洲殖民地最后决裂。此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议会试图通过所谓的《船运法案》来避开所属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直接征税。这些法律保证了英国所属船只出入英国并往来美洲进行贸易的特权。它部分是防止殖民地人民通过走私，规避英国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美洲茶叶贸易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这种垄断不抬高美洲殖民地人民购买茶叶的价格，它的作用是以低价与美洲走私者所出的价格相抗衡。垄断者精心策划了这一着，结果却适得其反，成箱茶叶被倒入波士顿港就是明证。执政的托利党随后封闭了波士顿港、在那里驻扎英军等等，这一系列举动最终激起了来自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痛斥英国罪恶统治的著名演说。其结尾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有何高策，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波士顿茶叶党开辟了一个全球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战争和革命导致了在北大西洋的第一大英帝国的土崩瓦解，也促成了在亚洲的第二大英帝国的出现，中国在该地区数世纪的优势地位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在美洲革命战争短暂失势后，托利党在英国又重掌政权，最后首相威廉姆・皮特(公元1759年～公元1806年)上台，他要在印度次大陆找回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的损失。根据1784年的《印度法案》。英国议会夺取了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政务的控制权。到1818年，英王所任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已经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19世纪20年代，阿萨姆被吞并，那里很快就建立了茶叶种植园。10年后，东印度公司已经控制了印度的许多鸦片种植园，它们的产品在加尔各答加工并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出售。这里的鸦片帮助西方解决了与中国间的贸易逆差，并获取了中国过去数世纪中的经济优势地位。尽管上述的因果关系可能看起来还有些薄弱，但是，从中国到英国，到波士顿港到加尔各答，再回到中国，砖茶这一历史的过程及影响，肯定是与关于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中茶叶的更大部头的叙述相一致。
茶馆教案范文第14篇
1898年失败后，北京城内的裕泰茶馆生意兴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云集于此，茶馆中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八方应酬，左右逢源。以相面骗人的唐铁嘴来讨碗茶喝，耿直豪爽的常四爷与胆小而懒散的松二爷两位八旗弟子结伴前来，有钱有势的人家正为了一只鸽子，请来官方的打手和差人打群架，常四爷看不起二德子之流在营里当差的，更痛恨洋人和那些吃洋饭讲洋话的人，与二德子发生了冲突。信洋教的小恶霸马五爷威风逼人，喝退了二德子。黄胖子出面为打群架的双方调解。说媒拉纤的刘麻子也来了，要把康六15岁的女儿康顺子卖给庞太监当老婆。刘麻子向松二爷兜售洋表，被痛恨洋货的常四爷讥讽。穿着讲究的茶馆房东秦仲义春风满面地来了，他看不上为穷人买烂肉面的常四爷，明对王利发实向常四爷大谈想办工厂、搞维新以实业救国的主张。刚进门的庞太监与想要离开的秦仲义唇枪舌剑，互不示弱。常四爷最终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两个特务吴祥子和宋恩子抓去送进了监狱……满清王朝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
军阀割据，内战频仍，裕泰茶馆硕果仅存。王利发苦心改良，惨淡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公寓租给大学生。墙上贴着时装美人的外国香烟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改良后的茶馆准备开张，李三向王淑芬抱怨活多而工钱二十多年不涨，王淑芬与王利发抱怨时局混乱，生意艰难。巡警和一群大兵先后来到茶馆讨要公粮、闹事，王利发只好送钱贿赂打发了他们。唐铁嘴因为年头越乱生意越好而感谢岁月，他已改抽“白面”，他要求在茶馆租房被拒绝，离开时拿走了报童的报纸而没有付钱。常四爷闻知茶馆开张特意送来了腌萝卜和两只鸡，寒酸潦倒的松二爷也来了，旗人的“铁杆庄稼”没了，常四爷以卖菜为生自食其力，松二爷则挨了饿却仍不肯叫鸟儿饿着。他们离开时撞上特务宋恩子、吴祥子，松二爷见到两人仍穿着灰色大衫，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请安。常四爷说起十多年前只因说了“大清国要完”就被两人抓去坐了一年多的牢，声称洋人动兵就和他们打。宋恩子、吴祥子要检查茶馆后面公寓里住着的学生，王利发阻止他们，无奈答应了每月给他们送钱。十多年前被刘麻子卖掉的康顺子，带着养子康大力来茶馆找工作，见到刘麻子要跟他算账，王淑芬将他们母子留在茶馆帮工。崔久峰既不满现实又悲观失望，说“中国非亡不可”。刘麻子为两个逃兵说媒，宋恩子、吴祥子以抓逃兵为名，把逃兵的钱全部拿走，并抓走刘麻子充当逃兵交公。
抗战胜利后，特务和美国兵横行。裕泰茶馆内 “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的新纸条。康顺子和王利发的儿子、儿媳商量着准备去西山找康大力。老掌柜王利发托小刘麻子介绍丁宝来茶馆当女招待。小刘麻子依托沈处长准备开女招待“拖拉斯”，他向小唐铁嘴炫耀着他的计划。评书艺人卫福喜改行唱戏却一次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钱，能包办满汉全席的明师傅被迫到监狱去蒸窝头。庞太监的侄子组织复辟，庞四奶奶则来诱骗康顺子，被拒绝后恐吓王利发劝说否则要砸茶馆。被雇佣对付学生、教员的打手小二德子跑到茶馆抓人，王大栓护送康顺子去西山。丁宝告诉王利发小刘麻子要霸占茶馆的消息，小唐铁嘴代表庞四奶奶继续恐吓王利发。暗探小宋恩子、小吴祥子子承父业，继续敲诈勒索，要王利发交出康大力。王利发让儿子、儿媳、孙女都跟着康妈妈到西山去逃命。只能靠卖花生米为生还为饿死的松二爷化缘买棺材的常四爷、彻底破产的秦仲义相继来到茶馆，他们互诉不幸，含泪为自己撒起了纸钱。当小刘麻子领着沈处长来霸占茶馆设立情报站时，发现王利发已经在后屋悬梁自尽。茶馆与王利发一起，被旧时代埋葬了。
文学常识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月芽儿》等。剧本有《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曾因《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茶馆》1958年3月首演于首都剧场，其第一幕被誉为“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1980年，该剧应邀赴法国、瑞士等国进行访问演出，载誉西欧，开创了中国话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篇章。
重点情节
1. 第一幕中常四爷与打手二德子的冲突
起初在营里当差的打手二德子听见常四爷说话，凑过去企图以势压人，被常四爷呛了一句“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后下不了台，就要动手打人，不料想对方轻轻“闪过”，他只好虚声恫吓，一个打手的蛮横凶恶嘴脸毕现。被 “吃洋教”的马五爷呵斥后，二德子
马上住手并过去请安，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跃然纸上。松二爷赶紧来打圆场，表现其胆小软弱；常四爷快人快语用“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冲锋去”呛得对方没话可讲，表现他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性格耿直，不畏，敢作敢为。马五爷有洋人之势可依，但他喝退二德子并非是打抱不平帮常四爷，而是要在常四爷这个不服洋人的人面前抖自己吃洋饭的威风，所以当常四爷要他评理时他冷冷地一句“我还有事，再见”就拂袖而去。马五爷开口三次，台词一共三十个字，但其有洋人撑腰的霸道傲慢、不可一世和虚伪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2. 第一幕中秦仲义与庞太监的交锋
秦仲义与庞太监之间的一场“舌战”，是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一场交锋，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新旧两大势力的较量。秦仲义对庞太监的第一句问候就是话中有话，说明曾经让庞太监的心里很是忐忑了一阵，变法被镇压后，庞太监的心里才得以“安顿”。庞太监则气焰嚣张，回答咄咄逼人：“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他以高傲的胜利者自居，根本不把秦仲义看在眼里，他要借维新运动的失败，挫一挫秦仲义的威风。秦仲义不卑不亢，表面上对庞太监奉承、谦和，内心中流露出对他的不敬和鄙视，面对庞太监的威胁讽刺，以退为进、反唇相讥。最后两人在“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笑声中互相告别。这场言语交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戏剧冲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冲突的侧面。
3. 第三幕结尾三个老人在舞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
在清代“吃皇粮”、有“铁杆庄稼”的旗人常四爷，随着清政权的崩溃，他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逃脱不了沉没的命运。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大办工厂，主张 “实业救国”，财产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抢去，抗战后被当作逆产没收从而陷入彻底破产的境遇。做了一辈子顺民的茶馆老板王利发妄图“改良”赶上时代，生意却越来越坏，到最后连“茶馆”也被官僚与骗子联手抢去。这三个同病相怜的老朋友碰在一起，他们一腔悲愤无处发泄，为了悲悼自己的不幸，三个老人异常悲伤地自撒纸钱，自唱葬歌，来了一个自奠自葬。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结局，作者在让他们埋葬自己的同时，也埋葬了万恶的旧时代。
重点细节
1. 第一幕中茶客谈起，有的不认识谭嗣同，有的说谭、康二人 “心眼多毒”，王利发则央求各位“莫谈国事”。
剧中的不同人物对的态度不同：茶客们对非但不了解，反而横加指责。王利发是漠不关心，连茶客们议论这件事，他都非常害怕，始终抱着“莫谈国事”的态度。秦仲义对根本就不抱任何希望，他“早就知道”变法长不了。封建王朝的宫廷庞太监对则是又怕又恨，变法失败后，保守势力重新得势，气焰更加嚣张。
2. 从第一幕到第三幕，“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第三幕中旁边还增贴了 “茶钱先付”的新纸条。
历经三个朝代的茶馆，其摆设是经过多次“改良”的，就连伙计都改成了“女招待”了，而唯独“莫谈国事”这个纸条始终没有“改良”掉。这一方面透露出掌柜王利发对社会的不满，也反映了他不想因茶客谈国事而受牵连、影响茶馆生存的心理，同时也说明帝制虽然改了，但“国事”却如潮水无情地涌来：军阀开战、饥民逃难、兵警横行……这一切使得王利发的茶馆日益陷入窘境，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的纸条，正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重点句子
1. 茶客甲：“将！你完啦！”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清政府完了，清朝社会完了，这个时代灭亡了。
2. 王利发：“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王利发不仅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这样一个精于处世，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的小商人，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悬梁的命运，这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旧时代、旧制度吃人的本质特征。
3. 唐铁嘴：“我改抽‘白面儿’啦。你看，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唐铁嘴夸耀自己抽白面的对话，看似可笑，却可以让人联想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入和渗透，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在微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寓庄于谐。
4. 松二爷看见宋恩子和吴祥子仍穿着灰色大衫，外罩青布马褂，说：“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
既表现出松二爷的怀旧情绪，也讽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5. 常四爷“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
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6. 王利发：“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我也那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这表现了他对自己处境的愁苦，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恨，但表达得十分含蓄。
现 场 练 兵
1. 《茶馆》第二幕是通过众多人物和事件来表现社会现实的，请分类概括列举。
2. 《茶馆》的戏剧冲突是什么？这些冲突又表现了怎样的主题？
茶馆教案范文第15篇
鹿凤琴：吴秘书长好，很高兴又见到您，又在一起喝茶。日前，我与赵朴初先生的秘书景伟先生见面，也是在一起喝茶，还聊起来赵朴的一首诗：“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看来，吃茶真的是要成为生活的必须了。
吴军捷：国人喜品茶，有人从茶中悟道，品出了人生五味，有人从品茶至品香、玩玉、赏字画，走上了高雅之路，为我们这个中兴盛世增添了不少生活色彩，高尚品味。做一个茶人，是幸福的，能够静下心来，体味好茶叶于山川峻岭中吸取的日月精华，借酷美的壶盏逐一释放，那是何等的惬意。
鹿凤琴：比如，佛教禅宗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就是从谂禅师的“吃茶去”，他们认为在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真谛，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
吴军捷：茶文化也应向世人普及，茶也是大众消费品，茶文化应是鲜活的，入世的。
鹿凤琴：其实，我国的茶馆文化历史非常悠久，以川派茶馆、粤派茶馆、京派茶馆、杭派茶馆最为著名。然而在内地，无论哪一个派别的茶馆都不足以和星巴克争锋，我就经常想，差距到底在哪里？难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底蕴不够丰厚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原因在于行业内的少数茶人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与时偕行、适者生存。茶道绝不仅是美女泡茶时造作的兰花指，也不是帅哥表演的大茶壶。
吴军捷：为什么现今茶未能真正走进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里呢？年轻人追潮流，赶时髦。喝咖啡时髦，品茶老土，这样的观念在年轻人里面流传很广。近几年不少人在推广茶文化，可是越推越使人觉得茶文化太深、太复杂，离生活太远。所有的茶艺表演，都着古装，动作慢吞吞。其实，文化首先是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老百姓不需要先了解酱油、啤酒、茶叶的文化，使用了，习惯了，讲究了，才沉淀出文化。如果年轻人的第一杯茶是低劣的黑乌乌的普洱，又哪能吸引他的兴趣尝试下去？喝好第一杯茶很重要，茶本身会说话，喜欢上了茶，就会讲究，逐步追求更多的体验。青年人不喜欢听说教，老说茶对健康多好，饮茶有气质，不如让他喜欢茶的味道，自在舒适的氛围。年轻人喜欢冷饮，喜欢香气，岩茶不需要加香精，就有很丰富的香气，何不做成蜜桃味的冷泡茶吸引他们？英式下午茶的形式够时髦，加上爵士、摇滚又如何？喜静的，来个微信、微博交流，甚至相亲会又如何？还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在茶馆打完了“茶乐园”“茶叶战争”游戏，知识量达到茶艺师水平，能不爱茶吗？
鹿凤琴：是的，我们可以吸收文化元素，吸收时尚元素，谁能吸引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谁能制造时尚，谁就拥有广阔的市场。传统行业的危机带给我们的警示是，未来的竞争已不在本行业内，而是在行业外，茶人应当从传统的行业自娱自乐中走出来，与新媒体相结合，吸引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消费群体，是潜在的最大市场。
吴军捷：茶归根结底是消费品，但也是媒介，茶媒的作用要充分利用。以茶为媒，可结人缘、饮食缘、书画缘、音乐缘、艺术缘、禅佛缘，等等。有茶的场合，空间未可限量。茶一结缘，就是文化了。
鹿凤琴：正像您常说的，大道无术，真水无香。文化不是花架子，喝茶如同喝咖啡、喝酒一样，都是文化的体现，使人轻松自在的文化。目前有一种现象，某些人一说茶文化，就要纵横九万里、上下几千年，就要涵括儒释道，就要诠释人生……这会把年轻人吓跑的。
吴军捷：喝茶是生活中的减压态，放空了，精神层次的东西才会出来。不要一开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太沉重。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若开一家茶馆，大铁壶或乐泡机一烧，一桌一壶四五人，各式点心瓜子一上，不提复杂的茶文化，就先简单地让他们喝茶，有的人喝着喝着会想深入学习茶文化，有的人也只是简单地喝茶一辈子，随缘。总会有一部分人慢慢想提升的，就会有新的结合点了。现在有条件讲究慢生活了，各种生活方式自然而出。正如要吃鱼，可以撒网、可以围坝，可以到菜市场轻松任选。但不少人爱上钓鱼，宁愿在烈日下一守几个小时，两手空空也快乐，他在享受过程。研究诱饵、水情、钩式，与钓友交流，乐在其中。茶道是一样的，只是更博大精深。茶道修到最后，也就一壶一杯了，就是老和尚说的见山还是山了。现在我们很多茶企业将茶友当做了大众，连锁店里来去就那几个客，只是圈里人互相捧场，大众根本不理睬。该学咖啡馆的经营，简单而好喝，财源滚滚。为什么国外搞一瓶可乐可以卖上百年呢，要知道我们有几万种茶呀，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