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技术论文范文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同步建模模式相对于传统建模方法相比而言，可以再更简单,更开放的环境中进行高效率的设计。不限制模型中一系列特征操作的时间顺序；同步建模命令在修改产品特征时,不考虑产品建模的创建过程；因为同步建模操作命令没有顺序关联要求。在此模式中,某些NX命令,如孔、倒圆、倒角和同步建模的尺寸命令被处理为”同步特征（SynchronousFea-ture）”。主要适用于由解析面如平面、柱面、锥面、球面、环面组成的模型。不是说必须是简单的部件，复杂模型也是由这些类型面组成的。在独立于历史模式中,在建模的当前操作状态，其建立的特征操作与时间顺序之间不相互依赖。如图2所示。同步特征是一个在独立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同步特征在修改产品的某个特征时，不需要更新和回放产品创建过程的特征，设计效率可以成倍的提高。产品设计进行局部修改时，同步建模的模式是非常高效的。对后续修改加工，独立于历史的建模模式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同步建模的方式中,可以使用许多与传统建模相同的特征。有些命令创建产品的个别特征时，特征的操作命令会排列在部件导航器中，虽然同步建模命令在部件导航器中看上去和传统建模的特征类似，但可对产品的局部特征进行快速的修改。

2基于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的技术转换

从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模型参数被剥夺，如特征支持同步模式,它被转换成一个同步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边倒圆，倒角，孔和螺纹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产品设计中的某个特征是在基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一个同步特征能对某个特征进行修改，不需要对产品构建的过程特征数进行实时的更新和回放。某些同步建模特征也被转换到同步特征，这个包括线性尺寸，角度尺寸，和径向尺寸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也可以从部件导航器或通过在图形窗口中双击它们去编辑同步特征。草图曲线的约束在草图中被维护起来，但在草图内没有任何目标与草图外的对象是关联的。不呈现非同步特征的特征.从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到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模型参数再次被剥夺。在模型中大部分同步特征被移去，草图和基准被保留为可编辑的特征，可以利用草图去建立新特征。如图3所示。

3结论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异军突起，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作为引导时代新潮流的教育行业，必然首当其冲的受其影响，这就要求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要迅速更新自己的教育思想理念，发展现代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纵观全国的教育改革，正是如火如荼之时：开创校园网站，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网上教学，多媒体课件等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在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应用于教育是对教育本身一个质的突破。

旧式的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舞台，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要“独揽天下”，没有给学生充分自由思考的时间，没有让学生有创新的机会，更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说教式”、“灌输式”，看来是无可厚非的。那又是不是说只要在教育中应用现代技术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了呢？我认为也不然，光有现代的技术，没有先进的思想同样是不行的。如今，在我们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有教师认为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占用了教学时间，影响升学率；大部分教师对现代技术的驾驶水平还偏低；有的教师虽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但不会处理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只有在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努力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

那要从哪些方面来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呢？我认为：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要发展现代教育技术，首先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明确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素质，使自己能游刃自如的操纵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两种：主动的学习和被动学习，一个乐意学习的人，肯定要比一个免为其学的人要学得更好，要让学生由“强学”变为“爱学”，这就需要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他们喜爱的事物与情境。例如：小学数学在所有学科中，它是最抽象化，概念化的一门学科，模糊的数字概念，枯燥的定义定律，不适合小学生的特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数字的定义、定律等转变成生活中生动、鲜明的形象，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的学习。

2．教学方法要侧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精神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纵观全国的教育改革，正是如火如荼之时：开创校园网站，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网上教学，多媒体课件等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在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应用于教育是对教育本身一个质的突破。

旧式的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舞台，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要“独揽天下”，没有给学生充分自由思考的时间，没有让学生有创新的机会，更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说教式”、“灌输式”，看来是无可厚非的。那又是不是说只要在教育中应用现代技术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了呢？我认为也不然，光有现代的技术，没有先进的思想同样是不行的。如今，在我们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有教师认为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占用了教学时间，影响升学率；大部分教师对现代技术的驾驶水平还偏低；有的教师虽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但不会处理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只有在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努力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

那要从哪些方面来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呢？我认为：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要发展现代教育技术，首先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明确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素质，使自己能游刃自如的操纵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两种：主动的学习和被动学习，一个乐意学习的人，肯定要比一个免为其学的人要学得更好，要让学生由“强学”变为“爱学”，这就需要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他们喜爱的事物与情境。例如：小学数学在所有学科中，它是最抽象化，概念化的一门学科，模糊的数字概念，枯燥的定义定律，不适合小学生的特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数字的定义、定律等转变成生活中生动、鲜明的形象，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的学习。

2．教学方法要侧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精神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TFP 东亚NICs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一、引言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以下简称为东亚NICs）在1960―1995年期间经历了年均增长率约为6%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增长理论自Solow（1956）之后，开始尝试用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逐渐形成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如Romer（1986，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和Lucas（1988）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R&D活动、“干中学”、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等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模型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此外，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经验性分析中主要使用TFP计算方法来测算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了一种要素的投入，而TFP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TFP是一个“余值”，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在内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Solow（1957）最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达出来，提出了一个计算TFP的方法。而关于TFP的实证分析，则通常以Kendrick（1961）和Denison（1962）的结论为代表。采用TFP分析方法的一些经验性分析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典型的经济增长现象得到了理论和经验的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却长期持有争议。

一些学者依据Solow（1956）和Swan（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Lucas（1988，1993）和Young（1991）等用具有代表性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来解释东亚NICs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是，关于增长因素的核算却发现，东亚NICs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技术进步来解释（Krugman，1994）。其具体表现为，在这些国家中，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劳动的快速增长，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它们的非农部门的TFP的提高既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不能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更出色（Young，1994a，1994b，2000）。此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与理论的背离称为“东亚悖论”。

二、TFP计算方法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解释

Krugman（1994）依据Young等人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TFP对其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从而，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也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东亚NICs在1960―1990时期的经济增长似乎真的属于所谓的“消耗型经济”，不可能持久了（Krugman，1994）。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NICs国家受到明显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许多人认为Krugman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此后的危机，因而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此后，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试图沿用Krugman的立论所依据的TFP计算方法分析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以此判断东亚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通用的估计TFP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法，其理论模型简洁，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TFP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

Kim and Lau（1994）的研究表明，东亚NICs的规模收益均显著地大于1，其中，香港为1.288，新加坡为1.34，韩国为1.381，台湾为1.37。如果把规模收益归于TFP增长，那么，由Kim and Lau计算得到的NICs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提高到20多个百分点。如果连同人力资本的贡献一起加起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40%以上（郑玉歆，1999）。

Young（1994）估算了亚洲各国（地区）的年均TFP，认为要素积累是东亚NICs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估算的1966―1991年期间NICs的TFP增长率分别为：新加坡-0.7%、台湾2.1%、韩国1.7%、香港2.7%。而Chang-Tai Hsieh（2002）认为Young低估了东亚NICs的TFP增长，并重新进行了估算，所得的结论为：新加坡2.2%、台湾3.7%、韩国1.5%、香港2.3%。

1978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逐渐替代东亚NICs成为东亚最受瞩目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学家习惯将东亚NICs的发展经历拿来与中国作比较，并将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它们归为同一种类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开创性研究者之一是Chow（1993），他认为在1952―198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Chow（2002）发现1952―1978年TFP保持不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1978―1998年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10%、28%；1952―1998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

易纲等（2003）提出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所估算的东亚NICs的TFP增长率的不足之处。张小蒂、李晓钟（2005）针对Krugman提出的香港TFP生产率较低的事实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兴旺的起始阶段，其TFP增长率往往较低。林毅夫、任若恩（2007）则从TFP的测算历史角度出发，指出Krugman（1994）的依据为Young（1992，1994）的研究结论，而Young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王兵等（2008）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包括东亚NICs在内的17个APEC国家和地区1980―2004年包含CO2排放的TFP增长及其成分。考虑到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全球变暖的现实，他们强调了对CO2排放的限制。其研究结果发现，估算的17个APEC成员国家和地区中TFP增长最快的3个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2.49%）、台湾（1.56%）和香港（1.48%）。

由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对于NICs的经济增长现象到底是不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问题，通过TFP计算方法的分析还不足以给出完整的答案。因此，还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判断NICs的增长动力因素。

三、东亚NICs增长源泉的新解释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继续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与专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支中，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并且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认为它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动力，缺一不可。

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不同的是，他假定对R&D投入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tpion）。

基于这一类微观模型的实证研究常常需要对技术进步作出直接的测算，而TFP计算方法只能间接反映技术进步，由其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存在明显的弊端。从Solow余值的定义可知，TFP中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包括如生产能力的利用系数、劳动力储备、经济的无效率等因素（Comin and Hobijn，2004）。而对技术进步进行直接的测算的最大障碍是可获得的有关技术的微观数据比较有限，因而直接测算技术进步的经验性研究一般局限于研究个别国家的个别技术进步的情况。其中，典型的代表是Caselli and Coleman（2001），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从OECD国家进口计算机设备的数量的变化来反映计算机技术在这些国家中的扩散情况（引进速度、使用的强度等）。

为解决直接测算技术的微观数据的获得问题，Comin and Hobijn（2004，2009）和Comin，Hobijn and Rovito（2006）根据现有的不同技术统计指标的特征，规范了技术的统计口径，整理获得了CHAT（Cross-country Historical Adoption of Technology）数据集。该数据集统计了104种技术在106个国家的扩散情况。

此后，Comin and Hobijn（2006，2008，2010）等建立了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模型，并使得该模型能够适用CHAT数据集中的微观统计数据。Comin and Hobijn（2010）提出的模型，可以用于估算一个经济体在采用新技术时的时滞。采用技术的时滞为一个经济体初次采用某一种技术的时间与该技术的发明时间之间的延迟时间，可以用来评价该经济体采用这种新技术的速度。采用时滞越长，说明其采用这一技术的速度越慢。

在这样的新视角下，Comin and Hobijn（2010）对东亚NICs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重新做了评价。他们使用了15种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在166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测算出不同经济体所采用的技术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1/4。此外，他们还分别对8种GPT在东亚NICs的采用速度进行了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NICs采用同一种技术的时滞都比较接近，已有的文献对于这一现象给出了若干解释。Comin，Dmitriev and Rossi-Hansberg（2013）分析了Comin and Hobijn（2010）所揭示的现象后指出，与世界技术研发中心国家的空间距离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因此，相临的地理位置使得NICs国家的技术采用时滞大致相近。Spolaore and Wacziarg（2011）也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由于拥有共同祖先的民族、相似的文化渊源和生活习惯，因而对于技术采用的选择往往也是相似的。显然，NICs同受儒文化影响渊远流长，因而从文化起源角度来解释似乎也是可行的。

表1第8列显示的是NICs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与世界平均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之差（NICs时滞-世界平均时滞），可以看出NICs国家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在明显加快，尤其是对于1973以后出现的技术的采用速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恰好是NICs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NICs采用的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通过图1来表现。

除了NICs以外，Comin and Hobijn（2010）也分析了日本从1867年“明治维新”时代至1920年技术采用的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日本自1945年至1980年的经济增长时期，其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Comin and Hobijn通过直接测算技术的扩散水平的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对NICs增长奇迹作用，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由于其采用的微观数据能够直接反映技术进步的状态，因此用这种方法解释技术进步对NICs增长奇迹的作用就更加具有说服力。然而，当前用直接测算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的文献还不多见，不过可以预见，未来相关的研究会更加丰富和完善。

四、结语

本文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了研究NICs增长奇迹的源泉的系列文献，以考察技术进步在NICs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Solow模型提出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此后新增长理论尝试将技术进步视为受内生因素影响。许多经验性文献采用OECD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方法却不能获得一致的解释。NICs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由技术进步来支持，以及东亚奇迹能否可以持续下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使用TFP计算方法来解释NICs增长奇迹，却没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研究技术进步的经验分析方法的改善，经济学家开始从微观角度建立增长模型，并尝试使用微观技术的统计数据来直接测算技术扩散的水平。Comin and Hobijn等人从微观视角对“东亚悖论”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在NICs奇迹发生的时期在这些经济体中确实发生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当然，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的文献研究继续对这一问题提出更有效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Solow，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

[2] Romer，Paul.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

[3] Grossman，Gene M.and Elhanan Helpman.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1）.

[4] Lucas，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5] Swan，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1956，32（2）.

[6] Young，Alwyn.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

[7]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5）.

[8]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TFP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9] 张小蒂、李晓钟：对我国长三角地区TFP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10]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2007（8）.

[11] 王兵、吴延瑞、颜鹏飞：环境管制与TFP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5）.

[12] Chow，Gregory 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

[13] Lloyd-Ellis，Huw and Joanne Roberts.Twin engines of growth：skills and technology as equal partners in balance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2）.

[14] Kosempel，Stephen.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5（1）.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CO2排放；城市化；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8-0150-03

1 引 言

从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再到2003年英国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直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召开,温室效应不仅是人类关注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全球经济关注的热点。2009年中国的CO2排放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10年度经济工作的规划中提出,要将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是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绝对数量的增加,还应是结构的转化。城市化就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构变化,所以不应将它们分离。中国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寻求经济的转型――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及知识创新的新增长模式。因此分析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依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会带来CO2排放量的持续增加,对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下,完善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大意义。

2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知识和技术创新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他们认为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开发投资等问题,这一理论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但是他们的理论中并未考虑资源及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已经开始将可耗竭资源的作用和环境污染成本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型中。彭永军、包群(2006)认为,在环境污染的约束下,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应大力扶持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活动,促进清洁生产技术进步,并且制定相关的环境标准,通过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魏巍贤、杨芳(2010)通过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对CO2排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研究认为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我国的CO2减排有显著促进作用。不仅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开始受到重视,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热点。盛广耀(2008)认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倒U型曲线和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变化曲线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因此,城市化的速度及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这就是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规律。孙慧宗、李久明(2010)通过对中国城市化和CO2排放量进行协整分析得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其与CO2排放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城市化是导致碳排放量增长的原因。

3 相关理论界定

3.1 技术内生增长理论对CO2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两种类型,后者主要是利用边干边学、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开发来解释技术内生进步的模型。而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又有三种研究思路,其一是假定技术进步来自对实物资本的投资,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即知识积累模型。其二为引进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进步取决于对非生产性的科研开发部门的投资,即人力资本模型。其三是分工演进模型。本文仅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中选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来考察它们与经济增长过程中CO2排放量的关系。

（1）技术进步对CO2排放的影响。魏巍贤、杨芳(2010)提出技术进步会通过三个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前两者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促使CO2排放量增多。因为技术进步使得经济总量增大,要使得大规模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投入、消耗更多的能源,由此也会产生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时,技术进步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使得资源消耗率逐渐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结构就会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环境污染就会减少,碳排放量就会下降。而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还未完成,所以技术进步的结构效应依旧表现为负效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能源的消耗量,减少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此为正效应的技术效应。

（2）人力资本对CO2排放的影响。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是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相比有形资本,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是由清洁技术生产,污染并不能使其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并且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要比有形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从而抵消了积累更多有形资本所引起污染控制的额外成本。因此当处于环境污染的限制下时,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创新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清洁的人力资本将会降低CO2的排放。

3.2 城市化对CO2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1）城市化改变了利用土地的方式。首先,伴随着城市扩张,森林、草地转化为碳排放重要来源之一的城市建筑用地。其次,城市化进程破坏了森林、草地、湿地、农田,降低了大自然对CO2的吸收能力,间接增加了CO2的排放量。因为植被和土壤作为城市系统中重要的碳汇和碳库,能够降低大气CO2的浓度,但现如今城市土壤被硬化地面覆盖,既不能生长植被,也不能接收雨水,改变了土壤的碳库量。再次,城市化进程还带来了更多服务业、工业、产品消费碳排放所引起的间接碳排放。

（2）城市化增加了城市代谢。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污水、能源、原料等代谢量将会明显增加,城市面临较大的环境资源负担,CO2排放量不断增加。罗文婷(2005)认为,由于城市家庭的收入、教育水平,食物消费结构的不同,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要高于农村家庭。同时,较高人口城市化水平也使得城市存在着产生更多污染的行为方式。

（3）城市化增加了能源消费。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工业生产的化石燃料燃烧；运输、工业使用过程中的泄漏；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化石燃料使用等,增长的能源消费带来了CO2排放量的增加。

4 模型及其实证

4.1 数据的选取

（1）技术进步水平的测度。选取反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水平的科技资本存量,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

（2）人力资本的测度。选取人力资本存量即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量。

（3）城市化水平的测度。选取城市化率即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城市化水平的代表量。

（4）环境指标CO2排放量的测度。鉴于环境统计年鉴上没有CO2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取下列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C=Σti×A×δi

其中,ti表示i类能源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A表示能源消费总量,δi表示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对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不同的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值。本文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部(DOE)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给出的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来计算本文的碳排放量（见表1）。

本文1953―2008年的各能源消费数据、城镇人口、总人口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2010),碳排放数据根据公式计算。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王小鲁(2008),并用同样的方法补充了2008年的数据。采用Eviews5.0进行计量分析。

4.2 建立模型及计量分析

对各变量取对数,构建模型为：

LnCt=β0+β1LnTt+β2LnHt+β3LnUt+εt(1)

其中,Ct表示CO2排放量,Tt表示科技资本存量,H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Ut表示城市化率。

（1）单位根检验

鉴于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在对对数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查看平稳性。本文使用扩充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具体结果见表2.

从表中可看出,变量LnC、LnT、LnH、LnU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对其一阶差分后,均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以上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1(1)。

（2）协整检验

所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为了获知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其结果如下表3。

计量结果表明,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CO2的排放量产生负影响,城市化对CO2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各自每增长1%,碳排放量会相应地减少0.3124%和1.6443％,而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碳排放量将相应增长1.3609%。技术进步会降低碳排放量,而城市化进程会增加碳排放量。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表4中可以看出,LnT不是LnC的Granger原因,通过了F检验,显著水平为0.00314低于0.05,即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科技资本存量是碳排放的原因；而LnC不是LnT的Granger原因,没有通过F检验,即碳排放不是科技资本存量发展的原因。同理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不是碳排放的原因,但碳排放是推动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的因素。

5 结 论

（1）本文基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得出CO2排放量、科技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及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10期滞后时科技资本存量是碳排放的原因,但后者不是前者的原因,同时碳排放是单向推动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的因素。

（2）技术进步对CO2具有负效应,并且是碳排放因素的重要原因,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抑制碳排放量。因此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应该注重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清洁生产活动来替代资源、能源、污染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大力发展低碳技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人力资本,因接受过高等教育,更易于接受新理念和新技术。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环保意识会提升,按照前文的理论界定,人力资本应该可以降低CO2的排放,尽管两者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并不显著。

（3）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依赖于工业发展、含碳能源消费的带动作用。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会加快,碳排放量会持续增加。但是滞后期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并不是同步协调发展的。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等低碳产业,依靠科技发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水军,包群.环境污染、内生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114-126.

［2］罗文婷,等.北京城市化进程中家庭食物碳消费动态［J］.生态学报，2005,25(12).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排球；跨步垫球；运动学分析

一、前言

排球跨步垫球及以其为基础的各种低姿势垫球是排球比赛过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垫球技术动作，它又是各种低姿垫球动作的基础。现代排球教材中，缺乏对其技术动作科学化的描写和分析，导致在现实教学中，教学标准不统一，教学效果也不理想。因此，本文采用三维高速摄影解析技术对跨步垫球技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探寻跨步垫球技术的动作结构特征，丰富和完善排球技术教学和教材理论，给动作技术教学、训练、评价、诊断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湖南师范大学男子排球队的3名和湖南师范大学女子排球队的1名主力运动员。研究内容为排球跨步垫球技术。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实验法，运用三维高清摄像解析系统对优秀排球运动员的排球跨步垫球技术进行运动学的研究。

（1）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近二十年来关于排球垫球技术及运动生物力学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相关论文和著作中对排球技术的研究情况和生物力学的研究进展并形成了文献综述，为本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2）专家访谈法

咨询有关的运动生物力学研究专家和教师，向其请教以往写作过的论文中所涉及的实验方法、设计及数据处理和分析等方面的问题。

（3）实验法

采用三维高清摄影图像解析技术，对技术动作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4）数理统计法

数据利用QToolS软件和Excel软件对获得的数据指标进行计算和统计。

3.测试程序

模拟比赛情况，受试者进行充分准备活动后，按实验要求，在专家的指导下让四名受试运动员在测试范围内作跨步垫球动作，每名测试对象完成两次跨步垫球，按规范标准进行拍摄（以右侧跨步动作为例）。由现场专家选定效果较好、技术较规范的两名运动员的跨步垫球动作作为分析对象，然后计算数据的平均值。

4.测试方法

采用三维定点摄像的方法，用两部高清摄影机，对实验测试对象的跨步垫球技术进行三维定点拍摄，运用相应的解析系统对其动作技术进行解析，得出测试指标参数。一部置于运动员的右侧，一部置于运动员的前方，两部摄像机主光轴约成 90度，拍摄频率为50Hz。高清录像拍摄，频率25帧/秒，经奇偶场分离后频率相当于50场/秒。采用2台sony FX-2000E高清摄像机拍摄视频。

标定框架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PEAK辐射式三维标定框架，标定精度高。选择被分析的动作时，选择的整个动作位于框架标定范围内。

使用SIMI motion视频解析系统对技术动作进行解析，采用扎齐奥尔斯基人体模型，人体模型取系统软件自带的人体模型，分析数据包括身体重心、躯干、各关节点位移速度、以及各关节和躯干的角度和各时段的时间等数据，所得数据采用数字化滤波法进行平滑处理，截断频率为10，用EXCEL 2000对视讯系统得到的数据进行坐标转换、计算得到运动学数据，并编辑公式计算人体基本平面方程系数以及关节点在各个平面的投影坐标，再用Q-Tools计算关节角度。用Origin7.0做三维坐标图。对解析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与研究，并做参数间的相关分析，运用相关参数数据描述动作过程，建立整个动作结构相关环节间夹角、角速度、角加速度、速度、身体重心等量化指标和参数，揭示动作过程的运动学特点和规律。

三、动作阶段的划分

动作阶段划分是研究技术动作的重要环节。排球运动员跨步垫球技术是由准备姿势、跨步、垫球、随后动作四个环节组成，而对击球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跨步和垫球两个环节。为了确定动作结构和时相划分方便，本文首先确定了不同动作阶段的临界点，它可表征各动作阶段基本力学特征与动作质量。我们依照排球跨步垫球动作的顺序把跨步垫球动作分为：跨步阶段（1.4s-3.3s）、击球阶段（3.3s-4.1s）、随后阶段（4.1s-5.2s）。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排球跨步垫球技术下肢各环节运动学分析

（1）膝关节的运动

膝关节的角度特征如下：

从图1中可以看出左、右膝关节角在0～2.64s时段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2.64s时刻为跨步脚刚着地的时刻。右膝关节角变化曲线在该阶段有一个明显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而左膝关节则是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右膝关节在跨步阶段要向前跨出一步完成跨步动作，在跨步过程中右膝关节先屈曲后伸展。在跨步阶段身体重心落在左脚上，此时左脚起着支撑整个身体的作用，并保持重心稳定性，因此左膝关节角在跨步阶段变化很小。在2.64s后，左、右膝关节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同，当跨步脚着地后，左、右膝关节开始同时屈曲，降低身体重心。到击球前屈曲值达到最大，身体重心此时处于最低，随后双脚蹬地，同时双臂上摆击球。

跨步垫球技术在跨步阶段膝关节有一个屈膝重心下降的动作，这个动作是跨步垫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拉伸膝关节蹬伸主动收缩肌群，增大肌肉收缩初长度储备弹性势能，同时增加垫球时的垫球距离，为后继膝关节蹬伸动作做好准备。而且在判断来球的方向和速度后通过跨步动作还能及时调整击球的最佳时机和部位。在跨步垫球技术中左膝最大屈曲角度为60.6°。右膝最大屈曲角度为59.89°。下肢屈膝身体重心下降的动作幅度太大或太小都不能产生最佳的蹬伸效果，不利于整个垫球动作的完成。如果膝关节屈曲幅度过大，就会造成膝关节伸肌群过大的对抗负荷，进而影响膝关节的伸展速度及躯干和上肢各环节的整体配合。反之，膝关节屈曲幅度过小，又不能充分拉长伸膝主动收缩肌群，影响主动收缩前弹性势能的储备，进而影响到蹬伸效果。跨步垫球技术下肢的蹬伸动作主要是使髋关节产生向上的运动，通过下肢的蹬伸带动手臂向上摆动，保证击球时动作的稳定性。由于不同运动员的身材和身体素质的不同，因此不同的运动员最佳膝关节的屈曲角度和身体的下蹲深度也不相同。合理的膝关节屈曲角度有助于运动员发挥最佳技术动作。

（2）踝关节的运动

由图2可知：从跨步开始，右踝关节角度不断增大，而左踝关节角度不断减小，这是由于跨步开始时，身体以左脚为支撑，右脚向前方跨出一步，随后身体重心下移，直至跨步结束。由于右脚向前跨步，右踝关节与左踝关节正好相反，不断增大，直至跨步后右脚脚跟与地面接触时增至最大。

2.排球跨步垫球技术动作整体分析

排球跨步垫球合理的动作节奏应该是身体自下位关节至上位关节的速度依次递增。各运动环节的递增量越大，说明动作的动量传递效果越好。跨步垫球技术动作的跨步阶段，单脚向前跨出一步，同时身体重心下移，躯干稍向前倾，双手手臂伸直下压，为后继击球动作调整好击球的时机和方位，同时储备了弹性势能，增加了肌肉收缩做功距离。击球动作阶段，通过下肢蹬伸、躯干和上肢各运动环节的依次加速与制动，将速度传递至手臂，手臂通过从来球的下部向上抬，以达到最佳的击球速度，将球平稳而有力地击出。击球时身体主要环节的活动顺序为膝―髋―肩―肘和手腕。从完整技术动作上看，跨步垫球是在拉长相关主动收缩肌的条件下，首先由下肢肌肉主动收缩用力，然后是上肢各环节肌肉群的收缩用力，这种动作时序符合垫球技术动作力学原理。合理的技术动作能充分发挥躯干肌肉和下肢肌肉的爆发加速作用，不要过多地单纯依靠上肢运动环节加速，这样才能使上肢肌肉有较大的能量储备，同时保证动作的稳定。在击球动作阶段上肢肌肉感觉敏锐，控制手臂的方位和调控击球时间，并保证击球最佳的击球点和击球时机。因此应加强下肢的蹬伸力量，并在击球时加强下肢的蹬伸作用，从技术上保证下肢和躯干肌肉合理的爆发加速功能，为上肢各环节的依次加速提供运动初速度。

五、结论

1.跨步垫球技术动作结构的分类

本研究对排球跨步垫球技术的尝试性划分是对目前排球跨步垫球技术划分理论的大胆尝试。笔者根据运动生物力学中关于技术动作的阶段划分原理，根据动作结构与动作任务的不同，把排球跨步垫球术分为跨步阶段、击球阶段和击球后的随后阶段。

2.跨步垫球技术下肢的运动学特征

左膝最大屈曲角度为60.6°，左膝最大蹬伸角度为159.5°，左膝关节的活动幅度为98.9°。右膝最大屈曲角度为59.89°，右膝最大蹬伸角度为119.8°，右膝关节的活动幅度为59.1°。膝关节屈曲幅度过大，就会造成膝关节伸肌群过大的对抗负荷，进而影响膝关节的伸展速度及躯干和上肢各环节的整体配合。反之，膝关节屈曲幅度过小又不能充分拉长伸膝主动收缩肌群，影响主动收缩前弹性势能的储备，进而影响到蹬伸效果。

六、结语

跨步垫球技术在比赛中与其他垫球技术相比应用广泛，技术结构较为合理。采用跨步，身体重心位于两支撑脚之间，支撑比较稳定。跨步垫球有利于肌肉用力的控制，也就可以较好地控制来球。

今后应结合三维动力学进行进一步的其他同类研究，通过同步装置，对跨步垫球进行运动学与动力学的同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分析跨步垫球的技术特征和内在规律。

对于排球运动的技术原理等课题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揭示其科学的本质和内在的规律、科学化发展，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使排球运动得以更广泛的普及和更科学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汉升.球类运动――排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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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灵通.谈排球教学中垫球的三个问题[J].学术论坛，2009（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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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森.对排球垫球技术在比赛中运用状况的理论分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4，23（1）：98-99，104.

[6]叶永延.运动生物力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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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洪友廉.国际运动生物力学研究发展的现状和前景[J].体育科研，2009（2）：54-60.

[10]杨慧馨，杨雷.运动生物力学在武术动作技术分析中的应用现状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6（5）：145-147.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6]胡磊.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1(8).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8篇

（一）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不同理解近年来，理论界已对生态文明的概念从不同角度探讨，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如从理论视角、文明维度、制度与政策等层面进行探索，但主要从理论视角和文明维度进行不同的理解。理论视角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的理解的角度，一种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即把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维度也有两种方式来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一是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二是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联的，是一个全新的文明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中探析，研究人员更多是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后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文明形式。

（二）生态文明不同理解下的共同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的理解，但从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该问题已经开始向理论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其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生态文明也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又有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内容。物质性的内容包括改造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如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适度消费的生态文明模式；精神性内容包括一些适应精神文化的成果，如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及生态建设和生态文化等相关概念；制度性的内容系统包括了人和自然、人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人口、社会系统结果的有效监管与制度成就。

（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的理性思考的产物。生态文明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目标追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强调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和其社会通过生态生产方法在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关系时取得相关的积极成果，以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的形成体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物力，人力相结合的道德制度成果。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这表明人类应该用更加文明的方法来对待自然。

二、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效应

俯瞰整个社会文明史，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双重效应。

（一）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效应其实人类的每一次科技发展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时期、萌芽时期、发展和繁荣时期以及进一步发展时期，即人类文明进化的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的提炼和概括，是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技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认识的进步，也是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科学技术的特性来看，它不仅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而且还有形成正确意识形态，知道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组合元素，从而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物质水平，加速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人的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二）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科技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使人类文明进步陷入困境。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影响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对自然一种恐惧，依赖和从属，人与自然之间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这时的生态平衡只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经济水平，因而不是我们所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这时人类对科技的研究开始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潜意识到有意识，作为科学和技术的萌芽时期，它被植根于农业生产，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一次人类提供现成的食物，不再依赖于自然世界，而是对自然的开发和适应积极利用，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但是，水土流失、荒漠化和其他问题也伴随着开始出现，从一个和谐的整体逐渐变为局部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利用技术来控制和改变自然，且达到了顶峰，随着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天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了生态危机，严重危及当代以及后代的生存利益。

三、建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观

生态文明的优势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融合，顺应大自然的自然转化，而且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含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但传统观念强调人类征服自然，以掠夺自然资源为价值取向，所以科学和技术在作出显着贡献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多的人类认识到，自然与社会需要和谐发展，人们必须开始考虑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相应概念的科学和技术，即生态文明型社会及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技能，扬长避短。一方面，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资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合理地选择科学技术，规范和制衡科学技术的发展。催化作用，努力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作用，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二）树立新型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价值。一方面，在理论中，克服传统的经济理论单一带来的非经济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指导人们以科学的眼光评估科学和技术成就，消除只有一个指标来衡量的科学和技术成和片面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整体效率的低下。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确立科学的价值观，避免科技成果的盲目应用，使得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平衡，以确保这三者之间协调发展。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技术进步；就业结构；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2

一、引言

技术进步一直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本质上就是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对我国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二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其中，关于后者的研究比较少见，且缺乏完整的机理分析。

而从就业来看，目前我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结构压力，如宏观就业结构持续变迁与经济结构发生偏离，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的同时出现 “用工荒”等现象，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当前我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1]。在此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结构的机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且具有迫切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结构的机理框架。

二、理论基础

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最早的研究可追溯至古典经济时期。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严重失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世纪的一部分学者，包括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西斯蒙第(Sismondi)、约翰·巴顿(John Barton)、马尔萨斯(Malthus)等都认为技术进步将直接造成对就业的破坏，导致“技术性失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新古典综合学派托宾(James Tobin)所提出的“结构性失业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使缺乏相应技能的劳动者面临淘汰的危险。因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引起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出现“结构性失业”。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抱积极态度。“萨伊定律”指出：“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社会生产只要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而汉森(Hansen)、麦卡洛克(Mcculloch)、彼萨瑞德斯(Pissarides)等学者为支持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各种就业补偿机制。

基于上述两种观点的发展，李嘉图(David Rcardo)最先认识到技术进步的两面性。他提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一方面会使一部分工人会面临失业，而另一方面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种关于机器的矛盾性说法概括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积极、消极影响，引起了大量学者对技术进步双重效应的广泛探讨，并奠定了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理论基础。

随着认识的继续深化，学者们开始综合探讨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分工进而对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库兹涅茨法则”揭示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规律，即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引起产业 结构变动的同时，会带来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配第—克拉克定理”则阐述了这样一个变动趋势：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比重，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则论证了工业化的实质是工业生产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即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而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的每次技术革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都带来了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2]。

三、机理分析

上述理论说明，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之间确实存在关联，且表现出一定的趋势。然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复杂关系。

企业是技术进步的直接载体，因此，技术进步首先直接作用于企业。就业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就业人员数量和技能的需求，决定因素就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选择。当微观层面的企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反映于宏观经济中，则表现为宏观层面的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分工进而对行业、产业就业结构的整体性影响。因此，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出发，对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结构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剖析，以综合阐述其影响路径，并完整概括出机理框架(见图1)。

1.微观技术进步使企业就业人数和技能需求发生变化，影响社会就业结构

微观技术进步作用于企业，其直接表现是改进企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微观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导致对劳动的直接性破坏；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形成资本积累，使企业家投入更多的资本替代劳动。而从间接角度看，生产方式的改进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企业吸纳一部分劳动者再就业。这是微观技术进步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双重效应。

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微观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之一。企业通过管理水平的提高，对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将效率低的部门和人员从企业中排除，使企业内部人员配置更合理。因此，技术进步引起的组织结构优化过程使企业的劳动需求减少。

产品和工艺的创新一般是通过企业内部研发完成的，以此来创造和满足社会的新需求。因此，产品和工艺创新与研发活动紧密相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

因此，企业对就业人数的最终需求取决于多方面的综合作用，出于行业差异及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不同，微观技术进步对同行业及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不同。在同行业中，发展迅速的企业，其规模扩张速度比一般性的中小企业快，因而劳动需求较大。而不同行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劳动需求较大。因此，因技术进步而被排挤出来的劳动者可能流向本行业的其他企业或者其他行业。单个企业的就业人数和技能需求的变动加上劳动者在同行业及不同行业间的流动，导致各行业、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发生变化，这在宏观层面就表现为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动。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首先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分析技术进步的总体作用。然后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方程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鉴于任何一个经济计量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上，为此本文首先给出构建模型的假设条件：

（1）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相互替代的，并且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相组合。

（2）生产函数的形式采取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3）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的质量变化全部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

（4）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并按固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

（5）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由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会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全部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所以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假设有利于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分离出来。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可以得到包含技术进步但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Yt=A0ertK■■L■■■e■

式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r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a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并且满足经典假设。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lnYt=lnA0+rt+alnKt+blnL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y=r+ak+bl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可得到包含知识的经济计量模型（2）：

Yt=A0ertK■■L■■■e■

其中，Ht是t时期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在此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e是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lnYt=lnA0+rt+alnKt+blnLt+elnH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y=r+ak+bl+eh

其中，h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在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lnYt=-1.948+0.03913t+0.599lnKt+0.427lnLt

标准差 （7.173） （0.033） （0.323） （0.424）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云南省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的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913%。同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略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略显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云南省1978年-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lnYt=-4.094+0.0222t+0.727lnKt+0.467lnLt+0.303lnHt

标准差 （8.456） （0.48） （0.421） （0.442） （0.618）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产出弹性为0.303，它表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产出就增加0.303%。同时还可看出，技术进步率为2.22%，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27，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467。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提高到0.72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7提高到0.467。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3%，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3%下降到2.222%。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其中1.691%=3.913%-2.222%。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同样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

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3%下降到2.222%，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91%。既然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率是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那么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究竟是被体现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128，其中0.128=0.727-0.599，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其中0.04=0.467-0.427，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即0.303。

此外，由回归方程②发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实证结论同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中，第t年的产出是由第t年的技术水平、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以及第t年的劳动力投入共同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被假定为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也被假定为是考柏――道格拉斯形式的。这样可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tK■■L■■

在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时，上式可变为：

Yt=AtLt

进而有：

Yt/L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时，上式可变为：

Yt=AtKt

进而有：

Yt/K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资金产出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b的值都大于是0且小于1时，上式又可变为：

Yt/（K■■L■■）=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以上罗列了三种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不难发现，三种指标中，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能合理地度量技术水平，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地考虑了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并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进步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把前者定义为人化的技术进步，同时把后者定义为物化的技术进步，那么可把云南省的技术进步率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化的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是物化的技术进步率，即有：r=r1+r2。

本文采用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投入质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把人化的技术进步看作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这个变量而引起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

设Yt/（K■■L■■）=Wt

这样上式可变为：

Wt=A0ert

在上式两边对t求全导数，有

■=A0ert·r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Wt，有

■/Wt=■=γ

取■/Wt=w，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有：

w=γ

该式表示技术进步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H■■

进而有

Yt/（K■■L■■）=A0ertH■■

令Qt=Yt/（K■■L■■），则Qt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有：

Qt=A0ertH■■

在上式两边对t求导，有

■=A0ertH■■·r+A0ertH■■■■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Qt，有：

■/Q■=r+e■/H■

取■/Q■=q，表示受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取■/H■=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

这样有：q=r+eh。

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出弹性之积。

根据回归方程①，结合等式w=r，有（A）

w=r=3.913%

该式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等于3.913%。

根 据 回 归 方 程 ② ，结 合 等 式 q=r+eh，有（B）

q = 2 . 2 2 2 % + 0 . 3 0 3 h = 2 . 2 2 2 % + 0 . 6 7 8 % = 2 . 9 %。

该 式 表 示 受 知识或人 力 资 本 影 响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速度等于2.9%，并且表示这部分2.9% 的增长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2.222%；另一部分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0.678%。

对比（A）式和（B）式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由3.913%下降为2.9%。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A）式和（B）式还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由3.913%下降到2.222%。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但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到哪儿去了呢？答案在于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第二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化的技术进步率为1.691%。其中，人化的技术进步率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同时易知我省物化的技术进步率为2.222%。

四、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国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劳动力获得知识的最优途径。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所以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究其原因是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据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在1983年是0.87%，而美国在1981年为32.2%，日本在1980年为14.3%，分别是云南省的37倍和16.4倍；到1990年云南省这一比重上升到1.87%，而美国在19994年上升为56.5%，日本到1990年上升为20.7%，云南省用了7年的时间这一比重才上升了1个百分点，而在相当于7年的时间里，美国这一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4.5个百分点。造成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的原因在于云南省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够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在1991年～1995年期间，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云南省目前的水平。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因而为了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云南省应该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期尽快提升我国或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依据》，《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2、李京文、张国初：《现代人力资源经济分析——理论·模型·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沈利生、朱运发：《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4、郑玉歆、许波：《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资本度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

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10年版。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着重分析了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影响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新时期引导FDI在中国发展的结论。

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要对发展外资进行考虑，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用。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就“FDI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效应”进行了研究。

1 FDI与技术进步

Lall[1]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起本地的R&D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江小娟[3]认为，利用外资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能吸引外资在多方面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严兵(2005)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人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外资影响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

喻世友[5]等人讨论了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他们的基本结论是FDI技术外溢对提高东道国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很大;在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方面，技术水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张建刚(2006)指出在不同的阶段FDI的对我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FDI与自主创新

冼国明和严兵[6]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蒋殿春和夏良科[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其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等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

李蕊[8]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3 FDI与经济增长

Makki和Somwaru[2]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验证了FDI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程惠芳[9]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国际直接投资(FDI)对65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树洁[10]等人建立了研究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往经济文献尚未涉及的两个重要假设:第一，FDI是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动力;第二，FDI是东道国生产边界稳定状态的移动器。他们还使用了地区数据，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环境变量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4 结论

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是东道国和投资者两个能动的主体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还要考虑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目前的大多数理论只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因素，对东道国的行为机制研究的不够。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在该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东道国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主要标准的理论，引导FDI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Lall，Sanjaya.“Industrial Success and Fail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189-213，2004.

[2]Makki， Shiva S. and Agapi Somwaru.“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86，795-801，2004.

[3]江小娟.“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发能力提高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04(3).

[4] 薛求知，罗来军. 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J] . 经济研究，2006(9).

[5]喻世友，史卫，林敏.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渠道研究[J] . 世界经济，2005(6).

[6]冼国明，严兵. 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 . 世界经济，2005(10).

[7]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5(8).

[8]李蕊. FDI与中国工业自主创新: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08(2).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新时代；科技哲学；创新；发展

引言

作为对科学技术时代出现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 科技哲学既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又与近代以来哲学的演变相随相伴。作为对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 理应对此予以关注。科学技术哲学既属于哲学体系，也是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科技哲学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其规范性正在不断增强，有着特别巨大的研究与分析价值。全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实质、门类构成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自然科技哲学均有较大的区别。

一、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

（一）学科定位

认识科技哲学具有的学科定位，首先要认识其学科性质。20 世纪 80 年代后，大学分学者认为，科技哲学属于哲学学科，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统一起来。部分人认为科技哲学尽管是独立学科，但并非属于哲学学科，而是综合学科或者边缘学科。认为科技哲学是处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学科边缘的学科，体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及哲学的特点；或者认为科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两种学科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出现的独立学科，其既非哲学，却和自然科学和哲学有重要联系，是体现双重性质的学科

（二）理念体系

我国学者对科技哲学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对其理论体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吴国盛认为，科技哲学的内容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陈其荣指出，当科学技术逐步发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会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进而建立起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即科学技术哲学，其内容包括社会与科学技术、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张明国等学者将科技方法论列入到科技哲学结构中，指出其应该包括科技方法论、社会与科技、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近些年，随着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科技哲学不断分化，并形成专门的方向及学科，如，科学社会、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学方法论以及未来学等。虽然学术界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学的内容基本包括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产业工程、社会等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建立起产业哲学、工程哲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区分工程与技术、科学的理念，将传统的技术、科学二元理论进行拓展，使其成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理论，指出工程活动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学是区别于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新兴学科。现在工程哲学开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历史、工程共同体、工程人才、工程创新、工程设计和决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ι缁岷腿死嘧龀龅墓毕祝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学。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三、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

（一）自然将列入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围

就科技哲学而言，其内容涉及到多种观念，如，马克思哲学论、方法统一论、

世界观等。科技哲学可以分析与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观。传统理念中，对科学哲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是科学哲学的正宗，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或者边缘问题，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自然科学

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涉及的重要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科技哲学会逐步增加对自然界的研究。进而建立起系统的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可以建立起有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切入点来区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为发现、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全面、完善的理论依据。

（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科技哲学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多元化

发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让科技哲学的分析与探索更加具有层次性和价值性。科学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是多元化、层次化和歉收并蓄的体系。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哲学性、方法论、规范性及逻辑性等方面，自然科学哲学重视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前者是理性升华而后是实践基础。就人文科学问题而言，重点在于对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深入思考，对人生意义进行研究。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认识到洛克菲勒家族为何会贡献家产来建设学校、办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层面上，此行为是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体行为。同时该家族捐献私有财产支持学术研究，体现出人文、社会与科技哲学的有机融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科学进行全面融合，可以让科技哲学具有扎实、稳定的科学基础。另外，在新学科不断出现的前提下，会出现对分支学术内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

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对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哲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着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结语

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所以，我国要明确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以推动科技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科技哲学若想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就要将自然纳入研究范围内，积极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使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另外要创新科学哲学、建立和发展技术哲学，丰富科技哲学的涉及领域和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提高科技哲学的价值。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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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尹传红，郝爽.产业哲学研究领跑和谐崛起新理论[N]. 科技日报. 2005-03-27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技术进步；就业量；数据包络分析； ARDL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66-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技术进步也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依然存在。201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8万人，到201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变为92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失业人数在不断增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中的两大经济目标。在当代，经济增长的实现离不开技术进步，而充分就业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全面、正确地研究技术进步与就业间关系，及找到协调二者关系的可行性措施，对于促进就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量出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进而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分析其原因之后提出相应对策。本文第二部分为已有的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第三部分是运用DEA方法测量出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指标，第四部分是运用ARDL模型分析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效果，最后是简要的结论及政策。

一、文献回顾

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一直是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话题，技术进步究竟是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还是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新古典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在长期均衡中属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因而长期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正面效应会抵消其短期负面效应。

以内生经济增长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尝试通过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来分析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如Pissarides（1990）通过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得出技术进步对就业有间接补偿的“资本化效应”。Aghion和Howitt（1994）通过构造出一个失业和增长模型，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后在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若出现较高生产率来取代较低生产率方式的生产率增长时，失业人数会增加。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强调当存在各种因素使得工资趋于刚性时，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会引起失业水平的显著上升。

实证方面仍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如Mincer and Daniger（2000）通过对美国1970—199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低技能工人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整体就业人数则在增加，而Timorthy C.Sargert（2001）运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影响是不存在显著差别的。

尽管国内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关注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但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机制较为复杂，不易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国内研究大多数都还是经验性的。昌盛（2005）通过对1978—200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促进效应。姚战琪等（2005）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抑制就业人数的增长。

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拓展：

一是运用DEA方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绝大多数国内学者使用索洛残差法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但这种方法有较高的约束性，存在一定缺陷，即要求企业必须具有100%的技术效率水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生产，这显然不能在实际中做到。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无需对生产函数进行假设，从而避免了一些理论约束，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测量，进而较好地刻画出技术效率对TFP的影响。

二是在计量方法使用上。国内研究普遍使用EG两步法和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而本文尝试使用一种较新的协整检验方法（ARDL模型），它对于数据的平稳性要求不严格，数据序列可以是I（0）或I（1），并且对于小样本估计更为稳健和适合。基于以上优点，本文使用ARDL模型，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技术水平拆分与测算

（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DEA方法

相对于狭义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它包含了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人力资本、要素配置、管理水平等因素。本文采用DEA方法，并使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来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直接利用了线性优化给出了边界生产函数与距离函数的估算，无需对生产函数进行假设，避免了一些理论约束。通过DEA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这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不同影响。

（二）数据选取及结果

为正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本文采用实际GDP、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来作为产出和投入指标，变量均选自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由于1998年重庆设为直辖市，为保持数据连续性，我们在样本中剔出了重庆市的数据，最终采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所使用的各地实际GDP，是以1952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得到的。资本存量则是运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原值来代替再以1952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所得到的数值。使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如图1所示）：

我们可以从图1中得知，全要素生产率有两个时间段出现迅速增长现象，即1985—1989年和1993—1996年。而在这两个时期中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一致，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功于技术变化的增长。1982年，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的变动呈明显的相反趋势，此时全要素生产率却在直线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技术效率对其的影响。

总体上看，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形势一致。

三、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分析

（一）模型、变量和数据

（二）计量方法

为准确检验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是我们通常选用的两种方法。通常，比起VAR模型，ARDL模型是一种较优的技术选择。ARDL模型是一种较新的协整检验方法。它是由剑桥大学教授Pesaran（1996）等人提出，运用的计量软件是Microfit软件。而传统的协整检验方法：E-G两步法（以残差值为基础的ADF方法）和Johansen最大似然法（基于VAR模型提出的），它们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要求变量均为同阶单整的，而现实中有些情况是不能实现所有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

与传统的检验方法比较，ARDL有如下优点：一是对数据平稳性要求不严格，不要求变量序列为同阶单整，I（0）或I（1）均可放入模型进行分析。二是ARDL方法对小样本的估计更为合适和稳健。三是模型中通过简单线性变换可以得出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ECM），该ECM模型同时可反映出长期与短期动态。

（三）检验结果

尽管ARDL方法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所有的变量均为 I（0）或I（0），这是运用ARDL模型的硬性的前提条件。因而，我们须在采用该模型之前对各数据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结果可知，就业人数、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的一阶差分均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三个变量都属于I（1）。因而，所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均不超过1，满足ARDL方法的应用条件。

对于方程滞后阶数的选择，我们通常根据AIC、SC或HQ准则中取最小值的原则来选择的。比较之下，本文采用AIC准则较为合适，所选的滞后期数3。然后，利用边界临界值对滞后变量系数进行检验，检测结果显示F值较为显著，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我们应该拒绝原假设，即变量间系数不全为零，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TECH系数为2.0536，表示技术变化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变化每增长1个单位，就可以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由DEA计算出的技术变化，通常表示为因企业生产技术改进或产品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带来的技术进步。这可以反映出技术变化对就业有着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即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的延伸，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行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更多的就业。

再从（7）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出，其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具有统计的显著性。这说明LABOR具有较强的自我修正机制，在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可以迅速向均衡状态回复。LABOR不仅受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的短期影响较为显著，而且短期内受自身因素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同时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变化短期内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系数分别为-0.22585和-0.12241，这与长期协整方程估计到的结论不是很一致。这说明技术变化在短期中，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会对就业产生抑制效应，在长期中会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带动更多的就业。而技术效率短期内对就业是呈负向作用机制，且较为显著，回归系数为-0.29619，这与长期协整方程估计的结果是较为一致的。这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技术效率的增长都能有抑制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简要的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通过DEA方法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在此基础上，运用ARDL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的两个分解项（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技术进步总体上为正，在1985～1989年和1993—1996年间技术进步增长较为迅速。在这两个时期中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一致，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功于技术变化的增长。1982年，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的变动呈明显的相反趋势，此时全要素生产率却在直线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技术效率对其的影响。总体上看，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形势一致。第二，从长期协整方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出，技术效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在短期中，技术变化当期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变化的改善也会对就业人数的增加产生抑制效应，同时，在长期中，技术变化对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带动就业量的增加。

为保持中国更好更快更和谐的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并鼓励企业提升产品技术研发能力。从上面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技术变化在短期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说明短期内技术进步有可能导致技术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而在长期，随着产业链的发展，技术进步促进就业人数的增长。企业自主创新并提高自身的产品研发能力，是技术效率改善的体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改革，可以有效地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产业链的延伸。这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效带动就业，解决中国现存的劳动力失业问题。因而，中国应加大鼓励企业自我创新的支持力度，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产业链的升级与发展，促使经济更好发展和带动更多的就业。第二，大力提倡制度创新与改革，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管理水平的改善，是技术变化改善的体现。针对中国一些企业存在的冗员问题，我们应大力提倡制度改革，改善企业的管理水平，这有利于冗员问题的有效解决。因而，我们应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提升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进而解决过重的冗员问题。第三，加大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就业的根本在于教育，我们应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发展。为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我们可以强化劳动者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对技术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用能力，这可以有效地帮助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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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变迁；演化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1890)就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凡勃伦(veblen，1898)也质问“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但经济学研究的演化方法却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博尔丁(Boulding，1981)及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演化经济学家和大量的相关文献，以致“演化”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借用经典物理学均衡、弹性等概念进行简单化和还原化的经济学类比方法不同，演化(或进化)经济学则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Being)，而在于动态的生成(Becoming)，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其内部对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弗里曼(Freelnan)和卢桑(Louca)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霍奇逊(Hodgson)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内的几乎所有演化经济学家都一致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从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养分，演化经济学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进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献还甚为鲜见。技术变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丰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挖掘和发扬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正是本文之意图所在。

二、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经济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达尔文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但正是这本书为我们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渐进观点与马克思力主通过暴力革命跳跃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来，“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成了马克思敌意的牺牲品……但是，他将达尔文的概念适用于技术进步分析”。因而，“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罗森伯格所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于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于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注意包括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变迁，和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这种深邃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三、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经济思想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达尔文进化理论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显赫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明确提出将人类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还进一步地应用和发挥了这种思想和方法，试图开创和发展一种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见。

1．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技术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不应该被曲解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马克思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任何的机器……它们

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他甚至还直接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应该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一个知识集合体。

一旦技术被马克思看成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种理解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选择和自我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知识才是技术演化和变迁的縻母(Meme)。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思想洞见是多么难能可贵。

2．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和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过程类似，马克思则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进步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碾碎比捣碎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这样发明了……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这些言论中，马克思表达了一种清晰的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经济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思想，对船舶进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的类似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也开始接受马克思这种观点，坚信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并试图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3．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进步。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进步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适应过程。

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但应该说他的这种隐喻还是较为模糊和笼统的，也是不够彻底的，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起选择作用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意图发展一种技术进步演化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坚定，而是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和坚定的，这种坚定态度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关于技术消失的演化经济思想

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上曾存在过的物种数量大得惊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种仅是总量的一个零头不到，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大量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物种起源》还刚刚问世不久，物种“神创论”还有着广泛影响，人类对于物种的整理和分类也才刚刚开始，对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马克思显然已经较好地理解了达尔文并将其进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技术和物种一样存在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技术演化不仅和生物物种一样有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术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种灭绝的原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大灾难突然降临(如五次动物大灭绝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技术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等引起的技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一个绝佳的生物学隐喻，甚至还阐述了通过交往和竞争来保障技术和文明不断传承演化的思想，考虑到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这就已经蕴含着通过基因重组、突变和频率等概念的生物学隐喻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遗传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已然了解的话，如果马克思时代进化生物学已像今天一样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远。

五、结束语

同步技术论文范文第15篇

本文作者：张颖工作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高校科技人员整体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8387人上升至2009年9768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的比例，从2007年的98．22％到2009年的97．93％下降了0．29个百分点。这一组数字表明，天津高校中，科技队伍虽然不断壮大，但是从事科研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总体比重上并没有上升，而是呈逐年递减的趋势，高校的科研整体实力趋于减弱，这一数据的背后也反映出，天津市高校在科技人力资源储备中隐藏着弱化的危机。2、科技经费投入2007年拨入经费总额为1495776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57．57％，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4．53％，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7．89％，2008年拨入经费总额为1885954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60．23％，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3．40％，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6．36％，2009年拨入经费总额为2114392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54．89％，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7．45％，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7．66％，天津高校2007年到2009年三年间经费总额呈纵向递增趋势。政府拨款是天津市高校科技经费最主要的来源，虽然从绝对量上政府的投入在每年增加，但相对比例上，2009年较前两年有了大幅缩水；而接受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例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2008年略有下降，仅占比政府投入一半多一点。这说明天津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还未走上以市场需求为主的发展之路，地方企业对高校科研的认可度不高。随着我市高校产学研结合的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此项经费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另外，我市高校各种收入中转化为科技经费额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天津高校提供的科技服务等比较少，因此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经费的额度少。

1、科技论文及专著产出分析2007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77部，99920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6024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2．16％。2008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83部，92111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5969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1．72％。2009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88部，60182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4700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8．18％。自2007年以来，天津市高校发表的学术论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然而天津高校近年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并且比例达到了30％之多，这说明我市高校的科学技术活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高校出版科技著作虽然提升数量有限，但基本保持增长趋势。2、科技成果产出分析2007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22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市级奖励90项。2008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31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市级奖励101项。2009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1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市级奖励96项。对于科技成果获奖情况来说，天津市高校所获得的国家三大—50—奖数量少，而获得的市级奖励每年都有百项左右，说明我市高校科技水平和实力函待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即对高校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实际运用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商品化及产业化的全部活动和过程。1、专利授权2007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566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7项，合同金额4620千元。2008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553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24项，合同金额10125千元。2009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611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50项，合同金额6986千元。天津高校专利授权数总体数量仍然不多，2009年相对于2007和2008年度有了明显提升，但这与高校科技成果数量相距甚远。因此，强化高校科技人员专利意识，加快专利申请步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天津高校专利出售合同数和出售金额却一直表现不佳，2007年度只到达了个位数，三年间只有2009年专利出售合同数达到最高，出售合同金额数波动性也很大，2009年50项专利出售却只有6986千元的合同金额。2、技术转让2007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33项，成交金额为7855千元，实际收入为3730千元。2008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48项，成交金额为12955千元，实际收入为8528千元。2009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222项，成交金额为47077千元，实际收入为34552千元。天津市高校科技产出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技术转让指标，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9年无论是技术转让合同数还是实际收入总额都达到三年间的最高峰值，分别为222项和34552千元。然而技术转让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这反映出天津高校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距离较大，经济结合度差，转化困难，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通过对于天津市高校科技投入能力、科技成果产出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天津市高校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近年来逐步提升，较北京、上海等地还有着明显的差距，与全国大多数城市相比较而言，天津市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