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篇

日前出炉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观念及教育观念研究》报告显示，现在的独生子女更具独立意识，他们在家庭中希望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三分之二的人赞同“恋爱花费AA制”与“婚后夫妻收入自理”。这份报告是根据课题组2007年在上海、河南、湖南三地进行的问卷调查和网络虚拟调查完成的，共对2888位1976~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进行了有效调查，课题调研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室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直属机关团委共同完成。

报告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称为“ONLY”的一代。Only意为独一无二，英文“onlychild”即为“独生子女”之意。 报告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形成出现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孤独感”是他们最容易提及的词语。对于婚姻，主观性较强。

“有这种观念，最好不要结婚，也不要去生孩子，一旦有了孩子，AA制怎么实行的下去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名婚姻家庭专家陈一筠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客观现实表明，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婚姻稳定性在下降，离婚、闪婚情况增多，有许多人对婚姻没有安全感。他们怕在婚姻失败后损失太大，但这本身大大降低了爱情的价值。

上世纪70~80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北美社会的“离婚爆炸”几乎与婚前契约和夫妻AA制相伴而行。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科研机构的报告，有39%的美国人认为，婚姻已经过时了，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陈一筠说，在美国，年轻人常会面临父母离婚，或是爷爷奶奶离婚，要不就是朋友都离婚，安全感失去很多。所以这些年轻人对于婚姻和爱情的信任感下降非常厉害。

陈一筠认为，现在我国独生子女热衷AA制婚恋，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婚姻没有安全感，闪婚的情况会增高。像重庆去年统计，他们那里，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不到一年的人群。对AA制的人来说，因为财产都是分开的，大大降低了离婚的代价，人们对待离婚也会更加随意。

二是实行AA制的家庭，很容易出现不生孩子的状况，这导致丁克家庭越来越多。在丁克家庭中两人很容易分手，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血缘纽带的联系。而不生孩子，结婚的意义会大大地下降，社会的凝聚力也会随之下降。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2篇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包括:

(一)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下同)的干部;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

(三)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已退出现职、但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五)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六)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七)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第四条 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一)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二)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四)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第五条 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所列事项。

第六条 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的,应当在事后30日内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并按照规定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七条 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按照本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的,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第八条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中央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二)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上一级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机构发生变化的,原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九条 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认为有需要请示的事项,可以向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请示。

请示事项属于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答复报告人;属于本规定的解释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请示,并按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的意见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当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条 报告人未按时报告的,有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督促其报告。

第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报告情况进行汇总综合,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第十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案件涉及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报,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四条 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

第十五条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本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 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同时该事项构成另一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合并处理。

第十八条 本规定第三条第(六)项所称“移居国(境)外”,是指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

本规定第四条所称“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所称“房产”,是指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

第十九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定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需要扩大报告主体范围或者细化执行程序的,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负责解释。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3篇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包括：

（一）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下同）的干部；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

（三）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已退出现职、但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五）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六）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七）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第四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一）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二）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四）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第五条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所列事项。

第六条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的，应当在事后30日内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并按照规定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七条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按照本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的，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第八条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中央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二）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上一级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机构发生变化的，原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九条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认为有需要请示的事项，可以向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请示。

请示事项属于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答复报告人；属于本规定的解释问题，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请示，并按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的意见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当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条报告人未按时报告的，有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督促其报告。

第十一条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报告情况进行汇总综合，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第十二条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案件涉及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第十三条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报，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四条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

第十五条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本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同时该事项构成另一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合并处理。

第十八条本规定第三条第（六）项所称“移居国（境）外”，是指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

本规定第四条所称“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所称“房产”，是指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

第十九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定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需要扩大报告主体范围或者细化执行程序的，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备案。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英敛之；大公报；女学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转折点，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意识更加强烈，倡办女学的呼声开始兴起。时期，梁启超提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之根本，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源”（1）在倡办女学的舆论宣传中，英敛之主办的《大公报》独具特色。（2）《大公报》创刊伊始，即响亮的宣告“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3）。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大公报》一直关注着女子教育，乃至妇女的发展，格外重视女子教育宣传。在创刊第一天就表明了振兴女学的美好愿望。此后，频繁刊登有关女子教育的内容，不仅如此，《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不是杂乱无章的任意所为，而是系统全面的策划之举，运用宣传技巧，多角度的宣传女子教育，无论从宣传方法还是宣传效果上都高人一筹。

一、以论说“立言”，直接倡导女子教育

论说是清末民初报刊中最常见的一种文体，通常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发表议论。从《大公报》创刊起，论说就是该报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论说或宣扬民主政治、讽刺社会不良现象，或呼吁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中，宣传女子教育的论说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论说或出自编撰之手，或来自热心女学的开明人士。文风也各具特点，或笔锋犀利，一针见血；或语言平实，润物无声。《大公报》建立起的这种“群体的自白形式”也为呼吁女子教育这一群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4）。

1904年是《大公报》宣传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时期，英敛之聘用江西才女吕碧城为《大公报》的编辑，使得《大公报》有了专门从事女学宣传的人员，这一时期文章的风格也较以往有所不同。论述比前两年的论说更加尖锐有利，眼光更加独到，观点更加鲜明，更能够站在女性的角度倡导女子教育。更能使读者明白“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女子并不是“只为男子之附庸”，不可以“抑之、制之、玩弄之”（5），广大女性一样需要教育，只有大力兴办女学，才能“铺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才能使“男女均强之，国敌其败也”（6），呼声振聋发聩。

论说类的文章的创作相对自由，限制较少，宣传效果也最好。《大公报》采取累进推出的方式，就女学问题的论说连续刊发，以增强传播效果。例如吕碧城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这篇文章就采用了连续刊登的方式，在连续刊登论说后，第三日又刊登了论说《碧城女史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书后》。使读者不仅赞叹吕碧城精彩的文章，也从作者的渊博学识见识了女子教育的成功。

另外，这类文章的风格不一，有的半文半白，引经据典，谈论古今；有的浅白易懂，入情入理，好似与人闲话家常。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欧风美雨虽然浸润有年，但“中国教育，现尚限于少数人享受，故受教育者皆中流以上之家”（7），这种风格的多样，无疑扩大了受众的范围，在宣传上也更为普及。

二、消息配合论说，相得益彰

论说与消息各有其特点，但不是彼此分离。如果说在宣传女子教育中，论说是红花，那么这些消息则是绿叶，与红花相映。《大公报》不仅以论说宣传女学教育，还在“中外近事”、“外省新闻”等板块报道大量有关女子教育的消息。可见，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对于女子教育不仅仅是倡导，还对社会上的兴办女学的活动给予密切的关注。除此之外，一些与兴办女学相关的公文批复、政府政策、专件等官方信息的及时，更能体现出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例如：对《天津系详监生张延龄等试办女学堂照录章程请立案文并批》（8）这一紧要公文的刊发，就是对张延龄等人联名申请创办女学堂的批复。这不仅体现出了英敛之办报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关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的办公更加透明，更好的实现了报刊在特定时期的上传下达的功能。

消息的报道比较简单，但覆盖范围广泛，涉及问题全面。这些消息中，与女子学堂有关的主要有女学招生、女学堂开学、女子学校新设立课程等几类；与教育风气有关的主要有赞扬学风、表扬教员等几类消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女学兴起的状况。这一类的消息纪实性质较为明显，没有什么特定的技巧，但它的出现一样可以体现出《大公报》对于女子教育的关注。同时，消息也不是毫无情感的，它仍是明确表示报人意图和态度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1903年2月22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报道美国领事贾满君之夫人兴办女学堂，这则消息的开头就直接说道“中国女学不兴实为华人前途之隐忧”（9），既赞扬了贾夫人的盛举，又表达了对中国女学发展落后的担忧。除了报道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大公报》也对学堂内良好的学风进行宣传，1904年7月28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赞扬了某位教习教育得法，使学生好学不倦，并称该教习为“女英雄”。大力提倡良好的学风，在无形中也为学界树立了良好的价值观。《大公报》还大力倡导广大女性出国留学。例如1904年8月1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女史过津》，高度赞扬了肄业于日本东京实践女学校的陈彦安女士，并评价她“将来女史定造福北方不浅也”（10）。诸如此类的消息经常性的出现在报刊中，也鼓舞了广大女性的就学热情。

《大公报》刊登倡导女子教育的论说和消息，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创刊之年，相关的报道只有几条，1903年为二十余条，1904年达到三十余条，而1906年，则多达近百条。（11）报道的增多，固然与女学兴办的数量增加迅速有关，但也和《大公报》一直把倡导女学作为宣传重点有关。

三、刊登女学广告，配合消息与论说宣传

在以论说、消息报道宣传女学的同时，《大公报》还独辟蹊径，利用与女子教育有关的广告对女子教育进行宣传。戈公振先生曾指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繁密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12）《大公报》刊登有关女子教育的广告一是本着指导受众人生的目的，二也是为了宣传女子教育。女子广告的宣传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03年开始出现一些间接宣传女子教育的广告，但数量较少，主要起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1905年后一些女学堂招生的广告逐渐出现，并且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商业性与宣传性更明显。

（一）依附在其他广告中宣传

1905年之前，女子教育还处在提倡阶段，女学还没有兴起，《大公报》刊登大量的文字提倡女子教育。这一时期，与兴办女学相关的广告虽然问世，但数量极少，基本都依附在其他广告中，《大公报》在设计和发刊这类广告时，有意将广告的商业内容和论说、消息糅合在一起，渗透倡办女学的主张。

1903年2月15日上海女学报馆刊登的一则“女报馆广告”，在最后一行中刊登“中外同志以及热心扶助女学之人，倘助以经费，除按期赠报掣给收条外，并姓氏登列本报”。（13）1904年5月18日《大公报》刊登一则京师女学卫生医院的广告，广告所占版面较大，除“京师女学卫生医院新章广告”几个字用了较大字号以外，其余近700字均采用一样的字体。广告说“一本医院宗旨系倡明女学，讲求卫生之理，凡中外可接见……一本医院为振兴女学之萌芽深愿与当代名媛共究教育之理，凡母教女德有关于卫生学术者，尤愿相与讲明以期女学日见昌达”（14），在之后才讲到卫生医院设有大药房，诊费情况以及医院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但也不脱离女子教育。

（二）直接的广告宣传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1905年起，《大公报》中的广告宣传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这些广告除去了提倡女子教育、阐述女子教育宗旨等内容外，直接刊登女子学堂招生的广告。就女子教育的招生广告而言，不同的女子学校所面对的学员不同，开设的课程不同，教授课程的教员也都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广告虽没有什么新鲜惹眼的图片，却也能让读者看一眼便清晰明了。

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与1905年前的评论和消息宣传不可分割，这一阶段女学堂广告的数量逐渐增多，在教育广告中所占比例较大。以1912年9月为例，这个月有10所学校教育广告，其中就有两家是女学堂的。这些广告中招生广告一共出现了48次，女学堂的招生信息就出现了14次，占总招生广告的29.1%（不包括综合学堂招女学员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聘请女教员广告5次。

这些女学堂的招生广告反映了女子教育的初步繁荣，从有关女子教育的广告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出女子教育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广告将评论和消息宣传中的内容转成实际、落到实处，这样可以使读者对女子教育的概念不仅停留在社会的广泛提倡和呼吁之中，使她们在支持女子教育的同时，通过广告上的信息还能找到将理论转付诸实践的场所。

四、结语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对女子教育的倡导与宣传，是这一变化的表征之一，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中国妇女走向解放之路的重要一环。《大公报》作为大众传媒，不但展现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很好的发挥了媒体的作用，推进了这一变革。当然，《大公报》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在激烈与尖锐性上，赶不上当时革命党人，但恰恰因为其较为温和，不趋于极端，而有更多的受众，更能入心入脑，亦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切，当然与《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密切相关。在英敛之的指导下，《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可谓面面具到，说理清晰、观点鲜明的论说，内涵丰富的消息、别具一格的广告宣传，对吕碧城作为女学典范的打造和推介，都显示出，《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是一次初具体系，系统性的、较为成熟的宣传。

注释：

（1）梁启超：《论女学》，《时务报》，1897年4月12日

（2）《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英自任总理与编撰。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虽名义上仍总理《大公报》，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后又创办辅仁大学，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

（3）《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4）《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著商务印书馆

（5）《大公报》1904年5月21日《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续前稿吕碧城

（6）《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吕碧城

（7）《季鸾文存》国民丛书第一编《中国今后之妇女问题》第26页

（8）《大公报》1904年6月27日紧要公文《天津系详监生张延龄等试办女学堂照录章程请立案文并批》

（9）《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夫人兴学

（10）《大公报》1904年8月19日中外近事《女史过津》

（11）梁景和：《近代中国女学演变的历史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6期

（12）《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民国丛书第二编第228页第229页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5篇

2007年春季广告中，心理咨询所用的躺椅变成了一张产床(DolceGabanna)。我们的女主角范思哲女郎在安娜妓院三个姐妹的帮助下，人工产下了一个女婴，这里既没有男性，也没有痛苦：通过无性繁殖孕育的小生命使范思哲女郎获得了永生。在2001范思哲女郎广告5～7到2007年分娩广告这六年中，到底孕育了怎样的故事?

回放：2003年，一切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说唱歌手阿姆(Eminem)在全世界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八英里》，他的职业生涯从此开始一帆风顺，奖项不断。与此同时，在阿姆的启迪下，范思哲女郎再次苏醒，开始谋求自己的乐趣。她明目张胆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粉碎了那些认为只能苟且偷生的陈旧的世俗理念。这实际上是“白日美人”的翻版，而意大利品牌则要与之保持距离，以便俘获可能被忽视的更为年轻的客户群。大胆的范思哲女郎希望能够获得乐趣，而不再屈服于男人，任由男人摆布。女郎选择了，目光中满是轻蔑。广告中她独自一人，两腿分开站立，一只手抚摸着大腿上部，仰摄的手法凸现了她脸上那种蔑视的神情。广告前，观看者会略感屈辱，仿佛被，甚至被挑衅，同时被吸引，并受到欲望的刺激，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一种秘密……或是集所有感觉于一体，如同阿姆所自创品牌的格调。范思哲女郎明目张胆地与自己调情的姿态与阿姆音乐风格不谋而合。为了体现自己的音乐个性，阿姆在令他更为名声大造的第二张专辑中创造了一个名叫Slim Shadv的“他的自我”，这是一个“可恶、肮脏、残暴，绝对偏执”的人物。阿姆将自己的音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吗非得看心理医生?世界就是我的治疗师。”说唱家一如以往，将严肃、辱骂、厚颜、教唆融于一身，同时利用了“他的自我”回应了媒体和其他众多诋毁他的人……

在广告的其他图片中，范思哲女郎带着那依旧冷漠且蔑视的神情抚摸着自己的。不再与他人分享欲望，这是一种独自的乐趣，而男人成为了被动的观看者，同时也反射出自身的孤独。在该品牌的橱窗展示中，孤独的男人也在抚摸自己，而女郎则成为了男人的“自我”。直到2006-2007秋冬广告中，才又出现了金发一棕发双女郎：这是女性的世界，把吊袜腰带丢进橱柜，让那些可笑的花花公子和上年纪的丈夫们见鬼去吧。

仍旧是在2003年，这一次韦罗妮卡・贝卢斯克尼要对丈夫西尔维奥这个“拉丁情人”开战了。正如女记者Annick Ie Floch’Hmoan所说(《Elle》杂志2007年2月12日)：“总理夫人一点都不傻，她和自己的丈夫有着不同见解。”只不过在2003年前，韦罗妮卡从未将自己的想法公布于众。最终，2007年2月，总理夫人在《共和报》上发表了至丈夫的公开信。作为回复，西尔维奥发给了报社一份公报，恳请夫人的原谅。《Elle》杂志的记者在名为《总理夫人的反抗：棕发女人的复仇》的文章中讲述了该事件的始末。2003-2004秋冬广告中，Dolce Gabbana营造了一种挑衅场景，维妙地展现了这种诱惑关系的大逆转。饭店中，曾经作为不可见人的乐土的床，如今已经完全在独身女郎的掌控之中：她独自一人躺在两张并排放置的床上，完全占据了这个领地。而在另一个版本中，被剥离得只剩下骨架的床在灯光巧妙的处理下，俨然变成了她的王位宝座。在另一个广告中，女郎用腿间的遥控器操控摄像机的动向，寻找着自己的乐趣，摄像机的取景器则替代了曾经与她寻欢作乐的男士们的目光。女郎的影像出现周围无数屏幕上，而她成为了自己影像的唯一观赏者。

豪华酒店的大厅里，贵妇们原形毕露，绝望无助，而饭店客房中，凯瑟琳・德诺芙又一次躺在床上，使白日美人重获新生(2006《Citizen K》杂志)。这一次，她出现在新兴的说唱歌者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William(另一个小痞子)摄影机的取景器中。在三个守护天使―Tom Ford，Madona，Diesel一的祝福中，男人试图通过摄像机，这种带镜面的数码假肢生殖器，令我们的范思哲女郎孕育生命。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6篇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对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奖励对象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享受职工退休奖励待遇的；

（二）具有本自治区城镇居民户籍，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男性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五周岁；

（三）实行计划生育只生育（含依法收养）一个子女。

第三条 奖励标准：

（一）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每人每月参照全区上一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标准的百分之五发放奖励金；

（二）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每人每月参照全区上一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标准的百分之十发放奖励金。

符合享受奖励待遇条件的人员（以下称“申请人”）实行一次性申报原则。已享受职工退休后增发待遇的，不得再申报。

2012年6月1日前，男性已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已年满五十五周岁的，奖励金从2012年6月起计发。

第四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依法享受奖励待遇所需资金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属国家、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的，奖励金由自治区财政负担60%，县级财政负担40%（市本级与市所辖区分担比例由各市自行商定）；属非国家、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40%，县级财政负担60%（市本级与市所辖区分担比例由各市自行商定）。

第五条 人口计生部门、财政部门每年度集中受理申报、审批一次。申报、审批、资金拨付和发放程序为：

（一）申报。申请人如实填写《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申报表》，并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独生子女优待证》）或人口计生部门提供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于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间向其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

（二）审批、资金拨付和发放。

申请人的计划生育情况由其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负责初审（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的，居住地应配合户籍地做好审核工作），乡镇（街道办事处）人口计生办再次审核并在申请人户籍地居委会公示7天，接受社会监督。社区居委会、乡镇（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符合发放条件的，在《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申报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制作《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享受奖励待遇人员名册》，连同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于每年9月30日前报送县级人口计生局。县级人口计生局复核无误后，与历年所报人员名单（剔除退出人员）一起汇总，以报告（附符合发放奖励金条件的人员名册）的形式，于每年10月31日前报送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市辖区人口计生局同时报送所属市人口计生委）和本级（或所属市级）财政局。

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对各县级人口计生局报来的报告及名册进行汇总，向财政厅申请本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奖励资金。

财政厅对所需资金报告进行审核后，会同自治区人口计生委联合行文将自治区本级财政负担的奖励资金下达到各市、县。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本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奖励资金使用申请，同级财政部门要将上级下达以及需要本级配套的奖励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发放机构，并督促发放机构将奖励资金及时划转到申请人开立的实名制账户。

第六条 领取奖励金后又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停止发放奖励金，已领取的奖励金由原发放单位收回。

第七条 对不再符合奖励金发放条件或因死亡退出奖扶的，当事人居住地的社区应及时汇总（当事人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的，由居住地社区向户籍地社区通报情况），按照上述报送时间逐级上报至自治区人口计生委。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将退出机制的执行情况纳入对各县（市、区）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

第八条 每年4月底前，各市、县（市、区）人口计生和财政部门应将上年度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上报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和自治区财政厅。

第九条 各级财政和人口计生部门应当加强对奖励资金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条 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每年向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和自治区财政厅提供全区上一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数。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本文对虚构性传播语境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女性话语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当代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普遍受压抑状况。这源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现实，更反映出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和主动认同取悦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文化心态。 ［关键词］女性话语 男权中心主义 转换性话语领域 后殖民现象 一．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 简言之， 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风骚，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强奸，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荡妇，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 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 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 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 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 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 《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强暴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第34页 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 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年第2期 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 1998年第3期 ⑥《辞海》 第20页“三从四德”条，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 ⑦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女性话语男权中心主义转换性话语领域后殖民现象

一．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简言之，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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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本文对虚构性传播语境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女性话语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当代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普遍受压抑状况。这源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现实，更反映出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和主动认同取悦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文化心态。 ［关键词］女性话语 男权中心主义 转换性话语领域 后殖民现象 一．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 简言之， 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 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 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 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 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 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 《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第34页 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 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年第2期 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 1998年第3期 ⑥《辞海》 第20页“三从四德”条，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 ⑦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0篇

44岁的肖女士和丈夫努力一年之后，终于如愿怀上二胎，但是13岁的女儿雯雯（化名）百般不愿意，相继以“逃学”“离家出走”“跳楼”等方式相威胁。在女儿尝试用刀片割手腕后，怀孕13周零5天的肖女士不得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

肖女士的“二胎”计划因遭遇女儿的以死相逼而“流产”，凸显了当下孩子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自私与任性，折射出独生子女家庭有求必应、百般溺爱的教育短板。孕妈的“含泪”打胎，既是对拟要二胎夫妇的有益警示，也为如何正确实施家庭教育的社会话题提供了反面案例。

以“自杀”逼孕妈弃二胎的过激行为，倒逼我们对失当家教的反思与检讨。其一，不能过分溺爱和迁就孩子，要教育和引导孩子学会与人共处、分享爱心；二是不能只将生育二胎视为“大人”们的事而忽视孩子的感受，要把增人添口当作家庭大事沟通协商，尤其要多从为独生子女添“伙伴”的角度向孩子说明道理，多讲好处，切忌罔顾孩子的尊严与感受，一意孤行和先斩后奏。学校教育亦不能袖手旁观。

广告法不能给烟草广告“留口子”

1月19日是《广告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二次审议稿虽与第一次审议稿相比更为严格，但不少控烟专家和法律专家认为烟草广告应该被“广泛禁止”而非“严格限制”，二次审议稿依然为烟草广告留了口子。

事实上，我国早在2003年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7年全面履约。《公约》第13条及其实施准则明确指出：履约国应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然而，直到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对各履约国的烟草广告禁止情况评估显示：中国为零分。此次广告法大修，本应成为我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重要契机。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是预防年轻人开始吸烟、降低全体人口烟草消费量的最佳办法。

立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烟草广告条款的博弈背后，一方是烟草企业的利益，另一方则是公众的健康权益。有关方面必须态度明确、立场坚定。

学“脱衣”民警做“该做的事情”

泰州大妈为避让电动车摔倒在地，民警杨锦鹏立刻脱下自己的警服棉袄，垫到大妈的身子底下。据大妈回忆，“民警脱下身上的警服后，轻轻把我头和上半身抱起来，把衣服垫在我身下，他抱着我的头，拨打了120，还不停地安慰我说120救护车马上就到。”在“脱衣”民警看来，这实在是再平常不过：“这只是我该做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么一件“该做的事情”，温暖的不仅是摔倒大妈，还有所有人的心。

“脱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该做的事情”，无疑也是最崇高的“该做的事情”。这位民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要向他学习，多做、做好“该做的事情”。无论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乃至推进社会的文明，这样的“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身体力行。也唯有如此，整个社会的向善向真向美，才能蔚成风气。

7.4%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称，我国201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

270亿通

据北京市网信办的《2014骚扰电话年度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骚扰电话总数高达270亿通。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1篇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简言之，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山西日报；广告；商品

1949年4月26日，《山西日报》在太原创刊（1），这是山西省委党报从农村转向城市办报的里程碑。山西日报上在传播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信息的同时，也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山西社会生活的缩影，折射出建国初山西社会生活的图景，它以丰富多彩的形式，立体地、动态地展示出山西社会生活的画卷。笔者对1949年到1953年的广告做了统计，建国初《山西日报》的广告数量多，内容杂，从大机器到日常消费品，从建筑材料到政府公告，应有尽有。《山西日报》广告就像一个万花筒，生动地展示着建国初转型时期的山西社会生活，隐藏着政党报刊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通过对《山西日报》广告的分类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山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亦可观察当时各行各业在广告利用上的共同特点。所谓广告分类，就是根据广告主的相关情况对其所做广告进行类别划分。作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省机关报纸，其广告在山西省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据笔者对该报1949―1953年所刊广告之统计分析，其在类型上大致可分为七大类：商品类、医药类、影剧类、工业类、其他（各种声明、启事）。占重要地位的广告主要是商品、医药、工业广告。《山西日报》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政党报刊，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商业类广告中占有一定数量的是牙膏广告、文具广告、日常用品广告等，在数量上占了一定优势，用了很多插图广告，这样容易引起读者注意。例如：从“晨起第一要事请用坚尔齿”的牙膏广告（2），到“金鸡闹钟国产先锋”的闹钟广告，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利用图片最成功是“坚尔齿”牙膏（3），运用了八种不同图画，采用了多种形式来宣传其产品。坚尔齿牙膏广告特点在于强调“省”，从“一支足抵四支”、“高品质，用量省”、“用量极省，防蛀多泡”等广告语中显现。八幅插图中还利用了三个健美时尚的年轻女郎，如其中一个配合“晨起第一要事请用坚尔齿”的广告语境，绘一清秀女性对镜刷牙的画面，对群众起到直观的作用。另外两幅也以刷牙的女性为主。信谊牙膏也利用了女性婀娜多姿的形象来宣传牙膏（4），除此之外，还运用了广阔宏大的背景来暗示消费者，如在“信谊牙膏、到处盛销”的广告语下印刷货运火车急速行驶的画面（5），和小桥流水，人们热火朝天忙生产的农村图画（6），来暗示信谊牙膏畅销全国，入城下乡，销路极广。与“坚尔齿牙膏”和“信谊牙膏”截然相反的是“黑人牙膏”与“三星牙膏”。它们都采用了男性形象来宣传产品，三星牙膏绘一面带微笑的男性刷牙的情境（7），黑人牙膏甚至是把一个黑白分明、表情夸张的男性头像，作为自己的商标，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8）。此外还有“无敌牙膏”、“白雪牙膏”、“豆蔻牙粉”等品牌，它们采用了简单的介绍体广告，配以产品的图画，并不具备特殊性，不再多做赘述。以上种种，展示了商品广告的丰富性。

医药类广告居多，其中多是一些科学普及的日常用药，主体多是写明药名、适用人群、功效、购买处，配上药品的图画。药名采用大号美术字体凸显出来，有简单底纹衬托。利用女性形象去宣传的药品，分两类，一是以女性为目标对象所做的药品广告，二是包含女性形象元素在内的药品广告。第一类如“妈妈多”药品（9），“奶水多，乳汁多”简洁的广告语道出药品功效，“产后调补，增进营养”点明适用人群，再配上俊美的母亲哺乳孩子的画面。在“婴儿糖”的药品广告中同样利用了一个慈爱的母亲怀抱孩子的形象。这些广告树立了良母的形象，这种母性的地位和意义在广告中体现出来。更有像“下治丸”、“韩奇逢黑鸡白凤丸”、“千金汤”等是专门为女性量身订制的药品广告，主要功效调经健体，都配有美丽端庄的女性形象，如“千金汤”中的女郎身着旗袍，发型时髦，形象健美苗条（10）；又如“韩奇逢黑鸡白凤丸”（11）广告中的女郎身穿V领短款紧口毛衣，碎花中长款一步裙，头戴蝴蝶结发饰，女性魅力展露无遗，让人心向往之。这种女性的形象美传递着一个信息，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健康的女性美更难能可贵。第二类相对较少，例如“配尼西露”剂片广告（12），左上角有一个端庄专注的护士形象的女性，身着护士服、头戴护士帽，眉清目秀，在办公桌前认真工作，手执笔在记录些什么，给人以信服感。“息宁痛”止痛良药（13），绘有一女子因头痛眉头紧锁，表情哀怨，想必是因为头痛困扰不已。在她下方配了”息宁痛”药片的图画。广告用意呼之欲出。

品牌和商标是企业的诚信和形象标识，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是产品信誉、地位、身份的象征，因此消费者的品牌和商标意识对于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广告主逐渐强化品牌和商标意识，药品广告开始出现独立品名，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的独立品牌的队伍中来。如“山西太谷县广升誉中药”进行了商标注册（14），每刊广告，必定把商标放在首位。“狮月牌”（15）滴耳油的商标是一头狮子和月亮的嬉戏结合，是简单的字面意思结合，但却具有现代广告商标的雏形。天津振兴药厂的“大鹏商标”（16）是一只展翅欲飞的苍鹰。太谷县广升远国药庄的商标是“远”字的变形（17），药品包装上把商标放在了中心位置。天津市公私合营的永明油漆工业公司，旗下有“仙鹤牌”、“灯塔牌”、“飞艇牌”三个油漆商标（18），都是以形象的实物作为标志，缺乏一定的变形和延伸。这种广告商标的使用率很高，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独立品牌更能形象地传递商品品质。

企业、工业类广告这一类别的广告，都有一个共性，广告作品相对简单，广告内容通常以通知或通告的形式，告知大众：某地在某时有某种商品展销会或物资交流会。公司或企业名称用大号字体刊登，粗体字写明所售商品，经营项目，特点等，为简单的格式体广告。极个别采用现代化的背景图片。但涉及到大型机器或工具类产品时，都配以图片，便于人们认识、了解，对商品有一个直观印象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1951年3月21日开始大部分广告在公司或企业名称前面加上“国营”、“公营”、“公私合营”的字眼，如“公营山西省化学公司产品”、“国营太原造纸厂”、“公营河南省烟草公司”、“国营中国茶叶公司”、“国营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省营太原毛线厂”、“国营中国石油公司太原支公司”、“国营中国蚕丝公司”、“国营上海水产公司白棕绳”、“国营上海汽轮机厂”、“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厂”、国营上海自行车厂”、“公私合营上海电焊机厂”、“国营潍坊柴油机场”等。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此时正在进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公私合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渡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1951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才刚刚踏上征程，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所以，报纸上的刊登的“公私合营”的企业或公司数目不甚多，却体现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和进程。进一步折射了群众的心理，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对资本家的产品多少是存在怀疑心理的。打出“国营”、“公营”、“公私合营”的旗帜，人民深谙党的领导，消费时也多了一份放心。

总之，《山西日报》上，商品、医药、企业工业、这三类广告占了大半以上的版面，但这三者之间的比重并非固定不变，商品广告由最初的刊登最多到1953时慢慢锐减，种类也逐渐单一，商品类广告衰落；医药类广告数量基本稳定，种类较少。但在1952年2月广告版面缩小的情况下，医药广告总体减少；企业工业广告从1951年逐年增加，这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息息相关，1953年我国开始计划经济体制，把经济重心放到农业、工业上面。这反映了《山西日报》广告的自身发展，亦是山西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真实折射。

建国初的《山西日报》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的机关报，在表达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耳目喉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报纸是民众生活最重要的信息媒体，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史学家们往往从报纸的新闻、评论、主题等内容中去寻找当时人民生活变迁的踪迹和见证。广告作为当时商业手段的急先锋，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和信息的主要窗口，反映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体现出时代性和进步性。由此，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记录之进步（19）”，它在传播各种信息的同时折射出建国初山西社会生活的图景，成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因此，报刊广告也是探寻历史的重要史料。

参考文献：

[1]孙会：《近代报纸广告语境中的女性身份认同与建构――以广告为例》

注释：

（1）一之，艾岗：《山西日报十年》。

（2）广告山西日报，1949-11-23

（3）广告山西日报，1949-11-25

（4）广告山西日报，1949-10-03

（5）广告山西日报，1950-02-13

（6）广告山西日报，1950-02-29

（7）广告山西日报，1950-04-27

（8）广告山西日报，1950-05-05

（9）广告山西日报，1950-04-27

（10）广告山西日报，1951-07-03

（11）广告山西日报，1952-08-15

（12）广告山西日报，1950-02-12

（13）广告山西日报，1950-02-20

（14）广告山西日报，1952-06-17

（15）广告山西日报，1951-04-05

（16）广告山西日报，1952-11-30

（17）广告山西日报，1953-12-04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3篇

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有χ2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

青少年自伤行为是国内外近年研究的热点，许多国家对该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报道;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等报道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率很高［9］。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发生过1次以上自伤行为的占31．2%，其中，在过去1a内自伤次数在1～4次者占16．6%，5次及以上者占14．6%，表明自伤行为在本地区儿童青少年中十分普遍，应积极开展相应的干预预防其发生。但本研究的自伤行为报告率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研究对象的差异，本研究对象均为10～18岁城市儿童，而以往研究表明，自伤行为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中发生率较低［10］;(2)本研究对象大多数分布在青春期年龄(13～18岁)，以往研究表明青春期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高峰时期;(3)自伤行为及其界定尚未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4］。本研究分析青少年自伤行为与人际归因及自尊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及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及独生子女有关。归因是人们对他人或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指出其性质或推论的过程。内控性较高的青少年常把人际交往的问题归因到内部，这样容易产生内疚和无助感;反之，外控性较高者常将失败归于外部原因而产生气愤和敌意。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内控性高的青少年偶发自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而外控性高的学生容易发生多次(重复)自伤行为。提示学校卫生工作者可通过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结果还显示低自尊与自伤行为的发生有关，与相关研究类似。低自尊人群往往会出现更多的情绪、自我概念等问题。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4篇

家有女儿的父母，普遍比家有男孩的父母对孩子的安全多几分担忧。

来自2013年中期的数字显示，我国有3.67亿未成年人。如果按接近1：1的比例计算，全国至少有1.8亿个未成年女孩需要予以特别呵护。在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对这些花季女孩进行保护的同时，我们更要对这些女孩说，学会防范犯罪比接受他人保护更为重要。

学校不能只教孩子数理化

“学校不能光教孩子数理化，还要教孩子怎样面对社会。”十几年前，一位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她不满10岁的女儿是当时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一所小学的“禽兽教师”事件的16名受害者之一。在得知女儿受害的消息后，她勇敢地站出来报警并发出了前面的呼吁。

在这位母亲发出呐喊的时候，网络远没有现在发达，很多坏人没能像现在这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时，一方面很多被害人没有渠道了解如何绕开坏人的常识；另一方面公众对受害者的态度不是宽容和同情，而是嘲讽或鄙视。也正是从那时起，“被害预防”理念开始被学者和警方引入普通人的生活。

一位名叫何军的警察，供职于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研究室多年。一旦有典型案件发生，他常常会到现场采访。在30年的警察职业生涯中，他目睹过数不清的被害人的惨状。早在他20多岁刚当上警察的时候，每次目睹被害人的悲剧，他都在想：“如果案件不发生呢？怎样才能不发生？”在无数次为受害者设定了“假如……”的情景后，他开始研究被害对象。但在当时，“被害预防只有法学教科书里为数不多的一点儿介绍”，何军所能参照的理论很少。

被害预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作为犯罪学的—个分支，它的出现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十几年前，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和王大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由于缺少理论坐标系，当年何军艰难地从案例中提炼被害预防理论。

一开始，何军选择了出租车司机作为被害预防的研究对象。经过深入调查和感悟，他把被害预防分为被害前、被害中和被害后三个阶段。关于“被害前”，他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在侵害行为发生前进行预防，是最积极有效的预防。但往往因为受害者的防范意识不强，本该有效的防范被忽视了。在“被害中”，要有智有谋，如果遭遇侵害，被害人应以谋为主，视情况巧周旋，以图智救，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失误而丧失可解脱的机会。“被害后”是指遭遇侵害后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即配合警方及时抓获坏人，预防自己和他人再度被侵害。

何军认为，被害后预防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快速报案，二是保护好现场（尽可能地向公安机关提供有价值的人证、物证等证据），三是总结自身在防范上存在的问题。

何军也许并不知道，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理论界。学者们担心自己的被害预防研究是“无源之水”。当时的一项对被害预防的调查表明，公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被害预防。而关于未成年女性抗暴御辱的教育，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为许多青少年包括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对青少年的伤害来自哪里，也不知如何自我保护。”青少年法律与心理问题专家宗春山说。

正是由于在“被害前”孩子们没有从学校和家庭获得相关知识和能力，在遭遇侵害时的“被害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应对。

由于除犯罪侵害外，还有车祸、火灾和地震等灾害潜藏在人们的生活里，所以，公众对“性侵害的防护培训”等获取知识和能力的渠道充满期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在北京一所大学讲授“被害预防”常识时被学生团团围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被害预防知识的缺乏和渴求。

如今，由于学校的传导和网络的传播等作用，城市中的教师、家长已经初步具备了帮助女童防止性侵害的知识。但在乡村，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太大改观。这也正是少女被侵害事件发生的根源。

专家认为，要改变目前女童性侵害救助现状，既要对女童普及自救、自助知识，教会她们怎样保护自己，社会也必须改变贞操观念，对被害女童同情、尊重。当然，法律也要及时介入。

防色狼的六点提示

从犯罪学角度看，少年儿童、青年女性、老年体弱人群、智力低下或精神有缺陷的人群是易受害群体。

长期从事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的佟丽华认为，司法保护带有“亡羊补牢”的含义。相比之下，把预防性侵害的知识和手段教给孩子更为重要。李玫瑾教授建议，家长和学校、幼儿园的教师都可以选择一种适当的方式告诉孩子这样的知识，如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告诉孩子身体的哪些部位是别人可以碰的，握握手是可以的，别人把手伸进你的衣服触摸某些部位就不可以。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警官卢正来曾给少女提出六点防色狼提示：

1．防备身边的人。针对未成年女孩发生的性侵害案件，色狼大都是老师、邻居、同乡甚至父亲。针对受害人年龄小、在性知识方面懵懂无知的状况，家长和老师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性”，并对身边最亲近的男性有所防备。

2．防止孩子被“骗暴”。色狼会利用孩子信任老师和思念亲人的心理，把孩子骗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施暴。老师和家长应告诉孩子，如果不是老师和家长面对面交代任务，孩子应该拒绝接受他人的邀请。

3．出租屋要防“狼”。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租住在出租屋的流动人口大多会因忙于生计而忽视孩子的安全，有的人会让孩子单独留在出租屋里。由于孩子缺乏防范能力，受害的概率比较大。

4．少女单身慎夜行。少女在夜间单独出行非常危险，家长一定不能让女孩子在夜间单独行动。在路途遥远或者道路复杂的情况下，女孩子出行一定要有人接送。

5．百倍警惕“老色狼”。女孩子和家长的心目中要有“老色狼”的概念，对年纪大的男人同样要警觉。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某些不适或精神不振等情况，一定要耐心地问清楚情况并及时报警，以免孩子受到再次伤害。

6．识别色狼有方法。色狼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会用甜言蜜语，甚至不择手段。女孩子必须多一个心眼儿，识破他们的阴谋，不被他们的任何诱饵所诱惑。

对付色狼的四种招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告诉女孩们，可以用四种招数对付色狼：

第一招，“二龙戏珠”。用两根手指头直捣犯罪分子的两只眼睛。同时，把膝盖抬起来，顶犯罪分子的下部。

第二招，预备石灰面和辣椒粉。一个女孩子单独住集体宿舍时，可准备一些石灰面和辣椒粉。如果遇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可把辣椒粉撒向犯罪分子的眼睛，然后再来个“二龙戏珠”，保准万无一失。

第三招，在家中备暗器。如刀、铁棍、监控设备等。刀或铁棍放在顺手拿取的地方，一旦犯罪分子侵入住处，在危急关头可使用。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范文第15篇

勤奋、坚韧的杨兵迅速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精英。从事杂志广告经营三年,他悟出:如果做产品,就做女性产品,赚女人钱。一次招商会上,杨兵结识了来自美国的品牌“女人茵子”。

据资料显示:大部分成年女性都患有阴道炎、附件炎、盆腔炎、阴道息肉、子宫肌瘤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而且,到了一定年龄,阴道松弛、干涩,夫妻生活质量下降,皮肤出现顽固色素斑点、暗疮,失去弹性、下垂等现象随之出现。在做文案策划时,杨兵曾接触过同类产品,但大多都是拉线排毒,使用不方便,效果也不理想。而该“女人茵子”属美国纯原装进口,阴道自溶,治疗效果大大提高。该产品在治疗妇科疾病的基础上,一星期内缩窄阴道2～3个量级,从而提高性生活质量,并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丰胸美体,使皮肤光亮、嫩白,和外阴的颜色也可以变红变浅,焕发无尽的女人魅力。当场演示的老师把产品放进杯中溶解,把水喝掉,充分印证了女人茵子的安全性。杨兵很快撰写了杂志广告投放文案,招聘两个女孩当咨询师,在一些女性杂志上开始广告投放。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月就创下了销售两百套的纪录。由于产品效果好,回头客很多,并且她们还介绍了很多新的消费者购买,半年时间杨兵成为了一个收入不菲的大老板。

无独有偶,河北唐山的刘建超最终选择“女人茵子”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往医院、药店、美容院等铺货,总部提供电视片支持,吸引了女性朋友购买,销售一派火爆。

经笔者了解,“女人茵子”是广州雅芝康商贸公司独家总经销的新产品。据招商经理肖华介绍,女人茵子销售方法多样,可以往医院、药店、美容院、日化店、商场、女性用品专卖店铺货,也可以利用当地报纸、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直销,还可以做会议营销。公司为每位经销商提供严格的市场保护,人员培训、专家支持、物料、广告文案及20多本女性杂志广告支持、退换货保证,轻松加盟,无后顾之忧。郑重承诺:按公司营销策略三天卖不到区域经销商产品量,保证退货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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