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教案范文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篇

1、品味诗歌精彩的语言。

2、学习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

重点难点：品味鉴赏诗歌语言。

教学过程：

一、导语：时间穿越千年，而今唐诗依然被我们吟唱。这灿烂的诗园中，有一个人曾为唐诗树起一面猎猎大旗，引领唐诗走上了浪漫主义的高峰。他就是诗仙——李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被人称为“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的诗篇《蜀道难》，体会李白浪漫主义的诗风。

二、诵读课文

1、学生自由朗读，感知诗歌大意。

2、请大家简单说说诗歌写了什么内容，感受风格是怎样的。(学生交流展示)

明：写了蜀地艰难，不可久居。

风格：雄浑豪放

三、下面学生范读课文，初步体会诗歌的情感。

1.一生读。

2.找出重点句子，再精读。

3.找一生再读。

四、找出诗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感情走向的诗句，即主旨句。

1、学生交流。

明确：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课件展示）

2、讨论该如何读。

3、找生读，并说出理解。

明确：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感叹词连用，直抒胸臆，极力夸张。蜀道之高尽现眼前，让人惊叹不已；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蜀道之险，让人又惊又怕，畏惧不敢前行；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剑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面对地势凶险，战祸惨烈，人只有叹息之情，作者也只能为朋友担忧了。

读至此大家已初感诗文用语之奇。

明确：叹：高（惊）

叹：险（惧）

叹：凶（忧）

4、学生齐读该三句，体会一唱三叹所表达的情感。

五、品读课文

李白开篇即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先声夺人，那么蜀道到底有何难呢？请找出具体描写“难”的精彩诗句，说说诗人怎样把抽象的“难”展现在你我面前。（对比三秦民谣，可以从传神的词语、表现手法、写作角度等方面点评。）

赏析范例：

（如：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前一句运用绝妙的夸张，“扪”“历”两个动词的连用，显出行人出没在星宿之间，山高之状就显现出来，更让人感觉行走的艰难。后一句中通过“抚膺”“长叹”的动作表现出行人的心惊胆战，以及无法继续前行时无助的叹息之情。“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中的描写与此处有异曲同工之妙。）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足见其与世隔绝之久；“地崩山摧壮士死”更见辟路之难；终于“天梯石栈相钩连”。世上本没有路，开辟出来了，也便有了路。路有了，可是这路好走吗？神龙至此仍要回转，善飞援之“黄鹤”“猿猱”面对奇绝之蜀道尚且不得过，就反衬人行之更难。

又以“萦岩峦”山之高危，“扪参历井”“抚膺坐长叹”人之无助的神态、动作，正面慨叹。如此行道能不难乎？这一切不仅让行人无助，让我们读者也不禁胆战心惊。

明：手法角度：

神话传说，五丁开山、六龙回日—写出历史上的不可逾越之险阻。

虚写映衬，黄鹤不得飞渡、猿猱愁于攀缘—映衬人行走难上加难。

摹写神情、动作，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步履艰难、神情惶悚--困危之状如在眼前。

借景抒情，古木荒凉、鸟声悲凄（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

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夸饰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惊险的气氛。

总结：手法变换，大气磅礴，音韵回环，同时又不失细致、精准。这种动人的描绘，源于他贯穿其中的浪漫主义激情，共同营造出了雄奇险峻的意境之奇。

六、生再齐读，体味意境之奇。

七、所谓“诗言志”，作者为什么要写呢？这首诗除了劝友人勿入蜀地之外，有何言外之意呢？哪些句子、哪些词语能看出来呢？

补充写作背景，学生找句子，谈意蕴。

明：一番奇语倾吐一腔忧愤之情，一副狂态难掩一颗赤子之心。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2篇

春天来了！春心荡漾，春色恼人！春色怎么不恼人呢？少年维特尚且知道恼人。何况他望帝是个风流帝王、情场种子呢？叹只叹，皇城内后宫三千佳丽。一个个拉出来比赛，其得分的总数，竞远远低于一个她！她，正是望帝手下的丞相鳖灵的妻子。她，青春四溢、容貌姣好。她，白皙细嫩、魔鬼身材。她，胸部丰满，腰细臀肥。她那双水汪汪、润滋滋、灵动深邃的会说话的明亮的大眼睛，不失时机地向我发送出一浪高一浪无尽的秋波。这秋波，不知淹昏过多少男人，多少壮实的或嬴弱的男人，多少个老、中、青、少的男人。这秋波有如电波，高压电波，强有力地冲击着望帝的脸颊、耳朵、躯体和大脑。她那微启的性感的轻唇吹出的气息，害得望帝目不敢视、心跳加速。咚咚的心跳声，使他感到浑身激动，热血沸腾！鳖灵呀，鳖灵！你为何要带上她来参加国宴，让几千佳丽黯然失色？你为何不将她深藏相府，秘不示人？你为何忍心让我在她那媚眼射出的秋波中，被淹、沉溺、呛水、挣扎，回头也游不到岸边？纵然是我吃饱了山珍海味，穿暖了锦绣轻裘，哪里比得上将天下美女搂在怀中亲热？春色恼人啊，春阳令我心碎！我为她写的诗，都装满了几十匣子，不知哪一首能博得她的芳心！在这春花怒放的春天，春风多么温暖，春阳多么骄艳。春阳啊，帮帮我吧！为了美女，我宁愿不坐江山，我宁愿化为杜鹃。

杜鹃，本名鹃鸟，后因杜宇（望帝）之名，改称杜鹃。杜鹃，又名太阳鸟，又名阳雀，又名子规，又名布谷鸟，又名“归归阳”。这是一个叫人心尖尖都发疼的名字，这是古蜀人民乃至天下人民都钟情、钟爱、崇拜、心仪的一种叫人爱得发痛的鸟。诚如李白诗人所说，从四万八千年前的古蜀国开山鼻祖蚕从帝时代起，蜀人就崇拜太阳，崇拜太阳鸟。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神树上，不正有太阳鸟吗？成都金沙文明古遗址出土的金饰太阳鸟图案上，不正有太阳鸟的生动形象吗？2005年8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决定，用古蜀国文明的象征物——金箔太阳鸟图案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这件事的深刻意义在于，灭亡于暴秦的古蜀国文明的的确确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夏禹王的故乡——都江堰一带的古代文明，正在恢复她应有的重要地位。而后羿射日（金乌，太阳鸟）故事的起源也当发端于古蜀国。

古蜀国的君臣百姓，为何要崇拜太阳、崇拜太阳鸟呢？这与古代蜀国的气候气象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中国古称丝绸之国，丝绸来自桑蚕。而古蜀国正是桑蚕的发源地。据《史记》记载，黄帝娶蜀山西陵氏之女为妻，是为嫘祖。嫘祖发明蚕桑丝织，后将蚕桑由蜀国推广到天下。古蜀国是农业国，农业生产靠什么？靠太阳，靠水利。古蜀国对太阳的崇拜、向往与追求，集中体现在古蜀国的民间传说——“二郎神担山赶太阳”之中。这是“夸父逐日”精神的民间故事，是《山海经》中大量反映的古蜀国历史，得到基层群众认可与传承的结果。今都江堰市天马镇二郎村一带，尚存二郎担山赶太阳留下的痕迹。二郎神就是古蜀国的开山鼻祖、纵目人蚕从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国祭坛的纵目青铜人面具，就是二郎神的化身，亦即蚕丛的化身。蜀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的眼睛（目）的蚕虫形象。古蜀国自古崇蚕、爱蚕、养蚕、缫丝、织帛，当然以蚕虫为图腾。蚕丛王经营成都平原村，为了使“海盆”化为“陆盆”，需要排水与蒸发，蒸发的热能来自何方？当然来自太阳。故二郎神蚕丛奋力追求太阳、追求太阳鸟（金乌）。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神出场唱道：“某（我）高担五岳逐金乌！”高担五岳，负担重，很劳累，奔至今都江堰市天马镇二郎村时，二郎神放下担子歇气，掉下了几小块土圪垃，形成了今天的童子山、横山子、走石山。这些山，植被葱笼、物产丰厚。

这一则古蜀国的民间传说，反映了自古蜀人对太阳、对光明的追求。紧跟二郎神形影不离的是一只哮天蜀犬，执着地不断用“蜀犬吠日”的行动来呼唤太阳,期望太阳。这些，都是由盆地内阴雨多、日光少的气候造成蜀人对太阳的向往。四川民歌唱道：“太阳出来哟罗，喜洋洋罗哟喂！”也正是蜀人追求太阳、追求金乌的反映。蜀人把二郎神视为太阳菩萨、视为阿波罗，加以崇敬。二郎神终于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最伟大、最威武、最正直、最爱民的护法神。广泛流传于《西游记》、《封神榜》、《宝莲灯》、《聊斋》、《警世通言》、《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二郎搜山图》……及民间传说中，至宋代，二郎神几乎割据了两川，全国各地，都以灌口（今都江堰市）二郎（二王）庙中主神二郎神为母本，修建了二郎神庙，加以崇祀。今天青城后山味江村山崖尚存清同治元年（1862）摹崖石刻二郎神像及其哮天神犬像。二郎神由蜀地都江堰诞生。发展成了全国级别的神。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是跟对太阳神鸟的崇拜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成都金沙古文物中，还有几件玉璋，其独特的造型，与二郎神独特的兵器三尖两刃刀（此刀曾擒获齐天大圣孙猴子）极其相似。同时，广汉三星堆古蜀遗址中的玉璋，其造型也与二郎神的独特兵器相似。东汉末年张陵在蜀西青城山创立道教时，将二郎神纳入道教尊神，正是利用了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北宋王小波、李顺义，李顺化妆成二郎神，也正是利用了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3篇

春天来了！春心荡漾，春色恼人！春色怎么不恼人呢？少年维特尚且知道恼人。何况他望帝是个风流帝王、情场种子呢？叹只叹，皇城内后宫三千佳丽。一个个拉出来比赛，其得分的总数，竞远远低于一个她！她，正是望帝手下的丞相鳖灵的妻子。她，青春四溢、容貌姣好。她，白皙细嫩、魔鬼身材。她，胸部丰满，腰细臀肥。她那双水汪汪、润滋滋、灵动深邃的会说话的明亮的大眼睛，不失时机地向我发送出一浪高一浪无尽的秋波。这秋波，不知淹昏过多少男人，多少壮实的或嬴弱的男人，多少个老、中、青、少的男人。这秋波有如电波，高压电波，强有力地冲击着望帝的脸颊、耳朵、躯体和大脑。她那微启的性感的轻唇吹出的气息，害得望帝目不敢视、心跳加速。咚咚的心跳声，使他感到浑身激动，热血沸腾！鳖灵呀，鳖灵！你为何要带上她来参加国宴，让几千佳丽黯然失色？你为何不将她深藏相府，秘不示人？你为何忍心让我在她那媚眼射出的秋波中，被淹、沉溺、呛水、挣扎，回头也游不到岸边？纵然是我吃饱了山珍海味，穿暖了锦绣轻裘，哪里比得上将天下美女搂在怀中亲热？春色恼人啊，春阳令我心碎！我为她写的诗，都装满了几十匣子，不知哪一首能博得她的芳心！在这春花怒放的春天，春风多么温暖，春阳多么骄艳。春阳啊，帮帮我吧！为了美女，我宁愿不坐江山，我宁愿化为杜鹃。

杜鹃，本名鹃鸟，后因杜宇（望帝）之名，改称杜鹃。杜鹃，又名太阳鸟，又名阳雀，又名子规，又名布谷鸟，又名“归归阳”。这是一个叫人心尖尖都发疼的名字，这是古蜀人民乃至天下人民都钟情、钟爱、崇拜、心仪的一种叫人爱得发痛的鸟。诚如李白诗人所说，从四万八千年前的古蜀国开山鼻祖蚕从帝时代起，蜀人就崇拜太阳，崇拜太阳鸟。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神树上，不正有太阳鸟吗？成都金沙文明古遗址出土的金饰太阳鸟图案上，不正有太阳鸟的生动形象吗？2005年8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决定，用古蜀国文明的象征物——金箔太阳鸟图案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这件事的深刻意义在于，灭亡于暴秦的古蜀国文明的的确确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夏禹王的故乡——都江堰一带的古代文明，正在恢复她应有的重要地位。而后羿射日（金乌，太阳鸟）故事的起源也当发端于古蜀国。

古蜀国的君臣百姓，为何要崇拜太阳、崇拜太阳鸟呢？这与古代蜀国的气候气象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中国古称丝绸之国，丝绸来自桑蚕。而古蜀国正是桑蚕的发源地。据《史记》记载，黄帝娶蜀山西陵氏之女为妻，是为嫘祖。嫘祖发明蚕桑丝织，后将蚕桑由蜀国推广到天下。古蜀国是农业国，农业生产靠什么？靠太阳，靠水利。古蜀国对太阳的崇拜、向往与追求，集中体现在古蜀国的民间传说——“二郎神担山赶太阳”之中。这是“夸父逐日”精神的民间故事，是《山海经》中大量反映的古蜀国历史，得到基层群众认可与传承的结果。今都江堰市天马镇二郎村一带，尚存二郎担山赶太阳留下的痕迹。二郎神就是古蜀国的开山鼻祖、纵目人蚕从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国祭坛的纵目青铜人面具，就是二郎神的化身，亦即蚕丛的化身。蜀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的眼睛（目）的蚕虫形象。古蜀国自古崇蚕、爱蚕、养蚕、缫丝、织帛，当然以蚕虫为图腾。蚕丛王经营成都平原村，为了使“海盆”化为“陆盆”，需要排水与蒸发，蒸发的热能来自何方？当然来自太阳。故二郎神蚕丛奋力追求太阳、追求太阳鸟（金乌）。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神出场唱道：“某（我）高担五岳逐金乌！”高担五岳，负担重，很劳累，奔至今都江堰市天马镇二郎村时，二郎神放下担子歇气，掉下了几小块土圪垃，形成了今天的童子山、横山子、走石山。这些山，植被葱笼、物产丰厚。

这一则古蜀国的民间传说，反映了自古蜀人对太阳、对光明的追求。紧跟二郎神形影不离的是一只哮天蜀犬，执着地不断用“蜀犬吠日”的行动来呼唤太阳,期望太阳。这些，都是由盆地内阴雨多、日光少的气候造成蜀人对太阳的向往。四川民歌唱道：“太阳出来哟罗，喜洋洋罗哟喂！”也正是蜀人追求太阳、追求金乌的反映。蜀人把二郎神视为太阳菩萨、视为阿波罗，加以崇敬。二郎神终于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最伟大、最威武、最正直、最爱民的护法神。广泛流传于《西游记》、《封神榜》、《宝莲灯》、《聊斋》、《警世通言》、《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二郎搜山图》……及民间传说中，至宋代，二郎神几乎割据了两川，全国各地，都以灌口（今都江堰市）二郎（二王）庙中主神二郎神为母本，修建了二郎神庙，加以崇祀。今天青城后山味江村山崖尚存清同治元年（1862）摹崖石刻二郎神像及其哮天神犬像。二郎神由蜀地都江堰诞生。发展成了全国级别的神。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是跟对太阳神鸟的崇拜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成都金沙古文物中，还有几件玉璋，其独特的造型，与二郎神独特的兵器三尖两刃刀（此刀曾擒获齐天大圣孙猴子）极其相似。同时，广汉三星堆古蜀遗址中的玉璋，其造型也与二郎神的独特兵器相似。东汉末年张陵在蜀西青城山创立道教时，将二郎神纳入道教尊神，正是利用了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北宋王小波、李顺义，李顺化妆成二郎神，也正是利用了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4篇

《蜀道难》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品。此诗袭用乐府旧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借以歌咏蜀地山川的壮秀，显示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自然的感情。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语文蜀道难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语文蜀道难知识1、字词注音

鱼凫fú石栈zhàn猿猱náo扪mén参shēn巉chán岩

飞湍tuān喧豗huī砯pīng崖吮shǔn血咨zī嗟zījiē

抚膺yīng渚zhǔ

2.通假字

所守或匪亲：匪通“非”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鹤通“鹄”

3、一词多义

危

危乎高哉高 危如累卵危险

正襟危坐正，端正 上屋骑危屋脊

尚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尚且 尚贤使能崇尚，尊重

尚能饭否还

去

连峰去天不盈尺距离 阳虎去齐走赵离开

除残去秽除掉，去掉 有敢去柳下季垄而樵采者前往，到···去

坐

以手抚膺坐长叹徒，空 停车坐爱枫林晚因为

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因犯···罪或错误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后一个坐为“座位”

4、词类活用

猿猱欲度愁攀援：愁，意动用法，以……为愁苦

使人听此凋朱颜：凋，使动用法，使……凋谢

砯崖转石万壑雷：转，使动用法，使……滚动

侧身西望长咨嗟：西，名词作状语，向西

5、词语解释

噫吁：感叹词，蜀地方言。

开国何茫然：茫然，渺远貌。意谓远古事迹，茫昧难详。

尔来四万八千岁：尔，那，指开国之初。

不与秦塞通人烟：塞，山川险要的地方。通人烟，相互往来。

可以横绝峨眉巅：横绝，横着飞过去。巅，顶峰。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回，迂回、绕道。高标，可以做一方标志的最高峰。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逆折，回旋、倒流。

扪参历井仰胁息：扪，摸。参、井，皆星宿名。胁息，屏住呼吸。

以手抚膺坐长叹：膺，胸口。

使人闻此凋朱颜：凋，使动用法，使……凋谢，这里指憔悴。朱颜，红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去，距、离。盈，满、足。

砅崖转石万壑雷：砅，水冲击石壁发出的声响。这里作动词，冲击。

所守或匪亲：或，倘若。匪，同“非”。狼与豺，比喻叛逆的人。

侧身西望长咨嗟：咨嗟，叹息。

蜀道难读后感这是一首让古今文人拍案称奇的诗章。

诗歌开篇即凭空起势，骤响彻天。诗人把三个叹词相叠，两个形容词各带一个语气词并列，另用一个比喻，来突出蜀道之难，诗句气势磅礴，使读者在心目中对蜀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按由秦入蜀的路线(长安—太白山—峨眉山—青泥岭—剑阁—成都)，具体写蜀道之难。

先写蜀道开辟之难。诗歌夸张地说自蜀开国四万八千年以来，一直“不与秦塞通人烟”，后来五丁力士拽蛇导致地崩山摧身死才促成了蜀道的修建。这个悲壮的神话故事为蜀道增添了许多神奇色彩，也间接地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次写蜀道旅途之难。以“六龙回日”的神话和想像，用黄鹤飞不过、猿猱愁攀援来反衬，用悲鸟、子规作烘托，极写山的高峻奇险;以“冲波逆折”“飞湍瀑流”的直接描写，用“崖转石万壑雷”的夸张手法，极写水的湍急凶险。

继写蜀道人事之难。剑阁位置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不乏据险作乱的先例，诗人怀着对国事的担忧、对人民的关切之情，警告当局要吸取历史教训，防止地方军阀据险作乱，残害人民。

文末的结语写蜀道之难导致的结果。行人望蜀兴叹，徒唤奈何，言有尽而意无穷。

诗人以鬼神莫测的笔法，纵横驰骋，时间上从四万八千年之前的混沌初开至战国而至中唐;空间上从长安跨越数座大山而至成都，从上可摩天的山巅到激流回旋奔腾的深壑;其他，从行人至鸟兽，从神话传说至当今世道……腾挪跌宕，惊心动魄，把蜀道之难渲染得淋漓尽致。

本诗为乐府诗，形式自由，每句字数从三言至十一言，参差错落，且三次换韵，非常适合表达大自然的奇观和诗人热情奔放的思想感情。诗歌融神话、传说、谚语与景观、人事、心理于一炉，想像丰富奇特，夸张新颖独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句，前、中、后出现三次，反复咏叹，内容逐次加深，产生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5篇

蜀中才女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经邦济国、有胆有识，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才女。王昭君，其家乡秭归，即归州，据宋人赵次公注杜诗，乃“中巴之东巴东山”的巴东郡，故昭君为巴人姑娘，尤具巴女勇毅性格。其“和亲”举动震动汉朝廷，至今呼和浩特留有青冢，为“青城”呼市留下最靓丽的一道历史魅影。武则天生于利州（今广元），梦金轮感孕而生。其治国才干体现在由皇后辅佐高宗而后自作皇帝时期，为初唐盛世作出了重要贡献，连一代文宗陈子昂等均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用说狄仁杰等人了。她在文化上最大的贡献是主张“以德治天下”，倡导民族和睦，写出第一部《官箴》，在官德教化史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二类是多文才，或多才多艺，或女扮男装，入庠读书，甚至中举做官，“世上夸称女丈夫，不闻巾帼竞为儒。”她们不仅能诗词书画、琴棋歌舞，此犹末技也，而最重要的是习儒业，具有通儒气质，巾帼与男儿竞为儒学。卓文君当垆卖酒，黄崇嘏女扮男装，中举为相府掌记，颇具国家治理能力，前蜀宰相周庠以至要招她为婿。二人皆是临邛才女。杨贵妃亦生于今四川崇州。薛涛更是唐代成都大诗人，大文人元稹称赞她：“锦江腻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其诗才文章之妙，连辞客男人们也不敢再玩自己的笔杆。至于前蜀花蕊夫人徐氏，也是闻名诗坛的大才女，著有《宫词》百首。杨升庵夫人黄娥，亦是大才女，夫妇合著有乐府。蜀女不仅有文才，武才也有佼佼者。前有唐成都浣花夫人，又称冀国夫人，文武全才，镇压叛乱，保卫了成都。后有明末清初石柱秦良玉掌“总兵官”大印，率“白杆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和永宁土司奢崇明的叛乱，解成渝两城之危难。这些文才女、武才女的故事，正如凌初所说：“正是蜀多才女，故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6篇

蜀道既是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省级自然保护区，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2018年8月，省委书记彭清华在考察调研剑门蜀道保护开发及乡村振兴工作时要求，要将剑门蜀道核心区延伸到昭化。2019年4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经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要求坚持高水平规划、多功能配套，建设“大九寨、大峨眉、大熊猫、大香格里拉、大贡嘎、大竹海、大灌区、大蜀道、大遗址、茶马古道”等“十大”文化旅游品牌。2020年9月，省文旅厅牵头，由我区发起成立了大蜀道文化旅游发展联盟，并当选第一届理事长轮值单位。2021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方案（2021—2025）》。四川“十大”文旅品牌，是四川文化旅游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资源，最具巴蜀文化影响力、市场吸引力和综合带动力，更是我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实现大文化融入大景区、大景区推动大旅游、大旅游带动大发展，建成剑门蜀道国际旅游目的地核心中的核心、重点中的重点。

一、大蜀道（昭化段）基本情况

大蜀道（昭化段）东起桔柏渡，经昭化古城、天雄关、牛滚凼、大朝驿、松宁桥、高庙铺，西至与剑阁县交界处界牌梁，全长27公里，保留有最原始的古石板路、古驿铺、古关隘、古柏树群、古村落等古代文化遗存，共普查登记旅游资源153处，其中五级资源2处、四级资源7处，是蜀道“关、山、驿、路”核心资源体系现存最为完整的集中展现区。蜀道遗产31个遗产区中，我区的昭化古城遗产区是广元市四个遗产区之一，共有6段23.85公里驿道和12处遗产点，也全部位于该区域。

为加强蜀道遗址遗迹保护，传承蜀道历史文化体系，丰富蜀道历史文化内涵，推动蜀道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推蜀道沿线乡村振兴，更好地推动“大蜀道”品牌建设。我区已先后建设昭化古城、牛头山等景区，白龙湾景区、天雄关、中军帐、大寨水库等重要节点正在加快建设中。

二、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坚持科学规划。结合中央、省、市文旅产业发展思路，以丰富蜀道文化内涵、推动大蜀道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目的，根据剑门蜀道（昭化段）文旅资源分布特点，先后编制了《昭化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昭化古城保护总体规划》、《昭化古城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广元市昭化区牛头村乡村旅游总体规划》等，将文物保护、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建设等全面科学融入规划，形成了“一核、一城、两带、三区”的文旅产业发展格局。

（二）完善基础配套。建成广元市区至昭化古城快速通道，提升宝轮至昭化古城旅游公路等级，建成剑昭旅游风景廊道，开通广元至昭化古城、大朝旅游专线2条和宝轮至昭化古城公交线路1条，新建改造大蜀道沿线生态停车场5个。全面提升昭化古城游客中心功能，在昭化镇高速出口、剑昭沿线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5个。新建了昭化区文物保护消防中心，完成了改造昭化西市、天雄关生态环保示范旅游厕所2座，更新完善大昭化古城景区导视系统。在昭化古城安装智能终端查询机，实现景区免费WIFI、通信信号、视频监控全覆盖。

（三）丰富特色业态。昭化古城成功创建为国家4A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昭化镇创建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天府旅游名镇。昭化古城被世界研学旅游组织认证为首批合作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荣获全省“夜景观”人气前十强。建成昭化西市特色文化商业街区、《葭萌春秋》沉浸式演艺、马战、乐楼演艺等旅游新业态7个，开通嘉陵江“水上高速”客轮旅游航线，环湖旅游公路“一桥一景”模式成为嘉陵江山水人文廊道建设的样板。成功争取大蜀道（昭化段）文旅融合债券项目资金2.4亿元，完成天雄关段古蜀道修复，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昭化古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和怡心园、益合堂古院落修复项目。

（四）创新宣传营销。建立政府、行业、媒体和社会多方参与的营销机制，先后主办和承办了第十届大蜀道文化旅游节、大蜀道国际山地马拉松赛等国家、省级大型赛事、活动；推出蜀道自驾二日游精品旅游线路，常态化开展县衙审案、走蜀道活动、牛头登高、大朝年猪节、牛头村柿子节等活动。邀请新闻媒体、网络大V、旅游达人等83人次走进大蜀道，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宣传昭化旅游，全年累计推送图文、视频700余条，网络点击量突破3000万人次。昭化古城先后被央视、人民网、四川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30余次，拍摄影视剧近20部、省级以上专题片近30部。大蜀道的知名度、美誉度显著提高。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启动中止的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昭化古城至高庙铺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订和报批，为大蜀道昭化段开发建设提供上位规划保障。

二是请相关领导和专家团队对昭化古城进行考察，确定创建范围，明确创建思路和方向，启动昭化古城创国家5A景区规划编制；

三是启动创建区域的地形图设计。需要邀请专业地形测绘公司设计制作大蜀道（昭化段）地形图。

四是组建大蜀道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有序推进大蜀道改造提升工作。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7篇

【关键词】苏轼；出川；道家因缘

【作者简介】司聃，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G127；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2-0098-04

苏轼是北宋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等身，博采众家思想之长，形成了自己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哲学思想体系。学界普遍认为，苏轼作为一个儒家传统的士大夫，佛道二家思想共同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因苏轼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禅佛酬赠诗，且终身与参寥法师道潜、了元法师佛印、芝上人昙秀等几位高僧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故学界对苏轼的佛教因缘和禅佛诗文的研究颇多。相较之下，关于苏轼与道教的研究略显冷清。且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苏轼文艺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等方面。较少谈及苏轼早年的道家因缘问题。

苏轼景v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至嘉v元年（1056年）进京赶考首次出川，居眉州长达十九载；嘉v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但母亲程夫人于当年四月亡故，故回眉州丁忧，嘉v四年（1059年）再赴汴京。累计起来，苏轼在故乡眉州的时间共计二十二年之久，其出川前所受的教化与际遇对他之后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了解苏轼出川前的道家因缘，有助于更好地对他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进行总体研究。

一、地域因缘

苏轼终身都与道教保持一种亲近感，这和故乡眉州的宗教气氛不无关系。眉州位于蜀地西南，相比中原，蜀地有其特殊的文化。蜀地多山水，巫风很盛，传古蜀王皆得道成仙：《蜀志》云：“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蜀人思之，为立祠，今庙祀之于湔。”又《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从，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蚕丛及鱼凫都是蜀国先王，据文中所载，鱼凫于湔山打猎时得道成仙，而三代蜀王都长命不死，追随者亦成仙，可见蜀人对长生不死神仙术的向往。

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无疑与蜀地的神仙文化相契合。也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道教社团五斗米道便创立于蜀地，汉顺帝时（约130年）沛人张陵入蜀修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具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蜀人纯厚可教化、蜀地多山川，是张道陵选择入蜀修道的两个原因。蜀人“易可教化”是因为此地本就有求仙传统，既然有上古时期三代蜀王的追随者都成仙的例子，蜀地之人自然更容易对追求长生不死的道教产生信赖；“具多名山”则表明蜀地有仙境，大凡修道，必然要选择清静幽僻之地，多山川的蜀地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上来说，都是修道的不二选择。后张道陵在鹤鸣山著道书24篇，汉安元年（142年）正式传道。

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蜀地亦为传道重镇。当时共28家奉旨注疏《道德经》，而蜀地便有6家，同时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晚唐五代，前蜀二主王建、王衍崇道已入痴迷境，赐号道士杜光庭“传真天师”，举止做道人打扮，“帝谒永陵，自为夹巾，或裹尖巾，其状如锥”、“妃嫔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皇帝妃嫔尚如此，自然“民庶皆效之”。可见蜀地修道求仙之风的盛行。故乡厚重的求仙修道氛围无疑影响了苏轼，苏轼一生都渴慕着能够得道成仙、长生不死，诗文中也多有“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之类的句子，晚年被贬琼海时，仍旧幻想“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二、时代因缘

苏轼生于景v三年（1037年），时仁宗皇帝亲政。虽“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但道教在神宗朝被立为国教，则更受尊崇礼遇。

北宋崇道之风颇盛，细归纳有两点原因：一是沿袭前朝的传统，唐朝立道教为国教，将道教视为“本朝家教”，或云“皇族宗教”，对其扶植不遗余力。五代十国时期，许多统治者也对道教推崇备至，包括前朝的周世宗。周世宗虽大肆废佛，但却崇奉道教、优待道士。北宋接后周而建，自然也受到前朝的种种影响。二是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为求江山基业千秋万代，往往要依托某宗教圣贤，以期将自己家族神化，巩固皇权。如唐王朝的统治者姓李，便声称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家先祖，因此，立道教为国教，旨在显示出自己皇权的神圣性。北宋崇道亦是出于这种目的，宋真宗以《易传》中“以神道设教”为理论依据，设计出“天书降”事件，言梦中见神人告诉自己“宜于正殿建黄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并将此事定义为“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

为答谢天帝的频降天书之举，宋真宗大建道观，其中玉清昭应宫的耗资与规模均在宋朝首屈一指，此外。真宗下令各地建造天庆观。以感恩天帝降书。苏轼幼年随道士张易简就读于道观天庆观，y杭时期也曾去杭州天庆观饮茶赋诗，此二观皆名天庆观，明显带有真宗朝的色彩。

真宗朝对道教的推崇，一时无二，掀起了北宋第一波崇道之风潮。真宗大建道观，普度道士，组织整理道教典籍，编撰道教神迹，使道教作为一种经由官方认定的国教在全国推广普及开来。宋真宗推行道教并非是出于纯粹的信仰，只不过是借着种种神迹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使民间崇道之风弥漫，道教地位凸显于儒释道三教之中。

宋仁宗即位后认识到真宗朝的崇道之风甚笃，使儒释道三教相互之间无法平衡制约。于是调整了政策，从减少道场数量、减少醮祭数量与规模、降低宫观诸种规模等方面着手。为前朝的崇道降温。但与此同时。他依然将道教尊为国教，建造西太一宫与西京会圣宫等宫观，且与龙虎山、云台山道士有所往来。

可以说，苏轼少年时便处在一个有很深崇道氛围的年代，宋朝时蜀地也是崇道重镇，时人曾有“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的论断，可见即使在举国崇道的北宋，蜀地人依旧称得上有崇道根基。

三、出生因缘

苏轼出生即与道家有着不解之缘，苏洵曾为求子而拜张仙：

洵自少豪放，尝于天圣庚午（1030年）重九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数年乃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

张仙是眉州人，《眉山县志》中有注：“张仙，指唐眉山人张远霄，曾师事陆修静，后居邛崃崇真观，观中有石刻像，相传有求嗣者，祷之则应：”在后世的传说中，张仙又称送子张仙，属道教神仙谱系中能赐人子嗣的男性神祗。求子的这段经历虽看似带有神话色彩，却是真实事件，苏洵与程夫人婚后久无子嗣，因而虔心求仙，后生了苏轼、苏辙两位大才子，从苏洵的字里行间中便可看出慰藉与欣喜之情。苏洵既然会将这段神奇经历写在文中，必然也曾当面告知过苏轼，一个人知道自己…生时的神迹之后。便很难不存留一定的心理暗示与自我暗示。

四、读书因缘

苏轼在《上韩魏公梅直讲书》中自述“自七八岁知读书”，与弟弟苏辙“皆师先君”，即跟随苏洵读书学习。另《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其真正入校读书的年龄为八岁，启蒙教师为眉山道士张易简。从庆历三年（1043年）到庆历五年（1045年），苏轼都跟随张道士读书。

张易简所居道观名为天庆观，上文所言真宗为感天帝降书，举国兴建天庆观，同时，亦将一批已有道观改名天庆观，眉山的天庆观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张易简是苏轼的启蒙老师，而当时的学堂便设在天庆观。50余年后的绍圣五年（1098年），苏轼谪居岭南，时广州城西有一道观原名玄妙观。真宗大中祥符间亦改名天庆观，观内有堂名众妙堂，苏轼游广州天庆观，忆起幼年时在眉州天庆观读书的事情，作《众妙堂记》一文：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日：“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蕹草者曰：“是各一妙也。”……

此文是苏轼晚年所作，具体创作时间应为绍圣五年三月十五日。其时年六十一岁。虽已是逾耳顺之年的老人，却依然难忘幼年时传道授业的恩师张道士，在梦里重回当年的天庆观北极院，虽然此时自己已成了“老先生”，而昔日的老师张道士还“如平昔”，与他坐而论道，讨论种种哲理问题。可见当年三载读书生涯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张道人亦是让他几十年不见仍记忆犹新。

张易简既是道士。教授童子时便免不了以道家思想相授。《众庙堂记》所描述的梦境中，当年龆龀孩童已成老先生，与昔日的启蒙老师共同探讨艺术与技巧的关系。二人的问答中带有明显的道家哲学色彩，先用《老子》语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做楔子，各自阐发对“玄”、“妙”的解读，进而引发出对“技与道”的探讨。而文章结尾从梦境转入现实，原来此天庆观非彼天庆观，是广州崇道大师何道士“学道至于妙者，自命其堂为众妙堂”。从梦境到现实，从幼童到老叟，皆与道教息息相关。

不光启蒙老师张易简是道士，和苏轼同在天庆观学习生活三载的同窗陈太初后来也成了道士。苏轼后在《道士张易简》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陈太初尸解的奇幻过程：

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予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有得道者日陈太初。”问其详，则吾与同学者也。前年，惟忠又见予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旦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寂。师道使卒异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异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干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

此文作于苏轼黄州任上。当年陈太初与苏轼都拜张易简为师，几百弟子中，也唯独陈太初与苏轼被老师交口称赞，“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可见陈太初亦是天资聪慧，苏轼几十年后回忆，仍旧有惺惺相惜之情。后苏轼出川参加科举，继而仕宦，后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眉山道士陆惟忠来探，告陈太初道成尸解之事。道教认为得道之人可以舍弃肉体而登往仙界，或不留肉体而升天。陈太初之所以日后可成得道之人，大概与眉山崇道气氛有所关联，或也受授业恩师张易简影响。苏轼在文中记录了陈太初尸解。用精准简练的文字营造出陈太初聪颖豁达、与世无争的形象，使读者观其文就可感受到太初仙气萦绕。而从苏轼的字里行间也可读出他对昔日同窗得道归仙的艳羡与崇拜。

苏轼对得道之人尊崇已非成年后经验积淀的自然选择，而是幼时便已有之。《眉州属志》记载：“矮道士李伯祥，州人，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东坡尚幼，一见叹日：‘此郎君，贵人也’。”此事亦见苏轼《题李伯祥诗》：“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日：‘此郎君贵人也。”’一偶出奇语的老道见幼年苏轼便赞叹此郎君为贵人，不仅说明苏轼天资聪慧。更显示出了苏轼与道人之间的亲近之感。

五、天性近道

一个人成年后的倾向，往往在其年幼时便有所流露，此之所谓天性。苏轼第二次外任杭州时，作《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一诗，中有“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从出求仕，役物恐见囿”一句，后悔自己没有顺从少年时的心愿去甘贫守道，而是出川求仕，从此被限于一格局狭小之境地。从现有史料来看，章传道其人已不可考，仅仅知道其为“闽人”，但从他的名字和与苏轼的唱和诗推测，章传道即使不是个道士，也一定是个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苏轼在守杭期间与章传道屡屡相会，此诗即是与其的酬唱诗，诗文甚长，可见苏轼少年时怀有修道之心，在诗中向章传道一吐胸臆。此外，苏轼元v时期所作《跋李伯时卜居图》也可辅证：

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寄赞上人诗》，且令李伯时图其事，盖有归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播绅，奉养犹农夫……

所谓丘壑，历来解释不同，此处可做隐逸理解，类似南朝谢灵运《斋中读书》中“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之意。苏轼言自己少年便想隐逸山水田园，应该是对元v时期的党争纷扰厌恶透顶，恨不能遂少年心愿隐逸。李伯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与苏轼素来交好；王定国更是苏轼挚友，曾凶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此诗虽为题画诗，实是赠两位挚友。所言自然是真实心声。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8篇

关键词：蜀绣；消费特点；消费趋势；市场调查

中图分类号：F713.3 文献标志码：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nsumption of Shu Embroidery and Its Trends

Abstract： Analysis on the consumption of Shu embroidery was done in terms of products， customers and consumption channel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market research around Chengdu. Then， some suggestions for boosting the consumption of Shu embroidery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sumption trends.

Key words： Shu embroidery；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 consumption trend； market research

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也是珍贵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作为文化遗产，还是文化艺术的消费品，市场需求都是蜀绣重要的生存土壤，如果能将它的保护诉求转化为大众的消费，则可能实现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成效。相比近年来发展速度极快的一些名绣而言，蜀绣广大的市场消费潜力远未充分挖掘，市场消费力明显不足，蜀绣产品在市场上“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比较明显。

对蜀绣的消费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前消费者对蜀绣产品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愿望，挖掘和开发蜀绣潜在的市场消费力量，有助于蜀绣企业把握和跟踪消费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消费者喜爱的具有浓郁时代气息和鲜明民族特色的蜀绣产品，促进蜀绣消费，在理论和市场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在对蜀绣消费市场的长期关注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蜀绣近年来消费情况及产业发展的文献资料，从蜀绣产品的市场消费状况的角度，对成都地区30多家蜀绣企业/绣坊、蜀绣订制用户、旅游聚集地游客、成都居民、大学生群体等进行了市场调研、问卷调查与随机访谈。

针对蜀绣企业/绣坊经营者和消费者设计问卷两套，其中发放给经营者问卷30份，收回有效问卷26份，主要考察了蜀绣品种、销售渠道、拓展意向等方面的内容；发放消费者问卷调查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17份，问卷主要考察了消费者对蜀绣的知晓度、喜好、购买率、消费产品种类、购买决策因素、不购买的原因、购买方式和地点等方面的内容。消费者问卷调查方式采取拦截式和分发式两种，拦截式调查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成都旅游集聚地，包括文殊院、锦里、宽窄巷子和大熊猫基地等地；分发式调查采取居民区入户发放、大学校区发放、会议及大型活动期间发放、及亲朋好友发放等方式来抽取样本。

2 蜀绣的基本消费情况及特点分析

2.1 蜀绣消费者调查

2.1.1 消费群体的构成

通过对成都地区30多家蜀绣企业/绣坊的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了解到，目前蜀绣产品的消费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政府部门，主要作为馈赠礼品和标志性建筑的装饰使用，例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巨幅“芙蓉鲤鱼”座屏，送给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的国礼蜀绣“梅花双熊”座屏，都是蜀绣的经典代表作品；（2）企事业单位，包括有医院、学校、银行、企业、合作社等消费群体。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是目前蜀绣的主要消费群体，其所占比例达到89.7%。（3）对蜀绣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国内外旅游者和城乡居民，主要用于礼品、收藏、欣赏、家庭装饰和实用品消费，但消费金额一般较小。蜀绣消费群体的构成及比例：政府部门46.7%，企事业单位43%，旅游者7.2%，城乡居民2.3%，其他0.8%。2.1.2 消费者对蜀绣的知晓度、喜好、购买率

在消费者调查问卷中，听说或见过蜀绣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占98.7%，喜欢蜀绣产品的消费者占91%，而真正消费过蜀绣相关产品的仅占37.4%。消费过蜀绣产品的大部分为对蜀绣文化有浓厚兴趣的高收入人群，他们一般会选择价值量大或形体大的蜀绣精品；其次为来成都旅游的外地游客，他们中绝大部分购买蜀绣产品的目的是作为旅游纪念品，用于个人收藏或馈赠亲友，一般会购买普通绣娘制作的廉价小型产品。更多的消费者则停留在欣赏层面，实际消费率并不高。

2.1.3 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

调查显示，影响受访者消费决策的因素中，价格昂贵是阻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最主要原因。72.9%的受访者不选择购买蜀绣产品的理由是价格太贵（图 1），68%的受访者选择购买蜀绣产品时考虑最多的也是价格因素，其次才是产品因素。显然目前市场上蜀绣精品的价位大部分都超出受访者的心理接受度。此外，优劣难辨和品种太少也是影响购买决策的突出因素。

2.2 蜀绣消费产品调查

2.2.1 蜀绣消费产品的种类

现代蜀绣分为单面绣、双面绣、立体绣、三异绣、双面异性绣。市场上主要的产品种类有日用品、旅游纪念品、工艺品、艺术品、收藏品、民族宗教用品等几大系列。日用品系列偏重于实用价值，品种类型多样，如被面、衣饰、商务用品等，其特点是色彩鲜艳、图案简练、绣面较小。艺术品类则偏重于绣品的艺术价值，包括各式屏风、壁挂装饰等，图案多取材于山水、花鸟、虫鱼、人物、名家字画等，产品精美细致，造型色彩典雅生动。

2.2.2 蜀绣产品价格情况

蜀绣种类繁多，从普通装饰到中高档的装潢装饰，不同类型收藏品的价格层次也不同。此次市场调查共搜集蜀绣产品价格信息187项，售价较低的是一些旅游纪念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可由普通绣娘单独完成，产品规格较小；蜀绣大师订制产品整体售价较高，价格几乎都在万元以上。产品价格两级分化较为明显，相对集中在2 000元以下和5 000元以上（表 1）。

2.3 蜀绣消费渠道调查

通过对成都地区蜀绣企业/绣坊经营者的调查，目前蜀绣的销售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订单式销售，主要采用“大师工作室”模式和“绣娘+绣坊+公司（合作社）”模式，大多是客户与工艺大师或绣坊（合作社）直接取得联系，将图案、种类、大小等要求告知生产企业进行订制；（2）专卖店直销，据统计成都市区蜀绣销售门店有29个，主要分布在市区的主要旅游文化景区，其中蜀江锦院、锦官绣是连锁销售商家，分别有 5、4 家分店；（3）网络销售，除了在国内知名的销售网站上有种类丰富的蜀绣产品，更多的是企业自身的展示与销售门户网站。此外，政府网站上也有开设专栏，例如蜀绣之乡 ——安靖镇政府网站有专门开设销售蜀绣产品的网络入口。

3 蜀绣消费趋势预测与促进消费建议

壮大发展蜀绣高级定制，使蜀绣产品更充分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要，这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生活中，人们追求回归自然、个性化与原创精神的审美观念相契合，可极大地提升蜀绣商品价值和审美意义，对蜀绣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所产生的经济文化价值是巨大的。

3.2 产品种类和设计题材不断丰富

传统蜀绣品种主要有工艺美术品、艺术品、收藏品、民族宗教用品等几大类，从此次调查来看，除了这些传统的种类，新兴的蜀绣旅游特色礼品和个性化婚庆用品颇受消费者的喜爱。

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成都特色和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已成为当下旅游吸引的主题而备受国内外旅游者的青睐。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内容丰富，但缺少成熟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更缺乏能将蜀文化特色完美展示出来的旅游产品。因此，推出蜀绣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应以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蜀风、蜀韵为核心，丰富内容，扩展外延，形成系列，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品种上，开发价值量较低的特色旅游纪念品，方便个人收藏或馈赠亲友。

我国结婚消费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婚庆产品的市场潜力巨大。将传统精湛的蜀绣艺术和现代婚庆文化相结合，在新郎新娘的婚礼服饰、新婚床上用品（图 3）、盖头、手袋、鞋帽等婚庆用品上刺绣具有鲜明个性特点和文化寓意的蜀绣图案，用蜀绣的手工刺绣再现数码婚纱照、新人专属LOGO、新人漫画形象、文字等，不仅符合现代婚庆对个性化、传统文化、时尚的需求，更使婚庆用品具有了保存和收藏的价值。现代时尚的蜀绣婚庆用品开发能够满足现代适婚人群的消费心理，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题材设计方面，许多企业突破蜀绣设计除了熊猫就是芙蓉鲤鱼的传统套路，“蜀文化”中七大板块 —— 金沙文化、三国文化、都江堰水利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杜甫草堂为代表的诗歌文化、青城山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古城古镇文化、川剧脸谱文化、饮食文化及其他具有本土特色的城市文化，都有融入蜀绣产品题材设计的明显趋势，涌现出许多有深厚蜀文化品味，又易于为消费者接受的新产品。

3.3 普通消费群体蕴藏着很大的购买潜力

历史上，巧夺天工的蜀绣产品往往因为工艺精、工时长、产量低、价格高而成为奢侈消费品，普通百姓往往消费不起，产品在消费市场上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调查发现，熟知蜀绣的本地普通百姓及外地游客往往不选择购买价格较高的产品，但这个群体却蕴藏着很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够适应平民大众的消费需求，有效激发这个目标顾客群的购买兴趣，将极大地扩大蜀绣消费规模。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9篇

【 “小切口 大问题”全新角度解读文言文】

我在文言文教学方面比较古板，不愿意用多媒体，不用学生照本宣科，只有唯一的方法：1、学生课本批注；2、上课前黑板抄原文3、课上学生讨论、继续批注。4、黑板讨论后批注原文5、其他同学落实；6、学生讲解点评7、教师点拨。实际上，我感到很无奈，这是我能做到的对于实词与句式落实的最好的方法。

王教授的几次培训对我的启发很大。前几次的培训，王教授都是教我们“备教材”，研究教材、走进教材“寻找小切口”，以求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刚才说了《劝学》的课堂操作，接下来也说一说《劝学》的导学案设计。《劝学》是名篇，结构清晰，语言逻辑性强。论点鲜明，所以，在备课组集体讨论时，我主张把学案分成两张，一张只有原文而无注释，下面以习题的形式进行考察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一张是通读全文后，以“学不可以已”为小切口，引导学生从结构入手，锻炼学生的总结概括能力。语文教师最关心的字词和句式等基础知识的落实，在课堂的组织过程当中因势利导即可。

《蜀道难》不仅是文言文，还是诗歌，而且是浪漫主义的。语言艰涩，如果以文言的形式去解读诗歌，就会破坏语言的美感，找不到诗歌的韵味了。我就设计了一个思考题：“本文中李白三次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作者反复的感叹蜀道难，难在何处？反复的感慨有什么作用？”

学生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文章的结构，接着要搞清楚各部分的内容，这样，小切口、大问题的形式就呈现出来了，学生没有割裂对文章的整体理解，当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后，学生就解决这首诗歌中绝大部分的问题，而一些基础内容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多样的课堂组织结构穿插解决，这节课并没有涉及到字词和语法，学生依然能够读懂并进行赏析，应该说这个学案的组织方法是有效的。当然，操作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是关键。

【改变学案编制思维，突出思维导引】

对于学案的修改与发展，是语文备课中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学案要直接呈现给学生，语文备课组在学案的编制过程中下了很大的功夫。最终明确“学案应强调思维主线，挖掘思维要点，突出亮点，不拘小节”的编制思路。

再以《登高》为例，从“八悲”入手，解读“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学生通过独立思考与作者实际身世入手，在了解了诗歌内容的基础上，还能拓展到作者的身世，写作时期的特征，写作的“抑扬顿挫”等写作特点。

包括在上面【全新角度解读文言文】中强调思维引导的学案样式也是一样的，只有抓住《劝学》的核心点“学不可以已”才能对全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蜀道难》则要从情感变化入手，强调文章的整体性，学生才能有良好的文章切入口。

还有王教授提到的《棒打洪教头》中，各人对洪教头的“称谓”也是很好的切入点。文言文兴趣导学案《崔护》中，是不是崔护杀了窈窕淑女入手等切入点都能引发学生的兴趣。还有很多课题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在想想，过去确实是走马观花似的研究教材了。摆正心态，继续研究，发现教授的这个问题很有诱导性，以辩论的形式展开课堂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困惑我们的难题迎刃而解。

此事过后，语文组的每个人都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学，体会到“研究教材”永远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无论何时都会给你新的发现，无论哪篇文章都存在“四两拨千斤”的“小切口”，只有真正用心研究教材，你才会真正地走进教材，寻找到激发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出口，为成功的课改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小切口、大问题”的提出，促使我们大板块的整合、深挖教材，学生的个性和共性，同时也要关注教材的个性和共性。如果能够对教材有了个性的理解，那么陈腐的教材也会生动起来。

通过这些，我想告诉学生和同仁，语文就是生活，就来自生活，有悲伤，有欢乐。而每个老师都能找到自己对语文的个性理解，就能让学生爱上语文。毕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0篇

一、高中语文阅读的意义

在新课程改革中，有很多新的教育理念带给高中现代文阅读教学无限的活力与生机，由此开启了高中现代文人文、自主、开放、活跃的阅读模式。高中的现代文阅读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其还可以让学生终身受益。通过阅读现代文可以丰富学生的阅历，增进素质，改善气质。阅读历史、游记等可以丰富我们的阅历，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从而滋生民族责任感。阅读文学作品能增进我们的文学素养，遨游于这些作品中，我们会懂得真、善、美，会变得爱憎分明。阅读礼仪方面的书籍，我们知道如何梳妆打扮，如何待人接物，从而变得仪态大方，举止高雅，谈吐不凡。

二、当前高中现代文阅读教学的难点

（一）现代文阅读教学手段趋于形式化

如今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使得我们的教学手段也由板书教学逐渐向多媒体教学转变。在课堂教学中合理运用多媒体手段，不仅可以引导学生创新学习方法，更重要是可以激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以此来让学生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教学思维体系中，所以，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技术还是值得鼓励的教学手段。但我们的教师却不能将其做为一种标准，一种时尚来运用。尤其是对于高中现代文阅读教学，更多的还是需要教师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运用丰富的教学语言及有效的课堂互动来进行教学。

（二）高中现代文阅读教学过于程式化

现代的学生虽然接受了多年的现代文教育，但是他们本身的知识存储并不能够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语言文字中的那份韵味、那份灵气。现在的现代文阅读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并不关注现代文谋篇布局的匠心，呼之欲出的人物，遣词造句的灵气，以及人文内蕴等，而是把把完整的情节简单地 “肢解”，把其分为若干零散部分，并把一些抽象符号和琐碎知识点让学生进行死记硬背，这样就使得学生在教师乏味的讲解和繁琐的分析过程中，逐渐的模糊掉已经感知到的完整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最终学生学到的却是一些无价值的东西。可以想象这样的教学只能够激发学生们学习现代文的兴趣吗？

三、提高高中现代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一）创设阅读教学情景，激发现代文阅读兴趣

情境的进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再现情境，以此来补充学生原有经验中的不足。例如教学《蜀道难》时，如果学生没有亲自见过蜀道的险、奇，又如何能够清楚的感受到蜀道难呢？最多就只能是在心里想：“蜀道难啊。”但是如何个难法，他们却又说不出口？因此，教师可以找一些蜀道天险的视频或者图片给学生们看，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蜀道难。

在教学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的时候，如何让学生感受到当时诗人写作此诗的历史背景？如何让学生感受到文章中的那种“故都的秋味”？如何去体会作者的沉静、寡淡的心境？这时可以为学生们播放一些秋的图片，特别是具有特色的北京的秋的图片。以此来体会其中作者的那种深切的眷念之意。

（二）创新现代文阅读教学理念，培养学生主动阅读积累习惯

如今的高中现代文阅读教学应该是基于精心选择之上，其目的应是增加学生在课文中必须会读、会写、会用的词语的数量。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的去指导学生长期去收集课内外的词汇，以及注重学生勤做读书笔记、勤摘抄习惯的培养。让学生做读书笔记可能有一点难度，因此需要教师帮助学生首先从最简单的做起，例如从写批注、心得、评价等方面着手，以此来逐渐培养起学生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优秀文字段落的摘抄是现代文阅读积累知识的一种有效方法，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好这个工作，那不仅会使学生拓宽知识面，同时还可提高现代文阅读的效率。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1篇

一、历史上蜀的称谓

1. 按许慎《说文解字》：“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因此蜀是葵中蚕。

2. 蜀是蠋，蠋是蝶蛾类的幼虫。蠋似蚕，川西有蚕丛纵目。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怪面像两眼突出，被称为“纵目”，因此蚕丛氏为开国蜀主，并有李白《蜀道难》诗为证：“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因而成了蜀的祖先，称为蜀。

3. 祭器。《管子·形势》：“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尹知章注：“抱，持也。蜀，祠器也。”

4. 蜀是烛（燭）。黎翔凤在《管子校注·形势第二》中“案：唯房（玄龄）注不误也。”所谓抱者，祠器也。翔凤案：“‘抱蜀’即‘抱烛’”。此即房玄龄的观点。“蜀”即是“燭”。

5.“蜀”音近“叟”，“叟”是氐羌的一支，“蜀”与氐羌族有关，蜀来源于羌。

以上“蜀”族所在地为川西部，也有在离若水不远之地说法，但总范围均在川西南部。

二、蜀乃白蜡虫

笔者认为蜀即白蜡虫；以火燃蜀则成燭（烛）。虫白蜡做成之烛极其明亮，即所谓“燉耀敦大，光照四海”。此白蜡虫简称蜡，世界上特产中国，中国以四川为主，四川又以凉山州的蜡虫最佳，（明朝）以前四川简称为蜀，因此特名为“蜀蜡”。以下分三个步骤求证。

1. 虫白蜡所需气候条件。虫白蜡只生长在亚热带，年平均温度的最佳种虫（雌蜡虫）的温度为：西昌、会理、广元平均为17.4℃～17.1℃。其他条件为：雨量较丰富，日照长，风小，霜期短，气温剧烈变化小。种虫海拔在1000米～3000米之间最佳，主寄株女贞树。这些特定条件，则只有凉山州一带为适宜区，因此蜡种虫成为其特产。这也是蜀山氏名称来源之一。白蜡虫（雄虫）分泌的蜡质称为虫白蜡，是做烛的特殊材料，其寄株为白蜡树，海拔200米～400米最佳，这在乐山等地为蜀蜡主产区。

白蜡虫寄生于长于野外的女贞树、白蜡树等冬青类树枝上。约在距今8000年前的农业文明初期，世界气候处于寒冷期，我国年平均温度降低4℃左右，处于-1℃左右。而在四川特别是凉山地区，相应地只降低1℃左右。（图一）对于凉山州等地最佳种虫温度来看，比如需年平均温度17℃，降低1℃，仍是白蜡虫的最宜气温。那里的先民在砍伐树枝取暖、作食，烧柴祭祀，篝火欢庆等活动时，难免砍着天生野外结有虫白蜡的女贞树、白蜡树等枝条，因而发现白蜡枝条燃烧特别炽烈、明亮，火烟小，是火炬的最好的材料。之后的5000年间，中国又处于高温时期。当时人口稀少，森林茂密，湖泊沼泽湿地较多，湿度较大。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气候温和时期。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长达5000年的温和气候期，给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打下了极好的基础。相应地，凉山彝族自治州（当为古蜀山氏地区）的女贞、白蜡树以及虫白蜡很快传播至我国的16个省区。此外，甲骨文象形白蜡虫的“蜀”字出现了。（“昌意降居若水”也在此时期。）

在这5000年的中后期，距今约3300年～3000年间（相当于商盘庚至周康王），出现了寒冷期，白蜡虫等亚热带动植物又消失了，只有凉山州还保持有白蜡虫，继而成了特产“蜀”。这一地区的先民则保持了“蜀山氏”之名称。

2.虫白蜡即是蜀。“蜀”、“燭”可互称。蜀，《说文》称“葵中蚕”，引用《诗·豳风·东山》“蜎蜎者蜀，烝在桑野。”“蜎”（yuān）释弯曲的“孑孓”，蚊子幼虫。“蜎”又读（xuān），通“翾”，有轻盈、便捷、飞翔等意，以此来形容“蜀”——白蜡虫才是恰当的。白蜡虫天生野外女贞等树枝上，能自繁自养，每到八月极需采蜡，否则白蜡花老化减产。所以那个要西归回者，挂念着“烝（长久）在桑野”的白蜡虫。（按许慎所讲，“蜀”是野蚕、柞蚕，但其幼虫体长7毫米，成虫体长90毫米，这哪里还有“孑孓”貌？倒是白蜡幼虫才像“孑孓”。）

白蜡虫属昆虫纲，同翅目，蜡蚧科，是雌雄异体的昆虫。其雌虫无翅，雄虫有翅能小飞。雌虫一生只有卵、若虫（或称幼虫）、成虫三个虫期，初成熟时，体长1.5毫米，宽1.3毫米，老熟时直径约10毫米。雄虫有卵、幼虫、蛹、成虫四个虫期，属全变态。雄成虫很小，体长2毫米，胸部宽0.8毫米，翅展5毫米，腹部倒数第2节的2孔生出两根长3毫米的蜡丝。（图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整理列出的《甲骨文·金文·蜀字图表》，共9个甲、金文“蜀”字，头部都呈“”字状。这种字形可视为雄蜡成虫分泌于寄株上的蜡花剖面，“”中的两画可视为雄蜡成虫用腹尾的两根蜡丝所戳的退出孔。有的“蜀”字凸出于“”的两竖，则可视作正在退出蜡花的雄蜡虫尾蜡丝。这象形的甲、金文“蜀”应当是对白蜡虫的生动描述。

3. 以火燃“蜀”就是“燭”（zhú）。从汉字结构组成看，火旁于蜀成为“燭”。蜀，虫白蜡，为白蜡虫寄生于女贞树或白蜡树枝的分泌物。色微黄至白色，粗结晶固体。熔点80℃～83℃，相密度0.93～0.97。其主要用于制鞋油、汽车蜡等，也是医药、造纸等工业原料；又是祭祀的烛炬，应该是有5000多年的历史，直至今时，仍然是祭祀不可少的重要物品。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的二号坑神殿青铜器，为晚商青铜器。（图三）其手奉祭器者系两人相背面向外，各持璋与蜀。璋，明显易识，蜀即图上枝藤状物，就是天然野外的被白雄蜡虫的分泌物抱裹的树枝条即白蜡条。它就是蜀或曰“烛龙”。此种蜡条，笔者和西昌学院李时高副教授用火燃之确很明亮，炽烈。

三、特产蜀的地区在若水流域

成为我国特产的蜀——白蜡种虫的产区今在四川及云南，即《史记》与《水经注》所指的若水地区：1. 四川省凉山州地区（原邛都）及攀枝花市的米易县；2.云南省的元谋、会泽、巧家、昭通等县。据会理县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农历四月的虫会（系产蜡区到蜡种区喜德、会理、德昌、米易等地买虫子的交易），热闹非凡。据我所知现在生产虫子的有凉山州的喜德和美姑。至今自繁自养的虫子在西昌学院路边的女贞树、米易黄龙村牛马厂沟唐光洪家的白蜡树上。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2篇

一、解决“教什么”是“同课异构”教学活动成败的关键

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实施此类教学活动的单位或个人，目前所主要关心的还是“怎么教”“怎么异”这些单纯的教学方法的翻新问题。我们认为，只有使每个从教者明确与解决好“教什么”的问题，才能使“同课异构”活动收到预期之效。而解决好“教什么”的问题，建立在教师对课文精致的解读基础之上，只有以此为基础的“异构”才能出现独特的教学方法、教学设计与高水平教学构思。用徐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语文教师要有精致的解读能力，教师通过对课文独特的理解，启发并引导学生的思路，让学生读出文中独有的味道，让他们领略他们自己不能领略出的东西。联系杜甫的《蜀相》一诗，这首诗的教学要解决与突破的知识点有哪些？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确了本诗究竟应该“教什么”的问题。

“教什么”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课文的内容本身，二是学生的水平与层次，三是教学的目标定位。结合这三方面因素，可知本诗有以下六个突破点：

一是字词知识。“自”（“孤自、独自”）、“空”（“白白、徒劳”）、“映”（“遮蔽、遮掩”）、“好”（“美妙、好听”）。

二是古今语法现象。古：三顾频烦；今：频烦（地）三顾。古：两朝开济；今：开济了两朝。

三是诗句内容。“天下计”和“三顾频烦”内含有目的关系，即刘备为了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大计而频烦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老臣心”与“两朝开济”内含有条件关系，即诸葛亮用开济了两朝的丰功伟绩才表明了他对刘备的知遇之恩。

四是“英雄”的所指。“英雄”在本诗中表面指一切壮志未酬之士，实际上也暗指诗人自己。

五是情感的起伏。首联表达在锦官城外寻找到“丞相祠堂”的喜悦。颔联描写的是来到祠堂之后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的“无人问津”的荒凉之景。颈联抒发的是对一代英雄诸葛亮被刘备重视、辅佐两代建功立业伟绩的感慨。尾联写的是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整首诗的情感表现为“起伏起伏”的波线。用文字可简化为“好壮美！好凄凉！好羡慕！好伤感！”这四个感叹句，大体可以形象的刻画出杜甫诗作的情感流动的脉络。

六是诗名为“蜀相”而非“诸葛祠”的用意。作者借去“诸葛祠”吊古，重在表达对“蜀相”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惊世伟业的羡慕，并借“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历史遗憾抒发自己壮志难酬之现实感伤。以“蜀相”为题，重点放在了对蜀相本人命运的感慨上，而以“诸葛祠”为题，则重点放在记事与状物上。故而以“蜀相”为题更能切合本诗借蜀相之事来抒发诗人对自身命运感慨的主题。

由以上我们疏理出的知识点可知，教师不管如何“异构”，都不应撇开这几个知识点与突破口来进行。如果讲课结束，学生对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或知识点还未弄清楚，再怎么技术层面的“异”都可能是无效的。当然，不是说教师要将这六个方面的知识点不分轻重、面面俱到，都在课堂上进行讲解，而是要求教师的课程内容设计应该关注这几个方面，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将其纳入教学内容之中，在此基础上而进行的“异构”才不至于挂一漏万，使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对《蜀相》一诗的精致解读之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本次的讲课过程中，教师“异构”分别采用了“朗读教学”“学案教学”和“点评教学”三种方法。使用朗读教学“异构”的教师，比较合理地把字词的知识、诗歌情感的脉络分层次地进行了讲解。使用学案教学“异构”的教师，把重点字词的理解、“英雄”的含义、诗名为“蜀相”而非“诸葛祠”的用意等三个方面设计成思考练习题让学生事先思考。使用点评教学“异构”的教师，重点对字词、情感的起伏变化进行讲解。如果单纯以独立一节课的角度来评价，教学效果都不错，但是，从“重点有突破、难点有方法”的整体来评价，特别是从教给学生“精致解读诗歌”的能力培养的角度来观察，他们都没有涉及古今语法之差异。没有涉及颈联两句诗中所蕴含着的逻辑关系的简要说明，故而这些“异构”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明显不足的。

二、“异构”应以激活课堂活力为中心

“异构”说白了就是要对同一内容换一种讲法，它表现为对同一内容不同的教学设计，不同的教学构思，不同的教学方法等方面。但这些不同（“异构”），都不能脱离“激活课堂活力”这一中心。否则，就会把“异构”变成玩花样，变成哗众取宠的“技术”游戏。我们欣喜地看到，用“学案教学”来“异构”的教师在讲授《蜀相》时，采用了“学案导学”，把诗歌中的重点内容事先发给学生预习，并辅以在课堂教学中小组轮流讲授、答疑解难与教师及时提示总结的教学方法，学生发言踊跃，活动积极，教师点拨到位，真正实践了新课标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理念。这样，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教学的任务，而且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但是，有的教师在“异构”时，虽然采用的朗读教学法很有新意，课堂气氛也很活跃，由于教师缺乏对诗歌内容的深度理解，没能把握诗歌的情感变化的起伏层次，所以六次朗读设计的层次感与目标性不明显。而采用点评教学的教师，由于不能完美地做到启发学生思考进而及时准确地点评总结，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不够，所以，尽管课堂学生活动不少，他们主动发言、主动地质疑解难，课堂也很活跃，但收效并不大。特别是这位教师一开始放了一段电视剧《三国演义》诸葛亮病死五丈原的视频，用时五分钟，只是说了句“这段视频就是本诗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亮壮志未酬的故事，我们看杜甫是如何写他心目中的这个英雄的。”这样的花拳绣腿的导入新课，与诗歌的重点内容联系不紧，似无必要。

三、“异构”重在突破本本主义倾向，展现个性与创造性

我们看到，三位作课的教师所进行的“异构”，只是在教学方法上有所区别而已，真正体现教师对内容的深度理解与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教学处理的地方仍然空缺。

笔者看来，在讲课或总结时，有的知识点，教师有必要稍加提示，或以课后练习的方式让学生进行思考。如“三顾频烦”“两朝开济”现代汉语的语序如何？“天下计”和“三顾频烦”之间、“老臣心”与“两朝开济”之间分别包含了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有的知识点可以再深化，形成语文知识的合理链接，丰富学生的知识内涵。比如，“映阶碧草自春色”中的“自”，可以与姜夔《扬州慢》序言中“寒水自碧”中的“自”作比：两个“自”字义等同，均为“孤自、独自”之意。而与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中的“自”作比则是：两个“自”字义只是近似，决不等同。李词中的“自”是词人因相思而无心留意花与水的变化，所以这个“自”既有“孤自、独自”之意，还有主观上“任自、任由”之意。杜甫诗中的“自”纯粹是客观观察的结果，台阶上的碧草“孤自、独自”地显示春色是客观上无人问津而造成的。丞相祠堂的凄凉，暗示了安史之乱后唐朝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政治环境，由此更能够体验杜甫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报国无门的无奈的心情。

四、“异构”要在教出语文味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由于授课者过多地注重教学方法的“异构”，造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综合几位教师的情况来看，各种方法手段提供了不少，各有各的一套，五花八门，很是热闹。但是，集中到单个教师的身上却是教学方法单一，为“异”而“构”，其结果是语文味的减弱。我们都知道，教学方法是服从于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的，多种方法的使用不见得就不能叫“异构”。以杜甫的《蜀相》而论，它是律诗，这种特殊的文体决定了其教学处理不能与普通的文章一样，总该有一些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展示给学生。也就是通过《蜀相》这首古诗的教学，让学生在读懂诗的内容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懂得一点如何鉴赏古诗词方面的知识。如本诗中意象与情感表达的特殊性，韵律节奏所制约所形成的特殊的句法特点、诗中重点字句的提炼与理解，等等。通过简单的讲解，让学生有所得。我们看到，所有授课的教师只是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异构”之法，“异构”完毕则讲课随之了事。除了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东西。

徐江先生对教科书的不少处理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他对鲁迅《拿来主义》一文的教学就是一次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异构”的成功范例。他对《拿来主义》一文的两处质疑，很有启发性，很有语文味，这是徐先生精致的文本解读能力带来的洞见。

对教科书中津津乐道的“大宅子”的比喻论证法，徐先生别有新见，指出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错误。文中一开始大讲“送去主义”，针对此，鲁迅先生根据“礼尚往来”提出“拿来主义”，显然，要解释“拿来主义”，要以国外的事物为例才能对应。而“大宅子”是国产货，以青年人对待“大宅子”的故事不能准确解释“拿来主义”。因为“大宅子”是我们自己的祖宗留下的，与对待外国文化无关。这是典型的逻辑“不相干”的错误。有人误以为《拿来主义》是讲如何对待我们祖宗的文化遗产就是喻体选择失当造成的。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廖平；巴蜀文化；经学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54-02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幼时钝而好学，困而求知，苦思强记，但并未摆脱蜀中士子为科举而科举的治学习性。南皮硕学张之洞督学四川，从废纸篓中拣出廖平答卷，为廖平才思所感，破格拔为府学第一，并牌调入省城尊经书院肄业。自是尽弃以制艺时文为务，为科举功名马首是瞻之学，而泛滥于声音训诂之学，务求“经史根柢”之学，打下了坚实的朴学功底。后受学于湖湘学巨擘王闓运。闓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精于治《礼》，续治《春秋》，长于《公羊学》，乃当世一流的今文经学大师。王氏主成都省城尊经书院院长，首倡治学先明读书之法，提倡治学需从研习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文选入手。廖平勤学善思，颇得王闓运赏识，故最得王氏公羊学之精髓，深谙今文经学治学的理路要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因不喜外任为官，自愿回川任龙安府教授。民国初年，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有年。因患中风，手足麻痹，遂退居乡里，以口授书育徒为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岁。

廖平治经综贯百家，要在不囿成说，标新立异，甚至自我否定。一生经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认为《王制》为今学之主，《周礼》为古学之主，并以此条理今古纷争，一举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千古疑难。二变代表作《知圣篇》、《闢刘篇》，主张“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皆有作伪迹象，虽托名周公之作，实乃刘歆及其弟子所伪作，不可为据，并自驳前说之“平分今古”。三变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古大今小说”，以否定自己的第二变思想。前三变虽互相排斥，递相驳难，但并没有突破“今古之学”的范畴，其学理与结论颇为学者称道。其后三变则专注于“天人之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阐释发挥，言多怪诞，理多含混，甚至不乏违背一般常识的结论，已非纯粹的学术了。廖平在经学上的贡献在于前三变。他析疑解难，勇于创作，新见迭出，曾自云：“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1]88有功于经学甚伟。这显然与他早年肄业尊经书院，接受张之洞以“经学为根柢”的治学范式训练，深明王闓运所倡导的重思辨、体统、经例、书法等常州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理念与熏陶有关。说肄业尊经书院是造就影响廖平学术成就的重要学理基础并不为过。

但廖平无论治经门径还是治学旨趣，都与张、王二师所授颇异，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特学术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特征非常明显。为此，张之洞时加提点，担忧廖平之学将有“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虞。王闓运以治《公羊》著称于世，而廖平则另以《榖梁》名家，以与其师之学相异。廖平治经不仅变更师传受授，而且一变再变，不仅变古而且变今，还变己说，所变既有不断渐进的递进过程，也有明显的学术分期，个中原因，素为研究者所不解。如二变时谓“子书出于孔门四科”；三变时则认为道家、墨家以及西方诸学皆源于孔门，把孔子提升到天下世界学术始祖的高位，并以《管子》、《老子》、《庄子》、《山海经》助其大统之说；三变后大量援引《楚辞》、《释典》、《内经》以解释其天人之学。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治理经学的一般范围，成为驳杂混一的“绝恢怪者”之说。这显然不能从他受学尊经书院的学源基础来解析其成因。廖平经学一变再变，乃至牵强附会、奇说跌出，至于荒谬不经等现象，实际上还另有因由。简言之，即巴蜀文化中奇幻浪漫的仙道思想，蜀学博杂混一的治学特点，蜀士自古就有的好做“翻案文章”，喜“奇闻异说”的治学传统，是形成廖平学术奇异多变、一变再变的重要学理与文化源头。

首先，巴蜀文化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始源。它与重道德礼乐的中原文化内涵殊异，是“重仙的文化”。仙化浪漫思维方式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特征[2]87。秦灭巴蜀后推行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开始融入中原礼乐文化系统，直到文翁以儒化蜀，蜀中士风才有实质性变化，史称“蜀学比于齐鲁”即是指此。但巴蜀文化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与历史传承尚在，巴蜀文化独有的仙道浪漫思维模式尚未堙没绝迹。实际上文翁“以儒化蜀”的结果，并非如他设想的那样使齐鲁之学的规制、礼仪、体系在蜀地原汁原味地承传。巴蜀士人虽然抛弃了“好文刺讥”、“不慕权势”的旧习，但并非一切照搬齐鲁儒学的范式，而是在继承古蜀文化特质基础上有选择的吸收，走的是儒学巴蜀化、本土化的他途。如司马相如、扬雄皆世称大儒，但其学所向并非纯粹的齐鲁儒学旧貌。就“司马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3]4-5，但司马相如成就却是张扬铺排、重浪漫想象的辞赋。扬雄好为《易》，被他的好友桓谭称为“西道孔子”，但其《太玄》已非《周易》的原旨，而是建立在“师心”基础上的典型新说。这正是齐鲁儒学在巴蜀本土新异化、本土化的标志，是蜀人好异创新思维的代表。此后，巴蜀历代虽然大儒辈出，但主要成就与影响仍然是以仙道思维为指导兼及儒学旨趣的诗、文之学。如李白、三苏父子、杨慎、李调元等蜀中“文心秀士”，无一不是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奇思妙想、浪漫博通的蜀中奇才，以诗文名天下的一代文宗。谭继和先生在总结蜀学的重要历史特点时说：“蜀学两千年有重文学、今文经学的传统，从司马相如到廖平再到郭沫若，都时隐时现地传承着，并明显地占有优势。”[1]82可以说，巴蜀学人在融入时代主流学术潮流的同时，始终不忘保持巴蜀文化自古就有的浪漫思维、仙道思想、富于幻想与追求独立开新的文化传统。重说经义微言，好独创新说这一独特的乡邦人文传统特性，正是廖平经学一变再变，联想铺排，纵横驰骋以至于离奇荒诞的文化基础与学理来源。比如，廖平认为天学的重点在于神游学，他直接以神仙浪漫之学来阐释一向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天人之学。特别是三变之后，他跳出传统经师以史或经解经证经的惯例，杂引《山海经》、《老子》、《管子》、《列子》、《楚辞》、《经典释文》、《黄帝内经》等诸书杂说，大胆假设，比附神异，甚至主观臆想、穿凿附会，为解释建构天人关系而“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廖平的出发点是要树立天下师法素王的文化气象，但显然已经超出了研制儒家经学的“正常”范畴，成为经不住推敲的怪诞臆说了。如《四变记》说形游学为“人人辟谷飞身”，《五变记》说神游学为“如仙家之婴儿炼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飞身，脱此躯壳”。把儒学等同于神仙诡异之学，故闻一多称廖氏此学为“神仙之学”[4]25。

廖平为了达到树立孔子为先知先觉的万世之师的极度重孔、尊孔目的，其学不惜一变再变以至陷入诡辩论泥潭，使一些本来清楚明白的经学问题变得复杂化、神异化和不可知化，自己也落下离经叛道、怪诞不经的名声。个中缘由固难理喻，但从巴蜀文化神异仙化的思维形式与蜀学唯我独新的求异文化传统去认识了解，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其次，巴蜀作为仙源故乡，自古不乏成道飞仙的奇闻异说，成为廖平糅杂佛道仙异传说，浪漫神游，广为联想以阐释儒家经典理义，建构天人之学体系的又一文化基础。廖平治经，最初以经史典籍为的鹄，但不拘一格，广泛援引佛、道、术数乃至神异传说等杂说解经不是没有。他广涉诸子，诗文唱和，文采风流，子部、集部文献可观者甚众，完全是一位巴蜀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经学家。据初步统计，其“子部文献”就涉及诸子总义、儒家、道家、释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天文、术数、医书等十四类，总计文献九十六种。如诸子总义类就有《诸子凡例》、《子书出于寓言论》、《墨家、道家均孔学派别论》等三种；道家类文献有《老子新义》、《庄子新义》、《庄子新解》、《庄子经说叙意》、《庄子礼解》、《列子新解》等六种；阴阳家类文献有《阴阳汇辑》、《阴阳五行经说》、《五行论》等三种；术数类文献有《撼龙经传订本注》、《都天宝照经》、《天玉宝照蒋注补正》等十二种。尚著有《伤寒总论》、《太素内经伤寒总论补证》等内科文献四十八种，《古经诊皮篇》、《黄帝内经太素诊皮篇补证》等外科文献六种。廖平在治儒经儒理时不仅大量采纳糅合佛、道等子学思想，而且还著有数量不菲的子学专书专著。这固然与廖平援引诸书典籍以张扬孔子之学有关，但亦与巴蜀自古乃仙源故乡，佛教禅宗文化重地，以及子学向来发达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如大邑鹤鸣山乃天师正一道发源地，青城山乃最早的道场，严君平、扬雄、张陵等大师皆生长、传道于巴蜀之地。从马祖道一到破山海明、丈雪通醉以来的巴蜀丛林禅宗文化谱系延绵不绝，流播巴蜀大地千年。实际上，巴蜀之地一直是名道高僧代不乏人之所，子学文献典籍“汗牛充栋”重镇。这无疑为廖平潜心子学研究并取得不俗成就的重要文化基础。

综观廖平一生的学术造诣，仅用“经史之学”并不足以囊括其学术之全貌。可以说，巴蜀学人惯有的追求浪漫仙道的思想，求变多思的治学精神，追求通博、泛滥百家的治学价值取向等巴蜀文化根脉特点，不仅成就了廖平这位通达古今的经学大师，还成就了廖平这位以巴蜀仙道文化为基础的子学大家。

参考文献：

[1]廖幼平.廖季平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谭继和.巴蜀文脉[M].成都：巴蜀书社，2006.

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4篇

摘要：宋代巴蜀各地官员易替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文教政策的延续及走向，也关乎地域内士风的变动。终宋之世，巴蜀士风虽从总体上表现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化，但东西川之间又并非同步发展。在向学求仕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以上风气的形成，则可视为南宋以后巴蜀地区政局虽历经波折，但仍能保持大体稳定的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1-06

Intellectual Ethos among the Local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Xingliang

（Department of Research，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Bashu area； seek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loyalty； intellectual ethos

Abstract： The rotation of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ltur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etho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s unwillingness to enter public life “was changed into their activeness in seeking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However， such a move was not synchronize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Sichuan. In addition to the pursuit of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e sense of loyalty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mong the Shu people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Such a trend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general political stability in Bashu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espite of the political twists and turns at that time.

史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赵匡胤在收荆南、湖南地后，又分兵两路伐后蜀，不久后蜀主孟昶降，从此巴蜀之地尽归宋有。虽如此，但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地区在文化上仍承接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地域文化格局，显现出封闭的区域性特征，无法与中原文化相互融通。因此，从宋初开始，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对巴蜀之地的统治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选用大量文官治蜀。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文官治蜀的确对稳定巴蜀地区的政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北宋时期蜀地士风的形成也有所助益。正如时人所言：“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1〕下面笔者就由北宋任职蜀地官僚群体切入，对当时的巴蜀士风等相关问题予以讨论①。

一、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构成

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人数众多，在现存宋代各类史籍及方志中有名有姓者就约有数千人之多。据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②（以下简称《易替考》）一书考证，仅大郡守臣就有271人。

为了初步了解任职蜀地官员的整体情况，从中发现某些共性，本文以《易替考》所收人物为基础，查阅相关史籍，辨明官员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要素后发现，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更替最为频繁的是益州（成都府），有87人，以下依次是梓州、潼川府（治今四川省三台县）55人，泸州、江安州（治今四川省泸州市）28人，遂州、遂宁府（治今四川省遂宁市）23人，兴元府（治今陕西省汉中市）20人，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17人，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17人，嘉州、嘉定府（治今四川省乐山市）17人，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县）13人，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12人。从任职蜀地官员的籍贯来看，除了籍贯暂无法查证的78人之外，剩余193人之中，蜀籍官员仅有24人，外地官员则为169人，几乎占到籍贯明确官员的87%。且蜀籍官员大多集中于北宋后期，也就是神、哲、徽三朝。在此期间，将近有18位蜀籍官员返蜀为官。

从官员出身情况来看，可以很明显看出，除去记载不详的张秉、郑牧二人之外，宋太祖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中仅刘熙古一人在后唐时以三传赐第，其他人基本上因军功或恩荫入仕。而自太宗至道以后，科举出身者明显增多，这或许与太宗即位以后，大力扩大科举录取员额，以及以文臣任知州的统治政策有关。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如发生民变、灾荒、民族纠葛等，任职蜀地官员又会以武将为主。

而从任职期限来看，官员在蜀地的任职时间一般约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有长期主政同一州郡的例子。总之，以上所描述的是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主体概况，虽不能完整还原北宋政府对蜀地政策的全部，但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北宋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以及巴蜀文教活动的诸种变化关系。下面我们就结合《易替考》所列人物以及蜀地重大历史事实，对官员与文教活动加以分析。

二、任职蜀地官员与蜀地文教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就以其险峻封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号为“天府”。因易守难攻，五代以来，巴蜀地区曾两度割据，分别由王建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建立了前蜀，孟知祥于后唐应顺元年（934）建立了后蜀。赵匡胤平后蜀后，自然不希望巴蜀地区再产生新的分裂，因此一方面采取强兵压制的手段，迫使百姓臣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强制移民的举措，将大量迁入巴蜀的士民移居出蜀，并特别规定，蜀中凡有赀财者也不得居于蜀地。史载，蜀平，“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2〕。

可以说，宋太祖为了防范蜀人，“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3〕。但是客观的说，以上措施并没有收到特别理想的效果。太祖时期，巴蜀地区就因武将贪横而引发了数次民变。尤其是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至至道二年（996）五月蜀地爆发的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多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对蜀中军事打击严重。这些活动最后虽均因政府强力平乱而告终，但对以后宋廷调整治蜀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样，自太宗以后，随着国家人才储备的逐渐成熟，宋廷对巴蜀地域的统治策略也由一味的打压逐渐向宽松、放任过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陆续选用了一些文臣出任知州。此后，巴蜀地区基本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蜀地文教亦逐渐开始兴起。宋人范镇在《送彭学士序》中即言：“（大中）祥符四年，宋兴五十有二载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渐声教之学”〔4〕。需要注意的是，太宗以后选用文臣出任知州对蜀地文教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前期文臣赴蜀更多的只是因武将贪残、频酿事端而临时采取的补救措施，故其首要使命亦多以维稳为主，所用之人亦以临事干练、能行武事者居多。例如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任进士许骧知益州，即是出于“蜀民浮窳易摇，宜择忠厚者抚之，为备豫”之目的〔5〕。又如开宝进士张雍淳化间知梓州时，正逢王小波、李顺之乱。张雍训练士卒，募强勇守城，补充给养，并于开战之日亲自率步骑五百临东门与敌斗，城虽被王小波等围八十余日，但最终未被攻破。又如太宗太平兴国中，知成都府的辛仲甫，史书言其：机敏果断，颇有城府，且相貌堂堂，精于弓马，曾被太祖大为称赞。在蜀日，不但奏免岁输铜钱，罢榷酤，尚宽简之政，而且曾亲自率军讨平彭州（治今四川省彭州市）盗贼，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

以文臣治蜀且真正兴蜀地文教者，或许当从张算起。太宗淳化五年（994），王继恩破李顺大军、重新夺取成都后，因与张同年的参知政事苏易简之举荐，宋太宗遣张知益州事。张至蜀，恩威并施，史载“蜀民畏而爱之”〔5〕。为了有效树立统治根基，张访察到有学行而为乡里所服者张及、李畋、张逵等，敦勉其就科举，结果三人悉登科，历美官，“于是两川学者知劝，文风日振，由公之诱掖也”〔6〕。《渑水燕谈录》称李畋以著述为志，不乐仕进，隐居永康军（治今四川省都江堰市）白沙山，从学者甚众，当为张入蜀以前之情况。

张首次治益至咸平元年（998）。王均之乱（咸平三年，1000）后，真宗以张之前在蜀治行优异，再命知益州（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1003～1006），“蜀郡复大治”。真宗遣人传谕张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蜀人苏洵称其在蜀之政曰：“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7〕并有时人作诗赞誉：“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8〕

可见，张在蜀兴文教之策，是卓然有效的，并最终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恰又为政策的延续带来了契机。如任中正治蜀时，言者多以为不可，真宗就此事询问王旦，王旦就说：“非中正不能守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5〕。而后来的史实也表明，从任中正时起，张发起的兴文教举措的确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史载，任中正“在郡五载，遵条教，蜀人便之”〔5〕。在此期间，他请成都名士任d讲学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茅亭客话》即言，任d“大集生徒，讲说六经，以绍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9〕。

又如，大中祥符进士蒋堂在益州日，“节游宴，减厨傅，专尚宽纵，颇变（杨）日严之政”，同时，“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5〕。在蜀期间，蒋堂与成都人吕陶多有往来，因欣赏其文辞，曾“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并对诸生称其论曰：“此贾谊之文也”〔5〕。时吕陶只有十三岁，一坐听之皆惊。在蒋堂的扶持下，后来吕陶终于皇v五年（1053）中进士第，熙宁间又登制科，并于元符三年（1100）返蜀，知梓州。蒋堂之后，文彦博于庆历四年至七年（1044～1047）继知益州。史载，其为引领蜀地学风，礼待名士张愈，并为其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而另一名士文同尚未中第，文彦博亦颇称赏，曾以文同之文示府学诸生，得众人称慕。

与上述任职蜀地官员相似，凌策大中祥符六年至九年（1013～1016）知益州时提携眉山孙\、任d。仁宗天圣时，守蜀的薛奎奖拔范C、范镇兄弟。仁宗庆历时，知益州的田况对成都名士代渊“厚问以礼，尽取其书奏之。天子异焉，即家庐拜祠部员外郎”〔10〕。代渊本天圣二年（1024）进士，以禄不及亲，去官还乡，以教子弟研究学问为业。田况礼待代渊并向朝廷推荐，正反映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当然，纵观北宋一朝，奖掖蜀士成效最为明显的或许就是张方平了。至和至嘉v间，张方平知益州，“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11〕，遂与眉山苏洵交，并对其大为称赏。他劝苏洵远游京师，并亲自写信将其推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苏洵听其劝告，携二子苏轼、苏辙至开封，欧阳修献其书于朝，最终成就了三苏父子之大名。姚孳知夔州时，大力“兴学校，劝农桑”，史称其“有循吏风”〔12〕。赵\入蜀，“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以身帅之，蜀风为变”〔5〕。他们对巴蜀文教的引领作用是很明显的。

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蜀地文士数量的渐趋增多，他们中一些人亦通过科举博得了功名。而伴随着统治的渐趋稳固，约从仁宗中期以后，宋廷亦将这些人派赴蜀地为官。如嘉v六年（1061）知遂州的程浚本为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治平三年（1066）知兴元府的杨绘是汉州绵竹（治今四川省绵竹市）人，熙宁初知遂州的王梦易是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人，熙宁五年（1072）知梓州的李大临是成都华阳人，知兴元府的文同则是梓州人，熙宁十年（1077）知泸州的任呈敲贾萑耍此后蜀人中诸如程之元、张公裕、李曼、郭子皋、宇文昌龄、李陶、程堂、吕陶、孙渐、何栗、宇文常、郭伦、张上行等都曾返蜀为官。这些人因熟悉蜀地风貌，对推动巴蜀地区文教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

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一点，此时蜀人返蜀者虽有增多，但并不意味着宋廷对蜀人返蜀全然放心，当时很多士大夫心中始终对蜀士存有疑虑，也经常有论奏蜀人之语。如元v时期（1086～1094），监察御史董敦逸就曾上疏言蜀人太盛及差遣不公，乞罢蜀人。对此，时任门下侍郎的蜀人苏辙虽官位显赫，但也只能上疏自陈，试图以蜀地士人有东、西川之别，非尽如人言为由，为自己辩解。即便如此，这些登科的蜀士群体还是与入蜀官员一道，对巴蜀地区的文教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任职蜀地官员影响下的巴蜀士风

（一）向学求仕之风

正如前文所言，北宋初期，因巴蜀地区民变迭出，故宋廷对其统治的重点在于防止该地区再度发生分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文教之事。在此时期，巴蜀地区士人数量很少，文学活动中亦保存了很明显的五代后蜀遗风，参加科举者更是寥寥。

约自宋太宗朝以后，在任职蜀地官员的极力倡导下，该地区文化活动日趋频繁，士人应科举者日增，特别是眉州三苏父子等，更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坛楷模。因此，北宋一朝巴蜀士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士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变。从文化角度看，则是士人文化由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逐渐开始吸收各种不同思想而变得日益丰厚起来。对于以上观点，学界早有宏论，邹重华曾作专文《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③进行了详细讨论。伍联群《北宋文人入蜀诗研究》〔13〕一书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张翠方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蜀士群体的仕宦问题》〔14〕亦有相关表述。本文对此观点较为赞同，而前文所统计入蜀蜀籍官员的数量变化，也能很好地佐证几位先生的论述。在此还想补充的是，这种向学求仕风气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即蜀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基础，以及蜀文化自身带有的一种包容、博大的精神取向。

自晚唐以来，中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蜀地虽然亦受波及，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内部大体还算平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文人、学者入蜀避难。《宋史》即言：巴蜀故地“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5〕，一派安逸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得以很好的融通，西蜀与江南甚至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据《益州名画录》记载：

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杜天师在蜀集道经三千卷，儒书八千卷。（赵）德玄将到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也。〔15〕

可见，从唐后期至于五代，中原的大部分典籍在蜀中得以保存，传统蜀文化中多融入了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因子，而这正是北宋以后入蜀官员所推行的文教政策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也使得蜀文化愈来愈包容与博大。有学者指出，巴蜀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本土文化不断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逐步构成一种很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也可以说其“是多元文化的融合”④。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蜀地士人能够很快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转变的根本性因素，它是巴蜀文化在承平之世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统计所得官员分布情况来看，完全由科举出身的守蜀官员并非分布于全川，而主要集中于益州（成都府）、梓州等地，几乎占到任职官员总数的91%。而出于政治的考虑，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等边缘地区委派的官员仍然主要以强势武将或恩荫入仕的达官贵族子弟为主，明确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人数几乎不到这一地区任职官员总数的一半。

同时，就官员更替速度来看，益州、梓州两地官员的更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它州郡。当然，这其中也许不乏失载的成分，但恰好可以看作是其它地区文教不兴的有力佐证。如泸州，英宗治平时，因武人出身的知州周永懿以赃虐败，宋廷才采纳大臣意见，“选文臣知州，而武臣监路分兵”〔16〕。有统计结果显示，《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四库全书》中所存宋代蜀人文集也有30余家，而这其中所涉人物大多集中于益州周边。又如，史书言蜀地风气时，称成都府“民性循柔，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17〕。眉州“士大夫贵经术，重氏族”，“其民以诗书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读声琅琅相闻矣”〔18〕。而言及夔、峡等州，则谓“楚之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19〕。更遥远山区甚至“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19〕。因此，就以上材料来看，巴蜀士人的成长实际并非是一种全局，向学求仕带有一种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蒙文通先生在《巴蜀文化的问题》中谈及“巴蜀文化的特征”时指出：“词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又说：“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20〕。严耕望先生概括唐五代以来蜀地风俗时说：“宗教气氛之浓厚……官民乘时遨游，已见蜀民荡于逸乐。”〔21〕北宋时的巴蜀士风也是如此。如北宋以后学者就多以“驳杂”来形容三苏蜀学的学风特点，朱熹言：“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22〕。清人所编《宋元学案》亦言：“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23〕史学大师钱穆更是说三苏蜀学为“会合着老庄、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就事论事，而卒无所指归。”〔24〕蜀地的很多学者，不论是否被划入了蜀学流派，均有此类思想取向。如恭州士人张廷臣“平生慎言语，谨细故，信佛法”〔25〕，又如岷山处士龙昌期，本蜀人，平居惟治《易》。仁宗时期的绵竹人杨绘，曾中皇v五年（1053）进士第二人，有《群经素蕴》三十卷，“尤长于《易》、《春秋》，居无为山著书，号‘无为子’。以其学背时好，名所居曰：‘自信堂’”〔16〕。总之，在当时的蜀地士人中，学术上释道杂糅、思想上诸家并重已经非常普遍。这似乎也就是为什么北宋以后蜀地文化虽依然繁盛，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如福建地区一样的理学中心的一个原因吧。

（二）忠义之风

在向学求仕风气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这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士风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随着科举及第人数的逐渐增多，巴蜀士人逐渐走向全国，而巴蜀地区终于北宋，“大抵沃野所在，二百年不见兵火。居民屋室如法，有承平气象”〔26〕。随着外地科举出身官员大量入蜀，特别是巴蜀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日渐趋同，以及巴蜀在经济上与全国其它各路的往来逐渐增多，巴蜀士人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宋廷的认同心理。而这种无意间培育出的士人群体意识，恰恰为北宋末期宋金纷争中得以辗转苟安的新生的小朝廷在西南边地拉起了一道防线。

北宋末，巴蜀地区一度成了抗金的前线，政府的残余军队大量移驻川峡四路。正如前文所言，该地区许多州郡均由蜀人执掌，在此危难时刻，宋廷所授予川峡军政统帅、制置使和宣抚制置使的财赋、行政、军事等权力都明显大于任何其他路份的官员，甚至“大于北宋时授予河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安抚使的权力”〔27〕。在此期间，蜀籍士人多忠心于宋廷，很少有如前代那样乘乱而起事者。例如靖康间知夔州的张上行，本汉州德阳人（治今四川省德阳市），登元丰第，时有石泉夷人乘北宋灭亡之机犯边，张上行接蜀帅孙羲叟之命，亲自“调军驰部兵至境急击，大破之，夷人自是服蜀”〔28〕。又如宣和中，成都双流人（治今四川省双流县）宇文常为官蜀地，“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遂被加职迁官。后知黎州（治今四川省汉源县），时有朝士附和开边之议，亦欲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与夷人互市。徽宗以宇文常熟悉蜀情，诏请奏闻，宇文常分析时局后认为：“太祖观蜀地图，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边隙开，非中国之福也”〔29〕，不同意轻开边事。后又于乱世守夔州，尽革前代弊政，组织武装，防止边患，有效地保护了宋末蜀东南地区的领土安全。

正是因为蜀地形成了这种忠义士风，所以南宋节制巴蜀地区的大将吴曦叛乱时所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因而被宋廷迅速击溃，其造成的影响也完全不能与北宋初期全师雄、王小波等一呼百应的风潮相提并论。当然不容否认，这一事件固然还有其它原因，但是士人社会的不支持，且没能形成一定的权力基础，当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四、余论

总的来说，从文献记载及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对北宋时期的巴蜀士人及士风有如下认识：

第一，形成巴蜀士人群体的主要途径，即是经过正规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当然也有民众通过最初的献策、充当幕府之任等得以晋升，但这些方式毕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二，正因为巴蜀士人经过文化的途径逐渐使自己走出了地域的圈子，因此，至晚在北宋后期，巴蜀地区文化形成了与中原文化逐渐同步的发展轨迹。且蜀士间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相互汲引的庞大关系网络，同荣共辱，这一现象至南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南宋前期的蜀人赵雄为相，“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赵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30〕。可以说，以上种种做法早已与当时中原地区士人无异。

第三，虽然巴蜀士人走出了巴山蜀水，文化渐趋开放，但地域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外来官僚群体对巴蜀文教的影响力只是集中于益州、眉州、梓州等文化程度本身较好的地区，而其它边缘州郡在文化上则相对较为落后，入仕风气始终不太浓厚，科举及第的士人数量极少。同时，该地文化越是落后，宋廷对该地区文教风气的培育关注越少。终北宋一代，这些地区始终少有科举出身官僚被派任，这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的怪圈。因此，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崛起本身存在着一种地域内部的偏向性特征。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宋廷对蜀地士风的培育还是起到了稳定地域政治与繁荣文化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①

“巴蜀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提出。而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间段，学界对这一文化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史领域，涉及考古学、古文字以及民族学等多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巴蜀文化在整个古代历史上的显著的继承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色，研究的视角开始下移，因而产生了所谓广义的巴蜀地域文化的概念，即指贯穿古今的地域文化现象。

②见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其中的宦蜀官员情况详表，笔者已另文刊出，此处限于篇幅，不作转录。详见《北宋士风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见邹重华《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载2010年《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会议论文集》304-316页。

④吴洪成先生认为，早期的巴蜀文化就折射出楚文化、中原文化、蜀文化的影响因素，这是巴蜀文化较为明显的特征。详见吴洪成《巴蜀文化述略》，刊于《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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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教案范文第15篇

临危受命・道法自然

战国时期的蜀国是一块膏腴之地，邻国秦、楚均觊觎已久。秦国势力强大，率先吞蜀，设立蜀郡。将蜀地“收入囊中”之后，秦国又将矛头指向了楚国。但当时的蜀地连年发生水灾，民不聊生，加之刚刚经历战争的创伤，百废待兴，经济发展步履艰难。秦昭王清楚地意识到，蜀地的经济如果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秦国就无法利用蜀地来支持本国完成统一的霸业，相反还会成为秦国的负担。因此，秦国的当务之急便是解决水患，完善对蜀地的管理。其中，蜀郡郡守的选定，至关重要。而秦王知人善任，选中的正是精于管理、长于治水的李冰。

李冰从小熟悉水性且博古通今，他不仅熟知天文地理，而且对水利工程尤其热爱。在游历洛阳，专门考察了传说中大禹的黄河治水工程后，他立志要像大禹一样，驯服不羁的江河以造福人类，并以此为人生目标。

出任蜀地郡守后，李冰便投身到对岷江地势、水情的考察当中。他与儿子二郎沿岷江逆流而上，勘探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由岷江上游累积的江水，声势浩大，经过玉垒山时因受其阻挡，东流之水在此流通不畅，从而造成玉垒山西岸常常发生水患，但东岸却年年出现旱情。李冰意识到，要治理水患，就必须在此修筑一项水利工程。最初，这项工程被人们称为“湔堰”，到宋朝以后，才将其改称为都江堰，并沿用至今。

李冰“因水为师”“道法自然”，他深知要修筑水利工程，首先要打通玉垒山，引水到东岸，从而减少洪涝、缓解旱情。不仅如此，还要让河水“听话”，张弛有度，能够造福人类。由此，他制定了三步工程计划：一要打通玉垒山，开凿宝瓶口，引水灌溉；二要筑造鱼嘴分水堤，分流河水，控制水流量；三是修建飞沙堰，作排洪道，泄洪排沙。

李冰的设计方案不仅尊重了自然，还遵从“天人合一”的古蜀文化。在设计方案中突出了整体工程各部分和谐统一的关系，强化了宝瓶口、鱼嘴分水堤以及飞沙堰相互配合作用而达到理想的治水效果。从此，他开始了十八年的筑坝历程，同时带领着蜀地百姓，叩响了那扇“天府之国”的大门。

坚忍不拔・凿宝瓶口

打通玉垒山是修建水利工程的第一步，但战国时期，既没有先进的爆破技术，也没有先进的施工工具，有的只是简单的青铜铁器。加之玉垒山石质坚硬，工人们缺乏经验，导致工程的进度极其缓慢，每天凿开的山石十分有限。为此，李冰十分焦急。

但庆幸的是，天无绝人之路，一次他路遇一位老者在架火烧石块，等石头被烤得发烫之后，再浇冷水，岩石立刻崩碎开来。原来骤冷骤热，会使岩石表面受热不均匀，导致石块破裂。李冰如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赶紧召集工人试验。他们在原本敲好的石缝中添加柴草，点火燃烧，将石头烧得火热后，再用冷水泼，岩石表面立马水汽四散。等雾气散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岩石表面原本的细小缝隙变成了大的缝道，还有几块岩石直接崩落下来。他旋即将这一工作方法推广开来，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经过8年的努力，玉垒山终于被开凿出了一个宽20米、深40米、长80米的口子。而这一个口子，就像玉垒山的咽喉一般，将岷江水东引到成都平原，分洪减灾，从而解决了东岸的干旱问题，变害为宝。由于山口形似瓶口而且功能奇特，故称为“宝瓶口”。

“岷江遥从天际来，神功凿破古离堆。恩波浩渺连三楚，惠泽膏流润九垓。劈斧岩前飞瀑雨，伏龙潭底响轻雷。筑堤不敢辞劳苦，竹石经营取次裁。”清代的诗人黄俞作《都江堰》一诗，生动地还原了当时艰辛的开凿过程。

开凿宝瓶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第一步，李冰运用超前的思维、坚忍不拔的精神率众打通了一座山，在没有先进技术与工具作保障的当时，实属不易。其实在建造这一水利工程之前，他已了解过很多先辈治水的经验教训，深知修建水利工程的艰辛。但想到蜀地数千百姓所遭受的旱涝灾害的折磨，他便顾不上考虑所要面临的艰难困苦，便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民除害。

作为郡守，李冰在率众修水利、治水患之余，还十分关注与尊重当地百姓的风俗文化与生活习惯。这一点，从他的治水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便可看出。这一理念不仅顺应了自然规律，还融合了古蜀文明；不仅尊重了科学，还赢得了民心。除此之外，李冰在了解到蜀地还保留着传统的宗教习俗后，为了安抚民心，他还修建了祠庙，亲自主持祭祀活动。李冰的一系列举措使得郡守在蜀人心中不再是外来的统治者，而是变为受百姓拥戴的父母官。

足智多谋・筑分水堤

宝瓶口的开凿，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项重大胜利。但很快李冰就发现，即使是在洪水期，由宝瓶口引入的水量也不大。如此，宝瓶口便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宝用”。经过仔细勘察，他总结出分流不多的原因：宝瓶口所处的地势较高，岷江水不易上达，大多循着原来的方向流淌。因此，要想充分地发挥宝瓶口的引水功能，就必须强制性地让水东流入口。由此，李冰便计划出下一步的行动，即筑堤分流。

李冰通过对地势水情的考察，在邻近白沙河汇入岷江河口的地方选定了适当的河段来修建分水堤。但是要在水流湍急的江心，筑起一座坚固的长堤，在当时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筑堤的选材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李冰再一次发挥了过人的智慧。他找来工匠，编织了长10米、宽0.6米的大竹笼，再将里面装满大块的鹅卵石，如此，将一个个装满石块、圆柱形的大竹笼投入江中，沉淀堆积而砌成长堤。更为巧妙的是，他将长堤的前端设计成鱼嘴的形状，更好地劈分水流――堤岸西边的叫外江，用以排洪；东边流入宝瓶口的叫内江，用以灌溉。不仅如此，分水堤还可以根据季节而调控水流量――枯水期时，外江分得四分水，内江保证六分水以灌溉；洪水期则相反，使得内江不至于发生洪涝，外江还能顺利完成排洪工作。

如果说，宝瓶口的开凿体现了李冰排除万难、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么鱼嘴分水堤的修筑，就显示了他超凡的智慧与卓越的谋略。值得一提的是，鱼嘴分水堤是一项无坝分水、引水堤，它所运用的建筑形式与水利原理，与古代中原治水中所采用的拦河筑坝、建护堤的原理迥然不同。这是李冰将古蜀文化应用于水利科学的又一项结晶，他带领群众研制的干砌卵石、笼石技术等施工技艺，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而且独具地方特色。他“识齐水脉”，将水利专业技术与地缘实际相结合，设计修筑的“鱼嘴”不仅具有分水、引水功能，还能泄洪排沙。水势较小的白沙河被岷江压制在下层，湍急的岷江通过分流直接流入内江，而水流下层中的泥沙则被白沙河冲到外江中，由此，鱼嘴分水堤就有了“正面取水，侧面排沙”的神奇功能。

巧夺天工・建飞沙堰

在第一步、第二步工程完成之后，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初见成效。成都平原连年丰收，百姓赞不绝口。但李冰没有停下工程的修筑步伐，虽然泥沙大部分被冲刷到了“鱼嘴”的西侧，但仍有一部分会被江水带到内江。因此，他意识到，要确保万无一失，必须还要做好内江的排沙工作，以及控制好内江流入宝瓶口的流量。于是他开始了最后一步的保障工程――建飞沙堰。

飞沙堰修建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下端距宝瓶口约200米左右。而且，高度是李冰集合众人智慧、群策群力反复观察计算出来的。其高度之精妙在于，洪水期时，岷江流入内江的水流量远大于宝瓶口所能通过的水流量，这样，不能通过宝瓶口的多余的水就会漫过飞沙堰，排泄到外江河道中；而到了枯水期，内江水位低沙堰的高度，此时的飞沙堰就形成一个“挡板”，约束内江水流入宝瓶口。

而飞沙堰的排沙功能就更为神奇：洪水期时，内江流量一时不能通过通道狭窄的宝瓶口，于是就会形成自然螺旋形回流，俗称“壅水”。水势越大，壅水越高，螺旋回流越强，这时，回旋形的水流卷着沙石，就会从飞沙堰“飞”出，翻滚到外江，从而保障了内径河道不至于淤塞，“飞沙”之名便得于此。

飞沙堰工程完成后，都江堰水利工程圆满竣工。但李冰认为，这不能算是一劳永逸了，因为要保证水利工程的功效、延长其使用寿命，更重要的是养护。由此，他用心思忖、潜心研究，又实行了一系列的治水措施以配合工程：每年霜降时，李冰率众用杩槎、竹笼截断外江水流，让岷江水全部进入内江河道，然后将外江河床里的淤积泥沙淘出；翌年立春时，工匠用斧头砍断杩槎上的竹索，河水冲倒杩槎，工人回收木料以支撑新的杩槎来截断内江水流，疏浚内江河道。

“遇弯截角，逢正抽心；深淘滩，低作堰。”这是李冰留给后人的治水箴言，意为在河道弯曲的地方要想办法加宽河道，在河道的正面、水流湍急的地方要筑堤分流；还要在岁修时淘挖河床，修筑的排洪堰要注意高度。而他留给后人的智慧以及都江堰为百姓谋取的福利远远不止这些。

恩泽千秋・万古称颂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东晋蜀郡的文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这样描述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作用。都江堰作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至今还为人类造福的古代水利工程。

而李冰的一生也都在为川蜀的繁荣发展、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奔走奋斗，在他的领导下，蜀地发展成为令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在成功修筑都江堰后，他还为巴蜀人民疏河流、通栈道、建桥梁，极大地开发了四川盆地的水运功能；他还成功开凿广都盐井，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盐井生产的先河。不仅如此，他大力发展了临邛冶铁业，奠定了临邛在全国冶铁业的中心地位。最后，李冰因积劳成疾病逝在了治理什邡石亭江的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