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教案范文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武术 非武术专业 武术教学

1.问题的提出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无论是在小学阶段还是在初中阶段，都要重视选择武术等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项目进行学习[1]。2014年3月10日，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方案（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武术将作为中小学必修课程[2]。但从目前的状况看，有着武术专项师资缺乏，教师武术基本功欠缺，教学方法陈旧等因素影响，所以中学绝大部分武术教学任务由非武术专业出身的体育教师承担。因此，推进和深化武术教育教学，一是加强武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二是非武术专业的体育教师促进自身的专业提升。从实际操作看，前者周期较长，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开展实施方便、快捷，既能在短期内收获良好的效果，又是从根本上推进和深化武术教育教学有效的方法之一。笔者作为初中体育教育教学一线的非武术专业教师，有多年带毕业班的经验，结合常州市近几年的体育中考情况，自己对武术教学有一定的教学感悟，希望借此为非武术专业体育教师在今后的武术教学中提供一定的参考。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非武术专项体育教师的武术教学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文献检索，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武术教学的现状，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

2.2.2访谈法

走访常州市区17所中学，了解各校武术专项师资，非武术专项教师武术教学的相关问题。

2.2.3案例研究法

通过部分初中体育课例观摩、研讨，研究出非武术专项体育教师进行武术教学的方法建议。

3.结果与分析

3.1武术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3.1.1武术专项师资不足，缺乏系统化专业化教学。

对常州市市区17所中学部分体育教师进行访谈得知：目前常州市市区中学武术专项教师比例较少，17所学校中只有4所学校有武术专项教师，占比为23.53%，且每校仅有1名武术教师，平均每校0.24人，可见武术专项教师比例严重失调。大部分学校学生的武术教学仅仅停留于最基本的套路学习阶段，加上常州市体育中考的大环境下，学生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系统的训练，更谈不上专业化。

3.1.2基本功不扎实，教学过程不流畅。

非武术专项体育教师大多来自师范院校，对武术的学习仅限于在校学习期间，武术学习不够系统全面，对武术动作的掌握高低不一，参加工作后接触武术训练的机会更少，即使偶尔参加武术类的培训活动，也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武术的基本功得不到有效提升。教师在进行武术教学时，由于自身的基本功不够扎实，武术技能储备不足，从而造成自信心不足，也使得整个教学过程不流畅，教学效果较弱。

3.1.3教学手段单一，方法陈旧，缺乏吸引力。

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导致初中学生激趣易、保趣难。电影、图书等网络多媒体资源对武术项目的夸大和神话，极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国粹、传承民族文化的地位，学生愿意进行武术学习。但是武术的教学、训练过于死板；痛苦的基本功的学练、枯燥的套路学习、遥不可及的对练格斗；武术项目评价的单调和缺乏创新性，让中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低，造成初中学生较难保持兴趣的状况。

3.2改进措施

3.2.1学案导学法。

套路教学模式主要分为这样几个过程：分解动作学习、完整动作学习、分组学练、多种形式展示等。形式虽老套，但稍加修改，效果会更明显。如五步拳教学时，可以设计学案，引导学生自主学练（见下表）。

利用学案导学，一来解决对动作术语不清或遗忘，增强学生对动作的记忆；二来省略大量的讲解时间，增加学生的练习次数，有效地提高课堂练习的密度和强度。

3.2.2自主学练法。

新课程理念更加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自主学习的内涵包括主动性、独立性、自控性，在武术项目的教学中，有效利用好自主学习对武术项目的学习也大有裨益。这里以五步拳为例（见下表）[3]。

这种武术套路（动作）的学习模式，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成为教学的主体，不仅有效激发了学生的武术学习的兴趣，而且由于“教”的任务，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更专注，学习效果自然更高效。

3.2.3“e”学习法。

时代在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工具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如今ipad等新型信息技术工具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对于城市学校来说，有的学校配备了机房的同时专门装备了ipad机房。目前“e”学习在综合实践活动和文化课学习中比较常见，将“e”学习模式引入武术教学，将是对传统体育教学形式改革的新尝试。学生对网络信息技术工具的掌握程度较高，学生中的网络高手比比皆是，体育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做文章。

4.结语

4.1当前基层学校的武术专项教师比例失调，学生接受系统化、专业化武术教学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学校在推进深化武术教育教学的进程上，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促进更多的非武术专项体育教师自身武术技能的提升。

4.2非武术专项体育教师的武术教学首要提升武术基本功，进而掌握简单的套路、器械，其最终目标是自身具备一定的武术动作创编能力。

4.3非武术专项体育教师的武术教学需要创新教法，如学案导学法、自主学练法、“e”学习法等，体育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出更多有效的教法来推进深化学校武术教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定制定.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2]关于印发《江苏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苏教体艺〔2014〕3号）[Z].江苏省教育厅，2014-2-27.

[3]姜庆军.初中学生武术项目推进现状及策略研究[J].中国学校体育，2014.6.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董必武;中央苏区;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107-05

各界对董必武法律思想及实践已作了较充分的研究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大多是鸟瞰式的整体性的评述或多集中于对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言论的梳理。大概是资料的原因,对董必武早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法律思想与实践着墨不多,对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国家形态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对新中国政权和法制建设具开拓与奠基作用的中央苏区的法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几乎阙如,目前尚未见到专题研究。这不利于把握董必武法律思想与实践的整体与动态发展。在新中国法制建设走过了六十年历程的今天,本文尝试着对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挖掘出其法律思想的源头及其对新中国司法建设的影响,为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本土资源。

一、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经历的简要梳理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由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第一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1〕。

1914年1月,董必武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法律。〔2〕1917年4月,在武汉与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在社会上赢得一定的声誉。〔3〕1927年3月,在武汉领导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4〕因此,董必武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中,特有的早期具有法律专业素养和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领导人。

1932年,董必武由苏联辗转到达红都瑞金。1933年3月26日,董必武在人民委员会第35次常会上与刘少奇一起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5〕,从此开展了大规模的苏区司法实践。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任命董必武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6〕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董必武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再次选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且任命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委任为“最高”法院院长。〔7〕直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董必武随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伟大的长征之路。

二、董必武在中央苏区司法实践的主要内容

1.倡导、组织、参与制定了一些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据考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共颁布过包括国家根本法在内的130余部法律法规〔8〕,初步创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苏维埃法律体系。其中包括制定和颁布了诸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程序》等20余部司法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9〕,形成了粗具规模的司法法律体系。

由于记载具体的立法过程的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再现中央苏区的立法过程和具体的参与人员。但我们有三点可以明确:其一,在彻底粉碎法制,需要重新建立起苏维埃法制的中央苏区来说,对法律理论与实践兼具的董必武的到来,是多么的人才难得。董必武到达瑞金后,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非常高兴,对董必武说:你学过法律,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目前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这给一些投机分子留下漏洞,你同叔衡同志一起来把这些漏洞给堵住、堵死。〔10〕这充分表达了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对董必武到来的重视以及希望充分利用董必武的专业学养加强中央苏区的法制工作的内涵。因此,董必武广泛地参与了中央苏区的立法工作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其二,董必武从1933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起,历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等职,直到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北上,一直从事中央苏区的司法领导和具体的司法活动。因此,在司法过程中,必然将司法过程的经验进行总结,然后指导司法立法,这也是中央苏区乃至新中国司法立法的重要原则,如1955年2月7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上,董必武指出:“我国尚无程序法。程序法要立法机关制定,估计目前还不能实现。为了供给立法机关草拟诉讼程序的一部分资料,首先应当把我们已实行和正在实行的诉讼程序提供出来。”“我们法院现行的诉讼程序,应为立法机关草拟我国诉讼程序的基础。”〔11〕为此,1955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搜集整理了14个大城市高、中级法院关于刑事案件程序的实际资料和13个大城市高、中级法院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实际资料,分别形成了《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和《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三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这两份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审判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案件审理的程序规则,为新中国诉讼立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董必武在中央苏区,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广泛地影响、指导和参与了司法的立法活动也是可以肯定的。

其三,受专业法律教育的影响,董必武深知法律程序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早在中央苏区,董必武就提出了注重办案手续的要求并身体力行之。《董必武年谱》中记载,董必武“因主张办案要有一定的手续,要有必要的文字材料,要建立档案,被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指责为‘文牍主义者’”〔12〕。董必武这种对程序的强调必然会促使他积极倡导司法程序的法律化,从而影响和参与司法立法。

当然,大量的司法立法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与包括何叔衡、梁柏台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但能肯定的是,董必武到达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1933年3月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以后,大量地倡导、组织和参与了司法的立法工作,为中央苏区司法的法制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中央苏区史》中所说,董必武“为建立健全苏维埃审判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13〕。

通过董必武等人司法立法活动,中央苏区创建了较为完整的司法机构。在司法审判方面,成立了区、县、省裁判部,最高法庭和最高法院。在检察公诉方面,在审判机关内部设立了检察员,负责案件的检察公诉。在各专门法庭方面,针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设立了惩治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委员会、政治保卫局;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处理劳资纠纷,设立了专门的劳动法庭;在军事方面,设立了军事裁判所。在司法行政方面,设立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对罪犯进行改造方面,建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劳动感化院。为了贯彻群众路线,方便人民群众,设立了巡回法庭。这些司法机构分工合作,比较有序地完成了中央苏区的司法工作,打击了敌对分子,维护了红色政权与社会稳定,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益。

通过司法的立法活动,形成了一整套中央苏区的司法审判制度。其中包括四级两审终审制、审检合一制、公开审判制、人民陪审制、辩护制、合议制、死刑复核与核准制、回避制、抗诉制和再审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制、逮捕和拘留的程序规范等等一系列重要的司法程序制度。由此可以看出,中央苏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司法审判制度,比较好地保证了司法的公平与效率。

2.进行了以大规模的反贪倡廉为核心的司法活动

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密切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央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的斗争。为此,董必武与何叔衡等人一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肃贪的司法活动,为打击、遏制,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作出了重大贡献。1934年2月,在一次工农检察委员会议上,说:查办和贪污浪费是中央政府决定的,如果不把官僚作风、贪污浪费,甚至欺压群众的坏作风清除掉,我们的根据地就保不住,我们党的事业就有被夭折的危险。何叔衡同志开了一个好头,董必武同志也很坚决。反贪污浪费,你们两人都过硬。〔14〕

据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的统计:二个月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反贪污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三部、粮食调剂局、贸易总局。国家企业有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军委印刷所、中央合作总社、邮政局、钨矿公司、苏大工和处。群众团体有工农剧社、互济总会及斗争委员会等。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科长与科员10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司务长4个、采办科长及科员8个、财政处长3个、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被检举的处罚:送法庭审判的30人、开除工作的3人、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15〕可见反腐肃贪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所有这些,董必武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中华苏维埃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6〕。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审理了不少的案件,其中的两件,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左祥云贪污案。中府总务厅工作人员左祥云、徐毅等因勾结反动分子、贪污浪费等犯罪行为,经开群众大会公审一次,1934年2月13日,复由最高法院在全苏大会场举行审判,到庭旁听者达数百人计,审判达四五小时之久。经法庭判决,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六年监禁。〔17〕

二是熊仙壁贪污渎职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934年3月25日,最高法院组织特别法庭,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为主审,何叔衡、罗梓民为陪审,梁柏台为检察长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熊仙壁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利一年。〔18〕 董必武通过对典型案件依法依程序的审判,惩治了罪犯,宣传教育了群众,树立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体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树立了司法的威信。同时,通过对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为审判制度的确立,相关司法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三、董必武在中央苏区司法实践对新中国司法建设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雏形,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预演,对新中国政权建设具开拓与奠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及其苏维埃政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权建设初始,就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懂得用法律来体现自己的意志,代表和维护民众的利益,巩固革命政权,使党的方针、政策法律化。中央苏区的法制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法制建设的有益探索,开创了有中国特色法制建设的新路,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开拓与奠基的作用。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同样是新中国司法建设的源头,是对中国特色司法建设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具开拓与奠基作用。

1.制定的诉讼法律法规是新中国司法法制建设的萌芽和基础

中央苏区制定了20余部诉讼法律法规,形成了粗具规模的诉讼法律体系,这些立法活动为新中国的立法积累了经验,也为新中国的司法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董必武1956年9月在中共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尽管它们在形式上较为简单,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但是它们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它们并且是我们现在人民民主法制的萌芽。”〔19〕

2.司法机构的创立为新中国司法机构的建立构筑了框架

中央苏区司法机构的创立,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可以说,新中国司法机构的雏形,在中央苏区就已初步形成,是对中央苏区司法机构的继承和发展。如新中国四级法院制早在中央苏区就已经确立;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新中国的巡回法庭是中央苏区巡回法庭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司法强调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实施劳动改造,也是对中央苏区劳动感化院经验的总结和发展。

当然,中央苏区司法机构的局限性也对新中国司法机构的健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检察机构的建设。中央苏区没有设立独立的检察部门,只是在裁判部内设立检察员,行使着检察、公诉的职能。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设置显然不能适应对司法机关之间进行分工合作,相互监督的要求,因而开始建立独立的检察院。但由于没有基础和框架,受其影响,新中国的检察院建设从人员、编制到机构都一直比较薄弱。

3.司法审判制度的创立为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确立了准则

中央苏区形成了一整套的司法审判制度,其中包括两审终审制、公开审判制、人民陪审制、辩护制、合议制、死刑复核与核准制、回避制、抗诉制和再审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制、逮捕和拘留的程序规范等等一系列重要的司法程序制度。这些司法审判制度既有西方通行的司法制度(如合议制、辩护制),也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制度(如人民陪审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制)。这表明中央苏区的司法审判制度既借鉴了西方司法文明的成果,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司法传统,“总结了我国土地革命以来的人民司法工作经验”〔20〕,为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范例和准则,促进了新中国的司法程序制度建设。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基本上是对中央苏区司法审判制度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如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就是对中央苏区辩护制的继承和发展,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设立了公证制度、仲裁制度等。

四、董必武中央苏区司法实践在其法律思想中的历史地位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过程,是以国家政权的运作形态,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思想与理论不断地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过程,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因此,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是其法律思想初步形成阶段,决定着其以后的法律思想的发展,其以后的法律思想无不发轫于此,并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举董必武法律观的核心“依法办事”观与“人民司法”观以证之。

1.依法办事的思想

董必武依法办事的思想,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点,这是董必武法律思想的精髓和核心。董必武在中共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法制不健全、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不重法、不守法、一些地方党政不分、侵犯人民群众权益、少数人的特权思想、不履行法律手续、法学研究滞后、法律工作者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本着对法制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以及对巩固人民民主、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作用的理解,提出了“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以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21〕的著名论断。

董必武依法办事思想固然是对建国初期解决存在的问题的精辟概括,其思想根源应追溯到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是中央苏区司法实践经验教训的升华。我国的人民民主法制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产生并逐步形成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政权建设初始,就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制定了包括司法法制在内的130余部法律,懂得用法律来体现自己的意志,代表和维护民众的利益,巩固革命政权,使党的方针、政策法律化。在司法方面,创立了较完整的司法机构和司法审判制度,比较好地体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树立了司法的威信。比较好地处理了群众运动与法律、政策与法律、党与政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巩固了民主政权、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人民的权益。但不可否认,中央苏区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也曾出现过群众运动扩大化,以政策代替法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特权,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不重法、不守法,侵害人民权益,不按规定和手续办事,滥捕滥杀,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对革命的胜利和政权建设产生了不小的危害。所有这些经验与教训,作为中央苏区司法实践的亲历者和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董必武,无疑有切身的体会,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律观。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苏区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其思考法制建设的出发点,依法办事观点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董必武依法办事观早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中就已经初步形成,1956年的正式提出是其思想的逻辑演进。

2.人民司法的思想

人民司法观是董必武法律观中又一核心思想。在1950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董必武明确地提出了“人民司法”〔22〕的概念,认为“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23〕。具体来说,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主要包括司法具有阶级性,人民司法就是巩固人民民主;司法工作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司法机关要依法办事,既要遵守司法程序,又要便民,切实保护人民的民利以及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注重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等。

董必武的这些人民司法的思想大体上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其根源。阶级性和群众路线是中央苏区司法实践的典型特点,司法工作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在苏区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大量案件从发现到调查再到审判,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分不开。中央苏区的司法主要也遵循便民原则,比较好地维护了人民的合法权益。中央苏区依法办事,遵守司法程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依法依程序司法提到议事日程,以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正如他说:“由于过去处在紧张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由于法律还很不完备,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还不健全,有些公安、司法机关还有粗枝大叶、组织不纯甚至使用肉刑的现象,以致有一些人错捕、错押或错判,人民的民利受到侵犯。为克服这种现象,今后必须从立法方面,从健全人民司法、公安和检察制度方面,对人民的民利给予充分保护。”〔24〕

董必武的法律思想是在解决革命和政权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董必武在中央苏区司法的开拓性实践以及对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其法律思想已雏形初现。建国后的法律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并随着社会和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1〕六大以来(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5.

〔2〕〔3〕〔4〕〔6〕〔12〕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33,37,79,105,105-106.

〔5〕红色中华,第57期,1933-03-03.

〔7〕红色中华,第148期,1934-02-12.

〔8〕〔13〕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837,902.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379-420.

〔10〕〔14〕刘良.何叔衡董必武在瑞金肃贪〔J〕.湘潮,2008,(3).

〔11〕〔19〕〔21〕〔22〕〔23〕〔24〕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378,475,487-488,100,117,310.

〔15〕红色中华,(167),1934-03-27.

〔16〕红色中华,(232),1934-09-11.

〔17〕红色中华,(151),1934-02-18.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3篇

正因为如此，《苏武传》才会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成为学生的研习资料。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塑造其健康的精神人格、心理品格，引导学生探讨在新时代如何继承苏武的伟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如果通读《汉书・李广苏建传》就会发现，教材是作了删节的。《汉书》中，苏武的事迹在其父亲苏建的生平之后。《汉书》中的苏武虽有局限，却更真实。教材编者保留了有助于表现苏武“高大全”的部分，而将自认为有损于苏武光辉形象的内容毫不客气地删掉。如果你以为你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苏武，则大谬不然。告诉学生一个真实的苏武，非常必要。

下面，我们以人教版教材为例，结合相关文献，走近真实的苏武，并对“如何挖掘语文教材的人文价值”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呕血”与“冷血”

在世人心目中，苏武是被目为民族英雄的。著名的爱国歌曲《苏武牧羊》就很能传达这一认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不过，支撑苏武苦忍十九年依然“心如铁石坚”的原因，恐怕不是一句“心存汉社稷”所能简单概括的。

教材中保留了李陵第一次劝降时苏武的回答：“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我们大抵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苏武的精神支柱，除了坚守民族大义，还有对武帝的感恩和忠诚。而在君国一体的封建社会，爱国即是忠君，忠君即是爱国；君即是父，既是臣子的性命之父，更是臣子的灵魂之父。而且，君在臣心目中的地位，一般是远远高于生身父母和其他亲人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苏武在得知汉武帝驾崩后的表现：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呕）血，旦夕临数月。

汉武帝刘彻的死，竟让身处匈奴的苏武痛哭至吐血的地步，且每天早晚祭奠，长达数月之久。这与此前他听到兄死弟亡、母死妻嫁后，不为所动的“冷血”形成了鲜明对照：

前长君（苏武之兄苏嘉）为奉车（都尉），从至雍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苏武之弟苏贤）从祠（祭）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掌车马之官）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

这是李陵劝苏武时说的话，或许有煽动情绪、挑拨是非的意味，事实却不会有出入。这事实是：苏武兄弟二人都因为一点点小事，“龙颜一怒”，就吓得赶快自杀；其家庭遭遇巨大变故。但是，苏武却回答说：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

这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苏武父子，在汉武帝时所谓的“位列将，爵通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苏建曾“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后来“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卒官”。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中厩监（园中马厩官员）”。苏武的父亲因功封侯，理所当然，但仍一波三折，充满险恶；苏武兄弟三人担任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官职，犯得上“肝脑涂地”、“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吗？苏武之愚忠与人格扭曲，于此可见一斑。

班固特意写此一笔，当然意在表现苏武对皇帝的忠，无限的、无条件的忠。班固笔下的这两处描写，正是相映成趣、相映成泪的笔墨，它写尽了中国古代忠臣的悲剧人格与悲剧命运！

李陵还说了一段话，可以说是汉武帝晚年“写真”：“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另一张面孔是喜怒无常、刻薄寡恩和残忍嗜血，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姑再举一例以佐证。《史记・酷吏列传》记载，酷吏王温舒以杀人为乐，残忍成性。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春天到来，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汉武帝欣赏并提拔这样的杀人魔王，只能说明二者臭味相投。其“口味”如此之重，真是叫人夫复何言！

苏武对汉武帝的另一面，不会一无所知，但他依然为之“呕血”，却对自己遭受的人伦惨剧没有或不敢有任何情感的流露，专制与愚忠对人性的戕害，在此一览无余。虽说对古人应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苛求是不对的，但在今天，如果还对苏武的这些局限性熟视无睹，反而一味唱赞歌，其居心又何在呢？

二、苏武与“胡妇”

一般人不知道苏武曾经有过一段跨国婚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班固写到这一节时，故意轻描淡写；二是我们主流的宣传中，刻意回避这一史实。仿佛这是苏武行迹上的污点，说出来苏武就不伟大了。

关于苏武的异国婚姻，班固的记载十分简略，也十分隐讳：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宣帝）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

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收录了李陵写给回汉后的苏武的一封回信《李少卿答苏武书》，最后一段有这么一句：“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虽然从唐代起就有人认为这封信是后人假托李陵而写，连坡也认为是齐梁间人所作。但即使是假托，也源于《汉书》中这一记载的真实源头。

可见，苏武在匈奴娶妻生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汉武帝对此不会完全不知情，汉宣帝主动问起，亦可见他并不以此为忤。皇能够宽容苏武在匈奴娶妻生子，班固为什么不写呢？我们推测，班固不敢写，是怕有损苏武形象。而后世的道学先生，更是极力掩盖真相，盖因此“胡妇”是个麻烦，让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无法自圆其说，持节不屈与娶妻生子并行不悖，着实让他们感到很“窘”。

然而，在我看来，忠义如苏武，刚烈如苏武，坚韧如苏武，拒绝了匈奴的荣华富贵，却没有拒绝匈奴的女人，恰恰体现了他的真实。

其实，苏武的经历并非个案。《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扣押，“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还是苏武的后人苏轼看得通脱，他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守杨君素、通判张公规邀余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苏武）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绔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

苏轼赞同、欣赏他的朋友的话，认为苏武如常人一样，有人之大欲，如此而已。有必要遮遮掩掩、藏藏掖掖吗？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4篇

摘 要 散打是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兴的体育技击运动项目，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体育文化中的瑰宝。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江苏省武术散打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为研究对象，认为江苏省青少年散打运动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竞技实力不强，和散打强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应当加强理论指导，加大投入，扎实搞好训练。

关键词 江苏省 散打 现状 分析 对策

一、前言

针对当前世界武术散打格局的变化，我国武术散打要想保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就必须针对新的形势练好内功，不断提升自己的整体竞技实力，为达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基层业余运动员及教练员的共同努力。1979年江苏省开始开展武术散打运动，至今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江苏青少年在一些武术散打比赛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随着时间推移，散打技术、理论不断更新，江苏省青少年运动员和教练员面临着诸多问题：缺乏比赛经验，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和其他强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教练员训练水平科技含量不高、知识老化等。江苏省武术散打在全国仍处于中等水平，因此，如何管理好这支队伍，提升我省武术散打在全国的位置，就有待于对江苏省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对策进行分析探讨，从而揭示江苏省竞技武术散打运动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优势。所以，如何发展江苏武术散打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事关我省武术散打整体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议题。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武术散打队的运动员92名，教练员25名，徐州、淮安、宿迁等体校的教练员、省内武术散打教练员、裁判员以及部分省内外武术散打专家，有关的体育局领导。

（二）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法

设计《教练员调查问卷》、《裁判员调查问卷》和《专家调查问卷》等三份问卷，并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专家对效度评价结果为：教练问卷8.745分，裁判问卷8.788分（10分制打分）。利用江苏省青少年武术散打年度锦标赛期间，发放裁判员、教练员问卷进行调查，当面收回，向武术散打界的专家发放问卷，上门回收。还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等方法。

2.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的内容，查阅了国内外有关散打技、战术方面的资料，包括《武术散打—裁判必读》、《散打》、《竞技心理与调控》、《体育科研与方法》等专著和《我国散打后备人才的问题》、《武术散打规则的变化》等近39篇论文。

三、结果与分析

（一）江苏省青少年散打运动员的年龄、训练年限和文化学习情况的分析

参加江苏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的运动员共92人.按照省体育局规定，参赛年龄为14-17岁之间，由于各市的相关领导部门给教练规定了任务，而拿到奖牌与否又直接和教练员的经济利益相关，这就使某些教练员为达到个人目的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而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而运动员过早地被“拔苗助长”和进行专业化训练。运动潜能被提前挖掘，使得运动寿命大大缩短，身心健康受到一定影响，较难达到很高的竞技水平。江苏省散打运动员训练的平均年限为3.8年，从训练规律看，这是散打出成绩的最好时机，但是事实上江苏省散打运动员能够进入全国性比赛的却不多，这不能不引起教练员的思考。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令人担忧，大部分运动员都是边训练边学习，文化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学历层次较低.在92名运动员中只有9人是中专学历，仅占10%，大部分是中学层次；有11人小学毕业后已放弃学习，在武馆当助理教练或者和父母一起做生意。学历层次低的后果直接导致运动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训练和比赛不能很好贯彻教练员的技战术思想。掌握和领悟动作速度慢，高难度动作少，这也是制约江苏青少年散打运动员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体育训练有关部门在文化学习和运动训练的时间安排上主要倾向于运动训练，导致运动员文化水平低，在分流或退役后缺少个人发展的文化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将来的发展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在训练中如何解决文化学习与训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高散打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将是相关部门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江苏省青少年散打运动队训练情况分析

运动队进行系统的全年训练是保证运动员成绩不断提高的必要条件。本次调查了全省9支队伍中，有8支队伍坚持全年训练，只有1支不能全年训练。这说明江苏省的散打训练比较正常。从运动队每周训练的次数看，都在6次（包括6次）以上，训练4次的有2个队，训练5次的有2个队；训练6次的有2个队；训练7次以上的有3个队。各队每周训练的平均次数为4.8次，基本合理；从每次训练的时间看，2h以的下有2个队，占23%；2-3h的有，2个队，占23%；3-4h的有3个队，占30%；4h以上的有2个队，占23%；各队平均每次训练为2.15h，其中最高的为4.5h/次，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江苏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金牌数前三名的队，训练次数和时间也是排在前列的，这说明运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有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变化，要出成绩就必须有训练次数和训练时间来保证。

（三）江苏省青少年散打教练员现状调查与分析

教练员是运动训练的直接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承担着培训运动员的重要任务，对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实现运动队的目标起着主导作用，是运动训练的一个重要因素。江苏省青少年散打运动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练员的综合素质和训练水平。统计表明：江苏省散打教练员掌握现代化工具的能力较差，难以应用现代化工具为自身素质和运动训练的提高服务。另外，问卷调查和现场调查结果还表明：教练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观察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还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影响江苏省青少年散打竞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

1.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储备

扩大普及范围竞技体育的规律告诉我们，青少年是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基础和源泉。根深才能叶茂，固本方可枝荣，没有蓬勃发展的青少年业余武术散打训练基础，就不可能有明天竞技武术散打的辉煌。资料显示，韩国在推广跆拳道时除了为参加世界大赛而成立的国家队外，大多数是以学院、学校、俱乐部、中心、道场（馆）等方式进行教学与训练。韩国有一所跆拳道学院，也叫国技院，对跆拳道的教学和理论有很深入的研究，被认为是世界跆拳道运动中心。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培养青少年散打的运动员采取多样的方式，业余体校、俱乐部、武馆、武校、武警部队等都可以开展散打训练。特别是全省各地蓬勃发展的武校，可以成为培养竞技武术散打人才的摇篮，目前，武校是散打运动雄厚的后备力量。除了培养青少年运动员外，在各体育大专院校、系建立武术散打专业，对散打开展高层次的学习和研究，这必将推动江苏省武术散打的高水平发展。

2.完善科学化选材体系，不断提高成材率

各级训练单位应充分认识到科学选材的严峻性，提高认识，把选材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一部署，落实措施。各级训练单位应建立以教练员、医务人员、科研人员相结合的专职选材小组，在省内建立有效的体育选材网络。加强运动员的选材测试，建立选材和运动训练档案。统一运动员的选材测试内容、指标、方法、仪器和时间。内容包括形态、机能、素质、心理、发育程度、专项成绩等。测试结果登记入档以便逐年追踪观察。运动员在输送或调动时，应携带测试档案，并把分析数据的信息反馈给教练员，以利于搞好训练。

3.努力提高教练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加强教练员队伍的建设

扩大教练员队伍规模。有计划的培养退役运动员，或向各体育院校运动系招聘散打专业毕业生充实教练员队伍。加强现有业余训练网点建设，配备好教练员班子，相应的运动员人数要符合要求，使业余网点有名有实，保持相对稳定的训练规模，充分利用人力、财力资源。努力提高教练员文化素质。有计划地安排年轻教练员以各种进修形式提高文化素质和学历层次，提高计算机和外语水平，进一步掌握教育、训练、管理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拓宽知识面，加大知识储备量，优化知识结构。优化教练员队伍结构。

4.完善训练条件，促进改革，不断完善训练与竞赛体制

多方位筹措资金，增加训练经费的投入。江苏的江南地区，经济较活跃，且从事体育产品经营的企业多，竞技散打可以尝试与企业合作，积极主动的寻求社会资助。也可借鉴跆拳道的开展和推广经验，在有条件的地市尝试建立散打俱乐部，活跃市场氛围，形成社会与体校相竞争的良性体系。

做好“教体融合”工作，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作用，体育部门可联合或者挂靠合适学校，分工合作共同培养后备人才，切实解决“读训”矛盾和生源问题。建立省队、省体校、市少体校“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创造条件成立多个散打训练基地，向“幅射型”的训练网络靠拢。坚决杜绝借用、雇佣其它地省、市或武校运动员来参赛。真正做到比赛公平、公正。

5.注重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

学习、训练的矛盾和学习的时间少是造成运动员文化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竞技运动人才培养不但要培养具有体育特长的专业人才，还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全面发展人才。因此，要强化或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确定运动员文化教育应有的地位，把落实《义务教育法》的工作纳入到体校的正常工作中，使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成绩和教练员的利益挂钩，使他们都把文化教育作为散打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安排好训练计划，减少训练对文化教学的冲击，探索解决学、训矛盾的有效途径，推进教育改革，与高校建立长期的培养输送渠道。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影响江苏省散打运动发展的因素主要有：（1）人才培养机制：生源状况一般；选材方法不科学；教练员不具备充分的选择队员的权力；体教结合落不到实处；运动员队伍规模还不够大；运动员输送渠道堵塞。（2）散打运动训练机制：散打训练科学指导条件较差；训练条件一般；教练员整体素质状况需进一步提高；训练水平状况不太理想；训练场地器材比较简陋。（3）散打的管理体制还不很完善。（4）保障机制：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教练员及裁判员待遇不高；（5）竞争机制不完善。

2.江苏省虽在个别级别上有优势，但整体优势不明显，综合实力不够.另外，参加比赛机会较少（尤其是大赛机会更少、比赛经验不丰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是制约江苏省散打发展的重要因素。

3.学习与训练的矛盾突出，严重制约江苏省散打运动员的选材质量。散打运动员的文化素质状况不容乐观，部分运动员对将来的前途缺乏信心。

4.教练员目标认识不明确，忽视了运动员的成长指导思想与教练方式不成熟，不利于运动员的成长；从散打教练员来源途径来分析，退役运动员直接成为教练居多，缺乏专业基础及运动训练理论；年龄结构基本合理；学历结构具有一定优势；执教年限短，队伍年轻，阅历与经验不够丰富；参加岗位培训的次数偏少；专业思想较牢固，大多数教练员都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积极上进的心态；对继续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很高；科研能力比较薄弱，科研兴趣不够浓厚。

（二）建议

1.完善科学化选才体系，不断提高成才率。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扩大武术散打普及范围，借鉴国内外的先进办学模式并吸收拳击、跆拳道等搏击项目的成功经验。进一步理顺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培养后备人才，从全省范围挑选有培养前途的苗子并提供良好的训练环境和学习环境，设立人才档案库，逐步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

2.努力提高教练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加强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完善对教练员的任用、选拔与考核制度，采用优胜劣汰的竞争上岗机制。加大教练员的培养力度，加强教练员制度的建设，努力提高教练员的综合素质，注重散打科研工作，结合实践，实现科研和训练的有效结合。

3.加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提升素质修养。同时强化实战技术，形成个人绝招，增加运动员的比赛次数，积累比赛经验，增强散打意识.在当前形势下，相关部门应坚定不移地走“教体融合”的道路，切实解决后备人才文化水平低和“学”与“训”之间的矛盾，努力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竞技水平。

4.争取领导重视，增加经费投入。努力完善训练条件，促进改革，不断完善训练与竞赛体制，加大宣传力度，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和省内外或国内外的交流，为江苏省散打运动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扩大江苏省散打运动的知名度。同时，吸引观众观看散打比赛，为散打运动的职业化创造条件。有关部门和领导应重视散打运动的发展，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利用舆论优势从各个方面为江苏省青少年散打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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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传教案范文第5篇

一、选择哲理性与趣味性相统一的案例，启迪学生思维，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思想政治课教学，理论性比较强，观点、原理、概念一大堆。面对这一学科，在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我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特点，恰当选择哲理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故事、图片、歌曲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情系祖国》这知识点时，我首先导入播放哲理故事《苏武牧羊》供学生赏析，提出“苏武为汉使节，北边牧羊19年”这是为什么？让学生探究个人情感与祖国命运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对祖国的归属感的理解。苏武忍辱负重是因为他坚信祖国的前途是自己的前途，祖国的命运是自己的命运，祖国是自己的故乡。接着又播放《敦煌石窟图录》图片，讲述敦煌艺术守护神常书鸿的故事。提出：身在法国有成就的画家为什么变成荒漠洞窟中的艺术的守护神，支撑常书鸿和苏武的精神力量是什么？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很快就能找到问题的真谛：常书鸿和苏武情系祖国，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前途联系起来。特别是常书鸿，把这种感情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为祖国的民族文化，放弃在法国的事业，为保护敦煌石窟艺术献出一切，成为敦煌艺术的守护神。最后我播放《龙的传人》歌曲，并要求学生齐唱该首歌曲。这样就把课堂教学推向高潮。透过这富有哲理性与趣味性相统一的教学环境，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不但好学，乐学，而且在完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探究问题，散发了逻辑思维，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越学越轻松，并很快悟到：我们个人前途是与祖国前途命运及民族文化相联系的。因此运用哲理性与趣味性相统一的案例教学，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和记住了知识。

二、选择情感案例，创设情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情境教学是指一定情感气氛的教学活动，“境”是指教学环境。“情”是指洋溢在教学双边活动中的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情因境而生，境因情而设，情与境相统一，是实施教学双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中，创设适应学生学习的教学环境，使课堂教学在积极的情感和优化的环境中展开，让学生的情感活动参与认知活动，以激发学生的情境思维，并在情境思维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例如在讲授“自尊、自信、自卑”这问题时，我课前导入播放安徒生童话故事配乐朗颂《丑小鸭》，并展示“丑小鸭”变成小天鹅的画面。接着我又启发学生分组讨论如下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叫它“丑小鸭”？这样又把学生从童话世界带到现实世界中，通过想象我又进一步激发学生思考，分组讨论，代表发言：（1）“丑小鸭”为什么“害怕”“寒冷”、“伤心”、“孤独”呢？（2）“丑小鸭”为什么被同伴欺负，妈妈讨厌，小鸭啄打呢？（3）“丑小鸭”为什么遭遇这些却没有自暴自弃呢？课堂教学中我层层指导学生，在如诗如画般的宽松和谐的教学情境中积极讨论，各小组内部同学之间团结协作，代表踊跃发言，讨论激烈。发挥了学生认真学习的主体作用和老师的指导作用。最后学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丑小鸭在孤独、寒冷、害怕、伤心的环境中，并没有自卑，而是不断克服困难，自尊自信，最终成为美丽的天鹅。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6篇

那么武帝在位的几十年中究竟杀了多少人？有统计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任用了十三位丞相，三位被杀，三位被逼自杀，如窦婴、庄青翟、刘屈拥;太尉、大司马（类似今天的国务委员）卫青等人;列将军霍去病、金日、上官桀等;至于其它的如郎中令、卫尉、太仆、内史等官员被杀的更多;尤其是著名的“巫蛊之祸”，“京师流血，僵尸数万”（班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选择其中的几例来说明武帝的确是“法令亡常”，滥杀无辜。

一.窦婴被杀

窦婴之事在《史记・魏其武安后列传》及《汉书・窦田灌韩传》（下同）中均有详细记录。窦婴为文帝皇后窦氏侄子，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景帝时任大将军，武帝时任丞相，与之冲突的另一人是田`。田`为景帝皇后同母弟也，武帝之舅，虽未有战功，但属新贵。

田`与窦婴的冲突有两次，一次是窦婴的朋友灌夫之姊去世，拜访田`。田`不仅没去吊唁，反而提出正准备约正在服丧的灌夫一起去看望窦婴。虽在服丧期间，但为了好朋友，灌夫答应了此事。但第二天，田`不仅没有到，还告诉前来催促的灌夫说：“那是我昨天的酒话，不算数。”最后虽然勉强去了，但去的路上慢慢前行，显然不考虑“自旦至今未敢尝食”的窦婴。这既是对窦的戏弄、蔑视，又是显出自己的权贵。更要命的是田`看中了窦婴城南的私田，在被拒绝后，田`便以“灌夫在颖州横甚”，要法办灌夫;窦、灌便以田`与刘安密谋为天子之事回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虽然最后二人和解，但二人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已是昭然若揭。

不久，田`要娶燕王女为夫人，酒席上，灌夫借行酒对方不合礼义为名大闹酒席，被田`抓捕，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窦婴挺身而出，极言灌夫战功，又酒后之过，罪不至死。武帝明知二人有隙，又均为心腹大患，因而先是让群臣商议，然后又告知当今太后。太后自然偏袒田`，以绝食相威逼。窦婴自知事情不好，搬出景帝免罪遗诏，但尚书又未查出遗诏的副本，结果以“矫诏”治罪，汉元五年十月灌夫及家人被杀，十二月最后一天，窦婴被杀害于渭城（咸阳）。

窦婴被杀，一是田`在朝中诬陷他谋反，更主要是“矫诏”之罪。以情理论，“矫诏”恐怕是人为的设局。试想窦婴是为救灌夫而拿出前朝遗诏，假若没有“遗诏”，虽不能救灌夫，但自己不至于死。而曾为丞相的他，难道就不知道矫诏的死罪吗？他为何犯了一个既救不了灌夫又要搭上自己性命的低级错误呢？再说，他的被杀为何放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因为汉代春天大赦。窦婴战功卓著，于刘家有功，罢相后，随遇而安，与当朝皇帝并无矛盾，因此说这是田`的故意安排，固然有道理，其实这背后仍有武帝的影子。

窦家势力延及文景武三朝，势力强大，而田王家（武帝时太后王氏之母曾改嫁田氏，生田`，二人同母异父）为新生权贵，以田`为代表。田`为相后，为非作歹，武帝也仅又说一句：“你为何不把我的武器库也拿走”了事，不敢治罪，窦田在朝野势力的强大，对于刚登位不久的武帝来说，都是心腹大患，因而他乐意看到二股势力的拼死搏杀。所以他可能明知窦婴被冤被杀，也坐享其成。因为一股势力消失了，等于让自己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留下的一股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更何况窦婴被杀后，田`也惶惶不可终日，精神错乱，暴毙于家中。半年时间两股与朝廷抗衡的势力土崩瓦解，虽说这件事不一定是武帝的布局，但一石二鸟的效果，不能不说是武帝最想得到的结果。而仅此事窦家有一百多人被杀，灌夫全族被杀，人数恐怕不在少数。

二.庄青翟自尽

庄之自尽，不得不提到张汤。张汤办过不少大案，如“治陈皇后巫蛊狱”“淮南衡山反狱”（均见《汉书・张汤传》（下同），树敌众多。但此人十分贪婪，与商人田信等人牟利;又为官倨傲。前任丞相坐盗孝景帝园田下狱自杀后，张常常以丞相自居，当时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朱买臣、王朝、边素三长史，且在武帝提拔太子少傅庄青翟为丞相时内心嫉恨，意欲设法构陷，因此他为自己树了强敌，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前115年，文帝陵被盗，负有守陵职责的丞相与负有追查责任的张汤，共度难关。最初二人商定一起向武帝请罪，但在武帝面前，张却一言未发，这样矛头一下子集中到了庄的面前。武帝让张追查此事。张以为机会来了，暗召御史，唆使他们如何办案，如何定案，把责任全推在庄的身上，定他个“明知故纵”罪，最好是不仅要免相，甚至要置之于死地。而御史中有人将此泄露给了三长史。三长史自身为相府中官吏，又加之长期受张的欺侮，于是报告了庄青翟。庄很清楚，皇陵被盗死罪难逃，如果再让张汤烧一把火，那定是死路一条，于是几人设计先发制汤。

他们找来与张汤合谋牟利的商人田信，拿到了张汤泄露国家机密、与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牟利的证据，向武帝告发。而张汤却百般抵赖，武帝认为张汤有欺君之罪，派赵禹审案。赵禹明确告诉他：“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赵禹的意思很明显，你的案件有凭有证，天子要重办，让你自杀了事，你又何必再为自己狡辩呢？

于是张汤自杀。但在自杀时，他也忘不了找几个垫背的。死前给皇帝上奏说，自己的死是因为三长史及庄丞相的陷害。加之刘彻又听说张汤死后家无余产，就信以为真，案杀三长史，将庄投入大狱。庄自知皇陵被盗自己有责，而张汤之死，又牵扯进来，罪责难逃，只有以死了之，遂自杀。

武帝威逼张汤时，放下最关键的皇陵被盗不查，却威逼查案的最高长官。三长史被杀及庄青翟入狱，也仅凭张汤临死前的遗书，武帝同样未做调查。张汤死后显示家庭清贫显然是假话。因本传前言之凿凿地叙述张汤与奸商田信相互勾结牟利。以张汤之地位，牟的肯定不是小利，那么他的家怎么会清贫呢？那么刘彻又是听谁说的？尽管传记中未能言明，但可以推测，有可能是审查张汤的赵禹的汇报。而赵又与张同党，凭着同党的一面之辞就杀了丞相府中的三位高官，且致丞相自杀，这不正是武帝的法令无常吗？

三.巫蛊之祸

武帝中后期巫蛊盛行。武帝派江充整治，先是杀了宫中巫师宫女及牵连到的大臣数百人，后采用大肆查赃栽赃及互相指证的办法又杀数万人（《通鉴二十二》下同），但这都是巫蛊之患的前奏。

江充与太子及卫皇后不协，而武帝年事已高，江充“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派人向武帝进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痊愈）”。武帝特许江充进入宫中搜查，江充则希望借此整倒太子。而太子既怀疑久不露面的父皇早已驾崩，又担心被江充所杀，于是假传圣旨捕杀江充等人，然后与卫皇后一起打开武库，占领长安。

开始武帝不相信儿子造反，派使臣劝说，但使臣怕死，未入长安便回来告说太子造反。这样武帝就调动各路人马开始镇压。起初丞相刘屈印⑷伟驳热硕及于太子情面，也清楚太子并非真造反，只是为江充所逼，因而并不真心镇压。但武帝先指责刘丞相，又腰斩任安，结果各路兵马真正开始与太子作战。很快太子被打败，逃到湖县，因行踪泄漏被杀。醒悟过来的武帝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大肆杀戮当初参与镇压太子的人，丞相刘屈颖谎斩，其它相关人物或被杀，或被逼自杀。

武帝先是镇压巫师以及蛊惑之人，理所当然;接着放任江充任意栽赃，大肆株连，给了江充一个天大的胆子;太子起兵，本意并非篡权，他心知肚明，但又相信使臣无根无据的谎言;丞相大臣明知太子起兵针对江充，怠于用兵，他又强力逼迫镇压太子;太子死后又后悔莫及，反过来责杀听命于他的丞相大臣，杀戮数十万。而当时西汉有多少人？仅有五千万左右。可以说巫蛊之祸是武帝“法令亡常”的最有力的证据，李陵言之不虚。

四.李陵的悲情

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汉奸”能像李陵那样，少受唾骂，多获同情甚至赞颂，这恐怕与李陵投降、劝降前后的人生悲剧有关。

1.无奈的投降

李陵入匈奴，仅带五千兵，却偶遇了单于带领的三万精兵。李陵力战单于，单于误以为汉军主力，最后增兵至八万。那么李陵在解散军队、保全性命时战况如何？《汉书・李陵传》（下同）中记录了几个数据：先杀“数千人”;“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树林间复杀数千人”;“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仅以此计，李陵杀敌万人以上，而李陵此时“士尚三千余人”。单就此论，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本来此时的单于已打算撤兵，但李陵的军侯管敢却让历史拐了个弯。他降敌告密，说出了李陵的实情，于是单于重新围攻李陵。而李军此时已弹尽粮绝，所带“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只能“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李陵只能下令，掩埋器具衣物，“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在战败的最后时刻，仍希望能有人向大汉送出情报，而实际上李陵也是做到了，“脱至塞者四百人”，单就此论，能说李陵不爱国吗？所以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时，称赞他有“国士之风”。

2.劝降之悲

“李陵劝降”一节，充满着对老朋友的关切，对苏武归汉性命难保的担忧。李陵劝降主要是三个方面。先是家人的悲剧，苏武兄弟均因小事被逼自杀，身在匈奴的苏武也许会在回汉后因不被信任被杀。再看家人，苏母去世，李陵送丧;妻子改嫁，二妹妹及子女至今“存亡不可知”，并未享受到浩荡的皇恩，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老朋友的关怀。第二方面是武帝的“法令无常”，这也是对老朋友的性命之忧。第三方面，李陵以自己家人被杀劝人，更是充满着对朋友的关心与个人遭遇的悲凉。

第二次见武，是在苏武牛羊被盗之后。先是派妻子送去牛羊，生怕由于自己送去被苏武拒绝，可以说是曲线救武。当武帝驾崩的消息传来时，他第一时间告诉了苏武，可看成是他身在匈奴心在大汉，时刻关注着大汉的国情。第三次为苏武送别，因此时武帝死昭帝立，更重要的是匈奴与汉和亲，自然苏武此时归国会荣光无比。所以此时的李陵一方面盛赞苏武“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另一方面叹自己家族被戮，“欲报恩安归”。更主要的是在人生的最后，他的确帮助匈奴攻打汉军，断了自己的归国之路，只能终身荒漠。故送别苏武时“泪下数行”，充满着人生的感叹与绝望。

3.李陵与卫律的差异

卫律本为胡人，长于汉，因与李广利兄弟要好被推荐出使匈奴，但出使期间李家被诛，卫律怕连累自身主动投降。劝降苏武时无所不用其极，先是武力胁迫，又以富贵利诱。应该说他自身就是一个毫无气节的武夫，一个急于邀功的小人，不但为苏武所唾弃，也为后人所不齿。

而李陵则不然，李陵之降是迫于无奈。《汉书》中说：“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劝降。此一句关键词是“久之”“使”。“使”说明李陵是被派劝降而非主动邀功，而“久之”更能说明问题。

苏武前100年出使，当年被扣，李陵前99年被抓，相隔在一年左右。如果说苏武被置北海不知道李陵投降是由于消息闭塞、无人通报的话;李陵入胡不可能不知道苏武被扣。但李投降后并没有马上去劝降，而是“久之”才被派而去。“久之”有多长时间？当文并无说明，但李陵劝降的话中却透露出了信息。“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先是苏母去世，陵为送葬，说明当时苏武已被扣留，否则不会让一个外人送葬。且苏妻改嫁，苏妹及子女不知所踪，苏武也不知道。由此推断劝降应在苏武被扣、李陵受降至少十年之后。二人在汉时已为朋友，而在一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在匈奴，但李陵却没有急于见苏武，更没有主动去劝降，这说明什么？他不愿去做一件原本连自己都不愿做的事――投降，因而在他劝降送别的言语中充满着对苏武忠贞的敬仰，对自身降胡的羞愧，对苏武处境的关切及对自己无法归汉的绝望，其实读一读李陵的《答苏武书》，恐怕更能理解李陵此时的心境。这正是人们对同为降将的卫律与李陵态度截然相反的原因。

4.李陵家人的悲剧

李陵降后，武帝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还反思了无人求陵的错误，“劳赐陵余军得脱者”，不久还派出公孙敖入匈奴营救。问题就出现在公孙敖身上。他入匈奴无功而返，然后借一俘虏之口说：李陵不仅投降，还在帮助单于训练匈奴兵，结果武帝大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这既是李陵家人的悲剧，也是武帝“法令亡常”的又一例证。

《史记》中未说李陵练军一事，《汉书》中借李陵之口说出此事为误传，训练匈奴军的是李绪而非李陵，并且作者还记叙了李陵听说后杀李绪，被大阏氏追杀，单于帮陵藏匿之事，应该是可信度较高。而武帝仅凭一个出击匈奴营救李陵无功而返，可能为掩盖过错随口编了个谎的话就诛灭了李陵全家，这不能不说武帝的确是一个偏听偏信、随意杀戮之人。

家人被杀，彻底断了李陵归汉的念想。他既没有急于去劝降苏武，又无所事事，苟活性命而已。昭帝时，虽想接回李陵，但李陵早已心死如灰，故国若梦，亲人全亡，复归何益。元平元年病死于蛮荒。“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于蛮夷中。”想望李陵的一生，令人扼腕墓道，长吁不已。

5.永远的谜底

李陵拒绝归汉长留匈奴后，《汉书》《通鉴》只记录了一次他参与的匈奴与汉的作战，而且担任最高长官。征和三年（前90年）李陵率匈奴骑兵三万人，奉命追击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带的三万（通鉴说二万）汉军。汉军劳师袭远，寻找匈奴未果，归途中又被李陵追击，至当年李陵被捕的浚稽山，却发生了惊天的逆转。“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军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汉书・匈奴传》）此战以汉胜告终，但此战颇为诡异。

此战匈奴指挥官李陵，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熟悉地形。而汉指挥官御史大夫商丘成，本身不是武官，即使熟读兵书充其量纸上谈兵;自御史大夫到领兵打仗仅半年余，无实践经验;浚稽山只是他们偶尔的退却之地。但却胜败异数，一诡也。单于信任李陵，派三万精锐骑兵追汉军，其军力不可小觑;反观商丘成军。此役击匈奴共三路人马，贰师将七万，通将四万，商丘成充其量三万，算不上主力;且劳师袭远，被匈奴军追击九日。仅凭一且战且退的疲惫之师竟胜士气旺盛的精锐之军，二诡也。李陵当年为汉将兵败浚稽山，实属兵力悬殊战败而降。今李陵为匈奴将再到浚稽山，难道是上天的安排？且李陵此时兵强马壮，即使有损伤也是双方互有，为何主动撤军？另外“杀伤虏甚众”中“众”是多少书中未言明，而同一传中在写到双方伤亡时多有“数百”“数千”“三千”等字样，看来“众”字虽说为多但不足千，未伤元气，更何况互有死伤。那么李陵又为何撤军？三诡也。此役将兵最多达七万的贰师将军为武帝名将，经常与匈奴交战，经验丰富，且率主力七万，结果兵败被俘。而商丘成由御史大夫任武官仅半年余，未有实战经验，仅率三万人马，却能击退李陵，安然归汉。四诡也。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7篇

本文涉及的主要词是“蹈”，原文出自《汉书·李广苏建传》（上）。请看原文：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此文系《苏武传》中的一段，写苏武出使匈奴后，因其副使张胜参与了一起欲劫持单于之母归汉的“谋反”事件，事败后苏武等人被扣，苏武处变不惊、欲自杀身死以报效汉王朝廷。事件描写得简练紧凑，且扣人心弦，苏武的表现更让人感到荡气回肠、感慨万分。之中涉及到苏武自杀后，卫律进行施救之情景，“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之句，对于“蹈”之解，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据笔者查阅就出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诠解：

一是依原字“蹈”释作“践”，《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蹈，践也。”“蹈、践”按古注看是同义词，两者都是脚向下着地，相当于“踩”。然“蹈”是用力向下跺，方向与力度与踏相近。《礼记·乐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此乃顿足起舞）《史记·司马相如传》：“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此是说以脚（蹄）下踩之践踏义。）

二是杨树达先生释作“搯”（“轻击”之义）。郭锡良主编之《古代汉语》（下册，第525页）教材也持此观点，对上段句释为“在地上挖坑，放置在没有火苗的火堆，把苏武面朝下放在坑穴上，轻轻敲打他的背，使淤血流出来。蹈：通“搯”，叩，轻轻敲打。”《说文》：“搯，击刺也。”《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通俗文》捾出曰掏，掏即搯字，本训捾。按：捾，搯也。……击刺与抽同，于六书为假借。”搯又训为“叩”也。（按：击，《说文》：“攴也。”《段注》：“攴，小击。”）指上下左右横向之叩击，轻击是指适度之叩击，与重击相反。“叩”常指用手敲击，也可以器物（杖、石、木等）敲击，也指轻击。但根据笔者考查，在史上辞书并无“蹈”可通“搯”之记录。但是两字有共同之声符“舀”，《说文》云：“抒臼也。”抒舀，又作“揄、挹”，释作舂（扌寿米之谓）。“舂”与“扌寿”与“搯”之动作相同，彼此印证了“舀、搯、蹈”应是同源字，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共同反复践踏、击打之动作特征，故此相互借代应是符合语言文字使用规律的。

三是释作“掐”字，此乃郭在贻先生之建言，其在《汉书札记》一文中云：“……依鄙见，蹈似当为掐（掐讹为搯，再借作蹈）。”《大庄严经论》卷三音义引服虔《通俗文》：“爪案曰掐”，又《汉学堂丛书·佚书考·张辑蓓埤苍补遗》：“掐，抓也，谓爪伤也。”“掐其背以出血”，意为“用手指掐捏其背使淤血畅通，殆即俗所谓刮痧也”（郭在贻，2002：45～46）。而且他还征引了徐复先生的读《汉书札记》一文，作为自己主张见解之佐证，郭在贻先生并未明说，但笔者经探究后推断，恐是徐复先生释“搯”为“焰”，“焰”与“掐”的声符同为“臽”所致。

第四，就当属徐复先生的主张了，先生在文中说：“……《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记载，‘铁木真遇泰亦赤兀十二骑，铁木真独与战，敌骑十二矢并发，伤其口喉，痛甚，昏坠马。不儿古勒（人名）燃火热石，投雪于石上，引铁木真口，以蒸气熏之，及凝血出，呼吸遂通。’这就很好地说明蒙古族也有同样的急救法，事情也正好类似。笔者因此比照两处文字，根据其风俗习尚，考知《汉书》的‘蹈背’，决不如杨先生‘蹈当读为搯’，而应当是‘焰背’形近的误文。据《说文·炎部》：‘燄，火行微燄燄也’，字与‘焰’通用，引申的意思就是熏了。此文正好是“以火微熏其背以出凝血”的意思。”（郭在贻，2002：46～47）

以上四解，除“蹈”用原义外，其余三解，都是比较熟识的专家级学者，当然有的是笔者有缘结识的，有的则是通过拜读其著作结识的。树达先辈之著作《词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及其训诂释义等已成为笔者案头之重要参阅著作，大有常读常新之感，徐复先生则是笔者上世纪70年代岁末于南京训诂学研讨班（由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恩师。先生的学问、文章自是笔者之楷模，研讨班结业后又一起筹办训诂学会，学会成立之后先生任副会长、顾问，笔者曾任正副秘书长之职，于工作、学术会议期间耳熏目染，受益良多。在贻则比笔者仅小一岁，却是训诂学界之“骄子”与后起之秀，只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仅50岁就撒手人寰）但却著作夥众，因此从感情上讲很难割舍谁，但继而一想还是以学术真理为重，不徇私心为好。笔者想两位先辈及一位同辈的在天之灵也会同意吾之做法的。

杨说：地上挖坑，置无火苗的火堆，苏武面朝下伏在火堆上+轻击其背。

郭说：地上挖坑，置无火苗的火堆，苏武面朝下伏在火堆上+手掐、按其背部。

徐说：舍弃了两说的共同部分，只是强调用微火熏其背部。

比其三说加上蹈背（即用脚踩）四说，笔者想用末位淘汰法来进行筛选。由于苏武系用刀刺杀前胸，积血于中，在当时无医药及救护人员的情况下，卫律情急之下采用上述手法是无可争议的。既是伤口在前，而置积火在后，恐怕于事无补，再说，前胸伤口处已经置火熏烤，在后重复又意欲何为？徐先生恐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其说存在明显漏洞，不应依从。

其次是伤口不是箭伤，而是刀伤，刀刃较剑等其他兵刃为阔，伤口显然较长、宽且深，而流血多且时间稍久，定是呈血块（凝固状），仅用烟熏火烤是不能凝血化瘀的，因为用手掐之动作恐难以奏效。这就是说大面积的出血与凝固用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况《说文》无“掐”字，“掐”当是汉后出现的。《段注》云：“《文选·长笛赋》：搯膺擗摽。李善引《国语》及韦《注》而云苦冾反，殊误。苦冾反当是掐字，从臽声，爪刺也。下引《魏书·程昱传》：‘魏书程昱传曰：昱于魏武前忿争，声气忿高，边人掐之乃止。’是则从臽之掐，于搯膺毫不相涉也……”（段玉裁，1988：596）。所以，笔者认为“掐”字之释恐于伤情及使用手法均不合适。

另外，由于苏武受重伤，而卫律又是人高马大，体重不轻，由其于苏武背上蹈踏是不可施救之法，那么剩下的只有“搯”了，用手叩击其背助伤者活血，且能据其血瘀状况的进展，转换手法，于情于理又是可能的，因此笔者同意杨先生之解释。

对词义之训诂一定要照顾整个语句之前后叙述，切不可先入为主。当然符合实际也是非常重要，不能想当然。另外，分析词的通假，特别是确定用字的错讹更应谨慎，像“蹈”与“掐”，形符和声符全不相同，为说释而全改字形是不可取的，理应杜绝，除非有确凿之据，否则不宜采用此法。以上浅见能否站得住脚，还望行家学者斧正之。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8篇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国家内政、尊重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了估甲诮探绾头饨ㄉ喜愫芸斓慕岷系揭黄穑季菀颉5笔辈渭恿偈闭挠腥殖煞郑骸捌湟皇蔷哂懈锩馐逗统醪焦膊饕逅枷氲娜耍饕园⒑下蛱峤退鞣蛭恚黄涠浅肿什准豆鄣愕模饕园嵬叨旧嘲鸵蚝屠迪D窘恚黄淙欠饨ń撞愕模饕园雇铝摇夏景菘撕图游怼！?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决定说：

“1、未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具体商定人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派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2、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武器交易并防止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穿越我国国界进入新疆。3、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维吾尔族分部（由维吾尔族党员组成的俄共基层组织）的组织人员构成，不允许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4、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吸收中亚团体参与制定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的措施。5、认为促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或鼓动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15从此，维族联共（布）党员和维族红军军人以及苏联武器弹药一律禁止进入新疆，共产国际在新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对新疆的贸易更加顺畅的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新疆方面的投诉，责令苏联外贸部门，改变拖拉对新疆供货，扣押新疆商人的货物等违规做法），至于关于鼓吹等割裂新疆宣传，更受到严格禁止。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使苏联对新疆的基本政策稳定了下来。经过实践中的充实发展，这一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不搞，维护中国领土完整；2、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都与新疆省政权打交道（“向着汉人”），不与地方民族势力打交道（“不向着穆斯林”）；3、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这个政权存在。由于苏联多年坚持，于是这些内容形成了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

统治新疆的中国军阀们也深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奥妙。从杨增新时代（1912---1928）起，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两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亦即对苏联实行亲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当局与苏联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苏联为中亚地区的稳定需要新疆局势稳定，新疆当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稳定新疆局势，而要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经受住了几次严峻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发生在20年代末中苏关系全面危机时期。1928年取得全国政权。他的上台，与苏联在北伐战争中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全面支援是分不开的。但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断绝与苏联的一切联系。但当时的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不顾中央的命令，坚持维持对苏友好政策。苏联也没有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对苏联的态度而改变其对新疆的政策，即使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白热化阶段，苏联驻新疆的所有外事机构，都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联对新疆关系要“维持原状”。16苏联有关机构严格遵守命令。这样，在中国中央政府处于对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而在新疆一隅却维持着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次考验说明，只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维护，它并不理会中国中央政府对其态度如何，照样维持与新疆的传统关系。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

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新疆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省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泄醒胝刑概校推浇饩鲂陆侍狻U饩褪撬樟裁吹魍R聊录推浇饩龅哪谠谝蛩亍?BR>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11945年8月14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1329页。

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32-a,第299箧，案卷11，第1---18张。

3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4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5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6A.A.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2卷，莫斯科，1974年，第19页。

7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8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9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10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第3---4张。

11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第2张。

12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第4张。

13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1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第123---124张。

15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16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17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新疆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18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19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20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21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22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23Б.А.Бармин,СССРиСиньцзян1918-1941гг.Брнаул,1999.р.116.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А.Бармин,СССРиСиньцзян1918-1941гг.Брнаул,1999.р.116.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9篇

关键词：武术；特色；学校发展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14-027-2

我校始建于1952年，学校先后荣获常州市优质小学、常州市生命教育项目学校、常州市体育特色学校等称号。近年来，学校确立了“尚武崇文，正德厚生”的办学理念，加强武术特色培育，并通过环境的涵养、学科的浸润、多种德育活动的熏陶等途径强化落实，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效益。

一、健全网络，创建齐全设备设施

学校开展武术项目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的关注和支持，得到社区家长的合作与配合。为更好地做好学校武术特色项目创建工作，学校成立了“武术特色项目创建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为进一步发展特色项目，学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武术教育背景下学生主动健康发展的实践研究》课题方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武术特色教育”活动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

为了扶植武术特色教育工作和武术队的长远发展，学校每年都要投入一定的经费建设，以营造学生习武氛围；配备了近5万元的器械和设备，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方便，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投入近3万元建设了武术展览教室供学生了解、学习武术知识之用。

二、营造文化，注重武术环境育人

1.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遵循学生特点，精心雕琢校园文化，使校园充满生命的气息，让墙壁会说话，让花草能传情，让学生接受文化的浸润。一走进吕墅小学，迎面看到的是一面武术特色墙，“传承武魂，武以正人”是我们的特色建设理念。在校园草坪中，有精心设计和布置的武术雕塑，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武术动作造型，有学生命名的“飞鸿园”；在校园操场上，整个围墙画满了我校学生习武内容图，书写着关于武术的谚语和名言警句；在校园文化墙上，有学生关于练习武术的书法、美术作品；在校园橱窗内，有同学们参加武术活动、表演的照片和获奖的照片……在吕墅小学，处处洋溢着武术的氛围，时刻让学生接受武术的熏陶。

2.开展丰富多彩的武术活动，注重活动熏陶。

为了进一步推进武术活动的开展，我校每学年举办一次武术健身节活动，至今已经开展七届。武术节期间主要开展武术知识竞赛、了解武术杰出人物、学习良好武术品德、学习武术技艺、开展武术比赛、武术切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师生走近武术，学习武术，营造武术文化校园氛围。同时，结合学校读书节、生命教育周等其他各种文化活动，有机渗透武术思想、文化，使武术与学校的各项活动有机结合，逐步形成武术特色。我们从2010年自己设计第一套武术操，到现在学习全国第二套武术操，一共学习了四套武术操。全校师生共同练习武术操，营造了浓郁的武术氛围，掀起了全体学生学习武术的热潮，成为学校大课间活动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年11月，举行武术操比赛已经成为一种常规。

3.建设精美的武术展览室，展示武术教育成果。

2008年3月，我校投资建立了校武术展览室，为师生进一步了解武术、学习武术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11年，我们又对展览室进行了重新布局，每个走进武术展览室的人，都会为之一振：正对门口的是一个斗大的红色“武”字，背景是吕小学生学习武术的照片，两旁是武术的器械，刀、剑、棍、勾连枪、拂尘等。整个武术展览室充分展示了学生学习的武术知识、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的优秀成绩，以及书法、剪纸、绘画、手工作品。武术展览室成为了学生学习武术的工作室、加油站。

三、开发课程，精心实施武术教育

1.配备优秀师资，确保实施质量。

根据武术校本课程的实施需要，我们特邀徐国平同志担任校本课程的专职教练，徐教练是中国武术协会会员、江苏省武术协会会员，常州市武术协会常务理事，杨氏太极拳正宗第六代传人，曾入编《中华武术人物志》一书，学校武术老师李亚为武术套路国家一级裁判。另外我校还辅以兼职老师，共同参与武术项目建设。过硬的师资队伍为学校的武术特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统筹设置课程，规范实施课程。

我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实施武术校本课程，每周安排两课时，一般为一节新授课、一节练习课。在课程安排上，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与体育课、体育活动课合理配置，相互协调，使武术课程能顺利展开，引导教师按照课程计划严格执行。

3.精心选择内容，提高教学实效。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为了使小学生学得扎实有效，我们依据学生年龄特点和武术的特点，精心选择教学内容，进行系列性安排。一年级学习武术操，基本手型、步型；二年级学习武术基本功训练、五步拳；三年级学习武术基本功训练、一段长拳；四年级学习武术基本知识、少儿初级剑术；五年级学习十六式太极拳；六年级综合练习。同时，学校还选拔优秀武术苗子成立学校小精灵武术队，每周集中两次开展活动，并进一步拓展学习内容，为优秀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内容。

4.编写《武姿飞扬》和《武文化》等武术校本教材。

武术校本课程在我校已经开设近6年，在全校师生的不断努力下，它不断发展着。在此基础上，2010我们开始着手编写了我校的第一本武术校本教材《武姿飞扬》。根据学生学习武术的实际情况，我们在专职教练的帮助下，摄制图片，撰写文字解说，编写了涵盖五步拳、一段长拳、二段长拳、十六式太极拳、少儿初级剑术等内容武术校本教材。随后，我们把这套教材印发给全体师生，并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实践、完善这套教材。今年我们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对校本教材进行了修改，在注重武术技能学习的同时，更加关注武德培养的渗透，重编了第二本武术校本教材《武文化》，从而为师生学习武术知识技能，培养高尚武德奠定了基础。

5.加强武术课程的常规化管理。

由学校教导处负责，将武术校本课程的管理落实到学校教学常规管理网络中，使校本课程的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督促教师严格按照课程计划上课，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我们设立了校本课程教研组，每月进行一次研讨活动。研讨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对学生的多元化评价、教师课堂语言等方面。平时，我们还加强随堂课的听课力度，注重引导教师反思、改进，促进教师提高实施校本课程的水平。

6.改革评价制度，激励学生发展。

（1）对学生的评价。武术校本课程一般不采用书面方式的考试或考查，对学生评价主要是四看：一看学生学习武术的动作质量，参照各项武术动作的规范要求，每学期期末进行考核，根据武术动作质量进行等级评定；二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态度、积极性、参与状况等，可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等形式记录在案，作为学校“武术之星”评比的重要条件。三看学生学习的成果，学生成果可通过竞赛、评比、汇报演出等形式展示，成绩优秀者可将其成果记入学生学籍档案内；四看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学时总量，作好考勤记录，作为评价的参考条件。同时，坚持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评相结合，对小组的评价与对组内个人的评价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每学年我校还依据《吕墅小学学生武术段位考核办法》组织学生进行武术段位考核活动。

（2）对授课教师的评价。通过听课、查阅资料、调查访问等形式，对教师进行考核，并记入业务档案。主要是三看：一看学生练习武术的整体质量，二看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三看领导与教师听课后的反映。

四、整合资源，促进教育深入发展

1.实施课程整合，促进武术全面推行。近年来，为了将武术校本课程推广和进一步的开发，学校将其与“大课间活动”结合在一起，每天师生一起先练习武术操，再开展其他大课间活动。同时还将武术练习渗透到“大课间活动”各个项目中去。在武术教练的口令中，孩子们“哈”的一声，齐刷刷地使劲伸出了拳头。同学们个个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另外，学校还尝试了体育教学与武术教学的整合，每周利用一节体育课，将武术训练有计划地穿插到体育教学之中，由体育教师进行陪练，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2.以演促练，搭建展示的舞台。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我校的武术特色教育工作从初探性的教学渐渐走向了制度化、常规化。学校先后参加了江苏省“太极拳（太极推手）比赛”，江苏省“汉鼎杯”武术交流大赛，江苏省“精益杯”武术交流比赛，中华艺术环球武术交流比赛暨武术与健身论坛交流大会，常州市首届学生武术（跆拳道）大赛，常州市“迎国庆全民健身武术交流会”等活动，每次，学校有重大的庆祝活动，都少不了各年级学生的武术队的精彩演出。学生的自信心、文明礼仪、团结协作、心理素质胆量等综合素养得到了提高。通过表演，他们更加自信，能力在一次次的活动表演中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3.重视家校沟通，保证学习效果。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除了领导重视，如何取得家长的支持也是搞好工作的成败之一。因为我们的学生是进入小学后才开始学习武术的，刚进学校时，孩子们又要学习文化课，又要学习武术，如何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呢？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和家长沟通的机会，如：家长会、家校互动的平台等有利机会，向家长进行宣传和沟通，取得家长的支持和理解。由于与家长进行了近距离的沟通，家长看到了孩子的变化，感到了万分的欣喜，在家长的支持下，学生们从刚开始的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

五、注重普及，形成武术校园文化

学生武术队的组建带动了我校体育教学。通过武术教育进课堂，拓宽体育教学的外延，丰富体育教学的内涵，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使学生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通过对民族武术知识和民族武术训练的教学，学生不仅初步知道武术的基础知识和掌握武术的基本技能，并且从中了解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民族文化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陶冶学生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情感，激发学生弘扬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的志向，培养学生学习民族武术的热情，升华了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作用。武术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让学生深深陶醉。

我校的武术教育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梯队建设。武术在我校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或教育手段，她更是一种校园文化。现在，如果说武术教育在同类学校和一定的范围内打响了品牌，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教育教学效能。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0篇

一、以党领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多重实践

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理论上反思党军关系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如何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意志的武装力量。在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军原则和设想的同时，“各地红军在斗争实践中已经遇到了许多建军的具体问题，迫使他们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探索过程，同时在不同时期、地域中，党对不同的武装力量（正规军红军、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赤卫队、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等）的领导与控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具体的党军关系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状况。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尽管党意识到建立自己军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控制权和领导权？首先要从组织上进行控制，因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但对如何以具体的机制和制度控制这样一支军队，不同时期党有不同的认识，还处于探索之中。在初期建立的几支革命军队中，党对军队的领导并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党对军队的组织化控制、日常的政治训练与教育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南昌起义军的一部，“自南昌出发至流沙失败三个月，钱蔚（中央）仅在瑞金开始组织支部，汀州召集同志开会，立三同代英作了一次报告，此外并没有什么，一切同志的行动都是政府机关的行动，并不是党的行动，一切决定都是钱蔚的几个负责同志，其它同志概不知道，亦不能过问，一般同志对于负责同志仅有下级职员与上级职员的关系，并无同志与同志的关系。并且同志彼此互相排挤的也有。因此有同志怀疑不满而思归者”；“此次行动中间只有个人的活动，没有党的活动，一切事件及决定仅少数中央委员知道，其余同志都是被动，因此同志机关化，做事不负责，也不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干，横竖有他们中央委员就够了。行动也不一致”；“党的力量表现薄弱，在军队中党的上级机关政策动摇……”。广州暴动时“党的指挥机关缺乏指挥工作。在暴动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外，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关来领导一切”。

在随后进行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残部中，原来每团虽有一个共产党支部，但属机关性质，既不能领导部队，也没能组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原来连以上虽设有党代表，但沿袭的是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度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且与军事长官矛盾重重；旧军队的陋习依然保持，军官们生活待遇特殊，并任意打骂士兵，官兵关系十分紧张。三湾改编后领导的红四军和一些地方武装中设立了党代表，不过这与国民革命军的特别党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自成垂直体系不同，而是在保持党代表与同级军事长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同时，二者还是在党的委员会领导下的分工协作关系，更体现了党的集体而不是个人对军队的领导。

革命根据地武装建立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在鄂东的黄麻区“党军形成对立之势，群众没有组织，党内有纠纷（军党之争）”。领导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初期，也面临着士兵多来源于俘虏与农民，游民成分太多，战斗频繁，伤亡大，且“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等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指出只有坚持党代表制度，“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样坚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与训练的经验是有一定作用的，特别是在部队内外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929年初，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总结了红四军的经验，认为尽管红四军“成份非常复杂、质量不太十分好，流氓的色彩当然仍然有的，不过根本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普通的政治常识，却还有一点点儿”；“党组织，由上而下说，由军委而团委、营委，连设连支部，各班自成一小组，这个组织我们觉得很得法，很能适用于斗争，因为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用单位的事，很觉便当，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致于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红军中党的历史已有一年，有些支部还能起作用，能在群众中做核心，使群众受我们的影响而团聚在我们的周围去工作，党的会议除作用外，小组会有每星期一次，各级代表会，也能常开并能按期开，对党员还有相当的训练，由党代表负其责”。

但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就此完全得以确定和统一。后来，在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的争论。将这一争论归纳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这一争论最后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得以解决，并以决议案的形式予以明确，最终在理论认识上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厉行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此后，决议所体现的党军关系理论不但在红四军得以实行，而且其他各部分红军也照此来执行，然而，把清晰的理论认识兑现为具体的实践的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在建立党对军队的控制与领导的具体实践中，党对军队领导和控制的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地域性，对不同的武装力量类型的掌控也存在不小差别。

就地域性而言，一般来说建立较早的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中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主力，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政治训练深入，党对军队的掌控比较强。如在第四军“党的基础甚健全，各种会议能按期召集，并能提出许多实际问题讨论……党内外工作都很有条理，尤长于群众工作”。1931年9月3日，《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指出，“红军中一般政治教育，平时每日都有政治课，由政治委员领导，遇有纪念节或特殊事件即召集大会……”；“总括的来说，这个中国红军的主力军，是好的，是一天一天进步的，指挥给养都是绝对统一的，团结一致的，我们党完全可以掌握得住，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奋斗的”。当然，这并不说主力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已经十全十美，实际上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许多问题。1932年9月2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中指出：“目前红军中党的纪律，异常松懈，党、团员破坏纪律的现象（如开小差、私打土豪、临阵畏缩、违抗命令……）显然存在，这是削弱党在红军中领导的最好办法。”就是到了1934年，在党的领导较强的红四军，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显然有极大的缺点和弱点，真正说来，是落在军事发展之后。具体表现在：党政机关不健全，组织薄弱，支部工作不健全，政治教育工作不深入，忽视党政工作的危险，白色士兵工作没有视为党政的中心工作之一，地方工作不充分，反帝工作不够。在主要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中，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尚且如此，在一些建立相对较晚，不太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中，红军的建设起步较晚，相关制度不太完善，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巩固，甚至还存在党不能完全控制军队的情况。

1929年9月，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湘鄂西苏区的各种武装力量虽达四千之众，但红军“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加紧”，“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军队中党的教育没有经常的注意，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两年之后，湘鄂西苏区红三军中党的政治工作并没有深入，党对红军的领导仍不强大，“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可说完全没有。政治工作所做的，仅仅是对外一点宣传工作”，“三军在过去可以说没有政治工作，军队政治部以及七、八师政治部，都是空洞的一个形式机关，所做的除贴标语、发传单而外，看不见其他工作，各团仅有宣传队没有政治部的组织，各连指导员都没有什么工作，而且还有很多连根本没有指导员，是党来做内部工作，政治部做对外宣传工作、政治机关没有系统上的工作关系，一切问题完全集中支前委或各师师委解决……惟其政治工作的缺乏，所以官兵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很浓厚”。到1934年8月，湘鄂西的红三军“在政治工作上、在军事上都有极大的进步和转变，但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军阀制度残余的倾向还部分的表现着，失败情绪也没有完全消灭”。在闽粤赣苏区，尽管“红军政治上都已得到相当的成功。一般指挥员战斗员都能了解斗争的任务，表现出绝大决心与敌人奋斗。各地党部对扩大红军工作亦已有初步工作之成功”，但“红军中党的领导异常薄弱”。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经过斗争和努力，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1930年底和1931年初的湘赣省委明确指出“严格说来政治委员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政治委员的成分与政治认识，还不能保障真正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委员的成分和认识还不能说真正共产党的领导，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非常不够，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积极性很低落，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红军干部缺乏更成严重问题”。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十军中，“政治工作是非常之软弱的，无论在苏区或白色区域，政治部对于工农群众的政治工作，在客观上完全是怠工的态度”。1932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湘赣省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中又指出，红军中工作还表现出许多严重的现象，“主要的是政治委员制度没有坚强的建立：游击主义的传统，没有彻底的肃清；组织上一般的松散……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也很薄弱。一年来没有开展广大的苏区本身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也无长足的进步表示着党的生活不健全，党员领导作用很薄弱，党的发展也迟缓，党对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也松懈”。

红军中党的具体领导和政治工作存在上述问题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最为严重的是军队中党的命令和军事意图难以执行。1933年5月10日，、在关于必须严格执行命令的训令中指出，“我们红军有些部队尚存有游击习气，对于上级首长所的一切命令、训令大半没有负责传达，使之深入到每个红军军人中去，更很少检查其执行程度，因之各部队党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地去执行上级首长的命令和训令，甚至有把命令和训令视为废纸藏到公文箱内，而不去传达与执行。如最近我们检查，总直属队竟有多数单位完全没有传达上级首长的命令、训令，以致一般战斗员及工作人员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何等严重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绝不能再容许一秒钟的存在，必须立刻纠正过来”。

更有甚者，在鄂豫皖苏区发生了红军与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及群众团体的冲突。1931年6月19日，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在《关于工农红军与各级党的组织、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的通告中指出，“中央分局最近接得各方报告，知道红军与地方党的组织、苏维埃及群众团体关系不好。军委特务队对孝感党负责同志不尊重，三十九团与罗委互相作不负责的批评，三十八团某连长骂高桥区84党部的负责同志……这些都表明红军中有许多同志甚至于上级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对于红军路线尚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中有些负责同志和士兵个人，对于党和苏维埃轻蔑绝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苏区红军以及军中许多负责同志和一般的武装组织，对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不尊重态度，有长久的历史根源”。同样的现象也在鄂西苏区存在着，红三军“可以说没有红军政治工作，造成‘私人’、‘私枪’、‘私钱’、‘私物’以及对兵士打骂等军阀制度的残余，红军同群众以及同地方苏维埃的关系非常恶化（如二十五团不经省委，直接逮捕江陵县委，以至闹地方党部与红三军的纠纷。红军到一个地方把苏维埃当他的办事员等，许多苏维埃的负责人对红军表现害怕与不满的现象）”。经整顿后，红军与地方党的关系有相当的进步，但还不充分，“政治部一般的还是不健全”，“私枪私物与地方党部不好的现象时常发现。红军中党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一般党员在战争与日常行动中很少起得领导作用”。

在正规红军中党的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存在上述问题，一般来说，地方武装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就更差，在一些地方，党对基层武装远没有达到如臂使手、如手使指的程度。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二十军是地方赤卫队编成的，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政治水平比三军还差得远。”一年多之后，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的迹象，特别是在许多新发展区域中更是如此。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案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现有的游击队独立营或警卫连等，表现一种军阀残余的行动，公然压迫政府，压迫群众，剥削群众，不听上级调动，不听政府命令，各自为政，独行专断。各地苏维埃的地方主义，完全掩护了这种太平保守拥兵自卫的倾向形成，反对统一领导及集中指挥。军费不统一，地方武装中大部分干部生活腐化士兵生活痛苦，而财政耗费则非常浩大，财政来源常是破坏苏维埃正确的经济政策竟至侵犯中农贫农，至于无预算决算以及报销审查等更是各地常有之事，地方苏维埃未在省苏领导下统一财政是直接帮助军费紊乱的现象。这些错误的形成主要是来源于地方武装缺乏政治领导，及地方政府的监督，因为地方武装经常在单独行动中，政治工作及政治委员制度没有建立，有脱离政府脱离群众而逐渐走上腐化或反革命道路。

同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也指出这样的问题：“独立师独立团的干部缺乏，政治委员制度未普遍的实施，政治教育很缺乏，游击主义的残余还很浓厚，地方观念，地方党和地方政府拥兵自卫的观念还存在，党的领导还不强壮，对于工作的转变，尤其是在独立团中成效不大。”

同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为加强和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决议中更为详细生动地叙述了地方武装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武装）一到白区便乱捉人，乱抢东西，到处都有出现不容许的侵犯中农贫农利益，脱离群众的盲动行动，甚至形成赤白对立。沿永河自乐安到公略这一线，万崇坪古县、冠山、汀乌江，这些地方原来是很热闹的圩场，到现在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耕，变成一片荒野地方。安远、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一见红军就跑光了，什么东西都搬去，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过了一百多里路，深入白区到处很好，什么东西都有买，群众拥护红军非常热烈。宁都之田头虎井天一带群众怕游击队警卫连，一去便跑，不怕红军；南广甘竹之线赤卫军开进前线配合红军作战，一到赤区边界白舍一带便乱抢一顿，把群众家里的东西都抢光了，甚至碗筷都拿尽了。其他各地的武装，都表现一进白区便是五种单纯的筹款观念，狭隘的经济主义，乱打中农、贫农，形成一种土匪行为。像这样脱离群众的非阶级的盲动行动，不但不能配合红军向北发展扩大苏区，反而要妨碍红军的行动，妨碍苏区的扩大，这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就今天来说，游击队只能至赤白边界出入捉土豪，还没有看见深入白区，扰到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扩大新苏区的游击队，这是我们游击战争最大的缺点。

在湘鄂西苏区，1932年底的总结认为：“各县游击队还是处于很腐败的泥坑中，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工作，乱没收的现象一般的存在着，浪漫、贪污还是异常厉害，特别是同女人不正确的关系，以致引起农民的不满。”近两年之后，湘鄂西的各独立团，虽然取得了几次英勇的胜利，“最主要的是内部政治工作之极端薄弱，党的发展组织之迟缓，所以不能克服开小差的现象和吸收新的群众的参加，战士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1932年11月，中共湘赣省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各县对独立营游击队的领导，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忽视”。1934年2月10日，湘赣军区第二次首长会议专门对本区的独立团营游击队政治工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指出在冬季三个月中我们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一般是有进步的。

但这一进步还表现非常迟缓和不平衡的状态，一般独立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是要比独立团差，个别独立营游击队，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表现极严重的现象。个别主要负责人对政治工作的认识非常薄弱，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支部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转变，党团发展迟缓，有部分游击队还没有党的组织。开小差和个别反水现象，在部队中还未完全消灭……游击主义在部队中常有表现，非常严惩，军阀残余、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违犯阶级路线等脱离群众行为，在个别部队中还继续发生。散漫极端民主化，还没有完全克服……政委制度还未完全正确的建立，反对政治制度，反对政治工作……个别部队还继续发展。

十六军也是由地方武装组建的，尽管它正从斗争中日益坚强起来，但对“真正造成红军为铁军还差得远，然而这不是增加几个干部的问题，这是湘鄂赣苏区整个党的问题。我们要问你们对于红军的改造做了些什么工作，政治工作没有建立，九团有十六连只有下一个连指导员”。

上述各苏区地方武装的问题，引起了红军总政治部的重视，并于1932年9月21日训令指出：“地方武装――游击队、独立团、独立师和带地方性质的军（如二十一、二十二军）中，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比较主力红军还要薄弱百倍，政治上工作尤其是党的工作异常落后，党、团员脱离群众、破坏纪律和贪污腐化的不良现象特别严重，党、团员开小差的层出不穷，逃兵的数目十分惊人（如南丰、广昌）。”1934年2月7日，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赤少队游击队政治工作还差得很，甚至还有拖枪反水的，这是政治工作不够”。同月9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题目为《为着巩固红军，必须改善政治工作》的报告中也指出，“现在，方面军中有少数不执行命令的，游击队、独立营、独立团也有不能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1篇

“蜀中弩剑侠”苏涣二十四岁中进士，入翰林院，是玄宗年间大唐帝国最年轻的翰林学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但苏涣很快就失望了。玄宗时的翰林学士，不过是皇家豢养的一批宫廷诗人。他们的作用，已从国家的储备人才沦为皇门贵族取乐的工具。侠之大者，报国安民。看来终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虚妄。

长安是热烈的，繁华的。同样也是冷漠的，势利的。苏涣出身贫寒，又不肯去仰达官显贵鼻息，因此诗名也不显著。苏涣总怀念纵横江湖之时，“弩箭快剑”快意恩仇的日子。

无聊时候，苏涣就去朱雀大街上的“聚贤馆”。“聚贤馆”内，有许多像他一样到长安寻梦，渴望一展平生抱负的奇人异士。更有许多未脱江湖豪气的性情男儿。就是在那“尽揽朝野遗贤，广招天下奇才”的“聚贤馆”，苏涣结识了名动长安的“剑舞双绝”公孙大娘，结识了“狂剑书生”怀素，结识了大诗人杜甫……

今天苏涣刚到“聚贤馆”门外，公孙大娘的贴身婢女秋蝉便匆匆跑来说：“大娘寻苏学士已有两个时辰了！”

苏涣急赶到公孙大娘住的馆驿，才知道姐姐苏媚儿闯下了弥天大祸！

苏媚儿苏涣姐弟从小便投入“蜀中雷氏”门下学艺。武林之中，“蜀中雷氏”不但以“强弩快箭”威震江湖，“雷氏制琴”同样名动天下。苏媚儿不但精通音律，还学得一手制琴绝技。更兼生得花容月貌，比当时的“天下第一美女”贵妃娘娘杨玉环更多一份飒爽。同弟弟苏涣入长安不久，苏媚儿就得了个“俏贵妃”的绰号。那时节，长安城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甚至昼夜守候在苏媚儿馆驿门外。但为一闻苏媚儿的美妙琴音，但为一睹苏媚儿的绝世芳容。

后来苏媚儿受安禄山供奉，达官显贵们这才绝了念头。安禄山手握重兵，帝遇正隆，正是得势时候，谁敢喝他的干醋？何况，安禄山为了苏媚儿，几乎搜罗尽了长安所有的名琴古谱，以供苏媚儿参详弹奏。连帝王之家“丝竹第一”的宁王殿下，有时候还要到安禄山府中借张古琴呢！

便是这样的富贵荣华，也未能留住苏媚儿的身心。昨夜，苏媚儿竟带上自己新制的一张“玉徽焦尾琴”潜出安府，随同自己的情郎、兵部都护严武私奔而去！

现在追杀他们的，有安禄山府的两大高手“燕山日月斩”崔氏兄弟，还有兵部杨国忠手下的剑客聂青锋和步惊云……媚丫头的才貌传入大明宫时，正巧贵妃娘娘和皇帝呕气被撵回杨家，玄宗皇帝欲召见媚儿。把杨国忠吓坏了。因为一旦媚丫头受到皇帝宠幸，杨家的中天之势就倒了半边！这也正是安禄山深思熟虑想看到，并供奉媚丫头的原因！现在媚丫头和情郎私奔，玄宗皇帝龙颜震怒，安禄山羞恼交加，杨国忠趁火打劫！

公孙大娘可以随意出入大明宫，一得到这个消息便找来苏涣告诉了他。

对姐姐的情郎严武，苏涣游侠江湖时就认识。严武是“青城派”龙须子道长的弃徒，武功虽好，却人品不佳。龙须子道长就是见他太过于热衷功名薄恩寡情，才把他逐出了师门。天知道姐姐看好严武什么地方！难道就是因他长得潇洒英武，弹得一手好琴？

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用。苏涣匆匆作别公孙大娘，简单收拾行装如弃敝履样地抛弃了翰林学士位子，出长安抄近路，直奔剑阁！据公孙大娘说，现在的剑南节度使严白虎是严武的堂叔，杨国忠政坛上的死敌。除了严白虎，严武无人可以投奔。

骑在奔驰的“乌骓马”上，所有在长安熏染上的郁闷在风中飘散。苏涣不禁仰天长啸，当年的“蜀中剑弩侠”苏涣，又回来了！

二、鹤鸣山前风雨狂

剑门关外，山若利剑，相立似门。与不远处的鹤鸣山遥相对峙，地势极为凶险。大诗人杜甫初出剑门之时，便有诗赞曰：剑门天下壮！

此时剑门关外的鹤鸣山前，一场凶险的江湖搏杀，伴随着骤来风雨，激战正酣！

最先追上来的是安禄山手下的“燕山日月斩”崔氏兄弟。崔氏兄弟目的极为简单，那就是格杀严武，夺回苏媚儿！严武武功虽好，却不是崔氏兄弟联手之敌。严武正自挥舞玄铁长剑苦苦支撑，杨国忠手下的剑客聂青锋和步惊云又到了！

不料聂青锋和步惊云一现身，就直奔手无寸铁的苏媚儿而去。聂步二人的使命，就是杀掉“俏贵妃”苏媚儿，为杨家除掉隐患！因此聂步二人一来，崔氏兄弟反倒弃下严武，过来保护苏媚儿了。

聂青锋和步惊云都是在大唐帝国“聚贤馆”一举成名的江湖剑客，因此才被杨国忠罗致到兵部成了座上宾。聂青锋使的是大开大合的“惊鸿剑”，步惊云走的却是“乱泼风”路子。两人剑招儿一急一缓，再加上平日互不服气，武功虽胜得“燕山日月斩”，一时却拿崔氏兄弟无法。崔氏兄弟自小同门学艺，一个左手“日斩刀”，一个右手“月斩刀”，心息相通配合默契，此攻彼守进退有矩。更兼自小生长于燕北苦寒之地，耐力极长。如此拼斗下去，反倒是武功弱的崔氏兄弟赢面大些。

如此，严武和苏媚儿看似是俎上鱼肉，竟暂时有惊无险。严武很快明白其中利害，便倒提长剑坐上马车避雨，气定神闲养精蓄锐，好像事不关己了！

聂步二人不似崔氏兄弟那样粗憨，很快也想到此节。但面对凶悍难缠的崔氏兄弟，除了力斗偏偏就是毫无办法！

四人又苦斗了小半个时辰，聂青锋终于按捺不住，突然高叫一声：老步你且自挡十招！接着猛然跃起，在空中倒纵使一招“惊鸿照影”，青锋剑似一道闪电，穿过雨幕直刺马车中的苏媚儿！

严武抬手以剑锷横格，接着左手一招“手挥五弦”，直取聂青锋双目！美人在侧，严武把青城派的这招“松风掌法”使得潇洒无比！

聂青锋是剑术大家，出手之际当然算好了几个后招儿。他欺严武在车上长剑挥舞不便，这才行险分击快攻。但见聂青锋剑在严武玄铁长剑上一借力，左手在车辕上一按，身体后仰避开严武攻击，手中剑突然变招“李广射石”刺向严武，同时空中“披挂腿”猛扫向苏媚儿！且脚上“吉摩靴”在发力瞬间，突然又弹出一柄半尺多长的利刃！

电光火石之间，鹤鸣山前这场连环套似的生死搏杀，胜负立判！

但倒下的却是“惊鸿剑”聂青锋。其时步惊云“乱泼风”剑法以攻为守刚刚挡到崔氏兄弟的第九招，就双臂中刀弃剑逃开。而这边的聂青锋却是双眉间突然被插进一枝白羽短箭，于是双腿交错，跌落车前！

崔氏兄弟不明就里，趁严武尚未从车上跳下，挥动“日月斩”向严武杀来！

突然利刃破空声起，崔氏兄弟手中“日月斩”铛啷坠地！

“是涣弟！”苏媚儿惊喜叫道。接着听苏涣哈哈一笑，从一棵高树上飘然而下，一甩披风口中哦吟道：“右手持白羽，引满无所疑。崔氏双生子，奈何不知己？”

又是轻微弓弦崩响，崔氏兄弟的双腿之间，豁然有两只白羽短箭直插进岩石，仅露出箭尾白翎！

崔氏兄弟哪敢再作迟疑，俯身拾起各自兵刃，跃上栈道头也不回地匆匆逃去。

苏涣上前见过姐姐苏媚儿，并略带嘲讽地向严武一拱手：“季鹰兄，受惊了！”（季鹰为严武字）

严武自负文武全才，此时也不禁面带尴尬。在长安时，严武是很看不起苏涣这样的翰林学士的。今日见到苏涣身手，方知传说中“蜀中剑弩侠”威名不虚，只好拱手叹服：“多谢苏学士援手。苏学士为严某一下得罪了当朝两大权贵，翰林学士恐是做不成了。我观安禄山反心已昭，天下大乱将起。到那时，剑门蜀中便是必争之地。学士如此身手，何不与我同去投靠我的叔父剑南节度使严白虎，想必在我叔父帐下谋个官职当不为难……”

苏涣哂笑吟道：“今日重作逍遥游，岂肯再入帝王囚？谢谢季鹰兄美意。小弟曾有个江湖朋友崔 ，现在是湖南观察使。前日有信相邀，同去参详李青莲学士遗下的‘以诗化剑’之术，因此我要到长沙住些日子。小弟与阿姐自小相依为命，望季鹰兄善待阿姐。他年若有相负，‘白弩快箭’就不念今日姻亲之情了！”说罢飞身跨上自林中奔出的“乌骓马”，转过鹤鸣山，北上奔长沙而去。

身后的严武羞愤不已。“俏贵妃”苏媚儿只好回头娇笑着，不住低声劝慰自己的情郎……

三、越江一曲恩怨尽

苏涣在长沙一住就是三年。三年来，苏涣每日都在同好友崔 一起参详大诗人李白留下的一本奇书——《诗韵剑谱》。

“以剑为诗，以诗化剑”原是开元时期大唐流浪诗人们自娱自乐的一种游戏。后经游侠尚武的大诗人李白集其大成，竟成为一门独特的剑术，在开元后的诗人们中间广为流传。但像李白那样由此而诗剑相得益彰的，却是不多。

苏涣精通蜀中各派剑术，且诗作少年之时就受过大诗人杜甫的指点，因此三年来不但诗作广为流传，“诗剑”更是出神入化。连当时的两湖武林领袖南霁云，也渐渐只能和苏涣较个平手。

三年后，“安史之乱”突起，安禄山破潼关，入长安，玄宗皇帝仓皇逃入川中。苏涣乍闻消息，不得不佩服严武果有先见之明。

很快，苏涣从邸报上又读到了“马嵬之变”，得知杨贵妃被缢死，揽权误国的杨国忠一家满门全被剿杀！剑南节度使署中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军官严武，被玄宗皇帝破格封为谏议大夫。

苏涣就很为严武和姐姐苏媚儿高兴，便生了到蜀中探望姐姐之意。

不料正当苏涣欲动身入川之际，自己朝夕相处的好友崔 竟被门下弟子臧珓弑杀，《诗韵剑谱》也被盗去。

待苏涣千里追踪，为好友崔 报了大仇夺回《诗韵剑谱》，并把剑谱交给当年的“狂剑书生”，如今的“零陵僧”怀素，已经是唐代宗广德年间了。

苏涣再度越过鹤鸣山，由剑门关入蜀，这时的严武，已经是大唐帝国的西南柱石。官拜成都尹，剑南、东川节度使，加校检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威加四海，权倾朝野！

但一路之上苏涣见到的，却是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卖儿卖女者随处可见。昔日的天府之国萧条成这样，固然源起安史之乱，但严武治蜀之苛，由此也可见一斑。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身后，常是血泪。甚至，千古骂名。

一入成都，与苏涣沿途所见又是大不相同。这天正是郑国公严武亲率大唐七千铁骑破吐蕃入侵者七万余众于当狗城，并趁势收复盐川班师。成都城内，所有街道都在排摆香案，张灯结彩，庆贺国公爷凯旋。“锦官城”处处是一派热闹繁华景象。

苏涣不想这时候去见严武。直到掌灯之后，才溜出客栈，穿墙越脊潜入郑国公府，准备先去见姐姐苏媚儿。

严武府内虽有铠甲武士层层护卫，戒备森严，而苏涣却如处无人之境。遥遥望见后院一斋灯光分外明亮，苏涣便自屋脊上跃过去，双脚勾住屋檐一个“倒挂金钟”，从窗子向屋内偷看。

这是间宽敞的书斋。书斋内书案后端坐的，正是郑国公严武。虽历经十年严武早已不复当年英武潇洒，苏涣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前堂众武官饮酒作乐正热火朝天，严武为何一人独在书房枯坐？苏涣深感奇怪。

严武面带戚容，抚摸着书案上的一张瑶琴。那琴，正是苏媚儿当年逃难也不舍放弃的“玉徽焦尾琴”！

苏涣再也顾不得隐藏形迹，自檐上一个“飞鸟入林”跳入严武书斋。

严武虽官至极品，武功竟是丝毫没有搁下。苏涣身未落地，严武已操起垂于手腕上的“玄铁剑”在手，威严喝道：“什么人？”

严武很快认出苏涣，脸上的慌乱一闪而没：“是苏涣阿弟？十年不见，阿弟依旧不失豪侠本色！”

苏涣不及细品严武话中嘲讽之意，俯身施礼道：姐夫风采如昔。为何不见阿姐伴姐夫左右？

严武挥手斥出涌入书斋的武士，神色黯然给苏涣让座，沉思良久才幽幽答道：“媚儿于七年之前奉先帝之命，随扶桑遣唐使东渡授制琴之艺。不料一去七年，竟杳无音信。秋夜寂廖，愚兄也是在睹物思人……”

然后严武和苏涣两人，便迟迟无话。

苏涣慢慢踱到书案前面，手指颤抖地抚摸姐姐苏媚儿留下的那张“玉徽焦尾琴”，突然笑道：“十年不见，难得今日与姐夫重逢。小弟就为姐夫弹奏一曲如何？”说罢不待严武回答，便轮指蟹行、转指鸾鸣地弹奏起来。

苏涣弹奏的，是隋代琴师贺若弼所制的十四琴曲之一《越江吟》。严武不禁一震。七年前，苏媚儿为他弹奏的最后一首琴曲，也是这首《越江吟》。

严武听得痴了，不由和曲吟唱道：“非云非烟，瑶池开盛宴。片片碧桃，冷落黄金殿。虾须半卷，天香风流散。春云孤竹，清婉入宵汉。红颜翠态，烂漫金舆转。霓旌影乱，箫声传悠远……”

严武刚刚唱罢，“玉徽焦尾琴”忽发幽怨之音。苏涣也和琴曲吟唱：“一别行千里，相见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严武诗才无苏涣敏捷，但也不甘示弱：“一入大明宫，每对孤灯泣。闺门久不开，梦从何处来？”唱的是当年宁王被父亲玄宗皇帝夺去妻子杨玉环后写的一首诗。此时引来，倒也很是贴切。

突然琴音又变，隐隐有高秋肃杀之气。苏涣信口唱了一首《变律》：“毒蜂成一窠，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旁，挟弹谁家郎？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己！”

苏涣吟唱到“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己”之际，琴音忽转高亢。随着一声断弦绝音，“玉徽焦尾琴”突然爆裂！

爆裂的桐木缝隙内，是几道褐红色的血痕！

书斋之内，顿时静若空谷。郊外有雷声渐渐逼近，又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沉寂良久，苏涣猛抬头逼视严武：“马嵬坡前，姐夫就是用这张琴把阿姐勒毙，以替贵妃杨玉环身死，向玄宗皇帝邀宠换来你的谏议大夫。是也不是？”

严武怔怔看着琴厢缝隙的血痕，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苏涣默默点点头说：“涣柄弩剑，纵横江湖十几年，有恩必酬，有仇必报！你这薄情寡义的小人，今日须怪不得苏涣辣手！”

“好一个有恩必酬，有仇必报！苏学士就让老朽接你的箭剑如何？”忽听书斋窗外一苍老声音答道，接着是一人迈进书斋。

苏涣回头一看，走进书斋的，竟是自己十几年未见的老友，大诗人杜甫！

四、胸有诗书气自昂

苏涣一见杜甫，忙上前跪倒执弟子礼相见。杜甫扶起苏涣，更是百感交集：“苏学士如今是名满天下的诗剑大侠，如此岂不折煞老夫？”

杜甫和苏涣相对坐下。当年“马嵬之变”内幕，杜甫也是多有耳闻。今日听得苏涣与严武唱和，马上就明白了事情原委。因此对严武与苏媚儿苏涣姐弟之间情仇，杜甫只能避而不谈。杜甫说：“学士在长沙所作之《赠零陵僧》，老朽早已拜读。其中之才情剑意，老朽万分敬仰。今日聚首，学士何不与老朽印证一番，学士算是有仇必报，老朽也了却多年对严郑公的感激之情？”

苏涣当然知道严武对杜甫的天高地厚之恩。在长沙时，苏涣就读过杜甫的《寄严郑公》，对其中“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需斩万杆”之句很是拜服，对杜甫“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的晚年凄凉也深感伤怀。自严武任成都尹，晚年杜甫便多蒙严武照顾。后来还在严武署衙内当了个“检校工部员外郎”，才不至于举家于兵荒马乱之际落魄江湖。

但姐姐的仇又岂能不报？苏涣转头看了看严武，严武已经瘫坐在虎皮椅上，痴呆呆地说不出话。

于是苏涣站起对杜甫拱手道：“既然恩师有命，苏涣不敢不从。早闻恩师最先得李太白学士‘以诗化剑’之术，名作之中，皆含绝妙剑法。今日苏涣就以恩师错赏的《赠零陵僧》，请教恩师如何？”

杜甫微笑颔首，算是谢过苏涣的承情。苏涣便不再谦让，起身拔剑在手吟道：“张颠没在二十年，谓言草圣无人传！”摆个“起手式”躬身施礼。

此时严武依旧目光空落，似对一切视而不见。

“学士不必多礼。”杜甫笑道，同样是横剑一划：“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虽中门大开，却是暗藏几个变招。用的是自己名作《观公孙大娘舞剑》中的剑招。苏涣叫一声好，手中剑突然当头斩下：“零陵沙门继其后，新书大字大如斗！”杜甫不敢怠慢，右脚急向前方斜跨一步：“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剑作弯弓搭箭之式，恰好化解了苏涣这石破天惊的一招。

趁苏涣来不及变招，杜甫挥剑抢攻：“来如雷霆收震怒！”长剑如闪电反手刺向苏涣后背！

“兴来走笔如蛟龙，醉后耳热心更凶！”苏涣头也不回，踉跄一个醉步，避开背后剑的同时，也是反手一剑从自己腋下倒刺而出！

杜甫顿惊出一身冷汗。危机之际振腕把剑一抛：“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以长袖荡开苏涣剑刃，再伸手接住空中落下长剑，一时被苏涣杀了个手忙脚乱！

杜甫虽已年迈，此时也被苏涣激起了少年心性。突然变招口中吟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剑走偏锋不待使老，接着又是极阴柔的一剑，“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好！学生再领教一下恩师的《秋兴八首》！”苏涣一招抢了上风，顿时诗兴大发：“忽如裴 舞双剑，七星错落缠蛟龙！”运腕抖剑，一招化七剑，分刺杜甫胸前七处大穴！

“无边落木萧萧下。”杜甫还是以圆转之力斜挥手中剑，看似缓慢，剑刃却恰好与苏涣剑尖触个正着，两柄剑接连发出七声脆响，十分动听。

“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接着一个“海底捞月”，长剑自下而上，如长江叠浪，一剑追一剑，一剑快一剑。身手矫健不弱少年！

杜甫剑快，苏涣的剑更快。“钩锁相连势不绝，倔强毒蛇争屈铁！”缠上杜甫手中剑便以剑刃直磕杜甫剑脊，要以内力震断杜甫手中长剑。

武谚云“拳怕少壮”。杜甫哪敢和苏焕比拼内力，马上撤剑采取守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稳稳护住面部和胸口。

不觉已是天光大亮。苏涣的《赠零陵僧》尚未使完，杜甫却是连变《观公孙大娘舞剑》及《秋兴八首》中的四首五套剑法。见始终不能占得上风，最后杜甫只好使出了自己毕生最为得意的一套诗剑——《望岳》。

《望岳》是杜甫二十四岁那年东游齐鲁，远望泰山而作的一首诗。后来杜甫得李白“以诗化剑”之术，便特意登上泰山，参详“快活三”、“泰山十八盘”的曲折回荡，悟出了一套《望岳》剑法。“诗剑”创始人李白曾见杜甫使过一次，誉之为“大唐诗剑第一”。

《望岳》剑法虽然只有四式，施展开来却是剑意磅礴，气势恢宏。大开大合之间，自有股舍我其谁的霸气。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剑狠似一剑全是横冲直撞的“仰手剑”，苏涣堪堪使完《赠零陵僧》的最后两式：“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杜甫的最后一式《望岳》剑法也正好使完。但杜甫的手中铁剑却是“一览众山小”，自上而下恰好压住苏涣手中剑的着力点，并虚指苏涣中门！

苏涣缓缓收剑，心悦诚服赞道：“恩师之诗，沉郁顿挫，尽得古今体势。恩师之剑，幽远雄奇，学生甘拜下风！”

杜甫也抛剑激赏：“学士之诗之剑，怀素之书之笔，皆如旋风骤雨，飞动圆转。千变万化而又法度严谨。若是生死相较，老朽早已作学士剑下‘雅鬼’了！”

于是二人相视大笑。

尾音

苏焕看了一眼始终呆坐于虎皮椅上的严武，从怀中取出一小瓶丹药对杜甫说：“严武昨夜他已被我的《变律》琴音搅乱了心脉。服此丹药，还有一年之期。一年之后，他将猝死于今日！恩怨情仇，皆是自种。恩师诗剑虽胜，也不可袒护太甚。其实‘琴杀’之技，阿姐苏媚儿远胜于我。阿姐痴情自甘就死，苏涣却是恩怨分明的赳赳男儿！说罢向目瞪口呆的杜甫一拱手，振衣越窗而去！”

一年后，大唐帝国西南柱石郑国公严武猝死于成都。因预先知道死期，私事政务倒也过渡平稳。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武术教学 中小学 状况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6.157

1 中小学武术教学现状分析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每次读到昌沧老师的《武术进中小学难在哪》就颇有体会，都会有强烈的冲动。但在面对跆拳道、泰拳、空手道等国外项目在国内的风靡，传统武术却被打入了冷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代表的武术，不该受到这种待遇。原因何在呢？

第一，从客观上讲，社会快速发展，“快餐式”文化的“入侵”，使中华武术不能“立竿见影”的特点更明显。由于武术练习对基本功的要求较高，成才期较长，短时间内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还有要求练功者要能够吃苦，有较强的毅力。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武术的普及性。而跆拳道就是以它的简单易学，见效快受到了青少年的喜爱。

第二，从主观上看，人对武术认识的思维上毕竟存在一些糟粕。如影视剧、小说等对武术的学习、比赛，派系间的比武等一些细节描述过于夸大，谁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呢？因而让未练者或者正在练习者望而却步，不愿涉足。

第三，上级主管部门对武术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不够重视，这就让很多学生在学校也无法接触到武术。虽然体育课安排了武术的内容，但有的教师自己都不太清楚或不会，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法展开教学。

第四，武术推广的速度和广度还受环境的影响。例如：美国的NBA，我们的学生只要一提起都知道。在学校里NBA赛事更是学生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只要有球赛整个学校都会为之沸腾，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他们心目中的明星，让他们为之疯狂。看看学校内外，练武根本没有气氛可言，难道只有到专门的武校才能学习武术吗？因此这样武术推广的局限性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难。

2 中小学武术教学开展的对策研究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最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能使练习者强身健体，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修身养性；同时还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等。这些正是我们社会发展和壮大所需的必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武术课程在中小学加以推广。

第一，加大师资力量的培养，更好地为我们中小学服务。首先，中小学武术教师的培养问题， 就要从高校师范类的体育教育本、专科学生入手， 让他们学会和爱好武术， 这是从事武术教学的高校老师应该考虑的问题。其次也应该加强对在职教师的武术方面的技能知识进修。这样才能使他们在中小学的教学工作中， 更好地用武术服务于体育教学。

第二，武术提升为必修课程，包括武术理论和实践。首先要让学生知道武术不光是拳脚功夫这么简单，它涵容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重鲜明的运动特点；其次应该优化武术教材和教学内容， 教材的优化应该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和时展的需要， 适当地添加和删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优化的方法是优设养生功法运动的方法、优设对抗性运动项目的方法、优设传统拳术的方法、精简套路动作的方法和多重组合教学内容的方法， 以保证武术教学内容优化实施的科学性。

第三，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中小学根据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与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有效、规范、可行的评价方案，即符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严重脱离实际，评价方案就不可能有效实施，即使硬性推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第四，加大场地器材投入和建设。中小学的武术内容相对难度小，设备要求也就低， 一块平整、宽敞的土地上就可以进行武术教学， 这只是最低的标准。在新课程的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场地器材的投入，可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中小学生，使其更加健康地成长。

第五，设立优秀武术训练群体管理、输送机制。随着新课改和学生选项教学的开展，有的学校已在有限的范围内开设了武术课程，但还要加大集体项目训练来提高武术练习者的兴趣，如各类较大活动开幕式上武术表演、大型武术团体比赛等。其次积极参加社会举办的个人武术比赛和段位考试，使一部分优秀的武术苗子有向一级学校输送机会和加强高考学生武术专项训练，让其在考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最后能以优异的总分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来扩大武术在社会的影响力。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3篇

蜀中才女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经邦济国、有胆有识，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才女。王昭君，其家乡秭归，即归州，据宋人赵次公注杜诗，乃“中巴之东巴东山”的巴东郡，故昭君为巴人姑娘，尤具巴女勇毅性格。其“和亲”举动震动汉朝廷，至今呼和浩特留有青冢，为“青城”呼市留下最靓丽的一道历史魅影。武则天生于利州（今广元），梦金轮感孕而生。其治国才干体现在由皇后辅佐高宗而后自作皇帝时期，为初唐盛世作出了重要贡献，连一代文宗陈子昂等均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用说狄仁杰等人了。她在文化上最大的贡献是主张“以德治天下”，倡导民族和睦，写出第一部《官箴》，在官德教化史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二类是多文才，或多才多艺，或女扮男装，入庠读书，甚至中举做官，“世上夸称女丈夫，不闻巾帼竞为儒。”她们不仅能诗词书画、琴棋歌舞，此犹末技也，而最重要的是习儒业，具有通儒气质，巾帼与男儿竞为儒学。卓文君当垆卖酒，黄崇嘏女扮男装，中举为相府掌记，颇具国家治理能力，前蜀宰相周庠以至要招她为婿。二人皆是临邛才女。杨贵妃亦生于今四川崇州。薛涛更是唐代成都大诗人，大文人元稹称赞她：“锦江腻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其诗才文章之妙，连辞客男人们也不敢再玩自己的笔杆。至于前蜀花蕊夫人徐氏，也是闻名诗坛的大才女，著有《宫词》百首。杨升庵夫人黄娥，亦是大才女，夫妇合著有乐府。蜀女不仅有文才，武才也有佼佼者。前有唐成都浣花夫人，又称冀国夫人，文武全才，镇压叛乱，保卫了成都。后有明末清初石柱秦良玉掌“总兵官”大印，率“白杆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和永宁土司奢崇明的叛乱，解成渝两城之危难。这些文才女、武才女的故事，正如凌初所说：“正是蜀多才女，故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4篇

2014年1月4日，“学道德模范、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系列演出之京剧专场彩排，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戏）少儿戏剧场举行。首都文明办巡视员尹学龙、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吕先富和首都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处处长常建军，在院长刘侗、副院长许翠的陪同下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这场彩排预示着《中华美德故事汇》系列2014年的演出拉开了帷幕。

京剧专场中共包含了四个故事，分别是《荀灌娘》《苏武牧羊》《赤桑镇》和《草原小姐妹》。演出展现了荀灌娘搬兵为父解忧，苏武忠贞爱国、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气节，以及包拯秉公执法、公而忘私、忠君爱民的英雄形象和草原小姐妹荣梅和玉荣，为保护集体财产，与暴风雪搏斗的动人故事。用京剧这种传统的民族艺术形式，完美地诠释了中华传统美德。

京剧系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从剧目选择、编排再到排练演出，对于老师们和年龄只有在十一二岁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其中扮演荀灌娘的陆泓宇、张紫帆是刚入学一年级的学生，虽然在舞台上的表演稍显稚嫩，但是从唱念、身段甚至是眼神中，都能看出他们自己的努力和主教老师在他们身上所花费的心血。在《苏武牧羊》中饰演苏武的刘孟千一是中专三年级的学生，他的扮相俊美，表演细腻，曾与他的主教老师在北戏主办的“缅怀张学津先生暨先生艺术资料捐赠母校”纪念演出中有上佳的表现。《赤桑镇》中饰演包拯的吴清霖同样也是一年级的学生，为了使吴清霖更好地演绎包拯这一经典角色，主教老师逐字逐句地为小演员说戏。在剧中饰演吴妙贞的蔡令兢年龄较小，与饰演的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为了更好地体现剧中吴妙贞丧子之痛的情感，他的主教老师更是掰开揉碎地为学生讲解。与刘孟千一同班的杨馨怡、张雅文在《草原小姐妹》中饰演荣梅和玉荣，两位小姑娘在生活中活泼可爱、刻苦用功，在舞台上又唱又武。她们的主教老师言传身教，一遍又一遍地为学生示范，导演李仲鸣老师和音乐总监王威老师虽均已年过七旬，但对排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正是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使《草原小姐妹》得到了完美呈现。

主创团队采访

许翠：北戏副校长

京剧专场策划、总导演

记者：《中华美德故事汇》京剧专场演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办的？

许校长：首都精神文明办出版了一套《中华美德故事》的书籍，这套书介绍中国的美德故事，弘扬的是中国传统道德精髓。从2013年上半年学校与文明办开始策划将要进行关于美德故事的专场演出，于是，就将这个计划做到了2013年下半学期的教学计划中。从9月份开学伊始，我们就开始了筹办工作。2013年我们在北戏的少儿剧场演出了3场，2014年将会给大家呈现更多的演出。

记者：京剧专场一共有四出戏，为什么选择这四出戏作为京剧专场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呢？

许校长：题材的选择大范围就是从《中华美德故事》丛书里面选择题材，按照年代的顺序选择古代、近代、现代范围的经典故事。这四出戏是结合我们学生的条件、京剧的行当特点进行选择的。这里面很多美德故事其实在京剧里本来就有，因为京剧里的很多戏都是美德故事。而一出好的京剧，行当不能太单一，所以也要考虑故事本身对于行当的设置影响，最终选择了这四出戏。

记者：这四出戏有哪些特点呢？

许校长：这四出戏是从思想性、艺术性出发，结合京剧行当与教学计划进行挑选的。《荀灌娘》里提倡的是孝顺，是少儿题材，京剧行当有花旦和丑角，整出戏色彩很好，前面出场的是小花旦，后面是武旦，文武戏都有，很适合孩子看。选择《苏武牧羊》这出戏，是对我们老校长马连良大师的致敬。我们学校有个马派小演员非常优秀，就是去年演《少年马连良》的孩子主演刘孟千。而本身苏武牧羊的故事，突出了忠贞爱国的情操，是传统京剧中的经典剧目。《赤桑镇》是一出包公戏，老旦和花脸的对手戏，包公大义灭亲，与嫂娘的冲突，也是一出京剧经典戏，并且这出戏里行当全，生旦净丑都有，对于小演员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草原小姐妹》是一出少儿题材的现代戏，是武旦戏，很好看，而且里面放羊、暴风雪的桥段里，以及后面牧民的马舞，都是载歌载舞的戏，非常好看。音乐性、舞蹈性很强。京剧的唱念做舞全了。不仅呈现了京剧的精髓，而且还能与我们的教学结合得很好。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在里面，既宣扬了美德，又对教学有促进作用。教学工作也能正常运行。我们这些戏，去年演了几场，效果非常好。今年还将会有更多的演出。

记者：这四出戏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许校长：这四出戏都是京剧里原来就有的戏。原来的剧本比较长一些，不适合给孩子们看。我们对原来的剧本进行重组，最重要的是进行压缩。每个戏25分钟到40分钟，四个戏加起来不超过两个小时，基本控制在1小时40分钟。这个重组的过程比较难，要将精华找出来，哪些地方留着，哪些要改变，都是很费心费力的。

另一个难点是如何将这四出戏串在一起。最后我们是用的故事介绍带着音乐串起了这四出戏。最先制作的就是开幕曲和闭幕曲，用音乐将整场演出连贯起来。每出戏前背景音乐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比如《荀灌娘》，考虑到小花旦出场的时候是表现的小姑娘，所以前奏用的是笛子，在笛声中，字幕进行介绍，又考虑到孩子看字母慢一些，于是又加上了旁白。《苏武牧羊》前奏使用的是二胡，表现凄凉的背井离乡的大背景。《赤桑镇》前用的是琵琶，表现的是包公矛盾纠结的心情。最后的《草原小姐妹》使用的是马头琴，把小观众们带到了辽阔的草原背景下。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整场演出的整体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观众的反响非常好。

记者：京剧专场整场演出因为观众是中小学生，在技术上如何做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

许校长：整场演出是孩子们给孩子们演出。我们用的学生都是低年级的，还有部分是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在十一二岁。表现京剧古典的艺术，肯定是需要有变化的，要考虑到演和观两方面的年龄因素。在整场演出中，我们的音乐使用了一些像大提琴这样的乐器，让音乐变得厚实起来。老戏在音乐上比较单薄，变化后的音乐形象有故事性，很饱满。在背景上用了LED屏幕，看起来非常有动感。舞美和灯光上也采用了一些新的手法，也就是说在艺术形式不变的前提下，运用了一些现代艺术形式和音乐舞美的手段，展示了京剧艺术的美与传统。

张大环 老旦老师，指导《赤桑镇》

崔馨月 花脸老师，指导《赤桑镇》

高彤 老生老师，指导《苏武牧羊》

张玲 指导《草原小姐妹》

记者：用京剧来诠释传统美德教育，在这四出戏里各有特点。美德教育如何体现的呢？

张大环老师：这次演出选择的主题都是讲美德的，非常有意义。京剧的剧目多以忠孝仁义为故事内容，以戏曲的方式进行表现的。传统的美德教育与传统的京剧艺术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弘扬和宣传方式，既扣题又有意义。《赤桑镇》里包公秉公办案不徇私，给孩子以教育意义。这出戏是老旦和花脸的对手戏，是京剧里的传统剧目，寓意非常好。而老旦最后在包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解说下，最终以国家大义为重，理解包公的做法，最后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铡刀下。能有这样的胸怀，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是公与私的教育。

记者：在演出的时候是如何做到让小观众们入戏呢？

高彤老师：我们对原有的剧目进行了改动、加工和压缩。选择的剧目是课本上有的，是孩子们熟知的，人物是熟悉而典型的人物。我们在原剧本上进行加工、压缩，使故事更加精练，人物更加鲜明了。面对中小学生，没有按照完全传统的京剧去演，而是注入了一些简单的现代元素。比如LED屏幕、灯光、音乐的合成器，将这些加了进去。如《苏武牧羊》这出戏，跟传统是有区别的。开场的时候大幕缓缓拉开，灯光由暗变亮，作为背景的LED屏，出现了苏武牧羊的场景——一望无际荒凉的沙漠。在这种场景下，苏武缓缓上场。对于头一次看京剧的孩子们来说，有一种视觉冲击力，很快把孩子拽到剧情当中来。随着剧情发展，到了苏武经典的大段唱段时，我们没有做任何改动，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原汁原味地欣赏京剧的声腔艺术。但是配合唱段，我们将灯光进行了改动，灯光变暗了，只留有两个射灯，一个照苏武，一个照李陵。这种画面特别符合苏武当时那种思念祖国，怀念亲人的抒怀情绪，产生一种悲壮感。通过这样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把孩子与京剧的距离拉近了，让孩子们觉得能看懂京剧，了解京剧，慢慢爱上京剧。另外，不管是演者还是观者，他们都是学生，两者可以同时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括孝道、爱国、热爱集体等等，对学生今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感谢市文明办和市文化局，让我们的学生在舞台上得到了锻炼，在精神上又得到了洗礼。演这个戏里的人物就学人物，孩子就是这样的，演苏武就会体会苏武。演与观的同时，普及了京剧也弘扬了京剧国粹艺术。

记者：整场演出，《草原小姐妹》是唯一的现代戏，小观众们的反响如何？

崔馨月老师：《草原小姐妹》这出戏是特意排演的，为的就是现代戏，可以和孩子们更近一些。这出戏在选材上更丰富一些，而且还能突出团结和集体精神。

高彤老师：京剧不仅在唱腔上美，还有一些技艺美。这出戏不仅有思想性，还有舞蹈艺术性，非常好看，特别能吸引孩子们。

记者：在排演过程中，老师是如何教孩子们的呢？

张大环老师：整场演出，我们一直都是利用孩子们和老师们的业余时间在排。不占课时，主要在中午和晚上，老师牺牲了业余时间，孩子们也很辛苦，几乎每天加班。孩子们小，有时候对作品还是不太理解，孩子们从刚开始很懵懂，慢慢开始理解，最后掌握，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师要付出很多的心血跟他们讲，剖析人物。

记者：排演这场演出，对孩子们的意义是怎样的？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语文视角 历史试题 提高审题能力

新课标江苏历史高考试题突出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侧重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因此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基于此因，从语文视角分析历史试题的材料和设问，是获取信息，提高审题能力比较有效的途径，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关注试题背景材料中的标点符号信息。

历史学科的许多试题都设有背景材料，其中往往含有命题立意的提示、命题者对问题的看法等。在表达过程中，往往要使用各类标点符号。在历史学科试题材料中使用比较多的是逗号、句号、分号和引号。从语文的视角看，逗号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行文中用得最多，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意义。句号表示陈述句末尾的停顿，句号结束表明某一层意思已经说完。因此，在试题材料的陈述中，句号表示的是陈述结束，并且往往表明句子的层次性。

分号表示复句内部并列分句之间的停顿，它表示的停顿比逗号大，主要用来隔开并列的分句，有时在非并列关系的多重复句内也用分号。因此分号数量的多少与试题的层次高低也成正比例关系。如：“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2011年江苏卷第21题）该段材料使用了四个分号，表明了社会教化的四个功能。

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一般要用引号标明，为的是和作者自己的话区别开来。如：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近代更生常常伴随着迷惘和阵痛。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2011年江苏卷第22题）该段材料中的引文表明了陈旭麓的观点，是分析材料的组成部分。又如2011年江苏卷第24题C［探索历史的奥秘］“非洲绝不是一个因其居民的天生缺陷或低劣而一直处在人类发展进步法则之外的某种野蛮落后博物馆”，非洲史学者巴西尔・戴维森提醒人们：“非洲与任何其他大陆一样，拥有需要对之进行严肃研究的历史。”同样该段材料中的引文表明了巴西尔・戴维森的观点。

审视这些标点符号，我们在作答时就能够更好地判断材料结构。

例1（2011年江苏卷第22题材料一）：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婆婆，年纪已经七十多了。她天天纺棉，每天纺成几两棉纱。她很少停手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还听见她那纺车摇动的声音。有一回，她对我们说：“我年轻时候，纺纱织布，利息（收益）倒不少。到了现在，厂里出的纱和布，又细又好，价钱又便宜。还有外国运来的纱和布，大乡小镇都有得卖。我的利息就远不如从前了。”她一边说，一边仍旧摇动着她的纺车。（叶圣陶等，《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初版）。

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经济因素。

分析：解答该题，必须充分重视材料中标点符号所传达的信息。考生在审题过程中，应将设问中“概述”和标点符号――句号连起来考虑，关注材料中的句号信息，回答的内容才能紧扣题意，从而避免答案凌乱而没有章法。本材料一共使用了八个句号，一个引号。阐述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三方面经济因素。它就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问题从经济因素角度进行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迁移课本知识对措施进行论证，就能够准确把握本材料的内容。

提示：经济因素：洋务企业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

例2（2011年江苏卷第24题材料一）：B［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依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构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分析：解答该题必须充分重视材料中标点符号所传达的信息。考生在审题过程中，应将设问中“概括”和标点符号――句号、省略号连起来考虑，关注材料中的句号、省略号信息，回答的内容才能完整。本材料共使用了两个句号，两个省略号，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构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它就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构建的未来社会问题从基本特征角度进行思考，就能够准确把握本材料的内容。

提示：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的发展。

二、不仅关注试题背景材料中的标点符号信息，而且关注设问句子成分中的各类限定信息。

通常命题者在提出问题时，会对试题进行多角度的限定。试题的设问一般都会明确答题的范围、角度、内容以及试题的主体四个方面的主要限定信息。

从试题所指向的范围看，大的范围是对回答哪本教材内容的限定，如：近代世界史上，英国在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列，由此成为现代化潮流的“领头羊”。（2011年江苏卷第23题）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这里的“结合所学知识，即必修1”就是一个大范围；小的是对回答问题的考点内容的限定，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以后，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了监管。据此并综合上述材料，请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谈谈你的认识。（2011年江苏卷第24题A）这里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小范围。

从试题的主体看，《必修1》、《必修2》等都有比较清晰的课本讲解知识点的主体。在《必修1》中主要有三个主体，即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人物，如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2011年江苏卷第23题）在《必修2》中主要是自古以来中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如：依据上述材料，指出在近代变迁过程中乡民们“迷惘和阵痛的表现”。（2011年江苏卷第22题）

从答题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什么”，可以用“指出……表现”、“反映了什么现象”等设问形式来表述，如：依据上述材料，指出在近代变迁过程中乡民们“迷惘和阵痛”的表现。（2011年江苏卷第22题）二是“为什么”，可以用“为什么”、“原因”、“理由”、“依据”等设问形式来表述，如：依据材料四，概括这次斗争的原因；概括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2011年江苏卷第23题）三是“怎么办”，可以用“认识”和“意义”等设问形式来表述。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以后，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了监管。据此并综合上述材料，请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谈谈你的认识。（2011年江苏卷第24题A）概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这类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意义。（2011年江苏卷第24题D）

从试题的内容看，主要是与背景材料相对应的问题。如“请就经典理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2011年江苏卷第24题B）这里的“经典理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就是设问中所指向的内容。考生对试题设问的关注，就是要“四审”――审清试题作答的范围、角度、主体和内容。弄清这四个方面的要求，我们才能够提高答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例3（2011年江苏卷第21题）：

“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顾炎武由此成一代大学者，开一代新学风，其思想脉络清晰可见。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顾炎武，《日知录・廉耻》

材料二：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

――顾炎武，《亭林文集・华阴王氏宗祠记》

材料三：理学之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

――顾炎武，《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

请回答：

（1）顾炎武以拯救时代为己任。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该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2分）

（2）顾炎武以社会教化作为拯救时代的重要途径。依据材料一、二，指出天下昌明的社会表象，并概括社会教化的功能。（5分）

（3）顾炎武以儒学作为社会教化的资源。依据材料三，指出顾炎武对儒学进行了怎样的取舍？并说明其理由。（3分）

（4）在中国思想史上，顾炎武以怎样的学风和时代责任感影响着时人及后世？（2分）

分析：解答该题，因为背景材料与思想相关，考生容易产生《必修3》知识的联想，组织答案时易向《必修3》知识靠拢。不少考生没有关注材料中的信息，没有联系材料进行论证。有的考生未能关注该题内容是“指出顾炎武该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导致知识迁移出错。同时，考生应关注试题材料中的标点符号信息。该题中第二问是材料的核心内容，顾炎武以社会教化作为拯救时代的重要途径。该材料一中三个分号表明该句有四个层次，对这四个层次的分析可以得到相应的正确答案。在审查在该题设问的过程中，考生要注意弄清四个主要的限定信息：范围（必修1、3）、主体（顾炎武思想）、角度（怎样的学风和时代责任感影响着时人及后世怎么办）。在答题前我们必须先梳理《必修1、3》教材中在“顾炎武思想”这一“主体”上有哪些知识点，同时结合材料四个层次的内容进行知识的迁移和解析，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回答该题了。

提示：

（1）政治背景：官僚腐败；政治暴虐（或朝政混乱）。

（2）表象：风俗。

功能：提高士人修养；净化社会风气；安定政治秩序；确立伦理道德。

（3）取舍：取孔孟之道，舍宋明理学。

理由：孔孟之道为儒学之根本。

（4）学风：经世致用（或崇实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