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范文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克莱顿；“克莱顿备忘录”；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美国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202－06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将“凯南报告”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设计源头，而对于克莱顿在马歇尔计划设计与谈判中的作用则很少提及，从而没有能够真正理清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过程以及美国援助欧洲的政策本质。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和谈判过程中，克莱顿均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克莱顿是马歇尔计划的原创设计者之一，同时也是马歇尔计划谈判阶段的主要组织者。进而言之，克莱顿有关欧洲联合复兴的构想奠定了马歇尔计划的政策基础，克莱顿力主的美国主导地位原则亦推动马歇尔计划成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即：通过美国主导的援欧计划，推动西欧的联合复兴，防止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而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冷战同盟体系以及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一、克莱顿援助欧洲的初步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传统强国均遭战争重创，经济陷入一片萧条，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考虑援助欧洲的新方案，以期帮助欧洲国家渡过经济危机，防止其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作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始终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并在1947年初就发出了由美国援助欧洲的呼吁。1947年2月25日，克莱顿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明确提出了援助欧洲的政策主张。克莱顿指出，目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亟待美国提供食物、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欧洲国家如果不能获得美国提供的援助，则饥饿与动乱将在欧洲不断蔓延，并将招致相当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在谈到援助方法时，克莱顿指出，处理对欧援助的最佳方式就是由美国与受援国直接进行谈判，而不必借助于一个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这样的国际机构，因为通过与受援国的直接谈判，美国将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因素的变化，确保美国对援助资金或物资的有效监督，确保“援助计划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美国的手中”。由此可见，克莱顿的演讲已初步勾画了美国援助欧洲的政策原则，即美国援助欧洲的政策就是旨在避免欧洲各国出现美国不愿看到的经济动荡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而且，新的援助计划必须建立在美国同欧洲国家直接谈判的基础之上，以此确保美国的监督权和控制权。

应当看到，克莱顿之所以强调由美国直接与欧洲国家就援助事宜展开谈判而不必借助于一个超出美国控制范围的国际机构，这一立场同克莱顿主持美国善后救济工作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1945年7月，杜鲁门总统任命克莱顿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理事会美方代表，负责美国涉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事务的一切工作。通过参与联合国的善后救济事务，克莱顿深切感受到，尽管美国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资金，但在资金分配等问题上，美国却只有1／17的投票权。鉴于此，克莱顿认为，新的援欧计划应当彻底摆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模式，转而采取由美国直接与受援国进行谈判的方式，从而达到确保美国控制权的目的。实际上，克莱顿的这一构想在美国与西欧国家谈判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最终得到了体现，即西欧国家围绕美国提供援助事宜签署一个多边协定的同时，还必须分别与美国签署相关的双边协定，以此确保美国的监督权和控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经济困难的确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美国的倡议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于1946年底通过决议，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委员会，其主要使命就是探讨欧洲经济的复兴问题并协调有关各国的政策。1947年4月22日，杜鲁门总统任命克莱顿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美方代表，负责就欧洲复兴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磋商。5月2日，欧洲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克莱顿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美国高度关注欧洲的经济复兴”。为此，克莱顿首次公开阐述了欧洲联合复兴的政策设想，强调“凭借孤立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欧洲的复兴“只有通过共同的艰苦努力和通力协作方可实现”。由此可见，欧洲联合复兴原则是克莱顿对欧洲复兴所持的基本立场；而且，欧洲联合复兴原则最终成为美国援欧政策的基本目标，欧洲联合的理念亦为欧洲政治和经济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思想堡垒。

总之，在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中，克莱顿是最早系统提出援欧政策的官员之一，他的政策构想和援助思路亦为美国的政策酝酿及制定作出了必要的铺垫，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二、克莱顿与马歇尔计划的设计

在克莱顿积极倡导援助欧洲的同时，美国政府亦开始筹划整体的援欧计划。1947年4月，国务院一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所属“特设专门委员会”就美国援欧政策提出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评估了欧洲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粮食、煤、钢等物资的紧缺状况，并就美国提供援助的范围和方式作出了初步的政策分析。

应当看到，“特设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重在评估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美国提供援助的必要性，对于具体的援助方式则没有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但作为美国政府为筹划援助欧洲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特设专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即该报告为美国援欧政策的进一步设计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因而是马歇尔计划酝酿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与此同时，1947年1月就任国务卿的马歇尔也开始关注欧洲复兴问题，并于5月5日批准设立了以遏制政策的设计师凯南为主任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长远政策的规划”，首要目标则是“致力于欧洲复兴计划的设计”。5月23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室起草完成了《关于美国援助西欧的政策》的报告并呈送马歇尔，这就是著名的“凯南报告”，其主要内容为：美国援助欧洲的基本目标是恢复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防止俄国共产主义利用欧洲危机以扩充实力；复兴计划应由欧洲提出并承担主要责任；欧洲复兴计划应是一个联合计划，美国将积极参与并提供支持。

毫无疑问，“凯南报告”是马歇尔计划酝酿阶段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凯南报告”有关欧洲联合提出援助请求和欧洲国家必须向美国作出明确保证的内容，对马歇尔计划具体方案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自正式组建到提出报告的时间间隔很短，且凯南等人并没有时间亲赴欧洲实地考察欧洲政治经济的严峻形势，因此，“凯南报告”的设计依据主要是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搜集而来的资料和信息，包括克莱顿提供给国务院的相关信息与政策观点。面对报告起草的政策背景，就连凯南自己也承认“凯南报

告”是一份“仓促拟定的文件”。正因为如此，“凯南报告”尽管提出了相应的援欧政策设想，但对马歇尔计划的最终形成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进而言之，促使马歇尔发表援欧演讲还需要更为直接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就来自刚刚从欧洲返回华盛顿的克莱顿。

从1945年至1947年，克莱顿曾数番亲历欧洲，对欧洲政治经济的严峻形势有着切身的体验，并早在1947年初就发出了由美国援助欧洲的呼吁，明确提出了欧洲联合复兴的政策设想。1947年4月，克莱顿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筹建关贸总协定制度的日内瓦会议，并同时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此期间，除主持并推动日内瓦会议的多边关税和贸易谈判之外，克莱顿还借此机会详细询问欧洲各国的经济和金融情况，对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深感诧异甚至震惊。与此同时，克莱顿利用一切机会穿梭般地访问了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再次亲眼目睹了欧洲江河日下的经济困境以及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局面，亲耳聆听了欧洲各国领导人对欧洲未来的深切担忧和茫然无措，并掌握了欧洲政治、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第一手信息和资料，从而更加坚定了克莱顿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援助欧洲的决心。1947年5月中旬，克莱顿离开欧洲回国，以期向马歇尔面陈欧洲危局，推动美国政府就援助欧洲作出决策。

实际上，克莱顿早在1947年3月5日就起草了一份有关欧洲局势的备忘录，声称美国必须援助处于崩溃边缘的西欧国家，进而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5月27日，克莱顿正式将题为《关于欧洲危机的备忘录》送交马歇尔，这就是对美国的援欧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克莱顿备忘录”，其主要内容为：1、对欧洲局势的评估。克莱顿指出，“欧洲局势正持续恶化，接连不断的政治危机意味着(欧洲)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如果事态发展下去，“欧洲就将爆发革命”，美国也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2、美国的应对之策。克莱顿指出，美国的当务之急就是着手设计“一个可靠且可行的计划”；而且，美国的援欧计划必须建立在欧洲国家提出援助请求以及欧洲联合复兴的基础之上，即欧洲复兴计划应由欧洲主要国家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带领下共同设计并基于一个欧洲经济联盟。克莱顿特别强调，在向欧洲提供援助之际，“美国必须避免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尘，美国必须主导和控制援欧计划”。克莱顿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提供援助并控制援欧计划的实施，美国一方面可以推动西欧经济的联合复兴，阻遏西欧政治局势的恶化并防止西欧国家爆发革命；另一方面亦可借机巩固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

毋庸置疑，“克莱顿备忘录”是马歇尔计划酝酿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马歇尔哈佛演讲的大部分实质性内容均直接源自“克莱顿备忘录”。因此，同为副国务卿的艾奇逊遂将“克莱顿备忘录”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具体大纲”。由此可见，“克莱顿备忘录”在马歇尔计划的酝酿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亲身体验了欧洲危机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克莱顿对欧洲局势的分析评估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并成为马歇尔哈佛演讲的中心内容之一；克莱顿对援欧政策方案的设想、尤其是美国必须扮演主导角色的呼吁，同样顺应并符合美国领导西方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克莱顿有关建立一个欧洲经济联盟的构想亦独辟蹊径地解决了欧洲联合复兴的组织机构问题，并为美国随后的政策决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设立作出了政策铺垫。换言之，“克莱顿备忘录”已经勾勒出马歇尔计划关键部分的基本轮廓。

在收到“克莱顿备忘录”的当天，马歇尔便立即约见了克莱顿，详细询问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克莱顿的基本判断和政策设想，并当即决定召开国务院专门会议以研究美国向欧洲提供援助的具体事宜。正如马歇尔哈佛演讲稿的起草者琼斯所言，在促使马歇尔发表哈佛演讲的诸多因素中，“克莱顿备忘录”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为最终敲定美国援助欧洲的政策方案，马歇尔旋即于5月28日召集了一次国务院专门会议，与会官员包括艾奇逊、克莱顿、凯南等人。克莱顿首先介绍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欧洲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随后，会议着重讨论了援欧计划的具体问题。在援助计划的起草上，凯南与克莱顿存在不同观点。凯南认为援助计划应由欧洲负责起草，美国只是参与；尽管克莱顿也认为援助计划应当建立在一个欧洲计划的基础上，但却强调美国应操纵局势，在援助计划的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会议最终决定：为避免造成“山姆大叔”将美国方式强加于欧洲的印象，援助计划主要应由欧洲制定，但美国必须向欧洲各国施加有效的压力以指导援助计划的制定。针对凯南主张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框架内讨论援欧问题的观点，克莱顿明确表示反对，因为苏联是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仅仅是小国对苏联的恐惧就足以使苏联能够阻挠所有国家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为确保按照美国的政策意图和目标顺利地拟定并实施援助欧洲计划，克莱顿主张应由美国推动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欧洲主要国家就有关问题先期展开协商。

“5・28会议”是美国国务院就援助欧洲问题举行的高级别专门会议，在此期间，克莱顿和凯南在援欧计划的实施方式上出现了巨大分歧，克莱顿尤其反对削弱美国在援欧计划中的角色。作为亲身经历者，克莱顿对欧洲政治经济局势的介绍和评估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克莱顿的政策主张、尤其是美国在援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以及绕开欧洲经济委员会以讨论援欧问题等政策建议，均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由此表明克莱顿在“5・28会议”上仍然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分析与判断作用，是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歇尔计划的酝酿和定型。事实上，马歇尔计划的具体实施最终基本采纳了克莱顿所提出的方式。

1947年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就欧洲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阐述了美国政府的基本判断，并原则性地提出了美国援助欧洲的政策设想：美国将愿意向欧洲国家提供援助；欧洲国家必须就援助需要和相关责任达成明确协议；欧洲复兴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马歇尔的哈佛演讲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迅速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哈佛演讲中对欧洲政治经济局势的阐述基本上援引了“克莱顿备忘录”的分析和判断，欧洲联合复兴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克莱顿反复强调的政策主张。为避免给人以美国试图将自己的政策强加于欧洲的印象，马歇尔表示援助方案应由欧洲国家首先提出，但在实际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克莱顿所力主的由美国操纵局势的立场。因此，援助方案由欧洲国家提出只是表面现象，欧洲复兴计划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中，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依然是美国政府恪守不渝的基本原则，而这正是“克莱顿备忘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克莱顿在设计和推进马歇尔计划中所着力追求的政策目标。

三、克莱顿与马歇尔计划的谈判

按照马歇尔所宣布的程序，具体的援助方案应由欧洲国家共同提出，因此，敦促欧洲国家就援助事宜达成协议随即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考虑。于是，克莱顿受命再赴欧洲，主持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落实。

6月22日，克莱顿飞抵伦敦，以期就马歇尔计划向英方阐明美国的设想。行前，马歇尔指示克莱顿，在与西欧国家谈判援助问题时，美国必须敦促有关受援国组成一个合作委员会，以便制定援助方案并提交美国审议；该合作委员会在马歇尔计划完成使命之后仍将以某种方式继续运转。由此可见，在马歇尔计划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之际，马歇尔以组织合作委员会的形式接受了克莱顿有关建立一个欧洲经济联盟的主张，从而再次体现了克莱顿在马歇尔计划制定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政策影响力。

从6月24日－26日，克莱顿同贝文等英国官员举行会谈，就马歇尔计划阐明了美国的立场。克莱顿指出，欧洲联合复兴是马歇尔计划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首要条件之一，欧洲国家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机构以负责起草有关计划方案并提交美国批准，该机构是美国就援助问题同欧洲国家展开磋商的惟一机构。在谈到苏联问题时，克莱顿认为，苏联在相关问题上作出根本性的立场转变是其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前提条件；即使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仍将支持欧洲其他国家探讨联合复兴的途径。

实际上，克莱顿始终主张将苏联及东欧国家排斥在马歇尔计划之外。早在赶赴英伦三岛之前，克莱顿就在6月19日的备忘录中坦陈，即使苏联愿意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也必须提出附带条件，将援助与德国问题、日本问题和朝鲜问题联系起来，设计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克莱顿当然知道，苏联决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因而此举可以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目标：迫使苏联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援助条件，从而将苏联排斥在马歇尔计划之外。

6月27日，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在巴黎举行，克莱顿等美国官员亦坐镇巴黎为英法两国出谋划策，影响并左右会议的发展方向。在此期间，英法两国秉承美国的旨意并不顾苏联的反对，坚持邀请德国参加欧洲复兴计划，支持建立一个负责援助事宜的组织机构，最终导致了英、法、苏巴黎外长会议的破裂。

巴黎三国外长会议的失败可谓正中克莱顿下怀，美国政府亦认为，随着苏联的退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不确定性已经消除。美国政府同时强调，鉴于苏联是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借助欧洲经济委员会谈判欧洲复兴问题已不是美国的政策选择，美国应敦促欧洲国家尽快制定出新的联合复兴的计划方案。此后，克莱顿的建议正式付诸实施，这就是：绕开欧洲经济委员会，设法组建新的磋商马歇尔计划的组织机构。

在克莱顿的催促下，英法迅速就召开欧洲经济会议达成了共识。为进一步阐明美国的政策立场，克莱顿就拟议中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欧洲国家必须制定一个欧洲经济联合方案，以便实现欧洲经济的联合复兴。

7月12日，欧洲经济会议在巴黎举行，出于策略考虑，美国没有正式与会，但会议期间，以克莱顿为首，包括驻法大使卡弗里、驻英大使道格拉斯、驻德占领军司令克莱等在内的美国重要官员却亲自坐镇巴黎，频繁与有关各国的代表进行磋商，事先审阅会议起草的所有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确保会议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进行，尤其是围绕欧洲联合复兴的原则和程序制定具体的政策方案。根据克莱顿的建议，欧洲经济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设联合机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以作为讨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专门机构，并授权该委员会就欧洲复兴计划的目标及援助需求准备一份总报告，以便提交美国批准。由此可见，欧洲经济会议有关马歇尔计划的谈判从一开始就纳入了克莱顿等美国决策者所圈定的轨道，克莱顿亦因在欧洲经济会议上所发挥的作用而被称为美国的“欧洲大使”。

在提供援助的同时附带相应的条件是马歇尔计划的政策要求，同时亦是克莱顿的一贯主张。克莱顿认为，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条件必须列入总报告中。为实现美国的政策意图，克莱顿等人甚至建议美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向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施加压力，以便推动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沿着满足美国条件的路线制定计划”。

克莱顿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9月7日，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使馆，要求其向驻在国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图，即美国希望各成员国认真考虑并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克莱顿等人亦明确告诫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声称如果有关国家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必要条件，则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将变得毫无意义，“并将危及整个欧洲复兴计划”。

美国的外交努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9月11日，绝大多数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均表示接受美国的建议，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意图修改总报告。由此可见，美国以对外援助为筹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9月17日，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将修改后的总报告提交克莱顿等人审阅并得到了克莱顿的原则认可。克莱顿认为，修改后的总报告“包含了应有的必要条件，因而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克莱顿所指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欧洲经济实现一体化；逐步削减和取消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妥善使用美援；改善财政和金融状况，提高偿付美援的能力等。至此，一个囊括了美国提供援助和美国圈定条件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下初步制定完成。克莱顿等人不辱使命，在与西欧国家谈判落实马歇尔计划的进程中实现了由美国操纵局势并推进美国政策意图的战略目标。正因为如此，克莱顿对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深感满意，认为欧洲经济会议完成了一项杰出的任务，会议的谈判成果谱写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

9月22日，欧洲16国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承诺接受美国提出的必要条件，以此作为获得美国援助的前提，美国随即认可了该报告。至此，马歇尔计划的前期磋商告一段落，克莱顿主持谈判马歇尔计划的使命成功结束。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欧；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援助

提到马歇尔计划就不得不提到战后的欧洲局势，战后欧洲经济恶化的形势。战后初期，美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并不是苏联入侵西欧的直接威胁。因为当时苏联没有远程战略空军，几乎没有海军。而美国垄断了原子弹。当时问题是：西欧各国社会经济情况非常不好，共产党势力上升。西欧大部疮痍满目，铁路网七零八落，工厂寂然无烟，农村田园荒芜；从城市到农村，一片凄凉景象。整个柏林的人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季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饥寒交迫，不会看到另一个春天的人。

同时，大自然灾害加重了经济的重负。战争结束以来原本已穷困不堪的西欧，1946年底又遇上百年罕见的严寒。连续两个月，气温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雪后又是洪水泛滥。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因此全部瘫痪，农业生产下降到19世纪水平，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紧缩。1947年1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助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其他西欧各国也是一片经济崩溃的景象。

社会政治的动荡。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的政治局势，也因此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欧洲人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有曾无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947年4月，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人首先掀起罢工运功，随后在5、6月间，又发展为遍及各行各业的全国性罢工浪潮，法国许多工矿企业和铁路干线陷于瘫痪。西欧等国的工人运动也风起云涌。经过反法西斯斗争锻炼的法国共产党，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第一大政党，控制着拥有500万工会会员的法国最大的总工会，赢得法国全体选民1/4的选票。拥有250万选民的意大利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赢得全体选民1/3的选票。西欧经济现实的恶化和共产党影响不断扩大，引起美国人的忧虑和恐惧，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是美国不支持欧洲自助，欧洲走向暴政统治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众议员弗朗西斯・沃尔特危言耸听说：如果不复兴欧洲，“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欧洲”。

一、“马歇尔计划”的内容和目的

1947年4月26日，国务卿马歇尔从莫斯科外长会议回国后，呼吁美国立即采取措施援助西欧。6月5日，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时候说，“正式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夺取全球战略重点―欧洲的方案。他首先强调当时欧洲经济正濒于崩溃，今后3至4年内需要从外国主要是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和其他必要产品，其需要量远超过了欧洲的支付能力。因此，欧洲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否则就会出现“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恶化”。然后，他宣布了美国援助欧洲的行动计划和方针：“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欧洲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最后，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愿用其过剩物资给予友好的协助欧洲。这篇演说发表后，“马歇尔计划”立即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报纸和广播中变成了流行词。

“马歇尔计划”引起各国强烈反应。1947年7月12日，英、法、奥、比、丹麦等16国在巴黎召开经济会议。西德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它的需要在会议考虑范围之内。巴黎经济会议随后成立了常设联合机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成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同时，英、法等16个西欧国家正式联合提出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224亿美元的总报告。随后，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要求国会在1948年至1952年拨款170亿美元。1948年4月3日，杜鲁门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并设立了负责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保罗・霍夫曼担任经济合作署署长。

马歇尔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而代之以195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共同安全计划。自1948年4月3日至1952年6月底，美国国会为马歇尔计划共拨款131.5亿美元（此数据各类书籍不一供参考），其中英国获得最多，达32亿美元，法国次之，为27亿美元，意大利15亿美元，西德13.9亿美元，冰岛最少，只有2900万美元。

西欧对美国至关重要。西欧是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二战以前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是美国商品的主要输出地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复兴有赖于欧洲的复兴，其核心又是西欧。而且冷战开始以后西欧的定位更加凸显出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遏制苏联复兴欧洲势在必行。“在当前西欧大量需要美国货的情况下，美元很快就会回到美国来”，“这笔钱是在美国国内花掉，用来购买美国农民在农场上和工人在工厂里生产的东西美元到头来都会在美国花掉。”由此不难看出，马歇尔计划推行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是为了发展美国经济。

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结果和影响

美国之所以向西欧进行援助，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能够具有在他国进行投资的优先条件。而在大量的条件约束之下，促使大量西欧国家对于实美国过于以来，甚至于出现了无法独立进行选择的现象。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上来的侵害。而当马歇尔计划在执行了4年之后，对其表现出的各方面状态来看，马歇尔计划喜忧参半：计划的成功实施，达到了对欧洲经济进行复苏的目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对于整个经济市场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促使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现象出现，而国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收支不平衡、外贸支付能力较差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仅仅只是起到了改善的效果。所以说，马歇尔计划不但对于西欧经济体系起到了良好的一体化促进作用，反而还直接导致西欧经济体系出现了分裂的现象。有学者分析了马歇尔计划以及之后几十年内的马歇尔计划的变种。人们一般都认为外援都能促进受援国自身的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持续的发展。但是，在战争后的十几年内，各个方面的证据表明，每年所提供的数以亿计的援助并没有起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并且在冷战期间，其外援还直接受到了争夺、对抗等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而援助国家就将援助认为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外交手段，而不是能够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的发展手段，所以，战后的美援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共产社会主义在西欧国家的不断扩张。外援助长了受援国的依赖性，所以阻碍了受援国的发展。

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后，其计划除了直接对于西欧经济带来了影响以外，还对于个别极为深远的方面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有部分学者在对于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推行的过程中，除了对于西欧经济带来直接的影响以外，还将美国管理规范以及价值管理进行了良好的应用。而马歇尔所制定的计划之中，不但对当前的经济援助进行了金华，还从侧面上推行了反政治殖民主义、反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这直接导致各个国家都被迫接受了停战之后的世界规则、持续。而法、英、意等国家为了能够对自身国家进行复兴，便开始对当前国家的管理政策进行调整，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都对于美国的相关规范、原则进行了突破。而在马歇尔计划开始执行之后，对于欧洲复兴所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直接促使各个国家中的上层人物都完全接受了美国这一模式的规范和价值导向。而这类上层精英人物在政党联合或者大选过程中获得了极大成功之后，便开始在政治上进行能够充分反映出美国规范以及价值倾向的政策推广，并且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大范围的应用。当这一观点出现之后，直接对于以往仅仅只关注经济发展而不对政治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空白进行了填补，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马歇尔计划的意义

马歇尔计划不仅是欧洲复兴的前提，也为欧洲长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欧洲一体化。欧洲的繁荣有赖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1948年《经济合作法》特别强调一体化，它告诉欧洲：“美国受益于一个大规模的没有关税壁垒的国内市场，相信欧洲各国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利益。”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不仅是美元，而且为欧洲指出了一条繁荣之路，促进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为了提高这个欧洲共同市场的竞争能力，参加国又必须加速工业的技术改造与提高生产效率。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外交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实践。也未欧洲的繁荣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Ⅱ）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3篇

――乔治・马歇尔 1947年6月5日于哈佛大学梓潼

随着11月8日，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建丝路基金，“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甚嚣尘上。实际上，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一带一路”规划基础上，面向东盟、中亚等地区。在资金投向、影响意义上，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与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无可比之处。除了帮助西欧复兴这一慷慨之外，六十多年前的“马歇尔计划”最大的影响在于――美国全方位控制西欧，正如苏联控制东欧一样。

滋生瘟疫与仇恨的温床

1945年5月，响彻欧洲上空长达六年的枪炮声停歇下来，欧洲人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但这和平多么苦涩！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浩劫，刚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欧洲至少有3200万人死亡，2800万人残疾，6000万人流离失所，当战争结束时，“到处都是幸存者在计算自己死去的亲人”。

无情的战争不仅夺去了人们的生命，也摧毁了人们生活的家园，使西欧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昔日的“温拿”（winner）已然沦为“卢瑟”（loser）。战前的西欧曾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其谷物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7%，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7%，出口占世界总额24%，进口占世界的39%。但二战结束时，即便本土未遭纳粹铁蹄蹂躏的英国，其经济也已濒临破产，丘吉尔无奈地承认，英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者走出这场战争的”。战后的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完全瘫痪，农业生产甚至下降到低于19世纪的水平。大多数日用品都继续着战时的严格配给制度，每个妇女每年只配给1/3条裙子、1/4套衣服和1/5件睡衣，购买儿童玩具这样的“奢侈品”会课以100%的重税。当1947年乔治国王的掌上明珠伊丽莎白公主（即日后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大婚时，窘迫的王室竟无力置办嫁妆。在全世界人们送来的结婚贺礼中竟还有火鸡之类的日用品。那位送火鸡的美国小姐解释道“因为伊丽莎白居住在英格兰，而在那里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这令“日不落帝国”情何以堪！

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欧洲大陆更是一片凄惨。纳粹是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不论是战胜国法国，还是战败国德国，抑或是说不清究竟属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意大利，从爱琴海到北海，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一片萧条景象。法国1945年初的工业产量还不到战前一半，作为农业大国的法国1947年的小麦产量仅及战前的1/3，以致政府不得不恢复面包配给制，居民每天的口粮仅有 6 两面包（甚至低于纳粹德国占领时期）。意大利的农业生产降低到战前的60%，工业生产大降33%。德国情况更糟， 1947年1月的生产水平仅为1936 年的 31%，2 月再降为 29%。在柏林，“香烟已取代货币作为交换单位，香烟几乎可以买到一切，黑市猖獗。”德国首都的老百姓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的秋天，就掘好了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下一个春天的邻居。1947年5月，丘吉尔哀叹：“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它是一座瓦砾场，一个尸骨存放所，一个滋生瘟疫与仇恨的温床……”这就是三百年来主导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欧洲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真实写照！

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整个西欧

经济的崩溃催化了失望和绝望，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罢工浪潮风起云涌。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二十年以来无尽苦难（大萧条、战争、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在讨论、争辩中想象着另一种政治经济秩序。“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指出，世界从战争的硝烟中屹立起来，以一种黑白分明的姿态：一方是奥斯维辛，另一方则是斯大林格勒。前者是3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副产品;后者则代表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忍饥挨冻的欧洲人只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丝毫不在意制度的改变。1946 年 1 月在法国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 一半人把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作为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而几乎没有人提到“共产主义威胁”。

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整个西欧的政局急剧左转。素来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在太平洋战火未歇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在选举中把带领英国打赢这场战争的丘吉尔赶下了首相宝座，引得这位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自嘲“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而新上台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在当时视为“社会主义”色彩浓重的改革：社会福利、工业国有化和对富人课重税。英国最大的地主拉德兰公爵为此忧心忡忡：“艾德礼实在是太像列宁了，不仅内心像，外貌也像”。

至于欧洲大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的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更是不断扩大，威望日高。作为西欧最强大的两个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被法西斯取缔前仅有4.2万党员，法国共产党1937年约有34万党员，战后两国共产党分别增加到178万和90.6万党员。法共控制着拥有500万工会会员的总工会，在1946年11月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联合内阁占有包括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在内的5个要职;意共在194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也成为第三大政党。另外，共产党还进入了比利时、奥地利、丹麦、芬兰等欧洲国家的政府。《纽约时报》在1947年2月惊呼：“个人是那样无助，人的尊严因到处颠沛流离而丧失，必须改善处境的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很难不作出让步而走向共产主义专制”。共产党接管政权成为惶恐不安的欧美资产阶级普遍谈论的话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弗朗西斯・沃尔特斯更是危言耸听：“用不了几个月，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整个西欧”。

病人病入膏肓，医生犹豫不决

当欧洲正在危机中苦苦挣扎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经过长达十年的萧条之后，战争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战争期间增加60%，国民收入增长50%。“许多美国人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手头上的钱已经多的不知道该怎么花了”，战争期间百货商店的平均购买额从2美元上升到10美元，翻了5番。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一半的船舶和一半的生产能力，其国民生产总值是位居世界第二的苏联的三倍。

以空前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战后的美国加紧谋划建立一个自己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而二战的另一个胜利者苏联也不甘示弱，它凭借其在战争中获得的国际地位、军事实力，开始与美国争夺欧洲为中心的中间地带。世界政治力量的天平，一头是非欧洲的美国，一头是半欧洲的苏联，“被战火摧毁了的，幻灭了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

对美国而言，西欧倒向苏联是不可想象的。一旦“西欧这一世界重要地区的工业潜力、技术和能源像东欧卫星国那样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就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都会增加一倍，这将极大增强苏联的实力。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坦言，“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

当时，美国政坛主流认为苏联的威胁不在于军事力量而在于利用当地共产党进行的政治颠覆和渗透。而经济危机正是使当地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最好温床。西欧各国免于经济崩溃的唯一途径是从美国获得粮食、燃料、工业品和工业生产设备。然而，西欧国家正闹“美元荒”，如何买得起美国货？一方面，庞大的贸易逆差已经耗尽了欧洲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战时美国的租借援助早已停止，早先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告罄。西欧国家遂出现了庞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这一收支状况“代表绝对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平，再降低的话就会发生革命”。

这一严重局势大大加强了美国迅速援欧的紧迫感，“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援助，使他们经受住共产党的严峻挑战，战胜或大大削弱这些国家的极权势力”。同时，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利昂・凯塞林指出：“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经济崩溃，美国必须在未来的 10年内在国内外另外找到 4000 亿美元的市场”。如今作为美国最大传统市场的西欧经济凋敝，无力购买美国商品，若美国的过剩商品找不到出路，其战时急剧膨胀起来的产能得不到释放，那么生产过剩与市场日趋缩小的矛盾导致30 年代大萧条的悲剧可能再度上演（苏联当时就认为危机将使美国生产下降20%并造成1000万人失业）。日后的联邦德国总理首任阿登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经济需要欧洲的销售市场，同时美国从它面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安全考虑和出于它自己的经济原因，就必须关心欧洲的复兴。”于是，1947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发表广播讲话，断然表示“病人（指西欧）已经病入膏肓，医生还在犹豫不决……为了对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美国）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援欧计划呼之欲出。

援助金额131.5亿美元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仪式上发表了杜鲁门总统称之为“实事求是、朴实、简洁扼要”的宣布援欧计划的演说。他指出，目前欧洲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事实真相是，欧洲在今后三四年内需要从外国，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和其他必要产品，其需要量比它目前所能偿付的能力大得多，因而它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恶化。”所以，“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美国援助欧洲的目的是 “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但是，美国不能分别向欧洲各国提供援助，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全面的合作以确保美国的援助成为“治愈灾难的方式而不是临时应急的缓解措施”。话说到这里，马歇尔隐晦地对苏联提出了威胁，“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此外，任何为了政治或其他目的而企图延长人类痛苦的政府政党集团，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这就是杜鲁门后来所说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的哈佛讲话被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形象地称之为“全世界都能听到的一声枪响”。 欧洲各国立刻做出了反应。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称赞马歇尔演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也宣布法国将“毫不迟疑地”参加欧洲经济计划。1947年7月12 日，16个欧洲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9月22 日，英法等16国正式联合提出要求美国在四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 224 亿美元的总报告。

12月9日，总统杜鲁门向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要求国会在 1948 年至 1952 年拨款 170 亿美元。向来热衷跟总统唱对台戏的美国国会这次却是一路绿灯，作为国会实权人物的阿瑟・范登堡（同时也是共和党参众两院领袖）就盛赞这个计划是“漆黑世界的灯塔，要及时点亮它，不要为时太晚”。1948年4月3日，杜鲁门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并设立负责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

美国国会共为马歇尔计划先后拨款 131.5 亿美元，其中 90%为赠款，10%是贷款。其中，英、法、意、德四国获得全部援助的近 60%，基本未被战争波及的小小冰岛也拿到2900万美元。物资援助也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内容，在计划实行的两年零九个月中，对西欧的全部援助中有88亿美元用于采购货物：粮食、饲料、化肥，27亿美元（31%）;原料和半成品，28亿美元（32.1%）;燃料，12亿美元（14%）;机器和车辆，16亿美元（18.4%）;烟草等其他物资，4亿美元（4.5%） 。

美国人始料未及的性价比

在欧洲缺乏美元的情况下，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几乎成为西欧进口商品的唯一外汇来源。计划实施初期，西欧将援助大多用于进口急需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和燃料。以后大宗进口的方向转向用于重建的原料和产品，对西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在关键时刻为西欧经济恢复与发展送去了应急资金和启动资金，使西欧在短期内得以重新装备其工矿企业，对外贸易获得稳步发展。对于马歇尔计划的这一积极作用，1948年10月16日的英国《贸易部日报》仍然显得心有余悸：“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国内市场上就会见不到棉织品，烟草的消费会减少3/4，黄油、食糖、奶酪及鲜肉的配给就不得不减去1/3以上。更有甚者，工业原料供应会受到影响。失业人数很可能早已多达150万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一份报告中也对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马歇尔援助是输血，它维持了软弱的西欧经济，并使西欧经济具有促进其本身复兴的力量”。

当1951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马歇尔计划结束时，欧洲的钢产量已从 1947 年的不足3100万吨上升到1951年的近6000万吨，原油提炼量从战前的每年1200万吨上升到1951年的4680 万吨，平均月发电量从1947年的1350 万千瓦/小时上升到1951年的2050万千瓦/小时，水泥的月产量从1947 年的 200万吨上升到1951年的 400 万吨，车辆的月产量从1947年的 54000 辆上升到1951年的145000 辆，1951年的农业产量与战前相比上升了9%，比 1947―1948 年上升了24%。截至1950 年，西欧各国的国民总收入已达到 1250 亿美元，在马歇尔计划不到 4 年的援助时间内增加了 25%，比战前水平增加了 15%。

危机过去了！此时西欧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1947年时难以想象的地步。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断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萨尔和鲁尔（两者是德国的工业基地）也恢复了生气，工厂比战前还要繁忙。为此，欧洲人对马歇尔计划感恩戴德。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说，“寻寻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甚至在多年以后，时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在1972年6月5日发表的《感激美国》的演说中仍然感激涕零：“那次演讲提出的计划是最令人钦佩和当时美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想让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对美国的感谢，欧洲人民对美国的感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不吝惜溢美之词：“马歇尔计划中的那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对较困难国家的援助精神，将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时代中的最巨大成就”。

马歇尔计划的性价比之高，甚至令美国人自己都始料未及。整个马歇尔计划的全部援助资金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美国 1946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 2085 亿美元，而马歇尔计划所总共实施的援助金额是 131.5 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四年的总援助额只占美国 1946 年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6%。诚如美国学者斯帕尼尔所说：“马歇尔计划是一次重大胜利，而花的代价只是美国这四年国民收入的极小的一部分。的确，它比美国人在这几年花的喝酒钱还少。”

美国对欧洲支配地位成为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马歇尔计划绝不是乐善好施的无条件施舍。美国人在援助中附加了一系列堪称苛刻的条件，严重侵犯了西欧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其内容包括逐步取消关税壁垒、接受美国对受援国重工业的监督及其对外贸易的控制、受援国放弃工业国有化，并给企业主以充分自由，以保障美国投资的安全;“美援”物资的百分之五十必须由美国船只运输等等;甚至为了保护美国农业经济和面粉加工业，规定作为赠予而运往欧洲国家的小麦和面粉中，不低于25%的未加工小麦必须在美国加工后启运。

此外，美国还将汇划结算与马歇尔计划的“有条件援助”相结合，使美元在西欧各国间成为结算单位。所谓“有条件援助”是指：当西欧一国向另一国提供货物而后者缺乏支付手段时，美国则给予前者相当于后者赊款数额的美元货款予以结算，后者则与美国在各自的对等基金账户上登记了账。这使美元全面介入西欧国家的国际储备领域，进而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凡此种种，用苏联攻击“马歇尔计划”的话说，美国“企图以援助欧洲复兴为手段对欧洲各国进行空前规模的资本和商品输出，以便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美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对欧洲的政治控制”。言语刺耳，却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穷困的欧洲只能接受。法国外交部在回答“美国条件一经接受，岂不意味着欧洲各国丧失经济独立”时无奈地表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当时在西欧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要想拿到一美元，你就得拿国家做交易。真是所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当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打开西欧的经济大门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向西欧的经济渗透和扩张，对西欧市场的占有率从1948年的36%提高到1950年的72%，致使西欧在经济上开始依赖于美国。美国国务院前投资与经济发展司司长助理哈罗德・范・克利夫兰为此自鸣得意：“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它使得美国对欧洲不可避免的支配地位成为可能，并富有建设性”。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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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只有在美元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美欧之间的商品和资本流通也不存在制度障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才会大刀阔斧地援助西欧复兴。

2014年11月9日，主席在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连通中国与地中海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而在半月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21国刚刚签署了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柏年认为，上述举措“是一种严肃的尝试，是为了发挥领导力，并且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形象，从而成为整个亚洲的领袖”。《纽约时报》则以“中国经济外交示好邻国”为题，对两则新闻进行了综合报道，逻辑与罗柏年并无二致：中国以输出资本作为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手段，这和“马歇尔计划”实属异曲同工。

中国的“丝路基金”筹划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确与“马歇尔计划”有共通之处：它们都以一个增速惊人、总量可观的经济体为后盾，都由政府行为主导，也都有相应的地理政治布局。但本质上，中国输出资本并非以遏制潜在敌国为政治动机的“马歇尔计划”重现，而是在一个需要开放、学习、包容的时代里，以“双赢多赢、互利共赢”的商业机会尽量达成“友邻、睦邻、富邻”的目标。所以，时下有论者称中国不可能戴“马歇尔计划”这顶渗透着霸权主义气息的“黑帽子”。当然，马歇尔计划至今仍被视为输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绝佳范例，其富含的大战略思维和基于之前数十年美欧金融博弈经历的缜密利益盘算，仍然值得今天中国政府部门参考和自省。 马歇尔计划的大战略思维

马歇尔计划（即美国援欧复兴计划，1948～1952年累计对欧“输血”近170亿美元）虽然以美国第50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之名推出，但其战略内核却由主张对苏联“非对称遏制”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乔治・凯南敲定，它有两大基本假设。

其一，国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标方面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脱离自身利益诉求，不懂得利用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和平衡，而一味追求理想化的“国际新秩序”，强国依然有可能走向倾颓。其二，即便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背景下，无节制、无重心地挥霍力量依然不可取。一国在安全领域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地理潜力的开发水平。例如，19世纪大陆强国的资源动员速度较慢，英国可以采取平时“光荣孤立”、待冲突现端倪时再介入欧洲的策略;而1945年以后的苏联在行动的敏捷度上已经大大提升，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建立常态存在，才能对安全危机做出及时回应。

正是从这两大假设出发，凯南认为重点扶植西欧是美国在1948年最明智的选择。首先，西欧作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单一市场和战略原材料供应地，不能放任其落入苏联手中，否则美国会有遭遇经济封锁的危险。其次，西欧包括英国依然拥有一流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潜力和技术人才储备，而在战争中遭破坏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短期投入资本来恢复。第三，通过复兴西欧，美国不必再以一己之力与苏联对抗，而是重启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里反复生效的制衡机制，构筑起了一条能动的战略内线。

最重要的是，经济复兴将在心理上恢复西欧对西方阵营的信心，并对苏联形成压力。实际上，西欧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基础之后，立即对苏联及其人鼓吹的政经模式产生抵触，并启动了以美国为后盾的制衡机制;而莫斯科自知无法在经济上与美国匹敌，只得借助封锁柏林来向西方施压，并严令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卫星国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此后苏联推出了以双边贸易支持东欧重建的“莫洛托夫计划”，但效果明显较逊。而美国随后将马歇尔计划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当时世界五大重化工业中心（美、苏、英、日、西欧）中的4个;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炉灶，援助中国从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两极之间的经济竞争从一开始就分出了胜负。

可以说，美国在选择西欧作为复兴计划的实施地之前，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乃至投资的回报比进行了通盘考量，确认了对欧援助不仅不会血本无归，而且在对苏遏制方面能够提供长期收益。 布局旧大陆：美国的前期铺垫

应当指出，以美国资本扶植欧洲经济的构想，并非马歇尔计划首创。早在1919年，以英国财政部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凯恩斯，就提出了一项相当超前的方案：作为此际欧洲国家最大的债权方，美国可以酌情放宽英法等国的偿债年限，英法两国则应抵制一切在经济上盘剥和摧毁德国的想法，转而支持这个全欧洲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重工业中心恢复产能，最终英法德三国将形成一个关联紧密的共同体，通过德国这个火车头来带动欧洲经济重建;届时美国不仅能收回战时提供给协约国的贷款，还会拥有一个更重要的贸易对象。

然而“凯恩斯方案”最终胎死腹中。除去法国在政治上的抵触外，美国不赞成该计划的主要原因在于：华盛顿固然欢迎一个复兴的欧洲，但在苏俄还不构成急迫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更希望直接“接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为此，伦敦必须取消英帝国框架内的帝国特惠制，法德等国也要和美国签署最惠国待遇条约，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门户开放。而凯恩斯方案不仅没有包含以上条款，甚至还有促进欧洲孤立化的倾向。所以，从1920年代到“大萧条”时期，美国虽然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提出了多个调整方案，但在要求英国取消帝国特惠制方面从未松口。

直到1939年欧战再度爆发，英国被迫公开向华盛顿让步，同意以经济话语权换取租借物资，双方才正式开始就新的贸易条款进行谈判。从1943年到1944年，英国以凯恩斯、美国以哈里・怀特为代表，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出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框架，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以帮助参战各国进行重建融资为诱饵，实现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确保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从而令美元“自然地”取代金本位制及其象征英镑。

换句话说，只有在美元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美欧之间的商品和资本流通也不存在制度障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才会大刀阔斧地援助西欧复兴，推行基本思路与凯恩斯方案并无二致的马歇尔计划。通过该计划，华盛顿将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1/20和黄金储备58%的巨额美元输送到欧洲，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原材料和重建基础设施，不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全方位运转，还夯实了欧美商品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可谓深谋远虑。

一言以蔽之，马歇尔计划是对美国长期以来推进美欧经济一体化和美元核心地位的“阶段性总结”，有助于美国向西欧进行资本输出的制度条件在此前已创设完毕。相比之下，中国牵头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与资本输出的步骤几乎同时启动，两者需要在推进过程中相互协调和妥协，方能取得预想的成效。而位于“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战略地理关联性上远较当初的西欧来得复杂，则放大了投资的风险。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将亚太经济圈的繁荣延伸至印度洋，并与占用中国外援资金一半以上的非洲相接。 关注投资风险，拒绝好高骛远

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最早始于2009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亿美元的国家贷款（含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万亿元人民币），要求这些国家在使用时须采购中国企业的商品，或由中国企业承担项目建设。2012年，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汇储备大国和发达国家可以尝试建立总额2万亿美元的“全球恢复基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建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与这些早期倡议的规模相比，此番中国正式确定的对外投资目标和“丝路基金”的额度显然较小，但更多考虑到了地理政治格局以及输出影响力的重点。“一路”与“一带”针对的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两个战略方向：前者旨在将亚太经济圈的繁荣延伸至印度洋，并与占用中国外援资金一半以上的非洲相接;后者则以“西进”经中亚和近东联通欧洲，除获取油气和矿业资源外，还与“高铁出国”等基建项目有关。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此前的金砖开发银行、非洲共同增长基金等项目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雷同，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习得的新经验：多线布局、形成呼应和补充，避免一损俱损。

然而，将这番对外投资布局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依然有过火之嫌。1948年时的美国在全球层面占据的货币霸权地位是今日的中国无法企及的;迄今为止，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储备中仅占极小的份额。即使大规模对外投资能对人民币的结算量和受认可度有所提升，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地位仍相差千里。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赋予了美国一整套调控和主导世界经济的机构平台（如IMF和IBRD），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提供以充足的流动性为代表的各种公共产品;但今日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难言胜任：北京在重要的国际治理机构如G20、WTO和IMF中扮演的仍是参与者的角色，即使近年来参与发起和影响了包括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内的若干地区级平台，与昔日的美国差距仍很明显。而中国提供包括货币流通性和安全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的能力，即使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差距也很明显，这都决定了新一波的对外投资带有试验性质。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5篇

人的身份由个体要素和他们身处其中的更大单位的要素组成。人对现实的影响，取决于哪种要素主宰了他们的行为。2014年2月20日，当人们向基辅的武装部队发起自杀式袭击时，他们代表“国家”的感觉压倒了他们对个体死亡的担心。其结果是将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从内战边缘拉回到前所未有的团结意识之中。

这一团结能否持续取决于欧洲的反应。乌克兰向欧盟证明了他们的忠诚，而欧盟自身也正处于令人绝望的分裂中，欧元危机让债权国和债务国势不两立。这就是在结盟协定谈判中，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的原因。

毫无疑问，德国领导下的欧盟给予乌克兰的太少，要求乌克兰的太多。如今，乌克兰向欧盟靠拢的承诺，催生了一场成功的事变。欧盟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道，为乌克兰安排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是，这不足以维持乌克兰未来几年所需要的国家团结。

1990年，我在乌克兰成立了文艺复兴基金会（Renaissance Foundation），当时乌克兰尚未独立。文艺复兴基金会没有参与最近的事变。现在，基金会已做好准备，支持乌克兰建立稳固的民主机构的强烈愿望（其中最重要的是独立且专业的司法系统）。但乌克兰还需要只有欧盟才能提供的外部支持，即管理专家和市场准入。

20世纪90年代，当中欧经济体处在令人瞩目的转型时期时，管理专家和市场准入来源于德国和其他欧盟公司的大规模投资，这些公司帮助地方生产商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乌克兰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多样化的经济，是极具吸引力的潜在投资目的地。但乌克兰需要改善整体经济和各个部门内部的商业气候，特别需要解决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和法治问题，两者是阻碍国内外投资者的一大原因。

除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欧盟还可以帮助培训本地公司的管理者，帮助它们开发商业战略，报酬方面可以用股权和利润分成的形式支付。支持大量公司的有效方式，就是将它与商业银行信用额度相联系。为了鼓励参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可以与国内外投资者一起投资乌克兰公司，一如它们曾经在中欧做过的那样。

由此，对于由欧洲公司全额或部分所有的子公司制造的商品，乌克兰将开放其国内市场。而欧盟可以为乌克兰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并帮助它们融入全球市场。

我希望并且相信，德国领导下的欧洲能够把握这一机会。多年来，我一直强调，德国应该接受其作为欧洲主宰者的责任和义务。乌克兰需要一个当代马歇尔计划，就像美国帮助欧洲进行二战后的重建一样。如今，德国应该起到与二战后美国一样的作用。

然而，在文章的末尾，我不得不提出一个警告。当年马歇尔计划并不包括前苏联国家，因而加剧了欧洲的冷战分裂。冷战的重演将对俄罗斯和欧洲造成严重伤害，首当其冲的就是夹在两者中间的乌克兰。乌克兰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也需要让自己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它必须与两边都搞好关系。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6篇

【关键词】马歇尔计划；经济；“一带一路”计划

60多年前的“R歇尔计划”给这个世界上不少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国发起的经济援助或者战略合作都是单向推行其全球意志和价值的工具。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虽然在形式上确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本质上还是不同的。

一、两个计划所处的政治背景不同

“马歇尔计划”出现在东西方冷战时代背景下：二战期间西欧各国经济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面临崩溃的边缘。随着经济的全面崩溃，社会的各种矛盾开始激化，各国工人罢工此起彼伏。相应的各国政府的支持率也在不断的下降，而共产党在此时的支持率却不断上升，甚至一度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面对形势的快速发展，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援助西欧的计划应用而生。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提出的背景是：东西方冷战早已结束，当今世界是全球化时代，国际间交流合作空前活跃。“一带一路”计划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大都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或政局不稳，急需外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以提升本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如何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受益，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提出的根本所在。

二、两个计划理念不同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计划以美国为主导，由美国单独出资或输出产能，对欧洲的援助建立在不对等的关系上，受援国处于接受与附属地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被排除在外，这保障了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效果和主导国的利益。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开放合作的产物，不针对第三方，完全是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这一战略摒弃了制度模式偏见，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抓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想的是自己要过好、也要让别人过好，信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以中俄和中菲合作为例，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到2020年提高到2 000亿美元。双边经济合作为两国经济与社会的稳步发展和安全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俄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逐步形成命运共同体。2006年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中菲合作论坛中发表演讲时希望中方在道路、港口和高速公路等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给予更多投资。作为这项合作倡议的提出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各国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而不是搞单向输出或强加于人，也就是说，“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发展。

三、两个计划的最终目的不同

美国施行“马歇尔计划”从根本上是为美国的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治上，以苏联为首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东西方意识形态格局已渐现端倪，欧洲各国共产党要么已经上台执政要么在议会选举中地位不断上升。从经济方面考虑，战后欧洲经济萧条凋敝面临崩溃，外贸能力几乎丧失殆尽的时候，无力购买美国货。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繁荣，美国必须援助欧洲。1947年2月21日，美国国务院经过商讨达成这样的共识：“一个受华盛顿密切监视的、统一的援助计划将能获得和平与繁荣，即恢复经济、稳定政治，削弱共产党，有助于多边的世界贸易以及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安全。”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意在通过互联互通，发挥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对于沿线国家而言，有助于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和合作潜力，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四、两个计划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的结果截然不同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既促进了西欧各国的合作，同时也附加了很多额外条件，使西欧各国处处受制于美国，加重了对美国的依赖。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完全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自愿加入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建立在与沿途国家互补多赢的互惠基础之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绝不是为了谋求地区乃至世界霸权，绝不是为了对抗某一组织或集团而提出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一定会惠及有关国家和地区，一定会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人民的大力支持。

综上观之，“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控制西欧、满足自身利益、推行同盟战略和进行冷战的内容和工具。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完全是为了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提出的，是本着造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实施的。今天的世界早已不再需要“马歇尔计划”，需要的是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无疑将充分展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姜振军，吕明慧.建中俄经济合作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思考[J].伯利亚研究，2014.41（6）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7篇

马歇尔计划（The-Marshall-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Program），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8篇

修庙、建庙、不拆庙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3年，中国不仅迎来新的执政团队，GDP总量也稳居全球第二。当此时，必须向世界回答如何崛起的问题。

两条路摆在面前：跟美国走，服从西方规则全面开放，这未必最理想;但我们又必须发挥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所以开创新路打出“组合拳”――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打造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追求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

与其说“一带一路”是我们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态势所逼。过去30年，14个经济特区打通海洋通道，“两头在外”模式创造中国奇迹。如今，沿海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但西部大开发效果并不理想。

“一带一路”首先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并非要刻意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是修庙、建庙，不拆庙，不抢存量做增量。

“一带一路”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国际疑虑;二是争端，建立海洋新秩序，第一站就是南海，要有效掌控局势使争端不升温、不扩大;三是投资风险;四是心态，我们至少要做十年打算;五是落实“共建”，倡议是中国提的，但要靠大家一起行动。

“一带一路一洲”，边输血边造血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我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期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消除瓶颈。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率先推进，堪为全球表率。

“一带一路”战略之上，要加上非洲。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1.24亿，相当于当年日本的12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转移，这对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是难得的机遇。

上游水缸要放水，下游哪个水盆有承接力？看来看去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口，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产业转移为辅。在非洲，可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轮，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支撑点。

二战后，发达国家设立了诸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等，但未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为高收入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或石油输出国或钻石生产国。

一味“输血式援助”看上去很美，效果很差。而要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中国经验是什么？“要致富先修路”对非洲有效，此外还要引入“造血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

海外援助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需求

俞平康（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此外，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同时，此战略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但短期来看，“一带一路”虽有助于消化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过剩产能，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效益却并不大。

以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一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游产业，一单位的基建投资可以推动下游产业3.05单位的生产扩张。

如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抓手“基建走出去”，对下游产业所产生的推动效应就完全贡献给了国外。

“一带一路”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加强危机应对机制，并在海外援助中增加对中国下游产品的需求。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军事水平，应对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的多方困难。

对外的基建输出仍应循序渐进，在资金投放上采取“试水”态度，充分保障投资回报率。

同时，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我们在今后海外投资和援建中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的需求，扩大海外投资和援助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高大上”的TPP需第三极平衡

汤敏（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

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

其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

新时期中国的开放也需要新战略。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和承接，另一方面，我国已成为对外净投资国。基于此，在大规模“引进来”的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6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和外资流入量，年增长率分别为13.9%和6.5%，比全球平均水平分别高4.6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量的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一。

如何经营好“一带一路”？

一是各国的资源可互补、市场可共享、资金也流动，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亚洲长期存在多边、双边、区域性合作机制，这为“一带一路”奠定合作基础;事实上已有50多个国家明确表态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9篇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与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明确意识而为经济学界关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林毅夫：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认为结构是内生的。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在18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1400年；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70年；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只需要35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一国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其产业必须符合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也不同，使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都不一样。因此，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同，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就不同，相应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同实体经济的特质相匹配，超前或落后都不好。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以及政府的作用，这样的见解肯定同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有关。

林毅夫：理论总是来自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关于政府和市场，1993年世行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在总结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时，认为一是出口导向，一是对市场友善的政府干预，这里，既有市场又有政府。2008年，以迈克尔·斯宾塞为首的经济增长委员会的经济增长报告，总结了二战后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取得年均7%以上增长的全球13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五点：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以市场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的有能力的政府。这个报告同时强调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 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所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文汇报》：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边界范围？如何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过多这两个极端？

林毅夫：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其实，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追赶荷兰的进程中，政府对毛纺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后，德国、法国、美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专利保护、对基础科研加以有选择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规定（比如目前美国对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规定）等方式发挥着因势利导的作用，以诱导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否则就是自废武功。当然，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对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不是要保护那些竞争能力不足的企业。这里面存在着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新马歇尔计划”为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文汇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逐渐达成的共识。为此，您的新著提出了以超的完全信用货币“纸黄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构想。提出这一构想的新意何在？

林毅夫：“纸黄金”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的。以单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有着内在必然的矛盾，也就是一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发展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美国经济能支撑巨大的外贸逆差，在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来源。长远看，如果仍然以一国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内在矛盾永远没法解决。

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处于上升势头，总量占全球经济的50%以上，因此，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方便又稳定。应当看到，多元储备货币的国家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会造成短期投机资本在国际市场间大量流动，导致储备货币汇率急剧波动，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给储备货币国带来大量问题。这样，大家都是受害者。为克服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冲突，推出“纸黄金”这一构想可谓适逢其时。

《文汇报》：为振兴全球经济，您特别提出“新马歇尔计划”，也就是大规模投资于全球的基础设施。这样的构想如何能够在各国家得到普遍认同？

林毅夫：各国经济发展固然仍以国家为主体，但是，任何发展政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相对更加严重。大家最关注的是欧债危机。就欧债危机而言，如果债务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短期援助计划都只是止痛药而已。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欧洲国家不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短期而言是收缩性的，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短期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继续攀升，从而加剧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传统上，一旦出现危机，总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中长期竞争力，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此抵消因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经济收缩。但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很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提升竞争力。美欧目前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应对危机，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我提出“新马歇尔计划”，就是给发达国家提供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货币储备权和印钞权的现实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其通过大量印钞购买政府国债以刺激消费需求，还不如通过印钞来投入全球基础设施以增加就业。与前者相比，后一种投资长远来看更有利。

《文汇报》：问题在于，“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主体又该寄托在谁的身上？

林毅夫：首先，G20国家要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应充当这一计划的实施主体，包括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其项目选择、设计和执行的能力非常强，以这些国际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可以使“新马歇尔计划”顺利推行。

《文汇报》：全球步调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复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各国失业率高导致的社会抗议压力以及政党政治选举的实情，许多货币或财政政策可能因此出现变形。这样的情形是否更使人担忧？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0篇

作为当前全球信息化军事革命的三位倡导者之一（另两位是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前参联会主席欧文斯），作为曾被美国政府奉为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泰斗，马歇尔的隐退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思想家”还是“保守主义者”？

1921年，马歇尔出生在美国底特律，后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9年，他加入兰德智库，进行核战略分析研究。1973年，在基辛格的引荐下，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从此正式进入五角大楼，逐渐成长为美国战略思想家中的核心人物。从尼克松到奥巴马，马歇尔经历了8任总统和13位国防部长，而他作为美国国防部顶级战略大师的地位从未动摇。自从担任净评估办公室主任以来，马歇尔一直是美国防务政策的重要架构师。

外界一般认为，马歇尔在军事战略上主要有三大建树。首先是准确预测了苏联的解体，其次是准确预测了新军事革命的到来，最后是预测中国在21世纪初将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权威媒体《华盛顿邮报》曾写道：“在国防部满是由腐败和暗箱操作的官僚组成的大海中，马歇尔是一个睿智而正直的孤岛”，可谓“五角大楼最不固守传统的思想家之一。”1977年，潜心研究苏联经济的马歇尔指出，苏联在和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中已不堪重负，经济已濒临崩溃。基于此，马歇尔另辟蹊径，提出了以经济拖垮苏联的直指要害的政策。

对马歇尔的评价也不乏刺耳的声调。批评者指出，马歇尔并不像崇拜者所说的那样料事如神，相反，只不过是一个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保守主义者。《民族》杂志记者希尔沃斯特恩说，媒体报道的马歇尔的许多功绩并不真实。关于苏联解体的问题，直到苏联即将解体的1988年，马歇尔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还错误地判断，苏联将成为美国未来20年的主要竞争对手。

不论赞美者和批评者的意见如何相左，有一点是双方公认的：马歇尔极为低调。这位老人惯常斜着眼睛注视远方，说话时音量很低，如同生怕吵醒别人一般。在一次讨论未来战争的会议上，马歇尔仅说了几句介绍性的话语后就陷入了沉默，眉头紧锁，双臂交叠，此后两天没说过一句话。因为沉默寡言，因为似乎具有无限的“原力”，马歇尔获得了“尤达大师”（出自电影《星球大战》）的称号。

“军事事务变革”思想横空出世

马歇尔十分关注技术的作用。他关注的不是武器装备中最先进技术的多寡，而是强调现代武器装备必须面向战争。在他看来，任何先进武器都不具有永恒不动的地位，包括核航母、主战坦克和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斗机等。在未来战争中，这些令美军引以为傲的武器将不再是主角，相反，它们更易遭到敌方袭击，高昂的价格定会给美军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

在马歇尔的“军事事务变革”思想中，有一点颇发人深省：如果不面向战场的实际形势，技术变革很可能成为死亡的陷阱。他敏锐地指出，现代战争已经是信息化时代的战争，美国应当进一步有意识地开发远程精确武器和能使美国控制战场信息的技术。例如，确立持续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体制，加大研制远程战斗机、无人机、新式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力度，采购更多的系列空中加油机，尽可能采用潜艇等不易被锁定的武器。

他还提议，海军应该停止建造巨型航母，而是设计新型的轻型航母，并提高它们抵御导弹袭击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应探索新战法，因为在不久的将来，美军将无法继续使用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前沿基地。因此，应尽可能减少未来美军需要的援助，且不应在敌方导弹的射程之内储存太多军用物资。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常常是曲高而和寡的命运。由于“军事事务变革”思想过于激进，马歇尔被冠以“未来主义者”和“激进的变革者”的称号。核航母、F-22隐形战斗机等是各军种引以为豪的掌上明珠，马歇尔的否定深深刺痛了他们骄傲的神经;耗资巨大的武器装备生产牵涉多方利益集团，马歇尔的变革深深触动了他们依存的奶酪。另一方面，由于马歇尔没有任何从军经历，美军内部的一些高官对马歇尔的某些言论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对军队的战略规划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臆想。

炙手可热的“净评估”

1970年，马歇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作了《美国和苏联兵力态势净评估》报告，首次提出“净评估”（net accessment）概念，并建议美国创建一种能够定期进行高质量净评估的机制。1971年12月，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净评估办公室成立。1972年4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组组长，当时这个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对美国和美国对手的态势做清晰的描绘。1973年，净评估办公室转隶至国防部长办公室，马歇尔任办公室主任。在很短的时间内，马歇尔为净评估研究方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基本特性都源于马歇尔早年在兰德公司的积累。

“净评估”是20世纪后半叶冷战时期权力斗争的产物，是美国国防部为适应军事平衡，分析和解决军事安全问题，以帮助决策者判断当前战略是否合理、未来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等，逐渐开发的一套国力评估方法。作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净评估”为决策者和战略规划者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和分析，并通过分析方法、机构独立性，甚至马歇尔个人和他在国会、军工业、智库以及五角大楼中编织的“净评估”网络，对美国战略评估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国家来说，利用“净评估”评估外部的安全威胁、确定战略机遇期，是面对未来军事变化、政治和经济策略等要素的一个操作蓝图。因此，由马歇尔带领的智囊团，从全方位、各角度考虑和分析新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各个因素。在马歇尔的工作中，他采用很多方法对美国和美国对手的军事态势做清晰的描绘。例如，博弈论、场景规划和分析系统使“净评估”成为美国国防部内部采用的离散分析方法。马歇尔尤其偏好历史案例研究，由此分析出对国防安全发展有突出影响力的军事战略动态。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分析和衡量军事力量面临的挑战、评估军事实力的可操作性，也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规划。

面对外部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智库，以马歇尔为首的净评估办公室，在为美国分析家和政策决策者制定出有效的国家战略核政策方面做出的成绩是有口皆碑的。40多年来，“净评估”机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净评估办公室和马歇尔本人已经将“净评估”机制的分析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科技等相关领域。这种大综合、跨学科的战略性评估所产生的“化合反应”，对美国的国家政治、美军的长期战略规划与军事的未来发展走向都会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同时，“净评估”也不仅应用于美国军方等相关部门，还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

客观地说，马歇尔任期内的种种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如今，这位战略大师的隐退会给美国战略决策带来多大的影响力，我们无从知晓。但足以肯定的是，马歇尔这样的战略大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鼓吹“中国”

马歇尔另一个影响深远、颇具争议的战略思想是“中国”。苏联解体后，马歇尔将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呼吁美国政府应同他一样完成思想上的转变。1999年，由马歇尔主持的研究报告《2025年的亚洲》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所谓的“转型国家”，应当引起美国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三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政治制度都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西化”，都具备核能力，对于如何运用自己国力的意图也都不十分明确。因此，如何应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的挑战是21世纪初美国国防部、中情局等各重要职能部门工作的重点。目前，对美国安全潜在威胁最大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中国是头号“潜在挑战对手”。从国力发展看，俄罗斯国力日渐衰微，印度一时难成气候，而中国综合国力则蒸蒸日上，中国崛起的势头更为明晰;从政治制度看，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是正向“民主化”大步迈进的国家，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国之中惟有中国离“西化”标准最远;最后，美中之间还有一个潜在的引爆点――。

1999年，马歇尔发起了针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威胁的军事演习和评估分析。他说：“大多数美国军事设施在欧洲，但是欧洲眼前并没有冲突威胁美国的关键利益……这些威胁在亚洲。”马歇尔曾设计多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美国军事演习。

《2025年的亚洲》还称，美国海军和空军应高度重视亚洲的海上战略。海军和空军应当进行编排配置，以对付将来可能受到的威胁，包括有能力摧毁航母等非隐形目标的远程精密武器。如果未来美国要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其潜在军事需要与当前的军力部署几乎完全不同，近程战斗机和重型坦克在亚洲将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为了在未来亚洲战场取得优势，美军必须对现有的军队结构和武器装备进行大幅度调整，重点发展远程空中打击能力。“空海一体战”战略的初始概念也是源自马歇尔的军事战略思想。

马歇尔的“中国”颇有争议。专门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波拉克评论说：“马歇尔的兴趣在于把一件人们都已理解知晓的事情倒过来，把各种理解混淆在一起，然后再找一个模式或可能性进行研究。他总是得出一些怪异的结论，不客气地说，简直就是‘自寻烦恼’。”波拉克还指出：“马歇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不能停止某种妄想，即美国将面临大的危险。当然你可以争论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是一件好事，但马歇尔绝不是五角大楼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也不是什么万能的预言家。”

结 语

是五角大楼的导师，还是妄想症患者？无论是关于马歇尔的定位，还是其军事战略思想，似乎关于他的所有问题都存在争论，无怪乎同一时期媒体对他的评价截然不同。马歇尔现已94岁高龄，自世纪之交突然因媒体的关注而红火过一阵之后，关于他的报道如今极为稀少，他重又归于本属于他的一份平静。并且，一如既往，他对赞同和批评都不置一词。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1篇

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出生于1880年12月31日，是父母3个孩子中的老小。他曾在美军14个不同的部队服役，甚至还到过中国，在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任团长。

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随远征军司令潘兴到了欧洲，任第1步兵师参谋、作战处长，参与制定了许多对德军的作战计划。战争结束后，他被潘兴选为副官。潘兴是美军第一个五星上将，非常喜欢这个“利他主义者”，他说：“马歇尔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远远超出军事领域，使他具有政治家的风范。看吧，几年以后，这个人将成为美军最优秀的将军。”

1930年代，马歇尔已年过半百，军阶仍不高。尽管他有能力，也有人帮他说话。潘兴将军曾几次向陆军部推荐他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1935年，甚至总统罗斯福也曾向陆军部长建议提升马歇尔为将军。可是在美国，有些事情即便是总统发话，也未必被采纳，在用人问题上更是如此。

马歇尔为啥升迁难？据后来发现的史料，原来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愿让马歇尔成为他的竞争对手。据马歇尔的夫人凯瑟琳说：“麦克阿瑟说过，军人中只有乔治能使他感到威胁。如果乔治无法和他一争雌雄，他就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麦克阿瑟是一个荣誉感非常强的军人，这位与马歇尔同一年出生的将军，战功显赫，经历要比马歇尔丰富，军衔也比马歇尔高。这时他已是中将军衔，而马歇尔不过是准将。然而，他曾经和马歇尔在欧洲战场一起同德国人作过战，深知马歇尔的军事能力不在他之下，他不愿意给马歇尔提供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总以各种理由不提拔马歇尔进入陆军决策层。马歇尔后来对此知情后，在给自己的老上司潘兴的信中说：“其实也没什么，人在遭遇坎坷时，要么耐心等待机会，要么慢慢老去，别无他法。我权当这件事是一个经历罢了。”

违规的参谋领导案例

这种淡然反而给了马歇尔晋升的机会。

一战期间，马歇尔在美国远征军作战处当处长。那时，人们认为参谋军官不是什么领导，不需要和战场指挥官一样具有领导才能。然而，马歇尔却在自己的参谋岗位上发挥了领导才能。他发现参谋部机关传达命令的系统过于繁杂，下级指挥员（尤其是营连排长们）接到野战命令或作战命令的时间很晚，他们的行动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在发起进攻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侦察研究。

马歇尔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态。一天，他带着次日的命令稿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参谋会议，以便在下达之前得到最后的批准。为了节省时间，他把该命令的副本交给他的助手道利，叮嘱他守在电话机旁：“如果命令被批准，我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就向各部队下达命令。”道利说：“是，上校，我明白。但是，使用电话传达命令是违反保密规定的。”他回答说：“谢谢你提醒我注意，不过，你还是要照我说的去做，我将承担一切责任。”

道利按照马歇尔上校的指示向下传达命令。当他把命令通报给第1军时，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对他说：“注意，年轻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道利怕自己因此受责，表白说：“是的，长官，但我只是在执行马歇尔上校的指示。”

克雷格听后说：“哦，那你替我谢谢马歇尔，他的这个做法为我的部队节省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提前向下级传达命令，这就给了下级指挥官们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

不喜跑官意外升迁

1936年，潘兴忠心耿耿的老部下马林・克雷格将军继任陆军参谋长。潘兴很快给克雷格写信，推荐马歇尔。克雷格特别崇拜潘兴将军，马歇尔在一战期间改变参谋工作作风的做法，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马歇尔的好运来了。1936年8月24日，马歇尔终于正式领受准将军衔，任华盛顿州第3步兵师第5旅旅长，兼管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的民间工作队劳动营。1938年2月，马歇尔接到克雷格的命令，让他立即赶往华盛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原来，78岁高龄的潘兴将军病危，克雷格是要马歇尔回来准备潘兴的后事。或许是潘兴太欣赏自己这位部下，马歇尔不到他所希望的岗位他不甘心的缘故，当马歇尔赶到华盛顿时，这位将军却奇迹般地康复了。克雷格没有再让马歇尔回去继续当他的旅长，而是对他说：“留下吧，任我的助理参谋长兼作战计划处处长怎么样？”

1938年8月，克雷格即将任满卸任。陆军参谋长是美军人人羡慕的最重要的职位，许多人开始各显身手地活动。马歇尔的好友也鼓动他找人帮助一下。

马歇尔坚决拒绝了好友的建议。他认为自己军衔低，不过是个准将，上面还有32名将军；再者，马歇尔是一个处事低调的人，不喜欢张扬。

可是，有时“示弱”也会取得意料不到的效果。在所有竞争者都大造舆论之时，唯有他沉寂不动，这反而引起罗斯福总统的注意。1939年4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马歇尔被召到白宫，总统开门见山地说：“马歇尔将军，我打算任命你担任下一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1939年9月1日9时，就在希特勒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小时后，54岁的马歇尔在陆军部举手宣誓，接受了美军正式少将军衔。片刻之后，他再次举手宣誓，领受美军临时上将军衔并正式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2篇

“丘帕卡布拉”这个名号，不可思议地将恐怖蔓延到了全球。数十年来，它可说是血债累累，从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开始，一直到整个拉丁美洲，以至美国和加拿大，先后猎杀了数千头牲口，甚至有人也惨死在它的凶猛无情下。那些死于丘帕卡布拉之手的无论是人，还是牲口，都有一个共同点：全身血液被吸干，身体的某些部位不知去向……

地球上真有叫“丘帕卡布拉”的吸血怪吗？为了安抚人们的恐慌情绪，美国阿肯色州一名叫赫布・马歇尔的治安官，经过数年追踪调查，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后，终于揭开了吸血怪之谜。

“吸血怪”夺人性命

赫布・马歇尔是美国阿肯色州默夫里斯伯勒镇的一名治安官。在他的主持下，默夫里斯伯勒镇的治安状况一向良好，居民们心无所忧、悠然自得地生活着。然而，这平静的一切在2000年夏天发生了改变。

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经过上午半天的忙碌，马歇尔正坐在办公室里休息。突然，一个人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神色慌张地对他说：“大事不好，斯夫特被杀死了。”马歇尔顿时一惊：“小镇好多年都未有伤人案件发生，而今一发生，竟然是凶杀。是什么凶手如此大胆呢？”

愤怒的马歇尔赶到了凶杀现场。斯夫特倒在一棵大树下的草坪上，死相很惨：眼窝深陷，眼球已不知去向，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身上的血液也被吸得一干二净。是仇杀？还是财杀？如果是仇杀，那么凶手和他有什么仇恨呢？竟然下得了如此匪夷所思的重手。小镇上的居民都认识已经年逾六旬的斯夫特，他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很受人喜欢。这样一位老人能有什么仇家呢？那么是财杀，但斯夫特钱包里的200美金，以及手上的金戒指又都完好无损。

在凶杀现场，未知名的凶手没有留下任何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在马歇尔为凶手高超的犯罪手段迷惑不解时，默夫里斯伯勒镇又接连发生了几起凶案。让他略感安慰的是，这几起凶案的死者不是人，而是牲畜。接连发生的几起凶案，和斯夫特老人的死相相似：牲畜体内的血液都被神秘地吸干了，它们的眼球、嘴唇，甚至生殖器官都神秘地消失了。根据几起凶案的共同点，马歇尔相信，这数起凶案是同一凶手。而这，也越发让他迷惑不解，假设斯夫特老人之死源于与凶手有仇，那这些牲畜的惨死又是为了什么呢？

凶手迟迟未能归案，原本平静的默夫里斯伯勒镇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中。针对斯夫特老人和牲畜怪异的死相，小镇上流传开了这样一种说法：默夫里斯伯勒镇来了一种凶恶的吸血怪兽，它嗜血如命。人们甚至有板有眼地描述出了吸血怪兽的长相：有健壮的四肢，四肢上长着锋利的爪子，身体两侧生了一对翅膀，背上有一道隆起的刺，以吸血为生，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口哨声。在人们的描述里，这种怪兽来自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极其凶残。

人们描述的吸血怪兽，马歇尔并不相信。尽管如此，他还是找来了人们描述的吸血怪兽的资料。资料介绍，几十年来，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流传着吸血怪物的故事，但始终没人在现实生活中亲眼见过这种吸血怪物。

世界上难道真有吸血怪物吗？资料上言之凿凿的介绍，再加上小镇人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一时间让马歇尔的信念有些动摇。就在这时，法医对斯夫特老人的尸体解剖报告出来了。解剖报告称：斯夫特老人的真正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老人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将人们流传的他死于吸血怪物之手彻底地否决了。但解剖报告在披露老人的死因后，也留下了疑问：他消失的眼球去了哪里？是什么吸干了他的血液。尽管还有疑问未解，但为了安抚小镇居民的恐慌心理，马歇尔站出来否定了与吸血怪兽有关的传闻。人们不仅没有因为他的说明消去内心的恐慌，反而还认为这是他无法抓到真凶的托辞。

来自周围的怀疑，让马歇尔很是苦恼，但他依旧坚信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吸血怪兽。如果吸血怪兽真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它在攻击人和牲畜后，肯定会留下凌乱齿印，或者爪痕等，但事实上已死的斯夫特老人和那些牲畜身上，并没有这些痕迹。至于死者的血液为什么会被吸干，一些器官为什么会莫名失踪，马歇尔相信一定另有原因。

种种不能说清的疑惑，促使马歇尔决定深入调查与吸血怪兽有关的传闻。

累累血案，恐慌蔓延

马歇尔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吸血怪物源起的波多黎各。到波多黎各，他想探清过去发生在此的与吸血怪物有关的案例中，究竟有人见过吸血怪物没有。

数千头牲畜离奇死亡的案例主要发生在波多黎各的卡诺瓦纳镇。卡诺瓦纳镇盛产山羊和绵羊，因此致死的牲畜多是山羊和绵羊。这些山羊和绵羊在死亡后，身体上的肉并未吃掉，仅是血液被吸干，部分器官不知去向。随着调查的深入，马歇尔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多数致死的牲畜身体上有伤痕。

卡诺瓦纳镇的人们对吸血怪物恨之入骨，却毫无办法。数十年来，并未有人真正见过吸血怪物的长相。社会上流传的吸血怪物的长相，仅是人们对其行事的恶毒而进行的猜想。人们将吸血怪物取名“丘帕卡布拉”，意及“吸食山羊血的东西”。面对“吸血怪”丘帕卡布拉带给人们的巨大恐慌，官方不得不出面澄清，说吸血怪其实是人类已知的某种掠食动物。官方的说辞，很难让公众接受，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捕猎吸血怪。然而，声势浩大的捕猎行动，却一无所获。人们因此更相信丘帕卡布拉肯定是邪恶的、超自然的，甚至有人猜测丘帕卡布拉是外星人，或者是出逃的外星宠物。

在马歇尔主要调查的卡诺瓦纳镇附近，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人们在谈到吸血怪丘帕卡布拉时，那种确信无疑的表情，让马歇尔也对自己曾经的否定怀疑起来。密林之中是不是生活着丘帕卡布拉呢？想到这，马歇尔决定深入密林进行取证。

由于担心人太多会惊扰了丘帕卡布拉，马歇尔深入密林时只带了一个猎人做向导。据猎人说，这片原始森林里，生活着众多猛兽。因此，进入密林时，他们都带着武器。在幽暗的森林里搜寻了多天，马歇尔未能见到人们所描述的吸血怪。想到自己在调查时，那些坚信世界上有吸血怪丘帕卡布拉的人的难以自圆其说，马歇尔认为：发生的众多牲畜之死，元凶绝非什么吸血怪物，而就是一般的猛兽所致。在他准备打道回府时，意外发生了。

那天，马歇尔经过数天来的搜寻，很有些疲惫，因此走在了猎人向导的后面。眼看着就要走出密林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异响。马歇尔警惕地回头之时，一条黑影瞬间便扑到了他的面前，将他一掌击昏在地……

醒来的时候，马歇尔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据猎人向导说，他听到身后有响动，慌乱之中朝天开了一枪。在他回头之时，见马歇尔倒在了地上，而进攻他的动物早已不见了踪影。猎人向导坚信，能有如此快捷的攻击速度，一定是丘帕卡布拉。马歇尔并不相信。带着伤回到美国后，他专门请教了动物学家。动物学家从马歇尔的伤口和那条黑影的攻击方式确定，攻击他的动物是一头熊。根据动物学家的分析，马歇尔仔细回忆，认为攻击他的的确是一头黑熊。

以身试险，勇揭谜底

通过对以前发生的数千起案例进行总结，马歇尔发现，吸血怪丘帕卡布拉作案的地域一般都在地势比较开阔的地方。根据那数千起案例的共同点，他相信，即便这个世界上真有人们所说的吸血怪丘帕卡布拉，这种怪物也不是人们描述的那样。马歇尔决定诱捕吸血怪。

得知马歇尔准备诱捕丘帕卡布拉，而自己就近进行观察整个过程的计划后，朋友说：“马歇尔，你不要命了吗？难道你不知道，过去那些年里，已经有几千头牲畜、数人被吸血怪吸干了血液致命吗？你想捕获它，这简直是把自己往死地里送！”

看着朋友，马歇尔笑道：“不会那么恐怖，我始终认为所谓的吸血怪并非人们描述的那样。我一定要弄清楚吸血怪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将这些年来的疑案全部弄明白，让人们不再为吸血怪恐慌！”

不听朋友的劝阻，马歇尔继续施行诱捕吸血怪丘帕卡布拉的计划。他找来一具牛的尸体，将其摆放在曾经发生数起牲畜被吸干血液的开阔地带。在牛的尸体旁边，马歇尔还安放了数个摄像头，期望它们能更全面地摄下吸血怪的样子。在距离摆放死牛的尸体上百米远的地方，他还架设了一个监视用的遮棚，防备那些可能跑过来吃这头牛的食腐动物。全神贯注地呆在遮棚里，马歇尔极为紧张，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问题：“吸血怪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或许马歇尔的迫切心理感动了上苍，监视并未进行多久，他就惊奇地发现，镜头里的牛的尸体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地鼓胀起来。由于此时是炎热的夏季，马歇尔知道，牛的尸体暴露在外，当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度时，不到24小时，尸体就会胀得很厉害。随着观察的继续，牛的尸体也一直在膨胀。到了第二天早晨，鼓胀得圆圆的牛皮开始迸裂。迸裂的牛皮，以及强烈的腐臭，并未将起初认为的嫌疑犯红头美洲鹫吸引来，却引来了数以万计的意料之外的不速之客――丽蝇。

这些飞来的丽蝇，对牛的尸体发动了疯狂的侵袭，它们毫不客气地吸食着牛尸体上的血。不到48小时，丽蝇们在牛的尸体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尸体的血液被吸得一干二净，牛的眼球和生殖器不知踪影……

马歇尔施行的这项诱捕计划，虽然未能捕捉到流传了数十年的吸血怪丘帕卡布拉，但给了那些困扰人们的几千起动物和人被吸干血液的案例合理的解释：它们的血液是被丽蝇吸干的，并非什么吸血怪物。那些牲畜在被吸干血液之前的死亡，则可能是遭到了其他猛兽的袭击，但这些猛兽还未享受美食时，便受惊而跑，从而把享受的机会留给了成千上万的丽蝇。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3篇

重视细节

马歇尔跟踪大量的经验，在辨析崭新的实例中获得其中的很多细节，让经济学命题面对经验的有意义检验，使经济学分析充满活力和洞见。1883年、1885年和1888年，马歇尔安排了3次“工业之旅”，到英格兰中部、北部和东北地区快节奏地视察工厂，广泛调查实际情况。在中部城市伍斯特和伍尔弗汉普顿，从两家家族企业中发现规模经济和机械化是工厂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并考察工具制造产业。到茎思利访问了一家纺织厂和一家编织厂，观察专利对机器成本的影响。到谢菲尔德“去了所有的市场”，探访使这座城市得以出名的金属加工业，还研究了钢厂的工艺流程。关注特定区域内产业集中优势问题，成为《原理》生产分析中的重要主题。他把工业集聚现象概括为“产业区”理论，认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获取外部规模经济，阐述了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的3个主要原因：导使辅助工业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业性质的机械，形成专业化供应商队伍;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促进知识外溢，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提出“产业组织”概念，将企业家才能与土地、资本和劳动一起视为4大基本生产要素。金属产业高度集聚的过程中诞生了一家专司分拣碎屑、处理废品的企业，《原理》用它来说明废弃材料“几乎不可能在当地制造业发生，即使它在少数人手里”。在第三次“工业之旅”中，参观了布罗顿和斯金宁格罗夫的矿业城镇、米德尔斯布勒的铁厂、哈特尔普尔的造船及维修业，以及米德兰的靴子加工厂，在作品中大量引用收集到的事实以佐证理论和观点。

马歇尔追求细节上的精密准确性。留恋过鱼市，以鱼市运行的经验内容例示厂商的生产条件、消费者需求如何与时间相联系，以及时间对于市场均衡的影响。在《原理》这段体现对经济力量洞察力的著名分析中，讨论了3种不同的时间：可以忽略的置于其他条件不变之下的“非常迅速的变化”――如气候异常导致的鱼价在极短时期中的波动，历时很久的变化――如人口增长导致对鱼的需求增长，适中时期的变化――如持续一段时间的牛疫对鱼的需求增长。区分了短期与长期：前者指在这段时间中某些投入如渔船和熟练水手不能改变，需求增加引发价格上升和供给增长;后者指可以调整生产规模，新厂商进入所带来的供给增加而导致价格下降。这个以局部均衡分析范式处理时间的方法是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恒久贡献，几乎见于今天任何一本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市价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这句话既准确又形象，没有现实体认和理性洞察是提炼不了的。用森林比拟理想的产业生态体系。意识到气候、地理对经济解释的重要性。

领悟事理

马歇尔曾贪婪地阅读文献，搜寻与研究有关的历史事实，甚至打算写一部经济史专著。不仅研究包括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欧洲历史，还分析包括古代亚洲（中国、印度和波斯）和地中海盆地地区（以色列、腓尼基、印度和罗马）经济组织。例如，从屠能“边界”名词中发展出“边际”概念。读者深深感到马歇尔对17世纪以来的经济史的精通的程度。凯恩斯称誉他具有历史学家的素质。

任职剑桥大学教授的早期，他详细调查皇家邮政系统的历史，并比较圣约翰学院的“1/2天”邮政系统，得出不能垄断邮政服务的结论，讲出了当时人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政府应是规则的制定者，只是竞争中的裁判。”连续几年观察各社会阶层在酒店、小旅馆的表现，以及源于小麦的产品如面包的外卖情况，向经济学家吉芬提示要关注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导使吉芬在研究爱尔兰土豆销售情况时作出正式的理论概括。现在人们用“吉芬之谜”、“吉芬商品”、“吉芬效应”来指称这种现象。但埃奇沃思根据小麦价格运行情况对此提出质疑。马歇尔继而对小麦生产做了大量调查。甚至为了搞清美国多种小麦品种的产量，特别查阅众多科技文献，目的是让对手明白小麦供给价格弹性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生产组织形式。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并不是从北美小麦生产中得此结论，而是从自行车、水泥等行业的研究中受到启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经济的一个迷人方面就是它能不断变化，它让我疯狂思考……我思考得越多，就越不敢肯定50年后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1920年7月26日马歇尔生日这天，夫人玛丽・佩利问他是否愿意每隔一百年回到地球上来看看已经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如果一百年后我遇到一个刚刚来到天堂的人，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会问他，煤炭消耗得怎么样了？”也是经济学家的外甥吉尔博评定马歇尔在察觉经济事实陈述的错误方面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如果有人出错，他会立即扑上去。于是，与马歇尔谈话会是一种使人气馁的经历。

直面底层

马歇尔出生在伦敦市东南端的一个街道，位于皮革制造中心，“离真正的贫穷很近”。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时，曾得到为贫困学生颁发的“伍德与黑尔奖学金”（20英镑）。当过学院的膳务员。福西特是剑桥政治经济学的首席讲师，对社会改革很有兴趣，这也影响了马歇尔。从剑桥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马歇尔就去考察北部工业城市的贫困地区。此时穆勒的大众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刚刚发行。“书中的一些内容宣称了改善工人阶级及其远景状况的可能性”。这使马歇尔对经济学开始产生兴趣：“济学不仅能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且更能提高生活质量，于是我下定决心研究经济学。”因此，1866年被不少专家认定是马歇尔经济研究的元年。他坚持认为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侍女和实践的仆人，持有对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念。后来在教授就职演讲中表达了雄心壮志：“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尽我所能为剑桥大学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马歇尔认定“政治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行为的研究”，决不研究“与真实生活状况不符的虚构问题”。下功夫探究心理学，强调思维模型对经济过程的影响机制。1923年圣诞节晚宴时说：“如果我可以再活一遍，我会把我一生贡献给心理学。”“更密切地接触实业界和工人阶级的生活”，广泛采集人像类型，希望通过阶层和职业的划分能够得出关于面部特征的一般看法，但研究“穷人的面孔”没有得出可靠结论。夫人回忆道：“当我们常常出国或就在国内访问制造业城市时，经常赶在下班之前站在工厂的出口处，以便观察工人们下班时的情景。我们也常常在周末晚上光顾集市，观察女工们讨价还价。我们还对工业城市的救世军会议作了深入的调查。”在“工业之旅”中，到访工人住房和公共洗浴中心。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农民促进协会会议。在意大利巴勒莫，由“西西里人都尽量避免走路”这个现象得出交通价格比其他城市便宜的结论。夫妻两人长期涉足慈善组织事务，每年向牛津大学扶老济贫委员会捐赠3.3英镑，并在参与具体工作的过程中了解实情。马歇尔图书馆收藏有参与剑桥、牛津扶老济贫委员会活动的将近2000个案例。与“花园城市运动”的英雄霍华德一起探讨住房问题，参加“在哪里为伦敦的穷人提供住房”专题研讨会。在自己住地贝利奥尔庄园招待工人领袖，共同讨论社会问题。甚至让一些贫民在夏季住进来，与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朋友。校工们也很喜欢马歇尔平易待人的习性。

马歇尔肩扛“经济学骑士的社会责任”，把较多精力投向给予穷人更多发展机会上，强烈反对机会不平等。在以“工人阶级的未来”为题的演讲中，认为“真正的慈善在于提升能力，而不是直接减轻贫困”;“从长期来看，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如果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产，那么人们就会回到‘原始社会’。”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期间，作了遍布很多地区的面向工薪阶层的演讲。如果测试良好，听众可免费听取大学夜校课程，这更刺激了讲座的开展。以至别后很久，全城人民对他的事迹仍记忆犹新。调查在游船上工作的女员工所抚养的孩子成长情况，目的是找到一种合适的检查方法，以保证这些在船上的孩子接受足够的教育。在巴伐利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谷中，找寻到为了控制人口而只允许每个家庭的一个男孩娶妻的习俗。告诫人们减少新生儿数量不仅会降低人口素质，而且将降低总的福利水平。评论酗酒父母对孩子影响的问题，表明对遗传和优生的强烈态度。

建言献策

马歇尔多次受到政府的邀请参与调研工作，表现十分突出。提供咨询的丰富经历扩大了与现实世界的接触点，加强了判断经济问题的能力。就像他本人归结的：“经济问题每年都在变得更加复杂化，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和用不同的结合方式来研究它们变得更加紧迫。”任职布里斯托尔大学时，参与调查有关威尔士和蒙默思郡的高等教育问题。任职剑桥大学的几十年间，积极投身3类政府工作调查。“不知疲倦地收集现实材料”，对更广阔领域内的经验有了更真实的理解，并用理论解释经验，提供专业、权威的公共表达。

第一类调查工作涉及19世纪8、90年代的货币问题。彼时由于白银贬值，英国生产力和产出增长率显著下降，也影响到印度贸易竞争力和经济增长。马歇尔形成3个调查报告，于1886年4月向皇家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贸易和工业萧条问题的备忘录，回答了委员会的9个问题和自己所提的4个问题，提出实行将黄金与白银以1：20的兑换比例组合起来的“混合本位制”，让合同在一种稳定的购买力状况下签订。受邀金银委员会，用了3天时间给出证明，回答了近500个问题，体现了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解释复杂情况的能力。1899年又向印度货币委员会提供证词。上述材料大都是货币理论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也是学生们当时可用作参考的唯一详细的文字阐述。

第二类调查工作涉及税收、财政政策问题。1897年秋天，马歇尔向皇家委员会提交关于国家与地方税收分类与影响的专家证词，建议发挥税收对“有激情和创造力的人们”的激励效应，减少过度负担、对税收管理的“盲目干涉”和“发生腐败的机会”;分析财产税的实际影响，反对征收遗产税;地方税改要留给后代处理问题时的必要空间等。证词清晰地阐述问题，批判地审查所提出的各种解答。事先展开的调查，也使其学生收获很大。公开参与关税改革论战，坚持自由贸易政策，于1908年退休时发表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财政政策备忘录修正版。有人评价它“是一位学术经济学家曾写过的最好的政策文件”，是马歇尔作为政府顾问这项特别事业上达到的最高峰。

第三类调查工作涉及劳动委员会的工作。马歇尔为了能够加入劳动委员会，特意与许多工人代表和雇佣者代表接触。在给友人的信中，把这份经历描述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教育”。1893年6月，马歇尔向劳动委员会递交一份关于老龄贫困问题的初期备忘录。非常勤快地出席自己所在小组的庭审会，是一个积极的发问者，甚至追问“从计件工作的优点到加班的缺点，从工厂的卫生设备到就业波动，从8小时工作议案到雇主的责任，从水手到矿工，从女性工作者到农业劳动者”等基础性事实。收集男性员工对雇用女性的看法，也调查了人们对在某些行业拒绝雇用女性的看法。探究问题深处的复杂性质，怀疑最低工资概念和工会价值，质疑通过立法和政府干预再分配的政策，推动改革《济贫法》，强调公共与私人在慈善上的合作等。

旅途探访

马歇尔在1877年结婚之前，除了1866年由于需要偿还叔叔的欠款（资助马歇尔到大学深造），仅访问苏格兰等地，1874年仅访问威尔士，其余大部分暑假都在国外度过。单身时每年的必要开支300英镑，其中假期旅费就达60镑。婚后前13年的暑假，除了1881年10月初开始由于健康原因在意大利及巴伐利亚逗留一年，其余都在英国各地访问。1891年到1909年的暑假，除了1904年因会议、1907年因修改《原理》第5版外，都待在国外。当时英国大学的暑假持续4个多月，可以说马歇尔自参加工作后约1/3时间都在旅行。暑假之旅呈现独特模式，很多时间都用在实地访问、追寻新的经验来源上，携带很多装着书籍和文献的箱子以便写作。由于徒步旅行时经常背着包，年逾80岁时也还一直保持笔挺的姿势。前述很多调研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假日中完成的。这里只提取两个目的地作概要描述。

南蒂罗尔位于意大利境内，与奥地利交界，在那里总共过了3个暑假。他邀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维塞尔、庞巴维克、朱克坎德等到自己住的旅馆参加茶会、探讨问题。发现应用于《原理》中的“产业本地化”案例（每个特定地区集中生产一种产品）：“不知道村民们以什么方式掌握了养金丝雀的专门技术。于是，他们中的年轻人每人带着大概50只鸟笼，挂在一根扁担上，用肩挑着，去欧洲的各个地方开始售卖，直到卖完为止。”在《工业与贸易》中赞扬了这儿的伐木工人。有一年寄了100公斤的书籍和手稿到南蒂罗尔，天气晴朗时在树林里用气垫和折凳弄了个“宝座”，后背靠着石头，坐在那里连续几小时，完全沉浸在写作之中，夫人则带着画架在旁边写生。1881年在意大利巴勒莫呆了5个月，将超过350公斤的书提前运送。“弹性”概念就是期间坐在屋顶浴室盖遮荫处想到的。

叔叔去世时留给他250镑的遗产，马歇尔不顾亲戚们的“嘲笑”，决定把它花在1875年夏天为期近4个月的美国之旅上。在从利物浦出发的船上，与一位爱尔兰牧师和一位从南美归来的传教士深入交谈。在第一站纽约，考察了城市建筑、当时世界上最显赫的第五大道酒店、剧院和广告样式。在奥尔巴尼的两天半时间，访问工厂是主要任务。在波士顿的工作持续两个星期，是美国之行待得最久的地方。他与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任职40年，不仅对哈佛大学进行了成功改造，而且对美国社会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住在一起，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长谈，拜会了有“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称号的爱默生等，访问了钢琴厂、世界上最大的手表厂等8家工厂。走访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机关和罗彻斯特的工厂。在新黎巴嫩沙克尔人主要定居点睡了一宿，收藏了他们的出版作品和宗教舞蹈的图片。在奥奈达人定居点逗留了5、6个小时。马歇尔早期关注过美国的托拉斯运动，这次又观察了合作原则在生产、流通和销售领域的应用，分析了其面临的困难。接着北上加拿大，访问农业学院、模范农场以及汉密尔顿（加）和布法罗（美）的工厂。审察加拿大国民性格，认定美国是一个更有潜力的移民目标。尔后到芝加哥、弗吉尼亚、旧金山、密苏里、印第安纳、辛辛那提、哥伦布、匹兹堡、费城等地调查，最后在纽约结束行程。这次旅行对马歇尔的思想带来直接冲击，产生长期效果。未来的论著无一不留有印记，并让他了解到还有更多问题需作进一步研究。回国不久便在剑桥作了一次题为“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的演讲;在布里斯托尔就“美国经济状况”发表演讲，预见到这个国家未来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他与托克维尔一样重视新英格兰地区实践中的“地方职责”特征，培育了自己对自由贸易的持久信念。认为应该对地方政府的行动加以鼓励，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中可获得很多好处，并限制中央集权的。对国有企业持反对态度，因为缺少竞争会带来成本增加和激励降低。

科学严谨

马歇尔在泰勒商业学校时，就被老师认定有很好的数学天赋，获得过数学大奖。由于父亲讨厌数学，马歇尔只得将欧几里得几何书藏在口袋里，供上学来去路上用。看完一个定理就边走边想，用脚尖划地求解，由此形成转脚趾的习惯，很多年改不掉。选择大学时放弃奖学金较多且稳定的牛津，自费到有英国数学鼻祖之称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研究生就读时，曾打算献身于分子物理学研究。扎实的数理训练在经济学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使他成为“图解经济学的奠基人”。

马歇尔预见到20世纪的经济学中将出现大量的定量分析，以补充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定性分析。主动表达想成为皇家统计学会终身会员的愿望，并在1880年成功入选。从报纸、期刊、书籍、统计研究材料中收集很多“统计注释”，包括人口、国民收入、消费、贸易、税收、价格数据，死亡率、犯罪、酗酒问题的数据，煤、水及其它能源的数据等。考察过程中总是详实地询问、具体地记录。为了保存和管理这些数据，按年份编写“红皮书”，以处理各种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后来他将这个方法介绍给数位友人。勉力获取数据，代价是占用了宝贵的写作时间，但也向世人展示了“从所有层面理解这个永远变化的经济现实”的决心。1885年，为皇家统计学会周年庆典准备了论文“统计学的图表方法”。特意参加1891年皇家统计学会会议，了解贫困等级分类和有关数据计算问题，为改进养老金计划提供支持。在皇家委员会会议上准备了“一大包一大包的印度图表”，直接向注册总署负责数据的人士和统计学家询问。给学生上课和为公共论题提供专家意见时喜欢运用数据并作图解分析，穿插讲述一线故事，使听众突然间顿悟。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4篇

是非功过任人评说

安德鲁・马歇尔于1921年出生，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学位。1949年加入兰德思想库，进行核战略分析研究。1973年，在基辛格的引荐下，他被尼克松任命为美国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从此正式进入五角大楼，成为一名文职官员，并逐渐成长为美国战略思想家中的核心人物。此后，历届总统上任后，都会重新任命马歇尔担任此职位。

这样一份简历似乎平淡无奇，然而，世纪之交时，默默从事战略研究工作几十年的马歇尔突然间成为媒体的宠儿：《华盛顿人》称马歇尔是“影响力前所未闻”，“在塑造美国下个世纪的军事力量上是一名关键人物，甚至是核心人物”；此外，《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

还披露说，早在1977年，马歇尔就潜心研究苏联经济，并指出苏联在和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中已不堪重负，其经济已濒临崩溃，基于此，马歇尔提出以经济拖垮苏联的政策；《华盛顿邮报》写道：“在国防部满是由腐败和暗箱操作的官僚组成的大海中，马歇尔是一个睿智而正直的孤岛”，可谓“五角大楼最不固守传统的思想家之一”；《新闻周刊》则称马歇尔为“五角大楼的导师”和“真正的军事思想家”；《华尔街日报》更是指出，“美军因为在

冷战和沙漠风暴中大获成功而瘫痪，而马歇尔是挽救美军于瘫痪的英雄”。

另一方面，对马歇尔的评价也有刺耳的音调。批评者指出，马歇尔并不像其崇拜者那样料事如神。《民族》杂志的记者希尔沃斯特恩是其中较为激进的一员。他指出，媒体所报道的马歇尔的许多功绩并不真实，比如，关于艾滋病的问题，五角大楼根本没有人知道马歇尔所做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提出艾滋病问题的是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中心。其他批评者则指出，马歇尔的声望源于他能够为“军事-工业复合体”提供思想上的支持。一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安德鲁总是和支持工业需求的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不论支持者和批评者如何意见相左，至少有一点是双方公认的：马歇尔极为低调。这位老人惯常斜着眼睛目视远方，说起话时音量很低，就像生怕吵醒别人。美国一家媒体不无善意地调侃说：“当然，由于在国防圈中人尽皆知，他本来也无需大叫大嚷引人注意。”马歇尔

在办公室里经常整天不说一句话，更不愿抛头露面接受采访，在国家安全圈以外几乎不为人知。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中，究竟哪一种更逼近真实的马歇尔？或者，它们都是真实的马歇尔之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评价者只是由于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做出了相反的评价？让我们更加走近他，才有可能拼接出更真实的图景。

“尤达”和他的“绝地武士”们

安德鲁・马歇尔是五角大楼唯一一个历经整个冷战时期的战略思想家。长期在该领域工作，他的周围逐渐汇聚了一批支持他的改革者，这些人赞同马歇尔的思想，并乐意为其工作，他们自称为马歇尔的“门徒”，将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称为“圣・马歇尔殿堂”、“安德

鲁的预备班”，而其批评者则根据马歇尔“尤达”的称号，调侃地把这些人称为“绝地武士”。这些称号流传甚广，以致马歇尔的一位朋友也曾经以《星球大战》做过类比：“为了学到尤达的教诲，必须研究绝地武士”。

这批“ 绝地武士”的列表很长，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空军部长詹姆斯・罗什及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等。他们或是热切支持马歇尔，或是持有与马歇尔接近的观点，比如，他的一个门徒安德鲁・克

雷皮内维奇曾经指出，“三叉戟”潜艇应当对陆袭击导弹平台转变，马歇尔无疑赞同这一观点。另外，保罗・沃尔福威茨和詹姆斯・罗什的著作中也反映出马歇尔的观点。

拉姆斯菲尔德更是与马歇尔渊源深厚，他于1975年出任福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时，就与马歇尔密切合作, 共同提出了开发美国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卫兵”系统）的计划。所以，拉姆斯菲尔德再度主掌五角大楼时, 立即对马歇尔委以重任, 让其负责对美国原有军事战略进行“从头至尾”的评估，并拟订新的军事战略，还为此在国防部内成立了20个评估和检查小组，由马歇尔统一领导。

马歇尔的众多“门徒”不仅在国家安全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广泛地渗透在政治、经济及国防工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张庞大而影响深远的关系网。1997年，当新任国防部长科恩提议削弱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的地位时，詹姆斯・罗什立即发起反击，以保护自己这一方的人。马歇尔在媒体界的朋友也参与进来，以《华盛顿时报》、《航空周刊》、《每周标准》和《华尔街期刊》等媒体为阵地，发起了支持马歇尔的舆论战。他的一位“门徒”在《华尔街期刊》上写道：“美国人晚上睡觉前不会担忧我们是否能在下一场战争中获胜，而安德鲁・马歇尔则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应当为这一问题而担心：马歇尔即将被一群无知和官僚的五角大楼官员们流放到外西伯利亚。”反击无疑取得了效果，科恩撤回了提议，马歇尔的地位纹丝不动。

“军事事务变革”思想横空出世

以马歇尔低调的处事风格，“绝地武士”们之所以能死心塌地地聚集在“圣・马歇尔殿堂”中，无疑与马歇尔十分明确且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军事变革”（Revolution of MilitaryAffairs）的概念，这一点很有可能使马歇尔名垂史册。

马歇尔十分关注技术的作用，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的不是武器装备中包含多少最先进的技术，而是一直强调，现代军事装备要面向战争形势。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具有永恒的地位，其暗指的对象包括核航空母舰、主战坦克和下一代战斗机F-2 2等项目。马歇尔认为，这些令美军引以为傲的项目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不再是主角，因为他们更易遭致敌方袭击，一旦遭到损失，又会因其高昂的价格，给美军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更有甚者，像重达55吨的“十字军”自行榴弹炮这样的武器根本就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不可能及时地大量部署到往往十分偏远的战场中。

在马歇尔的这一战略思想中，有一点颇发人深省：技术变革如果不面向战场的实际形势，很有可能成为死亡的陷阱。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之后，他正确地指出，现代高技术将使战争的样式和性质发生深刻的改变, 同时也将使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他举例说，现在的世界军事革命就像20世纪20年代前后，法国在那时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装甲部队的突击作用，只会修筑马其顿防线，结果被德国装甲部队的闪电战迅速击败。马歇尔认为，现代战争已经是信息化时代的战争，美国应当进一步有意识地开发远程精确武器和能够使美国控制战场信息的技术，这将使美国能够运用强大的技术实力，从而使对手失去指挥和通信的能力。为此，应当建立持续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体制，加大研制远程战斗机、无人机、新式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力度，采购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并尽可能采用像潜艇这样不易锁定的武器。海军应该停止建造巨型航母，设计新型的轻型航母，并提高它们抵御导弹袭击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应探索新战法：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无法继续使用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前沿基地，因此应尽可能减少未来美军需要的援助，并且不应在敌方导弹的射程之内储

存太多军用物资。

因为过于激进而与众不同的战略思想，马歇尔被某些媒体称为“未来主义者”和“激进的变革者”。凡是变革，势必会遇到阻力，马歇尔也不例外。他所面临的反对一部分源于思想方面的因素：像核航母、F-22等武器是各军种引以为豪的掌上明珠，马歇尔的反对深深

刺痛了他们骄傲的神经和对这些武器的感情；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一种武器，特别是像航母、战斗机这样耗资巨大的武器，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众多相关的利益集团（如大型军工业集团、这些集团所在区域的议会成员，等等），变革如果触碰到这些集团的利益，

自然会遭到反对。

除了这两个相对主观的因素以外，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思想受到批评也有其客观因素。美国国内一些批评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马歇尔不过是军方为了获得武器采购拨款而放在五角大楼的一枚“棋子”。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深分析家、现在国防大学任教的梅尔・古德曼曾批评说：“马歇尔的理论听起来有一些道理，但他提出的许多假设是无法证实的。……他并不是五角大楼不可或缺的人，也不是无所不知的预言家。”据古尔德教授的分析：“把马歇尔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一项策略性任命，可以帮助国家导弹防卫系统（NMD）获得需要的拨款，如

果美军削减常规武器的采购规模，那就意味着NMD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6 0 0 亿美元的拨款。”希尔沃斯特恩也指出，马歇尔对美国军事面临危机的预言很合政客们的胃口。美国人谈论的是削减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政府并不愿这样做，马歇尔的预言正好可以用来说服纳税人，现在是在为未来投资，而且越是树立马歇尔的权威地位，人们就越相信马歇尔的警告是正确的，这样，美国政府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搞NMD，为军火商们带来无比丰厚的利益。

“中国霸权论”的鼓吹者

马歇尔另一个影响深远而颇具争议的战略思想是“中国霸权论”。对苏联的预测失败之后，马歇尔将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并且呼吁美国也应当和他一样完成这种思想上的转变。1999年，由马歇尔主持的研究报告《2025年的亚洲》指出：像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所谓的“转型国家”应当引起美国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三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政治制度又都没有或者没完全“西化”，都具备核能力，对于如何运用自己国力的意图也都不十分明确。因此，如何应对中、俄、印的挑战是21世纪初美国国防部、中情局等各重要职能部门工作的重点。“中美关系不管程度如何，也许会缓缓地、有成效地向前发展”这个观点不正确。并且，目前对美国安全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在中国、俄国、印

度这三个国家中，中国是头号“潜在挑战对手”。原因在于，从国力发展看，俄罗斯国力日渐衰微，印度一时还难成气候，而中国综合国力则蒸蒸日上，中国崛起的势头更为明晰；从政治制度看，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是正向“民主化”大步迈进的国家，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国之中惟有中国离“西化”标准最远；最后，美中之间还有个潜在的引爆点―― 。

1999年，马歇尔发起了针对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威胁的军事演习和评估分析。他当时写道：“大多数美国军事设施在欧洲，但是欧洲眼前并没有什么冲突威胁美国的关键利益。……这些威胁在亚洲。”《2025年的亚洲》指出，目前对美国安全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马歇尔曾设计多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美国军事演习。

报告还称，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应“高度重视”亚洲的海上战略。海军和空军应当进行编排配置，以对付将来可能受到的威胁，包括有能力摧毁航空母舰等非隐形目标的远程精密武器。马歇尔还指出，未来美国如要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其潜在军事需要与当前的军力部署几乎完全不同。近程战斗机和重型坦克在亚洲将没有用武之地，所以，美军为了取得在未来亚洲战场上的优势，必须对现有军队结构和武器装备进行大幅度调整，重点发展远程

空中打击能力。

关于“中国霸权论”，同样颇有争议。专门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波拉克评论说，马歇尔的兴趣在于把一件人们都已经理解了的事情倒过来，把各种理解混淆在一起，然后再找一个模式或可能性进行研究。他总是有些怪异的结论，不客气地说，简直

就是“自寻烦恼”。波拉克还指出：“马歇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不能停止某种妄想，即美国将面临大的危险。当然你可以争论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是一件好事，但马歇尔绝不是五角大楼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也不是什么万能的预言家”。

马歇尔计划范文第15篇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二次大战中，美国由于本土远离欧亚战场，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它又通过倾销军火、物资，发了横财。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大膨胀。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到1948年占1/2强;它的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3/4;它还是世界上首先掌握核武器的国家。

战后，在欧洲等地，陆续建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苏联在这些人民民主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不仅不能容忍苏联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感到自己称霸世界的战略利益受到了挑战，于是，美国采取了除战争以外的一切办法，来“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这种政策被称为冷战政策。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政策声明，意思是美国要干涉世界各国的内政，这就是人们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美国国会支持杜鲁门主义的政策，当即批准向希腊、土耳其先提供4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由于美国干涉，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遭到失败;西欧掀起了一股****逆流。

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演说，提出了美国准备援助欧洲各国复兴经济的计划，这被称为“马歇尔计划”。尽管参加该计划的受援国要接受美国提出的政治、经济附加条件，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接受了它。三四年间，美国用于马歇尔计划的款达一百多亿美元，对西欧经济的复兴、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美国对西欧的控制也随之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