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前沿论文范文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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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2篇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但也受到了危机冲击，这对第一代模型提出了质疑，从而产生了第二代危机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即使经济的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应（Herding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的作用下，仍会出现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urice.Obstfeld、哈佛大学的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仍注重经济基本面，但提出一定条件下公众的主观预期能成为主导因素，投机者的行为导致公众信心丧失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
3、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原有的货币危机解释力度有限。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分析和推导时，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的概念：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外，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主要是在东南业国家，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4、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雏形
2000年初，保罗。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理论逻辑是：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因为抵押才能获得银行资金），如果企业持有大量外债，国外的债权人会悲观地看待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其本币会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从而能申请到的货款下降，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陷入萧条，这一过程是自我实现的。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比如没有解决在一个动态模型中，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
总体来看，现在的货币危机模型正在向泛化发展，不限于事后解释某次特定的危机，而是希望能一般性的解释下一轮危机。
二、汇率制度理论
由于80年代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学术界更关注固定汇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对一种名义锚保持承诺，且有公信力，则一国的通货膨胀可以降低，汇率可以保持稳定，但后来出现的危机使人们开始从汇率的可持续性、从危机预防的角度分析在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有影响的理论发展有：
1、原罪论
提出者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1994）和哈佛大学的Ricardo.Hausmann（1999）。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大的脆弱性，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另一种是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放长期贷款，所以企业在融资时存在两难，如果从外国借贷，存在货币不匹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存在“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问题，这就是原罪，后果是无论是汇率浮动还是利率变动都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进而影响到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此外，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如果存在货币不匹配，那么政府不愿意汇率浮动，在汇率固定条件下，就不能通过汇率的适当贬值来减少投机冲击；在期限不匹配条件下，政府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货币，在投机冲击时，只好等待金融崩溃。因此，在“原罪”条件下，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都会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美元化。
2、害怕浮动论
该理论是由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A.Calvo教授和CarmenM.Reinhart教授于1999年和2000年提出的。指出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却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害怕浮动的现象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一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害怕浮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会损害这些国家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时也不愿意本国的货币贬值，因为会伤害进口。主要政策建议是害怕浮动是合理的，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性原因的体现，包括出口结构、产品结构等，最好的办法也是采取美元化。
3、中间制度消失论
该理论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于1994和1998提出的，认为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制度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其逻辑是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货币当局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稳定和货币独立，与“铁三角理论”类似，一国要么选择汇率稳定而放弃货币，要么放弃汇率稳定而坚持货币独立。这一理论对现在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挑战。
4、退出战略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制度退出的战略，研究一个国家应如何退出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选择更合理的制度，应如何退出。1998年Eichengreen.Barry和Paul.Masson在IMF的广份报告中提出三个结论：一个高通胀的国家在实行盯住汇率之后不久就应改为采用弹性汇率制；退出的时机应选择外汇市场比较平静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机；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属于被动退出，就需要行动迅速，并采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币过度贬值。以上结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选择汇率退出机制的国家的一种战略建议。
从现在汇率理论的发展来看，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没有突破，而有关汇率制度选择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
三、现代主流金融理论面对的挑战
1、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沿革
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有两部分：一是金融经济学，二是公司财务学。
金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已存在了50年，主要包括Harry.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和现代组合理论（1952）、William.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3）、Eugene.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1970）和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1973）。在公司财务学方面，阶段性的代表是Franco.Modigliani和Merton.Miller的MM定理（1958年），以及信息经济学出现后，在公司财务理论方面的新发展：激励理论、示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这两方面理论的基础都是有效市场假说，它是主流金融理论的基石。其对主流金融理论的主要贡献一是理性人假设，它是分析的起点；二是套利方程，为套利行为的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但有效市场假说在解释金融现象时遭遇了尴尬。一是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因为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股票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应该归因于新信息的，但在黑色星期一以前，并没有预示股价暴跌的新信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0%的股价暴跌？二是红利之迷与套利理论：根据套利理论，红利和资本利得对投资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在取消红利支付时，却引起了股东的强烈不满，而在股票价格下跌时，股东对在资本利得方面的损失并没有表示如此强烈的不满，应如何解释？三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与B-S模型。模型的创始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但公司却破产了。
2、行为金融学理论
以上三个现象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因此行为金融学理论开始挑战传统的金融理论。1951年俄勒冈大学的O.K.Burrel教授所写的文章《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PossibilityofAnExperimentalApproachtoInvestmentStrategies）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因为解释的是金融现象，因此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后来俄勒冈大学的Paul.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1972）所写的《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StudyofHumanJudgement）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这一理论产生时是主流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占统治地位，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90年代，随着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开始关注行为金融学。这一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体现为：
（1）对“理性人”假说的质疑，即投资者并非理性的经济人，往往有三大心理特征：一是自信情结，通常倾向于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判断力；二是避害优先，在从事金融交易时，从内心来看，对利弊的权衡是不均衡的，避害的权重是趋利的两倍；三是从众和时尚心理，在从事金融交易时，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的改变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结论是在金融交易中，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将使其实际决策过程偏离经典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并且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
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对其它相关方面也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如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行为组合理论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挑战、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CAPM的挑战。BAPM模型是1994年提出的，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事实上，这两类交易者在市场上是互相作用的，共同决定证券市场的价格，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两类交易者的比重，如果是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那么市场是有效的，如果是后者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市场是无效的，这是BAPM模型对CAPM模型的调整。
（2）行为金融学对红利之谜也进行了解释：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投资组合放在不同的意识帐户中，有两类帐户，一是应付资产价格下跌的帐户，比如现金和债券，另一类是应付资产价格上升的帐户，如股票和期权，投资者对这两类帐户的风险偏好非常不同，前一个是极端风险厌恶，后一个是极端风险偏好。因此，在红利之谜中，纽约电力公司的股东是在心理上将其投资分为两个帐户的，股票价格的下跌属于资本意识帐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是属于红利意识帐户的损失，虽然两个帐户损失的数额相同，但对于投资者的意义从心理上是非常不同的。
行为金融学提出了所倡导的投资策略：资金平均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时间分散策略（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mentStrategy）和惯易策略（MomentumTradingStrategy.
（3）货币危机的行为金融学解析
从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目前的阿根廷危机中都存在一些非理，对此，有以下代表性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3篇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已经发生了十几次货币危机，从而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焦点之一，按照代序分类，有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
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货币危机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资本流出，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致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写的《国际危机模型》一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学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要观点是当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用来维持内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当国内出现财政赤字时，在国内过度供给信贷）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从而使固定汇率无法维持。总之，第一代危机模型强调经济的基本面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与否。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初的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正在恶化的阿根廷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但也受到了危机冲击，这对第一代模型提出了质疑，从而产生了第二代危机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即使经济的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应（Herding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的作用下，仍会出现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urice.Obstfeld、哈佛大学的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仍注重经济基本面，但提出一定条件下公众的主观预期能成为主导因素，投机者的行为导致公众信心丧失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
3、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原有的货币危机解释力度有限。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分析和推导时，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的概念：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外，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主要是在东南业国家，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4、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雏形
2000年初，保罗。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理论逻辑是：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因为抵押才能获得银行资金），如果企业持有大量外债，国外的债权人会悲观地看待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其本币会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从而能申请到的货款下降，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陷入萧条，这一过程是自我实现的。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比如没有解决在一个动态模型中，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
总体来看，现在的货币危机模型正在向泛化发展，不限于事后解释某次特定的危机，而是希望能一般性的解释下一轮危机。
二、汇率制度理论
由于80年代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学术界更关注固定汇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对一种名义锚保持承诺，且有公信力，则一国的通货膨胀可以降低，汇率可以保持稳定，但后来出现的危机使人们开始从汇率的可持续性、从危机预防的角度分析在国际资本高速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有影响的理论发展有：
1、原罪论
提出者是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1994）和哈佛大学的Ricardo.Hausmann（1999）。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大的脆弱性，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另一种是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放长期贷款，所以企业在融资时存在两难，如果从外国借贷，存在货币不匹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存在“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问题，这就是原罪，后果是无论是汇率浮动还是利率变动都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并进而影响到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此外，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如果存在货币不匹配，那么政府不愿意汇率浮动，在汇率固定条件下，就不能通过汇率的适当贬值来减少投机冲击；在期限不匹配条件下，政府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货币，在投机冲击时，只好等待金融崩溃。因此，在“原罪”条件下，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都会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美元化。
2、害怕浮动论
该理论是由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A.Calvo教授和CarmenM.Reinhart教授于1999年和2000年提出的。指出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却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害怕浮动的现象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一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害怕浮动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货币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会损害这些国家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同时也不愿意本国的货币贬值，因为会伤害进口。主要政策建议是害怕浮动是合理的，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性原因的体现，包括出口结构、产品结构等，最好的办法也是采取美元化。
3、中间制度消失论
该理论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Barry于1994和1998提出的，认为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制度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其逻辑是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货币当局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稳定和货币独立，与“铁三角理论”类似，一国要么选择汇率稳定而放弃货币，要么放弃汇率稳定而坚持货币独立。这一理论对现在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挑战。
4、退出战略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制度退出的战略，研究一个国家应如何退出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选择更合理的制度，应如何退出。1998年Eichengreen.Barry和Paul.Masson在IMF的广份报告中提出三个结论：一个高通胀的国家在实行盯住汇率之后不久就应改为采用弹性汇率制；退出的时机应选择外汇市场比较平静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机；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属于被动退出，就需要行动迅速，并采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币过度贬值。以上结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选择汇率退出机制的国家的一种战略建议。
从现在汇率理论的发展来看，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没有突破，而有关汇率制度选择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
三、现代主流金融理论面对的挑战
1、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沿革
现代金融理论的理论体系有两部分：一是金融经济学，二是公司财务学。
金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已存在了50年，主要包括Harry.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和现代组合理论（1952）、William.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3）、Eugene.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1970）和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1973）。在公司财务学方面，阶段性的代表是Franco.Modigliani和Merton.Miller的MM定理（1958年），以及信息经济学出现后，在公司财务理论方面的新发展：激励理论、示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这两方面理论的基础都是有效市场假说，它是主流金融理论的基石。其对主流金融理论的主要贡献一是理性人假设，它是分析的起点；二是套利方程，为套利行为的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但有效市场假说在解释金融现象时遭遇了尴尬。一是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因为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股票市场的任何波动都应该归因于新信息的，但在黑色星期一以前，并没有预示股价暴跌的新信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0%的股价暴跌？二是红利之迷与套利理论：根据套利理论，红利和资本利得对投资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在取消红利支付时，却引起了股东的强烈不满，而在股票价格下跌时，股东对在资本利得方面的损失并没有表示如此强烈的不满，应如何解释？三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与B-S模型。模型的创始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但公司却破产了。
2、行为金融学理论
以上三个现象无法用传统的金融理论解释，因此行为金融学理论开始挑战传统的金融理论。1951年俄勒冈大学的O.K.Burrel教授所写的文章《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PossibilityofAnExperimentalApproachtoInvestmentStrategies）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因为解释的是金融现象，因此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后来俄勒冈大学的Paul.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1972）所写的《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StudyofHumanJudgement）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这一理论产生时是主流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占统治地位，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90年代，随着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开始关注行为金融学。这一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体现为：
（1）对“理性人”假说的质疑，即投资者并非理性的经济人，往往有三大心理特征：一是自信情结，通常倾向于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判断力；二是避害优先，在从事金融交易时，从内心来看，对利弊的权衡是不均衡的，避害的权重是趋利的两倍；三是从众和时尚心理，在从事金融交易时，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的改变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结论是在金融交易中，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将使其实际决策过程偏离经典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并且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统计平均而消除。
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对其它相关方面也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如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行为组合理论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挑战、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CAPM的挑战。BAPM模型是1994年提出的，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事实上，这两类交易者在市场上是互相作用的，共同决定证券市场的价格，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两类交易者的比重，如果是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那么市场是有效的，如果是后者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市场是无效的，这是BAPM模型对CAPM模型的调整。
（2）行为金融学对红利之谜也进行了解释：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投资组合放在不同的意识帐户中，有两类帐户，一是应付资产价格下跌的帐户，比如现金和债券，另一类是应付资产价格上升的帐户，如股票和期权，投资者对这两类帐户的风险偏好非常不同，前一个是极端风险厌恶，后一个是极端风险偏好。因此，在红利之谜中，纽约电力公司的股东是在心理上将其投资分为两个帐户的，股票价格的下跌属于资本意识帐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是属于红利意识帐户的损失，虽然两个帐户损失的数额相同，但对于投资者的意义从心理上是非常不同的。
行为金融学提出了所倡导的投资策略：资金平均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时间分散策略（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mentStrategy）和惯易策略（MomentumTradingStrategy.
（3）货币危机的行为金融学解析
从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目前的阿根廷危机中都存在一些非理，对此，有以下代表性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区域间外贸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之一，沿海地区外贸发展要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贸易环境“软”因素如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贸易环境竞争因素，找到两市乃止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外贸发展上扬长避短、协同发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国际贸易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成本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2 科技和人力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金融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融资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我们从银行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市场两个方面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的金融体系。（1）银行金融市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贷款，而存贷的数量和资金运转周期主要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青岛市经济发达，集中了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青岛双星等很多全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企业存贷款行为活跃；同时，东部发达省份人口众多，高收入人群大量集中于此，个人金融活动活跃；另外，从中西部流动之东部地区的进程务工人员一般将收入存在工作所在地银行机构，所有这些都促使青岛市等沿海地区银行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纷纷活跃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经济舞台上。至于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尤其是沿海几个大中城市。而相比之下，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资金吸纳潜力较小，且资金投放的风险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普遍设点较少，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只有少数几家在西部设有分支机构，因此武汉市等内陆城市银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2）非银行金融市场。相比银行金融活动而言，非银行金融活动受政府调控和影响较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资本“逐利”的市场天性使得以青岛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市的非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 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环境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管理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金融市场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财政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旅游、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输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参考文献:
[1]杨军.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演进[j].经济评论，2000,6.
[2] 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4.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区域间外贸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之一，沿海地区外贸发展要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贸易环境“软”因素如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贸易环境竞争因素，找到两市乃止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外贸发展上扬长避短、协同发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国际贸易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成本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2 科技和人力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金融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融资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我们从银行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市场两个方面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的金融体系。（1）银行金融市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贷款，而存贷的数量和资金运转周期主要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青岛市经济发达，集中了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青岛双星等很多全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企业存贷款行为活跃；同时，东部发达省份人口众多，高收入人群大量集中于此，个人金融活动活跃；另外，从中西部流动之东部地区的进程务工人员一般将收入存在工作所在地银行机构，所有这些都促使青岛市等沿海地区银行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纷纷活跃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经济舞台上。至于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尤其是沿海几个大中城市。而相比之下，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资金吸纳潜力较小，且资金投放的风险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普遍设点较少，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只有少数几家在西部设有分支机构，因此武汉市等内陆城市银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2）非银行金融市场。相比银行金融活动而言，非银行金融活动受政府调控和影响较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资本“逐利”的市场天性使得以青岛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市的非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 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环境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管理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金融市场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财政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旅游、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输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参考文献:
[1]杨军.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演进[j].经济评论，2000,6.
[2] 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4.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0-0012-08
区域金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活动或金融资源在若干区域的空间分布状态，但不均衡的金融资源将会通过产生金融空间运动和交互作用而影响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得到飞速发展，2014年，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和货币供应量已突破100万亿，而在1995年仅为5亿。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各城市之间更加不均衡，呈现出三种等级：落后、较发达和相对聚集。这种城市间金融发展的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金融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国外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我国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三方面的研究中。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以需求遵从和供应主导两种关系相互依存，当经济增长刚起步时，金融是带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快速稳定增长时期时，经济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存，也相互制约的关系。国内学者通过对我国省际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推动作用。我国金融市场的两大主要融资渠道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与银行信贷，前者可通过对外贸易一定程度上放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后者则可能因为资金过多流入低效国企而削减这种作用。关于区域差异的研究，刘华军（2012）和孙国栋（2012）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方法，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梁慧（2015）和李敬（2008）分别从不同角度分解这种差异，前者发现我国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是各地区间的差异，而后者则表明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更多地体现在城乡之间。在1992―2008年间，我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期，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呈现“U” 形走势。部慧（2014）、汤子隆（2013）和王认真（2013）分别对我国的金融业、金融活动和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金融业从全局看，空间聚集不显著，从局部看，具有一定的辐射效应；我国省域金融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且省域间金融活动的空间差异也在不断扩大；我国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在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对称分布时是均衡的，反之，不均衡。然而，以上研究多是针对国家层面，以省级数据为基础，而对全国地级市的研究较少，且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全局Moran I检验、局部Moran I检验和Moran 散点图分析等方法，来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空间分布动态演变的研究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构建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后的熵权法，对全国295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借助ArcGIS软件，直观地描述我国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情况，然后构建金融发展的重心模型，研究我国城市金融发展的重心迁移轨迹，最后将我国划分为经济区域，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剖析我国及经济区域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从而为我国金融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数据与方法
（一）指标、数据与地域单元的划分
1. 指标体系的构建。在研究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之前，首先应解决如何度量金融发展的问题。解运亮（2013）和郑少智（2015）均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以及效率来设计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金融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学者依据自身研究的侧重点，提出不同的因素指标。郑少智（2015）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选取指标，研究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刘同山（2011）将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指标直接作为因素指标进行分析。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可获得性原则，从经济因素、社会环境、人力资本和政治因素四方面，选取人均GDP、对外贸易程度、交通运输水平、信息化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就业情况和政府干预指数七项指标作为研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其中就业情况的计算，因各城市的劳动人口数据无法获取，选取就业人员数与该城市的总人口数比值来反映。具体定义如下：
2. 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基于年度数据，选取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评价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地级行政区中的30个自治州、8个地区和3个盟未作为研究样本单元，仅选取地级市和直辖市作为研究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和地区GDP根据2005―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整理获得，保费收入、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指标数据由2005―2014年《中国保险年鉴》整理获得，其中个别城市的部分年份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数据缺失，按其定义，运用保费收入与该城市总人口的比值和保费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分别计算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金融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主要从2005―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统计得来，部分缺失数据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获取。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因和青海的地级市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指标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在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时，样本城市个数为295个，而在分析驱动因素时，样本城市个数为288个，剔除了和青海的地级市数据。
3. 地域单元的划分。为研究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本文将全国划分为经济区域，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提出的方法进行划分。其中，广东、福建、海南属于南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属于北部沿海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属于东北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属于长江中游地区；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属于黄河中游地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归属西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归属西北地区。
（二）研究方法
1. 改进后的熵权法。研究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首先需对金融发展的水平有一定了解，即选择合适的度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进行量化。本文选用改进后的熵权法来评价我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1）为消除各指标量纲，首先将数据标准化。公式：[mij=xij-xminxmax-xmin]，其中xij表示指标值，xmin表示第j项指标中的最小值，xmax则表示第j项指标中的最大值。
（2）考虑后面计算需取对数，为保证数值为正数，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线性平滑法处理，使其转化到[0.1，0.9]之间，公式：[m′ij=0.1+0.8mij]。
2. 重心模型。重心最初源于物理学，后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经济、人口和能量在空间上的聚集与扩散，将会导致重心的运动，同理，区域金融发展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也会导致金融重心的迁移。本文运用重心模型，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重心变化的研究，了解研究时期内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变化规律。依据重心模型理论构建金融发展的重心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Yit表示研究区域的城市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即分析全国金融发展驱动因素时，Yit代表全国288个城市中i城市t时期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此时i的最大取值为288；当分析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时，Yit代表南部沿海32个城市中i城市t时期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此时i的最大取值为32，依此类推。而x1it、x2it 、x3it 、x4it 、x5it 、x6it 和x7it是指i城市t时期影响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的因素，[α1]，…，[α7]均是待估参数，[α0]是常数项，[μit]是随机扰动项。
二、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一）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基于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依据改进后的熵权法的计算步骤，本文分别计算出2004―2013年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因研究的样本城市较多，本文主要对2004年、2009年和2013年排名在前10名和后10名的城市进行分析，具体排名及综合指数见图1、图2。
图1和图2中，各城市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由下到上依次减小，在全国城市的排名也依次降低。由图1可知，在2004年、2009年和2013年，北京、上海和深圳始终位居前三名，而广州、杭州、南京和太原虽然名次有所波动，但是仍在前10之列；2004年，东莞和西安分别位居第8名和第10名，但在2009年和2013年却被排挤出前10名，反而成都和昆明以较高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跻身前10名；观察排名第1和第10的城市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可以发现两者间差异较大，北京综合指数在0.01以上，而排名第10的城市始终在0.006左右徘徊；且前10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由图2可得，金融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位居后10名的城市变化较大，只有汕尾在2004年、2009年和2013年始终在第294和295名间徘徊；无论是2004年、2009年还是2013年，排名后10名的城市其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均在0.002左右，数据差异较小。
（二）金融发展的可视化描述
根据中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利用ArcGIS软件，分别绘制了2004年、2009年和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分布图。按照金融发展综合指数越大、发展水平越高的原理，将金融发展水平分为低等、中等、较高和高等四个等级，白色区域表示无数据的城市，具体如图3、图4和图5所示。
从图3、图4和图5可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金融发展分布不均衡。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与王伟（2014）基于适配城镇视角的中国城市金融发展格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且各省的省会城市相对本省其他城市，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如郑州、武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海口等。无论是2004年、2009年或是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发展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东部聚集而西部较扩散的状态。由以上3个图还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处于高等水平的城市，其相邻城市的金融发展一般也处于高等或较高等水平，而距离相对较远的城市则处于中等或低等水平，其中，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该特征较为明显。以金融发展高水平城市为中心，其对周边城市产生金融辐射效应，距离越近，效果越好。对于近距离城市，金融发展高水平城市可向其提供便捷、可靠的金融信息服务，传递先进的技术资源，从而促进其金融发展；而距离较远的城市，其金融资源要素，如资本、人才、市场和技术等，反而会被金融发展高水平的城市吸引，导致其金融发展较为缓慢。
根据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分布图，只能直观地描述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要更深入了解金融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差异系数是测算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指标，可表示为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其数值越大，表示数据离散程度越高。本文按照地域单元的划分，分别计算了全国及经济区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和差异系数，并绘制了2004―2013年综合指数的平均值和差异系数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如图6和图7：
从图6可以看出，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其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均大于全国平均值，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值远远高于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而我国的其他地区，如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等均在平均水平之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作为前沿阵地，其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始终位居我国前列，雄厚的资本、卓越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均为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2004―2013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呈现波动状态，东部沿海地区2004―2006年逐年增加，2006―2008年有下降趋势，2010―2011年又开始逐渐回升，而2011―2013年又呈缓慢下降趋势；而西北地区2004―2006年呈现下降趋势，2006―2013年又开始逐年上升。我国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较为稳定，在2004―2013年间波动不大。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一定程度上呈现线性变化，东北地区有逐渐下降趋势，而西南地区则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图7直观地描述了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差异的动态变化过程。我国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地区内的城市间差异高于全国城市间的差异，且北部沿海城市间差异大于东北沿海城市和南部沿海城市，而我国其余地区，如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等其城市间的差异均小于全国城市间差异。我国沿海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其金融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全国水平，且始终位居我国前列，而这些城市所在地区的其他城市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甚至部分排在我国后10名之列，如广东省的汕尾市和揭阳市，这必然会导致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均衡。相反，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虽然其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不高，均在0.003左右，但这两地区城市的金融发展差异较小。2004―2013年间，我国北部沿海城市间金融发展差异在逐渐减小，而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间的金融发展差异有缓慢增加的趋势。
（三）金融发展的重心移动轨迹
为分析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重心的空间分布与迁移特征，本文运用重心模型，分别计算了2004―2013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重心时空演变规律（见表3），因重心迁移距离较小，难以在整个研究区域中表示，因此，本文仅按一定比例，描绘了金融发展重心迁移图（见图8）。
由表3可得，2004―2013年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发展重心有小范围的移动过程，整体上，沿南偏西30.26°方向移动了277.85米。具体地，分为七个阶段：2004―2006年和2010―2011年，金融发展重心均沿南偏东方向移动，移动距离分别为117.5米和31.62米；2006―2008年和2009―2010年，金融发展重心分别沿南偏西方向移动了180.28米和120.83米；2008―2009年和2011―2012年，则分别沿北偏东71.57°和北偏西26.57°移动了31.62米和22.36米；而2012―2013年，金融发展重心则是沿正西方向移动了70米。且由移动距离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重心在这10年间移动范围较小，在2008―2009年和2010―2011年，移动距离基本相同。
我国自然地理重心坐标为（103.5°，36°），由图8可以看出，2004―2013年，我国金融发展重心相对自然地理重心而言，始终位于其东南方向，东部沿海的上海城市群和南部沿海的广州市和深圳市，金融发展始终占据我国前列，而我国西北地区金融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因此，推动和提升我国西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对于促进我国金融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移动方向来看，南北方位上，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发展重心有向南移动的趋势，而在东西方位上，存在时间拐点，如2006年 、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而这些拐点恰巧是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的拐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04―2006年，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增加，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重心向东移；2006―2008年、2009―2010年和2011―2013年，东部沿海地区综合指数减小，金融发展重心西移；2008―2009年和2010―2011年综合指数增加，金融发展重心又向西移动。由此可见，我国金融发展重心的移动方向很大程度上受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金融发展的影响。
三、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常见的有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利用F统计量检验可比较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劣，通过 Hausman 检验能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中筛选最优模型。为确定最佳模型，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之前，本文分别对全国及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F值分别为：154.45、119.29、142.31、279.85、91.97、38.13、152.09、75.93和43.02，均拒绝原假设，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否定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统计量结果分别为1182.11、163.86、388.76、858.47、245.67、144.66、126.68、115.81和69.73，且9个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5。因此，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分析全国和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如表4。
由表4可得，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并不完全相同。从显著水平来看，对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其金融发展受人均GDP（x1）、对外贸易程度（x2）、交通运输水平（x3）和政府干预指数（x7）的影响较显著；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其金融发展均受交通运输水平（x3）和政府干预指数（x7）影响；北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城市其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相同，除就业情况（x6）对两者无明显影响外，其他因素均对其金融发展存在一定影响；东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城市其金融发展均受人均GDP（x1）、信息化水平（x4）、就业情况（x6）和政府干预指数（x7）的影响；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城市其金融发展驱动因素较为一致，人均GDP（x1）、信息化水平（x4）、人均受教育年限（x5）和政府干预指数（x7）对两者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从系数的符号观察可得，政府干预指数（x7）对全国、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市金融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我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及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发展产生较大的引导作用，但对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却起到了一定的负向作用，表明这两个地区政府干预一定程度上反而抑制了其金融发展；人均GDP（x1）对我国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城市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表明这些地区的城市其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并未起到推动作用；对外贸易程度（x2）、交通运输水平（x3）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5）对于大多数地区城市的金融发展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推动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全国295个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金融发展的分布情况和重心迁移轨迹两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过程，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了全国及经济区域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就金融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城市间金融发展极不均衡，排名第一的北京和第二的上海，其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在0.01以上，而其他293个城市均在0.01以下，且与上海的综合指数相差较大。在2004年、2009年和2013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和太原排名始终比较靠前，均在前10名之列，而排名后10名的城市并不稳定，除了汕尾一直落在后10名之列，其他城市排名均有一定的波动。
第二，从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金融发展分布极不均衡，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以金融发达城市为中心，其对周围城市金融发展有一定辐射效应，距离越近，程度越高，辐射越充分；且整体上，自东向西，中国金融发展由聚集状态逐渐变为扩散状态。
第三，由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心移动轨迹可得，2004―2013年间，我国金融发展重心偏向于东南地区；在这10年间，金融发展重心移动范围较小，整体上，沿南偏西30.26°方向移动了277.85米；且中国金融发展重心的移动方向很大程度上受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金融发展的影响。
第四，在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方面，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但政府干预指数却是全国及经济区域共同的影响因素，可见在我国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政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沿海地区，其金融发展更多地受对外贸易程度和交通运输水平的影响；而信息化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则对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影响更大。
基于以上结论，在未来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采取相关区域政策，促进金融发展是必然之举，对于沿海地区，通过加大贸易程度、提升贸易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提高交通运输水平，进而促进该地区金融发展；对于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应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区域内人均受教育水平，重视人才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为金融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正视金融发展的不均衡，在塑造金融核心区的同时，缩小区域差异，保持区域内金融的均衡发展，对于中国西部金融发展较落后的城市，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大推动力度，促进西部城市金融发展，缩小东西部城市间的差距。重视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的联系，通过提高经济总量、调整经济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等方式，加快区域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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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沿海开发;金融支持;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59-02
一、金融业对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意义和支持方向
(一)国际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值得关注和借鉴
金融业要支持和服务于海门市乃至盐城、南通和连云港的其他沿海城市的开发,首先要理解沿海开发的国际经验和把握沿海开发的战略方向,一是门户城市在沿海开发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洛杉矶、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釜山等地都是沿海地区重要的门户城市。这些沿海地区开发之初,均采取做强门户城市,带动区域整体开发的思路。二是远洋深水大港的支撑作用。如洛杉矶大都市区拥有长滩和洛杉矶港,东京圈拥有横滨、川畸和千叶港,釜山大都市区拥有釜山港和大浦港。这些港口都是远洋深水大港,不仅带动了区域全球贸易进程,而且推动了沿线工业基地建设,为门户城市的枢纽功能发挥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三是以大运量高速交通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支撑。以高速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保证了重要的空间支撑,尤其是区域性高速干线对城市区域化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如在沿海区域城镇体系演化过程当中日本的新干线、韩国京釜高铁、美国的加州高速路网成为城镇体系集聚和连绵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接轨全球市场的产业政策。临港工业是世界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产业。沿海开发地区都主动接纳全球产业转移,发展临港产业,并积极进行新兴产业基地布局,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通过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城市化发展。
(二)金融业要准确把握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布局
1.基础设施先行,加大对以东灶港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力度。海门市东灶港是南通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是南通市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更是沿海开发的龙头工程,在海门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业要积极适应沿海开发战略定位要求,强化对东灶港港口体系对区域城市化的支撑功能。加大对以高速公路、沿海铁路、航道等为主的交通网络和码头、道路、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形成港口群强有力的配套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2.以产业为主导,大力支持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培育特色产业基地。沿海大开发,产业是载体,大项目是关键。金融要积极策应沿海开发产业战略重点,积极支持海门市建设海工装备、大飞机制造、机电、食品制造等临江工业和以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现代纺织等新兴和优势产业,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对现代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支持,促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基地建设。
3.以城市化为支点,加大海门市城市化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城镇建设步伐。目前海门市沿海开发围绕“昨日垦区、今日园区、明日城区”的总体目标,新区总体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着力打造的沿海临港产业平台之一。金融业要突出重点,积极推进海门市新区城市化战略,通过城建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个人住房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做大做强海门港工贸区、滨海新区、临江新区、海门工业园区四大新兴城市群。
4.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积极支持滩涂开发、农业产业化和生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投入,切实支持以特色瓜蔬、特经特粮、四青作物、果品苗木、优质家禽、海门山羊、优质水产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支持以着力建设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区为重点的滩涂开发,支持以开发和保护并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加快推进高校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商品化,促进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
5.以中小企业为补充,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活力。江苏沿海开发战略为大批民营中小企业搭建了发展平台,为民营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提供了机遇。同时,大批的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追求也为沿海开发带来了发展动力。海门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名列南通县市区之首,于是海门市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金融业要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入,积极支持和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持续活力。
二、拓宽视野,创新推动,全方位打造沿海开发金融战略新格局
(一)“突出一个核心”,就是要突出以吸引股权性资金为核心,有效撬动金融杠杆,发挥金融对沿海开发的支撑作用
沿海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推动,资金的来源是金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先导性的股权性资金更应作为核心对待。因为无论是采用银行贷款、发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已经设立、资本金到位或符合项目融资资本金条件的基础之上。从另一方面说,取得股权性融资后吸引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性融资难度相应降低。因此,吸引股权性融资在沿海开放战略的金融支持与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推动两大突破”,就是要围绕难点,重点在创新和机制上实现突破,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1.推动创新突破。沿海开发,金融创新是助力器。金融业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措施,密切跟踪金融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和组合各种金融工具,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创新拓展融资空间,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担保方式的创新。比如海门沿海有25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探索以这片海域使用权抵押进行融资;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如通过汽车金融服务网络给汽车生产商在全国的汽车经销商提供授信支持,并与企业的销售资金回笼进行实时对接和有效管理,实现了银企双方的价值提升和共赢;三是新兴市场融资产品的应用,如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理财等产品,就是在银行贷款之外充分利用各类新兴市场筹集的资金,不但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大大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2.推动机制突破。以全球化的视野,放眼国际国内市场,从机制上突破,创造更加优惠的条件,鼓励参与沿海地区金融体系建设。例如鼓励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信托、金融租赁公司等到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组建沿海开发产业基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增资或设立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带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快速发展等。
(三)“实现四大融合”,就是要融合金融要素和资源,汇聚更大的力量支持沿海开发
1.促进各种金融业态经营相融合。充分利用银行、信托、投行、基金等各自经营优势,对各业态产品与服务进行嫁接和融合,形成有效顺畅的融资体系。如以股权信托募集资金作为股权性资金,嫁接银行贷款资金;以公开发行、直投等方式满足资本金要求,嫁接银行、保险、信托贷款等债务性资金等。
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运用相融合。综合运用IPO、股权私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产品和银行贷款、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收益凭证、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产品融合运用,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3.政府引导资金与民间资本相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和民间资本各自的特长,适宜政府投资的领域由政府主导,其余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和发展,以小投入带动大投资,综合运用BOT、BT、PPP等多种方式吸引资金,或以出售资产、发行债券和租赁承包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开发等。
4.金融资金与产业资本相融合。产业资本是先导性的资金,金融资金对产业资本的跟随效应十分明显,但金融资金同时又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复制效应和衍生效应。沿海开发必须以产业资本先导性进入带动金融资金的跟进,从而带动金融资金和产业资本互动效应的发挥。
三、政府护航,着力打造沿海开发的金融外部配套环境和体系
1.加强政府主导,搭建以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和政府投资主导的投融资平台为核心的两大平台。一方面,发挥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搭建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利用会、恳谈会、网站、刊物等形式,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企业及项目的沟通联系,主动传递沿海开发信息,实行重大项目银企对接,并在项目推进上加强衔接,使金融机构了解项目行政审批进度和投资进展,方便融资审批对接和安排。另一方面,设立沿海开发省级投融资平台,借鉴高速公路开发的经验,以平台筹措和集中管理资金,统筹规划,避免各市各自为政、互相割裂的局面,努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科学化投融资体系。
2.引导金融资源向临港工业倾斜。研究出台财政贴息等专项政策,对信贷资源投入总量或重点项目、小企业具体单项业务考核进行激励引导,鼓励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沿海地区。鼓励保险、信托资金进入沿海开发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推动沿海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3.积极优化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沿海地区金融活力和竞争力。社会信用和金融生态环境是沿海开发中不可流动的资源禀赋,也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在企业注册登记、项目报批、完善产权交易等方面,减少环节,缩短时间,降低费用,提高效率,解决制约投融资发展的软环境因素,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沿海开发;二是倡导重大项目银团融资,创造有序竞争和合作环境,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沿海开发。加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创造适应金融创新的宽松监管氛围;三是从政府自身做起,加强信用宣传,主动协助化解区域内金融不良资产,完善针对企业逃废债等行为的刚性约束机制,保护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积极性,努力构建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向楠.构建江苏沿海开发投融资体系的思路及建议[J].特区经济,2010,(3).
[2]聂琳琳,刘传哲,唐安宝.后危机时代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金融支持[J].商业经济评论,2010,(4).
[3]裴平,刘璐.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J].现代金融,2010,(7).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有效促进了我国 经济 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区域间外贸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之一，沿海地区外贸发展要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 地理 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贸易环境“软”因素如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贸易环境竞争因素，找到两市乃止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外贸发展上扬长避短、协同发展。
法国著名 历史 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 发展战略 ，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 投资 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 国际贸易 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 公共 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 交通 运输 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 管理 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 融资 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 成本 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 债务 风险日益突出。
2 科技和 人力 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 市场 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 经济 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 跨国公司 作为国际 投资 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 历史 文化 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 教育 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 金融 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 金融发展 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 融资 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 发展战略 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 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 环境 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 经济 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 管理 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 人力 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 人力资源 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 金融 市场 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 财政 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 投资 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 环境 。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 地理 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 旅游 、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 运输 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 历史 悠久、 文化 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参考文献:
[2] 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与 中国经济 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4.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沿海开发;金融支持;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59-02
一、金融业对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意义和支持方向
(一)国际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值得关注和借鉴
金融业要支持和服务于海门市乃至盐城、南通和连云港的其他沿海城市的开发,首先要理解沿海开发的国际经验和把握沿海开发的战略方向,一是门户城市在沿海开发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洛杉矶、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釜山等地都是沿海地区重要的门户城市。这些沿海地区开发之初,均采取做强门户城市,带动区域整体开发的思路。二是远洋深水大港的支撑作用。如洛杉矶大都市区拥有长滩和洛杉矶港,东京圈拥有横滨、川畸和千叶港,釜山大都市区拥有釜山港和大浦港。这些港口都是远洋深水大港,不仅带动了区域全球贸易进程,而且推动了沿线工业基地建设,为门户城市的枢纽功能发挥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三是以大运量高速交通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支撑。以高速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保证了重要的空间支撑,尤其是区域性高速干线对城市区域化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如在沿海区域城镇体系演化过程当中日本的新干线、韩国京釜高铁、美国的加州高速路网成为城镇体系集聚和连绵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接轨全球市场的产业政策。临港工业是世界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产业。沿海开发地区都主动接纳全球产业转移,发展临港产业,并积极进行新兴产业基地布局,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通过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城市化发展。
(二)金融业要准确把握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布局
1.基础设施先行,加大对以东灶港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力度。海门市东灶港是南通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是南通市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更是沿海开发的龙头工程,在海门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业要积极适应沿海开发战略定位要求,强化对东灶港港口体系对区域城市化的支撑功能。加大对以高速公路、沿海铁路、航道等为主的交通网络和码头、道路、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形成港口群强有力的配套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2.以产业为主导,大力支持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培育特色产业基地。沿海大开发,产业是载体,大项目是关键。金融要积极策应沿海开发产业战略重点,积极支持海门市建设海工装备、大飞机制造、机电、食品制造等临江工业和以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现代纺织等新兴和优势产业,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对现代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支持,促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基地建设。
3.以城市化为支点,加大海门市城市化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城镇建设步伐。目前海门市沿海开发围绕“昨日垦区、今日园区、明日城区”的总体目标,新区总体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着力打造的沿海临港产业平台之一。金融业要突出重点,积极推进海门市新区城市化战略,通过城建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个人住房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做大做强海门港工贸区、滨海新区、临江新区、海门工业园区四大新兴城市群。
4.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积极支持滩涂开发、农业产业化和生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投入,切实支持以特色瓜蔬、特经特粮、四青作物、果品苗木、优质家禽、海门山羊、优质水产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支持以着力建设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区为重点的滩涂开发,支持以开发和保护并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加快推进高校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商品化,促进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
5.以中小企业为补充,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活力。江苏沿海开发战略为大批民营中小企业搭建了发展平台,为民营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提供了机遇。同时,大批的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追求也为沿海开发带来了发展动力。海门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名列南通县市区之首,于是海门市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金融业要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入,积极支持和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持续活力。
二、拓宽视野,创新推动,全方位打造沿海开发金融战略新格局
(一)“突出一个核心”,就是要突出以吸引股权性资金为核心,有效撬动金融杠杆,发挥金融对沿海开发的支撑作用
沿海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推动,资金的来源是金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先导性的股权性资金更应作为核心对待。因为无论是采用银行贷款、发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已经设立、资本金到位或符合项目融资资本金条件的基础之上。从另一方面说,取得股权性融资后吸引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性融资难度相应降低。因此,吸引股权性融资在沿海开放战略的金融支持与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推动两大突破”,就是要围绕难点,重点在创新和机制上实现突破,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1.推动创新突破。沿海开发,金融创新是助力器。金融业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措施,密切跟踪金融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和组合各种金融工具,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创新拓展融资空间,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担保方式的创新。比如海门沿海有25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探索以这片海域使用权抵押进行融资;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如通过汽车金融服务网络给汽车生产商在全国的汽车经销商提供授信支持,并与企业的销售资金回笼进行实时对接和有效管理,实现了银企双方的价值提升和共赢;三是新兴市场融资产品的应用,如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理财等产品,就是在银行贷款之外充分利用各类新兴市场筹集的资金,不但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大大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2.推动机制突破。以全球化的视野,放眼国际国内市场,从机制上突破,创造更加优惠的条件,鼓励参与沿海地区金融体系建设。例如鼓励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信托、金融租赁公司等到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组建沿海开发产业基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增资或设立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带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快速发展等。
(三)“实现四大融合”,就是要融合金融要素和资源,汇聚更大的力量支持沿海开发
1.促进各种金融业态经营相融合。充分利用银行、信托、投行、基金等各自经营优势,对各业态产品与服务进行嫁接和融合,形成有效顺畅的融资体系。如以股权信托募集资金作为股权性资金,嫁接银行贷款资金;以公开发行、直投等方式满足资本金要求,嫁接银行、保险、信托贷款等债务性资金等。
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运用相融合。综合运用ipo、股权私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产品和银行贷款、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收益凭证、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产品融合运用,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3.政府引导资金与民间资本相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和民间资本各自的特长,适宜政府投资的领域由政府主导,其余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和发展,以小投入带动大投资,综合运用bot、bt、ppp等多种方式吸引资金,或以出售资产、发行债券和租赁承包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开发等。
4.金融资金与产业资本相融合。产业资本是先导性的资金,金融资金对产业资本的跟随效应十分明显,但金融资金同时又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复制效应和衍生效应。沿海开发必须以产业资本先导性进入带动金融资金的跟进,从而带动金融资金和产业资本互动效应的发挥。
三、政府护航,着力打造沿海开发的金融外部配套环境和体系
1.加强政府主导,搭建以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和政府投资主导的投融资平台为核心的两大平台。一方面,发挥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搭建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利用会、恳谈会、网站、刊物等形式,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企业及项目的沟通联系,主动传递沿海开发信息,实行重大项目银企对接,并在项目推进上加强衔接,使金融机构了解项目行政审批进度和投资进展,方便融资审批对接和安排。另一方面,设立沿海开发省级投融资平台,借鉴高速公路开发的经验,以平台筹措和集中管理资金,统筹规划,避免各市各自为政、互相割裂的局面,努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科学化投融资体系。
2.引导金融资源向临港工业倾斜。研究出台财政贴息等专项政策,对信贷资源投入总量或重点项目、小企业具体单项业务考核进行激励引导,鼓励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沿海地区。鼓励保险、信托资金进入沿海开发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推动沿海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3.积极优化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沿海地区金融活力和竞争力。社会信用和金融生态环境是沿海开发中不可流动的资源禀赋,也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在企业注册登记、项目报批、完善产权交易等方面,减少环节,缩短时间,降低费用,提高效率,解决制约投融资发展的软环境因素,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沿海开发;二是倡导重大项目银团融资,创造有序竞争和合作环境,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沿海开发。加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创造适应金融创新的宽松监管氛围;三是从政府自身做起,加强信用宣传,主动协助化解区域内金融不良资产,完善针对企业逃废债等行为的刚性约束机制,保护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积极性,努力构建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编辑
参考文献:
[1]向楠.构建江苏沿海开发投融资体系的思路及建议[j].特区经济,2010,(3).
[2]聂琳琳,刘传哲,唐安宝.后危机时代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金融支持[j].商业经济评论,2010,(4).
[3]裴平,刘璐.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j].现代金融,2010,(7).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小企业;人才回流;人才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139-03
自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金融和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纵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小于对沿海经济的影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小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对内向型经济的影响小于对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对服务业经济的影响小于对制造业经济的影响(王一凡,2009)。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对中西部中小企业的波及和影响较小,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也给中西部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特别是提供了一个实施人才发展战略的良机。
一、金融危机下人才流动的态势
人才流动与经济环境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不但人才的流动率会有所不同,其流动形态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宏观水平来看,经济环境的好坏与人才主动流动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人才回流(其内涵可见下文)呈负相关关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经济环境呈现较差的局面。较差的经济环境对我国人才供求状况和企业岗位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沿海地区的岗位需求减少、人才供求关系失衡;而中西部中小企业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岗位需求和人才供求状况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这种人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对比差异导致金融危机下人才流动会出现以下态势。
1.人才主动流动明显减少。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及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原来认为有“资本”跳槽的人才,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推迟跳槽或静观其变;而那些企业对其依赖性本来就不强的人员,会更加珍惜当前的岗位,主动流动的可能性极小;至于一般的人才,即使不满意当前职位,有主动流动的意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不敢轻易离职。所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使得很多人“甘于现状”,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向企业主动提出离职的可能性很小,人才主动流动将明显减少。
2.沿海人才“回流”渐成趋势。一般情况下,人才流动的主流方向都是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这种流动方式一般称之为人才外流),但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人才会出现逆向而动的规律,即人才的逆向流动(这种流动方式称之为人才回流)。受国际金融风暴的袭扰,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利润下滑,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制造企业迅速收紧扩充步伐,岗位需求急速下降,导致大批工人被裁。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裁员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就业形势日趋紧张,致使许多中西部外流人才纷纷踏上返乡的路程。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人才的逆向流动渐成趋势,回流人才的数目较以往有显著提高。
二、金融危机下引进人才的成本分析
根据人才配置的反周期原理,人才价格随经济周期同步涨落,越是经济低迷,人才就越是便宜,引进成本越低(刘祖华,2009)。因此,引进人才要逆经济周期而动,越是经济低迷,就越要重视和着力引进优秀的人才。企业引进人才的成本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的获取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等(舒敏芬,2005)。
1.人力资源的获取成本。是指组织在招募和录用员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招募成本、选择成本、录用成本和安置成本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岗位需求减少,人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企业招募和录用人才变得容易,所支付的成本较之以前有明显的降低。以广告费为例,同样的广告媒体、同样的版面、同样的广告费用所吸引的人员可能会数倍地增长,甚至是几十倍地增长。换句话说,要想吸引同样数量的人员,广告费的支出就可比原来降低几倍。
2.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是组织为提高员工的生产技术能力,以便于使之适合组织任务,增加组织人力资本的价值而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岗前培训成本、岗位培训成本、脱产培训成本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回流人才大多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岗位技能,招来即可上岗,无需太多培训,最多也不过是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培训,因培训所支付的成本就会很少。
3.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是组织在使用员工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在金融危机下,面对就业的压力和失业的威胁,很多人才为了能很快找到工作,甘愿自降薪水;与此同时,为维系自身的职位,员工所表现出的工作意愿会很强,付出的超额贡献也很高,企业用于人力资源的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自然就低。
比较而言,金融危机下企业引进人才的成本要比正常情况下低得多。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在给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中西部中小企业带来了低成本地引进企业所需人才的良机。
三、金融危机下中西部中小企业的人才战略
沿海地区人才的回流正是中西部中小企业获取人才优势的极好机会,中西部中小企业应抓住机会,充分利用宽松的人才环境,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低成本地引进企业当前和未来所需人才,进一步赢得人才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人才战略的有效实施。
1.盘点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对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全面综合分析,这是企业制定人才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对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存量进行全面的核查,即根据企业战略目标和任务的需要对企业内部人才的质量、数量、结构和潜力等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董克用 等,2007)。人力资源盘点除了要对员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学历、职称、专业等人事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盘点。能力的盘点主要是对业务能力、人际关系能力、成就能力等反映人力资源现实性和发展性的能力进行分析。分析中要能找出企业目前拥有以及未来需要的关键技术与关键能力,并建立追踪员工能力现状及其发展性的管理系统。通过人力资源盘点,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数据资料明确目前的人力资源配置现状,为更好地配置人力资源奠定基础,帮助企业分析在金融危机下现有人力资源的优劣势,为不断适应企业发展的人才战略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2.构建高绩效的人才标准,调整企业的人才结构。基于金融危机下人才的供给状况,企业可以以高绩效的人才标准,对现有人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素质能力结构等进行调整和优化。一直以来,企业的管理者们更多地是从岗位的角度出发考虑任职资格问题,强调的任职条件只是“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在每个岗位上绩效水平优异者所具备或体现的素质特点。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叫做任职资格,而某个岗位上绩效优异者所具有的素质特点则叫做胜任素质。企业应根据岗位的要求以及所处的环境,明确能够保证人才胜任该岗位工作、确保其发挥最大潜能的胜任特征,并以此为标准来对人才进行挑选和调整。所以,企业可以从胜任素质的角度来构建基于高绩效的人才标准,适时地从沿海回流人才中选聘、培养能够创造优异绩效的人才,这样才能为企业持续高效的发展奠定基础。
3.利用人才回流之势,积极吸纳企业所需人才。此次回流的人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回流人才大多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技能,招来即可上岗,无须培训;同时许多回流的人才也带回了资金,甚至带回了市场和人脉。第二,求职领域多元化。据了解,以往中西部地区“才市”中多是些文员、销售、会计等行业的求职者。现在,回流人才给中西部的“才市”带来了多元化的趋势,如法务、模具设计、电子技术等各个领域,都聚集了相当多的人才。特别是“蓝领”回流,将很大程度上弥补中西部市场技术人才紧缺的局面。同时,随着沿海地区管理人才的回流,过去久寻不到、屡求不来的人才,现在比较容易就可以找到了。某种程度上,这次人才回流潮,改善了中西部企业原先面临的人才荒,特别是那些从沿海地区回流的中高层人才,普遍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正是中小企业急需的。
4.制定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人才储备战略。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人才储备的竞争。中小企业进行战略性人才储备,不仅需要从内部进行准备,更重要的是要能利用外部的人才资源,进行前瞻性的人才招聘(欧立光 等,2007)。因此,企业除了要积极吸纳当前岗位所需人才外,还要能利用现在有利的人才环境为企业的未来储备一定数量的人才。企业在这个环境下进行人才储备,可以与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善、调整结合起来。适当的调整岗位、裁减冗员、优化用人机制,促成人才梯队的形成,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和预测经济复苏时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提前引入具有岗位胜任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样更有利于实现组织更新换代与后继力量的补充。另外,要随时关注宏观经济的走势和人才市场的供求状况,适时调整自己的人才储备战略,使企业的人才储备战略始终处于动态之中。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导致人才的需求锐减,大量人才回流。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相比沿海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如果能够抓住一切有利契机,变“危机”为“机遇”,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大量回流人才,适时调整人才战略,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才标准,积极吸纳企业所需人才,促成企业人才梯队的形成,及时低成本地为企业的未来储备一定数量的人才,那么中小企业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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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turn of Talent and Talent Strateg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under Financial Crisis in Midwest Areas
HUO ShengnianBAI Li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01)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1篇
一、打造河北省沿海经济隆起带问题的提出
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推进沿海地区开发开放，加快培养沿海经济隆起带，是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盛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同时，要坚持沿海与腹地互动，统筹推进沿海经济隆起带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形成协调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此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基于对河北省发展形势、自身特点的正确判断而提出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举措，是打造具有“实力、活力、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发展强省的强大引擎[1]。同时，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是遵循生产力布局规律的必然选择。自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沿海逐渐成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是推动全国经济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全国角度看，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崛起是平衡河北东部沿海区域发展水平，实现布局合理化，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是带动河北省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综上所述，打造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是建设沿海经济强省的突破口。
资金的支持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贷；财政支出；外商投资；民间投资； 证券融资等。资本市场融资使资金流行高效企业，此外，外资和自筹资金的效率是无需担心的，政府预算也不会成为影响地区资金效率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市场融资的关键所在是银行体系的信贷[2]。这也为我省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提供了重要思路——金融支持。
二、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与困难
（一）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
1.政策的出台提供强有力支持
（1）在政策上，河北省处于发展金融业最好时期，石家庄出台了《关于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提出打造“总部金融的战略构想”，同时先后出台了相关文件，如：《河北金融业发展规划（2009—2013）》、《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建议》等，如此政策优惠环境前所未有[4]。正当时机，伴随着打造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口号的提出，金融业的发展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大力展开。
（2）环渤海区域合作和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大趋势，我省金融发展的相对趋势正在逐步优化，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2009年在廊坊举行的5.18经贸洽谈会上就曾经吸引了22家知名金融机构，140多位金融领域高管来考察洽谈项目。2010年在唐山曹妃甸工业区也举办了大型的人才洽谈会，为我省沿海工业区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人才。从而为我省沿海经济隆起带提供了金融支持的便利条件。
2.河北沿海地区工业化的加快推进，为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河北省沿海地区紧邻渤海湾，境内有秦皇岛港、唐山港（包括京唐港区、曹妃甸港区）和黄驊港。唐山港曹妃甸工业区将发展高质量钢铁，装备、制造、化工、物流等临港产业，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以黄骅为依托的沧州渤海新区将重点发展化工、物流临港产业；而秦皇岛临港经济区将重点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滨海旅游等产业，成为环渤海经济带的新亮点[4]。各大港口高新产业的高速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这就为金融支持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
1.金融组织机构不健全
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需要有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壤括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地区在内的唐山、秦皇岛、沧州三市的金融机构单一，且分布不均，主要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民营金融机构少，几乎没有外资银行。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组成结构上都明显高于河北沿海地区，而仅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少数几个民营金融机构难以满足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2.金融创新不足
与金融机构的单一性相伴随的往往就是金融创新不足。在河北沿海地区金融交易除了通用纸币外主要是存款、货款、结算凭证等信用工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金融工具在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过低。如期货、期权合约等高级金融工具更是罕见。例如，在东部发达沿海地区广泛使用的结算方式—商业票据，在河北沿海地区使用就是少之又少。更如票据贴现、转贴现、再贴现就更是寥寥无几了。综上，河北沿海地区的金融创新不足就直接预示着该地区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服务种类有限。这些悠闲地服务会削弱投资增长的潜力—储蓄，影响沿海经济隆起带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力度。
三、金融支持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增长的对策
（一）优化、组合区域金融机构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发展
为使区域金融业更好发挥自身优势，重新优化组合金融资源，并在高竞争体系下健康发展，金融机构正面临着并购，或者被并购的局面。在河北省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河北省域内，无论是继续壮大的商业银行还是鼓励股份、外资银行的发展，并购为一条有效途径。同时，这样可以大大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更好的促进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二）促进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金融创新
1.金融业务创新
区域金融创新是区域金融机构发展的与源泉动力，如下图为金融业务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2.金融人才创新
人才是任何产业的无形资产，是竞争的关键，金融产业尤为如此。拥有丰富的知识能源并能够运用好这些资源，便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河北沿海地区要尽快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人才吸引、开发、培养、激励和保全的人才战略，实行公平竞争的员工聘用制度；人尽其才的岗位调配制度；任人唯贤的干部聘用制度，最大限度的发挥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要积极向各地招揽金融人才，为金融创新注入新血液；带来新产品；灌输新理念，使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的金融产业实现吐故纳新；不断完善自我，加速金融业的全面发展。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 金融高职教育 国际化人才
一、“一带一路”及其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统称，这二者均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出来的，前者是其在2013年9月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的，后者则是其在2013年10月L问东盟时首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包括以下三条线路：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有以下两个走向，那就是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欧洲；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的两端，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则是高度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这二者打通，则无论是对我国，还是对沿线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说来，对我国的意义主要有促进产业调整与转移打破能源壁垒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国家安全；对区域内沿线国家的意义，则主要体现在能够打造利益、责任和命运三者相统一的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成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互信的，在文化上是相互包容的，在经济上则是融合为一体的，它在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对于各个成员国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乃至于世界和平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金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
（一）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是“牛鼻子”。这一作用需借助以下四种渠道才能最终得以发挥：
第一，支持实体经济的建设，满足其发展的资金需求。
第二，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根据经验数据，基础设施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前者每增加10个百分点会带动后者增长1%。
第三，支持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其中，支持我国的优质装备走出去，有助于我国相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也是我国金融支持的重点；而把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引进中国来，则可使我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大大加快，并对多方资本起到“半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成倍增加有效需求。
第四，支持节能、环保的绿色经济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缩写AIIB，已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1月16日开业运营，初期的重点投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交通、能源、物流和城乡发展。
2.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组建的丝路基金，全称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运营，并于2015年12月14日设立了它的首个专项基金，即中国―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专项基金。
3.除了2以外的其他各类多边或双边合作基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对于新建立各类多双边合作基金，还是对于扩充已有的多双边合作基金，都非常积极踊跃，金融合作正以迅猛之势展开，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4.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其中，已签署协议的有近50个项目，涉及矿产、煤气、电信、电力、农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已实施的有22个项目，累计贷款余额在100亿美元以上。
（三）当前金融支持“一带一路”过程中尚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很多，有数十种货币存在，许多国家货币制度复杂但落后，金融体系也不完备，严重依赖美元等大国货币，来进行大宗商品开采、运输和销售的计价和结算，美元在其整个货币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单方面对其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时，就极易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
第二，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投融资平台为我国发起设立的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从资金来源角度看，这三大平台的资本金加在一起共有2400？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需求却高达8万亿美元，二者相距甚远，资金缺口很大。从资金运用即投资角度看，这三大平台现有的投资模式过于单一，无法满足各种类型融资的需要，亟待金融创新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以使多层次、高效率的“一带一路”建设投资体系早日建立。
（四）“十三五”时期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一带一路”作用的对策
第一，继续加大跨境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增加“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机构的数量。通过继续放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贷款的审批条件，扩大人民币境外贷款的规模，同时，对所有的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均持鼓励态度，无论其投资者是个人还是机构，也不论其是境外的还是境内的投资者。发行以人民币为面值的债券，使人民币回流中国的渠道加宽、与其他国家货币互换的程度加深，最终实现人民币在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二，在我国的帮助下，区域内国家的跨国证券交易所得以建立，直接融资得到发展。同时，逐步有计划地放开我国的资本市场，以使区域内的优质企业有机会对我国进行证券投资。这样，人民币对外投资更加方便，从而人民币对外供给增加；当海外人民币有投资于国内的需求时，可供其选择的投资对象也更加丰富了。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大有助益，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奠定基础。
第三，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激励我国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支行，以便为在“一带一路”进行投资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内企业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在金融业不是很发达的沿线国家，我国商业银行与我国企业的这种同步跟进尤为必要。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有相当多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都各不相同，作为一个金融大国，中国有责任为这些国家（尤其是其中较落后的国家），设计出品种丰富、符合其实际融资需要并且极具个性化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三、我国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金融高职院校怎么办？
（一）辽宁金融职业学院发展概况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是辽宁省内唯一一所金融类高职院校，已有62年的办学历史，在金融领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1.历史回眸一――辽宁银行学校。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的前身是195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丹东市成立的辽宁省银行干部学校，1961年学校迁址沈阳市东陵区中马村，1978年在辽宁省银行干部学校基础上成立了辽宁银行学校。
2.历史回眸二――辽宁金融职工大学。1985年，辽宁银行学校迁至沈阳市新城子区虎石台镇，同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国家教委备案，又成立了辽宁金融职工大学，在举办中等教育的同时，开展成人专科层次教育。
3.新的征程――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的成立及发展。2001年初，学校划归地方，2002年1月，经省政府批准，学院转制更名为辽宁金融职业学院。自此，学院开始举办高等职业教育。2006年9月，学院顺利通过辽宁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水平评估；2013年被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工作50强院校；2014年成为辽宁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单位。
（二）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的实践与思考
结合我校现有的条件和发展目标，在服务中国金融业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我校积极探索与实践：
1.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第一，已有条件：2002年以来，我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与韩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十余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在语言培训、学生交换学习、继续教育、学术交流等领域进行合作，总体办学水平及办学实力不断提高。第二，发展目标：在上述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并为契合我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合作空间”的发展目标，今后我校应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点对象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具体采用培养或培训、互相承认学分、师生交流、金融研讨等方式。
2.创新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开发线上金融课程。第一，已有条件：开发并推广线上金融课程，首先要有互连网的技术支撑。最近四年来，数字化校园建设（二期工程）在我校有序展开，为此投入了1100多万元的资金，信息化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开发并推广线上金融课程，还要有配套的线下实训基地。目前，我校有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建设项目1个，辽宁省职业教育创新型实训基地建设项目2个。第二，发展目标：在上述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并为契合我校“改革教育教学模式，促进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和“实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目标，今后我校应陆续开发线上金融系列课程，然后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院校开放和推广，同时，为了提高线上金融课程的使用效果，还应将我校中央财政及省财政支持的校内实训基地，作为线上课程的线下配套实训基地。
3.开发对接“一带一路”金融战略的专业认证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第一，已有条件：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校初步形成了“双境培养、双证融通、双师执教”的人才培养模式，100%的毕业生持有双证书。第二，发展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中国金融企业在输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必定还要输出一些“中国标准”，如专业认证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等。所以，我校应面向金融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需求，开发对接“一带一路”金融战略的专业认证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作为行业准入标准和企业选人用人标准。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现金持有投资效率产权性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一、引言
在企业所有财务决策中，投资决策是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传统的Q理论认为，在完美的市场中，企业的投资支出仅仅取决于其投资机会（Hayashi，1982）。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投资并不仅仅受到投资机会的影响。广受学者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而现金持有的目的之一就是缓解融资约束。那么，企业现金持有是否真的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了其投资效率呢？我国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可以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得到国家支持（张长征和黄德春，2012）。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要远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因为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呢？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当前学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主要是借鉴Richardson（2006）的方法，构造计量模型利用回归残差定义企业投资的过度和不足。此种方法的缺陷就是无法定量测算企业投资的效率值。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投资效率，进而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如通用汽车，IBM等持有高额现金的现象出现以来，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研究（Opler等，1999；Bates等，2009）。在中国市场中，企业现金持有行为也较为普遍。其持有比例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俞红海，2012）。当前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解释有两种主流理论――权衡理论和成本理论。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好的投资项目出现时，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企业无法以一个较为合理的成本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从而使得企业的投资水平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企业将内源融资作为融资来源的首先，在企业内部囤积大量现金，以满足企业投资的需求。Jensen（1976，1986）指出，企业内部的大量现金将进一步加剧委托问题。经理人倾向于留存超过能够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现金。从而利用多余的现金进行在职消费或者进行企业帝国的建造。虽然就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而言有上述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是在国外已有的研究中，企业现金持有更多表现为较强的预防动机，而较少表现为源自于成本解释的动机（Bates等，2009；Haushalte等，2007；Fresard，2010）。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由于资本市场建立较晚，发展并不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和渠道受到较大限制。因此我国企业存在较为普遍的融资约束现象。企业的现金持有也多是为可能的投资项目进行准备（彭桃英和周伟，2006；周伟和谢诗蕾，2007；于国红，2011）。本文认为，在企业融资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现金持有更多是为投资做准备而非为满足管理者的私利。因此现金持有可以有效减少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从而实现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同时，考虑到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尽相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得到银行贷款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方面难度更大。因此，非国有企业会更加合理的利用手中的现金。因此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企业的现金持有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旨在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选取2007年至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如下规则进行了筛选：剔除金融类企业；剔除样本年度内被ST或PT的企业；剔除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的企业；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企业。经过样本筛选，共得到样本6941个。其中，2007年1046个，2008年1180个，2009年1178个，2010年1178个，2011年1180个，2012年1179个。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三）变量定义 参照前期学者的研究，本文投资机会Xi，t利用企业托宾Q值衡量，并且考虑了不同年度和行业的影响。托宾Q值为企业市值与重置成本的比值。市值包括股权市值和净债务市值两部分。由于我国企业发行股份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类型，而非流通股并无市值，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每股净资产代替非流通股市值进行计算。同时，以净债务面值替代其市值。托宾Q值计算公式如下：Tobin’s Q=（流通股数*每股市值+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净债务面值）/资产重置成本。
为考察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定义影响非效率投资ui，t均值的因素向量Z'i，t为企业现金持有量（Cash）。同时参考企业投资领域的其他文献，将企业成长能力（Growth）、企业负债水平（Lev）、企业成立年限（Ltime）、企业收益情况（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性质（State）等变量做为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
（四）模型建立 传统的Q投资理论指出，就一个企业而言，在完美市场中，投资行为仅仅由投资机会决定，此时的投资水平即为最优投资水平（Hayashi，1982），可以将其称为“前沿投资水平”（froniter investment level，FIL）。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融资约束问题，企业的投资行为无法等同于完美市场中的投资行为，因而只能选择一个次优的投资水平。这一投资水平可以被称为“实现投资水平”（realized investment level，RIL）。FIL与RIL的差值反应了融资约束的大小。而（FIL-RIL）/FIL则可以用来度量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谢赤和杨茂勇，2013）。Q理论情境中的企业投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I*i，t=?茁0+?茁1Xi，t+?着i，t…（1）
式中，I*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投资额，X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投资机会。?着i，t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实际市场并不完美，企业在外部融资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缺陷会导致企业实际投资的减少。此时的企业投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I*i，t=?茁0+?茁1Xi，t+?着i，t-ui，t…（2）
（2）式中的ui，t即为现实市场中投资的无效率部分。Wang（2003）基于Hayashi（1982）发展的，由Tobin（1969）提出的Q投资理论，提出了用以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I*i，t=?茁0+?茁1Xi，t+ei，t；e=?着i，t-ui，t；?着i，t~i.i.d.N（0，?滓?着2）；ui，t~N+（mi，t，?滓2i，t）…（3）
ei，t表示方程的组合误差项，由?着i，t和ui，t两部分组成，且两部分之间独立。?着i，t服从正态分布，其均值为0，而方差为?滓2i，t。ui，t服从非负截断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分别为mi，t和?滓2i，t。Battese和Coelli（1995）指出，mi，t可以表示成投资效率影响因素Z'i，t的函数。表示如下：mi，t=?琢0+Z'i，t?啄…（4）
?琢0和?啄分别表示常数项和系数项。（3）式和（4）式即构成了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模型可以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其对数似然函数如下：lnL=-1/2ln（?滓?着2+?滓2i，t）+ln［?准（ei，t+mi，t）/■］-ln［?椎（mi，t/?滓i，t）］+ln［?椎（■i，t/■i，t）］…（5）
其中，■i，t=（?滓?着2mi，t-?滓2i，tei，t）/（?滓?着2+?滓2i，t），■i，t=（?滓?着2?滓2i，t）/（?滓?着2+?滓2i，t），而?准函数与?椎函数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企业投资效率即为实际投资与最优投资的偏离（石小军等，2010），可以做如下定义：Effiency=■=exp（-ui，t）…（6）
在利用最大似然估计得到模型参数估计值以后，能够计算得出投资效率的具体数值。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6941个样本中，企业投资额占上期固定资产的比重均值为38.6%。最小值为0.6%，而最大值达到了126.5%。极差为125.9%。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投资差异较大。探求投资差异背后投资效率是否存在差异具有一定意义。托宾Q的均值为1.87，表明平均而言，企业面临着较好的投资机会。通过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就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平均而言，企业持有占上期总资产20%的现金。最小值为1.3%，最大值为84%。表征企业成长能力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20%，说明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具有较好的成长性。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9.9%，这是一个较为适中的负债水平。说明我国企业合理的利用了负债进行经营。
（二）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估计，并通过公式（6）计算出了样本企业的年度投资效率值。通过图（1）效率分布图和表（3）效率描述性统计两种方式予以报告。从图（1）可以看出，大多数企业的投资效率在0.75到0.9之间。整体呈现右偏的特征，仅有较少企业投资效率低于0.5。而通过表3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总体而言，企业投资效率较高，均值达到了0.801。最小值为0.285，最大值为0.983。这表明，由于存在融资约束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平均减少了19.9%。表（4）报告了本文对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区分首先区分产权性质进行了估计，然后对全样本进行了估计。回归（1）、回归（2）和回归（3）分别为国有企业样本回归，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和全样本回归。通过最优投资模型的分析，可以知道，企业投资确实受到其投资机会的显著影响。当企业投资机会多时，其投资金额会显著提升。并且其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也十分显著（限于篇幅，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并未给出）。这表明，除了企业投资机会的多少，不同的行业以及年度也会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从企业非效率投资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来看，所有样本的回归中，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的现金持有可以显著的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也即，随着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企业投资的效率是提升的。这一经验证据很好的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在现阶段我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背景下，企业持有现金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投资的效率。就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样本数为3644，非国有企业样本数为3297。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据多数，比例为52.5%。Cash变量的系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分别为-1.448和-1.864。并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所能带来的非效率投资的减少程度较高。也即，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国有企业。假设2得到了实证结论的支持。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其投资非效率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成长性越好，其投资效率越高。同时，可以看到，负债的增加能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而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其投资效率会降低。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资产规模都会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
企业投资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来源，也是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一最终目标的基础。基于传统Q投资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投资仅仅由其投资机会决定。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制度建设并不健全，融资约束情况在企业中普遍存在。这必将使得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同时由于我国企业性质可以依据产权情况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不尽相同，从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探讨了外部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持有现金行为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现金持有确实能够起到减缓企业投资非效率的作用。换言之，企业的现金持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同时，我们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强。最后，我们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我国上市公司平均投资效率，发现平均而言，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为80.1%，投资水平比其理论最优值低了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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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区域性 金融中心 对策分析
一、引言
金融中心是金融与经济聚集、交易、扩散的地方。高效运作的金融中心可以带动投资，加速经济增长，多倍作用于实体经济。2014年11月26日，云南省正式启动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金融先行”要求，用好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加快推进“一心两区”{1}建设，优化布局联动发展，着力发展五大金融，推进沿边金融改革实现新突破。面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对加快云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探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龙头作用，可以辐射周边区域，带动云南各州市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本文通过对云南沿边金融改革以来的发展成效及目前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提出相关对策。
二、文献综述
Goldberg（1994）研究可以看出，一个城市是否应该设立金融机构时，除了考虑顾客的需求外，还要考虑潜在的获利机会；Cheong（1997）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成立因素中区位因素占主要位置。{2}国内学者潘英丽（2003）讨论了金融中心的聚集功能和规模经济效应，并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说明了金融机构选址决定的必要考虑因素，也提出了地区成本优势、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可靠性以及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是吸引金融机构空间形成的四大要素；魏巍（2012）探讨了重庆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方式，分析了重庆的金融发展环境，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3}；袁天昂（2012）分析了云南打造泛亚金融中心的战略构想，说明了云南建立金融中心的必要性。{4}从国外的研究来看，金融中心的建设因素中，区位因素多位学者提到，是重要考虑因素。国内的研究中，相对国外来说，研究的体系不够完善，针对云南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研究相对欠缺。
三、沿边金金融改革破冰一年来的发展动态
（一）金融市场融资现状
2014年1至7月，我省银行各项融资1737.61亿元，完成全年2800亿元任务目标的62%；各项直接融资新增743.17亿元，完成全年900亿元目标的82.57%；试验区上市公司累计实现再融资42.59亿元，6家企业中小企业私募债成功备案拟融资12.75亿元，其中3家已成功发行融资4.9亿元。保险保费收入234.55亿元，完成全年目标350亿元的67%，为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二）人民币结算试点破冰启动
2014年以来，我省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金融机构入出滇、IPO和“新三板”挂牌、“三农”金融改革创新和服务便利化、地方新型正规金融组织发展等10个方面取得突破。我省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破冰启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德宏开展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服务经常项下缅币兑换业务试点，目前全国仅云南获批试点；1至7月，全省累计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422亿元，同比增长49%。
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瓶颈
（一）经济实力不够强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与全国相比，云南的经济整体实力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所以云南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之时，经济的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发展的不足可以用云南的产业结构来解释。从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图来看，云南的第三产业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水平状态，12年来没有大幅增长，第二产业仍然是云南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从全国的统计来看，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体系不完备
云南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大型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还处于萌芽阶段，反映出云南金融体系的不完备，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不足以满足云南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经济增长需求。
（三）本外币资金运用不足
如图1所示，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规模远远高于存款规模，外汇需求高，而根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外资银行机构数仅为4个，除了中国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外，并不足以满足外汇信贷需求。
（四）证券市场发展不足
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云南的证券公司数、期货公司数只有两家，基金公司数还处于空白，各筹资额也很低，可以说证券市场接近零发展，相比我国的其他金融中心来说，证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对策分析
（一）优化产业结构，厚实经济基础
在保持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例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服务业，高兴技术产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可以多倍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
（二）健全金融机构，完善金融设施
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建立金融机构，根据地理位置、人流量增加网点，满足客户需求。除了大型商业银行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增加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外资银行的设立。此外，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除了机构的建立还包括人才队伍的培养，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全民素质，培养现代化的观点。
（三）扩宽理财渠道，引导资金流向
从我省2013年的本外币存贷量可以看出，资金运用效率明显偏低，造成资金闲置，降低了金融运行效率，说明资金持有者缺乏理财知识，依然保有以前的传统观念，储蓄率偏高，不能有效运用资金。应增加金融服务机构，合理引导居民运用资金，投资高兴技术产业。
（四）发展资本市场，填补市场空缺
以国外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便于资金持有者与需求者直接进行资金交易。金融市场上需要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证券机构、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充分支持，由政府引导，逐步发展。
（五）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地位
自2010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经济融合加深，企业和人民都广泛受益，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总量快速增长。今年1至10月，双边贸易额已达2959亿美元，同比增长25.7%。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贸易的强劲增长下，人民币的国际化更加重要，目前只实现了区域性的国际化，因此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从各方面提升国际形象，增强综合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注释
①“一心两区”即形成以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为龙头，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昆明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为核心和载体，昆明及沿边8州市以外的其他7州市为侧翼，以现代金融服务业和支柱产业为引领，辐射全省、带动周边的金融发展新格局。
②宰晓娜，吴东立，刘钟钦.金融中心：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2（05）.
③魏魏.重庆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途径探索与实证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2（05）.
④袁天昂.从云南桥头堡建设看昆明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打造[J]时代金融，2011（02）.
金融前沿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上海 商业银行 DEA 金融效率
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追求的目标。金融服务业的金融效率涉及到金融机构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况，以及各项资源作用于经济的程度，突出反映在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上。作为国际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直接传导部门，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率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它的投入和产出体现出来。从长远来看，银行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效率。因此，评价银行效率的高低不仅体现了自身的运行效率，而且对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都至关重要。将上海建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代表我国金融发展趋势和方向。因此，对上海地区金融行业效率的分析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意义都显得非常重要。
基于银行效率研究综述
国外银行效率测度的方法主要采用前沿分析法，根据前沿分析法本身所假设的前提不同，分为参数分析法和非参数分析法。参数分析法通过利用统计分析技术确定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未知参数，继而构造出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非参数方法基于1957年Farell提出的前沿函数思想，利用现行规划等方法，无需确定具体的生产函数的形式，而是通过测度具有同质投入产出组合找出哪些组合位于生产前沿面的相对而言有效的点。本文使用了DEA非参数法，它对效率前沿的结构设定很少，只要求凸性技术假定即所有现有技术此现行组合都是可行的，并不要求假定所有个体都面临相同的未知的生产技术。
国外对银行效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Athadeff（1954）是最早演剧银行规模与效率关系的学者之一，通过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10家银行1938-1950年的相关数据，得出银行业存在产出规模效率递增和成本规模效率递减的特征。Casuetal（1999）使用非参数DEA方法，对1993-1997年间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银行的生产效率是否有所提高和收敛于同一前沿进行研究，同时使用T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欧洲银行效率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效率收敛于一点，但是欧盟单一市场计划对银行效率水平提高还是有一定作用，城市化和赢利效率之间是正相关的。没有证据表明平均资本充足率（E/TA）和平均资本回报率（ROAE）能解释银行效率水平的变化。Wei-KangWang等人（2005）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他们利用DEA技术下的五种模型（包括CCR、BBC、SMB、FDH以及Bilateral模型）评价了中国16家银行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还对商业银行最具生产力的规模大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的效率通常高于规模较大的银行。
国内对银行效率的定量分析起步较晚。近年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利用各种效率分析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分析。张健华（2003）使用DEA的基本模型和改进模型，对我国三类商业银行（国有、股份制和地方商业银行）1997-2001年的效率状况作了全面分析，模型以股本、固定资产和各项支出三种为投入，以存款、贷款和税前利润总额三种为产出，测度了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效率值，计算我国银行业的规模效率。刘飞（2007）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金融效率进行评价，测度了各省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效率及金融业各项投入指标的相对有效度，并对各大区域的金融效率有关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洪倩倩（2011）在金融效率理论的研究框架下，首先界定金融效率的涵义，然后运用DEA模型对宁波市商业银行的金融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宁波银行业总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
上海商业银行金融效率分析
（一）DEA模型
DEA方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查尼斯和库珀等学者于1978年在“相对效率评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将决策单元（DMU）投影到DEA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方法衍生了多种评价模型，本文选择用了基于投入的评价DMU总技术效率的CCR模型，以及评价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BCC模型。
1.CCR模型。其中CCR模型是最基本的DEA评价模型，其原理为：假设有n家银行（决策单元），每家银行都有m个投入变量（输入）和s个产出变量（输出）。
其中xi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量；yr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入的投入量。以第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再应用Charnes-Cooper变化和线性规划对偶理论后，最终得到CCR模型如下：
其中S +和S -为输入和输出松弛变量，其含义分别为投入冗余值和产出不足值。
根据DEA原理，判断决策单元是否DEA有效的方法如下：当θ=1且S -=S +=0决策单元DMU0为DEA有效，即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原投入X0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Y0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Y0已达到最优；当θ=1且S -，S +>0，决策单元DMU0为弱DEA有效，表明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对于X0可减少S +而保持原产出Y0不变，或在投入X0不变的情况下可将产出提高S +；当θ
2.BCC模型。技术效率（TE）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用公式表示即为：TE=PTE*SE。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可通过可变规模报酬（VRS）情况下的效率估计模型（BCC模型）得到。BCC模型如下：
BBC模型用来测度的是当规模报酬可变时，被考察企业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规模效率衡量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前沿与规模报酬可变的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即纯技术效率PTE（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其经济含义为：当σ=1时，DMU0为弱DEA有效；当σ=1且S -=S +=0，DMU0为DEA有效。
规模效率SE（Scale Efciency）反映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前沿与规模收益可变的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银行的规模效率等于该银行的总技术效率与其纯技术效率的比值。
（二）样本的选择与指标的设置
本文选取的样本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6至2010年，数据来自于2007年至2011年出版的《上海金融年鉴》。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投入产出的定义通常有三种：生产法（production approach）将银行视为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存款账户数和贷款笔数等均视为其产出，投入为资本和劳动力，中介法（intermediate approach）视银行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机构；资产法（asset approach）也视银行为金融中介者，但只有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才作为其产出，存款作为负债不计入产出。银行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机构的人力及智力资源，将很大程度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模型的输入变量具有合理性。从宏观来看，银行作为一个社会资金的中介者，其吸收和放出的贷款代表了中介的规模，反映出银行社会效益的大小，银行的产出就是其贷款和存款的量。三种定义各有利弊，综合以往研究的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中介法和资产法相结合的方式， DEA模型的输入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输出指标包括存款（各项存款总额）、贷款（各项贷款总额）两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DEAP Version2.1软件求解有关的线性规划问题，分别计算上海14家商业银行2006-2010年的总平均、14家商业银行各自的效率、四大国有银行平均以及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首先本文先列出上海地区商业银行2006-2010年期间效率总体状况，分析所选取样本的银行效率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实证结果可得出：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地区银行业总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从整体上来看，上海地区所选的14个样本银行在产出一定情况下有效利用投入要素的能力在不断上升，规模效率相对比较稳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长的趋势较明显，这说明上海地区银行业在利用技术的效率上提高比较明显。但也很明显，总的技术效率未达到1，即没有处于DEA有效前沿上，这说明，上海地区所选银行业总的技术效率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分析完上海银行业总体效率状况与特征后，再具体分析所选14家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状况与特征。将14家商业银行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测算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
根据各银行2006年至2010年技术效率，笔者对这14家商业银行进行了效率排名，并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从效率排名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总体上好于国有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排名大多占据后位，其中中国建设银行的排名是四大国有银行中排名最靠前，是表现最好的一家银行。股份制银行的排名相对靠前，这说明从总体上看，这10家股份制银行的技术效率要优于四大国有银行。第二，从这10家股份制银行的排名上看，股份制银行内部的排名差距也较大，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的排名相对靠后，表现不尽如人意，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的排名比较靠前，表现较好，这说明股份制银行之间，技术效率的差距也很明显，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的技术效率较高。
最后对国有银行与股份银行效率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5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对比来看，在整个样本区间，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纯技术效率都要明显优于四大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与股份制银行存在差距。在平均纯技术效率方面，2006年、2007年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比股份制银行的效率要高，但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三年股份制银行的纯技术效率提高较大，进步很明显，并且已超过四大国有银行，这说明股份制银行在纯技术方面，其利用的效率较高，四大国有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变化不大，相对较稳定，进步不明显。
从图1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在2004-2007年间总体上来说高于国有银行。从2006年至2009年，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的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到2010年，其平均技术效率都趋于下降。较为明显的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值都没有达到1，说明这两种类型的银行的技术效率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从图2的走势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平均纯技术效率一直呈增长趋势，其中在2008年至2009年间，其纯技术效率的进步提高较大，增长明显，2009年至2010年间，其纯技术效率趋于稳定。另外，国有银行的平均纯技术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总体来看，国有银行的纯技术效率进步不大，说明国有银行在纯技术的利用与提高上面进步很小。
从图3来看，国有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要低于股份制银行，从2006年至2009年间，国有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提高较大，相反，股份制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进步较小，相对比较稳定，这说明在这段样本区间，国有银行在规模扩张方面提高较大，分支机构增加较多，但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则没有明显的扩张趋势。但从2009年至2010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平均规模效率都出现下降。
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从2006年至2010年间上海地区14家商业银行的效率发展状况，利用DEA模型评估比较了这段样本期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研究发现：第一，所选的14家银行的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上海地区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在逐步提高，金融发展状况良好，但仍有进一步发展与进步的空间。第二，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对比来看，股份制银行的金融效率要比国有银行高，这说明从总体上来说，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要比股份制银行差，两者存在一定的差距。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技术效率方面差距不大，所以两者的效率差距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方面，说明国有银行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与其经营规模匹配得不好，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说明他们的经营规模过大，造成总效率的损失，没有产生规模收益。而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效率损失来自于规模较小。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今后的改革中，应注重在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过程中，努力提高技术效率的进步，比如高新技术、金融产品的开发及其成果的运用推广，特别是电脑、通讯等高科技成果在银行中的运用，以提高银行的运作效率，提高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是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国有银行在员工的使用上应努力提高银行员工的知识结构水平。另外，提高国有银行的规模效率也十分重要。最后，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开放、透明的经营和适度的竞争对确保金融系统有效运行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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