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论文范文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视觉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获得信息的一种重要的感知方式，也是人类接受信息量最大的一种知觉工具。室内设计首先是要通过装饰材料、图案、色彩、灯光等元素所组成的视觉表象，使人们认识这个空间，并从中获取大量信息。
1.1情景重现
在楠溪江古村落里，有许多能体现前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这种建筑方法在目前的21世纪生态设计学术界有很高的研究与借鉴价值。比如在古村落里随处可见的四合院内铺设的透水砖地。浙南的夏季漫长而燥热，透水砖地能使地面保持凉爽、清洁、不起尘土。庭院内地面中间微高，两边低，雨季时雨水会顺势流入两旁的阴沟，地面不会积水。砖缝里有可爱的小草挤出，起到防滑的作用，视觉上青石与绿草映衬着，透出清新的气息。蛮石、青砖、青石板等材料在楠溪江随处可见。利用丰富的楠溪江地域材料和传统工艺，不仅降低了成本造价，更多地发挥本地工艺条件的优势；而且大量使用地域材料，进一步强调了材料本身的质感对比，巧妙利用材料原始肌理所具有的独特效果和美感形式，使室内空间环境气氛具有独到的地域魅力（见图1）。几百年前，人们就致力于设计和建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且美学效果极佳的人居环境，这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产，作为设计师应尽力将其展示出来。设计师可按古建筑的布置原则将各种历史构件复原，创造出现代空间的历史片段和场景，给空间中的体验者以身临其境、穿越时空的享受。在江南阿二美食坊餐饮空间设计中，通过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形态、色彩和图案的运用，就地取材，构成有地域特色的室内空间环境。这种通过地域性室内设计诱导所散发出来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时空场所改变后的再次视觉重现，使体验者无时无刻地感受到浓烈的地域风情的同时，得到淳朴敦实的心灵感受。这也是基于楠溪江古村落建筑文化的生态室内设计最明显的设计方法。
1.2元素提炼
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装饰艺术图案简洁朴素、自然灵巧，充满生活气息。各种形式、各种纹饰的石雕柱础、木础和木雕隔扇与斗栱昂头、各种花纹与人物砖雕照门楼、漏花墙等，都是地域文化艺术的集中写照（见图3、图4）。在室内设计中运用传统的装饰图案元素可丰富设计的内容，深化地域文化内涵。但是，如果只是利用各种中式传统装饰图形图案来予以表达就会显得雷同而无意义。比如图5的作品，乍看美轮美奂，细看却难免落入堆砌的俗套，华而不实，真正的奢华应该是质佳、大气的。元素提炼要求设计师运用生态的室内设计手法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元素进行分析、概括、吸收和消化，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具有地域性文化气息的空间氛围。许多地域性的元素特征也有可能是繁冗复杂的，不符合现代生态的的设计理念。设计师要理解其深厚的文化涵蕴，懂得取其精华，适当地进行抽象简化的再创造，使其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具时代特色，表达更有新意的地域文化。
2行为动“象”
中国古代把空间艺术理解为过程艺术，既注重形象的空间完整性，又着重揭示这个完整性的生成过程，寓动于静，寓时间于空间[3]。空间设计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东楼（见图6）的内部景观：“他展现了诱导访问者穿越充满着视觉诱惑和惊奇、如迷宫般悦人景色的专业技能[4]。”贝聿铭探索了在一个空间中的多重视点的理念，在这个空间中的获得一种既独立又连续的景观，其实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园林的布局和形态的艺术。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习性不同，呈现的空间结构和布局也不同，室内空间布局也就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空间布局带有明显的地域人文特征，有着简明的组织规律，庭院前后串连，层层递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见图7）。浙南地区人民性格含蓄婉约，这种布局适合地域人民的精神需求，也具备较高的心理舒适度。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的整体空间布局借鉴了这种手法（见图8），从前庭穿过隔音门和隔尘门后进入豁然开朗的大堂，南面的玻璃幕墙，保证了大堂的日间自然采光，节约能源。经过左右两个小门，来到中庭，中庭光线幽暗静逸、气氛与大堂截然不同。中庭的中央是一座玲珑剔透的亭榭，体现鲜明的浙南地域建筑形态，但采用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和技术（见图9）：小亭的柱子和梁采用黑色烤漆玻璃包面，四周用钢化玻璃进行围合。小亭的四角有四个青石地灯，整个中庭几乎只靠这四个地灯进行照明，体现设计师的节能理念。中庭与露天的后院用玻璃门隔开，后院从整体建筑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个天井，设计成露天的休闲茶吧，中间是个自然蓄水的月牙形水池（见图10）；后院的西面又是一个独立的别苑。前庭、大厅、中庭、后院，层次分明，每一次空间的切换，呈现给人们不同情趣的景象，不断给人新的惊喜。
3意境意“象”
中国古典艺术是以“意境”为核心，以“意象”为纽带，以艺术符号为表现形式的生命体现。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诗歌和绘画，都不约而同地把“意境”作为最高审美范畴。所谓“意境”，就是艺术家借助于艺术符号，通过不同意象的聚合而生成的一种新质。地域文化的精神呈现属于更高的层次，要求设计师在对地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吸收精髓，在精神上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重在其神。这种精神意境的表达是努力地给空间体验者以更积极的方式来参与其中，勾起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手法在室内设计中更侧重于精神性，体现出历史场所不一，情感依旧延续的特点。表现手法的具体运用也很讲究，可以用传统的建筑方式和现代的材料来表现；也可以用传统的设计理念结合现代的处理手法综合表现。总之，需要融合各种要素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推敲，抽象化提炼并加以运用，以形写神，犹如石涛在绘画中所言：不似之似似之。重在其内而勿以为外，重在其神而勿以为形。在室内设计中应该强调对本土地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提炼，让浓郁文化元素与鲜明时代气息有机结合。没有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不考虑文脉、地域环境、多元化就无法体现出时代性，也就创造不出适合体验者的情感空间。如图11所示，是一家将中国传统茶文化和中国特色美食融合为一体的全新时尚餐饮店，不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味觉享受，更体现一种精致生活的质量追求。空间设计没有繁杂的形式语言，只有低调而恰当的色彩和简化的格子窗花，创造了一个写意的中式空间，一副欲言又止的动人，却是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此即意境。意境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在情景合一中所产生的美感，是通过人们的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获得的。室内设计作品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是通过所装饰的空间环境的启示和诱导，获得更为深刻的心灵感受。如图12，兰亭别院餐厅设计中提炼了地域性传统图案竹子为艺术符号，采用简约的表现手法和现代的装饰材料，用现代的装饰技术将竹子图形印制在绿色环保的材质——麻布上，并在过道上排列了方型的石块，自然联想到清新竹林，汀步流水，体现设计师对高古文人雅士的精神认同，营造了一个极富地域性特色的绿色餐饮空间。竹本清秀雅致，古人又赋予它高节亮丽的清高品行，引发人们对它所象征的精神的思考和向往，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大自然的原始和纯净，在这里以现代人的视角，营造了一个不同于外界的世外桃源，使人的心情也宁静下来，符合现代都市人暂避喧嚣、心灵安逸的需求。
4结语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陂下古村；建筑；传统文化；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TU-0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2-0044-02
1、前言
陂下，古名潭溪，坐落于富水河畔，现为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辖区。其东邻江域、文山和富田王家，西靠泰和车下、巷口，南接泰和洞口、舟山，北与匡家、奁田、王田村等相连。
古村的人文建筑众多且极具特色，从唐代肇基始至明清各历史时期，陂下先民营建了36座祠堂（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现存古祠堂25座）、古牌坊6座、古门楼3座及近180栋古民宅，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落。
2、村落历史源流
陂下村历史久远，可追溯至唐，而陂下望族胡氏历史则始于北宋嘉祜六年（公元1061年），曾为参军的胡晃由文陂甲村溯水而上，在此肇基，为陂下村胡氏始迁祖，自此晃公子孙开始在陂下繁衍生息。
据史料记载，晃公后四代均为单传，晃公生子良，子良生百泰，百泰生邦彦，邦彦生巨济，单传四代。巨济育三子：元美、元达、元吉，其中元美、元达世居陂下，而元吉则迁湖广；传至第九代景渊公和景星公，晃公后裔才开始枝繁叶茂、繁衍分脉，发展至今，全村胡氏一族约四百户，人口达2000余众。
吉安市陂下村于2008年10月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崇礼尚仁
儒道文化毋庸置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影响并渗透至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筑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更是首当其冲。儒家文化中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观维系着宗法家族和封建家庭，它们也通过建筑这一凝固的史书展现出来。
陂下古村是一崇尚儒家文化的历史文化名村，早在元朝，陂下村就开办了高级私塾（遗址被毁），近代洋学传人中国，陂下在村中创建了书院（遗址尚存）。此外，陂下先民甚至将一代儒宗欧阳修供奉于吉先祠，长期祭拜，现为欧阳修庙。古村中的门楼、祠堂、亭院等建筑无一例外的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物化表象，如星聚堂、报恩院和安人亭等，其它不一而足。
星聚堂居古村南偏东，是一栋有着三个朝向的宗祠，极为特别，其中供奉胡氏十世支祖景星公及其下牌位也。
星聚堂落成后，当时兵部恭赞机务尚书周延为星聚堂撰文道：
潭溪有故处仕景星者，盖所谓孝弟、力田人也。衍息仅十世，而竹立者，五六百。指其子姓，感先泽之长，谋建支祠以妥处士公之灵……，至五六百，其心五六百，其顶、指、口、目往往饥寒不相恤，疾病不相问，患难不相持，心殊志分，一身之中已涣散痿瘅而漠然不灵矣。故君子甚惧涣而痿也，而必求所以聚之。聚何？礼云：君子建宫室，先营宗庙。昔孔子见野有被爱而祭者，咄嗟夷之谓其亡于礼也。况人不能无所见，而思敬不能无所遇，而兴衰欲以奉祖祢而联宗支，顾非建祠不可……，今潭溪子姓感忠烈而孝悌，笃孝悌以力田，朴而不漓、真而不饰，自能见委以下，寻源见枚以探本。惶惶乎春秋之事不修则惧，先世之灵不妥则惧，少长之志不联则惧……，虽然胡之裔以力田而孝弟，孝弟矣！将终于力田乎？即堂之所以榜为星聚者，而知其将来之必以文颞也。昔陈太邱当遇苟季和，时所聚首止其子、若孙而巳。
上文明确地指出陂下先人建星聚堂的初衷是“妥处士公之灵”，以聚族人之心，兴胡氏一族后裔。这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礼”的思想，其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其二，在儒家看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星聚堂未建之前，景星公族人虽众，然饥寒不相恤，疾病不相问，患难不相持，心殊志分，其中缘由为“礼”不存。其三，希望通过建祠敬祖未一改数世力田的命运，图后裔能出文显入仕之人，这符合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安人亭位于古村西北角，始建于道光甲午，即1834年，距今180年，为一座单体古朴建筑。
世界胡氏通谱江西庐陵分谱记对安人亭作如下记载：
潭溪胡氏聚居之后有馀地焉，盖数十旧宅废址也。道光甲午，里人设亥市于此，有闽有街，百巷有廛有井。不数月，间人迹纷如百货辐辏，遂成一大圩……，州同胡君绍亭建安人亭于东南隅，亭畔构唐肆数楹，取其凭值设茶亭中，以饮渴者，而东南喧阗矣。初，君太翁儒林郎尝念族中年老无依者，饥予之食、寒予之衣。由日而月，而岁而数十岁不怠，独未得其地以居之。至是，君建安人堂于西北澳，使托处焉。
由上述史料可知，安人亭谱书详载建安人亭之心愿是为前来赶圩之人有饮渴、歇脚之所和胡氏族中老无所依者有安身之处，实为安定人心。数十年不懈，充分体现儒家“仁”的核心思想及以人为本、爱人、爱己之仁爱思想与普世价值观。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具体化到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之中，从本质上而言，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忠、孝、节、义都体现了一个“恩”字：孝为报亲恩、忠为报君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
报恩院既不是书院、也不是宅院，而是一座“报恩”之院，为何？个中缘由胡氏谱书有详细记载：
己丑进士郎侯未宰吾邑，同事幕友皆一时名士，其尤著则司刑名陈先生也。候宽而明，常求民间疾若而拯之。所向如春风化雨，无一不被其泽。更得先生调剂而县无冤民矣。客岁，吾族遘无妄之灾险，陷不测实有，媒祸者阶之厉，侯欲芡其生而不得，而先生憨然力为保全，候于是却同僚之意，将吾族媒祸数人薄惩而教诲之，其恩将何以报耶！吾弟含堂诞告族众，愿于财神之右，立龛以奉候与先生之禄位。众皆日菩，龛面树坊，金碧交辉。虽日非院，俨然一上院焉。
从上文之意不难看出，建院的缘由是胡氏族裔感于进士郎、司刑宽仁、贤明地对待数名负媒祸之死罪的族人。当时，在胡氏族人看来，进士郎、司刑乃其亲、君、友也，大恩无以为报，乃建院是记，体现了儒家孝、忠、义等思想。
4、以“气”为上
在我国，传统建筑、村落规划选址均大多看重风水，主要表现为看山、看水、看方位。吉地的标准为山环水抱，背山面水，负阴而抱阳，山环有利于聚“气”，水抱是为了生产、生活环境的便利，“负阴抱阳”即是风水的讲究，也是建筑本身朝向、采光、通风的上乘选择。
陂下村风水地理环境极佳，山清水秀，山水环绕，前有紫瑶山、甫公山拱翠，后有龙山、紫沙庙揽护，五条水系环抱村落且均朝东，同时，百余棵千年古樟树、枫香树掩映古村，让这里充满了灵性。
在陂下村不计其数的古建筑中，居西南的迎龙门和处东南的朝天门寅宾桥均极富民间风水文化。
传统风水学理论以“气”为核心，注重龙脉（即山脉）的勘察与遴选，因为山脉起伏婉转，气随山形游走，龙脉形止之处气最旺。为迎接龙脉之气，胡氏先人在村落东南方修建高数仞的凹形迎龙门，以期子孙后裔繁衍生发。这在谱书中有如下记载：村居形势而南屏，缘龙干由兴国之覆笥蜿蜒而来，故门于西南以迎龙名。斯门也，面瑶山而带富水，天马定崴，左古拱峙，山川英秀，无美不备，磅礴，郁而必发，……
位于村落东侧的朝天门、寅宾桥的修建也是为了聚气，因为在传统风水学看来，屈曲之水方能聚气，直水则气不存。有关文献记载如下：
顾吾始祖参军公祠不宅于中，而独建于东。意前人经营，必以东有天马文峰超拔其下，富水贯注屈折萦洄，灵秀之气于是乎萃故，以莫大宗基焉。又前当孔道，四达之衢胥由此合而后分，且村中回龙水之枢也。第涂虽中正，微涉直贯，形家所忌……，余尝与族父老议，欲完其西墉，开门于东，以收灵贶；更于前为大堤，亦改道于东，以避其直冲之势。
文中两处均提到曲水聚气的风水效果：其一，所指第涂虽中正，微涉直贯，形家所忌；其二，更于前为大堤，亦改道于东。胡氏宗祠敦仁祠居位虽正，然被富河之水直冲，此为风水大忌，为避其直冲之势，故而改道修桥，以达到曲水聚气之风水效果。
此外，就外部地形而言，陂下村地势西高东低，地形似竹排，故又称“排形”，任洪水何等凶猛不淹村，此符合风水择高而居和东下西高多富贵英豪的风水要则。据考证，历史上陂下村最大的一次受洪水侵袭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连降暴雨，富水河河水猛涨，下游许多村庄被淹，房屋倒塌无数，然陂下村依旧安然无恙。
5、自然质朴
道家强调师法自然，推崇天地间有大美的自然美学思想。具体而言，道家思想的审美的标准为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其中朴为朴素之义，素为白的意思，即没有任何装饰。
陂下古村落建筑具明显的道家文化特征，无论是选址规划，建筑营建、装饰，还是整体景观，无一不是如此。
建筑营建因形就势，以木、石、竹等为建筑材料，墙体为一律青砖，不施粉黛，屋顶统一为白瓦，内部木制结构、木门、木板等均不施彩漆，保持木质固有纹理、色泽，建筑本体从外至内，各部分无不强烈地体现道家所崇尚的自然之美，质朴而素雅。
毫无疑问，任何人文建筑与外部环境关系紧密，外部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一处景观常常记录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
其一，任何景观均离不开其所处大环境，陂下古村注重村落与自然环境之山、水、田等的有机联系。村落山环水绕，南向紫瑶山、甫公山，北靠龙山，东西两方为丘陵拱卫。村西为一南北向的大水渠和紧邻村东的富水河均绕村而过，村落南向不远处则为数干亩农耕水田，极为开阔。远处青山绿树郁郁葱葱和近处茫茫一片水田与村中青砖白瓦建筑相辉映，浑然一体，俨然一幅如山水画的自然景观。
其二，作为以农业为主的陂下古村，水系极为发达，为村落景观的主体之一。邻村之水绕村而行，村中之水穿村而过，形成了独特的“五水朝东”的水系景观。村东富水河、村西干渠绕村而行，村中之水由西通过水圳引入，经五条自然形成的明、暗水沟遍流村中宅、祠、堂、亭、台等建筑，或直或曲、或绕或抱，两者相映、相融、相谐，似自然化成，再经村中数座水塘蓄转，最终流入村东富水河。水系入水口窄，出水口宽，整体形态呈倒漏斗形，极为独特。
其三，街巷是陂下古村另一重要景观。村外部有三条较宽合围道路，入村须分别经过高大轩昂的朝天门、迎龙门、安人亭、延福门四门，鹅卵石铺成的巷道纵横全村，连结180多栋明清古祠、堂、民宅等，村中要隘再设数门，共同组成古村内部交通网络，形成“围中有围，门中有门”的独特景观。村中街巷宽处成街，窄处为巷；街巷相交或直或曲，皆因地形而成，极为灵活，有时曲径通幽、有时豁然开朗，别有洞天。
总的来说，选址规划、建筑群、水系、街巷四位一体地集中体现了道家推崇“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建筑形制多样统一，布局主次分明，疏密有致，始终不离自然主旨；街巷布局纵横交错，变而有序，自然意境各异；村落水系分布独具一格，五水朝东，村落整体给人以优美、自然、质朴且文化底蕴深厚之感。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张，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卷入城市化的漩涡。这些处于新成长阶段中关键位置的近郊村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结构功能上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困难。F村虽然在空间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具备了某些都市性，但是却并没有从传统村落变为都市社区，而是陷入了似农非农、似城非城状态，成了一种“另类”的边缘化村庄。
（一）社会政策的边缘性1．社会保障政策的边缘化。F村虽然已经被划入了城区的范围，但是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及户籍制度，其村民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依然是按照农村社保政策享受最基本的社保。调查中发现，近郊村的农村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发展也相对滞后，这使得农民需要承担的风险要较城镇居民大大增加。2．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边缘化。对于近郊村的发展，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策规划。而且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获得近郊村的土地用作城市基础建设或商业开发，却很少有兴趣去解决土地置换或者出让后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虽然台州市城市化建设进展迅速，但是F村似乎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城市化建设所带来的“红利”，F村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压力。F村所处形势有其特殊性，虽然当地政府也曾为村庄改造做过规划，但是因为城乡两种规划思想不同以及F村的从属的区位，使规划难以实施。2007年左右全市新农村建设开始全面推广开来，诸多城中村都进行了旧村改造、统拆统建，而F村因为情况复杂，一直没有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如今村里老房子密布，街道狭窄，私搭乱建等违章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
（二）社会结构的混杂性1．空间结构的碎片化。调查发现，一些近郊村往往存在着村落空间内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共存、村属单位与非村属单位交错、村民生活区与工业区混杂的局面，这就导致整个村庄的空间结构略显混乱、分散，呈现出碎片化趋势。F村人多地少，成规模的大块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村集体所能利用的土地就已经非常有限而且分散，在村集体把能利用的土地征用后，最后只剩下的一些不成块的、零星的土地还在种植农作物，但仅能供应自家消费需求，已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由于F村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因此原乡政府及乡中学都是无偿占用村集体土地，如今虽然这些土地还在村中，但是已经不归F村管理。另外，F村一直没有开展统一的旧村改造，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导致村庄的生活区与工业区并未形成有效的间隔，而是混杂在一起。2．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像其他的近郊村一样，F村同样面临着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问题，即农村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并存，本地人与外地人杂居。F村的人口由农民、城镇居民、外来人口混合构成，不同的是F村的城镇居民是由本村农民在政府拆迁过程中所转化而来。而这些人却并未享受到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并未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仍然以F村村民的身份享受村集体的福利待遇。外来人口也是F村的一大特色。目前该村共引入企业五十多家，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五千多人，是本村人口的两倍。外地人混居村中，在为村民带来房租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三）村庄发展的过渡性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村落的社会状态会表现出其特殊的阶段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实质是动态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聚合体。F村正处在这一种动态化的发展之中，各种要素混杂其中，充满了矛盾、对比与反差：现代思想观念与村落乡土性、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政府与村庄、本村人与外地人，乃至本村村民因阶层分化而产生的在职业、需求、生活方式、价值信仰以及心理文化素质等方面不相同的人群共存于同一村落空间内，势必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在F村，既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银行、大型超市、家具市场等，也可以看到低矮散乱的房屋建筑；既可以看到老年迪斯科、现代化的家电和交通工具，也可以看到传统的“送大暑”和寺庙里的袅袅青烟。在这里，“城市与乡村各要素空间变化梯度大，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间的急变革”[5]。这些冲突与变革为F村提供了发展变化的条件和机会。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F村可能最终也将与城市融为一体，从一个地道的农村村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但在如今这个发展阶段上，边缘化及动态性却成为了近郊村落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表现。
（四）村庄成员的异质性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其成员普遍居住和生活在村庄，以土地和农耕为本，呈现出较高的均质性，随着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近郊村落社会成员的均质性被打破了，逐渐地分离为多个阶层和群体，呈现出非农化、多元化、异质化的趋势。相当部分近郊村落的社会成员处于边缘化状态。卢福营教授从非农化的角度对农村社会成员的边缘化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他把农村边缘人群定义为“在非农化过程中，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却未能完成非农化，即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同时又未被非农社会群体完全接纳，处于两种社会角色边缘的农村社会成员……根据非农化的方式，划分为五种类型：进厂（店）不弃田、亦工（商）亦农、进城不脱村、亦城亦乡、非工非农”[6]。与之相比，F村村民也具有“离土不离乡”等某些共性的特征，有所不同的是F村村民的非农化并非因土地被政府征用，而是通过集体行为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从而使村民在职业上基本实现了“脱农”，只是在社会身份上依然处于“两栖化”和“边缘化”。随着土地被征用，F村村民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大多数村民“洗脚上田”，进入工厂打工或自主创业，实现了职业上的“非农化”和产业结构上的劳动力转移；少数年龄较大的村民还在继续务农，在零星分散的边角土地里寻求有限的收获；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赋闲在家，以打零工维生，这部分人以四、五十岁左右的村民为主（见表1、2）。村民职业的分化也导致了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村民在职业身份、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意愿上出现了多元化。“农村社会成员因职业的不同逐渐分离为众多个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阶层”[7]，这就打破了原来村庄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也为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局面，势必会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二、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源于生态学，它是指“在某一生态系统的边缘，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交互作用处，由于某些生态因子或系统属性的差异而引起系统某些组织及行为的较大变化”[8]。在这里，可以把“边缘效应”引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将其视为不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近郊村落正处于农村系统与城市系统的交界处，两大社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城乡各要素在这里发生汇集、交叉及反应，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边缘效应”：
（一）创造了近郊村落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异质地域间交界的公共边缘地带往往聚集了大量的互补性因子，不同的地域属性也在这里汇集交融。处于边缘地带的近郊村具有对立统一的特性——分割城市与农村，同时又将两者连接起来。其“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特征决定了其所处环境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处于交界地带的区位使其能更便捷地获取各方的资源，有利于承载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具有较高的发展价值。“它所蕴涵的综合价值使个人和团体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提高，选择机会增多。从此意义上讲，边缘区可谓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前沿区。”[9]在F村，最明显的表现为发展机会的增多、人口和企业的集聚、物质和信息的迅速流通，等等。这些使得F村的经济活动更加有效、市场更加广阔、能量更加强大、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从而为F村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也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比如，随着台州市城市化发展，市区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原先的工业企业不得不向周边地区迁移，而这恰恰给近郊的F村带来了契机。F村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入驻，有力地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工业企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方面，F村村民可以就近在这些企业就业；另一方面，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被吸引过来，并由此给F村带来了出租房屋、经营针对外来人员的服务业等机会，明显地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并使得村民收入来源多元化（见表3）。
（二）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历史经验表明，城市生态系统具有人口高度集聚、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负功能，且其自我调节、修复、还原能力较差，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城市人群的需要。而近郊村落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生态系统的这些“城市病”。城市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排解过重的负载，而近郊村正处于这一特殊地位。一些在城市看来属于负面的因素，在近郊村落却有可能转化为正面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台州市城区的交通、能源、水源、环保等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城市功能迫切需要改造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门开始逐渐向城市周边地区转移。从F村情况来看，它不仅吸引了大量工业企业，还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员，大大减轻了城区的压力。反过来，这些工业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又能供应城区，这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运输业、物流业、商饮业、服务业等等（见表4），从而实现城区与近郊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了和谐有效的关联。近郊村落因其在“边缘区所特有的媒介和半透膜作用决定了它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②。另外，从当前发展阶段来说，城市体系日益完善，虽然城市也依然在发展，但是其发展对于台州市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越来越有限。相反，近郊村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将会对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了村落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F村在应对城市化挑战的实践中采取了集体性的自主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可以说，F村所处的边缘化区位为其提供了集体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首先，治理体制上的边缘化导致了近郊村落发展的双轨制甚至某种程度上无制可依的状态，从而为近郊村落提供了发展的自主选择权。其次，前文中提到F村在城市化政策中处于边缘化，政府并未对其提出具体的发展模式；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指挥棒”的影响下，政府往往更热衷于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对近郊村前期甚至一度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这就使得F村有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能够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本村村情的发展道路。再次，近郊村落的内在发展诉求为村落自主行动提供了动力。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一方面致使近郊村落的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并增值，另一方面迫使F村实现资产形态的转换，以谋求自身的新发展；同时，通过土地转让获得的不菲的经济补偿，为F村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在此背景下，F村将村民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由村庄统一管理、统一开发，借助集体土地资源的自主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F村的边缘区位可以为其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和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却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甚至盲目性，有可能导致发展的无序化。首先，大量违章建筑出现。长期以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F村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农民的生存理性让他们努力地寻求自己的脱困之路，然而，等农民实现脱困之后，经济理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在小农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近郊村民的“经济理性”是一种类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另类理性”，带来了一些预想不到的消极后果。F村在发现违章建筑有利可图后，开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出现了很多未经审批的厂房，而村民则看到外来人口涌入可以带来可观的房租收益，于是在房前屋后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搭起了建筑物，使原本拥挤的街道更是杂乱不堪。其次，强化了政府与村庄的博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政府为了鼓励农村自主发展，往往对一些违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F村大量的违章厂房甚至一度得到过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出于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当时政府还是对F村的违章建筑收取了一定的罚金，只不过罚金的70%会返还给村里，而且年终的时候还要按照厂房平方数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在这种“经济逻辑的强势下，人们对此（违章行为）往往会‘集体失忆’或者当作无关紧要的方面”[1]71，为了经济发展而把这些约束条件省略掉了。这种做法必然也会留下后遗症，由于之前通过罚款把F村的这种违规行为合法化了，使得大量违章建筑成为事实，给村庄整治和违章处理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目前，这种违规行为还在继续，政府则依然采取妥协式的罚款方式，只不过这些罚款不再返还给村里。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乡村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到“三农”的复杂问题，对正处于高速发展关键阶段的今日中国而言有重要的意义。从十几年的大政方针来看，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几乎都与乡村相关。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背景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建筑学报》自创刊以来就一直关注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并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论文在其上发表。本文以2000年到2014年15年中在《建筑学报》及其学术专刊上发表的176篇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探析我国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变迁与演变，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方法的革新与进步，并发掘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趋势，总结研究成就和局限性，最终对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提出展望。
一、论文数量上的动态变化梳理
从这15年的总目录上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具体说来，2000年到2001年之间有一个小峰值，2002年却有较大滑坡——从2001年的12篇掉到2002年的2篇。2003年到2006年论文数量稳步增长，但每年都没超过10篇。从2007年开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相关论文数量增长加快，每年论文数量都在10篇以上。2008年到2012年是论文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且在2011年达到峰值25篇。从2013年开始论文数量又呈下滑趋势，2014年仅有8篇相关。
自2006年起，《建筑学报》几乎每年都加设和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关联性较强的专题。例如，2006年开设专题“村镇建设”；2008年开设“遗产保护”；2009年开设“村镇建设”；2011年“村镇建设与乡土建筑”及“新农村专刊”；2012年又开设了“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和“村镇建设”两个专题。这些专题的设置显示了《建筑学报》对于中国快速发展中乡村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从侧面也可窥见乡村聚落和民居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被日渐重视和认可。
从的关键词来看，可把176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成12大类（见图2），分别是：“地域性建筑文化”“传统技术及当代生态技术”“保护呼吁及策略”“保护规划实例”“特色民居空间分析”“特色聚落空间分析”“旅游开发及生态村”“社区参与和乡村建设”“更新模式和机制”“名村名镇评选”“更新实例及灾后重建”“景观及其它环境”。
从图2可以看出，在这15年中讨论最频繁的主题是 “特色民居空间”和“特色聚落空间”，此类论文共有43篇，占论文总量的246%；其次是有关“保护呼吁及策略”以及“保护规划实例”方面的论文，共有39篇，占论文总量的223%；以“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以及“社区参与”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4篇，占论文总量的137%；围绕“名村名镇评选”的文章篇数最少，仅有3篇。其它类议题和观点的相关论文在4-18篇之间不等。例如，“地域性建筑文化”有18篇；“传统技术”及“当代生态技术”有13篇，民居和乡村的“更新模式”探讨有10篇；“旅游开发”和“灾后重建”分别有8篇；“景观和其它环境”有9篇。不难发现，对于民居聚落的“特色空间”研究和民居聚落的“更新保护”研究是这15年的重点和热点。“社区参与”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在2006年后呈快速上升趋势。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不断深化，这方面的论文已经成为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又一热点议题。
二、论文议题及重要论点梳理
（一）乡村聚落及民居特色空间分析
从上述论分析可看出， 近15年来， 对于乡村聚落及民居“特色空间”的讨论最为频繁。这个议题可以细分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着眼于挖掘、记录和整理乡村聚落及民居的特色空间的形态特征和构成要素。例如，2001年，吴晓勤等探讨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皖南古村落及民居特色，挖掘了其充满江南文化内涵的环境特色[1]。辛塞波以河北怀来鸡鸣驿为例，分析其特定文化结构下驿站物质环境及文化心理特征[2]。2011年，李建华等以黑虎和桃坪羌寨为例，分析其线性街巷、碉房和点状碉楼组成的空间立体防御体系[3]。2013年，丁沃沃和李倩梳理出苏南村落村居和乡景相交织的空间特征，以及村屋和农田为主的视觉特征[4]。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建设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在维吾尔传统人居文化研究方面，更需要从课题研究的高度来重视，通过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基本观点、基本内容、创新价值等环节逐一实现。以便更好地对维吾尔传统人居文化和优秀的地方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这既是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在文化传承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又是对村落传统建筑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遗存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
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研究综述
多年以来，学界对新疆维吾尔族建筑、民居以及装饰艺术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卓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前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对维吾尔传统村落的传承与更新需要借助于由多元因素构成的人居文化理论进行研究，以便于更科学合理，宜人宜居。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评述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城乡巨变的过程，城镇化问题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学者们开始对中国的城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Kirkby，1985），又如从经济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城镇化的发展（Marton，2000；Cook，200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村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遂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背景，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传统村落变迁的规律和模式。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农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一书中提出在现代文明中，城市是“大传统”，农村是“小传统”，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农村会不可避免地被城市所蚕食和同化。之后保罗•奥利弗（PaulOliver）在著作《房屋与社会》（1960年）中提出了被人忽视的乡土建筑不仅是当地而且还是其他地区建筑设计者创作灵感的源泉。可以看出从麦吉的城乡一体化概念，到雷氏的地区性人居建筑文化研究，以及保罗的乡土建筑与文化等，都是尊重不同地区文化而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对地区性整体共性特征的分析，重视乡村人居环境中建筑的地位和价值。国内著名学者刘沛林（1998年）提出了建立系统的人居文化学的构想，认为真正的舒适宜人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建设，必须有相应的人居文化思想作指导。院士王小东与其博士生宋辉（2013年）通过对新疆喀什老城改造与更新策略的回顾，发现在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现状环境和人文变迁，要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保留和重构城市整体风貌，使特色得以传承，风貌得以重塑。新疆师范大学李群、李文浩等（2010年）在进行鄯善县麻扎阿勒迪村规划设计实践时，认为生土民族建筑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建筑，代表着新疆典型的土性文化，承载着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统文脉。闫飞（2012年）认为当前维吾尔族人居聚落"空间"模式已跨越了单纯的建筑功能划分，呈现出当地民族人居文化的演进，是区域性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类因子的综合体现。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学者们开始从百姓人居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但多数学者都只是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并未重点关注现代化过程中村落人居文化变迁的问题。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在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要注重对百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居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基于此，本项目将以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为基础，通过对维吾尔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现代化进程中百姓在劳作模式、生活方式、精神需求等人居文化生活方面的变迁，最终提出符合现代化新疆建设的政策建议。
二、选题的意义
本选题从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变迁视角入手，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田野研究来进一步加强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了解，进而增加对新疆乡土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的理解。虽然在城镇化背景下关于古村落的保护和民俗生活方式有了不少研究，但有关现代化建设与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研究甚少，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现代化与传统村落人居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这也会为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新时期建设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铺垫性研究。主要陈述研究的背景、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概述等。
第二部分：维吾尔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通过各个角度考察在现代生活中维吾尔传统村落百姓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其中主要包括在家务农、进程务工、农村帮工和换工习俗的变迁等问题的分析。
第三部分：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方式变迁。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资料来展示，维吾尔传统村落所处的环境、民居建筑材料、建筑形态、装饰艺术特色、营造方式、民俗文化等的变迁等等。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变迁的原因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为充分了解村落人居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意义，需要以多个维吾尔传统村落为“点”，勾连成“面”来考察更广泛的区域，从而在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
第四部分：新时期人居环境建设中精神需求的变迁。通过对维吾尔传统村落里民间游戏娱乐习俗和习俗的田野调查，分析新时期人居环境建设对百姓精神需求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并提出对策。
（二）研究思路
本课题主要以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需要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成果进行理论思考，与原有研究结论进行对话。从问题导向、理论与实践发展导向入手，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界定出维吾尔族村落人居文化概念及内涵；从目标导向和人居文化要素把握入手，对维吾尔族传统村落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法，结合国内外人居文化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通过著作研读和文献检索，查阅并认识己有的相关理论和历史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系统性梳理，从而明确合理地界定概念，解析其内涵，把握课题研究整体性，保证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2.调查研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及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考察、背景分析等方法，研究各地村民的行为模式，重点分析传统村落形成背景、形式、特征，传统民居文化及其本质。明确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变迁的内外因素及趋势。
3.多科学交叉综合分析。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从多学科，多角度分析村落发展现状，以研究目标导向和人居环境要素把握入手，运用社会学、民族学、设计学、建筑学等进行交叉综合研究，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变迁进行理论探讨，科学合理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四）主要观点
1.维吾尔传统村落在其生产生活方式上具有一定的民俗规约性和社会秩序，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实行租赁、承包等方式不断进行流转，因此百姓的劳作模式发生了巨变，百姓在失去土地之后，通过打工和制作手工艺品维持生活，传统村落里百姓之间的帮工和换工习俗也逐渐被物质化了。
2.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与研究，使方法更科学，成果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创新性，为建设稳定、和谐、繁荣的现代化新疆做出应有贡献。
四、预期价值：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应用价值
（一）理论创新
1.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运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法对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判断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推动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发展的实施策略与建议。
2.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为新疆建设具有现代地域民族特色的人居环境提供创新性理论基础。
（二）应用价值
1.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结合现代化建设中的比较有特点的维吾尔传统村落进行实证研究，探索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2.为避免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生态破坏、发展趋同、场所精神缺失现象提供参考解决方案。
总之，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需要研究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学院南疆住村工作组同志两年多以来的工作、生活、调研等对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客观、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王小冬 单位：昌吉学院
参考文献：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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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震东.新疆民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美）阿莫斯•拉普波特.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5]秦红增.乡土变迁与重塑[M].商务印书馆，2012.
[6]杨公卫.村落终结与乡土重建[M].民族出版社，2012.
[7]左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城镇化问题研究[M].华夏出版社，2002.
[8]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三联书店，1997.
[10]樊传庚.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1]李安宁.新疆民族民间美术[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2]李群.新疆生土民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13]周庆华.黄土高原河•谷中的聚落[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4]新疆新型城镇化专题调研组.牛汝极.新疆“环塔”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与出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12）.
[15]安瓦尔•买买提明.推进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探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11）.
[16]李群.土性文化——新疆鄯善县麻扎村生土建筑景观规划设计解析[J].装饰，2010（03）.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037-02
一、乡村聚落研究综述
聚落通常包括农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类。作为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聚落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憩、劳动生产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乡村聚落学是聚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乡村聚落学是研究乡村聚落（狭义的聚落）的景观、形成、演变、分布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联的一门学科[1-3]。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这一时间段内的乡村聚落研究多侧重于描述聚落的形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980年以来，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地理学等影响，西方的乡村地理学研究逐步向人文和社会方向转型。
随着乡村聚落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诸多学者运用GIS的方法开展对乡村聚落的研究。2012年，李红波等通过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发表《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及近今趋势》，提出乡村聚落的人文和社会化与乡村重构趋势。2014年，吴江国等运用GIS的方法，结合土地调查数据在县域、镇域、村域三个尺度上分析了乡村聚落景观的分型特征[3]。2015年，宋晓英等学者发表《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一文，引用GIS和密度估算方法，分析了蔚县商周时期至清朝3000多年间的乡村聚落演化，指出其演化受自然、军事、人口、经济等的影响[4]。
二、乡村聚落研究相关理论
（一）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论是在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产生的理论。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人地相关论）、适应论、人类生态论、文化景观论、唯生产力论、非决定论、协调论等。人地关系协调是人地关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强调人地关系中各子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最终目的是人地系统的和谐发展。人地协调的重要标志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可接受性不断加强[5]。
（二）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成为研究城市职能、城市规模及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理论。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实地调研，提出了中心地的概念，表述为向居住地周围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场地，并发现中心地的分布会受到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因素的影响，由此中心地有等级大小之分，等级的大小决定了中心地的数量、分布、服务半径。通过确定中心地经贸活动的影响半径，加之空间组合的概念，形成中心地的网络结构，他还提出在理想环境下的聚落分布的六边形模式[5]。
（三）系统论
19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L.V.Bertalanfy）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奠定了系统论发展的科学基础，到70年代，在各国的学科领域内掀起了“系统运动热潮”。
系统学作为一类严谨的科学，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越来越多的地理研究者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地理学研究，诸如建立地理研究的系统模型，界定系统的研究边界，在城镇规划、区位选择等方面，系统思维与地理思维形成了较好的契合。随着RS、GIS、GPS等系统学科的发展，地学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思维方式，通过一些动态的模型，更加明确了地理研究的可视化和动态演化。系统论也成为地理科学方法的核心，系统学思维为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前景[6]。
（四）分形研究理论
1967年美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B.Mandelbrot）提出分形理论。分形是指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如海岸线的局部和整体的相似[7]。分形理论被用于地理学是一种定量研究。国外将分形理论应用于聚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林豪斯、巴蒂和富兰克豪泽。阿林豪斯运用分形理论对中心地进行重构，并证明分形方法可以生成廖什体系。
巴蒂在1994年与朗利联合出版了《分形城市》著作，书中探讨了城市的边界、土地利用形状、城市形态等。法国学者富兰克豪泽出版《城市结构的分形性质》，并于2000年发现城市化进程中，聚落形态演化逐渐出现的分形特征。
国内研究在1990年开始，艾南山等将分形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开始运用分形理论研究城市规模和结构[8]；陈彦光、刘继生和朱晓华等相继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城市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中。1998年，单纬东、陈彦光发表《信阳地区城乡聚落体系的分形几何特征》一文，通过对信阳地区、罗山县域、周党镇村镇的聚落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了其相似分形性质。2014年，吴江国、张小林等结合分形理论，通过研究对比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的聚落，发表《苏南和皖北平原地区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对比分析――以镇江丹阳市和宿州桥区为例》一文，证明分形理论对聚落体系规划的实用性和科学性[9]。
三、乡村聚落景观及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一）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容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在国内外地理学界全面展开。景观格局的定义来源于景观生态学，是一种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外在现象。景观格局又称景观结构，由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排列组合形成，是生态过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尺度上的结果[10]。
乡村景观研究最早在捷克、荷兰、德国等国家开展。研究内容主要为：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演变；分尺度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类型；研究乡村景观，通过乡村规划调节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乡村景观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感知等。
（二）国内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成果
19世纪80年代，乡村景观研究在中国兴起。相对于国外，中国的乡村聚落研究起步较晚，但却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挑战的领域。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主要包括乡村住宅环境、乡村聚落的景观类型以及评价、乡村规划、乡村旅游等方面。近年来，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
1.景观格局。汤国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方法，通过研究水系、地形、交通、城镇距离等因素对聚落的影响，提出聚落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11]。蔡为民、唐华俊等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定量方法，研究了黄河三角洲近20年来的农村居民点格局[12]。冯文兰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和度量方法，选取高程、水系、交通网、坡度对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做了定量化分析[13]。
2.乡村聚落景观与环境的关系。姜广辉等学者将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区域，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景观指数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的要素之间的关系[14]。刘仙桃研究了地形、河流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并得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分为集群型、随机型和均匀型3种类型。
3.乡村景观评价。刘滨谊与王云才运用景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理学的理念建立了乡村景观的可居度评价，可达度评价，相容度评价，以及敏感度评价和美景度评价体系[15]。谢花林与刘黎明从乡村景观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出发，通过构建目标层、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4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乡村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依据[16]。赵勇等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构建15项指标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分析评价，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 4 种类型及相应做出评价[17]。
4.村落规划。郭晓东等通过对研究区的乡村聚落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居住点的选择更倾向于空间较为开阔、交通更为方便、水源条件更为适宜的地方。但人口的扩张、聚落数量的增加，导致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分散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中心村建设，促进和引导乡村聚落适度集中，从而实现乡村聚落的健康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18]。
四、结论及展望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乡村分广义乡村与狭义乡村，广义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区域，狭义的仅指农村居民点。乡村地理学家HughClOut认为乡村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乡村社会地理学家GarethLewis认为乡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1］，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广义的乡村。学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定义持不同态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间的综合;生态环境学的观点是，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设平衡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纷繁复杂的生态巨系统;风水伦理学的观点则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工景观与自然万物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学、1．乡村人居环境内涵乡村分广义乡村与狭义乡村，广义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区域，狭义的仅指农村居民点。乡村地理学家HughClOut认为乡村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乡村社会地理学家GarethLewis认为乡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1］，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广义的乡村。学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定义持不同态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间的综合;生态环境学的观点是，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设平衡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纷繁复杂的生态巨系统;风水伦理学的观点则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工景观与自然万物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学、人类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以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基础，以人为主体，关注人的需求的满足;形态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生产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契合，人工与自然的协调。综上，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为:以乡村居民为主体，在乡村(包括乡镇、村庄和聚居点)地域范围内进行居住、耕作、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日常生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地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结构相结合的有机体，满足乡村居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
2．国外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2．1乡村地理学研究
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始于乡村地理学。该研究阶段主要研究乡村聚落与地理环境。1826年杜能提出古典农业区位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间距离，得出在空间上农业生产方式显同心圆式圈层结构。1841年德国科尔首次系统阐述聚落的形成，对大都市、集镇和村落等类型的聚落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了聚落分布与地理环境及交通线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地形对村落区位的影响［3］。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创立中心地理论，为乡村地理学和空间聚落研究做出突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起，学界更加专注乡村社区演变与重构、开敞空间保护、乡村矛盾冲突等问题。
2．2乡村发展研究
20世纪中期，人口由城市转向乡村，乡村发展模式在利益驱动下发生巨变，景观和空间形态改变，欧洲国家乡村问题突出，乡村经济振兴需谋求新的出路，工业化、城市化作用于乡村，带来褒贬不一的影响。该时期研究重点拓展到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等更广阔的学科领域。汉森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支持，尤其是教育、技术的投资，进行迁移援助计划的申请，从而转移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4］。托马斯分析了英国农村的交通问题，认为应该建立政府基金，负责大部分农村的服务资金，用于建设城乡交通网络［5］。布恩斯探讨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公共政策［6］。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乡村作为工业拓展空间被大规模占用，城乡差异逐渐缩小，但是传统的乡村空间形态改变，社会结构面临重组，聚落内部出现“空心化”，村落出现无序或蔓延现象，大规模的工业化促使乡村资源大量开发利用，超过乡村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破坏。此外，学者认为乡村发展必须注重城乡互动，指出政策制度对于乡村发展所起到的作用［7］。
2．3乡村转型研究
近二十年，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城市化时代，城郊乡村开始依托城市主体谋求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但总体环境却因居住空间拓展、社会阶层混杂、生态空间占用而恶化。而距城市较远的偏远地区乡村依然贫穷，交通不通畅，自然文化遗产不受应有的重视而屡遭破坏，随之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变迁进程缓慢。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联合国“人居环境中心”明确提出要突出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发展观，强调必须使城市、城镇和乡村不同层次的人居环境均实现可持续发展。2004年联合国于世界人居日，再次明确提出城乡关联发展。这一时期的乡村转型研究关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乡村功能和乡村空间的转型，倡导开放性的乡村空间。
3．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我国真正的系统研究乡村人居环境起于20世纪90年代，集中反映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
3．1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研究
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者针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环境巨系统开展探究。吴良镛最先提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理论，建立起人居环境研究基本理论框架，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8］。雷振东、刘加平等注重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研究，关注村落发展模式［9］，注重探索乡村建筑设计模式，推广生土建筑。李昌浩等主要研究人居环境中的建筑设计，侧重于微观住宅设计的节能系统、生态系统建设，在实际的农村住区建设中采用新理念、运用新技术。赵万民针对重庆地区山地人居环境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研究山地人居环境［10］;赵炜根据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出山地人居环境的总体发展思路［11］。
3．2地理学研究
从地理学层面来看，乡村人居环境偏向于类型研究、乡村聚落区位分析等宏观研究。乡村聚落重构、乡村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问题成为研究重点。自然地理学者从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研究乡村环境演变，如甘枝茂等研究了陕北黄土沟壑的乡村聚落土壤水土流失情况，提出防治措施［12］。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更关注乡村土地利用状况、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环境保护的互作用。王成新等总结村落“空心化”的发展阶段，从规划设计、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讨解决措施。
3．3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更加关注乡村政治、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周世亮通过实证研究村庄政治文化变迁，分析中国城镇化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14］;陈玉平重点研究乡村转型对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15］。朱康对关于乡村文化转型的认识，提到乡村城市化的问题，认为乡村社会分化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同时城市社会规范深入乡村，在矛盾和冲突中，实现城乡整合，伴随着文化镇痛［16］。然而，乡村文化演变过程在空间上的特征和具体行为研究仍不深入。
4．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4．1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各学科割裂、创新性不足。
国内外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学科。但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学科间缺乏通力合作，沟通不足，割裂明显，各领域研究较为片面。深入乡村内部，对乡村行为主体与乡村人居环境之间的行为影响研究、乡村聚落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比较欠缺，研究的内容宏观，对于解决问题适用性不强，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较少考虑不同地域的需求。
4．2研究方法传统，资料来源有限，实时研究技术运用不广泛。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单一，多为经验性研究，累计积累素材进行阶段性整理和总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空间分析技术(RS－GIS)和实时动态监控等技术手段未得到普及，造成科研成果滞后，不能及时反映乡村发展问题。调研资料来源有限，影响科研进度、精确性和科学性，不利于掌握乡村聚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5．对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相关建议
5．1强调学科交叉渗透，着重进行基础理论建构
乡村人居环境理论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日益增加，学科交叉明显，因此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如加强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的运用，使乡村人居环境基础理论研究更深入。
5．2重视乡村人居环境的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应坚持因地制宜，以乡村本土环境为基础，将乡村本土的资源进行整合，从乡村实际出发，探索运用乡村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塑造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有效可行途径。研究课题应更加关注乡村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解决限制乡村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提出乡村发展时序和关键途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对应的人居环境建设对策，使乡村人居环境实现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5．3注重乡村居民的生存感受与传统文化传承，强调可持续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对皖南、晋中的多处古村落、民居进行了实地调研，对这两个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况分别进行概述，并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实例来论证笔者对于古村落民居的整体保护观点:不仅保护单幢建筑，还要保护延续其历史信息。
我国拥有大量的古村落、古民居，无论从建筑角度还是文化角度讲，均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其目前的处境却非常尴尬。有的已经人为拆除，销声匿迹;有的已人去楼空，任其衰败;有的则处于保护与开发的两难境地。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走访了皖南和晋中这两处古民居村落相对集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
1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开发研究
1.1皖南古村落、民居概况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m。明清时代，徽州府的辖区包括祁门、休宁、黔县、款县、绩溪以及江西姿源六县，在这六县所形成的“徽州文化圈”范围内存在许多形态、意境相近，而又特色鲜明的古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择地选址讲究风水理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依山势水势灵活建设，以山水为依托，与自然相融合。村落空间独具特色，因土地资源紧缺，村落多密集建设，街巷狭窄，房屋紧密相邻，且多带二层楼阁，加之两侧挺拔高耸的马头墙，街巷愈发显得狭窄幽深(见图1，图2)。民居的典型单元形制是三开间一庭院，建筑平面左右对称，尊卑有序。中为厅堂，待客礼仪之所;两侧厢房为卧室;楼梯在中厅后或左右两侧。人口狭小的天井用于通风采光，当地人巧妙地运用造园手法，在咫尺之间营造出意趣昂然的生活情趣。室内装修多清雅简洁，重视文化品位，随处可见楹联匾额，体现了居住者的文化艺术素养以及对高尚情操的向往与追求(见图3)。
1.2保护开况
战略措施:1)保护第一，永续利用。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妥善的保护才能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它们的价值;2)政府统筹，多方合作。古村落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保证资金到位，但是政府必须做好统筹工作，监管保护开发的各个环节，防止盲目运作;3)权责利平衡。由政府带头，制定一套规范的权责利平衡关系，包括政府、出资人以及村民等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制度;4)弹性发展。按步骤、按情况酌情进行发展，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设想周到。 保护措施:首先将历史风貌地区划分为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区和保护区。环境协调区内严格控制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山体植被，维护村落的周边环境风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建筑建造的尺度、风格、材料等必须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保护区范围内严格保护村落原有风貌与格局，对新建建筑严格把关，并且对建筑进行分级保护，分为重点保护建筑、保护建筑与改建建筑。
西递在保护村落空间实体等物质文化的同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鼓励人们继续生活在村落中，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效地保护了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使村落特有的传统历史文化得以继承发扬。
2晋中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研究
2. 1晋中村落、民居概况
自古以来山西地薄人稠，人们在本土上不易生存，纷纷外出经商以谋生计，衣锦还乡后便建造了大批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地主庄园。山西地区古村落较多，但格局比较完整、建筑比较完美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区。
晋中地主庄园择址科学，讲究风水。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占据当地居高临下的北山坡，一则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二则坡间形成一条条天然的排水沟，无水患之虞;三则宅后生态自然风光调节小气候。庄园多采用严整的规划布局，以经济实力为依托，筑就高大坚固的围墙，城防设施严密(见图4)。高大封闭的院墙划分内外，形成外雄内秀、外封内敞的空间体系。山西合院的基本构成元素有正房、厢房、倒座、宅门几部分，它们通过过厅和垂花门串联成多进规模较大的院落，形成前堂后宅、前园后院的合院类型(见图5，图6)。民居院落中轴对称、空间布局等级严明，反映着尊卑、男女、长幼的区别，传统的封建礼制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
2.2保护开况
蜚声海内外的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现为祁县民俗博物馆。大院门前修建的商业一条街凌乱地延伸到了新建的停车场边，加之几处随意设置的酒店旅馆，破坏了村落的环境氛围，给古朴的村落蒙上了一层商业俗气。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镇，现为中国民居艺术馆，居民已经迁出，只留下了豪华富丽却略显坚硬生冷的房子，没有了人的生活，整个建筑群失去了动人的灵性。曹家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北恍村中，村中拆掉了老房子，新建了成片的平顶红砖房，而城堡式的三多堂就唐突地立于这一片红砖房之中，孤独地晚视着村落中陌生的一切。
仅将各处大院中的单体建筑完好的保护起来，却迁出了里面的居民，使之变成各种博物馆，这样做改变了其原本的功能属性;同时大院外部的村落环境也遭到一些不协调因素的破坏。大院虽然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失去了生命的律动，脱离了乡土和村落环境，大院的文化与内涵就略显单薄，剩下的仅仅是一组建筑而已。
3皖南、晋中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比较
1)皖南古村落采用“动态”的保护模式，村落就地保护，公众参与其中;晋中大院采取“静态”保护模式，迁出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只单纯的保护建筑本身。
2)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内容包括村落的环境、格局及民居，并且在改善村落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村落的民俗生活。晋中大院只保留建筑本身，忽略了所在的村落环境与乡土生活，把这些原本活生生的居住性大院变成了静悄悄的博物馆。
3)皖南古村落采取的动态保护模式的难度很大，需要完备的管理措施与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在进行村落保护的同时，还要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要求。晋中大院的静态保护模式运作起来比较简单，没有居民生活在里面，减少了人为的不必要的破坏，对建筑的保护而言是有利的并且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利于村落历史文化的延承。
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制定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指出:“乡土性很少通过单幢的建筑来表现，最好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地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无论晋中还是皖南的古村落都是由不同性质的建筑组成的有机整体，单幢建筑只有在这种有机体里才有价值有意义。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一、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许多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成为旅游热点，在传统村落成为许多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后，旅游村落的物质形态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去研究。各学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也越发充分，在中国知网的检索中，与“传统村落”主题有关的文章达3074条，呈递增趋势， 2014、2015年论文成果猛增。相关成果主要分布在建筑学、地理学、旅游学等领域。
二、建筑学科研究概述
建筑学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从单体民居到整体村落的物质技术层面的研究，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包括平面形式、房间布置、结构构造、装饰装修、总体布局、街巷里面等。代表性的研究有：秦鹤洋等（2015）基于空间意象的传统村落空间设计方法探讨；王勤煕等（2015）太谷县北洸村传统民居空间形态浅析；温天蓉、吴宁、俞婷（2015）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参数化规划方法初探等。2、研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民居、村落的影响的案例较多，内容丰富，使后来者能追根溯源，充分了解各地民居与村落的历史变迁及行程机制。这些研究偏重于对村落建国前或20世纪90年代前的变化过程的研究，这种变化过程反映了村落在受到当代外来经济活动影响之前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偏重于城市化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例如，薛力（2001）以江苏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聚落发展情况，指出在村落形态方面，江苏省的村落从北到南呈现从初期到晚期的空心村现象。靳明飞、文剑钢、施继、林炜强（2014）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汇中的江苏苏南地区乡村风貌。3、建筑学科对村落旅游的研究，以阮仪三在1986年周庄的总体规划中提出“保护古镇，建设新区，发展经济，开辟旅游”方针为代表，研究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并重问题。此后，许多建筑学者对村落旅游进行了相关研究，偏重于探讨传统村落如何既获得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村落保护与更新工作的开展。例如，张大玉（2014）以北京密云古北水镇民宿区为例，研究传统村落风貌特色保护传承与再生；王盈（2014）以海口博学村为例研究海南传统火山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段威等（2014）以浙江天台张家桐村为例研究基于微介入策略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
三、地理学科研究概述
地理学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自然地理环境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例如，杨立国等（2015）以侗族村寨为例，论述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2、农村生产活动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例如，杨振宇（2014）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中传统村落保护问题。3、文化对村落形态的影响。如刘沛林（1998）：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张燕清（2008）研究闽西传统村落妇女的神灵信仰。成果多集中于人文地理方面。国内学者对村落形态的类型、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是仅限于从地理环境、农村经济、生产活动等角度来分析。甘枝茂等（2004）论述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村落具有规模小，密度小，分布不均匀，沿树枝状水系递减，且不多有向阳、向路、向沟等他点。
四、旅游学科研究概述
旅游学科对村落的研究涉及到生态旅游、遗产旅游等实践活动，偏重于对旅游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旅游对村落社会文化及经济的影响、旅游对村落物质环境的影响、村落发展与管理、游客市场与游客行为、旅游村落的规划等方面。在旅游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很多学者结合村落案例，提出不同的对策和建议。例如，陶伟、戴光全（2002）以苏南三个水乡古镇为例，提出旅游资源相似的临近地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卢松等（2004）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例，研究古村落旅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李萍等（2012）以安慰齐云山为例，研究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杨雯等（2015）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研究基于ArcGIS的传统村落最佳观景路线提取方法；陈开武（2015）以徐州市倪园东村村庄整治规划为例，研究特色乡村的规划塑造。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农村体育；现状；农民；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G812.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 号： 1007-3612(2011)05-0016-06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Fruits on China’s Rural Sp orts
LIU Renhan1，WEI Zuotao2， HUANG Duo1， WANG Yaqi1
(1.School of P.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 ui 741001，Gansu China； 2.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614004，Sich uan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rural sports in rec ent fifteen years， the paper reckons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fruits of Chi na’s rural sports is increasing year on year， and they are in high qualityT here is a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of research teams，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 h methods and more quantitative study than qualitative studyBut some methodsneed to be discussed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 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sports in small towns，rural sp orts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sports and economy ， rural sports culture，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 onInthe f uture， researches on rural area sport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make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opening， crossed and disciplinaryFor a better study， this pa per points that: appropriate research subject and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Mul 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hall be used to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ur al sports.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orts study shall be highlighted; Deep resea rch of basic theory problems of rural sports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group adv antage shall be displayed
Key words:rural area sports; status quo; peasant; research tren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体育也逐渐走入农民的生活，尤其是 1995年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农村体育研究空前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 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的论断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十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农 村体育事业发展，加速推进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此，本文以计量学（metrology）理论为研究视角，借助近15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研 究文献的各种数量特征，描述、评价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着重预测分析农村 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对其作出解释，对未来农村体育的有效研究提供积极的理论思 考和实践准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以“农村体育”为 题名进行检索，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乡镇（村）体育” 、“村落体育”为“关键词”，筛选出1995-2009年有关农村体育代表性的研究论文276篇， 以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对所收集的论文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检索相关研究类论文，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研究 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访谈法 对农村体育研究和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农村体育研究的内容分类，访谈了数 名该领域专家教授。
1.2.3 数理统计法对276篇论文依据研究需要进行数理统计， 进而分析其研究特点与不足。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研究侧重点随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农村群众体育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 标志，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情 况，农村体育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体育现状和农村体育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农村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特别是2005年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国家在2006年 “中央1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了“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为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随后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根据这些文件精神 ，这一时期农村体育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趋势、对策及农村体育文化、消 费及管理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
2.2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体育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比例总体而 言呈上升趋势，而2002年可以看作是其研究的转折点。1995-2002年，农村体育的研 究论文 每年均 保持在20篇左右，2003-2008年所发表的论文年度增长比例基本呈直线上升态 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年均超过100篇，仅2006-2008年3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就近5 00篇，是前11年所发表的论文总量的2.5倍。从统计结果看，2009年农村体育的研究又呈下 降态势。这些研究论文的公开发表，都与国家的“三农”政策，特别是随着法制性、政策性 文件的导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以及“农村体育年”的哲学启动有着密切 的关系。加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资助课题对农 村体育的研究 具有扶持和导向作用，均表明农村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农村体育的研究呈现空前繁 荣的局面。
图1 1995-2009年农村体育研究比例折线图
2.3 研究人员年龄、职称结构及单位归属分析 从文献样本研究者的年龄结构分析，46～55岁研究者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0.3%，其 次是35～45岁研究者，所占比例为30.2%，而35岁以下的研究者比例最低，仅为11%。由 此可见，46～55岁的研究者以其基础扎实、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研究优势取得 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发展的眼光看，35～45岁研究者应是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 主力军，而35岁以下研究者应取长补短，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从研究者的职称结构分析，副教授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2.5%，其次是教授的比例为 33%，讲师的比例为17.8%，而助教的比例最低，仅占统计总数的6.7%。这同样也反映出 高级职称的研究者在农村体育研究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推动农村体育研究的中坚力 量。但与此同时，高级职称研究者也有责任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应积极鼓励和扶持 职称较低的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以扩充研究队伍，将农村体育未来的研究向纵深层次不断 推进。
从研究者的单位分布看，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最多，占统计总数的61.5%，其次是专业体育学 院的研究者，其比例为28%，而体科所和机关的研究人员最少，仅占10.5%。从研究专业 看，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人员最多，反映出研究成果与其研究领域较为吻合。而高质量 科研成果的作者地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优越、拥有较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氛围浓厚的省份 ，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体育科研与地理环境有着必 然的联系。 2.4 研究方法多元化，有些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通过对所收集论文在研究方法使用频度(降幂排列)的统计（图2），可见：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法（普通、专家） ＞调查法（田野、实地）＞访谈法 ＞逻辑法＞数理统计法 ＞ 比较分析 ＞其他。由此反映出农村体育的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但对研究方法深入分 析后发现，也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表述的上下位关系混乱。诸如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实地观察、现场调查、田野 调查等方法，上下位关系不明确，难以区分其异同。
第二、表述不准确。诸如调查法、分析法表述太笼统。而统计分析法、统计处理法、数 学分析法应该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述。
第三、 方法有生造痕迹。诸如联机检索法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某种研究方法操作的 具体过程，有待商榷。而经济理论分析法，究竟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借用经济学研究的 理论整体来进行分析，很含糊。
图2 农村体育研究使用方法比例排序
2.5 研究内容归类及分析
2.5.1 农村体育发展及其战略的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研究，分 析后可概括为以下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 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转变农民体育锻炼观念为前提。
第二类为依赖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2］：农村体育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 级政府的 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境 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
第三类为综合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3］：农村体育的发展要依据农村建设与 发展 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建设应成为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形 成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
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上，2002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 点”，由此确立乡镇体育是发展农村体育的战略重点。围绕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裴立 新教授［2］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城有 条件的建 制镇实现突破。吕树庭教授等［4］等指出小城镇应作为农村体育的突破口， 由城镇辐 射农村，从而最终带动整个农村体育的发展。虞重干教授［5］等认为：农村 体育的根 基在于村落。村落是农村最基本的社区，是农村的主体，只有体育进入村落，农民才能得到 实在的享受。
由此可见，农村体育的发展同农村社会的实际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 在农村体育与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社会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在其发展战 略选择上，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以成共识，但在操作层面上对突破口和切入点的抉择还难 成定论。笔者认为：农村体育发展重点的确立，应从不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 、因地”的在“乡镇”和“村落”间做出选择。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形成联动机制，是农村 体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5.2 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农村体育现状调查主要集中在农村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锻炼时数、锻炼内容等方 面。
1)农村体育人口。我国两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1996年我国农民体育人口比例为7.13% ，2000年上升为8.4%，5年中提升了1.27%，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0.25%［6］，200 8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农村 体育人口比例为10.12%。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以每年6.4%的速率增长 ［7］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增长速度，呈 现一定的滞后性。
2)参加体育锻炼的时数。根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有3.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城镇居民中有2.18亿的 人 参加过体育锻炼，乡村居民为1.22亿。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差异明 显 ，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且城乡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全国“经常锻炼”的 城乡居民中，城镇居民有13.1%，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乡村居民仅为4.1%，城乡差 异较大。
3)体育场馆。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结果显示［8］：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 80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但占全国总人口一 半的镇(乡)村人口，拥有体育场馆69 537个，仅占总数的8.18%，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 量占总数的67.19%。可喜的是，截至2007年1月底，全国共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26159个，总投资达11.87亿元，到2010年，将争取使我国1/6的行政村建有标准的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9］。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力度的加大，必将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打下坚实基础。
4)体育观念。郭敏刚［10］研究指出：乡村居民受到农村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 与城镇居民相比，体育观念有很大差异。乡村居民普遍认为劳动即锻炼，无病就是健康，进 行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很少。加之农村体育的舆论环境较差，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 理解，甚至讽刺挖苦。
5)锻炼场所及内容。《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城 镇居民在单位、社区、公共体育场所以及健身会所等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锻炼的人数比例高 于乡村居民。而在江河湖畔、街头巷尾、公路旁和自家庭院及室内等非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 锻炼的人数乡村高于城镇。其中，在“自家庭院或室内”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乡村居民为 28.7%，城镇居民是9.2%，高出19.5%，相差较大。另有研究表明［11］：因为农 民的余暇时间 受劳动性质、劳动方式特殊性影响，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不稳定，季节性强。参加体育 锻炼的场所较为分散，锻炼地点多在自家庭院、住宅区空地、田间地头、马路边、街道边、 自然空地、河流和湖泊等天然场地，也有一小部分在附近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体育锻炼。
针对上述状况，总体上讲“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 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12］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客观分析我国农 村体育 的现状，正如江崇民所言［13］：“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农村 社会生产 力水还比较低，经济还不发达，许多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相比，处于 相对体育贫困状态。”
由此可见，关于农村体育现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研究成 果最多的方面。无论其研究内容多么广泛，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弄清农村体育现状，探求其 发展对策。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出具有普 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而提 出有创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较少。
2.5.3 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的研究 以2003年吕树庭、裴立新教授［14］共同署名发表的《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 发展 战略重点的思考》一文为标志，一大批研究者在相关文献中对“小城镇作为农村体育发展重 点”的观点进行了正面回应和支持，“小城镇体育”迅速成为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 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 功能等方面，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方面。
近几年，随着“小城镇体育”研究的逐渐“降温”，“村落体育”的研究已上升为农村 体育研究的最大热点。此种观点以“村落是农村的主体、村落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为 立论基础，并结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实施的事实，提出发展农村体 育应“以村落为重点”。田雨普教授［15］明确指出农村体育发展“将工作重点逐步 转移到村 落体育的发展上来，……是解决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低水平、不全面和很不平衡’局面的重 要举措”。 郭修金博士［16］在对山东临沂的沈泉庄村进行田野考察认为：村落体 育形态多 元、功能多重、与竞技体育相去甚远；村落体育的发展基础和保证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村 落需要有自身的体育文化，需要找回被遮蔽的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价值，需要“培育、输入” 并举、村落精英带动及学校体育的辐射。郭敏刚硕士［17］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指出： 村落农民 体育与村落文化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同时也相互制约。两者之 间的现实作用机制决定了村落农民体育与村落文化的发展既要同步，又要避免相互制约。唐 炎博士、虞重干教授［18］则对农村体育发展的行动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认为 ：进行新 农村体育建设，不必仅仅从“民享”意义上来思考农民的体育需求，还应从“民生”的意 义上去发现体育对农民生活的价值。
那么，农村体育的发展究竟是“以乡镇为重点”还是“以村落为重点”，唐炎博士、虞 重干教授［18］认为：农村体育发展的重点从乡镇向村落延伸，只能说明发展村落体 育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现实条件，以往发展中“重乡镇、轻村落”的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但就乡镇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和地位而言，其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重点地位既没有也不能 “落幕”。其实，以乡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其真实含义应当是“从村落着眼，从乡镇 着手”。
无疑，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体育的真实面貌以 及在当代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2.5.4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研究 江亮等人［19］调查表明：个人锻炼是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组织的 农民 体育活动仅占10%左右。而体育实践表明，自发的个人体育锻炼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组织化 程度高的农村体育的。姜健［20］通过调查认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工作机构不 够健全， 缺乏体育人才，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很少。部分地区县乡以下就没有专门的 体育机构，县乡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多挂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负责群体工作 的人员也大多属兼职，并且管理者缺乏相应培训，社会指导员的数量就更不言自明了，这种 情况致使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受阻。陈宁教授［21］研究认为：在农村体育的管理模式 上“县级 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乡镇要建立健全体育文化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 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培养体育骨干”；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 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李会增等［22］认为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 离不开 一个健全的组织，体育组织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型体育组织，一是群众体育组织，两者 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乡镇政府把体育事业纳入 乡镇发展总体规划；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多为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松散乏力，农村体育 社会化远未形成。而体育体制的核心是体育组织的结构和权力分配及运行，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办体 育的作用，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组织体系将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工作。
2.5.5 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王建欣认为［23］：“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的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 娱乐 身心，增进身体健康；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科学发展 观的具体体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在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群中，有72.7%的人有过体育消费，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593元。其中，城镇居民 有 74.5%的人有过体育消费，乡村则为69.40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718元，而乡 村 为355元。城镇居民支付购买体育书刊和到体育场馆健身费用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乡村，其 他各项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差异不大。可见，城镇居民各项体育消费的人均水平明显高于乡 村［24］。
由于影响农村体育消费因素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得农村体育消费的开展目前仍有一定 的难度。因其体育消费同属于经济和体育两个领域的重要范畴，可以肯定地讲，随着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需求必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5.6 农村体育与经济关系研究 陈梦周等［25］研究表明：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姜健等 ［20］研究 认为：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发 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体育是没条件开展的。朱家新［26］研究表明：2001-2008 年，我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随着农民收入的 不断增高，恩格尔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对发展的需求必然随着 增加。体育活动必将成为农村居民满足体育文化需求的应有之义。
2.5.7 农村体育文化研究 许锍成［27］针对农村宗族意识与农村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宗族组织的一些活 动有 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恰当地处理传统文化与农村体育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有利于农村体育发展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刘玉［28］通过对我国农村体 育文化特 点的研究，明确我国现阶段农村体育文化工作重点为：“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村自主发展相结 合，保障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坚持政府投入与市场场融资相结合，创 新公共投入机制；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农村体育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 展相结合，切实将以点带面工作落到实处。”李会增等［29］从我国村落的历史文化 背景出发 ，分析了村落体育的文化特征，提出当前我国村落体育应该走与“生产劳动、文化艺术、民 族传统”相结合的杂糅式的发展模式。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体育文化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还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因此，抓住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弱势地位的有 效措施。
2.5.8 农村学校体育研究 曲宗湖教授等［30］以7个省市区为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农村中小 学的 体育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调研，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要完善对 农村学校体育的领导，改革体育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对农村学校体育的投入。朱 应明［31］通过教学内容改革实验研究，认为：从事民间体育项日教学，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锻 炼积极性，使学生养成自觉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能缓解体育经费、场地器材不足的矛盾。 曾全红等［32］提出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落实素质教育观，切实改变 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的内外环境，建立与健全农村学校体育的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学校体 育课程建设，进一步重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均衡发展，学 校体育建设与饮食卫生同步发展。焦卫宾，周登崇［33］在大量的普查和典型案例调 查的基础 上，从农村学校参与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角度，总结出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徐 东锋［34］在学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文献基础上，根据体育学科的特性和农村 学校的现 状，提出以选择一至两项适合地理气候条件、有良好群众基础、易于开展、健身价值较高， 又具终身体育性质的现代或民族优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以推 进农村体育课程体系建设。
可见，农村体育研究中，学校体育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研究相对较为成熟，涉及的内 容也较为广泛。
3 未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内容的相关分析，可以说其研究内容已呈现稳定、全面、 深入的发展态势。当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应正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对其实践产生有益影响；其二，对现象和状态的准确描述 ，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抓住当前的发展现状；其三，对本质的揭示和规律的发现，即农村体 育研究能否深刻地解释其现实现象。为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
1)研究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教发展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和前景。因此，农村体育的研究将会更加坚持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明晰战略发展 的策略预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对农村体育的需求，体现农村体育研究的时代性，瞄准重要 领域和重要课题的创新。
2)研究的开放性与交叉性。现阶段，农村体育体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研究方 法简单粗糙。而人口学、 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 的发展则相对较为成熟。鉴于农村体育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因此， 在研究 中，将更注重借鉴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寻找农村体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以进一步完 善农村体育的科学结构体系。
3)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农村体育 的研究理念、手段和方法也必然随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使农村 体育研究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然更加重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 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力提升农村体育研究的科学含量与实 效性。
4)研究的学科性和特殊性。农村体育尽管属于综合性研究，但仍具有独立的专门知识、 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体系。因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提高 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形成农村体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途径。此外，在研究农村体育 时，会更加注重农村体育的特殊性要求，即将农村体育现象置于农村特定场景中去分析，揭 示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近15年来，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特别是2002年以 后，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且质量较高。未来农村体育科研将朝着时代性、创兴 性、开放性、交叉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科性的方向发展。
4.2 建议 1）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是要探寻在 农村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农村体育活动的特点、规律和运行机制。
2）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 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实行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才能开拓出新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新领域。
3）突出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农民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 必须围绕农民进行，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并以物衬托人、服务人， 这样才更有利于农村体育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
4）重视对农村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 本观念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整体性、综合性的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的发 展态势。在研究中不仅要加强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更要注重其理论解释和归纳，从而使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补充与促进。
5）发挥群体研究优势。在农村体育科研中，要注重“老、中、青”结合的科研梯队建 设。同时，需要加强地域、单位间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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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周庄、宏村和同里等一些传统村镇旅游的名声鹊起，目前中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已经走过二十年历程，相关研究也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扩展加深。
1 概念界定与研究概况
1.1概念界定
（1）古村（镇）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古村（镇）就是那些上朔源头在明清之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但学术界却对此存在异议研究历程，争议的焦点即是在如何定义“古”字上。刘沛林(1997)[1]认为古村（镇）是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镇）；丁怀堂(2007)[2]认为只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的村（镇）即为村（镇）：一要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被记忆在这个村庄里面；二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个遗存包括物质的，还包括非物质的；三要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四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历史文化名村（镇）
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历史村镇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村庄。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认为历史文化村镇是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论文提纲格式。
（3）传统村镇
刘沛林（1997）[1]将古村镇与传统村镇进行对比，他认为二者基本是等同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陆林(2006)[3] 认为传统村镇是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研究历程，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村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传统村镇在概念上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传统村镇可以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中保存完好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从众多传统村镇中评选出来的被专家认定为具有重大保护和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古村落在时间上有一个区间限制，即明清之前的传统村(镇)。如图1-1所示：
图1—1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周庄、宏村和同里等一些传统村镇旅游的名声鹊起，目前中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已经走过二十年历程，相关研究也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扩展加深。
1 概念界定与研究概况
1.1概念界定
（1）古村（镇）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古村（镇）就是那些上朔源头在明清之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但学术界却对此存在异议研究历程，争议的焦点即是在如何定义“古”字上。刘沛林(1997)[1]认为古村（镇）是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镇）；丁怀堂(2007)[2]认为只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的村（镇）即为村（镇）：一要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被记忆在这个村庄里面；二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个遗存包括物质的，还包括非物质的；三要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四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历史文化名村（镇）
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历史村镇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村庄。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认为历史文化村镇是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论文提纲格式。
（3）传统村镇
刘沛林（1997）[1]将古村镇与传统村镇进行对比，他认为二者基本是等同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陆林(2006)[3] 认为传统村镇是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研究历程，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村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传统村镇在概念上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传统村镇可以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中保存完好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从众多传统村镇中评选出来的被专家认定为具有重大保护和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古村落在时间上有一个区间限制，即明清之前的传统村(镇)。如图1-1所示：
图1—1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汉唐 村落 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古村落；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生存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但在变迁的步伐中，如何保护抢救已经极其有限的古村落古民居以及周边的环境，也引起了社会上下的普遍关注。由于开发利用不够合理，有的部分遭到损坏，有的则年久失修；有的新旧相杂、不伦不类，有的因无人居住或产权归属等问题正呈颓败之势。古建筑的周边环境也随着经济发展而急剧变迁，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很多古建筑甚至处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境地。因此，做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一、龙门县古村落的现状
目前，我县共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0处，其中古建筑类37处，符合古村落特点的有12处。现共有5个古村落已被认定为“广东省古村落”，分别是鹤湖村、官田村、功武村、合口村和马图岗村。 其中鹤湖村、功武村的古建筑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官田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合口村和马图岗村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从分布上看，永汉镇有4个古村落，分别为鹤湖村、官田村、合口村和马图岗村；龙华镇有1个古村落为功武村。
二、龙门县古村落保护和利用存在问题
龙门县拥有的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建筑，既有中国传统村落的共性，如中轴、宗法、礼教、风水等元素，也有其自身的地方特色。这些基本保存完整的古建筑成为传统古围屋建筑的活化石。然而，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旧”矛盾也日益表现出来。宣传力度不够致使人们对古村落的保护不够重视，人们希望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享受现代化的文明，但却忽略了对古村落历史文脉的科学保护。规划编制不到位，使得古村落的保护无法可依，有的一味采取拆旧建新、营造仿古建筑的做法，有的则单纯将遗产保护活动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及其居民生活割裂对待。这些做法都不同程度地对古村落的传统风貌造成破坏，将很多遗产变成了“遗憾”。古代村落所具有的传统建筑风貌、淳朴的人文环境等正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不少村落已经和正在面临瓦解甚至消亡的危险。如何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挖掘、保护和宣传古村落，是当前工作的一项新课题。
三、古村落保护和利用的建议
（一）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保护意识。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各级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引导和鼓励广大民众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充分运用各种舆论手段和宣传形式，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各级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展览、论坛、讲座等活动，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各类新闻媒体要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保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鼓励、支持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制定实施有关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充分挖掘古村落的历史人物故事及传说，通过加大古村落的宣传力度从而提高古村落知名度，吸引人们追寻着这些传说探访古村落，促进旅游发展。
（二）科学规划，进一步做好重点保护古村落的规划管理工作。 进一步强调今后凡村民新建、翻建的房屋必须符合古村落保护规划，其体量、高度、色彩必须与古村落历史风貌相协调，禁止建设影响古村落环境风貌的建筑。同时加强监管，形成合力，严厉查处任意拆除、改建、新建等违法行为，对现有损害古村落风貌的障碍性建筑，逐步予以拆除或改建。
（三）加大投入，强化保障。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各级要安排古村落保护开发、特色文化村建设的专项经费，除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外，可在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中增加相应的项目经费，用于特色文化村的培育建设。二是进一步拓宽保护资金渠道。在发挥政府资金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动员、鼓励企业家、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如可建立“古村落保护基金会”，向社会、企业募集资金用于特色文化村保护；也可试点采取股份制的形式，通过村民将其所有的古建筑租赁或入股，并吸收社会资金入股，共同参与特色文化村的保护、经营和收益。三是重视人才培养。古村落保护开发、特色文化村建设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各级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开展对古民居和其他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逐步集聚一批从事业余研究的乡土人才。
（四）积极鼓励对古村落进行有效的保护性开发。保护性开发是指在不破坏原有古迹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古村落的保护性开发方向应该以旅游观光为主，既起到了发挥古村落文物古迹的社会效益的作用，也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保障。古村落保护性开发的重点应放在历史文化价值的利用上。保护和开发是辨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开发利用能更好的促进保护，也是保护的目的与归属。
参考文献：
[1]刘沛林：《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J]，人文地理，1998，1.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Abstract： Ancient villages in China are crystallizations of Chinese thousand-year old farming cultures， concentrations of historical，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values and demonstrations of ethnic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Unfortunately， due to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 majority of them gradually show declining state， 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immin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ain reasons why ancient villages declining state by conducting a case study of Daqitou Ancient Village in foshan and proposes several practices such as document management， functional replacement and widening of investment channels to use the resources in ancient villages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for a positive loo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关键词： 古村落；大旗头村；保护性开发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Daqitou Ancient Village；protectiv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6-0314-03
1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古村落作为我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结晶和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机结合体，也是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保存至今的传统乡村聚居地，更是一种包括建筑文化、工艺美术以及民俗风情等要素的区域文化。古村落作为居民居住繁衍的家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凝聚着丰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直接表达了民族、地域的个性特征。对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有助于维护区域文化的多元性、历史性，促进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当地坚持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经济与文化相统筹、自然与社会相和谐起到很大的示范效应。
1.1 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古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护与发展政策、发展对策以及旅游发展等几个方面。如：1996年，Sim Loo Lee通过分析新加坡唐人街、甘榜格南和小印度历史街区在1978、1983和1994年建筑功能的变化阐明了保护政策的及时性和可行性。2004年，Naciye Doratli，Sebnem Onal Hoskara and Mukaddes Fasli提出基于SWOT历史城区复兴战略，指出历史城区复兴涉及到历史遗产的继承和与当代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条件一体化的要求，在提出改善措施时应当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将改善物质环境、社会活力以及经济活力振兴等与保护区目标联系起来，甚至关注更加广泛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学者们对古村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价值与特征、形成与演变、旅游与开发等方面。如：李凡等在2005年通过探讨大旗头村的村落形成、历史变迁、礼仪宗教以及氏族源流等，对大旗头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做出了综合评价，并且明确支出了大旗头村的文物保护价值、旅游开发应遵守的原则以及对策和措施等。单霁翔（2008）在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明确提出：乡土建筑保护的时代意义，并提出保护理念，保护建议等[1]。保继刚等（2006）在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研究中，通过国内外理论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旅游开发对传统古村落发展的意义[2]。
综观国内外对古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护规划与决策、旅游发展、特征价值和形成演变等几个方面，而对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保障体系等问题分析不深，对古村落资源的普查鉴定、数理评价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缺乏系统研究，未能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也缺乏对地方保护政策、资金保障制度、管理体制实施效率等问题的梳理和跟踪分析。
1.2 研究意义 《广东省古村落认定标准》首度对广东省“古村落”进行了定义：广东范围内清代以前形成的现存历史文化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丰富和集中，从而能够比较完整的反映某一历史时期传统的风貌、地方特色以及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以及艺术价值。认定标准核心是“古村落中的民风习俗的活态民间文化仍能较好地保留与传承，应有传统的民间文体表演活动和民间工艺美术传承，民间故事、传说较为活跃”[3]。因此，我们必须足够认识古村落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良好的保护，绝不能够牺牲宝贵的古村落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
由于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往往在非物质文化形态的生活和生产重浓缩着一个村落的生命之“源”，找出古村落的非物质文化基因，不仅让古村落“活着”，更对拯救和保护古村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古村落的保护固然重要，但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当今社会，如果单纯强调保护古村落义务，没有实质的物质获益，是无法催生村民自觉的保护意识。只有将开发利用作为古村落经济发展的激发节点，让村民从获益中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从而激发保护和增加投入、滚动开发的积极性，才能对古村落的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适度开发，从而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
因此，合理的开发古村落不仅可以保持古村落的原始性、完整性和真实性，更有利于改善村民的生活设施。从而形成保护——开发——保护的良性链条，促进古村落的长远发展。
2 大旗头古村落的现状探析
2.1 基本概况 佛山三水大旗头村，也称郑村，为古锅耳屋群，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由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所建，是粤中地区一个典型的、最具独特建筑风格的清代村落。该村落不仅有祠堂，还有家庙，作为一个聚族而居的建筑群，内部采用了广东居民典型的“三间二廊”的布局。前临半庙方扩，扩基砌以石坎，突出部份状如壶嘴；扩边有一个笔形文塔，塔下有两个方石，大的像三尺多高的砚台，与小的方块组成了一个明显的“文房四宝”的人文景观，其意为希望后代“读书做官”。1994年，佛山三水大旗头村被评为三水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评为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被评为广东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0月评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12条村）之一；2004年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第一村。
2.2 大旗头古村落的特色
2.2.1 古建筑群规模宏大，保存完整 目前，大旗头古村保留有清代建筑200余间，古建筑较为集中的街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其主体建筑群占地5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在村中自成体系，集民居、祠堂、家庙、府第、文塔、晒坪、广场、“风水塘”等于一体，整个主体古建筑群保存完整。
2.2.2 古建筑群的规划先进，设计科学，布局合理 大旗头村的主体建筑主要呈梳式布局，密集而整齐，小巷纵横。古建筑群在规划布局时能充分考虑采光、隔热、排水、防御、交通、人文等功能，每家每户都采用硬山顶镬耳式、封山墙以及“三间两廊”式样，整个古村相对完整地表现了广东农村民居的特点。同时，防盗、防火、防风和防漏的设计非常精巧，令人称奇。而文房四宝的建筑景观寓意也反映出崇尚文化教育的意识。大旗头村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2.3 大旗头古村落面临的困境
2.3.1 保护意识薄弱，保护机制不完善，古村落的建筑现状不容忽乐观 由于大旗头村经历了百年沧桑，因此，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农业聚落文化和广东文化，无论从建筑学、民俗学还是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都是极好的实例。但由于保护机制不完善，保护宣传不到位，村民乃至村干部对古村落的历史价值毫无概念，保护意识相当薄弱，导致古村落的建筑现状不容忽乐观，主要表现在：第一，古建筑失窃严重，有价值的砖雕、石墩等文物被盗；第二，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破“旧”立“新”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大规模强拆旧房子；第三，受系列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影响，很多纪念性的建筑被严重损毁或改作它用；第四，随着时代变迁，村民外迁，很多传统的民居被弃置，年久失修，或已坍塌或已沦为危房。
2.3.2 政府重视不够，后续工作没跟上，古村落凸显颓态 2004年，佛山市三水区文化局和佛山市规划局三水分局共同委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三水大旗头村文物保护规划（2004-2020）》。其将正确处理大旗头村古建筑群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以更好的发展本村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并积极改善本村的生态环境作为总体目标。然而时隔多年过去了，由于政府不重视、地方政府资金实力有限，保护资金匮乏，对古屋的修缮和维护不够，基础设施缺乏。同时，在开发过程中，未能根据古村落的总体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及综合开发，而是过多地集中以旅游参观为主，经营项目单一，保护规划未能实施下去，导致古村落的潜在价值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大旗头古村落颓态，变成了一具毫无生气的“干瘪的空壳”。
3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路径
面对日渐颓态的古村落，使我们迫切的感受到保护和发展已经时不我待。但是要想恢复古村落原有的社会结构，固守原住民的社会维系，既不可取，也不现实。因此，为了形成新的社区结构，应当以发展的眼光并沿用市场经济原则推动非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积极参与。最后，通过培育新社区文化以及营造凝聚力以扩大区域的影响力，最终促进古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利用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服务产业提升自身价值的再利用，从而形成历史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要更好地实施大旗头村落的发展计划，就必须采取可行而有效的措施。
3.1 摸清家底，实施建档管理 为了进一步对古村落的资源赋存状况进行调查，根据佛山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佛山市旅游发展规划以及《三水大旗头村文物保护规划（2004-2020）》，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古树、古桥、祠堂宗庙、古墓、古塔以及历史名人、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等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调查，掌握最新的资源利用状况和相关数据，挖掘开发利用的潜力。同时，分门别类地建立相关资源的档案资料，确定保护对象。使已经受到破坏的建筑或环境得以保护和恢复，尚未破坏的得到及时保护。
3.2 实施功能置换，实现自我增值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部分的村民都已经搬离大旗头古村，目前，大旗头古村几成“空心村”。根据2009年中央1号文精神：依照依法、资源以及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如转包、出租、互换以及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此文件为大旗头村的复兴带来了契机，通过功能置换部分古民居以改变原有居住用途进行重新功能组合，使得空宅和空地在流通市场下统筹规划，统一经营、开发和管理，更有利于吸引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团体的参与。运用区位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通过深化空宅和空地的有偿使用方式实现土地级差收益，将改造“空心村”与土地整理和复垦计划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农民创收的途径，更有利于筹集改造“空心村”的资金[4]。
位于佛山大都市边缘区的大旗头村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因此，通过充分利用古村落巨大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开展学术会议、文化论坛、建筑艺术专题展览以及广东音乐会等文化活动，并且利用完整的传统农耕落景格局和岭南独特的镬耳山墙阵列，充分发展影视行业而实现了空间的再利用增值。
3.3 全面制订保护条例，规范保护行为 大旗头村作为与周庄、西递、宏村相齐名的“广东第一村”，由于未能得到重视而缺乏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导致古村日显颓态。故此，大旗头村落的保护极其紧迫，只有全面制订保护条例，增强古村落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从而规范人们的保护行为，切实保护好文化遗存和文化传统。并在不脱离地方的现有条件、水准和需要的前提下，根据特色鲜明、有限开发的原则进行开发。可以说：离开经济建设和发展，单纯强调古村落资源的保护；或者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古村落资源的保护，以牺牲文物和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效益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3.3.1 加强宣传，提高古村落保护意识 由于当地居民对古村落价值内涵的认识不足，同时政府对资源及环境保护法规、条例的宣传不够深入和广泛，造成古村落保护不力。因此，要使村民认识到，保存完好的古村古建不仅是老祖宗留下的“活化石”，也是改善生活质量的“聚宝盆”。只有提升了当地居民的荣誉感和自我保护古村落的意识，才能形成历史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
3.3.2 注重引导，规范古村落保护行为 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明确指出，要注重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对于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发展。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引导村民认识到保护古村落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如组织成立古村落保护协会和制定村规民约等，配合村民委员会对古村落的日常保护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通过拓宽村民的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将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与村民的经济利益挂钩。
3.4 广开门路，拓宽资金的投入渠道 一直以来，大旗头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但仅靠政府财政实在难以为继，由于受制于资金不足，所以对古村落的开发与利用举步维艰。
因此，对大旗头的开发，应该转变为市场化运作。积极挖掘和传承古村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整合地方人力资源，搞好大旗头村的基础建设，筑巢引凤，然后广开门路，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旅游、休闲、商住等配套设施的综合开发，大旗头古村落整体保护并发展起来则指日可待。
4 小结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古村落不仅分散各地，而且大多处于交通不便利和经济落后的地方，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投入大量的保护资金的。因此，为了寻找中技能改善村民生活又能解决保护资金问题的有效方法，必须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和落实古村落保护的相关政策并探索多形式的保护手段。我们应当在发挥政府主渠道作用以及加大投资力度外，还应当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动员企业家、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保护古村落的行动。为了加大保护开发古村落的力度，除了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办法并采取股份制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古村落保护基金会”向社会和企业募集保护古村落的资金；此外，还可以类似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式即将古村落和古建筑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让农户出让经营权或村集体以屋基置换建新居的形式获得古建筑产权，然后集体出让经营权由企业或个人进行经营管理，从而加快古村落的开发力度。只有将新农村建设与保护古村落建设进行有机结合，才能给古村落文化遗产一个萌芽发展的新契机，同时也带动经济与旅游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3.
[2]车震宇，保继刚.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研究[J].规划师，2006（6）：4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