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论文范文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被贬之人皆是负罪之人。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性命也就可能无从保障，贬谪就是裸的人身迫害了。于是，唐宋文人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苦、杀身之祸。

  一、一贬再贬

  1.接连被贬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贬为荆州长史。顺宗下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宪宗当年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刺史，未到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元八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被贬到岭南惠州。没过多久，再被贬到海南琼州。

  2.一生多贬

  王维在大乐丞一职上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四十岁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肃宗时期，他再度被贬。韩愈，因当时京畿大旱，上奏要求停征赋税被贬连州。调回京都，又因谏皇帝迎佛骨进京被贬潮州。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朗州，后又得罪权贵，贬连州。

  淳化二年，王禹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太宗至道元年，以工部郎中贬至滁州。真宗即位，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再次被贬出京城。欧阳修的一生，从入仕做官到退休，总共在任42年。就是因为上书言事，议论朝政，三次遭受贬谪。因为反对新法，苏轼不容于朝廷，就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乌台诗案”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旧党执政，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杭、颖、定三州。新党再度执政，他先被贬至惠州，再贬到琼州。范仲淹，36岁被逐出京，做了河中府通判。46岁，被仁宗下诏远调知睦州。景二年，吕夷简诬陷范仲淹，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京官，将其放逐至饶州。“庆历新政”被反扑，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他急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

  3.量移改贬

  韩愈被贬连州阳山令，第三年改任江陵法曹参军。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刺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蒋防，因为李绅被逐而贬为汀州刺史，不久改连州刺史。

  淳化二年，王禹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胡铨被贬官到许多地方，最后到海南岛，直至秦桧死后才内移衡州。

  4.贬而改贬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

  至道元年，王禹被贬至滁州，次年改之扬州。咸平二年，第二次被贬到黄州。咸平四年冬，改贬蕲州。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竟触怒上方，于崇宁元年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

  二、贬而致死

  1.贬而后死

  岑参出塞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王叔文，又如杨炎，“（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被贬之地的，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被贬为柳州司户而卒。

  曾屡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权相韩胄，杨万里罢官家居十五年，忧愤而死。

  2.迫害致死

  陈子昂，后一次出塞，因为和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受排挤打击，38岁后就辞职还乡，最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王昌龄先谪岭南再贬龙标尉后弃官隐居江夏，却于安史之乱后被刺史闾丘晓所杀。

  以一曲《满江红》唱响文坛的武将岳飞，因为抗金有功，因为恢复有望，竟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在风波亭上。

  3.死于贬所

  刘贲直言极谏，宦官深疾之，贬柳州司户参军，卒于被贬之地。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经裴度说情，召回柳宗元。然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

  4.死于贬官途中

  王翰被贬为道州司马，未至道州而卒于途中。

  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先后被贬岭南惠州和海南琼州。在琼州三年后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徙，次年七月卒于常州。秦观一贬再贬，最后贬到雷州，至滕州而卒。

  三、贬而弃官

  张志和，因事贬为南浦尉，未到任，还本籍，亲丧不复仕。公元758年6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弃官而去，结束了仕途生涯。顾况曾因讥讽权贵被贬饶州，晚年隐于茅山。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江宁。元丰八年，新法全部被废，他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四、贬而升迁

  王维先贬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等职。肃宗回京后，他一度被贬，最后又升至尚书右丞，卒于官。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刘长卿，先被观察使诬奏，下狱姑苏，后贬南巴尉，终随州刺史。韩愈被贬阳山令后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被贬潮州刺史后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文宗时，贾岛因诽谤被贬长江主簿。开成五年，迁普州司仓参军。刘禹锡在外二十多年，后入朝做主客郎中，晚年迁太子宾客。晚唐时期，宰相李德裕失势，被贬的杜牧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至中书舍人。

  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欧阳修因为直言敢谏，屡遭诬陷和贬斥，但又因他在政治上文学上的才能被王朝所重视，贬官不久又得以起用，后来官越做越高，名越来越大。张孝祥曾因事被秦桧下狱，后历任建康留守等官。北宋徽宗时，陈与义被谪监陈留酒税。靖康之难他避乱南奔，高宗绍兴元年抵达临安，任吏部侍郎，累官至参知政事。曾几力排和议，忤秦桧被罢。秦桧死后，复为秘书少监。

  贬而升迁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或是得到朝中权势援引。

  无论是一贬再贬，还是一生多贬，无论是量移改贬，还是贬而改贬，无论是贬而致死，还是迫害致死，无论是死于贬所，还是死于贬官途中，无论是贬后弃官，还是贬后升迁，都造成了多重的伤害，严重地伤害了被贬官员的身体与心理，也严重地损坏了王朝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王朝的崩溃。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提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分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的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值得肯定和同情，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是他们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亮丽的色彩，是他们一身正气、傲骨铮铮创造出高贵的贬官文学。可以说“贬官文学”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的见证，是贬官灵魂的归属。在教学中，我和我的学生在不断的讨论和精神的碰撞中感受到：在苦难中生命竟能开出如此高贵的花朵，在苦难中更好地见证了文人的脊梁和傲骨，因此了解贬官和贬官文学，是情感和价值观的真正洗礼。

贬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过，如果从屈原算起，贬官的历史不断重演而且愈演愈烈。“兼济天下”“赢得生前身后名”，本是大多数文人的情怀，但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使得有良知的文人在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忠君爱国和权位、金钱、庸朽的天平上，他们勇敢地倾向了前者，于是西南、东北、西北那些边远之地、蛮荒之境成了他们悲怆的去所，综其贬因：一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求宠的，等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大量优秀的贬谪文学作品。

贬谪对文人来说是一场政治悲剧，其心中难免被悲凉哀伤笼罩。因此，贬官文学的主要基调是委屈、郁闷、激愤的，或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表白自己的忠心耿耿；或醉酒、咏酒以泄心中不平，或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甚而被贬后笃信佛老，以求心灵的宁静。总之，贬谪文学是一面人格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对于浩荡的“贬官文学”，对其特征笔者试作如下归纳：

一、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

中国古代绝少纯文人，上起屈原、贾谊、司马迁……中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下至苏轼、陆游、辛弃疾……一部中国文学史，饱含了多少官员加文人的人生咏叹。在封建社会，忠君即爱国，反过来，爱国即忠君。屈原被流放，尽管他也知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可是他仍发誓“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幻想着有朝一日为楚王尽力。当幻想破灭，也只是发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怨言，埋怨楚王不守信用。

韩愈在被贬潮州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悲愤？忠诚？感伤？五味杂陈。然而那耿耿之衷心却可以日月鉴之！

放浪如诗仙李白，也只是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针对权贵的呐喊。他甚而在《行路难》中委婉地表达了再度为朝廷出力的愿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姜尚闲来垂钓，后被周文王任用；伊尹将受商汤任用时，梦乘船过日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表达了李白对唐主的赤胆忠心。

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在贬官们或高昂或低沉的合唱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人生信条。

二、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有一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其中尤以《小石潭记》著名。“……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人相乐……”景物空灵秀澈，然而“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永州十年，柳宗元又被移至柳州。余秋雨说：“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在被贬柳州途中，他与同样被贬的刘禹锡拱手作别，发出“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的感慨。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其内心忧愤的“不平之鸣”。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无奈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游戏人生、随缘自适如苏轼，在贬地黄州东坡种竹吃肉、养生谈禅、写诗作画之余，也并未忘记那深刻的内心之忧，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风光，他不禁发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限感慨。

三、悲愤中超脱、旷达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对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早有论述。但因个人的性格不同，又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奇文。

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短短二十八字，却展现了诗人无比广阔的胸襟。萎靡之人看到也会精神一振。贬谪之下有此豪情，诗文自是不同常人。

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上阕描写了清新明丽的春景，虽是“萧萧暮雨子规啼”，但并不给人悲切之感。下阕议论抒情，唱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旷达豪情。在《赤壁赋》中，我们读到了“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的苏轼，“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那种豁达与宽容，内涵深远，响彻天宇。

四、贬谪中褪去锐气，出入佛老

贬官们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白居易，字乐天，名字中即含有恬然自适之义。而“天涯沦落”的命运却使他发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安然自适。他在贬谪忠州时：“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白居易后来以“香山居士”自称，转头改写闲适诗。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课文中还有王维大量的禅宗诗，还有坡在《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还有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等。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初中语文课本中一些古诗文名篇都是在作者受到挫折打击、贬官之后所作，而且这些文章有些共同特点，现把它们例举如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白居易的《琵琶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行路难》、《独酌》，白居易的贬谪诗《琵琶行》、《钱塘湖春行》、《赋得古原草离别》、《观刈麦》，柳宗元的《江雪》、《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江城子·密州出猎》，柳宗元《黔之驴》，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闺怨》、《捕蛇者说》，韩愈《马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王维《使至塞上》，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陆游《游山西村》，陶渊明《桃花源记》、《饮酒》，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这些文章都是作者被官场放逐，寄情于山水后，写下的名篇，笔者姑且也称其为“贬官文学”。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这些贬官文学，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老师们都作为重点篇目教学，那么怎样依据贬官文学的特点，准确把握这些古诗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恰当预设教学呢？下面笔者就谈谈自己教学时的实践及拙见：

一、重视诵读，以诵促悟

上面例举的篇目，都是散见在初中各册语文课本里的，都是曾经遭受贬谪的文化名人在被贬期间所写。没有它们，文学的花园里就少了一朵朵奇葩。要对这些文章有深入的理解，深情并茂的诵读是必不可少的。诵读作品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诵读以其声情兼备的独特方式，唤醒平面的文本，复苏立体的灵魂，创造性地再现作品情境，拉近学生与文本、作者的距离，激起学生的共鸣，陶冶学生的性情，实现学生对作品的感知、理解和体验。例如教《琵琶行》时，为了拉近文本与学生的距离，首先在悠扬的琵琶古乐的背景音乐中，教师用饱含激情的诵读来演绎被贬后的白居易在秋风萧瑟、秋月朗照、枫叶荻花颤动的浔阳江边所抒写的千古绝唱《琵琶行》。学生被倾情的诵读深深触动，进而感动、沉醉，深入作品，悲诗人离别之愁，悲音乐所抒情感之苦，悲弹奏音乐的琵琶女身世之惨。其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读，可独读，可两三人读，也可一小组同读，通过老师同学的读，为后面情感主旨的理解奠定基础。

二、重视文本背景的介绍，知人论世

贬官文学的出现，有其现实成因、思想成因和文化成因，它们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作用的。被贬的诗人，由于他们被贬的原因、次数、人格修养等的不同，他们的文章所反映出的心情，以及表现心情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加之这些贬官文学的创作年代离我们已很遥远，如果没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不能依人而论，那么学生对作品里面的情感和句意的理解就会有困难，所以背景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知人论世是不可缺的。

例如柳宗元在《独钓寒江雪》中，融入了他的孤独、凄凉；在“永州八记”之一的《小石潭记》中，柳宗元融入了他被贬后的种种情感，内心的凄凉等，突出了贬官们的灵魂。所以笔者在教授时，先出示文章背景及作者当时的境况，让学生结合背景及作者简介去读翻译，这样学生的理解就会更深入。再例如，笔者在教授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时，先要求学生查找了解其写作背景——作者受挫、贬官的原因，在上课时让学生先展示他们查找的结果，然后笔者做补充解释，并用大屏幕对苏轼被贬后的心路历程做简单的介绍，通过背景和心路历程的介绍，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创作动机，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

三、重视思想教育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

贬谪对于一个官员而言是政治前途的大挫折，但是这种逆境却可以锤炼一个人的意志。一些贬官就是在这种逆境中不断努力奋发有为的。例如苏轼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仍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且闭门思过寻找出路。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谪居十年处于逆境之中没有消极沉沦，反而开始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创作时期，他写诗抒发自己的孤寂苦闷之情如《江雪》，他写《捕蛇者说》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疾苦。韩愈，二十九岁登上仕途，其间有两次因上书皇帝提意见被罢官，《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是作者被贬往潮州，行至蓝田时他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时，特作此诗。本诗把朝廷的腐败和自己的不幸遭遇相结合，表现了诗人为朝廷革除弊政的决心和勇气。课本中所选的贬官文学的作者，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这些积极乐观的精神正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材料，老师在教授时，一定要把教学与传统的思想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得以提升，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人格，实现新课改中提出的“四维”目标。

四、重视归纳课本中贬官文学的共性，使教学事半功倍

初中课本中的贬官文学有一个共性，引导学生进行有意识的归纳总结，有助于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教学中也可以达到举一反三、以一担十的效果。通过这些年对这些文章的教学，笔者觉得它们有以下共性：

（一）贬官文学成就了中国的酒文化。贬官大都爱酒，欧阳修与民同乐喝醉酒，陶潜有诗名《饮酒》，李白有《独酌》。他们构建了独特的酒文化，借酒浇愁是贬官文化的前身，而酒后之言也成了他们一吐真言的最佳之径，让他们虽被贬了官，却成了名。

（二）山、水、田、园、月、路等自然风物成了写作的对象，寄托情感的媒介。正如苏轼说的那样，清风、明月人皆有之，你皇上有天下、有特权、而贬官们有清风明月、有山水园林。政事、国事不如我所愿了，大自然却与我共享，因而寄情山水，也就是必然的选择。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的水，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离别》的草，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中的月，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声等。初中课本中贬官文学里的这些意象都有特定的含义，如月代表思念，田园代表一种理想和生活态度等。

（三）官贬而心更旷达，志更高远。贬了官却淡忘不了他们的追求。范仲淹被贬之后，借《岳阳楼记》写出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为己忧的超脱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欧阳修借《醉翁亭记》表达了与民同乐的理想。苏轼借《水调歌头》抒发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哲思，并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

通过引导归纳，让学生养成自觉总结的习惯，培养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五、在教学中要找准切入点，巧妙突破

课本中的贬官文学，由于题材、写作时间、背景、作者被贬的遭际等不同，因此教学时要找准教学的切入点，巧妙突破，这样才有利于教学的顺利开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教柳宗元的《江雪》时，引导学生抓住“独”字，体会作者营造的意境，这一意境所反映的作者心情，从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的主旨。再如教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时，抓住一个“闲”字，结合文本创设“明月入户”“欣然起行”“寻怀民赏月”“庭下赏月”“月下抒怀”等意境，并结合乌台诗案及张怀民的资料让学生去体会描述，这样承天寺的明月、苏轼被贬的闲人形象、诗中要表达的旷达情怀就潜移默化地走入了学生的心灵。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泰宁梅林戏作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原文化与闽越古文化结合的艺术标本，其传承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泰宁县政府不断地加大了资金投入，支持梅林戏“搭舞台、建平台、育人才、留人才”，而梅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也不断挖掘和创作出各种特色剧目，为梅林戏的保护与传承尽心尽力。

在我们看来，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研究也是一条良好的保护传承途径，其创新点在于通过对剧本的研究，使其蕴含的文化内容得以呈现，文学艺术特色得以展示，并且使其在当今社会得到借鉴。因此，本论文以泰宁梅林戏的优秀剧本《贬官记》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现实意义等多方面内容，进而提出传承保护的相关策略。

《贬官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新编历史剧，曾于1992年参加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获优秀剧目奖，并受文化部邀请赴京出演。曾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七届“文华新剧目奖”等一系列荣誉，并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2009年获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自1992年以来，《贬官记》在海内外已公演过500多场，现场观众超过30万人，获得了不少赞赏与认可。[1]（P15-16）而我们认为，《贬官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剧本本身较强的文学成就有重要的关系，而这点正是目前学界没有重视之处，因此本文有必要对此做一些研究。

主题内容

《贬官记》共八幕剧，分别讲了以下剧情：

第一场：子虚府四品知府边一笑因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被新任巡按崔云龙贬为乌有县七品县令，刚到任便遇到命案，为此没去迎接崔云龙。

第二场：新任巡按崔云龙路过乌有县，知府金大贤率周驿臣、胡守备、赖通判夹道迎接，唯独边一笑没到。于是崔云龙决定偃旗息鼓，暗访边一笑的官声。

第三场：为调查“花花”命案，边一笑乔装成算命先生到茶馆暗访，刚巧碰上假扮郎中来视察他官声的崔云龙，两人一唱一和，逼得茶店主茶博士说出案情真相。

第四场：边一笑惜才，将乔装打扮的崔云龙带回去，欲收为学生，好好栽培。正逢边一笑的夫人张岫玉气他一心办案而不顾身体疲惫，忙笑脸相劝。崔云龙见张岫玉颇有才情，对其夫妻二人的好感不断加深。

第五场：知府金大贤的外甥刘强见茶博士被抓，成替死鬼，夜里偷偷来会常三林之妻艾春兰。边一笑等人跟踪刘强，撞见二人幽会，不小心被发现并受伤。

第六场：边一笑因在查案过程中受伤，不得不让崔云龙代己审案。由于该案与金知府有牵连，为了试探边一笑是否真的是清官，他故意在公堂上提出要释放重犯，以保边一笑官职，气得边一笑将他押进大牢。

第七场：边一笑为教训崔云龙，要他吃难吃的回心饭。而张岫玉也来探望他，教他为官之道。至此崔云龙被边一笑夫妻的正义所折服，对之前的贬官之举深感愧疚。

第八场：边一笑不畏强权，冒着再次被贬的危险判刘强罪行，周驿臣、胡守备、赖通判等人前来找他，希望他能看在知府金大贤的面子上放过刘强。在被拒绝后，众人反而诬陷边一笑为采花贼，并威胁崔云龙做假证。崔云龙道出真实身份，命边一笑代为审清了命案，二人误会解除。

《贬官记》通过以上八幕剧，传递了善良、正义、廉洁奉公等正能量，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艺术特色

1.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

该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立体，其典型代表是边一笑、崔云龙、张岫玉三人。

边一笑，乌有县县令，一个极具戏剧化的角色，性格鲜明立体。

在官场上，他是一位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怜才爱才之人。不接巡按去查案，初看有对巡按的不满，怪他贬官，意气用事，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其重民情轻官威、不畏强权，将老百姓的事真正地摆在了第一位，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为民请命。并且他足智多谋，扮作算命先生微服查案，并在调查清楚后捉拿店家，看似打草惊蛇，十分糊涂，实际上是深谋远虑，为引蛇出洞，该剧本的后续剧情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冷眼看待官场升升贬贬、沉沉浮浮，一笑便解了千般愁绪。再者，他是个惜才爱才之人。茶馆里的一唱一和，让他发现了崔云龙的才能，毫不知情的他不但将其带回府中好生招待，欲将其纳入门下，还将案情交给他代为审理，由此可见边一笑对于人才的器重。

在生活中，他是一位怜香惜玉、有情有义之人。他原任职四品知府，却因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背上了“花蝴蝶”的污名，被贬为乌有县七品县令，剧中亦描写到：边一笑见到艾春兰美貌，为之一怔。这似乎与官场上那个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不符，但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边一笑“好美色”也是人之常情。美貌对于他来说，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他欣赏，但不逾越一步，他好美色，但绝不贪色。对于娶了青楼女子张岫玉为妻这件事，与其说他不顾礼义廉耻，说他好美色，不如说他是一个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自由人”。娶青楼女子为妻看似荒唐，但实则有情有义。且不说张岫玉貌美如花，从剧本后面部分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不仅有貌，还特别有才情，并且温柔体贴、识大体，这样一位有才有貌的女子，无怪乎边一笑不顾世俗的反对，也要将其娶回来了。而人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认定他好色，不识清官；同时，他又十分风趣幽默，脱下官袍的他，与妻子打闹玩笑，笑称贬官至七品其实是升了三品。

在一定程度上，崔云龙和边一笑的人物形象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一个不畏强权，不肯去迎候巡按；一个不屑于迎送之礼，能免则免。一个扮作算命先生查案情，为民伸冤；一个乔装江湖术士探官声，体恤百姓。一个足智多谋，探口风；一个深谋远虑，套真相。总的来说，他们都具有清官的品质，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崔云龙出于对百姓、对社稷、对自己所在的这个职位的负责，对边一笑进行了贬官，但仅仅只是因为边一笑娶了一位青楼女子，便抹去了其作为廉官的本质，将其贬职，由此可以看出崔云龙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太深，否则也不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决定。这一点在后来他不愿意称边一笑的青楼夫人为师娘，以及不愿意翻墙探案两件事中也有所体现。他具有大部分文人所有的特性――清高，也就是所谓的骄傲与尊严，但深究其本质，仍然是受封建礼教的荼毒太深，以至于事事受到限制，事事不敢逾越分毫。其实清高并没有错，但崔云成的错就错在过于清高，过于重视世俗的礼节，导致出现了刻板与迂腐的形象。他不像边一笑那般自由，如果将边一笑称作是“自由人”，那么他就是在空中放飞的“风筝人”，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翱翔，但实际上飞的高低是受手中的那根线决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半自由人”。

张岫玉，青楼出生，后成为边一笑的妻子，在剧本中亦是一个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她虽然出自青楼，但才情出众，识大体；她虽手无缚鸡之力，却不畏强权，与边一笑相挽同行。她的存在使得故事情节多了一份传奇色彩。

2.语言独具地方特色且幽默诙谐

泰宁方言是《贬官记》在语言表现上的一大亮点，这也是梅林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语言上的一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元素。泰宁方言隶属于赣语，是赣语的一个次方言。西晋到隋代时期，泰宁曾两次划归江西的江州和抚州管辖200多年，与江西交流密切。宋以后，大量江西人因经商、游历、求学等缘由前来定居，形成了以闽语为原始语言形态而赣语化了的泰宁话。

泰宁方言在语音上，有赣东南城、黎川一带的“透定母读[h-]，清从母读[t’]”等特点，词汇上的特殊性则表现在词汇的赣语化特征、形容词及动词的特殊结构变体。这种戏剧方言与地域曲牌、腔调的结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语言生命力，也是《贬官记》在语言研究价值方面的一个贡献。

同时，该剧本语言幽默诙谐，“笑料”十足。通过研究剧本，我们可以发现，《贬官记》的语言包括台词与舞台提示。台词是人物语言，含唱词与念白。舞台提示包括布景设置、人物的上下场、道具、动作等。其中不乏很多幽默的对话、轻松的场景。比如剧本第一场在艾春兰击鼓鸣冤时，误将两个衙役当做县太爷的无厘头，谈到新县太爷爱好“声色犬马”时的诙谐，以及边一笑笑谈离任时有人哭送，被贬上任反倒有人笑迎时的轻松，无不使原本严肃的场面弥漫着愉快的气氛，剧中人物形象立刻变得立体起来。

但该剧语言诙谐而不媚俗，正如边一笑一角，虽然是丑角，但他的语言诙谐幽默中带有一丝儒雅，将一个刚正不阿、体恤百姓的廉官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贬官记》作为众多泰宁梅林戏优秀剧本之一，具有泰宁地方语言和民间小调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加之戏剧融合了当地的傩舞、跳神等，也使得整部剧给人一种轻松诙谐的感觉。

3.戏曲结构设置精巧而自然

戏剧结构又称“布局”，即情节的安排，其设置对于整个剧本来说十分重要。判断一位剧作家的剧本是否成功，结构设置的成功与否似乎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贬官记》作为新编历史剧，结构设置十分巧妙新颖，围绕着“贬官”这件事而层层展开。开篇便介绍了贬官的事由，引出边、崔二人的矛盾冲突，全篇围绕“升”、“贬”，即“为名”还是“为民”展开了深入探索，环环相扣，最终得出：为名者终将沉入水底，而为民者终将浮出水面的结论。

整个戏剧结构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牵强，顺利成章地凸显出人物、语言个性诙谐而亲切自然的整体风格，同时也支撑起了立体、真实的人物性格，使整个形象的塑造更具多维性。

在结构细节方面，没有多余和生硬的穿插、拼凑及过分缓急，能够充分把握矛盾与情绪的合理分寸是达到剧本结构精巧而自然的关键。从贬官到暗查巧会、探试清白、依法定案再到边、崔二人误会解除，这一条主心架构的安排也是《贬官记》全剧浪潮式剧情的必然呈现，浪潮式的铺展在层次上和节奏上做到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循循渐进地在剧情发展中推向高潮且升华了中心主旨。

4.故事情节营造奇特

《贬官记》从一开始便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背景，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因娶青楼女子而被贬官的“花蝴蝶”的故事，使观众产生好奇，也为整部戏的诙谐幽默打下了基调。同时“子虚府”、“乌有县”等新奇的称谓绝非偶然，而是编剧有意告诉观众这部戏是虚的，但故事情节却具有真实性，其中的人物角色不难让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整部戏虚虚实实，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具有雾里看花一般的朦胧美，迅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同时，如果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在该剧本中，编剧其实并没有特意着笔具体交代边一笑为何被贬，边一笑如何的“好美色”等等一系列的具体事件的描述，而是将所有的真相借用旁人之眼向我们展示，让我们通过旁人的言行，自己深入体会其中奥秘，引起观众的思考，使得观众与剧本产生一种心灵上的默契。

《贬官记》的艺术特色是多样的，以上所提的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多样、语言幽默诙谐、戏曲结构设置精巧自然，以及故事情节营造奇特等方面，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保护传承措施

《贬官记》作为梅林戏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较好地体现了泰宁梅林戏在戏剧语言、戏剧角色、戏剧服饰、戏剧音乐以及戏剧精神等方面的个性和特质。从真正戏剧艺术的专业领域拆解《贬官记》的文化和现实意义，挖掘其深层的传统美德、人生观、价值观及审美内涵，是保护与传承的良好途径，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从1979年，恢复建制，加强剧目建设，新编历史剧《贬官记》在省第18届戏剧会演中获奖，到1992年，泰宁县梅林戏剧团在泉州市参加由文化部举办的中国南方“天下第一团”调演，《贬官记》获优秀剧目奖、演出奖、演员奖，《贬官记》就始终引领着梅林戏的传承与弘扬，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贬官记》自身独具特色的艺术价值和与时俱进的文化素养。

戏曲艺术的传承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贬官记》真正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因受到文化发展的地区性、专业性、体制性及不平衡性的相关影响而没有被广泛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这就需要我们多种多样的方式扩大其受众对象。比如可以将其植入中小学教科书中，引导中小学生了解《贬官记》针砭时弊直击社会问题的戏剧题材。将其带入高校，让大学生学会鉴赏音乐曲牌二簧、西皮等戏剧音乐的艺术特色，熟识先行、旦行、花脸等戏剧人物的身份、地位、忠奸，品味民间朴素、粗犷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更为全面深入地认知《贬官记》的价值，发挥其传统价值判断、价值审美的塑造作用。同时，也可以让具有创作剧本能力和兴趣的大学生，与泰宁县梅林戏剧团合作，为《贬官记》提高其传播力度和接受范围，献谋献策。

《贬官记》作为梅林戏的优秀剧目，是徽调经浙江、江西两路传入泰宁后，与当地方言和民歌小调、道教音乐相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它具有徽剧声腔、调式上的原始形态，也融合了流传途径江西、浙江等地的民间特色，整体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因此，组建专业新编团队对《贬官记》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域特征、创作元素以及价值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才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其以现代形式重新展现并被广泛接受的出路，而不是简单模仿和复制。《贬官记》在沿袭历史并进行新时代、新形式、新文化背景下的再度创作，应注重把握中间环节诚恳和有效的实施态度，既保证《贬官记》得到真实原味的呈现，又要尊重社会需求和接收方式的革新，辅助以影视、纪录片、广告等题材的《贬官记》，亦或是励志、青春、诙谐等版本的《贬官记》，旨在更科学合理地扩大《贬官记》的知名度，发挥其潜在的文学艺术价值。

传统剧目《贬官记》如何与经济接轨，应是一个产业性与文化独创性相对独立而又统一的问题。产业性强调《贬官记》所涵养的经济价值，而文化独创性强调其艺术特质的保留和宣扬，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好地走出《贬官记》保护与传承的困境。相对于传统的舞台表演、区域特色旅游，《贬官记》的产业链条还是比较保守和简短的，而文化艺术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艺术的不可复制性和独创性。《贬官记》有自身特色的剧情、方言、曲牌等，都是其经济价值开发的出发点，例如，将其剧情进行加工后在影视上得以展现，可以获得票房收益；剧中曲牌加入流行元素，获得新启发和新卖点等等，这一切都有可能增加《贬官记》在经济上的收益。

结语

作为曾获得多项殊荣的优秀剧本，《贬官记》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而极具泰宁地方特色的语言特点、精巧而自然的戏曲结构设置，以及奇特的故事情节，向我们展示了泰宁梅林戏多样的艺术特色，突出了邪不胜正、廉政等主题思想，是一部极具艺术魅力、研究价值以及现实意义的经典巨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体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如此优秀的剧本――《贬官记》都面临着许多的困境，更何况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泰宁梅林戏剧本呢？因此，我们要注重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传承保护，创造一条泰宁梅林戏剧本的保护传承的综合性道路，避免让它们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而本文对《贬官记》的探讨，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泰宁梅林戏剧本的重视。笔者学识和能力有限，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雷克，男，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在读学生；

指导老师：林阳华，男，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另一方面是“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在新《课标》的指导下，许多地区和教师开始尝试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课程，开发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突破单篇乃至单元教学，打破教材顺序，自行进行教材整合，变革教学方式，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潜能。

《小石城山记》的教学是我对新《课标》理念践行的尝试。作为百来字的游记，这篇文章字面意思平易浅显，无须疏通。但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它包含了作者贬官之后的心灵皈依和高远志趣。于是我考察过许多有过贬官经历的文人之后，发现这是一种贬官文化现象，于是《小石城山记》成为我开启贬官文化之旅的出发点。

根据我对本文的理解，把教学目标定位为：夯实基础，注重拓展，突出探究，落实人文。教学设计如下：第一步，常规课教学，落实文言字词，了解作者创作旨趣，发掘文中有探究价值的话题（中国古代文人的被贬）;第二步，引导学生从高中语文课本中找出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被贬文人（一般是作者），学会融会贯通;第三步，图书馆阅读，为了拓展学生视野，适当补充课外知识，我带领学生走进图书馆，引导学生自我探究，引导学生探究古代被贬文人思想、情感表达的方式，从而认识到写作是这些被贬文人排遣忧愁、抒志的重要工具;第四步，创作升华，这一过程是检验效果、消化吸收的阶段，将曾经被贬的文化名人进行再认识，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进行情感升华。

常规课教学中，引导同学们基本了解柳宗元被贬的经历以及创作心态，然后请同学们找出课本中自己感兴趣的被贬文人，并对这一人物做一份详细的资料卡片，主要包括：人物生平（主要是被贬经历及被贬后的心态）、主要作品、文学成就等，从整体上认识这位被贬文人。下面一步是本专题教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走进图书馆”。我给学生推荐了以下三类图书：一是各类有关贬官文学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指导学生形成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初步认识;二是各类与文学史相关的书目，此类图书有利于同学们从理论层面上深化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三是各类专著，主要包含以个人为主和以流派为主的诗文集，此类图书有利于同学们将个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全面立体地理解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自我探究学习之后，本次专题学习还有一个“重头戏”――合作式学习，就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制作手抄报，撰写论文报告。手抄报的制作不仅锻炼了同学们在版面设计、画图制作、手抄报书写等方面分工协作的能力，而且还拓展了对贬官文化认识的广度;论文写作更是在拟定题目、查阅资料、和相互切磋中深化了对贬官文化认识的深度。最后，我们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学校宣传栏和文学社展廊内展示，优秀论文还推荐到校园网文学社专栏刊登。当这些成果得到他人认可的时候，同学们对专题教学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了。

经过本次专题教学实践，结合专题教学方面的理论学习，我对专题教学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专题教学不一定是选修课。专题教学不仅仅要突破单篇教学、单元教学，还应该突破必修和选修的藩篱。专题教学的实施可以根据专题的大小和类型的需要，可以在单元之内、单元之间、各册教材之间、必修与选修之间、课内文本和课外文本之间进行整合。事实上，现行的各种类型的高中语文教材虽然都分为必修和选修，其实两种课程的编排思路基本相似。以粤教版为例，粤教版语文选修教材虽然有《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唐宋散文选读》《中国现代散文选读》等十本，貌似分散，但其编排设计也是以“模块”为依据，这与粤教版必修教材的编排思路并无二致。因此，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不能将必修课与选修课人为地割裂开来。

第二，专题教学与常规教学的本质区别是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转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而在于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鼓励学生大胆探究。著名语文教育家李镇西在《李镇西与民主教育》中指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在平等中引导，进行师生对话，所谓“对话”，“不仅仅是一种调动学生的教学手段，更是一种尊重学生的教育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激活课堂的教学技巧，更是一种走进心灵的教育境界;不仅仅是指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进行的讨论或争鸣，更是指师生之间平等的心灵沟通与交流”。

第三，专题教学应该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老师在《我和语文教学》中就大声疾呼“弘扬人文，改革弊端”，重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关注语文教育的性质观。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窦桂梅在《语文应承载什么》中谈到语文教材应该采取主题单元建构，“着眼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内在联系”“营造对话交流情境，进行思维碰撞，引起质疑、猜测和期待”。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也该兼具思想性，凸显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努力培养学生在知识、情感、意志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第四，应该打破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界线。不仅是专题教学可以打破必修和选修的藩篱，常规教学也应该打破必修和选修的“楚河汉界”。这种思路有以下两点理由：第一、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教学理念都是相通的，都是以《语文新课标》为标准;第二、语文教材有别于其他科目的教材，每个知识点都是贯穿于各篇课文之中的，只要在实际教学中能够将相关知识点融汇进去，不一定非得按部就班地先必修再选修。

专题教学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和小组合作学习比较相似，小组内各成员群策群力，小组间相互竞争，教师适时点拨指导，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将原本严肃的“讲”堂变成轻松欢快的“学”堂。这样，专题教学将新《课标》的理念在无形中推行，语文教学或许多了一种更为有意义的尝试。

参考资料：

1.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

2.于漪《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3.李镇西《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窦桂梅《窦桂梅与主题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地域特征

一、贬谪心态特征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尊崇，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相互结合补充。由于宦海的不测风云，被贬士人代不乏人，他们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让士人的心态极为复杂，他们的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诠释。在此，我仅结合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宋代贬谪士人的自身遭遇来论述宋代士人贬谪心态和贬谪文学的特征。

“闲”中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贬官士人“治国、平天下”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让他们的内心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在他们看来，天下就是由庙堂和草野这两极构成，不在朝廷为官，就在草野做民。范仲淹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境界。但北宋被贬谪的士人的心境与前代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被贬的困苦及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如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所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乐观豪迈，气冲云霄。宋代士大夫贬谪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流放地的秀美风光，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诗至今脍炙人口。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旷达的，词的格调因此也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正所谓“位卑不敢忘忧国”，闲中有兼济之志。

“闲”中流露出一丝孤独。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让许多贬官士人异常悲愤，种孤独悲愤之感，在宋代每个被贬士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就发出了“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苏轼的孤独也是与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首《西江月》种体现的尤为明显：“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词的上阕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借风叶鸣廊，喻指人生短暂，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跃然纸上，让读者深感人生如梦，荒谬而又无奈。上阕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起因作了含蓄的暗示。用“酒贱”句暗指被贬谪的遭遇，用‘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的现实境况。“北望”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当道小人的愤懑，既有渴望被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着中国古代遭贬谪的士大夫普遍心理，但又超越前人。由于中国古代官员对皇权的高度依附性，一旦被贬，则惶恐悲苦不已。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及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在《琵琶行》中借娼女失宠来写自己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在贬逐期间哀号惨怛、哀伤自怜，足见其狼狈之态。苏轼在被贬谪初期，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坦然放旷是他的情感基调，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可同日而语。另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襟，欧阳修的与民同乐的乐观心态都是如此。

“闲”中凸显出世与入世的两难境地。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相对的两极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造成其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但真正被贬又会为不能实现兼济之志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并由此产生焦虑感。苏轼在《定风波》中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尽显其达观与洒脱；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又发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感慨，希望朝廷能重新启用自己；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发出“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自嘲，其中“闲人”二字耐人寻味。虽然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但客观上给其提供了接近百姓、体察社会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宋代尤为明显，苏轼在杭州任知府期间，修堤造湖，并利用湖泥莳草筑成“苏堤”，后来他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又治理过颍州西湖。在海南时热心文教，致力于传播中原昌盛文化，使儋州“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此后162年间，海南名登进士榜的有13人。欧阳修执政滁州，也政绩斐然。

二、贬谪文学的特征

被贬谪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自古逢秋悲寂寥。例如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范仲淹也在《岳阳楼记》中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 冷酷的封建专制和长期的贬谪生涯时刻折磨这些士人脆弱的神经，及至软化、侵蚀他们本有的刚正之气。迫使他们不得不收起积极用世的抱负，转以著文来舒展心思，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诸如柳宗元：“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及至宋代苏轼，开拓了贬谪文学的广度与深度。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贬谪文学的特征。

从思想上来看，体现出“闲”中生悲。首先，贬谪文学笼罩着悲剧的色彩。贬谪对士人来说是一场政治悲剧，他们的理想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委屈、愤懑等不良情绪就会笼罩全身，

表现在文学上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等。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与之相对应的如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遭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均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均心有所往也。

儒道两家对文学产生最终根源的看法上侧重点不同，一在人心，一在自然之道，但都承认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之结果。被贬谪士人官场受挫促使其心态发生了变化，郁悱积于中， 哀怨形于外，外显为歌诗。贬谪文学常常萦绕着一种悲愤抑郁的情绪。这些遭贬士人怀有极强的用世之心，他们心理的冲突在遭遇曲折艰辛的入仕经历和被贬谪的过程中更加剧烈了，在时运不济的痛苦感慨中常流露出官场失意迷茫与悲愤。范仲淹在《剔银灯》中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和刘备，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贬谪文学不同于宫廷文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贬谪士人不再是在宫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但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众多迁客骚人，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从艺术上来看，表现在“歌”出风格。贬谪文学多有文学样式的创新。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贬谪使士人由庙堂跌落到草野，抛却案牍劳形，摆脱名利杂念，反而客观上给这些士人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空间，视野开阔，题材丰富，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往往能够探索出新的文学样式。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豪放为主，笔力苍劲老练，穷极变幻，极具浪漫色彩，为宋代诗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认为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艺术风格。苏轼的词现存约三百四十首，词开豪放一派，冲破了前人写词专注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而以广阔的社会内容为创作背景，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豪放词派，丰富了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贬谪文学言将尽时常常忍不住直抒胸臆。贬谪士人满腹的惆怅无人诉说，一旦有了发泄的渠道，就会喷涌而出，最后总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的慨叹。如苏轼虽有“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亦是不能释怀于我被聪明误一生的坎坷遭际，词中流露了人生如梦的感伤；辛弃疾虽然是真的英雄创作英雄词，也会感慨白发生。就沿袭发展而言，从直抒胸臆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词人”的影响。

从文化空间上看，表现在“行”出地域特征。文学创作地点的变化，记录了贬谪士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贬谪士人活动地点的变换改变了描述的对象，促使其风格也随之变化。在古代文人观念里，政治是地域情结的概念化和虚拟化，参与政治是建设乡国的最好方式。因此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已成为心理定势。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致力于在政治方面有建树，当仕途遇阻或走得坎坷时，精力转往文学创作上，继而因文而成家，但文学在这些文学家看来，还是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对于他们而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所以，文学一方面是政治失意者的事业，一方面又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品。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文人描绘的地域特色与民间现场，与百姓大众内心深层潜藏的市民意识和情感轨道极为契合，很多时候是在他们的笔下，当地的人文景观、文化名胜与古屋遗迹真正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背景，成为魅力辐射四方的地域名片，与当时本土居民取得有力的情感体验与精神支撑。可以说，苏轼成就了黄州，欧阳修成就了滁州，范仲淹成就了岳阳楼。

中国的文人多是被贬官员，成为“闲”人，这些“闲”人没有案牍劳形，且不因丝竹而乱耳，远离官场喧嚣。这样一来，便一种心境和心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寄”闲心与明月，且歌且行到天涯，成就了贬谪文学。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和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和超然在贬谪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 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刘禹锡 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 刘振娅《贬谪与唐诗》[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 P49-57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苏轼，经济状况，收入，支出，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07-06

学术界关于苏轼的研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但大多数都倾向于苏轼的诗、词、文、书、画艺术创作及思想，而对苏轼经济状况的探寻，却触及不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相对于苏轼丰富的文学创作史料相比，反映他的经济状况的史料不多；二是，囿于“君子固穷”“君子耻谈义与利”等传统观念，研究文人，尤其是苏轼这样的文人，如从经济人手，似乎有损于他的人格尊严。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苏轼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贬谪前后经济状况的明显不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状况，并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因而，本文以期从经济视角对苏轼，进而对北宋文官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笔者之所以选取个案，主要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既与官方所提供的待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支出有关，有着群体特征的同时，也有着个体差异。如果想从整体上把握北宋文官的经济状况，就须先从个案研究人手，抓取上层、中层、下层官员中的典型代表进行比对，最终方能从整体上把握。因而，笔者本文先从中上层官员苏轼的经济状况开始探寻。

苏轼从1061年即他25岁时走入仕途，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被贬黄州，1086年还朝，1093年被贬惠州，后贬儋州，1100年遇赦归来于次年去世。一生经历宦海风波，仕途大起大落。为官鼎盛时为高太后的座上客，仕途失意时渡过琼州海峡到达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随着仕途的大起大落，笔者将从苏轼的收入、消费等方面探寻其经济状况。

一、苏轼为官与贬谪时期的收入状况

(一)苏轼为官时期的收入状况

苏轼为官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朝廷提供的俸禄，除此以外，还有朝廷的赏赐、朋友的馈赠、使用公使钱收入等。

第一，苏轼的主要收入——俸禄

宋代文官的俸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类。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和粟禄；加俸中最重要的是职钱，是“宋初主要加给带大学士等职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员，元丰改制后普遍加给在京职事官……随月支给，是正俸以外的～项固定收入”，加俸中还包括一些钱物补贴，即给予随从的衣粮供应，是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以上的官员享有的待遇。较低级的官员可以得到随从的餐费补贴等。钱物补贴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马匹饲料供应等；职田是中国古代官员按品级分给田地以充禄米的一种方法。职田多是外任时期官员的收入方式。因此，“京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钱两项构成，地方官员俸禄主要由俸钱和职田收入两项构成”。

北宋官员的俸禄发放中，一直存在“除百钱”和实物折色等问题，实际俸禄所得往往低于理论数字。如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给折支，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给他物者听。”从中可以看出，在景德年间俸禄发放中，俸钱占60％，实物发放占40％。这种情况，在北宋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因而，文官实际俸禄是低于理论收入的。

第二，苏轼的其他收入——接受赏赐、馈赠和使用公使钱等

北宋朝廷赏赐官员的现象非常普遍，苏轼接受朝廷和皇家赏赐的机会也比较多。如治平三年六月(1066年)，苏洵去世，赏赐家人“缣、银各二百”，即赐缣帛二百匹，白银二百两。一两银子大约就是1千(贯)钱，二百两银子大约就是二百千(贯)钱。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赏赐。在苏轼为官鼎盛的元祜年间，更是时常得到一些赏赐，如元柘三年(1088年)十一月一日锁院，上赐宫烛法酒；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上赐对衣金带马表；出郊未发，朝廷置酒相慰，赐龙茶、银合等，慰劳甚厚；元祐七年，苏轼到兵部尚书兼侍读任，上赐对衣金带马。马是宋代官员出行的主要乘载工具，此时苏轼曾六次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而且他还将朝廷赏赐的玉鼻梓赏赐了门生李廌。

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主要由地方自筹，不足部分中央拨款。公使钱主要用于外来官员的迎来送往、本地官员的置酒张乐和办公用品的采购，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等。公使钱定额因州郡大小而不同，同时也受官与职分、职与事分的官僚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宋代虽然规定了公用钱管理制度，如官员不能用公用钱回易、不能擅用公使钱等，但是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将公用钱假公济私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苏轼也不例外。因而，公使钱收入对于苏轼经济状况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苏轼“谪居文化”范式

苏轼的成就不仅在文学,更在文化,在于“谪居”时对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

苏轼是中华文化史的巨人,人们谈到苏轼,就会说起苏轼的诗、词、文、书、画,其影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是毫不失当的。说苏轼是诗人,是文学家,都是很准确的。准则准矣,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停留在这个层面还不足以认识苏轼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笔者不惴学浅,加之反复阅读了王水照、朱刚师生的《苏轼评传》,在此对苏轼的心路历程及人生轨迹进行研讨,以对苏轼科学的定位。

苏轼对自己的一生,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作了概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嘲,这是苏轼站在封建臣子的角度,凭靠封建“忠义”信念作出的自我评判。笔者通过研究“贬谪”发现,苏轼作为“臣”,忠于职守是超拔于同朝官僚的,因为他无论怎样在客观上被贬,主观上为民请命、关心民瘼的悲悯情怀却没有丧失一刻。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贬再贬,成就了作为封建官吏――臣的楷模,哪一位封建臣子能够如此钟情、如此执着于他的国家社稷及生民百姓而能痴心不改?正是这“贬谪”,促使苏轼完成从“臣”到“人”的嬗变,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

一、一贬

宋神宗即位后,选择王安石做他的辅臣,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依其提议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作为变法主持机关,由王安石领导,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开始。王安石是学者型政治家,他的一整套改革理论和方案都是适宜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最终目的是为了社稷长远、国泰民安,其效果有的良好,有些具体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命运注定苏轼要卷入这场巨大的,并以反对者和失败者而告结束。自此起直到离世,苏轼的政治、学术和文艺创作都与王安石的“新法”及变法理论“新学”密切相关。经过一番角逐之后,苏轼败北,乞补外任。从此时离京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他担任地方官八年,相继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地任职。苏轼在地方政绩彰著,又积极开展了文艺创作和交流活动,填词写诗,品评书画,担当起文坛责任,捍卫自由学风,对王安石借助皇权钳制思想的行径给予猛烈抨击。正是这些行为,引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震动朝野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从熙宁二年算起,王安石变法已历十年,“新法”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庙谟国是,司马光等当初的反对派也都早已沉默,而苏轼还在发表反对言论,文人的执着在苏轼的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但执着换来的是灾难,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捕,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迎来了他的第一轮贬谪生涯。

谪居黄州,从政治看,苏轼已近绝境。苏轼时年四十五岁,生活也陷入困顿。团练副使虽然还算一个官,但苏轼领不到俸禄,衣食无着,只好寄居于定惠院僧舍。一书生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济生活之困窘。因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所以名为“东坡”,苏轼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而在文学创作上,苏轼却进入了丰收期。苏轼借助文学意象,表达自己的人生思考,抒发失意的无尽感慨,展示他艰难的心路历程,对我国文学艺术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重要的是,在黄州作为学者的苏轼主要成果是《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草就与《书传》创作的启动,这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标志着经过谪居著书以后的苏轼已跻身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行列,其学说被称之为“苏氏蜀学”。黄州四年,奠定了苏轼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对北宋王朝来说,缺少了一位官吏,对中华民族文化史来说,却增添了一位学者、思想家。

二、再贬

宋神宗并未忘记他。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手札说苏轼“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2]于是苏轼以离开黄州北上汝州,这意味着苏轼可以赋闲待用了。

元丰七年九月,苏轼被重新起用为绩溪(今属安徽)县令。但接下来局势遽变――宋神宗早逝,太子赵煦即位,神宗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她对新党、“新法”从无好感,一执政柄,便迅即起用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副宰相),着手废罢“新法”,旧党人物也便连茹而起。不久,苏轼就接到了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的任命,恢复了他“乌台诗案”以前的官阶,旋又擢升为翰林学士(皇帝的秘书官),掌“内制”(皇帝出面发出的文告,与“外制”合称“两制”)。至此,苏轼成了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

司马光执政柄,“新法”一项项被废除,新党臣僚一个个被罢免。苏轼兄弟(苏辙任右司谏之职)为“元佑更化”立下汗马功劳。

作为思想家的苏轼,没有在仕途顺境中停止思考,顺应司马光对“新法”任意挞伐,而从是否有利于国家与社稷,是否有利于解决国家财政、国防、吏治诸问题出发,具体分析“新法”各条措施的利弊而决定取舍。也因此直接与司马光相顶撞,成了维护“新法”的代表,甚者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

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失去领袖,迅速分裂,苏轼再次陷入党争,其结局是出守杭州,开始第二轮外任。朝中“党争”仍在继续,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苏轼在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的地方官任上,展其所学,为民造福,并且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发展。但这时的朝廷却“山雨欲来风满楼”。太皇太后弃世,宋哲宗亲政,不满“元佑”大臣,打算起用新党,并于1094年四月改元“绍圣”。就在这一月,御史们袭用故伎,结果苏轼“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责知英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3]贬谪命运又一次降临到苏轼身上。但这次贬谪,注定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思想和文学都臻于纯青的文化巨人。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到达惠州。这个在朝屡遭打击,为皇帝、同僚所不容,远谪蛮荒的“罪人”竟得到了下层人民的欢迎,再加之惠州人文环境落后、物资匮乏、瘴疠流行、爱妾去世等生活的磨砺,这对作为“臣”的苏轼在心灵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颤,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促使他迅速地由“臣”走向“人”,由“苏轼”走向“坡”,并完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创举,创造了因“谪居”而依托大地、亲近大地,成就文化巨人空前绝后的范式。

在惠州,苏轼的思想有了质的升华,对人生思考也渐趋明朗、成熟。如果说此前他的生存是为了对皇帝和社稷负责的话,那么从此他要为“人民”生活了。惠州条件艰苦,但苏轼历来善处逆境,自己动手解决衣食,并对佛老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同时写作了大量“和陶诗”。“和陶”,是为了追企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

三、三贬

绍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大规模追贬“元佑党人”。苏轼被贬到海南岛,即“天涯海角”,生活极其艰苦。但此时的苏轼已非昔日朝廷命官,而是一个与普通人民融为一体的人,其生命力因此更加顽强。苏轼与海南的黎族人民建立了淳朴率真情谊,生活完全黎族化,并自觉地担当起促进海南文化的责任,写诗作文,鼓励海南人从事农耕,发展生产,营造文化氛围。尤以诗歌,文学史称之为“过海后诗”,由此可以窥见苏轼为中华文化建设所作出的努力。例如“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苏轼决心效法孔子,为海南文化奔走效力,“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表达了他对开发海南文化的信心,以及对海南文化人的殷切希望。“过海后诗”是艺术极品,不可多得。

海南岛三年,苏轼收获颇丰:写作诗歌和小品题跋;修订学术著作《易传》、《论语说》,完成《书传》;著述捍卫学术思想的自由和独立。

1100年,徽宗赵佶即位,政局再次逆转,准备终老海南的苏轼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这次“内迁”,使苏轼又经历了与至亲好友生离死别、政治前途阴晴交替、年老病痛反复煎熬等种种坎坷曲折的遭遇,又一次由兴奋而悲慨,由悲慨而归于超旷。

苏轼早已化为一黄土,但在中华文化史上,坡和“谪居文化”却熠熠生辉。这才是坡留给后来人的人生启示,这才是东坡形象文化意义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老官僚告诫新科进士，做官不能直心肠

很多官员都懂得，要立于不败，就要穿几套“盔甲”，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不能让别人察觉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意图，不能让人找到攻击自己的借口。

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一书中说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成化二年（1466），我考中进士，被派到工部，开始了从政之路。父亲的朋友徐孟章是一位久在官场、阅历丰富的老官僚，他告诫刚步入官场、不通世故的陆容：官场多险毒之人，你心太直，不会玩手腕，是适应不了官场这种险恶的环境的；你要在官场生存，就要改变你自己，多长几个心眼。

如果说徐翁是教陆容不要对同僚和上司心肠太直，那么，明代四朝元老、长期辅政的杨荣则教人即使对皇上也不可全抛一片心。

据明朝叶盛《水东日记》一书记载，有一个叫夏昭的人，曾听杨荣说：我见到因刚直惹祸的官员，总是非常惋惜。侍奉皇上自有一定规矩，向皇上进言，要讲究方式方法，直来直去、有一说一是不行的。例如陪皇上读《千字文》，皇上把“天地玄黄”错念成“天地玄红”，你不可马上更正。怎知皇上不是故意念错字来试探你呢？怎知皇上的真实意图呢？怎知“玄黄”不可写作“玄红”呢？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没有好处。只有等到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天地玄红”，或者向你询问是否是“天地玄红”，你才可委婉地回答：“臣幼读《千字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

杨荣本是皇帝宠信的重臣，说话很有分量，而他为纠正皇帝读错的一个字，就要费这么多心思；若要纠正皇帝的一个错误决策，还不知要动多少心思呢，说不定就装糊涂了。

出于关怀，宋仁宗劝王禹偁改掉刚直的脾气

王禹偁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官做得也不小，但仕途不顺，一贬再贬。

他第一次被贬是因为替徐铉辩护。庐州尼姑道安诬陷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即把徐铉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尼姑道安身上。宋太宗有旨，对道安不予追究。皇帝发了话了，大臣们就是有意见，也不便说了，但王禹偁偏偏仍要上书直言，要求为徐铉昭雪，并追究道安诬陷徐铉之罪。这在朝廷看来，显然是违抗太宗旨意，于是将王禹偁由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第二次贬官是因为私下议论孝章宋皇后的葬礼。孝章宋皇后是宋太祖的第三位皇后，她死的时候，已是太宗至道元年（995）了。朝廷规定的葬礼，规格不高，在位的宋太宗似有点对不住这位故去的皇嫂。这本是皇帝的家事，直心肠的王禹偁忍不住私下里对人说，孝章宋皇后毕竟曾“母仪天下”，应当按老规矩隆重地办她的丧事。他的话被人揭发，他被以“诽谤朝廷”的罪名，由翰林学士、知审官院贬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第三次被贬是因为得罪当朝宰相。宋真宗咸平（998-1003）初，王禹偁参与修撰《太祖实录》，他凭着史家的良知，秉笔直书。当时两位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和，他们都怀疑王禹偁在背后议论、褒贬自己，便将王禹偁贬到黄州。

王禹偁第一次贬官回京后，朝廷给了一个左正言的官职。宋太宗一方面爱其文学才华，另一方面又为他脾气刚直，跟人处不好关系，感到遗憾和可惜，要他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这是《宋史·王禹偁传》的说法。而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一书则说，宋太宗曾亲自训诫王禹偁：一次宫中举行宴会，王禹偁也赴会了，太宗特地把他单独召至御榻前，训诫他说，你的才智和诗文，如果在唐朝，当不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

王禹偁一生历尽挫折和磨难，但他一如既往，百折不回。环境逼得很多人适应它。就像明朝杨荣，在官场历练得谨小慎微，又不无世故圆滑。杨荣这一类型的官员，也是官场环境的产物。由此想到，在封建时代，敢言直谏不容易，是要冒杀头或坐班房的危险的。所以魏征、海瑞等刚正之士，要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仰。

父亲临死刺若弼舌头，告诫其少言慎语

在官场，口无遮拦不行，言少而不慎也不行。古人防范官场风险很重要的一条是：耐住自己的性子，压住自己的激情，灭掉自己的火气，管住自己的嘴巴。这方面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贺若弼之父贺敦用刺舌的方式，告诫贺若弼少言、慎言。

贺若弼的父亲贺敦在北周任金州总管，很有才干和抱负，可惜遭人陷害被杀。临刑，他对贺若弼说：我发誓要灭陈朝，但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你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以舌而死的（即以言获死罪），你必须牢记。说着，拿起锥子刺儿子舌头出血，“诫以慎口”。

父亲的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一次，北周武帝向贺若弼询问对太子的看法，贺若弼明知太子不适合做皇位继承人，日后若继位，必将对国家不利，但考虑到个人的安危，还是说了假话。他说：皇太子道德、学业天天进步，臣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缺点。皇太子即位后，立即将说他不适合继承皇位的大臣乌丸轨杀了。贺若弼因言语谨慎，保住了身家性命。

然而，时间长了，贺若弼渐渐淡忘了父亲的告诫。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朝灭了陈朝，论功行赏，贺若弼、韩擒虎两位大将功劳最大。贺若弼功成名就，开始得意忘形，把父亲的教诲丢到了脑后，把父亲刺他的舌头出血这桩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竟至傲视群臣。

贺若弼自以为功劳最大，无人能比，不是宰相的他，常以宰相自许。隋文帝任杨素为宰相，贺若弼仍为将军，没有高升一步，甚是不平，言语、脸色时时流露出怨气，于是被免职。谁知他不思收敛，反而牢骚愈甚。隋文帝遂将其打入监狱，并责问他：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一再说，这两人是饭桶，你这是什么意思？大臣们以贺若弼对朝廷心怀不满为由，纷纷要求处死他。贺若弼乞求文帝，念其平陈之功，饶他一死。文帝说，灭陈的功劳，早先已格外重赏，现在何必再提。贺若弼仍哀求文帝：“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文帝犹豫了几天，念其昔日之功，最后饶恕了他，但革去官职、爵位。后恢复爵位，不再任用。

隋文帝杨坚放他一马，隋炀帝杨广却不饶他。杨广在东宫为太子时，曾问贺若弼对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位良将的看法，贺若弼有啥说啥，不计后果。他答道：“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贺若弼认为“大将”远在“猛将”、“斗将”、“领将”、“骑将”之上，并且以为“大将”非己莫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杨广就对他有了戒心。大业三年（607），贺若弼随炀帝北巡。到了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炀帝预先让人搭建可坐数千人的特大帐篷，在里面宴请突厥启民可汗。贺若弼认为太铺张、奢华了，与高颎等私下议论这事，被人举报。炀帝掌握了贺若弼的“罪状”，怎会手下留情？贺若弼被杀，时年64岁。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宋朝 贬谪文学 分析

贬谪文学又叫迁谪文学，宋朝贬谪文学的产生主要是不少身为官吏的文士及诗人在官场上遭受贬谪或是被流放，他们难平心中的抑郁之气就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对时局的看法，他们主要是根据被贬之后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感来进行创作的，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示个人的遗憾、包括遭遇排挤后的复杂心境。本文以“贬谪文学”为主线索，通过唐宋贬谪文学的对比，分析该类文学的艺术价值。

一、关于贬谪文学

贬谪是指我国古代官吏被降职或被发配到偏远地带，是古代人常见的一种人生经历。对于古代的士人来说，在其进入仕途之后，往往会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而遭到贬、谪、迁、黜，给其生活以及心理带来沉重的打击，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使得这些士人常常会用“笔”来描写所经历之地的山川河流的景色，并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之情抒发出来，形成一部又一部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学。对于贬谪文学来说，其具有极强的地缘意识与民间情节。在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由于唐宋文学的兴盛发展以及宋朝“重文”国策的推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具有贬谪经历的文学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极强贬谪特色的文学作品，例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贬谪文学与地理景观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于地理景观来说，单一的景观事物，在文人的笔下就会演变成为物象，若干个物象就会形成物境，而通过文人的主观升华与感情融入，物境就会逐渐演变成为意象，并最终成为意境，形成一定的文学内容与文学风格。通读贬谪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贬谪文学都集中地展现了对作者家乡的怀念之情，表现极为强烈的建设国家、报效国家的热情。对自己故乡的思念是贬谪文学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正因如此，在遭遇贬谪之后，会通过与所在地区的景物进行联系来表达一种为国捐躯之情。此外，正是因为遭受贬谪的人士常常会游历不同的地区，所以各个地区均有典型的贬谪文学作品诞生，在众多文人的努力下，形成了十分重要的贬谪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由此可见，地理景观对贬谪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由外及内的感发兴托与由内到外的情感投射。

对于贬谪与贬谪文学来说，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的开端，在战国时期，创始者是屈原，而其的鼎盛时期则是在唐朝与南北宋时期。在南北宋时，受唐朝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时期的贬谪文学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加之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具有贬谪经历的文学家所创造的典型的贬谪文学作品，使得宋朝的贬谪文学成为了我国贬谪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同时也昭示了贬谪认识的心里流程。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在深入研究贬谪文学的基础上，加强对宋朝贬谪文学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掌握贬谪文学起源、发展与兴盛，才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继而推动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二、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的区别

由于环境等情况的变化，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与唐朝的贬谪诗人相比较，宋朝遭受贬谪的诗文家面对流放能以旷达的心态去面对，其主要与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诗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有关。

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待文士的方式比较优厚。唐朝与宋朝迁谪的地方大都在南方，但是面对南方的开发，宋代人要比唐代人更加重视，所以，同样是遭贬，同样是“投荒万死”，但是唐代人的贬谪生活就要比宋代人的贬谪生活更加困顿。

面对贬谪、面对流放，宋代人能以平和的心态、高旷的情怀来面对，来进行叙写自己的贬谪生活，这除了宋代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唐代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宋代时期遭贬文人的思想与唐代时期的遭贬文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差别。随着当时儒、释、道教进一步融合，人们对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人生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遭贬文士们承受忧患的意识也有了显著提高，在这一情形下，他们虽然身处逆境，然而始终没能被现实情况所拖累，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精神，在精神上可谓是达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这一点从宋代的著名文学家王禹、苏轼、欧阳修、黄庭坚四位文人遭贬后所创作的贬谪文学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王禹的《黄冈新建小竹楼记》、苏轼的《与参寥子》、欧阳修的《戏答元珍》、 黄庭坚的《书赠韩琼秀才》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宋朝诗人在遭贬谪、流放之后还可以以如此旷达的胸襟来面对，并创作出如此旷达的诗歌，这与诗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联系。由于宋代人普遍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比较欣赏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所以，在同样遭贬的情况下，宋人与唐人所创作的文学之不同，与此同时，宋代人还提出了：“自持”、“自适”之说。还有一方面，宋代人进行文学创作是为了宣泄心中的忧思，将文学看成是释放郁闷的工具，还有最重要的方面是宋代人还将文学看成是化解人生、安顿人生的良药。换言之，宋代人已经将诗中的愤懑之情淡化，而更加强调了其愉悦功能，诗人不再是苦楚焦虑的思维忧患者，而是明心见性的精神解脱者。在诗歌的表情达意方面他们“化劳心的苦吟为娱心的闲吟”，“化钟情的酸楚为乐易的闲暇”，“化执迷的怨怒为戏谑的调侃”，也从而唱出了与唐代人不同的贬谪诗歌。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从千万收藏到贬至百万，是社会欣赏理念和买家收藏口味变了吗？当然不是。作品急剧贬值，只不过是失去权力的光环后，也就没有了炒作的资本。价格虚高之中趋炎附势、因人为贵的水分瞬间蒸发，只剩下作品本身的价值。

文化艺术创作本应自由随性、清心寡欲，与权力走得太近，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灵性，沾染上官本位，铜臭味。一方面，作品不按艺术价值只论官职大小，主席的字就比副主席的好，副主席的字就比秘书长的好，这种官帽下的价格机制挤压了真正有创作力的书法家；另一方面，有的官员与文化工作者结成利益共同体，用权力把后者包装成“大师”，再拿着“大师”的作品送礼，从而达到互利共赢。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江湖。文化体制的行政化，使得作协、书协、画协等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而是成为一个个十足的名利场。许多人拼命钻营就为了在协会当个主席、秘书长、理事，然后拿官场上的身份去卖自己的艺术品。前不久，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产生16名常务副主席、18名副主席，舆论一片哗然。然而，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知情人爆料，一个副主席一年卖字收入可达数百万元级，理事收入也在50万—100万元之间，“只要坐上这位子，便有大把的名和利”。

与此同时，围绕文化资源的垄断和寻租备受诟病。近年来，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各类文学奖项，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作协领导屡屡获奖引发公众质疑。而花钱买荣誉、花钱买奖项更是在许多比赛和评优中成为潜规则。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全国戏曲比赛如果不送礼别想拿奖，“进复赛就得掏钱，看钱打分。”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四川省会理县第一职业中学 四川 凉山 615000）

摘 要：用人物的性格来分析文章的情感，各种不同的性格形成不同的文章。

关键词：性格；情感；快乐；命运

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性格会决定人的命运。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袁宏道就是这样的典范。我就从八年级下册《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满井游记》谈起。

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三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写这几篇文章时都遭到贬谪。柳宗元因为政治改革失败被贬；范仲淹因为屡次进言，得罪权贵而被贬；欧阳修因为替范仲淹等人辩护而遭贬。三人却都因为贬谪而成就了自己的不同性格，进而有了不同的感受。只有袁宏道是应哥哥之命做着一个闲职的京官。四人面对美景是有着不同的感受的，进而写出了情感，处事态度迥异的文章，却让我们得以享受这千古美文。

《小石潭记》永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所有的景物“篁竹，”“水”，“石”，“青树”，“翠蔓”全是冷色调的系列，就是心情好的人也会感到清幽，何况是多灾多难的柳宗元。故而发出“凄神寒骨，悄怆忧邃”的语句。柳宗元无时无刻不把“贬”字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这是一个情绪型性格的人，所有言行举止易受情绪的影响。景随情迁，情景交融，即使有片刻的欢愉也终究被愁苦所控制，孤凄悲凉之气跃然纸上。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眼前之景一笔带过，而对人生中的大喜大悲进行细致刻画。纵论后得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结论。范仲淹是一个意志型性格的人，有较强的意志。所以他不重眼前的得失，有长远的眼光。同时生活态度积极向上，还主动以这样的心态影响人，安慰人。对于“贬”他是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来对待。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发奋图强，然后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欧阳修的性格是最值得欣赏的，《醉翁亭记》便是最好的表现。如果做比较的话欧阳修是古代现实版的老顽童。这种理智型性格的人用理智来支配和控制自己。全文除了醉就是乐，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山水之乐，宴酣之乐，乐人之乐。把游玩观赏之乐融入到宴饮之中，全然是一副太平祥和之气。景物变化，片语传神，欧阳修纵情山水是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前提下，跟百姓一起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贬”字根本没有存在于胸中，所以无悲伤，没有无奈，境界当然又高了一层。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戏曲 儒学 清官

从中国古典戏曲产生至今，描写不畏强权、清正廉洁、为民办事、保国安宁的清官好官的戏曲作品不计其数。本文将以闽剧《贬官记》为例系统阐述戏曲作品中清官的形象塑造。《贬官记》主要讲的是非主流清官和主流廉吏从碰撞误会到心心相惜，最终联手伸张正义的故事。

这部诙谐幽默的戏曲作品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清官，他们虽同样心怀正义，但一个板正严肃，可敬可畏，一个爱美“好色”，滑稽幽默。正因为这两个人表面上的“不和谐”，才有了这个诙谐有趣的故事。其实，《贬官记》中两位清官的塑造，代表了戏曲舞台上众多清官戏中两类不同清官的类型划分。一种是如崔云龙般嫉恶如仇的正统清官，包青天正属此类；另一种则是如边一笑般幽默滑稽、略有缺点的非主流清官，例如《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这两类人物几乎代表了清官戏对于清官的形象刻画。这种清官塑造的差异性与儒家思想对戏曲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清官的刚健中正

孔子提出士当“志于道”，如何“志于道”？孔子的学生曾参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儒家的“弘毅”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代刘勰所发挥的“风骨之力”也与“弘毅”思想同根同源。“风骨”既要求主体“强其骨”，又强调主体须“强其志”，“志实骨髓”。弘毅，要求人具有刚正不屈，遇逆境而志不渝的美好品德。

崔云龙是新科进士，从小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染，培养了一身浩然正气。他一心要做个清廉正直的好官，为百姓出力，为皇上分忧。他在得知边一笑是个“花蝴蝶”、糊涂官以后，毫不犹豫将边一笑贬为知县；在到达乌有县，未见边一笑出来迎接时，最先想到的不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反而是这个“糊涂官”会不会因为对自己心怀怨恨而苦了百姓。在与边一笑、张岫玉的相处中，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失误，与老师倾心交谈之后更是对边一笑敬佩有加，不为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做辩解。当金知府知法犯法，陷害边一笑时，他更是能公正评判，使边一笑免摘乌纱帽，使金知府最终难逃法网。

在崔云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生精神，这也是做清官、做好官所必须具备的美好品质。

二、清官的才德为美

儒家对于一个人的才德极为重视。孔子既要求“尽美”，又要求“尽善”，提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也就是说，决定美丑的不仅仅是外貌形态，更重要的是内心品质。

边一笑“会玩会乐，会唱曲会吹箫，一见美女就眼发直”，乍一听来，他是个十足的品行不端的好色之徒，这必然是“不美”的。然而，他为官清廉，在强权势力违法乱纪的情况下能够勇敢做出公正的评判，这又是“尽善”的；同时，他相貌不美，在官场，若是容貌丑陋，即便才华横溢也只能痛失机会。这外在形态上的“丑”和内心品质与才德上的“美”形成的尖锐对立，就成了边一笑内心悲喜剧的根由。其妻张岫玉沦落风尘，这是一种“丑”，但品性高洁，才气过人又成为一种“美”。这种丑美对比也是儒家才思想的一种体现。

不难看出，边一笑是个豁达聪明的人，也是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汉，他决不会轻易把内在真实的痛苦和压抑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自身多舛的命运暗暗发出深深的叹息。然而，他并不屈服于这种命运的安排，他希望在有限的施政空间里为民请命，建一番功业，以政绩斐然的光彩来改变世人对自己“好色之徒不为民”的看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三、清官的克己修身

儒家历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把克已修身看成是实行德治的首要前提。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在如何实践“仁”的问题上，首先提到了“克己”，即用礼法来约束自己，防止欲念发生，真正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儒家的“克己修身”对封建时期读书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对成就自身淡定超脱、坚持正义的美好品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崔云龙是年少气盛的儒士，他不仅用克己修身来要求自己，同时对他人的“不修身”深恶痛绝。所以，当得知边一笑娶了一名青楼女子时，他立刻判断这位“花蝴蝶”知府“定是好色徒品行不正，又怎会勤王政廉洁忠诚？”于是当即将边一笑贬为乌有县令。他将克己修身放在重要位置，对青楼女子有传统士大夫惯有的偏见。当他初见张岫玉时，张岫玉夸他一表人才，玉树临风，他却立即将这种第一次见面就夸赞男人的行为当作张岫玉这个青楼女子的轻浮之举；当他阴差阳错被不知情的边一笑收做学生，边一笑让他喊张岫玉师娘时，崔云龙自认高洁之士，不愿认青楼女子做师娘；当看到边一笑和夫人的调笑亲热之举，他会皱眉不满，咳嗽以示提醒。这些种种都显示出崔云龙这个儒家正派大弟子十分重视对自己的约束。直到自己试探边一笑，故意法外徇情，被边一笑收监入狱，发现张岫玉并非自己印象中寻常青楼女子的样子之后，他才真正放下对张岫玉的偏见，真心佩服起这个思想、气度都非比寻常的“师娘”来。

“克己修身”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很宝贵的思维经验和思想财富。儒家常说：“吾日三省吾身”，即每天进行深刻的反省，看自己的思想、言语、行动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是否符合“仁”的要求。换句话说也就是严于律己。这是崔云龙这类儒家学士对自身行为修养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现代人所应该具备的美好品德。

四、清官的乐天知命

中华民族一向是乐观自信的伟大民族。无论个人或群体遭受多大的苦难、困厄，也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总是乐观地眺望未来。在儒家思想中亦不乏乐天知命的观点呈现出来。而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子们也少不了受到乐天知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就表现为对坎坷挫折的克服、排斥，以及对坎坷挫折中希望之光的张扬、夸张。

边一笑心系百姓，自认无愧于天地，却因为解救一位沦落风尘的才女出火坑，娶青楼女子为妻而被莫名贬官，他自然是不服气也不顺心的。否则他也不会在崔云龙这个巡按来到乌有县境内时不去迎接。更不会唱出“谢夫人，斟美酒，此酒解愁也解忧。今后贬字休上口，莫使白了贤妻的头。”这样的唱词。但与此同时，边一笑在面对棘手的案件时，更多的想法则是乐观向上的。他不因贬官而消极怠工，而是做小官，办大事，更时时进行自我安慰。我们且看下面一段《贬官记》中的对话：

边一笑 我的好夫人呀，下官不饿也清醒。夫人请坐，我来问你，下官未贬之时是几品？

张岫玉 四品。

边一笑 现在呢？

张岫玉 小小七品。

边一笑 你来算算，五品，六品，七品，这不多了三品吗？

这样诙谐幽默的对话使大家看到边一笑这个“花蝴蝶”清官对“贬官”这一不公正待遇的调笑式对待，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乐观精神。

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身处逆境时极其励志的儒家经典语句能够使我们在面对坎坷时保持乐观昂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从中国古代官员问责的受罚与复出的典型个案来看，官员接受问责之后，只要改正被问责的“过错”、或者因为受到问责被贬斥到低级岗位但政绩突出者，总是重新受到任用或重用。这里不妨举出三个为国人所熟悉的人物的“问责”与复出经历。一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豪、政治家韩愈，他受到皇帝“问责”之后复出的故事。韩愈在36岁时任监察御史，因为上书论天旱人饥的状况，并请求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重新启用为国子博士，官至太子右庶子。他50岁时，因为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升迁为吏部侍郎，进入了上层统治集团。不过两年后，因为上表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虽然免于一死，但又一次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来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韩愈宦海沉浮，不断上演“问责”与“复出”的政治交替场面。

另一个典型个案就是同为唐宋家的政治家柳宗元的故事。柳宗元博学上进，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但后来革新失败，贬到邵州任刺史，再后来加贬永州司马。问责之后复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韩柳二人被问责，都是因为政见问题;后来的复出，原因较为复杂，或者是因为皇权易手、或者因为政局变化、或者因为政绩所致。但总的说来是因为跟皇帝意志相左，不是皇帝回心转意或皇权转移，他们的复出就没有指望了。

再一个典型就是海瑞这样的著名清官，也被“问责”，而经历了艰难复出的故事。海瑞为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很得民心。但因劝说世宗不要相信方士的骗术，应董理朝政，激怒了世宗，诏命下狱论死。好在同僚保护，免于一死。直至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重新叙用，调升右佥都御史，任上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被誉为“海青天”。

这三个典型个案表明，中国古代的官员在岗都有被问责的可能：要么是岗位职责的制度规定会问责，要么是皇帝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自于皇帝的问责，既涉及政治忠诚，又涉及官宦集团纠纷，还关乎政见的差异，以及行使权力的合宜状态;来自于岗位责任的制度规定的问责，则与官员的职务责任是否兑现紧密相关。被问责的途径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官员受到问责之后，也会因为多种原因获得复出的机会：或者因为皇帝的回心转意、或者因为官员的“痛改前非”、或者因为职务的相应需要、或者因为问责降职后的政绩。而官员问责复出的哲学人性论的支持根据，则是儒家所重视的知错能改之谓善这一准则。

因此，被问责的官员只要免于一死，就有发挥所长、东山再起的机会。即使一个被问责的官员在问责之初有判死罪的可能，但在皇帝的权衡、同僚的搁置、制度的重启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也可能免于死罪，以所谓“戴罪立功”之身，获得改正错误的机会，进而重出“江湖”、掌握权力、建功立业。不论被问责官员改正错误是因为主观的努力，还是因为客观情势的变化，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总是有效保留了被问责官员改正错误的制度空间和伦理余地。

直到18世纪，崛起的西方现代国家还对古典中国井井有条的治理效果无比佩服。伏尔泰由衷赞叹，“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无疑，中国古代官僚机制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相关安排，是激活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效用最重要的动力。再次，中国古代关于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是一套现代国家也必须重视的慎重使用国家管理资源的方法。官员在担任相关职位之前，经过较为严格的选拔，才被委任为有关职位。由于决策的风险、个人的责任心差异这些内部因素，以及社会状况、官僚机制、皇帝偏好这类外部因素的交错作用，官僚履职不可能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只要这类失误限于领导责任而非直接责任，属于有限度的责任事故而非严重的刑事过错，是客观形势导致的失误而非主观故意的出错，那么给予问责官员以改错机会，并给他们重掌权力的机会，就是合理的责任制度设计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一个国家有限的国家治理人力资源就会造成浪费。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江州；陶渊明；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

江州的历史上，不乏千古留芳的文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诗情亦清闲”的韦应物、“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白居易以及“斯是陋室，唯吾得馨”的诗豪刘禹锡。他们的出现，给江州的历史增添了无尽的光彩，使得江州这个地方，多了耐人品味的无尽意义。

一、“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对于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世人冠之以“隐逸诗人之宗”和“菊隐菊圣”的美誉，意在赞其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先河，推崇其自爱高洁的人格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陶渊明归隐之前，曾先后五次为官，其中三次都与江州有关，对江州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 来代替江州文化的整体。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29 岁，出任江州祭酒。他虽然才华横溢，但出仕之初，并没有多少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色彩。《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里他坦率地承认，出仕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与子俨等疏》中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出仕就是为了谋生养家，如果家给充足，他是不会出来做官的。《宋书・隐逸传》记载其第一次出仕的情况：“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辞去江州祭酒后，州里又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六、七年后，为了生计，陶渊明第二次出仕，入江州刺史桓玄幕。为官行役的操心和奔波让他感到很苦恼，《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是出仕第二年探亲假满，再赴任时所作，他满腹牢骚：“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意思是说，与其这样辛苦，还不如回家种地算了。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两句：“投冠还旧墟，不为好爵萦。”说明他归隐并不是背弃丑恶，而是抗拒诱惑。一两年后因母病丧退归。

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遂授印去职。萧统的《陶渊明传》对此作了记载：“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经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里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渊明出仕建威参军和彭泽县令只是为了“三经之资”，贴补家计之用。陶渊明痛恨士大夫的浮华奔竞，廉耻扫地，但他没有力量移风易俗，也不肯同流合污。因此选择了弃官隐居，梁启超先生认为其隐居的最根本原因是“看不起当时士大夫社会的丑恶现象”，“看不起当时的上层社会”。

二、“诗情亦清闲”韦应物

应该说，韦应物是一位在中晚唐之间，即在前“李、杜”与后“元、白、李、杜”这两座唐诗高峰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几次提到他，定之为“位卑而著名者”。白居易曾作诗将“陶、韦”并称：“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题浔阳楼》）

韦应物出身于宰相门第，少年时充任唐玄宗扈从，“安史之乱”结束后，在十六、七年间，屡任地方县级官僚，其中经过退隐与再任，直到唐建中二年（782年）始任滁州刺史，继任江州刺史、苏州刺史。

“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楼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韦应物于兴元元年罢滁州刺史任闲居于滁州西涧，不足一年，就于贞元元年秋出任江州刺史。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云：江州“世称雄镇，且曰大府，匪亲匪贤，莫荷其寄。……防虞供应，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难其人”。可见韦应物此次升任江州刺史（江州是上州，刺史从三品），与其突出的政绩是分不开的。

江州任上，韦应物颇有关怀民生疾苦，工作上亦兢兢业业，其《始至郡》云：“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宾朋未及宴，简牍已云疲。” 他“均徭视属城，问疾躬里闾”（《登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了解民情后，他感叹“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始至郡》）他自称在地方上施政，奉行清净无为少扰民的原则，所谓“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为政无异术，当责岂望迁”（《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1]

韦应物的古诗、律诗以清淡闲适著名。古诗继承陶渊明的风格，曾作《效陶彭泽》一诗“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入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 可见其受陶渊明的影响之大。

三、“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

唐宪宗元和三年（815年）七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遣人杀宰相武元衡于长安靖安里宅第东北隅墙外，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捕刺客，宰相张弘靖、韦贯之以宫官不应先于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指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寅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州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2]面对肆意的诬毁诽谤，白居易深感“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心情异常黯淡：“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初贬官，过望秦岭》）、“三声猿后垂乡泪，一叶舟中载病身。莫凭水窗南北望，月明月暗总愁人。”（《舟夜赠内》）。

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时期，是他思想和创作都比较矛盾的时期。从他整个文学生涯上看，这也是一个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一方面，他倾其热忱时时关注政局的变化，并表现出其欲返京城、期望受重用的迫切心理和要求；另一方面，他委婉地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寂寥，借助佛道排遣心境，开导自我。因为单一的儒学正统观念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在经历官场挫折后，他开始对以往为官从政的目的、态度加以反思，思考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未来人生? 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并存。面对失衡的现实人生，他试图在矛盾的对立与冲突中寻求新的平衡，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有了转变，承前启后，渐趋成熟。[3]

四、“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诗人，贬谪使刘禹锡备尝忧患磨难，也正是贬谪激发了他借文学创作抒发郁愤并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文学豪健雄奇、冷峻犀利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忧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文学写作的新路径。”[4]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

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名句很多，广为传诵。824年夏，他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诗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白居易曾经赞美刘禹锡说：“刘使君诗在处，有神护持。”

综上所述，江州的山水哺育了一代代的文人，关注他们在江州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文人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方良.从韦应物江淮诗看“陶、韦”异同[J].九江师专学报.1998，（4）

[2]陈海峰.逆境中的思索――从白居易江州所作诗文谈起[J].安康师专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