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范文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成为我国在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这一分配原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平为代价，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为公民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在矫正个人收入差距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呢?

论文关键词：个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流转税矫正征税范围纳税人财产税税收政策取向

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转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三)新开征一些税种

开征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为课征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失业人口增加，除了开展必要的社会再就业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决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就必须建立起以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年轻给年老做准备，在职给失业做准备。

参考文献

[l]白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郭欣根.邓小平理论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3]石坚.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田.税务研究2002(9).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居民；社会系数；社会贡献指数；社会区位指数；贫富差距；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03-04

引言

学者们在分析贫富差距的时候，认为它就是收入差距。而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时候，又认为它就是贫富差距。这种思维混乱的前提，必然带来分析逻辑的混乱，并在分析中不断遇到困难。这种困难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自然无法解决，因此只能是轻浮地闪烁其词，并机械地罗列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投入等等人人都知道的政策措施草草了事。是很浮躁的。

虽然收入差距构成了贫富差距的基础，但是收入差距并不直接就是贫富差距。我们知道，社会现象的性质是由社会价值中心所决定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虽然所有问题本质上都越来越具有经济的性质，但是社会价值的衡量尺度却并不唯一。收入差距直接的是经济问题，间接的才是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直接的是社会问题，间接的才是经济问题。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性质差别，构成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本质区别。学者们在分析的时候，不加区分地把收入差距等同于贫富差距，所有的混乱都是从这种视障和粗心开始的。

一、居民的社会系数

仅从狭义的经济观点看，居民的生活虽然首先取决于其某一时段的收入，但是更进一步地取决于其在此期间内的必须支出，即最低生活成本。收入是生活质量的基础，支出才是生活质量的指数。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构成了居民的社会系数：在社会平均的经济条件下，居民在相互可比较的时段内可支配收入与必须支出的比值。用字母ζ表示，即ζ=收入/支出。如果以I表示收入，以P表示支出，那么ζ=I/P。对居民的社会系数，这里分析：

1.居民生活系数向社会化的发展。以收入和支出的比例所代表的居民生活系数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烙上了清晰的社会历史印记，因此笔者把它定义为居民的社会系数。收入主要体现了人的差别，而支出则主要体现了社会的差别。收入直接决定于人，支出则直接决定于社会。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居民的支出基本上是被社会所决定的。比如说，原始社会的支出完全取决于个体的收入，奴隶社会的支出取决于奴隶主的赐予，封建社会的支出取决于家庭的耕种和手工业。在现代社会中，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甚至于养老都要依赖于外部社会。居民的生活系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从个体化到家庭化，进而向社会化逐渐发展的趋势。居民生活系数社会性的表达是：收入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支出却是社会的事情；收入是劳动力资本的函数，支出是社会发展的函数；收入由自己决定，支出由社会决定。人的自我性模糊了，人的社会性凸显了。在现代社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人，都是环境的人。

2.居民的社会系数是居民社会贡献的指数。笔者在另一文中说过，收入是经济要素所有权对外付出的补偿，因此居民的收入在此处的意义就是社会贡献的结果。一个人，或者我们此处所说的居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经济要素所有权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的社会系数首先表示的是居民社会贡献的指数。社会贡献大则收入大，收入大则社会系数就大。还重要的是，居民的生活成本（支出）一般来说会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下限是最低支出，① 由基本生活费用决定，上限是最高支出，由社会发展水平决定。② 因此，单位财富的效用具有随着财富绝对值的增大而递减的规律。正是因为这样，才会造成一种假象，即居民的生活系数就等同于收入。收入大，居民系数就大。学者们才会不假思索地就把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等同起来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

3.居民的社会系数是居民社会区位的指数。生活地区和职场岗位构成了居民社会区位的基本内涵。从支出的角度来说，居民的社会系数就是居民生活地区和职场岗位的指数，即是社会区位的指数。生活地区的不同决定了居民生活成本的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是一个大学生，在北京月收入4500元的生活可能还不如在我老家依安县月收入2 000元好，就是因为两地相比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职场岗位的不同决定了享受社会替代支出的不同。因为收入是支出的基础，那么没有收入的支出本质上也就是收入。处于不同的岗位，比如省长、市长、局长和处长；董事长、总经理、经理、员工这些不同的岗位，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是人所共知的。职场岗位的福利待遇是没有形成收入的支出，根据我们的观点，这种社会替代支出就是收入，因为支出总是以收入为基础的。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较，公务员虽然收入并不高，但是福利待遇却相对好，社会替代支出较多，因此在相同收入情况下，公务员的社会系数要大于普通百姓的社会系数。这就是为什么公务员是社会竞争最激烈的岗位的原因。③

二、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表示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可表示为：贫富差距=B的社会系数/A的社会系数，或者：贫富差距=

ζ2 / ζ1。

由于，ζ=I/P，所以如果对上面式子做一个数学变换，就成为：贫富差距=（I2/I1）*（P1/ P2）。I2/I1表示的是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而P1/ P2则表示的是低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支出差距。我们知道，收入是有成本的。经济学的规律表明，收入增大是成本增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收入高的人一般来说支出也多，比如那些演艺明星们虽然收入很高，但是他们花费在服装、化妆等各方面的支出也要远远大于普通人。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总会建立在营业成本增加的基础之上，虽然二者并不总是按照同一比例增加。所以，一般来说总有：P1/P2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单位财富的效用具有逐渐递减的规律。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当单位财富的效用=0的时候，其支出将不会再增大。这是一个点，一个转折点。它具有什么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意义呢？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再定义两个指数。一是收入差距，用I0表示，则I0=I2 / I1。I2是高收入者的收入，I1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因此一般的会有：I0>1。二是支出差距，用P0表示，则P0=P1 / P2。P1是低收入者的支出，P2是高收入者的支出，由上面已经分析我们知道，一般的会有P0

用图像表示如下：

图1

图2

我们假设的前提是两个人的起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在某一时间点（0）的时候，收入和支出是相同的。因此收入差距曲线和支出差距曲线都是从1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收入差距和支出差距开始拉开了。

收入差距曲线图：因为高收入者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支出也快速增加，因此收入差距曲线的上升斜率是缓慢的（部分收入被消费了）。在一个时间点T0，高收入者的单位财富效用趋于零，随后他的支出并不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大而增大，曲线上升斜率开始增大（他的收入都是资本了）。

支出差距曲线图：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随着其收入增加而快速增加，所以支出差距曲线是快速弯曲向下的（开始时候他有许多消费需求）。在一个时间点T0，由于高收入者的支出并不再快速增加（他没啥必须消费的），而低收入者的支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支出仍在增加（消费支出一般会随着经济社会化的程度而变化），所以曲线开始向上延伸，但是永远也不会=1。

从上页图可以看到，T0是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以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快速增加，支出开始减少或保持不变；而低收入者收入并没有快速增加，而支出仍在增加。这一时点所表示的是社会开始分化。或者说，T0表示的是社会两极分化的转折点。

三、把贫富差距混同于收入差距的有害后果

1.夸大社会贫富差距。学者们虽然知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收入的分配体制已经发生变化。资本、技术及其他非劳动因素不断参与分配，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在与劳动报酬相竞争的过程中，虽然平衡经常被打破，但是天平砝码具有向非劳动一方倾斜的趋势。这是市场规律的作用，更是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的结果。所以收入差距增大的趋势是历史地发展的。把收入差距混同于贫富差距，就放大了贫富差距，给那些喜欢炒作社会不公平的负能量提供了经济学的根据。

2.强化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把收入差距等同于贫富差距，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收入多就富，收入少就穷；他比我收入多，他就比我富；我比他收入少，我就比他穷；他富，是因为我穷；我穷，是因为他富；他的富是建立在我的穷基础之上；我穷，是他富的结果。我要想富，他就得穷；他要是富，我就不可能富。①这种把两个术语等同起来的后果就是强化了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其实，收入差距是在人类进入经济社会就有了的，并不是今天的特有现象，这种差距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增大。把贫富差距混同于收入差距后，从理论上异化了人生的幸福标准，让每个人把幸福标准建立在与对别人对比之上。这是社会上仇富心理的理论根源。

3.杀富济贫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好办法。因为收入多=富，收入少=穷，所以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杀富济贫，把国民收入平均分配，谁也不多，谁也不少。这是均贫式的所谓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我们知道，学者们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想发挥政策效力，有效调节高收入者，尽可能地惠及低收入者，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即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想法，根本做不到。比如，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要征收遗产税，他说：“不论一个人在世拥有多少财产，经过缴纳累进税和财产税，几代人之后，最终这些财产的大部分是归社会所有。”暂不说吴教授这种杀富济贫的思想之荒诞，单是吴教授认为征收累进税和财产税就能使“财产”清零的思维就是非常天真的。

我们知道，经济处于不断的运动当中，市场机制给所有经济要素赋予有机生命的性质。作为上辈积累的“遗产”更是具有这种有机的性质和本能。且不说遗产经常是以地产、房产、有价证券、股权等等方式存在（这种遗产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值），单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遗产也是增值在先，缴税在后。按照吴教授所给出的美国300万的界限，遗产税55%为例。假如有一个富人，在70岁的时候把他的遗产300万元留给他的儿子，儿子当时40岁。缴税额是165万元。儿子接受135万元以后，不会放在家里。还比如他不会经营，只会放在银行里收取利息。我们说他存期5年，5年后本息再存，也是到70岁的时候留给其子，看看情况如何。我们按照5年期年息5%计算，第一个5年后收取利息是33.75万元，第二个5年他有本金168.75万元。他还存期5年，收取利息42.19万元，这时候有本金210.94万元。依此类推，到他70岁的时候，他的本金达到515万元，比原来的300万增加了71%。

4.共同富裕永远不会实现。由于收入和支出的对比表示居民的社会系数，社会系数的对比构成贫富差距的内容，因此，收入不同的人也有可能社会系数相同。比如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劳动者每年收入15万元，支出5万元，与一位个体经营者每年收入150万元，必须支出50万元的社会系数都是3，他们的贫富差距应该=1，而收入差距则是10。收入差距是社会成员经济差距的收入指数，根据上面分析，收入差距以前存在，今后也将永远存在。但是，通过调节社会成员的支出，却可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如果学者们分析的收入差距就是贫富差距的话，那么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永远不会实现，因为收入差距会永远存在。

5.混淆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收入差距就是贫富差距的话，那么如果把世界上的国家当作一个个体看待的话，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富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GDP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了。这种弱智的结论恐怕谁都不会相信，因为谁都知道，英国、日本、荷兰、瑞士都比我们国家富裕。但是从学者们认为收入差距就是贫富差距的前提出发就一定能够逻辑地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

四、缩小贫富差距的政治经济学

收入差距是生产效率的指数，体现的是市场的公平；贫富差距是社会进步的指数，体现的是社会的公平。初次分配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再分配体现缩小贫富差距。①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是有本质区别的经济范畴。贫富差距的社会性使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贫富差距的表达式已经清楚地给出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选择。其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政策选择的重点不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而是减少低收入者的支出。低收入者的支出减少了，也就是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社会系数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缩小了。减少低收入者的支出，已经被中国政府的民生政策全部覆盖了。但是为了理解的需要，我们还是简单罗列一下：

1.大力建设廉租房。住房是居民的第一生活需求。如果房价太高，低收入者的支出将基本被房价吞噬了，不论怎么努力，贫富差距也不会缩小的。通过廉租房的建设，减少低收入者在住房上面的支出，实为缩小贫富差距的第一政策选择。

2.对低收入家庭逐步实施免费教育。教育支出现在是中国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因此有选择地逐步对低收入者实施免费教育将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的政策选择。现在，中国已经对义务教育实行了免费教育。从缩小贫富差距的视域出发，可以有选择地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实行从小学、初中、高中以致到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

3.实施阶梯式的医疗报销。在扩大全民医保覆盖面的基础上，可以探讨根据居民的收入实施阶梯性的报销制度。收入高的家庭自己承担较多的医疗费用，节省下来医保基金用于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对生活困难的家庭可以探索免费医疗的社会救助机制。

4.对于低收入者的交通费用、用水用电、通讯费用、日常生活费用等方面支出都可以探索社会替代部分支出或全部支出的政策措施。

5.征收高收入税、财产税、遗产税等。一方面可以调节初次收入，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承担低收入者的支出创造财政来源。

结语

公平不是平均，平均是不公平。收入差距以别人为标准，贫富差距以自己为标准。得到的多，收入多；支出的少，生活的好。初次分配靠效率，再次分配靠调节；初次分配倾向于拉大收入差距，再次分配倾向于缩小贫富差距。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收入差距大，贫富差距可以小；贫富差距大，收入差距一定大。收入差距大是经济发展的倾向，贫富差距小是社会进步的倾向。政府管理初次分配，效果很小；政府管理再次分配，效果很大。政府要缩小收入差距，难；政府要缩小贫富差距，易。发展的目的不是均贫，发展的目的是共富。收入差距消失了，都穷了；贫富差距消失了，都富了。美国富裕，收入差距也大；朝鲜贫穷，收入差距也小。美国贫富差距小，美国很富裕；中国贫富差距大，中国还不富。

参考文献：

[1] 申恩威.职务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J].工会博览，2012，（1）.

[2] 汪慧平.职务消费异化问题研究[J].中国监察，2009，（24）.

[3] 陈宪.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态势与缓解[J].当代经济，2010，（8）.

[4] 谷亚光.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原因及治理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4）.

[5]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Z].国发[2013]6号.

[6] 杨福贵.中国贫富差距现状、成因与对策[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7] 王璐.浅谈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J].学理论，2013，（4）.

[8] 吴忠民.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2001，（4）.

[9] 尉建文.“U”型还是倒“U”型？――贫富差距演变及成因的社会学分析[J].理论学刊，2005，（6）.

[10] 魏歆，范燕宁.关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现象不同学术见解的综述[J].理论学刊，2003，（1）.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凸现，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笔者结合国情，收集中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投资环境、城市化、国有经济程度、教育程度、科技实力、居民服务水平等7个指标的数据，通过三种不同的回归方法来研究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因素，发现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居民服务水平三个变量是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变量。最后，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贫富差距；人均GDP；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

1引言

贫富差距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迅猛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关注。城乡差距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工轻农，使得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水平直接脱节。另外，分配制度的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也造成了农村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镇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扩大。诚然，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上，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差距持续增大，必然会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矛盾。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国内外权威组织，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因此，研究贫富差距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指标的选取

2.1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按照通行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是一个很好的测量我国贫富差距的指标，但是，我国并没有对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过系统的统计。因此，我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替代基尼系数。(1)人均GDP本文选取历年各地区的人均GDP来表现各省份历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利用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人均GDP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2)投资环境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造成了这个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落后程度。本文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因此，本文选取FDI来代表该地区的投资环境。(3)城市化城市化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城乡间的差距。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程度。(4)国有经济程度如果经济被垄断企业掌握，那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财富将会集中用于少数人手中。本文用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国有经济程度的指标。(5)教育程度民众的教育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教育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决定了该地区先进或落后的程度，也影响了该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本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占比的来衡量。(6)科技实力科研水平越高，经济竞争能力越强，生活水平也越高。本文选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各地区科研实力。(7)居民服务水平居民服务投入越多，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政府投入的领域往往是基础设施领域，普通民众受益最大。本文选用国家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对居民服务领域投入的指标。

2.2符号说明(1)差距指标(y)：这里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2)人均GDP(x1)：表现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3)投资环境FDI(x2)：表示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4)城市化(x3)：表示我国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5)国有经济程度(x4)：表示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6)教育程度(x5)：表示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7)科技实力(x6)：表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之比。(8)居民服务水平(x7)：表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

3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3.1逐步回归方法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的回归模型为：D.W.=2.003,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斯皮尔曼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x3、x7的方差扩大因子VIF均为小于10，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2前进法通过前进法对数据进行模拟，得出的模型与逐步回归法得出的模型是一样的。

4模型的比较

上述得到的两个模型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合理的，只是模型中的两个变量x1、x3不同，现在对二者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从两变量的相关系数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73，说明二者确实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在各自的模型中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共同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贡献值略有变化。

5结论

对于上述的多元回归模型，有如下结论。

5.1城市化本文取城市化指标反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回归结果中，它的系数为正值。这说明，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逐渐减弱。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元经济结构改善的越好，我国的贫富差距越小。在回归结果中，城市化的系数还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充分说明了此变量的重要性，要改善我国贫富差距状况，必须要改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

5.2居民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对居民服务投入越多，则该地区的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从回归模型看，它的系数为正值，且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方面较大于另一个因素，说明增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人数，可缩小差距。

5.3人均GDP从模型估计中，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居民人均GDP的提高，我国各地区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同时，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其城市化的水平也越高。因而，也就出现了文章中两个变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了两个模型并存的局面。

5.4科技实力从回归模型来看，原本认为科技实力是影响居民贫富扩大的因素，但实证结果并非如此。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企业研发形成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收入增加，但同时，也只增加了少数精英阶层的收入。二、技术的外溢性。长期来看，科技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消费成本，缩小贫富差距。但我国并没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使得技术的优势并不能更好地呈现。

5.5教育程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分布极不均匀的。高等院校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而且缺乏市场竞争，这造成教育无法有效地在各地之间配置；中国的生源大省往往不是教育强省，很多时候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不能反映出该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教育经费的支出，但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完完全全、直接地用于提高教学质量上的。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该变量也没有进入模型。因此，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上述中的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人均GDP等3个因素都能够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须结合扩大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寻求解决缩小目前过高的贫富差距问题的途径。

6建议

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渐扩大，从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突破国际警戒线，至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6这一趋势，急需引起我们的关注。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6.1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居民服务水平，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社会保障。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尤其是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救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现有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远远不能解决农村低水平的保障问题。因此，政府应大力加快我国保障制度的建设，尤其是扩大我国农村保障的覆盖范围，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贫富差距。

6.2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本文的研究分析认为，我国的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过多地考虑贫富差距，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贫富差距，全面考虑贫富差距。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共同调整我国的贫富差距，一方面，适当的保持合理的贫富差距，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我们要断绝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坚决杜绝不劳而获的现象，从而有效地降低贫富差距。只有从社会、经济两方面统筹兼顾，切实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才能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稳定，提高幸福指数，增强生活优越感，实现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何晓群,刘文卿.应用回归分析(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薛薇.基于SPSS的数据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谭荣波,梅晓仁.SPSS统计分析实用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冯婧,王培.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天府新论,2007(12).

[7]张君施.基尼系数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8]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9]张维为.从国际视角看缩小贫富差距[J].理论视点,2008(15).

[10]赵书山.从缩小贫富差距看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机制的建立[J].理论研究,2007(15).

[11]胡鞍钢,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12]刘艺良,等.中国地区差距与西部大开发战略[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13]郭彦森.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否超出合理范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14]吕国忱,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调控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8(11).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邓小平 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从全局的高度规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认识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在我国现阶段，应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着力缩小贫富差距幅度，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确把握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还强调说“如果我们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上了邪路了”。1990年，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92年，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了富民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规定了富民的基本性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明确了富民的总体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奠定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依据，并把共同富裕思想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就失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终目标。

（二）共同富裕必须建筑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民富国强。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首要任务”、“第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生产力发展，否则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讲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导致共同贫困。

（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

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新构想，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先富的积极作用在于：一是示范作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经验能为其他地区和其他人提供示范和借鉴。二是帮带作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帮助和带动大部分人致富，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三是经济作用。先富的地区、先富的人可以为落后的地区和人们提供经济发展的空间、机会和手段。四是激励作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激励没有富裕的人奋起直追，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

（四）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最新阶段，它所指的不仅是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上的富裕，更重要的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合理物质利益，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只有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这种富裕并不是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真正富裕。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同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但是，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很突出，特别是出现了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

（一）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

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1984年为1.74: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19:1，2001年为2.9: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2∶1。

2.地区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个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比最低的四个省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高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个最高省市比四个最低省区高4000～6000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四个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个省市贵州、甘肃、云南、陕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上升为2.35∶1。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等行业的收人增长很快，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收入增长缓慢。

4. 非法致富现象较为严重。有一些社会成员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税漏税、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各种形式的寻租、内部人控制等非法收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最突出的是利用职权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从索贿受贿到权钱交易到与不法分子狼狈为奸，****问题相当严重和突出。

（二）科学全面认识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

应该说，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从多重视角综合分析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1.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而且也不是两极分化。首先，从基尼系数来衡量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贫富差距程度的度量问题，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般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在0.2-0.3时，为相比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时，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0.6是社会震荡临界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测算， 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说明当时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则上升到0.465， 2005年逼近0.47。据专家指出，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基尼系数会更大。因此，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不容乐观。但是贫富差距拉大，并不意味着两极分化。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才开始下降。而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暂时的，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其次，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有量的规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从量的规定性来看是指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达到对立的两极。从质的规定性来看是指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在财产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同时两大阶层形成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其生产的根本目的、动机和实质是剩余价值，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值，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状况日趋恶化。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会在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但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业状况、精神生活等整体来看，仍然趋于贫困，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增长更快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比，差距在扩大，生活水平在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产生财富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的制度。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一方面不可能出现少数富有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极”，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而致富，也不可能在社会的另一“极”形成贫困的积累。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不具有的优越性。

分析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不难发现，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尚未形成一个有政治影响的阶层。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原始积累的色彩。而这种原始积累随着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加强和调控方法的改进将逐步结束。另一方面，中国的贫富人口相对分散，泛化地隐藏在地域、产业、所有制形式和职业等标签之下，因而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讲，这部分人还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只能算群体，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还只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社会冲突，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绝对对立的阶级矛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截至2006年底，我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3%。贫困地区各项社会事业长足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据世界银行的监测数据，1990—200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1.95亿，占同期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总数的90%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得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应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整个实现过程中去加以认识，是一种富裕程度的区别，是先富与后富的区别。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与中国人民的致富实践活动是同向的而不是逆向的。贫富差距是在我国居民总体收入提高基础上的收入差距，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先富后富的差别，而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一部分人富裕程度更高、更快一些，这种差距是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要把这种差距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整个实现过程中去加以认识。历史使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而改革是从打破平均主义开始的，发展的高效率来自于有限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如果没有一部分地区的更快发展，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调动地方和个人的积极性，产生有效的竞争，就不可能有全国的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证明：适度、有序的贫富差距是党的富民政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最具实际意义的一步，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由点到面的渐进的积累、延伸、辐射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3.现阶段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绝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的继续忽视贫富差距拉大。现阶段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拉大。我们必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第二，打破城乡二元政治经济制度，给予农民“国民待遇”。第三，贯彻国家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采取的特殊扶持政策。第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第五，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总之，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先富与后富之间关系的反映，而非主要由社会制度性障碍造成。它并没有导致两极分化，而且也不是两极分化。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暂时性，我们既要承认贫富差距，又要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M]. 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8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贫富差距；现状；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经历的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从中央到老百姓、理论界，都在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人民生活总体上普遍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程度。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全部财产集中于一人；基尼系数的变大表示贫富差距继续加大。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见下表1：1977年至2010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贫富差距不断恶化。

表1：1977年至2010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年份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97年

0.3706

2004年

0.4387

1998年

0.3784

2005年

0.45

1999年

0.3892

2006年

0.50

2000年

0.4089

2007年

0.49

2001年

0.4031

2008年

0.46

2002年

0.4326

2009年

0.47

2003年

0.4386

2010年

0.48

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不规范收入以及非法收入等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的主力军——城乡居民，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很典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当年农村人均纯收人为2090元，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47倍。此后，这一指标一路上涨，到了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已经达到了3.23倍。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l，而我国长期以来超过2甚至3。这说明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2、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拉大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对于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使东部地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上实际八十年代到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5.01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2.2倍，西部地区增长了9.5倍。由此可见这种区域之间收入的差距是巨大的。

二、中国贫富差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1、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运行

贫富差距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意味着少数人购买力过剩与多数人购买力不足的矛盾一直存在。这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引发投资需求不足，最后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2、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贫富差距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打击。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就会伤失对工作和创造的激情，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最终导致生产力效率的提升。

3、贫富差距过大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一旦长期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它会使一部分人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受到很大冲击。当面对更多利益面前，见利忘义、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等不良观点就会出现。

三、中国贫富差距改善的措施

1、以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

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地区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市场分割。让劳动者们在尽量公平的环境下得到公正合理的报酬，从而实现劳动者发展机会均等。

2、建立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财政经济体制和政策。

在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国家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目前正在积极倡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要促进我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就要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中部社会经济的振兴，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在继续贯彻相关开发政策的同时，在财政体制上要对落后地区给予一定的帮助和照顾。

3、促进教育公平和扩大就业

只有发展教育，给低收入者提供获得高收入者所需要的相应受教育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消除贫困，促进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失业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就业是人们脱贫致富之本，通过扩大就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缩小差距，是缩小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 周智年.简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理论月刊.2010.02.10.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郑艳良锯腿事件；贫富差距现状；私力救济方法；解决措施

一、极端事件频发引人深思

锯腿硬汉，这是保定农民郑艳良人生中最残酷的标签，因患病后右腿坏死，这名46岁的汉子在床上等死3个月，深陷贫穷和疾病带来的双重折磨之中。2013年4月，腿里钻出的蛆刺激了他，他终于狠下心来，自己动手，一个钢锯条、一个包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一个小水果刀，15分钟，咬掉四颗后槽牙，锯掉了坏腿，虽然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但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他成功地救活了自己，真正的救赎姗姗来迟――媒体报道了这位锯腿硬汉，引发全国舆论关注，当地政府随后介入，承诺会帮助他继续治疗，这个极端的做法，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有郑艳良的“好运”。

由郑艳良锯腿自救到农妇吴远碧剖腹自医，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不具有偶然性，吴远碧的话至今不能让人忘记：“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不用再拖累家人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坚强的有点残忍，可是不残忍挥刀自剖，谁又能医治她的病痛？更悲痛的是在她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后，只挺过26天就走了。郑艳良和吴远碧的举动惊天动地、震惊世人，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

放弃，是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做出的无奈选择，得了大病基本就是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如今，虽然实现了新农合，但是新农合只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人生大病，全家受穷”的局面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二、锯腿事件折射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郑艳良还是吴远碧，他们的惊人之举本意是无奈的自救，可是无形中却起到了示范作用，遇到困境，不去求助政府和法律，通过极端的方式获得关注和救助，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该事件同时反映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就拿郑艳良来说，锯腿事件之后他“怕自己的事降温”，没有了关注度，就意味着他后续的治疗没有了着落，舆论报道似乎成为私力救济的唯一方式了。诚然，和舆论监督是一种快速便捷见效快的解决方式，但是这类方式究竟能走多远，给社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仍值得推敲。

郑艳良和吴远碧只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下贫困的典型代表，个案的解决不代表我们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要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还需另觅正途。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也呈欣欣向荣的态势，但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不可忽视，郑艳良和吴远碧们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可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受益，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个事实发人深省。

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 而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超过0.4为“警戒点”。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其中2013年为0.473，说明我国确实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能够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如果贫富差距不合理，其危害性更大。其一，贫富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差距等。其二，贫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差距过大，会加剧群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少社会矛盾隐而未发，过分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三，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但是差距过大容易使群众丧失信心。

四、贫富差距的解决之道

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完善法律和相关保障措施。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群众求助有道，降低门槛，把处于生死边缘的群众纳入保障范围，除了依赖和舆论监督，已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完善我国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税收无论在税制上还是征收管理上，都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税收分配作用的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其二，完善消费税，有效调节高消费；其三，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要宽；其四，完善财产税体系，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面调节；其五，强化税收征管，加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

第三，通过立法鼓励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向贫困地区投放，只有将资源向弱势群体投放、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者更贫，无限恶性循环的问题，而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往往也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所致。

只有切实可行的法律途径和系统全面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更多类似郑艳良、吴远碧的悲剧发生。

参考文献

[1] 符启林.论贫富差距的法律调整[C].北京：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辑，2013.

[2] 王继元.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02）：42-46.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9篇

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我们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显示，经济增长越快、私人部门比重越大、腐败程度越小、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越大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越小。

另外，收入差异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和很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小；而人均收入水平在1200至1300美元左右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大。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指标衡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取值于0与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122个样本的基尼系数从0.247（丹麦）至0.743（纳米比亚）不等，均值为0.401，中位数为0.379。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大于0.4的国家，贫富悬殊问题较为严重。贫富差距较大是全球经济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样本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经指出，一国的收入不平衡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人均收入水平极低和极高的国家，收入分布比较均匀；收入水平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大。

这是因为，从低收入开始，一个国家会经历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由于城市工业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程度都比农业人口高，而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较快，随着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城乡收入差别可能拉大。同时，更多的人口进入收入不均程度较高的工业，使得全社会的贫富不均加剧。高度工业化后，较低收入的工业人口通过提高技能和政治影响力缩小他们与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差距，最终导致贫富不均程度降低。

例如，卢旺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68和0.289，而人均GDP分别仅为263和645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挪威和瑞典的基尼系数与之相近，分别为0.25和0.258，但人均收入却分别高达39198和28912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

分析显示，人均GDP在1266美元时，贫富差距最大，这是我们得到的“库兹尼茨阀值”。以这个阀值为起点，人均收入提高一倍，基尼系数下降0.005。

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具体如下：

――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样本中GDP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降低0.01。这表明，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经，发展不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硬道理，也是实现收入平衡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用降低经济增速的方法摆脱贫困，而是必须通过经济增长使其尽早超越“库兹涅茨阀值”，并随着国力的增强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如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不少人认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拉大贫富差距，但国际经验和实证分析支持相反的结论。私有经济成分的提高鼓励竞争，扩大就业，降低寻租机会。市场竞争使企业利润趋于合理，就业增长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私有经济的壮大降低政府干预和特权的滥用。我们用一国银行贷款中私有经济占比衡量其私有化程度。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下降0.003。

――政府公共政策影响贫富差距。政府开支中医疗卫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小。这两项财政支出指标在回归分析中统计不显著，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扶植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而不是直接改变他们的收入分配。但公共支出依然与基尼系数负相关，例如医疗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和-0.09。这可能是因为样本中许多政府医疗和教育支出较大的国家（如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价格较高，因而劳动力与资本回报的差异较小，收入分布比较均匀。

――拉大贫富差距。国际透明度机构每年公布各国的腐败感知指数。腐败感知指数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负0.3，表明政府官员越清廉，贫富差距越小。设租和寻租行为让政府官员中饱私囊，侵害了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造成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左右和干预导致收入和资产分配的永久性不平衡，增加低收入者的投资风险，使扶贫和社会救济计划难以落实到真正的穷人并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流入利益集团的腰包。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0篇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96份其中书面问卷66份网上问卷430份。66份书面问卷中教师12份研究生24份本科生30份。430份网上问卷中有389份来自于华商网该网站的一项民调显示46%的网民月薪为700-1500元另有41份来源于凯迪网络该网站民调显示大多数网民的月薪在2000-4000元之间而且上述两个网站上都有一些网民自称是下岗人员。可见这次调查的对象不论从收入层次上看还是从行业、职业上考察基本上涵盖了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其调查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本次调查结果参见附表。

附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社会调查结果

票数百分比

一、您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大吗？到了什么程度？

很大39880.24%

大8617.34%

中112.22%

小10.20%

总投票者496100%

二、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

市场分配15740.05%

财政分配17444.39%

腐败问题32582.91%

农地征用12231.12%

城市房屋拆迁8521.68%

国企改制21554.85%

股市违规操作10927.81%

其他8220.92%

总投票者392

三、在上述原因中哪些原因是最不能容忍的？（可多选）

市场分配296.00%

财政分配4910.14%

腐败问题32467.08%

农地征用285.80%

城市房屋拆迁91.86%

国企改制6012.42%

股市违规操作132.69%

其他173.52%

总投票者483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1.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的说法社会认同感高

在回答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程度的496份问卷中有80.24%的人选择了很大其中有4人用了“巨大”19人用了“非常大”来描述也有人用“天上和地下”、“孙悟空的一个跟头”等词汇来表达。只有1人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小11人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为中。也有人用“我的这台台式电脑4000元比我所看到的不发达地区人家的所有家产还要值钱”这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还有人用“干柴已备只缺星火”的说法来强调贫富差距大到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地步。

人们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说法较强的认同感也证实了笔者文中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正视贫富差距问题并应力图尽快缩小这种差距这是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腐败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在回答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的问题时有82.91%的人认为是腐败排第一位并有人指出“腐败是其他原因的总结”；选择国企改制的人占54.85%排第二位；选择政府财政分配的人占44.39%排第三位。这种排列支持了本文腐败是贫富差距成因中的关键性原因的观点。有趣的是有网民认为“炒股是自愿冒险本身是投机投机就有成功有失败”的提法支持了本人的股市违规操作不应算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的观点。

列在“其他”一项中的表述以“制度”一词最多“”居其次“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居第三。也有人用“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不同步”、“图有政体的虚名,国家权利被不受民众监督的少数人滥用”等词语来表述更有人直呈“制度是根本腐败是表面”“司法不独立新闻监督力度不够；弱势群体上升空间被强势集团垄断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被强势集团挤占”的看法。这与我们文中所讨论的建立有约束政府、杜绝腐败的观点是一致的。

3.腐败为“最不能容忍的”问题

在回答“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中您认为哪种是最不可容忍的”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占67.08%第二位是国企改制占12.42%第三位是财政分配占10.14%。说明腐败是一个众夫所指的问题。同时对财政分配提出质疑的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说明人们一定程度地认识到了政府财政的顺调节作用并且觉得难以容忍这种非劫富济贫式的分配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平分配责任。

有人认为将腐败说成是改革是最不能容忍的反映出人们反感某些官员以改革之名行利己之实的做法；也有人认为“富穷不能怨人是对的但中国的问题是竞争太不公平”反映了对机会均等这种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的诉求；还有人认为“医疗、教育问题上政府失职”、“收入比如是你200倍的人交的个人所得税不会比你交的更多”、“是国家机器没有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消灭导致贫富差距增大的显在的和潜在的因素”等问题是最不可容忍的说明人们在呼吁政府职责与政府权利要对应政府应该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多发挥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4.贫富差距问题的受关注程度高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1篇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03-07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成为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已经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贫富差距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表现形式和影响。因此，对贫富差距不仅需要总括性研究（常用指标如基尼系数），更需要分类性分析。

贫富差距的分类方式有多种，根据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需要，我们将其分为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阶层性贫富差距和资源性贫富差距。这四类贫富差距各有特点，又相互交织，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在使用这四个贫富差距概念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般说贫富差距不仅包含收入差距因素（主要表现为流量关系），还包含资产或财富占有因素（主要表现为存量关系）。从另一角度看，存量又是流量的积累，本文就是着重从流量的角度（即收入差距）分析贫富差距。二是贫富差距具有二重性，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内的贫富差距可视为正常。因此，在将贫富差距指标具体化时，一般是指构成显著差距，足以产生较严重社会问题的临界水平时才要引起关注，而且临界水平本身就是特别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

下面将在说明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资源性贫富差距问题。

首先，地区性贫富差距是指不同地区居民财富占有和收入的差异。中国目前的地区性贫富差距主要体现为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从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看，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6）计算，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的比率近20年整体趋势是上升的，由1985年的0．88∶1上升到2005年的0．67∶1。从城乡贫富差距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6）计算，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率由1990年的2．2∶1上升到2005年的3．2∶1，而根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该比率一般低于1．5∶1，极少有超过2∶1的国家[1]。可见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也比较大。

其次，行业性贫富差距主要是指由于从事不同行业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总体而言，石油石化、电力、烟草、电信、铁路等垄断性较强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竞争性较强的纺织、家电等行业。按20个大行业来分，全国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2．7倍，2005年超过5倍，行业收入差距快速扩大。行业性收入差距在资源型地区更为明显，如在能源大省山西，全省19个行业中，2000年最高和最低行业相差5．2倍，2005年达9．3倍[2]。如果考虑到垄断性较强行业职工所享受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加明显。

再次，阶层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不同，使得收入的来源和收入增长方式不同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注：阶层性贫富差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阶级性贫富差距。阶级一般属政治范畴，而阶层分类标准则很灵活。阶层是按一般意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划分的，而阶级则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陆学艺（2002）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指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层标准。)。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的调查显示，2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比重为7．4%，比1985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20%高收入群体收入所占比重为41%，比1985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通过这一变动可以看出，阶层性贫富差距也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学者们对以上三类多有讨论，而第四类，即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我们根据中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问题而提出的新概念。国内外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资源性贫富差距有三大危害：一是“战争之根”，比如国际上的局部战争多是围绕着石油资源的，有些国家的内部战争也是如此。二是“动乱之源”，如国内近年发生的大型群体滋事事件和接近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几乎都源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或矿区。三是“腐败之门”，官员入股、矿难频发现象多与资源性暴利导致的腐败有关。可见，资源性贫富差距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涵义与分类

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开采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和开发程度（如是否枯竭）不同而形成的贫富差距(注：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本文所指的资源是指狭义的资源，即矿产资源。)。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交叉。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形成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资源型地区，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加入资源性贫富差距之后，它与其他三种类型贫富差距交织出现，便会引出不少新的研究视角。比如，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意义下的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据此，资源性贫富差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简称外部差距或Ⅰ类差距），另一类是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简称内部差距或Ⅱ类差距）。前者（即Ⅰ类差距）根据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导致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简称为Ⅰ类A型；第二种，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而导致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简称为Ⅰ类B型。后者（即Ⅱ类差距）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同一地区内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的贫富差距，简称Ⅱ类A型；第二种，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简称Ⅱ类B型。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表1：

资源性贫富差距有两个重要现象需要强调：第一个现象是指Ⅰ类B型这种似乎违反常理的经济现象，它在经济学中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即资源越丰富反而越贫穷。这种现象在国内外都有许多例证，比如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明显好于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在中国的省级层面，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快于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如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等省，呈现出显著的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相关关系”。第二个现象是指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或称Ⅱ类差距），多表现出资源与贫富的“正相关关系”。

笔者的调查研究发现，资源与贫富之间这种“一反一正”的相关关系代表了中国目前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基本格局。但Ⅰ类中的“反相关关系”比较间接和宏观，一方面因对比不强烈较易被社会基层所接受，另一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也容易引起高层重视，其特点是“基层相对忽略而高层相对重视”；而Ⅱ类中“正相关关系”非常直接和微观，因对比强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相对而言却不容易引起高层重视，其特点是“基层相对重视而高层相对忽略”。为此，本文研究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规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重点并不是Ⅰ类贫富差距，而是Ⅱ类贫富差距。下面分别分析Ⅱ类贫富差距两个类型的表现形式：

Ⅱ类A型：同一城市内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的贫富差距。

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是资源性贫富差距与行业性贫富差距的交织，是指在同一资源型城市或地区中，是否在资源型经济中从业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其一般体现为资源型经济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的收入，这种收入差异不仅包括工薪收入差异，也包括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非货币化福利及补贴的收入差异。在有些资源型城市这类贫富差距表现出仅一线（或一墙）之隔而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例如，某些石油城市中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与非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属于这一类型(注：根据课题组调查，在东北某石油城市，其中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与非涉油经济从业人员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2003年油田职工平均工薪是非油田职工的3．3倍，2004年为3．6倍，如将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非货币化的福利和补贴统计进去，收入差距更大。)。

Ⅱ类B型：同一资源型城市内部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

这种类型贫富差距是资源性贫富差距与阶层性贫富差距的交织，是指从事资源性行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其一般体现为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差距。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体现出来的不仅是收入差距，也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明显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心理的嬗变。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常使得资源地区内呈现出“非富即贫”的社会结构。这一类型贫富差距的典型是煤炭产区私营矿主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差距(注：根据课题组调查，私营矿主获得煤炭的开采权后，往往形成暴富，而一线工人平均每天只能挣30―50元。以年产3万吨的最小规模煤矿为例，当煤价为200元/吨时，每吨成本不过百元，私营矿主年可获利300万元，而普通煤矿工人全年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相差较大。)。

三、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

虽然资源性贫富差距是个世界性问题（如在某些产油国），而中国的资源性贫富差距却更多地带有经济转型国家社会急剧变迁的特征，具有更特殊的“制度和政策”原因和更显著的影响。从主要方面看，Ⅱ类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可做如下分析：

1．Ⅱ类A型贫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形成Ⅱ类A型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行政垄断、经济垄断、资源税费低和收益截流等方面。

首先，行政垄断是中国一些资源型产业获取（显性或隐性）高额收益的重要因素。以石油产业为例，具体表现在国家行政部门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外石油企业的勘探与开采实施了市场准入限制，如1999年国务院出台的38号文件(注：参见《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1999］38号。)明确规定，地方石化企业不能自产原油，不能进口原油。中国石油产业形成了三大国有企业垄断格局。

其次，经济垄断表现为资源型企业通过采取限制性竞争行为维护和延伸垄断，从不公平竞争环境中获取垄断收益。例如，中国石油产业的经济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石油”与“中石化”几乎垄断了中国陆上的石油开采、加工与销售，“中海油”垄断了海上石油开采(注：1998年，国家对中石油与中石化实施“分江而治”的结构性重组，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横向拆分，并未实质引入竞争机制，中石油、中石化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仍是垄断者。其中，中石油在原油开采业略强，中石化在石油加工业略强（成品油销售占中国销售比例大概是57%左右）。)。“中石油”与“中石化”两大石油企业各自呈现出纵向一体化结构特征，中国石油业形成了大企业对开采加工销售整个链条的垄断格局。根据产业组织学理论，上下游都具有垄断势力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容易产生双重加价甚至是多重加价。二是垄断行为。中国石油产业近年来经常发生的驱逐对手定价和拒绝交易等就属于典型的垄断行为。高度纵向一体化的石油垄断企业通过交叉补贴对其他独立经营企业“前挤后压”，即通过提高上游原油价格，降低下游成品油（石化产品）价格，对独立石化企业形成致命打击，结果大量的地方炼油企业被挤垮，这属于典型的驱逐对手定价行为(注：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在中国，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是政策的鼓励。)。茂化实华与中石化发生冲突，被停止了原料（原油）供应，这是拒绝交易的典型例证(注：茂炼股份和茂化实华两家公司原本都是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控制下的公司，茂化实华所需要的原材料全部要从茂炼股份公司取得。茂化实华改制成为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后，茂炼股份提高了给茂化实华原料的价格，茂化实华拒付货款，茂炼股份停止了对茂化石华的原料供应。)。

再次，从税收体系来看，中国现行的资源税费主要是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中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费率（占销售额的比例）为1．18%，而国外一般为2%―8%，以石油资源为例，中国石油资源税为8―30元/吨，而美国为130美元/吨[3]，相当于美国的几十分之一。资源型企业的税费较低导致了资源采掘的暴利，加剧了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

最后，许多大型的资源型企业多是国有独资企业，而按照1993年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注：虽然在1994年，财政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了《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把国有企业应上交的利润纳入了国有资产收益范围。但根据我国立法规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的原则条款。由财政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颁布的管理办法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规定相冲突，违背了此原则，在实际运行中当然无法得到实施，许多企业的国有资本金的收益上缴仍未实现。)，因此，许多资源型企业的利润归企业支配，企业可以将一部分截流的收益通过增加和提高从业人员的各种福利，来提高从业人员的实际收入，进而形成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间的贫富差距。

2．Ⅱ类B型贫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Ⅱ类B型集中表现为资源型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阶层与普通矿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从所有者或经营者阶层的角度来看，影响因素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占有者低价或近乎无偿取得采矿权；二是资源开采企业安全投入不足；三是资源开采企业环境补偿不足。

其一，国家出资勘探形成矿业权被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矿山企业。国家长期对矿产资源开采实行“审批制”，由矿山企业提出申请，矿管部门根据企业资质等条件，许可企业在特定范围内开采特定矿产资源，这种行政主导的审批制赋予行政部门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实质与计划经济时期矿产资源无偿划拨大同小异。在矿业权的承包转让方面，大部分矿业权承包费由矿管部门确定，而不是通过市场化的拍卖方式实现。因而承包费用很低，相当多的矿山企业廉价甚至近乎无偿取得采矿权。

其二，中国煤炭企业安全投入不足现象很普遍，特别是私营煤矿安全欠账严重。2004年在全国生产的19．6亿吨煤中，7．6亿吨缺乏安全保障能力，其中2亿吨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大多数小型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与安全生产许可要求差距更大。资源型企业本该有的安全投入，却没有实际投入，逃避了必要的成本支出，形成暴利。

其三，资源型企业因对环境补偿不足，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土地、植被遭到大面积破环，固体废弃物、水和大气污染严重。2005年，全国资源开采产生的矿渣、废石和尾矿，累计占用土地达到586万公顷，破坏森林面积106万公顷，破坏草地面积是26万公顷。资源型企业本该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补偿义务，却没有承担，降低了成本支出，从而形成暴利。

从普通工人阶层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工资及保障条件过低。第一，工资水平与工作强度不相称，矿工的工作“脏、苦、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一班工作8―12个小时。第二，工资水平与工种性质不相称，矿工工作环境差，危险高。第三，矿工保障条件差，在中小型私营煤矿，矿主很少为矿工交纳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第四，矿工工资增长缓慢，尽管每吨原煤价格从100多元涨到300多元，但很多矿工的平均工资却停留在10多年前的每月1 000多元。第五，矿工不仅工资低，生命的价值更低，更有甚者在一些私营煤矿甚至出现矿工与矿主签订廉价“生死合同”现象。(注：有矿主私下与矿工签过这样的“生死合同”，断一个指头赔1 000元，两个指头3 000元，直至死亡也不过5 000元，甚至私下要求矿工家属签字。见乔明龙，尚建平，董贵霞．我国矿工工资高低不一［J］．新安全，2006，（11）．)

此外，中国私营矿主的社会责任感相对更弱，这在煤炭行业尤为典型。资源占有者由于近乎无偿获得开采权，对资源开采安全投入、环境补偿和矿工的工资和必要的保障条件投入不足，而获取暴利，且很少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资源产业工人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导致了Ⅱ类B型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非富即贫”特征。

四、资源性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分析

贫富差距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定条件下，贫富差距具有增强人们竞争意识和提高效率的作用；但同时特别是差距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也会通过影响个体心理，进而影响群体心理，最后形成社会心理，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显然，这种二重性实质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与一般性贫富差距相比，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正面效应相对较小，负面效应却相对较大。具体说，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形成过程短、影响时间长、受认可程度低的特点，容易引起人们激烈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和纠正，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许多社会不稳定现象和大量的发生多与资源性贫富差距息息相关。

然而，资源性贫富差距并不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二者之间需要经过社会心理“变压”的中间环节。由于资源性贫富差距形成原因的特殊性，容易使人们产生社会认知偏差，误认为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强化了人们的不公平心理。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普通大众经历相似，居住集中，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和现实感觉，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不公平心理十分容易传递和形成共鸣，进而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说，资源性贫富差距通过社会心理的“变压”作用将个体心理失常放大或传递，是造成资源型城市或地区频发刑事案件和等社会不稳定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性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三种心理现象。

1．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被剥夺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被剥夺感虽然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由于资源区与非资源区地理临近却对比鲜明，非资源区居民对资源性贫富差距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比较强烈。再加上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形成存在认知偏差，以为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由于机会、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导致的，而容易忽视其他因素造成的，从而误将相对被剥夺感归因于社会环境，进而丧失社会公平感。相对被剥夺感的结果容易使人们产生对立情绪、逆反心理直至越轨行为。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这种与相对剥夺感相随的认知偏差和错误归因更为严重，更容易扩散，特别是在同感人群中容易复制并放大，诱发普遍的区域性社会认同，从而容易引发，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2．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挫折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特别是在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非富即贫”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下，由于现实与自己期望的巨大差距，人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并且传递性较强，容易使不满情绪扩大和加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超过一定限度后，受到外部刺激时，就可能“由挫折转为攻击”，采取极端行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内向报复”和“外向报复”。“外向报复”行为一般先是针对相对优势阶层，当报复不了强者的时候，就会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到所能报复的其他方面去。“内向报复”容易导致人格边缘化而形成人格，而一旦出现恰好的诱因，也会转化为“外向报复”，影响社会稳定。

3．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焦虑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对未来不可预期所产生的烦躁不安，甚至恐惧的焦虑心理，这是典型的社会焦虑现象。由于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存在，这一社会焦虑现象得以强化，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的表现尤为严重。由于资源枯竭和企业或产业的重新整合，短期内形成两极分化，原有价值体系迅速瓦解，特别是一部分人绝对收入的下降，使得人们茫然无措，对未来担心增大，进而出现严重的社会焦虑，不仅导致个体行为变化，也导致不同群体社会认知分化，树立起对立的社会思维，演化为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矛盾，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我们认为，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存在的上述社会心理现象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从社会心理角度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第一，资源性贫富差距与人们的智力、技能和努力程度等因素关系较少，因而会加重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同时减弱心理承受能力。第二，与其他类型贫富差距相比，资源性贫富差距自动缩小的机制较弱，而“非富即贫”和“两极分化”现象非常明显，容易加剧人们的心理失衡。第三，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生活环境较为单调，就业渠道比较单一，人们情绪容易激动，价值观念急剧变迁导致严重的社会心理困惑。第四，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家庭结构不能有效减轻成员心理压力，党团组织、工会及其他社会机构也未能有效缓解人们的社会心理压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性贫富差距不仅是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各类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也是非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各类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一点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相互交织与叠加后，导致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从原因看，资源性贫富差距主要不是通过个人禀赋能力和努力程度形成的；从过程看，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时间短、机会不公、手段恶劣（如、权力保护和暴力）等特点；从结果看，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和“非富即贫”特征。资源性贫富差距对社会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如果处理不当，社会心理“变压”作用可能将这种冲击放大，并危及社会稳定；当然，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变压”缩小，缓解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有三个主要途径可以解决资源性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一是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二是加强社会心理工作；三是完善社会组织体系。这三个方面需要协调配合，标本兼治。治本是从根本上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的产生根源，治标是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工作。这两方面都有很多急迫工作要做。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社会心理疏导工作虽然是标，但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环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

1．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

（1）打破资源垄断，改革资源产权，厘清资源成本。打破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尤其是取消资源产业的不合理准入限制，不仅需要放开资源开采市场，而且需要放开加工和销售市场，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同时，资源产权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实行国有。即使国有，也不一定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有，更不必完全实行国营。对于资源产权转让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转让价格，应多采取拍卖的方式转让，而不应再以行政审批为主。此外，厘清资源性产品成本，主要包括矿业权、资源税费、环境补偿成本、安全投入成本等。具体包括，对探矿权和采矿权实行市场化转让。修改资源税费制度，提高资源税费的征收比例，并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返还和留成比例；征收矿地复垦保证金，建立复垦储备金等，保护环境。提高矿工的工资水平和保障条件，包括提高事故赔偿标准等。设立资源转产发展基金及可持续发展基金，为资源枯竭后企业转产和地区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调整收益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完善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管理机制，改变资源型国有企业收益不分红的做法，将其所获红利上交财政部门，并控制资源型国有企业过高的工资收入和过多的福利待遇。同时，中央、省市政府应重新调整对民营矿业企业采矿权低价出让的政策，减少对民营矿业企业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政府还可以考虑规定矿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环境安全标准、劳动保险标准等，切实保障矿工的利益。最后，提高资源枯竭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如可考虑将资源枯竭城市的集体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国家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移支付力度，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应采取办法弥补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确保社会保障自动稳定器有效运转。

2．加强社会心理工作

（1）准确掌握社会心理动态。体制转轨和资源枯竭的交织的资源型城市或地区面临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原有的价值观念、心理预期、就业结构、收入状态等都急剧变化，甚至颠覆，这必然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也随之变动，并产生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各种负面心理。为此，应该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深入不同类型的群体，认真倾听其呼声，准确掌握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动态，做到心中有数。

（2）构建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对于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社会心理，要早做准备，及时疏导，有针对性地加以解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改善现有的社会认知偏差。同时，也不要谈虎色变，一味堵塞，而应构建多种社会心理宣泄途径，采取多种形式，使社会压力通过合理、合法途径平稳释放，进而充分利用社会心理的“变压”作用，控制极端的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3．完善社会组织体系

（1）健全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随着资源枯竭和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的退出，大量的工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社会缺乏相应的组织。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些人甚至无处交党费或多年没有交党费。工会等组织也随着原企业的退出而解散或陷入瘫痪，新成立的各种企业也未能及时建立党团工会等组织，这就导致了社会管理出现大量的“真空地带”。为此，应及时健全党团工会等组织，完善现有的社区组织，既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也方便社会管理。

（2）建设情感需要等社会组织。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尤其是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不仅缺乏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也严重缺乏情感需要等各种非正式组织，并且不同种类、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合理有效分工和衔接，亟待加强。其中，可以选择情感需要社会组织的建设为突破口和重点。在中国，相对而言缺少情感需要的社会组织(注：在国外，每3 000人有1名心理咨询师，在美国这一比例更高，伊怀杰在北京青年报(2005年08月30日)的《美国人爱做心理咨询》中分析，平均500个美国人就有一名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存在于各大医疗机构、家庭诊所和社区诊所中。)，国内已经通过国家执业资格鉴定并正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不足，如果按3 000∶1的比例，一般而言至少应该在街道设置一名心理医生，大的社区也应配备心理医生。同时由于中国处在社会转型下的人格变迁时期，更需要由大量的情感需要社会组织来辅助人格转变。

参考文献：

［1］ 盖尔・约翰逊．外国学者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N］．中华工商时报，2001-08-16．

［2］ 国家统计局．行业收入两极分化，垄断行业领先［J］．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5-07．

［3］ 左小蕾．制度性成本导致亏损，中石化获百亿补偿的是与非［N］．经济观察报，2006-02-05．

［4］ ［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5］ 蔡．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6(2005)［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社会学研究，1997，（4）．

［7］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 沈杰．防预急剧社会变迁中的心理震荡［N］．中国青年报，2007-02-25．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2篇

去年的中秋节，重庆市领导建议月饼生产销售价38元/斤。把价格定在38元/斤，是为了人人都能吃到月饼，是因为在中国还有人买不起高价月饼，是因为天上的月亮不是哪一家的私有财产，人人都有赏月的权利，是因为月中的玉兔为人间治病一律不收费，做到了卫生公平。生产38元/斤的月饼是小事，可是，它真正践行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决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应是以全体人为本。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国情。什么是“国情”？有人能吃到盒子里装有黄金白玉的月饼，有人吃不起38元/斤的月饼，这就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存在的国情。我们天天讲“化解矛盾”，首当其冲的是要化解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为什么这些年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数以万计？为什么的规模从几十、几百发展到上万人，而且的烈度也在与日俱增？为什么有些省市“维稳”越维越不稳？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多数人占有少数财富”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不论是用五分法计算还是用十分法计算，不论是看基尼系数还是看欧希马指数，不论是用官方的数据还是用学者的数据，亦或是用外国学者在中国调查的数据，不论是收入差距还是财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是过大了，都清楚地表明早已越过了警戒线，快踩到了危险点了。我们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熟视无睹了。站在镰刀锤子的党旗下，站在麦穗齿轮的国徽前，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学者，只要还有一颗火热的心，都不能允许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继续存在下去，都应该下决心为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不懈的努力。转型，首先是要把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揽形，即富人少、穷人少、中等收入的人口居多。

我们讲“转变发展方式”。但方式是由目的决定的。目的决定方式，目的高于方式。30年前，经济学界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强调生产是为了生活，批评为生产而生产。我们今天讨论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搞清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发展目的”是什么？

“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发展一定要全面。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那必须是协调中的侧重，是走路的左脚在前还是右脚在前的侧重，而不是孤军奋战，不是竭泽而渔。全面而又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能可持续。片面的高速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畸形发展迟早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既会挨别人的打，也会挨自己人的打。就是挨自己人的打，就是挨自己依靠对象的打。

贫富差距过大与的高发有成正比的函数关系，二者之间是有必然性的。马克思有过茅屋与大厦的比喻。学界还有“隧道效应“一说。从哲学上说，“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贫富差距过大会引发对抗性矛盾，可怕的是局部的对抗性矛盾会演化为全局的对抗性矛盾。陶潜在《咏贫士》一文中写道：“贫富常交战”。不是吗？很多国家政权的更迭起于贫富差距过大。重庆人站得高，看得远，大声疾呼缩小三个差别，一步一个脚印地缩小三个差别，是抓住了社会稳定的牛鼻子、社会发展的关键，堪称治市有方。

剖析对“缩差共富”质疑的种种说法

对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传出。

“你们是搞平均主义！”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平均主义。缩小三个差距是公平主义，是平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与此相反的是，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形成剪刀差。在平均主义束缚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差距过大破坏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差距过大。在差距过大时，还要反对平均主义，是火上加油，是助纣为虐，是强化矛盾。在差距过大时，缩小差距不是“复旧”，恰是与时俱进，是“翻新”。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变的。无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平均主义才是僵化、固化。重庆讲的是“缩小三个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没有贫富差距，关键是不能过大。

“你们是否定激励机制！”不，缩小三个差距不仅不是否定激励机制，反而是强化激励机制。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布局，有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反之，不合理的分配，不合理的布局，不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邓小平同志严正指出：贫富差距过大是要“打内仗”的。我们要的是激励机制，不要激怒机制。现在有些机制在激怒人。贫富差距过大就是激怒机制。

“你们是民粹主义！”不，不是民粹主义，是以人为本。民粹主义有个重要特征是农民排斥工人。在重庆的缩小三个差距工作中，丝毫没有排斥工人的意思，相反的是千方百计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重庆人在缩小三个差距的工作中，从不认为弱势群体是什么“天生的共产主义者”；重庆干部在结交“穷亲戚”时，十分强调对“穷亲戚”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灌输自力更生的理念。

“你们是迁就刁民！”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迁就刁民，而是要转变刁民，减少刁民。古人云：“穷山恶水出刁民”。既然知道了“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道理，何不努力把“穷山恶水”建成为“山明水秀”呢？重庆就是在从犯罪的社会根源上抓起，来降低犯罪率。

“你们投入民生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财政就是火锅里的肉，给企业吃了企业增长，给民生吃了民生改善，可是，民生改善未必会马上增加GDP，说不定会因廉租房的建设、提高社保水准等等而减少了GDP。不过，这里有个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存在。不管学者对生产力要素还有什么争论，争论的三方无不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和积极性是第一要素。劳动者心情舒畅了，还愁社会生产力上不来吗？把财政用在一时不增加GDP的民生上，是跃起之前的下蹲。姑且不从上面讲的“生产目的”、宗旨意识上去论证，说得实惠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今天多“予”了民生、民享，明天就会“取”来更多的GDP。反之，如果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惹得他们对政府不信任，迫使政府把大把的GDP用在对付不信任上，用在维稳上，岂不是丧失了GDP的意义，岂不是对GDP的颠覆吗？2010年，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而且GDP为7894亿，增速为17.1%，财政收入达到1991亿元，增加了49%。重庆经济总量2011年上半年经济总量为4450亿元，增速为16.5%，排位从全国第五上升到全国第二。

凡是了解重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重庆缩小差距的政策是配套的，对重庆的责难，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不过，在重庆人那里，任何责难都会使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有责难不是坏事，挑剔也是一种挑战。

古人云：“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教。”缩小三个差距是科学发展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愿重庆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出一个更加富裕、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的大好局面！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社会公正/研究/述评

当今国内的社会公正（正义）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间，国内有关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公正问题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带[1]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公正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的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2]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尺度和基本规则体系，社会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尝试从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献回顾式梳理。

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笔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逐渐成为国内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议题，其背景及原因主要是：第一，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急需社会公正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正在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事实上，这些变化早已超出了那些认识改革过程的旧思维框架，旧思维已无法把握新出现的社会问题。[3]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在到来。这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向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社会公正问题。孙立平指出，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分界，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我们在讨论和推进今天的改革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因素。[4]吴忠民也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尽管中国社会在某些同公正相关的部位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比如，机会平等的理念与准则在中国社会开始初步形成，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在公正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发展的成果，进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社会公正理论。[5]第二，社会学的深层理念。社会学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传统其实就是一个关怀社会公义和平等的传统。[6]郑杭生认为，社会学的深层理念不是别的，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尽管社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办法。大多数社会代价往往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话语权很少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渊源。[7]李强也指出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而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经济效益和利润，社会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经济学而言的，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即分配模式是否公平的问题。虽然社会学探讨的问题很多，但不管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还是社会改革等等，公平都是核心问题。[8]正是秉持上述学术理念，中国社会学者不失时机地开展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学者从法律、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和经济发展的层面出发关注公正问题，并有各认识主体对正义的理解分歧而造成的话语论争，但是其思考的深度和系统性明显不足。[9]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哪些人在改革中获益？哪些人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究竟有多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这些变化对中国的社会公正产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我们应采取何种适合的社会政策？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不断给出自己独特的解释。概而言之，研究者们关注并研究的焦点、分析角度及思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公正问题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解释成为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以及争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基本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及其机制的研究；二是对作为社会结构利益主体——阶级阶层的研究，即社会分层研究。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变迁问题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研究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这使得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演变为向少数人手中积聚。[2]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社会分层中的公正性问题。郑杭生提出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开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谓公正性，就是指各种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分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间的级差是合理的。[11]由此，在讨论我国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时，要特别注意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相随相生的现实后果。我国阶层的新变化，一方面，是“社会要有活力必须有一定差距”这种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沉痛教训转化而来的好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扩大、社会公平度下降、包括城乡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7]李强从公平的角度讨论了地位不平等或地位差异的问题。他认为，社会分层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组成的：一是“地位差异结构”，二是“地位准入”机制。由此，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即“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和“地位准入”的公平观。改革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可以说，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观念的巨大的变迁。[12]王小章则指出，一种分层机制若要被人们认同为合乎正义，就必须体现出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正，而目前我国社会中的竞争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就社会公正而言，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是同步的，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机会而后者承担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这是我国改革过程中最需要反思之处，也是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机制最根本的不公正之处。[13]还有学者从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方面切入，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例如，吴忠民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有两大特征：一是原有的主要群体弱势化，二是形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群体结盟。[14]特别是前一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它主要表现在：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成员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等诸多方面。[5]

（二）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权力和社会声望三大测量指标。在这三种指标中，贫富差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8]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收入差距是否已超过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是否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合理秩序甚至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否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对于如此等等的问题，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15]社会学者秉承学科的人文关怀理念，并凭借自身的学科研究优势，一直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问题。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问题。李强指出研究经济地位比较简洁的办法是研究收入，特别是近期收入。但是也应看到在我国研究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的难度。因此，在研究收入时，有必要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对于收入的可信性进行测定。[12]李培林则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对社会公正的主观心态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和对其发展趋势的心理预期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15]朱光磊提出对一个社会分配体系中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程度的测度，必须同时包括对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测度。[16]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已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的共识性支持。研究者们认为其具体表现和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迅速；二是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间差距继续扩大；三是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数持续走高，已经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17]第三，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即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比较合理，还是已经过大或者到了比较危险的临界点，换言之，它是否影响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对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李强根据在全国调研的结果，提出了以下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速度确实过快了一些；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从改革前的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状况，变成了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水平。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12]而朱光磊认为，贫富分化的关键不在于特别富的人有多富和特别穷的人有多穷，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在用比较最富与最穷的20％或10％的“不良指数”法推算，并将城镇人口的实际身份收入因素、社会保障因素、某些腐败因素造成的不法收入估计在内，可以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与国际相比，虽处于可容忍的范围内，但已经接近或达到警戒线，需要加以特别注意。问题的关键是控制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致富行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18]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基于某种认识或感觉的估计。那种拘泥于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3还是0.4的讨论，或者基尼系数0.4是比较合理还是比较危险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其实，争论的“真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对待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是，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促进了改革和发展，还是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的持续？[15]此外，茅于轼从一般意义上指出，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要能使收入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渠道要畅通；其次，人们必须真正对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后，才能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特权、贪污甚至武力来取得高收入。[19]第四，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一般认为：（1）由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2）我国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3）不公平竞争、非法和腐败因素等等，是造成或加剧目前我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20]也有研究者指出，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历史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非正常因素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5]另外，孙立平特别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21]最后，如何缓解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此，研究者们所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公正始终是一把尺子，即它是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分配秩序的基本准则和最高价值尺度。由此，以下的措施是必要的：（1）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2）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杠杆，缩减贫富分化的差距，这主要包括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廉政和反贪，等等；（3）在调整收入分配的秩序，改变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的同时，又要防止“大锅饭”分配体制的回潮；（4）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5）对于现在人们非常关心的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这就要求在设计和实施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22]

（三）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困与公正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无疑是与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对个人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贫困状况导致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对于穷人来说，贫困还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贫困的生活会导致城市中的穷人产生较强的心理反应。城市贫困的存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违背了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带来很多的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对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等。[23]也有学者在区分“不公正的贫困”与“公正的贫困”两种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公正与贫困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贫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证原则的实现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损伤了社会公正，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5]有研究者还指出了社会剥夺或社会排斥成为消除贫困的障碍，阻碍了一个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的获致。[24]

（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正（正义）问题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20多年来，在介绍、梳理与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环境学等多种角度对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国内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的有关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择其大概，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关系。从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出发，吴忠民提出，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据主要有三个，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会合作的理念。[5]王海明则认为，平等是公正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公正是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不公正则是不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恶行。秦晖、金雁曾在一系列探讨东欧国家社会转轨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中，以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为支点来讨论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2]2.关于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对于“公正”与“公平”这两个概念，国内学者们一般不加严格区分，经常是交替使用，将这二者当成一回事。吴忠民就此指出，从狭义上讲，“公正”与“公平”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做出这种严格的区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由于人们经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称谓，才产生了一些本来不成其为争论的争论。[5]3.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派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而以《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为代表的第二派与之完全对立；第三派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为代表，主张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8]李培林认为，收入分配秩序的主要方向和体制框架应当是，初始分配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调节，注重效率，再分配要强化政府调节，注重公平，而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建立秩序。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则必然会影响效率，而如果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15]吴忠民则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初始阶段，这一提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性的提法，其自身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它只适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提法已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提法的得失，并做出必要的矫正。[5]4.关于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与规则公正。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9]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即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他特别讨论了结果平等问题，提出实施结果平等政策可能带来两个不良后果，其一是势必引起另一类的不平等，其二是使得有可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心灰意懒。因此，问题的正确提法不是消除一切结果的不平等，而是让它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19]5.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吴忠民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包括四项内容，即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亦即事前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规则；社会调剂规则。公正是由上述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操作层面上，这四项规则又遵循依次优先实施的次序。[5]6.关于社会公正与改革和社会发展。景天魁认为，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作为公正的发展”的概念，尝试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公正的发展”是把公正作为核心价值、根本动力和最佳状态的发展，即社会公正不是作为外在相关性，而是作为内在规定性，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趋向。[25]邓聿文提出了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指出要想使改革不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政府必须对于改革中的公正性要有足够的重视，使改革中感到相对利益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使改革重新获得合法性及民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支持。[26] 三、基本评价

笔者认为，在已经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国内社会学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基于对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把握和敏锐观察，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的核心学科理念的地位得以确立，社会公正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话语。这充分表现在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选题和内容发生着影响。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贫富分化、底层社会的形成、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贫困与反贫困、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就突地表现了这一点。同时，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前沿性课题的研究内容也显现出社会公正作为学科理念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例如，很多学者在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提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公正性、社会分配规则与秩序的公正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财富的积聚与扩散趋势、改革过程的各方利益博弈以及改革路径和方向的选择等问题。

第二，在整理和研究西方正义理论以及论证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同时，开始尝试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对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这些理论成果集中表现在社会公正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社会公正的内涵、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体系、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与自由及平等的关系、社会公正与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问题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近年来国内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很多议题急需进一步探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理论解释框架过于单一。国内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立论基础多偏好从对罗尔斯公正理论的阐释或借鉴出发。我们看到，现当代西方公正理论纷繁复杂，观点交叉重叠，即使某一个人的公正思想，也常是层次迭进、不断发展的。从建立公正理论的逻辑基点或重心的差异来看，当今西方公正理论研究呈三足鼎立态势，可以大体划分为以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义论，以美国学者瓦尔策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论，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综合正义论。而从对公正范畴的不同理解来看，又可把现代西方公正理论大体划分为美德正义论、政治正义论与综合正义论。[1]这其中，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无疑当首推罗尔斯的正义观。但是，国内社会学界在吸收与借鉴西方公正理论的过程中，应该百家争鸣，相互砥砺，互为补充，对各个理论流派和各位学者的理论体系不应有所偏废。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公正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在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有分量的国内研究成果还太少，还有诸多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等问题。

第二，研究者们在研究中基本上仅把社会公正作为一种伦理原则与价值尺度，还没有真正恢复和确立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核心议题的地位。“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公正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涉入问题，更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空间的经验研究领域，它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的根本变化。综观近十多年来的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区域统筹发展与社会公正、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程度、贫困与社会公正、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社会政策与社会公正等许多问题，国内社会学界在经验研究层面开展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甚至是基本没有涉及。正如美国社会学者J.R.费根所指出的：“在究竟是将社会学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公正的知识和实践的承诺，还是将社会学看作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两种关于社会学目的的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而面对充满挑战性的21世纪，社会学及社会学家有责任有义务：恢复社会公正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建立更平等的生活关系，以便确保对所有有用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培养反系统研究方法，采取参与——行动——研究的战略，“将‘什么是更好社会’的道德性的讨论及研究纳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加强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建设“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学，以便使我们能对身边那些压抑的社会关系做出公正的判断”；研究重大社会问题，等等。[27]在未来，中国社会学要用自己的知识来参与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培养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避免“远离了对社会公正以及追求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一类问题的关心”。[27]

「参考文献

[1]马文彬。20世纪中国正义问题研究综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

[2]本刊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3，（2）。

[3]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6]张和清等。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工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7]郑杭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李强。社会学研究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刘伟。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与正义话语论争[Z].sociology.cass.cn

[10]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13]本刊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3，（2）；王小章。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考察[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5）。

[14]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3：中国社会学学术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4，（2）。

[15]李培林。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若干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7]本刊编辑部。2001：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2，（2）；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18]朱光磊。怎样看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状况[J].百科知识，2001，（5）；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9]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20]本刊编辑部。2001：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2，（2）。

[21]孙立平。关于贫富差距的深层思考与制度重建[N].中国企业报，2001—10—31.

[22]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李培林。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若干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陈成文。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选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4）；邓聿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J].读书，2002，（10）。

[23]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4]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5]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公正，研究

 

当今国内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间，国内有关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公正问题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带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公正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的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尺度和基本规则体系，社会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尝试从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献回顾式梳理。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公正问题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解释成为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以及争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基本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及其机制的研究；二是对作为社会结构利益主体——阶级阶层的研究，即社会分层研究。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变迁问题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研究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这使得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演变为向少数人手中积聚。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社会分层中的公正性问题。

二、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权力和社会声望三大测量指标。在这三种指标中，贫富差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社会学者秉承学科的人文关怀理念，并凭借自身的学科研究优势，一直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问题。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问题。在研究收入时，有必要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对于收入的可信性进行测定。李培林则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对社会公正的主观心态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和对其发展趋势的心理预期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论文参考网。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已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的共识性支持。研究者们认为其具体表现和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迅速；二是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间差距继续扩大；三是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数持续走高，已经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第三，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即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比较合理，还是已经过大或者到了比较危险的临界点，换言之，它是否影响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

三、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困与公正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无疑是与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对个人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贫困状况导致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对于穷人来说，贫困还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贫困的生活会导致城市中的穷人产生较强的心理反应。城市贫困的存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违背了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带来很多的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对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等。也有学者在区分“不公正的贫困”与“公正的贫困”两种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公正与贫困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贫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证原则的实现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损伤了社会公正，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有研究者还指出了社会剥夺或社会排斥成为消除贫困的障碍，阻碍了一个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的获致。

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正（正义）问题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20多年来，在介绍、梳理与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环境学等多种角度对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国内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的有关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关系。从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出发，吴忠民提出，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据主要有三个，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会合作的理念。第二，关于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对于“公正”与“公平”这两个概念，国内学者们一般不加严格区分，经常是交替使用，将这二者当成一回事。吴忠民就此指出，从狭义上讲，“公正”与“公平”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做出这种严格的区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论文参考网。正是由于人们经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称谓，才产生了一些本来不成其为争论的争论。第三，关于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与规则公正。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即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第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论文参考网。吴忠民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包括四项内容，即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亦即事前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规则；社会调剂规则。公正是由上述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操作层面上，这四项规则又遵循依次优先实施的次序。

参考文献：

[1]马文彬.20世纪中国正义问题研究综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

[2]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5]张和清等.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工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6]郑杭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李强.社会学研究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11]李培林.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若干问题[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3]朱光磊.怎样看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状况[J].百科知识，2001（5）；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4]孙立平.关于贫富差距的深层思考与制度重建[N].中国企业报，2001-10-31.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一、我国区域贫富差距的现状

1.从基尼系数上看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反应收入差距的重要分析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是一个比值，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相反则表明社会财富在居民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分析，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说明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我国统计局公布的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依次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十年中基尼系数有先走高后略降的变化，但均高于0.4，超过国际警戒线，说明我国贫富差距较大。

2.从区域上看贫富差距

近些年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扶持中西部的发展，给予中西部良好的发展政策，不过东中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1990年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居民收入之比为1.28：0.92：1；2006年比例扩大为1.54：1.02：1，达到历史最高点；2008年，三个区域的收入之比出现小幅下降为1.48：1.02：1.收入的比例虽然不呈现上升趋势，但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值在增加，东中西部的贫富差距仍在拉大。

二、区域贫富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表明，无论相对收人差距还是绝对收人差距都与犯罪率显著正相关，收人差距每扩大1个百分点，全国犯罪率将上升0.3个百分点左右。其次，影响社会总福利的提高，贫富差距将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以及制约全国居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阻碍国家整体进步。最后，阻碍我国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收入的差距扩大制约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区域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1.地理因素

东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适合发展种植业；具有沿海优势，港口海运发达，适合发展外贸和运输业。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山地丘陵荒漠居多，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农业；虽然资源较丰富，但交通运输条件较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2.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一直向东部地区倾斜，以东部地区为经济发展重心，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在税收、补贴、投资等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国家加大对其教育医疗科技投资的支持力度，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加上东部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东部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

3.人口因素

由于国家对东部地区教育的大力投入，居民更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学习新技术。东部人口在文化素质和科技能力上有较大的优势，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经济产值的增加。中西部地区居民思想仍然较为保守，观念陈旧，无法融入市场经济，导致了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四、缩小区域贫富差距的措施

1.给予发展中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首先，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医疗、社保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落实有利于中西部发展的财政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区域贫富差距，使东中西部地区的财富水平趋于平衡。对中西部经济发展带动力强的企业予以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国家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和引导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2.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不能只考虑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加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同时应该取东部地区的优势，利用东部地区的优越条件来发展中西部地区。如东部地区拥有先进的科技，高素质的人才，优越的投资条件，较多的大型企业等，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发展区域间产业的分工合作，以东带西式发展。

3.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我国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很低，资本与技术是稀缺资源，在初次分配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加上地域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了区域贫富差距。基于以上所述，政府应该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兼顾地域差异，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等调节方式，协调不同地区间收入的差距，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4.调整税收政策

通过税收调节，对低收入者征收较低赋税，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赋税，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税赋制度，保证纳税比率与人们的实际收入挂钩，完善个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收政策发挥税收在调节贫富、促进社会公平上的积极作用。不能让中低收入者成为纳税的主力，可以东中西部三地区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降低中西部地区居民的税收，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中国贫富差距真相—《在发展中控制贫富差距扩大研究报告之一》[J].新理财（政府理财），2011，（1）：40-43.

[2]汤梦玲：中国“三个差距”（贫富、城乡和区域）的现状及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1，第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