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艺术论文范文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艺术倾向人文社科的研究，西方艺术注意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艺术的内容、含义不同理解有关。西方艺术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以建筑、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现代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刻等①，现代的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②，涉及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高校中与艺术系、艺术史系并列的是戏剧、音乐、舞蹈系，艺术系是造型艺术。西方的艺术系与艺术史系倾向于视觉艺术，其中视觉艺术的建筑、雕塑、绘画发展及演变构成艺术史的内容（图1)。
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③、杂技等（图2),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艺术的书法、篆刻在西方艺术门类是没有的。中国文人诗画书法艺术主要是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排遣艺术家的情感成分比较多，对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规律把握较少，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
从简略的东西方艺术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趋向，西方艺术内容比较单一，中国艺术内容非常庞杂；西方的艺术接近自然科学，中国艺术接近人文科学；西方艺术走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创新之路，中国艺术走向与文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注重探讨未来，人文科学注重研究历史与过去。西方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解剖学、透视学、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现代艺术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科幻艺术、仿生艺术、星球大战、数码艺术、高科技艺术是艺术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植物性等学科结合的产物。
西方艺术（Art)有时被称为精致艺术或美术(FineArts),指利用技巧与想象力创作艺术品物件、环境或经验的表达模式，以便与他人分享美的情感与意识。“美术’’（fineart)—词系日语转译，是西语“美的艺术”的简称，在我国主要是指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与西方的艺术含义基本相同。西方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简称。艺术—词原指除实用工艺之外的一切“自由艺术”，包括诗歌和音乐，属于广义上的艺术概念，现代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科举制度，对艺术有以下解释：1.艺术亦作“蓺术”，古代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古代教学科目）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2.封建科举制度中特指经术，即“制艺”。清代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3.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中国的艺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敏感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可以抒发情感，中国文人艺术主体上是一种写意艺术，将琴棋书画作为日常生活的合理部分，以抒发艺术家的感情世界，调节人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较少地研究自然世界。
二、艺术学理论的层次与理论结构
艺术学学科课程安排与学科结构有关，遵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一般规律，处理好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课程与艺术学理论专业课程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文科各专业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理科、工科各专业自己的关系，在学科交叉的实践中发展艺术学理论，以科学的严谨、实证、逻辑与艺术的激情、想象、浪漫相结合，展开科学与艺术的两翼开启民智创造未来。
艺术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长期的艺术发展的历史总结，艺术学理论是由具体的、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构成，绝不是所谓的纯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接受艺术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道一教授认为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见下图（图3、图4、图5)。
哲学课程t艺术学课程I艺术史学课程艺术批评学课程各门类艺术技法课程图1课程结构
关于学科和课程结构，张道一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从教学层次看，研究生是金字塔的上部了，博士生更是金字塔尖，需要博大。我反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提法，我曾经说过：‘大学本科应当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从艺术学的理论建设看，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介于美学与艺术创作之间。就学科结构而言，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艺术学应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研究内容可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中，艺术史不是门类史，而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技法理论是艺术品评理论的基础，艺术品鉴的标准来自于艺术创作的标准的建立。不懂艺术技法理论难以具备艺术内行专家的眼光，难以开展艺术品评。在艺术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批评标准与艺术欣赏标准。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是由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总结出来的，形成了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准则。东晋顾恺之著《魏晋胜流画赞》、南齐画家谢赫著《古画品录》，唐代书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宋代画家郭熙著《林泉高致》，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著《松雪论画》，清代恽寿平著《南田画学》，张庚著《国朝画征录》等等。中国古代艺术史证明不是艺术行家，不具备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理论、史论著作。
门类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也是艺术欣赏者应该知道的艺术语言。只有懂音乐的耳朵才能够欣赏音乐，只有懂绘画的眼睛才能够欣赏绘画。戏迷票友往往会唱戏，艺术理论往往由艺术实践的技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检验总结，成为歌诀、(如书歌、画歌）、画诀、工法口诀，再由艺术实践的检验形成技法理论的文字。即艺术技法理论如：语录、则例、画谱、印谱、舞谱、乐谱，形成艺术技法的谱系。再由艺术技法理论上升到门类艺术批评标准的形成，六法论、气韵论、形神论、传神论、雅俗论等等。艺术史上的理论家从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这两种人中产生，艺术理论的形成经过艺术的创作实践、欣赏实践，上升到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形成艺术批评的标准，总结出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往往会被忽视。其中，西画门类艺术技法理论包涵有：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理论等等。中国绘画技法理论有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包括了气韵、用笔、象形、赋彩、构图、写生六个方面。技法理论往往以画诀、工法口诀的形式流传，形成画论、书论等艺术技法理论。由艺术欣赏的见习到门类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升到艺术标准的约定俗成，发展成为艺术评论，积淀成为艺术史，提炼成为艺术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有阶段的、有层次的发展过程。
三、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中外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艺术哲学即美学理论、艺术史论、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等方面展开，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学科研究取向。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研究扩展到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著作，总体上说，艺术学研究在文科中学科交叉比较多，在工科、理科、医学的交叉研究相对比较少。
德国是现代艺术学的故乡，德国作为艺术学的先行者设有艺术学学科，而艺术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和协调发展。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欧美各国高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他们的专业设置有“艺术”而无“艺术学”，与创作技艺和历史研究有关的专业也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分为“艺术”与“艺术史”两个板块，教学工作分别由艺术系和艺术史系承担™。艺术系注重技法、创作、艺术技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艺术史系注重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的研究。德国在2004年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共计10个门类，下共有83个一级学科。艺术和艺术学(普通）属于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为跨学科研究(以艺术、艺术学为主）、艺术教育、艺术史/艺术学、艺术品修复学等有30个专业，艺术教育含有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学习艺术的学生学科专业的选择非常宽泛。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下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艺术教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种有序的、综合的、包含四门艺术学科（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教育事业。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学科。艺术在发展学生的自觉、推理、想象、创造、平衡多种思维方式、交流、自信、自尊、自律、合作、竞争等认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重要的作用。2009年，哈佛大学《艺术特别行动计划》指出：艺术应当与科学、人文并立，艺术第一的理念应当被置于哈佛大学教育观念的核心地位。”弗斯特校长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教育强力激活哈佛大学全体师生的创新精神，以期确保哈佛大学在21世纪的人类知识界之领先地位。”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强调：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英美等国家没有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因为艺术是通识学科，可以进行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与文科学科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心理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艺术文化学（文化学）、艺术管理学（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新闻学）、比较艺术学等(图6)。
图6艺术学理论与文科专业学科交叉图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交叉功能非常强大，艺术可以与其他文理学科交叉。从其他学科研究艺术的视角，艺术与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分出若干学科方向，一时之间是争奇斗胜，而艺术学自身的学科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脱离艺术本体的倾向，对此艺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艺术家们往往不以为然，艺术家关心门类艺术的创作问题，其艺术技法处于经验与探索阶段，没有完全上升为技法理论，身在艺术创作其中而不自知艺术理论的高度发展。理论家则关心与艺术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艺术本体之外看艺术，将艺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去考察。
艺术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方法是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艺术学教授贝蒂艾德华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被翻译成14种文字，畅销全球，美国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公司企业将该书作为员工创造力培训教材。艺术关系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艺术的方式不同寻常，富于联想与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往往是异想天开，突破常规。艺术学在与理工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sterofEntertainmentTechnology”，是一个有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与艺术学院共建的学位项目，提供“娱乐科技硕士学位”。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发展，前景无限。艺术学与门类艺术技法、材料学、科技、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艺术技法理论、艺术材料研究、艺术史学研究、艺术科技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现代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二维、三维技术的运用，成像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的建筑、城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交融非常密切，几乎是浑然一体，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关注艺术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艺术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拟图标如下（图7)。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样式。20世纪以来结合了传统定义艺术领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如常见的“科技艺术”(TechnicalAn)“数字艺术”（Digital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科幻艺术”“行为艺术”、“生物艺术”、“数码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不胜枚举。理工科与艺术的结合，如此多样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在挑战艺术理论能够定义的极限。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在虚拟空间技术，数字艺术领域，超强的三D技术还将继续发展。
宇宙的建模是数字的建模，数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的比例，并且发现了黄金比例分割，自然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横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米盖朗基罗横跨建筑学、解剖学、绘画、雕塑等等学科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印象派画家通过物理学的光学成果研究大自然的色彩，推动了绘画色彩的发展。计算机色彩运用色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比例的关系可以将任何平面的形转换为立体的形。自然科学拓展了人类的大脑智慧，艺术创作的材料、使用工具，创作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创造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艺术的观察力与科学的验证，艺术的大胆的想象与科学的小心的求证，可以发现新的艺术与新的世界。
设计学可能具有最大的与自然科学学科结合的空间。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与设计艺术有关。艺术设计已经蔚为大观（图8)。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虽然很多思想家转向后现代,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的哈贝马斯却把注意力重新回到现代性上来,并且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的工程”。他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社会的异化,指出只有通过交往理性,才能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找到出路。艺术置身为交往行为当中,也属于公共领域,艺术特性体现出哈贝马斯所提出交往理性中的主体间性的特点。
关键词:艺术交往理性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
一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在他的著作当中,最重要的便是针对“生活世界被殖民化”而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
现代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时代,呈现为一种景观。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一方面是“生活世界”,在其中,人们在共同的背景下通过交往行为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社会也是系统,由经济、政治等担负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哈贝马斯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脱节。从进化论角度看,社会处于不断分化过程中,正常的情况本应是政治、经济、家庭等系统依赖于并且再生产出生活世界的三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
在现代社会中,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脱节突出表现为由于科学技术以及中性媒介(金钱、权力)使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而这些中介不依赖于交往行为的有效要求,当它们渗入政治、经济、法律和家庭关系中时,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交往行为受到侵入和强占,这就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哈贝马斯把这这种现象称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本来权力和金钱应该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然而现在却控制着人们的需要,应该让系统的权力和金钱回到系统本身,为生活世界服务。
针对这一情况,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工具理性乃至系统理性不是现代的全部,还有一种交往理性。只有通过交往理性才能为现代社会找到出路,也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交往理性在运用当中,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问题:首先,交往理性要遵循的原则依然是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继续以真善美等作为全民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次,道德讲的是普遍性问题,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普遍性规律,在此基础上要分辨出每个特质所有的特殊性,也就是注意到差异性问题,但每个人环境的不同而导致每个人性格差异,这便出现很多冲突。在进行理性交往的过程中理解和反思成为关键,理解是对差异性的理解,需要各种知识积累;反思是需要理性,倡导的是理性思考。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而不是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征服、构造客体。主体间性还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它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可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
二艺术具有主体间性
艺术作为交往行为的一种,属于公共领域的范围。艺术首先是个性之间的一种中介形式,即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建立交往关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中介手段,也就是说,艺术为个体建立起了一系列的主体间性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在这些关系当中重新确立自己和他者的地位,并进而用这些主体间性关系构筑文化认同和社会体系以及现代性的话语体系。
艺术能把观看者从平常工具理性的生活模式抽离到一个非功利的空间当中,并且在演绎者与观看者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特点,带有主体间性的特点。但艺术更大的特点却是自我的流露和表达,哈贝马斯说到:
“第三种行动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
艺术行为首先是要确定主体性,并且肯定自己的主体性的,但是艺术行为在对自我有了清楚的意识之后还要去和自我之外的他者建立起一定的关系。艺术家既有强烈的自我,也在乎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并通过作品的方式与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与观众产生交流、互动乃至共鸣。
三艺术进入生活
艺术能把观众从工具――目的性的行为中抽离出来,暂时进入一种特殊的领域,并以作品的方式与接受者建立一种互动交流的关系,那么当人们在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中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呈现时,是否可以让交往从二元逻辑中上升到主体间来,类似于一种游戏方式?艺术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艺术必须要吸引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还有一点就是艺术体现的始终是真善美这些始终如一之物,只是中间的环节往往会不停的变化。在通过语言交流之时,我们每个人是否想过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通过艺术的方式与人交流,不是盲从他人,也不是只看到自己,而是看到确立了自我以后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希望。
怎样才能拥有艺术般的生活方式呢?这和艺术生成本身是相同的。艺术需要敏锐的观察力、熟练的技巧及对世界的激情,即使是现代流行的观念艺术家也是一样,只不过熟练的技巧不再是手上功夫,而转换成为了对思想的深刻锻炼。如同艺术家一般,深刻而充满感情地塑造自己的行为,在乎每一个人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感受,这便是艺术的生活方式。当艺术作品能让人暂时忘记太多功利而走向所要表达的事情本身,观众与艺术家之间产生一种共鸣的时刻,那就达到了最成功的相互理解的时刻。生活也应该如此。
波依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指每个人都具备“必须被发现和培养的艺术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放在生活之中也就是相同的能力而已,无非就是存在这样一种区分:所做之物到底是像生活的艺术还是像艺术的生活?波依斯认为象征科学的创造方式是“冷性特质”的,而象征艺术的创造方式是“暖性特质”的。在这里,我们或许能看到他与哈贝马斯相通之处,也可以说他把工具理性界定为“冷性特质”,象征艺术的创造方式界定为“暖性特质”。他做的很著名的一个装置艺术就是《油脂椅子》,而油脂就是一种暖性物质的东西。这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以前他当兵的时候,作为一个飞行员遭遇飞机失事,结果掉落在雪地里,被当地的土著人所救,土著人为了救他就给他全身涂了很厚的一层油脂,用毡子把他裹了起来,最后终于救了他一命。他认为油脂就是暖性的,人与人直接除了那种工具理性一般的冷酷,也应该有这种暖暖的特质。
四交往理性进入艺术
达成交往理性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反思。对于艺术来说,艺术本身常常体现交往理性的某些内容,并且当代艺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通过理解和反思来完成交流。理解就是要承认差异性的问题,在交往当中得到别人的尊重并要尊重他人。
波依斯的作品一般都是用废弃物做的,他认为人应该与自然有很多的联系,他做的很多作品都和这些理念有关。中国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徐冰也常常用废弃的物品拿来做成艺术品。实际上,我们需要把人与他者之间的联系融和在一起,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一样,需要有相互的理解和反思。当这种思想进入艺术作品当中时,也传达着同样的意义。
不仅如此,交往理性也应该进入到艺术家与观众之间,观众虽说总是理解艺术家去做一些让观众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有时候却不能理解艺术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观念艺术本身的出现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就像是在不停地提醒着人们,观念艺术表达之意就是人们每天被统治着的观念,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艺术就在他们自身身上到处闪烁着,但人们自身却不自知。观念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反思的艺术。每一种不可理解都是值得反思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当今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的意义是重大的,并且是值得肯定的。哲理上的漏洞暂且不说,因交往理性对社会的改造所需要做的巨大工作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哈贝马斯没有提出交往理论,那就更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交往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了。一切开始于想象和蓝图,谁又能知道未来的现代性之路走向哪里呢。在这里提出因为艺术具有主体间性,作为交往中的一个小小的策略,它运用起来更加直白和容易说明,或许能帮助理性交往的实现,并且理性交往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也深刻地影响着艺术本身以及艺术与人们的关系。或者艺术在帮助交往理性,或许是交往理性感染着艺术家,通过这种交织着的方式让交往理性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文化；交互艺术；视觉延伸
前言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点造就了各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以山川水土等资源作为调节，展现了我国丰富的地域文化内容。作为文化中坚实的一部分，区域文化广泛应用于艺术品的包装设计封。交互艺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态，用计算机、电子传感装置等设备承载艺术行为和思想，以互动的形式展现出交互艺术所要达到的不同效果的美甚至是对于人性的理解和思考。艺术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会融入一些地方性的文化元素，这些区域文化通常能够赋予交互艺术以独特的吸引力，让数字化的交互艺术融入人情味道，让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富有高度区别性的地方特色且更具亲和力的艺术表现力。
一、交互艺术
（一）概念
在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正在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准确而高效的便捷服务，交互艺术是一种新兴的艺术类别，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家创作观众欣赏的么模式，交互艺术通常会让观众参与进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通过让观众和装置、自己互动达到艺术创作所预期的一个整体效果。交互艺术的灵感来自于行为艺术，技术支持则是现代科技――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传输设备、显示设备等等，交互艺术按照设计的思维和理念灵活选择应用装置，让交互艺术更具吸引力和现代感，同时交互艺术的互动性往往可以吸引年龄层次更广泛的人群关注到艺术的形式，进而了解交互艺术索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思想。
（二）交互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
交互艺术的创作出发点往往是多方面的，但表达一定情感和传承一定文化的目的往往是艺术家均想要通过交互艺术作品而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创作理念往往是创作艺术作品的出发点以及贯穿始终的重心思想，往往能够代表一位艺术家或者一个艺术创作团队的终身追求。以作品《风》为例，观众所看到的的是不同的金属制品，但艺术家所想要表达的是这些艺术制品所带来的声音美的体验，该团队的创作理念是对于美好声音的追求和表达，而风这一种声音用金属的介质往往能够更清晰的表达出来，同时该团队运用多种代指声音的美好图案作为金属器材所运用的元素，让整个观众单看作品未闻其声就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作品的创作方向。
二、区域文化
（一）区域文化分析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经过历时长河的千年滋养，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异质性的文化形态，这种异质性往往带有明显的地理位置痕迹的差异化文化就是区域文化。不同区域文化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没有固定的概念外延，我国主要的较大区域文化外延有江淮文化、徽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满洲文化等等，由此可见区域文化往往有着明显的传统文化倾向性，以楚文化为例，楚文化的分布包括湖北、湖南、安徽以及降息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而安徽和湖南湖北则是楚文化的重心区域，该区域从上古时期就有了三苗文化的区域文化基础，随着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迁徙及的难移，令其形成特有的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且文化风格偏向浪漫神奇。
（二）区域文化的特点及艺术应用
区域文化从共性上来看，有着三个共通的特点，首先是同源性，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共通的源源：中原文化，不同的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其次是原创性，正是文化的原创性才有了区域文化百花齐放的差异性特征；最后是包容性；包容性让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能够融合在一起，同时吸取文化的变迁特征，逐渐形成现代人们所熟悉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区域文化广泛应用于艺术当中，以绘画为例，我国有大量画家绘制了以区域文化特点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展现了我国独特的地域人文风貌；歌曲往往也是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之一，湖北的龙船调是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经过宋祖英、等民歌艺术大师们的演绎，龙船调走出湖北，在神洲大陆上广为流传。
（三）区域文化的应用意义
文化的存在离不开地方文化的传承，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日趋便捷，区域文化的异质性正在逐渐消失，首当其冲是地方民俗文化，例如剪纸、画门神、画年画等，由于社会文化的日趋西化以及印刷制品技艺的发展，年轻人大多对自身所处区域的民俗文化了解不深，更遑论传承和发展，许多民间传统艺术家往往无法找到艺术的继承人。发展区域文化正是为了保存文化的多样性，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和技术手段，吸取和保留区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独特的地域文化，用不同的形式保存历史的印记。以陕西“老腔”艺术为例，在陕南地区，掌握老腔艺术技巧的大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忙于生计，传承的困难很大，歌手谭维维在自己创作的歌曲中运用到了“老腔”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区域文化的美及传承困境。
三、区域文化在交互艺术中的视觉延伸
（一）区域文化元素
在交互艺术的视觉设计当中，主要应用的区域文化的元素有两大类，首先是文化符号，包括剪纸、皮影、建筑、服饰、传统纹样、雕塑、图腾等等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化符号，例如皮影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如山东、湖南等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皮影戏，皮影作为一种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形式，很多艺术工作者都将目光聚焦此上，作品《中国皮影戏》用flash网络交互的形式展现皮影特色，传承中华文化。其次是民俗元素的应用，民俗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切面，有着历史、地域、文化的诸多承载，通过交互艺术形式，将民俗用一种交互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观众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操作看到民俗文化的发展变迁及及特定情况下的民俗形态，从而体会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区域文化情怀
民族文化往往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情怀，不同的区域文化情怀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对龙舟文化的视觉演绎就是在寄托一种中南地区的民俗乡愁和对为国投江的屈原的追思；敦煌壁画的在线交互演绎则是以艺术的形式来保护传承另一种艺术，有着对佛教文化和中华传统艺术的敬重之情；而多数情况下，区域文化的情怀都是积极而欢快的，以至于呈现在交互艺术作品当中后，给观众的视觉体验也是积极而欢快的，例如交互作品《稻田》中展现的是投射出来的大片莲叶，随着观众的步伐，锦鲤也时来嬉戏，不免让人想起乐府中的诗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富有江南地区的文化趣味。生活中最为常用的交互艺术史手机交互艺术，各类商业手机应用在推出地方特色产品时往往会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交互艺术视觉设计，吸引同地区人的情感共鸣及未踏足该区域受众的好奇情绪。
（三）发展
交互艺术应用区域文化后，其视觉延伸的发展方向是多样化的，从交互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区域文化能够为交互艺术提供更为纵深和宽广的艺术视觉范围，为交互艺术提供更多具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元素及灵感；从交互艺术所带来的影响来看，区域文化应用于交互艺术后，能够为观众的视觉带来更加富有冲击力的体验，让艺术作品和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交互艺术的独特实现方式也让一千个受众心中有着数千个区域文化的视觉留存。不可否认，区域文化对于交互艺术的视觉延伸有着巨大的作用，对于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展也有着推动和引导的作用，但同时笔者认为交互艺术的视觉延伸和区域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两个范畴，交互艺术的视觉延伸能够为区域文化带来更多的影响力，并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引艺术家以同种或他种的艺术形式对区域文化进行传播和保护，引导观众关注区域文化，为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艺术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广博而厚重的传统文化是由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交互艺术基于电子信息技术和传感技术、投影技术等技术来表达，是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形式，交互艺术在发展初期注重未来感，但随着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崛起，更多的艺术家将创作的目光投在了传统文化的领域，而区域文化则是挖掘灵感与创意的沃土。笔者认为，区域文化在交互艺术中的视觉延伸关键是对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文化承载情感的表达，为本文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分析交互艺术的独特视觉延伸，分析交互艺术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作用，以期为后来的交互艺术作品提供借鉴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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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涵.观看延伸――艺术的视觉化实践略论[J].创意设计源，2015，（03）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wwW.133229.cOM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主体间性；审美解释；艺术经验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有鉴于审美经验长期以来为欧陆学界所“污名化”，接受美学双子星座之一的姚斯，在其学术转型之作《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细致描述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主体间性。这一努力旨在藉由对艺术经验基本特征与历史演变的回溯探勘，敞亮现代性语境中艺术文本与观/读者的接受活动，进而揭橥艺术经验对社会现实的形塑作用。质而言之，在接受美学家看来，作为承续往昔、完善当下、通向未来重要力量的艺术经验，不应踯躅于观/读者的审美接受经验，还应该涵纳艺术生产者所积淀负荷的创造经验。正是在主体间性审美互动的交往地平线上，姚斯以现代性为参照框架，将审美经验重新语境化，结合其在特定时空中的衍化变迁，系统考查审美愉快（审美经验的内核）的三个基本范畴，即体现艺术生产方面的“诗意性创造”（poiesis），作为接受维度的“感受”（aisthesis），以及表征交流功能的“净化”（catharsis）。
一、艺术经验的生产方面
纵观姚斯关于“诗意性创造”的回瞻论述，其实也包括其他两个范畴的历史考察，始终隐含着一以贯之的隐蔽视角，即审美现代性的思想烛照。具体来讲，在针对西方艺术思想史的细致梳理中，从作为西方精神原乡的古希腊直到中世纪的前现代社会，艺术创造都首要指称人类的生产性制造活动，以及藉此所相生之身心一体、主客同一的审美，因而富有诗性光辉的理想含义。事易时往，斗转星移。时至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社会，其美学涵义也追随时代精神的历史脉动而为之一变，缘此艺术创造在此时此地，则主要被阐释为意识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其在艺术领域特指艺术家生成作品的审美实践。至于在18世纪的近代西方社会，其不仅意指完善再现的真理模仿，也用于表示创造“美的外观”的艺术创造力。而在青年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欧洲，诗意性的审美创造更是跃出自律论的审美畛域，成为扬弃异化现实、通向终极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主要进路。那么进入现代性繁盛阶段的20世纪，与时俱化的艺术创造，又具有怎样的深刻意涵？一句话，诗意性的创造活动，已然由少数天赋异秉的艺术家延伸到大量匿名的观/读者，即“阅听人”在主体间性审美交往活动中的诗意创造力，必须成为审美经验的重要内容。有道是回眸史实乃是理解当下的必由之路，显然这种迥异古典时期甚或有别于近代时期的审美现代性意义，便是以历史感见长且特别关注观/读者主体性的姚斯，其所要论述的重中之重。
姚斯以犀利如锋的语言说道，随着艺术先锋派的横空出世，艺术创作的意义指向发生划时代的历史转折。诚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在《列奥纳多和哲学家》（Léonard et les philosophes，1929），这篇建基在主体间往观上关于构成的创作理论所示，求新谋变的现代艺术，一旦超越古典美学的伦理准则与形式规训，就能够另辟一番全新的美学天地。在其看来，成为日薄西山、生气全无的优美传统，业已被新颖激烈、奇异独特的“震颤价值”所置换取代。不断触碰观/读者的接受底线与挑战接受难度的现代艺术，其念兹在兹的美学旨趣，就在于让“阅听者”远离心斋坐忘、静观沉思的孤立状态，以及附着在此的主体性意识美学。缘此，原始生命力之不可遏止的非理性抑或超理性的审美冲动，成功加冕为现代性思想的新近王者，而由“完美”这一传统愿望所驱动而出的艺术生产品则日益罕见。质而言之，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现代艺术，摒弃审美对象的完美形式以及永恒之美的形而上学，抛弃“理念先验存在”以及艺术家模仿实存的独断真理，同时也放弃观察者不介入创作状态以及静思默想、凝神观照的陈旧诗学，从而在审美现代性的废墟瓦砾中另辟空间。换而言之，令人眼花缭乱并且挑战接受惯习的现代艺术，使得审美本质虚化而捉摸不定，必须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定义，从而挣脱客体性美学之“美是永恒实体”的陈腐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其大声质疑审美过程中“意义先于形式”的美学律令，最终告别认知真理的理论模型，从美学家们的知性认知获得自由解放。正是在此意义上，姚斯认为大眼通脱的瓦莱里于此丰富补充美国文坛怪才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创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1846）中的天才洞见，“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很难理解艺术家几乎可以不分形式和内容便从形式转向内容，又从内容转向形式；在他把意义赋予形式以前，形式可能已经在他心中呈现；或者，对他来说关于形式的想法毋宁是要求给予形式的想法。”[1]124由是观之，具有召唤结构的现代艺术，使得当下观赏者再也不可能如从前那样，悠哉悠哉、轻松闲适的作壁上观，而是要充分调动主体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审美对象的构成填空，缘此现代艺术的创作活动，同时意味着艺术作品的观赏者已然成为共同创造者的美学事实。
姚斯刃迎缕析地深入指出，达达运动的历史情形，宣告柏拉图式的实体本体论美学的瓦解破产，具体地呈现出在柏拉图的本体论范围内无法解释清楚之“不明确对象”（ambiguous objects）的美学史意义。虚无主义色彩浓烈的达达运动，为了迫使观赏者感受接连不断的美学震惊，让其面对着一系列不再具有艺术/自然分野，而是基于艺术和现实之别之迥异不同的“不明确对象”，可谓花样百出而无所不用其极。诸如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自行车轮子》（Bicycle Wheel，1923），美国当代艺术家贾斯培·琼斯（Jaspers John）的波普艺术作品《旗帜》（Flag，1954），“欧普艺术之父”维克托·瓦萨雷里（Victor Vasarely）首开活动艺术先河的光效应艺术作品《抖动着的屏幕》（quivering screen，1951）等等。显而易见，建立在主客二分、灵肉分离之上的传统静观美学，在如何解释现代艺术的发展问题上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而在姚斯看来，要想更好地理解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只能通过接受美学来进行综合阐述，因为这种建基于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交往美学，要求观众对接受主体的创作进行新的美学定义，从而超越关于冥想沉思之美学态度的诸种定义，形成一种崭新的审美活动。质而言之，“美的和不再是美的艺术”（beautiful and no longer beautiful arts）的变化光谱，模糊或曰跨越本应泾渭分明、清晰明了之艺术作品和艺术作品之外的现实的分界线，从而消弭曾经是经典艺术理想的美。当非具体化（de-concretization）成为全部之后，审美地位自身也就成为需要直面的大问题，这就意味着观赏者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向一种境地，即在面对着模糊的对象之时，其必须时时反问自身并且须要立马做出决断，这是否依然抑或是还可以称呼为艺术。在姚斯看来，当一个原本属于艺术之外的现实对象，如前面所提到的《自行车轮子》，被当成一件所谓的艺术作品而堂而皇之的公然出现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被压缩成微不足道的选择行为，与其相对应的是，观赏者则被要求付出更多的在审美方面的努力。也就是说，唯有欣赏者在能够回忆起总结出此前经典艺术作为美的外表以便应对现代反艺术之询唤的时候，唯有观众寻求怎样赋予一个和自身并不相同的对象意义的时候，其方能够对此模糊的对象进行审美享受。这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提问式反思，以及反思性的审美愉悦是没有穷尽也不会终结，因为其不会固化为确定意义，更遑论精细界定出从现在开始某种东西被称为艺术的本质。总而言之，所谓诗意性创造乃是作为鉴赏者而存在的主体，藉由发挥其自身艺术创造能力而获得的审美。具体到审美现代性充分发展的20世纪，诗意性创造不仅是艺术家的审美创作能力，亦成为阅听人的审美功能，缘此艺术文本成为接受主体和生产主体共同创造的主体间性审美生成物。
二、艺术经验的接受维度
在以现代性为参照框架，系统论述作为审美经验生产方面的诗意性创造之后，姚斯又如法炮制，转而论述作为审美经验接受方面的所谓美觉。按照姚斯的叙述逻辑，在古希腊时期主客尚未明确分立，审美好奇心和认知好奇心浑融交织，处于混沌未分的合一状态，由此据说先人既可感知对象的外在形象，又能体悟对象的内部意义，所以在其时其地，审美感觉乃是对内隐意义和外显形式原初同一性的素朴把握。然而当人类历史的巨大车轮驶进中世纪，在“无形之诗”的支配控制下，原先融为一体、亲和相契的形象和意义，也因为反偶像化的信念而渐次分离，缘此认知好奇心与审美好奇心便日益分殊。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追慕古希腊流风余韵的人文主义浪潮中，审美感受重新绽放古典时期的余晖神髓，即体现出理性主体之内在灵魂和外在自然之契合完满的理想状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感性与知性和谐一致的美好时光，仅是匆匆而过的回光返照。接踵而来的是，与现性相伴而生的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基于主客二分的科学执念，势必要对自然整体进行精细入微的冷静分割，缘此感受与知性形成尖锐对立而成为艺术活动的专属“场域”。循此言之，若要抗衡日渐加剧的社会分工和工具理性的外在压迫，重返整体把握自然的澄明之境，唯有仰仗审美感觉以恢复现代人类日益萎缩的审美经验。比如在“作为对现代性第一次批判”的浪漫主义风潮中，审美感受就进一步强调主体对美好自然的心向回归；但与此同时，其也吊诡地沦落为一种失却了往昔美好的感时追忆和怀旧眷恋，而不经意地成为一种徒具回忆姿态的审美感觉。
在进入现代性盛期之后，审美感受出现两种看似相互对立、互不统属的两大趋势。其一是以颇受争议的“西方现代小说奠基者”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以及宣告“主体终结”的爱尔兰荒诞剧作家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Samuel Beckett）、法国新小说派健将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等人为代表，其文本具有审美批评的话语功能，充分发挥艺术作品对现代社会的现实批判和破坏效用的发展趋势，迫使读者无法修补那横亘在“感知到的世界”与“感知主体”之间的裂隙沟壑，从而潜在取消审美经验生成的一切可能性。具体来讲，其不仅首先猛烈抨击那种藉由回忆来搜寻自我本质的主体性意识美学做派，而且通过引进一种有别于传统封冻且据说是取消审美距离的写作形式，来达到否定主体所有感受和解构历史循序渐进之目的论神话。而先锋派之所谓现作，乃是上述趋势发展的高峰，其对读者的兴趣，往往表现为一种无指称的语言游戏，缘此其不仅销蚀其本身仍有可能涉及之观念形态批判效果，而且放弃审美感受之认知与交往的美学功效。显而易见，上述托名“现代”的极端做法，正是姚斯所要严厉批评和极力矫正。
其二是以“现代感性”之审美体验而迷倒众生的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以及法国意识流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人为代表的另一路向。简而言之，其笃信通过促使审美主体体会到主体间所共有的“宇宙感”，进而调节主体的“感知性回忆”，使之能够进行审美活动。具体来讲，通过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所阐释的普鲁斯特伪自传体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昭示出在主体记忆中重新唤回的审美时空，不仅启示着一个先验的家园和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且还敞开另外一个理想世界（审美乌托邦），即过去的世界藉由主体回忆而被感知，并且经由主体投射而与他者生发交往。进而言之，这部据说是“研究是否可能找回失落的时间”[2]64的作品表明，折冲在记忆/遗忘之中的意识对象，唯有审美经验方能敞亮，而且也只有艺术世界才是交往发生的“场域”所在。易而言之，普鲁斯特等人藉由对记忆范畴所做的浪漫化调节，重新唤醒尘封已久之审美感觉的认知功能，让一种再认识的新的审美经验，来克服日常生活中所存有的不足认知（主体并不一定认识到其所直觉之物）。缘此在姚斯看来，为了反抗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所造成的全面异化，就必须沿着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所开启的审美现代性的艺术道路上执着前行，重振艺术以及审美感觉的雄风，进而最终达到领悟世界、模塑社会的交流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姚斯展望处于感受层次的艺术经验，如何承担起一个伟大任务，那就是“运用审美知觉的语言批评功能和创造功能去抵御文化工业中萎缩了的经验和卑贱的语言。鉴于社会角色和科学视角的多元性，这种知觉还被用来保存其他人对世界的经验，从而捍卫了一种共同的视阈。自宇宙论消失之后，艺术最适合于支撑这种共同视域”[3]138-139。
三、艺术经验的交往向度
姚斯认为，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之中，既然能够通过艺术创作的流变起伏，阐明审美经验的生产历史，经由艺术感受的发展脉络，把握审美经验的接受故事，那么同样也能够借助艺术净化的多维描述，呈现审美经验的主体间往功能。具体而言，姚斯秉持德国美学案牍主义传统，引经据典而从如下三个来源引申出审美经验交往功能的主体间性，即古希腊大哲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关于“净化”的理解阐发，神学美学家奥古斯丁对于“沉醉于好奇心之享受”的批评忏悔，以及著名修辞学家而且具有“怀疑主义第一人”之称的高尔吉亚的“情感使得演讲更具有说服力”的素朴看法。在进行必要的整合论述之后，“关注处身性、在体化”[4]39-42的接受美学家，适时地将“净化”这一歧义迭生、并置杂陈的古老语汇，重新界定为审美情感的身心享受，而这种灵肉合一的审美享受据说乃是由言说或者诗歌所激起，其在听众/观众身上引起主体心灵的自由放飞和理想信念的提升改变。上述颇具匠心的诗学定义，不仅预设了通过共享他者的审美经验，能够在相互辩证中自我享受，而且赋予观/读者以一种从创作主体之父权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崇高地位，进而在主体间交往基础上建构想象之物的积极参加者。显而易见，这种颇具现代性意涵的身体美学观点与经典意识美学论调南辕北辙，因为在后者保守的论说视阈中，审美距离这一审美活动产生的重要因素，往往被解释成“我思主体”与意识对象之间单向性的无利害沉思关系，缘此接受者的主体性便被一笔抹杀。
毋庸置疑的是，审美交往的圆融讨论，必然牵涉审美态度的重新检视，这是因为审美态度的知觉结构与人类生活的行为类型或曰模式表征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同一性。缘此，作为“复杂的、明确的知觉”的审美态度，乃是朝着主体间的认同要求而开放提出。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代德国哲学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赫然指出艺术通过审美态度的媒介作用，想象性地满足各式各样的认同要求。姚斯进一步认为如果将审美知觉的对象扩展到审美感知主体，将审美享受理解为主体间性式的“在享受他者的自我享受”，那么审美态度向认同要求的特殊开放也就顺理成章。易而言之，在此不仅可以通过审美知觉的简明直观性和审美主体的个体差异性之间的亲密类似得到解释，而且能够经由观众与主人公认同中释放而出的净化来加以说明。
姚斯在翻检人类审美经验史后指出，由净化作用而引发的艺术经验，存有一个难以厘清的现实吊诡，即在超越真实世界之樊笼束缚的审美过程中，审美经验既可以让观/读者和某个典范行为进行契合道德规范的自由认同，也能够让其驻足停滞在纯粹单一的好奇状态之中，最后通过接受主体的情感认同，审美经验能够将其拉近吸引到受他者宰制的集体行为之中而不能自拔。当然，通过想象之物的媒介作用而使得主体心灵得到净化自由，这一矛盾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纵观审美经验的嬗变历史，这一暧昧难言的悖谬体认，一再成为以信念权威、社会道德或则实践理性之名而投掷靶的，其无外乎旨在反对艺术交往所生发之难以抗拒、无法掌控的效果影响。
姚斯认为在审美经验的脉动历史之中，艺术典范（exemplary）既是先验又是后设，具有创立准则和互通交流的认同功能，因而占据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且就典范而言，审美经验之错综复杂的矛盾心态，显现为其本身所包含着的两种彼此对立的模仿样态，其一是通过艺术典范的自由理解与理解自由，其二是亦步亦趋地臣服规则与被动机械地遵循戒律。职是之故，艺术典范的道德认同，发生在自由遵从和屈从模仿两极之间。在此，姚斯深情回顾启蒙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艺术典范的卓越论述。他以之为据进而强调，艺术典范不仅能够在审美判断和道德实践之间架设桥梁，而且能够清晰阐明审美认同向道德认同的转向过程。艺术典范在美学王国和道德领域的成就特征，在于其决绝冲出“规则与案例”的图式框架。这就是说，拥有审美动力学特质的艺术典范，悠然指涉一种审美“不确定”（indeterminate），其每一次具体外化与历史更新，都丰富其定义、扩展其疆域。由此可见，在审美判断和道德实践的交织视阈中，姚斯延伸审美净化这一经验艺术方式所孕育的审美/道德、艺术/认知、自由/遵循的二律背反，并力求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融合。
综上所述，生成于艺术交往过程之中的审美净化，既是藉由观念形态之循环往复的镜像询唤，而为艺术改变主体行为的开始之处，亦是艺术交往的终结之所。正如姚斯所论，作为艺术经验之交往方面的审美净化，意指阅听人作为鉴赏主体在进行艺术接受的审美时空中，由于主体心灵的悄然改变与解放飞升而获得的情感性审美。其不仅让审美主体从现实生活的功利计较与琐屑庸常释放出来，进而在独立自由之审美判断中放飞主体心灵，即通过自足自在地享受他者的辩证作用，真正获取身心解放与完成灵魂救赎。值得重视的是，主体间性的艺术交往经验，还能够有效证实、真正传达、甚或开启诸种规范的社会功能，此乃其价值所在与意义所生。行文至此，姚斯耐人寻味地总结道，诗意性创造、审美感受、审美净化三者之间，并不存有高低尊卑的等级差别，也不应理解为层次谨严的构成结构，而是一些功能独立的审美织体。也就是说，三者之间尽管无法相互还原，却能运用不同方式耦合起来而进行理解。其鲜明例证便是，尽管艺术家主要体现为创造范畴，但其亦能通过向鉴赏者的身份转化，从他异视域不无自恋地审视自己的艺术作品，因而能够进入审美感受（第二范畴）与审美净化（第三范畴）这两个范畴，并且其所创文本的美学意义更是越出单纯的作品创造，绵延体现于当代与后世观/读者之不断接受过程中，“而读者的接受主要与后两个范畴有关”[5]306。总而言之，只有正确理解上述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与相衍相生的三个范畴，才能周延地阐释审美交往活动的整体图景，切实把握艺术经验的存在方式，“也才能真正读解艺术传播的主体间性”[6]17-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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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6]王伟.审美乌托邦的迷思——后现代文化视域下的否定性诗学[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2（2）.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性欲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性欲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性欲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色情传播，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残雪.真正的纯文学形势大好[N]，中国文化报，2002.7.3(2).
[2] 郝立新，张伟.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全球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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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
[5]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M].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7] 金元浦.“间性”的凸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8] 狄其骢等.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9]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0] 路易·阿尔都塞.关于艺术问题给安德烈·达斯普莱的复信[A].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C].本·布鲁斯特译，伦敦：沃索出版社，1971.
[11] 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12] 乐黛云.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发展[A]，文学理论学刊（第2期）[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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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8篇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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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赝品 估值 洗钱
近年来，艺术品市场持续火爆，艺术品被誉为投资“第三极”。艺术品具有收益高，风险小，与其他投资品种相关性低等优点，许多学者都肯定了艺术品在投资组合管理中的巨大价值。Goetzmann（1993）认为20世纪以来艺术品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5%，以标准差来衡量投资的风险，艺术品投资的风险为0.528，大于债券0.106和股票0.219。艺术品与债券和股票的相关性分别为0.54和0.78。赵宇、黄治斌（2008）研究了我国拍卖市场1994年到2007年期间38万个交易数据，通过寻找具有重复交易记录的拍品，利用再交易回归模型，编制出艺术品指数。他们通过计算得到我国艺术品投资的期望收益率为10.1%，标准差为5.03%。而同时期的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为8.01%，标准差为22.5%，同时计算出我国艺术品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为-0.51.说明在我国艺术品是构建投资组合的一个理想资产。
但是，在这些漂亮的数据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些问题是从事艺术品投资的关键性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了解透彻了，才算是真正了解艺术品市场，才有可能获得艺术品投资的高额回报。
一、赝品问题
艺术品投资的特殊性在于它首先面临真伪鉴定的难题，这也是众多专业金融投资者难以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不论投资模型做得再好，不论从数据上看到的收益率有多高，一旦买到赝品，投资回报率就是负的100%。
很多投资者以为从正规的大拍卖行里拍来的就一定是真迹，实际上，拍卖行并不保真。《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相关法规如下：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这几条法规的核心在于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意思是只要拍卖行在拍卖前声明不保真，它就不负有卖赝品的责任。这就是业内广泛流传的拍卖行的“免责条款”。诚然，拍卖行为了自己的声誉会控制赝品的比例，但那些夹在真迹中的伪作往往让投资者防不胜防。
许多人认为可以通过请专家鉴定把关来确定艺术品的真伪，但是专家鉴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1、我国政府有规定，凡是事业单位的文物博物馆系统的人不能参与市场鉴定。2、由于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真伪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鉴定却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国家没有官方权威机构出具鉴定报告，各个机构、各路专家的水平参差不齐，除非是很明显的真迹或者伪作，否则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3、目前艺术品造假技术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高明，即使是专家也常常“看走眼”。况且现在各种专家鱼龙混杂，要是请的这个专家空有各种头衔，水平并不高明，或是专业水平很高但是道德水平低下，联合卖家坑投资者，都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有人说艺术品投资是“圈内人”的游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有自己懂行，才是真正可靠的。
因此，目前很多投资者只选择向艺术家直接购买，并附有该作品的鉴定证书以及与艺术家的合影作为“铁证”。诚然，这是一种非常可靠地办法，这样的作品往往也易于流动和变现。但是，当代仍在世的艺术家（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掌握话语权的艺术家）的作品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还是一个问号。
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来看，艺术家要真正被世人所认可，名留青史，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古往今来，多少艺术奇才生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死后才被人们逐渐发现，其艺术成就才被人们认可。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往往有一种超越性，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超越了这个时代，不被当时的人理解。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艺术发展的轨迹印证了当年天才的想法，艺术史上才又增添了一位大师。所以，作为投资来说，买那些大浪淘沙，经过了历史检验的艺术大师的作品最为保险，从历史数据来看也是收益率最高的。而购买有些目前仍在世的“当红”艺术家的作品，就有很大的风险——首先是这些人的作品目前价格已经被炒得很高，再上升的空间有多大还很难说。其次，有朝一日当他们不再身居高位时，人走茶凉，泡沫破裂，投资者购买的作品价值很可能大幅缩水。（这里并不是说所有当代艺术家都是徒有虚名，只是强调作为一名普通投资者，若是要分辨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那是要有相当的艺术素养和对未来艺术发展的把握能力，其难度不亚于鉴定真伪）。
因此，投资者就面临了一个两难境地：选择历史上的大师们的作品，虽然收益高，但是存在赝品风险；选择当代艺术家作品，虽能确保真迹，但是将来的前景不明。如何做选择取决于投资者自身是否懂行以及其投资目标，不能一概而论。
二、估值问题
在投资学里，对投资品的估值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论是股票的股利贴现模型，还是债券的现金流贴现模型，其都是试图寻找投资品的“内在价值”，并以此和目前的市场价格作对比，当市场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买入，当市场价格高于内在价值时卖出。
艺术品的估值却是一大难点。由于艺术品没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且未来价值与人们审美口味的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关系巨大。因此，笔者认为，艺术品不存在计量“内在价值”的可能性。目前学者们的通用做法都是通过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用历史收益率来估算未来收益率的区间。
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用数据以计算收益率的问题。学术界通常采用的都是重复交易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幅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通过在茫茫的历史记录中寻找交易过至少两次的作品，再根据每次交易的价格以及间隔的时间，计算出这件作品的年收益率。最后，通过对每件作品年收益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出整个市场的年收益率。这种做法非常严谨、精确，大部分的学术论文数据都采用的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不是每个作品都能找到重复交易的记录，尤其是对于才发展了短短20余年的中国拍卖市场来说，能找到的重复交易数据不多。因此，样本数量不足会使得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降低。
拍卖公司以及艺术品交易网站（如雅昌网）在编制价格指数时往往采用另一种方法。他们以艺术家为个体单位，以该艺术家作品每平方尺多少钱为衡量标准——在汇总了该艺术家整年交易的作品价格以及每幅作品的尺寸后，相除得到该艺术家作品价格为XXXX元/每平方尺。这种做法在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数据先天不良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中国传统字画的特点也给这种计量方法提供了有力土壤。传统国画的题材本来就不多，无非是山水、花鸟、人物这几类，画家除了偶尔会作“创作画”以外，平时的练笔以及大量的应酬作品画的都是自己拿手的几个题材，比如齐白石的花鸟草虫，徐悲鸿的马，黄宾虹的山水等等。这些随手之作虽然艺术价值同样很高，但却往往有很大的同质性——徐悲鸿某幅画的两匹马一个向前看一个向后看，另一幅画两匹马都向前看，价值能有多大区别呢？因而，“论尺卖画”在中国也有着数百年的传统。
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重复交易数据与平方尺价格数据结合起来，各自赋有一定的权重，来得出总的市场价格指数。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我国市场样本数据不足的问题，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洗钱
利用艺术品拍卖进行洗钱在业内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其种类、手法众多，并且难以监管。在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甲以低价购得高仿作品一幅，拍卖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其上拍，并给予很高的估价。甲在拍卖当天找2、3个托儿竞拍此作品，将价格抬高到满意为止。最后，实际的买方和卖方都是甲，钱和画在左右手之间一倒，黑钱就洗成了白钱。拍卖公司也乐于参与此事，买卖双方各自15%的高额佣金收入促使很多拍卖公司成为洗钱的帮凶。
另外，由于艺术品的价值认定没有权威机构也没有估价标准，价格完全在于买家愿意出多少钱，因此容易操纵，可以轻易炒上天价，这一特点十分适合洗钱的需求。法律的漏洞也给洗钱提供了便利。由于国内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有权利对买卖双方的真实资料保密，使得天价艺术品的交易双方身份都不透明，而反洗钱法也主要是监控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不涉及对可疑的天价艺术品交易进行调查，因此给艺术品洗钱留下了监管的空白地带。
四、假拍
假拍通常是指非真实交易目的的成交，包括买卖双方实际是同一人，买卖双方借助拍卖进行利益输送等，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拍卖公司为了提高拍品的成交率，让内部员工去竞拍那些无人问津的作品，以此打造自己拍卖会高成交率的品牌形象。第二种是为了炒高某艺术家的作品价格。有些专业炒家先是囤积了大量某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一边制造舆论宣传炒作，一边在拍卖会上自己给自己当“托儿”。不论成交与否，重要的是为该艺术家作品设立“价格标准”，以方便日后高价出货。第三种是为藏品制造“好出身”。比如某件作品高价“拍”出去后，不仅上了拍卖公司的图录，还被各大知名媒体报道，将来如果想把这个藏品出售，图录、成交记录、媒体报道都齐全了，再加上一个完美的收藏故事，这就是一件“流传有绪”的真品，将来无论是再次上拍还是私下交易，都有了价格基础。第四种是变相行贿，公权力拥有者把自己的藏品拿去上拍，想行贿的人自然踊跃捧场，将该作品高价拍下，钱也就没有风险地送出去了。
假拍也是造成拍卖价格不可尽信的一大原因。通过各式各样的假拍，价格大量注水，表面数据上的收益率虚高，这也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拒付迟付
每次拍卖会上拍出的天价艺术品总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引来人们的诸多讨论。但是热闹过后，天价艺术品是否真正成交，却难以知晓，不少学者也提出“有多少举牌可以胡来”的疑问。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首次的《201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度内，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落槌价款总额为354.43亿元，实收佣金28.98亿元。在这次统计的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买方迟付拒付的原因有很多，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买家确实并非恶意不付款，只是账面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或是遇到突况，资金难以周转，才会出现不及时付款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拍卖公司可以与买家进行协商，或是延后付款，或是分期付款。但有些买家恶意拒付，通常是有以下几种原因：1、非理智型出价。拍卖时为争一口气，事后觉得自己拍贵了，便不愿付款。2、觉得拍品成色有问题，怀疑是赝品。3、卖方在拍卖时会请 “托儿”来轮番举牌，抬高成交价。 “托儿”举牌无非两种结果，要么抬高了竞价，让最后的买家成为“冤大头”，买家知道后有可能拒绝付款；要么因为举牌过了头，最后自己成了买家，最终也就成了不付款的“买家”。
六、结论
本文探讨了艺术品投资中关于赝品、估值、洗钱、假拍、迟付拒付等问题。作为一个投资者，一方面应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专业鉴赏能力，另一方面应对艺术品市场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避免踏入陷阱，才能使得艺术品在投资组合管理中发挥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Campbell.R.Art as an Alternative Asset Class.Journal of Alternative Investments[J]，2005.
[2]景乃权.2010年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发展分析与预测[M]，载《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与预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75-187.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美术作品；经济价值；影响因素
一、美术作品作为一种商品的特殊性
美术作品是文化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兼具的特殊商品。美术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在于固定时期的美术作品体现了固定时期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化理念及特殊技法和材料，是艺术家自己独特思想感情的传达，这种文化艺术价值具有主体性、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因此美术作品才具有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从而衔生出经济价值。在经济学中，价值的含义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美术作品是画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作品，因此肯定具有经济价值这是无疑的，但是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和普通商品的衡量方式是不同的，因为美术作品是“显形”的美术作品和“无形”的思想价值的结合。美术作品的外在呈现形式包括材料、使用的工具等都是可以转换为经济价格的，但是思想价值有高低之分，而思想价值的高低很难用经济价格去衡量，因此影响美术作品经济价值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也很难与其艺术价值划等号，因此，美术作品的这一特殊属性决定了其经济价值的衡量复杂性。
二、美术作品经济价值的实现途径
要研究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就必须要知道美术作品经济价值的实现途径有哪些。艺术品的买卖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种商品交易方式，根据据中国古代美术史料记载，工艺品交易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发展到汉代已初具形态，即“佣书”“佣画”市场。到了唐代，绘画市场迅速成型。唐代著名艺术理论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就有“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至明清时期，已经有明确的艺术市场交易规则。当今，很多人都热衷于收藏书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的大中型城市都有了出售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的画廊、拍卖行及文物艺术品市场等，因此美术作品往往在这些艺术机构中流通，在流通中实现了其经济价值。
三、影响美术作品经济价值的影响因素
早在隋唐时期，张彦远即在自己的著作中列出了名家画屏价目表：“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值金一万五千。”可见即使在隋唐时期，画家的艺术作品已被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影响美术作品经济价值的因素有哪些呢，本人试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内因来看，画家的艺术造诣是衡量其作品价格高低的最重要因素。
第一，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受画家艺术造诣的影响。美术作品是美术家审美价值、思想价值及技术技巧高低的一个综合反映，而因为画家水平层次不齐，所以作品的价格就出现了高低优劣。从一般情况来看，画家艺术造诣高的，其经济价值也高。如齐白石的作品，可能笔墨纸砚等材料的费用并不高，创作时间也不长，但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竟能拍得如此高价呢，众所周知，白石老人的艺术造诣也是相当高的。因此从根本上说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是由其艺术价值决定的。
第二，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受画家知名度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知名度越高，价位就越高。因此，艺术家应积极努力勤奋，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凡高活着时，没有知名度，一张画10法郎都没人要，在悲观绝望中自杀身亡，但他死后三年英国举办了“后期印象派三大画家”的画展，知名度骤然提高，其艺术价值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一张画卖到8250万美元。对凡高来讲，其艺术质量是固有的，不变的，但知名度发生了变化，价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三，同一画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价格不一。任何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成就都不是一天练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艺术的理解及技法的熟练程度都会加深，但是并不是每一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价值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因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是闪现的、稍纵即逝的也是很珍贵的，而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艺术作品都是画家高度凝结的思想灵感的结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同一画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体现出价格上的不同。
其次，从外因看。经济环境，投资市场等影响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
第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中国艺术作品市场繁荣离不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发展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潜力。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繁荣的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会加大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因此会影响艺术品的供求关系，最终会影响美术作品的价格，反之，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的社会环境，美术作品的交易价格也会降低很多。
第二、历史价值影响美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一般情况下，历史价值越高，价格便越高，宋瓷就比清代的瓷器价格高，清代瓷器的价格就比当代的瓷器价格要高。判断一件艺术品的价格，要看历史价值，没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很难有较高的价位。因此在收藏艺术作品时，要收藏有历史价值的作品，这种作品一般不会贬值，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越大。
第三，偶然性因素。如艺术品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因为艺术品很多都是在拍卖行完成交易的，交易期间避免不了存在因为相互竞争，投资者占有欲一时膨胀会引起非理易。特别是被一时炒热的作品，投资者往往会忽略了其实际的艺术价值，将艺术作品推向了虚高的价位。
第四，美术品的经济价值夹杂着者众多的利益关系。因为现代绘画作品的价格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交易一件美术作品需要诸如美术评论家、交易机构及投资者各方面的利益，因此绘画艺术品的价格并不一定与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相符。有时显得过高，有时又显得过低。有些美术评论家和投资者刻意炒作，哄抬价格，使得原本名不见经传、艺术价值低的作品，会突然卖出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价格，但实际上大多数作品往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四、小结
美术作品作为兼具文化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影响其经济价值的因素很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美术作品的交易中总结出影响其经济价值的共同性和规律性，美术作品作为一种思想和艺术的结晶，用价格很难衡量出其价值，特别是在艺术品投资热的今天，希望艺术家脚踏实地，经营者、投资者理性投资，规范运营，还艺术品市场一片净土。（作者单位：银川能源学院）
参考文献：
[1]蒋明林. 当代绘画作品的价格与价值[J].美术教育研究.2012（5）
[2]王庚兰 张玮.我国绘画艺术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7）
[3]张巧. 浅谈艺术品在市场中的价值实现问题[J].美术教育研究.2013（5）
[4]陆霄虹.国内艺术品市场特征价格研究[J].新经济，2010（2）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2篇
接受美学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先前一直被忽略的读者的角度来审视艺术作品。这一理论的基本取向是把作家作品逐出审美释义中心，根据效果历史和期待视界的理论把重心转向了读者。它认为读者根据文本重新创造才能构成完整作品，作品的价值与意义需要读者的审美经验对其理解和解读。由此，接受者即读者的地位被抬升到与创作者和作品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形成了三者之间的民主局势。接受美学把艺术引入了接受者阶层，是由于其理论视角的转换。读者进入作品本体，不仅使接受美学突破了文本中心论的樊篱，也突破了它自身设定的作品本体论的新的界域，这是“读者”自身的性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产生的。这些变化最终使艺术与平民和大众的距离感更近了。
一、接受美学理论的几个概念及其产生的两种变化
变化之一 ：形成对话式交流格局
审美接受之所以称为接受，首要条件就是对话，既有主体对客体的接受，又承认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接受美学即如此，提倡审美接受不是一种作为客体的物的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处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在创作者、作品和读者中，创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而作品可谓客体，是创作对象和接受对象。如果将客体虚化、淡化，以至于把它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主体对客体只有任意摆布，其结果则是完全忽视了审美认识中常见的主体按照认识规律和审美规律主动接受客体制约，从而深入客体内部结构复杂的顺应过程。这是旧有的臣服式交流方式。传统的审美接受理论认为艺术是一种完全独立于读者而存在的客观认识对象。两种审美接受交流方式如图所示：
传统美学的交流方式： 创作者 作品 读者
接受美学的交流方式： 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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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读者
由此可见，传统的审美接受交流方式具有单向性，是一种单维视角，而接受美学的交流方式则具有多向性，是一种多维视角。这种全新的交流方式有利于三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过去的美学理论研究只重视作家、作品之维，而忽视了艺术的接受和影响之维。而作者 ― 作品 一 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相反，从根本意义上说，艺术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艺术活动的能动主体。接受美学的倡导者之一姚斯说：“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只有读者，才能使作品获得新的规定性存在。这无疑极大抬升了读者在审美接受活动中的地位。
接受美学理论“文本”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体现在伊瑟尔的“召唤结构”（伊瑟尔沿袭了英加登的阐释学概念）概念中，召唤结构一般呈现两种结构：“空白”和“否定”。二者都使文本呈现一种开放状态。其中“空白”对于作者来说是为了结构的需要的特别省略，而对于读者而言则具有暗示作用，它召唤读者将文本每个部分结构连接起来。空白的模式结构赋予了读者这样的角色――在阅读过程中与文学作品进行对话，这给读者许多参与创作的机会。如伊瑟尔所言：“通过阻碍读者建立文本的连贯性，空白把自身转化成激发读者观念化的动因。在这种意义上说，空白在文学交流中发挥的是一种自我调节结构作用；它们所悬置的东西转化成了推动读者想象力的力量……。”
艺术不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活动。在艺术活动中，接受美学认为艺术是一种处理主体人和人之间相互认识，相互解释，相互说明的活动。正如姚斯所说，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关系性质。传统的美学理论往往把艺术活动仅仅看成艺术创作过程，将其作为一种片面的对象性研究，只考察作家和作品，而忽略了读者与作品的交往活动研究。这便形成静止的平面式的交流关系。相反，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三者关系则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交流关系，具有深度性。文本的意义通过人的解释方能生成，它只存在于人的理解意向性结构中。正是读者的解读和阐释，才打破了文本意义结构的封闭形式，使其抽象性变为具体化。读者经验与本文结构互为主体，相互阐释，相互生成。
变化之二：激发接受者的主动解读心态
两种交流方式对文本的解读心态是不同的。传统美学中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是被动的，因为文本的创作者并不关心这一点，对其持一种漠然的态度。于是艺术往往被认为是“空中楼阁”。读者形成了对文本逆来顺受的被动接受习惯。相反，接受美学中的读者是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对文本进行解读。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是充分调动了其主体能动性，读者会主动协调自己的感性和理性，激活自己对作品（文本）的感受力，对作品（文本）形成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同时也带有再度创造作品的因素。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再度创作，它渗入了读者的人性和文化因素，形成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而这个艺术形象是特有的，与曾经的作者的文本相比是一次文本的升华和深化。可以说，在这里读者是被创作者尊重的，作者，作品（文本）和读者很自然得形成交流互动关系。姚斯说：“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文学不能脱离其观察者而独立存在。”因此，主体（作家与读者）通过对象（文本）而互相沟通，因为，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的形式，是一个在其中发生交流的语言事件。若要解释这些文本，便要与它们进入一种对话。通过文本的理解，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便不再成为互不相连的两个方面，而构成艺术交往活动不可或缺的两维。作家和读者是艺术交往活动过程形成了主动交流的态势。
在接受美学中提出“期待视野”的观点，可以说明读者解读作品的主动性。所谓“期待视野”，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承受能力和接受水平等。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所处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的问题，也是创作的群众性和时代性问题，读者被赋予对作品解读权，于是对作品形成了期待视野。那么，如果读者在阅读中的感受与自己期待视野一致，读者便感到作品缺乏新意和刺激力而索然寡味，读者的期待视野缩小。相反，作品意味大出意料之外，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这种新体验便丰富和拓展了新的期待视野。一部作品的期待视野允许人们根据它对于一个预先假定的读者发生影响的种类和等级来决定它的艺术特性。假如人们把先前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为“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读者审美经验具有一种使人产生潜在反射审美态度的机制。个体期待视野与他的具体阅读中存在一个“审美距离”，并不断发生变化：当接受者与艺术作品中的角色距离为零时，接受者完全进入角色，无法获得审美享受；相反，当这种距离增大时，期待视野对接受的制导作用趋近为零时，接受者则对作品漠然。这种“期待视野”促使读者对作品去主动解读。
读者的审美接受的求新求变导致作者对作品（即新文本）的不断推陈出新，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对旧形式的作品加以扬弃，对新形式作品加以激赏。但是，新作品崛起是以先前已完成的作品为背景，尽管成功的新作品可以达到某个文学时期的“峰巅”，但也会很快变得习以为常，直到具有更新的艺术形式的作品崛起，这样形成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而新旧形式的对立也能使人们认识到它们特殊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仅包括作品与接受者在互相作用中的意义生成，而且包括读者的接受和评价，反过来去影响作者的创新。因此，“文学接受并非是对作品的单一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反作用”。由于读者的接受对作品中蕴含的作者创作意向进行了检验，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反馈到了作者的创作活动中，所以作者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见惯的旧路，他只能不断地创新，主动地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因此 对作品解读的目的不在于复原作者的原初意思，相反，在接受美学看来，对作品意义的求索同时是读者生命意义的不断赋予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通过作品实现了与作者的心灵对话，作品成为一种潜在的引导力量，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性方式和行为方式，生成新的生命感性和理性，对传统观念和价值标准提出疑问和挑战。“阅读经验能使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惯性、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在接受活动中，艺术给予人们一种对世界的全新感觉。可见，读者对作品的主动解读刺激了作者对新作品的创作。更为有价值的是作者消除了创作的盲目性，其作品有了更多展示的空间。“否定”是“召唤结构”中的另一个概念。其意义是指对读者的给定观念给予冲击，在读者的观念上形成暂时的不协调，形成对文本的陌生化，从而激发读者的参与欲望，满足自身的心理平衡，形成第二文本。伊泽尔认为： “文本并不单纯是给定的文本特征，而是一种能够使读者从他习以为常的惯例框架中挣脱出来的结构，……读者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而不是在他固有的条件下，被迫形成文本的意义，他才能把他以前在有意识的心灵中无法系统表述的他的人格层次揭示出来。”召唤结构中“否定”的陌生化所带来的文本的不确定性，激发了读者参与文本创作的主动性。
二、接受美学的市场价值影响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孟子；以意逆志；阅读接受；社会交往
孟子诗学向来就受到很好的评价，因为他和自己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和阅读接受行为。它内含了“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意蕴，人们在生存实践中感受、认知和体验生活，又在阅读，理解和反思中判断生活，将人生的知与行统一起来，使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自己在不断的进行交往和对话。将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以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
《孟子·万章上》有“……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日：‘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在具体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中，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断章取义的割裂个别文辞，以曲解文意，造成阅读上的错误。在这里，文、辞、志、意，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接受范式。“以意逆志”的核心，是以文辞为媒介，选择“逆”的方式，沟通“志”和“意”之间的关系，将文学活动看作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孟子诗学又兼及了“知人论世”和“知言”、“养气”，它们共同构成了诗学体系中的阅读接受理论。
一、“意”——读者主体之“意”
“以意逆志”的“意”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指作者之“意”。为了求得对作品本义的正确理解，就要用作者的创作主旨来理解作品的意思。如清代吴琪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节》中说，“诗有内外。显于外者日文日辞，蕴于内者日志日意。……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但古人多已逝去，今人看到的尽是古人留下的文辞作品，很难做到以古人的“意”来求取古人在作品中表现的“志”。
二是指读者之“意”。它强调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体验和感受，来认知、判断并获取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汉代赵歧在《孟子注疏》中说“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作家和读者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读者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理解和接受诗人在作品中所传递的情感观念。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近代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将“以意逆志”翻译为“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将其阐释为用自己的“意”来推测诗人的作诗之“志”，其“志”，就是全篇的主旨，不是断章取义的意义。这样，“以意逆志”，要求读者不仅要了解作者说了什么，还要弄清楚作者是如何说的，读者需要和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才可能真正懂得诗人的“志”。
三是指以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精神活动来求取作品的精神意蕴，强调精神与精神的对话，包含了在精神世界里，通过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完成人与对象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进而完成对作品意蕴的把握和对作家之“意”的理解和判断。
对于具体的文学活动来讲，读者总是按照自己内心世界中固有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作品之“意”就逐渐的呈现出来，阅读活动成了自己人生经历体验之“意”和作家之“志”相互交往的呈现过程，它们是一种潜在的沟通和对话，它生成了作品之“意”，发现了读者之“意”，也窥视到了作家之“志”。因此，“以意逆志”之“意”，是为读者主体之“意”，它在阅读交往的过程中呈现出来。
《孟子·万章下》中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知人论世”主张，“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一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代人多把“知人论世”看作是理解诗的方法，并将它和“以意逆志”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虽非孟子的原意，但它却是人们在阅读作品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读者总在寻找和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生平等信息，试图能更准确的理解作品，这种现象肯定了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表达，是艺术技巧使用的结果等。事实上，“知人论世”使孟子诗学作为一种交往对话的艺术模式，具有了相应的文化基础。
“知人论世”，强调阅读古人的诗，研读他们的作品，一定要了解诗人的为人，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要和古人交朋友，才能够真正做到“以意逆志”，在本质上，它是要把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探索诗人和作品生成的时代背景，才能更准确和有效的理解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文学作品是作家和读者进行交往和对话的自由领域，它使古代和现代，为人和为文，内在精神和外在世界相互统一在生命主体问的交往和对话中。
二、“志”——诗人主体之“志”
《尚书·尧典》中记“诗言志，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诗言志”强调诗歌是诗人情感意志的表达。后来汉代的《诗大序》中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它是先秦儒家诗学的系统总结和发展，也认为诗是“志”的表现方式，是通过语言组织来表达情感的。在这里，“诗”和“志”通过语言文字连接在一起的，“志”是内在的，隐性的，“诗”是外在的，显性的，两者互为表里，“诗”体现出来的是人心中的“志”，而“志”需要通过语言呈现，写出来的就是“诗”。看来，只有准确的理解和分析“诗”中所包含的意蕴，才能有效的把握诗人之“志”。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志”释“诗”，说“诗，志也。从言寺声。”又说“志，意也，从心之声。”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将“志”和“意”互训，“志者，意也。…‘意者，志也．”在古文中，“志”又和“识”相通，是“记也”的意思。如“志之所不能无言，故识从言，记也。”这样，“志”、“意”、“诗”三者就可以相互解释，但各有侧重。闻一多则直接说“志”和“诗”原来就是一个字。从“志”的实践使用中看，“志”有三个相通的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诗言志”，强调诗是用来表达诗人的“志…‘意”，它可以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这时，诗人需要借助自己的记忆，在诗中陈述自己的怀抱，并借助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才能成为诗。这样，“志”的三个意义在诗的世界中相因相生，成为一体。于此，“以意逆志”，就是要理解和把握诗人如何生“志”，占“志”和陈“志”的。在古代中国，诗歌、音乐和舞蹈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实践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劳动对象材料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主体观念的表达方式也在相互促进，三者不断分化，遂成为三种不同的艺术种类。《诗大序》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志。”…它将“情”、“志”的表达融为一体。而先秦的“诗言志”，“志”重在个人怀抱。如《论语·公治长》中“颜渊，季路侍。子日，‘盍各言尔志?’《论语·先进》中孔子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等，其“志”都是说出自己的人生怀抱。这里，“志”需要直接表达出来，在语言文辞中呈现，或是在音乐、舞蹈的配合下，使“志”更明晰。
另外，在春秋时代，礼乐崩坏，重声轻义，雅乐渐亡，诗乐逐日分化，经世致用，断章取义的用诗观，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赋诗言志”，“献诗陈志”的文献记录也很多，如《左传·襄公十九年》有“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日：小国之仰大国也，犹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常膏之，则天下睦，岂维敝邑，赋《六月》。”它的意思是说盟国有难，晋国理应提供帮助。季武子之所以站起来赋《六月》，是由于范宣子赋诗《黍苗》。这里，双方是在用诗的过程中“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并能够相互感发对方，在各自的想象和联想中完成对话和交流。“诗”是交往对话的媒介，也是理想的场所，它含蓄、委婉且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其“志”足借别人的“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怀抱。如《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有“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诗经·陈风·墓门》中有“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诗经·小雅·四月》中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等。在这里，“诗”变成了美刺上政，抒情达意的工具。读“诗”的人需要明“志”，才能够准确的理解诗人之“志”。
因此，诗人通过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怀抱，或是以诗的方式来说明自己心中之“志”，或是借别人的“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事，其中的“志”，都包含着诗人之“志”。孟子要求读诗的人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需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要以文辞为媒介，做到恰到好处的判断，和诗人进行交往对话，理解接受诗人之“志”。
三、“逆”——对话交往的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逆，迎也”，“逆”的本义是方向相反。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逆迎二字通用”。《周礼·地官·乡师》中郑玄注为：“逆，犹钩考也。”朱自清在《诗言志·比兴》中解释为“以己之意应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综合以上诸种看法，“逆”字包含了以下意思：一，迎受，接纳。二，回溯，反求。三，钩考，推测等。在“以意逆志”中可以解释为：读者借助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以及生命体验，以文辞为媒介，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去推测，揣摩作品的意义，在自己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以求取诗人的人生怀抱。“逆”变成了一种交往对话的模式，需要读诗人反复的揣摩和沟通，才能完成“逆”的目的，以求取诗人之“志”。
因此，“以意逆志”的完整过程可以是：一，以文辞为依据，读者从语言文字人手，理解文辞的意义，寻找途径，使文章义理能够相互贯通，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二，读者借助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在头脑中生成一系列的艺术形象，使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呈现出来。三，读者在文辞章句中推敲、琢磨作品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文辞的修饰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中，理解、分析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理性标准。四，读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体悟诗人的生命意志，以读者之“意”来迎取诗人之“志”，字求其训，句寻其旨，能辨义理于精微之处。五，读者要将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将个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相互贯通，在艺术的审美世界中自由的创造，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存在的无限性相互统一。
最终，读者在“诗”的世界中去迎取诗人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直觉体悟，就会信心百生，在审美认知的同时，也就发现了诗人之“志”，并能体验和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创造，也就不会穿凿字句，断章取义，而和诗人相会于自由之地，有效的交往和对话。
孟子以自己的阅读实践，使“以意逆志”的对话交往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孟子·万章上》中记录了成丘蒙请教孟子关于阅读是事情：“舜之不臣尧，则吾既的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臀叟之非臣，如何?…孟子否定了咸丘蒙断章取义的读诗方法。又举例说明，“如以辞而以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遗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分析诗，不能因为个别的文辞和句子而曲解整篇文章的意义，不能将艺术中的“夸张”叙述当作生活中的真实，即艺术真实不是生活本身的再现。读者要按照艺术规律来认识和理解作品。
四、孟子诗学——社会交往模式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方式，它强调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能够用符号作为中介，在一定的语境下达成交往和对话。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话语符号存在，是主体之间进行交往对话的理想之域，它包括了以作品为中心，作家和读者，与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之间的交往，以及与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之问的交往和对话等。在艺术世界里，人们能够真正感受到自己所具有的创造性，体验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情感和想象的世界里，人也可以最充分的占有他自己的本质，并按照美的规律认知对象和自己，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使对象不断向人展示出自身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人则能在对象的世界中发现自身的存在位置，人内在精神的丰富性和对象存在的多样性在艺术的活动中可以全部显现出来。于是，文学活动在人类社会、自然世界和文化存在中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交往模式，它能够唤起生命体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理解、评价和判断。
“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广：。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t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作家的创造过程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消费，通过自己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判断，获取艺术生产的素材和材料；作家又借助于语言文字将个人头脑中所构思成熟的意象序列进行排列表达，生成文本存在。这时作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一方面，他消费着社会物质世界的材料和相应的精神观念，并将个人的思想融化其中，一方面，他又生产着属于社会和个人的文学文本，以满足社会中无数读者的需要。在具体的文学阅读和理解过程中，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文学话语则成为人们相互交往和对话的工具。
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吸收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后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社会交往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人际交往，体现了具有普遍价值的“交往理论”。具体说，这种“交往理论”包括了真实性，即理论理性；正确性，即实践理性；真诚性，即审美伦理理性。语言的交往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理性要求，叉能够体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文学艺术活动来讲，它具备了这种交往的要求，诗人所表达的文学话语和生活事实相符合，遵循社会所认同的一致规范，文学的反映过程需要选择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文学话语在相互交往中便具有了有效性，否则，就无法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文学活动中的交往性，突出表现的效果，是要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达成真、善、美方面的普遍性共识。这样，文学话语的交往模式就会为社会生活交往提供相应的价值理性和参照标准，文学也就成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持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的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新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每一时代或是每一读者都会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受和理解作品，进行观念性的再创造。已经确定了的文本，要求读者如何去理解和接受它，这样，读者也就不会过分的偏离和违反作家之“志”，而每·位读者义会受到性别、经历、兴趣、时代、种族、环境、社会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他们的创造又具有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双重特征。正是这种具有双重性的社会交往方式，才促成了艺术价值的不断生成和实现。
五、总结
孟子诗学更多的是将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对话的工具，按照自己的理想，推行儒家的“仁政”学说，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语言在孟子的话语世界中具有很好的论辩性，能够有力的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日：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问。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日：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言”就是要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使“诚辞”，片面的言辞；“淫辞”，过分的言辞；“邪辞”，违背正道的言辞；“遁辞”，躲躲闪闪的言辞，都能够被准确的认知、分析、理解和判断。在本质上，孟子是要求读者应具有“知言”的能力，才可以恰当的阅读和理解作品的意义，准确的和诗人进行沟通，知晓诗人之“志”。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孟子；以意逆志；阅读接受；社会交往
孟子诗学向来就受到很好的评价，因为他和自己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和阅读接受行为。它内含了“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意蕴，人们在生存实践中感受、认知和体验生活，又在阅读，理解和反思中判断生活，将人生的知与行统一起来，使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自己在不断的进行交往和对话。将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以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
《孟子·万章上》有“……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日：‘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在具体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中，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断章取义的割裂个别文辞，以曲解文意，造成阅读上的错误。在这里，文、辞、志、意，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接受范式。“以意逆志”的核心，是以文辞为媒介，选择“逆”的方式，沟通“志”和“意”之间的关系，将文学活动看作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孟子诗学又兼及了“知人论世”和“知言”、“养气”，它们共同构成了诗学体系中的阅读接受理论。
一、“意”——读者主体之“意”
“以意逆志”的“意”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指作者之“意”。为了求得对作品本义的正确理解，就要用作者的创作主旨来理解作品的意思。如清代吴琪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节》中说，“诗有内外。显于外者日文日辞，蕴于内者日志日意。……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但古人多已逝去，今人看到的尽是古人留下的文辞作品，很难做到以古人的“意”来求取古人在作品中表现的“志”。
二是指读者之“意”。它强调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体验和感受，来认知、判断并获取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汉代赵歧在《孟子注疏》中说“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作家和读者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读者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理解和接受诗人在作品中所传递的情感观念。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近代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将“以意逆志”翻译为“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将其阐释为用自己的“意”来推测诗人的作诗之“志”，其“志”，就是全篇的主旨，不是断章取义的意义。这样，“以意逆志”，要求读者不仅要了解作者说了什么，还要弄清楚作者是如何说的，读者需要和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才可能真正懂得诗人的“志”。
三是指以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精神活动来求取作品的精神意蕴，强调精神与精神的对话，包含了在精神世界里，通过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完成人与对象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进而完成对作品意蕴的把握和对作家之“意”的理解和判断。
对于具体的文学活动来讲，读者总是按照自己内心世界中固有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作品之“意”就逐渐的呈现出来，阅读活动成了自己人生经历体验之“意”和作家之“志”相互交往的呈现过程，它们是一种潜在的沟通和对话，它生成了作品之“意”，发现了读者之“意”，也窥视到了作家之“志”。因此，“以意逆志”之“意”，是为读者主体之“意”，它在阅读交往的过程中呈现出来。
《孟子·万章下》中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知人论世”主张，“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一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代人多把“知人论世”看作是理解诗的方法，并将它和“以意逆志”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虽非孟子的原意，但它却是人们在阅读作品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读者总在寻找和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生平等信息，试图能更准确的理解作品，这种现象肯定了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表达，是艺术技巧使用的结果等。事实上，“知人论世”使孟子诗学作为一种交往对话的艺术模式，具有了相应的文化基础。
“知人论世”，强调阅读古人的诗，研读他们的作品，一定要了解诗人的为人，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要和古人交朋友，才能够真正做到“以意逆志”，在本质上，它是要把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探索诗人和作品生成的时代背景，才能更准确和有效的理解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文学作品是作家和读者进行交往和对话的自由领域，它使古代和现代，为人和为文，内在精神和外在世界相互统一在生命主体问的交往和对话中。
二、“志”——诗人主体之“志”
《尚书·尧典》中记“诗言志，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诗言志”强调诗歌是诗人情感意志的表达。后来汉代的《诗大序》中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它是先秦儒家诗学的系统总结和发展，也认为诗是“志”的表现方式，是通过语言组织来表达情感的。在这里，“诗”和“志”通过语言文字连接在一起的，“志”是内在的，隐性的，“诗”是外在的，显性的，两者互为表里，“诗”体现出来的是人心中的“志”，而“志”需要通过语言呈现，写出来的就是“诗”。看来，只有准确的理解和分析“诗”中所包含的意蕴，才能有效的把握诗人之“志”。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志”释“诗”，说“诗，志也。从言寺声。”又说“志，意也，从心之声。”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将“志”和“意”互训，“志者，意也。…‘意者，志也．”在古文中，“志”又和“识”相通，是“记也”的意思。如“志之所不能无言，故识从言，记也。”这样，“志”、“意”、“诗”三者就可以相互解释，但各有侧重。闻一多则直接说“志”和“诗”原来就是一个字。从“志”的实践使用中看，“志”有三个相通的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诗言志”，强调诗是用来表达诗人的“志…‘意”，它可以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这时，诗人需要借助自己的记忆，在诗中陈述自己的怀抱，并借助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才能成为诗。这样，“志”的三个意义在诗的世界中相因相生，成为一体。于此，“以意逆志”，就是要理解和把握诗人如何生“志”，占“志”和陈“志”的。在古代中国，诗歌、音乐和舞蹈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实践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劳动对象材料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主体观念的表达方式也在相互促进，三者不断分化，遂成为三种不同的艺术种类。《诗大序》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志。”…它将“情”、“志”的表达融为一体。而先秦的“诗言志”，“志”重在个人怀抱。如《论语·公治长》中“颜渊，季路侍。子日，‘盍各言尔志?’《论语·先进》中孔子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等，其“志”都是说出自己的人生怀抱。这里，“志”需要直接表达出来，在语言文辞中呈现，或是在音乐、舞蹈的配合下，使“志”更明晰。
另外，在春秋时代，礼乐崩坏，重声轻义，雅乐渐亡，诗乐逐日分化，经世致用，断章取义的用诗观，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赋诗言志”，“献诗陈志”的文献记录也很多，如《左传·襄公十九年》有“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日：小国之仰大国也，犹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常膏之，则天下睦，岂维敝邑，赋《六月》。”它的意思是说盟国有难，晋国理应提供帮助。季武子之所以站起来赋《六月》，是由于范宣子赋诗《黍苗》。这里，双方是在用诗的过程中“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并能够相互感发对方，在各自的想象和联想中完成对话和交流。“诗”是交往对话的媒介，也是理想的场所，它含蓄、委婉且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其“志”足借别人的“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怀抱。如《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有“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诗经·陈风·墓门》中有“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诗经·小雅·四月》中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等。在这里，“诗”变成了美刺上政，抒情达意的工具。读“诗”的人需要明“志”，才能够准确的理解诗人之“志”。
因此，诗人通过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怀抱，或是以诗的方式来说明自己心中之“志”，或是借别人的“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事，其中的“志”，都包含着诗人之“志”。孟子要求读诗的人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需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要以文辞为媒介，做到恰到好处的判断，和诗人进行交往对话，理解接受诗人之“志”。
三、“逆”——对话交往的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逆，迎也”，“逆”的本义是方向相反。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逆迎二字通用”。《周礼·地官·乡师》中郑玄注为：“逆，犹钩考也。”朱自清在《诗言志·比兴》中解释为“以己之意应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综合以上诸种看法，“逆”字包含了以下意思：一，迎受，接纳。二，回溯，反求。三，钩考，推测等。在“以意逆志”中可以解释为：读者借助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以及生命体验，以文辞为媒介，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去推测，揣摩作品的意义，在自己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以求取诗人的人生怀抱。“逆”变成了一种交往对话的模式，需要读诗人反复的揣摩和沟通，才能完成“逆”的目的，以求取诗人之“志”。
因此，“以意逆志”的完整过程可以是：一，以文辞为依据，读者从语言文字人手，理解文辞的意义，寻找途径，使文章义理能够相互贯通，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二，读者借助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在头脑中生成一系列的艺术形象，使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呈现出来。三，读者在文辞章句中推敲、琢磨作品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文辞的修饰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中，理解、分析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理性标准。四，读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体悟诗人的生命意志，以读者之“意”来迎取诗人之“志”，字求其训，句寻其旨，能辨义理于精微之处。五，读者要将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将个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相互贯通，在艺术的审美世界中自由的创造，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存在的无限性相互统一。
最终，读者在“诗”的世界中去迎取诗人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直觉体悟，就会信心百生，在审美认知的同时，也就发现了诗人之“志”，并能体验和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创造，也就不会穿凿字句，断章取义，而和诗人相会于自由之地，有效的交往和对话。
孟子以自己的阅读实践，使“以意逆志”的对话交往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孟子·万章上》中记录了成丘蒙请教孟子关于阅读是事情：“舜之不臣尧，则吾既的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臀叟之非臣，如何?…孟子否定了咸丘蒙断章取义的读诗方法。又举例说明，“如以辞而以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遗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分析诗，不能因为个别的文辞和句子而曲解整篇文章的意义，不能将艺术中的“夸张”叙述当作生活中的真实，即艺术真实不是生活本身的再现。读者要按照艺术规律来认识和理解作品。
四、孟子诗学——社会交往模式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方式，它强调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能够用符号作为中介，在一定的语境下达成交往和对话。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话语符号存在，是主体之间进行交往对话的理想之域，它包括了以作品为中心，作家和读者，与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之间的交往，以及与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之问的交往和对话等。在艺术世界里，人们能够真正感受到自己所具有的创造性，体验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情感和想象的世界里，人也可以最充分的占有他自己的本质，并按照美的规律认知对象和自己，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使对象不断向人展示出自身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人则能在对象的世界中发现自身的存在位置，人内在精神的丰富性和对象存在的多样性在艺术的活动中可以全部显现出来。于是，文学活动在人类社会、自然世界和文化存在中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交往模式，它能够唤起生命体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理解、评价和判断。
“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广：。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T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作家的创造过程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消费，通过自己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判断，获取艺术生产的素材和材料；作家又借助于语言文字将个人头脑中所构思成熟的意象序列进行排列表达，生成文本存在。这时作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一方面，他消费着社会物质世界的材料和相应的精神观念，并将个人的思想融化其中，一方面，他又生产着属于社会和个人的文学文本，以满足社会中无数读者的需要。在具体的文学阅读和理解过程中，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文学话语则成为人们相互交往和对话的工具。
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吸收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后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社会交往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人际交往，体现了具有普遍价值的“交往理论”。具体说，这种“交往理论”包括了真实性，即理论理性；正确性，即实践理性；真诚性，即审美伦理理性。语言的交往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理性要求，叉能够体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文学艺术活动来讲，它具备了这种交往的要求，诗人所表达的文学话语和生活事实相符合，遵循社会所认同的一致规范，文学的反映过程需要选择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文学话语在相互交往中便具有了有效性，否则，就无法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文学活动中的交往性，突出表现的效果，是要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达成真、善、美方面的普遍性共识。这样，文学话语的交往模式就会为社会生活交往提供相应的价值理性和参照标准，文学也就成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持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的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新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每一时代或是每一读者都会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受和理解作品，进行观念性的再创造。已经确定了的文本，要求读者如何去理解和接受它，这样，读者也就不会过分的偏离和违反作家之“志”，而每·位读者义会受到性别、经历、兴趣、时代、种族、环境、社会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他们的创造又具有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双重特征。正是这种具有双重性的社会交往方式，才促成了艺术价值的不断生成和实现。
五、总结
孟子诗学更多的是将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对话的工具，按照自己的理想，推行儒家的“仁政”学说，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语言在孟子的话语世界中具有很好的论辩性，能够有力的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日：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问。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日：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言”就是要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使“诚辞”，片面的言辞；“淫辞”，过分的言辞；“邪辞”，违背正道的言辞；“遁辞”，躲躲闪闪的言辞，都能够被准确的认知、分析、理解和判断。在本质上，孟子是要求读者应具有“知言”的能力，才可以恰当的阅读和理解作品的意义，准确的和诗人进行沟通，知晓诗人之“志”。
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孟子；以意逆志；阅读接受；社会交往
孟子诗学向来就受到很好的评价，因为他和自己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和阅读接受行为。它内含了“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意蕴，人们在生存实践中感受、认知和体验生活，又在阅读，理解和反思中判断生活，将人生的知与行统一起来，使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自己在不断的进行交往和对话。将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以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
《孟子·万章上》有“……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日：‘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在具体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中，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断章取义的割裂个别文辞，以曲解文意，造成阅读上的错误。在这里，文、辞、志、意，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接受范式。“以意逆志”的核心，是以文辞为媒介，选择“逆”的方式，沟通“志”和“意”之间的关系，将文学活动看作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孟子诗学又兼及了“知人论世”和“知言”、“养气”，它们共同构成了诗学体系中的阅读接受理论。
一、“意”——读者主体之“意”
“以意逆志”的“意”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指作者之“意”。为了求得对作品本义的正确理解，就要用作者的创作主旨来理解作品的意思。如清代吴琪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节》中说，“诗有内外。显于外者日文日辞，蕴于内者日志日意。……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但古人多已逝去，今人看到的尽是古人留下的文辞作品，很难做到以古人的“意”来求取古人在作品中表现的“志”。
二是指读者之“意”。它强调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体验和感受，来认知、判断并获取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汉代赵歧在《孟子注疏》中说“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作家和读者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读者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理解和接受诗人在作品中所传递的情感观念。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近代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将“以意逆志”翻译为“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将其阐释为用自己的“意”来推测诗人的作诗之“志”，其“志”，就是全篇的主旨，不是断章取义的意义。这样，“以意逆志”，要求读者不仅要了解作者说了什么，还要弄清楚作者是如何说的，读者需要和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才可能真正懂得诗人的“志”。
三是指以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精神活动来求取作品的精神意蕴，强调精神与精神的对话，包含了在精神世界里，通过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完成人与对象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进而完成对作品意蕴的把握和对作家之“意”的理解和判断。
对于具体的文学活动来讲，读者总是按照自己内心世界中固有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作品之“意”就逐渐的呈现出来，阅读活动成了自己人生经历体验之“意”和作家之“志”相互交往的呈现过程，它们是一种潜在的沟通和对话，它生成了作品之“意”，发现了读者之“意”，也窥视到了作家之“志”。因此，“以意逆志”之“意”，是为读者主体之“意”，它在阅读交往的过程中呈现出来。
《孟子·万章下》中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知人论世”主张，“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一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代人多把“知人论世”看作是理解诗的方法，并将它和“以意逆志”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虽非孟子的原意，但它却是人们在阅读作品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读者总在寻找和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生平等信息，试图能更准确的理解作品，这种现象肯定了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表达，是艺术技巧使用的结果等。事实上，“知人论世”使孟子诗学作为一种交往对话的艺术模式，具有了相应的文化基础。
“知人论世”，强调阅读古人的诗，研读他们的作品，一定要了解诗人的为人，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要和古人交朋友，才能够真正做到“以意逆志”，在本质上，它是要把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探索诗人和作品生成的时代背景，才能更准确和有效的理解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文学作品是作家和读者进行交往和对话的自由领域，它使古代和现代，为人和为文，内在精神和外在世界相互统一在生命主体问的交往和对话中。
二、“志”——诗人主体之“志”
《尚书·尧典》中记“诗言志，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诗言志”强调诗歌是诗人情感意志的表达。后来汉代的《诗大序》中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它是先秦儒家诗学的系统总结和发展，也认为诗是“志”的表现方式，是通过语言组织来表达情感的。在这里，“诗”和“志”通过语言文字连接在一起的，“志”是内在的，隐性的，“诗”是外在的，显性的，两者互为表里，“诗”体现出来的是人心中的“志”，而“志”需要通过语言呈现，写出来的就是“诗”。看来，只有准确的理解和分析“诗”中所包含的意蕴，才能有效的把握诗人之“志”。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志”释“诗”，说“诗，志也。从言寺声。”又说“志，意也，从心之声。”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将“志”和“意”互训，“志者，意也。…‘意者，志也．”在古文中，“志”又和“识”相通，是“记也”的意思。如“志之所不能无言，故识从言，记也。”这样，“志”、“意”、“诗”三者就可以相互解释，但各有侧重。闻一多则直接说“志”和“诗”原来就是一个字。从“志”的实践使用中看，“志”有三个相通的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诗言志”，强调诗是用来表达诗人的“志…‘意”，它可以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这时，诗人需要借助自己的记忆，在诗中陈述自己的怀抱，并借助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才能成为诗。这样，“志”的三个意义在诗的世界中相因相生，成为一体。于此，“以意逆志”，就是要理解和把握诗人如何生“志”，占“志”和陈“志”的。在古代中国，诗歌、音乐和舞蹈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实践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劳动对象材料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主体观念的表达方式也在相互促进，三者不断分化，遂成为三种不同的艺术种类。《诗大序》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志。”…它将“情”、“志”的表达融为一体。而先秦的“诗言志”，“志”重在个人怀抱。如《论语·公治长》中“颜渊，季路侍。子日，‘盍各言尔志?’《论语·先进》中孔子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等，其“志”都是说出自己的人生怀抱。这里，“志”需要直接表达出来，在语言文辞中呈现，或是在音乐、舞蹈的配合下，使“志”更明晰。
另外，在春秋时代，礼乐崩坏，重声轻义，雅乐渐亡，诗乐逐日分化，经世致用，断章取义的用诗观，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赋诗言志”，“献诗陈志”的文献记录也很多，如《左传·襄公十九年》有“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日：小国之仰大国也，犹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常膏之，则天下睦，岂维敝邑，赋《六月》。”它的意思是说盟国有难，晋国理应提供帮助。季武子之所以站起来赋《六月》，是由于范宣子赋诗《黍苗》。这里，双方是在用诗的过程中“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并能够相互感发对方，在各自的想象和联想中完成对话和交流。“诗”是交往对话的媒介，也是理想的场所，它含蓄、委婉且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其“志”足借别人的“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怀抱。如《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有“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诗经·陈风·墓门》中有“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诗经·小雅·四月》中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等。在这里，“诗”变成了美刺上政，抒情达意的工具。读“诗”的人需要明“志”，才能够准确的理解诗人之“志”。
因此，诗人通过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怀抱，或是以诗的方式来说明自己心中之“志”，或是借别人的“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事，其中的“志”，都包含着诗人之“志”。孟子要求读诗的人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需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要以文辞为媒介，做到恰到好处的判断，和诗人进行交往对话，理解接受诗人之“志”。
三、“逆”——对话交往的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逆，迎也”，“逆”的本义是方向相反。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逆迎二字通用”。《周礼·地官·乡师》中郑玄注为：“逆，犹钩考也。”朱自清在《诗言志·比兴》中解释为“以己之意应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综合以上诸种看法，“逆”字包含了以下意思：一，迎受，接纳。二，回溯，反求。三，钩考，推测等。在“以意逆志”中可以解释为：读者借助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以及生命体验，以文辞为媒介，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去推测，揣摩作品的意义，在自己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以求取诗人的人生怀抱。“逆”变成了一种交往对话的模式，需要读诗人反复的揣摩和沟通，才能完成“逆”的目的，以求取诗人之“志”。
因此，“以意逆志”的完整过程可以是：一，以文辞为依据，读者从语言文字人手，理解文辞的意义，寻找途径，使文章义理能够相互贯通，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二，读者借助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在头脑中生成一系列的艺术形象，使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呈现出来。三，读者在文辞章句中推敲、琢磨作品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文辞的修饰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中，理解、分析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理性标准。四，读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体悟诗人的生命意志，以读者之“意”来迎取诗人之“志”，字求其训，句寻其旨，能辨义理于精微之处。五，读者要将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将个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相互贯通，在艺术的审美世界中自由的创造，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存在的无限性相互统一。
最终，读者在“诗”的世界中去迎取诗人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直觉体悟，就会信心百生，在审美认知的同时，也就发现了诗人之“志”，并能体验和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创造，也就不会穿凿字句，断章取义，而和诗人相会于自由之地，有效的交往和对话。
孟子以自己的阅读实践，使“以意逆志”的对话交往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孟子·万章上》中记录了成丘蒙请教孟子关于阅读是事情：“舜之不臣尧，则吾既的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臀叟之非臣，如何?…孟子否定了咸丘蒙断章取义的读诗方法。又举例说明，“如以辞而以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遗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分析诗，不能因为个别的文辞和句子而曲解整篇文章的意义，不能将艺术中的“夸张”叙述当作生活中的真实，即艺术真实不是生活本身的再现。读者要按照艺术规律来认识和理解作品。
四、孟子诗学——社会交往模式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方式，它强调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能够用符号作为中介，在一定的语境下达成交往和对话。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话语符号存在，是主体之间进行交往对话的理想之域，它包括了以作品为中心，作家和读者，与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之间的交往，以及与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之问的交往和对话等。在艺术世界里，人们能够真正感受到自己所具有的创造性，体验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情感和想象的世界里，人也可以最充分的占有他自己的本质，并按照美的规律认知对象和自己，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使对象不断向人展示出自身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人则能在对象的世界中发现自身的存在位置，人内在精神的丰富性和对象存在的多样性在艺术的活动中可以全部显现出来。于是，文学活动在人类社会、自然世界和文化存在中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交往模式，它能够唤起生命体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理解、评价和判断。
“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广：。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t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作家的创造过程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消费，通过自己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判断，获取艺术生产的素材和材料；作家又借助于语言文字将个人头脑中所构思成熟的意象序列进行排列表达，生成文本存在。这时作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一方面，他消费着社会物质世界的材料和相应的精神观念，并将个人的思想融化其中，一方面，他又生产着属于社会和个人的文学文本，以满足社会中无数读者的需要。在具体的文学阅读和理解过程中，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文学话语则成为人们相互交往和对话的工具。
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吸收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后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社会交往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人际交往，体现了具有普遍价值的“交往理论”。具体说，这种“交往理论”包括了真实性，即理论理性；正确性，即实践理性；真诚性，即审美伦理理性。语言的交往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理性要求，叉能够体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文学艺术活动来讲，它具备了这种交往的要求，诗人所表达的文学话语和生活事实相符合，遵循社会所认同的一致规范，文学的反映过程需要选择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文学话语在相互交往中便具有了有效性，否则，就无法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文学活动中的交往性，突出表现的效果，是要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达成真、善、美方面的普遍性共识。这样，文学话语的交往模式就会为社会生活交往提供相应的价值理性和参照标准，文学也就成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持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的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新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每一时代或是每一读者都会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受和理解作品，进行观念性的再创造。已经确定了的文本，要求读者如何去理解和接受它，这样，读者也就不会过分的偏离和违反作家之“志”，而每·位读者义会受到性别、经历、兴趣、时代、种族、环境、社会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他们的创造又具有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双重特征。正是这种具有双重性的社会交往方式，才促成了艺术价值的不断生成和实现。
五、总结
孟子诗学更多的是将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对话的工具，按照自己的理想，推行儒家的“仁政”学说，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语言在孟子的话语世界中具有很好的论辩性，能够有力的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日：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问。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日：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言”就是要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使“诚辞”，片面的言辞；“淫辞”，过分的言辞；“邪辞”，违背正道的言辞；“遁辞”，躲躲闪闪的言辞，都能够被准确的认知、分析、理解和判断。在本质上，孟子是要求读者应具有“知言”的能力，才可以恰当的阅读和理解作品的意义，准确的和诗人进行沟通，知晓诗人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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