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学年论文范文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篇

形式：深入农村，与村民攀谈，搞调查

时间：2009年7月22日--7月27日

地点：山东省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

组织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团总支

参与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99级、00级部分同学

一 调查数据

概况： （一） 经济收入状况 （二） 受教育状况

村民中有30%受过初等教育、3%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村里只有三个高中生。如今儿童的上学年龄限制到8岁，但有50%的孩子九岁才开始上学。

（三） 生活状况

据调查村民的粮食、蔬菜都自给，只买一些油盐、肉制品，因此大部分家庭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

二 下乡感悟

（一）我看农村教育

人们在形容农村的教育状况时总是用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教育状况落后等短语一言概之。这就模糊了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误导读者进入边远地区人们不重视教育这一误区。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强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

让我们来看一组调查结果,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三分之二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非常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搞调查时,当问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他们总说:我的孩子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么辛苦,啥也不图,就希望他们多学点东西,找一条好的出路.还记得有个老汉对我们说:俺孩子能上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上.

由此，我们转过头来想一想，一个地区是否重视教育能单凭入学率或人口文化水平来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当你看到周家村的乡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当你听到老汉说砸锅卖铁也得上的时候，你还会说他们不重视教育、还在扳着指头数有几个失学儿童吗？！那么，盲目地给老少边穷地区扣上不重视教育、教育意识薄之类的帽子是不是过于武断、是否含有某些歧视成份呢？

教育，是个沉重的话题。但只有正视教育，而非遮盖问题，才能抓住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飞速发展,但离发达地区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而且经济发展阻碍了教育发展速度,而教育又反作用于经济,但最终还得抓住教育是基础,经济是关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二）我为乡亲献计策

从准备下乡到下乡结束,我的心情经历过一次次的万千感慨、一遍遍的心潮澎湃。在与乡亲们从接触到磨合再到打成一片,乡亲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待我们如亲生儿女,我们体会到乡亲们淳朴的情怀，也感受到了农村对知识的渴求，对富裕的渴望。面对这份深重的情谊,我们都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周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做出贡献。然而现今我们只能在宣传周家村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提一些不够成熟的建议。

在村庄规划上,做到了公路通到家家户户大门口,极大地方便了村民;路旁栽种柿子树,既美化了村庄环境,又为村民增加了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这可能是我国农村规划之创举,大有为之大力宣传的必要。

经济发展方面,农业往立体结构方向发展。注意了抓好经济作物和加大力度发展高效田的同时保持粮食产量。此举既保证了村民粮食自给,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精神文明建设,结合村民朴素民风,村里还制定了强有力的规章制度,保证了 村里良好风气的形成,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当然,这取得的一切成绩离不开村领导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广大村民的辛勤劳动。然而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他们却没有止步不前,而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为此,我们同父老乡亲们一同探索前进的路。

乡亲们都想到建立自己村的工厂,把自己生产的苹果加工成成品再销售出去,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另一方面领导们却考虑着要承当巨大投资风险,基于此,他们的梦想迟迟没有实现。现今,农村收入不高,集体基金有限,承当风险能力极小,在如此现状下,村领导们当然是不敢贸然行事的----成功了是英雄,失败了却无颜面对乡亲父老。的确,暂不说基地太小而带来的原材料供应不足和技术问题,就连产品销售渠道也够戗。不过,在现有条件下,建立低投入,高回收,运转周期短的小型企业(如生产洗涤用品的企业)倒是比较可行的。

现在,村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经济作物和种高效田。高效田是给外国公司制种,公司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种子,村民只需出土地和劳力。通过这条路致富,村民是辛苦些,但比较之下,这是迄今为止最有保障的致富之道。为此,加大宣传,极大限度地吸引外商投资,发展高效田,是周家村近几年致富的首选之路。

通过几天的实践,我们发现该地农民的经商意识非常薄弱,或许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其时,逐步使他们转变观念对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就那短短的五天,我和周家村结下了不解的情节,或许就像大家所说的,她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会永远让我牵挂。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也许就为某种情感而活，为某些人而活。生我者、我生者；养我者、我养者；爱我者、我爱者，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活着的理由。周家村的乡亲啊！我将在城市的一角永远地为你们而活、而努力。

（三）三下乡的意义

大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是当年五四青年开创的 走向社会 ，深入民众光荣传统的延续，是我们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四个统一的具体行动，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将自身价值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必由之路。

我们通过大学学习后，要想尽快的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适应社会的需要，就要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社会位置，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锻炼意志和毅力，为适应以后的工作做一定准备．这是我参加三下乡活动的目的之一．

抓住有利时机参与各种形式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对于引导我们按照同志得出的四个统一的要求，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自觉走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缩短成长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距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见世面，长才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了解国情。我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在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的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单从课堂上是难以得到的．因此我们必须走向社会，深入农村，了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现状，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在实践中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深化对改革开放的理解。

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体察民情。淳厚民情和朴素民风中的情感滋养，难以尽得于书本；贫困母亲脸上的愁容和失学儿童眼中的渴望所激发的力量，难以取之于校园。走出象牙之塔，融入坚实的土地，贴近农民的心，才会真切感受到耕耘的艰辛，收获的喜悦，才会真正把成长的根深深植入祖国的沃土。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2篇

目的：体察民情，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形式：深入农村，与村民攀谈，搞调查时间：2009年7月22日7月27日地点：山东省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组织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团总支参与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99级、00级部分同学一 调查数据概况：周家村共有230户约800口人，住房占地约200亩，耕地1550亩。本村固定资产120万，去年总产值为12210000元，人均毛收入为3800元。（一） 经济收入状况经济收入以经济作物为主，辅以副业如养鸡，养老鼠。经济作物收入占经济总收入80%。经济作物包括苹果、蔬菜、黄烟、花生、柿子和制种。自199年以来有果园200亩、蔬菜100亩、黄烟500亩，现在黄烟已发展到800亩。1990年进行村庄规划后，1992年在房前屋后种上了5000棵柿子树，现在每棵树能收入两百元以上，近年又种上了1000棵柿子树，估计明年能大量挂果。制种业是新兴产业，包括西瓜、西葫芦、西红柿、辣椒四个品种，种植面积在200亩左右每亩毛收入一万元左右。（二） 受教育状况村民中有30%受过初等教育、3%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村里只有三个高中生。如今儿童的上学年龄限制到8岁，但有50%的孩子九岁才开始上学。（三） 生活状况据调查村民的粮食、蔬菜都自给，只买一些油盐、肉制品，因此大部分家庭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二 下乡感悟（一）我看农村教育 人们在形容农村的教育状况时总是用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教育状况落后等短语一言概之。这就模糊了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误导读者进入边远地区人们不重视教育这一误区。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强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让我们来看一组调查结果，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三分之二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十分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搞调查时，当问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他们总说:我的孩子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么辛苦，啥也不图，就希望他们多学点东西，找一条好的出路.还记得有个老汉对我们说:俺孩子能上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上.由此，我们转过头来想一想，一个地区是否重视教育能单凭入学率或人口文化水平来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当你看到周家村的乡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当你听到老汉说砸锅卖铁也得上的时候，你还会说他们不重视教育、还在扳着指头数有几个失学儿童吗？！那么，盲目地给老少边穷地区扣上不重视教育、教育意识薄之类的帽子是不是过于武断、是否含有某些歧视成份呢？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SCIE科学引文索引;统计分析;论文收录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255-04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出版的一部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SCI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3 500种。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SCI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SCI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比较客观、定量和易操作的指标,它在衡量国家、科研机构或大学的科研实力,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检索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为例,采用Web 0f Science的“分析检索结果(Analyze Results)”对2007―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发表的1 215篇论文(其中:2007年358篇,2008年405篇,2009年452篇)进行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讨论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科研究发展现状与趋势。

二、统计分析

1.论文被SCIE收录作者分析。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发表的论文被SCIE收录数量在20篇以上的作者一共有24位,具体收录篇数及所占比例(见表1和图1)。

由图1及表1可以看出,其中只有四位作者的论文收录量逐年增加,四位作者分别是JIAN,SS、NING,TG、WANG,YS、LiJ。三年论文收录量持续下滑的作者七位,而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是逐年递增的。这说明,虽然前二十四位作者的论文收录量中有29.2%作者的论文量呈下滑走势,但是被SCIE收录的论文作者范围在扩大,也就是说更多的老师积极投稿,并且被SCIE收录。这表明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校提倡的科技创新、激励教师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举措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论文被SCIE收录合作国家/地区。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论文被SCIE 收录合作国家/地区分析(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所发表的被SCIE收录的文章中,与国外作者合作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少,但趋势是上升的,与国外合作者的国别逐年增加,合作文章数目逐年增加。从2007年的358篇文章作者反映出,与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等15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67篇文章;2008年的405篇文章,其中与美国、新加坡、台湾、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英国、北爱尔兰等22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文章88篇;2009年在被SCIE收录的452篇论文中,分别与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台湾、新加坡、葡萄牙、苏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喀麦隆、斯洛文尼亚等24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文章119篇。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的统计,近些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一直占中国SCI总数的20%左右。表2表明北京交通大学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逐年增多,但并未达到平均水平,有进一步开发、提高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学校整体科研能力、提高科研人员国际合作意识。

3.论文被SCIE收录语种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论文语种分析(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语种平均90%以上为英语,这是因为SCIE检索工具是美国研制的,编辑语言为英语,收录文献时,英文文献被首先考虑。

4.论文被SCIE收录主题内容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论文的主题内容分析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每年超过20篇的学科主题有6个,分别是光学、多学科物理学、多学科材料科学、电力与电子工程学、应用物理学、应用数学,其中属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学科有5个。可以看出SCIE侧重收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工程技术领域收录的数量不多。北京交通大学被收录的论文大多数由本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部级重点学科产出,说明学校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的建设正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

三、提高北京交通大学论文被SCIE收录的措施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数逐年递增,但增长幅度与排名靠前大学收录论文的增长率相比有较大差距,为了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研究水平,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力争在SCIE收录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上有较大突破。

1.学科带头人的传、帮、带。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发表的论文被SCIE收录数量在20篇以上的作者一共有24位,这些作者都是学科带头人,因此在鼓励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向这些知名度高的专家和教授请教的同时,学科带头人应以自身的经验和学识带动一些教师和学生,提高撰写科研论文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北京交通大学的科研水平和知名度。通过分析,虽然近三年来收录论文达到20篇的作者有下滑趋势,但因为在学校鼓励、学科带头人示范作用下,其他老师也在不断提高质量,增加论文被收录机会,因此,论文收录数不降反增。

2.制定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政策。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较少,因此,学校的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政策,鼓励优秀人才去著名学术机构学习进修,参加国际著名学术机构的科研活动和学术团队,扩大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和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动态的能力,增强国际合作意识。

3.投稿时尽量用英文。SCI本身的期刊源多数来自于英美,占总数的60%以上。而我国科技人员撰写的被SCI收录论文中英语语种达90%以上。从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年的统计结果看,1 215篇论文中只有115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其余1 100篇是国内的英文期刊或外刊,占总数的90.6%。由此可见,用英文撰写是进入SCIE的一个重要优势。

4.确切了解SCIE的收录范围。SCIE侧重收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工程技术领域的内容收录较少。所以,准备发表文章的作者应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科学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以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珏,方国辉.基于Web of Science的中南大学科研论文定量分析[J].图书馆,2008,(2).

[2]韩洁.SCI功能及局限性探讨[J].图书情报论坛,2008,(1).

[3]秦长江.SCI、El收录河南省三所高校科技论文的期刊源分析[J].现代情报,2005,(8).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4篇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14]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15]，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

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theoryof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theoryof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21]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22]，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23]。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24]来得肯切与平实。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25]，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26]，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27]，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28]，“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29]，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30]与此同时，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金先生没有弄对。”31]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32]。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33]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牟先生晚年评论金先生，认为他“解决了一些逻辑性的问题”34]，但更多地谈到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与张东荪先生作比较，评价也比对张先生的高出一筹。牟认为金先生“对经验主义及实在论（当时所谓的新实在论），尤其是休姆的思想很有研究。他的分析能力很强，写出的文章确实能触及哲学的层面。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这方面他要比张东荪先生好，后者仅能做到叙述旁人的思想，到自己找问题的时候就不行了。”35]按这个评价，金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张就要低一个层次了。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36]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37]这与牟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金著的《知识论》一书有关。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

然而无论如何，在牟氏的眼目里，熊、金、张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哲学界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三人，是称得上哲学家的三位人物，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和象征。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指出：

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38]

在牟看来，中国哲学要“独立发展，自造文化”，就必须在这三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向前迈进，把熊十力的元学，金岳霖的逻辑，张东荪的认识论重新进行融合与创造，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实上，牟宗三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在现当代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典范。

二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6]此外，除了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8]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9]

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11]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12]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三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评论，并不限于熊、金、张三先生。实际上，在牟氏的眼目里，中国哲学界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不仅仅是上列三人。熊、金、张三先生为哲学家，是牟氏从早年就执定的看法。到后期，牟氏认可的哲学家尚有数位，例如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先生等人。至于冯友兰，尽管牟氏对他评价很低，但并没有否定他的哲学家地位。牟氏对梁、唐都有很高的评价，不过，唐在哲学上的地位远高于梁。对于梁，牟氏主要肯定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独能生命化了孔子，是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39]，并认为这就是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贡献。而梁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恰恰是由他的这本书奠定的。牟氏主要就是通过这本书来肯定他的。对梁的这一肯定，牟氏一生没有改变。在获悉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牟氏接受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发表的讲话中复指出：

这（按：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40]

虽然梁先生本人很看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但牟氏则认为“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41]还说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哲学家的本事，“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42]在牟氏看来，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泛滥之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按：指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43]

对于梁先生在中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牟氏深表由衷的敬佩之情。总之，牟先生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44]与此同时，牟氏也指出了梁先生思想的局限，指陈其“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45]，“并未能在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46]因之《乡村建设理论》虽为梁先生最用心的著作，企图从对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牟氏认为，它的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颇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47]而且“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48]然而，无论如何，因为牟氏的这一评价而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居于显赫的“当代新儒家的先驱”的地位，成为当代“文化中国”的象征。同时，梁漱溟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了一个哲学家的地位。

无疑，唐君毅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居有公认的重要地位。作为共同事业上的最亲密的战友，牟氏对唐先生作了他所能作的最高评价，称之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49]在此，牟氏把唐与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并列，表明了他对唐的最高肯定与推崇。然而，牟氏并没有称唐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而特许以“文化宇宙中之巨人”，乃是站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立场上为唐作了历史的定位。换句话说，唐先生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大师。牟使用“文化意识宇宙”一语，乃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的价值领域，简言之，就是由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得之教”所开辟出来的价值领域。50]牟又曾作了如下解释：

吾所谓“文化意识”乃即中国固有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识也。此一意识乃是孔孟成德之教所开辟，而由贲卦彖传简单辞语作代表。由此意识，吾人即可开辟价值之源。依此价值之源以作道德实践而化成天下，即名曰“文化意识宇宙”。51]

在牟氏看来，文化意识宇宙不仅高过科学宇宙与哲学宇宙，乃至特定的宗教宇宙，且能善成与善化这些宇宙。他说：

中国人没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学家不可。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尽性至命的成德之教在层次上是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52]

又说：

此种成德之教，使自己生命“文明以止”的智慧，除于中国传统外，乃无处可以发见者，即使哲学宇宙亦不能尽之，故此文明以止的文化意识宇宙乃高过哲学宇宙，而足以善成之，以彰其思辩之用，而使之为有所归者。53]

由此可知，牟氏对唐的评价，不止是把他看成一般所谓的“哲学家”，而委实高过了西方的哲学家。就哲学上来说，这种“高过”是道德实践与智慧境界上的“高过”，而不是思辩意义上的“高过”。从中国哲学的标准来看，牟氏称唐君毅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对一位当代的哲人来说，乃是一种最高的评价和荣誉。

唐君毅作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虽然不是这一宇宙的开辟者，但他像宋明的大儒以及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儒一样，是这一宇宙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继往开来，承先启后。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与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牟氏正是由此为他作了文化上与哲学上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当代的名哲学家中，唐君毅先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著作等身，诸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哲学原论》（四巨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两巨册），等等。牟氏也对这些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彼其充实不可以己。……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为调适而上遂矣。”可为其写照，并且此数语也就是唐先生的生命格范的如实写照。牟称唐的这些著作为“不朽之作”。54]尽管牟氏对唐的学问也不乏微词，但他认为唐已经尽到了其时代的使命。这可以从他为唐君毅所作的挽联中明显地看出。其挽云：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浪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照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55]

牟氏相信唐君毅的“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分”将永垂不朽。

牟氏与方东美一向道路不同，两人数十年不相往来。方不大喜欢牟，但对牟的著作有过甚高的评价，牟对方也有微词，如前文所述56]，但牟也接受过方对西方哲学的看法57]。直到1972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王阳明国际学术会议上，方氏向牟提了许多问题，得到礼遇，二人之间长时期的僵局才打破，恢复了交谈。58]方东美是现代中国哲学界资深的名教授之一，以“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牟氏很少从正面对他作出评论，但对他的哲学家地位是毫不怀疑的。当牟氏读了吴森先生写的《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一文，──吴文称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为“三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并认为“以他们的才智、功力和在中西哲学的造诣，都足以和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学者并驾齐驱”，59]牟并没有加以否定，或提出异议。60]可见，牟认可了方东美与他（牟氏本人）和唐君毅并驾齐驱的哲学大师地位。

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冯氏以儒家自居，以为自己的哲学──“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但是，牟宗三并不承认他是儒家。牟氏回忆：

冯氏抗战期在成都时，曾与予谈，谓：“现实中国哲学只有两派，其余皆说不上，此如以前所谓程朱陆王，你们那里代表陆王，我们这里代表程朱。”吾当时即笑而不答。以此为比况，可也。若说儒家，则彼今日之程朱实非儒家。焉有非儒家之程朱乎？吾故不欲详论。61]

由此可知，牟氏没有否认冯为一家哲学，但并不认为冯的哲学能够代表程朱，故亦不承认冯为儒家。冯自许为儒家的态度，直至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最后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把他自己的哲学与金岳霖的哲学看成是程朱理学在现代的代表，并与熊十力所代表的现代陆王心学相并列，即他所谓现代中国哲学的“两派”。但说金岳霖是儒家，恐怕除了冯氏以外，不会再有人附和。牟不以冯氏为儒家，还可以从他与熊十力对“良知”的不同态度与观点中见出，熊认为“良知”是呈现，而不是一个“假设”，冯却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假设。牟认为由此便可知冯氏的哲学与儒家不相应。62]而冯氏在中的表现，则更是与儒家的精神完全相背离了。冯是否为儒家，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冯氏的哲学与为人评价均不高，甚至出言极苛。对此，也不免引起争议63]。

上述牟氏所评论的四位哲学家与他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过他，尤其是唐君毅对他有过直接的影响，而他与唐都继承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的精神路向。冯友兰的《哲学史》，主要是其中论名家的部分，也曾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牟的镜鉴。64]

注释：

1、牟宗三在不同的文章或讲演中，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关于“生命”的学问》（1961）一文中的“三个阶段”是“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民国59(1970)年，页38～39）；而在《哲学的用处》（1983）讲演录中，“三个阶段”则为“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阶段。经过八年抗战的疲惫，在一转眼间，马克思主义的大浪潮控制了中国，这是另一个阶段。国民政府到台湾，在台湾逐步向现代化走，这是第三阶段。”（《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页127。）为慎重起见，本文以牟氏后文（时间与次序均在后）所讲的为准，以他前边的为参考。

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页139。

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28。

4、今有所谓“清华学派”之说。如果说“清华学派”仅指清华中文系的学派特色，或许可以成立，用在清华的哲学系，指金岳霖先生一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研究，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尚可考虑。但所论“清华学派”并非是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或研究家族的共同“范式”（信仰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使用，而是指清华学人们的广义的乃至泛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那么清华的这种“共同之处”是不是能够称之为“学派”，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就颇成问题了（参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何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可以参看吴森<杜威哲学的重新认识>一文，收入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论》（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7（1978）年版。

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143。

7、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28。

8、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

9、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149。

10、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1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3。

1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

13、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7年6月24日。

14、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5、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6、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7、知觉因果说，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上自洛克，下至罗素，无或越此；对知识可能说，牟又称为“思想组织说”，即在知识领域内，指出思想之机构或组织的作用，首要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8、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

19、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第44期，1936年7月1日。

20、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

21、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2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

2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

24、贺认为，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页30）

25、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26、牟宗三（原文署名“光君”）《略评金著〈逻辑〉》，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22期，1936年1月29日。

27、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28、请参阅：(a)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b)李继东《中国现代逻辑史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c)WernerMeissner,PhilosophyandPoliticsinChina:TheControversyoverDialecticalMatterialisminthe1930s,PartⅢ.12,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ford,California,1990.

29、金先生“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这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到证明。建国后，艾思奇先生第一次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演讲，公然反对形式逻辑，金先生在谢辞中智驳艾氏，说艾先生批判逻辑的话，句句都符合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对金先生的观点作出论证，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不正确言论”对待。但是，金先生高贵的学术品质和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佳话。（见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金先生>，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00～201。）

30、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31、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32、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33、牟宗三在1937年发表的《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一文中说：“这是真理论最近的一种新趋势，在中国金岳霖先生讲的很详细，但他还没有发表出来。”（D.3.4.1）说明此时牟知道金在写知识论，但是尚未发表，故牟未见到此书。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牟是否读到过，不得而知。至于金的《论道》一书，估计牟宗三读过，至少是部分地读过，因该书先行以单篇，在牟氏的著作中出现过有关的评论，参阅牟著《逻辑典范》，香港，商务印书馆，民国30（1941）年版，页382。

3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3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0。

3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3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页6。

38、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39、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40、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页208。

41、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2、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8。

43、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0。

44、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8。

45、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0。

4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4，页113。

47、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8、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9、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4（1985）年修订版，页266。

50、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26。

51、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70。

52、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7。

53、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71。

54、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6，页264～265。

55、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5。

56、参见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民国85（1996）年版，页494。

57、参见牟宗三《康德与西方当代哲学之趋势》一文，台北，《鹅湖月刊》第5卷第8期（总第56期），1980年。

58、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页494。

59、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同上揭书，页185。

6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4～145。

6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18。

6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36。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5篇

先言政治。政者,正也,导万事之正。文学评论是领导文学的重要手段,可介绍、分析、总结文学界情况,可引导文学方向,可确立文学法则,可通过研判文学舆情了解社会情况。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将文艺评论工作放在“党的领导部分”进行论述,可见一斑。早期党的很多领袖都关注文学,以文学评论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文化领导权,前有瞿秋白等,后有周扬等。在组织架构上,有中国文联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及各省评论家协会,又有中国作家协会相应的委员会等,为评论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次言市场。尤在1992年后,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将文学作品视为商品,将文学评论视为对商品的宣传,故文学评论成为商品流通一环,与分一杯羹。一些作品甫一出版,评论文章、会或座谈会随即跟上,即市场参与之表现。再言大学。今综合大学多有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二级学科,文学评论则是学科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将文学评论视为学科或专业,有志向的老师将之视为不朽盛业。高校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有经典教材,有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有经费保障,几十年来培养了大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与学生们成为文学评论领域主力,今所谓学院批评者即此。

三个领域的评论家并非截然分开,而可互相流动。学院培养的评论人才可到作协、文联任职,亦可进入市场择业;学院的名教授、名评论家是作协、文联座上宾,亦常出席市场相关活动。部分崛起于市场或就职于协会的评论家进入大学,做教授。

随着“简政放权”逐渐落实,政治对文学的领导与介入渐少渐弱,故多借助学院力量,重要奖项(譬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专家评委席位颇多。为宣传需要,市场亦借重学院。因此,虽说文学评论有三种形态,但学院评论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故欲了解当前文学评论现状,可见学院评论。

学院评论家虽称有气节品格,独立于政治、不依附市场,但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学院评论家虽无科处局部级别之分,亦无员工经理董事长之判,但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别。学院晋升主要途径为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着作、申请国家课题等,故教师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然而发表出版申请有规范,若不遵守,即刻出局。某种程度,规范高于见地。某论文即使见解高超,但若不符规范,依然难以发表。

由规则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论者亦众。另有一弊隐而不彰,但对学院批评至关重要,即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知识结构决定立场、观点、导向、境界。故欲了解学院评论整体状态,可见知识结构。

评论家要有两手:第一手是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大多严谨者皆合格,差别唯在多少;第二手是知识结构,此则千差万别。欲做优秀评论家,于第一手固应努力,但功夫还须在文学作品之外。有学者尝编李长之文学评论集,所收录者皆其文学评论文章。余怪其不能展示李长之全貌,亦怪其不能言明优秀文学评论家养成之不易。若余编其文学评论集,将多收与文学评论无关者是为其文学评论集。再如,学敬泽的评论文章不可只盯着其评论文章,更可看者乃其《小春秋》,甚至亦学其所学,直接读《春秋》等。欲日日新、又日新,关键亦在第二手。文学评论可凭才情年少成名,但很快会遭遇瓶颈,难以突破,遂原地打转。原因在于第一手硬、第二手软,根本不深基亦未厚,况成名后有牵绊耗损,故有伤仲永之叹。知识结构简单固化,长期浸染当代文学作品中,非但缺乏丰厚营养,反需以己补它,久之入不敷出,必将竭也。尝观几代评论家,大多如此,不亦悲乎。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议论文阅读；思辨；解读；思路

议论文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从而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主要表达方式是议论。而阅读是初中教学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

一、要求与现状

近几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种文体在中考试题中呈现三足鼎立局面。议论文是每一位语文老师都要下工夫来攻克的一块阵地，拿下来，初中语文教学的工作才算圆满。

1.要求

新课标以及中考对议论文阅读的要求是：阅读议论文，能借助议论文的文体知识，把握议论文的论点，明确文章的论据，理解观点与材料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的论述层次，理解论证方法及其作用，体会语言的严密性。

2.现状

在议论文教学过程中，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在议论文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理不清文章思路，找不准文章的中心论点等。在做议论文阅读时，特别是思辨性较强的文章，往往不知所云，感到无所适从，无处下手。

二、意义

初中议论文教学是学生进入高中学习的一个重要起点，它起到了台阶的作用。在初中阶段，学生通过学习掌握议论文分析的方法，了解议论文的框架结构，从而对一些事情拥有自己的看法，并通过笔墨表达出来，这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是很好的衔接，对于学生的思辨能力、思维水平、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提高和完善有极大的帮助。

三、原因分析

1.议论文出现时间较晚

以苏教版为例，议论文阅读出现在九年级上册，作为中考三大阅读之一，九年级才对议论文进行教学，时间上有一些迟。加之九年级教学的特殊性，大多数在新年之前就已结课，学生真正接触议论文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因此，在学生心底的印象比较浅，导致议论文掌握比较困难。

2.典范议论文较少

在九年级上册课本中，议论性文章主要有《敬业与乐业》《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傅雷家书》《致女儿的信》。这些文章前两篇为演讲稿，文章长，整体把握较困难。后两篇是书信，随意性较强，均不太适合作为议论文进行教学。在第四单元中出现的文章类似《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对于议论文的基本知识有了一些讲解，对于学生把握较为有利。议论性文章少，典范性文章更少，这是议论文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四、措施对策

1.提早引入一些文质兼美的议论文

教师应该广泛阅读，在八年级或者更早为学生引入一些文质兼美、贴近生活、时代感强的小文章，对于议论文教学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2.提高学生议论文文本解读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要教会学生分析文本，指导学生阅读，掌握阅读的基本思路，以点带面，通篇把握。

3.阅读规律与方法点拨

引导学生理清议论文的思路，我们要教给学生一些规律和技巧，给学生一些答题模式，引导他们总结规律，得出属于自己的

东西。

4.联系实际，进行写作练习

对于身边事，可以适当地对学生进行议论文的写作练习，从另一方面对学生议论文的阅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对学生进行议论文阅读教学，一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学生将来的语文之路奠定良好的基础。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7篇

詹姆逊强调他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区别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至少表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理论资源的显著差异。詹姆逊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间接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接触到的。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为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对阿尔都塞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阿尔都塞又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前辈和楷模，因此阿尔都塞的必读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詹姆逊的必读书。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詹姆逊与中国学者产生分歧也产生交融的一个契机。同一种文化理论的不同读法，以及同一种世界通过不同理论视野的观察凸现巨大差异。这正是这场演讲的魅力所在。

“文化”这条线索，不仅贯穿了北大演讲的内容，也从此以崭新的含义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詹姆逊把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分析和后现代主义都变成了“文化”通串下的现象。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进行了对应性的时代划分，即对应于第一阶段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对应于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和对应于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代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新的体验。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尚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最后两个领地自然和无意识也被殖民化和资本化了。被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抹煞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大大扩展了自身的疆界，从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与商品生产的密切关联还把文化产品变成了消费品，因此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詹姆逊总结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感（或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机械模仿和复制等。总起来说，他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这是理论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他对这些概念和观点逐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这次演讲[1]构成了詹姆逊批评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得以全面系统发展的端倪。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零散的单篇文章中提出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自己的这种理论，北大演讲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他在此之前的理论著作与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萨特：一种风格之缘起》（1961）论述的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语言的牢笼》（1972）则以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为研究客体。如果说这些研究著述与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有什么具体联系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一种理论上和知识构架上的准备。北大演讲为他后来对后现代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契机，激发了他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热忱。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晚期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西方的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来透视、分析和批判消费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推向了巅峰，这部著作也因之被誉为后现代性研究的里程碑。在书中，詹姆逊不仅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基本问题与利奥塔、法国“新哲学”和后结构主义者构成了对话，而且就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和最具争议性的见解，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演讲对中国学界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詹姆逊来华之前，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比较重要的有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和袁可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上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加以介绍和概括批评，属于综述性文章。在概念、术语和表述上具有深刻后现代文化理论内涵的一种批评话语此时尚未出现。1986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王宁、王一川、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接触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及其全新的理论话语，开始领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激发了他们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热情。[2]此后不久，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大量译介，这种批评话语和思维方法也被应用到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并以此阐述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现象。这导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后现代”热潮。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以“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为主题的研讨会；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电影、小说等领域也都先后召开了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这一时期发表的比较重要的相关著作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1993年），王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年），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等，虽然这些初期的理论阐述仍存在着许多尚需改进的地方（即使是被译介的西方后现论也仍属形成过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尚未展开。但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也不是只有西方的单一模式，它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以某种变体出现，[3]并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论著频频问世，如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1994年），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等。这期间关注后现代主义和詹姆逊理论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比如刘峰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1986年），唐小兵的詹姆逊访谈《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1986年），伍晓明、孟悦的《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1987年）、王逢振的《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7年）等。随之出现的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反思，如董朝斌的《文化的现代困惑———读〈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9年）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积极思考。

事实上，与德里达、利奥塔、哈桑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相比，詹姆逊在中国更受欢迎。

首先，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使得他重新激发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的一种社会学热情。新中国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播下了种子，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成了中国人民惟一的信仰，也是建国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惟一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自然会减弱人们对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感到的敌意和疑虑，而且，他的分析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听众来说，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尤其是对后来的全球化，都采取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态度，大多数情况下都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尽管他的身份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话，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没有丝毫的敌意，反而抱有厚望，他受到欢迎当然是符合情理的了。詹姆逊的到来，使得很多学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信心。

其次，詹姆逊以讲学的形式亲口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直观的方式描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对文学、建筑、绘画、广告、摄影、电影等文化文本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表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致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成了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更为后来接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铺垫了道路。在理论上，他所涉及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开始摆脱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方式，走出本质主义的模式，从多重角度探讨和研究文学和文化，因此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

再次，中国国土上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为接受詹氏理论做好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大量的西方大众文化形式涌入中国，健美操、迪斯科、交谊舞、卡拉ok、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消遣性报刊、畅销读物、娱乐电影、录像、家庭肥皂剧、流行电视连续剧、现代广告、摇滚乐、流行歌曲、居室装潢、时装表演等具有娱乐功能的文化工业，仿佛一夜之间遍及中国大地，生产出无深度、市场化、媚俗化、形象化、游戏化、机械复制的消费产品，让人们在体验娱乐的同时失去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些正是詹姆逊描述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他用来描写和批判这些文化现象的理论也便轻易地随之在中国落定了脚跟。

在文学领域内，当时的中国文学正处于向“后新时期”转型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已经萌芽。1985年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一批年轻的先锋派小说家，如刘索拉、徐星、苏童、王朔、格非、孙甘露、余华、马原、洪峰、残雪、叶兆言、吕新、刘恒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他们怀疑文学的崇高和审美性，进行不同程度的语言实验，玩叙述的游戏，强调写作的表演性和操作性，让能指和所指在作品中相互追逐、碰撞、互融、颠覆，从而消解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呈现一系列“二元对立”，使之成为专供批评解构的元文本，因此多具娱乐功能，而少具认知价值。此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旨在打破艺术的雅俗界限，消解深度结构，使用戏拟和反讽手法，使诗歌结构具有破碎性，反映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此外，注重“平民意识”、崇尚“经验的直接性”，表现平民生活，致力于“稗史”的一种新写实小说也应运而生。总起来看，随着文化商品化的冲击，写作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出现了拼凑文学、受委托文学、传媒文学、消费文学和议价文学，这些都是“表征危机”和“后工业文化”的症状，[4]亟待一种理论来予以分析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恰逢其时。如李欧梵所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各种潮流的汇聚，其中有历史、民族国家、现代性等，要描述和表现它们，中国学者必然会选择后现代文化理论。何况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所谓的全球系统，而适合于描述这一现状的就只有后现代主义了，“因为后现代标榜的是一种世界‘大杂烩’的状态，各种现象平平地摆放在这里，其整个空间的构想又是全球性的”。[5]

詹姆逊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不仅是其理论自身和中国的现状所使然，也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密切关注。他撰文评论茅盾、老舍、鲁迅的作品，希望能充实自己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因而从反面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6]，他把第三世界文化置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之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7]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药》都是典型的民族寓言。詹姆逊主张在研究文化现象时用一种文化来反观另一种文化，因此“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是他后现论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者脑中必不可少的‘认识映象’和手中的历史地图册”[8]，以帮助他全面认识和反映后现代社会。

詹姆逊从第一世界内部对其霸权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文化表示同情，肯定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赢得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好感，可以说有一批中国学者就是在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的启发之下走上了后殖民批评的道路的，如张颐武、王一川、张法等人。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聚焦于近现代以来的西化殖民倾向，对中国文化进行“去殖民化”的批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语言文化文本，[9]寻找民族性（地域性、汉语独特的句法结构和修辞策略等）和本土性。张法、张颐武、王一川都提出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中华性。[10]他们积极倡导詹氏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注重文学的本土特点和独特传统，给各种带本土性的文学以生存的权利。他们希望从“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开始发掘，创造本土性理论，在国际理论界中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11]他们提倡“第三世界”把自己的文本视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寓言，并积极地将“民族寓言”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中。[12]乐黛云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也持乐观态度，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同于过去封闭的‘文化本位’或单纯的‘本土文化’”，是对“过去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与重构，它本身就是作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13]

但是，即使对像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全盘接受的。他们的敏锐意识和批评实践使他们能够看到西方理论（包括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局限性。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张颐武等人的本土性、中华性源于詹姆逊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立场，是民族主义的，与真正的后殖民批评相悖，因此予以批判。[14]郑敏先生指出，詹姆逊强调民族主义“对于本世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煽动力”，很容易激起他们狭隘的民族情绪，导致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妨碍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15]韩毓海也指出詹姆逊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及其民族寓言的企图是要为生活在后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人们制造出一个用来认识自我的“他者”，一个“认识映象”。如此看来，詹氏的文本与被赛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罗钢认为詹姆逊并没有摆脱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仍然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他者”来看待，[16]因此他和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并未把该文收录其中，相反却收录了艾贾兹·阿赫默德对该文进行后殖民批判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李世涛指出，不能照搬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批评的结论，因为语境不同，如果不适当地强调文化“民族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有可能掩盖民族文化内部的矛盾。[17]黄应全认为，詹氏的“第三世界文化”是个虚构的概念，“民族寓言”本身也不是对第三世界文学所作的如实描述，而是“西方文论最新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新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是他发明出来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他的“第三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镜像’，“只不过是西方文学自身的投影而已”。[18]这些批判无疑是有道理的，詹姆逊在后来有关全球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论述中修改了这一说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詹姆逊的著作陆续在中国出版，研究詹姆逊学术思想的文章、硕士和博士论文日益增多，论述他学术思想的专著或专章探讨相继问世，他来华讲学或参加中国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活动更加频繁。然而，无论他后来在国际文坛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无论他后来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全球化批判多么重要，无论他后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到何等高度，他在理论上的“千里之行”都不可否认地“始于”北大演讲的“足下”，如果没有那时播下的种子，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丰实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1]这是詹姆逊1983年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为题所作的演讲，该文1984年经修改扩充以《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题发表。

[2]笔者曾采访过在中国的后现代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王宁教授，他表示当年虽然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詹姆逊的讲座，但读过《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之后，他才感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于是1987年开始翻译佛克马、伯斯顿主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并且开始进行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3]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

[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参看王宁，“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in boundary 2, 24.3 (fall), 1997: 19-40，《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载《当代电影》，1990（6）：4-19；《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1）：71-85；《中国诗歌中的后现代性》。

[5]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99（5）。

[6]这是作者在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已故的同事罗伯特·艾略特举行的第三次纪念会上的讲演稿。1989年由张京媛译出发表在《当代电影》第6期上。

[7]同上，234－235。

[8]韩毓海，《詹姆逊的企图———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载《上海文学》，1993（11）。

[9]“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文艺争鸣》，1992（4）；及张颐武，《在边缘处追寻———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等文。

[10]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2）。

[11]参看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载《文艺争鸣》，1990（1）；《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载《读书》，1990（6）。

[12]张颐武，《反寓言艺术：中国的选择》，载《美苑》，1996（1）。

[13]乐黛云，《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及其前景》，载《电影艺术》，1991（1）。

[14]参见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载《文艺争鸣》，2000（5）；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载《文艺报》，1999-03-11；李夫生，《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载《文艺报》，1999-07-31。

[15]郑敏，《从对抗到多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4）。

[16]罗钢，《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载《文艺研究》，1997（3）。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研究生；三助；质量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9-0194-02

一、前言

我国研究生资助方法与政策从1949―2014年，共经历了5次大的调整：人民助学金资助阶段（1949―1976年）；生活补助费资助阶段（1977―1990年）；奖学金阶段（1991―1996年）；“奖、助、补、贷、减”阶段（1997―2013年）；全面收费阶段（2014―）[1]。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发展和建设，国家已经从宏观层面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生资助政策，地方高校也根据文件精神，积极推进本单位的研究生资助政策。

三助（助教、助研与助管）是中国特色的研究生助学长效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从2014年起，中国全面实行硕士和博士生收费制度[1，2]，这个制度本身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促进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策略，也是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公平原则。每年8000～10000元的学费，对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负担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来自广大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开支。这样研究生的日常生活开支，除开学校财政解决的部分外，急需导师从相关科研经费中的10%～15%份额中进行补充，稳定学生基本生活，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投入科研当中。不要因为吃饭问题而去兼职，使学生宝贵的科研时间白白流失。本文从我校实际出发，初步探讨研究生三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发放情况，同时比较同期我校论文的数量增减，探索二者之间可能的联系。

二、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有学生统计数据和三助经费数据均来自于我校财务处和研究生处。做图采用office2010软件，论文数据中文来自CNKI中国知网，以“华南农业大学”为单位查询，时间以每年1月1日―12月31日为止。英文文献以Thomson Reuters的web of science网站中AD=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为检索词查询，时间范围设置同中文文献检索。

三、数据统计

根据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校研究生三助补贴从2009―2014年，都是在逐年上升。图1显示我校2009到2014年间学校统发三助津贴和导师发放三助经费6年来的变化趋势堆积图，图2显示2009―2014年导师发放三助月人均额度堆积图。

图3显示2009―2014年度华南农大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所发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情况。

图4显示2012―2013年度我校硕士研究生生源地分布情况。

四、结果分析

从图1―图2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学校层面的三助津贴，还是导师的三助津贴，这几年都在稳步增长。但是导师和学校层面发放的津贴合计月生均在1200～1500元之间，应该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2014年虽然三助总额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由于学生增长略快，所以月人均发放额度有所减少。

从图3―图4的数据我们看到有趣的现象：随着三助经费的增长，发表在中文期刊的论文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由每年3800余篇减少到每年3200余篇；与此同时，发表在高水平外文期刊上的论文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500余篇增长到2014年的800余篇，费效比较高，增长幅度达到60%，虽然这并不单单是我校三助津贴增长这一单一因素引起的，但至少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其中蕴含的关系值得注意。从图4可以看出，近年来我校生源来源比较稳定，从高水平学校考入我校的学生基本保持稳定，每年在90个左右，本校学生每年380个左右，非211普通高校学生是我校主要的研究生来源地。为了改善我校研究生生源，从三助经费提升角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讨论

总的来说，我校研究生三助经费稳步增长，学校的科研水平也同时稳步增长，特别是科研论文的质量得到长足进步。因为高校研究生是科研一线的主要实验执行者，他们的基本生活稳定了，高校的科研生态才会有更好的产出，学校应该继续加大对三助资金的注入，努力提高学生生活水平，吸引更多优秀学子选择华南农大，为学校长远发展提供源泉与动力，同时在三助岗位设置上有更多创新。

由于国家助学经和奖学金不能100%覆盖，所以研究生的基本生活负担主要来自学校和导师，所以大多数高校采用“预算经费制”的形式予以落实。学校财务部门根据预算将一定量的学费收入、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行政经费以及捐赠经费等划拨到“三助”基金账户，专款专用于研究生“三助”工作[1]。为更好的保障三助经费有充足来源，在以上经费来源的基础上，希望学校开拓多渠道募集资金的路径，加强企业、校友和社会各界对研究生三助工作的支持[3-4]，多做宣传，多做推介。使三助经费能够有多样化来源。做到三助经费“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考文献：

[1]何元琴，熊红华.新形势下地方农林高校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构建[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4，（02）.

[2]张莹.研究生“三助”工作之资助功能简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08）.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9篇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AB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CD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CD系统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D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9）“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1）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2）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4）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5）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1）《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2）《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3）《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4）《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5）《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1篇

09060101农业经济管理 （专科） （林业经济管理方向） 　 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700市场营销（专科） 　 0020高等数学（一） 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100工商企业管理（专科） 　 0020高等数学（一） 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5企业会计学 4729大学语文 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11800餐饮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030600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 0012英语（一） 0022高等数学（工专）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080100房屋建筑工程（专科） 　 0022高等数学（工专）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220700计算机信息管理（专科） 0012英语（一） 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30100行政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11200法律（基础科段）（专科） 0242民法学 0223中国法制史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243民事诉讼法学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40300公安管理（基础科段）（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11100律师（基础科段）（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10300监所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0100学前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0300小学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9020100林学（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9010400园艺（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070100护理学（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30100体育教育（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900旅游管理（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30300公共关系（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14600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基础科段）（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2800物流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7010100数学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40900美术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40700音乐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2篇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的要求和校党委工作要点，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围绕重大节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唱响主旋律，维护学校政治稳定

xxxx年是我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热点多、难点也多，改 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全面启动，高校改革将会有 新突破，我校的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化。面对新的形势，宣传思想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培养人 才这个中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迎接建国50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迎接新世纪 ，努力唱响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的主旋律，抓住今年重大庆典和纪念活动比较 集中的有利时机，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好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1．围绕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弘扬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精神，在青年学生中深入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激发青年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组织报告会、座谈会、演讲 比赛和文艺演出活动。

2．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大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党的领导才能 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切实抓紧党员理论学习教育，加强党校建设，加大创 先争优的宣传力度。

3．围绕庆祝建国50周年，展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深入进行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组织形势政策报告会、“风雨五十年，辉煌五十 年”诗歌朗诵会和大型歌咏演唱会。

4．围绕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迎接新世纪，回顾百年历史沧桑，展望民族光辉未来，振奋民 族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举行“迎回归，跨世纪，颂祖国，爱中华”系列活动。

二、全面推进邓小平理论“三进”工程，进一步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1．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和校党委《关于在全校兴 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决定》，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 学习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金融研讨 班上的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近期召开学习座谈会，大力宣传新时期伟大实践、历史巨变和成 功经验。

2．深入开展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师生的工作。在系统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础上 ，近期重点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以《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教育问题的原著为基本内容，以 《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为重点辅助材料，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推动学习不断深入。

3．进一步加强“两课”教育，总结教改经验，努力探索《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教学方法 及其特点，大力推进邓小平理论的“三进”工程。同时加强“两课”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 “两课”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

4．加强理论和理论研究工作。筹备组建邓小平理论专家教授报告团，结合理论学习中的难 点、形势政策教育中的热点、师生思想上的疑点进行重点辅导。同时结合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研究，力争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5．筹备出版我校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经验体会论文集，组建大学生理论学习汇报团，在 院系进行巡回报告，巩固和扩大青年学生“MMD”学习小组的学习成果，迎接全国青年学生 邓小平理论经验交流会的召开。

6．加大对邓小平理论教育的宣传报道工作，校报、广播站继续开辟理论学习专栏或专题节 目，及时反映我校理论教育的动态，刊发师生有关理论学习的文章和心得体会。

三、继续加强党性党风教育，进一步树立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风气，巩固和 深化“三讲”教育成果

1．继续做好处级以上干部“三讲”教育的宣传工作，配合学校“三讲”教育办公室编印简 报，在校报、广播站、校电视台进行专题报道。

2．组织参加“三讲”教育的处级以上干部撰写有关“三讲”教育的理论文章，会同有关部 门总结“三讲”教育的经验，加强“三讲”教育成效的宣传，进一步增强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的浓厚氛围。

3．举办一期党员骨干教师党校读书班，加强广大党员的党性党风教育，巩固和扩大“三讲 ”教育的成果。

4．坚持和完善院系中心学习组制度、政治学习制度和党员学习制度，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自觉性，增强学以致用的实际成效。会同有关部门对院系开展理论学习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筹备召开院系中心学习经验交流会。

四、进一步加强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1．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通过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 不断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 法和新途径。

2．大力推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继续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两创两争”、“三 育人”和“双文明服务”活动，结合全省开展的“热爱河南，增辉中原”的活动，激发师生 “热爱郑大，建设郑大，为河南增辉添彩”之情，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 郑大做贡献，为河南增辉。继续搞好文明创建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做 好迎接省级文明单位和省级文明高校的复查工作。

3．大力开展大学生全面的素质教育，重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辅导中心做好有关教育和宣传工作，开办讲座，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测试等。加强心理辅 导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进修。

4．认真做好“三五”普法教育工作，今年普法宣传教育的重点是认真组织广大师生学习《 中国高等教育法》，同时结合学习《教育法》、《教师法》，增强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观 念和意识。

五、加强宣传部自身建设，做好对内对外宣传工作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宣传部工作人员自身的思想素质，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 意识，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同时，加强内部宣传队伍的机制建设，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制 度化、规范化管理，强化行为管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工作作风。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 ，做好调查研究。

2．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发挥校内宣传媒体的作用，办好校报、校广播站和校电视台的宣传 节目，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探索计算机网络宣传途径，拓宽宣传渠道；继续加大对外宣传 的力度，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及时报道我校在教学、科研、管理、学生教育等各方面取 得的成效和重要活动。

中国共产党××大学委员会宣传部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港台； 国内； 荀子； 伦理思想； 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文革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 [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 [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港台； 国内； 荀子； 伦理思想； 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文革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 [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 [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大三学年论文范文第15篇

《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李国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贺桂梅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李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

《岁月沧桑》，钱理群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

《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随着学术潮流的更替与研究范式的转移，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经历命运的升降浮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学科从学界中心退居边缘。尽管部分出身于这一学科的学者仍在学界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不再屹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一个学科得以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使然。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一度如日中天也是由于其学科性质与是时的历史氛围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高度契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时代需求转向加强自身建设。樊骏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便是昭示这一学科开始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1]既要做得像一门“学问”，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太像一门“学问”而丧失原有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是差不多从樊俊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通过自身转型加入到专业化的时代潮流中去开始，这一学科在晚近20年间始终需要面对但又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是一门有立场的“学问”。其立场便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赋予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

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当兼及学术品格、思想锋芒、精神境界、文化立场、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门既有朝气与锐意，又有厚度与定力的学科。其中，学术品格是基础，历史使命是旨归。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正可谓“在持重中创新”。一方面，它不随时风与流俗而动；但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对于时代前沿命题的自觉思考与独立判断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关切。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门门槛较低，所以这一学科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十分可观。而每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概也是在中国文学各个时段的研究中比较多的。但数量多不代表质量高，更不能说明这一学科已经走向“繁荣”。因此，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观察与分析时，与其追求面面俱到，倒不如带着关注与追踪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进入，仅就那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建与再造做出了贡献―――或者至少表现出了此种努力―――的著作展开述评，进而由点及面，探求这一学科在当下的多重挑战中实现“新生”的可能方向与潜在方案。

对于“《三十年》模式”的反思

学科视野之所以在讨论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与一部在这一领域中久负盛名的著作在这一年再版直接相关。那便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问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雏形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与王超冰四人在1982至1983年间应《陕西教育》杂志之约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稿。这一讲稿在1983至1984年间在《陕西教育》杂志上连载。此后，经过四位作者的大幅扩充，于198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0年以后，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又对全书进行了大幅修订（王超冰由于身在海外而没有参加），于1998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这一修订本很快风行于世，先后累计印刷45次，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最为成功的文学史教材。

2016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对这一修订本再次进行了大幅修订，部分章节几乎重写。因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次印刷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就成为一个新的版本，亦即一部新的著作。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部文学史教材能够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历时30年而不衰。究其原因，这与钱理群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其性质定位在“教材”与“著作”之间的做法有关。因为是“著作”型的“教材”，所以作者在写作时也就可以融入对于学科以及具体学术问题的最新思考，而由于钱理群等人在^去30年间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他们的思考自然高于这一学科普遍的研究水平与教学需要。换句话说，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可以引导读者进行探索的，这当然是那些仅能提供“常识”的一般教材所无法比拟的优长。同时，由于这又是一部“教材”型的“著作”，所以作者在下笔时也就格外“持重”。钱理群等人当然追求“创新”，但他们所呈现的不是时尚之说或者极端之论，而是在学科推进中已经相对达成“共识”的最新思考。这就决定了此书既写得“新”，又写得“正”；既讲得“深”，又讲得“稳”。也就是说，能够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兼备“著作”与“教材”的双重面向，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成功的重要原因。[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作与修订的3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新月异的30年。而在这30年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正是这一学科最为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高度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且还以其个人的学术实践，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影响巨大的“《三十年》模式”。

所谓“《三十年》模式”，指的是一套以“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与意义体系为基础的主线清晰与层次分明的文学史叙述的等级秩序。它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成区分为“文学思潮与运动”以及“作家作品”两大部分。在“文学思潮与运动”中，主要关注文学论争与文学活动。而对于“作家”，则具体划分为大家、名家以及某一思潮、流派的专家三等；对于“作品”，秉持的是小说、新诗、散文与戏剧的四分。在“新文学”的谱系之外，还补充性地叙述了“通俗小说”（2016年修订时改为“市民通俗小说”）的演进过程。而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三十年》模式”关注的核心都是文学文本本身以及作家在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

可以说，在过去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无论是综合论述，还是个案分析，基本都受到了“《三十年》模式”或显或隐的影响。称其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并不为过。“《三十年》模式”的主要贡献是建构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并且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参照，同时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也具有“发凡起例”的示范作用。但其不足也很明显，那便是过于清晰的逻辑与过于分明的等级对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抑与遮蔽。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写作与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并且试图超越“《三十年》模式”。其中，吴福辉的选择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过去30年间的普遍追求，即致力突破“长期形成的‘主流型’文学史”的写作模式，主张进行“合力型”文学史的写作实验。在他看来，“多元，是现代文学史的本来形状”。[3]因此，“多元合力共生”的文学史样式自然也就更为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与实质。所谓“多元”，指的是以多种现代性的理论模型取代某种单一现代性的叙述线索。尽管从长远来看，文学史并不应当“写厚”，“最后写薄肯定是对的”。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要来重新分解，别急着归纳”，“因为一归纳就容易出问题”。[4]他不仅大力倡导“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而且在《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还具体落实了这一思路。[5]此后，他又将这一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革新引入了对于文学史叙述文体的改造，转向了“书话”体（吴福辉又称其为“学术散文”体）文学史的写作。[6]

吴福辉的尝试既是在探索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突破。而就在“扩容”以及“去中心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温儒敏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11年，他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一个节骨眼上，我们面临‘价值危机’，到底应该在什么基点上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他看来，近年在研究中不断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边界与“内容”边界的做法固然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他认为，所谓“多元共生”，“‘多元’是‘多元’了，‘共生却未必’”，因为“在各种‘现代性’理论的冲击下，现代文学学科的确存在自我解构的危险”。[7]

温儒敏对于“多元共生”的质疑貌似十分保守，其实非常现实。对于经历过“主流型”文学史时代的前辈学人而言，呼吁“合力型”文学史的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但不应忽略的是，“多元共生”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是前辈学人对于自家学术道路的修正与调适。而在年青一代的学者那里，他们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习惯了从细节与局部进入历史现场并且搁置价值判断的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正是一种整体视野以及辨识“主流”的能力。所以，在不断“扩容”的同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价值观，也同样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右开弓”，同时做“加法”与“减法”的是钱理群。2013年，他主编的2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一套三卷问世。[8]在2016年出版的学术回忆录《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中，他坦言尽管已经完成了上千万字的个人著作，但直到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计划之前，“我仍然心存遗憾：因为我没有写出我自己的现代文学史”。[9]由此可见，该书正是钱理群个人的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这部皇皇巨著集合了晚近3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扩容”的所有重要成果，它“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还持有一种“‘生命史学’的观照”，认为“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10]他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包括《三十年》在内的既定的文学史知识与论述框架”。[11]

不过与此同时，钱理群也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12]也就是说，这还远非理想的文学史叙述范式。在进行“扩容”并且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大文学史”的同时，钱理群又提出了“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的写作构想。但这部拟想的文学史并非是要回到“《三十年》模式”中去。它所期待实现的是通过对于数量十分有限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讨论，“最后归结到‘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这一点”上去。在钱理群看来，“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而从提炼文学经验的高度上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进行重新经典化，正是“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13]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当然不可能很快就写出一部既能够兼及足够的学术性与充沛的时代感，又可以在知识与价值的双重层面上都令人感到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钱理群等人在面对学科困境时提出的诸种“突围”方案以及循此做出的“实绩”，却非常值得重视。这些方案在指向上尽管可能存在差异，但无疑都是对于学科的发展状况做出的认真回应。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讨论，都应当首先注意到这些声音的存在并且辨析其间各自的关怀所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出版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也是关系到这一学科能否真正重塑与再造的“大问题”与“真问题”。

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

在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趋向便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的学术生长点。仅就北大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在过去10年间，就有半数左右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选题直接处理的是关于40年代文学的问题。如此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在北大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转向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

所谓“40年代”，指的并非仅是作为历史时段的20世纪40年代，而应当是指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这一与战争相伴始终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段的重要意义无须多言。然而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40年代文学”的讨论却长期不够自觉。以往关注“40年代文学”的学者也有一些，但要么是从“现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将之作为“现代文学”的“完成阶段”加以论述；要么是基于“当代文学”的立场，将其视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予以观照；还有学者兼及两端，认为“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而“40年代文学”的典型特征当然也就是在承先启后中完成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这些讨论方式对于揭示“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颇具启发，但其存在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过多地依靠了某些现成的阐述框架展开研究，对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关注不够。

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堪称一个新的学术成长点，原因就在于其间出现的若干成果对于既往的讨论方式多有突破。其实，“40年代”的历史结构与晚清时期颇为相像。一方面，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此“将生未生”之际，各家各派的言论与立场得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表达，并且有机会实际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学术与出版的活跃程度，并为上述活动赋予了一种难得的广度与深度。而近年来的40年代文学研究正是基于40年代文学本身的这一特性展开。具体而言，便是打开了三重新的问题视野：一是以“抗战建国”作为40年代文学的主要背景与核心线索，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事件重新加以考察与u价；二是尤其注重40年代作家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做出的精神探索与个体选择，以及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与此相关的修辞实验与形式创新；三是着眼于文学经验的总结与文学资源的开掘，对于40年代文学的独特性与开放性具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与较为广泛的研究。

在2016年的40年代文学研究中，有三部著作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关于40年代文学的既往研究中，一项基本的论述框架便是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三分。近年来4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热点，但主要的突破其实大都出现在对于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中，国统区文学研究以及对于40年代文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程度则相对比较有限。像李松睿这样，致力通过某一视角在整体上提出对于40年代文学的某些面向加以重审的研究并不多见。

40年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完成对于“五四文学”的超越，在继续坚持“新文学”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具主体性与在地性的“中国文学”。李松睿发现，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文艺理论家在构想所谓‘理想’的文学表达方式时，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他们“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当然，除去作为“新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对于地方性的彰显，也与40年代的战争语境直接相关。

基于上述判断，李松睿首先梳理了地方性问题在“新文学”的历史脉络中的三重背景，即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对于“民族主义文艺”的建设以及京派文学的探索。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迸发出来的文艺思潮构成了地方性问题成为40年代文学的一条主线的重要基础。而4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继续展开。在这一时期，“地方”“民族”与“世界”三种因素被勾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诸多文艺理论家看来，地方性既是实现民族化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成为走向世界化的必由之路。而除此之外，这一议题的浮现也得力于其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开展。

接下来，李松睿便以老舍、赵树理、梁山丁与师陀四个分属国统区、解放区、东北沦陷区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为个案，讨论了地方性这一思路在他们的各自创作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接受情况，从而展示了一幅相对完整与立体的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图景。值得称道的是，尽管李松睿具有明确的理论追求，但他在具体研究时，却十分注重将考察的触角落实到作家的文学实践与书写姿态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更多依靠文本细读以及对于作家心态与笔法的精妙把握而立论。对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他也能做到不仅关注其间的论点与论据，更能有意地捕捉其背后的话语资源与权力关系。这些优长在他对于老舍与赵树理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作家论”意义上的突破，也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当然，李松睿此书也存在某些有待完善之处。例如，对于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李松睿在此书中却并未征引任何文学研究以外的论著，尤其未能有效吸收史学界对于40年代的地方性问题已经做出的若干论断，从而使得书中涉及历史层面的讨论稍显单薄与陈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换句话说，此书的好处是坚守了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本位，但美中不足便是未能将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问题的讨论充分历史化。这也昭示了40年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学术视野。

整体性的研究固然令人期待，但其达成必须以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取得实质性的推进为基础。2016年的另外两部值得关注的40年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便都是关于赵树理这一具体作家的。它们分别是李国华的《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与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赵树理在近年来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甚至聚讼纷纭的学术话题。而与此前的赵树理研究相比，这一轮的“赵树理热”具有两点鲜明特征：一是不但文学研究界对其多有关注，历史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与“三农”问题研究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同时介入；二是对于赵树理的重新讨论，多从赵树理的评价史切入，以致赵树理的阐释史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学术对象。这也就决定了将赵树理研究单纯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的做法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而李国华与贺桂梅的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便正在于他们超越了既有的研究范式与单一的学科背景，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当然，他们对于赵树理的讨论也正是从将赵树理的评价史问题化入手的。

李国华认为赵树理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式是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在系统梳理了赵树理的评价史后，他提出：“直面赵树理小说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可能是讨论赵树理的文学政治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便是一部以此为核心问题意识的著作。

李国华对于“文化政治”的理解是“文学政治作为一个强调文学性的力量的概念，其出发点是文学的形式，中间的过程是政治，终点则重新回到文学的形式”。也就是说，“这意味着研究特定作家作品的文学政治，必须以形式为中介”，因为形式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在赵树理那里，“形式”正是一种“多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对于赵树理的小说，也就格外适宜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进行形式分析。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展示的思路给予了李国华很大启发。[14]在他看来，“农民”“说”“理”与“世界”既是架构起赵树理全部小说的，也是理解赵树理小说及其文化政治意蕴的四个“关键词”。其中，与小说形式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说”，这也是既往的赵树理研究讨论较多的部分。但李国华的贡献在于将“说”这一形式要素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世界”这一叙述情境与阐释空间、“农民”这一主体形象与“理”这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形态勾连在一起进行讨论，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具体关联”，即“赵树理小说与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直接经验，尤其是琐碎的细部经验，有着深度的血脉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在其文学创作中转化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形式追求，也就是根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展开时的不同需要，赵树理小说中的“形式”探索依次指向了“实践形式”“认知形式”“想象形式”与“文学形式”等不同的文学政治功能。其中，“实践形式”与“认知形式”内在于社会主义的演进脉络之中。而待到赵树理的小说“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而是想象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时，其与以的论述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主义实践方案之间在逻辑与诉求层面上的分歧也就开始显现。再等到其小说完全成为了一种“文学形式”，其现实的政治功用便已几乎全部丧失，但作为一种“高度紧张的文学政治”，其困境―――“知识分子”与“农民”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以及“革命”与“日常”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揭示的问题却也同样值得关注，并且同样内在于社会主义政治的生成及其顿挫之中。

李国华的研究以其相当细密的论证提升了学界对于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面向的认识水平，而贺桂梅的论述则把对于赵树理文学的历史意义的探究推得更远。在她看来，赵树理文学具有一种超越“现代性”这一认知与生产“装置”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他身上，“现代文学”的边界与局限呈现了出来。而这一判断也构成了《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基调与主干。

贺桂梅此书计有四章，其中只有最后一章是对于赵树理小说的直接研究，其他三章都与赵树理的评价史相互纠缠，甚至具体的问题意识也多从对于其评价史的反思中来。在绪论《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中，贺桂梅开宗明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而全书的主体部分，即在于清理不同时期对于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并且将这些评价作为“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来进行看待。

贺桂梅发现，在所有现代作家中，赵树理的评价史几乎是最具戏剧性的。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为文坛所关注开始，对于其文学的“定位”与“定性”就始终是各个时期的文学与理论风尚的重要风向标，因此在过去70年间，其命运也就几经浮沉，有时还是大起大落。但另一方面，尽管不同时期的各类评价范式大都曾在赵树理的身上“试金”，并且据此对其做出了或褒或贬的不同评价，可是在赵树理的文学中却总是存在“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即“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而贺桂梅的研究，正是循此展开的追问―――“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贺桂梅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她看来，“从20世纪40年代开启的赵树理评价史始终是在特定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与‘新启蒙’、‘乡村’与‘都市’、‘一体化’与‘差异性’、‘地域差异’与‘国族统合’等等的对抗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批评话语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们始终是在‘现代’的‘文学’与‘中国’想象这一话语体制的内部视野来评价赵树理的”。而赵树理真正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对于这类形形的“现代性”视野的超越。

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是旨在抬高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其实“文学史”这一“现代性”“装置”同样也在贺桂梅的反思之列。她所要真正凸显的是赵树理文学具有的媒介性、主体性与资源性，进而尝试建构一种不同于“现代性”范式的新的分析框架。她的这一努力主要落实在对于《三里湾》的研究之中。贺桂梅认为“小说如何书写三里湾这个空间，并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村庄个案，而是通过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内在地统一于其中，书写了一种普遍性的现代社会主体形态”，同r“由于这部小说同时还包含着赵树理对于‘文学’及其意义的自觉理解，在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性也是伦理性的社会实践方式特别是其中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可以统一于‘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关系之中”，《三里湾》也“都做了溢出甚至迥异于现代文学体制的书写尝试”。由此也可见，在“文学”之外，贺桂梅其实还拥有更为深切的历史同情与现实指向。

贺桂梅对于自己的研究同样不无反思。因为如果重读赵树理的目的仅是在于提出“另一种”评价其文学史地位的方式与方法，那么对于既有论述而言，所谓“另一种”充其量也就只有一种补充与说明作用。贺桂梅对此十分清醒，她强调自己重读《三里湾》“不仅在于它以别样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现代社会与文学的想象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整个现代社会与文学体制的契机”，“使现代社会与文学中那些已经定型化的解决方案本身重新成为‘问题’”。当然，与实现这一目标相比，仅对《三里湾》一个文本进行充分分析的做法可能不免略显单薄，但贺桂梅的这一追求却揭示了在当下重读赵树理式的经典作家以及重新研究40年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讨论教育问题，或者在教育史的视野中展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并非仅是因为“曾经，‘文学’就是‘教育’”，[15]而是由于两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就是彼此包孕与相互成就的关系。不只“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与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发荣滋生发展直接相关，而且文学始终也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与重要理论资源。因此，在晚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自觉引入了教育史的视野，打开了若干新的论题与论域。陈平原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陈平原是当代重要的文学史家。在教育史领域，他也有相当丰硕的著作问世。[16]而在两者的交叉地带，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学”如何“教育”。2016年，他将自己5年前出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大幅增订，并添加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自己思考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郑重向学界推出。同年，该书也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王瑶学术奖（著作奖）”。

“文学教育”其实不是新鲜话题，既往研究不但“汗牛充栋”，且已形成若干范式―――或是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分的知识框架中生成的“文学史学”，或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专业著述做出的相关论述，或是在教育史的背景中对于课程设计与教育方法进行的往复推敲。三者不仅各自渊源不同，而且因属不同学科，彼此之间也泾渭分明。陈平原在进入这一问题时并未因循任何现成理路，而是从反思这些故有范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学科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出现与壮大入手，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重新激活了这一命题具有的历史势能与现实潜力。

陈平原对于“学科”给予了彻底的历史化处理。在他的研究中，“学科”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前提，而是被视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文学、学术与教育三种维度在其中冲撞、拉扯与交融。而他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论述不仅与以往观点及其背后的学术观念拉开了距离，而且从根本上提升了对于这一命题的认识水平与讨论境界。[17]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凡四十四万言，计十二章，分为三部分。前四章是第一部分，为全书主干，占到了总篇幅的将近一半。陈平原在这一部分中以晚清及至20世纪60年代“文学史”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发端与建构为参照，以“细针密缝”的功夫考察了几代学人对于“文学”如何“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他既关注其中那些因与大的学术、思想与历史进程相互成就而“蔚为大观”甚至“定于一尊”的部分，追踪其从边缘到中心的“前世今生”；同时对于那些根据一时标准而被压抑与放弃的选择，也能够“一视同仁”，本着“了解之同情”探寻其成败得失及重启与再生的现实可能。与一般论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大都通过采撷前人言议以推进论述的做法不同，陈平原更为在意的是其间的实践层面。这便是他所说的在第一部分乃至全书中“自认为最有心得的，不是桐城与选学之争，也不是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张力，而是对于‘文学课堂’的发掘与表彰”。

陈平原讨论“文学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便在于提供了一种“课堂视野”。他借助对于20世纪前半叶以及1949年以后的“文学课堂”的重构，修正、挑战与突破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与教育的经典论断。他把“文学教育”从“叠床架屋”式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项兼及历史感与人情味的“系统工程”。其中有对“大潮流”的判断，也有对“小环境”的体贴，更有对心情与心境的敏锐捕捉及通达理解。

而陈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小”与“大”、“实”与“虚”、“细节”与“整体”以及“个案”与“通例”之间穿梭自如、拿捏精当，其关键在于从历史现场中发现了“人”，并以“人”为支点重新结构了历史叙述。该书的中间四章正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考察，是为全书的第二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对于论述对象的选择饶有意味。他格外关注那些“生不逢时”却又在历史夹缝中“百折不回”的前辈学人。这些被“一路高歌”式的既往叙述所遮蔽的坚持与努力，只有回到“人”的本位，从个人境遇、个体生命以及个性化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的角度着眼，才能被提取成为一种有效的历史经验，此即谓“返本开新”。

当然，陈平原以“人”为视角，依托“文学课堂”进入对于“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并不等于完全抛开学界的既有成果而“另起炉灶”。已有范式虽是他的反思与对话对象，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同时被他汲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的最后四章构成的第三部分，便是十分标准的学术史论述。

统观全书，可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虽系历史研究，却也有一代学人的“心情”。[18]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会点上追问“文学”如何“教育”，既是一种学术眼光，也是一N现实路径，更为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教育史的视野中讨论“文学”问题，意味着必须秉持一种“内外兼修”的态度，即一方面可以进入与理解教育史的核心议题、基本情境、普遍规律与对话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准确把握与科学评价“文学”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既不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发端或者落脚于文学研究而夸大“文学”的功能，也不因被教育史的论述框架以及当下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模式所收编而丧失“文学”本应具有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在这一基础上，大学教育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的关系可以被重新勘定，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国文教育的传统与经验也值得认真清理与总结。

近年来，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国文教材与读本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宠儿”。这当然是基于当前社会各界对于基础教育的现状普遍感到不满做出的一种反应。但与强烈的现实需求相比，学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状况进行的研究，却长期并不尽如人意。李斌的《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系统考察了1912至1949年间各类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使用与接受情况的著作，堪称是一幅揭开了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真面目”的“指掌图”。温儒敏在为该书作序时称：“作者查阅了清末直至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学国文教材，还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名家的书信日记和后人的回忆中，钩稽出了大量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逐一清理出民国各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情况和教学实践的不同反应”，“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一评价可谓相当中肯。

需要说明的是，李斌的研究虽然在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与考辨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但他追求的并非仅是完成一部资料长编式的著作。他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首先回顾与反思了在从民国时期至今的教科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部分借鉴了“课程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了“将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去考察”的主张。在李斌看来，这是一种“尝试着更新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研究方法”的努力。正是从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出发，李斌在将研究对象历史化的过程中也着力将其问题化。

李斌发现，“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主要受四种力量制约：课程标准、编者、审查者、舆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就成为这四种力量角逐的场域。他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对于民国不同阶段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涉及与衍生的议题进行了提炼：在民初的中学国文教育中，他关注的是“古文作法、保存国粹与‘厉行明史’”；在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学国文教育的考察中，他讨论的是“新文学”对于“新教育”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育中，他追踪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文学教学与文章作法”；在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进行梳理时，他凸显的是“国故、国学与‘国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育中，他廓清的是“文章体制、文学源流与学术思想”；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育的历史现场时，他强调的是“‘党化教育’、民主思想与语文技能”。换句话说，尽管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但李斌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历史叙述清楚，他更期待的显然是能够提出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并且加以论证，继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当然，其中部分章节的结构方式现在还不是非常理想，论述的内在推动力也稍显不足。但这也昭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实还大有可为。

余论：对于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及其他

在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除去呈现出了上述“《三十年》与‘三十年’”“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创”与“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三个焦点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便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三位资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该年都出版了关于1949至1976年间文学与历史的研究著作。三者既是“不约而同”，但也在隐然间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与交响效果。而他们对于这一另一个“三十年”的重审，也形成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延伸。

《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是木山英雄继《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文学思想论集》与《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之后在中国推出的第三部著作。[19]该书通过讨论、柳亚子、胡风、聂绀弩、扬帆、潘汉年、李锐、郑超麟、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与沈祖等十余位诗人的旧体诗作，考察了“中国革命”在展开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困惑，以及蕴藉的韧性与生机。作为继竹内好之后的日本第二代鲁迅研究学者中的重要代表，木山英雄在该书中贯彻了其对于革命中国的热忱关注与深入思考。而该书也被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岛长文认为是“矗立在超越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境地上的一座丰碑”。

钱理群的《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是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也是这一系列的收官之作。在该书中，他深入研究了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与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与精神际遇。除去已经收入该书的这些章节，关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他还完成了陶行知、卢作孚、胡风、杜高、束星北、冯亦代与“大批判小组”等个案研究。长期以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既往研究大都受制于某种现实立场，或者有意回避了相关政治及思想运动的历史语境，单纯强调体制性力量对于个体的压迫，或者刻意忽略了相关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一味凸显其中相对正面的时代遗产。钱理群的研究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做出了有力反拨。他以“正视一切历史事实”的勇气，一方面揭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复杂构成与具体流变，另一方面也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将知识分子与新兴政权之间的互动与合力关系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从而“深描”了“改造”运动的动态过程以及知识分子的迎拒反应。

木山英雄与钱理群这两部著作的用心可以说并不在文学研究本身，但却又与文学研究具有深刻关联。这不仅是指木山英雄的研究对象是“时代的旧体诗”这一文类以及钱理群的研究对象多为现代作家，更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文学”而进入“历史”的。当然，这一话题也值得专文进行讨论，在此点到为止。

相对而言，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更多站在文学研究的内部发言。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及“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八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洪子诚以答问的形式完成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前者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洪子诚以注释取代论述的表达方式尤为引人注目。“注释”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分析与判断这一文学史家的主要职责；相反，他在“注”中准确地交代了相关史实，在“释”中也极其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形式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他对于“文学史”这一“装置”的某种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木山英雄、钱理群与洪子诚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这三部著作处理的却都是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的历史对象。在如何协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主体的介入感的关系方面，三者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不无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年度为单位对于学术著作进行述评时，必须首先明确两点。一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在相应的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在该年出版的重要文献史料，自然也都应当纳入评价范围。2016年有三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成果可圈可点。它们分别是：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的四卷本《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李宗刚、谢慧聪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李宗刚、谢慧聪选编的《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还有十一卷本的《李健吾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二是著作出版有时带有偶然性，会受到相关学术事件的影响。例如，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所以该年问世的鲁迅研究著作便有不少。藤井省三主编的《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与孙郁的《鲁迅遗风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虽与鲁迅纪念并不直接相关，但在左翼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推进，尤其是对于史料的细读颇有可观之处。上述两类著作虽然通常无法在年度综述时纳入某项专题进行讨论，但它们同样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的自觉实践。

注释

[1]参见樊俊：《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将“持重”与“创新”相结合的说法，出自2016年7月28至29日钱理群教授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提出的观点。专访文章将另刊。

[3]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4]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在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演讲》，《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5]参见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参见吴福辉：《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0卷第1期（2011年1月）。

[8]参见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位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10]钱理群：《总序》，载同[8]，第5页。

[11]夏和顺：《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思考与试验―――访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深圳商报》2014年9月10日。

[12]同[10]。

[13]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未刊稿。感谢钱理群教授提供。

[14]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15]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6]参见“陈平原大学五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大学何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夏中义、张福贵、朱寿桐、吴晓东、贺桂梅与沈卫威等人均发表专题文章予以回应，参见《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学科建构专辑》，《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18]陈平原对于当下“文学教育”问题的看法，在他的《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有更为直接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