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夯实固定资产核算、负债信息

1、固定资产核算更加全面、真实。新《医院财务制度》取消了修购基金科目，增加了累计折旧科目。新制度第四十七条规定医院原则上应当根据固定资产性质，在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考虑了因折旧给医院固定资产核算带来的资产总值和净资产额的影响因素。而在旧制度中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的一定比率提取修购基金，用于固定资产的维修和更新。它存在以下弊端，(1)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是相互背离的。固定资产提取修购基金后，其账面价值并未减少，反映的永远是原值，造成固定资产的价值失真。(2)由于公立医院的建院时间都较早，房屋等建筑物原值较低及修购基金提取比例较低，造成提取的修购基金远远无法满足房屋修缮和固定资产更新需要。

2、固定资产的负债信息更加准确。集中体现在资产负债率指标上，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而资产总额是扣除累计折旧后的净额。在新《医院财务制度》下，由于固定资产提取折旧，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更加真实，计算出来的资产负债率也就更准确，从而更加全面披露资产负债信息，有利于加强资产管理与财务风险防范。在旧制度中，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不计提折旧，医院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项目只反映原值，不能反映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提取的修购基金，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和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失真。

二、反映的科目更加全面，更具有实用性

1、反映的科目更具有实用性。新《医院财务制度》第十八条规定的收入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和其他收入。与旧制度相比，取消了上级补助收入，增加了科教项目收入，并将药品收入纳入到医疗收入的明细项目里，同时在医疗收入项目中增加了药事服务费收入。笔者认为把医疗、药品收入核算全都合并在医疗收入中核算，比较符合医院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实际情况，弱化了药品加成收入对医院的补偿作用，同是增加了药事服务费收入，既体现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核心，又规范加强了医院各项收入的核算与管理，也更符合国际惯例。旧制度中将医疗收入与药品收入分开核算，极易造成人为分摊管理费用处理不当，而影响医院的收支结余。

2、反映的科目更加全面。新《医院财务制度》采用了一个新会计科目待冲基金。来记录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资产提取的折旧，提取时，预存在待冲基金科目里，等到该项资产要被摊销、清理的时候，冲销待冲基金。这样，医院就可以把财政性资金和非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区别开来核算，通过待冲基金对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进行有效的过程性管理。同是也兼顾的满足了预算管理需要，会计科目更具全面性。

三、强化成本核算、控制

1、强化成本核算。新《医院财务制度》第二十九条指出成本核算一般可以分为科室成本核算、床日和诊次成本核算等。三级医院和其他有条件的医院还应该以医疗服务项目、病种等为核算对象进行成本核算。在进行以上成本核算是还可以开展医疗全成本核算和医院全成本核算。新制度第三十条还对医院科室的分类、科室成本的归集、科室成本的分摊等均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三十四条还特别指出一般不应计入成本的范围。相比较，新制度重点强化了对成本管理的细则要求。而旧制度则是简单的把成本费用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间接成本按人员比例分摊，成本费用管理较粗放。

2、加强成本控制。新《医院财务制度》第三十五条指出医院应针对成本核算的结果，采用趋势分析、结构分析、量本利分析等方法及时对实际成本变动情况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提高成本运营效率。第三十六条也指出公立医院应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利用各种管理方法和措施，按照预定的成本定额、成本计划和成本费用开支标准，对成本形成过程中的耗费进行控制。总之，要求公立医院建立健全成本定额管理、费用审核等制度等，控制医院成本费用有效、合理支出。而旧制度只提出哪些应计入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对于成本控制只是简单指出医院的支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并无具体成本控制的方法、措施。

四、加强内部监管，强化外部审计

1、加强内部监管。新《医院财务制度》第六条指出三级医院须设置总会计师，其他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设置。医院的经济效率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像企业那样的利润结余，而是和社会效益还有着很大的关系， 设置总会计师就是协助院长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制定综合目标管理等计划、措施、反馈、修正等工作。旧制度则只提出符合条件的医院应建立总会计师制度，从应建立到须建立，仅一字之差，却传递着一个积极且重要的信号，即无论是从医院自身发展到配合政府部门的监管需求，体现了设立总会计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强化外部审计。新《医院会计制度》第六条指出医院对外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应按有关规定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为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11年1月，还专门了《医院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通知。旨在配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创新医院财务监督机制;促进公立医院加强医院内部预算和成本管理;加强政府卫生投入的使用监督;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健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于推进公立医院的资金绩效评价、强化财政监督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五、加强医疗风险意识管理

新《医院财务制度》第六十二条中，专用基金的范围，取消了修购基金，增加了医疗风险基金，并规定医院累计提取的医疗风险基金比例不应超过当年医疗收入的1-3。由于医疗行为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当前医疗事故及其经济赔偿不断加大，严重的医疗事故会造成当月的支出大幅增加，特别严重的事故及经济赔偿会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进行，为此，医疗风险基金势在必行。而旧制度中没有进行医疗风险防范要求，缺乏抵抗医疗风险的内容。医疗事故经济赔偿在只有在发生时，列入其他支出科目,未涉及抗风险问题，也有违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六、完善财务报告体系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社会保障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必须要由国家或政府统一管理，由财政承担主要的费用支出和兜底责任，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职能的缺位，我国农村一直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以财政为主导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因此，必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权责划分，增加农村社会保障的合理投入，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构建以财政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财政；农村社会保障；土地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以财政为主导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不仅是每一位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更是政府应尽的职则。

一、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财政缺陷

1.社会保障立法滞后导致财政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

我国现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法规主要包括：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2003年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联合的《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2004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但层次低、稳定性差、权威性不高，甚至得不到相应的贯彻执行。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将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缴费视为农民负担不允许征收,这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法规政策相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1]。

2.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缺失

从受益范围来看，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应该属于全国性公共品。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应该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实行的是县级统筹，农村社会保障的提供是以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为主。然而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政府为了保障各自的财政收入而层层下压，造成作为最基层财政的县乡两级预算内财政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加上分税制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只解决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与财政支出密切相关的事权并未得到合理划分，造成事权与财权的分离。现在农村社会保障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不仅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压力，而且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容易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我国现实已表明,地方财政实力越强，该地方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相反,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则该地方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甚至造成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3.财政投入偏低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伊始，政府就逐步增加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数额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农村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比重仍然一直在极低的水平徘徊。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仍严重偏向城市，对农村投入水平偏低，不足以支撑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有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支出总数的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其中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近30倍。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杨翠迎，2005）。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风险的加剧等有了明显的提高，财政供给不足和需求增长的双重压力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4.农村社会保障的多头管理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的分散运行和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是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统一的管理立法。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安置和社会救济归民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医疗保障归卫生部门管理,形成了“多龙治水”的管理格局。与此适应,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也分散于各种保障项目当中,由各具体职能部门分散使用。仅以政府财政为支撑的保障项目来看，主要包括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和社会救济等，目前各级财政、民政、扶贫、教育等部门都安排有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救济、扶助农村特困弱势群体。这种管理体制必然会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有限的农村社保资金很难真正落实到急需的农民手中[2]。例如农村的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社会救济、优抚救济等都会出现统计重叠的情况,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影响了保障的社会功能。

二、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对策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财权和事权

在我国现在地方各财力不足的现实状况下，中央财政应该处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主导地位,统筹兼顾全国各地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需求。地方政府只能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实力对各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起到辅助作用。当我国经济实现城市化、一体化,农村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此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可以转变为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支出为辅,并配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就地方政府而言,省、市、县、乡四级也要合理划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事权,建立与其事权一致的财权,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需要。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在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应尽快扭转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建设性和竞争性支出，尽量控制和压缩一般性开支,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比重。另外，由于部分省、自治区地方财力薄弱或者属于老工业基地,要完全承担起按照分税制划分的社会保障责任确实有困难，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必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建立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其次，从重点项目入手,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谓的“统一”,是指统一的整体制度体系,不同的保障水平,灵活的保障方式；最后，从长远来看，要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加适当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持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3]。

3.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就农村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与发放、保障项目的标准、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其次，国务院根据《农村社会保障法》的要求，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具体化，增加可操作性。再次，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

存在不平衡，各地可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在与全国性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就地方财政拨款支持的额度和逐年增长的比例，保险机构的设置、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制度，确保兑现。

4.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提高财政投入资金的运行效率

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事业由于难以分割的关联性，因而适宜统一的机构集中管理，这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衔接、配套，有利于所有农村财政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统一管理使用必然会要求保障措施的整合。有人提出，以财政为主导建立统一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配合其他的社会保障措施将会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4]，传统农村保障体系中的五保户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济等都可以纳入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中。相应地可以把现有针对农村贫困人员的各项财政救助资金,如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有关五保供养资金、农村特困户救助资金、部分农村扶贫资金等进行整合,统一用于农村社会低保投入,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各类资金的整体效益。

三、结束语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以确保广大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宗旨和目标的，具有非营利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性质，政府应负起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主导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就是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唯一来源，财政一般只承担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的资金需求,例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其他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筹措，如福彩公益金、社会捐助、村级组织、集体经济的其他收入、村民互助等，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放,韩艳翠.试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支持[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1）.

[2]王艳君.浅析以财政为主导的湖南农村社保体系的构建[J].邵阳学院学报,2006,(12).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现代社会的医院财务内控工作者通常都会觉得只要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便可以完全地规避发生财务损失的可能性。其实则不然，反之这种缺乏风险意识的思想对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十分不利，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医院都是通过国家财政的差额补款，并且院方处于优势地位，所以通常医院不会存在亏损的状况。但规模较小、财政制度不够完善的医院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所以说医院财务人员应当具有足够强的风险意识，并且继续改进财务会计预算工作，为增强医院抵御内外部风险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四）对医院财务控制的监督不够到位如今，不少家医院对账目核对、监管等处理都存在着疏忽，同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内部财务监管部门，长期处于这种缺乏监督的状态下很容易引发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从而会对医院的财产安全、人身利益等造成不必要的威胁。

二、我国新财务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影响

（一）新财务会计制度的基本内容概述

第一，新实行的财会制度把权责发生制作为内部核算的基本依据，同时确定了其主体核算地位。其明确指出了把医院的物资财产、收支以及资产负债等项目作为医院基本的会计要素，通常情势下采取权责发生制的核算方法。特别是在对固定资产项目实行核算时，如果使用以往较为传统的财务制度很可能会存在账实不符的现象，进而导致医院内部资金虚增的尴尬局面；比较之下的新政策制度更为详细地规范了计提折旧的净资产计算方式，增加了计算的准确度。此外，新的体制中还颁布了许多令财务核算更加贴近实际的规定，比如：医院的员工薪资、预收款项、风险基金等。第二，新制度规定了全口径收支和现金流量管理的各种形式，达到了预算和管理控制相互结合的目的。与此同时，把企业化的会计预算同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体系进行了整合，全面展现出现阶段国内大型医院的双重身份，刚好同国库改良方案同步。另外，全新的会计体制还把医疗、教学、科学研究等项目进行了合理分割，加大了扶持力度，完全颠覆了以往财务管理对科教资金等专项资金不进行核算的做法，提高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透明度。如此之多的改动令医院内部的现金流管控工作也得到了提升，并且伴随着医保制度的继续深入，现金流量的控制将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想要令内部财务信息变得更加透明、真实、完整，一个系统的财务报表体系必不可少。在现阶段实施的医院新会计体制当中，财务报表体系涵盖了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收支成本、收入明细、现金流量和财政补贴等等，这些专项报表一同组成了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财务报表体系。较为完整的财务报表体系可以从各种角度及层面展示医院财务的相关内容，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常有利于政府部门及医院自身的管理。另外，新制度还把注册会计师引入到具体内容当中，使得医院的财务会计体制越来越充实，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为院方长远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二）新财务会计制度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

1.保障医院内部财务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运行

众所周知，财务管理的基本作用是处理好医院内部与资金流转相关的协调工作，以及解决好各类财务矛盾。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实现对医院各项资金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提升资金利用率，合理分配医院的经营成果。为了继续促进医院财务会计体制的优化以及财务管理能力的提升，就需要医院进行一些制度化、规范化的操作，以下几条建议可供参考：一、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与集中控制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新的财务制度里已经明晰地提出了对医院等财务控制实行统一引导，也就是说总会计师这一职务将会出现在医院当中，而且任何经济活动均需总会计师的指挥领导。对比旧的体制，新的制度则做出了不同的规定：把医院管理工作者的权责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进一步将责任明确落实到个人，同时，加强了法人管理机制，总体上形成了集决策、管理、监督、执行于一体的管理体系。除此之外，强调指出了单位相关负责人在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具体职责。二、加强内部的财务监控力度。新的财务会计制度明确指出了医院应当构建一个全面的财务监督体系，以避免在财务工作环节出现腐败行为，并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医院财务人员的岗位设置应合乎规定，做到相互制衡，更有效地确保财务管理的透明、真实。三、健全医院的财务分析体系，对整个环节进行监督和管理。新的财务环境下，医院的财务管理评价指标变得更加明确，医院需要作出预算、结余、费用、收支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这些新规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医院内部财务分析工作的展开。经由对医院以前、现在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予以分析，更全面地衡量经营效果，及时发现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隐患。四、建立绩效评测及奖励机制。新的财政政策对国家补贴及相关补助作了详细的规定，结合财务管理、考核机制两个方面，开展奖惩活动，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所以，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医院要想实现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首先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权责控制体系。

2.完善医院的成本控制体系

对于医院的成本控制，院方必须加强管理力度，提高重视程度。这一环节可以凸显医院的医疗水平及技术质量，也能够展现医院的竞争实力，所以必须加强这项工作。一般来说，医院在开展医疗卫生、科教等活动时必须具备充足的资金条件，这也是医院正常运作的基本前提，所以说若是医院无法实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便会导致医院走向亏损，进而影响到医院的综合实力。另外，必须对医院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合理分析、控制。目前来讲主要是通过系统的手段对有关内容进行关联性剖析，具体包含了成本参数、目标完成度、成本核算等内容，再把这些目标同之前几年的信息进行对比，既能够确定医院的发展状况，也能够更深入地发掘医院发展的潜力，进而减少费用成本支出。此外，推动医院奖惩及考核制度的发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提高财务工作效率、防止腐败现象发生、避免资金浪费等的功能。

3.健全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所谓医院财务风险，是指在运转工作时，因某些不同的原因而引发的相关损失，财务风险贯穿于医院运作的全过程，主要有资金筹集、投资、资金回收和利益分派等环节，其中又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组成部分。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医院的内部控制能力、资金状况和医疗卫生水平等方面；而外部因素主要是有关部门的医疗政策等。就医院财务管理控制工作而言，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完善财务风险预防体系。预防医院财务风险的重要之处在于风险预警机制是不是有效、完备，所以说建立起一个全面、综合的风险体制对加强医院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十分关键。依靠新财务会计制度的带动作用，加上对财务核算、成本预算、考核评测等都有了新的要求，所以为更好地适应这些全新的规定，建立一个健全的财务风险防范体系是迟早的事。其次，强化医院的财务风险控制意识。在前几年颁布的新财务政策中，明确地指出了医院进行会计处理的相关目标，并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有利于财务工作者财务风险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另外，医院各科室及机构也均根据财务预算的具体规定实行财务管理，进一步把财务风险意识落实到医院平时的管理工作当中。除此之外，尤其是对于负责财务预算、成本核算等工作的员工，加强对他们的专业培训力度、使他们自身的专业素养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增强财务人员对于财务风险的防范意识和判断力，同时提高医院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三、结束语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财政拨款及支付方式是影响高校财务管理的宏观因素，国内高校70%以上的收入依靠政府拨款。专项拨款成为高校政府拨款的主要拨款方式，专项项目的经费收入远远高于普通日常经费的收入，由于专项拨款“专款专用”的特点，导致高校无法进行自由调配，所以现行政府拨款制度下，对高校财务管理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高效规模扩张及改革，收入来源中出现营业收入及捐赠收入等，使得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影响高校财务管理模式选择的另一因素，改革的推行让高校自越来越大，为高校的分级管理以及提高学院的积极主动性创造了一定条件。

二、高校财务管理中的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等方面常发生经济违规事件，都跟内控不健全有着很大关系。首先，内部控制的内容不健全，缺乏财务内部监督机制，使得高校在投资上容易迷失方向。其次，内控机制的形式大于实质。很多高校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了内控制度，但实际运作中却没有严格执行。最后，内控涉及的范围和领域过于片面。某些高校虽然在财政资金上监控较为严密，但是忽略资金预算外的控制。

2.人员结构不合理

在政府拨款为主的高校，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对会计人员的核算水平要求也较低。因此，高校经常会为解决教职工家属就业问题而将其选择为财务人员，造成财务部门整体素质较低的现状。非财会专业人员无法运用财务知识及新的技术对高校财务风险加以预测及判断，更无法成为高校领导决策的好参谋。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随着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必须造就一批高技能的高校财务人员。

3.运行机制不健全

无论何种财务管理模式，都无法完全避免财务权力集中及分散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财务管理上的漏洞。过于强调权力集中，影响决策民主化，而且缺乏完整可控的经济责任追究机制，导致积极性不高，相互推诿现象频发。

4.高校财务管理所有者考核缺位

国家是高校所有资产的所有者及控制人，国家将高校资金委托给高校领导进行管理和经营，但是在资产的投入与产出方面并没有相关考核指标或流程，于是出现了责权利不统一的现象，引发财务问题甚至是财务危机。

三、构建“三维一体”的高校财务管理新模式

1.以“绩效预算”为桥梁

在分级管理管理中，以绩效预算为纽带，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对二级学院及负责人在完成绩效目标时给予相应奖励，不能完成绩效目标时惩罚。能够鼓励各院在追求自身绩效利益的同时实现学校整体目标。绩效预算的关键在于对成本和收益的确认，有效的将目标管理及分级管理箱结合，能优化财务管理体系。

2.以“分级管理”为中心

为了进一步挖掘二级学院及部门的积极主动性，财务管理应在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根据本学院和部门具体情况实行分级管理，既包含集权也包含分权，保证高效在财务权利的完整与统一，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各二级学院和部门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发展规划，合理使用资源调动积极性。分级管理是高校资源配置发展的主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道。

3.以“目标管理”为手段

在分级管理实践中，由于层次委托的关系，学校战略需要层层分解，推进一套完整的战略方案，很难避免出现真空运行。此时，高校此时应该根据学校的战略规划进行执行安排，以目标管理为手段，将资金使用、资源配置与战略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避免目标分散；逐步加强目标管理系统的责任体制建设，有利于保证责权利的有效结合，充分展示分级管理的优势。

四、结论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会计基础对比。旧的高校财务管理实行收付实现制，而新高校会计制度更重注实质，以实际发生的现金收付责任权责来确认本期的债券和债务、收入和费用。第二，会计科目内容对比。在资产方面，《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资产是指高校占有或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高校的各种财产、债权及其他权利。科目内容新增设了六个方面，涉及固定资产折旧、在建工程的概念及结算、国有资产出租、无形资产摊销、资产出租、对外投资收益、资产管理要求等；增设了七个一级会计科目，主要包括累计折旧、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摊销等，从而进一步对高校资产管理进行规范。在负债方面，《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负债是指高校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的、需要以劳务或资产偿还的债务。新会计制度调整了借入款项、应缴款项等项目，充实了负债分类及具备内容，并重点强调了对高校财务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在收入方面，《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高校收入包括事业收入、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新会计制度维持了这一收入分类，并修订了事业收入、财政补助收入，强调财政补助收入中财政部门的同级，加强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而统一高校财务管理和预算。在支出方面，《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八条支出管理，明确支出的概念、内容和分类等。新会计制度删除了自筹基本建设支出，增设上缴上级支出、其他支出，并对事业支出做出重点修订。第三，其他内容对比。在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方面，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修订了总会计师的相关内容，修订财务机构的设置，强调高校一级财务机构的管理权责；建立高校财务风险管理机制，完善高校成本核算实施细则，规范报表附注披露内容，明确绩效评价，同时明确高校财务管理对预算的编制，对资产管理、收入支出、结转和结余等的监督职能。

二、新高校会计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启示

（一）高校应加强新旧会计制度之间的衔接高校新会计制度转变了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等，并调整高校内部会计核算方式，新会计制度对高校财务运行状况做出更好的反映，更能促进高校财务核算中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为规范高校会计工作提供依据。同时，高校新会计制度废除了一些旧科目，增设了部分新科目，为配合累计折旧、累计摊销，财务部门应积极跟资产管理部门配合，完成好清查学校各类资产的工作，为后续开展财务会计工作打下基础；减少或取消使用临时性的账户，统一使用国库集中支付；组织高校财务会计人员积极学习新会计制度，让财务人员能熟练操作新系统、新软件、新科目，做好新旧衔接工作。另外，在转换新旧高校会计制度的节点上，高校财务管理工作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机遇，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好好把握契机，及时整理财务信息数据、规范财务制度，安排实施新高校会计制度，开展好内部财务工作。

（二）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1．构建预算编制机构，强化预算管理意识

多数高校目前并没有专门构建预算编制机构，只是由学校的财务部门编制预算，预算管理意识较弱。为切实加强高校预算管理工作，提高预算的权威性及预算执行力度，高校当务之急就是构建预算编制机构，从思想意识上给予预算管理足够的重视。高校预算编制机构主要由校领导负责，由财务部门牵头，由学校的资产部门、审计部门及二级学院派出的专人等共同组成。预算编制机构负责收集学校各个部门的预算资料、预算编制，并由各部门向预算编制机构反馈预算执行情况，从而全程监控预算的全过程，最终有效强化预算管理意识，将高校的预算管理工作跟二级单位工作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最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出资金的效率。

2．规范预算编制，加强预算管理

预算是高校事业计划的货币体现，而规范学校预算编制、加强学校预算管理、提高学校的财务计划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高校在新会计制度下加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一，高校财务部门应坚持综合预算，将学校可能发生的各项支出和收入全部纳入到预算管理中；其二，坚持把增量预算过渡到零基预算，并由学校财务部门根据干部人数、教职工人数、学生人数及相关标准确定预算基数；其三，进一步细化经费的指标管理，严格以项目管理要求为依据，设立项目明细，实施刚性项目预算，防止任意挪用预算资金；其四，严格执行既定的预算，坚决防止超预算的现象、无预算就支出的现象，即使是收支情况发生变化，也要在调整预算之后才能处理。通过加强高校预算管理，不仅能强化高校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还能确保高校的科研事业、教学事业等正常运转，在新高校会计制度下成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加强完善预算的绩效考核机制

高校应及时将各个二级单位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表现和结果等纳入到相应部门的年终考核系统中，从而把预算跟全体员工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针对执行预算项目的具体情况应定性、定量进行分析，通过运用投入———产出完成成本分析。针对严格执行预算文件的部门，可适当给予奖励；针对资金使用效率偏低、预算执行情况较差的部门，应给予一定的处罚、警告；情况特别严重的，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对于高校的各个重大项目支出，务必要进行预算绩效考核，明确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克服一些领导的主观意识，避免在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缺陷，以提高新会计制度下高校的财务管理水平。

（三）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机制

1．进一步完善高校财务管理体制

在新会计制度的实施中，高校应实行集中核算、统一领导的财务管理体制。学校的财务部门是一级财务管理机构，直接由校领导组织开展工作；学校的后勤集团应实行二级核算，推行会计委派制。财务部门负责贯彻国家财政法规、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统一管理高校的每一项财经工作。在高校党委及行政的领导之下，高校财务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体制，争取通过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来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

2．积极建章立制，规范收取学费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面临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的问题，为有效缓解学校承担的资金压力，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难题，高校应积极建章立制，规范收取学费，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收能力：高校在努力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可通过多样化办学的方式创造学校收入的增长点；在继续教育学院开展专套本、大专、电大、中专等办学，以切实提高学校收入；财务部门积极以高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学费收缴管理办法，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真正做到该收的学费、住宿费应收尽收，从而有效提高高校学生的缴费率。

3．加强财务监督，有效规避财务风险

新高校会计制度要求高校实行集中财务管理体制，财务部门要集中管理各类账号，各项合格的收费全部由财务人员收入账户，不留任何死角，坚决避免小金库的出现。在使用资金时，财务部门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实行审批、核算及监督等程序，确保统一调度学校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高校应顺应新会计制度的要求，加强建设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规避财务风险。如高校可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招投标制度及经济合同制度等，财务部门建立起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收费管理制度等，以全面提升高校财务管理水平，促使高校尽早走上科学的财务管理轨道。

三、结语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1.1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机制

目前，大部分高校财务管理都是实施校长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校领导的要求。因此，高校必须设置专门的总会计师进行协助校长进行财务管理工作，才能高效管理多渠道所筹集经费，不断完善运行机制，使高校财务工作重点由核算转变到管理。

1.2难以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我国部分高校财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但是却难以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导致部分资产管理中存在风险。由于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影响，在各种经济项目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内部控制制度内容不完整，可能会降低高校投资的准确性，造成经济损失。部分高校内部控制范围无纳入级单位财务，容易出现放贷款、非法集资情况。

1.3财务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我国高校无法正确认识到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导致财务管理工作过于形式化。部分财务管理人员无经专业化教育培训，缺乏系统的财务管理理论知识与熟练的业务操作技能，无法明确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将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分析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模式

2.1健全高校财务管理机制

在现代财务管理中，高校必须改变传统的校长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模式，我国高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必须全面实施两级财务管理制度。我国高校在接受国家拨款支持的同时，也可积极发展社会多渠道资金筹备，并进行安全合理的对外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金。

2.2完善高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新会计制度的实施，要求高校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加强对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根据新会计制度，进行完善财务管理知识基础，对外提高对外投资预算与资本核算水平。同时，完善财务报表制度，加强高校领导对企业财务信息的核查，对财务管理情况做到了如指掌，从根本上提高财务管理质量。

2.3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

在进行招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时，必须提高工作人员的招聘标准，可选取职业道德良好、专业素质较高、学习表现突出的学生留校就任本职工作，因为本校的专业人才具备一定的财务管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高校的财务管理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不断完善岗位责任制度，实施奖励分明的考核机制，对高校财务管理人员进行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的测试，可对通过考核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对考核与测试不合格者，必须限期离职等。

2.4优化信息管理系统

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在高校财务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健全财务管理信息，实现高校内部财务信息资源共享局面。同时，优化信息管理系统，可增强高校的财务管理内控信息的真实性，提高财务管理工作效率，从根本上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2.5构建高校三维一体财务管理模式

分级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心，主要手段为目标管理，绩效预算和管理为桥梁，进行构建三位一体的财务管理体系，全面发挥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能。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构建财务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各项财务管理目标。为了实现高效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分级管理的有效，必须立足于二级学院和单位调研上，进行完善预算管理模式，构建功能一体化的财务业务综合平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模式，形成一体化的学校预算和预算控制。进行财务管理体系，可及时发现处理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三、结束语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一年来，在商务部党组正确领导、有关部门、全体会员单位和理事的大力支持下，学会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遵循为企业服务、为会员服务、为商务事业服务的宗旨和发展、改革、创新、自立的指导思想，围绕商务工作中心任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学会五届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加强了与部财务司等有关司局的联系，启动了学会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健全了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2007年工作总结和2008年工作思路报告如下，请各位理事审议。

一、2007年工作总结

（一）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

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进展顺利。各省市、大区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正在组织对拟推荐论文的修改及报送工作。全国论文评选委员会将于2008年1月份召开评审会，优秀论文将在2008年初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财会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2007年的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加强了理论研究组织领导

2007年，部财务司和学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通知》和《关于2007年商务财会论文评选工作安排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学会联合开展理论研究工作。通知强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学会的中心任务；同时，对理论研究具体工作做出布置。“两通知”的，进一步明确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理论研究工作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要求，为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保证和依据。

2.深化了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的具体指导

接到通知后，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和外经贸会计学会领导深入指导理论研究具体工作。从落实课题、征集论文、组织审改到论文评选，全程关注甚至全程参与，并亲临省区市或者大区组理论研讨会，根据商务工作发展需要，提出理论研究工作的思路和要求。北京、辽宁、四川、广东、江苏等21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负责人参加了大区组理论研讨暨论文评选会。

部分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和财会处领导率先垂范，有的亲自撰写论文，有的亲自审改论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山西省商务厅领导安云亮同志对理论研究工作十分支持，坚持年年撰写论文，并且论文有深度，质量高。辽宁省外经贸厅原财会处处长林国军同志，调任贸发处长以后仍然热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亲自审改辽宁省的论文，并参加辽宁省和东北大区组织的理论研讨会。

3.完善了大区理论研讨与论文评选机制

大区组作为学会理论研究组织推动工作的一级机构，对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大区理论研讨会不能正常举行。今年，总会和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认真贯彻通知精神，积极完善大区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大区组的作用，全国5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都如期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其中华北、中南、华东3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继续坚持开好研讨会，东北、西北西南大区组恢复了大区组研讨会。

4.提高了论文评选及表彰层次

从今年开始，进一步完善了论文评选制度，对优秀论文将在全国商务财会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同时，改进了论文评选机制，对论文评选委员会的构成进行了调整。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商务财会理论研究的权威性、学术性和指导性。

（二）《国际商务财会》更名改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对外经贸从单一的商品贸易逐渐向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合作、技术引进与输出等方式相结合转变，传统外经贸行业的概念逐渐淡化。为适应形势发展，更好的满足读者需要，经商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2007年1月，杂志正式更名为《国际商务财会》。

杂志更名改版得到了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同志为我刊亲自题写刊名；杂志顾问、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杂志编委会主任、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对杂志改版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新一届编委会也给杂志更名改版提供了许多支持。

更名改版后的杂志从内容、版式以及市场运作上都有很大改进：内容上，突破传统外经贸的框框，紧跟商务财会工作需要，开辟“准则实施”、“商务观察”、“国际运作”、“财会人生”等新栏目；版式设计上，改进封面设计、内文用纸，便于读者翻阅和查找；在市场运作上，杂志扩大对外合作，以媒体交换等形式，在各类报纸、期刊等广告媒体上广泛宣传，提升杂志知名度。

读者的订阅是对杂志更名改版工作最好的肯定。从省市学会发行主渠道看，上海、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武汉、沈阳等省市学会的订数有的比2006年明显增加，有的比前几年明显回升。从2008年杂志征订情况看，各省市都很有信心增加杂志订数。上海、江苏等华东各省市以及天津、辽宁等省市表示2008年的订数一定会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有的学会甚至表示杂志订数要翻番；宁波在原订180本的基础上，再增加100本。

（三）3本书的编写

1.《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

近两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和新税法的出台，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指导意见和通知陆续下发。为使企业更好地贯彻这些新制度、新法规，方便财会人员查找和学习。2007年，我会受部财务司委托，按期出版了两册（2006年下册和2007年上册）《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共纳入400余个重要的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文件。

《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作为学会出版的传统书目，发行量一度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为转变这一状况，学会按照市场细分的理念，针对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需求，改进装祯版式；各省市学会积极加强各方面联系、推介，发掘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群，夯实发行渠道。目前这两册书的征订情况良好。

2.《企业风险管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企业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取胜并保持长盛不衰，就需要特别加强风险意识，建立完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本着为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目的，出版了《企业风险管理》一书。

该书内容丰富，案例详尽，既阐述了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也提供了防范和应对各项业务风险的具体措施；既纳入了生动的风险案例，也包含了重要风险管理文件。适合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和业务人员阅读和学习；也可以作为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培训的参考教材。

3.《反倾销会计实务》

为更好的帮助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2007年学会组织了几位反倾销专家编写了该书。目前该书的初稿已经编写完毕，正在抓紧时间总撰编审。

（四）培训工作

1.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2007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共举办了26期培训班，学员共计3 162人，占国务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中央企业财会人员应培训总数的10%，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反倾销会计培训班

根据部财务司《关于举办2007年“全国反倾销会计人才培训班”》的批示精神，学会承办了全国反倾销会计工作培训的任务。2007年在长沙、郑州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共培训学员216人。总体看，2007年反倾销培训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高度重视：不仅积极组织落实，宣传、推动培训的开展；还亲自参加培训，既带动了其他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又为日后组织反倾销应诉工作做了思想认识和知识技能准备。

（2）培训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85％～95％学员来自湖南、河南本省及其他中西部地区省市。

（3）学员普遍反映良好，认为本次培训内容实际、深入，受益匪浅，不仅消除了对贸易争端的惧怕心理，而且掌握了基本的应诉程序和自我保护措施。

3.联办新会计准则培训班

2007年，我会与各省市学会合作，分别在海口、大连、成都成功举办了3期新会计准则培训班，共有272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了部财务司领导和资深专家分别就当前外经贸政策和新会计准则做了详细讲解，受到学员好评。联合办班的模式，发挥了“总会”和省市学会各自优势，将师资、生源、协调组织等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了双赢、双发展。

（五）召开财会处长、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使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财会人员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开展相互间学习、交流活动，2007年6月22日至26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贵阳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度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处长联席会”。90多人参加会议。财政部会计司制度处负责同志讲解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后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部专家工作组的处理意见；新财务报表的格式及其影响等。”商务部财务司综合处负责同志介绍了“对外经贸形势；进出口税收政策变化；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上海兰生集团等单位进行了经验交流。

2007年9月18日至20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西宁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审计处长联席会”。70多人参加。财务司审计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商务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要求。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李三喜总经理讲解“如何构建中国式内部控制”和“中国企、事业单位全面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中国中化集团等单位进行了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经验交流。

（六）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活动

2007年是《国际商务财会》创刊20周年。5月，学会在武汉召开了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会暨杂志编委通联员会议。庆祝会得到了商务部领导和湖北省商务厅的重视，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李荣灿司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上还对杂志创刊20周年征文的获奖作者以及对杂志创办和发展有贡献人员进行了表彰。

（七）编发简报

为及时反映各级省市学会的工作动态，相互交流、学习，促进工作，学会加强了简报的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工作。全年编发25期，比去年增加9期。

（八）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发展新会员

为加强总会与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联系与合作，为更多的外经贸企业和财会人员服务，省市学会经过协商，同意已加入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会员单位，加入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目前已有26家省市属企业加入总会。

（九）网站

在部信息化司的支持下，学会新版网站于2007年10月10日开通，运行良好，月平均点击量占“协会学会类”前3名。

二、2008年工作思路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商务财会改革30周年。30年来商务财会在财税体制、财会制度以及调控机制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学会也将围绕“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开展工作。

（一）举办主题论坛或研讨会

主题论坛或研讨会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具体组织方式将根据论坛或研讨会的内容、规模来确定。在此，希望各位理事多提意见和建议。

（二）编好2本书

1.修订《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

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在企业的推广实施，新税法的出台，企业迫切需要有一本既反映外经贸行业特点，又紧跟各项财税政策的业务指导用书。2008年将进行《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的修订工作。《基础手册》修订将注重知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指导财会人员做好本职工作，还可以作为中小企业财会人员培训教材。该书作为外经贸财会领域的传统书目，伴随着外经贸财会领域的几次改革，因此也将作为“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的工作之一。

2.继续编好《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2007年下册和2008年上册。

（三）加强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工作

1.重点做好课题研究

为提高理论研究的主动性和指导性，在鼓励财会人员对广泛开展理论研究活动的同时，学会将征求各位理事和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意见，选择几个重点研究领域作为专题研究课题。课题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以及当前商务财务工作的热点、难点为主题，以提高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

2.设置论文评选工作组织奖

坚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会计学会联合开展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机制。为加强论文评选组织工作，明年将增设论文评选组织奖。表彰5～10名组织工作做得好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会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组织奖的条件有：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健全组织协调机构，配备专人负责；参加理论研究工作的商务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人数较多，撰写的论文较多、质量较高；做好大区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组织工作并富有成效；积极参加全国商务财会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活动等。

（四）培训

1.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

鉴于目前沿海省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集中，需要增强反倾销意识，提高反倾销应诉及自我保护能力，2008年将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培训对象将向江、浙、沪地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倾斜。

2.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

为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对外交流，明年学会将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为企业会计制度，考察国别（地区）拟定在台湾省、日本或韩国。根据实际预报名的人数和考察意向，确定考察的时间和具体安排。

（五）办好杂志正刊、增刊与网站

为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增加信息量、增强实用性，2008年杂志正刊页码从64页增加到80页，增设企业理财、个人理财副刊，同时为配合“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活动，增设“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栏目；办好两本增刊，帮助财会人员、评定职称、提升自我，为财会理论研究交流提供平台；维护好网站，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效率，为省市学会及时获取信息、交流情况提供平台。

（六）开好财会/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搭建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交流平台，2008年我会将继续和部财务司联合召开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两个联席会。

（七）编发好学会简报

由于部分省市学会网络条件的限制，学会纸质简报仍是学会之间获取信息与交流情况的主要渠道，2008年将继续做好学会简报编发工作，及时将各省市学会工作情况进行交流。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一、由“基础和支柱说”谈起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造性地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兼具历史和理论高度的重要论断。围绕这一论断，学界展开广泛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于2015年最早将其概括为“基础和支柱说”，认为这一全新论断反映了国内外财政运行变化新趋势，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基础和支柱说”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传统财政学“市场失灵—公共物品—财政职能”研究逻辑的不足，对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政学科属性、财政活动主体、财政学理论体系都提出了重大挑战，也因此，财政基础理论创新迎来新的机遇期。“基础和支柱说”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提出的，其核心在于财政定位的提升和拓展，从根源上摆正了财政与财政体制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突出位置。相较于传统财政学理论，“基础和支柱说”认为财政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经济领域的要素，而是关涉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应以满足国家治理活动中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起点，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所有领域，关注并对接国家治理层面的基本问题。从经济领域跃升至国家治理范畴，现代财税体制构建出现了重大转折。以此为基点，财政主体覆盖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财政职能跨越一般政府职能覆盖国家治理等诸多方面，财政学科边界也随之拓宽，范围更为包容。由此，财政基础理论建设也从弥补“市场失灵”转变为立足“治国理政”，步入了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基础和支柱说”这一论断的出现，引起了国内财政学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财政学在中国的处境，并逐渐意识到传统财政学理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巨大藩篱。“基础和支柱说”由此成为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支点。以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吕炜教授为代表的财政学者基于中国财政实践，认为财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始终承担着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基础和支柱说”的提出高度概括并回归了财政的本源。中国财政较之西方发达经济体财政在制度背景、权力构成以及发展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种非规范的制度安排蕴含着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特殊选择，是中国基于自身改革目标与发展要求不断调适所形成的财政制度架构，难以简单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种既有的财政理论加以解释和评判。由此，吕炜教授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共产党建党100年间的财政改革与制度实践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轨中，不同改革时期财政研究的特殊规律与一般逻辑，以此阐释中国财政改革的道路和模式。这种源于财政实践的逻辑归结与方法论探索恰恰是构建中国财政理论框架的研究基础。

二、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及进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的重新定位，使得学界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不仅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长，而且正在逐步形成多维度的代表性观点。这些观点包括以“基础与支柱说”为基础的国家治理财政学，但不限于此。新市场财政和公共风险财政论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正以逐步完善的理论体系扩大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哪种观点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均呈现出团队研究型的特点，通过梳理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代表性观点的进展，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前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的分布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以及财政科学研究院作为财政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也是财政理论创新研究的主力，充分展示了在财政理论研究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一）国家治理财政学

国家治理财政学缘起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以陈共、郭庆旺、刘晓路、吕冰洋等学者为研究代表。

传统或西方财政学从市场失灵角度理解政府职能的思路是不完备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西方主流分析框架。根据这一论断，2015年陈共教授专门撰文分析财政学研究对象，拓展了财政学研究思路。财政应该是经济与政治的二元结合，既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同时也应制定现代财税制度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6年，刘晓路、郭庆旺从国家治理视角梳理了官方学时代、政治经济学时代、经济学时代的财政形态，提出中国财政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回应现实需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财政理论。2017年，刘晓路、郭庆旺借梳理陈共先生财政思想之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他们认为“国家与财政的关系问题”是贯穿财政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有必要建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并为之命名为“国家治理财政学”，这是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的具化与深入。但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尚未建立完整的学术理论框架，也没有就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具体内涵进行详细阐释，仅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强调建立财政学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财政活动与国家意志形成、国家能力培养、国家制度构建有机结合；二是财政研究应立足于“国家能力”，要求财政学理论所指导的财政实践能够切实增强国家能力，从而有效解决该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三是基于“国家自主性”的传统财政理论具有相应的历史合理性，财政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应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不难看出，国家治理财政学肇始之初便根植于“国家”理念，认识到了财政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之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差异性特征。

2018年，吕冰洋以刘晓路、郭庆旺的国家治理财政学理论先导为基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国家治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吕冰洋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国家能力的提升，并将国家能力具体为市场增进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在国家治理视阈下，财政的出发点应从市场失灵下的基本公共物品提供上升至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公共秩序重建，以此为目标进行支出、收入、预算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设计。国家治理财政学发展至此，形成了一套围绕国家治理目标与财政制度设计能够逻辑自洽的“国家治理财政”框架体系，较之前述研究更加具体完整，且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但其与中国财政现实是否契合，以及能否为现有财政体制改革提供靶向性理论依据，文章浅尝辄止，仅以“政府间财政关系”为例点墨带过。

由上可知，国家治理财政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财政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从理论上阐释了财政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但是，截至目前其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国家治理财政学的核心内容是理论分析和框架设计，而对于如何将国家治理财政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相融合、如何以理论创新指导制度建设等相关讨论仍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未来这一理论发展和延续的重点与关键。

（二）新市场财政学

新市场财政学的主要研究阵地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财政税务学院，代表人物是李俊生、马海涛、姚东旻、白彦峰、曹明星等学者。2016年，李俊生和姚东旻以“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购买医疗服务事件为案例，探索了政府和私人部门处于同一平台时如何通过“交易合约”避免出现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从而实现私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优化配置问题。这是“新市场财政学”首次正式出现于学术理论视野，通过实际案例验证了这一理论对现实财政问题的解释力。2017年，李俊生撰文进一步阐释了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基础是“社会共同需要”，以此解释财政的本源和市场的本质；其核心概念是“市场平台观”和“政府参与观”，即以市场为平台，公共部门、企业、自然人等都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市场规则观”），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通过公共价值衡量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公共部门的财政活动（“公共价值观”）。理论渊源上，通过对比分析国家分配论、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的代表文献，阐释了新市场财政学主要是以欧洲大陆学派的财政理论为基础。与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学理论不同，欧洲大陆学派并没有将政府与市场相对立，而是将政府与市场看作是财政行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新市场财政学以市场为交易平台，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新市场财政学对中国财政理论学界而言，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是对已有财政理论的继承与开拓，是学界对财政理论探讨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之一。这一理论结合现实经济运行规律，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纠偏，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财政学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讨论范式。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逐步深入、清晰地阐释了其核心议题、理论渊源，还在于其为理解当前政府与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例如以从新市场财政学的“市场平台观”为基础，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合作空间、医疗保险制度的提供方式、社会救济与社会互助等问题。

由上可以看出，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以典型事实为分析起点，深入剖析了事件背后的财政逻辑，并逐步完善了理论体系，直至拓展其解释和应用范围。新市场财政学发展至今，已然成为财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其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主要由特定研究团队进行，其研究范围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入。作为一项基础性财政理论，新市场财政学仍需以更高的视野来回答和解释宏观经济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层面的基本问题，形成以中国故事为基底的财政学完整理论体系。未来，新市场财政学仍应以探讨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阐释财政主体行为特征，修正传统财政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技术路径，为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事实支持。

（三）公共风险财政论

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研究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为主，以刘尚希、傅志华、李成威、陈龙等学者为代表。

1997年，刘尚希较早地开始将财政风险纳入研究视野，提出财政是全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财权分割、财力分散是财政风险加剧的表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利用外资失控都可能加剧国家财政分权，金融风险可能是财政风险的直接导火索。1999年，他明确提出在财政风险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财政制度和政策选择的目标应是防范财政风险。此后，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3—2005年以公共债务和财政风险为核心的制度分析阶段；二是2015年至今以国家治理风险防范为切入点的财政理论建构阶段。2003年，刘尚希系统阐释了财政风险的分析框架，将财政风险定义①为：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一种可能性，此为财政风险论的正式研究起点。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或国家）是一个双重主体——经济主体与公共主体。经济主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地位，政府享有维护自身公共产权的权利。公共主体则表明政府有义务承担公共决策中的财政、金融、债务、企业风险，同时需要承担公众期望和社会压力所引致的支出责任和义务。研究工具则是借鉴了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PalackovaBrixi的研究成果——财政风险矩阵。2004年，刘尚希剖析了我国财政风险的制度原因，包括政府承担了国有企业风险，公共预算对政府行为的软约束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明确等。化解或降低财政风险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制度构建，硬化预算约束，同时提高财政透明度。2005年，刘尚希重新界定了财政风险，并对政府作为经济体和公共主体两重身份下的财政风险作了具体阐述。此后，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展相对缓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确立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公共风险财政论开始从国家治理视角审视财政改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和公共风险挑战。2016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通过理论分析财政风险、公共风险之间的传导机制，构建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赤字与债务风险多种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公共风险财政论的分析工具。2018年，“廊坊会议”上①，刘尚希结合其《公共风险论》一书，报告了基于“公共风险”这一核心概念建构的财政理论设想。他指出了传统财政学的逻辑缺陷，认为新财政学应从集体观念出发，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公共风险为逻辑起点，运用行为主义分析公共风险的产生和治理机制。公共风险财政论的研究与中国改革发展同步进行，跨越时间较长，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科研成果。以公共风险为视角的财政理论建构唤醒了民众的社会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也为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推动力。公共风险财政论诚然能够在债务风险防范、央地财权事权划分、预算制度改革等方面为提供制度评价与政策分析的理论依据，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其一是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财政风险分析源于我国财政风险逐步暴露的事实，虽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意义重大，但其理论基础薄弱，研究中多以风险事实为依托，尚未形成完整普适的理论架构；其二是财政风险分析更加倾向于一种逻辑分析，在风险指标体系构建中仍是以债务风险矩阵为基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政策评估的灵活性、有效性、客观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总结与启示

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以及公共风险财政论是当前国内财政理论创新的主要代表。它们虽然针对的主要问题不同，但从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一是基于深厚的财政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以及财政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来都是财政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为财政基础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二是基于学术团队长期以来的学术思考。以国家治理财政学为例，陈共、郭庆旺及吕冰洋一直以来致力于财政理论研究，特别注重财政理论与我国财政实践相结合，并以学术话语展示中国财政逻辑。国家治理财政学是理论与实践又一次在学术层面的结合，展示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长久以来对财政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公共风险财政论为例，刘尚希自30年前就已经关注到了财政风险问题，回溯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出公共风险财政论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因此，公共风险财政论是凝结了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30年来对财政问题思考的智慧成果。以新市场财政学为例，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已展示出清晰的发展路线，沿着现象—理论—框架—应用不断前行。

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现状也暴露出存在的问题：一是理论与实践的不相匹配。明显地，国家治理财政学和新市场财政学更侧重于理论基础阐释，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待进一步考察；公共风险财政论由现实财政问题引发，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但是理论基础不够坚实有力。当然，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也成了今后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二是不同方向研究由特定研究团队进行，但是相互之间的学术交锋较少。

三、西方财税思想中的跨学科融合

中国财政理论导源西籍，取径东瀛，受西方财税思想影响深远。因此，有一些学者以西方财政经典理论为基础，从跨学科的角度丰富了财政基础理论，其中以财政社会学和财政政治学较为典型。

（一）财政社会学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刘志广是财政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者。2005年，刘志广回溯了国外财政社会学提出、兴起、停顿、复兴的发展过程。

财政社会学源于对财政学技术化的反思，有奥地利传统和意大利传统两个分支：歌德雪与熊彼特为奥地利传统的代表人物，主张财政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为目的，而歌德雪与熊彼特却就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秉持着不相同的研究路径；帕累托及其学生为意大利传统的代表人物，主张从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角度对公共财政进行分析。2006年，刘志广在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下阐释了财政制度的内涵及其分类，认为财政制度是产权界定和人权安排的元规则，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或“立宪性”制度安排。按照现代语境，2012年，刘志广将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以国家财政为视角，围绕国家与社会发展所进行的理论、历史研究。2014年，以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为出发点，刘志广提出财政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在于，财政问题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源。特定的财政制度总是决定着特定的国家治理结构与模式。因此，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应以提升现代国家能力为着眼点，具体指向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对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提出了必然要求。财政社会学在当代兴起，以“社会”视角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要求宏大理论框架和宏大历史叙事相结合，恰恰是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财政社会学对于财政制度的基础性表述与“基础和支柱说”中的财政定位，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财政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认识国家的独特视角，将财政纳入社会这一复杂系统中，综合考虑经济、政治诉求，使其对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改革拥有了更强的解释力。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基于财政政治学框架所衍生的财政问题思考，如财政分权问题、民生与财政问题等，依然缺少具备可操作性的现实指引，存在理论框架嫁接经济现实的问题。同时，相关财政改革方案多以税收为落脚点，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财政社会学作为一项完备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视野应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

（二）财政政治学

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是财政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010年，刘守刚探索了财政研究的政治学路径。

刘守刚主张财政政治学是财政学的一部分，即对财政现象进行政治学的分析与研究，而非财政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财政运行政治学与财政转型政治学，后者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更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2015年，靳继东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财政新的功能定位，财政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也应随之延展。由此提出，财政政治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满足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重大需求，围绕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问题展开讨论。2021年，陈龙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就研究主线、基本假设、基本问题对财政政治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扩充。财政政治学依然遵循“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以财政权力和利益分配为研究主线，讨论财政的政治道德基础、征税权和预算权的性质、财权配置和运行、财权的规范与制约等问题。

目前而言，财政政治学在西方理论界的发展较为迅速，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刘守刚和魏陆主编的《财政政治学译丛》，全书共12册，探讨了19世纪不同欧洲国家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的发展情况，是财政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而言，国内的财政政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学者对于财政政治学的理论构建各抒己见，共识与分歧并存。现有研究成果多以西方财政思想为基础的概念化讨论，对相关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针对中国现实的财政政治分析也远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关于财政学科的讨论

与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相适应的，是关于财政学科范畴的探讨。基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大论断，有学者认为财政学科的研究范围和性质应重新审视。一种观点是财政学应是多种学科的交叉。2015年，陈共撰文讨论了财政学对象的重新思考，以“财政”一词来源为引阐释了财政学科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属性，认为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探讨财政学问题是未来财政学理论创新的主要方向。2014年，高培勇在阐释“基础和支柱说”时也明确提出“财政是一个跨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多个学科和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范畴。”但是另一种观点是坚持财政学是经济学科。2016年，安体富从财政学在西方经典经济学著作中的论述为主线，认为一直以来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财政学与多种学科的交叉也不能动摇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主体地位。2021年，张馨针对当前财政学理论研究专门论述了市场经济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财政学是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失效和公共产品问题，因此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具有严密的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市场失效论”和“公共产品论”仍是重要的理论支撑。

关于财政学科研究范围和性质的讨论是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财政学研究问题和方法。第一种观点拓展了财政学研究范围，为财政基础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第二种观点强调了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是以经济学为基础，即使创新也应在经济学体系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结构。

五、总结与展望

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陈共教授在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建设中明确指出，“我国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十分不相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三个特点，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财政问题历来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和重大问题，财政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既体现了对财政基础理论的继承，也体现了原创性、反映了时代性，并逐步以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学术体系。这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对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回应，也是国内财政学研究自信的体现。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全面统筹 协调发展 中国财税法学 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 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 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 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 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 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 [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 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 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 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 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 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 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 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心词汇]财富税；税收公允；中央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允性效果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实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钱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形式以来，有关财富税税收归宿的研讨不时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效果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富税税收公允的研讨文献大体构成了两种相互统一的观念，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区分在实证文献中失掉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富税公允性的研讨失掉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念的运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富税公允性研讨的实际文献，一方面为国际学者了解这一范围的开展状况与开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际学者研讨国际物业税的下一步革新提供有益的思绪。

一、“受益论”与财富税税收公允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不时持否认态度，Tiebout模型改动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形式。虽然最后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外地反映理想，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讨效果为财富税“受益论”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富税的“受益论”观念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停止了更为深化的论述。这种观念以为财富税是一种简直可以鼓舞外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中央政府支出的主要承当者，他们经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中央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运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富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效劳的支出，从而也使财富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念在局部平衡框架内剖析税收归宿，以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允支出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富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支出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支出家庭相比，低支出家庭承当的财富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求两个中心思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域可以有效地保证财富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可以充沛表现到住房价值中。少量关于分区制的实际文献都努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状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关于中央效劳和住房需求存在支出和价钱弹性，而支出与价钱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效劳的分类选择提供了能够。显然，这类研讨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理想。理想上，对土地应用的控制往往是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方案的剖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剖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经过中央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状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绪最成功的实际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规律停止了普遍深化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异；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讨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兼并的最终决议者；RandaUHolcombe总结了其他相似研讨，发现这些研讨很有压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适宜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效果要求房屋购置者比拟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效劳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念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讨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以为“假设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添加的那局部税收支出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标明预算开支添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中央财富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讨了其他公同事情对中央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标明，各种中央公同事情的影响都会十分准确地体如今房屋价值上。

二、财富税“新论”与税收公允

与财富税“受益论”相统一的另一种观念是财富税“新论”，这一观念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实际体系。Mieszkowski经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普通平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中央财富税的剖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度的资本供应完全没有弹性，研讨标明，资本一切者作为一个全体担负了全国财富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富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富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支出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当的税赋也多，所以财富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允支出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念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报答也失掉了思索。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富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域，从而降低了外地消费要素的消费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报答，最终提高了房屋价钱；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域，从而使流上天的土地与工资价钱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钱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富税的消费税效应。但是，就经济总体而言，财富税“新论”以为相关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主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富税“新论”异样也依托两个中心假定：一是资本可以由于不同地域间税率的差异而自在活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坚持不变。并且，即使在普通平衡模型中参与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定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讨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定的阅历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中央公共效劳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中央公共效劳水平的影响实践上是财富税“新论”在中央公共产品供应上的一种运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阅历验证。最早留意到这个效果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以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中央政府不愿对活动资本征税的心态，能够会招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招致中央公共效劳的供应缺乏。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念停止了系统研讨，他们树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反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在活动；每个中央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效劳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假设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效劳是有效的，此时财富税税率为零。假设人头税的运用存在限制，则财富税融资的结果标明中央政府选择的公共效劳会低于有效水平，缘由是中央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战略，从而增加了对资本税的运用。

Brueckner对这种复杂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参与了休息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依据其对不同公共效劳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休息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活动的影响，结果标明依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效劳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普通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思索消费结构的模型中，只需征收财富税降低了中央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效劳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发生。不过，假设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效劳数量缺乏的效果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沿效劳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能够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效劳水平，由于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取得庞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招致公共效劳低水平提供的传统实际都遵照了一些相当严厉的假定，诸如中央公共效劳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中央公共效劳的提供完全由选民志愿决议等。而理想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议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偶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中央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能够存在市场权利。因此，关于财富税税收竞争的最新实际也在这些方面停止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中央公共效劳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发生公共效劳水平低下的结果。

LucNoi-set将税收输入剖析融入到规范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坚持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消费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定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域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权利。结果标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经过对可活动的资本征税取得垄断租金，从而经过税收输入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添加，并且，这种福利的添加完全能够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招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反地域(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休息两种消费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域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域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招致地域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效劳的有效供应；并且假设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增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添加。

四、财富税革新、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允

美国财富税革新的主要缘由是征税人的公允要求，也与财富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引见了美国财富税的革新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新鲜的税收限制方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中央政府的财富税率停止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情愿为中央政府公共设备树立而承当征税义务，第一次财富税革命发作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经过税收限制，其中大局部的措施都片面地对中央财富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上下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经过标志着现代财富税税收革命的末尾，在1960年代以后，大局部现代财富税限制直接或直接地触及到对财富税支出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富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价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运用的措施也末尾在一些中央政府运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中央政府停止税收限制的主要缘由：一是居民财富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添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添加而引致的增加财富税的要求；三是从财富税过渡到对运用者收费的要求。

关于现代财富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富税限制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标明财富税限制增加了财富税税收支出及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时，中央政府其他方式的财政支出添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添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剖析中央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复杂模型，模型假定政府运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效劳投入，只消费一种公共产品的状况。假定中央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假设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议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需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效劳投入间的边沿替代率(MRS)必需等于要素价钱。显然，假设支付函数与消费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招致中央政府改动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但是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标明税收限制会招致中央政府增添效劳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容许以用中央政府操纵选民的才干加以解释，即假设一单位税收增添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能够赞同经过中央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弭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富税限制的影响也体如今其他方面。人们以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能够是招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缘由，Figlio研讨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员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员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剖析了基于置办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富税革新，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支出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清楚，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需市场价钱的增长快于再评价限制，以置办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招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允，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求支付越高的财富税。Shires以中央政府能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支出作为判别中央政府能否对财政支出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详细剖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的变化，结果标明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大幅下降。

除普通性财富税限制外，对特定项目或征税人的税收优惠也是财富税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路政策是指居民实践财富税额超越一定的支出比例时，这些项目允许缴税人失掉州退税或取得所得税减免。研讨标明，各地可以享遭到这一优惠的比例从15％到100％不等，但估量大少数州的参与率在50％以上。另一种罕见的特定优惠措施是住宅税收豁免，即州政府强迫中央政府豁免住宅财富税，Baer估量的各州住宅豁免的参与率通常要高于80％。第三种重要的特定财富税减免项目即是对财富税项目的特定限制，其中最盛行的两种限制措施是特定税率限制和财富征税限制。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对财富税特定项目优惠停止了延伸研讨。

五、中国物业税革新的研讨综述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效果的决议》，《决议》在提到深化财税体制革新时指出“实施城镇树立税费革新，条件具有时对不动产开征一致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一致税政前提下，赋予中央适当的税政管理权”。说明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的目的一是要规范与调整目前的财富税体系，二是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打好基础。围绕这两点内涵，国际学者对物业税展开了普遍而深化的研讨。

针对“租税并举”的不同态度，国际学者关于物业税开征对住房价钱的影响构成了两类截然相反的观念。吴俊培以为我国现行的一些财富类税收与现行的土地“批租”制度，只起到抬洼地产价值或现值的作用，并不利于土地的有效运用和居民住房状况的改善。因此，在将要推行的物业税革新中，应该废弃现行做法，将现行城镇土地运用税、土地增值税及批租支出等归并到物业税中，这将有利于构成土地的市场价钱，并且将一局部市场价钱转化为真正的财富税税负。同时，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税负的散布也会愈加契合“才干准绳”，因此会发生更大的公允效应。马克和等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念。另一种观念以何振一、刘维新等为代表，以为物业税是不动产税的一种类型，土地出让金是地价的别称，是政府以土地一切者身份，在出让土地运用权时收取的土地价款，它并不是政府为完成公共管理职能收取的费用。地价与税收是两特性质不同的经济范围，税是公共分配范围，地价是市场范围，两者在社会再消费中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也不应当相互替代。房价过高的理想也不是“租税并举”的肯定结果，因此，处置房地产开发本钱过高和房价过高效果的基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树立方面费税革新的步伐，消弭过多、过重的不合理收费，降低过高的税率，简偏重复征收的税种，这样才干实在到达降低过高房价的目的。

除了从房价的角度讨论物业税革新，进而了解其支出再分配效应以外，高培勇则直接把近年来我国调理贫富差距成效欠佳的缘由归结于物业税这一“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税的缺位，以为虽然从外表看，物业税不过是对现行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的一种归并整合，但实质上，物业税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却有着非同普通的差异。由于行将开征的物业税所聚焦的主要课税对象是居民团体所拥有而非企业所拥有的房产或房地产，因此，物业税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税，也是实真实在的财富税。而物业税开征的直接动因既不是人们客观想象中的抑制房价的工具，也不会是为中央政府寻觅主体税种的结果，而是调理支出分配的一种逻辑肯定。由于支出分配的调理无非是“流量”与“存量”两个方面停止，而物业税的开征正是我国现行税制体系“填补存量税(财富税)”空位的重要举措。

关于物业税革新形式，安体富与王海勇引等提出了规范我国现行房地产税费，构建以土地年租金为基础、物业税为主导、其他房地产税费为辅佐的租、税、费体系思绪。而樊丽明与李文㈨等则以为物业税革新应兼并房产税、城镇土地运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将房产税、城镇土地运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兼并为房地产税(或物业税)，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税制要素。此外，关于开征物业税后会不会加剧现有的地域间财力差异，大少数学者持一定态度，但也有学者并不以为然。当然，在税率、税收减免、住房价值评价等方面，国际研讨也都有涉猎。

六、小结

财富税的“受益论”与“新论”都是基于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在公共经济学文献中都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无论是支持“新论”的HarbergerL关于税负归宿的普通平衡模型，还是支持“受益论”的Tiebout关于中央公共效劳支出决议的“用脚投票”实际，都基于一些很严厉的假定。因此，这些假定与理想状况的相符水平就成为比拟两种观念正确性的关键所在。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1篇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2]加雷斯·D·迈尔斯 公共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张 馨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4]高培勇 “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 财贸经济，2002，（12）：33-36 .

[5]王世运，周巧红 建立财政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新思路[J] 财政研究，1996，（3）：17-19 .

[7]李樱木大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 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 .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2篇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部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3篇

随着新兴产业的壮大和知识型企业的泛化，人力资本所有者将超越现有的被激励的管理模式，成为与物力资本同样具有分享剩余收益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企业所有者。有研究指出，在人力资本产权逐渐形成，并逐渐要求作为与传统财务资本平等力量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基础上，会形成新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新的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两大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现代企业是物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契约”这一科学的企业存在观，深刻地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使财务与财务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理论和实践角度，反思现有的财务理论范式、财务管理制度与财务管理工作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行财务制度是以传统财务资源——物力资本为运作核心而进行的财务安排，是以传统的财务资本——资金为中心而进行的融资、投资，以及强调以物力资本所有者为唯一剩余收益分配对象的基本模式，是现行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范式的产物。其中，以物力资本所有者（即股东或出资者）为剩余收益分配的唯一对象的财务分配制度，是现行公司财务运行的核心。人力资本产权化趋势及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使得现行公司财务范式面临创新的需要。公司财务必须改变其以传统物力财务资本的融通、投入、日常管理及对出资者的利润分配等为基本内容的财务范式，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及对人力资本进行价值管理的方法与内容。为了保持公司财务实务范式的运作效率和公司财务理论范式的解释和指导能力，对这些问题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

我们还可以从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来反思现行公司财务范式。现行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的主流范式还没有形成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财务安排，这使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很难深入，无法深入到人力资本会计阶段，即从资产和权益两个方面完整地对企业在人力或智力上的投入、产出及存量进行核算和管理。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理论与核算体系大都是在缺乏人力资本财务安排的条件下构建的，这无益于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和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制度创新安排。正因为如此，管理层在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和推行上缺乏足够的动力。财务制度构成财务会计核算与监督制度的基础，人力资源会计要想系统地披露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价值方面的信息，并有助于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必须建立起系统的财务安排。而现行的财务范式除了关注物力资本所有者即股东对财富最大化的要求外，还未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务分配要求、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价值评估等纳入其中，这就使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和人力资本会计的发展存在制度性的障碍，始终无法从核心人力资产（或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益两个方面来设计能得到企业管理层肯定的人力资本会计制度模式。因此，人力资本产权化影响到财务与会计的实务范式和理论范式，现行公司财务范式由于缺乏创新而形成的人力资本财务制度缺位，成为阻碍人力资本会计发展的理论与实务上的障碍。

二、基于物力资本的财务范式的缺陷与创新要求

首先，从财务范式的内在缺陷来看，现行的财务范式存在“价值空洞”缺陷，而弥补“价值空洞”的根本出路就是范式创新。如前文所述，现有的财务范式是围绕着资金及其运动而展开的理论结构，以资金的筹集、投资、营运管理及利润分配为财务管理内容，利润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按资分配。公司财务的核心和现实的边界是指资金运动的轨迹及其涉及的经济利益关系层面，公司财务范式可抽象为资金即物力资本的配置结构。然而，从人力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产权化发展的角度观之，这是典型的工业经济社会对公司财务范式认识的产物，其实质是物力资本所有者（出资者）及其人（经营者）的传统财务理念，其理财根本取向是对物力资本所有者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是物力资本所有者财富的最大化。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逐渐与物力资本即传统意义的财务资本一同成为企业经济的核心要素。在一些新兴行业，人力资本甚至取代物力资本成为整合资源的主导要素。像微软这样的创业企业并不是建立在丰富的物力资本基础之上，其企业价值的创造主要源于核心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非传统的物力资本即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实际价值也不反映在现有财务会计核算的财务资产中，而是体现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无形资产上。就当前的会计模式而言，财务会计还无法有效地核算人力资产，这正是前文所指出的财务制度缺位使然。因此，在实际的企业价值和账面的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价值空洞”。现有的财务范式是含有“价值空洞”缺陷的理论与实务结构，与目前人力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的现实和未来产权化发展趋势存在很大的背离。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企业经济战略资源的结构变化，必然会促使财务理论与实务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融资”、“投资”、“管资”、“酬资”的财务结构将被提升到融智与融资并重、投智与投资并举、管智与管资并行、酬智与酬资并存的新型价值管理结构。这其中孕育着崭新的财务范式，这一新型的价值管理结构充分体现了通过财务范式创新来弥补“价值空洞”缺陷的系统性努力。这些系统性的努力包括对现有财务范式下的财务概念、财务资源、财务价值观、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管理属性的重新审视，其目标是在崭新的基本财务概念和财务价值观念上，构建一个企业价值管理的公司财务新范式。

其次，从财务范式的管理实践来看，现行财务范式会造成管理摩擦，而范式创新是解决管理摩擦的根本出路。一方面，由于现行财务范式以物力资本为基础，人力资本外在于其理论与实务结构，因此，人力资源的管理与财务管理是不相干的。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新观点，如人力资本运营资本化管理，其具体内容涉及到人力资本的股权化安排、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与权益确认等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我们并不反对把前述内容纳入广义的人力资源管理，但我们更倾向于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属于公司财务管理的内容。如前文所述，现行主流财务范式还没有定位在价值管理上，鉴于“价值空洞”的存在，人力资本要素尚未纳入财务的理论与实务范式，因此，出现人力资源管理与财务管理之间的管理摩擦，即人力资源价值管理与人力资本管理的职能管理归属矛盾是必然的。现有的财务范式未能考虑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新兴的经济要素，无法满足新的管理实践的要求，在理论解释上也缺乏力量。按现在的财务范式，是不能接受人力资本会计上提出的“物力资产+人力资产=负债+物力资本所有者权益+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的，这正是传统资金管理型财务范式在局限我们的思维。人力资源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而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形成的重要资本内容，为什么不可以纳入财务管理范畴？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形成企业新的资本结构，难道不会改写传统资本结构的意义？财务难道没有责任解决人力资产的估价难题？因此，只有创新财务范式，财务的理论与实践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财务范式的创新除了体现在能容纳新的经济要素，接受新的价值理念外，还体现在通过管理方法的创新来完成财务观念的转变和资源、资本结构上的变化。以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应对新的管理内容，正如“旧瓶装新酒”，未必相容，可能产生管理失效。人力资产评估方法、人力资本投资方法以及基于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利用效率的财务分析、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财务分配政策等，都需要在继承传统财务管理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表明财务范式创新只有取得方法论的支持，才能尽可能避免管理方法与管理内容之间的摩擦。至于方法的创新，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求异，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引入新的财务管理方法。

三、基于人力资本的财务研究前瞻

结合人力资本产权化的经济背景和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借助于现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管理的客观规律，构建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财务理论与实务范式，有利于人力资本会计的发展，也有利于有效地开展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密切公司财务管理，会计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使三者各有其管理职能定位并形成有机的职能协调，这是公司财务研究的新课题。展望未来的财务范式，其创新意义体现在：未来的公司财务理论范式和实务制度不再是以物力资本为唯一的剩余收益分配主体，而是一个以物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双重产权主体参与剩余收益分配，以物力财务资源和人力财务资源即广义财务资源为管理对象的创新范式，一系列基本财务观念的变化和财务基本理论的发展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首先，从财务资源观来看，面对新的经济条件下财务环境的变化，财务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作相应的拓展，人力资本要实质性地纳入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和财务管理实务的视野。在财务资源等基础概念的理解上要有新的突破，把财务管理的对象从狭义的财务资源——资金，拓展为广义的财务资源——物力财务资源和人力财务资源。

其次，从财务职能管理创新来看，在新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的内容需要超越资金管理，把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纳入财务职能管理，并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财务管理部门之间进行相应的职能协调。人力资源的管理应明确分工，如人力资源部门专门进行人力资源的引进、培训、岗位设计和优化等事务性管理，而把人力资源价值管理的职责赋予财务职能部门。

再次，从财务的手段创新来看，财务部门要进行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需要发展新的财务管理方法。比如，把管理中的激励方法系统地引入财务管理，使其有效地协调企业与不同财务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注重激励企业核心人力资源，充分发掘企业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潜能。「参考文献

[1]张丹。人力资本要素确立的财务思考[J].现代会计，2002，（5）。

[2]兰艳泽。论财务管理的泛资源观念[J].当代财经，2002，（12）。

[3]阎达五，徐国君。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与劳动者权益的确立[J].会计研究，1999，（6）。

[4]张兆国。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创新[J].会计研究，1999，（3）。

[5]仲文。试论人力资本理论与应用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1999，（6）。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效率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得出了当股权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债务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罗斯（Ross）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美国《财务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财务治理（结构）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并有所发展，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伍中信，2001）。衣龙新（2005）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2000）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林钟高等，2005）。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冯巧根，2000）。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黄菊波等，2003）。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李心合，2001）。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杨淑娥，2002）。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财务治理主体杨淑娥（2002）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1）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2）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利益易受侵害，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2005）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2005）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雇员）和社会资本所有者（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7）。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当然，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衣龙新，2005）。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张敦力，2002）。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姚晓民，2003）。也有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李秉祥，2003）。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资本）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衣龙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具体目标，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财权，尤其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伍中信，2007）。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2004）认为，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2005）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state-contingent），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2002）探讨了委托结构中的激励机制（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六）财务治理（结构）体系 林钟高教授（2005）和衣龙新博士（2005）均认为，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2005）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2007）认为，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国内研究的不多，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2004）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可以发现，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97.

新财会制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官员财产公开 新闻 舆论监督 策略

官员财产登记和公布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我们说预防腐败比惩治腐败更紧迫、更关键，那么就必须在源头防腐、治腐上下大力气，用硬手段。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迫切需要最为有效的监督手段――新闻舆论监督。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新闻单位既不是权力机关，记者也不是法官，新闻媒体的发言自然不能代替法律。因此，官员财产制度的实施，需要各种监督手段共同发挥作用，以有效的遏制腐败，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1、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指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自己财产并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接受有关机关监督和公众检查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备受人民的关注。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最近的一次规定，除报告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劳务所得等收入情况外，还需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及投资或持有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并且要报告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企业的情况。

2、舆论监督与官员财产公开的关系

对于官员财产的公开进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监督方式也有很多选择，但在现代社会里，90%以上的社会公众更加相信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及监督实效，这是为什么呢？媒介监督之所以被人们如此看重，首先，因为近年来新闻媒体对社会上众多不平事件，冤假错案，等等社会阴暗面进行的广泛深入的报道，使得社会大众十分信任新闻媒介。其次，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反应之迅速等等独特的优势，使它不仅能监督官员的“公”行为，而且还监督官员的“私”行为，包括对其个人的私有财产、家庭成员，工资，人品，道德等不仅做出合法性判断，而且做出合理性监督，因而媒介监督对政府部门、公职人员自律规范可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信息公开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信息公开制度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制度，官员财产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仅仅依靠行政体系自身的监督而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就会造成财产公开制度仅仅是流于形式的工具，成为应付社会公众的摆设，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应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这套机制不仅包含政府部门危机管理的快速反应性、责任性、透明性和合法性，而且要包括新闻媒体充分介入，也必须强调危机管理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最大可能地吸纳各种社会力量。①

二、新闻舆论监督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影响分析

1、媒介监督在官员财产公开中的作用

在我国，新闻媒体素有“无冕之王”的美称。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可以广泛了解各种新闻和信息、发表意见、监督官员的工作和财产状况。新闻报道能将官员的具体情况广泛地向社会披露，很受人民群众欢迎。新闻媒体介入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制度中，对于防止官员的、中饱私囊，贪污受贿，保证国家财产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媒体对官员财产进行监督不仅包括监督官员本人的基本工资、福利、补贴、奖金等收入的具体情况以及官员的家人如本人配偶、子女及子女配偶的房产投资，金融理财等内容，还包括对官员的衣食住行进行监督，目的是最大程度上减少官员行为滋生。官员以及家人的每一笔收入都被列为财产公开的内容，公众可以及时掌握官员的收支状况，杜绝了的可能。

媒介监督在社会上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为此可以建立“曝光―追查”机制，对官员的行为进行及时曝光，引起广泛的舆论关注，必能引起对国家部门对相关问题的查处和追究。党和政府应当大力支持、鼓励新闻单位对于国家机关及其领导的违法违纪，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等腐败行为进行及时和有力的曝光，并进行深入的系列报道以求最大限度的打击这种贪污犯罪的行为。政府监察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的新闻机制，对监察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全程细致的向社会公众交代，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这样就实现了新闻舆论监督与政府依法行政的互利共赢，实现了促进媒体新闻监督与政府互动。这样既可以提高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和媒介的影响力以及媒介监督的曝光时效，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法定权利与法定责任的平衡，无疑具有双重意义。②

2、舆论监督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施的推动意义

同志曾经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进一步证明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巨大影响力。在我国，媒介监督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意见，代表的是广大人民，代表诸多新闻媒介，代表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公正而严肃的社会评价和建议，因此，媒介监督更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舆论监督不是一项国家权利，但是在其监督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参与公众之多，领域之宽泛、范围之大，影响效果之大、反应之迅速等独特优势都是其他社会权力制衡功能无法企及的。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已经在社会上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媒体的不断报导之下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被称为“破冰之旅”。国内外媒体对此进行大幅度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后湖北，重庆等全国十几个城市先后开展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活动，虽然公开的内容、对象、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善,但是这说明舆论监督已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引导广大受众对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制度实施不同程度的关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这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在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对媒体的职业道德、公信力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建立起一套开放透明、能够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公众参与机制。政府部门的信息和政务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要让舆论监督发挥作用，信息的公开是关键。这从另一方面也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尽快实施完善。③

三、从官员财产公开看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可行性策略

1、新闻舆论监督要抓住重点

新闻媒体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这就决定了新闻媒体既要为党和政府排忧，也要为人民群众解难。实践告诉我们，舆论监督要真正做到成为群众的“发声器”，代表群众的声音。这就要求舆论监督的内容不仅仅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普遍关注并下决心要解决的难题。它要达到的效果，应该能够得到群众的欢迎以及党和政府的普遍重视。

官员财产公开解决的腐败问题正符合了这一特征，腐败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危及政府统治，损害政府的形象，新闻媒体应该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此进行深刻的报道，引导舆论导向，使这一制度早日顺利实施。

2、新闻舆论监督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

时效性强、影响范围广、实施效果好等优点是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具备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新闻舆论监督毕竟只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形式，新闻媒体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并没有强制实施的权力，有很多的弊端和不足之处。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可以与国家或地方文化部门开展相关活动，让广大群众寓教于乐，在轻松的环境中更好的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④

3、新闻舆论监督要选好“题材”

批评揭露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并非全部。要多选择正面事例，以教育，鼓励为主，发挥先进示范的作用。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试点的地方、城市对那些表现好的地方或者廉洁的官员要多进行宣传报道，多表扬，以期对其他的官员产生好的影响。

4、新闻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的发声器，是帮着人民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帮助群众上传下达，新闻舆论监督正是用这一点来实现其监督的实效，密切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真真切切做到为人民群众分忧解难。因此，要深入开展舆论监督首要的一点就是广开信息渠道，及时迅速地掌握舆论详情，而人民群众是舆论的主体，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种监督手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长久而曲折、复杂、艰难的过程，我们要正确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反复和困难。把新闻舆论监督和其他各种监督结合起来，坚持长期反腐，坚决反腐，与腐败现象抗争到底。

参考文献

①王国华、武国江，《新闻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②刘彦章，《浅论新闻媒介对政府的行政监督》[J]．《新闻知识》，2008

③蒙南生：《新闻传播策划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6

④徐兆荣，《媒体社会责任与做好舆论监督――兼及新闻舆论监督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J].《新闻大学》，2005

⑤左新军、樊宗贤，《权力监督为什么这样难――兼谈对监督的制度化思考》[J].《宁夏党校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