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高等教育多元化、特色化

从主办机构看，美国大学主要分两种类型：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是联邦、州或市政府投资举办，其中联邦政府举办军事等特殊院校，州和市政府办综合性或专门性大学。私立大学是指个人投资举办的大学，私立大学又可分为盈利性大学和非盈利性大学。私立盈利学校需向政府纳税，税务以外的收益不受制约。私立非盈利大学不向政府纳税，因此学校的全部收益都要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基于卡耐基高校分类法，美国大学被分为以下六种：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性大学、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和学院、四年制本科学院和大学、两年制大专学院或联合学院、专业学院和印第安部落学院，不同层次的大学根据其定位不同，追求的目标也有所不同。美国大学一般都致力于特色办学，并不盲目追求所谓“综合性”或是“一流大学”。如博士学位授予学校主要侧重于研究，科研在学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学者治学，高度自治

在治学上，美国高校的大部分校长都是在教育教学领域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新颖的办学理念和富有特色的办学规划一直是他们秉承的宗旨。许多著名学府也是同样，各具特色，鲜有雷同，并都成为它们的制胜法宝，如麻省理工学院以工科见长，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培养IT人才见长等等。经营管理上，美国高校大部分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即由董事会负责经营和管理中涉及的所有问题，特别是筹措办学经费问题，使学校既可以按照办学特色规划教学计划，又可以按照公司管理制度进行运营，如开办新的学科，高薪聘用新人才，学校获得经济利润等等。这种经营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学生，学校还能不受政府干预地自主确定规模、结构。

（三）成熟、权威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是以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为基础，由自愿参加的私立院校协会或专门职业协会下的独立认证机构(必须是获得教育部或民间性质的高教认证委员会认可的机构)认证的一种高校自我管理手段。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是一种质量保障机制，也成为了学生选择学校的参考指标，因为学校只有通过了认证，在校学生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经济资助(如贷款、助学金)，他们的学分在转学时才能被承认和接受。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协调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利益关系，全面、客观、准确、动态评价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反映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不断推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教育资源不足，质量不高

基于教育部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是3460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88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含独立学院292所)，高职院校1321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830个，其中高等学校548个，科研机构282个，在学博士生29.83万人，在学硕士生149.57万人。这样的数字相对于中国13.54亿的人口总数来说，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太少，高等教育在校生人口比例太小，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的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不高是目前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教学方面，学科管理不当(基础学科不扎实，实用学科不突出，前沿学科无领先优势)；专业设置不合理、课程安排不恰当，片面强调大而全；教学模式简单落后、培养方法固定死板，灌输式和填鸭式传授知识，忽略了学生思考、研究、实践、创新能力；对学生的检验方式是只看成绩和证书，导致学生学习的目的发生变化———取得学分万岁、拿到证书平安。因此，导致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相当大比例并未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求。

（二）盲目追求“大而全”，特色优势弱化

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目标习惯于追求“大而全”，导致目前的高校，不管什么层级、什么类型的院校，都设有文科、理科、工科、经济、法律等大学科，且专业齐全并谋求协调发展。这种目的和愿望是好的，但是却因此出现了许多院校主业不精、辅业不行的现象。国家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综合型大学，但是更需要的是大量特色突出的专业性高校。在中国，成功的特色院校也有不少，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学院、南京审计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外交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等，但是这些特色并没有成为本学校的主流办学理念，更多的是特色院校逐渐被合并、更名而失掉了原本的特色。同样，在高校里的特色专业，也因上述原因逐渐失去特色和优势。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有趋同化的倾向，这种现象是极其危险的。

（三）高校管理体制僵化、低效

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是套用国家行政机关的层级性管理，自身尚未建立起符合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体制。学校管理者是官员、政客，而不是学者、教育家，管理机构臃肿庞大，造成运营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学术自由受到限制，过多行政力量干预教学、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被行政化、官僚化、低俗化。教师受制于不合理的评职机制，为职称“仕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职称论文和书籍，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也“应运而生”，正常的教学、科研受到影响。总结起来，僵化的体制影响学校高效发展和师生健康成长的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学校管理层的官员压制学术，用各种方式占用和侵吞了本应批给教学、科研人员的资源和经费，另一方面，教师、学者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受到腐蚀，为追逐权力、利益，煞费苦心去经营权术，无心教学和科研。

（四）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不科学、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还不科学，评估方法也尚待完善，缺点具体表现为简单划一、政府管控、静态僵化。全国各大高校类型众多、起点不一、专业特点和优势不同、发展速度也不一致，用同一个评估去衡量，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的原理，有失客观、公平、公正，也不能全面反映每个高校的整体实力、专业优势，更不利于高校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全面发展。比如“211工程”虽然是政府主导的评价体系评估确定的高效工程，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实施至今，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简单划一的评估标准和不适当的操作，使一些实力平平、学科无特色、专业无优势、毕业生就业前景黯淡的高校，因为某一条件符合，跻身于该工程，而一些综合实力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高校，仅仅因一个条件不符合被排除在外。这一工程的评估体系无法与国际通用评估标准接轨，也对社会形势变化和高校自身发展趋势缺乏灵敏反应，无法指引大众对高等教育产生正确的需求和期望等。YUWAISAOMIAO域外扫描

三、中美高等教育对比后给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启示

（一）适度加大高校数量和规模，着重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增加高校数量是中国为提升国民素质，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工作。为此，首先，要坚持稳步、适度、有序的原则，保持合理的增速步伐，做到既不急速冒进，也不畏首畏尾、停滞不前；其次，要防止徘徊在低水平的办学层次上，要创建以本科及以上院校为主的高校；再次，要突出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师资力量和科研总体水平必须有相对优势；最后，要合理地分析和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在教育实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加大建校力度，使西部、边疆地区、人口大省、二三线城市成为新校的主要建校地点。在扩大高校数量和规模的同时，更要重视的是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目前中国高校多年扩招，事实上已经是降低了门槛，因此，在学生进入大学以后，第一，学校要严格按照教学目标进行培养，对未达到培养目标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要求将其不合格科目重修或延长学年。第二，学校更要深化教改，使教研模式、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可以被广泛使用于实验、讨论、独立作业、学术活动、考察观摩之中。第三，培养学生完成学习类型转变，向研究型学习、创新型学习和实验试验型学习方向转变。第四，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教学素质，加强教学工作研究，在注重教学效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五，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不仅仅满足于浅层次的、简单的资料汇总式的研究，要使师生积极参与，综合运用科学模型和合理假设，通过系统论证、实际调查、实验试验、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独到性、创造性的创新研究。第六，科研人员要拓宽视野，加强区域性、国际性的合作交流，借鉴世界名牌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教学、科研方法，总结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学情的办学方法。

（二）以多元化、特色化办学理念为主，培育特色院校和骨干专业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了，必须要基于我国的社会需要，以多元化、特色化为办学理念，重点建设一批具备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的特色院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门人才和特殊人才。要改变现状开拓创新，就要做到：第一，如今名不副实的综合型大学改回到原本的特色院校；第二，将学校盲目设立的以及不能保证教育质量和水准的学科、专业进行整合、改进，甚至是摒弃掉；第三，对特色院校和特色专业给予支持，比如，扩大招生规模、增加硕博点设置、重点扶持特色专业，在课题申报、经费审批、教学评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第四，鼓励和支持具备特色的私立学校，例如大型企业或民间组织、团体、个人等根据市场需求所创办的民办高校。

（三）建立符合教育和学术研究规律的高校管理体制

改变高校管理体制僵化、低效的现状，就要求高校管理必须要“去行政化”。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贯彻落实，改变行政权力主导高校运行的局面。首先，要实行教授治校、专家治校，保障学校高度自治，确保学术自由，成立完全由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教务委员会，对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各项事务进行研究和决策。其次，要改变原有的教师考评体系，更侧重于考察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特色、讲授方法以及原创性研究成果等。再次，要精简高校各个部门及人员，避免机构臃肿，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最后，学校重视教学和科研，保障教学科研人员掌握科研资源和经费，使资源能够合理充分地运用到学术研究上，避免教师看重权术而轻视学术的现象在校园内出现。

（四）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一）学科合法性基础尚不牢固

学科合法性是指某个研究领域或学科作为一个学科何以可能，即合乎学科的标准、规范，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为高等教育体制所接纳，在大学里获得建制，得到政府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资助。换言之，一个新学科的合法性可以分为行政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三个部分，其中学术合法性是一学科区别其他学科的关键所在，是该学科合法性的基础。有专家指出：“学科首先是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各个体为了利于互相交流和对他们研究工作设立一定程度的权威标准，组成了这个社群。”无疑，整个学术社群或学术共同体对于高等教育学的认同，是其作为一门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直接以学科设置切入，是以学科建制发轫，使高等教育学在事实上成为一门“学科”，已具备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的外在建制的支持与保障条件，达成了一门学科的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但其内在建制尚未建成，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规范性、科学性等还没有得到学科同行的充分认可，学术合法性这一最为根本的层面尚未达到。毕竟自己称自己为“学科”或被政府设置为学科，并不是学术界判断相关研究能否称为或成为一门学科的充分条件。学科设置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或政治行为，与学科自身的学术合法性关系并不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虽然在制度上已经学科化了，但在质量和内涵上并没有完全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是还没有达到学科成熟标准的“应然”学科。

（二）理论体系尚未真正确立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在高等教育管理实践需要的推动下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建立起来的，而非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发形成的，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高等教育学很快就确立了其在教育科学界的学科地位。但“由于缺少学科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建构学科体系所必需的基础，所形成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带有明显的模仿特征”。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学产生的历史不难发现，模仿的对象是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和高等教育的工作体系，特别是其理论体系直接脱胎于普通教育学，从研究对象到学科内涵都相当一致，只是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和问题进行增删，原创性较少。这种理论体系的模仿性反映出自身理论研究的匮乏，表明其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再就是，近10多年来，不少学者围绕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理论体系建构上存在思路单一问题，总容易陷入‘逻辑起点’的误区”。多数学者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找寻上，以便从抽象到具体，进行层层推导，逐步展开，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但实践表明，这种僵化的学科建设思路和单一的体系构建模式成效并不大，已经严重阻碍了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三）方法体系规范性有待提高

近年来，多学科研究在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应用，也取得良好的成效，但却很少运用于学科建设。虽有学者尝试利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学科问题，但由于缺乏理性的选择、学科间理论与方法兼容性的考量，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简单套用、移植和复制现象十分普遍。试图把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直接往高等教育学科这个“筐”里面装，结果导致多学科的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再就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问题研究交叉融合不够，甚至存在着相互排斥的现象。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是以“问题研究”为导向，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引导着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的方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是理所当然的，它在强化理论联系实践的同时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但仅仅是围绕着问题转，而没有学科理论的深入研究，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便会失去方向和灵魂，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的“热点趋向”和“泛化现象”，回答与解决实践问题难以有说服力与穿透力。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者的心中只有“纯粹的学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不够。脱离实践的理论往往苍白无力，以至于研究出来的成果空洞、晦涩，对高等教育实践作用甚微。其实，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基础，而后者则可以为前者注入新的实践源泉，有助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二、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高等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

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一门学科得以立足、成长和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根本所在，是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分析高等教育学科已有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和完整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切实推进高等教育的元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在进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时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关注高等教育学科的规训制度。只有从制度化学科的角度，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和反思高等教育学科的现状，才能清醒地认识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第二，关注高等教育实践领域。高等教育理论要走向“高等教育实践”，不过要超越“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心态，要在教育实践中保持理论高度和自身的批判向度。第三，关注高等教育学科观念的转变。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模式的不唯一性，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学科认识多样的时代，指望形成统一的学科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与其冥思苦想去找寻逻辑起点，不如致力于多学科的协同创新，吸纳其他学科知识为高等教育所用。

（二）完善高等教育学科的方法体系

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短，对高等教育研究本身进行系统反思和学术建构的历史就更短，因此很难说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方法体系，需要在反思中进行不断建构。“毫无疑问，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学科，将这些学科中的宝贵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发展规律也预示着，仅仅运用学科范式将不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难以解决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问题。正由于此，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BurtonR•Clark）采用多学科角度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多学科交叉的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了解和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可以站在高等教育学的“内立场”上，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为高等教育研究所用。潘懋元先生力主运用多学科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在其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事实上，多学科研究范式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今后的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中，必须继续倡导多学科研究，它不仅可以丰富高等教育学的内容，也可以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活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多学科研究范式在保持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提高高等教育理论的严密性、统合研究兴趣的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因而，在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移植到高等教育研究时，要有所选择，严加分析，遵循适用性、有效性等原则。当然，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多元范式，绝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终结，“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在保证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把握高等教育研究的全局和方向、整合多学科研究、聚集和培训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等方面继续发挥其他范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因而，在未来的高等教育多元范式研究中，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科学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需要对不同范式进行科学有效的整合，对教育问题既需要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更需要进行“综合性、整合性的思考”。

（三）完善高等教育学科的学科建制

学科建制是保证学科活动展开的外在制度，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可以为学科发展“争取外部社会资源”。为获取更充分的社会资源保障，我们必须加强和完善高等教育学科建制。首先，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在强化实体机构建设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先进的网络和通讯技术提供的机遇，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同行提供快捷的学术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平台。其次，完善高等教育学科培养制度。“在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激烈竞争中，天才学生，作为基本的符号资本，成为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国家争夺的智力资源。”高等教育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智慧苦行，完善的学科培养制度可以使天才学子不断地汇聚。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队伍的泛化庞杂，中国每年数以万计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大多出自一线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之手。毋庸置疑，这也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能够保持长久活力和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要在未来世界学术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则必须拿出达到国际水平的、有原创性的理论和学说，这些成果的生产仅仅依靠高等教育研究的“业余选手”显然不够，应该主要依靠高水平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和团队，“在群众性高等教育研究方兴未艾的潮流中，走专业化道路是巩固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和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再次，完善高等教育学科评价制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研究内容与方式的导向器。促进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更好地为不同的对象服务，必然需要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同行评议制度，发挥学术同行特别是校外学术同行在学术成果质量认定中的关键作用，并采用国际学界通行的“论著（论文）—质量制”。

三、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思考

Abstract:ManagementaccountingwasfollowedTaylor’sscientificmanagementproductiontoproduceatthebeginningofthecentury,andalongwitheconomicaldevelopment,butobtainedthepromotedutilizationandthedevelopmentintheoverseasenterprise.Theresearchdemonstratedthat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farhasnotbeenabletomeetthebusinessmanagementneed.Didthisarticlepresentsituationofanalysisthehighereducationembarkfrom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owelaboratestransforme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andmadesometentativeplans.

keywor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ighereducation;Thereformpondered

前言

管理会计在中国的运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兴起而展开的，其历史并不长。大部分企业对全面预算、风险分析、差量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法、企业员工业绩评价等都知之甚少，企业会计人员仍缺乏管理会计的基本观念，更谈不上应用这些方法去参与经管理会计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数企业的重视。21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以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将使得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管理各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然而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的管理会计落后于时代要求，为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需要，管理会计教育的创新与变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中国管理会计教育落后之分析

（一）教育理念落后

美国的约翰逊和卡普兰两位教授，他们在1987年合写了一本轰动西方会计界的专著《相关性消失了——管理会计的兴衰》，对西方管理会计的知识体系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两位美国教授在该书中认为：近年来的西方管理会计实践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目前的管理会计体系是几十年前研究成果的产物，甚至管理会计现在必须要从属于财务报告，从而对管理人员所进行的规划与控制的决策已不再具有相关性（孟焰1999）。这种与决策不相关性的现象在我国仍十分突出，调查显示，我国管理会计教育主要侧重于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方法等的理论传授上，忽视对管理会计实务的分析，普遍缺少对本国管理会计经典实务的分析，与我国管理会计实际联系较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会计界对实践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归纳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样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报告，是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广应用的重要原因（孟焰1999）。

（二）教学方式亟待改革

我国传统会计教育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帮助学生掌握现有的会计规则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上，故其狭窄的内容和僵化被动的形式远远落后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这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调查显示，“讲课＋讨论”是中国管理会计教学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师生缺少互动，学生不仅不能主动发现和发掘问题，即使有问题，教师也未必知晓并做出回应。调查显示，在管理会计教学中，大约四分之三的课堂时间系“教师讲、学生听”，7.2%的课堂时间用于公开讨论课后作业中的习题与问题，有6.7%的课堂时间用于讨论课后作业中的案例，约4%的课堂时间用于考试（周齐武等2005）。

（三）教学内容陈旧

为了促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卡普兰教授（1998）对西方高级管理会计内容进行了调整，在其《高级管理会计》（第三版）一书中，强调了作业成本法和作业管理的理论与实务方法的重要意义，并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标成本法、改善成本法作为战略成本管理的主要方法；对传统的以净利润或投资报酬率为主的经营业绩衡量指标与方法进行了重大的变革，提出以经营业绩平衡表来考核企业经营业绩的四项综合指标：财务经营业绩指标、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业绩指标、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业绩指标、员工学习、产品创新与成长的业绩指标；同时为了便于理解与操作，将该书在第一版、第二版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量本利分析、线性规划模型、回归分析模型等全部删除，从而将数学方法的应用降至最低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增长数学方法的卡普兰教授在开展管理会计研究中的重大变化（孟焰1999）。实践表明卡普兰教授的改革是对的，在他与他同事的倡导下，西方管理会计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原有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进行了改造，而且还产生了管理会计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作业成本管理会计、适时制生产系统、制造资源计划、质量成本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增值管理会计、社会责任管理会计、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国际管理会计等以及人理论、组织行为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科学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我们曾经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我国管理会计教材中，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本量利分析法、预测分析、短期市郊决策、长期投资决策、全面预算、成本控制、标准成本和责任会计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约77.82%）（张海涛张琳李安琪2003）。实际上根据历史资料编制预算或计划、标准成本控制、存货的经济批量模型、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化决策等内容和方法都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了（黄晓波赵红娥1999）。

二、管理会计高等教育之变革

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相对稳态结构,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契约化、产品标准化、生产规模大型化和组织结构垂直化。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目光聚集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动作上，注重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并以产品成本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较少关注风险管理，以制订标准成本和预算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利用经济批量原理进行采购决策

（黄晓波赵红娥1999）。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以核心要素是知识，产品的非标准化，生产规模的小型化等为基本特点。因此，企业管理会计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市场变化研究，具体包括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更新、培养目标更新和教学内容与方法更新：

（一）基本理论更新

管理会计视野的拓展和管理会计人员角色的转变，对管理会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管理会计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业绩评价，旨在提高企业内部效率，其立足点在企业内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的创新，管理会计有必要拓展其视野，关注和研究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威胁，为管理决策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相应地，管理会计人员的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现行管理会计理论一般地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市场的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取得信息是没有成本，不存在交易费用，不存在市场障碍，市场价格由低要求决定等。上述假设与客观实际已经是越来越不相等了。例如管理会计中的许多市场预测方法就建立在上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技术不变假设和边际收益递减假设等更是支持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基本假设，而基于此假设的管理会计在提供决策依据时，就难免出现决策的失误。（二）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

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首先体现在正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管理会计教育的重心转向学生能力的培养，其课程开发采用“整合取向”，重在考虑多元化知识和现有课程的融合、彼此间的接触、作用和相互渗透以及对现有课程的补充、拓展、加深等。我国不少高校的本科会计专业，专业课时几乎占总课时的1／4，在专科层次上，这个比重更高。根据调查显示，目前，会计专业学生缺乏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文写作、财务管理、电子计算机、外语、生产管理等知识，会计核算知识并不缺乏。因此，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在囊括会计专业基础知识之外，还应涵盖相关专业知识，如税收、金融、管理学、法律、工程技术等。

孟教授（1999）根据自身的体验认为，总的来看，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管理会计在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但就管理会计教学本身而言，绝大多数管理会计老师（89.7%）采用中文教科书为教材，有4位（约占10%）采用英文教科书，有3.6%的教学资料选自英文学术期刊，2.08%选自英文实务期刊。由此可推定，如果那些被选用的中文教科书能有效地掌握西方管理会计实务或制度，否则它们对于西方管理会计创新的全面介绍仍然有限。当然，本文的观点并非主张中文的管理会计教科书必须涵盖所有西方管理会计技术或制度。

（三）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更新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在于1990年9月的《状况报告第1号——会计教育的目标》中提出，会计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学生具备作为一名会计人员所必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其能终生学习，并主动适应职业要求的变化，具体内容为：①技能。包括与他人沟通的能力、智力判断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②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会计专业知识。③专业认同。指会计专业毕业生应该认同会计专业，乐于掌握作为会计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学识、技能和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熟悉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能进行价值判断，随时准备探讨与会计人员专业诚实性、客观性、适应性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可见，管理会计教育必须正视管理会计人员的这种角色转变，改进教学以使学生适应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专业的学生要想胜任工作，除了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外，还必须学习和发展商业管理、战略分析、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三、关于我国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

于1996年结束的美国管理会计协会(IMA)的调查表明美国的企业高层经理对管理会计师期望的变化（J布洛切爱德华,H陈康,W林托马斯2002）：经理们希望管理会计师不仅要关注短期财务成果的管理报告,而且能够整理并解释有助于企业成功的信息,包括为企业高层决策者制定和实施成功的竞争优势战略提供关键因素的信息。为了推动管理会计教育的改革,IMA提出了一项四步行动计划,以促使教育界对会计课程进行修订,使主修管理会计的学生毕业后能满足企业对他们提出的技能和素质上的要求。具体措施包括：（1）举办企业界与教育界的交流会,商榷共同的需要；（2）由IMA发起的会计教育改革小组定期会晤,以敦促会计改革项目的开发以及实施；（3）由IMA负责的“管理会计的实证分析”；（4）促进IMA研究成果的交流(任忠奇,夏鑫2003)。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由于我国没有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不是很多，这就为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这表现在，学术界特别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很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所以中国管理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办法，也不能等中国建立起管理会计师协会和开设管理会计师资格考试再动手，有据于此，本文根据前期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几点改革设想：

（一）、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改进进入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学术界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方法。早期的实证会计主要是对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研究,后来又转向研究会计选择的动机及考虑的因素,到70年代末实证会计研究兴盛起来,80年代即已成为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目前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方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既存在人们的认识问题,也受客观事物规律性暴露得不够充分的影响。积极响应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配合下，发起了“中国管理会计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与研究”的活动。开展“中国管理会计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与研究”的活动，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拓性尝试。

（二）、管理会计内容的调整与拓展

新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要求我们转移成本管理重心

、拓展成本控制视角。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产品的价值将更多地取决于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有技术上的、也有市场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以及对市场的掌握在企业增值中占较大的部分,生产制造则占增值中相对较少的部分。产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企业为确保长期竞争优势,不得不在信息、知识发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产品的生产制造成本相对其开发和市场调研支出显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成本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渐从生产制造成本转移到产品研制开发成本方面,由成本控制转移到成本计划。

参考文献：

1、周齐武,杜荣瑞,王斌,肖泽忠.中国管理会计教育现状分析[J].会计研究2005,7

2、黄晓波,赵红娥.经济形态变革与管理会计创新[J].会计研究1999,12

3、孟焰.面向21世纪的中国管理会计[J].会计研究1999,10

4、张琳,周建伟,李安琪.管理会计应用环境与中国管理会计教育[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5、张海涛,张琳,李安琪.关于我国管理会计教材质量的调查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1.1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

环境道德教育就是要引导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责任不是最大限度地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而是学会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地球生态环境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关，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与美丽是人类对自然所负的责任和义务，这无论对地球生态还是对人类自身都是有利的。

1.2激发生态意识，培养理性生态人格

生态良知进一步升华就形成了生态意识（或称环境意识），它是人们对自然关系的认识、态度、观念和行为取向等的总和，表征的是现代人的一种道德素质、道德人格。从根本上说，生态意识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通过环境道德教育来确立、内化和普遍化的问题。哲学层次的生态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一个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也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是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它包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即环境价值观）和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3理性生态人格的建构

环境道德教育就是要培育越来越多的具有理性生态人格的各类道德主体，以使他们在各类环境道德实践活动中，能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努力，甚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培养个体形成环境道德品质、进而形成理性生态人格就是环境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理性生态人格的建构过程与环境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是具有一致性的。

2.高校环境道德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2.1学校环境道德教育

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这一阶段的思想对青年人一生的生态行为习惯、对全社会的生态文化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高等教育要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及指导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学的全过程。要用“绿色伦理”思想培养人才，大量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环境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骨干和核心人才，将基础的环境教育课程列为必修的公共课；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贯穿到科学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追求双重目标（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用“绿色校园”示范工程熏陶人，建设环境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绿色校园”。

2.2政府环境道德教育

正规、系统的学校环境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和主要的，但它不能涵盖环境道德教育的全部，为此，就需要学校以外的机构、场所来进行补充。政府在环境道德教育实施中主要进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与阐释，为个人的生产、生活行为确立指导思想、理念和规则。比如颁布多部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提出和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文明”思想、“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因此，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总揽全局、统筹人和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推动者。

2.3社会环境道德教育

社会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培养和维护公民的环境道德素养，以正面的宣传教育影响公民，避免负面影响。比如大众媒体应多出版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期刊专题、图书画册；社会环境保护组织多开展环保运动，加强环保宣传力度；社区可开展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丰富生动的社区活动，加强社区居民环境道德意识；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公民的环保知识和环境意识是成正比的。同时避免宣传铺张浪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的生活、生产行为，比如对奢侈品消费的推崇、对满桌野生动物的高档酒店的称赞等。以此来共同洁净我们的社会环保风气，形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潮流。

2.4家庭环境道德教育

家庭是个人接受教育最早、最久也是最稳定的场所，因此也是最能配和环境道德教育终身性特征的场所。在家庭环境道德教育的初期，也就是孩子的儿童时期，家长应潜移默化地以自身的行动来教育引导孩子，因为儿童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个体在儿童时期所处的生活环境对于其人格品质的培养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意义。家长可以以童话、寓言故事的方式来警示孩子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在从小的生活细节中规范孩子的环境行为习惯，培养孩子的环境道德意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环保知识的补充，强化孩子的环境道德意识，最终使孩子形成稳固的良好的环境道德品格。而在家庭环境道德教育的中后期，由于孩子接收到了更为广阔和新颖的环境知识，家长在这时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者。家长要谦虚地向孩子请教不熟悉的环境知识和思想，这样才能使环境道德教育在家长和子女之间实现双向互动，共同提升双方的环境道德素养。

3.结束语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阳性文化；阴性文化；和谐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倾向，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杀现象，中学生、研究生还有青年教师，甚至中青年的博士生导师，都曾经报道有自杀现象;再如不良商贩似乎也越来越多，如“黑心棉”、“黑心米”、“黑心肉”以及“黑心奶粉”事件等;暴徒砍死砍伤多名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生暴力现象也屡次出现，如马加爵事件，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在学校门口砍死另一位17岁的学生，只是因为一个女生的QQ号而吵架，甚至有四名中学生只是因为好玩而打死精神病患者的事件发生。如此漠视生命，道德缺失，这样一些社会现象，不由得我们不深思。对于自杀现象，有人曾经做过调查总结得出，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家庭变故、心理障碍等等，是导致轻生的几个主要原因;对于不良商贩，则有人归结于中国人缺乏信仰约束，以及过于务实，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而对于学校暴力事件，则是由于学校的心理教育不够及家庭等因素造成的。诚然，上述的具体原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在现如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中，中国现代教育中的西方科技文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未处理好所导致的。

自19世纪中期中西方文化开始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大举人侵中国文化，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等，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西方先进科技教育为主，所教授的思想及理念也多是西方观念，甚至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全西式的教育，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选择性的忽略，这是不对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沉淀和底蕴，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贸然否定任何一种都是错误的，应该抓住不同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时俱进，扬长避短，有机结合。

对于文化差异，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而早期的科学活动往往是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宗教文化又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科学理念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着人文科学、宗教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宗教是独神论的宗教，它具有较强的理性、理想化、排他性以及侵略性等阳性特征，是一种刚性(阳性)的文化，这从西方宗教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多次的等事件便可看出来。这样一种刚性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强力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和人类，这对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它使得近代科技在西方产生并迅速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而随着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高速发展，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宗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白然科学技术以及数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逻辑性、唯一性等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们的思想以及世界观，使之更具阳性特征。

这也是近代西方社会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大肆进行侵略、扩张、掠夺，以及种族歧视等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原因。西方文明注重技术层面的探索，利用技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己斗”，在“斗”中发展，这在一定时期对人类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正因为“斗”，这也是一种很容易产生争斗的文化，如宗教战争、种族战争、侵略等，不利于人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和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这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以及一个强调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道教强调的是无为、隐世、顺应自然、与自然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深受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的影响，由达摩祖师所创立的禅宗，以及其他流派，如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等，它们与道教一样，都是强调容忍、包容等，具有很强的阴性特征，都是柔性(阴性)文化;而儒家思想，一方面，它强调积极人世、治世、上进等，具有一定阳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它又强调和谐、宽容以及中庸等，具有一定的阴性特征，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在上层精英阶级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而在广大普通群众阶层则是柔性文化。

总体来说是一种阴性为主的文化，它注重社会的稳定性及人的根性方面的探索，主张“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己和”，这种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顺应自然，或者是轻度的改造自然，它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它使得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并持续发展着，然而这种文化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以至于近代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由于技术落后而倍受欺凌。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一、选题缘由

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学位论文是传播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普及学科知识的重要资料，统计分析一个学科以往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该学科发展的历程，明确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促进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该学科的研究重点。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高等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选题概况

以高等教育学实力最强的14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2所（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类院校8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类院校4所（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这14所高校均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较高水平。

选取“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学科专业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段为“2010-2014年”，学位为“硕士学位论文”，以这14所高校为学位授予单位，经过两个论文库的比对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论文篇数，检索出共1056篇硕士学位论文，其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在所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最后入学时间是2011年，该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近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为0，因而本研究未对这两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三、选题领域分析

将所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领域分析，所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或分类标准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学七要素说，即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教师等七个要素。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高校课程教学和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参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关于高等教育学杂志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经济与财政、院校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史、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基本栏目。三是受陈学飞分类方法的启发，并借鉴赵苁蓉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划分法，对1056篇高等教育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及主题释义表。

原则上每篇论文只统计到一个主题中，如果研究内容涉及两个主题，则以比重较大的主题为准。

按照本研究的统计标准，对近10年刊载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数量统计，并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第一类是大于10%的主题，有高校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总计比例为51%，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类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题，有高校学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价研究，总计比例为38%；

第三类主题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别是高校教师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总计比例为11%。

通过对CNKI和万方论文库数据库中有关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分析，可以明晰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所在，为今后硕士研究生选题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一、选题缘由

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学位论文是传播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普及学科知识的重要资料，统计分析一个学科以往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该学科发展的历程，明确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促进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该学科的研究重点。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高等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选题概况

以高等教育学实力最强的14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2所(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类院校8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类院校4所(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这14所高校均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较高水平。

选取“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学科专业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段为“2010-2014年”，学位为“硕士学位论文”，以这14所高校为学位授予单位，经过两个论文库的比对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论文篇数，检索出共1056篇硕士学位论文，其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在所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最后入学时间是2011年，该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近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为0，因而本研究未对这两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三、选题领域分析

将所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领域分析，所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或分类标准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学七要素说，即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教师等七个要素。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高校课程教学和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参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关于高等教育学杂志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经济与财政、院校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史、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基本栏目。三是受陈学飞分类方法的启发，并借鉴赵苁蓉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划分法，对1056篇高等教育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及主题释义表。

原则上每篇论文只统计到一个主题中，如果研究内容涉及两个主题，则以比重较大的主题为准。

按照本研究的统计标准，对近10年刊载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数量统计，并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第一类是大于10%的主题，有高校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总计比例为51%，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类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题，有高校学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价研究，总计比例为38%;

第三类主题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别是高校教师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总计比例为11%。

通过对CNKI和万方论文库数据库中有关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分析，可以明晰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所在，为今后硕士研究生选题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1]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收费公平。

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投入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使得高等教育收费成为保证高校正常运转的必要手段之一。然而，近年来高等教育收费的急速上升，使得一些优秀的青年由于无力负担学费而痛失大学梦，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收费公平问题的思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回顾

1989年我国高校开始实行对所有学生收取学杂费制度并正式建立“双轨制”系统，启动了国家与私人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新体制的改革。

1996年原国家教委等颁发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以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文件向学生收取学费。

1997年全国高校基木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的改革。

二、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依据

任何政策、制度的制定必然有其理论依据，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制定也不例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依据：

（一）成本分担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顿(D，BruceJohnstone)在1986年提出了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捐赠)共同分担品等教育的成本。此后“成本分担”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李蜻轶 谈平秋 2005）

（二）个人回报率理论。该理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果体现为一种能力的增量，接受者在未来工作中，能获得较未接受者更多的收益，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按“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受益者应承担所付出的成本。（徐佳丽 2005）

(三)高等教育收益率理论。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或主导方式，高等教育支出可以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投资能带回一定的经济收入，且收益率是很高的。。（陈俊树 2005）

(四)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经济能力绝大多数不是与生俱来的，后天接受的教育数量和质量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张小萍谭章禄 2003）

三、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影响

综观我国学者对于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影响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分两个方面论述，即积极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

（一）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积极影响

1、教育资源的增加，使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趋于公平

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可以在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有限增加的情况下，使高校通过个人教育投资方式快速扩大招生规模，改善办学条件，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因此，从扩大教育资源和增加接受教育机会角度考虑，高等教育收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

2、促进教育资源在三级教育间的分配趋于公平

高等学校征收学费后，国家可将减少高等教育投资的部分转而用于义务教育投资，使国家的教育投资分配更趋于公平。

3、从未来的收入来看，高等教育收费会使社会收入分配趋于公平。

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收入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使高等教育经费总量有所增加，.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贺宝月 2004）

4、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的原则，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的规模越大，享用到政府投入的公共教育经费的学生数量越多，扩大了高等教育的供给功能，使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向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从而维护教育机会均等，实现教育公平。（范莉莉 2006）

（二）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实现的消极影响

从整体来看，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给我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高等学校收费的平均导致教育的不公平

在我国，高等学校分等级，而收费却是平均的，反映在学费标准上，通常只考虑一个平均值，对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则没有考虑。（杜静2004）

2、从经济效率方面看，高校高收费不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许多优秀的青年因为无力承担高校的高收费而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所以高校的高收费将带来人才资源的非优化配置，这种后果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李世伟 2002）

3、学费增长过快，成为大多数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国高校现有的学费水平，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还是从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来看，都是比较高的。从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来看， 2000年学费却占家庭年收入的百分比达到37.8%，(城镇25.3%，农村50.3%)

四、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对策的研究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对策的研究上，国内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总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行，最根本的措施还是政府投入的加大。加强政府在教育经费分担中的作用，提高政府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比例，使高等教育成为政府优化投资的事业，从根本上遏制高校收费上涨的趋势。（张宏 2005）

（二）改革完善学生资助制度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教育储蓄和教育保险制度。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除可通过“奖、助、补、减”政策获得一定的资助资金外，还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助学贷款。此制度的推行将使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不至于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徐佳丽 2005）

（三）建立规范、合理的高等学校收费标准

国家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教育质量的高校与专业实行不同的学费标准。只有切实在高等教育收费上将不同层次的大学拉开距离，通过收费的不同充分体现教育质量的差距，才能实现高等学校的公平与效率兼顾。（杜静 2004）

参考文献

[1]李蜻轶、谈平秋：《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一点思考》，辽宁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

[2]徐佳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与实现教育公平》，甘肃农业2005年第8期(总第229期).

[3]陈俊树：《对中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思考》，三明学院学报2005年第22卷 第1期.

[4]张钧：《当前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若干思考》，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5]张小萍、谭章禄：《我国高等教育学费价格机制实证分析》，观察思考.

[6]贺宝月：《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社会财富在全社会分配更加公平》.

[7]范莉莉：《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五十年 》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

[8]杜静：《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及对策》，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54期)2004年第4期.

[9]李世伟：《高校高收费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宿州教育学院学报.第5卷·2002年第1期.

[10]高宇：《从公平看我国高校收费政策》，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6卷第I期.

[11张宏：《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及对策》，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1月第24卷第6期.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

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7] 按照公私立标准来区别大学的不同地位，从而确定学校与学生的不同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应的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在日本，1970年以后，认为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对学生的法律关系加以区别，并不合理，并且与教育、研究之非权力性质发生矛盾，因此逐渐趋向于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其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均属一种“在学契约关系”。[8]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将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来对待的，[9] 这在前述引用的判决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 更早一点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决书中有相同的表述。这一判决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将其选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1] 这就实际上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判决所作出的认可和支持。不过随着今后私立大学的增加，其地位是否与公立大学有所区别，以及公立大学（或者包括私立大学）所实施的哪些行为属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这些问题都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以期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上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授予学位行为的性质。《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我们注意到，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这个词，而非“权力”。但是，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无论是从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强制性，还是从对相对方的拘束力和权利、义务的巨大影响力来看，都更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今后法律中应明确划分“权利”与“权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学校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便于针对权力的行使设置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从而预防并减少权力的滥用，更好地维护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3条规定“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第4、5、6条分别规定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标准。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综上所述，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等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从这一点上来讲，高等学校的学位授予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应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当然，高等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亦属类似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问题。德国行政法传统上将学生、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特别权力关系”，从而区别于“一般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法律后果是：无法律保留、无基本权利的适用和无权利保护。[12] 可见，如果适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此种情形之下，学生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虑的是学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国行政法上，关于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关系”。在教育关系、公务员关系等表现为紧密型持续法律关系的特殊设计的法律关系中，不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决定，而且还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质的决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原本的”法律关系，而只仅仅关乎机关的正常工作。因而，乌利教授从法律上将其分为基本关系与工作关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工作关系中的命令则不属于行政行为。[13] 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学不承认学分事件”中，则提出所谓的“部分社会说”，其判决认为，大学不论是国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学生与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无特别规定时，大学具有以学校规则等付诸实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机能。故使大学形成与一般市民社会不同之特殊部分社会，对于其间所发生之争端，并非全部当然得成为法院司法审查之对象。[14] 公法学者兼子仁教授则提出所谓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约关系说”。这两者都放弃了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15] 我国目前在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管理和规范，对于学生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则相对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未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这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实为不利，也不符合当今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今后立法中宜明确学校与学生之关系，既不宜定为“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宜划入纯粹的“契约关系”，应充分考虑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特殊性和学校日常事务的复杂性，针对不同的事项确定不同的救济方式与途径，既给予学校以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又能对学生的权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当把这句格言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时，就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引发的议论，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够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为学生提供救济？司法审查的介入是否意味着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当人们为司法的阳光照进大学校园而欢欣鼓舞时，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带来的可能不止是阳光，还可能引发暴风雨？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即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不属于第12条规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与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行为是否属于同类行为呢？许可证和执照是直接赋予相对方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的资格，而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则主要涉及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证明、学术水平的评价。当然，不可否认，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取得与否与学生将来的就业、收入、社会评价等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适用第11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对于本案更为合适。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有更为明确的规定，其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权利：……（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对于这里的“依法提起诉讼”，应当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在《学位条例》中，有关学位授予争议的规定，主要有第16条：“非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团体对于授予学位的决议和决定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学位授予单位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提出的异议进行研究和处理。”第17条：“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第18条：“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而对于学位申请者的学生，却无任何声明异议、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规定。应当说，《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为司法救济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则是自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现，[16] 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则使这条路径进一步凸现和扩展。法院认为高等学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其经授权而行使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认为拒绝颁发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不属于“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17] 则该行为是否又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无明确规定有关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争议，学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和第2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在目前教育领域缺乏应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将有关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位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进一步分析，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行为属于羁束性行政行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如成绩合格，论文答辩通过，决议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等，就应予以颁发，在此意义上讲，法院也有权对该种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1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纳入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必然日趋增多，甚至从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围”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对于司法救济在教育领域到底能够走多远，宜在法律中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学校针对学生所作出的哪些行为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除了“开除学籍”之外，“勒令退学”是否也应纳入？而对于学位授予这类学术性相对较强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否合适？如果纳入，法院对此是否应当仅进行程序性审查？同时，相应地，在《国家赔偿法》中，是否也应当加入学生有权向学校求偿的规定？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它使人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对学生作出的退学、开除等处分，以及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决定，事实上与学生将来的就业机会、收入情况等有着密切关系，是有关学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项，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济的情况下，具有中立性、公开性的司法救济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当然，对于有关学生纪律惩戒的争议，是否可以考虑设置一个行政争议前置程序，而对于有关学位授予的争议，是否由有关的学术机构先行仲裁，或者由某类专门的行政裁判机构来予以裁决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教育领域中的行政救济应引入“准司法程序”，无论是复议还是仲裁，都应确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时有效性，以提高当事人对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审查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审查的范围，是仅限于合法性审查，还是将合理性审查也纳入其中？是仅限于程序性审查，还是包括对行为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确规定。但司法救济介入教育领域势成必然，这极大地利于对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的权利加以保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国外的情况。在美国，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受剥夺。但人们长期认为，社会对于由税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种特权，因此对于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有权对其受教育的机会加以剥夺。直到1961年狄克逊诉阿拉巴马教育委员会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认为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实体权利，因而要求在这一领域中适用正当程序。[18] 施瓦茨认为，在有关学生纪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财产权和名誉上的自由权都处于危险之中。[19] 自狄克逊案后，美国法院确认，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公立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生的决定。1975年的戈斯诉洛伯兹案的判决则把正当程序扩大到了暂停学业的处分。该案中，法院认为，一位被暂停学业达10天的公立学校学生具有充分的财产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20] 戈斯案件中所确立的原则在后来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在另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 一位因学业及临床的糟糕表现而被学校勒令退学的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并不具有要求听证的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学业失败是一种例外，除非学校存在欺诈或不良信用。[21]　在德国，长期以来联邦行政法院在考试事件内容上不加审查，但对考试机关的考试程序有无重大违规作审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规定，是否对具体事实有误认，是否有偏离一般公认的评断标准，是否参酌与考试事件无关因素之考虑。[22] 而1991年4月17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同一天作成两项判决，改变了行政法院过去的保守见解，而主张应对考试争讼的实质内容作深入审查。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联邦行政法院态度保守，过于尊重放任考试委员的判断余地，以至在判断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评分错误，排除了法院审查权，致使判断瑕疵造成的后果须由应考人自行承担，实属不公。[23]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刘案涉及博士学位授予这种学术性极强的行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会损害学术自由呢？通常认为，学术自由是指独立地进行研究、教学的权利。德国汉堡大学教授Paul Kirchhof认为学术自由有五大内涵，即：不受驾驭，严谨地对知识进行探究及传播；共通联络的自由；学者的行为可以自我决定，并且对其行为自我负责；防止国家侵害；国家提供财力及机构支援。[24] 学术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于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固然是学术自由的一个内容，但当这种评价与学位证书的授予联系在一起时，这种评价就不再仅仅限于学术自由的范围，它与学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时就必然要求考虑对学生权利的保护，必然要求设置一个公开、公正的程序来实现这种保护。而当这种公开、公正的程序未被执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开、公正的程序时，则法院的介入就无可非议，而更多应该考虑的问题仅仅是-法院介入到何种程度。

我们认为，与开除、勒令退学等针对学生的处分相比，高等学校授予学位的行为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专门针对学位授予的救济方式，在此种情况下，法院诉讼之门的开启势成必然。只有这样，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当然，法院对于高等学校的这类行为，是仅作合法性、程序性审查，还是包括合理性、实质性审查？针对高等学校的相关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是否颁发毕业证书），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形式的判决？即是说，法院仅可以判决“撤销重作”，还是可以直接判决“责令颁发”？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该说，在目前并不妨碍有关学位授予、毕业证颁发的争议进入诉讼程序，毕竟，我们不能漠视学生的权利而轻易地关闭法院的大门。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基于探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本次年会以“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与挑战”为主题，代表们主要围绕如何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和如何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

一、如何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自

1983年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学正式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至今，我国有组织领导和学科平台作为依托的高等教育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如何评价这一时期以及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走向和学科建设的前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胡建华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显学”，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内容广泛、人数众多的一个研究领域。据他对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检索统计，2006年至2010年12个学科门类共撰写了10467篇研究高等教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非教育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硕、博士学位论文数达到4478篇，占总数的42．3％。

在教育学科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5989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为2446篇，只占研究高等教育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总数的23．4％。结合对该时段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立项课题的进一步分析，胡建华教授认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多学科”、“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和“研究人员的广泛性”等三个方面的特点。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王洪才教授则从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角度，反思了我国近30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注重客观规律和逻辑起点的纯理论探寻转向了对高等教育需求和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从注重宏观研究转向了中、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而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事实上是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主义走向反本质主义的外在反映，体现了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基于此，他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蔡文伯教授通过分析2001年至2010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专门研究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学术性论文发现，学者们研究西部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与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主要是西部的学者在研究西部的高等教育，研究内容相对集中在西部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发展战略上，指向问题的应用研究较多，而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偏少。

本次会议充分地展现了高等教育研究者们的自我批判精神。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眭依凡教授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有：研究水平不高，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为满足职称升迁或功名利益的无用之学；远未担当起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发出具有社会震撼力的理论声音，且缺乏理论研究的责任感和学术勇气；缺少有创见的学术流派，也未形成有利于创建学术流派的条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研究员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概括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入门门槛不高；文章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还没有形成严谨的研究范式；争鸣不够，阶段性研究话题高度重合，观点一致；科研课题、博士论文选题雷同现象较为普遍。

在讨论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还反复追问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究竟取得了哪些理论研究成果，究竟在哪些方面卓有成效地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应该成为一块“公共绿地”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总体来看，大家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状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如何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

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和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事实上，在本次学术年会上，专家学者们更多的也是在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出路问题。

胡建华教授本次会议发言的主题即是“高等教育研究如何走向深入”。在充分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他指出，在群众性高等教育研究方兴未艾的潮流中，走专业化道路是巩固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和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研究要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取向的转换”和“研究队伍的培养”，应避免“经验总结”、“就事论事”、“简单介绍”和“随想臆造”式的高等教育研究。与胡建华教授的主张较为类似，马陆亭研究员也呼吁高等教育研究要转型。而要顺利转型，他指出，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必须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必须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的带头作用。

无论是方法更新和取向转换，还是整体转型和走专业化的道路，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是判断高等教育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而探讨教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则是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内在需要。在此方面，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马凤岐研究员作了题为“教育研究的选题和论证方式”的专题发言。他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问题的，而教育问题可分为认识性问题、实践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教育学的基本论证方式是在证据基础上的推理，认识性问题和实践性问题的研究成果表达主要采用这种论证方式。价值性问题是教育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教育哲学研究经常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原则或公理开始，推导方式是演绎的，主要工具是概念和逻辑，“公理—推论”是价值性问题的主要论证方式。

眭依凡教授则把捍卫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的特殊性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他认为，大学是存储科学知识、发展科学知识和传播科学知识的专门组织，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刻认识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及准确掌握大学办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在强调大学应该坚守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同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应该站在尊重大学的本性和遵循大学规律的立场上，大胆地责难、质疑和批判现实，承担起理性捍卫大学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研究若能够担负其应尽的责任，其水平也就毋庸置疑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卢晓中教授则肯定了学术创新对于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性，而社会变革是进行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基于社会变革与学术创新两者相互关系的视角，并以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为例，他认为，上个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如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等均是因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起的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而产生的。但是，卢晓中教授认为，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进入“社会的中心”和在国家及人的发展中日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则应当以引领社会变革为己任，从“适应性”创新走向“引领性”创新。

论述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一般性策略、途径或方法等固然重要，有选择地推介或展示一些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是一种快速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新思路。作为本次会议精心策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黄福涛教授作了“高等学校专业教育的变革———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的专题报告，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作了“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探索性研究”的专题报告。前一个报告通过对中世纪、近代以及二战后专业教育在理念、制度和课程三个方面的变化分析，同时考察每个时期若干个国家或地区在专业教育理念、制度和课程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完整地阐述了专业教育的概念，清晰地再现了专业教育变迁的过程，有针对性地回应了我国在实施专业教育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后一个报告则基于对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大样本调查，论述了影响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主要因素，分析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认同情况以及对高校内部组织环境和制度、学术交流合作环境的基本看法，并得出了我国大学教师“对组织的依赖高于共同体”、“对政府的依赖高于组织”等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

三、如何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但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有其自身的要求与行动准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可能更需要良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平台的支撑。特别是自2009年国家颁布实施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之后，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本次学术年会上，探究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因素，寻找开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新局面的新思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张应强教授认为，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由于选择了经典学科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至于我们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方向性偏移。自1997年和1998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基本放弃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而转入高等教育具体问题研究。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表面原因是“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需要”，而根本原因则是“我们无法解决建设作为一门经典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

基于此，张应强教授指出，走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困境，我们的选择和任务是“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其主要理由是：学科划分的标准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知识和学科的谱系来看，学科划分标准经历了从经典学科到现代学科的演变。关于“现代学科”，他认为，现代学科具有四个特点：即“以社会需要为学科演化和发展的动力，学科划分的标准由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实践目的所决定”；“以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综合性主题为研究对象”；“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并衍生出丰富的应用技术知识体系，学科内部很难形成严密和统一的理论体系”；“以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没有专属于学科自身的独特研究方法”。至于如何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他指出，一是要突破经典学科框架，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二是要突破教育学视界，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他呼吁我们要“放弃追求经典学科思路，回到现代学科框架中来”，同时也要“增强学科自信”、“确立开放的学科姿态”和“重视高等教育学核心理论研究”。

“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可以说是本次学术年会发出的重要声音。除张应强教授明确提出这一主张之外，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均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科院王建华教授的大会发言，也都是在强调高等教育学已不再适合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或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应该按照一级学科甚至是一个学科门类来进行建设。

李均教授认为，在中国，学科不仅指一类知识或学问，还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历史地看，教育学实为“儿童教育学”，主要研究儿童教育，与高等教育学有着不同的“道统”，历史上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而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相比，两者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高等教育学已形成种类齐全、涉及面广泛的分支学科，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有日益增大的社会需求。对照国家关于设置一级学科需满足的基本条件，他认为：“高等教育学已具备国家现行学科政策规定的关于一级学科的所有条件。”他还强调指出，高等教育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尚可在“二级学科”框架下得到解决，而化解“一级学科”政策所引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危机，或许只能通过高等教育学建成一级学科来完成。把高等教育学建成真正的一级学科，当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去教育学化”。

王建华教授认为，学科是学者的“家”。它既是一种组织建制和制度安排，也是一种心理情结和认知方式。学科的存在为学术同行的相互认同提供了必要的象征，为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在仍以学科为基础结构的大学里，只有维持对学科的必要忠诚与认同，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健康有序的学术生活才有可能。在学科交叉盛行的今天，如果放弃了对于学科的坚守，高等教育研究将有可能会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困局在于满足于作为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被列入官方的学科专业目录。伴随国家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行政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今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突破我国现有学科专业制度的约束，首先实现从作为一门学科到作为一级学科的转变，然后再争取实现从作为一级学科到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进了大众化阶段，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大众化阶段并不意味着抛弃精英高等教育， 相反， 在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且将更加繁荣。

【关键词】大众化阶段、抛弃精英高等教育、更加繁荣

【本页关键词】论文写作、双刊号CN期刊

【正文】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进了大众化阶段，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大众化阶段并不意味着抛弃精英高等教育， 相反， 在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且将更加繁荣。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其精英高等教育也处在世界首位， 一流大学众多， 为美国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我国应该吸收、借鉴美国在发展精英高等教育上的经验， 避免其不足， 从而发挥后发优势， 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我国的精英高等教育，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一、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的内涵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不仅代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之一， 更表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 这种理念存在于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 是国家培养英才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 是为了满足少数人( 特别是智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人) 的教育需求而设的， 其面向少数具有极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 目的是让这些更容易成才的人尽早成才， 尽可能成为高水平人才。在大众型高等教育中学校仍然需要培养精英， 但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 包括所有经济和技术组织中的领导阶层。从学校类型上来区分，美国卡内基委员会提出的大学卡内基分类法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被认为是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我国具体体现在列入“985工程”建设的34 所大学， 而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前九所大学更是精英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特点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之一， 也是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还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发展精英高等教育的一些成功经验， 加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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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2篇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等教育研究起着规范和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水平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一、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993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学研讨会”上已被提出。潘懋元教授1995年3月在广东汕头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发言中重新提高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什么是高等教育研究?什么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二者有何种关系,如何进行各自的研究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个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高等教育各领域、各范围、各层次的研究在内,小至具体的课程安排,大至国家的高教发展战略以及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凡以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均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参加研究的人员具有群众性甚至全员性。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抽象层次,其成果是离实际较远的理论状态,是构成高等教育学的构件,研究人员具有专业性和极强的学术性,是少数高等教育学研究工作者的专门研究领域。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人员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实践,而且关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并从这丰富多彩的实践和成果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系统的知识来构筑高等教育学大厦;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多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表现为某种具象的思维、思路、方法、策略等,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象211工程研究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要撇开高等教育的各种形式、形态、具体条件和特定领域,不以提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对策和某种操作方案为目的,而是把问题抽象到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来观察,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普适性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借鉴一切对高等教育研究有价值的其他成果,尤其是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的具体问题(比如借鉴经济的、数学的、工程的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的,这往往是衡量学科成立(熟)的标志;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强行政干预的、为教育行政服务的,与教育行政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活动,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时代性、国家性、民族性、高校性等色彩。而高等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强学术干预的、为科学服务的、与学科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发现活动,带有极强的抽象性、普适性、学术性、国际性等,是人类用心血铸造的“科学索道”上的一个“铁环”。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李比特等人进行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之关系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以美国人为被试研究的结果表明:民主的领导方式下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较大,专制的领导方式下二者皆较小。这一结论在师生关系与学习效率研究中也得到验证。这一研究被视为教育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被广泛地引用,我国学者撰写《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的著作大都引用了这一研究,似乎已成为公理。1970年米德(Meade)以香港的中国人和美国的华人为对象的研究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香港的中国人在专制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足感均高于民主式的领导,美国的华人在两种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无显著的差异。(万明钢《论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1)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要研究“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感之间有无差异”诸如此类的抽象问题,而高等教育研究则要具体研究在本国、本地、本校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并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服务。反过来,不同研究表现出的“各种差异”,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抽象研究的材料,高等教育学研究才能得出确有“差异”这种普适性的结论。这就是说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教育学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有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丰硕成果,高等教育学研究才有研究基础和源泉。反之,有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逐步完善,才能更进一步指导高等教育研究向深入开展,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我们用三角形表示高等教育研究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三角形的内切圆。如图:

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

我看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然有共性的东西。在近代史上由于东方民族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方面相对落后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经验使得我们(东方民族)主动改变长期闭关自守的观念,强化兼容并包的思想,自觉向西方学习,这种意识在今天尤其强烈。西方有识之士近年来也意识到强调个人主义过了头带来了个人不知自尊自控,国家意识淡薄,于是提出向东方伦理道德学习的问题。也因此,出现了国际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上的“基督教”与“佛教”对话,东西方文明正在大联合的趋势中。随着地球正在成为一个“村落”,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高等教育都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交互作用中,接受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重洗礼。各国高等教育的个性都在于吃透并弘扬各自民族精神,共性都在于追赶现代科学文明之趋势。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探讨本国高等教育理论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可能与责任。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高等教育研究》1995.3)一文中指出:建设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学派是有条件的。因为¹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有盛大的高等教育阵容,并且包涵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有一支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尽管现在研究的水平不高,未能形成理论体系,许多论著仍是经验体系、知识体系、工作体系,但只要有信心,一定能建成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学派。在此,我对潘教授的观点进行补充,我想中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除了研究好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外,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做出贡献。要有推出我们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流派这种意识,更要树立富于挑战的诺贝尔精神——“创新—求实—献身”三位一体的科学精神。

我国在高等教育理论前加上定语“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就是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目标仅停留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相对具象的空间内,而尚未进入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抽象空间中去,这与我们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国门打开以及与外界交往的频繁,我们有能力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同时,进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逐步把我国建成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不是狂妄,而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和历史责任。对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应从方法上有个突破。我们既要发扬中国人善于思辩的长处,又要把我们的思辩与西方的实证结合起来。不可妄自尊大,更不可盲目的把西方的东西奉为科学,把自己的当作经验,迷信西方而厌恶自己。

赵红洲先生有一段谈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我们长期与诺贝尔奖无缘,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是科学知识积累不足,我国科学家“隔代智力接力”与国外相差较远,而孕育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第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那种“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去干其它活动”的非全时科学劳动是不能保证科研时间连续性的。第三,缺乏科学家群落,诺贝尔是一种精神,如同麦当劳是一种文化。大量的事实说明,在我们民族意识中,诺贝尔精神缺乏了,或者说诺贝尔精神尚未汇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洪流之中。建国40余年来,“诺贝尔侏儒”的帽子依然无情地扣在我们的头上。这段话启发我们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要有诺贝尔精神,注意高等教育学学者的代际知识传承和积累,形成高等教育学学者群落,保证研究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足够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参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包括领导者、管理者、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与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的高教研究机构很多,国家、省及各高校都有专门的高教研究所(室)。这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其学者的职责又是什么?不甚明确或者说起码不象国家其他行政机关那样明确。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其学者有时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这对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1.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

我在《云南高教研究》1995.4上,撰文《高等学校要加强高等教育研究》。该文指出:高校高教研究所(室)的根本任务是对教职工进行现代高等教育意识教育,增强现代人观念,树立现代高校的形象,形成有特色的高校文化。更要加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外向型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和出高水平的高教研究成果。我在《教育探索》1996.1—2上,撰文《谈地方高校的高教研究工作》。该文指出:我国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教研究人才培养(训)为主的高教研究所(室)。象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高教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且具有高教研究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教研究所(室)。象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属于此类。第三类是以应用研究和高教研究行政管理为主的高教研究室(所)。我们绝大多数的高校高教研究室属于这一类。国家高教研究中心与高校高教研究所的第一类相似。

各省高教研究所与高校教研究所(室)的第二类相似。综上述,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分为三类,我认为它们分别有如下基本职能和一般职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一般职能是各类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所共有的,基本职能因不同类别而各有侧重。各具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主办单位和人员结构、素质等具体条件制约,其职能的发挥可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2.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很多,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尽那些职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建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大厦。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学者要尽到如下职责:参与高等教育实践,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总结高等教育经验,寻求高等教育规律。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分析维度；定量研究；趋势分析

Abstract:Throughthemethodofstructuralquantitativeresearch,thisarticleevaluatesandanalyzestheliteraturesofhighereducationpublishedfrom1995～2005inChinafromtendimensionsincludingtitle,author,abstract,keywords,topic,choiceoftopic,terminology,methodology,conclusion,referenceandannotation.ThereisindicationthatthetheoreticallevelandacademicnormofChinesehighereducationresearchhasbeenimprovedalotduringthepast10years.

Keywords:highereducation;theorycontents;quantitativeresearch;researchdimension;descriptive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0.976、1、0.994、0.994、1、0.939、0.98、0.931、0.955、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2004年又上升到12%；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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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晓春，王华春.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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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绪，等编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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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海芬，薛天祥.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J].江苏高,2004(3):11．13.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4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也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含义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本土化的必要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路径，希望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本土化建言献策。

关键词：

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本土化

众所周知，对高等教育理论进行创新不仅仅只是理论发展成熟的需要，同时这也是进行教育改革呼唤的积极响应。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就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自然也就有了中国特色。鉴于此种背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需要兼容并包，既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结合自身的国情，考虑到中国教育体系的特点以及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从实践来看，当下的高等教育理论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可是在进行中国化融合的时候，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症结所在。换句话来说，如何将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本土化，进而实现对现有教育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思的研究方向。

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含义

从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面临的困难重重，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内容广泛，不仅包含理论主题的选择问题，同时还需要对理论结构、研究手段进行厘清，而且就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路径来看，主要可以总结为两种：首先，是引进来的本土化，具体来说就是将国外的先进理论进行引进吸收，然而结合实际进行转化。其关键的节点就在于如何对国外的教育理论进行甄别批判，简单来说就是由外而内的过程。其次，就是走出去的本土化。即“在本土、由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尽管这条路径饱受争议，大部分的争议点就在于本土人地本土化所研究的是本土的东西，自然不存在本土化的动态过程。综合来看，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下，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研究,其产生的理论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理论。

二、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

从业内的教育理论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可以说，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的出现伊始就是从国外传入，其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野蛮生长的过程，往往是对国外成熟的教育理论体系进行翻译、解读、学习。我国的教育理论最早是向我们的近邻日本学习，后来陆续学习了法国、美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体制的原因，向前苏联学习的成分更加明显。综合来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往往是从概念性和诠释性入手，在对于国家教育政策的解读过程中显得尤甚，而且还存在着对欧美国家教育理论的盲目崇拜，一味的只知道照搬照抄，尽管学术界的前辈对于外国高等教育理论引进进程功不可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照搬色彩严重。尤其是在当前教育理论国家化的趋势之下，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会将西方成熟教育理论奉为圣经，内在的笃定西方国家的教育水平远远地高于国内，其教育理论必然先进，久而久之，对于西方国家的教育理论进行了神化，国内教育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也日趋西方化。与此同时，我们又对西方学术界的霸道感到不满，其实忘了正是我们这种邯郸学步，不求甚解的学术态度，让我们丢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对于这种困境，我们需要进行反思，同时也需要进行突围。只有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环境以及教育实际，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去解决自身的教育难题，重构当前的教育理论体系才能真正的实现教育的本土化，而不能仅仅只是沦为西方教育理论的搬运工。简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既不能一味排外，固步自封，也不能囫囵吞枣，照抄照搬，只有将教育理论本土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三、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路径

首先，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闭门造车,我们要积极拓宽自身的国际视野，取长补短。从国际范围来看，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所以导致了各个国家的教育理论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换句话来说，就是存在有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处于比较高的层次，进而会比较强势，则有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这并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借鉴学习，只有相互借鉴彼此的长处，弥补自身的短处，才能更快的实现本国的教育理论创新。尽管，对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直接引进吸收是实现本国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还是需要认识到这并不是不二法门。从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来看，理论的创建作为人类的特有活动，肯定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这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教育理论烙印，也就是会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如果对他国的教育理论生搬硬套，难免会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进行引进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翻译的层面上，我们需要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上对之进行批判，积极探索其理论形成的教育背景及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并且即使该国教育理论发展处于世界前列也不意味着其所有的教育理论都是先进的，我们需要进行甄别。我国目前的教育理论体系其内在就包含着一种模仿的痕迹，至今为止，这种痕迹并未完全消除，从理论发展进程来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体制以及冷战的国际大环境，我国教育理论的往往是全套采用苏联模式，也保留了苏联的死板。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缓和，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开始向美国学习，对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也是在美式理论指导之下完成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能让人满意。究其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文化鸿沟，对于美国教育理论的简单模仿只会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局面，但是从客观角度来看，美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种教育大国的地位，其自身也经历了对教育理论本土化建设过程，确切的说，如果没有对对英国等国家教育理论的借鉴学习，也不会出现今天美国自成一派的先进教育理论体系。其次，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离不开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我们要积极勇敢的面对自己遇到的理论难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要想实现理论的创新，我们就需要深入实践，从实践中的难题出发，总结经验，如果我们对之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则不管它以何种看似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术语、方法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撑,都属于诠释性的和概念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对于复杂的中国教育实践更加显得无力，对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来说，要直面其特殊问题，否则游离于实践之外的教育理论其实用性差强人意。并且从理论上来看，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往往有着自身特有的传统背景，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我们只有从中国的教育国情出发，立足于教育实际，不断创新教育理论体系。我们从私立高等教育来看，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其合法性是存在争议的，这就使得国家的制度体系难以为其发展提供公平健康的环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和改革进程的加快，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创造了条件，最早的高等私立教育是以捐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今天，私立高等教育如雨后春笋，但是就其性质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以投资为主的私立大学逐步演变成营利性大学,那些非营利性私立大学所享受的待遇与公立大学越来越趋同，在这种趋势之下，私立大学的合法性问题又被提到桌面。我们可以从私立高等教育的起点来看，一般来说国外的私立大学往往拥有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且在整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执牛耳地位，在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其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占据着社会的精英阶层。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公立大学由于国家资源的大力支持，对于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多年未变，私立大学的地位比较尴尬，长期处于对教育体系补充辅助的地位，这就使得在我国私立高等教育制度性根基与传统的不同,决定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难以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综上所述，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诉求，而且这种创新不仅仅只是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教育实践进步的体现，我们既需要学术界自身发力，也需要高等教育系统进行革新的推动。

作者：陈小芳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参考文献：

[1]买琳燕.高职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辩证关系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07)

[2]买琳燕.寻找一种力量: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J].当代教育论坛，2014(01)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第15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要求。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大潮随之到来。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牵动全局的重大的改革,如实施“211工程”、改革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实施素质教育等等。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和矛盾与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质量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贫困生资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正在拷问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进入了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学学科规范问题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于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概念体系、研究范式、学科体例等诸多方面尚在探讨之中,时至今日尚没有见到突破性的理论成果的问世。高等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努力的目标。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实践还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都期待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有创新性的发展。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所言:“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需要从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作了分析。该书自1987年被翻译成中文,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由该社发行第3版。这本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被奉为经典著作,甚至被指定为中国高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专著之一,正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理论基础的迫切需求。然而,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而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指导。布鲁贝克在讨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时指出:“美国在形成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步伐是缓慢的。”[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哲学的自觉追求,其步伐也是相当缓慢的。从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诞生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2004年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因此我们说,“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

二、高等教育研究中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有自觉的高等教育研究以来所持的哲学基础进行回顾与反思。尽管在形成“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步伐是缓慢的。然而,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所持的主要哲学基础——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和知识理性的认识论哲学。

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研究者们没有直接提及自身所持的哲学基础,但“大体上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以社会为逻辑起点的,以此作为一条主线来阐述高等教育学的许多基本论题”[3]。如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的研究中,“适应论”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学教科书、著作还是有关研究论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适应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本性就在它的适应性,其目的就是去适应,其任务就是培养会适应的人才,其方法亦围绕着适应去设计。”从客观现实来看,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确不是在服务于政治中丢失了自我,就是在适应经济发展中沦为经济的奴仆。这种现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者的思想。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总结的两条基本规律之——“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甚至被当作高等教育的基本原理而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不能只是“适应”社会,还应导引社会,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要“超越”现实的规定性,于是才产生了“超越论”与“适应论”之争。上述“适应论”、“超越论”者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本位的表现。而关于高等教育本质的讨论,在张楚廷先生看来,也是社会本位的一种表现,因为“喜欢本质论者实质上是喜欢本位论,特别喜欢社会本位论,把一切归结于社会本质,而且这个本位成了最高本质”[4]。这种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尤其是政治)服务工具的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其社会根源上来看,是我国传统的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们身处其中,难免受其影响。

晚近一些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对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不断引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也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是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为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我国理论界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主要是以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到目前为止,关于逻辑起点的观点主要有:“知识起点”说、“高深学问”说、“学习高深专门知识”说等等[5]。这些观点显然深受认识论哲学思想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政治论哲学思想长期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无疑是对已有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一种突破,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努力。然而,这种认识论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受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的痕迹。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以“高深的学问”作为基点展开相互关联的八个方面的论述,就是为我们提供的一种可资借鉴的范例。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贫乏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该书对研究者们的影响尤其深刻。

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6]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可能是偶然与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相遇,基本一致而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是否就只有这两种“有序化”的工作呢?张楚廷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也质疑:“把高等教育哲学植于认识论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的本性。……事实上,认识是属于人的,然而,若人只被视为认识论意义下的人,那是把人看扁了,把生命看扁了。如果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认识论,也就是把高等教育看扁了。……政治论有时是本,有时是末,因而它并非根本。”[7]的确,无论是认识论基础还是政治论基础,追根溯源,均未走出近性主义哲学的藩篱,只是坚持认识论者把理智看作治学生涯的目的,坚持政治论者把理性作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二者其实都远离甚至遗忘了人的存在。总之,高等教育研究需要高等教育哲学这个高层面的理论指导,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对高等教育哲学自觉追求的浓郁氛围,致使出现研究创新性成果有限以及对实践指导作用不足的现状。因此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三、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昭示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新契机

如果说上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政治论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下的产物,那么,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则多少包含了一部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自觉追求的结果。

生命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19世纪末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到20世纪则更加兴旺起来。它将哲学关注的主题由外(自然物质世界)转向内(人自身),核心是人的生命以及与人的生命不可分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理状况和人的历史文化。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基本对象是人,高等教育研究因此难免会与它相遇并受其影响。

张应强所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本质的遮蔽和实践的偏狭提出质疑,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较早地指出其根本问题在于对人的忽视[8]。后来也有一些学者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涂又光先生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多年来为博士生讲授教育哲学课程,他的哲学思想也有着深刻的人本色彩。而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该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高举生命论哲学的大旗,是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