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论文范文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家形象塑造；“韩流”；假面剧

一个国家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可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敝化，如果能够把自己国家富有个性的文化展现给世人，对于本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力图通过打“文化牌”来展示和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但是，这张文化牌怎么打、打什么，却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韩流”中的韩国电影就不惜余力地弘扬、推广民族传统文化。本文就试图通过近年来拍摄的―部分韩国电影研究、探讨韩国电影人是怎样通过电影这一综合艺术，也是受众广泛的艺术形式来对韩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传播的。

一、《春香传》(2000年，导演林权泽)

《春香传》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最著名的说唱体爱情小说。18世纪开始就以说唱形式在民间演出过，这部小说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共有六十多种不同的版本。比较完善的脚本是由著名民间文学家申在孝(1812--1884年)所整理。小说分上下卷。至今仍广为流传。被誉为韩国的《红楼梦》、古朝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深获韩国人民的喜爱。

《春香传》在文体上具有“说唱文学”的特色，“说”的部分用叙事笔墨写成，“唱”的部分用韵文写成，体裁近于中国的古代“词话”。《春香传》在思想上、爱情主题上与反对封建门第、反对封建暴政主题完美融合。在艺术上，情节扣人心弦、充满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生动、语言优美，无论是写景、叙事、抒情，都生动出色，而且大量地运用民间歌谣、俚语以及中国著名的古典诗句。

《春香传》被改编成歌剧，多次被拍成电视尉和电影，并且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和韩国都拍摄过。在今天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为数不多的电视频道中，电影《春香传》是获准播映的传统保留，节目。近年还有由韩国导演尼尔森一申(NelsonShin)执导，朝韩合拍的动画片问世。韩国根据《春香传》拍摄的电视剧《豪杰春香》在中国内地也引起过观看热。2000年由韩国导演林权泽(IM Kwon-Taek)又一次将《春香传》搬上了银幕，并成为入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

影片非常鲜明特色就是以韩国清唱“Pansori”(盘瑟俚)贯穿始终，用这种民间艺术的形式来渲染气氛、掀起高潮。这样做，既符合《春香传》说唱传统，又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弘扬了民族艺术，使这种在现代生活中濒临困境的民间艺术形式扩大了受众，在大银幕上重新焕发了青春，且和影片内容非常切合，在影片叙事的一波三折中加上“Pansori”(盘瑟俚)的哀怨苍劲的曲调使影片古色古香的风格呈现了独特的色彩。

“Pansori”(盘瑟俚)于1964年12月24日被韩国政府制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第5号”。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韩国民俗艺术之一的民俗乐“Pansori”(盘瑟俚)发源于韩国朝鲜王朝中期的全罗道地区固有的曲调，具有400年的历史，是由1名说唱艺人根据一名鼓手的打击旋律用说唱的形式向观众和听众讲述故事的艺术形式。“Pansori”(盘瑟俚)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说唱艺术，它形式上像中国的评书，将音乐、文学、表演融为一体，通过歌唱、说白、表情、动作和作为道具的一把扇子来描绘复杂的剧情，看起来简单，学起来却十分艰难。据说，学习“Pansori”(盘瑟俚)的艺人常常需要到瀑布边练嗓，开始时人声常被瀑布声掩盖，但经过多年苦练后，声音便可以超越瀑布，适合“Pansori”(盘瑟俚)唱腔的朗朗之声在瞬间获得。

据记载，朝鲜历史上曾有过12部板索里，但现存的只有5部：《春香传》、《沈清歌》、《兴夫歌：华容道》、《江陵梅花打令》、《淑英娘子传》等。

《春香传》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部。林权泽这部电影中的“Pansori”(盘瑟俚)演唱者，是韩国第5代“Pansori”(盘瑟俚)传人赵尚贤，其声音沉郁苍劲，表演内敛深沉，极好地演绎了电影的曲折情节，也表现出“Pansori”(盘瑟俚)和《春香传》中优秀的文学传统和艺术魅力。

二、《醉画仙》(2002年，导演林权泽)

韩国影片《醉画仙》是导演林权泽又一部弘扬韩国文化的巨作。描述了韩国画家张承业的一生，像梵高等西洋画家一样，张的一生是艺术家对于绘画的追求与世俗趣味的碰撞、是内在的追求完美的冲动与表现形式的挣扎；贫苦出身、天才盖世；出入于高门贵室、却不懂人情世故；流连于酒肆勾栏、到头来孤家寡人……但张承业潦倒的一生，却为朝鲜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开创了有别于中国画和日本画的韩国画系。影片记述的画家的生平故事，使观者不禁深深被感动。其中涉及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史料，以及展示韩国十九世纪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

影片对意境的营造颇具匠心。其中不仅将韩国春夏秋冬鲜明四季勾勒的美轮美奂，还将韩国传统的淡雅与东洋画派的明艳糅台到一起，包括描摹男女情事、士太夫阶层的生活情趣，都一如张承业笔下的暗涛汹涌、活色生香，与大自然灵肉相通，精雕细琢的良辰美景。最终张承业的归隐江湖不知所终，透过片尾那个刚出窑的陶罐、一叶扁舟，让人回味不已。

如果影片仅仅是将画家张承业的艺术家狂放描写得恰到好处的话，这部电影说不上是经典，关键是在于影片中对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张承业的痛苦是来自难以对自我的超越。韩国的文化和艺术本来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的，可以说，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自1443年(世宗25年)世宗大王创制韩字以来，韩国的学者、文人有意识地减少对中国文化的依赖，特别是到了现代，韩国努力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色，尽最大力量发展和体现本民族文化和艺术，表现出独立和自我的文化姿态，千方百计地区分和界定和中国文化的异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意识，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张承业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超越自我，为追求自我超越不惜自我放逐。其实这要超越的是来自中国画的画风，要创造的是韩国绘画的民族特点；要超越的是中国文化的浓重背影，要展现的是韩国自身的民族特色。导演利用张承业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确实开创了一代画风)，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导演自己乃至韩国知识分子、民众对民族文化独立的诉求。

这才是这部电影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引起韩国观众共鸣的原因所在。

该片一举夺得了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林权泽是继王家卫、杨德昌之后第三位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亚洲导演，令韩国电影再一次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林权泽获奖后的感言是： “我一直在努力将韩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通过电影带向全世界，你们的肯定令我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更加无比热爱。”他的影片证明了这一点。

三、《王的男人》(2005年，导演李俊益)

电影《王的男人》是由舞台剧《》改编而成的。该舞台剧曾经在韩国获得很多的荣誉。该舞台剧讲述了假面舞剧艺人孔吉沉迷于权利与金钱，失去了自己本质，后来为了重新找回原来的自我重新努力的过程。

影片由韩国导演李俊益执导，甘宇成和李俊基领衔主演。在片中两人饰演一对相爱的民间杂耍艺人长生和孔吉，因演出讽刺燕山王和爱妾绿水的戏居肝而引祸上身，被朝廷缉拿。燕山王为孔吉的美貌和才华所动，将他和剧团留在宫中，成为取乐王的男宠。残暴成性的王因戏迁怒众臣，大开杀戒，而失宠后的绿水对孔吉也怀恨在心，设下陷阱欲除之而后陕，皇宫内弥漫着腥风血雨，孔吉和长生也身不由己的成为这场风暴中的牺牲品。

《王的男人》获韩国第43届大钟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新人男演员奖、最佳剧本奖、最佳摄影奖；第29届黄金摄影奖金奖，第42届百想艺术大赏最高荣誉奖。作为第9届法国多维尔亚洲电影节上的“特邀嘉宾”并捧得了评委会大奖。

韩国假面剧分布在全国各地，如安东河回别神巫术假面剧，流传于京畿道安东郡河回洞一带，故称为：“河回别神祭假面游戏”。所谓别神祭是村落的人们为了村宅的安宁，祈祝丰产而进行的祭祀活动，每隔五年或十年举办一次，参加者原为社会底层的庶民。在行祭时跳假面舞，一方面娱神，另一方面也是娱人。韩国在每年10月5日－14日在安东举办国际假面舞节，宣传韩国的假面剧艺术。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德育高校韩国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

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三、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

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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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韩国；生态文化城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10-06

On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ities in South Korea

QUAN Long-chu1， HU Shun-lu2

（1. South Korean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eoul 151742， South Kore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ity is becoming the core content of each district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 Korea. The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ities in South Korea in recent years show that an eco-cultural city can be defined as a city with ecological culture including three core elements， of which are the sustainabil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urban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e， China and South Kore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each other in the field of policy and planning.

Key words：South Korea； eco-cultural cit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以及城市发展的停滞不前，建设生态文化城市（环境友好型城市）正逐渐成为韩国各地的核心发展规划，生态文化城市成为各地方着力打造的城市品牌，在环境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推动下，韩国各地正蓬勃开展各项城市建设、社区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化的构建对于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一、韩国生态文化城市研究现状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研究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域，生态文化城市比较分析的研究也多种多样。不同学科的研究都坚持自己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它们之间既存在共性，又有差异。

（一）生态文化城市的定义及建设目标

洪成泰通过不断研究，逐步将“生态文化社会（eco-cultural society）”的概念正式化，按照他的观点，要想克服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就应当把生态和文化以统合的观点进行结合[1]。高吉主张，虽然“生态城市”与“文化城市”这两种概念是相冲突的，但从生态环境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体的生存条件来看，生态城市是文化城市的存在条件，所以，以统合的概念来说，生态文化城市也就是“生态型的文化城市”[2]。具谟龙主张，生态文化城市是利用文化因素，要在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体现美观和景观，都市的历史性、艺术性，普遍性的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模式等[3]。

（二）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

李洪钧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很难从根本上转变既有的自然开发主义发展模式，因为实现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和谐均衡发展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课题。因此我们应该更关注可持续性研究，而非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洪成泰认为，要想克服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就必须把生态和文化看做一个整体，即所谓生态危机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5]。此外，许多韩国学者还讨论了社会资本论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中的应用，研究的重点是关系网络，也就是如何认识韩国社会的裙带关系[6]。

（三）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指标研究

李再俊认为生态城市规划指标由土地利用和交通信息通信、生态和绿地、水利・风能、能源、环境和废弃物、舒适度6项构成。文化和公众参与等社会・文化指标只是“舒适度”的一个组成部分[7]。学者李尚文、李再俊构建的城市规划评价指标结构也大体类似[8]。

二、生态文化城市的定义与核心构成要素

本文以更简明的形式给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生态文化城市定义，设定环境、文化、地区（空间）三个轴心，三者分别代表城市的环境性、文化性、社会性。

（一）可操作性定义：生态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印度首相甘地（M.K.Gandhi）把生态文化分为个人生态文化、物质生态文化、知识生态文化三种类型，认为生态文化包括个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个人及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这种观点对生态文化的物质性层面和非物质性层面都做出了全面解释。在他看来，生态文化城市是实现了生态层面的意识、价值、科技、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城市[9]。

环境性（生态性）是生态文化城市的前提条件（最大价值），文化性表现为与环境性相融合的体现环境性的城市文化。换言之，两者的关系相当于生态文化景观（文化设施）和在该景观场所进行的生态文化活动、文化运动、文化项目的关系。社会性是指在城市空间中努力促进生态性、文化性与社会关系的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上三种因素完美融合才能建成理想的生态文化城市。因此考虑到项目规划分析及案例研究的可操作性，在选定建设地区时，应选择至少含有两种因素的地区。

（二）生态文化城市的核心构成要素

生态文化城市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体系，对生态城市的建设、维护、管理、发展意义重大。生态文化城市理念并不是单纯地给生态城市的建设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而是旨在把生态城市的价值、哲学、建设过程等因素转化成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样式，进而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体系。生态文化城市包括三个核心构成要素（见图1）。

图1 生态文化城市核心构成要素

1.可持续性，关于社会生态性转换的认识和制度建设

生态文化城市的首要构成要素是可持续性，它是生态文化城市价值的体现，也是其最终建设蓝图。可持续性建设的目标是找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或社会体系，以代替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现有社会系统。可持续性建设类型的划分见表1。

表1 不同类型的可持续性建设方案

可持续性主题 案例

个人方案/家庭方案 绿色消费者运动

团体方案 独立团体 边山共同体、甘地社区

社会团体 城嵋山社区

社会方案 制度途径 可持续城市项目、生态城市政策

结构改革 停止盲目的城市开发模式，开发利益回笼政策

资料来源：???. ????? ????? ?? ??（2000）

2.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管理工作

生态文化城市的第二构成要素是建设工作的推进方法，即依靠公众参与或公众主导进行的城市管理工作。为落实公众参与原则，在推进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需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切实落实公众主导（参与）原则。一个地区如果有自发性的公众运动传统或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累积，则比较容易开展官民合作。

第二，开展官民合作时充分重视专家的作用。专家（团队）不同于既有的NGO机构，他们可更为积极地斡旋于地区社会内部关系网，鼓舞并引导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建设。

第三，对公众长期开展可持续环境教育项目。

3.文化景观构建

文化景观概念不仅包括城市景观的物理性建筑，也包括全面认识并充分利用该景观价值的社会文化性实践活动，还包括对城市周边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的认识及利用。城市的文化景观建设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该地的历史文明和精神风貌，是因地制宜打造和发展特色生态文化的有效方式。

三、韩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案例研究

本文重点介绍韩国城嵋山、镇安郡、太白市铁岩洞三个地区的城建工作。这三个地区分别是公众主导型、行政组织主导型、专家主导型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本文拟将这三种类型与前文提及的生态文化城市核心构成要素―可持续、公众参与及管理、文化景观进行对照，以便得出更为合理的城建指导政策与方案。

（一）城嵋山

城嵋山地区位于首尔麻浦洞城山1洞，面积约为0.8平方千米，环城嵋山而建。人口为8893户21301人，约占麻浦区总人口的5%。环城嵋山而建的城山洞地区是公众通过开展基层团体运动改变地区面貌的典型案例。2001年首尔市计划在麻浦区唯一一处拥有原始森林的城嵋山上修建蓄水池，汉阳财团也计划在此建设公寓。为阻止这些规划，公众合力发起了城嵋山保护运动（见表2）。该运动持续了2年零3个月后，首尔市自来水总厂才被迫接受公众的意见，发表了暂时搁置城嵋山蓄水池建设的声明。

表2 城嵋山建设发展历程

城嵋山运动阶段 主要活动 生态意义

以联合育儿运动为代表的萌芽期 联合育儿组织

橡栗托管班

萌芽托管班 联合育儿和开放式儿童之家等生活团体运动，以教育和休闲娱乐为工作重点，促进了地区生态价值的形成（自然体验教育等）

城嵋山保护运动 城嵋山地区庆典

城嵋山森林音乐节

麻浦生活互助组 通过城嵋山保护运动，当地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得到深化

团体运动的发展 城嵋山汽车医院

自行车专用车道

生态地区建设 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新引入了环保的生活方式，并逐步进行了城市空间改造

资料来源：Agency data-dong， Mapo-gu， Seoul（2005）

1.城嵋山地区建设现状

目前城嵋山社区建设工作由“人与地区”组织全权负责，常任理事为李京兰。城嵋山地区团体运动的参与阶层不断扩大，活动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各组织团体之间重视加强合作交流，努力构筑地区内部和谐的关系网络，全民共享活动成果。城嵋山地区被选为2007年韩国行政自治部（现安全行政部）宜居地区建设项目的试点地区，借此机会成立了城嵋山社区建设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进委”）处理社区建设的各种具体问题，并对原有的各项地区运动进行重新整合规划。

2.评价及启示

（1）可持续性。城嵋山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是以绿色产业化体现绿色发展，即将“环境和发展”从对立和冲突关系转向共存共赢的关系，最终实现环保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城嵋山因加大了对生物能源、太阳能、地热能以及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才能取得今天的发展。同时，随着全体国民对环境质量和环境技术的高度关注，也提高了城嵋山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促进了城嵋山民间机构及公民团体间的对话与合作。

（2）公众参与及管理。城嵋山地区建设项目是一起典型的自下而上发起的公众主导管理型的地区案例。优秀的地区活动领导人员在建设实践活动中不断涌现，这是城嵋山地区建设可持续性的有力保证。

（3）文化景观构建。城嵋山地区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觉悟性高，这也给地区景观带来相应变化。地区内出现很多类似的民主组织、互助合作社、社区厨房等公众自主运营的机构建筑；通过城嵋山保护运动在道路两旁建成的自行车专用车道，也是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之一。

（二）镇安郡

镇安郡位于全罗北道的东北部山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落后地区。面积789平方千米，人口为2.9万，在韩国234个自治单位贫困排名中居231位。在此形势下，镇安郡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镇安郡建设的主旨应为地区公众和地方自治团体在充分了解地区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规划出完善的应对方案，并切实贯彻落实于村庄建设的实践工作中。

1.镇安郡建设主要活动

（1）公众主导型最美村庄建设。最美村庄建设项目的理论基础是公众自发主导发展论，2004年开始成为一项正式的由基层自下而上展开的村庄开发项目。2005年利用中央政府下拨的10亿韩元特别税金，进行农产品加工设施、公共住宅设施、柿子树园区等总共23个项目建设，同时还开展了村庄发展规划和民众教育、村庄指示牌制作三项工作。2006年利用全罗北道下拨的5亿韩元进行柿饼加工厂、农产品加工器械、道路花草栽培等18个项目的建设工作。2006年3月成立最美村庄促进委员长协议会。在这一民间主导的体制框架下形成了财务管理、规章制定等村庄活动的基本体系。

（2）村庄干事制度。目的是支持村庄建设活动，进一步落实归耕政策。从2006年开始在回村返耕的人员中挑选优秀人才，聘任为村庄干事。该项目的宗旨是引进年轻的专门人才援助村庄建设活动，汲取其他地区返耕失败案例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城乡和谐共存的发展模式。

（3）白云面村庄调查团活动。此项活动是2006年与“生命之林”组织合作开展的试点项目，其宗旨是为希望回村返耕的青年专家提供工作岗位，同时进一步发掘村庄文化价值。

（4）白云面生态博物馆。白云面中长期综合发展规划的理念是在地区公众主导、行政机构和专家提供援助的模式下，打造宜居、理想、有吸引力的白云面生态博物馆品牌。

2.评价及启示

（1）可持续性。镇安郡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地区自给自足的循环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地区自然环境生产力基础上的一种生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地区自给自足循环经济的建设工作面临很多困难。虽然地区公众在抽象层面上都认同环境保护，但落实到具体规章制度时有人却持反对意见。公众已习惯了既有发展模式下的地区建设，对环保型地区发展项目感到陌生。

（2）公众参与及管理。由于社会格局激变、人口不断流动，农村社会的内部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近15年间实施的地区自治制度使地区选举也成为引发公众团体不断分裂的直接原因。镇安郡立足于韩国农村现状，提出了农村型治理体系。镇安郡官民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行政组织为民间组织提供长期的援助及推动力量。2010年成立了由公众力量主导的村庄建设援建中心，此后该中心同郡政府下属的战略产业团进行通力合作，实现了镇安官民合作体系的均衡发展。

（3）文化景观构建。镇安郡景观建设项目的特点是大规模建筑物比例较小，大部分景观建筑都是在专家规划下进行的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实验性项目。类似于村庄调查团活动和白云面生态博物馆的项目在韩国还没有成功先例。如果该项目建设能取得成功，便会成为示范案例，对其他地区的村庄建设工作具有巨大指导意义。

（三）太白市铁岩洞

铁岩洞位于太白市东南部，下设四个管辖区域，是韩国最早进行近代煤炭产业开发的地区，也是韩国最早的煤炭产业遗址区，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与其他城市相比，铁岩洞亟须一个完善的整体性发展规划来指导城市重建工作。

1.铁岩洞项目介绍

铁岩洞的重建规划，即将原有的煤炭产业资源遗址转化为旅游资源，是由外界专家团提出的。1999年11月成立的铁岩地区建筑城市工作队负责调查铁岩地区城市现状和产业文化遗址情况。2001年6月开展了保留矿区产业文化遗址运动。7月举行的铁岩站选煤厂旧址复原活动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并在12月份的KBS（韩国广播电视台）环境节目中播出。2002年2月铁岩站美术展览开幕；5月铁岩站煤矿选煤厂项目被正式评选为韩国文化遗产；7月举行了第一届铁岩短期贷款活动，为铁岩洞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开展了房屋建设公益服务活动，参与总人数达712人；12月成立了“铁岩视窗”机构。2003年4月发行了《铁岩视窗》刊物；7月、8月举办了第二届铁岩洞房屋建设公益服务活动。

（1）铁岩洞项目战略。由周大关所长和首尔建筑师所组成的铁岩洞建筑城市工作队负责保留铁岩洞历史建筑并打造特色户外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建筑师团队和地区运动团体经过共同协商，决定依照英国矿区把产业遗址建设成户外博物馆的模式对铁岩洞进行改造。在铁岩洞进行生态式户外博物馆项目建设不仅为了保留产业遗址，也是为了努力复原村庄的历史生活面貌。

（2）政府和自治体对铁岩项目的支持。2003年文化观光部拨款133亿韩元用于铁岩矿区生活文化复原项目建设，此外地方财政拨款57亿，民间融资220亿，总援助金额达410亿韩元。同年12月江原道颁布矿区复原项目实施规划。此项目的总投资为1267亿韩元，建设时间为2004-2008年。铁岩行政部门积极推动矿区生活文化复原项目建设，但铁岩洞民众却认为此举意义不大，他们更加支持城市扩张建设。

（3）铁岩项目的搁置。2006年7月太白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在听取当地公众意见后，决定搁置矿区生活文化复原项目，转而进行铁岩路4车道道路扩建工程。加上拆迁户赔偿款，铁岩共投资了129亿韩元，于2008年建成了一条920米长的4车道道路。事实上，除铁岩之外的其余4个矿区（宁越、旌善、三陟、太白）的生活文化复原项目建设也是举步维艰，9个复原项目中只有1个正在建设，其余8个都被搁置或重新研究。由于4车道扩路工程的建设，铁岩路周边的传统商铺纷纷消失。这些传统商铺所具有的独特废墟美学价值也慢慢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滚滚长河之中。

2.评价及启发

（1）可持续性。铁岩案例实际上是违背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外界专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铁岩发展的新道路，并为推行这一模式倾注了无数心血。但在建设过程中，大部分公众对此模式产生怀疑，最终还是选择了既有的传统型地区开发模式。

（2）公众参与及管理。铁岩洞的村庄建设工作并未正式开展，因此不易对公众参与和官民合作的具体事项进行评价。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构成公众参与基础的地区团体影响力行进评价。根据周大关的调查，因矿产业衰退，目前铁岩洞的人口仅为全盛时期的1/10。

（3）文化景观构建。铁岩洞历史遗产景观是在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协调作用下建成的，拥有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特色资源。建筑师认为正是铁岩洞特有的废墟美学吸引了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进行摄影、写生等艺术创作活动。

四、韩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

（一）环境部：生态城市示范项目

首先是选定试点地区进行项目规划，然后由中央政府主导建设进程，同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引导地区自治体及公众参与，此项目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城市。

（二）国土海洋部：理想之城建设项目

国土海洋部推进理想之城建设项目是在确保提高地方城市和农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此项目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推行，依据评选标准评选出试点村庄和试点城市进行援助建设。

韩国原有的国土均衡发展概念是指通过建设幸福城市（Happy City）、创新城市（Creative City）、企业城市（Enterprise City）等项目，在分产、分权、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国土均衡发展。理想之城建设项目则打破了以首都圈为发展中心的既有模式，在充分发掘地方城市及农村特色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地区竞争力、提高生活质量的规划。通过强化全体国民的精神纽带作用实现更为广义的国土均衡发展。

（三）安全行政部：宜居地区建设

宜居地区建设项目的法律依据为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试行条例，其目标是解决产业化、城市化引发的城市及农村问题，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宜居地区建设项目的规划蓝图是建设高生活质量的宜居地区，建设舒适优美的特色地区。

该项目提出了9种地区建设模式，包括产业型、教育型、信息型、生态型、传统型、文化型、旅游型、健康型、家庭型。申报该项目的自治地区需先提交宜居地区建设规划，上级部门根据相应评选标准做出审批。2007-2009年，该项目的国家指定试点地区为30处，道政府指定试点地区为17处。其中13处为生态型建设模式，10处为文化型建设模式。

五、推进中韩两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合作的建议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因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建设的侧重点、内容和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中韩两国在开展本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应加强相互间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规划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长补短。

（一）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政策研究

1.建立健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

政府应制定专项法律法规，以支持生态文化城市的建设。同时还要保证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各项原则与国家和地方的法律规定以及行政管理体系和措施良好结合，确保其目标一致。

2.制定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确保可实践性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建立相关的评估机制，以指标体系指导方案实施，量化能源、资源、环境效益，以评估机制定量评估生态城市建设的效果，并在评估后将数据反馈回指标系统。

3.构建政策实施机制

在进行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时要充分考虑不确定因素，系统地监测进展情况，并建立内在学习和调整机制，保证在现行政策不适宜时及时作出调整。

4.加强公众参与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靠政府来应对生态文化城市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是很难奏效的，加强公众参与势在必行。

（二）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

1.规划和参与的协调

创新的城市规划和自发的公众参与是生态文化城市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两大重要因素，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正如城嵋山村庄案例所展示的，当地公众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开展单纯环保运动的局限性，于是他们转换方向，积极参与到村庄规划建设之中，这样不仅更好地维护了自身利益，还实现了城嵋山村的生态建设。

2.硬件政策和软件政策的统一

硬件政策用于指导生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软件政策则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程度。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努力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统一。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先建好基础设施再考虑其用途，而是应该在动工之前就做好规划，按照规划进行建设，最终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3.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试点―中韩生态园

为切实加强中韩两国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规划领域的合作，建议两国之间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实践层面的试点项目―中韩生态园，作为中韩两国政府间战略性合作项目。

作为中韩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点城市，近年来，大量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设厂、开展业务，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韩国人员的涌入。目前，在青岛的韩国企业有2600多家，主要有LG丽东化工、LG电子、浦项钢铁等企业，常住青岛的韩国人口有3.2万余人，加上流动人口，这个数据可以上升至20万。基于此，我们建议中韩生态园项目选址于青岛市。

中韩生态园拟围绕“生态、宜居、宜业”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以中韩生态文化城市建设合作为核心目标，以高端制造、生态商住、商务金融等现代产业为发展支撑，功能高度复合、低碳生态、宜业宜居、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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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西游记》 《幻想西游记》 戏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戏仿（parody）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是戏剧的一支，也是后现代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对于戏仿有着不同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中将戏仿解释为“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著名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戏仿是对于原作品再编辑、再构成等跨语境下的综合模仿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戏仿作品在与原文本相似的形式结构下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对原文本进行反转或颠覆性的再创作。在现代社会中，戏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以更加多元化的面孔出现。它可以脱离原有的价值观并向其挑战；它可以通过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它也可以只是一次对于新创作的尝试；它甚至可以是单纯为了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搞笑。

古典小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古典小说中这些熟悉的故事情节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区别戏仿所产生的与原小说的不同之处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自然不会例外。

《西游记》自传入韩国之后，一直备受韩国各个阶层的喜爱，不仅对韩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韩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西游记》已经不单纯是一本古典小说，它更是与时代相结合，在不停的变形中体现出了每个时代的文化和变化。动漫可以认为是《西游记》与时代相结合的最佳体现。由于动漫这一形式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来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限制，可以通过反转、颠覆等手段进行再创作，所以成为了戏仿最佳的体现空间。韩国动漫中《幻想西游记》（）可是说是对于《西游记》进行戏仿的代表作。

《幻想西游记》是由韩国著名漫画家许英万的作品《Mr.孙》改编而成的动画片，1990年由kbs电视台开始播放，共有5季。它在故事主线上仍然延续了《西游记》原著，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去往西天的故事，但是除了主线和人物不变以外，背景和情节上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和原著已经完全不同。这种带有时代感的戏仿的模式使得《幻想西游记》在韩国自播出以来就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很多年轻人是通过这部动画片才开始对《西游记》产生兴趣并开始去了解《西游记》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戏仿的案例，《幻想西游记》在拼贴这一技法上是非常成功的。拼贴（pastiche）是戏仿的方法之一，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换届。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①

在《幻想西游记》中，孙悟空不再是英姿飒爽的美猴王，而是变成了一个身材矮小，大大咧咧，活泼可爱的小猴子，头上的金箍变成了头盔，身上的虎皮裙变成了带有（下转第30页）（上接第27页）超人S标志的紧身衣。尽管是一只猴子，但是非常讨厌被别人叫做“猴子”，在片中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多的则是非常有现代感的“Mr.孙”。动画片中虽然延续了原著里孙悟空活泼乐观的形象，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儿童性、娱乐性的色彩。唐僧在《西游记》原著中是一个善良仁慈、相貌白净的和尚，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懦弱，经常不能够明辨是非。而在《幻想西游记》中，唐僧变成了一个中年长者，不再骑着白龙马，而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善于躲避妖怪的攻击，以世界和平为己任。由于生性热爱和平，在少林寺中学习武术的时候，故意只学习防守而不学习攻击。猪八戒虽然仍然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猪头人身的形象，但是服饰与原著中有很大不同，不仅戴着墨镜，还有辆摩托车，手上的九齿钉耙也变成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炮。猪八戒对孙悟空说话时特有的口气“”也成为了播出期间最火的流行语，受到了韩国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

沙悟净的形象变化是最大的一个。原著中对于沙悟净的描述是“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对攒露白藤，顶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这个原本带有些恐怖色彩的形象在《幻想西游记》中被完全颠覆了。沙悟净变成了一个穿着紫色斗篷，喜欢吃炸酱面，拿着小榔头作为武器的可爱的小妖精，他的身体可以像橡胶一样拉长，在第四季中手里的武器还变成了一瓶杀虫剂大小的喷雾器。这是一个有点听觉障碍的沙僧，因为经常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而闹出很多笑话。这样一个滑稽的，带有搞笑色彩的人物形象在韩语中不仅成为了没有耳性一类人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韩国搞笑喜剧界的经典题材，沙僧的一系列荒谬的笑话不仅成为了当时热门的流行语，直到播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韩国娱乐节目当中还经常能够见到以此为素材的笑话。

另外，《幻想西游记》中妖怪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西方民间故事中的巫婆等等都曾出现在师徒四人去往西天的路上。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韩国传教几可说是一种全球行为，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宗教作为韩国国际形象的建构要素，有助于树立韩国的国际形象，为其外交、政治、经济贡献自身力量。宗教传教热情之高涨非其他传教国所能相提并论。2007年7月发生了阿富汗人质危机，韩国政府不惜代价，动用各种外交资源和管道，力图营救本国传教人士。宗教既可能是和平的缔造者，又可能是冲突的肇始者，是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的集合体。在中韩关系中，宗教是政治和经济因素之外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三种力量”。根据韩国教会在中国东北与沿海地区进行传教抑或宗教渗透的严峻现实，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在宗教领域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而“强国弱宗教”的中国则不可能在宗教领域对韩国国家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宗教问题给中韩关系设置了障碍，亦为中韩加强安全战略合作留下了空间。因此如何在中国的外交考量中，妥善处理中韩之间的宗教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学界对韩国宗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历史学界和宗教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关系学界从国际政治层面就宗教与韩国对外关系进行的深入研究则不多见，相关论著较少，迄今尚未取得好的成绩。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分析尝试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述析，以求为自已研究及后来者提供清晰的思路。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在学术著作方面，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较为典型，美国亦有学者对韩国的宗教问题著书立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下：韩国学者朴荣臣、郑在永的《现代韩国社会和基督教——韩国社会变化中的教会作用》一书阐述了基督教在韩国社会中的地位、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积极的入世态度，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基督教与韩国社会是同步前行的。(1)韩国学者金知邦的《政治教会——痴迷于权力的韩国基督教内部探察》一书考察了韩国基督教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认为韩国的教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范畴的教会，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导致了政治教会的形成。(2)韩国学者金景载等的《无礼的福音——韩国基督教的传教问题和省察方案》一书就韩国基督教的传教史进行了梳理，对其海外传教行为、传教的方式、传教人员的选拔等问题作了分析和阐述，认为福音的传播问题值得探讨。(3)韩国学者柳在信（Chai-ShinYu）所著的《基督教与韩国》一书从历史的视角阐释了基督教在韩国出现、发展、壮大的历史流变。(4)

韩国学者朴忠信（Chung-shinPark）所著的《基督新教与韩国政治》一书对李承晚、朴正熙时期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基督教与政府的互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释。(5)韩国学者张炯澈（HyungChullJang）所著的《宗教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韩国新教的文化融合研究》一书从宗教文化的视角详尽阐述了韩国新教不拘一格，与异质文化共存共融，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全球化时代。(6)韩国学者金得榥的著作《韩国宗教史》作为一部韩国史，比较详尽地阐述了韩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充分地反映了中韩两国的宗教关系，对于我们认识韩国的历史面貌帮助甚大。(7)美国学者塞缪尔•墨菲特（SamuelMoffet）在《韩国基督徒》一书中比较了韩国的基督教与儒教、佛教、萨满教的相通之处。(8)他认为，韩国的基督教在传播社会公正，尊重科学和教育方面与儒教有相似之处，在寻求心灵的安宁和许诺来世方面与佛教有相似之处，强调祈祷能够得到回应以及现世愿望实现方面像萨满教。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森(JamesGrayson)在《韩国：一部宗教史》一书中认为，韩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的变迁史，宗教在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较大影响，基督教的作用与地位尤为明显。(9)

在学术论文方面，亦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韩国学者的文章较为典型：韩国学者朴承元（Seong-WonPark）的《韩国教会传教纵览》一文就境外传教概况、传教工作的类别等进行了较简要的介绍。(10)韩国学者李韩久的《权力化的宗教是对自由的威胁》一文阐述了宗教在韩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影响力与日俱增，呈现渐不可控的态势，认为宗教的权力化于自由而言不是福音，是现实的威胁。(1)韩国学者崔爰俊的《焦点与分析：阿富汗劫持事件与韩国教会海外传教》一文考察了2007年7月的阿富汗人质危机，认为韩国教会海外传教的狂热行为与传教对象国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根源。韩国教会如不认真考虑传教对象的民族特性、宗教渊源，类似的危机不排除再次发生的可能。(2)韩国学者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的《播撒福音的韩国传教士》一文重点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情况，包括境外传教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以及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等。(3)韩国学者金正韩（JungHanKim）的《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基督教在韩国获得成功的原因》一文对韩国的传统宗教——巫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教传统的影响导致韩国人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4)韩国学者朴俊施（Joon-SiPark）的《基督教在韩国》一文对于基督教和韩国传统的结合以及对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侧重点在基督教对现代化的作用方面。(5)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俊植的文章《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对韩国社会流行的几种宗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于他是从韩国的视角来观察韩国宗教的情况，因此更加接近事实真相。(6)韩国学者文相哲（SteveSang-CheolMoon）的《当代韩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的发展》一文对韩国的基督新教传教活动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并指出了这种活动发展的规律。(7)上述论著的研究内容包括韩国宗教的历史变迁与韩国基督教传教的历史流变、传教特点、未来走向、境外传教的局限和不足等等方面，对韩国基督徒传教狂热性根源、传教动机、传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略有涉及。在时间方面多集中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境外传教展开研究。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韩国教会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这样几部著作：中国大陆学者王春来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一书将基督教传韩置于韩国近代化历程之中予以考察，勾勒了基督教传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动因，对伴随基督教传韩而兴起的基督教教育等文化活动做了审视。(8)中国大陆学者金勋的《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以现代韩国社会为背景，对新宗教概念的界定、新宗教产生的原因、特征、功能、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系统研究。(9)

中国大陆学者卓新平的《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一书对当代教会发展既有整体、宏观的把握，又注重细节描述和微观剖析，详细论述评析了基督教思想在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并运用大量图表和统计数字来分析、勾勒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10)中国台湾学者卢凤麟编著的《韩国教会增长面面观》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专门论述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论文集，该书主要是一些神职人员从教会自身的视角出发对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进行的阐述。(1)自改革开放至今，在韩国宗教的传播、宗教的政治参与、海外传教等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体现在学术论文方面的如下所示：复旦大学张广智的《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一文认为基督教传道事业在现代韩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基督教内在的革新传统与普世主义精神，以及它诞生时的原生态特征，而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也是探求中韩两国基督教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2)复旦大学朴英姬的《论韩国基督教会在“三一”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三一运动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地位。由于韩民族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韩国基督教会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朴钟锦的《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的宗教政策》一文述析了韩国宗教呈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阐明了韩国作为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一神教与多神教等同时并存的多宗教国家的特质，并简略提出了对韩国现行宗教政策的思考。(4)

四川大学崔仙任的《韩国宗教现状简述》一文主要根据调查统计资料，简述了韩国宗教现状，企望学者能对当代韩国宗教作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5)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奎的文章《韩国基督新教鸟瞰》概述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沧桑情境中的曲折表现，揭示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特质及其固有困境。(6)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丁昊的《战后韩国基督教政治的政治参与》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成为世界级的传教大国。提高教会入世作用的政府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政教双方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后果，从而背离政教分离的原则。(7)辽宁社会科学院满岩的《基督教对韩国各社会领域的影响》认为，自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韩国由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发展为令世人瞩目的世界主要传教国家。究其原因，这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8)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等人的《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一文揭示了韩国教会异军突起，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认为它既来自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感，也源于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还受益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9)另有张晓华教授的调研报告《关于韩国对我国东北地区宗教渗透问题的调查及其对策》通过对韩国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了韩国基督教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动机，是目前大陆学界关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问题研究的亮点。在学位论文方面，有关韩国宗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学科，且地域特征鲜明，国际政治学领域的较少。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如下：

延边大学金松兰的硕士论文《论韩国基督教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影响》（2003年）指出基督教是韩国唯一来自西方的宗教，以基督教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媒介，理解和把握韩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非常必要的。(10)东北师范大学翁士华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中韩传播之比较——试从传播学角度分析》（2006年）以明清至近代为时间断限,比较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异同。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异质。历史上基督教先后进入中韩社会与两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然而,基督教在与中韩本土文化融合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东北师范大学丁昊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2007年）认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活动情况与韩国政治进程休戚相关，通过对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明确揭示了基督教在韩国政治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韩国社会和政体的影响。(2)东北师范大学张晶的硕士论文《韩国社会基督教认同研究——对近现代韩国基督教作用与贡献的考察》（2007年）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来文化载体传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韩国,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在所难免。异地传播令基督教直接面对并承受来自韩国本土的压力与抑制,但它仍突破重重阻力,在韩国日益壮大起来,其中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有效地支撑了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发展。(3)

东北师范大学曹爽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历史条件解析》（2008年）从主客观视角考察了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揭示了其传教狂热性的根源。(4)北京大学陈梦遥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2008年）将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不同时期都有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契合点。从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四个方面对问题做出了阐释和论述。(5)复旦大学苏恩仙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事件为例》（2009年）探讨了阿富汗人质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经过此次事件，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将重新调整并作出重大改变。(6)

今后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在中韩关系日益发展的同时,一个组织的名字常被提及,那就是韩国驻华韩国文化院。这个在中国成立仅仅3周年的文化组织,在院长金翼谦的组织下,为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标准且热情的韩国礼仪,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和富有亲和力的笑容。”这是金翼谦给本刊记者的第一印象。今年对于已经三周年的韩国驻华文化院来说,不是个平凡的时刻。恰逢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又给两国带来了新的机遇。

“上海世博会将成为韩中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新的里程碑。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韩中两国将会带来2008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人员、物资以及文化的交流,以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翼谦对中韩两国未来的交流充满信心。

契机

向前回溯,中国与韩国彼此交流的鼎盛时期是在2008年,那一年到中国的韩国访问客或观光客达到了500万人,赴韩国的中国访问客或观光客也有100万人之多。这无疑为中韩两国的未来揭开了一个良好的序幕。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韩国人来说,还是对中国人而言,两国之间近年来的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较以往更为密切。形象地说,裴勇俊,张娜拉在国内的风靡程度绝不次于在韩国本土,而周星驰与成龙的名号,在韩国也“如雷贯尔”。

中韩两国在历史上也颇有渊源。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与丰富的文化遗产都为今日的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谈起两国近年来关系的发展历程,金翼谦院长更是如数家珍。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1994年3月,中韩两国政府签定了《中韩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04年,中国率先在韩国设立了驻韩中国文化院;2008年5月,达成战略性的合作发展关系,象征着两国的关系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交往。

其中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重大飞跃无疑是2007年3月,代表韩国官方外交机构的“驻华韩国文化院”在北京诞生,因为这标志着了韩中两国以文化交流与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势将成为推进韩中两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平台。

一幢地下三层地上四层,囊括了大礼堂、展览厅和跆拳道文化馆在内的建筑,规模并不宏大。但你能想象得到的韩国符号在这里一一俱现。无论是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展示,还是韩语和韩国饮食的学习园地;无论是音乐与休闲的娱乐,还是韩国方兴未艾的IT产业,走进这里你都能一览无余。

韩国文化院是在中韩两国交往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诞生的,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金翼谦院长对这个文化院的功能有着清晰的定位。

“有了韩国文化院这个窗口,可以向中国、世界介绍韩国的文化、韩国的现代经验,旨在谋求与中国、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再者,两国要发展较高层次的关系不能没有文化的交流,尤其是21世纪文化引领发展的时代,我们坚持以此平台,竭尽最大所能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金翼谦院长说。

毫无疑问,中韩两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作契机,这种契机不仅在通过韩国文化院时时传递,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世博园的韩国自建馆也处处标记着。

韩国世博馆是由韩文来“建造”的,远观展馆,由几个硕大的韩文字母连接而成,色彩绚烂无比;近看外墙,则为无数凹凸有致的韩文字母组合而成。这种方块字的建构和没有门式的开放空间,直接拉近了两国的距离。“魅力城市多彩生活”的主题和对技术与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未来城市的诠释,又与上海世博会提倡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得益彰。

两国的距离,在这种中韩合璧的场馆中近乎消弭。

交流

谈到韩中经贸发展,金翼谦院长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介绍说,2009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投资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同时韩中两国在文化领域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两国之间的彼此地位可见一斑。

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高潮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韩关系益发密切的背景下,两国人民相互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以影视、饮食、音乐、游戏为代表的“韩流”风靡中国,并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同时在韩国国内也掀起了解中国的热潮,到中国旅游、投资、留学及学习汉语热情高涨,“汉风”在韩国逐渐盛行。

可以说2008年是韩中两国交流的高潮时期,按当时统计,在中国的韩国访问客或观光客达到了500万人,赴韩国的中国访问客或观光客也有100万人之多;2009年,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走动下降了一些。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4年或5年后,在中国的韩国访问客或观光客将突破1000万人,特别是2008年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2010年为中国访问年,2012年为韩国访问年。目前,韩国在中国的留学生已突破了6万多人,而中国到韩国的留学生也超过了4万人,同时两国都是彼此最大的留学生国家。

“也有的人说这不是好现象,但我敢说这是很好的现象,很自然的现象!两个国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有产生好的一面的,也会产生不理解的一面。”金翼谦院长总结说。“尤其是我们韩中两国一直都维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也只是进入现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一度断绝了来往,在此期间对双方国家的人民之间也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要破除这些误解,就要加深对彼此的更多了解,尤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与合作会达到双方共赢。”

提及驻华韩国文化院的交流活动时,金翼谦院长总结说,驻华韩国文化院成立3年来,为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4个方面:文化宣传活动、文化产业的合作、两国文化艺术家的交流、国家的形象宣传。

每年,韩国文化院都会分期重点推出韩国文化讲座、艺术展览,并精心准备了6个方面的课程,即韩国语、跆拳道、传统音乐、传统舞蹈、韩国饮食、韩国书法,并招募600多中国人进行重点学习交流。

金翼谦院长介绍,截止到去年底今年初,已经有4000多人提交了申请表格。“中国人对韩国文化的如此青睐,我们非常高兴。”金翼谦院长说。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条件所限,文化院方面只能从中挑选600人,并从中择优赴韩学习和交流。

除了这些常规业务,韩国文化院也积极筹办交流论坛,比如我们举办了韩国文化艺术家的联谊论坛,已举办三届的跆拳道表演比赛,以及我做韩国菜等主要活动。

针对驻华韩国文化院新的一年工作任务,金翼谦院长说,在立足做好一般性的文化宣传活动、文化产业的合作、两国文化艺术家的交流、国家的形象宣传的4项主要业务的同时,我们正加强筹办韩中两国文化交流的论坛、联谊、以及中国学生以毕业典礼的形式到韩国学习考察等活动。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韩非；功利主义；法家；文化

一、先秦韩非思想兴起源于百家争鸣的历史大背景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出现的学术流派，孔子亦是诸子中最早出现的思想家，孔子之前，教育是由贵族垄断，孔子兴办私学，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文化教育由贵族普及至平民，壮大了士人阶层，为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民间兴办私学浪潮的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不同的文化与思想百花齐放，战国末期形成显学并立、诸子共存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战国时期，书写工具有了进步，使得民间学者立言著书有了可能性；而在春秋时期有能力制作书籍还仅限于官方政府，书写工具的进步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对此，傅斯年说道：“《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展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 i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统治权，“内其国而外诸夏”，各诸侯国都以正统自居，地方性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形成了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二、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是当时经济形势的折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原因。比如秦、齐两国皆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模式却截然不同，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更是大相径庭，秦国重农抑商，民风剽悍，连荀子都忍不住感慨秦国“其殆无儒”ii；齐国则重渔盐工商之利，开设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英才汇集于齐传播讲学。文化模式的迥异便由生产力模式不同所致，秦国地处西北，气候苦寒，物质匮乏，没有努力耕战，就没有财富；齐国靠近大海，与中原各国贸易往来密切，是当时风气最为开放的商业大国，经济繁荣自然能招揽众多学者云集于此，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曾在此讲学。文化的生长繁荣无可避免的会依托于整个时代，是时代大环境使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难免受到时代变革的激发，摩擦出火花。纵观人类历史，愈是激烈变更的时代，愈是文化“轴心时代”。儒、墨着眼于“道德”、“天命”对各家“发难”，法家作为诸子中较晚成型的后起之秀，便从功利主义思想的角度对儒、墨两家显学进行批判，顺势提出功利文化论的主张。韩非曰：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iii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韩非对儒、墨的思想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韩非认为儒、墨学派内部不仅思想混乱，还缺乏实践的检验，没有依据，是愚昧和虚妄的学术观点，倘若依照如此学说治理国家，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如果用功利标准衡量儒、墨两家的文化，显然是不符合功利目的，因此应该予以禁止。明显韩非也想争夺学术话语权，对多元文化并立的局面深恶痛绝，甚至认为多元文化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会影响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对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的反思

韩非推导出单一文化思想优于多元文化思想的文化功利论，对儒家的仁政思想进行批判，比如韩非认为，不应救济穷人，穷人贫穷除了饥荒、疾病、刑罚等原因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的奢侈和懒惰。既然如此，救济穷人无疑等同于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勤劳致富之人的劳动果实供养奢侈、懒惰之人。长此以往，无疑助长了奢侈懒惰之风，给社会利益造成严重损失。韩非认为建立在公平的资本原始积累之上的贫富分化也是是公平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劫贫济富便是对富人的掠夺。因此，韩非反对儒家的仁政主张，反对儒家提出的对穷人救济的福利政策和德行政治政策。

韩非在《五蠹》篇中总结了五种对国家有害的蠹虫，这实际是种借喻讽刺，五种蠹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学者是指儒家，言谈者是指纵横、名辩学派，带剑者是墨家侠文化的代表，商工之民是齐法家商业文化的代表，患御者是道家贵己重生文化的代表。韩非提出的五蠹害国，实质是为了推行文化“大一统”，具体到功利文化论的实施内容，便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曰：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iv

韩非的功利文化论主张是为其功利政治论思想服务的，韩非提出禁止私学，学在官学，由政府统一兴办教育，不过是为了掌握学术话语权。兴办官学的理念本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韩非对百家争鸣文化状态的禁止却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简言之，功利文化论可以看成“大一统”的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的延伸，虽然一定时期之内确实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功利文化论无异于饮鸩止渴。

注释：

i 参见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ii孔子西行不至秦。秦国的儒学之风是列国中最淡薄的，因此荀子发出“其殆无儒”的感慨。

iii 见《韩非子・显学》，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iv见《韩非子・五蠹》，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跆拳道运动文化的跨国认同问题对于跆拳道运动的国际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运用文献资料、文化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跆拳道运动文化的跨国认同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旨在为我国武术运动文化认同的国际传播提供思路。

关键词：跆拳道运动；跨国认同；文化身份

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意味着“消费国外体育文化产品”和“支持当地体育文化产品”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技术创新为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将曾经的本土、地区或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推向全球层面。所以，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等体育“产品”，一系列以订阅式为主的媒体平台在亚洲地区广播这些产品，主要将其作为高度推销和商品化的体验加以推广，受到了亚洲观众的欢迎，成为接触全球文化的象征，同时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展现了他们追赶“时髦现代化”的能力。

1、跨国界的体育运动和文化认同危机

有评论分析认为，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社区比起只有十名球员的球队显得更为真实。他的话后来常为人所引用。我们通过分析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纸质媒体的报道来重点分析这个国家是如何描述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我们关心的不是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作为国际名人的受欢迎程度，而是他为什么是一个国际的、世界大同的、分散的公民和某一国家认同的显著符号。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文化身份既是本土的，尤其是全球的，总是复数的而且一直在行动中。尽管在像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被韩国媒体描述为民族英雄的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被描述为固定的。所以，没有这种理当所以然的理解，一个成年之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就变得没有意义。前面谈论到具有灵活性的全球国籍问题，对此进行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研究的理论，倾向于以小部分的跨国职业流动精英人士为中心，并赋予它一个术语“跨国资本阶级”。这些“跨国资本阶级”把自己的利益或他们的社会、种族利益转化为国家利益，适合资本全球系统的利益。

不断演进的全球精英包括国际企业家、媒体大亨、娱乐业明星和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明星和相关人员。同样，有学者通过分析韩国媒体对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报道发现，该运动员的认同在两个国家的建构是不同的。该运动员具有“深嵌”的韩国的民族性之中，是韩国民族性的“高度生产工具”，但是同时使得韩国观众对自己的强大感到欣喜。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永远属于韩国，他只能为韩国所拥有。每家报纸都一致地用重新刻画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民族性，而不是对跨国认同或去国界现象进行讨论。因此强调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和韩国的关系很重要，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化认同话语。韩国没有把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称为民族英雄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是跆拳道运动在韩国的国家文化意义不同。

2、跆拳道运动文化的跨国认同研究

不但韩国侨民代表“良好移民”，而且对前殖民地有残余的热爱，其证据表现在，韩国体育媒体在对国际赛事的报道时，韩国的民族国家有时被视为替代东亚这一新闻话语，如果没有出现韩国的竞争对手的话，这些感情在历史上得到“狂热的民族情怀”所巩固。这些狂热通过韩国的公办学校体系得以培养起来。在韩国公立学校系统中，韩国的民族性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斗篷”中。所以在韩国，踢拳道运动是“民族感情”的中心。这种历史和感情的表达最近的跆拳道国际比赛中得以体现，尤其是韩国人为跆拳道运动所做的努力。也是对跆拳道运动作为韩国人称之为“家”这个本质的认可，并有助于许多生活在韩国的人寻根。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是以一种怀旧英雄主义的方式出名的，这一点在韩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被建构为“猕猴桃”（喻指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英雄或具有一定的全球性公民国籍，精英阶级和韩国跆拳道运动世界的英雄。

尤其体现在全球重大体育事件中，糟糕透顶的局势状况（对自我或他者而言）是现实世界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之所以敢于表达现实世界，是因为对未来还存有希望，彰显了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职业发展道路选择的无比自信。在这个世界，据说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依然起到重要的作用。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生活在韩国并把韩国称为“家”，这种情况似乎使得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远离猕猴桃之地（喻指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但是它正好说明了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能够以弹性公民的身份生存。

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这种本土化消费的确包含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证明了过于简单、单向地认定文化中心主义、新殖民主义或不真切摹仿的观点。在韩国，有关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消费和接触的众多社会习俗都涉及了媒介公共空间。围绕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消费与饮食消费有关，廉价餐馆是韩国社会的主要社交场所。重要的是，这些场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认同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超越了国界。（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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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本文以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为理论依托，以校园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将中韩两国的校园文化置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五个维度中加以比较；并结合作者在韩国高校进行中文教学的亲身经历，对文化价值量表的异同之处予以解释和说明，梳理中韩校园文化特点，以期对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或赴韩汉语教师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有所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

霍夫斯泰德；文化价值维度；中韩；校园文化

一、引言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年来，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在韩或来华学习中文的韩国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我们得以透过丰富的交流形式，获悉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受历史、地缘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当具体到校园文化这一范畴涵盖的特定群体时，二者在同源不同流的文化背景下异同并存，相应地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师在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中的难度。综观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关于中韩跨文化比较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列举文化差异的表象；二是从历史、社会环境、民族心理等角度归纳两国文化的总体特点。研究方法多基于文献材料的思辨，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支持。因此，笔者出于上述考虑，拟结合在韩国高校进行中文教学的亲身经历，将中韩校园文化置于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中加以比较，对文化价值量表的异同之处予以解释和说明，以期清晰把握二者特点，对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或赴韩进行中文教学的老师有所参考和启发。

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论

1980年，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对分布于66个国家的10余万名IBM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调查，总结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该模式最早包括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①。后来，加拿大心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邦德集中远东地区的研究成果，又发展并补充了第五个文化价值维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或称之为儒学动力。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表示当社会成员遇到混乱不清、难以预测的事件，或处于非常规环境时感到的不安程度；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利的集中程度，以及地位较低成员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维度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维度，则以东方文化构面为基础，内容包括社会地位关系、节俭、容忍、“面子”文化、尊重传统、礼尚往来等子维度。

三、中韩校园文化异同比较

根据霍氏的研究成果，虽然中韩两国在上述五维度中的差异并非东西方文化间那般显著，但程度上仍有高低之分，若简单地以偏概全，必然会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隔阂甚至误解。下面笔者将以五个文化价值维度为理论依托，结合实例对中韩校园文化加以比较和阐述。

（一）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中韩两国同属集体主义文化且程度接近。该文化将合作、和睦、服从等精神视为价值所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期望得到集体的照顾和保护，有明显的圈内（in-groups）和圈外（out-groups）之分。虽然整体属性相近，但笔者认为中韩校园文化在个体意识和个人发展方面仍存在差异。韩语中常用“我们（）”表达“我”的概念，如韩国学生用中文表述时会说“我们国家”、“我们大学”、“我们家”，甚至在表达“我丈夫”时也会用“我们丈夫（）”，可见韩文化中强烈的合群意识和集体意识已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同样在课堂中，面对较容易的问题，即使汉语水平再好的学生，也不会在其他同学保持沉默时主动举手，更希望老师用点名提问的方式，尽可能避免在群体中凸显自己。此外，他们会受到韩国眼色文化的影响，在群体中察言观色的能力较强。中国人虽然性格内敛、含蓄，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比起韩国学生的集体意识，中国学生的个体意识更加突出。尤其近年来，中国校园内竞争氛围日益浓厚，大家越来越注重抓住一切机会提高和培养自己各方面的技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敢于在集体场合表达观点、表现自我，在稳定中谋求个人发展。

（二）不确定性规避

根据霍氏的文化价值取向量表结果，韩国社会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且远远高于中国社会。该文化中的人们往往依赖有形的、明确的社会规范和计划以指导行为，重视准确性，也会尽力避免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如第一节课，教师就需要明确告知学生该课程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如果要进行听写或随堂测试，教师就必须提前向学生说明，若心血来潮临时安排，则可能会遭到韩国学生集体反对，教师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反之，若师生间对教学计划达成一致，只要按计划进行，学生就会欣然配合，因此无论师生普遍都有一种紧迫感和进取心，倾向于有计划、有规律的生活工作节奏。中国学生较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对非常规事件的容忍度高。如大部分学校虽有校历，但很少制定月历或周历，因为我们无法预知短时间内的活动安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再如每门课程的教学计划，教师也会视教学进度和授课团队的日程安排调整，大部分中国学生对此习以为常。虽然中国学生的低不确定性规避在处事时具备较强的灵活性，但我们在主动性、冒险精神等特点上表现不明显，还是依赖于一定的规则约束，以保证工作、生活的稳定和秩序。

（三）权力距离

中国总体属于高权力距离社会，韩国社会的权力距离虽在中上水平但仍明显低于中国。该文化往往认为“上级拥有的特权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无论在中韩校园我们都会按对方的职务以姓相称，如“董校长”、“高教授”、“李会长”等，以此表达对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尊重和礼貌。处理工作时，下级虽然可以提建议，但仍以维护上级的主导思想为主。然而校园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师生关系，还包括师师关系和生生关系。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关系并非完全符合文化价值量表呈现的结果。首先，关于师师交往，中国校园的上、下级之间通常保持一定距离，上级享有绝对权威；在韩国，尤其一些德高望重的校长或教授，他们会经常组织下属外出聚餐、登山、看球赛，或来自己家做客，上下级间地位更平等，关系更融洽。其二，中韩两国虽然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近年来，韩国高校的师生权力距离要远高于中国。韩国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体现在方方面面，如任何时候都必须对老师使用敬语和谦称；见面时要鞠躬礼让，否则会被视为无礼。而在中国，高中以前教师更具权威感，经常批评、约束学生；进入大学后师生关系则更为民主，教师受尊敬的程度和名气、成就、人格魅力成正比。其三，生生间的权力距离亦是韩国高于中国。在韩国校园，前辈和后辈间有鲜明的等级，在说话方式、餐桌礼仪上都有所体现；而在中国，我们除了以“学长”、“学姐”相称外，往往仍以对待同龄人的方式进行交往，关系亲密时无论年龄差距多大都可以结为朋友。尽管有所差异，但笔者认为，随着微信、微博、kakaotalk、band等现代社交媒介的出现，评论、点赞、朋友圈等功能在拓宽着大家的交流渠道，有助于我们发展共同兴趣爱好，进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因此权力距离在未来或许会逐渐缩小。

（四）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

中韩两国并非典型的阴性或阳性社会文化，但中国相对于韩国更偏向阳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对性别角色往往有明确的划分，我们更赞扬竞争、雄心、成就、权力，重物质上的成功；而阴性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会有所重叠，男女都应谦逊、温柔、关心他人，强调生活质量和对后代的抚育。在韩国校园中，女生无论长相如何都会化妆，衣服每天不重样，在校园里辨识度较高；男生同样重视自己的仪表，穿着打扮十分精致，追求时尚。而在中国校园，高中阶段以前都要求穿宽松的校服，男生和女生的打扮相对朴素，即使到大学阶段女生也多素颜上课，人们对外表的要求并不高。另外，在对男生和女生的教育方面，虽然两国都已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但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思想仍在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中韩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强女弱”的心理依然普遍存在，尤其在一些工作繁重的部门和学生组织中，仍希望由男性担任会长或主席等主要职务。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

中国作为大陆文化的代表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属于典型的长期取向文化，人们追求稳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建立长期生活目标。而韩国虽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半岛文化的半封闭、半开放特点明显，吸收外来文化速度快，近代以后更多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影响②，以实现需求的快速满足为目标，倾向于短期取向文化。例如，韩国学生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即“！（快点快点）”，他们对于人际关系缺乏忍耐力，容易急躁，因重视结果导致对过程的疏忽。所以每当考试结束后，学生会急于向老师求证答案，如果发现自己做错了，就会挠着头十分夸张地表现自己的懊恼。而大多数中国学生常会说“没事儿，慢慢来”或“不急不急”，做事重视过程讲究节奏，对待结果往往顺其自然、坦然接受。更多的儒学动力因素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家庭教育上。大多数中国父母把子女当做家庭重心，提早为孩子的未来做各种打算，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扶持直至儿女成家立业。而在韩国，大部分学生成年后就不再接受父母接济，假期里会通过打工自己赚取学费，以尽早实现经济独立和生活独立。

四、关于教学的跨文化思考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无论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抑或赴韩进行中文教学；无论面对韩国学生，抑或来自韩国的上级和同事，我们似乎都无法回避交际中的跨文化现象，而跨文化交际的实质即是文化移情的过程。霍氏理论的提出距今已有36年，通过实例分析不难发现，有时理论并非能解释或指导当今实践教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交际障碍大多源于我们内心无缘由的偏见，而偏见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不够了解。因此，交际中我们需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打破本土文化背景的约束，从自身培养“文化移情”，方能感知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克服文化偏见，最终发展文化认同。

作者：韩文慧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注释：

②金燕玲.中韩日文化对比：从社会交往行为角度［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07）.

参考文献：

［1］崔景明.“儒家文化圈”中的中日韩［J］.齐鲁文化研究，2005（04）.

［2］金燕玲.中韩日文化对比：从社会交往行为角度［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07）.

［3］李海英.谈中韩文化差异［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1，（03）.

［4］李衡.中韩跨文化交际中等级观念对比探析［D］.苏州大学，2012.

［5］张海燕.中韩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因素异同点分析［D］.苏州大学，2013.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媒介自系统；《人民日报》；韩国国家形象

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自建交以来，中韩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韩国的电视剧、歌曲、娱乐节目、饮食、服饰等在中国掀起了“韩流热”，中国的音乐、饮食、图书等也在韩国也在韩国刮起了“汉风”。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对韩国的认知要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其它渠道。恩特曼认为：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①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在其另一个代表作《公众舆论》一书中，他写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小圈子里活动，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泛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因此，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我们对于韩国的认识主要来自媒体。媒体对于韩国的报道和我们自身的理解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心目中的韩国形象。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建构的韩国国家形象在影响公众认知韩国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按照媒介生态学的观点，一方面，媒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要遵循自身的运作规律和职业道德规范，要客观、公正、独立地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媒介系统是存在与一个社会大系统中，它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③《人民日报》建构韩国国家形象，除了受到媒介自身系统、受众系统等因素的影响外，社会文化系统也是影响《人民日报》建构韩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

一、意识形态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两大阵营的划分也已经不是很明显，然而两大阵营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阵仍在持续。韩国虽然不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李明博政府上台后，积极加强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联系，韩国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国，韩国的意识形态也在向美国靠拢。韩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更使得中国和韩国在意识态度方面的对立在无形之中剑拔弩张。对于大众传传媒而言，意识形态体现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在国际关系中，大众传媒不仅扮演者公共解释者的角色，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场域，它的所有行为是国际关系参与者及传媒自身逻辑的一些列文化互动和建构的结果。”④

近5年，中韩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天安”号事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后仍不能平息，韩国要求朝鲜道歉，之后更是联合美国开展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韩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其信奉施压动武，采取强硬政策才能解决问题，强求弱势一方放弃自己的权益和主张。《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韩美举行联合军演等系列强权政策，而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并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和冷静，积极解决天安舰事件，重回六方会谈。《人民日报》对“天安”号事件后中韩两国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报道正是中韩意识形态差异的体现。

二、中韩关系

中韩两国建交于1992年，建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建交以来，中韩的关系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目前，政治上，中韩确立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两国高层交往频繁，经济上，2011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2456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民间交流上，2011年，入境中国的韩国人达418万人次。2007、2012年更是被确定为中韩文化交流年。

然而，有着良好发展趋势的中韩关系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重重阻力。2008年，中韩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2010年，“天安”号事件后，在如何对待朝鲜、推动六方会谈恢复等问题上，中韩两国有着严重的分歧。2011年，韩国拘押中国渔船等事件，使得两国关系在发展中充满了曲折和阻力。《人民日报》对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韩关系友好时，报道以客观正面居多，当中韩关系发展出现挫折时，会呈现负面性质的报道。

三、国家利益

媒介是通过报道来实现对他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在选择报道时，国家利益是媒介考虑的一个重要标准。国家利益对《人民日报》对韩国的报道起着第一把关人的作用。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为的永恒标准。⑤《人民日报》在选择有关韩国的报道时，也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

当中国和韩国存在一致的利益时，《人民日报》的报道以正面和客观为主。如：中国和韩国一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房价过，消费者维权等问题，《人民日报》报道了《韩国西班牙积极应对老龄化》、《韩国 原产地标识受青睐》等韩国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当中国和韩国存在利益冲突时，《人民日报》会呈现一些负面的报道。如，2010年12月，韩国军方向延坪岛以南海域进行射击训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对此事的看法时用了“强烈呼吁有关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事态恶化升级”的回答。⑥韩国首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所谓“脱北者”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韩国对“脱北者”问题进行了炒作，并呼吁希望韩方冷静对待所谓“脱北者”问题。在涉及国家利益时，《人民日报》报道了中韩之间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四、文化因素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这些文化价值取向作用于人们的认知系统，会影响人们对国家形象的认识。“笼罩在全球化阴影下的国际新闻仍以民族为本位，以国家甚至政府的立场为轴心。由于每一件事都得置于前因后果来理解，媒介总是依据宏大的文化和民族观点来选择事实，建立期间的关系。”⑦

中韩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中韩文化同属“儒家文化”。中国和韩国有着诸多的文化相似性。如，中国和韩国有着很多共同的传统节日，中韩文化都比较注重传统礼仪的继承。如：2009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韩国 祭祖尽孝迎新春》，并配发了韩国家庭祭祖的图片。

图4.1 韩国首尔民俗村的春节祭拜表演。⑧

《人民日报》对韩国春节祭拜的报道是对韩国儒家文化的认同。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中韩之间的文化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汤林森说：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人民日报》对韩国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也是文化竞争的体现。中韩都是儒家文化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然而西方文化对韩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大的消解，功利主义价值观使得韩国和中国在文化追求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的文化中儒家

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仁爱、天人合一，和谐统一的文化境界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韩国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则更强项于采取军事手段和措施。“天安”号事件后，《人民日报》对韩国的系列军演的报道，塑造了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追求功利主义价值倾向的韩国。

[注释]

①Entman， R.M：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3（4）， p.53；转引自谭梦玲.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从框架理论看 Newsweek 的涉华报道[D].暨南大学，2004年。

②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 第65页。

③罗以澄、叶晓华、付玲.《人民日报》（1997―2006）镜像下的美国国家形象建构[J].新闻传播与评论.2007（21）。

④罗以澄、司景新.集体记忆、文化身份与国家利益的多重建构――中国和日本大众传媒有关中日关系报道的文化思考[C].2005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东北亚的文化交流论文或提要集.2005年8月。

⑤[美]汉斯・摩根索等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一12页。

⑥《就韩国军方进行射击训练外交部发言人大记者问》、《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1日第3版。

⑦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M].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4年版，第54页。

⑧200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15版。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2]张昆.国家形象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美]汉斯・摩根索等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4]肖颖.《人民日报》中美国国家形象的构建的内容分析[D].兰州大学，2008。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前不久,已经从使馆卸任回国的柳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是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的会长,正在筹备一个中韩文化艺术高层学术论坛,邀请记者前往聆听两国艺术大师的演讲｡

2008年5月5日,记者如约来到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走入会场,映入眼帘的是“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的大幅会标｡在会场上,记者见到了自小就崇拜的文学大师王蒙先生,还有著名小说家莫言先生以及诸多的中韩双方艺术领域的泰斗｡

在会议的间隙,记者采访了此次活动的韩方发起人柳在沂会长｡

当记者问起在韩剧风靡中国､韩流已经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时,柳会长是这样回答的:“我之所以成立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就是觉得韩中两国在大众艺术方面,比如说电视剧或电影方面,还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流行音乐方面的交流,已经非常活跃了,但是经典文化､传统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还不够｡”

他说,自1992年韩中建交十六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举行过很多次的论坛,但是有关文学文化领域的交流却多是单个领域,如电视剧､歌星演唱会的交流等,像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交流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过｡此次他们选了十个文化领域,都是有深厚积淀的主流文化,没有包括流行文化｡这次论坛,是中韩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涉及文化艺术门类最为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它为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最高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的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出席论坛的中国人士有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作家莫言,著名导演翟俊杰､贾樟柯,著名作曲家瞿小松,专家学者有刘梦溪､资华筠等人,韩国代表团则由三十余位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组成｡可以说,韩中两国来的都是文化艺术领域中德高望重的人士,是最权威的专家,他们带着一种热情､为亚洲文化复兴的热情而来｡此外,作为观察员国家的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也派出了专家学者出席｡

柳会长向记者介绍说,今年1月,他曾为此事专门来中国,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进行磋商,双方共同策划了这样一次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柳会长的心中,对艺术充满了敬畏之感｡他认为,治疗社会疾病的人应该是文化人,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魂工程师｡

他还说,亚洲很多国家的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更容易相互理解和吸收｡当然他也表示,在此前提下,亚洲各国更应该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同时在创作本国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民族的东西,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和而不同,努力促进亚洲文化的和谐､繁荣和发展｡

柳会长还向记者表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各国也日益关注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他认为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在西方产业文化的影响下,“亚洲的精神文化”被压抑了或者说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但随着亚洲经济的全面发展,向世界充分展示亚洲文化的时机到了｡他说,21世纪是“亚洲的精神文化”到来的世纪,近年来,亚洲的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著名小说家金周荣先生提出要设立“亚洲文化奖”,以鼓励亚洲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追求更高的目标｡柳会长自信地说,现在的亚洲已经具有这样的实力,也有了这样的人才｡

韩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韩国文化产业；概念；文献

2000年之后韩国文化在世界迅猛传播，并在2004年就成为世界文化产业第五大国。中国与韩国的文化产业都属于政府推动型，中韩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以及近些年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我们也感同身受，研究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我国在2012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二、国内研究概述

由于中韩两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均采取了“政府推动型”战略，政府为产业发展制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所以我国学者对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涉及到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我们以政策介绍和政策研究进行归纳概述。

（一）政策介绍型

政策介绍型主要是介绍韩国发展文化产业时所指定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和成立的机构。

郑成宏副研究员在《韩国文化产业现状与借鉴》（2002年）一文中介绍了韩国文化产业的现状：韩国自上而下都重视文化产业的开发和经营。首先，韩国政府在政策和财政预算上支持文化产业开发，大量资金的投人，保证了主要文化部门的正常运转。其次，地方政府重视文化产业开发，而且韩国大企业也都热衷于流行文化产业的经营。作者认为韩国不仅在保存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有所作为，而且在流行文化的产业化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投资模式和管理经验，政府和民间投大量资金进行文化市场开发等方面结合得也较成功。

（二）政策研究型

这部分研究主要是针对政策本身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研究。这类研究既有针对中韩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进行比较，找出双方差异，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体制改革不配套，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业链不完整，投融资体制不适应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等。针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学者结合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解决方案。

王文华和胡杰群在《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启示》（2008年）一文中认为，当前韩国文化产业取得跨越式发展与韩国政府的战略决策息息相关。积极借鉴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中国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健全组织架构。整合优化行政管理资源，建立和完善具有独立性的专业技术研究开发组织，全面启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第二，建立和完善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如设立奖励基金机制、扩大跨国生产及合作等，同时设立专门性的发展基金，鼓励文化创作和新的文化创意，大力培植文化企业发展。第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许为民教授和曹峰旗博士在《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启示》（2008年）一文中认为，韩国政府在其文化产业的飞跃式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我国的重要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政府观念层面上，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在政府制度机制上，加快文化产业立法工作，改革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第三，在政府行为上，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转变职能，建立起适应新形势发展和新环境要求的宏观调控机制，探索新的运作和管理模式。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散见于各类文献、报刊。我国学者对于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非常详细，可谓面面俱到，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材料。

三、结论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关于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持续走热，研究内容呈多元化趋势。但很多学者只是从某个领域或某一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化产业问题。从整体上看，对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分布不广。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来看，多数集中在社会学、人文学、历史学等文科性质的学科，他们从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由于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研究主题涉及到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学者参与其中，而经济学者参与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

目前，我们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只有将相关的学术成果有效的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这对于今后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我们的研究必须坚持之前的多角度研究，从不同层面全面地反映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骆莉。韩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产业的发展[J]，东南亚研究，200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