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一）英国是个多法域国家，各法域有独立的管辖权规则

前面已经阐述，英国没有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由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组成或者说存在三个法域。这些制度反映了各自的历史，并在法律、组织和惯例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苏格兰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不同的法律传统在同一个政治联盟之内共存，不断地激起有关管辖权的争论和革新。同时，由于三个法域的法律制度差距很大，不同法域之间的管辖权的冲突明显，协调难度大。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以下简称2001年第44号规则）有时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的法院，在其他一些场合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如果规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例如，住所在不同成员国的当事人书面选择由伦敦高等法院管辖他们之间的案件，或者被告在该法院出庭应诉，或者特别管辖权被赋予事件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的地方的法院——则该确定的法院将拥有国际管辖权；并且不需要通过英国法律来确定哪一法院拥有国内管辖权。但是，在其他的案件中，2001年第44号规则只把管辖权分配给某一成员国的法院，例如分配给英国的法院。一旦英国被确定为拥有国际管辖权的成员国，2001年第44号规则的任务或者国际管辖权的分配便已完成。在此类案件中，国内管辖权的分配由英国国内法决定。

在英国，规定国际案件管辖权的国内分配的规则是经《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③附件2第4款修正的《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附件4。《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原来的版本规定了英国的国内管辖权，它反映了196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上述规定后来同样被用于确定198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洛迦诺公约》）分配给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但是，不管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是源于2001年第44号规则、《布鲁塞尔公约》还是《洛迦诺公约》，或者根本不存在国际管辖权问题，而仅仅是关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国内管辖权问题，通过《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插入的、以《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新附件4的形式出现的规定都可适用。

（二）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且差别颇大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由于英国是欧共体以及现在的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而欧共体以及欧洲联盟存在自己独立的一套管辖权规则，故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即《布鲁塞尔公约》、《洛迦诺公约》和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欧盟理事会2003年第2201号《关于婚姻案件和亲子责任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欧盟理事会2000年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确立的管辖权制度，以及英格兰普通法确立的管辖权制度。

欧洲联盟的管辖权规则主要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而英格兰本身的管辖权规则反映了普通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④，两者无论是在确立管辖权的基本理念、原则，还是在具体制度上均存在颇大的差异，但这两套制度也存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

（三）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有关确定民商事管辖权的大量判例

在未制定成文法的领域，法院管辖权的确立完全由判例法支配；即使是已经制定了成文法的领域，判例法仍然对成文法起着补充和解释作用。成文法，加上判例法的补充，使得英格兰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颇为完善和复杂。

（四）英格兰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的过分性

在长期的实践中，英格兰逐渐形成了本国传统的管辖权规则，或者称为普通法管辖权规则。英格兰普通法管辖权规则可简要地概括为：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的出现。如果被告身处管辖区之外，则进行送达前要取得法院的许可。

对于管辖区内的送达，只要作为被告的个人在英格兰出现，不论其出现的时间如何短暂，而且不管其国籍、住所或惯常居所（只要该住所或惯常居所不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境内），也不管诉因的性质如何，只要对其进行了传票送达，英格兰法院就拥有对被告的管辖权。

如果不能在管辖区内对被告进行送达，则有必要进行域外送达。原告可请求法院授予向域外送达诉状格式的许可。许可申请根据《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3节提出。原告可在不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授予也可以不授予许可，但通常法院将授予许可，此时送达将被实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条的规定具有过分性，被认为授予了英格兰法院足够广泛的域外管辖权。⑤

（五）英格兰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富有特色

在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不影响英格兰法院管辖权的案件中，如果被告已在管辖区内被适当送达，则就该案件而言法院享有对被告的管辖权。除非传票的送达被撤销，任何关于法院不应当行使管辖权的抗辩，要通过依《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11章提出的中止诉讼申请提出。法院有中止诉讼的普遍自由裁量权，这已得到《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第49条的确认。该自由裁量权在不违反《布鲁塞尔公约》和《洛迦诺公约》的情况下，不受其他成文法的限制。这是许多普通法管辖权制度的典型特征，且不同于大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现在英格兰普通法已承认：（1）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则针对他们在英格兰法院诉讼的共同意愿，英格兰法院不得拒绝管辖；（2）但是，如果被告不愿意他的案件由英格兰法院审理，他有权向英格兰法院表明自然法院（naturalforum）在其他的地方；如果被告这样做，英格兰法院可能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而中止本院的诉讼，以促使原告在外国法院对被告。⑥

如果在外国法院被诉的一方当事人相信诉讼应当在英格兰提起，他可以考虑申请英格兰法院的禁诉命令：即一个送达给已经是外国诉讼原告或者威胁要成为外国诉讼原告的当事人的、要求其不继续参与或不提起上述诉讼的命令。在国际诉讼竞合问题上是否可以适用禁诉命令，当初还有争议，因为那将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会被认为侵害他国的。一般认为，禁诉命令的发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外国诉讼的当事人必须在英格兰或在英格兰有财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发展到实际上只要英格兰法院有保护的利益，与英格兰有实质性联系，即使可以强制的客体不在管辖区内也可以发出禁诉命令。

很明显，英格兰法院不能指令外国法院停止审理某一案件的命令，但是英格兰法院可以命令隶属于其管辖的个人，要求其以某种方式行事。但是，禁诉命令无疑将影响外国法院对自己程序的控制，外国法院不会重视禁止它本身和禁止答辩人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且不会与请求其遵守英格兰禁令的当事人合作。⑦针对上述背景，现代规则已经提出了司法自我约束的需要，并且大多数人日益意识到：获得中止法院审理案件的命令的最好、最公平的地方是该法院本身。⑧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以上特色无疑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和完善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之一。

二、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完善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是以《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为基础，以其他相关法律为补充的。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充足完善，许多现实问题仍然无法可依，即使是已有规定的，也存在某些模糊不清的缺陷，需要加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六稿，以下简称《示范法》）对国际民商事管辖权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包括基础管辖权、特别管辖权、专属管辖权、协议管辖权以及一些协调管辖权冲突的具体措施等，尽快将其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将成为迅速弥补我国立法不足最为便捷的途径。但是，与包括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在内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最新发展相比较，《示范法》中的某些规定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惯常居所地”管辖的启示

以被告住所为管辖根据为各国立法普遍采用，但各国对住所的认识和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则以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作为确立住所的标准。户籍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相应的法律概念，仅就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也有软化和弱化的趋势，预计不久的将来，户籍制度将不复存在，以户籍所在地为管辖根据便会成为无本之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以居所或惯常居所取代住所的趋势，而有关的国际立法（如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欧盟理事会2003年第2201号《关于婚姻案件和亲子责任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也印证了这样一种趋势。《示范法》中并未以“惯常居所地”替代传统的“住所”概念，而是将二者并列，这种做法似乎不合理，应当以“惯常居所地”为唯一的一般管辖依据。

（二）特别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在合同案件、侵权案件的特别管辖权方面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⑨对于有关合同的案件，第44号规则第5条第1款第1项把管辖权赋予有关义务的履行地法院。用于确定具有特别管辖权的法院的有关义务的履行地，只能从下述四个选项中选择。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了前面三个选项：货物销售合同的债务履行地应在合同规定的交付货物或应该已经完成货物交付地的成员国；提供服务合同的债务履行地，应在合同规定的提供服务或应该已经提供服务地的成员国；就上述任一种合同而言，如果当事人约定了不同的履行地，则在该约定的履行地。尽管关于履行地的协议不必局限于是书面的，但是对履行地的完全人为的约定将像被对待管辖协议一样对待，并被要求符合第23条（协议管辖权）的规定。

第44号规则第5条第3款规定，有关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的案件，由损害事件（harmfulevent）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法院行使特别管辖权。“可能发生地法院”是第44号新增加的；损害事件可能发生地将得到在确定损害事件发生地时同样的解释，只是在时间上不同。损害事件发生地是指损害发生地或者导致损害的事件发生地，如果两者不一致，原告可以选择其一。

（三）保护性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除了为一般合同规定了特别管辖外，还规定了几种具体合同的特别管辖权，这些合同包括保险合同、消费者合同和个人雇佣合同。

当争议起因于保险合同、某些消费者合同或者个人雇佣合同，并且保险人、供应方或者雇主在成员国有住所（或者在成员国无住所，但在成员国之一有分支机构、或其他机构的保险人、供应方或者雇主，就该分支、或其他机构所经营的业务而发生争议时，可以被视为在该成员国有住所）时，在当事人之间很可能存在不平等，以致为了有效保护被保险人或者保单持有人、消费者或者受雇人的权利，需要为他们规定特别管辖权上的优惠。第44号规则第2章第3节确立了一个规则模式，在该模式中，保单持有人或者被保险人、消费者或者受雇人有权在其住所地成员国的法院或被诉。在某些案件中，保单持有人或者被保险人、消费者或者受雇人除了在其住所地成员国法院以外，还可以选择在其他成员国法院；但是，保险人、供应方或者雇主一般被限制于向被告住所地的成员国法院。管辖协议只有是在争议发生之后订立的、或者其扩大了保单持有人（第13条）、消费者（第17条）或者受雇人（第21条）的选择权时，一般才具有约束力。为了进一步确保上述意图的实现，违反任何支配保险或者消费者合同的管辖权规定的判决将被拒绝执行。

在这一领域我国目前尚未进行系统的立法，《示范法》单独列举了对保险合同、雇佣合同和消费者权益案件的特别管辖权，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加以考虑。

（四）协议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第23条规定了协议管辖制度。为了使当事人有适当的机会注意他们缔结的管辖协议的效力，第44号第23条规定，如当事人的一方或数方在一个成员国有住所，协议约定某一成员国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有管辖权以解决因某种特定法律关系而已经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争议，则只有该被指定的法院或这些法院具有管辖权。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该管辖权应是专属的。如果住所均不在某一成员国的双方当事人达成该类协议，其他成员国的法院对他们间的争议均无管辖权，除非被指定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放弃管辖权。

对于我国来说，应该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放宽协议管辖的限制（如不一定要求争议与法院有实际联系），明确协议管辖的排他性。

（五）专属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根据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第22条的规定，以位于成员国的不动产物权或其租赁权为（主要）标的的诉讼的管辖权，专属于财产所在地的成员国法院；以公司、其他法人组织、自然人或法人的合伙的有效成立、无效或解散，或以有关机构的决议的有效性为标的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该公司、法人组织或合伙所在地的成员国法院；以确认公共登记效力为标的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保管登记簿的成员国法院；有关专利、商标、设计模型或必须备案或注册的其他类似权利的注册或效力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业已申请备案或注册或已经备案或注册，或按照共同体法律文件或者国际公约的规定被视为已经备案或注册的成员国法院；有关判决执行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业已执行或将要执行判决的成员国法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对专属管辖权作了规定，包括四个方面：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港口作业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辖、继承遗产纠纷由被继承人死亡之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办三资企业合同及由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产生的争议由内地法院专属管辖。相比之下，继承遗产纠纷方面的管辖权与法院地国政治、经济、法律秩序等重大利益的联系较弱，似乎不应列入专属管辖范围。《示范法》保留了《民事诉讼法》中的三个合理事项：不动产、港口作业以及三种特殊合同争议事项，去掉了不合理的继承遗产纠纷事项，并效仿欧盟法增加了法人的成立与撤销、知识产权的登记与效力等事项，这是值得立法机关采纳的。

（六）管辖权冲突协调方面的启示

1．先受理法院（thecourtfirstseised）管辖原则

为解决未决诉讼与关联诉讼，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确立了“先受理法院（thecourtfirstseised）管辖原则”，即相同争议或者相似争议同时在不同国家时，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依职权中止诉讼，直到首先受诉法院管辖权已经确立。如果首先受诉法院管辖权被确立，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该放弃管辖权，而让该法院审理。这一原则对解决管辖权的冲突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解决纯粹的国内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的管辖权冲突方面采用了“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但没有将这一原则用于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未决诉讼与关联诉讼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两条规定涉及了这一问题。《意见》第3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们并不反对在管辖方面维护本国的司法管辖权，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不考虑国际礼让原则在解决管辖权冲突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考虑国际合作与互助的必要性。尽管如果双方之间有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存在，则双方应当遵守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我国所参加或缔结的此类国际条约毕竟十分有限，且其中有些条约的规定也不甚合理，这种状况无疑将不利于我国的对外民商事交往。为此，我们应当借鉴欧盟和英国的规定，对上述规定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

2．英格兰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

在长期的实践中，英格兰形成了完善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可用于解决管辖权的冲突。我国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立法，可以考虑借鉴英格兰制度的合理成分，形成我国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

3．英国的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英国和我国都是由分属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法域所组成的多法域国家，英国在解决区际管辖权冲突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恰好可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参考。我国可以考虑借鉴英国的做法，几个法域共同制定一个与英国《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类似的法律来协调各法域的区际管辖权。

（七）英格兰的判例法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普通法国家的组成部分，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大量有关确立法院民商事管辖权的判例。

我国虽然不承认判例可以作为法律的渊源，然而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我们却应该重视判例的重要性，并恰当地运用判例。这首先是因为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情况错综复杂，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并规定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因而光靠成文法不足以应付审判实践的需要，在必要时，应该允许法院通过判例来弥补成文法的缺漏。何况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尚存在许多缺陷。其次，国际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和制度也需要通过判例来加以发展。应该承认，我国国际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都比较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我们不重视整理、研究我国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判决材料有关的，故更应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注释：

①根据《1936年威尔士法》的规定，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完全统一。

②《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已由徐昕先生译成中文，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的英文本到2006年4月6日为止，《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已进行了41次修改。③第2001/3929号成文法文件。

④普通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最突出的特色是法院的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的出现。

⑤⑥参见欧福永著：《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220、142～143页。

⑦RetheEnforcementofanEnglishanti-suitInjunction［1997］ILPr320.在该案中，杜塞尔多夫（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仑州首府）地区上诉法院在其判决中以特别强调的语言表明：上述禁令侵犯了德国的司法，并拒绝批准禁令在德国的送达。

⑧BarclaysBankplcv.homan［1993］BCLC680;PanAmericanWorldAirwaysv.Andrews1992SLT268.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澳门民事管辖权法律特点法律框架评价

一、引言

世纪之交，在澳门即将回归的历史转折关头，澳门法律制度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自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通过后，澳门进入了后过渡期，澳门的法律本地化工作随之进入了高潮。这一时期法律本地化的工作主要围绕着对构成澳门现行法律制度基础的葡萄牙五大法典的修订而进行。1996年1月和1997年4月，澳门《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相继生效。1999年3月澳门《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商法典》的草稿和中译工作同时完成，并提交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咨询。1999年8月，澳葡当局正式公布了澳门《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1999年10月8日，澳门总督颁布了第55/99/M号法令，核准并公布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该三大法典已自1999年11月1日开始生效。这标志着旷日持久的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进入了尾声。

新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以专章的方式系统地规定了澳门（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该法典与葡萄牙机关为澳门制定的《澳门组织章程》、《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以及《澳门司法组织新规则》等法令、法令相配套，构成了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完整体系。本文结合新近生效的澳门新《法典》及相关的法律、法令的有关规定，对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作一简要论述。

二、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法律特点

澳门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埠，就成为西方在远东的第一商埠、东西方交通贸易的枢纽、中西文化汇通的桥梁，其渊源流长的对外开放历史为包括管辖权制度在内的澳门国际私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几个世纪嬗变的澳门现行（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呈现出以下显著的法律特点：

第一，以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为基本渊源，依循日尔曼式的系统化。

现行澳门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完全是从葡萄牙移植过来的，以1961年颁布并通过1962年7月30日第19305号训令延伸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为基本渊源。该法典自1967年以来几经修改，修改后的一些内容也延伸适用于澳门。在推动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进程中，澳葡当局已完成对《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但这一修订亦以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为蓝本，故新近生效的澳门新《法典》虽然通过本地化程序已转化为澳门本地法律，但立法内容上仍然带有明显的葡萄牙痕迹，立法经验、立法技术也均源自葡萄牙。葡式的《民事诉讼法典》主要以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为立法模式，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强调法律的系统化、成文化，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规定。

第二，回归后的澳门已具备完全独立的司法管辖权体系。

在葡萄牙管制澳门的漫长年月，澳门司法机关属于葡萄牙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只是葡萄牙司法体系中的一个小法区，在澳门只设第一审法院，全部上诉案件都由葡国的上级法院审理。虽然在过渡时期葡国国会相继修改了《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澳门组织章程》，公布了《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澳门总督也在1992年颁布了《澳门司法制度法》和《审计法院规章法》，设立了能审理上诉案件的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1996年葡萄牙再次对《澳门组织章程》作出修改，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确定澳门应拥有“享有自治权的适应澳门地区特点的自身司法组织”。1998年3月，葡萄牙总统还颁令从1998年6月1日起将一部分终审权下放给澳门高等法院。但是，澳门在回归的前夜仍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司法体系，澳门司法机关仍然属葡国司法制度在海外的延伸，一部分案件的终审权继续保留在葡萄牙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审计法院和。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交接的零瞬间这种状况才宣告结束，澳门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司法权。

鉴于澳葡当局主持修订《民事诉讼法典》时，已考虑到《基本法》为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设计的司法架构模式，其有关司法管辖权的一些规定能注意与《基本法》接轨，使得新组建的司法机构在政权交接后即时运转。

第三，以专章的方式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集中规定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

在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上，澳门没有秉承大陆法系多数国家将国际私法规范分别规定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不同编章之中的模式，也未追随当代欧洲大陆国际私法法典化的潮流，而是在《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中辟出专章，分别规定冲突法制度和（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

第四，规范司法管辖权的法律规范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长期以来，澳门（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制度除以《民事诉讼法典》为基本渊源外，葡萄牙机关为澳门制定的《澳门组织章程》、《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等重要法律、法令也对澳门司法管辖权制度作出规定。除此以外，葡萄牙加入并延伸适用于澳门的有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国际公约也构成了规范澳门（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法律渊源。澳门回归后，上述葡萄牙法律已被废止，代之以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延伸适用于澳门的有关国际公约也继续有效，这些法律规范构成了澳门现行司法管辖权制度完整的法律体系。

第五，澳门新《法典》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未作专门规定。

前述延伸适用于澳门的1961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修订《民事诉讼法典》时，却将原法典中有关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规定删除了。按照葡国法律专家的解释，原法典为葡萄牙延伸适用于澳门的法典，葡萄牙作为一个国家，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当然应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作出规定，而澳门作为一个不具独立的地区，在本地区适用的《民事诉讼法典》中不应对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作出规定。葡方的这一立法观念罔顾了澳门作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国际性开放城市，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形式多样、数量繁多的事实，导致新《法典》在形式上留下对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不作规定的空白点。这样的立法处理意味着澳门现行法律中有关民事诉讼司法管辖权的制度既适用于一般民事案件的审理，又适用于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有鉴于此，笔者行文时在“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一词之前冠于加上括弧的“涉外”二字。

三、澳门（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基本框架

澳门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目前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1999年10月8日颁布的第55/99/M号法令在核准新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的同时，废止了经1962年7月30日第19305号训令延伸适用于澳门的1961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及所有更改该法典的法律规范。新《法典》及澳门其他有关法律规范勾勒了澳门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澳门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种类

澳门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1、级别管辖

澳门新《法典》本身并未就级别管辖问题作出专门规定，有关法院的审级问题原由葡萄牙为澳门制定的《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作出规定。根据该纲要法第6条的规定，澳门的法院组织由第一审和第二审两个审级的法院构成。第一审法院又分为具有一般审判权的法院和具有行政、税务及海关审判权的专门管辖法院和特定管辖法院。就民事诉讼而言，一般审判权由普通管辖法院行使，该普通管辖法院下设三个法庭，配备四名法官，每年轮流由一名法官担任院长。该法院拥有民事案件第一审的全部审判权。而澳门高等法院则以第二审法院及审查法院的形式运作。该高等法院是回归前澳门等级最高的法院，由一名院长和四名法官组成，以全会或分庭的方式进行审判活动。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葡萄牙司法体系中，澳门高等法院虽然仅是第二审法院，但对澳门其他法院作出的裁判，当事人都可以直接上诉到高等法院。依照纲要法的规定，葡萄牙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对澳门地区的上诉管辖只限于纲要法未作规定的事宜，但这类事宜并不多见，故澳门高等法院对澳门地区绝大多数的案件实际上具有终审权。回归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则设立三级法院，这三级法院的组建工作在回归前夕已完成。有鉴于此，新《法典》的相关条文中首次出现了“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的名称，以保证该《法典》在回归后与《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组织及民事诉讼的指导原则协调一致。

2、地域管辖

所谓地域管辖是指同级法院之间按地域划分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鉴于澳门地域狭小，每一审级均只有一个法院，故澳门法院的地域管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澳门法院与其他法域或其他国家的法院之间划分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这种地域管辖实际上就是“涉外”地域管辖。新《法典》对地域管辖作了以下规定：

（1）、普通地域管辖

普通地域管辖是指按照当事人的所在地与其所在地法院的隶属关系确定的管辖。新《法典》第15条（澳门法院具管辖权之一般情况）可视为普通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该条规定：当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澳门法院具管辖权：a）作为诉因的事实或任何组成诉因之事实发生在澳门；b）被告非为澳门居民而原告为澳门居民，前提是该被告在其居住地法院提出相同诉讼时，该原告得在当地被；c）如不在澳门提讼，有关权利将无法实现，且拟提起之诉讼在人或物方面与澳门存在任何应予考虑的连接点。这一条文中所指的“被告非为澳门居民”、“原告为澳门居民”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案件无疑属于涉外或涉及外法域的民事案件。

（2）、特殊地域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是指根据诉讼标的特殊性与特定法院管辖的必要性所确定的管辖。新《法典》第16条（对于某些诉讼具管辖权之情况）规定，澳门法院对涉及履行债务、享益债权、抵押、船舶取得、共同海损理算、船舶碰撞、船舶救助、共有物分割、离婚、遗产继承、宣告破产等十二种案件具有管辖权。本文限于篇幅，恕不赘述这十二种诉讼管辖权的具体规定。

此外，新《法典》第17条（对于其他诉讼具管辖权之情况）规定，遇有下列情况，澳门法院具管辖权审理第16条或特定规定中未规定之诉讼，并且不影响澳门法院根据第15条行使管辖权，这些情况是：a）被告在澳门有住所或居所；b）被告无常居地，被告不能确定或下落不明，而原告在澳门有住所或居所；c）被告为法人，而其住所或主要行政机关，或分支机构、代办处、子机构、处或代表处位于澳门。这一条似乎可视为普通地域管辖一般原则的例外，又像是普通地域管辖一般原则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补充。

3、专属管辖

根据新《法典》第20条（澳门法院之专属管辖）规定，澳门法院具管辖权审理下列诉讼：a）与位于澳门的不动产物权有关之诉讼；b）旨在宣告住所在澳门的法人破产或无偿还能力的诉讼。

除了上述三类管辖外，新《法典》还系统规定了“执行事宜上之管辖权”等问题。

（二）、澳门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延伸及变更

新《法典》第一卷第二编第二章对管辖权的延伸和变更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问题：

1、关于附随问题的管辖权

新《法典》第26条第1项规定：“对有关诉讼具管辖权之法院，亦具管辖权审理该诉讼中出现之附随事项以及被告作为防御方法所提出之问题。”

2、关于审理前的先决问题的管辖权

新《法典》第27条第1项规定：“如对诉讼标的之审理取决于对某一行政或刑事问题之裁判，而此裁判由澳门另一法院管辖，法官得在该管辖法院作出裁判前，中止诉讼程序，不作出裁判。”

3、关于反诉的管辖权

新《法典》第28条第1项规定：审理诉讼之法院得审理透过反诉所提出之问题，只要其对该等问题具管辖权。

4、关于排除及赋予审判权的协议

新《法典》第29条第1项规定：如出现争议之实体关系与一个以上之法律秩序有联系，当事人得约定何地之法院具管辖权解决某一争议或某一法律关系可能产生之争议。该条第2项规定：透过协议，得指定仅某地之法院具管辖权，或指定其他法院与澳门法院具竞合管辖权；如有疑问，则推定属竞合指定。

（三）、澳门民事司法管辖权的保障

新《法典》第一卷第二编第三章对管辖权的保障作了规定，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无管辖权问题

新《法典》第30至34条分别规定了无管辖权的情况、对管辖权提出争辩的正当性和适时性、对无管辖权作出审理的时间、无管辖权的效果以及就无管辖权所作裁判的效力等问题。

2、管辖权的冲突问题

新《法典》第35至38条分别规定了管辖权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的概念、解决管辖权冲突的请求及初端驳回当事人请求以及解决管辖权冲突的程序等问题。

四、澳门（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制度的评价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工作步履维艰，法律修订延宕多变，五大法典中四大法典的修订都历经数年，唯独包含一千二百八十四条的《民事诉讼法典》在一

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本地化。鉴于该法典修订时澳门正值回归的最后阶段，澳葡当局能注意法典内容与《基本法》相衔接，如有关各类法院的名称，突破了《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等当时有效的法律的桎梏。法律翻译在不违反葡文本意的前提下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这一新《法典》有关（涉外）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规定既有成功之处，也有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较为细致，但体系尚欠完整。

新《法典》专门规范管辖权的第一卷第二编第一至第三章共二十六条、七十二项，不但规定了规范司法管辖权的法律、普通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管辖、执行事宜的管辖权，而且规定了有关管辖权延伸与变更的制度、管辖权的保障制度，并且对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制度也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与大陆法系国家注重系统化的法律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新《法典》对级别管辖和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未作专门规定，使得澳门民事司法管辖权的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二，确定管辖权的原则适应了当代世界各国不断扩大司法管辖权的趋势。

新《法典》将原告住所地（第15条b项）作为确定普通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并以争议的标的位于澳门（第16条c项、d项、f项、g项、h项、j项）作为确定特殊地域管辖权的原则，这类管辖根据被1968年签订于布鲁塞尔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以下简称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签订于罗迦诺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以下简称罗迦诺公约）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学家称为“过分的管辖根据”。但这些管辖根据与当今多数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根据相比，并无明显不当或过分之处。

第三，个别制度的规定和条文处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不相一致。

新《法典》确定普通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与各国通行的做法背道而驰，令人费解。该《法典》第15条（澳门法院具管辖权之一般情况）b项规定，澳门法院对“被告非为澳门居民而原告为澳门居民”的案件具有管辖权。这一条应视为澳门法院确定普通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即“被告就原告”原则。《法典》第17条（对于其他诉讼具管辖权之情况）a项却规定，澳门法院对“被告在澳门有住所或居所”的案件具管辖权。这一条的内容和条文处理应视为确定普通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的例外情况，即“原告就被告”原则。然而，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以及上述布鲁塞尔公约、罗迦诺公约都将“原告就被告”原则作为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将“被告就原告”原则作为一般原则的例外情况。更有甚者，《法典》第17条还规定，澳门法院适用该条规定行使管辖权“不影响因第十五之规定而具有之管辖权”。这使得第15条和第17条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第四，新《法典》对于行使管辖权的司法机关的分类具有超前性。

在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工作中，司法制度的本地化起步最晚，难度最大，在修订《民事诉讼法典》的过程中，规范司法制度的法律尚未完成本地化，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院只有具一般审判权的普通管辖法院和作为第二审的高等法院。新《法典》则一枝独秀，率先对与《基本法》确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三审终审制相适应的三类法院的有关问题作出规定，体现了该《法典》的时代特征。

五、结语

当历史的卷轶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的重要时刻，经过本地化洗礼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以崭新的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这部跨世纪的新法典在包括司法管辖权在内的诸方面还存在不足，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但该法典的如期生效，为澳门民事诉讼制度的平稳过渡和顺利运转奠定了法律基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葡式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在新时代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注释：

[1]有关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进程及涉及的法律问题，参见拙文《论澳门法律本地化问题》，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参见王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澳门基金会1994年出版，第160页；米健等编写《澳门法律》，澳门基金会1994年出版，第173页。

[3]同注1。

[4]有关澳门国际私法制度，参见拙文《澳门与中国内地现行冲突法之比较研究》，载澳门《法域纵横》杂志1998年特别号，第87－89页。

[5]在国际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领域葡萄牙加入并延伸适用于澳门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52年5月10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关于船舶碰撞中民事管辖权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1954年3月1日在海牙签署的《民事诉讼程序公约》等。

[6]1961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第65条的规定，葡萄牙法院对下列情形之一的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1）根据葡国法律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应在葡国的案件；（2）构成诉讼理由的事实发生在葡国；（3）被告为外国人，原告为葡国人的案件，但以被告所属国亦有同样规定为前提；（4）要提起的诉讼与葡国境内的人或物有密切关系，如不向葡国法院，则有关权利难以实现的案件。该条文对专属管辖权也作了规定，葡萄牙法院对下列案件实行专属管辖：（1）有关不动产物权的诉讼，且该不动产位于葡国；（2）对某法人的破产宣告或无偿还能力宣告之诉，且该法人的总部设在葡国；（3）对有关工作关系之诉。

[7]参见《98澳门公共行政》，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1998年2月出版，第29页。

[8]同上，第28页。

[9]参见《澳门的制度及司法组织》，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1995年12月出版，第57页。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涉外管辖权完善

一、引言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其中利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民商事交流将越来越频繁，其结果必定是涉外民商事纠纷的不断增加。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纠纷，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及国际化的进程。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处理与国内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处理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内民商事案件的处理主要着眼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处理除了上述事项之外，首当其冲的是必须解决管辖权问题。因为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法律事实中至少有一项涉及外国因素，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中有关管辖权根据的规定又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因此，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受理案件的法院有无管辖权便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涉外律师常说的一句话：“打涉外官司，先打管辖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律”，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涉外民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性。

二、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

一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是一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核心。一个国家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它所采用的管辖根据。所谓管辖根据，系指一个国家的法院有权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案件的理由，是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关系同法院地国家存在的某种联系。基于原则，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将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赋予本国法院。因此，不同国家的法院的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便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冲突。关于我国法院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程序法》及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中，也散见于其它一些法律法规。总结起来，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也称属地管辖权，是指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以一定的地域为管辖根据，由该地域所属法院行使管辖权。这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管辖根据之一。也是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主要根据。作为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的“地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

所谓被告住所地，在我国是指被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则是指被告离开自己的住所最后连续居住满一年的地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公民为被告时，如其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时，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该法第237条的规定，上述规定不仅适用于国内民事诉讼，同样也是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值得注意的是，原告住所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是指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亦可成为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

2、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

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做法。我国也不例外。在我国，该原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之中。我们通过对该条的考察，不难发现，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①、在适用时应受到被告住所地的限制，只有当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时，才允许以标的物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管辖权的根据；②、上述“地域”为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或其它财产性的权益纠纷，也就是说不具有财产内容的人身性质的争议，如人格、身份权、亲权等纠纷只能以住所地为管辖权的根据；③该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基于有形财产权（包括动产及不动产权益）而产生的争议，而因无形财产而产生的争议均不适用；④、以被告财产所在地为管辖根据还强调该财产能被扣押方能适用，也应意味着若被告在拟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国中的财产是依法不能扣押或价值过分低于争议标的金额时，不宜以财产所在地为行使管辖权的根据。

3、法律事实发生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及其它一些法律法规及有关司法解释，法律事实发生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一般发生在合同、侵权等债的关系领域，而一般不适用于物权性质的争议。法律事实发生地，不仅仅指行为发生地，而且包括行为结果地。只要行为或结果中有一项是发生在我国领域的，就认为我国法院有管辖权。通常而言，法律事实发生地包括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地等等。同样必须明确的是，以法律事实发生地为我国涉外管辖权的根据是以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无住所为前提的。

简言之，我国现行法律确定的属地管辖权制度中，是以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根据为主，而辅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法律事实发生地的一种立法模式。

（二）、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也称协议管辖。是指涉外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争议应由何国法院来管辖，从而使被选择的法院对双方争议的案件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245条分别对“明示协议管辖”和“默示协议管辖”作为明确的规定。该管辖根据实质上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中的自然延伸。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法律在确认协议管辖的效力的同时，也对其作为诸多限制性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争议性质的限制。并非所有的争议均可适用协议管辖，必须是涉及财产性质的案件及合同案件才能适用。也就是说人身性质的争议或其它争议均不适用；②、“实际联系”的限制，即双方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实际联系；③形式的限制，管辖协议只能以书面或默示形式为之，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的管辖协议无效；④、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我国法律中有关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

（三）、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理论上通常称为“专属管辖”。社会生活中形形的争议中，有一些争议与某国的重要政治利益、国家机构的利益或国家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如果不规定自己享有独占的审判管辖权，该国就有失去保护有关权益的可能性，其国家就有可能受到挑战。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专属管辖。我国也是如此。我国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条、第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特别程序法》第条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①、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②、因沿海港口作业中发生的纠纷；③、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④、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⑤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⑥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海事法院管辖。

综上所述，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必须按以下顺序加以确定：①、专属管辖，②、协议管辖，③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④、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及法律事实发生地法院管辖。上述顺序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的管辖根据时，才能按第二顺序的管辖根据确定管辖法院，如此类推。同一顺序如多个管辖法院时，各法院均有管辖权。

三、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管辖权是国家在司法审判中的体现。因此，每个国家出于维护国家的考虑，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管辖以的冲突问题。而涉外管辖权的冲突不仅仅不利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解决，而且也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流与合作，甚至于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全面矛盾和对立，从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稳定。因此，各国在制定和完善本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时，不仅仅要从本国利益出发，还应本着国际礼让的原则，将自己的管辖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方能尽可能地减少管辖权冲突所引起的不利后果。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的开始或深化。在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中，就应本着即坚持维护国家，又尽量减少冲突的原则，参照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及发达国家中业已存在的一些成熟做法，对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方能满足我国入世后的法律要求。本人认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范住所地的确认制度。以被告住所地为管辖根据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各国对有关住所地的确认制度各不相同。在理论界，关于住所地的认定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长住的意图；二是久住的事实。而在我国，住所地指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且不说户籍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制度，其它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概念。仅就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不断的软化，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户籍制度将不复存在，以户籍所在地为管辖根据便会成为无本之源。从国际立法实践角度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以惯常居住地代替住所的倾向。莫里斯曾指出：“有可能这样，如果住所地不能很好地改进，惯常居住地作为一项连结因素和管辖因素最终将取代它”。鉴于上述原因，我国现行的关于确认住所地的制度已不适于时代的要求。有必要重新确立我国有关住所地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1979年5月美洲国家在蒙得维的亚签订的《美洲国家关于国际私法中自然人住所的公约》对完善我国的住所地确认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该公约第2条规定：自然人的住所应依下列顺序予以确认：1、其惯常居所所在地；2、其主营业所所在地；3、在无上述所在地的情况下，其单纯的居所所在地；4、在无单纯的居所所在地的情况下，其人所在的地方。

（二）、最大限度地扩大协议管辖的应用。协议管辖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方面有许多好处。首先，协议管辖是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最方便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其次，协议管辖有利于当事人争议处理的合理预见；第三，协议管辖便于判决的最终执行。因为协议选择的法院通常是当事人所信任的法院，该法院所适用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一般也比较熟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当事有自动执行法院的判决；第四，协议管辖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5条第1款即规定：“除非当事人间另有约定外，只有被选择的某个法院或某几个法院享有管辖权”。而1997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提出的《为准备有关民商事案件的国际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效力公约的预备草案》第4条则对协议的形式作了规定。该条规定，合意管辖协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达成：a、以书面或以书面文本证明的任何其它通讯方式；或b、口头的并以书面确认或能以书面文本证明的任何其它通讯方式确认的方式；或c、符合当事人通常遵守的习惯的形式，或他们意识到或本应意识到在特定的贸易或有关商业中，这种形式是当事人对具有相同性质的合同所通常遵守的形式。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法院选择示范法》，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案》，日本的《民事诉讼法》等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与上述公约或草案的规定大同小异。相比较而言，我国有关协议管辖的规定的限制过多，这不利于最大限度的发挥协议管辖的积极作用。据此，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焦点在于尽量减少对协议管辖的不适当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将协议管辖的争议的性质扩大到除专属管辖之外的一切争议。只要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范围，都允许协议管辖，而不能将协议管辖限定在财产性质的争议上：

2、将“管辖协议”的形式扩展为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一切合理的形式，而不再局限于书面形式和默示形式。这不仅仅是与国际的普遍做法协调一致的要求，也是协调我国国内法的客观要求。因为“管辖协议”不管其在形式上是表现为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抑或是一个独立的协议，其性质归根到底都是合同，而我国的《合同法》明文规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理所当然“管辖协议”也应可通过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建立。再者，我国现行法律在允许形式意义更弱的默示协议管辖的效力却否认口头的管辖协议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确立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除协议管辖之外，专属管辖、属地管辖因各国法律规定的管辖根据不相同，都会出现“平行诉讼”的问题。所谓平行诉讼，又称“双重”，包括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相同当事人的诉讼，即同一原告在内国和外国法院就同一争议对同一被告提讼：其二是相反当事人的诉讼，即同一诉讼标的，内国法院的原告在外国法院又成为被告。因平行诉讼而引起的管辖权冲突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中最常见的情形。而所谓“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则是指在发生平行诉讼时，原则上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我国的立法中并没有有关平行诉讼的管辖权确定的规定。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根据1992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5条和第306条。该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果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的，受诉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第306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我国的司法实践是肯定平行诉讼并片面强调本国法院管辖权的。这种法律安排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如与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制度不协调（我国国内是禁止平行诉讼的）；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浪费国家的诉讼资源，增添当事人的讼累；不利于国际司法协助的顺利进行等等。而且这种规定与国际上处理平行诉讼的普遍做法也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与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对平行诉讼方面的条约实践相矛盾。可见，我国有关平行诉讼的管辖制度是极为不完善的。而完善平行诉讼的关键是在处理这类冲突时应坚持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做法，即确立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

(四)、确立“非方便法院”原则及“便利”原则。所谓“非方便法院”原则，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由于其本身就审理该案件是严重不方便的，因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使原告在另一个更为方便的法院进行诉讼。而“便利”原则则是指当依管辖国的立法规定对某一特定涉外案件本无管辖权时，而由于诉讼的便利条件，当事人迫切要求在该国获得法律救济时，管辖法院应从便利于诉讼当事人出发，裁定本国享有审判管辖权。关于该两原则，我国立法中尚无此规定。但实际上该两原则与我国国内确定管辖权的基本出发点——两便原则（即便于法院行使管辖权，便于当事人诉讼）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该两项原则在国际上也已被普遍认可。再者，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该两项原则实际上已有所运用。如1983年12月27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颁布的《关于驻外使领馆处理婚姻问题若干规定》第2条第3款规定：“如夫妻双方均是居住在国外的华侨，他们要求离婚，原则上应向居所地有关机关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同条规定：“如他们原是在外国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举行结婚仪式的，他们的离婚案件国内不受理”。这条规定，实际上就是采用“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在涉外管辖权中确立“非方便法院”原则及“便利”原则，无论是从法律的内存价值取向，还是从司法实践，抑或是从国际立法实践出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要求。

[参考文献]

①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之研究，张晓梅，《法律适用》2000，07

②试述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法律适用》2000，09

③《国际私法论文选集》，马汉宝，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CivilactionjurisdictionsystemonconcerningforeignaffairsanditsimprovementofChina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127条，单就条文看来，这一规定是较为笼统的，虽然法条规定了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间及异议处理的大致形式，但在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客体范围、具体审查程序、审查方式等方面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试图通过对其中几个问题的研究，为完善我国的管辖权异议制度提供有益思考。

一、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现有的争论大多围绕着原告和第三人能否作为异议权人而各抒己见。笔者认为对于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的讨论应当从管辖权异议的制度目的出发。

管辖权异议作为管辖的下位概念，其制度目的应当从属于管辖的制度目的。对于管辖制度的目的，主流观点认为其实际上是一种分配制度。那么对于管辖的分配目的而言，管辖权异议制度则是管辖制度的一种救济制度，即通过异议有可能撤销法院的司法行为，以维护当事人自己的正当利益。既然原告已经被赋予了与否以及向哪个法院的权利，那么赋予被告对原告的异议权则体现了诉讼中攻防的一种平衡以及双方当事人优势的平衡。

因此，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分情况地讨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对于管辖权异议的主体范围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应将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从“当事人”明确规定为“被告”。

二、客体不明确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管辖分为法定管辖、裁定管辖和协议管辖三种。由于立法的简单和粗糙，被告对于哪些管辖能够提起管辖权异议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法定管辖而言，实践中大部分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案件都是针对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提起的，因此被告当然能对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提起管辖权异议，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没有争议的。

管辖权的转移和指定管辖同属法院的裁定管辖，被告能否就裁定管辖提起管辖权异议则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对此应该分开探讨。管辖权的转移分为管辖权的上移和管辖权的下放两种，但是不管是上移还是下放都有可能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对于上移来说，其可能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造成诉讼的不便利；而对于下放来说，当事人得不到更高级别的法院的裁判，更容易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因此，我认为应当给予被告对管辖权的转移的异议权，以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法律的权威性。

指定管辖中，对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而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属于特殊情况下立法对管辖问题的修正，因此不应当再允许当事人对该指定管辖提出异议了。而对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这种情况一般在因地方保护主义争夺管辖权时出现，但是这时上级法院作为二者的共同上一级法院，应当是属于较为中立的地位，已经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地方保护主义。

协议管辖应当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诉讼合同，尽管这种诉讼合同与一般民商事合同显有不同，但是，既然是合同，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在诉讼合同中也应得到适用，当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原告依据协议选择法院后，被告则不能提起管辖权异议，除非协议管辖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因此，在管辖权异议的客体范围中，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增加一款，明确规定被告仅能针对法定管辖、管辖权的转移以及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协议管辖提起管辖权异议。

三、程序设置过于简单的问题

首先是启动程序。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启动管辖权异议程序的唯一限制条件就是必须在答辩期内提出。启动管辖权异议条件太过宽松，当事人只要提出异议，法院必须受理，极易导致滥用异议权的现象。因此应当加大对提起管辖异议的条件限制，例如必须交纳一定的诉讼费，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当说明异议理由、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还需要指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然后是审理范围。对于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只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需要采取实体审查，我国民诉法也没有做出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终究是程序问题，如果过多的就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会造成诉讼的迟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可能产生程序倒置的后果，但有些案件对于管辖的正确判定又离不开实质审查。因此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应采用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形式最为合适。

再者是审查形式。当前我国采取的是行政化处理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大多法院仅将管辖权异议视作程序问题，法官依据已有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不开庭审理。在这种模式中，当事人缺乏出庭辩论的机会，使得整个异议处理方式没有程序化、正式化，并不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

四、救济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可以提起上诉，亦即对管辖权异议实行二审终审制。张卫平教授认为异议制度的设计只要能够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可，而不需要再为异议裁决设置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笔者认为如果不给予管辖异议任何的救济程序，也容易导致管辖异议制度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由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取消了管辖错误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所以实际上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对于管辖异议的救济就只剩下上诉制度了。赋予管辖权异议以救济的确会引起一定的不良后果，但在为管辖权异议设置上诉的救济制度之外，还应当引入侵权赔偿责任制度。即对滥用管辖异议权造成对方当事人额外损失的，可以适用民法上的侵权责任制度要求权利滥用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对方当事人的差旅费、误工费、通讯费、材料费、律师费等。

每一个诉讼制度都是整个诉讼系统不可或缺的基石，一个诉讼制度的不完善，有可能使得整个诉讼陷进程序的涡旋。管辖权异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系统的一项基本制度，如何设计出一个既合理又不繁冗的制度，从而更好地推动诉讼的进行，是立法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卫平.管辖权异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载于法学研究，2006，4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内容提要 英国是个多法域国家，各法域有独立的管辖权规则；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的、差别颇大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大量有关确定民商事管辖权的判例；英格兰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具有过分性，英格兰法院的普通法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的出现。在“惯常居所地”管辖、保护性管辖、协议管辖、专属管辖、管辖权冲突的协调、中止诉讼和禁诉命令、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和判例法制度方面，英国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可为我国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一般称为英国，在行政区划上它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部分。英国没有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一个政治联盟之内几个法律制度并存：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普通法制度①，苏格兰实行大陆法制度，北爱尔兰实行与英格兰相似的法律制度。英国是普通法系民事诉讼和国际私法制度的源头，在开拓殖民地时英国便将普通法和衡平法带到了世界各地。普通法系数十个国家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虽各有特色，但其法律原理、制度精神乃至具体的程序都深深地打上了“日不落帝国”的烙印。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于整个普通法系民商事管辖权机制的建构和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世界诉讼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民事诉讼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1999年4月26日，英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②生效，它基本上结束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适用不同诉讼程序规则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英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也有了新的发展。研究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不仅可以了解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运行和汲取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优势和改革成果，以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其意义更在于从本源上把握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机理和演变。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这个标题使人联想到在英国有一个统一的民商事管辖权法律制度，由于上述原因，英国没有单一的民商事管辖权法律制度。本文讨论的主要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在本文中，除有特别说明以外，提及的英格兰包括威尔士。

一、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主要特色

（一）英国是个多法域国家，各法域有独立的管辖权规则

前面已经阐述，英国没有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由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组成或者说存在三个法域。这些制度反映了各自的历史，并在法律、组织和惯例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苏格兰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不同的法律传统在同一个政治联盟之内共存，不断地激起有关管辖权的争论和革新。同时，由于三个法域的法律制度差距很大，不同法域之间的管辖权的冲突明显，协调难度大。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以下简称2001年第44号规则）有时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的法院，在其他一些场合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如果规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例如，住所在不同成员国的当事人书面选择由伦敦高等法院管辖他们之间的案件，或者被告在该法院出庭应诉，或者特别管辖权被赋予事件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的地方的法院——则该确定的法院将拥有国际管辖权；并且不需要通过英国法律来确定哪一法院拥有国内管辖权。但是，在其他的案件中，2001年第44号规则只把管辖权分配给某一成员国的法院，例如分配给英国的法院。一旦英国被确定为拥有国际管辖权的成员国，2001年第44号规则的任务或者国际管辖权的分配便已完成。在此类案件中，国内管辖权的分配由英国国内法决定。

在英国，规定国际案件管辖权的国内分配的规则是经《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③附件2第4款修正的《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附件4。《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原来的版本规定了英国的国内管辖权，它反映了196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上述规定后来同样被用于确定198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洛迦诺公约》）分配给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但是，不管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是源于2001年第44号规则、《布鲁塞尔公约》还是《洛迦诺公约》，或者根本不存在国际管辖权问题，而仅仅是关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国内管辖权问题，通过《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插入的、以《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新附件4的形式出现的规定都可适用。

（二）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且差别颇大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由于英国是欧共体以及现在的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而欧共体以及欧洲联盟存在自己独立的一套管辖权规则，故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即《布鲁塞尔公约》、《洛迦诺公约》和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欧盟理事会2003年第2201号《关于婚姻案件和亲子责任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欧盟理事会2000年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确立的管辖权制度，以及英格兰普通法确立的管辖权制度。

欧洲联盟的管辖权规则主要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而英格兰本身的管辖权规则反映了普通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④，两者无论是在确立管辖权的基本理念、原则，还是在具体制度上均存在颇大的差异，但这两套制度也存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

（三）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有关确定民商事管辖权的大量判例

在未制定成文法的领域，法院管辖权的确立完全由判例法支配；即使是已经制定了成文法的领域，判例法仍然对成文法起着补充和解释作用。成文法，加上判例法的补充，使得英格兰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颇为完善和复杂。

（四）英格兰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的过分性

在长期的实践中，英格兰逐渐形成了本国传统的管辖权规则，或者称为普通法管辖权规则。英格兰普通法管辖权规则可简要地概括为：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的出现。如果被告身处管辖区之外，则进行送达前要取得法院的许可。

对于管辖区内的送达，只要作为被告的个人在英格兰出现，不论其出现的时间如何短暂，而且不管其国籍、住所或惯常居所（只要该住所或惯常居所不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境内），也不管诉因的性质如何，只要对其进行了传票送达，英格兰法院就拥有对被告的管辖权。

如果不能在管辖区内对被告进行送达，则有必要进行域外送达。原告可请求法院授予向域外送达诉状格式的许可。许可申请根据《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3节提出。原告可在不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授予也可以不授予许可，但通常法院将授予许可，此时送达将被实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条的规定具有过分性，被认为授予了英格兰法院足够广泛的域外管辖权。⑤

（五）英格兰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富有特色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民事诉讼法；应诉管辖；制度构建；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103-02

管辖权制度是民事诉讼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法院的民事审判庭每年都要审理很多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

一、应诉管辖的概念

应诉管辖，即默示协议管辖，是相对于明示协议管辖而言的，指本不具有该案管辖权的法院，由于当事人放弃管辖权异议或者超过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时限而应诉，人民法院即有权对该案进行审理。故称“拟制的协议管辖”（台湾地区）或者“由于不问责的辩论而生的管辖”（德国）。一般说来，应诉管辖具有这样的效力，对于当事人来说，双方以行为达成了对处理纠纷的法院的协议，该协议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另外，双方确定的法院也因此获得了对案件的管辖权，从而排除了其他法院对该案件的管辖。

许多国家都有应诉管辖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1）无论被告是否知道受诉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只要应诉答辩，法院就具有管辖权。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只要被告在第一审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违反管辖而进行陈述时，法院则拥有管辖权。”（2）在受诉法院明确告知被告其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被告仍然坚持应诉、接受管辖的，在受诉法院具有管辖权。此种规定的典型是德国民诉法。从上述两种立法例来看，第二种即德国民诉法设定法官释明义务的规定更加适应我国国情，其在充分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还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二、我国民事诉讼应诉管辖制度的出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该条款确立了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应诉管辖制度，但其他旧条款的规定否定了国内民事诉讼中适用应诉管辖，导致国内民事诉讼中出现诸多问题：迟滞诉讼效率、浪费司法资源；违背部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等。

可喜的是，2012年8月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针对修改前管辖制度内外法的不统一问题进行了修改，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诉管辖需具备以下几项条件：（1）当事人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2）当事人应诉答辩；（3）应诉管辖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

三、应诉管辖制度构建的积极意义

从诉讼经济、诉讼效率、尊重当事人意愿等角度考虑，在国内民事诉讼中确立应诉管辖制度具有以下三点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消除现行规定的混乱状态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对于在受诉法院无管辖权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未在答辩期间内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话，那么事实上受诉法院又基于当事人的默示而取得了管辖权。然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受诉法院有管辖权，也没有否认受诉法院无管辖权。这一缺陷造成了事实上存在极不规范的应诉管辖制度。

（二）有利于建立完整、统一的协议管辖制度

凡是承认协议管辖的民事诉讼制度，一般都既规定了明示的，又规定了默示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仅在涉外民事诉讼中规定了应诉管辖，而在非涉外诉讼中却无相应的规定。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有害于法律制度的完整统一。

（三）有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增设应诉管辖制度可以使诉讼当事人更加灵活地利用协议管辖制度，既便利他们进行诉讼，又有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不承认默示协议管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与其对应诉管辖持消极态度，不如持积极态度，一方面增设应诉管辖，另一方面采取相应对策，防止它被滥用。

四、应诉管辖适用的司法实践操作与建议

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没有管辖权，当事人又不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履行释明义务，告知当事人本院没有管辖权，同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行使处分权，当事人再不提出异议的，应当制作笔录或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出具接受本院管辖的书面凭证；告知后，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当依法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和记录在案的，按“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论处，进行再审或发回重审；原告不能以“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为由要求再审或发回重审的，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只有符合新民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允许协议管辖的案件和地点才可适用应诉管辖。对于不可协议管辖的案件和地点，即便有书面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依然应当认定协议无效，认定约定法院无管辖权。另外，应诉管辖应该还有一个潜藏条件，即受诉法院本身并无管辖权，如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足以确认受诉法院有管辖权的话，根本无适用应诉管辖之必要，受诉法院只是因协议管辖的规定有可能在立案后获得管辖权，故应诉管辖案件必然是一个立案后管辖权待定案件。

参考文献

[1] 赵雪静.应诉管辖之比较与借鉴[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1，（5）.

[2] 李世成.新民诉法带来的重大影响及司法应对.http：///lw/lw_view.asp？no=22385.

[3] 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如同民事诉讼中的其他制度一样， 地域管辖制度同样需要理论指导， 对地域管辖理论的研究， 将推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基础性工作， 笔者开始关注民事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 并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 能够引起人们对地域管辖理论问题的思考。

一

所谓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 是指贯穿于整个地域管辖制度的根本性规则， 它对地域管辖制度的规定和适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对于立法来讲， 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将指导立法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式建构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 实现地域管辖制度功能上的完善和结构上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 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 也可以被认为是设置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司法来讲， 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当事人和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地域管辖的法律规定，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型案件和疑难案件， 通过对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分析， 能够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法院作出正确的判断。

目前人们并不重视对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研究， 往往只注意到了确定管辖的原则。确定管辖的原则， 可以被认为是对整个管辖制度设置的基本要求。如果确定管辖的原则能够适用于地域管辖制度， 并且能够对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及适用起到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因为只需要按照确定管辖的原则来设置地域管辖制度， 就能够实现地域管辖制度内部的协调， 并且还能在体系上与管辖制度的其他规定一致， 这无疑有助于简化理论研究的过程， 避免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然而目前被学者所认可的那些确定管辖的原则， 并不能对地域管辖制度起到上述作用。

通常认为， 确定管辖的原则有这样一些: 便于人民群众进行诉讼; 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保证案件公正审理; 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 正确确定涉外案件的受诉权限; 确定性与灵活性结合。[1]这其中的某些原则， 严格来讲， 并不是整个管辖制度的原则， 例如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这一原则， 主要适用于级别管辖制度， 并不完全适用地域管辖制度。另一方面， 确定管辖的原则， 主要解决的是管辖制度的设置问题， 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 确定管辖的原则不一定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在我国民事管辖制度中之所以没有规定管辖的基本原则， 只有确定管辖的原则， 并且有的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整个管辖制度的确定， 笔者认为与我国民事管辖制度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通常认为， 我国的民事管辖制度由级别管辖制度、地域管辖制度、裁定管辖制度和管辖权异议制度四部分共同组成。功能上， 四者各不相同。级别管辖主要解决的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问题， 地域管辖主要解决的是同级不同地方法院之间的问题， 裁定管辖是为了处理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中的特殊情况， 管辖权异议是为了向当事人提供对管辖错误的救济。四者在功能上的差异， 导致整个管辖制度被分为两部分， 主体性制度和辅助性制度。级别管辖制度、地域管辖制度属于主体性制度， 它们决定了管辖制度的基本结构。事实上， 作为起诉条件加以规定的管辖问题， 主要就是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角度规定的。相应的， 确立管辖制度的原则， 也就主要是对这两个部分发挥作用。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则属于辅助性制度， 它们是为了解决管辖上的某些特殊问题而设置的。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的区别在于， 裁定管辖是法院解决具体案件管辖上特殊问题的制度， 而管辖权异议则是当事人解决具体案件管辖上特殊问题的制度。作为基本原则， 在效力上要满足贯彻该制度始终这一基本要求。[2]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各自在功能上的不同定位及内容上的巨大差异， 使得即便能够总结出管辖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种基本原则也只能是一种忽略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间各自不同特征的抽象表述。对于需要注意不同制度的细微之处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各个具体制度来讲， 这种所谓的管辖的基本原则， 反倒不如那些只就某一具体制度提出的但更为具体的原则， 对于制度的建构更为实用。这或许就是那些确定地域管辖的原则往往只能调整管辖中某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制度， 而无法统摄整个管辖制度的原因吧。

二

一直以来， 人们对管辖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从法院的角度进行的。这不仅反映在管辖的定义上， 管辖被认为是“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3]而且反映在管辖理论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的地位上， 目前在一些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中， 管辖理论是作为民事诉讼中法院理论的一部分加以说明的。[4]这种对管辖的规定和理解是正确的， 它反映了管辖权作为法院权力组成部分这一基本特征， 民事诉讼法对管辖的规定， 为审判权的行使设定了范围和界限。然而从法院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地域管辖制度， 却容易使人们忽略地域管辖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其他特征: 地域管辖制度是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地域管辖制度也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

作为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民事纠纷， 在性质上是一种私权纠纷。私权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应当对权利的行使有足够的自由， 即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行使这种权利。虽然民事诉讼是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一种机制， 但民事诉讼也是当事人行使这种私权的过程， 只不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使必须通过对其诉讼权利的行使来实现而已。由于在诉讼中， 当事人仍然有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 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就应当确保当事人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 反映在民事诉讼制度设置上， 就应当考虑到为当事人自由行使民事权利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就地域管辖来讲， 它本身是起诉条件之一， 而起诉则是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利的一种方式。考虑到在民事诉讼中， 民事权利的行使已经披上了诉讼权利的外衣， 要确保当事人在起诉时对其民事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自由， 就需要赋予当事人对起诉权利的行使有相应的自由。具体来讲， 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 就应当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角度规定管辖法院。因此笔者认为， 我国地域管辖制度应当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为基本原则。

也许有人会担心， 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 会有损案件的公正度。正如上文所述， 民事诉讼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纠纷的私权性质， 决定了纠纷的解决不需要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在解决私权纠纷时必须要考虑纠纷解决的成本， 对纠纷公正程度要求越高， 对诉讼成本的耗费也就越大。如果不考虑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一味地追求纠纷解决结果的公正度， 过度的诉讼耗费可能会换来超出当事人对裁判公正度预期的诉讼结果， 但这种过度的公正给付对于纠纷的解决并不一定更加有利， 却意味着更多的诉讼耗费，事实上， 对于只涉及私权的纠纷， 如果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 反而有可能无助于他们之间纠纷的解决， 因为在追求客观公正的过程中， 随着案件证据的披露， 以及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深入了解， 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情绪也会随之而产生并且逐步加剧， 这种对抗性情绪会成为纠纷解决的障碍。即便纠纷最终得以解决， 为追求过度的公正而花费的诉讼成本， 似乎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必须要强调的是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设置的基本原则， 是以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是私权纠纷为前提的。事实上在民事诉讼中， 有的民事纠纷会涉及公共利益。这类民事纠纷解决的结果往往还会对案外人产生影响。例如在环境民事诉讼中， 法院的判决会产生波及力， 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这一类诉讼， 就不能仅仅考虑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与否， 而应当让裁判结果满足一种比当事人预期的公正度更高的要求，即社会客观公正度的要求。[5]由于这一类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私权纠纷、实现民事实体权利， 还涉及到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 对裁判结果的公正度有更高的要求， 因此对于这类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也就有必要作出有别于通常民事案件的规定: 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应当以保障案件的及时有效裁判为目标， 而不能从方便当事人纠纷解决的角度去规定管辖法院， 反映在立法上， 应当对这类案件实行专属管辖， 只能让最能保障案件及时有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这类案件。可以说， 专属管辖的案件是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地域管辖基本原则在适用上的例外。

在民事诉讼中， 诉讼主体除了当事人以外， 还有法院。在诉讼中， 除了当事人有诉讼投入以外， 法院也会有诉讼投入。因此， 可能会有人问: 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 是否会因为只考虑了对当事人诉讼的便利而增加法院的诉讼负担? 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当考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在民事诉讼中， 如果法院需要主动去收集证据， 主动调查和了解案件情况， 那么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 是应当考虑法院的诉讼成本的。因为距离当事人以及证据所在地、案发地点的远近， 将直接影响法院的诉讼投入。

但法院的这些行为， 只有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才会普遍存在。在过去， 人们将方便法院诉讼作为确定管辖的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考虑到了法院诉讼投入的问题。但这样的一种诉讼模式，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 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合理性上讲， 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处于中立地位， 消极司法， 不主动收集证据， 也不主动调查和了解案件情况， 因为证据的收集、案情的披露应当是当事人的责任， 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去完成， 而不应当让法院去代替他们完成， 这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方式正在向这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 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变化。相信， 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确立， 法院的诉讼负担不会再是也不应当再是地域管辖设置时的决定性因素。

三

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 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就应当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便利。通过对管辖法院的设置， 使当事人能够就近诉讼， 当然是方便当事人诉讼的措施。但是作为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 不仅仅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管辖法院的设置要方便当事人诉讼， 更为重要的是， 要在整个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上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方便， 例如尊重当事人的纠纷解决合意， 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在这一点上， 我国目前的地域管辖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按照目前管辖制度的规定，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只有在合同纠纷中以及涉外财产纠纷中， 才能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5 条规定: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如果是涉外民事案件，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42 条的规定，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 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也就是说， 尽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规定， 但是在适用上， 无论是案件， 还是管辖法院， 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合意管辖， 但又予以限制的做法， 人们一直充满疑问。[6]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实质是担心当事人对案件的管辖法院作了任意选择， 会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这种担心反映出的是一种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过于强调法院因素的立法意图， 而这样的一种立法意图又是与《民事诉讼法》制定前后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脉相承。显然， 对于转型后的民事诉讼模式， 这样的一种立法意图多少显得不那么合时宜。

如果按照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基本原则来重新设置合意管辖制度， 当事人的合意将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得到全面尊重。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 将不再受限于合同纠纷案件， 甚至不再受限于财产纠纷案件， 只要案件在性质上不涉及公共利益，这样的案件就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 将实现专属管辖。专属管辖实际上是与合意管辖( 即任意管辖) 相对应的。法院对专属管辖案件范围的设定， 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这些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公正审理， 另一方面也是为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设定界限: 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专属管辖的案件， 对于这些案件， 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因此在专属管辖案件范围的设定上， 立法者应当谨慎， 尽量避免范围的扩大。

在重新建构后的合意管辖制度中， 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法院， 在地域上将不再受限。这是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在确立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原则后， 并不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第25 条的规定作出修改。因为作为基本原则来讲， 对于有关地域管辖的法律适用将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即便不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5 条， 可供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范围也将发生改变。也就是说， 当事人可以在第25 条所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中， 选择管辖法院， 也可以超出这一规定， 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外的别的法院， 作为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这里可能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25 条对管辖法院的规定是什么性质的规定。按照现在的理解， 这样的规定属于强行性的， 当事人不能违反。如果当事人在选择管辖法院时， 没有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中作出选择， 而是选了别的法院， 将导致这种选择无效。一旦确立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地域管辖原则， 上述规定的性质将变为倡导性的。因为《民事诉讼法》对管辖法院的规定， 是为方便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 通过总结一般情况， 对最有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法院作的一种列举， 这种列举仅仅是供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时参考， 其目的是避免当事人作出不谨慎的选择后损害其合法利益。也就是说， 这样的规定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提供的一种行为模式， 而非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作的限制。事实上， 从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角度讲， 必须要允许当事人超出规定的范围去选择案件的管辖法院， 因为立法者在规定这些法院时， 只注意到了通常的情况， 所列举的法院只是为通常情况提供了选择模式。在特殊的案件中， 完全有可能存在比法律所列举出的更有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法院， 为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 就应当承认他们超出法律所列举的法院范围达成的管辖合意是有效的。

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形式， 也应当有所扩展。通常要求通过书面形式选择管辖法院，这实际上与起诉时的要求有关。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 条的规定， 只有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时， 才能受理案件。书面形式的选择， 有利于受诉法院在起诉时审查判断自己是否对该案有管辖权。但对选择管辖法院的形式， 不能只是为了法院审查的方便而严格限定为书面形式。即便没有选择管辖法院的书面协议， 只要当事人的行为能够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 所选定的法院仍然应当受理当事人之间的案件。这实际上要求在我国确立应诉管辖制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 实际上早就有应诉管辖制度， 只不过在适用条件上受到了限制， 只能适用于涉外案件。对此， 《民事诉讼法》第243 条规定: “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 并应诉答辩的， 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应诉管辖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 而是为了扩大我国法院的管辖权。就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来讲， 通常意义上的应诉管辖制度并没有得到确立。

应诉管辖是指当事人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后， 对方没有就管辖权提出异议而应诉答辩， 即视为法院有管辖权。应诉管辖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使受诉法院获得案件的管辖权: 原告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被告却不提出管辖权异议， 应诉答辩。因为双方行为的一致， 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有了案件的管辖权。就大陆法系各国来讲，普遍确立了应诉管辖制度。《德国民诉讼法》第39 条规定: “在第一审法院里， 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时， 也可以发生管辖权。”[7]《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 条也规定: “被告在第一审法院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违反管辖而进行陈述时， 该法院拥有管辖权。”[8]这些国家确立被告应诉管辖的效力，无非是尊重当事人在管辖法院选择上的合意， 因为一方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其行为在表明他愿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 而对方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 相反到该法院进行了应诉答辩， 也是通过行为在表示他愿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既然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使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一种正当形式， 那么为什么不能承认应诉管辖的效力呢， 毕竟两者的不同，仅仅是证明合意的形式略有差别而已。

当然目前在我国对应诉管辖的建构， 还存在一系列的制度障碍， 例如按照现在的起诉制度， 原告向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法院将以没有管辖权为由， 不予受理。即便错误受理了， 也不太可能让被告应诉答辩， 因为一旦受诉法院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 就需要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事实上， 错误受理了案件的法院， 即便所作的裁判已经生效， 也不会因为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而使其管辖上的错误正当化， 因为按照刚刚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违反法律规定， 管辖错误”的案件， 是需要再审的。只能说， 应诉管辖制度的建立， 还有待于相关制度的完善。

注释:

[1]柴发邦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新编》， 法律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20 页。

[2]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 增订本)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第8 页。

[3]江伟主编: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第73 页。

[4]江伟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目录第4 页;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 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目录第2 页。

[5]郭翔: 《论环境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 《河北法学》2008 年第2 期， 第128 页。

[6]章武生: 《论国内民事案件协议管辖的条件》， 《现代法学》1994 年第1 期， 第13 页。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一、国际法中的管辖权制度的多元化发展

管辖权既涉及国内法问题也涉及国际法问题，在国内法上，是据以确定某个或某类案件应由哪个或哪类法院受理的标准；而在国际法意义上，则是指一国受理某些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的法律依据。[2（]1）传统国际法中的管辖权一般是指国家管辖权，主要涉及每一个国家对行为和事件后果加以调整的权力范围。从法理角度分析，国际法平等主体之间管辖权在性质是一种“权利”，由于在传统国际法中国家是唯一主体，因此，国际法中的管辖权也就仅指国家管辖权。但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家已不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国际组织也成为现代国际法的重要主体之一，因此，国际法中的管辖权也不能仅限指国家管辖权，而应还包括国际组织的管辖权。国际组织由于在一定领域内统一了国际法中管辖权制度甚至将其列入自身的调整范围，因而，其与一般提及管辖权所涉及国家间权力分配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际组织的管辖权制度是一独立的法律制度。本文基于主题与篇幅考虑，主要从国家管辖权角度阐述国际法中的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但并非将国际法中的管辖权仅仅界定为国家的管辖权。在国际法中，管辖权作为国家的基本权利是与有着紧密联系的，因为“”或者“权利”通常是指包括国家领土之上立法权限在内的管辖权。[3（]327）同时，国家的管辖也是国家对其领土及其国民行使的具体体现。在独立的现行国际法体制之下，关于管辖权的法律大多通过国内法院适用本国法律的判决发展起来的。由于许多国家的法院因适用本国法律而不顾及是否符合国际法，而且由于法院自然倾向于从本国利益的观点来看待发生的问题，因而，国内司法判例的影响使许多管辖权问题含糊而不明确，并使管辖权各项原则更难以发展成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4（]327）

在传统国际法中，各国行使管辖权一般是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也就是依据领土和国籍来行使管辖权。这是国家最高性特征所决定的，即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享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5（]7）国际法中的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是从英美法系中的属地主义和大陆法系中的属人主义发展而来的，这其中又以属地原则为主要原则。但伴随各国之间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国联系也日益常态化和多样化，传统的单一属地原则或属人原则已不再适应国际法发展。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的利益并非完全相互独立，尤其是全球性事件的利益已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国际法不仅是要维护每个国家的利益更是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仅仅依据属地原则或属人原则已不能适应国际法的发展需要。现代国际法中管辖权理论一般包括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性原则、消极人格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6（]331）这些理论多采用1935年《哈佛刑事管辖公约研究草案》中提出的管辖权原则，认为国家并不限于只根据领土和国籍这两个因素行使管辖权。该草案中率先系统地将国家的管辖权原则分为领土原则、国籍原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和被动国籍原则。

（一）属地原则

属地管辖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管辖权，其是伴随国家对领土的控制而确立的。传统国际法认为，由于国家领土内一切人和物都属于国家属地权威的支配，因而每个国家对他们都有管辖权。属地性是管辖权的首要根据，即使另一个国家同时行使管辖权的根据，如果它形式的管辖权与具有属地管辖权的国家权利相冲突，该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就受到限制。[7]（328）上述有关属地原则的理论实质是传统国际社会中各国“各自为政”现状的反应，也是与传统国际法中的观念相一致的，即各国对领土之内的人和物以及发生在领土之内的事件具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伴随国际交往的复杂化，越来越多事件的发生地不再仅限于一国之内，针对同一事件发生过程涉及到多国这一问题，国际法理论中出现了主观领域原则与客观领域原则的区分。主观领域原则是指一国对始于其领土，而终于别国领土的犯罪有与惩办的管辖权；客观领域原则是指一国对始于别国领土，而完成或实现于本国领土的犯罪有管辖权。[8（]29）这实质是属地原则适应现实发展而扩展自身内涵的体现。

（二）属人原则与消极人格原则

属人管辖原则一般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的管辖权，即依据国籍行使的管辖权，所以又称为“国籍原则”。属人原则与属地原则一样也得到国际法的认可，仅从国际法中国家的概念分析可知，即国家不仅包含着一定的领土还包括一定的公民在内。国际体系承认国籍是国家体系中国家地位的一种延伸——乃至加强，从而也没有任何理由否定国籍作为管辖权的基础。[9]（340）由于国家可对在国内的本国公民直接行使属地管辖权，因此，属人管辖原则的传统解释往往就是国家对在外国的本国公民的管辖权。但是针对本国公民在国外受到非本国公民侵害的事件，如依据传统的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则本国都无法行使管辖权，为此，不少国家在法律中专门规定了在外国发生的对本国公民的侵害行为，本国亦具有管辖权，这在刑事法律中有最为集中的体现。对于这种以被害者国籍为依据的管辖权，在国际法中一般被称为“消极人格原则”。根据这项原则，在国外对法院管辖地国家的国民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外国人要受到惩罚。也有学者将“消极人格原则”称为“被动国籍原则”，而把国家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犯罪行为的管辖权依据称为“主动国籍原则”。[10（]31-32）因此，从“被动国籍原则”与“主动国籍原则”之区分角度理解，可以说消极人格原则是在属人原则扩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三）保护原则

非本国公民在国外实施侵害本国利益的行为，这其中不仅包括侵害身处国外的本国公民的利益，而且还可能侵害本国的国家利益，对此，各国一般依据保护原则行使管辖权。各国对保护原则的规定不尽相同，学界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最广义上理解可以将保护原则解释为，只要特定的行为违反了本国的法律或侵害了本国的利益，则本国就具有管辖权。当然在实践中保护原则的应用并没有如此的广泛，这一方面是因为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各国行使的管辖权范围已相当广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无需依据保护原则即可行使管辖权；另一方面，本国依据保护原则行使管辖权将不可避免地与他国的属地管辖权或属人管辖权产生冲突，从协调各国管辖权角度出发，国际法所认可的依据保护原则行使管辖权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中各国法律对此也有不同层度的限制性规定，一般规定本国依据保护原则行使管辖权的范围是针对侵害重大国家利益的犯罪，如伪造本国货币、危害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等。依据保护原则中保护的对象的不同，有学者将保护国家利益的情况称为“保护国家主义”，而将保护国民的情况称为“保护国民主义”。[11（]32-33）从上述分析可知，所谓的“保护国民主义”实质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消极人格原则，因此，从理论发展角度而言，保护原则实际是在对消极人格原则扩展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四）普遍原则

上述各种行使管辖权的依据都只是针对特定具体国家而言的，伴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法律观念的转变，国际法中的管辖权制度也有了重大发展，这一方面是基于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价值观念趋同领域的增多。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在客观上决定了各国须共同努力来解决，值观念趋同领域的增多从主观上强化了各国的合作愿望与动机。以打击海盗犯罪为例，实践中仅凭一国的力量难以有效打击国际海盗行为，加之海盗行为一般发生的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公海领域，且海盗行为一般并不仅针对特定国家的船只。因此，国际社会认可各国对海盗犯罪都有管辖权，这就是普遍管辖原则的早期存在形态。国际法中的普遍管辖权是指国家根据国际法对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无论罪犯的国籍如何也不论其犯罪地于何处，实行刑事管辖的权利。这种管辖权是基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全人类利益的维护。[12（]92-9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犯罪惩治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普遍管辖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0条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地方的海盗行为；第105条又规定，在公海上，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并逮捕船上或机上的人员并扣留船上或机上的财物。从上述规定可知，行使普遍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各国的一项权利也是各国的一项义务。当今国际社会对普遍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海盗犯罪，随着二战后国际人权运动的高涨，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有关普遍管辖权原则的最新理论——普林斯顿普遍管辖原则中，列举的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犯罪包括：（1）海盗；（2）奴役；（3）战争犯罪；（4）危害和平罪；（5）危害人类罪；（6）灭绝种族罪；（7）酷刑。[13]对普遍管辖权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主体不仅是国家而且还包括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后，国际组织在行使普遍管辖权方面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受到国际组织的职权范围的限制和在当今国际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国际组织的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性质是补充性的，国家仍是主要的行使主体。

（五）合理原则

当代国际社会现实的发展不仅使得各国的联系更加广泛与紧密，而且各种联系也日益复杂化。若仅以某一特定的连接因素作为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不仅不能全面反应现实状况，而且还可能引起各国之间的冲突。例如，很多事件发生的过程实际超出一国领域之内，有些事件因始于一国而终于另一国，因而涉及两国的属地管辖，这就容易导致两国属地管辖权的冲突；而在国际交往实际中，越来越多的事件是始于多国且可能终于多国，在此情形下，即使主观领域原则与客观领域原则的区分也不能合理解决属地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又如，属人原则是以国籍为基础，但晚近国际法的发展也仅是将常住地作为管辖的根据之一，这就导致国籍国和常住地国在依据属人原则行使管辖权时的冲突；而在涉及法人尤其是跨国公司管辖权时，由于法人连接点的复杂性和各国确立法人国籍规则的不同，依据属人原则行使管辖权的冲突就更加复杂了。此外，保护原则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如恐怖袭击可能对多国利益造成损害，犯罪集团伪造多国货币等。正式基于上述原因，有国际法学者参照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地原则提出了合理原则，如同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所考虑的多种因素一样提出了确定“合理”的主要因素。这些主要因素包括：[14（]373）

1.该行为与管制国领土的联系；

2.管制国与对受管制的行为应负主要责任的人之间的联系，或该国与管制旨在保护的那些人之间的联系；

3.受管制的活动特征，有关管制对管制国的重要性，他国管制此类活动的程度，此类管制得到普遍接受的意愿程度；

4.该管制可能保护或损害的，并得到证明的合理期望之存在；

5.该管制对国际政治、法律、经济体系的重要性；

6.管制与国际体系的各种传统相一致的程度；

7.另一国对管制该活动有利害关系的程度，以及其对利益的期望；

8.与另一国的管制冲突的可能性。

从上述合理原则所确定的主要考虑因素可知，其主要是将已有的各项管辖权原则加以综合考虑，并添加了一系列灵活性因素。当然合理原则现在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提法，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还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而其现实可行性也需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进一步观察。但该理论提出的现实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管辖权制度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可以说合理原则是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和证明。

二、国际法中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分立

上文所述的各种管辖权原则都只是概括性地阐述具体原则的内容，而管辖权制度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位的。其中首先涉及一国管辖权的是立法，即一国首先必须有对管辖权的法律规定之后才有可能行使管辖权；其次，还涉及司法，这通常是指一国法院对具体案件实际行使管辖权的问题；最后，还可能涉及对法院判决执行的管辖问题。在西方学界，自20世纪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对国际法中管辖权制度的具体划分，其中主要是将国际法中的管辖权划分为立法管辖（LegislativeJurisdiction）与司法管辖（JudicialJurisdiction）。其中，立法管辖权是指国家制定法律的权能，司法管辖权是指国家适用其所制定法律的权能。[15]（145-177）也有学者提出了立法管辖权（LegislativeJurisdiction）与执行管辖权（ExecutiveJurisdiction）的区分，并指出，做出决定或制定规则的权力（立法管辖权）不同于为履行做出的决定或制定的规则或其结果而采取的行政行为权力（执行管辖权）。[16（]3330）

此外，还有学者将管辖权分为立法管辖、执行管辖和司法管辖，其中的执行管辖是指行政机关的执法和法院判决的实际执行。[17（]456-457）对此，笔者认为，虽然司法管辖权与执行管辖权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相同，特别是在国内法中区分两者的不同具有重大意义，但从国际法中各国管辖权的冲突角度分析分析，此处的司法管辖权与执行管辖权在国际法中的没有实质意义的区别。因为，国际法中对国家管辖权的区分实质是区分规则的制定与规则的实施。一国可以制定一定的管辖规则，但该国却不一定能实施该规制；制定规则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即可，但将规则付出实践则还可能需要他国的合作等一系列其他条件。规则的制定也就是所称的立法管辖，而规则的实施既涉及司法权也可能涉及行政权，司法与行政共同构成了规则的执行。因此，在国际法中，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区分意义与立法管辖与执行管辖的区分意义是一样的，前一种区分是指规则制定与规制实施的区分，后一种区分则是规则实施问题之内的区分。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的著作也证明上述观点。亨金教授认为，在涉及国家适用法律的权力时，国际法将国家的立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加以区分，并且，通常将后者称为“审判管辖权”。亨金教授在具体论述执法管辖权时是以“审判管辖”为标题的，主要内容也是论述法院如何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行使管辖权。[18（]332，367-376）

此外，国际公约中对管辖权的规定也体现了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区分。如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第3条规定：“1、航空器登记国有权对在该航空器内的犯罪和所犯行为行使管辖权。2、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实施其作为登记国对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内所犯的罪行的管辖权。”据此，《东京公约》第3条第1款是规定了登记国的立法管辖权，第2款是规定了登记国的司法管辖权。就管辖权制度本身而言，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区分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二者行使的具体依据的不同，行使立法管辖权的依据与行使司法管辖权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属地原则一般既是立法管辖权的依据也是司法管辖权的依据，例如，我国《刑法》第6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刑法》条文的规定就是我国依据属地原则行使立法管辖权，《刑事诉讼法》条文的规定就是我国依据属地原则行使司法管辖权。但属人原则、保护性原则和普遍原则等作为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依据在现实中的使用就存在巨大的差别。例如，我国《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这是我国依据属人原则行使立法管辖权，但是当中国公民在国外犯罪后且未回到国内时，我国法院就不能仅根据该公民具有我国国籍来进行缺席审判。这也就是说，一国一般可依行为者的国籍行使其立法管辖权，但是，这种国籍尚不足以成为行使刑事审判管辖权的基础：一国不能在某人缺席时仅以他为该国国民而进行审判。[19（]373）又如，我国《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这是我国依据消极人格原则和保护性原则行使立法管辖权，但若外国实施了上述条文中规定的犯罪后未出现在中国境内，我国法院就难以对其进行审判。

实际情况是，只有当犯罪嫌疑人在我国出现时我国法院才可能实际行使司法管辖权。而即便是一国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但若外国人已在犯罪地或国籍国法院受到审判，该国一般也不会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判决，除非犯罪地或国籍国法院的审判明显不公且案件涉及本国重大利益。由此可见，立法管辖中的消极人格原则和保护性原则是不可类推到司法管辖中的。而就普遍管管辖原则而言，虽然每个国家都可以依据国际公约在本国法律中规定其对某种国际罪行拥有管辖权，不论该犯罪实施者是否是本国公民，也不论犯罪是否发生在本国境内其是否影响本国的利益。但上述情况仅说明一国可在立法中行使普遍管辖权，而在司法领域显然不可能存在如同立法上的“普遍管辖权”，不可能所有国家的法院对该犯罪进行审判，甚至可能没有任何一国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而由国际组织行使司法管辖权。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只存在立法上的普遍管辖而不存司法上的普遍管辖。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国际法中的管辖权制度实际可划分为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间的内在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实际运用时具体依据的差异，国际法中管辖权依据的多元化发展并不能一概运用到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当中。对此，也可从当今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基础制度中获得佐证。

三、国际法中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中的实践差异

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区分在不同案件中的表现也是有所不同的。在涉外民事案件中各国法院一般承认特定情形时外国法律的适用，合同中当事方也有选择适用法律的自由，因此，民事案件中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分立的实际表现较为显著，各国对民事法律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使得管辖权分立后产生的争议也较少。如一国即使在立法没有规定对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权，但当事方的同意却使得该国法院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甚至的审判中不适用本国法律。而刑事案件由于其公法性质决定了一国法院一般不会适用外国刑法，更不会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这使得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区分显得尤为显著。同时由于国际法给予各国行使立法管辖权的空间要远大于司法管辖权的空间，各国若完全依据本国立法中的管辖权原则行使司法管辖权，则司法实践中的相互冲突的可能过于频繁与复杂。由于民事法律制度受到国际私法的调整，国际法一般不直接涉及此类案件，因此本文对此不做详细讨论，仅以刑事法律制度为例具体阐述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差异。立法与司法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不同表现，国际法对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也有不同的制度内容与限制条件。一般为防止国际犯罪逃脱法律的制裁，国际法对各国的立法管辖权的限制较少，国际条约中对缔约国行使立法管辖的依据都进行了“充分”的规定。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2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下列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立对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管辖权：（一）犯罪发生在该缔约国领域内；（二）犯罪发生在犯罪时悬挂该缔约国国旗的船只上或者已经根据该缔约国法律注册的航空器内。”这是公约规定立法管辖中的属地原则。公约第42条第2款规定，“在不违背本公约第四条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国还可以在下列情况下对任何此种犯罪确立其管辖权：（一）犯罪系针对该缔约国国民；（二）犯罪系由该缔约国国民或者在其领域内有惯常居所的无国籍人实施；（三）犯罪系发生在本国领域以外的、根据本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目确立的犯罪，目的是在其领域内实施本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1目或者第2目或者第（二）项第1目确立的犯罪；（四）犯罪系针对该缔约国。”这是公约规定立法管辖中的属人管辖、消极人格原则和保护性原则。同样在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第3条与第4条、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4条、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5条、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公约》第5条、1988年《制止危机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第6条和1997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公约》第6条等也有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国际公约对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是规定一般是“扩充性”条款，即只是规定缔约国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或应当行使立法管辖权。但为防止各国之间执行管辖权时的相互冲突，国际公约对缔约国行使法管辖权却规定了“限制性”条款。同样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例，公约第42条第6款规定，“在不影响一般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本公约不排除缔约国行使其根据本国法律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虽然此处只是笼统地提出“一般国际法准则”对缔约国司法管辖权的限制，但一般国际法准则不仅内涵丰富外延也十分广泛。仅在公约第4条第2款就规定，“本公约任何规定概不赋予缔约国在另一国领域内行使管辖权和履行该另一国本国法律规定的专属于该国机关的职能的权利。”从该规定可知，缔约国行使司法管辖的权限不能超出本国领域，且非为他国专属管辖。早在“荷花号”案中，常设国际法院就阐述了类似规则，即“国际法对一国所设置的首要和重要的限制就是——如无相反之允许规则——一国不能在另一国领土内以任何形式行使国家权力”因此，若缔约国对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2条第2款规定情况下的犯罪的嫌疑人行使司法管辖权，就必须要得到嫌疑人所在国的协助。一个国家没有获得准许，派遣人员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逮捕被控告犯罪的人，是破坏国际法的行为。[20（]295）

只有当嫌疑人进入管辖国的领域时，该国才能因行使管辖权而将嫌疑人逮捕。管辖国也只有在嫌疑人所在国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向嫌疑人送达法院的传票，或者在该国收集犯罪证据等。同样，管辖国司法管辖权还需通过引渡嫌疑人才能得到实际执行，这又需要管辖国与所在国之间签订引渡条约或存在互惠条件等其他途径为前提。[21]

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不同制度内容是其自身特点与当今国际法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立法管辖权是一国宪法规定的最高机构在其领土内制定法律的行为，制定的法律的内容在一定情况下是跨越国界的，而且这种涉及国外的立法是体现在很多领域。[22（]456）但是，立法行为是一国立法机关的独立行为，其不需要他国的协助，这决定了一国不仅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行使立法管辖权，还可以依据消极人格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等行使立法管辖权。最高权威，这在国际法上并非意味着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法律权威，而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的法律权威。也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国家在其领域内的立法，即使是涉及到域外的人或物，这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属性。[23（]55）司法管辖由于涉及到实际操作等执行问题，因此，若案件当事人不在一国领土之内，管辖国行使司法管辖权就必然涉及他国的领土。国家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和领土的约束，这决定了一国官员不能在他国国土内行使自己的职权，也不能在外国领土实施自己国家的法律。[24（]456）管辖国只有在其管辖对象进入其领土之内时才能执行其法律规定的管辖权，即行使司法管辖权。

例如，在属人管辖中，理论上，当一个人具备这种特定身份上的本质时，一国即可对该人行使管辖权，即使该个人身具居国亦同。而在实践上，这类管辖多在管辖的对象进入法庭地国境内，或以引渡的方式押解入境的情形下执行。[25（]409）行使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不同根据也是最高性决定的，最高性在对内与对外中的不同内涵决定了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的不同。最高性的对内含义是无需服从任何其他权威，因此，国家可以在立法中规定其认为合适的管辖权制度；最高性的对外含义是本国不需服从他国权威，即各国之间的平等，因此，一国通常是不允许他国在本国领土之内行使管辖权。管辖权以为依据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在它所选择的任何情况下行使管辖权的权利。[26（]328）

在当今国际法中属地性仍然具有优先性，这也是国际社会现实的要求和现状的体现。属地性是管辖权的首要根据，即使另一个国家同时有行使管辖权的根据，如果他行使管辖权的权利与具有属地管辖权的国家的权利相冲突，则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权就受到限制。国际法中的属地优先权制度决定了管辖国的司法管辖受到极大限制，这一方面表现为，一国在行使司法管辖权时实际难以依据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作为依据；另一方面，一国在依据属地原则行使司法管辖权是也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在实际中无法行使司法管辖权。因此，基于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自身的内在差异和国际法基本制度的制约，在当今国际法中，一国不可能像在立法管辖中一样以非属地原则作为行使司法管辖权的依据，属地原则作为行使司法管辖权的依据也受到他国属地优先权的限制。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消费者侵权案件；管辖权

加强电子商务法治建设，依法保护人们在电子商务环境中的各项权利，是电子商务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而管辖权的确定则是人们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救济的前提。

一、我国传统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制度

管辖权是指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权力或权限。包括属人管辖权、属地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条规定了侵权案件的行为发生地的管辖权以及原告就被告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中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解释为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二、电子商务中侵权案件与传统管辖制度的不适性

电子商务发展至今，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其具有开放性、匿名性、迅速性等特性，所产生的人肉搜索、网络诽谤、窃取和转卖个人信息、恶意抢先注册域名等新型侵权案件也日益增多，归结电子商务中侵权案件的类型，可知电子商务活动中最易受到侵犯的为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和域名权等权利。

传统管辖权这一原则的理论依据其一为稳定性，即该因素自身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至少是可以确定的；其二为关联性，即该因素与管辖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度。然而，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不确定性、超越时空性、跨地域性等特性，不再具有稳定性和关联性，因此难以确定侵权案件的具体发生地，相应的也使得侵权案件难以适用侵权发生所在地法院管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然而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因此无论是寻查被告住所地还是经常居住地都十分困难。

三、关于确定电子商务中侵权案件管辖权的几点建议

（一）确定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对于电子商务中的侵权案件，无论是适用侵权发生地还是被告住所地都存在诸多不便和阻碍，侵权案件的管辖权难以确定。因此，对电子商务侵权案件管辖权重新进行界定和调整，使其适应规制侵权案件的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确定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更有利于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侵权纠纷，保证原告充分寻求救济，因为电子商务活动中侵权案件的发生地和被告所在地都难以确定，即使确定了被告所在地，原告相较于被告在信息和技术的掌握方面极不对称，通常都处于弱势，我国又长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容易造成对原告的不公，所以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强制保护其利益，倾向于确定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

（二）规定电子商务中侵权案件管辖权的补充条款。在电子商务侵权案件中，确定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其实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原告滥用诉权，被告不应诉或者存在合理或法定事由难以应诉，在法院做出判决后被告如不执行，原告住所地法院若无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判决无法执行等问题。因此在规定主要以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的基础上，如选择被告所在地或侵权发生地法院更有利于实现权利救济，应允许原告选择被告所在地或侵权发生地法院进行管辖，若此种选择不公平且不合理，也应允许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还可规定双方可协议管辖，即对于不涉及国内公共秩序的案件，双方可协议选择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法院，除非此种选择不合理且不公平。这样规定有利于实现电子商务中的平等权利的实现，建议在电子商务侵权案件中尽量使用此规定，因其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避免了不同法院间管辖权冲突的情况。此外，因网址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并且和管辖区域之间有着直接关联，因此可用网址作为确定侵权行为发生或被告居所地的参考，补充规定确定网址所对应的服务器所在区域作为管辖权产生的基础。除此还可规定实施侵权行为的终设备、侵入的系统局域网、侵权行为利用的ICP服务器、具有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区域作为网络侵权行为发生地等。

（三）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管辖权。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侵权行为随之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国际化，跨国跨区域的侵权案件也越来越多，而侵权案件一旦涉及域外，便使得侵权案件的管辖权更加难以确定。因此建立健全防控侵权行为的国际合作体系，已经越来越显得迫切和必要。针对此问题，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两种新的理论，即“新理论“与“第五大国家理论”。“新理论”主张网络空间正在形成独立的空间领域，应当由ISP或网络法庭来解决网络的冲突。“第五大国家理论”则认为网络空间继任领海、领地、领空、领天之后的第五大国家，应当建立起类似的管辖制度。这两种理论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笔者也认为各有不足。反对“新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其依赖于现实物质世界，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而反对“第五大国家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网络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仍是国家的公民或组织，只能由基于国家而建立的法院行使管辖权。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反对观点，修订专门的法律法规确是不必要的，更不能完全抛开原有的管辖权原则，尤其是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其便于法院调查取证，了解案情，更能有效的解决侵权纠纷，但可在其之上做出补充规定。如规定网址来源国、实施侵权行为的终设备、侵入的系统局域网、侵权行为利用的ICP服务器、具有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区域作为网络侵权行为发生地，以此界定国家管辖权，国家可管辖发生在其范围中的侵权案件。再者，针对电子商务中侵权案件的国际性，若原告无力到国外的被告所在地或侵权发生所在地法院，可补充规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最后，电子商务中关于名誉权、隐私权等侵权案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其造成的影响可能遍及世界各地，关于此类案件，应允许原告选择对其最有利的法院管辖，以此来保证原告的利益。

此外，还可通过签订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来统一管辖权的规定，就此可解决域外涉案人员的传讯、各国各区域法律冲突、管辖制度无法兼容等问题，从而为电子商务领域内预防及追查侵权案件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冯文生.INTERNET侵权案件的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1998（9）.

[2]李馨博.论网络侵权纠纷管辖权[J].法治论坛，2010（12）.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现代司法理念 全球化 WTO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 国际协调

对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张志铭教授认为，“要作一个评价的话，似乎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总体上还没有形成连动，实质上的发展还不大，现在已经到了在司法理论、司法哲学上做一点提升的时候。”[1]贺卫方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司法改革走到今天，的确到了在理念上要提升的程度了。”[2]这种观点得到了司法界的普遍认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加强司法理念建设和创新”“只有在司法理念上有所突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才能落实”。[3]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4]，法律现代化是法律制度、法律运作方式和法律理念现代化的统一体，精神理念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脱离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至关重要。本文拟就现代司法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性的确立以及加入WTO后其对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完善的推动作些探讨，期望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能有所裨益。

一、 全球化语境中现代司法理念之普遍性与构成

理念，即英文的Idea,德语的Idee,从词源上考察，源自古希腊的

eidos或 idea，由 idein（看）演化而来，原意是“一个人所看见的事物的‘外观’或‘形象’”。柏拉图创立理念论将其变成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5]，最早尝试将“理念”从哲学引入法律领域的是康德[6]，而真正提出“法律理念”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的是黑格尔[7]。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将法律概念与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提出“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率先从法律价值意义上来研究[8]，随后，英国法理学权威罗伊德在1964年出版《法律的理念》（The Idea of Law）一书，就法律与道德、正义、自由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9]我国台湾的史尚宽先生以及大陆学者江山、刘作翔也就“法律理念”及其相关问题作了研究。[10]党的十六大确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司法理念在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普遍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研究。[11]总的看来，对司法理念的含义并无多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范愉教授的定义比较合理，“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12]相比较有些定义，如“司法理念简单地说就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所形成的总体上的原则和根本上的指导思想”[13]，“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指人民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精神指导”[14]，忽视了司法理念的制度基础及其存在的客观性或法律价值的属性或界定的现代性历史时空，则有失偏颇。但对现代司法理念的构成或讲内容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审判实践出发认为司法理念包括开放化理念、服务化理念、效益化理念、透明化理念、人性化理念、权力平等化理念、司法独立化理念和法官职业化理念[15]，有人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应树立改革理念、契约理念、效益理念、诚信理念、公正理念与便民理念[16],另有学者分别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的视角作了研究[17]，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认为应树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理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理念、法律至上法律权威的理念和服从法律顺应民意的理念[18]。笔者认为，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并非绝对、单一的而具有相对性和多元性，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从司法制度设计或司法实际运作或司法人员的不同的出发点，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法学领域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又诚如霍姆斯的断言“法律是基于经验”或北京大学苏力教授的主张“法律是种地方性知识体系”[19]，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司法制度设计的差异，司法理念还有地域与国别的分歧。但法律发展的统一化（或趋同化）和民族性并性不悖是其21世纪发展的重要趋势，[20]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司法理念将会在全球范围上呈现趋同化[21]或统一化的趋势，形成某些宏观的共识，从而确立并不断加强其普遍性。本文力图从全球司法制度设计或司法实际运作的角度宏观揭示现代司法理念的普遍性和基本构成。

现代司法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趋同化并不断增强其共性和

普遍性，是以下因素的综合结果。首先，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现代司法理念普遍性确立并不断增强的推动力。法的内容最终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2]。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已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正如马克思的断言“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3]，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和重要的特征。这必然促使各国为解决共同的国际经济问题而加强在法律层面的合作，世界法律的相互吸收、借鉴、移植甚至雷同乃至统一亦即法律趋同化的现象日益明显，司法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神和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相应地也会有趋同化的特征，诸如“平等”“公平”等与市场经济国际秩序休戚相关的司法理念已然成为世界的共识。其次，国际社会形成与全球意识的增强是现代司法理念普遍性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市场日益发展不断突破地区和国界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扩张，所有的国家、地区、企业、商品、货币、资源、资本、科技、劳务和信息均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圈进行统一的配置，“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4]，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社会不断发育。正如英国法学家施米托夫所言“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也不是原子弹的发明，而是国际意识的重新觉醒”[25]，面临的全球共同的问题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必然促使全球意识的觉醒与增强，作为各国意识碰撞沟通和世界舆论集中反映的数以万计的国际组织为全球意识包括司法意识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场所。再次，当代司法制度与实践的共性是现代司法理念普遍性确立与增强的客观基础。司法制度作为当代各国解决社会纠纷主要机制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它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司法的民主性”“司法的职业性”“司法的统一性”“司法的中立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公开性”“司法的慎重性”“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成本性”“司法的效率性”[26]，这些基本特征必然反映到司法理念上从而体现其全球的普遍性。复次，法律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比较法学的兴起是现代司法理念普遍性确立与增强的桥梁纽带。随着国际法律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各国的司法理念不断碰撞、融合；同时比较法学的兴起，通过对不同法律体系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各自的优劣和一般的共性，为法律借鉴、移植及统一提供途径，促成世界法律的协调发展，[27]这必然导致司法理念的普遍性不断增强。最后，现代司法理念普遍性的确立与增强是法律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各国各地区的法律越来越相互接近、趋同、融合甚至统一，法律全球化是当今法律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28]各国为加强法律合作组成各种各样国际组织的国际条约实践，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推动法律统一化的运动[29]，还有各国就司法协助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条约实践，均促使各国在特定的条约框架内达成合意，其中包括基本的司法理念的普遍认同。总之，正如边沁指出：“所有国家的法律，甚至是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假若在所有的观点上都一致，那是必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应该是相同的，而且亦没有什么不便之处”[30]，现代司法理念在全球范围上达成共识形成一致是必然的。

普遍意义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构成如何？或讲现代司法理念

到底包括那些具体的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理念？笔者认为，肖扬院长在分析当代司法制度与实践整体的特征上提出的“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准确地反映了当代司法理念的共识，具有普遍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几种司法理念具有以下的内容：

1、司法中立。司法中立的理念是人类对司法职能的本质性认识、

运用过程中的重要的司法观念，是从司法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社会关系角度对司法客观规律的描述。具体是指在各种国家权力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主体（通常指对于国家的其他主体）之间、社会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纠纷中，国家设置一种“居中裁判”的角色依法解决纠纷，而这种角色就是国家的司法职能。[31]司法中立是当代司法制度的中立性的反映，它不仅要求法官如排球裁判一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另一方面还意味司法的消极性和被动主义，即不告不理。[32]司法中立的核心是反对司法排外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2、司法平等。首先是指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司法制度、司法机

构与司法权的地位平等，“平等者之间并无管辖权”，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不能凌驾在别国之上，国家之间享有司法豁免权；其次，原被告之间不论国籍、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家庭出身、财产和教育程度享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在法律适用上享受同等对待。司法平等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司法特权和司法歧视。

3、司法透明。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司法透明首先是指各

国与司法制度的法律文件以及司法判决必须要公布；其次指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应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审判过程和旁听；最后司法透明还指司法行为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立法机关、新闻媒体、法学专家教授、律师和人民大众均可以对生效的司法判决展开评论。[33]司法透明的核心是反对秘密审判。[34]

4、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意指司法的司法活动和裁判行为必须严

格依法办事，正确、合法、及时地实施法律，使体现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公平观和权利义务的内容得以实现。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就是结果公正，指法院的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公正的。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公正，就是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切实保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求高效地处理和裁决纠纷。司法公正的核心是反对司法腐败。

5、司法高效。司法高效是指司法机关的审理和裁判行为必须尽可能迅速与及时，争取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和审理期限内尽快地结案。司法高效是司法制度效率性的客观体现。司法高效的核心是反对超审限办案和久拖不决。[35]

6、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司法理念。据1985年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其指司法机关只依据事实和法律来裁决其受理的案件，而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36]其核心内容是从事法庭审判的人员在进行审理活动和制作司法裁判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规定外，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预，包括“审判权专属性规则”“行使审判权的独立自主性规则”和“行使审判权的合法性规则”。[37]在结构上是司法机关独立与法官独立的统一。[38]司法独立的核心是反对司法干预。

7、司法文明。司法文明在主权国家之间意味着司法主权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在国际司法领域更多的开展国际司法合作，实施国际礼让与国际协调。在司法机关的审理和裁判行为中，则是指司法行为应符合司法职业道德和司法礼仪标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提供利民便民的人性化的司法服务，树立良好、文明的司法形象。在当事人之间，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受到司法机关的平等的非歧视的对待，“在司法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些什么，无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收入、阶级、地位、职业、或其他特点。••••••在诉讼中，不管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普通个人，不管是国有企业法人还是私营企业法人，也不管是本地企业法人还是外地企业法人，或者是内资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都是平等主体，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平等地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这就是文明司法理念。”[39]司法文明的核心是反对司法的官僚主义。

二、 现代司法理念与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观的重塑：

从司法沙文主义到国际协调主义的转换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或具有审判权的其他司法机关受理、审判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的权限。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问题是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特有的现象，它解决某一特定的国际民商案件究竟应由哪一个国家的法院管辖的问题。英国学者称之为“国际管辖权”（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法国学者称之为“一般的管辖权”（competence generale）或“国际的管辖权”(competence internationale)。[40]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是一国法院审理有关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前提，无合法管辖权的案件往往得不到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作出的判决也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而且，案件由不同的国家法院管辖与判决，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问题事关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取得和保护，以致人们常说：“打涉外官司，先打管辖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律。”[41]

正因为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对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行使，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争夺异常激烈，以致形成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司法沙文主义[42]。其具体表现有：（1）拉丁法系各国的“国籍原则”。拉丁法系国家把确立管辖权的依据主要地置于国籍因素，对本国国民不管其在内国还是外国均有管辖权，即使诉讼与本国联系不大，其国民在内国法院提起的针对外国被告的诉讼，拉丁法系各国都予管辖；但发生在外国人彼此间的纠纷，则在原则上尽可能排除本国法院的管辖权。拉丁法系国家的国籍原则具有内国绝对主权的性质，明显有歧视外国人的倾向。比较典型的是《法国民法典》第14、15条规定，若诉讼当事人具有法国国籍，在享有管辖权方面的特权：（a）不管被告是何国籍，他都可以在法国法院起诉；（b）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他都要在法国法院被诉。法国司法实践以将其适用于契约债务、准契约债务、侵权行为之债以及有关权利能力和身份地位的案件之中。[43]（2）普通法系国家的“有效控制原则”和“长臂管辖原则”和“自由裁量原则”。普通法系国家认为，只有当被告和诉讼标的、财产等处于法院国的有效控制之下时才能确立管辖权，只要送达传票时被告处在内国或有关财产位于内国或者法人在内国注册或有商业活动就能确立管辖权，而不管被告的国籍、住所、居所以及案件事实发生在哪里。英国法律规定，只要被告证明在英国短暂逗留并进行了送达，英国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美国甚至有判例认为，只要飞机飞越美国上空时将传票送达给被告，美国法院就有管辖权。[44]美国所有的州均用成文法界定本州法院对位于本州之外而与本州有某种联系的被告具有“长臂管辖权”，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外国被告。[45]]194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一案中裁定，正当程序条款允许各州对位于本州之外而与本州具有“最低联系”的被告可以行使管辖权，[46]而“最低联系”标准通常则由法官自由裁量。（3）专属管辖的扩张。各国对一些认为与本国具有特殊利益或事关公序良俗的事项，通常规定专属内国法院管辖，绝对排除他国法院的管辖权。比如德国在不动产方面的物权和所有权的诉讼、继承案件、租赁案件、再审案件、特定的婚姻案件、禁治产案件、某些有关执行和破产的案件规定有专属权限。希腊规定对因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有关司法机构的管理行为方面的纠纷、有关物权的纠纷或者有关继承的纠纷、相互诉讼产生的诉讼、与担保合同有关的诉讼以及共同原告之间或被告之间的纠纷有专属管辖权。[47]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专属管辖权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48]（4）国际诉讼竞合以及争夺管辖权的现象异常突出。对大多数案件，各国在规定本国管辖权的同时，并不在立法上排除别国的管辖权，以致发生不少民商事纠纷会发生多个国家具有管辖权的情形，这会导致同一诉讼在多个国家进行以及国家管辖权的争夺与对抗甚至冲突的问题。

司法沙文主义是绝对主权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不利于促进国际民事诉讼的公正及时解决和国际民商关系的顺畅发展，与现代司法理念也是格格不入的。司法沙文主义强调司法权的主动行使及在国际民事诉讼竞合之时进行争夺，违背了司法中立的理念和“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国籍原则”及“长臂管辖原则”使住所在外国的被告也受内国法院的管辖，明显侵犯了被告住所地国家的属地管辖权，与主权国家的司法权平等的理念和原则不符合。专属管辖权的不恰当扩张，规定某些民商事项的案件由内国法院专门管辖，片面地保护内国的利益无视相关外国的利益，也违背司法平等的理念，而且但此类规定多是国内法的规定并无排除相关外国行使管辖权的国际法意义的强制性，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管辖权的国际冲突和诉讼竞合问题，从而不利于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尽快解决，亦与司法高效理念不相一致。“最低联系原则”的适用，更多地是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当事人据此难以预料最终的管辖国家，因而缺乏可预见性，违背司法透明理念。国际民事诉讼竞合的现象，不仅带来司法资源的浪费、诉讼时间的拖延、诉讼成本的高涨，因而不符合司法高效理念的要求，而且导致“一事两诉”得到几种不同的判决，故亦不利于司法公正理念的实现。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重视以及全球意识的增强，现代的民事诉讼法已提出“反沙文主义”（Anti-Chauvinism）的主张，推行国际礼让谋求国际协调。[49]

国际协调主义是指世界各国在进行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时，都应该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考虑到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一般做法，从而达到尽量避免和消除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目的。立法上要求国内法律除在有关内国公共政策和最重大利益方面外尽量减少专属管辖权的规定，并应考虑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和普遍实践，尽量采用双边的管辖权冲突规范，并尽可能扩大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范围，世界各国还应根据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国际法律与司法合作，制定国际统一的民商管辖权法律。司法上，则应严格实施“一事不两诉”原则，在发生国际管辖权冲突时根据国际礼让的精神采取司法消极主义并尽量承认和执行外国据此业已作出的判决；制订避免国际管辖权消极冲突的补救措施，根据案件与内国的某种联系而适当扩大内国法院的管辖范围，受理并审理有关的诉讼。[50]

国际协调主义面对国际管辖权冲突主张采取司法消极主义，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主张限制专属管辖权、承认和执行外国生效的判决、允许当事人平等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体现了对外国司法主权的尊重和对国内外当事人的同等对待，与司法平等理念是相吻合的；主张国内立法与国际普遍实践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立法，从某种程度上以成文立法避免司法“无法可依”而陷入神秘主义的状态，符合司法透明理念的精神，而且国际统一立法建立了行使国际管辖权的标准并为“判决一致”的国际私法理想的追求创造条件，有利于司法公正理念的实现；强调规避国际民事诉讼竞合，有利于案件快速、及时处理，也符合司法高效原则。此外，国际协调主义强调国际礼让的精神，强调司法主权的平等实施，强调对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尊重，无疑是司法文明的体现。

正因为国际协调主义真实地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当代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追求国际协调已成为国际民事诉讼法发展的突出现象和重要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告住所地等地域因素成为确立管辖权最重要的依据和一般原则。1982年《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27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法典》第3条、1982年《南斯拉夫国际冲突法》第46条、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58条第1项、1992年《罗马关于调整国际私法法律关系的第105号法》第149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3条第1项、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2条、1974年《阿根廷国际私法（草案）》第54条、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7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39条以及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34条等等，甚至有关国际条约如1977年《统一船舶碰撞中有关民事管辖权、法律选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若干规则的公约》第2条第1款、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第2条、1988年《关于民商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卢迦诺公约》第2条、1996年《关于父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执行和合作公约》第5条、2000年《海牙关于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第5条等[51]，都采用这一原则。（2）专属管辖范围的严格限定和双边管辖权冲突规范的广泛采用。各国一般限定在以下内容规定专属管辖权：①审判管辖权不能赋予本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如在对内国国家诉讼）；②有关法律关系涉及到一国的国家组织或其特权的行使；③应适用国家安全法规的案件；④涉及本国国民的身份地位，涉及位于本国的对物诉讼中的物，涉及本地财产的执行，产生于限定继承权的诉讼和诉讼外程序的案件；⑤侵犯内国专利权和其他受类似保护的权利的案件；⑥有关本国财政和行政管理等案件；⑦诉讼标的所涉及的诉讼制度为外国法所全然不知，并得不到该有关外国法院的适用的案件。[52]同时，双边管辖权冲突规范采用抽象性的连结因素去指引准据法，体现了在内外国司法权的平等行使，已经成为国际管辖权法的最主要的形式。（3）国际民事诉讼法的统一化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如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1977年《统一船舶碰撞中有关民事管辖权、法律选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若干规则的公约》、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1988年《关于民商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卢迦诺公约》、1996年《关于父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执行和合作公约》、1999年《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和《国际民事诉讼规则》（第三稿草案）、2000年《海牙关于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等。（4）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竞合问题的司法消极主义的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为许多国家及国际立法所规定。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9条、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第21、22、23条、1971年《海牙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第20条、1989年《美国管辖权冲突示范法》第2条等等。（5）选择法院协议得到认可并不断扩大适用范围。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62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60条、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318-323条、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第17、18条等等。

三、 我国加入WTO后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之完善

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法律渊源主要有：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9年《海事诉讼程序法》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总的看来，我国现行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尽管在与当今国际社会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普遍实践和发展趋势的接轨方面已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但客观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协调，还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与当今国际民事诉讼统一化进程还有一定距离。[53]（1）立法分散、缺乏规模化和系统性，法律空白多，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缺乏国际民事诉讼法典，甚至连国际民商管辖权的单行法乃至专编的立法都没有，至今还徘徊在当代国际私法法典化浪潮之外，[54]尽管海事诉讼管辖权问题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但就总则性规定而言仅在民诉法第25章规定了4条，民诉法适用意见规定了8条，就婚姻之外的大量国际民商法律关系的管辖权没有相应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国际民商关系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2）立法缺乏整体协调性，法律冲突现象突出。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集中管辖制度与《民事诉讼法》的关于中级法院具有审理涉外民商案件的规定相矛盾；[55]《民诉法》第33条及其《适用意见》第33条均在国内民事诉讼中对诉讼竞合采取否定态度，但《适用意见》第15、306条对国际民事诉讼竞合又予以肯定，在与有关国家订立的司法协助条约中做法亦不一致。[56]（3）《适用意见》第15、306条规定，对存在民事诉讼竞合的国际民商事案件我国法院均积极予以受理，而不管别国法院如何处理，拒绝国际司法合作与协调，司法沙文主义的倾向比较明显。（4）参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律统一化运动的积极性不够，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国际条约为数不多。到目前为止，我国仅参加1953年《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条约》、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几个含有国际民商案件管辖权条款的专门性国际公约，但还没有缔结或参加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专门条约。（5）对在香港、澳门回归后我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还没有专门的立法予以规定，不利于“一国两制”的实施和祖国的统一稳定。

可以说，我国缔结《联合国宪章》是返回“政治的联合国”，加入WTO则是重返“经济的联合国”，这均是我国重返国际社会大家庭的重要标志，必然会对我国的法律与国际社会普遍做法接轨提出更高的要求。[57]制订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民诉法显然严重不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全球化，因此，在我国加入WTO后，对《民事诉讼法》“及时进行全面的修订即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同时也应是法学界（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学界）所必须面对和认真研究的一项重要的课题。”[58]笔者就与当今国际民事诉讼的国际协调主义的普遍实际接轨，实践现代司法理念，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 加强立法的国际本位理念，积极参加国际民事诉讼统一

化运动。[59]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形成在我国重返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前，其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国际理想，很多规定与国际普遍实践相差甚远。加入WTO之后，这些规定明显与全球化背道而驰而不再具有普适性。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立足于促进国际民商交往发展和维护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更多借鉴、移植、吸纳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以及其他国家的一般做法。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1971年《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海牙公约》以及1999年《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等都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我国民事诉讼的国内立法应考虑与之保持一致，减少法律冲突。当然，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律的统一化运动，谋求更广范围的国际协调，从根本上消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现象。

（二）注重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法规的系统整理，消除国内法律冲突。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范分散在《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意见》和其他专门的单行法之中，彼此缺乏法典式立法模式的总则性规定予以协调，以致发生国内法律的冲突现象。其中，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规定的对涉外民商事和海事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制度，剥夺了某些中级法院的涉外审判权并赋予某些基层法院涉外审判权，就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抵触；《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意见》与有关司法协助条约就国际民事诉讼竞合的态度也很不一致。因此，笔者主张我国应对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采取单行立法或专编立法的模式，设总则与分则，予以统一的规定，彻底消除国内法律冲突的现象。这也有利于法律查明和人们学习遵守，符合司法透明的理念，因而是可行的。

（三）大量借鉴、采用《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成果填补法律空白。《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是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集中全国国际私法人才历时7年，共易6稿制订的，其顺应了国际私法立法的世界潮流，内容比较全面，规定比较科学合理，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一方面总结了我国已有的立法经验，另一方面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的立法成果和有关国际公约的先进规范，在一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60]代表了我国国际私法研究最先进最优秀的成果。其第二章就身份能力、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物权、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信托、破产、合同、保险合同、票据、雇佣合同、消费者权益、侵权、交通事故、海难救助、共同海损、船舶扣押、产品责任、环境污染、不正当竞争、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离婚、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等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作了十分完善、合理与先进的规定，可大大填补了我国现行法律的空白，应为修改民事诉讼法所借鉴或采用。

（四）完善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各项制度。①扩充对公司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的专属管辖。公司纠纷尤其是跨国公司纠纷往往关系到国家的重大经济利益，知识产权及其法律保护也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因此很多国家都将其规定为内国专属管辖，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52条第7项就工业产权的规定，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8条第3项关于企业重整或破产的规定，1988年《关于民商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卢迦诺公约》第16条第2、4项等。入世后，这两类纠纷将与日俱增，为保护我国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应补充为专属管辖。②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如前所述，选择法院已经是当代国际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其实质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的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限定其只能适用在合同或者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与当代“意思自治”原则的广泛扩张趋势不相符合，[61]故应扩大适用范围至侵权、继承、婚姻家庭甚至所有的国际民商事领域。③确立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第15、306条在立法上肯定了国际诉讼竞合，这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背道而驰，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国际民商关系的稳定，浪费司法资源，应予废止。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国际民事纠纷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分别向不同国家起诉时，原则上由最先受理的国家的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即：（1）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基于同一事实已在某国法院起诉的，他国一般应不再受理或停止诉讼；（2）相同当事人间已由外国法院作出判决的案件，一般应由内国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62]该原则已为有关国家的国内法及国际条约肯定，如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第21-23条、1971年《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海牙公约》第20条，我国亦应与之接轨。④采用“非方便法院原则”（Furum Non-convenience Doctrine）。所谓“非方便法院原则”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由于其本身就审理这一案件而言是严重不方便，因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从而促使被告在另一个更方便的法院进行诉讼。[63] 非方便法院原则作为国际礼让的标志，使司法任务简单化，便于国际民商事争议及时、有效解决，与国际民事诉讼活动宗旨是根本一致的，[64]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条约肯定，我国也应予确立。⑤规定必要管辖原则。必要管辖原则是指如果某一国际民商事案件不可能在外国进行或不能合理地要求在外国提起时，与该案有足够联系的本国法院有管辖权。[65]必要管辖原则有利于消除国际民商管辖权的消极冲突，避免当事人得不到司法保护，维护司法公正，因而采用必要管辖权制度很有必要。

（五）进一步完善集中管辖制度。为适应入世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实现司法改革“公正与效率”主题，提升中国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施集中管辖制度。其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改善涉外案件的审理环境、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其赋予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案件和剥夺某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案件的权力，是与《民事诉讼法》第18、19条抵触的。因此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把集中管辖制度从司法解释上升到民事诉讼基本法中予以规定。其限定集中管辖制度在涉外民商事诉讼的五个方面不适应入世后国际民商关系蓬勃广泛发展的需要，应增加补充弹性条款使其能与时俱进适用于新型的案件；排除适用于边境贸易纠纷似乎没有什么必要，此类纠纷也可进行集中管辖。[66]该《规定》将集中管辖制度类推适用于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间的区际民商事纠纷，没有注意到我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和区际管辖权问题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不妥，应结合我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和区际管辖权问题的实际特点，对区际民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另作具体的规定。

（六）对我国区际管辖权协调问题予以规制。香港、澳门回归后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正式成为司法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至今近7年来，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将集中管辖制度类推适用于我国区际管辖权问题，我国并无协调区际管辖权冲突的专门立法，这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区际民商事法律纠纷审判的需要。随着“泛珠三角洲”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区际民商交往的蓬勃发展，区际管辖权长期无法可依的不协调与混乱的局面，势必妨碍“一国两制”的实施和祖国的统一繁荣。故应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我国区际管辖权协调问题予以具体规制。[67]

（七）增加有关互联网跨国民商案件管辖权的规范。互联网无疑是21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大量的民商事关系将通过互联网形成，国际性的侵权、知识产权以及电子商务等网上纠纷如何确定管辖权，已成为当代国际民事诉讼法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时代课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在21世纪之初进行修改，理应反映E时代的特征就此作些探索与尝试，以便在世界民事诉讼法律之林中保持与泱泱大国地位相称的领先优势。[68]

[1] 蒋安杰：《法官的司法理念》，《法制日报》（理论专刊），2004年5月20日第9版。

[2] 蒋安杰：《法官的司法理念》，《法制日报》（理论专刊），2004年5月20日第9版。贺卫方教授还认为法院改革是作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司法改革不仅仅涉及到法院或司法机构，它还涉及到社会调整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改变，涉及到社会意识的改变，甚至是人们思想方式的改变。参贺卫方：《中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 参《肖扬在天津法院视察工作时强调加强司法理念创新》，《法制日报》2003年2月19日。

[4] [英]Dennis Lloyd:《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38页。

[5] 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是最高的本体，认识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他所谓的“理念”是指理智的对象或理解到的东西，是对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参全增瑕主编：《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6]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详细的评析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参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以下。

[7] 黑格尔认为：“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参[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8]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9] [英]Dennis Lloyd:《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38页。

[10] 参史尚宽：《法律之理念与经验主义法学之综合》，载刁荣华主编：《中西法律思想论集》，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江山：《中国法律理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作翔：《法律的理想与法制建设》，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蒋惠岭法官和中国人民大学范愉教授的研究比较深入。参蒋惠岭：《司法理念的基本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9701,6/9/2004.

[12] 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9701,6/9/2004。

[13] 参徐迈：《司法理念在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http://www.suzhoud.jcy.gov.cn/index.htm,6/9/2004.

[14] [徐立新：《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http://www.jslegal.com/asp/news/show.asp?,6/9/2004.

[15] 徐立新：《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http://www.jslegal.com/asp/news/show.asp?,6/9/2004.

[16] 李富金：《民事简易程序司法解释与现代司法理念》，http;//www.dffy.com/faxuejieti,5/30/2004.

[17] 参陈兴良：《21世纪刑事司法理念》，http://www.noeye.com,2004;徐国俊：《论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司法理念的转换》，http://www.xslx.com,6/9/2004.杨解君：《论行政法理念的塑造—契约理念与权力理念的整合》，《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8] 孙国华、杨思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兼与〈中美两国司法理念的比较〉一文商榷》，http://www.civillaw.com/wenzhang /default.asp?id=15339,6/9/2004.

[19] 参苏力：《法治的本地资源》，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0] 参黄进：《论当代法律的若干发展趋势》，《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

[21] 法律趋同化的理论请参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法律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25] 参李双元等：《关于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法律思考—国际私法基本功能的深层考察》，《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26] 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当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国家法官学院编著：《西部法官培训教材》。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也认为世界各国司法制度具有以下共同特点：“中立性”“独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公开性”“权威性”，参万鄂湘：《加入WTO与我国司法理念的更新及法制改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7] 参李双元等：《比较法与国际社会法律的协调发展》，载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法律的趋同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8] 参任际：《全球化与国际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29] 参李双元：《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0]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1] 参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中立》，《人民法院报》，2003年2月10日。

[32] 参万鄂湘：《当代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载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国家法官学院编著：《西部法官培训教材》，第46页。

[33] 参万鄂湘：《当代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载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国家法官学院编著：《西部法官培训教材》，第46页。

[34] 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当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国家法官学院编著：《西部法官培训教材》，第12页。

[35] 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当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西部法官培训教材》，第19页。

[36] 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当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西部法官培训教材》，第11页。

[37] 参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38] 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当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西部法官培训教材》，第19页。

[39] 朱亚峰：《树立文明司法新理念》，http://www.rednet.com.cn,6/9/2004.

[40] 参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页。

[41] 丘国中：《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及其完善》,http://www.ccmt.org.cn,5/30/2004.

[42] 我国最早提及“司法沙文主义”的著作是李双元：《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3] 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06页。

[44] 参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95页。

[45] 张茂：《美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46] 张茂：《美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47] 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95-198页。

[48] 该法第55条规定：“对于下列案件、匈牙利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可以行使专属管辖权：（一）有关匈牙利公民个人身份的诉讼，但是按照法令，外国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在此问题上作出的判决应予承认的场合除外；（二）有关匈牙利不动产的诉讼；（三）对匈牙利籍遗嘱遗下的匈牙利遗产的遗嘱检证诉讼；（四）对匈牙利国家、匈牙利国家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五）对作为在国外的外交代表或者有管辖豁免权的匈牙利公民提起的诉讼，根据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在外国是不能对这种人提起诉讼的；（六）有关取消在匈牙利发行的有价证券或证件的诉讼；（七）有关许可延长或终止匈牙利工业产权保护的诉讼。”

[49] 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17页。

[50] 有关“国际协调主义”的论述参谢石松：《国际民商事纠纷的法律解决程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2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02-906页。

[51] 除另有注明，本文引用的法规均来自李双元、欧福永、熊之才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2] 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75页。

[53] 关于我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社会普遍实践的比较研究，请参李双元：《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章。关于国际社会民事诉讼制度普遍实践的研究，可参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建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七章。

[54] 国际私法法典化趋势见肖永平：《论冲突法立法的法典化趋势》，载黄进主编：《当代国际私法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尽管，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已开创了民间立法的先河（参《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但国际私法法典化尚不为立法机关重视。

[55] 黄进、杜焕芳：《2002年国际司法实践述评》，《中国国际私法年刊》（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6] 费宗伟、唐承元主编：《中国司法协助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以下。

[57] 加入WTO对我国法律体系和制度的影响，参曹建明：《WTO与中国法治建设》，htpp://www.ccmt.org.cn,5/30/2004;陈光中：《WTO与我国诉讼制度改革》，http://www.ccmt.org.cn,5/30/2004;曹守晔：《中国入世对人民法院的影响》, http://www.ccmt.org.cn,5/30/2004。

[58] 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可参赵钢、刘学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常怡、陈鸣飞：《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及其框架》，http://www.procedurallaw.com.cn,5/30/2004.

[59] 当然，亦有学者基于诉讼法文化的本土性而对诉讼法的全球化理想表示怀疑，如莫诺•卡佩莱蒂就坚持：“我们也似曾相信，法律和诉讼程序是本地情形和国家特色纯粹的结果；而现在我们发觉，对法律和诉讼程序封闭的研究，局限于地方和国家之界限，是无法与当今时代日益高涨的国际化潮流相整合的。”参[意] 莫诺•卡佩莱蒂：《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0] 参韩德培在《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前言）的讲话，《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1] 当代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适用上已从合同扩张到侵权、继承、婚姻家庭等领域。参肖永平、胡永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载《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2] 参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63] 参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64] 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65] 参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网络　网络诉讼　管辖

绪言：网络改变了社会行为方式，每个人通过电脑就可与世界上任何地点进行信息交流。这一现实反映在法律领域上，使侵权行为发生地等传统概念产生模糊和动摇，对传统的司法管辖，形成巨大冲击。最尖锐的问题是，网络是全国性的、世界性的，任何发生在网络上的侵权行为，从理论上都有服从全国任何地方、世界任何地方法院管辖的可能。对网络侵权诉讼行为的管辖，甚至在网络发展最早的美国，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做法。法院在传统的有形世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管辖权，如何适应网上纠纷的发展，仍然是个全新的问题。

一、 网络的特性

网络空间是目前对Internet网在国际社会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活动场所，又相对独立的非地理空间的叫法。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了解Internet的本质，进而分析Internet冲击传统诉讼秩序的根本原因。网络空间具有三个主要特性：①

（一）客观性。网络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这并非是指构成网络外部条件的终端和线路、程序的存在性，而是指由这些外部条件支持着的独立的信息传播、交汇、衍生的空间的客观存在性。网络空间是不可视的，可视的只是具体信息在显示器的显示，但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存在，它和地理空间一样可以被感知，它是地理空间以电子为媒介的衍生和延伸，但决不同于地理空间。

（二）全球性。这是网络空间最重要的特点，也是据以产生大量跨国法律问题的基础。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使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六千万用户异常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彻底打破了地理空间上的有形界线，包括国界和任何地区界线。Internet用户可以自由地互相访问、交流、共享信息，开展跨国商业活动。Internet从形成时起就是跨越国界的，这正是它的价值和影响所在。网络空间的一体化的自由状态是其全球性的结果，随着加入Internet的地区和用户的增多，网络空间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充和膨胀。

（三）管理的非中心化。Internet核心技术本身决定了网络空间在管理上的非中心化倾向，Internet上的每台电脑都可以作为其他电脑的服务器（server），所以，在网络空间里没有中心，没有集权，所有机器都是平等的。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彻底地控制和有效地管理Internet，这正是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

二、 网络诉讼对传统管辖基础的动摇

传统司法管辖规则都是以具有很大确定性的地理位置、当事人的国籍或者以当事人的合意为识别因素来决定的。由于一般案件构成因素具有客观确定性，受诉法院根据一定的规则决定此案应由哪一国家管辖，进而决定由管辖该案的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法院管辖，在司法管辖权确定之后，根据法院地国冲突法规所指引的实体法，决定该案适用哪一个国家的实体私法规范。我国对民事案件的管辖制度，主要是从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和有利于法院进行审判以及保证审判工作的质量出发来加以规定的。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原则上也以地域权限的划分为根据，并且与确定国内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大体一致。②

在当今人类已步入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的今天，由于网络具有客观性、全球性、管理非中心化等特点，传统管辖规则至少面临着以下困境：

（一） 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使司法管辖区域变得模糊

就传统管辖理论而言，管辖区域是确定的，有明确的地理边界。由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上网后无论谁点击任何地区或国家的网站就可进入，这种行为彻底打破这种空间上的有形界线。作为管辖根据和连接点的行为地与管辖区的确定的联系性降低。仅靠一国无法对私人行为进行控制，仅凭行为地也无法确定地知道其案件的管辖国家、地区及所适用的法律。Internet中，私人主体与其行为的这种无限分离的特性，使传统的司法管辖规则丧失，难以起到其固有的规范功能。③

要在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空间中划定界线，这是传统司法管辖权面临的困境。某一法院到底对网络空间的哪一部分享有管辖权，或者是否对网络空间的全部享有管辖权，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将这一困难作为技术问题推给负责举证的当事人似乎是办法之一，但法院至少应决定当事人必须证明什么，而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的判断又依赖于法官对网络空间所持的态度和标准。

就网络空间中的活动者而言，他根本无视网络外地理边界的存在，一旦上网，他对自己所进入和访问的网址是明确的，但对该网址和路径所对应的司法管辖区域则难以查明和预见。某一次具体的网上活动可能是多方的，活动者分处于不同国家和管辖区域之内，这种随机性和全球性使几乎任何一次网上活动都　可能是跨国的，从而影响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判断网上活动发生的具体地点和确切范围是很难的，将其对应到某特定司法管辖区域之内就更难了。

从以上情况可见，由于界限的模糊，当法院管辖网络诉讼案件时，它很可能在行使一种模糊的管辖权。

（二） 新理论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司法管辖权

纠纷是在网络的活动者之间发生的，因此“网民”是潜在的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持否定态度，法院的管辖权就有被“架空”的可能，因为没有原告的，诉讼就不能开始。当多数网络的参与者都不将争端提交到任何法院，不但管辖基础的问题谈不上，连法院的主管都变得极其危险。这种基于网络空间的非中心化产生的新理论认为网络空间正形成一种全球性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有自己的组织分工、价值标准和规则，完全脱离于政府而拥有自治的权利，网络之外的法院的管辖当然也被否定了。④

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坚持，但已脱离了Internetr的基础。我们知道，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可以对法律产生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法律，但永远不能代替法律，同样，自律管理也不可能替代法院的公力救济。网络空间和法院管辖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在相互联接上存在着难度而已。

（三） 网络空间的不确定性使传统的管辖基础陷入困境

当事人的住所、国籍、财产、行为、意志等因素之所以能成为管辖的基础，是因为它们和某管辖区域存在着地理空间上的关联，如住所和财产的座落、行为的发生、国籍的归属、意志的指向等。然而，一旦将这些因素适用到网络空间，它们与管辖区域的地理空间的关联性顿时丧失。你无法在网络空间中找到住所、有形财产，也难以确定活动者的国籍或一次远程登录发生的确定地点，你只能知道某一对象的存在和活动内容，根本无法确认登陆者的身份。

管辖总是以某种相对稳定的联系作为基础，网络空间的不确定性使网络活动本身几乎体现不出任何与网络活动者有稳定联系的传统因素，即使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查明，使之适用于当事人的网络活动也往往会丧失合理性，而且，这时已不是Internet所带来的管辖权冲突问题，而纯粹是地理空间的管辖权规则的具体适用问题。⑤

虽然传统的司法管辖权和管辖基础已受到如上的挑战，但各国法院仍旧步履沉重地对网络空间发生的种种争端继续实施着管辖。在新的司法实践中，旧的规则会得以发展，久而久之，新的规则和理论也会创设出来，我们应该从“网络大同世界”的梦幻中摆脱出来，关注一切有价值的法律创建。

三、 新管辖模式分析

（一） 新模式

网络非中心化倾向表现为每个Internet使用者只服从他的Internet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的规则，ISP之间以协议的方式来协调和统一各自的规则，就象协调纯粹的技术标准一样。⑥也就是说网络成员之间的冲突由ISP以仲裁者的身份来解决，裁决也由ISP来执行。新理论认为在网络空间中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这一社会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价值标准和规则，完全脱离于政府而拥有自治的权力。

新理论倡导者的观点未免有些偏激，它完全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即ISP之间制定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的权力与国家制定法律进行管辖的权力。尽管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法律，但它们却永远不能代替法律，同样，自律管理也永远无法替代法律的公力救济。网络空间与法院管辖之间并不应是对立的，而应是用法律来保障网络空间的自由发展，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相融，而最大限度的保护网络的发展。

（二） 管辖权相对论模式

为解决管辖权的困境，包括各国管辖权的冲突和继之而来的判决执行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了管辖权相对理论。该理论认为：

第一，网络空间应该作为一个新的管辖区域而存在，就象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和南极洲一样，应在此领域内建立不同于传统规则的新的管辖原则。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二，任何国家都可以管辖并将其法律适用于网络空间内的任何人和任何活动，其程度和方式与该人或该活动进入该国家可以控制的网络空间的程度和方式相适应。

第三，网络空间内争端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网络的联系在相关的法院“出庭”，法院的判决也可以通过网络手段来加以执行。由于考虑到让一个身居亚洲腹地的人到美国的某地方法院出庭有违合理性原则，法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召开听证会来行使管辖权，而后运用网络过滤器(filter)或清除器(cancelbot)来执行判决，这个过滤器或清除器可以追踪和阻碍该人以后发送的同类信息⑦。这一理论旨在通过技术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技术带来的司法困境，各国对作为整体的网络空间的管辖权大小取决于该国接触和控制网络的范围和能力。

不可否认，这一理论有其设想的合理性，它对于解决信息本身的合法性和控制的问题应该说是有一定作用的。然而，网络空间争端的形式有很多，管辖权相对论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部分，而多数争端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都必须在网络空间之外的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

我们不难看出，该理论仍然是意欲通过技术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技术所带来的法律问题。而且从这一理论的内容，我们似乎也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各国对网络空间管辖权的大小取决于该国接触和控制网络的范围和能力。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此看来，新的管辖理论多是欲以技术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法律问题，或者是欲以行业自律代替法律的公力救济，我以为这无论是在目前，还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都是不现实的。当前世界上也存在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自律性组织，但是依然没有哪一个可以脱离法律的控制，自律性组织可以制定行业规则，可以自我约束，可以对违反行业规定的个人或单位进行一定的行业内部的制裁，但这不等于自律性组织可以无视法律，排除法律的管辖。因此，将网络空间看作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完全脱离现实的物理空间是不切实际的，就好比网络侵权行为是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但是受影响的人并不生活在网络中。因此，或许我们更该考虑如何在传统规则的框架内解决新问题。当然，针对网络空间中的一些特点制定与其相适应的、以一定技术基础为依托的法律规则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网址构成新的管辖基础模式

这种理论认为网址存在于网络空间中，其在网络中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在一定时间内网址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在网络空间的位置是确定的，网址在网络空间的地位，类似于依据在地理空间的地址。其次这种理论还认为网址和管辖区域有一定的关联度，特别是与提供网址的ISP所在的地理区域有密切而充分的关联，网络活动参加者的行为都是通过网址而进行的。⑧现代国家是对地球上四维空间的划分，因此有人认为一案件由哪个国家管辖，必须由案件本身所具有的识别因素来确定，将网址作为案件的识别因素就是因为网址具有与网络活动参加者及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定的联系，可以将网络中的事实转化为地理空间的事实，但是网址毕竟不能等同于地理空间中的依据或居所，它是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以一定长度和格式表现的数码，它虽有区别和标识网络系统定对象的功能，但其表现形式和功能是复杂的。另外，作为侵权案件的主要识别因素－－侵权行为地，用网址也难以确定。如被动地保留一个可以被网络用户访问的网址，并在其上提供有碍他人权利的信息服务的行为，以及主动地向特定的或不特定的网址发送侵权的信息的行为。在这类情形下网址的确定性就变得十分模糊；把传统的地理空间的行为理论扩大解释到网络的虚拟空间是不合适的，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活动是难以辨别的。美国的司法实践曾试用这一理论，从美国实践看网址作为识别因素的做法也并不成功。

四、 作为网络管辖权根据的相关考虑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管辖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仅仅被告在网路上出现的事实能否成为管辖权行使的充分依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依靠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国对于管辖权根据的确定的态度。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不论在传统上已采用何种原则为主来确定国际民事诉讼法院管辖权，但都在不断的发展，都在一定条件下设法扩大自己的管辖权。”⑨ 对于这种趋势，尽管我们多站在国家的角度提出批评，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又为外国人和内国人提供了诉讼上的便利，反映了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的发达。⑩ 这种观点在解决网络管辖权问题中也是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的。

首先，在考虑网络管辖权这一问题时，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网络全球性”的特性决定了在专门为网络“量身定做”的法律规则出现之前，⑾ 任何国家都很难在网络中划清明确的界限，因此完全照搬传统的管辖权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同时，由于新规则的缺乏，通过法律解释等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将旧有的规则适用于网络案件又是必然的选择。

其次，上述的趋势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随意放弃扩大管辖权的机会，只要这种管辖权的行使对于本国是有利的。这一点在网络中也如此。无论是我国法院的一些判决，还是美国的司法实践，都表现出法院在试图为对案件行使管辖权而寻找根据的努力。

再次，在适用传统规则之中，新的管辖根据能否出现，即网址能否构成新的管辖根据。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只是刚刚开始学理的探讨，⑿ 而美国法院一系列的司法实践，已使相应的规则逐渐成熟起来。（1）仅有网址存在并能在法院地被接入这个事实不足已构成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充分根据，这是法院在一系列实践之后的一种审慎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实际上限制了管辖权的扩大，但是对于建立统一的规则却是十分有益的。（2）考虑网址能否构成新的管辖根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于“消极存在的网址”与“积极存在的网址”的区分。对于前者，由于消极存在的网址（也可以说是静态存在的网址），只起到一种广告，传播消息的作用，而不符合美国“长臂管辖权”规则下对“与法院地有营业活动”的要求，因此法院没有充分根据行使管辖权。但是，即使对于消极存在的网址，法院往往会找到除了网址存在之外的其他因素来证明“营业活动”的存在，而满足了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这些因素，正如上述分析的那样，主要包括：通过网址以外的途径而和法院地有信件、会议、谈判或其他的往来能证明被告试图在法院地从事营业活动；或者被告已事实上与法院地居民订立了订购合同等。对于后者，如果营业活动能直接通过互联网完成，或者被告为招徕生意之目的而在网址上提供了能与用户交换信息的手段，可以推测出被告有意识的将自己置于法院地的司法管辖之下，因此法院行使管辖权被认为是适当的。但是，即使这样的区分，界限也不是十分明确的。例如被告在网址上提供了E-mail地址，免费电话号码或其他使得用户能够进一步与被告联系的方式，那么该网址是消极存在的还是积极存在的呢？这种情况下，法院只有结合其他因素来判断了，由于仍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法院的结果还处于摇摆之中。

无论如何，丰富的实践使得在网络管辖权这个问题上，美国法院正在发展出越来越细化并逐渐固定的规则，以努力减少不同法院做出不同判决的可能性。这其中判例制度（或法官造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规则，和发展规则的方法本身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本人对于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观点如下：

1、原告住所地优先原则。

(1)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合理性。

第一，与网络侵权有关联的参数诸如网址、服务器所在地、侵权人数量、终端设备所在的等很不稳定或难以确定，而如上文所述“原就被”原则面临的困难，被告住所地再作为确定管辖的连结因素的基础亦已不复存在，而原告住所地既是确定的，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保护受害者、节省诉讼成本。

第二，网络的全球性特点，导致网络侵权常常表现为跨国纠纷，在承认第一点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国公民利益，有必要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的基础。

第三，原告住所地与网络侵权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从网络侵权的发生来看，侵权人实施侵权，明知该侵权行为将涉及被侵权人所在地，而被侵权人常常是原告，同时，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基础是合理的。

(2)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优先性。

笔者认为，网络侵权依靠网络技术实施，从选择的便利上看，确定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可以避免寻找侵权行为发生地、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技术难题，因而最具效率，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而原告所在地在时是唯一的，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不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告住所地如何理解的冲突。另外，因为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由原告所在地优先管辖，可以使受害者的权益损害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弥补，有利于保护社会权利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中，原告住所地管辖应当作为优先的原则。

2、侵权行为地管辖。

(1)在网络条件下，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侵权纠纷仍然实际可行。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关于“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详述。笔者认为，侵权行为地管辖作为传统管辖的普遍原则，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观念，同时法院审理案件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没有更好的管辖基础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摒弃。因此，当原告住所地法院被认为是“不方便法院”(下文详述)时，侵权行为地可以被援用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管辖的实施难度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

(2)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

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可以在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中作为参考因素：

①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根据前文关于网络侵权行为过程的分析，在一个侵权行为实施过程中，通常要涉及计算机终端、ICP服务器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网络侵权行为以数据复制或存储的形式被记录，并能通过技术手段被感知。从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来看，IAP服务器、DNS域名服务器、节点计算机设备、网卡、MODEM等网络设备上的数据存储和复制是随机的、动态的和临时的，类似于计算机缓存，随时会被覆盖和更新，而在终端计算机上和ICP服务器中，除非有意识地删除，数据将保留较长的时间，因此相对稳定。而侵权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侵权人积极实施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受害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其感知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ICP服务器则是侵权行为在网络空间得以完成的终点，也是侵权结果在网络上被感知的起点，可见实施和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与网络侵权行为存在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将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作为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是合理的。

②侵权人的有意利用。“有意利用”即“有意接受”，但笔者认为“有意利用”的表述更能反映侵权人实施侵权和被侵权人发现侵权行为内容时与ICP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具有主动性的特点。在美国的“最低限度接触”理论和实践中，“有意接受”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和实践值得各国立法予以借鉴。传统民法学的观点认为，普通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要件之一。只要深入理解，不难看出这一要件的内涵实质上可以表述为：侵权行为人只应当对自己意识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作为侵权行为形式的数据流可能在不同的ICP服务器中发生存储和复制，从而存在多样性和扩散性。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案例：甲未经乙的许可，将乙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A网站，后由丙转贴到B网站上，乙在B网站上读到被侵权的作品。这一假定的案例中，网络侵权行为的数据流同时在A和B的ICP服务器上被复制和储存。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于A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存储显然是积极的和有意指向的，因而应当是“有意利用”，而对于B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储存，显然不是“有意利用”。乙在阅读作品时“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则刚好相反。因此，笔者认为，在以服务器作为侵权行为地的参考要素是，是否“有意利用”是应当被考虑的因素。

(3)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的确定

①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侵权行为是行为人所为，其所为通过一定的计算机设备进行。因此，侵权行为实施地的确定应当以被告为中心，以实施复制、传输等侵权行为的设备为线索，认定其所实施侵权行为的地点。”(13)笔者认为，以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终端设备、ICP服务器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侵权行为人中心，以"有意利用"作为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把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是合乎逻辑的。

②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是指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被侵权人有意利用的、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ICP服务器所在地。侵权行为以损害被侵权人的利益为特征，通常可因其影响被侵权人的程度不同而判断损害的大小，因此，侵权结果与被侵权人密切关联，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的确定，应当以被侵权人为中心进行判断。以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终端设备、ICP服务器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被侵权行为人为中心，以“有意利用”作为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理所应当确定为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被侵权人有意利用的、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ICP服务器所在地。

曾经有学者提出，以原告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或服务器所在地为确定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的标准，原告可以随便通过公证从任何地方下载相关的网页、邮件资料，从而将使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无限扩大，导致全球的法院均有可能管辖特定的案件。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文主张的原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有序管辖已经使得侵权行为地管辖只能基于“不方便法院”才能适用，这一担忧因素真正成立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本文提供的解决方案中，被告得以“不方便法院”作为对原告选择的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已经有效防止了原告的滥诉。另外，在存在同一级别的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基于传统的管辖理论，先受诉法院取得管辖权，而其他法院则自动丧失了管辖权。因此，这种担忧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4)不方便法院。

“不方便法院”理论是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涵义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原告可自由选择一国法院而提讼，他就可能选择对自己有利而对被告不利的法院。该法院虽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但如审理此案将给当事人及司法带来种种不便之处，从而无法保证司法的公正，不能使争议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此时，如果存在对诉讼同样具有管辖权的可替代法院，则原法院可以自身属不方便法院为由，依职权或根据被告的请求作出自由裁量而拒绝行使管辖权。”(14)不方便法院理论认为，被告以原受理法院系“不方便法院”为由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有充分可替代法院，充分可替代法院的条件包括：(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2)与诉讼关系密切。第二，不违背公共政策。(15)

笔者认为，“不方便法院”理论是解决原告滥诉的有效策略，并且其适用并不违背传统的“关联性”标准，完全可以在国内诉讼和网络相关争议的诉讼中推广。尤其是在原告住所地优先管辖原则下，显得十分必要。在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可能导致管辖权扩散的情况下，同样也是避免原告滥诉的有效办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网络侵权诉讼案件应当由原告住所地法院优先管辖，在原告住所地法院系“不方便法院”的情况下，可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原告认为被告提出的替代法院系“不方便法院”的，即使在坚持主张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情况下，也可以提出其认为充分可替代法院的名单作为候补。为了避免管辖异议的反复，原告提出充分可替代法院的名单的时间应当限定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合理期限内。原、被告对于各自提出的不方便法院主张及充分可替代法院负有证明的义务。

互联网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无疑对现存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对此做出回应，如果忽略了实践的可操作性，理论就会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又苍白，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通过个案而逐渐创建的规则将会是真实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如何引导中国的法院也走上这一过程，却是我们在文章之外也应作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在《Internet及其背后－－公共政策与线上世界》中提到了Internetr 的诸多技术特性，本文网络空间特性是在对其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

②　《国际私法》，李双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53页。

③　《Internet侵权案件的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冯文生，《法律适用》1998年第9期，第17页。

④　《网络侵权的特点及其管辖权确定》，曹雪明，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19日。

⑤《试论Internet案件的司法管辖权》王德全 　 /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112

⑥　《网络空间的立法和执法》“Lawmaking and Law Enforcement in Cyberspace”by David R.Johnson见于网址：///Pub/Legal/.

⑦　Jurisdictional Quid Pro Quo and the Law of Cyberspace,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见于网址：/pub/Legal/.

⑧　《Internet侵权案件的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冯文生　《法律适用》1998年第9期第19页。

⑨　参见：李双元主编《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⑩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主要由专属管辖、平行管辖和排除管辖三方面构成，各个国家若都能适当扩大平行管辖的联系因素，从而减少自己的专属管辖和排除管辖的情况，显然是会更有利于国际民事争议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的。同上，第130-131页。

(11)　这种规则的出现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任何国际统一实体规则或同一程序规则的出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并且国际私法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跨区域的多边性国际统一实体法的发展将趋于停止，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多边国际统一实体法和双边性国际统一实体法。”（参见：邓正来编著《昨天 今天 明天——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7-178页。） 因此在此之前，国内立法与实践将对于规则的建立起决定性的作用。

(12) 有观点认为，与当事人有关的任何因素要能成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因素自身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稳定性，至少是可以确定的；二是该因素与管辖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度。从这两点考察，网址成为新的管辖权基础原则上是可以被认可的。参见刘满达：《网络商务案件管辖权的实证论析》，载自《法学》，2000年第2期，第39页。另见王德全：《Internet引起的国际私法问题》，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五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13)　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2版，第250页。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2篇

一、 对我国级别管辖的一般分析

级别管辖，是法院系统内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的管辖制度。级别管辖的规定，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法院体系中，一般都有几个不同等级的法院结构。级别管辖制度，就是要确定在本国范围内的所有民事第一审案件应该由本国哪一个等级的法院来具体行使审判权，也就是在法院系统内部从纵向上对不同级别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进行划分。

制度的设立，应当与制度所解决的问题相适应。如果要在所有的不同等级的法院之间进行分工，不同等级的法院，应当根据其审判能力与职责的不同，分别受理不同性质或疑难程度不同的第一审案件。从一般意义上讲，高等级的法院要较低等级的法院审判能力更强，所担负的职责更重，因此所管辖的案件也要比低等级的法院所管辖的案件重要。出于此考虑，法律上可以确定一般的民事案件由低等级的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而案情复杂或涉及利益重大的案件由相对高一点等级的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8条，除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外，其余的第一审民事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案件:(一)重大的涉外案件:(二)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依据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包括:专利案件、海事案件、海商案件、涉及港澳台的重大案件。此外，经济纠纷的诉讼案件的诉讼单位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经济纠纷双方当事人争执标的数额较大，案件比较复杂的，也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为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有两类:第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第二，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在《民事诉讼法》中，与级别管辖制度有直接联系的一项制度是管辖权转移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管辖权的转移有下列几种情况:第一，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认为由自己审理为宜，而决定调上来由自己审理，从而使案件的管辖权由下级人民法院转移至上级人民法院;第二，上级人民法院对自己管辖的案件，认为由其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为宜，而决定送交其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管辖权因此由上级人民法院转移至下级人民法院;第三，下级人民法院对自己管辖的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同意后，管辖权由下级人民法院转移至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权转移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在特别的情况下对级别管辖的调节，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

从上述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主要是以案件的性质、案件影响范围的大小与法院等级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来确定级别管辖。所谓案件的性质，是指依据诉讼标的的内涵所确定的案件的属性。如诉讼标含有涉外因素的，就属于具有涉外性质的涉外案件，诉讼标的涉及人身关系的，就属于具有人身关系性质的案件，等等。在我国，在案件性质方面，主要是考虑涉外纠纷、海事纠纷和专利纠纷，对人身关系纠纷没有予以特别的考虑。所谓案件的影响大小，则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案件本身涉及的人或事;二是案件处理后有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三是案件所涉及的诉讼标的额的大小。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按诉讼标的额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管辖，但在司法解释中或诉讼实践中，诉讼标的的大小是作为案件影响的大小的一个因素来考虑的。从上述有关级别管辖和管辖权转移的规定中，我们还可以概括出我国级别管辖的特点:第一，我国的各级法院—从基层人民法院至最高人民依法都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第二，级别管辖的划分上重点在于区分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分工，这与立法上考虑将绝大多数案件的一审由这两个等级较低的法院来负责有直接的关系;第三，级别低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地域范围相对较窄但实际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量较多，级别越高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地域范围较广但实际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量较少。这与立法上考虑到不同等级的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职能应当有所差别有关，低等级的人民法院主要负责案件的具体审判工作，较高等级的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对案件的审判进行监督和业务上的指导。第四，法律上除了对不同等级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有原则性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调整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的管辖权。

那么，这些特点在实践中是否充分表现出来了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级别管辖制度在实践中运行的情况。笔者检索了历年的中国法律年鉴，没有找到关于我国不同等级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案件的比例数字。但从笔者接触的若干法院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占所有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95%以上，高级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占所有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0.1%以下(实践中各高级法院民事审判庭一年受理的一审案件不超过20件)，最高法院至今没有受理过一起第一审民事案件。在管辖权转移制度的适用上，主要也是存在于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之间，而中级法院与高级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转移的使用比较少，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基本上就没有适用过该制度。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是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的，极少部分是由高级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最高法院实际上没有作为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管辖权转移制度实际上也只是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之间发挥作用。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是，法律有没有必要规定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作为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确定级别管辖，除了考虑案件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法院等级的关系之外，还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二、 对我国级别管辖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我国法律上规定的级别管辖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呢?就这一问题，我国不少民事学者和司法工作者曾发表过不少的看法。这些作者对级别管辖存在的不足与弊端及改进建议的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级别管辖的标准不明确或不够明确。主要表现在以案情是否重大、影响面是否大为划分级别管辖标准，何为“重大”和“影响大”界限比较模糊，不容易掌握。因此在实践中推行起来不严格，对当事人而言如何确定管辖法院不方便。对此，文章论者多数建议以诉讼标的额大小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以方便执行。[1]第二，管辖权转移制度的设立，尤其是管辖权转移制度中的‘.上级移转下级”的规定，违背了确定级别管辖的原理和级别管辖制度设立的初衷。管辖权转移制度的上述缺陷，导致级别管辖运用的混乱，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对此，文章论者多数建议取消管辖权转移制度中的“上级移转下级”的规定，或是严格限制管辖权转移制度的适用，增加管辖权转移得以双方当事人申请为前提或以双方当事人同意为条件。[2]第三，对级别管辖的确定，尤其是通过管辖权转移所确定的级别管辖，当事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由此导致当事人或法院规避级别管辖—实质上突破级别管辖的规定，在程序上严重损害了一方当事人地利益，并进而损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3)第四，由于级别管辖，下层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严重的残缺和不确定，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受到了侵犯。论者认为，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很多案件基层法院是不能够审理的，特别是在民商案件和经济案件中，各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制订了一些管辖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有利于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实际上就是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民事、经济案件由它们的上级法院来确定的，这就严重地侵犯了基层法院的司法权。闻第五，如果从制度逻辑上来分析，级别管辖—至少在中国—也更容易导致腐败。论者认为，由于法院系统的结构成金字塔形，基层法院的数量众多，潜在的案件各方当事人事实上不大可能同数量巨大的基层法院法官都建立起稳定的可依赖的关系;既然越向上法院的数量越少，法官的数量也越少，只要有利可图，潜在的案件当事人就越有可能先搞定上级法院或上级法院的法官，从而导致腐败。第六，级别管辖使得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论者认为，现在许多重大的经济案件，一般来说关系比较复杂，商业纠纷比较大，涉及的各方利益比较广，因此这些案件都由高级法院或者中级法院来审理，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很难有机会审理现代的商业案件，因此，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基于第四、第五、第六点的理由，论者建议“应当废除或者是大大弱化级别管辖”。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指出了我国级别管辖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从另外的一些角度进行分析，这些观点同样可以被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认为我国级别管辖标准不明确，从法律条文来看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有关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就这个问题作了规定，确定各地高级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等级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具体标准，其中诉讼标的额的大小被确定为主要的标准。实际上，法律条文之所以不将诉讼标的额的大小规定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并不是立法者对此没有认识，而是中国的客观实际使然—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法律上将诉讼标的额的大小确定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各地不同等级的法院实际受理的第一审案件在数量上必将出现极大的差别，形式上统一标准，导致了实际上的“不标准”。其次，上述认为我国管辖权转移制度存在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我国管辖权转移制度存在一定的误解。如上文所述，管辖权转移与级别管辖关系密切，级别管辖是在一般情况下对不同等级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的确定，体现的是立法的原则性;管辖权转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级别管辖规定进行调整，体现的是立法的灵活性。原则性的规定保证了在通常情况下管辖制度设立得具体、明确，便于适用;灵活性的规定保证了特别情况下管辖制度适应复杂的诉讼实践的需要。简单地说，管辖权转移制度的设立，不仅不违背级别管辖的原理，不违背级别管辖设立的初衷，而且还是与级别管辖相协调。管辖权转移与级别管辖的有效协调，有利于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使案件在管辖的分配上更趋于合理。前述文章论者所描述的情况，在实践中是存在，但主要问题是司法者没有严格的依法行事。此外，上述论者所指出的实践中存在的法院利用管辖权转移制度，规避级别管辖制度;上级法院利用管辖权转移制度冲击乃至侵蚀下级法院的司法权等问题，其主要的原因同样属于司法者的问题，立法不是主要的原因。级别管辖在实践中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司法者没有真正的理解和贯彻立法的精神，都好比是“歪嘴和尚念错经”。第三，上述论者关于级别管辖更容易造成腐败以及级别管辖导致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的观点，笔者不赞同，因为其所描述的情形与所遵循的逻辑，与中国现实情况基本不相符—中国司法腐败现象不是论者所想当然的情形，基层法院法官审理的案件也要较论者所想象的丰富得多。换句话说，上述论断，不大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缺少说服力。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上述论者的论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司法层面，而不是立法本身;立论主要是对现象的分析，而对制度内在关系缺少深人的解剖。因此，要分析级别管辖的弊端，分析一下法制相对比较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根据管辖制度构建的原理，对立法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可能是个相对比较好的途径，所得出的结论相对会更有说服力。

三、一些国家相关管辖制度的规定

(一)美国

法院组织体系由联邦法院体系和州法院体系共同构成，形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司法组织体系。美国联邦法院分为三级，分别为联邦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就民事诉讼而言，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管辖的案件，几乎全部是上诉案件。同时，联邦宪法还赋予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一定的一审管辖权，即对涉及各州和外国外交人员的案件，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可以作为初审法院来进行审理。但实践中很少运用。[3]联邦地区法院是联邦法院系统中的基层法院，也是大部分案件的初审法院。美国大多数州法院系统和联邦法院系统保持了一定的一致性，均设立三级法院: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有些州为了分流案件和方便当事人诉讼，对初审法院进行了细分，将其分为高级初审法院和低级初审法院。低级初审法院包括县法院、乡镇法院、治安法官法院等等。它们主要处理小额诉讼案件、一般侵权案件等民事案件。高级初审法院是通常意义上的基层法院，它可以作为除了由法律规定应当由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之外的所有案件的初审法院。在低级初审法院和高级初审法院的关系上，大多数州规定当事人有选择权，即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将自己的案件提交到哪一初审法院进行初审。同时有的州还规定，高级初审法院负贪审理对低级初审法院审理的某些允许上诉案件的上诉。但这种上诉不是审级意义上的上诉，而是对案件的重新审理。州上诉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一样，主要负责对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审。州最高法院对于本州的大部分案件具有终审权。在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如果协商一致后，可以经过法定程序跃过上诉法院，直接提交到最高法院进行审理。

(二)英国

英国的法院系统是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来进行组织设置的。与我国不同，英国的法院往往并不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都具有审判权，而是分为刑事法院系统和民事法院系统两大体系，各自行使审判权，审理各自的案件。英国民事法院系统由数个级别的法院和机构组成，分别为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民事分院、上议院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4]

郡法院是负责审理绝大多数的民事纠纷，这些纠纷的特征是标的较小，一般不超过500英镑，根据法律规定，郡法院能够受理的案件的标的额最高不得超过5000英镑。除此之外，郡法院还负责追索土地的地产案件、婚姻和继承案件，以及部分海事案件和破产案件。高等法院是居于郡法院之上的民事法院。它包括若干个分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个分庭:一是王座法庭，主要负责对各种标的额较大的合同、侵权等民事案件进行初审，以及对郡法院裁判提出上诉的民事案件进行复审。一是大法官法庭，它是历史上衡平法院的继承者，主要负责对破产案件、公司、税务、财经、托管执行、监护和专利、抵押物拍卖等案件进行初审，同时对于郡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的上诉进行复审。三是家事法庭，主要审理婚姻、继承、收养等家事案件，并且负责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特别案件。此外，高等法院还包括贸易限制法庭、海事法庭等专门法庭，对部分案件进行专属管辖。上诉法院民事分院，负责审理来自高等法院各分庭的全部上诉，它主要负责对上诉案件的法律审查。上议院是民事案件理论上的终审法院，该法庭只负责审理对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法律问题。因此，一般的案件在申请上诉时，很可能得不到上议院的批准，从而无法向上议院提交。此外，向上议院上诉将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在现实中很少有案件能够提交到上议院。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负责来自英国教会法院、殖民地、保护国、托管地的所有上诉案件的终审法院。因此，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负责将英联邦国家中希望将案件提交到英国上诉的案件进行审理的终审法院。

(三)德国

同美国一样，德国也是一个联邦国家。然而在法院的纵向组织结构上，德国并没有采用美国式的双轨制法院体制，而是将所有的法院全部纳入到由联邦法律建立的联邦法院结构之中，实行单一制的法院组织体系。民事案件主要由普通法院系统审理。

普通法院分为四级:1.地方法院。是德国的基层法院，就民事案件而言，它受理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民事案件，同时，它也可以受理婚姻、继承、破产等类型的案件。2.州中级法院。它居于地方法院之上，一方面负责对不属于地方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进行初审，这类案件主要是指标的额较大的民事案件;另一方面负责对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进行复审。3.州高级法院。它主要负责对州中级法院的审判不服而提出上诉的案件进行复审，因此具有上诉法院的意义。〔8J4.联邦最高法院。它是普通法院系统中的最高法院，而不是德国所有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它也是普通法院系统中的终审法院，对下级法院裁判提出上诉的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另一方面，它也负责部分再审案件的审理。

(四)日本

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所有的司法权归属于最高法院和根据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日本的《裁判所组织法》对法院的设置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全国设立最高法院1所，高等法院8所，还有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单法院若干所。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单法院共同构成日本的下级法院，与最高法院相对应。

最高法院，也称最高裁判所，它是日本最高审判机关，其主要职权是对一切案件的终审权，不审理一审的民事案件。高等法院主要是作为上诉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主要是对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审理的案件不服而提起的上诉或飞跃上诉的案件，不审理一审民事案件。日本一审民事案件由简易法院和地方法院受理。90万日元以下的案件属简易法院，90万日元以上的属地方法院。90万日元以下的不动产案件简易法院与地方法院共同管辖。闭家庭法院在设里上与地方法院基本保持一致，家庭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包括:离婚案件、遗产分割案件、监护权案件、收养案件等。

(五)法国

民事案件的第一审由第一级法院审理。第一级法院包括通常法院(dedroiteommun)与特别(d’exeeptinn)法院。通常法院只有一种，即大程序法院，负责一般案件的第一审。特别法院受理的动产、债权案件的诉讼标的金额在3500法郎以下的为终审审理。1万法郎以下的为第一审审理。1万法郎以上属于大程序法院管辖。法国的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不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综上所述，这些国家关于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有下列特点:第一，有的国家设立有级别管辖制度(比如德国、英国)，但原则上只在低等级的法院之间进行一审民事案件管辖的分配，高等级法院不作为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第二，部分国家不设立级别管辖制度(比如日本、法国、美国各州)，但不同性质或不同重要性的民事一审案件在同一等级但作用不同的法院之间进行分配。总之，在发达国家.民事案件的一审基本上由初级法院管辖，高级法院一般不管辖一审民事案件，立法上淡化级别管辖的划分。

四、消弱或淡化级别管辖所考虑的因素

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立法上淡化级别管辖，是综合考虑了管辖的愈义、审级制度、不同等级法院的功能等因素。这样的一种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管辖制度的设立，目的是确定一个具体的案件由一个法院具体地行使审判权，其意义在于明确当事人发生民事纠纷之后可以到哪一个法院请求司法保护，明确对一个具体的案件而言哪一个法院能具体行使审判权。因此，在管辖制度的设立过程中，要遵循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法院审判、保障案件的公正审判等原则。方便当事人诉讼与方便法院审判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就地审判’，，即案件由当事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就不同等级的法院所在地与当事人居住地而言，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居住地离低等级法院所在地最近，离高等级法院所在地相对较远。因此，由低等级法院作为一审案件的管辖法院，对当事人进行诉讼和法院进行审判而言，都是最为方便的。从查明案件事实角度上讲，离当事人住所地最近的法院相对也是最为有利的，进而也有利于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此外，原则上确定一审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管辖法院，使得案件的管辖十分明确，在不同等级的法院之间也就不会产生管辖权争议，这也大致可以认为是在管辖制度中淡化级别管辖或不确定级别管辖的一个好处。

审级制度的设立无疑对管辖制度的设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目前实行四级两审制，案件的终审法院往往是级别较低的中级法院，这对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十分不利，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撰文提出了批评意见，进而建议在我国设立三审终审制。如上所述，在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实行三审终审制，这对保障国家的司法统一和法律的统一适用，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国家，法院系统多数也是分为三个等级，因此，为了保障三审终审的有效实施，这些国家原则上都将案件的一审管辖权赋予最低等级的法院，这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淡化级别管辖乃至不规定级别管辖的原因之一吧。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在呼唤着民事诉讼三审终审制度的建立。可以断言，在中国建立三审终审制，是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制度将在不远的将来变成事实。基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依据审级制度构建的原理，在中国确实有必要淡化级别管辖制度，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民事诉讼法》中，取消高等级法院(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对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以保证三审终审制的有效实施。不同等级法院的功能对管辖制度设立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同等级的法院，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般而言，低等级的法院，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解决纠纷，因而对案件的审理不仅要关注法律的适用，同时要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因此低等级的法院一般作为案件的初审法院;相对高等级的法院具有监督下级法院审判活动和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性的功能，因而对案件的审理主要是关注法律的使用，监督下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违法，因此相对高等级别的法院一般作为案件的上诉法院，负责上诉案件的审理;最高等级的法院的职能不仅在于作为一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更为尊要的功能是通过审判活动，总结司法经验，对法律的适用进行司法解释，保障国家法律在司法过程中的统一实施。因此，在立法上，最高法院一般作为案件的终审法院，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一般都严格控制进人最高法院进行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案件进人最高法院的下一级法院审理时就归于终结。

结论:第一审案件原则上由基层法院行使管辖权

以上对我国级别管辖的内容和我国级别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了解了一些国家相关管辖制度的规定，讨论了消弱或淡化级别管辖所考虑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级别管辖制度是不科学的，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作为一审案件的初审法院，不利于审级制度的有效贯彻，也与高等级的法院所承载的功能不相适应;以一些在案件审理之前无法确定的因素作为级别管辖的标准，过细地划分级别管辖，反而容易导致管辖的不明确，引发管辖权争议;发达国家在立法和司法中都淡化级别管辖乃至不规定或实施级别管辖，目的是为了保障审级制度的有效贯彻和各等级法院功能的实现;管辖制度设立的目的、审级制度的设立和不同等级法院的功能的客观存在，都要求消弱或淡化级别管辖制度。因此，结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实际，我们有必要消弱级别管辖。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建议，在将要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取消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对第一审案件的管辖权，规定第一审案件原则上由基层法院行使管辖权，对一些影响重大或极为疑难、复杂、性质特殊的案件，由最高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行使管辖权。

注释:

[1]李浩:“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6期，肖义山、李宝锋:“对民事级别管辖的几点思考”，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

[2]相关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李浩:“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6期;孟祥:“我国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肖义山、李宝锋:“对民事级别管辖的几点思考”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张晖:“我国民商事管辖制度的缺陷、修正原则与时策”，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11期。此外，朱苏力教授2005年5月23日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座“上诉法院与级别管辖”也对此作过论述。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管辖权异议 制度构建 职能管辖 审判管辖

刑事诉讼管辖是刑事活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开始，当发现犯罪事实或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需要追究责任时，前提是公、检、法三机关对该犯罪有管辖权以及哪一级、哪一地域的人民法院对此案件有管辖权。如管辖权的范围和权限不明，诉讼活动就无法展开或导致诉讼行为无效。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对刑事管辖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惟独管辖权异议一直未作出规定，致使管辖权异议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得不到合理解决。2011年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遗憾的是，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管辖权异议在该“草案”还是只字未提。本文将从国内颇有争议的李庄案谈起，试图就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发表粗浅见解，以期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言献策。

一、李庄案中的管辖权异议问题

备受关注的李庄案于2011年4月终于尘埃落定，但李庄案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有关学术争论就此罢休。该案诸多法律问题仍然值得法学界和法律界深思，譬如证人出庭作证、司法回避、妨碍作证罪、管辖权异议等。李庄案可能成为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拐点。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专就管辖权异议作一介绍，因为，无论媒体所称的李庄案第一季，还是律师陈有西所称的李庄案第二季，两个案件都涉及到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共同话题——管辖权异议。

李庄案第一季由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向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9年12月30日，江北区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在该案一审开庭审理中，李庄当庭提出了5项申请：对龚刚模伤情进行司法鉴定；要求龚刚模、马晓军等8名证人出庭质证；调取李庄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的录像录音证据；将本案移交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延期审理本案。庭审一开始，李庄就提出：“申请江北区法院、江北区检察院所有人员回避。”“因为我在接受这个案件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在看守所和民警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审判长答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均没有整体回避的法律依据”；“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李庄的行为地发生在重庆市江北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无需移交外地审理。被告人李庄提出申请于法无据，予以驳回。”

笔者认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抑或法律规定，都认可“整体回避”（即本院法官全体回避），如案件涉及本院院长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法院解释”）第18条、第19条和第22条都确认了指定管辖。在理论上，指定管辖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类情形：一是管辖权不明的案件，二是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案件，三是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或不能行使管辖的案件。“整体回避”则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形。然而，问题是：不论是指定管辖，还是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如何启动相应的程序呢？目前法律均无明文规定。

而李庄案第二季案发于2008年。2010年1月27日，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的举报，并将举报材料转交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该局于2010年1月28日立案初查。2011年4月19日，该案同样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辩护律师在庭审前即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海法院，法院不予认可。在审理中，李庄当庭再次就管辖权提出异议，被审判长当庭驳回。辩方认为，因漏罪案系李庄涉嫌在上海“引诱、教唆”证人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故案件应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海法院。检方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法院审判。李庄案的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双方针锋相对。不知是管辖权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本案带有戏剧性的结果是：法院裁定检察机关撤诉。

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该案的管辖权值得商榷。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是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4条还是适用“法院解释”第14条确定本案管辖权？笔者以为，本案应当适用前者。因为，适用“法院解释”第14条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发现漏罪的时间。如果在判决前就已经发现被告人还犯有其他罪行的，则不适用之；反之，则适用。显然，被告人李庄案第二季在判决宣告前，公诉机关早已发现李庄涉嫌两罪，而未一并起诉而已。如果按照前述法官的理解来确定管辖权，那么江北区法院将无法依据《刑法》进行量刑。李庄案第二季本属于“遗漏罪行”之情形，公诉人应当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8条之规定，要求法庭延期审理。依据牵连管辖理论，本案可以得到顺利解决，江北区法院也可以受理并审判李庄案第二季，然公诉机关未同时起诉该案，故而对该案丧失了公诉权，从而使该案程序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外界议论纷纷。

在上述两起案例中，管辖权异议被作为辩护方进行辩护的一种策略或者手段，该案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管辖权方面的鲜活的司法实例：作为侦查工作被妨害的重庆市公安局是否有管辖权？当地的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刑事案件当事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管辖权能否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能够提出异议，那么程序又是怎样的？对公安司法机关驳回申请的决定，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上诉或者复议？这些问题的存在揭示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制度性缺失。

二、刑事管辖权异议的涵义、类型和意义

作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管辖权异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及意见》第36条及《行政诉讼法》第22条都作出了规定，因而基本上形成了一些理论通说。但是，何谓刑事管辖权异议？目前在刑事诉讼法学中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主张，“管辖权异议，是指法定主体向法院提出的认为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不同主张和意见。”有学者认为，“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而向法院提出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上述两种观点各有所长。但是，其外延似乎过窄，它虽合乎西方刑事诉讼实践，却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不符。国外刑事管辖通常是指审判管辖，而我国刑事管辖包括职能管辖和审判管辖。因此，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管辖之规定，我们认为，刑事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认为受案的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管辖错误或者管辖不当而向该公安司法机关提出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

尽管刑事管辖权异议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管辖权异议都属于诉讼中管辖权异议，但是前者比较复杂，包括职能管辖权异议和审判管辖权异议。职能管辖权异议主要是对立案、侦查阶段公安司法机关错误或不适当的管辖提出的异议；审判管辖权异议主要包括一审中的级别、地区、指定和专门管辖权异议。而民事、行政案件管辖权异议仅仅有审判管辖权异议，故而相对简单。

刑事管辖权异议也不同于管辖权争议。管辖权争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某一刑事案件有无管辖权所发生的争议。从主体看，它只是公安司法机关内部对案件管辖权所产生的分歧，而不是当事人对案件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从范围讲，它包括部门争议、横向争议和纵向争议。管辖权的部门争议主要是公安、检察、法院就案件管辖权问题发生的争议，管辖权的横向争议主要是公安、检察、法院各自系统内同级机关之间就管辖权发生的争议，如两个县级公安局就某盗窃案立案管辖问题产生的争议；管辖权的纵向争议主要是法院系统内上下级法院之间就案件管辖权发生的争议。横向争议与纵向争议又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与公安司法机关就刑事案件管辖权之争执，而管辖权争议实质是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管辖权之冲突。

刑事诉讼案件管辖权异议本质上是为了保护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使当事人的诉权得到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管辖异议权是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是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就被追诉人而言，管辖权异议是一种辩护手段或策略，是程序性辩护的重要内容。管辖权异议是三大诉讼法的共有现象，“我国只是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却对此一直没有涉及。”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情形并非个别现象，各地司法机关做法不一。故此，我国有必要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

三、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原则

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应当贯彻以下基本原则：

（一）兼顾公正与效率原则

管辖权异议重在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但是，它必然会增加司法机关的工作量，需要增设一些程序，可能延长诉讼期限，即同样存在一定弊端。因此，在制度或程序设计时，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兼顾公平与效率，对管辖权异议作出限制，防止顾此失彼。早在2003年，学者房保国曾提出了四项原则，即赋予当事人诉权原则、听证程序原则、确立证据规则和再救济原则。笔者认为，听证原则和再救济原则确无必要。再救济原则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增加诉讼成本，使程序复杂化。刑事诉讼具有多元价值，公正自然重要，但是效率也并非不重要。

（二）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

有学者指出：“必须明确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及其相应的后果。只有如此，才能使程序更富有可操作性，使相应的权利义务责任更加明确。”至于建立怎样的证据规则，该学者并未提出。根据近年来理论研究和关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与定罪量刑等实体问题不同，程序问题一般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管辖权异议属于一个程序问题，被告人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不会改变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规则。

（三）实行“一裁终局”原则

我们并不赞成学界提出的再救济原则的主张。如上文所言，再救济原则在许多制度设计中都得到了贯彻，在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纠正错误的效果。但是，对待该原则不宜绝对化，再救济原则看似完美，却不一定公正。故笔者主张，从现代诉讼理念出发，管辖权异议采用一步到位的设计理念，实行“一裁终局”原则，去除复议或上诉程序：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可以向受案的公安司法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不再给予诉讼当事人上诉或复议等救济的，以减少诉讼环节，提高诉讼效益。

四、刑事管辖权异议的制度设计

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管辖”一章中增设管辖权异议条款，在法律上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一）管辖权异议的法定理由

管辖权异议的具体理由如下：一是管辖错误。主要表现为职能管辖错误和审判管辖错误。公检法等机关越权管辖案件，被告人可以申请管辖权异议。二是管辖不适当。其主要情形有：（1）办案机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2）本单位工作人员犯罪的案件；（3）案件涉及同级公安司法机关；（4）其他不宜行使管辖权的案件。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管辖权异议制度，那么，无论是回避问题还是管辖问题，前文提到的李庄案件应该可以从中找到一个答案。

（二）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主体

关于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仅限于被告人，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1条（a）、（b）款的规定。二是申请异议的主体是被告人和检察官，如韩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的规定，检事和被告人依法可以申请转移管辖。三是申请异议的主体几乎是所有当事人和检察官，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2条的规定，各诉讼方在侦查过程中可以提出改变管辖的请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检察官不得提出管辖异议，一方面是为了简化程序，另一方面检察官系专业人士，案件管辖权等程序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发现和纠正，因而没有必要赋予其异议权。

（三）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

在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受理）机关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做法。有的规定向正在审理的法院提出，如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第21条规定，法院之无管辖权由该法院本身依职权审理及宣告。有的国家规定向上级法院提出，譬如韩国。有的国家规定了多个审查机关，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被告人依法可以向正在审理的法院、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提出。就我国而言，笔者认为，在确定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时应参照韩国的做法，即将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权赋予受理案件的公安司法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这样才能既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能维护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

（四）管辖权异议的程序

管辖权异议的程序主要包括申请异议的时间、方式、步骤。对于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1）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各诉讼方均可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法国，各方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出法院无管辖权的异议。（2）在法庭审理之前提出管辖权异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地域管辖只允许在开始法庭审理前变更”。（3）在开始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被告人只能在“审判程序中对他就案情予以讯问之前”提出异议。鉴于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具体实践，对于公诉案件的职能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确定为侦查终结前；对于审判管辖（包括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提出的异议，申请人应当在受诉法院开庭审理前提出申请。

在管辖权异议的申请方式上，一般有两种方式：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允许书面和口头形式，口头提出异议的，办案人员必须记录在案，并由当事人签字或按指印。

从总体上讲，管辖权异议需要经过申请、审查和决定的三个步骤。对于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应当依法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审查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间内作出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和有关公安司法机关。一个刑事案件在一个诉讼阶段只能申请异议一次，当事人对决定不服，不得申请复议。

（五）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效果

有学者从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对此进行了探讨。在此，笔者想从公正与效率两个维度设定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首先，对侦查行为的效果。侦查的任务是收集犯罪证据和抓获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基础性工作。为了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故侦查行为不因申请管辖异议或管辖权异议成立而停止或无效，但接受移送的侦查机关有权对异议成立前的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其次，对强制性措施的效果。强制性措施是否有效，应以正当合法为前提，而不因申请管辖异议或异议成立而失效，接受移送的公安司法机关有权在最短期限内对异议成立前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有效或撤销的决定。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欧洲大陆：法典化运动及其成就

从历史上看，法典化起源于法国19世纪初期，其目的一是统一国家法律制度，二是简化法律使其便于适用，三是通过法典化对原有法律进行改革。其中，统一法律的实施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以民法而论，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各大小邦国中存在着三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典。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一个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制定法，即书面的法；另一个则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即口头的法。前者主要适用于北方，后者主要适用于南方。更为糟糕的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时受到三种法律的影响，并以三种法律作为补充：一是封建法，二是教会法，三是国王法令。所有这些法律都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况而作出调整。可以说，法律的分散与凌乱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1791年通过的法国宪法确定了统一法国法律的方向，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法典化在1804年以《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得以完成。[1]法国法典化的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其成功迅速激发了欧洲大陆的法典化运动，并且在1897年以《德国民法典》的通过而达到高潮。

尽管欧洲大陆在法国的带领下实践了法典化运动并分享着这一运动给法律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但是，其在证据规则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原先存在的有关证据之证明力的规则，也随着法典化对法律制度的变革而被一扫而空——法定证据制度被当作封建余孽，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绝对的自由心证。[2]

（二）证据规则的成文化：英国人的努力

诚如达维所言，欧洲大陆编纂法典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出于结束不稳定的局势和法律的极端分裂的需要；这种愿望在英国却不存在，因为英国早已通过王室法院建立了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另一方面，英国的许多法律汇编也使它们看上去似乎可以构成法典的等同物{1}（P24—27）。因此，英国并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掀起轰轰烈烈的法典化运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不存在法典化的努力。只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普通法法典化的第一步居然是证据规则的法典化；令人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发生的地点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印度。1870—1871年，史蒂芬为印度起草了《印度证据法》，该法案于1872年获得通过，成为正式的证据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证据法典。[3]这部法典虽然由英国人起草，英国人自己却没有证据法典。史蒂芬为印度起草的证据法获得成功之后，又尝试为英国起草证据法。可惜的是，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如今，虽然英国存在着大量有关证据的制定法，但这些制定法很难称得上是证据法典，因为它们仅仅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有关证据的规则进行规范。[4]

长期以来,理论界并不太重视对地域管辖制度的研究,地域管辖制度成了主要由实践部门支撑的领域,这在所有的民事诉讼理论中,是不多见的。由于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解决地域管辖的问题往往只能靠司法解释,而这些司法解释多数又只是就一时一事而作,不仅在内容上重复,而且存在矛盾。目前大量的司法解释已经充斥地域管辖制度,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地域管辖制度的技术性外观,固化了人们对地域管辖制度缺乏理论性的认识。

如同民事诉讼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地域管辖制度同样需要理论指导,对地域管辖理论的研究,将推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基础性工作,笔者开始关注民事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并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引起人们对地域管辖理论问题的思考。

一

所谓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地域管辖制度的根本性规则,它对地域管辖制度的规定和适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对于立法来讲,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将指导立法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式建构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实现地域管辖制度功能上的完善和结构上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被认为是设置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司法来讲,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当事人和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地域管辖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型案件和疑难案件,通过对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分析,能够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法院作出正确的判断。

目前人们并不重视对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了确定管辖的原则。确定管辖的原则,可以被认为是对整个管辖制度设置的基本要求。如果确定管辖的原则能够适用于地域管辖制度,并且能够对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及适用起到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因为只需要按照确定管辖的原则来设置地域管辖制度,就能够实现地域管辖制度内部的协调,并且还能在体系上与管辖制度的其他规定一致,这无疑有助于简化理论研究的过程,避免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然而目前被学者所认可的那些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不能对地域管辖制度起到上述作用。

通常认为,确定管辖的原则有这样一些:便于人民群众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保证案件公正审理;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正确确定涉外案件的受诉权限;确定性与灵活性结合。[1]这其中的某些原则,严格来讲,并不是整个管辖制度的原则,例如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级别管辖制度,并不完全适用地域管辖制度。另一方面,确定管辖的原则,主要解决的是管辖制度的设置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的原则不一定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在我国民事管辖制度中之所以没有规定管辖的基本原则,只有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且有的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整个管辖制度的确定,笔者认为与我国民事管辖制度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通常认为,我国的民事管辖制度由级别管辖制度、地域管辖制度、裁定管辖制度和管辖权异议制度四部分共同组成。功能上,四者各不相同。级别管辖主要解决的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问题,地域管辖主要解决的是同级不同地方法院之间的问题,裁定管辖是为了处理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中的特殊情况,管辖权异议是为了向当事人提供对管辖错误的救济。四者在功能上的差异,导致整个管辖制度被分为两部分,主体性制度和辅制度。级别管辖制度、地域管辖制度属于主体性制度,它们决定了管辖制度的基本结构。事实上,作为条件加以规定的管辖问题,主要就是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角度规定的。相应的,确立管辖制度的原则,也就主要是对这两个部分发挥作用。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则属于辅制度,它们是为了解决管辖上的某些特殊问题而设置的。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的区别在于,裁定管辖是法院解决具体案件管辖上特殊问题的制度,而管辖权异议则是当事人解决具体案件管辖上特殊问题的制度。作为基本原则,在效力上要满足贯彻该制度始终这一基本要求。[2]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各自在功能上的不同定位及内容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即便能够总结出管辖制度的基本原则,这种基本原则也只能是一种忽略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间各自不同特征的抽象表述。对于需要注意不同制度的细微之处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各个具体制度来讲,这种所谓的管辖的基本原则,反倒不如那些只就某一具体制度提出的但更为具体的原则,对于制度的建构更为实用。这或许就是那些确定地域管辖的原则往往只能调整管辖中某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制度,而无法统摄整个管辖制度的原因吧。

二

一直以来,人们对管辖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从法院的角度进行的。这不仅反映在管辖的定义上,管辖被认为是“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3]而且反映在管辖理论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的地位上,目前在一些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中,管辖理论是作为民事诉讼中法院理论的一部分加以说明的。[4]这种对管辖的规定和理解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管辖权作为法院权力组成部分这一基本特征,民事诉讼法对管辖的规定,为审判权的行使设定了范围和界限。然而从法院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地域管辖制度,却容易使人们忽略地域管辖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其他特征:地域管辖制度是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地域管辖制度也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

作为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民事纠纷,在性质上是一种私权纠纷。私权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应当对权利的行使有足够的自由,即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行使这种权利。虽然民事诉讼是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一种机制,但民事诉讼也是当事人行使这种私权的过程,只不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使必须通过对其诉讼权利的行使来实现而已。由于在诉讼中,当事人仍然有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就应当确保当事人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反映在民事诉讼制度设置上,就应当考虑到为当事人自由行使民事权利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就地域管辖来讲,它本身是条件之一,而则是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利的一种方式。考虑到在民事诉讼中,民事权利的行使已经披上了诉讼权利的外衣,要确保当事人在时对其民事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自由,就需要赋予当事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相应的自由。具体来讲,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就应当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角度规定管辖法院。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地域管辖制度应当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为基本原则。

也许有人会担心,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会有损案件的公正度。正如上文所述,民事诉讼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纠纷的私权性质,决定了纠纷的解决不需要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在解决私权纠纷时必须要考虑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纠纷公正程度要求越高,对诉讼成本的耗费也就越大。如果不考虑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一味地追求纠纷解决结果的公正度,过度的诉讼耗费可能会换来超出当事人对裁判公正度预期的诉讼结果,但这种过度的公正给付对于纠纷的解决并不一定更加有利,却意味着更多的诉讼耗费,事实上,对于只涉及私权的纠纷,如果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反而有可能无助于他们之间纠纷的解决,因为在追求客观公正的过程中,随着案件证据的披露,以及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深入了解,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情绪也会随之而产生并且逐步加剧,这种对抗性情绪会成为纠纷解决的障碍。即便纠纷最终得以解决,为追求过度的公正而花费的诉讼成本,似乎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必须要强调的是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以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是私权纠纷为前提的。事实上在民事诉讼中,有的民事纠纷会涉及公共利益。这类民事纠纷解决的结果往往还会对案外人产生影响。例如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判决会产生波及力,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这一类诉讼,就不能仅仅考虑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与否,而应当让裁判结果满足一种比当事人预期的公正度更高的要求,即社会客观公正度的要求。[5]由于这一类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私权纠纷、实现民事实体权利,还涉及到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对裁判结果的公正度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这类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也就有必要作出有别于通常民事案件的规定: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应当以保障案件的及时有效裁判为目标,而不能从方便当事人纠纷解决的角度去规定管辖法院,反映在立法上,应当对这类案件实行专属管辖,只能让最能保障案件及时有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这类案件。可以说,专属管辖的案件是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地域管辖基本原则在适用上的例外。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除了当事人以外,还有法院。在诉讼中,除了当事人有诉讼投入以外,法院也会有诉讼投入。因此,可能会有人问: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是否会因为只考虑了对当事人诉讼的便利而增加法院的诉讼负担?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当考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法院需要主动去收集证据,主动调查和了解案件情况,那么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是应当考虑法院的诉讼成本的。因为距离当事人以及证据所在地、案发地点的远近,将直接影响法院的诉讼投入。

但法院的这些行为,只有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才会普遍存在。在过去,人们将方便法院诉讼作为确定管辖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考虑到了法院诉讼投入的问题。但这样的一种诉讼模式,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合理性上讲,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处于中立地位,消极司法,不主动收集证据,也不主动调查和了解案件情况,因为证据的收集、案情的披露应当是当事人的责任,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去完成,而不应当让法院去代替他们完成,这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方式正在向这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变化。相信,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确立,法院的诉讼负担不会再是也不应当再是地域管辖设置时的决定性因素。

三

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就应当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便利。通过对管辖法院的设置,使当事人能够就近诉讼,当然是方便当事人诉讼的措施。但是作为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不仅仅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管辖法院的设置要方便当事人诉讼,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整个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上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方便,例如尊重当事人的纠纷解决合意,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在这一点上,我国目前的地域管辖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按照目前管辖制度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只有在合同纠纷中以及涉外财产纠纷中,才能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如果是涉外民事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尽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规定,但是在适用上,无论是案件,还是管辖法院,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合意管辖,但又予以限制的做法,人们一直充满疑问。[6]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实质是担心当事人对案件的管辖法院作了任意选择,会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这种担心反映出的是一种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过于强调法院因素的立法意图,而这样的一种立法意图又是与《民事诉讼法》制定前后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脉相承。显然,对于转型后的民事诉讼模式,这样的一种立法意图多少显得不那么合时宜。

如果按照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基本原则来重新设置合意管辖制度,当事人的合意将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得到全面尊重。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将不再受限于合同纠纷案件,甚至不再受限于财产纠纷案件,只要案件在性质上不涉及公共利益,这样的案件就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将实现专属管辖。专属管辖实际上是与合意管辖(即任意管辖)相对应的。法院对专属管辖案件范围的设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这些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公正审理,另一方面也是为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设定界限: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专属管辖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因此在专属管辖案件范围的设定上,立法者应当谨慎,尽量避免范围的扩大。

在重新建构后的合意管辖制度中,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在地域上将不再受限。这是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在确立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原则后,并不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作出修改。因为作为基本原则来讲,对于有关地域管辖的法律适用将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即便不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5条,可供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范围也将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在第25条所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中,选择管辖法院,也可以超出这一规定,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外的别的法院,作为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这里可能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5条对管辖法院的规定是什么性质的规定。按照现在的理解,这样的规定属于强行性的,当事人不能违反。如果当事人在选择管辖法院时,没有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中作出选择,而是选了别的法院,将导致这种选择无效。一旦确立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地域管辖原则,上述规定的性质将变为倡导性的。因为《民事诉讼法》对管辖法院的规定,是为方便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通过总结一般情况,对最有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法院作的一种列举,这种列举仅仅是供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时参考,其目的是避免当事人作出不谨慎的选择后损害其合法利益。也就是说,这样的规定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提供的一种行为模式,而非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作的限制。事实上,从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角度讲,必须要允许当事人超出规定的范围去选择案件的管辖法院,因为立法者在规定这些法院时,只注意到了通常的情况,所列举的法院只是为通常情况提供了选择模式。在特殊的案件中,完全有可能存在比法律所列举出的更有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法院,为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就应当承认他们超出法律所列举的法院范围达成的管辖合意是有效的。

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形式,也应当有所扩展。通常要求通过书面形式选择管辖法院,这实际上与时的要求有关。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只有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时,才能受理案件。书面形式的选择,有利于受诉法院在时审查判断自己是否对该案有管辖权。但对选择管辖法院的形式,不能只是为了法院审查的方便而严格限定为书面形式。即便没有选择管辖法院的书面协议,只要当事人的行为能够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所选定的法院仍然应当受理当事人之间的案件。这实际上要求在我国确立应诉管辖制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实际上早就有应诉管辖制度,只不过在适用条件上受到了限制,只能适用于涉外案件。对此,《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应诉管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而是为了扩大我国法院的管辖权。就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来讲,通常意义上的应诉管辖制度并没有得到确立。

应诉管辖是指当事人向无管辖权的法院后,对方没有就管辖权提出异议而应诉答辩,即视为法院有管辖权。应诉管辖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使受诉法院获得案件的管辖权:原告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被告却不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诉答辩。因为双方行为的一致,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有了案件的管辖权。就大陆法系各国来讲,普遍确立了应诉管辖制度。《德国民诉讼法》第39条规定:“在第一审法院里,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时,也可以发生管辖权。”[7]《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被告在第一审法院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违反管辖而进行陈述时,该法院拥有管辖权。”[8]这些国家确立被告应诉管辖的效力,无非是尊重当事人在管辖法院选择上的合意,因为一方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其行为在表明他愿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而对方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相反到该法院进行了应诉答辩,也是通过行为在表示他愿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既然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使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一种正当形式,那么为什么不能承认应诉管辖的效力呢,毕竟两者的不同,仅仅是证明合意的形式略有差别而已。

当然目前在我国对应诉管辖的建构,还存在一系列的制度障碍,例如按照现在的制度,原告向没有管辖权的法院,法院将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不予受理。即便错误受理了,也不太可能让被告应诉答辩,因为一旦受诉法院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就需要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事实上,错误受理了案件的法院,即便所作的裁判已经生效,也不会因为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而使其管辖上的错误正当化,因为按照刚刚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案件,是需要再审的。只能说,应诉管辖制度的建立,还有待于相关制度的完善。

注释:

[1]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4]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目录第4页;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目录第2页。

[5]郭翔:《论环境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第128页。

[6]章武生:《论国内民事案件协议管辖的条件》,《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第13页。

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公海；管辖权；问题；对策

公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内，这是公海区别于其他领海的本质特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推进，公海目前仍面临着海洋环境污染、海盗活动猖獗、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行为，各国间海岛争端、海底资源开发矛盾等问题，因此，加强对公海的管辖势在必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公海管辖权主要包括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但是，当前公海管辖权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1 公海概述

1.1人类对公海的认识

人类对公海的认识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古代人类的生产劳动能力低下，对海洋的开发能力十分低下，认为“天圆地方”，大地的四周都是海洋。古罗马出台了《优士丁尼法典》，其中规定了“海洋是公有之物”，认为所有的海洋都是公海。第二阶段，随着人类的生产力逐步提高，人类逐步认识到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海洋日益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人类开始进入领海时代，将海洋划分为沿海国范围没的领海部分和公海部分，确立了“领海之外即公海”的原则，公海的范围逐渐缩小。第三A段，在世界各国的齐力推动下，召开了国际海洋会议，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公海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明确了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新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了国际上的海洋制度，公海面积大大缩小。

1.2公海的基本概念

根据1982年联合国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出，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和支配，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都享有自由权利。除了各国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毗连区等区域之外，其他区域均属于公海范围，“公海自由”是基本准则，任何国家可以在公海范围内进行自由活动，包括航行自由、铺设管道自由等等。

2 公海管辖权概述

一般情况而言，国家具有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由于公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属地，所以世界各国无法在公海范围内行驶属地管辖权，因此，公海管辖权一般泛指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

2.1普遍管辖权

各国在公海上行使普遍管辖权，主要是针对国际普遍承认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贩卖、贩卖努力、海盗活动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应该一起合作，制止任何地方的海盗行为”，规定各国一起通力合作、制止海盗的义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规定，“各国应采取措施，防止和惩罚准予悬挂该国旗帜的传播贩卖奴隶”，重点打击奴隶贩卖和贩卖的问题。世界各国主要通过登临权来实施普遍管辖权。如果认为某国的飞机、军舰、船舶等交通工作没有按要求悬挂国旗，可以通过登临权进行临检。

2.2属人管辖权

公海范围内进行属人管辖权的主要表现为“船旗国管辖”，主要对该国籍的船舶、人、事等进行管辖。对于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应受到该国的管辖，对于悬挂两国及以上国旗的船舶，应视为无国籍船舶，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登临权检查。公海自由的核心在于“属人管辖权”，船旗国对于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具有专属的管辖权。

2.3保护性管辖

保护性管辖权是针对公海水域污染情况而设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远洋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海洋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原来一般情况下，污染事故发生后，主要由船旗国进行管辖，由于船旗国考虑到自身利益，不免托推责任。保护性管辖权是指当发生水域污染后，由沿海国行使管辖权的一种方式，相对公平。

3 目前公海管辖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利

公海管辖权中，普遍管辖权的原则从表面上看来较为平等，任何国家可以行使，但实际上只是海洋大国的“专属管辖权”。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海洋开发能力弱，无法远航到公海海域，勿论行使“普遍管辖权”；同时对于属人管辖权，虽然任何国家都可以行使登临权，扣押涉嫌犯罪行为的船舶，但是如果造成误判，要进行相应赔偿，许多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不高，不愿行使登临权，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2管辖盲区

对于保护性管辖，当发生水域污染后，由沿海国行使管辖权，在实际行动中，一般是由船旗国、港口国和沿海国三者进行协调管辖，但是三者之间会存在一些交叉和盲区，造成管理的混乱，如“威望号”事件，大面积环境污染后，各国间相互推诿责任，造成相应责任主体缺失。

3.3公海管辖权存在问题的对策

正因为公海目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公海管辖制度已经无法完全控制或者解决这些问题，对很多当前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现状，并不能够实现对多数国的保护意义，更不能够为整个世界的公海具有名副其实的保护意义。所以，改善现有的公海管辖制度，终结公海现有制度的量变，制定相对普适性的新制度，实现跨越达到制度的质变将是努力的方向。

因此，尽快建立普遍适合于全球各国利益的国际专门的公海管理机构非常必要。通过公海管理机构，更加系统、综合、完善地对公海上的违法行为，包括生态资源的破坏、渔业的肆意打捞、或奴隶贩卖等违法走私交易进行约束，并且，公海上的航行、运输等合法行为均需授权认证并登记备案。

国际公海组织机构的建立是必然需求，也是公海被统一管辖的必然发展趋势。建立科学权威强势的公海管辖组织能够有效抑制个别国家出于私利损害而危害国际社会利益的行为，保护公海公共生物资源，保护公海正常活动的有序进行，是全球人类利益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手段，为平衡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焦传凯.试论公海管辖权面临的问题[J].南方论刊，2007，05：57-58.

[2]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J].近代史研究，2015，03：67-8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