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文范文

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股利政策理论论文

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三次飞跃与展望

【摘 要】 从最早的“一鸟在手” 理论开始，到Miller & Modigliani(1961)的MM股利无关论，再到后续的一系列研究，国际会计理论界关于股利政策理论的成果非常之多。为了理清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脉络，找到破解“股利之谜”的方向，进而为我国股利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提供参考思路，笔者尝试把西方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划分为三次飞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股利政策; 三次飞跃; 理性范式; 行为范式

股利政策是指公司在平衡企业内部相关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对于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后的净利润如何进行分配而采取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准则。股利政策的制定不仅会影响公司的股价，而且还与维护股东权益以及公司的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密切相关。因此，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股利政策制定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展开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但至今人们对股利变化具体如何影响公司价值还远未达成一致，西方一些著名的财务学者对此也深感困惑，而Fisher Black(费雪・布莱克)1976年则干脆称之为“股利之谜”。那么，西方财务学者对“股利之谜”探索的主体脉络是什么?研究的思路如何?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只有理清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脉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财务大师的思想，找到破解“股利之谜”的方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大量阅读，笔者认为，在对“股利之谜”的探索过程中，西方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完成了三次飞跃：非独立研究领域到独立研究领域的飞跃、完全市场研究到不完全市场研究的飞跃以及理性范式到行为范式的飞跃。这三次飞跃也正是西方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飞跃：非独立研究领域到独立研究领域的飞跃

(一)从属于证券估价的非独立研究――“一鸟在手”理论

最早关于股利政策研究的理论是“一鸟在手”理论(Bird-in-the-hand)。1938年，Williams(威廉姆斯)运用股利贴现模型(Dividend Discount Model)对股利政策进行研究，形成了早期的“一鸟在手”理论。随后，Lintner(林特勒)、Walter(华特)和Gordon(戈登)等又相继对此进行了研究。在“一鸟在手”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戈登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戈登关于股利政策方面的代表性著述有：1959年在《经济与统计评论》上发表的《股利、盈利和股票的价格》、1962年出版的《投资、融资和公司价值》以及1963年在《财务学刊》上发表的《最优投资和财务政策》等。而1963年的《最优投资和财务政策》一文，标志着“一鸟在手”理论的最终形成。“一鸟在手”的理论源于谚语“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该理论认为，对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鸟，而公司留存收益则是躲在林中的鸟，随时可能飞走。相对于股利支付而言，资本利得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根据风险和收益对等原则，在公司收益一定的情况下，作为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偏好股利而非资本利得，股利支付的高低最终会影响公司价值。但从“一鸟在手”理论的推导过程中可以发现，早期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无一例外均和证券估价联系在一起，并未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独立出来，从而无法凸显出股利政策理论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二)独立研究领域的形成――MM股利无关论

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erton H.Miller和西北大学教授Franco Modigliani在《Journal of Business》上发表了经典的《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定价》一文，文中提出了著名的MM股利无关论，Miller也因此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MM股利无关论成为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标志着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从与证券估价相联系的非独立研究正式走向独立的、专门领域的研究。

在对股利无关论的推导过程中，Miller&Modigliani提出了三个颇为严格的假设：1.完全资本市场假设(Perfect Capital Market)。完全资本市场假设具体又包括四个子假设：买卖双方均为价格接受者;无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成本为零;无交易成本;利润分配和留存收益无税收差异，股利所得和资本所得无税收差异。2.理性行为假设(Rational Behavior)。理性行为假设指投资者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对股利发放和和资本利得的偏好无差异。3.完全确定性假设(Perfect Behavior)。完全确定性假设是指市场中的每个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投资机会和利润都完全有把握了解每一家公司的投资计划和收益。根据上述三项前提假定，Miller&Modigliani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了严密的逻辑推理，最终得出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Miller&Modigliani同时指出该理论是基于严格的前提假设提出的，股利政策之所以不影响企业价值，完全依赖于这些前提条件，当逐步放宽这些假设条件时，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是存在相关关系的，这一观点也是MM理论的价值所在。此后，人们对公司股利政策的探索便围绕放宽MM理论的假设条件而展开，从而推动了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和不断逼近。

二、第二次飞跃：完全市场研究到不完全市场研究的飞跃

MM理论在论证过程中限定了三项严格的前提假设，后续研究首先放松了“完全资本市场”假设，使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由完全市场研究跨越到不完全市场研究，形成了探索“股利之谜”的第二次飞跃。

(一)考虑税收因素的追随者效应理论

首先提出追随者效应(Clientele Effect)概念的是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他们在1961年发表的《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定价》一文中明确指出：“在需要详述的许多市场不完美方面，有一个似乎足以造成不完美的间接原因，这就是根据现有个人所得税制，资本利得比起股利来要获得巨大的税收利益。受这种税收利益的强烈驱动，高收益的人乐于取得资本利得……每个企业都会试图以其特定的股利支付率来吸引一些喜好它的追随者”。虽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在1961年就提出了追随者效应理论，但文中并未做深刻的阐述，当时也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直到1970年埃尔顿和格鲁勃(Elton and Gruber)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发表了《股东边际税率和追随者效应》一文，才开始了对追随者效应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该理论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率出发，认为股东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会导致他们对待股利的偏好不同。边际税率高的股东偏好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而边际税率低的股东则偏好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公司的任何股利政策都不可能满足所有股东的要求，而只能吸引特定的投资者。一旦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就没有公司能够通过改变股利政策来影响股票价格，即在市场均衡时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是无关的。

(二)信息不对称下的股利信号理论――解决逆向选择的需要

MM股利无关论假定无信息不对称，但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对称的例子却比比皆是。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契约(交易)关系当事人都只掌握了一些自己最为清楚的私人信息，而对另一些当事人的信息则不完全了解。1970年，阿克尔洛夫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以二手车市场为例，指出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随后，斯彭斯在1973年以劳动力市场为例说明了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可行方法――求职者将教育水平作为向雇主传递其能力的有效信号。阿克尔洛夫和斯彭斯的研究为西方财务学家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股利政策理论提供了方向和思路。1979年，巴恰塔亚(Bhattacharya)在《贝尔经济学刊》上发表了《不完美信息、股利政策和“一鸟在手”谬误》一文，借鉴斯彭斯的信号模型思想，创建了第一个股利信号模型。该理论放松了MM股利无关论中无信息不对称的假定，认为与普通投资者相比，企业管理当局拥有更多的内部信息，而股利政策则是管理当局向外部投资者传达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信息的一种手段。当股利支付水平上升时，通常认为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从而带动股价上升;而当股利支付水平下降时，则认为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公司盈利状况不佳，从而影响公司股价下降。

(三)综合考虑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权衡理论”

信息不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信息的事前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信息的事后不对称则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现代企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两权分离，股东将财产委托给经营者经营，从而产生了委托关系，而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事后不对称则容易引发道德风险。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Michael C. Jensen& William H. Meckling)指出，股东可以通过降低投资水平或向外举债来增发股利，以减少管理层控制的自由现金流量，从而有效缓解管理层的问题。1980年，Grossman和Hart指出提高现金股利支付可以有效降低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但是，这两项研究都忽略了高股利支付率有可能增加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融资成本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相反的，从而使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198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财务学教授迈克尔・约瑟夫(Michael S. Rozeff)在Chase Financial Quarterly上发表了“How Companies Set Their Dividend-Payout Ration”一文，该文同时考虑了成本和融资成本两个因素，使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文中，约瑟夫以美国为例，从64个行业中选取了1 000家样本公司，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股利支付与融资成本、成本和杠杆程度的影响。约瑟夫认为，股利支付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确定应当在这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使总成本最小。

约瑟夫的研究同时放松了无信息不对称假设和无交易成本假设，并把成本和交易成本综合考虑到股利政策的制定当中，这与以前的研究成果相比是一个不小的跨越。为了突出约瑟夫在股利政策理论研究中的这一创新，笔者没有简单地把其研究成果归结为成本理论，而是借鉴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权衡理论”，将其称之为股利政策理论中的“权衡理论”。

三、第三次飞跃：理性范式到行为范式的飞跃

从“一鸟在手”理论到“权衡理论”，西方财务学家对于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跨出理性范式的巢臼。而1973―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 Company，CEC)因取消红利支付引发的中小股东暴动事件更是暴露出传统理性范式研究的固有缺陷。

MM股利无关论假定投资者具有完全理性，即认为投资者厌恶风险、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且按照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判断。但与完全理性假设不同，现实世界的人的理性其实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天真的投资者”(Naive Investor)。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M.Allais)就通过一系列可控实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对完全理性人假设发起了有力的挑战。受实验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影响，以Miller(1981)，Thaler(1980)和Shefrin&Statman(1984)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和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中。尽管他们仅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尚未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学派，但是这种把相关学科和财务理论相结合的尝试使得对“股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后的一些学者又进行了相继研究，并最终形成了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自我控制说(Self-control)和不确定性下选择的后悔厌恶理论(Regret Aversion)、投合理论(Catering Theory)等研究成果，完成了从理性范式到行为范式的巨大的、根本性的飞跃。

四、展望――股利政策理论研究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

从1938年开始到现在，西方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历经三次飞跃，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却始终给人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看似丰富的理论对现实问题解释能力的不足不禁让我们思考，股利政策理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到底是什么?Black所说的“股利之谜”到底如何解答?笔者认为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还远未结束，还必须实现第四次飞跃――理论到现实的飞跃。

股利政策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影响股利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内在联系。因而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必然涉及对不同学科知识和研究范式的双重整合。就学科知识而言，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必须跳出财务的圈子，融合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金融学、信息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同时，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必须实现理性范式和行为范式的融合。历史总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的，就像当年穆勒综合重商主义纲领与斯密革命、马歇尔综合劳动价值论纲领与边际革命、新古典综合学派综合新古典纲领与凯恩斯革命一样，股利政策理论的研究也必将综合“理性范式与” 与“行为范式”。

基于成本视角的股利政策理论述评

摘要：基于成本视角的现金股利政策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的股利理论认为，支付现金股利能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成本，但有可能导致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情况下，支付现金股利也是降低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手段，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支付现金股利反而增加了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成本。

关键词：股利政策　成本　利益输送　市场反应

投资者收益通常由股票价值增值和股利分配两部分组成。理论上企业价值越大，投资者收益越大，即企业价值的提升会正向影响投资者的收益。股利分配政策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价值，早先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支付股利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但Miller和Modigliani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提出著名的股利无关理论，认为企业的价值只与投资决策相关，不受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然而MM股利无关理论成立所依赖的条件在现实中都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很多学者纷纷松弛股利无关论的假设条件，提出了包括理论在内的股利政策理论。自Easterbrook等人从成本的角度解释企业的股利政策以来，该理论在解释公司的股利政策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西方关于股利成本理论的研究

(一)股利政策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成本影响的研究Jensen andMeckling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中，掌握企业经营权的人因不拥有或较少拥有剩余索取权而使得其努力经营所支付的成本与其所得不对称，导致人的效用函数与委托人的不一致，人往往会因最大化自身利益而导致其行为偏离委托人的最优效用目标，从而使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产生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开始意识到支付股利是降低因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股权成本的手段。Kalay认为，股利政策与投资政策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合同规定一个较低的股利支付上限，企业就有较多的留存利润，那些预期盈利不佳的企业的经理人就可能利用留存利润从事过度投资行为。Easterbrook从两个方面解释了支付现金股利能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成本。一方面支付股利会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负债权益的比重以强化债权人对企业的监督，从而减轻股东对经理人监督负担;另一方面股利支付会迫使公司从外部资本市场上筹集新的资金，从而使经理人接受来自外部资本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督，降低因经理人偷懒、增加在职消费和投资一些对企业可能不利但对自身私利最大化有利的新项目而产生的成本。Jensen随后明确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由于扩大企业投资规模能增加经理人可控制的资源，而经理人的个人私利往往又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因此，经理人有动机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通过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更多的留存利润投资到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未必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项目中。

然而此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理论上的分析，并未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基于自由现金流的假说，人们容易得到一个逻辑，对于易发生过度投资的公司来讲，支付现金股利因能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而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所以会对公司股价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很多学者纷纷从市场反应的角度来验证自由现金流的假说。Lang和Litzenberger以TobinQ的高低来衡量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可能性的大小，发现TobinQ小于1即成长性差的企业较TobinQ大于1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会导致股价更大幅度的上升，反之，减少股利会导致TobinQ小于1的公司股价更大幅度的下降，从而证实了自由现金流的假说。Christie和Nanda、Grullon等的研究也支持自由现金流的假说。Lie的研究将样本分为三类，即发放特殊股利的公司、正常增长股利的公司和自制股利的公司，这三类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之前均有超额的现金，其中发放特殊股利和自制股利公司的超额现金是不可再生的，而股利正常增长的公司的超额现金是可再生的。通过股价反应的研究发现，发放特殊股利和自制股利的公司股东获得了超额回报，符合支付现金股利抑制经理人可能的过度投资从而增加了公司的价值的假说。但Denis等通过检验股利变更公告的分析师，对盈余预测的修正和资本支出的变化来检验信号理论和过度投资理论，结果发现分析师在股利变更后显著修正了盈余预测，并且TobinQ小于1的公司事实上在股利增加(减少)后增加(减少)了资本支出，其结果支持信号理论而不支持过度投资的理论。Yoon和Stanks运用Lang和Litzenberger的方法，考察了股利蛮化公告前期财富效应的潜在解释，得到的结果与Denis等的基本一致。

事实上由于企业是否过度投资难以直接度量，所以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股价反应，但是股价是企业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Allen和Michaeli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董事会在经理人已经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后决定增加股利支付，那么增加支付股利抑制了经理人的利己行为，可以预期盈余和盈利能力都会增长。假如董事会在经理人利己行为付诸实施之前决定增加现金股利支付，则难以说明未来的盈余与以往的盈余如何相关的。而假如增加股利支付的决策是在企业投资机会匮乏的时候做出的，那么即使盈利能力下降也是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所以自由现金流的模型难以区分出股利增加之后盈利将产生什么变化。

(二)股利政策对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成本的影响的研究 传统的股利理论假定股东是同质的。即股利政策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在股权分散情况下解决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忽视或低估了股东之间的利益不对称。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除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外，股权集中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公司股权结构的主导形态。对外部中小股东来讲，股权集中使得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正负两种外部效应。其中正外部效应表现在随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的增加，控股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对经理人的利己行为实施监督，由此带来的收益由包括外部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分享。而负外部效应体现在由于现金流权收益和控制权收益发生严重背离，控股股东凭借其控制权，通过侵占公司的资源来获取全部的控制权私利，而由外部中小股东来分担由此而产生的成本。但Shleifer和Vishny认为，当控股股东几乎控制了公司全部的控制权时，更倾向于制造控制权私有收益，而这些收益并不能为中小股东所分享。La Porta等更是直接指出，现代大公司主要的问题是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问题。

在不同国家中外部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能力以及利益受保护的程度都有不同，大股东可以通过将更多的利润留存在公司内部以实现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所以股利政策可以反映大股东对外部中小股东的掠夺。LaPorta等的经典之作“各国的问题与股利政策”开启了该领域的研究，作者用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4000家公司的样本，构建了“结果模型”和“替代模型”分析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原因，在“结果模型”中支付现金股利是对中小股东有效迫使企业内部控股股东支付现金的结果，外部中小股

东的监督力量越强，大股东支付现金股利越多;在“替代模型”中控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声誉以有利于未来筹集权益资金，在这种模型下中小股东监督力量越强，越没有建立声誉的必要，因而现金股利支付率越低。其研究结果支持了“结果模型”，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更好的普通法系国家的公司，比投资者保护弱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即中小股东监督力量越强，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基于LaParta等的研究，Faccio等进一步指出利润留存不是简单的利润在股东之间的再分配问题，控股股东通过留存利润投资净现值较低或为负的项目，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机会。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大，掌握控制权的控股股东越不愿意支付现金股利，而将资源留存在企业内部。Deangelo等和Vienna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能体现公司不同的行为，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深入，股利政策在该领域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表现在：一是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不同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如Gugler认为控股股东身份的不同会影响企业的股利政策。目标股利水平、股利平滑和股利切割的意愿都取决于控股股东的身份。国有控股的企业目标股利水平最高，最不愿意切割股利且常常对股利进行平滑，而家族控制的企业则不平滑股利，且有目标股利水平更低。二是控股股东不同组织形式对股利政策的影响。Johnson等提出在法律保护相对较弱的国家，控股股东通过各种手段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非常普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组织形式的不同，其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手段可能也有差异。如Almeida和Wolfenzon，Fan等的研究认为，相对于组织形式比较复杂的控股股东，单一结构的控股股东由于内部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缺乏多元化的筹资渠道，运用其他手段转移上市公司资源容易被监管机构发觉，因而需要合法的手段――支付高额股利来支付现金股利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这与La Porta等的结论是相反的。三是股权制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外部大股东的存在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向内部大股东和管理层提供监督的职能，但外部大股东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进行利益合谋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如Faccio等的研究发现在西欧国家，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导致企业支付更高水平的现金股利，而在亚洲国家则出现相反的方向，认为欧洲企业股权制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Gugler和Yurtoglu对德国公司的研究表明，当公司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剥削时，减少股利分配的公告会导致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且该类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低于其他公司。Dai以挪威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股利支付率与其他大股东的制衡力量呈负相关关系，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

(三)股利政策对股东与债权人之间成本影响的研究企业债务的存在导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而支付股利是股东转移企业财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一个手段。因此，很多债务契约中都存在限制企业管理当局支付清算性股利的条款。Kalay认为如果股利只能在负债期内保留的留存基金内分配，那么这种限制将迫使经理人投资，并使其不太可能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Handjinicolaou和Kalay对股利公告后的股票和债券价值产生的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假如增加支付股利是因股东想转移债权人的财富而起，则会对股价产生正面的影响，对债券价格产生负面影响，而减少支付股利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股东转移债权人财富假说，发现减少股利支付导致了债券价格明显下降，而增加股利支付对债券价格并未带来显著的改变。Long等用经理人是否会在举债之后增加股利支付来研究股利支付对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的影响。与以往研究股利变化对股价和债券价格的影响不同，他们从投资不足和股利转移债权人财富的角度人手，发现并未察觉的股东操纵股利来转移债权人财富的证据，认为一方面现行债务契约对股利支付的限制条款有效，另一方面股东认为良好的声誉能为企业带来比通过支付股利转移债权人财富带来更大的价值。但DeAngelo和DeAngelo以80家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所有的样本公司都减少了股利支付，其中半数以上具有约束型的债务条款，除了具有约束性债务条款的公司外，企业更愿意降低股利支付而不愿取消支付股利，从而认为符合股利的转移债权人财富的假说。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不多，事实上，股利支付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是否有利不易区分，理论上，债权人的利益会因股东支付清算性股利而被侵害，但支付现金股利也可能会因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而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导致企业的价值增值，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所以整体上债权人的利益是否受损取决于两者的比较。而这在研究中难以度量。

二、我国关于股利成本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一)现金股利政策的内部决定因素研究国内目前对于现金股利政策究竟是符合掏空假说还是自由现金流假说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原红旗通过对我国的特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后，较早发现大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倾向。Lee和Xiao在深入分析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基础上，直接提出中国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是控股股东侵害而不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这与Laporta等人和Faccio等人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随后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刘峰、贺建刚以2002年的抽样样本为依据，发现大股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从上市公司获取利益，支付现金股利只是实现其私利最大化的手段之一。马曙光等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得出现金股利与大股东资金占用都是其实现股权价值最大化的手段，而且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可替代性。但谢军的研究却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更体现自由现金流假说。而吕长江、周县华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事件研究方法更进一步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的关系，认为在我国资本市场，降低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则更为恰当，政府控制公司支付的收利要高于集团控制公司支付的股利。

关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现金政策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也存在重大分歧。刘峰、贺建刚和谢军的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发放率之间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倾向于高派现、关联交易实现利益输送，相反则倾向于运用股权转让、担保和资金占用等方式实现利益输送。吕长江，周县华和唐跃军，谢仍明的研究发现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而易颜新等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吕长江等发现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比例越低，股票股利支付额就越高，红利支付水平就越低。马曙光等将样本公司进行分段研究发现，不同股权性质的股东现金股利偏好友差异，但没有一致性的差 别，在2000年以前，国有股权控股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最高，但2001年至2002年，国有法人控股和社会法人控股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更高，而这两类公司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谢军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或者是流通第一大股东的解释系数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股权制衡方面，易新颜等发现现金股利支付与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而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并不能得到体现。吕长江、周县华认为当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大时，尤其当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大时，公司倾向于多发股利;当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提高时，公司将会减少股利发放。

(二)基于理论的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为了保护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2001年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最近3年没有分红派息且董事会对于不分配的理由未做出合理解释的将不能获得增发新股的资格。何涛、陈晓对1997至1999年会计年度报告期间现金股利信息所导致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未预期现金股利与超额收益之间不具相关性，绝对的现金股利与股票的超额回报之间负相关，支付现金股利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从而对监管层干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理性提出了置疑。陈信元等对佛山照明的案例研究发现市场对现金股利发放反应冷淡，投资者将现金股利视为坏消息。Lee和Xiao的研究发现，市场对股权中度和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有负面的影响，从而说明投资者认为在这种类型的上市公司中支付现金股利是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然而由于股利分配方案一般与其他信息如盈余信息、审计意见等一起公布，所以现有的研究都难以剔除其它信息对股价的反应对股价的反应，同时在事件日的选择上，到底哪个日期更有信息含量并未形成共识，因而结果可能并不十分令人信服。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应展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股权分裂而导致的不同股东利益冲突。认为股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变革，扭曲、不公平的股利政策也不会得到改变。事实上国内多数学者的结论大多是基于这个特殊的制度背景而得出的。因此，可以预见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将发生一些变化。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可能包括：股票全流通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的内部决定机制如何;支付现金股利在全流通背景下，是否还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源的一种手段抑或发挥了抑制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功能;在研究自由现金流理论时，上市公司不分配或少分配现金股利而留存将大量利润予以留存后的企业行为如何;过度投资的模型构建以及研究方法如何创新;市场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反应是否发生变化;在研究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时，如何更好的剔除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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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摘要】 公共政策 分析 作为一种新兴 研究 领域尽管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但它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为建立完整的学术对话机制，本文首先对学界不同的公共政策观进行了独特的梳理，进而通过对公共 问题 解决途径的分析，得出结论：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减少主观差距和减少客观差距之间做出选择，进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既可能直接调整 社会 利益关系，减少客观差距，包括对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可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仅仅通过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来减少其主观差距，缓和其不满情绪。 【论文关键词】 公共政策；价值；利益；分配；公共问题 【作者简介】 黄仁宗，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 政治 学与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E-mail：hrz2001@263.comTel:010-62762849。地址：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47#2102室（100871）。著作权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 一、导言 自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于1951年发表《政策 科学 ：范围与 方法 的新 发展 》以来，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甚至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德罗尔语）、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语）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发展”（罗迪语）。正如杜克大学乔尔·弗莱什曼教授1988年在 中国 社会科学院作报告时指出的：“ 目前 已经发展起来的公共政策分析和管理专业，首次成为正式的 教育 科目，仅仅是在短短的的20年里，这是令人震惊的。在回顾20年的发展时，人们既对这一学术的新发展表示赞叹，又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吃惊。”（p166） 然而，必须指出，公共政策分析至今尚未在学理研究和实证研究、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以及学术界和实务界之间构架起哪怕是一座真正稳固、一致的桥梁。换句话讲，公共政策分析的科际整合任务并未完成，人们迄今尚未就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达成真正共识。 二、传统观点的述评 学界关于公共政策本质内涵的代表性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 现代 行政学之父”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 法律 和法规。”（p4）这个定义带有明显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特征，且缩小了公共政策的范围和制定主体。首先，公共政策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政府的计划、指示、决议，甚至政府领袖的某些特定意图和表征符号也会起到公共政策的功能。其次，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员不仅仅有政治家，还包括人民代表、专家学者，尤其是在当今“行政国家” 时代 ，随着政府职能的急剧扩张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 应用 ，行政当局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主动性日益增强。基于此，亚伯雷比（Paul Appleby）指出：“决策不仅仅属于政治”，换言之，“公共行政就是制订政策”。（p27、170） （2）政策科学的创立者哈罗德·拉斯维尔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 Kaplan）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p8）这个定义既包含了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策略），又注意到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目标和价值），应该说极有见地。但宽泛地把公共政策等同于计划则是不可取的。计划可以是政策，但政策并不天然就是计划，它还包括指示、决议、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发出的其他符号系统。 （3）托马斯·戴伊（Tomas R. Dye）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的行为就是公共政策。”（p1）这一定义不仅看到了政府的“为”，又注意到了政府的“不为”，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主义色彩，体现了公共政策分析实践性的学科特征。所谓“为”，就是政府为解决一定的公共问题而公然采取行动或者公然做出一定的符号表示；所谓“不为”，就是政府遵循一种放任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不采取任何行动，不做出任何积极性的符号表示。“不为”和“为”都是公共问题的重要解决之道。比如中国一直在进行政治体

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

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对农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和诸多环节的建设，它包涵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概括。财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调节部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财政部门在新形势下重要的历史性任务。

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七、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实现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本文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26.3％、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公共政策

当国内学术界还在探讨什么是“创意经济”（CreativeEconomy）时，政府官员还在借参加学术讨论会之机，发表对“创意经济”看法的时候，2005年一个综艺策划项目，“超级女声大赛”带来的“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y）已经横扫中国。

创意经济是外延型产品经济转向内需型消费经济的重要方向

国内外经济界权威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必须走以扩大内需，促进民众消费为方向的道路，这在国外反倾销浪潮和国内个人储蓄额达到万亿元的形势之下，的确不言自明。更有国外专家列举我国8000亿的美元外汇储备，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19％，而消费开支仅占GDP的14％。因此认为：中国政府为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必须减少储蓄和投资，增加消费开支。

因此，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民众面对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子女教育保障、养老保障等一系列现实和比较严峻的问题，扩大内需的很多举措根本难以撼动民众的储蓄热情，消费开支与预期相比，总是无法令人满意。

然而一个地方省份举办的综艺项目，却大大拉动了民众的消费开支，而且民众并没有买到什么实物产品，买到的是“精神产品”及一系列“衍生产品”。这些产品不是工业经济带来的，也不是知识经济带来的，而是“创意经济”带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月11日的《中国文化蓝皮书》中，公布了对“超级女声”这一典型的创意经济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民众消费支出的初步统计，见表1。

表1中，一个创意项目带来的消费支出与企业由此产生的收入可以达到湖南全省农民工2005年总收入的1.02％，“超女”品牌后续价值指标占2003年湖南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0%。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创意经济是我国目前从外延产品型经济，转向内需消费型经济的重要方向之一。

创意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区别

在上述“超级女声大赛”综艺项目的市场运作中，消费者买到的是典型的“精神产品”，说它不是“工业经济”带来的，也不是“知识经济”带来的，是因为创意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确有很多不同，讨论这些不同，特别是搞清楚创意经济的特征，对发展创意经济和制定政府公共政策，健康引导创意经济，有重要意义。

最早以国家战略名义提出创意经济的是英国，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该小组于1998年和2001年分别两次提出创意经济的发展战略。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下了定义，将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据此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

近年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丰富和推进了关于创意部门和创意产业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意见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及产品价格。创意产业建构了新的产业结构的通道。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在美国，阿特金森（Atkinson）和科特（Court）1998年指出，创意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动力。据统计，到2001年，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4%。

在上海，创意经济也初显端倪。上海大力开展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上海还开发改造和利用了100余处老上海工业建筑，对老厂房、老仓库进行了改建，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创意工作园区。另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1)》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行业分布直接涉及创意产业的部分是：文化艺术业：0.8%；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1.5%；广告业：1.0%。中国创意产业仅“网民”部分，其数量占中国互联网上网用户总人数9400万的3.3%，应当约有310.2万人。

那么创意经济与知识经济是同样一种经济形态吗？能否用发展知识经济的方法和公共政策来引导和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笔者在此问题上的回答有悖于美国人的观点，创意经济与知识经济尽管都是源于“头脑的经济”但是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不同。笔者为节省篇幅，以列表方式阐述其不同之处。见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创意经济与知识经济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创意经济主观和文化成分是知识经济无法比拟的。创意经济更涉及社会领域，是社会多元化、政治文明和文化包容的产物，在引起社会争议方面，恐怕不是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中所谓“科学伦理和技术伦理”能够涵盖的。可以说引起社会争议没有科学伦理和技术伦理那么深奥，却远比它广泛。

创意经济产生的环境要求

任何经济形态都有适宜生长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创意经济”也是如此。在搞清楚适宜生长环境之前，应该首先探讨国内的“创意经济”一般生存在哪些产业当中，可以把这些产业称为“创意产业”。

笔者整理出的表3，反映了当前国内所有的创意产业。从表3中我们不难看出，“创意经济”与“艺术”的距离很近，与科学的距离则比较远（这里并不是指的“创意经济”的实现手段），这也是创意经济不等同于知识经济的主要原因。科学无国界，艺术则有很深的地域、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性，这是因为艺术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组成部分。

（一）国内发展创意经济的社会环境

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才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高效的政策支持机制，高技术的基础设施，相互接驳的产业链条，打破原有行业界限的重组场域，迅速顺畅交换传播的数字网络和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交易平台。”他没有进一步解释“高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支持机制还是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容许不容许的问题。说到“知识经济”，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几乎不涉及意识形态。而搞创意经济的人，首先本质上都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不合常规的，富有想象力的人。这些人的想法，直接导致了产业本身的方向和社会效果。

因此，说到社会环境，部分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政府的公共政策。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已明显下决心培育创意经济，但是创意经济的繁荣要依靠发展争议性的内容，甚至可以这样说，极具争议性的内容才赋予了创意经济的商业优势。然而，另一方面，政府仍担心创意经济带来的文化内涵，对于极具争议性的内容，政府通常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超女”项目利用数百千万年轻人的移动电话投票权，成功发扬了一次“文化民主”，就是个例证。因此，创意经济在国内社会环境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意产业的经济性与政治的传统性之间的协调和相容。

（二）国内发展创意经济的人文环境

创意经济在我国能够传播和发展，在于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国家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已经深入人心，政治文明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国内民众的文化包容，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洗礼，已经有很多的宝贵经验和继续拓展的空间。

创意经济的基础是产业经济，产业经济为“创意”的产业化提供了手段和平台。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产业门类和产业发展硬件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抗衡的基础，这方面不存在突出问题，突出问题仍然是“创意”本身。

政府对创意经济应采取的公共政策导向

应当承认，许多创意产业一般都是影响很广的朝阳产业，但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争议很大的社会热点产业。例如：互联网、电子娱乐产业以及类似“超女”的“造星”运动。因此政府的作用应当是提升创意的文化品位，增强原创能力，加强市场管理，塑造和改善产业形象，让创意产业进入主流社会，不仅成为一个正当行业和正常行业，而且成为一个光彩产业和高尚产业。

对创意产业的鉴别和发展，不应当漠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应当漠视多元社会下的不同群体和千万用户、客户的合理需求。因噎废食，只会丧失创意经济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创意产业的争议性，在不同发展阶段，更不能漠视社会公众的认知程度和主流社会的合理关切，如果引发社会公愤，将断送某些创意产业的前途。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在以上两个方面取得动态平衡，既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同时也要对产业发展负责。具体来讲，笔者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着力于以下几点。

（一）政府要创造一个创意经济的发展平台

“平台”一词源于计算机技术术语，是指基本软硬件标准的集合，在这些标准上可以构建其它计算机软硬件。由此引申，现代非计算机意义上的平台，起码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平台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体系；二是这个平台不仅包括基础硬件设施，还包括软件政策环境，是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的有机集成；三是平台它一定具有公共和共用的服务性质。

因此，“国家创意经济平台”，应当是由国家层面上的创意经济基础条件资源共享的系统化的支撑体系。“国家创意经济平台”不仅包括物质与信息保障系统，而且包括相关的以共享机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国家创意经济平台”要为全社会的创意产业提供有效、高质、公平的服务。

“国家创意经济平台”的制度体系是其建设和运作的核心，它主要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条例、管理办法、规则、标准等。目前国家对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建设有助于加快“政府创意经济平台”的建设。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在对待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公共政策制定上，政府可以引导创意产业的方向，却不适于规定创意产业的内容，也不适于督促创意人士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在我国发展的情况如何，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客观检验的实践之一。

从目前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来看，只要其内容不涉及政治、宗教、色情、颓废和有碍社会和谐稳定，就应当给予发展。管理的观念应当从审批、控制为主，到扶持、发展为主。创意产业是典型的“精神产品”组成的产业，其能够发展壮大，最重要的是公共政策在此方面的宽容与包容。当然宽容与包容的基础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

（二）在现阶段建立创意产业协调机制

在国家积极制定创意产业公共政策的同时，应当建立创意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我国的创意产业归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管理层次很多。以网络游戏等数字内容产业为例，在第一级直接参与管理的是文化部，还有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务院信息办；第二线参与管理的有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劳动和工商税务等部门。直接在数字内容领域参与管理的政府部门，大概有18个部级单位，这种管理难以协调、规范。因为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就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协调小组来协调、推动产业规划的实现。

这里介绍一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台湾是把创意产业管理纳入其“经济部产业辅导中心”，由中心出面协调与其它部门的关系。为节省篇幅，对其管理架构的描述见表4。

（三）保护知识产权和培养创意人才

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政府出版部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正在配合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侵权盗版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但是，尽管如此，知识产权恶权案件还是屡见不鲜。任何创意产业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对知识产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创意产业是绝对不可能健康发展。严厉打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加大民众对保护知识产权的认识才是根本之道，这方面的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对创意人才的培养可以把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我们的教育，现在从支持创意经济来看，问题就比较多，我们评判学生的标准仍然是单一轨道，小学、中学里艺术类课程在升学率的压制下，生存空间十分有限，发展空间更不容乐观。一方面社会开放，学生思维日益多元，社会评价标准也日益多元，另一方面，升学压力、就业压力、自主创业的艰难程度又与上述情况形成强烈反差。使家长、学校和学生本人矛盾重重，这种现象的改变有赖于整个教育体系的与时俱进。二是创意人才以35岁以下为绝大多数，这些引领流行文化的人群，经济能力比较薄弱，迫切需要扶持。支持创意年轻人的创业，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上海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上海市借鉴国外经验，开拓出仓储式的创意基地，卢湾区“8号桥”、广告湾、泰康路艺术街等综合性体验经济园区和以创意设计产业为主的创意产业基地，静安区昌平路990号和1000号，上海市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产业基地，以及以时尚艺术、服装设计、品牌等为主要特色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这些基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都市园区”。以上这些基地，让创意人士能够租得起和住得起。它不但是聚集人才的“鸟巢”，而且是培养创意人才的摇篮，甚至成为上海市的又一具有鲜明城市特色的一大景观，真是一石三鸟，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钟婷.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上海科技情报（J），2005.5

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区域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离不开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又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制定的旨在促进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控制区域间差距过分扩大、以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总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总目标。区域经济政策从其所采取的政策手段来看，它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政策、区域金融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区域外贸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从指导资源宏观配置、产业空间布局的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等多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就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同行。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收部门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区域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的，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强烈地体现某一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可以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限制发达区域的过度膨胀和鼓励落后区域的快速发展。

税收是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并不会给制订有关政策的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就可以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从各方面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较差区域的投资环境。从这一点看，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应是一项临时性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很难成为象国家区域财政政策那样的具有长期性国家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不同的税收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一般说来，税收优惠宽一些，税负就轻，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高；反之，税收优惠严一些，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显然，要改善落后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快这些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尽可能多给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在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实行同等优惠政策，这样会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后者宽，对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税收政策在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时，主要是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务部门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除了区域税收优惠外，同时还可以实行行业税收优惠。通过行业税收优惠落实对区域的优惠，扶持落后区域有关产业的发展，推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行业税收优惠相对于区域税收优惠而言，能在不破坏行业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同一行业实行相同税率，有利于公平竞争。但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行业间的差别税率往往能表现为区域间的税收差别。对落后区域主要行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又不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第二，税制结构对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政府如何选择主体税种和实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地方经济和财力的影响不同。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广大落后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税收采用以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区域的税源就比较充裕，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区域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经济落后区域企业负担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减轻落后区域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转嫁税。采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地方政府既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纳税企业又可以将税款打入商品、资源产品价格向购买方收取，自己不用负担税款。显然这种税制使经济落后区域从中受益。通过这种税制能起到调节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的财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国家对不发达区域基础产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准，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这一标准是全国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最低标志。因此它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只负责援助那些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而不负责已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承担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的职能。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去追求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过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区域的援助目的是促进和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它的钱只能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区域向贫困区域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是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实质都是“抽肥补瘦”。一般性补助转移支付量过大，财力平调过多，既挫伤发达区域的积极性，又会使不发达区域产生依赖性，将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和效率。因此，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尽管它们同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为落后区域的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达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可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援助手段，对不发达区域改善社会公用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一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区域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投资政策是具有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投资决策权的中央政府习惯于实施的一项区域经济政策。国家的投资在各区域之间的分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国家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全国的经济布局：一是由国家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诸如解决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供水、住宅等方面问题，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为工业化、城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二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一些重点区域建设和布局一批工业企业，以谋求区域经济增长和区际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可见，财政投资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加大对落后区域，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可以提高其经济实力，加快发展速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

区域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可归结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区域投资为实现其目标提供了保证。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也需要政府适当进行投资。可以说，没有投资的实现，就没有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变量的增加和改善也就难以实现。不仅如此，区域投资还具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作用。投资既然是生产能力的生成活动，就必然包含着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因此，投资的作用对象是多重的，它同时对人、财、物等诸要素及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对它们提出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对它们提出质的配合。政府通过对落后区域投资，兴建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对落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刺激作用来增加一些区域的经济实力和这一区域的社会总产出，提高落后区域固定要素集中程度，增加流动性要素的潜在边际生产力，吸引流动性要素的进入，而且能够改善区域的产业结构。

区域投资是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如果区域投资能充分地体现区域生产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就能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既有成就，投资效益就会有很大提高。不仅如此，区域投资的规模和投资方向还决定着区域各产业的固定资产拥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结构。区域投资方向合理，就能适时地促成新兴产业兴起，加快某些薄弱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改善，从而建立起产业间新的比例关系，逐步改变和不断调整区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见，投资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有助于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目标。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上的投资决策权，选择一部分区域作为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的重点投资区域，通过它们所属的投资机构注入建设资金来促进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耗资较大、工期长、利润低、见效慢等特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无力独立承担其中较大规模的项目。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总收入中专门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负责对基础设施中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铁路建设、电力工程等项目的投资。政府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通过财政投资分配，直接为不发达区域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当然，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尚难以满足各区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为此，政府还可以考虑从金融政策方面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予以倾斜。例如，可以成立与项目相联系的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以拓宽资金融通的范围和渠道，或通过财政政策供给引导外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资源流入不发达区域，间接为之提供服务，对不发达区域的市场和资源配置形成弥补作用。

投资在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在计划经济国家，不仅是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财政投资，大部分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也来自财政投资，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投资决策权，因而国家区域投资政策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所制订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计划经济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的力度要小得多，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一般都来自私人机构，即使这方面的政策被纳入了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也仅仅是起引导投资的作用，而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开始来自市场，中央政府的国家区域投资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也开始弱化。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作用都将重新予以明确和具体定位。规范体制环境，引导企业主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的逐步明确和规范化，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其投融资环境比较好，投融资渠道比较广泛，政府管理机制比较灵活，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强，有利于把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相应地，西部内陆地区投融资环境虽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但也要积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鸣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2]刘雅露。缩小地区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政策[J].经济纵横，1994，（3）。

[4]朱小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其调控政策选择[J].经济评论，1999，（4）。

[5]江世银。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3）。

[6]江世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J].理论前沿，2003，（12）。

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4]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政策论文范文第11篇

行政管理的组织是按照科层组织建立的，由于行政管理政策的模式参差不齐，因此，行政管理中要重视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研究。

一、制约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因素

利益因素。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这是制约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首要因素。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所代表的利益是有差别的，由于政策是集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者考虑的是整体利益。而政策执行是分散进行的，执行者往往要考虑其局部利益，这种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差别性，往往制约着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力。“政策执行的环节越多，意味着不同层次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越大，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筛选次数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失真冲动能量越大，这也会提高政策失真的频率和幅度”。因此，这种利益差别是制约行政管理政策执行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行政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要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注意协调由于利益差别性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提高执行效果。信息因素。主要是指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这是制约行政管理政策执行核心因素。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过程，在这一传递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的发散和汇集两个方面：信息的发散主要是指行政组织向社会释放、传递有效的信息，使社会团体、各经济主体、民众了解政策的趋向、内容、特征；信息的汇集是指行政组织在释放传递信息的过程，也设法从社会或中央政府获得必要的信息反馈。信息的释放和汇集过程实质上是有关政策信息在中央政府、行政组织、社会团体三类主体之间的双传递过程，在这一传递过程中形成了信息交流和信息碰撞的动态运动，行政组织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得到大量反馈信息，要及时了解到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偏差；作为行政管理政策的接受者社会团体来说可以明确政策的内容、宗旨、特点及趋势。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政策信息的传递是有效的，可以增加政策的沟通能力，进而可以减少政策执行的盲目性、减少政策执行的难度和阻力，并及时得到反馈的信息和情报，依据这些反馈信息调整执行方法和策略，从而增加政策的执行效果。相反，政策信息的传递如果是无效的，其结果要么是信息无法获得，或信息的失信，这都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制度因素。主要是指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这是制约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的关键因素。政策评估是行政管理政策执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在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中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往往热衷于制定政策、宣传政策，而忽视政策的评估，客观上助长了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影响到了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政策执行。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这是制约行政管理政策执行的外部因素。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不仅取决于政策内部的构成，还取决于政策外部环境的优化程度。美国政策学专家史密斯曾发表《政策执行过程》，他认为：“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四者为政策执行过程所牵涉到的重大因素”。由此可见，环境对于政策执行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环境包括：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是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感、工作作风及其事业心，还涉及执行者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政策的掌握水平、政策尺度等。二是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是指民众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取向等。经济环境。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力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力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程度又影响着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行政管理政策的经济环境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备程度、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等。社会环境。地方经济发展中面对的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各种非经济因素对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因而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中要具有灵活性，要随机应变，因为执行中弹性过大，又会造成随机性太大，而执行中的刚性过大，又会造成政策执行中的相反效果。超级秘书网

政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实体经济

1经济背景—金融危机

1.1从国际角度看：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各国的就业压力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9月份宣布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三年期惩罚性关税，分别为35%，30%，25%，同时巴西政府也对中国进口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这些就是贸易保护注意最好的例证。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欧盟经济前景不乐观，日本经济也面临内忧外患。

1.2从国内角度看：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的进出口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进出口总值1898.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24个百分点，这是自2001年6月以来中国出口首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此同时，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上升了400亿美元。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口方面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数据显示，11月进口749亿美元，下降了17.9％。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3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3.1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3.2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3.3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

4结合金融危机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分析

4.1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①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趋势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自5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回落，9月份同比涨幅回落4.6％。控制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②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工业结构有所改善。农业生产也获得较好收成，全国粮食连续5年增产；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③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2009年的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9.4％，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同比增长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

4.2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4.2.1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利用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和调整相关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高科技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使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自2009年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半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为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第一产业12025亿元，第二产业70070亿元，第三产业5776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6.6%，8.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2.2巩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国家安排国债投资着力建设了一批关系到调整农产品结构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基础性工程。其中，家电、农机具下乡补贴政策为农民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保障。同时，2009年经济半年报的资料数据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增长了68.9%，第二产业增长了29%，第三产业增长了36.6%，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视。

4.2.3推动了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合理调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集约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和运输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又将中部崛起提上了议事日程。

4.3丰富了宏观调控经验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启充分体现了相机抉择。市场失灵的问题就会在着。此时，当经济依靠市场机制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稳定增长。那需要政府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有目的的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主动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体现出对调节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滑坡，通货紧缩趋势显现。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决策层审时度势，主动应对，将“适度从紧”的积极财政政策适时转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面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决策层依然能够把握形势，主动出击，明确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实现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5结束语

十年前我国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十年后的今天为积极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我国政府重启了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内需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经济逐步步入了快速复苏发展的快车道，我国经济已呈现出企暖回升的良好势头。我们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肯定的同时，必须也要对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正确的认识，并给予足够重视，从而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实体经济步入全面复苏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夏杰长等.《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中国经济出版，2006年版.

[2]戴园晨.《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王保安.《转型经济与财政政策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政策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一)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央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二)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各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各国政府制定农业金融法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并通过他们贯彻农村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

各国政府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其目的是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补偿输导给农村经济。通常采取的方法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担保等等。例如，财政贴息后，银行执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降低农业发展的融资成本。那些坚持合作金融组织基本特点和性质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合作金融组织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加，补贴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1．美国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

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是政府对农业保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为了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农利益，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组织农民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民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进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信用社是发放个人贷款，向社员特别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费信贷的非盈利性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法规放宽，允许信用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信用社能够发放信用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信用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ShareDraftAccount)。信用社免除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收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信用社会员资格的管理放松了，允许吸纳新的会员，并通过缴纳股金增加信用社的营运资金。目前美国拥有信用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自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信用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获利分红和选举的权利。

美国合作金融的核心是把非盈利性作为其发展的基本宗旨，其主要目的为通过传授金融知识，帮助无力获得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培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合作和经济发展。美国的第一家信用社是1909年成立的圣玛丽教区居民信用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愿意接受小额存款，又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借款人”就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互助合作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提供小额消费性贷款。美国信用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共同联合要求，规定信用社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联合关系的基础上，例如，同属一个雇主，同属一个组织，同属一个社区。美国信用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为社员提供各种便捷廉价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互助合作，改善社员生活，促进社区发展。关于是否保留信用社特点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通过HRll51法案，允许信用社接收新会员，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和会员扩展计划。

美国信用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法规体系。最主要的法律是1934年通过的《联邦信用社法案》，法律规定了联邦信用社管理局的职能与作用、信用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央流动性安排等具体内容，信用社管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信用社的具体运作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定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规定。后来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普遍反对时，国会多次审查信用社的免税资格，以“信用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互助组织，其收入均用于帮助社员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区的协调与发展，因此它的收入不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蓄性股份。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断庞大又进一步增强了信用社的政治影响力，使信用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待遇的长期斗争中，能避免储蓄与贷款协会及储蓄银行的结局，而始终保持着它的税收优惠。

2．法国通过贴息贷款扶植农业

法国对符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发展规划的贷款项目，都实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鼓励农业经营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是法国惟一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一直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贴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款者的利息负担，很受农业经营者的欢迎。此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信贷业务，提高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长期贷款，在放款用途上，主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设备投资，在行业上主要是对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量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办法则由银行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基本原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基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多少、贷款期限长短、贴息期限长短、贴息幅度大小，则由经办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一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比如，购买土地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民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般农户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经营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建立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得华·S．肖)扭曲的财政政策将减少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财政政策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村经济的渠道，就是国家把扶植农业经济发展的补贴和保护政策，更多地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和补贴，改善金融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抵抗风险的能力和信用创造功能，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调节能力，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输导给需要扶植的农村经济部门，达到反哺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方式。

(一)补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给予金融机构的补偿，同样的财政资金，效用是不同的。财政补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方式，其目的是财政能够利用较少的补贴支出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补偿的效用比较。例如，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贷款利息(但项目完成后可收回本金)，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足“不情愿”贷款。假如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现在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进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愿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农村信用社，其中5家亏损，原因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农村信用社全部撤销，以降低金融风险，则该县农村信用社可能减少存款4000万元。现在通过减免农村信用社税收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经营成本下降，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农村信用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营业。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善贷款条件，从而增加信贷资金供给；减免税收，有利于降低银行营业费用、扶植偏远和落后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能够起到增加信贷资金供给的效果。

(二)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

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可以采取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补偿渠道，以恢复和提高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功能，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贷款意愿。

1．适当的税收补贴

199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城乡信用社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把城乡信用社当作城镇集体企业来对待，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其他各种税赋的规定对农村信用社是不公平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不分的继续，是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错误观念的继续。应该借鉴国外发展合作金融的成功经验，对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其为公益法人，非纳税团体，免征税赋。可行的方式有：(1)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牺牲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2)根据农村信用社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金融组织的特点，加之其服务的对象与部门本身需要政策补贴，信用社应当免除营业税，减免或降低所得税税率，或返还所得税；(3)农村信用社存款作为社员存款，视同股金，免缴利息税，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增强信用社的竞争力。

2．合理的收入补偿

目前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弱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补偿机制，通常是投入高、产出低，这与农业的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特征密切相关。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能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的资金不能较快地形成投资收益，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由于投入补偿机制缺乏，尽管有政策约束，也容易造成资金对农业的假投入，虽然统计在农贷科目中，实际上投入到其他方面。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维护农村资金的完整性，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连续性、有效性，降低投资的风险，使有些项目投资的回报率能够基本达到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吸引商业银行直接投资。(1)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例如，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2)建立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主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3)建立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一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风险；(4)对农村信用社历年垫付的保值补贴利息支出给予补偿；(5)对一些明显带有政策性扶贫功能的贷款，要界定合理的政策性亏损空间，其政策性亏损由财政拨补。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农民确实需要，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经营亏损，可由地方财政弥补；(6)财政补贴除了补贴金融机构外，还要继续运用财政补贴杠杆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调控和管理，对边远地区、山区等实行特定的补贴政策，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环境。

3．贷款利息补贴和免缴存款利息税

存贷款利率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政府通过干预利率的结构，把它作为征税和作为补贴的一种途径。如存款利率的补贴，在金融机构储蓄短缺的情况下，对储蓄补贴有利于增加储蓄总量，“使储蓄可以从现金窖藏中提取出来”(爱得华·S·肖)；存款利息税的免税；对贷款利率的补贴等等。这样，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

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利率安排比法定利率低一些；农村信用社可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降低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以降低融资成本，达到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减负的目的。给予信用社财政政策优惠的目的，不是提高信用社的利润率，而是通过降低融资费用，从而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反哺农村经济，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

存款利息税是利用利率环节征税的一种形式。我国征收存款利息税，在农村刺激消费的正效应不够明显，反而带来抑制农村经济的负效应。由于农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就是存款和现金，其他方面的投资农民得不到，征收利息税不会发生投资的转移，等于增加了财政预算收入，减少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同时抵消了贷款利率补贴的作用。免缴利息税可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作为扶植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巩义、新密农村信用社化解风险过程中采取了利息税由当地政府代缴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剥离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

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当前信用社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鉴于财政有困难，可首先解决有支付风险的信用社。第一步，农村信用社在账务方面把与农行分家前(含展期)形成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第二步，由省一级政府成立地方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农村信用社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财政部门收购资金的来源：一是把从金融机构取得的税收，返还给农村信用社，作为收购资金的一部分；二是从财政支出中切出一块专项资金；三是经中央政府批准发行地方财政债券；四是直接向中央财政借款。第三步，把不良资产的清理责任按属地划分落实给各级政府，清理收回的现金作为当地农业贷款的担保基金。

5．建立信贷担保基金

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市)和乡(镇)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信贷担保基金，其余可在当地企业中募集，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利的信用社可把部分盈利用于认购担保基金。担保难问题也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贷款担保基金，解决农民贷款条件不足的问题。

通过金融渠道，把对金融的补偿转变为以间接补偿方式为主的对农业的补偿，由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被动依赖，转变为市场主体能够清醒地判断和把握市场规律，自主做出经营决策，主动进行投资选择，这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研室赴美农业考察组．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J]．中国农村经济，1998,(12)．

[2]张贵乐．合作金融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6)．

[3]谢安等．德、美、日三国农村信用合作制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0,(4)．

政策论文范文第14篇

民族志方法是一种最为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就其名称的含义来说，意味着是一种“人类图像”。是一种人群或族群的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的是一个种族或一种特定文化圈内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并解释文化中的人、物、事件等各个构件因素的交互影响过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言，民族志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时期地深入现场，采取切入情景的参与式观察和实践，并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来了解这些构念是如何在本土发展和更新的。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而言，政策问题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真实的政策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具有良好的问题感知能力。而且政策问题必须是真问题，问题定位的失准也会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政策制定者不具备寻找问题的专业素质，而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对于特定的政策作用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真实世界的现实接触极度缺乏，从而导致政策问题的错误导向的产生。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通过调研、听证等手段对问题的了解不断深入，但是，更为细致的，深描的民族志研究无疑是更为合理的选择。从理论建构角度而言。公共政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必须要从归纳的理论建构方式出发，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用不加理论前提的思维方式来发展和把握新的公共政策理论，这样一来才能够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模型。深入现场，细致考量目标群体的真实行为动机和真实需要，理解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真实桎梏，才能够是政策制定者发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制定技术和方式，而且，政策制定者同样会对整个公共政策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不会仅仅从利益角度出发来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建立在理解文化背景和文化中人们行为动机和真实需求的角度思索新的价值视角。公共决策会认识到，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共决策者所做的决策不一定完全正确，即使在当时是合理的，时过境迁后也将有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为情势变迁所迫，决策者可能要对不合理的决策部分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正，这种调整和修正既可能通过公共决策者自身的经验和反省，也是出于文化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这样，政策制定不再是一种过程和手段，其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目的，一种出于责任的目的。

二、民族志方法运用下的公共政策实践

进路传统的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界定是所谓公共政策过程，实际上是指各种利益集团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输入到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中，由公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形成合法化的政策方案，通过政策的执行、评估和终结等手段对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发现与认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阶段，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主要是政府发现、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公共政策的过程。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问题、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组成的线性结构无疑是合理的。但是，林德布罗姆告诉我们，渐进式的政策过程往往是公共政策现实中的真实体现。而且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民族志方法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具体的影响还是需要在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得到具体显现。

1.政策问题发现阶段

所谓政策问题，是指当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到公共问题已经妨碍社会发展，并已经体会到公众的公益性诉求且趋同于这种公众诉求，政府通过公共活动加以干预和实现的问题。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理解需要比利益分析更为重要。因为需要会建构人对于利益的认识和对于利益的选择。由此，真实的需要的抑制或缺位是问题产生的真正来源。如果要寻找到真实的问题，则必须从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公共政策问题发现和认定阶段，政策的公正性表现为政府能否及时有效地发现与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相关的公共问题，并及时地将其确定为政策问题而进入政策议程，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一是必须从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出发，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的增长，二是所认定的政策问题必须能够满足社会公众个体的大多数的需求。

2.政策制定阶段

所谓公共政策制定，是指公共政策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对公共政策进行方案规划、择优选择，最终采纳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在政策制定阶段，与本土化公共政策理论要求最为一致的就是要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公平一方面体现着对于人们平均思想的体现，而且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基本福利。另一方面，公平意味着正义，体现出一个社会体系发展的方向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包括如下内涵：一是政策的价值公正，即公共政策切实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二是政策的实体公正，即作为政策实施载体的政府权力运行规则体系的设置必须具有公正性，不能偏袒和倾向于任何一方利益，必须以政府政策问题认定和制定阶段确立的价值原则为唯一标准；三是政策的程序公正，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经过严格科学的程序，必须建立在充分信息、严格评价、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

3.政策执行阶段

所谓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充分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等相关政策资源，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将已经合法化的政策付诸实践的现实过程。本土化公共政策理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关切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强调的是观察，与传统的线性方式发展政策理论的角度不同，新的理论建构方式是螺旋状的，即在政策执行阶段的具体情境中，政策相关者必须深入体验政策在执行过程之中对真实环境的改变，以及相关受众的真实认知和真实想法。用自己的视野来观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动态情景，用以内化为自身对政策修正和评估的主要指标。

4.政策终结阶段

政策论文范文第15篇

1.实践性教学资源还不够丰富。我们曾经尝试主要把实践教学的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够提供便利。其次，校外缺乏固定、制度化的合作单位，学生社会实践还缺乏充足的条件。

2.课程的阅读参考文献比较丰富，而且一些参考文献是英文的，学生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还存在一定难度。

3.网络硬件和软件条件有待提高。实验室计算机还未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系统。公共政策课程需要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还没有实现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计算机模拟可以让学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

二、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

“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本科生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是提升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关键，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教学目标上，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建立公共政策课程新的教学体系，力求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要求建设优化的网络教学环境，完成教学视频上网；参考题目、作业、常见问题上网，建立网上答疑平台，视频互动平台。“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帮助建设完整、科学的课程评价考核体系。

2“.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可以帮助建设本课程的实践教学课堂，保证实践课堂固定、规范化。公共政策学科的本科生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来提升公共责任意识、个人服务能力，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素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教育要培养出“以人为本”，具有工作责任感、社会道德感、公共服务意识的高级决策人才。

3“.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彰显本课程的教育特色。专业学位本科生学科知识相对薄弱、实践经验相对丰富，若采用的培养模式割舍了这两类学生的整体特征和个性差异，不能有效地调动两类学生的协调与互动，都很难取得较好的培养效果。前者囿于公共政策学科的特性，很难找到一种实践的平台；后者中有些高层次学生在单位是领导者“一把手”，在学校则是学生的身份，心理上难以适应身份的迅速转变；而导师也是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授课的对象、指导的学生可能是年龄相仿的群体、也可能是职位、级别更高的领导，如何充分履行教师的职责，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保持适当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导师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科学生教育迫切需要桥梁、中介来承担这种沟通职能。

三、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

“实践型”教学模式主要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和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政策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进一步加深对基本分析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力求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及政策影响的波及性，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改革模式在本科生教育教学中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考试制度与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

1.课堂教学。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传统方式，我们开始运用案例权变式教学、情景教学、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团队合作社会实践模式等多样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以增强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方法。授课老师积累丰富的案例，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真实的案例入手，从中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理论思考，逐步过渡到成熟的公共政策理论讲解。从案例到理论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决策理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贯通到实践中，充分体现决策科学的实践性特色。补充公共政策的案例和音像资料，如关于废除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拘押政策的建议，全球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深圳的行政三分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等。做到了教材配套齐全和满足教学的需要。

（2）情景教学方法。通过场景模拟，角色扮演，为学生发挥公众影响力、阐释决策理念、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外部激发。例如，让学生扮演“市长”、“总经理”等角色，现场就问题进行决策。由于游戏是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场景的模仿，因此也是一种体验法；同时游戏还有揭示道理的作用，即通常说的寓教于乐。

（3）政府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授课老师计划请优秀决策者到课堂现场说法，把决策者在实践中的切身体验，传输给学生。

（4）团队学习模式。小组合作，妙趣横生。授课老师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并给每个小组布置阅读材料，采用团队结构，使学生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每个小组根据阅读材料，做成PPT，在课堂上依次做PRESENTASTION。

2.实践课程设计方法。

（1）实践性教学环境建设。我们把实践教学的一部分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有些问题本身就是学校相关部门关心和头疼的问题，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提供便利。同时，我院已建立起淄博市城管执法局、张店区政府两个实践教学基地，与一些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公共政策学的实践性教学及课题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小组课程实践活动。主要引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去了解政策问题、分析和描述政策问题、提出建议、游说相关部门实施建议、监控和评价效果、提出改进建议。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合作精神，而且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公益心。学生的实践活动主要在课外进行，课堂上安排学生就实践活动成果进行汇报。同时鼓励学生在汇报课题研究成果和小组讨论成果时运用多媒体。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提出改进意见。学生就我校同学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到学校相关部门了解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帮助相关部门实施落实。内容包括校园安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宿舍安全问题、食堂卫生、饭菜质量、服务质量、课程设置、困难补助的发放、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问题、学生素质课程开设、网络收费及安全问题、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图书馆服务问题等等，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便利。

3.建设网络教学环境。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学习提供更方便、灵活的服务，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以及快速网络通道。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让学生通过计算机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

4.改革考试制度。成绩评定由试卷考试转变变为“读书笔记+小组讨论+课程实践报告”，发表文章和参与科研项目可以加分。这样的制度，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在公开刊物，积极参与科研实践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