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由于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和会计人员主观判断、会计政策等的不同规定，盈余管理成为众多企业为了不同目的而操纵财务报告等的重要部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使分析师预测和投资者判断存在偏差，误导投资者投资，给资本市场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对现实规制盈余管理和盈余管理审计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研究的不足和研究前景。
一、国外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国外盈余管理的研究早于国内，且研究方法和动机方面明显成熟于国内，国外的文献综述按企业性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营利性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第二部分为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研究。
（一）营利性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1.概念
在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Schipper、Healy和 Walhen、Scott等学者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其中，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对会计披露时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行为是具有倾向性的；Healy和Walhen 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伴随着企业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发生的，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改变财务报告，误导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了解并影响其判断结果；而Scott对盈余管理的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企业管理者为了在如一些成本及借款合同中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会计政策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种行为，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是从契约观这一方面出发，即公司在面临一些应急状况时，企业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达到契约中的规定条件，在维护契约各方利益的同时来保护自身以及企业的整体利益；还有的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或者延迟确认收入，计提减值准备，调控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等支出的形式来平滑利润，来满足不同时期财务报告的要求。
2.动机
目前来说，国外相关学者对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1）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上市公司影响公司股价，迎合分析师预测或者企业自身的收益筹划；（2）满足管理者的报酬激励以及债权人要求的报告盈余标准（3）达到监管要求的动机，即逃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Deniz Igan，Marcelo Pinheiro（2012）通过开发一个关于收益操纵、分析师预测和机构投资者交易的模型，得出了内部人持股的程度影响企业的管理收益，并且盈余管理也导致了不乐观的分析师报告错误，进而导致机构投资者积极的交易行为。这一研究结论将内部股权激励和分析师预测联系起来，同时得出，公司治理较弱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突出，公司应加强公司治理来避免盈余管理。
James Jianxin，Gong，Siyi Li（2012）以2009年标准普尔数据库的数据为样本，研究首席执行官的激励信息是否与预测未来盈利有关。从而得出结论：预测未来盈利提高了高管的激励。从而说明高管激励因素随企业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有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CEO激励与未来现金流量和非操控性应计收益具有相关性，而与操控性应计收益无关，说明CEO激励因素促使企业去规划交易创造收益而不是操控报告收益。
Hassan Heidari，Ali Ashtab，Golamreza，Kordestani（2012）采用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探寻债务合同和资本市场的压力（净收入和经营活动收益增长），收益增长以及公司的财务杠杆的高低是否与调整EPS的盈余管理有关，从而得出结论：债务合同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压力是公司管理层调整每股收益的两个动机，有更高收益成长的和高财务杠杆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并调整每股收益。
Daniel A. Cohen，Paul Zarowin（2010）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采用Jones模型，分析增发股票期间的实际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研究结果显示增发股票期间为了满足行业监管的要求，采用实际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方法，在增发股票之后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较大，这说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发股票，且有向上管理盈余的倾向。
Yan Xiong，Haiyan Zhou，San jay Var shney（2010）基于两个投资组合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在IPO发行前与IPO时期新股表现不佳的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在IPO发行之前公司有很高的盈余管理水平，投资者不能拥有额外的非正常收益。这也证明了IPO之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及企业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给规则制定者启示，决定是否应设立新的标准和其他需要进行披露的项目来抑制IPO之前的盈余管理行为。
Healy认为，公司为满足某种奖金计划进行盈余管理，提高收益，进而获得更多奖金。Daniel A.，Cohen Aiyesha，Thomas Z. Lys（2008）研究得出盈余管理在整个样本周期内稳步增长，达到或打破去年的盈余标准，达到或打破分析师的预测，避免报告亏损是管理盈余的重要动机；在法案公布之前应计盈余管理的增加与基于股权的高管薪酬的部分转变同时发生，对于应计制盈余管理，期权成份提供了激励的差别，期权授予当期是消极的，而未执行期权则是积极的。
3.研究方法
国外相关学者关于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应计利润法，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使用，特定项目研究法等。由此而见，以前主要集中于权责发生制下的的研究，目前则更多结合实际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
Daniel A.，Cohen Aiyesha，Thomas Z. Lys（2008）研究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布前后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盈余管理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并得出结论：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布之前，企业的盈余管理在财务舞弊时期呈增加趋势，而法案通过之后，盈余管理水平恢复到颁布之前的的水平；同时发现法案公布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下降时，实际盈余管理活动显著增加，表明了公司转换到实际盈余管理。
Annalisa，Prencipe（2012）通过应计利润项目来研究美国跨国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国内公司的是否存在区别，研究结论显示：一是美国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的确不同，国内公司比跨国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要大，这可能是国外公司的法律及各种政策的约束所致；二是有国外子公司的跨国公司，若子公司坐落在法制薄弱的国家或者是避税国，则会更多地进行盈余管理，两者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外汇收入方面。
Scott D. Dyreng，Michelle Hanlon，Edward L. Maydew（2012）也证实国内收入比国外收入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有广泛的海外分支机构的公司，这些分支机构若坐落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则会更多进行地盈余管理；坐落于避税国地区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并且盈余管理的递增效应集中于外汇收入部分。此部分可以考虑合并过程、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不同角色、公司治理的角色以及特殊法规的影响，利用对这些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来解释跨国公司究竟是如何进行盈余管理的。
Daniel Cohen，Raj Mashruwala，Tzachi Zach（2010）研究发现，管理层会降低广告支出来避免损失和盈余下降，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晚期阶段，公司增加广告支出来达到盈余基准，在财务年度的第三季度增加广告支出，从而在最后一季度突破先前年度同时期的收益。
另外，Benjamin C. Ayers（2006）通过研究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可能为达到利润与盈余增长的基准同时在现金流量与非操控性应计两方面都进行了控制活动。而国外的很多学者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以探究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抑制或促进作用的因素。Constantinos Caramanisa，Clive Lennox（2008）探寻审计努力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的变量后，审计努力如审计时间越短，管理层报告高收益的盈余管理动机越大。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公司治理，董事会结构特征，关联交易等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非营利性组织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国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营利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很少有对非营利性组织盈余管理方面的探讨，因此，此方面可以说是盈余管理今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Marc Jegers（2012）基于比利时2007年非营利组织的844份财务报告，主要探讨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问题，结论证实，非营利组织更倾向于披露零利润，而组织现金流量的绝对值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操纵盈余；潜在的机构差异（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的差异）和非营利组织的金融负债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导致操纵盈余管理。对非营利组织盈余管理的特征等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
二、国内盈余管理相关综述
（一）概念
我国国内相关学者也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魏明海（2000）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基于企业财务数据的债权契约合同的结果，在编制企业会计报告和构建规划交易方法时，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作出的判断。
大体上讲，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主要分为：一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规范的要求；二是进行盈余管理所采用的是基于会计方法上还是非会计方法上，如规划交易或对其时间进行安排等。
笔者认为，企业进行的盈余管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已有的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进行自由选择，为对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造成损害，但是其行为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对政策范围内不同选择而做出的最佳选择；另一种被成为“利润操纵，利润平滑”，此种是企业的不合法行为，指有目的的操纵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信息披露，这可能不是一个企业的整体行为，而是企业某些小集团群体或个体利用其有利信息而进行的操纵行为。
（二）动机
国内相关学者对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且较为成熟，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管理层的报酬激励；为达到融资目的而满足企业债务契约的要求；为达到公司上市或增股的目的，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还有的是为了免税或税务筹划的目的。
吴联生等（2007）从避免亏损的角度对企业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论显示，非上市公司虽然没有上市公司那样面临资本市场的压力，但仍然有着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出现亏损现象。但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则远远较大。蒋义宏（1998）主要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动机方面进行研究，并指出：在股票上市发行时由于市盈率等财务指标不符合条件，为了提高发行价格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会进行盈余操纵以获取配股资格；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包装，以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导致公司股票被摘牌的情形。另外，陆建桥（1999）从上市公司亏损前后年度的数据出发，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有亏损现象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并指出，上市公司在出现亏损前后及其出现亏损当年有盈余管理的行为。
（三）研究方法
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方法很多，总结国内相关学者对已有盈余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1.利用特定项目，应计利润项目，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公允价值研究等。
其中，陆建桥（1999）验证上市公司存在亏损现象时，通过管理公司财务中应计利润项目来进行盈余管理程度的测定。蒋义宏（2002）主要选取了2000年这一具体年度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特征为首次出现亏损、当年度扭亏和摘帽的上市公司，从而验证上市公司存在亏损时不仅通过应计项目来调节盈余，同时也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调节。
2.采用的模型最多的是Jones模型，国内很多学者对Jones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修正的Jones模型和扩展的Jones模型作为其参考模型，并证明其模型的优越性等。
顾振伟（2008）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式的实证研究》中表明，在采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下，有关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归为正常的经常性利润扣除项目，文章在扩展的Jones模型基础上进行研究计量。实证结果证明，在计量效果方面与以往的模型相比，扩展的Jones模型更有效。
3.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上市公司数据对盈余管理进行探讨，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等。
其中，李维安，王新汉，王威（2004）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研究了公司盈余管理与形成的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小，反之亦然。
三、评述及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对盈余管理研究的综述可知，就目前而言，对盈余管理主要从其概念、动机、研究方法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且以上市公司为例进行研究的最多，而对非上市公司研究较少，尤其是对非营利性组织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国外刚刚起步，国内还是空白；另一方面，关于企业盈余管理，国内相关学者对具体应计项目的涉猎较浅。因此，今后对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问题，对具体应计项目和采用收付实现制方法对盈余管理的深入探讨，以及相关的案例研究是今后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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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核心高管离职 盈余管理 动态研究
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公司高管是指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仅限于上市公司）等人，高管离职又可以分为正常的离职行为和非正常的离职行为。通常，我们将董事长和总经理定义为公司的核心高管，核心高管的离职行为往往伴随着对企业业绩的操纵行为，会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密切相关。本文试对核心高管离职前后以及继任者继任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揭示出核心高管离职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
一、文献综述
对于核心高管离职以及与盈余管理行为关系的相关理论主要有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委托理论：由于现代公司形式和规模的不断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益扩大，所有权人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问题也越来越突出。Jensen和Mecking（1976）认为，由于人行为具有不透明的特点，委托人必须通过监控其行为的结果（如公司业绩）来减少问题。因此，企业的业绩对高管的离职和变更有影响。业绩相关理论：业绩相关理论建立在委托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权人对经理人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公司业绩作为评价标准，如Hermalin和Weisbach（1998）研究发现，企业业绩差意味着高管能力差，企业不仅会更换总经理这些核心高管，甚至会做出同时更换其他高管的决策。因此，出于合同契约的原因以及企业业绩的压力，核心高管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企业业绩，维持自己在企业的既得利益。
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有：Murphy和Zimmerman（1993）认为CEO的频繁变更，在控制了公司业绩后，基本没有盈余管理的证据。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更深入的盈余冲销现象，反而发现在非常规的变更后显著的调低操纵性应计项目的现象。Pourciau（1993）研究发现，在发生正常变更时，离任CEO在其离任前一年，并没有利用可控性应计项目或摊销项目操纵盈余，而新任CEO则会在接任当年通过应计项目和摊销项目调减当年的盈余，并将其责任归咎于其前任，而在接任后一年利用应计项目和摊销项目调增公司的盈余，以证实其经营才能和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强于其前任。Defond和Park（1997）研究管理层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免受解聘的威胁而平滑盈余的管理行为。发现若其他条件不变，那些当期业绩较差而未来业绩预期良好的公司会通过操纵可控性应计利润来挪用未来期间的利润，以增加当期盈余，减少现期被解雇的可能性；若其他条件不变，那些当期业绩较好而未来业绩预期较差的公司会通过操纵可控性应计利润调低当期盈余，以应将来之需，减少将来被解雇的威胁。Wells（2002）通过对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检验，发现发生在CEO变更的公司中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反而不显著，并认为可能是Jones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够，显著的是通过固定资产的销售和非常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Geiger和North（2006）研究了公司CFO变更前后操控性应计项目的变化，发现CFO变更的前一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上升，正向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大幅上升，而在CFO变更的后一年，公司业绩大幅下降，反向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大幅上升。Sonali Hazarika，Jonathan M.Karpoff 和Rajarishi Nahata（2012）研究发现CEO被迫变更的可能性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表现良好的公司和表现糟糕的公司都存在，股东倾向于惩罚操纵盈余的经理，并且这种惩罚往往在操纵导致昂贵的外部结果之前进行。
国内文献主要有：杜兴强、周泽将（2010）实证检验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者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其中来自公司外部的继任者相对于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朱星文、廖义刚和谢盛纹（2012）研究发现，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为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如果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央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制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林永坚、王志强和李茂良（2013）进一步将盈余管理行为区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操纵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在总经理变更当年，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不存在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新任总经理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经理变更当年，如果董事长也发生变更，则上市公司在变更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程度更大，在变更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程度也更大。
纵观国内外文献，对于高管离职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比较零散，基本是在一个相对孤立的时间点或时间段上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将研究的时间段分为三年，即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和核心高管离职后一年，试图对核心高管离职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作一完整全面、动态的研究。
二、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核心高管的离职可以区分为正常离职和非正常离职两种情况。对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如任期届满、正常退休）的公司，我们认为其并没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当公司出现核心高管的非正常离职（如辞职、被解雇）时，往往预示着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异常，根据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此时继任的核心高管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
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对于正常离职的核心高管，根据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其对自己的任期和契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会进行有意识的盈余管理行为，通常研究表明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即在自己离开公司之前留下一个好的业绩和对股东好的印象，从而功成身退。而对于非正常离职的核心高管，因为其自己也不能预期到自己下一年会离职，所以其盈余管理行为和其下一年的非正常离职不会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相比较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高管一般不会进行盈余管理。
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就会有新的继任者接替原有核心高管的位置。根据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相比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公司往往前一年的业绩很差，此时才会出现核心高管的非正常离职。而在原有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继任者继任的当年，继任核心高管往往会对公司的盈余进行负向的操纵，即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我们通常称为洗大澡（big bath）。我们通常还关注继任者来自何方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当继任者来自公司外部时，这种负向盈余管理的行为会更加显著，如杜兴强、周泽将（2010）实证检验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者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其中来自公司外部的继任者相对于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相比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的公司，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公司的继任者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
假设2b：在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当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后一年，即继任高管继任后的第一年，对于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公司，由于继任者在上一年已经进行了负向盈余管理行为，为其继任后扭亏为盈，扭转公司业绩打下了基础。因此，其往往会在原有核心高管离职的后一年，即其继任的第一年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公司扭亏为盈。当继任者是来自公司外部时，这种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会更加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在核心高管离职的下一年，相比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的公司，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公司的继任者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假设3b：在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下一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由于表格数据较多，本文主要列示2011年数据）。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核心高管离职数据为2010年上市公司的离职数据，将核心高管离职原因中的辞职、解聘、个人原因和涉案定义为非正常离职，其余离职原因定义为正常离职。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进行如下处理：（1）考虑到金融保险企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2）在计算DA（操纵性应计盈余）时，因为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计算方法，因此剔除了样本数小于30的行业，以保证DA值计算的可靠性；（3）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了数据有缺失值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样本观测值1 413个，其中2009年样本观测值447个，2010年样本观测值476个，2011年样本观测值490个。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使用了Excel和Stata软件。
（二）模型与变量定义
DAi，t-1=β0+β1Changei，t+∑Control+un （1）
用模型（1）来检验假设1，预期β1不显著不等于零。
DAi，t=β0+β1Changei，t+∑Control+un （2）
用模型（2）来检验假设2a，预期β1的符号显著为负。
DAi，t=β0+β1Changei，t+β2Resourcei，t+β3Changei，t×Resourcei，t+∑Control+un （3）
用模型（3）来检验假设2b，预期β3的符号显著为负。
DAi，t+1=β0+β1Changei，t+∑Control+un （4）
用模型（4）来检验假设3a，预期β1的符号显著为正。
DAi，t+1=β0+β1Changei，t+β2Resourcei，t+β3Changei，t×Resourcei，t+∑Control+un （5）
用模型（5）来检验假设2b，预期β3的符号显著为正。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程度：以修正后的Jones模型计算的DA值（操纵性应计盈余）作为替代变量，当DA值大于零时，表示是正向的盈余管理，当DA值小于零时，表示是负向的盈余管理。
TAt/assett-1=β1/assett-1+β2ΔRevt/assett-1+β3PPEt/assett-1+u
NDAt/assett-1=β1/assett-1+β2（ΔRevt-ΔRect）/assett-1+β3PPEt/assett-1
DAt=TAt/assett-1-NDAt
2.解释变量。Change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核心高管离职类型，本研究将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作为核心高管，当Change=1时，表示为非正常离职，当Change=0时，表示为正常离职。Resource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继任者来源，当Resource=1时，表示继任者来自企业外部，当Resource=0时，表示继任者来自企业内部。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审计师类型、股权集中度、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此外，本文还考虑了行业的影响。以上所有变量的具体描述和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和表3报告了2009年总经理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
从上表可知，DA与Chang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35，但并不显著，假设1初步得到了支持。另外2009年董事长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表明，DA与Chang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35，但并不显著，假设1初步得到了支持。
表4和表5报告了2011年总经理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
表6和表7报告了2011年董事长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
（二）多元回归结果
表8是2009年的回归结果（由于篇幅限制，只报告了2009年的回归结果），其中全部数据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为0.0111，t值为0.51，不显著，支持了假设1；总经理数据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为-0.0004，t值为-0.02，不显著，支持了假设1；董事长数据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为0.0286，t值为0.75，不显著，支持了假设1（由于董事长数据回归时存在严重的异方差，所以进行了robust处理）。说明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相比较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高管一般不会进行盈余管理。
另外，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用全部数据回归，还是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和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进行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假设2a没有得到支持。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用全部数据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并不显著，而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0768，t值为1.73，在10%水平显著为正，与预期相反，未能支持假设2b；用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1163，t值为-1.81，在10%水平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合，支持了假设2b。综上所述，只有董事长离职的数据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b。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即在董事长非正常离职的当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用全部数据回归，还是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和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进行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假设2a没有得到支持。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来看，用全部数据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1220，t值为2.04，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合，支持了假设3b；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1031，t值为1.78，在10%水平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合，支持了假设2b；用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01674，t值为1.53，符合预期但不显著，假设2b未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全部数据和总经理离职的数据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b。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总经理非正常离职的下一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五、结论
本文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对核心高管离职前后以及继任者继任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将研究的时间段分为三年，即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和核心高管离职后一年，对核心高管离职前后不同时间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细致研究，研究发现：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相比较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高管一般不会进行盈余管理；在董事长非正常离职的当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在总经理非正常离职的下一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杜兴强，周泽将.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J].当代经济科学，2010，（1）：23-33.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综述
收录日期：2013年8月4日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盈余管理的计量问题是盈余管理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纵观近20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众多，总的来说，主要包括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和盈余管理分布法等四种。前两种方法都是计量应计操纵，第三种方法是直接计量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而分布法通常又称为“管理后盈余分布法”，是从盈余管理的结果分布来观察盈余管理行为的。本文主要对应计利润分离模型进行介绍并予以简单评析，试图为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主要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总体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的核心思想认为，企业报告收益由两部分组成，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应计利润内生于会计的权责发生制，管理人员有较大的操纵空间，它既可以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改变来予以调整，也可以通过交易的记录时点的选择来予以影响，操纵成本较小，而且操纵手法也更加隐蔽，管理人员更多倾向于采用应计利润来管理盈余。但并不是所有的应计利润都是管理人员操纵的产物，应计利润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企业基本业绩，因此总体应计利润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由于可操纵性应计不易直接观察，管理人员通常根据应计的影响因素，模型化不可操纵应计利润，然后从总应计利润中扣除不可操纵应计利润，得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总体应计利润法下，提出了众多的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差异是非操纵性应计的假设与处理不同。
（一）Healy模型。Healy（1985）是最先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他所构建的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是通过对比所有样本的应计利润总额的平均值来检测盈余管理。Healy模型总的来说比较简单，在模型中假定，非操纵应计利润一直是不会改变的，在整个事件的前后期内企业各年可进行操纵的应计利润代数和的均值都为零。它没有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区分，而是以平均的总应计利润代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t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TA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T表示估计期的年份，t表示事件期年份。
（二）De Angelo模型。DeAngelo（1986）对Healy模型做了改进，以应计利润总额的变化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表征变量。该模型假定，事件期前一年的总体应计为事件期年份的非随意应计，其模型可以表述为：
=
其中，NDA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TA表示t-1年的总体应计，t表示事件期年份。
（三）Jones模型。琼斯（1991）认为，Healy模型和DeAngelo模型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大小，将会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扩大了，那么其应收项目、应付项目和累计折旧额等应计利润科目自然会相应增加。因此，应该将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看成是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和其销售收入增加额两者的函数。基于上述分析，琼斯提出了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额。基本Jones模型的主要思想可以表述为以下模型：
A表示t-1年的总资产，REV表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PPE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TA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t表示估计期年份，？着为残差，表示操控性应计。
基本Jones模型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最先运用回归模型的方式，从总应计利润中将操纵性利润和非操纵性利润分离出来。为盈余管理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后期的很多盈余管理计量模型，都是建立在基本Jones模型基础上的。
（四）Modified Jones模型。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认为，基本Jones模型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化，仍然没有把公司管理者对收入进行操纵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应收账款，来对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操纵，从而达到对报告盈余进行操纵的目的。所以说，基本Jones模型会把盈余管理低估。为了避免这种偏差，应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把应收账款的变化剔除掉。于是他们对琼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到修正的琼斯模型为：
REV-REC表示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与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其余的符号同Jones模型。
（五）Industry模型。行业模型是由Dechow、Sloan和Sweeney在1995年提出的。行业模型放宽了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在时间序列上不变的假设。他们认为影响正常性应计项目的因素，在同一行业中是没有差别的。由此他们得出，样本公司的正常性应计利润与同行业同规模的配对样本公司相比，应计利润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基于这种假设，他们得到计量盈余管理的行业模型为：
NDA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自变量表示行业所有非样本公司的总体应计的中位数。
三、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效果比较
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在大量被应用的同时也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比较不同模型对于盈余管理计量的效果。
从国外的研究结论来看，总体上认为现有的各种计量模型均存在计量误差，检测盈余管理的能力不高。而各个模型对于盈余管理的检验能力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例如，Dechow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修正琼斯模型要优于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和基本Jones模型；Bartov等在检验无保留审计意见与操控性应计利润间的相关性时发现，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Jones模型比时间序列模型更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Pae的研究认为具有现金流量的琼斯模型，极大地提高了琼斯模型在估计期的解释力以及在预测期样本外的应计的预测力。Ball和Shivakumar的研究结果揭示，包括不对称利得和损失确认的非线性琼斯模型，相对于其线性形式，解释了显著更多的应计的变化。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多是从理论角度述评各种计量模型的优缺点，只有夏立军、张雁翎、陈涛、吴联生、王亚平、黄梅、刘文达等对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检测效力进行过比较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检验方法和数据不同，待检验模型也不同这些研究对各模型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计量中的效力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雁翎，陈涛.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效力的实证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5.3.
[2]刘大志.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的效力检验——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1.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从05 年至今,红十字会等非盈利组织机构发生的频率极高财务丑闻,使得很多热衷于非盈利组织的捐款者对国内组织资金使用质疑不断。非盈利组织（NPO）自1980 年左右在全世界兴起以来，始终为维持社会稳定所努力着，然而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系统建设却非常不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也非常不健全，无论是内审以及外审均没有严格的体系规范，这样的财务环境和财务监管环境限制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因此加强NPO 的财务系统建设，以及大环境对非盈利组织的审计监管力度特别关键。本文集中阐释了对中国的非盈利组织财务的大体情况,分析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监管问题,并以壹基金为例对于财务状况进行详细分析,围绕非盈利财务监管,讨论了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并就如何加强监管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 ：非盈利组织；财务监管；审计
一、非盈利组织财务监管的基本理论
（一）非盈利组织的涵义与特征
1.非盈利组织的涵义
非盈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慈善等社会公益性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非盈利组织顾名思义是不以获得利益，或者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这点是非盈利组织区别于商业组织最本质的特征。但是一些专业人士认为非盈利组织与盈利组织最本质的区别是：非盈利组织的利润是有分配限制的，不能分配给股东和其他投资者。
非盈利组织有时也被专业人士称为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通常被称作第一部门，企业部门通常被称作第三部门。这三个部门是改造社会的三大主力。当然非盈利组织必须要有收入，来平衡成本支出。但特殊的点在于，非盈利组织的收入与支出是受限的。非盈利组织获得的经费中国税法规定是有税收优惠的。个人对非盈利组织的捐款部分也扣税。
2.非盈利组织的特征
（1）运营组织的目标不是盈利；
（2）所有的出资者（组织或者个人）不能够因为出资获得非盈利组织的所有权，利润不能够分配给出资者；
（3）非营利组织倘若进行破产清算，那么清算后的价值应当分配给公益事业，不能够挪作他用。
（二）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监管
1.非盈利组织财务的特征
（1）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客户。非盈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不是来源于为客户提供服务，而是依赖大众的捐赠和支持。非盈利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提供服务，收费非常低，有的甚至是免费的，非盈利组织的运营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2）没有利润指标。非盈利组织非的目标是服务社会大众，而不是像其他商业企业为了获取利润。非盈利组织的财务报告中没有利润这一指标，只有收入支出，所以在管理系统的建设上与商业企业而还有很大的区别，这样的区别一定程度也造成管理目标的不明确。
（3）权力和责任不够明确。由于非盈利组织不存在利润指标这一单一的管理目标，所以导致部门员工的绩效考核比较困难。并且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责任划分也不明确。
（4）所有权形式特殊。根据有关法律，非盈利组织对资产权益的处置有严格的限制。处置程序以及方案必须通过资产提供者的允许，当然处置资产最后获得的收益也要全部供给社会，不能挪为己用。
2.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功能
（1）体现组织宗旨。我们通常可以通过分析一个组织的收入和支出项目性质和内容，来判定组织是否是非盈利组织。在美国，审计部门主要通过这一标志来评判一家组织是否具有免税资格。
（2）对基金进行有效使用。由于非营利组织资金的获得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要有完善的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系统，这样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使用。
（3）防止腐败。较为严格的财务管理能够使财务信息以及非盈利组织的信息最大程度透明，从而能够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4）有效监督组织的运作。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能有效监督组织的运作。公众阅读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以及审计报告，间接地监督其组织活动的非营利性及合法性。
（5）争取减免税。非营利性组织由于其经营的特殊性，可以得到国家税收方面的支持，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对非盈利组织的免税政策以及对捐赠人的免税政策，可以促进非盈利组织的有效运行。
二、非盈利组织财务监管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对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监管尚未成熟, 对公益组织一般出具的是审计监测报告,而在国际上一般出具的是审计报告。在外部尚未形成“他律”约束的环境下，一些先成长、已经正规化的组织已经开始主动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律，包括建立理事会，对外公布财务信息，员工参与财务决策等，但对于更多的小的民间组织来说，目前所能做到的公开透明，只是及时在网络上公示受益对象上具体到某个村某个人。
1.壹基金财务监管案例浅析
（1）壹基金简介。2007 年，李连杰先生建立了壹基金。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10年在深圳注册，是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的关注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等民生领域。
（2）壹基金财务监管状况的现状与问题。信息透明是非盈利组织本身应该具有的特质，也是非盈利组织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壹基金不断在倡导非盈利组织财务透明，一方面，壹基金积极的进行财务透明行动，比如在官网上披露捐赠方式以及捐赠名单，在官网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交给大众监督, 且审计报告将基金会的收入以及成本的详细信息进行披露。另一方面壹基金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力推行非盈利组织财务透明，所以一直是公益界的典范。
壹基金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向大众公开自己的财务报告，并由知名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公布捐款人名单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财务腐败。
2.中国红十字会财务监管案例浅析
（1）中国红十字会简介。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一员。红十字会组织的使命是向全世界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中国红十字会的理念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世界和平而不断努力奋斗。
（2）中国红十字会财务监管状况的现状与问题。2011年引发中国红十字会风波的“郭美美”事件充分说明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内部财务管理和控制活动的混乱。中国红十字会的财务是不透明的，包括资金的来源与资金的用途，现今在中国的红十字会官网上没有任何关于财务的披露信息，但事实上每年红字会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国外的红十字会，尤其在美国，英国等地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透明体系以及很好的运作方式。并且国外还有好多的非盈利组织专门去监督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的非盈利组织的财务是否透明，以及相关的行动是否需要再加强。
3.免费午餐财务监管案例浅析
（1）免费午餐简介。2011 年4 月邓飞等几百名记者以及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倡导大家每天捐款，由免费午餐聚集所有善款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午餐。
（2）免费午餐财务监管状况的现状与问题。虽然免费午餐项目是民间发起，但是因为挂靠单位是中国福基金，根据法律要求要单独出具项目的财务报告，以及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其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同于其他非盈利组织的运作模式以及行为规范，免费午餐倡导以身作则，通过完善自己，通过真正的做到公开透明来恢复中国的慈善界、公益界、非盈利组织的公信力。
为了体现信息公开透明，免费午餐项目开始晒自己的财务信息，更为特别的是免费午餐成立了自己的监督委员会，也是来监督免费午餐的项目运行，让捐款都能用到该用的地方。
从免费午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该组织不仅通过晒财务报告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信息透明，还通过新媒体晒捐款来源以及捐款用途接受大众的监督。
三、如何改进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监管
1.实现非盈利组织的财务透明
财务透明指非盈利组织必须要向大众披露完整、规范、真实、有效的财务信息。非营利组织还必须向捐赠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各种报告，接受监督。此外，还应该向公众全面公布组织中各级工作人员的薪水。借助服务成效和职员的报酬的资料具有透明性这一方式，人们就能够评价一个组织是否在完成他的目标，并能够对同类组织的成就和费用做出理性的比较。只有先做到财务透明，才能提供非盈利组织的公信力，解除大众的质疑。
2.加强非盈利组织的内部控制以及外部审计
要加强非盈利组织的内部控制以及外部审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国际上红十字会以及慈善组织的做法进行展示说明。
首先，要进行审查。在国际上，所有的非盈利项目以及组织的财务报告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审计师详细审查的。像非常大型的慈善组织的财务报告都要经过国际四大出具非常专业的审计报告。
其次就是要让公众看到这份审计报告。很多非盈利组织不对自己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更别说公开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至少要放到官网上接受大众的监督，有的非盈利组织不在官网上说明任何关于财务的信息，却在公开场合倡导财务信息透明，这是典型的假大空做法。
再次就是，非盈利组织应该向捐款者提供有关捐款用途的信息。例如香港红十字会会定期向大额捐款者报告财务报告，是非常详尽的财务信息，也要定期访问小额的捐款者，向其说明捐款的用途。
最后就是要加强对非盈利组织的管理。比如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凡是发现不正当利用善款的组织都要被立即吊销执照，甚至要承担更为巨大的法律责任。但是在我国家监管力度还非常不够。
3.建立健全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系统
建立相对比较健全的审查制度以及内部牵制制度。实现所谓的财务信息透明，重点是让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各种利益要实现平衡，要实现各方利益的有效制衡。也就是说财务会计体系的制定要实现多方利益都能兼顾的到，并且能实现利益间的制衡。
非盈利组织内部要有合理的内部审计制度，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并且与财务部门实现有效的分离。比如在免费午餐这一公益项目执行过程中，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在我们国家，即使在商业界内部审计制度也没有很好的推行，在非盈利组织界，这依然是一个比较难实现的愿景。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非盈利组织有潜力去改变世界，但是由于非盈利组织资金来源，成本收入的特殊性，所以非盈利组织的财务应该接受大众的监督，实施财务信息透明。在国内外财务透明执行方面，每年都有进步，在中国，伴随着舆论对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丑闻的痛斥，各大组织都在不同程度的公开财务信息，渠道有公开财务报告，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并通过新媒体等方式接受大众监督。
参考文献：
[1]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人民出版社，2005:10-30.
[2]刘海英.民间组织的财务透明与监管.中国发展简报网，2008:1-2.
[3]恩友财务.广东省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调查分析报告.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官网，2011:1-5.
[4]马秀兰.浅议草根非盈利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管理纵横,2012:1-2.
[5]杜英.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改进. 西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2.
[6]Kamal Gupra.Contemporary Auditing. Tata McGraw-HillPublish Company Ltd.1999:1-2.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会计准则 盈余管理 研究透视
以我国2006年2月15日对39项新会计准则重新修订为契机，结合目前国内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新动向，将研究视角转向对以制约盈余管理的关键因素“会计准则”作为切入点来研究问题的论述日益引起会计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国内学者更是借此良机纷纷撰写论文，本文主要结合基于盈余管理治理下的会计准则制定建设与完善以及会计准则如何抑制盈余管理两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国内外有关盈余管理的基础理论框架的简单回顾
西方财务会计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盈余管理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实证会计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外以美国斯考特（Scott，2000）、雪普（Schipper，1989）、Paul M.Healy & James M.Wahlen （Healy &Wahlen，1999）、戴维森等、Brown（Brown，1999）、Johnson（Johnson，1999）和Lynn Turner（Lynn Turner，2002）为代表的会计学者从不同视角给盈余管理下了定义，其中戴维森、Brown、Johnson及Lynn Turner均着眼于财务报告的披露与制定是否遵循会计准则出发来研究问题。而在我国以魏明海（魏明海，会计研究，2000）、吴江涛、顾兆峰、陈建歧、陆建桥、章永奎与刘峰等为代表的针对盈余管理所下定义众说纷纭，存在分歧。从国内外研究盈余管理定义中可看出，主要存在盈余管理是否是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进行和盈余管理的手段是否应该包括诸如时间安排和交易构建等此类非会计方法这两方面的分歧；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获取某种私人利益，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运用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通过职业判断和规划交易手段干预对外报告过程的实现披露管理的行为活动构成了盈余管理。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出发分析盈余管理行为存在的必然性，主要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功能锁定”现象以及会计准则本身的局限性等诸多原因；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分析中，国外研究中主要存在契约动机、资本市场动机、迎合监管动机等的观点分析；国内研究中主要以企业自身物质利益的驱动、企业管理者的政治动机、企业筹措资金及纳税方面的动机、推卸责任及隐瞒违法行为等多种研究观点；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献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等问题。
显然，上述有关盈余管理研究成果是非常的丰富，其研究主要针对盈余管理定义、存在的必然性及原因、动机及其方法，主要解决“盈余管理是什么”(概念)、“为什么”(动机)和“怎么样”(方法)等问题。
二、基于盈余管理治理的会计准则研究
从会计学术研究文献来看，学术界有广义与狭义的会计准则之说。为方便系统讨论和国际比较，大多学者在研究时将使用狭义的会计准则概念，将其限定为专门的财务会计信息规范，仅指我国强制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由于会计准则涉及到诸多会计基本问题和矛盾，自会计准则产生以来，对性质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焦点，尚无定论。
1.从会计准则的特殊性质来看，会计准则是约束机制与剩余选择权适度平衡的结果
现代公司制两权分离，公司管理层必须通过递交财务报告来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便与外部利害关系人进行商业沟通。为控制管理当局的逆向选择（隐藏信息）和道德风险（隐藏行动）问题，作为公认的会计准则，能为双方的沟通提供一种成本相对低廉且可信的手段。会计准则的约束对象主要是企业的会计行为。会计准则是会计信息生成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强制约束力，会计实务中企业需按会计准则的要求对每一交易或事项予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从技术层面上，限制了管理当局利用信息不对称操纵会计信息的自由。由于会计准则并不直接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而是通过为管理当局提供技术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确保会计信息质量，故会计准则的约束程度是有限的，不能完全限制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的不规范处理。这就赋予管理当局在会计准则规范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一定的灵活职业判断权利，即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规范性(约束机制)与灵活性(剩余选择权)的适度平衡的结果。
2.有效结合主流观点，确保会计准则科学性和政策性的平衡统一
特别是随着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新兴学科的兴起，学者们对会计准则性质的探讨则更为丰富。代表观点主要有两种:(1)“技术观”。该观点从纯技术角度出发，认为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性的规范手段，是客观的约束机制，流行于会计准则产生之初。在这种观点指引下，建立一套科学完善一致的会计原则，并据此推导会计处理方法成为会计准则制定者的首要任务。他们相信只要借助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有效的准则制定程序，会计准则就可能达到完善，充分发挥理想的规范作用。但在会计实践中，“纯技术观”并未经受住考验，非但形成的概念(原则)框架未能达到完善和逻辑一致的地步，在具体准则制定时还多次出现背离框架要求的情况，可见会计准则并非完全中立。(2)“非技术观”。该观点具体从不同角度(会计准则的实施影响、制定过程、交易费用理论)有“经济后果观”、“政治程序观”和“公共契约观”等，其中“经济后果观”被广泛采用。在“纯技术观”无法合理解释特殊经济现象时，会计学者又从社会属性上重新思考会计准则的性质问题。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Stephen A.Zeff，1978，《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
由上分析得知，对准则制定者而言，“技术观”由于目的明确，更容易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突显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忽视经济后果的做法，会加大会计准则推行的难度，特别是招致企业管理当局的抵制和变通。相反，如果单纯采用“经济后果观”忽视会计准则概念框架和具体准则的构建，则可能造成会计处理方法的前后矛盾和会计实务的混乱。因此，有效结合“技术观”和“非技术观”，确保会计准则科学性和政策性的平衡统一，是各国准则制定方向。
三、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研究综述
从我国这几年的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研究分析来看，主要集中于对以下会计准则内容进行研究：
1.重要性水平的判断左右盈余管理
重要性水平受到环境和会计主体特征的影响，由于缺乏重要性水平的权威指南，为了便于操作，一些公司就凭借经验估计的方法制定了重要性水平的数量界限，这些界限一般用一定比例来表示。但是对重要性判断一旦数量化，就可能被利用，如中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10%、6%现象。
2.利用资产减值准备影响盈余管理
由于减值准备计提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选择和判断空间，使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成为某些公司盈余管理的工具。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有追溯调整、巨额总额、减值计提不足和变更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等。
3.利用关联方交易影响盈余管理
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或从母公司优质资产中剥离而来，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有绝对控制权，上市公司与母公司、子公司、联营公司等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关联方之间进行的购销、资金往来、担保和抵押、租赁、特许权使用等交易活动普遍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无从了解关联交易的真正目的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所以，关联交易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首选途径。关联购销、转移费用、托管经营、计收资金占用费、资产置换是我国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调节利润的主要方式。
4.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影响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赋予企业在限定范围内再选择会计政策和估计的权利，但变更的影响要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成本与会计准则的约束程度、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程度、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接受程度等密切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常见手法有：利用存货计价方法、坏帐核算方法、产品开发费核算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无形资产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等会计核算方法的选用或变更，来影响利润。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企业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必追朔调整以前年度损益。故在会计估计大量存在，而它本身具有主观性情况下，该手段比会计政策变更容易加以利用。会计估计变更主要通过改变八项准备金计提比例方式进行盈余操控。
5.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盈余管理
非经常性损益在利润表上会体现在“投资收益”、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补贴收入”等会计科目，因此也是企业盈余组成部分。对正常经营企业而言，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小，主营业务收入是企业获利能力的主要来源，否则，企业将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但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非经常性损益已成为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有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ST公司在主营业务盈利甚微出现大额亏损时，往往刻意安排一些偶发性的非经常性损益摆脱困境或达到监管标准。目前，出售资产、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税收补贴、利息减免、政府补贴等是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而且大都在会计年度即将结束，企业主营业务获利能力明显不佳时采用。
6.利用或有事项与调节盈余管理
根据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应对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预计负债以合理的估计金额在利润表上予以确认，或有损失作为期间费用抵减本年利润，对不符合确认条件的或有负债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该项规定本是为公正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它却成为很多上市公司调节盈余的有效手段。由于外界对或有事项的确认条件无从辨别合理性，因此，实际中一些上市公司可利用该原则控制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的负债金额，经营状况好时，多确认预计负债存储利润，而在利润不佳时，利用不合实际的假设，将本达到确认标准的负债转成或有负债不在利润表中确认。
7.利用潜亏资产挂账进行盈余管理
企业资产账户中，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递延资产、待摊费用及待处理财产损失基本或很小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属于不良潜亏资产。上市公司为提升当期经营业绩，都不愿处理潜亏资产的账户余额，长期挂帐的潜亏资产使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大打折扣，利润水分极大。我国会计准则虽公布了资产减值准备，由于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上市公司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额有绝对的主动权，完全可通过多提、少提或转回等手段影响当期损益。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动机；非机会主义动机
一、 引言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会计盈余进行的调节和管理。盈余管理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因此，动机研究也就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起点。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机会主义动机这一视角，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而造成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损失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如果盈余管理都是出于对公司发展不利的机会主义动机，那么，它为什么会一直存在，为什么没有被消除？Scott（2006，中译本）指出，盈余管理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也具有“好”的一面。对此，他从契约和财务报告目标这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盈余管理也可能出于管理层对有效契约的考虑或是传递信息的需要。Graham等（2005）对400多名高管所做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除了提高股价、维护自身声誉、增加奖金报酬外，还包括为了树立公司信誉、帮助公司发展以及更好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信息。可见，除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外，盈余管理也可能源于最大化企业价值或是传递信息等对公司发展有利的非机会主义动机，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如Louis和Robinson，2005；Gunny，2010；Badertscher等，2012；等）。
事实上，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理解和掌握盈余管理动机内涵与边界的前提。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机会主义动机和两种非机会主义动机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 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
Holthausen（1990）总结了管理层的三种会计选择动机观：机会主义观（Opportunistic Behavior Perspective）、有效契约观（Efficient Contracting Perspective）和信息观（Information Perspective），其中，有效契约观和信息观分析了两种对企业发展有利的非机会主义动机。以下分别对上述动机进行介绍。
1. 机会主义动机。Holthausen（1990）、Watts和Zimmerman（1990）指出，机会主义动机是管理层以最大化个人利益为目的，进而可能给公司及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失的一种动机。如管理层牺牲企业长远利益，通过削减研发支出等盈余管理手段来提高公司利润，进而增加个人奖金报酬；或是通过盈余管理虚报公司业绩，拉抬股价，欺骗投资者。由于管理层的理性人假设以及信息不对称，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将盈余管理视为管理层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2. 非机会主义动机。基于会计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两大基本作用：契约作用与估值作用，盈余管理的非机会主义动机主要体现为有效契约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
（1）有效契约动机。契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契约的签订和执行离不开会计数据，如薪酬契约中的激励政策大多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而债务契约中也会包含以会计数据为依据的限制性条款。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决定了其对管理层薪酬、契约成本及公司价值都将产生影响（Watts和Zimmerman，1986）。有效契约观认为，管理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缓解冲突、降低契约成本，提高公司价值。例如，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使会计利润能更好地衡量其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此时，盈余管理既增加了管理层的个人薪酬，也有助于降低契约的监督成本、再谈判成本以及因激励不足而可能产生的剩余损失，进而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体现了一种有效契约动机。因此，基于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盈余管理的有效契约动机是指在契约范围内以降低契约成本、最大化公司价值为目的的一种动机（Holthausen，1990；Watts和Zimmerman，1990）。
（2）信息传递动机。除了契约作用，会计信息还具有反映公司经营状况以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估值作用。然而，会计处理所遵循的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等原则可能使会计业绩偏离企业的真实价值，进而造成市场的错误定价。例如，当会计政策过于保守时，会计利润可能低估公司的盈利能力，导致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时，管理层便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调整会计盈利，向外界传递公司的真实信息。Scott（2009）曾指出，若盈余管理被用来传递有用的内部信息，那么它对公司、管理层以及投资者都将是有利的。因此，基于会计信息的估值作用，信息传递动机是指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外界传递关于公司发展的内部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Holthausen，1990）。Graham等（2005）、Gunny（2010）、Badertscher等（2012）的研究发现为信息传递动机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三、 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 机会主义动机与有效契约动机。在契约理论的框架下，机会主义动机与有效契约动机并非完全互斥。一般来说，有效契约动机产生于缔约前，而机会主义动机则可能产生于缔约后，如果其他契约方预期管理层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在订立契约时便会通过降低管理层报酬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契约定价机制的约束下，如果管理层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未超出事前预期，则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不会造成利益相关方以及公司的损失；此时，最大化公司价值和最大化管理层利益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即机会主义动机同时也可能契约有效（Christie和Zimmerman，1994）。这意味着两种动机下的盈余管理手段、程度以及经济后果可能存在一致性。
如图1所示，假设左边的圆代表缔约前契约各方在有效契约动机下约定的有效会计方法集，右边的圆代表缔约后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所可能选择的会计方法集，X1～X3代表不同的会计方法。若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符合其他契约方的预期（如选择X2进行盈余管理），则盈余管理便是在有效契约集的约束之下。此时，依据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和经济后果将很难判断X2是出于有效契约动机还是机会主义动机。缩小有效契约集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但同时又会增加契约成本，如何在降低契约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之间进行权衡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如果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超出预期，则盈余管理将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如管理层选择X3进行盈余管理）。
综上分析，在有效契约集中，公司价值不会因盈余管理而减少，而有效契约集之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则会降低公司价值，并给其他契约方造成损失。因此，在预期范围内，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在表现形式和经济后果方面与有效契约动机具有一致性。在契约约束下，过度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 机会主义动机与信息传递动机。机会主义动机与信息传递动机之间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设公司盈利（E）由非操纵性利润（NDE）和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两部分组成，假设当年经济变化对公司盈利的影响并未全部反映在当年NDE中，剩余影响将延续到以后年度，则公司当年NDE包含了当年经济冲击的部分影响及上一年的滞后影响。Guay等（1996）研究认为，当NDE对经济变化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时，管理层出于信息传递动机会利用DA来纠正这一偏差。如表1所示，假设在好的经济形势下NDE反应不足，或在坏的经济形势下反应过度，出于信息传递动机，管理层会进行调增DA的盈余管理；反之，若NDE对坏的形势反应不足，或对好的形势反应过度，则进行调减DA的盈余管理。除此之外，Guay等（1996）还分析了两种机会主义行为：一种是当糟糕的经营状况可能持续时，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暂时提高业绩以掩盖坏消息；另一种是当好的经济形势将持续时，管理层利用盈余管理来隐藏利润以掩盖好消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分析“一次亏个够、利润大清洗”这种盈余管理，即在坏消息下进一步减少应计利润并在以后年度转回，本文认为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后文的分析中包含了对这一行为的考虑（见表1）。
由表1可见，当NDE对当前经济变化反应过度时，机会主义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在盈余管理方向上是一致的（情形Ⅱ与情形Ⅴ，情形Ⅳ与情形Ⅵ）；同时，当NDE对当前坏消息反应不足时，信息传递动机和“一次亏个够”的机会主义动机在盈余管理方向也是一致的（情形Ⅲ与情形Ⅶ）。
接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Badertscher等（2012）指出，不论正向还是负向的盈余管理，信息传递动机都有助于提高盈利预测能力，而机会主义动机则会降低盈利预测能力。盈利预测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两种动机的经济后果有所不同。本文分别对上述三种盈余管理方向一致的情形进行讨论：
第一，情形Ⅳ与情形Ⅵ：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Ⅳ中，由于NDE对坏消息反应过度，下一年NDE会增加（除非下一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因此，即使DAt+1因反转而下降，在一般情况下公司下一年盈利（Et+1=NDEt+1+DAt+1）也不至于出现显著下滑。而在情形Ⅵ中，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调增DA以抵消坏消息产生的负面影响，下一年DA的反转将导致DAt+1下降，同时，持续的坏的经济形势也使NDEt+1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机会主义动机下，Et+1将大幅下滑。
第二，情形Ⅲ与情形Ⅶ：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Ⅲ中，由于NDE对坏消息反应不足，NDEt+1会继续下降，而DAt+1并不会立即大幅增加（除非下一年出现好消息），因此Et+1不会出现明显好转。而在机会主义动机下（情形Ⅶ），DA的减少正是为了在以后年度转回，因此DAt+1将大幅提高，并使Et+1显著上涨。Rees等（1996）研究发现，在公司资产减值年度，负向非正常应计利润也相应增加，但这些负向应计利润并未在以后年度转回。因此，他们认为资产减值年度的负向非正常应计利润并不是出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而是在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坏消息。
第三，情形Ⅱ与情形Ⅴ：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Ⅱ中，由于NDE对好消息反应过度，NDEt+1会减少，如果下一年没有持续的好消息，则Et+1将不会明显增长；而在机会主义动机下（情形Ⅴ），掩盖好消息是为了保持以后年度利润的稳定增长，DAt+1会增加，同时NDEt+1也会增加，因此Et+1将持续增长。
实际上，情形Ⅱ与情形Ⅴ的经济后果往往难以区分，由于好消息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会造成太大危害，而在坏消息下，不论是减少盈利还是增加盈利都可能极大地误导报表使用者，因此对于机会主义动机，学者们更多的是对情形Ⅵ和情形Ⅶ进行实证研究。可见，区分情形Ⅳ与情形Ⅵ以及情形Ⅲ与情形Ⅶ的经济后果更为重要。
综上分析，尽管最终目的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信息传递动机的盈余管理方向与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存在一致性，即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可能相似。而两种动机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对未来业绩的影响上，因此，分析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是区分这两种动机的重要途径。
四、 结论与展望
相关研究表明，不论是机会主义动机，还是有效契约动机、信息传递动机等非机会主义动机均是盈余管理产生的重要原因。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可能造成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损失，而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则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发展。与此同时，这两类动机在表现形式或经济后果上也可能相似。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告诉我们：
第一，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应联系其经济后果。不同的经济后果是区分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的重要途径。若盈余管理导致公司未来业绩下降更快，则其更可能源于机会主义动机；反之，若有助于未来业绩增长，则可能源于一种非机会主义动机。当然，这两类动机的经济后果也可能存在交集，当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符合预期时，有效契约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可能并无差异；同时在好的经济形势下，信息传递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也难以区分。因此，如何界定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的边界，尤其是当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致性时如何进行区分，是未来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时还应考虑其涉及的盈余管理方向。由表1可知，机会主义动机对盈余管理方向的影响与非机会主义动机既有差别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经济后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忽视盈余管理方向将极易混淆非机会主义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也不利于分析和检验有效契约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未来在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中应嵌入对盈余管理方向的分析。
第三，关注盈余管理的多动机问题。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以及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盈余管理的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动机（Graham等，2005）。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动机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系统地分析，忽略其他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进而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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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cott W R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原书第3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盈余管理 审计意见 审计质量 相关关系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意见，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外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对损益表中盈余数字的控制，还包括对资产负债表以及财务报告中其他如附注等辅助信息的管理。其主要代表观点有：美国会计学家 Kathehne SchipPer（1989） 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Healy and Wahlen（199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分为披露管理和实际的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会计途径（主要是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选择）而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有意安排真实交易而实现的。狭义的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对会计盈余或者利润的控制。主要代表观点有：美国会计学家 William. K. Scott（1997）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 GAAP 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Levitt and Duncan （2001）、Goel and Thakor （2003）认为，盈余管理就是使有关盈余的报告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表现的做法，所有的盈余管理活动都是欺诈。
我国会计学者魏明海（2000）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出发，认为以信息观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顾兆峰（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盈余操纵；或通过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但这些经营活动和交易的重组增加或至少不损害公司价值。中国学者基本在盈余管理的主体、对象、目的上与国外学者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本文更倾向于国内综合观点，即盈余管理是利用会计准则中存在着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 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通过选用美化公司财务形象的会计方法来披露公司的财务报表， 使报表信息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理解能够满足企业管理当局日前所要达到的目的。
二、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综述
（一）国外文献回顾
关于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国外学者早已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盈余管理与注册会计师及其审计意见的关系。Francis和Krishnan（1999）认为，具有较高应计利润的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他们分别采用总体应计利润、分项目应计利润和集体项目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会计应计利润的替代变量，对大样本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会计应计利润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注册会计师为了规避审计风险，则越有可能对其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从而体现了审计报告的稳健性，并且这种稳健性只存在于“国际六大”。 Bartov et al. （2000）首先检验了不同盈余管理检测模型的效率，并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类型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盈余操纵扭曲了会计信息，增加了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在有效的审计市场上，注册会计师应能审计出企业的盈余操纵情况。Jenkins 等（2006）研究表明，随着可控的应计利润和盈余管理反应系数的降低，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降低，同时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有效性受到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Laura，Fer-min和Santiago（2008）发现，可操控应计额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非标准意见成负相关关系，而可操控应计额与其他非标准意见成正相关关系，表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更可能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同时，他们也发现 BIG N 审计的公司可操控应计额更低，更倾向于发表持续经营非标准意见。Wuchun Chi、Ling Lei Lisic等（201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起到了抑制作用，同时发现较长任期的注册会计师使公司的盈余质量管理有所下降，建议应实行审计轮换制度。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他们主要以应计利润方面作为测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审计师的任期会对盈余管理有影响。
2.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关系。Vander Banwhede等（2003）对比利时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存在调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六大”（现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说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但是该结论在对调高利润行为的审计中却没有得到验证。Brenda Van Tendel和 Ann Van Straelen（2008）研究在欧洲国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私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发现，“四大”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较之非“四大”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
上述国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及其变更上。研究表明，大事务所较为容易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且能有效地限制其客户披露的可控性应计利润，审计质量较高。
（二）国内文献回顾
1.从注册会计师水平发展角度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及质量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独立审计在证券市场的地位日益突出，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我国学者的兴趣。
李东平等（2001）发现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之间并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但是其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主要是应收账款变化率、存货变化率和非核心收益率，对可能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仅控制了公司的资产规模。最后得出了注册会计师没有针对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风险考虑不足的结论。
Chen，Chen和Su（2001）通过检验注册会计师对监管政策诱致的盈余管理的反应角度考察审计质量，他们发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具有边际ROE（ROE落在[l0%-11%]或[0%-1%]中）的公司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注册会计师揭示出了针对监管政策的盈余管理。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不能反映监管环境变化后的情况。
夏立军和杨海斌（2002）考察了 2000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保配”和“保牌”区间，即是否存在所谓的“监管诱导性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但是具有边际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公司大，因此在总体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令人担忧。
章永奎和刘峰（2002）在研究中对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进行了再修正后对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审计出盈余管理。
徐浩萍（2004）利用审计意见类型和盈余管理方向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比，以发现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类型造成的差异。其结论是中国的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但相对可控的经营性应计利润而言，会计师对以可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
李维安、王新汉等（2005）集中关注中国上市公司通过非经营性项目来管理盈余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盈余管理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同时，通过进一步对非标意见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只有带说明段无保留意见与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揭示了上市公司利用非经营性收益来管理盈余的可能性，审计师对于盈余管理还是具有抑制作用的。
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审计人员约束了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的产生，“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能抑制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产生的动机，同时提供更准确可靠的信息。
伍利娜和朱春燕（2010）选取了2000-2008年A股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的角度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另外，根据公司规模将样本分为两组，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审计师就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发表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股改后，对于相同盈余管理水平，规模较小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下降；对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未发现有显著不同，但股改后公司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似乎加大了。这表明，股改后审计师一定程度上配合上市公司实现了向上的盈余管理及审计意见购买。
陈小林和林昕（2011）把盈余管理按属性划分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研究了审计师能否对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做出差别反应，并表现在审计意见决策上。研究结果发现，在同样进行了盈余管理的样本中，审计师能够区分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对高风险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大于低风险的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应计额。
从国内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我国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出具审计意见从无到有，审计质量也逐步提高。并且审计师对盈余管理的敏感度也逐步提高，盈余管理较高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较大。
2.从其他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刘继红（2009）将所有权性质和盈余管理方向不同的上市公司样本进一步细分，并将二者联合起来考察审计师在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盈余管理方向的上市公司中因盈余管理不同而造成出具的审计意见差异，从整体上研究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结果表明，审计师能够鉴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对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发表非标意见，投资者可以依赖审计师的审计意见来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进行投资决策。
路军（2010）针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其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金融危机之前，危机期间有更多的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而且整体盈余管理幅度更大。但注册会计师没有保持金融危机之前那种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警惕，而是纵容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通过审计意见表达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态度，而且注册会计师在危机中更倾向于对大客户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研究揭示了相比金融危机前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审计质量有所下降。
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研究发现，公司当期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公司的信息风险与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概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审计师认识到公司信息风险更能反映出公司的盈余质量，并且投资者定价时会考虑公司的信息风险，因此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时主要考虑信息风险。
以上这些研究，由于受研究样本选择的不同，财务数据的可靠性，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差异，盈余管理度量指标不同等各种局限性，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从目前的情况看，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将有可能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会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对于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注册会计师水平的日益提高，审计师对信息风险等相关信息的关注也逐渐增强，盈余管理水平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三、总结
在目前盈余管理普遍盛行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审计师能否有效鉴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应该会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起到他们应有的审计监督作用。公司内部审计应加强对盈余管理的控制，使内部控制与独立的外部审计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综合起来可以得出：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即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有关盈余管理研究的结果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有：对盈余管理的理解较狭义；对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研究中采用了不够严密的方法将盈利划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的部分；委托人自愿让人隐瞒信息；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项目；人隐瞒其操纵盈利手法，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两个或多个因素导致的，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只着重于一个因素，致使研究结果不够理想。另外，在进行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时，对盈余管理计量的准确性，也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及适用性。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股票市场有着不同的监管环境和市场效率，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手段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度量时，就要考虑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未来的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进一步解决以上问题，而且还要特别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对股价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适当的盈余管理审计策略，有效防止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利润操纵的现象。由于操控经营性应计利润的隐蔽性，被越来越多的企业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而鉴别操控的经营性应计利润的依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内部，注册会计师除了需要掌握企业内部大量财务信息外，还需要相关的技术知识和环境信息，提高审计质量，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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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 所得税税负; 非应税项目损益
一、引言
会计盈余作为企业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不但影响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也影响着企业的形象。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它甚至影响公司的上市、增发、保牌、摘牌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会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手段调节或控制会计盈余指标,进行盈余管理。它不仅仅调增盈余,也可能调减盈余,进而达到收益平滑的目的。一方面盈余管理不同于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利润操纵行为,虽然会对盈余信息质量等方面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上市公司在平滑收益、树立公司形象和增强投资者信心等方面也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有可能造成所得税税负水平的变动:当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利润时,往往需要为此支付所得税。有研究表明,所得税税负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明显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所得税税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考虑到国外已有一些关于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的研究,而国内鲜有考察上市公司是否会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的经验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一是上市公司是否有动机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二是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是否存在互补效应?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的关系,目的在于帮助上司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加深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认识,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常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成本间的权衡。其中,财务报告成本,是指由于公司未能达到合适的利润目标而导致的成本,包括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债务契约终止、政府管制加强等成本;税收成本,是指由于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人为增加利润而导致的所得税负的增加(叶康涛,2009)。
在国外,有关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多。dhaliwal(1994)等从存货角度,balsam(1997)等从公司报酬角度,maydew,schipper和vincent(1999)等从资产剥离行为角度,分别考察了税务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认为税务成本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hunt(1996)、madeo和omer(1994)以及austin等(1998)的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上述研究并没有考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如何影响其所得税费用。
desai(2003)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对折旧的不同处理,境外收益的披露,尤其是雇员补偿的本质发生变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由于避税行为而变得更显著了,盈余管理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差异的扩大。phillips,pineus和rego(2003)则从递延所得税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非应税项目损益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盈余管理行为导致非应税项目损益上升,而非应税项目损益中的时间性差异又会导致递延税款增加,故可以以递延税款费用来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递延税款指标可以有效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出于平滑盈余和避免亏损的目的。
相比之下,国内有关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而相关的经验研究较少。陈晓等(2003)、王立彦、刘向前(2004)的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之间上市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明显低于税法规定的33%名义税率的范围,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确存在着在资本市场上争夺流动性资本的税收竞争行为。叶康涛(2006)对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间的差异也越高。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控长期应计利润项目来规避所得税税负成本。该文涉及到上市公司会计—税收差异和纳税调整项目,但其研究仅限于2002年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其中对于纳税调整项目替代变量的设计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公司所得税税负之间的关系,且对于盈余管理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则很少。因此,在我国这种特定税制结构下,基于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差异的角度来考察盈余管理和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理论假设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获得了更多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自,从而导致了上市公司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存在差异,同时也使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逐步增大。当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本文研究时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进行盈余管理时就会涉及到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问题。
导致上市公司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纳税调增与纳税调减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盈余管理行为也存在着调增会计损益和调减会计损益两个方向。因此,这两种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均可能与非应税项目损益问题相关。一方面,公司存在有针对性的利用非应税项目损益调减损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达到影响国家降低法定税率的目的。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率与利用非应税项目损益调低会计损益的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在进行调增损益的盈余管理时会面临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间的权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充分利用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不同规定,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相关分析也表明上市公司存在通过操纵会计利润与应计利润之间的差异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的动机。因此,可以得出假设1。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交叉上市； 盈余管理； 投资者保护
一、研究背景
（一）交叉上市
交叉上市是指同一家公司在两个或者多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为，其通常指境内外交叉上市，即同一家公司在两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上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资本的全球流动已成为一种趋势，而交叉上市也就活跃起来，A+H股交叉上市是我国公司交叉上市的主要形式。交叉上市主要有三条路径：A股回归H股；H股回归A股；内地和香港同时上市，本文主要研究的是H股回归A股这一路径。这与国际社会认可的先境内上市然后在市场监管更严格、信息透明度更高的境外上市的路径正好相反。因此，国外关于交叉上市理论的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我国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自1993年青岛啤酒率先从香港回归内地市场实现交叉上市以来，交叉上市公司的数量一直都呈现增长的趋势。图1是对近二十年来交叉上市公司数量的统计。
从图1可以看到自2005年后，交叉上市公司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交叉上市理论认为交叉上市可使投资者突破跨境投资的障碍，从而使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截至2011年12月31日，A+H的交叉上市公司多达66家。
国外关于交叉上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叉上市的动因理论，其动因理论主要有：市场分割动因假说、流动性动因假说、投资者认知动因假说。以公司治理来解释公司跨境交叉上市行为，一般称之为“绑定假说”或“投资者保护假说”。Stulz（1999）和Coffee（1999）的研究首次提出了“绑定假说”，认为来自于新兴市场或投资者保护较差国家的公司，通过到法律体系与会计准则更加完善、市场监管更加严格、信息透明度与公司治理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交叉上市，以此约束控股股东和经理层牟取私利的行为，加大中小股东保护的力度，向投资者传递积极的公司治理改善的信号，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赢得信任，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从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
Reese等（2002）最早从投资者法律保护、再投资机会以及后续融资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展了绑定假说。他们的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交叉上市的前提条件是公司面临良好投资机会且需要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第二，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国家的公司应该到保护强的市场交叉上市，以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降低资本成本，提升公司价值；第三，公司在交叉上市之后再投资次数增加，后续融资能力增强，且多选择权益融资，融资规模会随交叉上市所受到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的提高而扩大。
而国内对交叉上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叉上市的动因、股价溢出、投资者保护这几个方面。特别是随着法与金融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交叉上市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学者们开始从法与金融、信息不对称与委托冲突等公司治理角度来研究交叉上市与投资者保护行为。
（二）盈余管理
1.国内外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及研究
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美国会计学家Scott（1997）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美国会计学家Shipper（1989）指出盈余管理的产生需要两个主要条件：一个是契约摩擦，另一个是沟通摩擦。将盈余管理的定义建立在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信息基础之上，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Healy和Wahlen（1999）的定义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国内学者陆建桥（1999）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出的会计选择。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产生需要激励因素和机会这两个条件，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他的观点是盈余管理会增加或减少会计数据上的报告收益，从而影响相关利益人的决策。孙铮、王跃堂（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管制的弹性操纵会计数据的合法行为。他是基于管理层利用会计制度的缺陷这一方面考虑的。
2.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
盈余管理的计量，其模型主要有Healy（1985）模型、Deangle（1986）模型、Jones（1991）模型、行业模型（1991）和修正的Jones（1995）模型。其中前两个模型用的是应计利润总额分离法，即应计利润总额等于操控性应计利润。后面的三个模型采用的却是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法，即应计利润总额等于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之和。Healy模型和Deangle模型由于无法模拟经济环境对非操控应计利润的影响而导致模型的标准差被放大；此外如果被检验样本系统性经历了非正常经济环境，由于无法模拟经济环境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影响，得出的估计将会有偏误。而构建的Jones模型的出发点正是试图控制企业经济环境变化对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影响，修正的Jones模型较好地控制了经济交易和企业信用政策对模型计量结果的影响，理论界最初对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的实证检验普遍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以估计企业特征参数，然后使用这些参数估计特定年度研究样本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但随后，大量实证研究开始将模型应用于截面数据，使得界面Jones模型的应用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流。本文采用的是修正的Jones模型。
基于此，本文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探究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因素有哪些、A+H交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是否低于非交叉上市公司以及交叉上市是否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等问题。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香港资本市场无论是法律监督还是信息披露都好于内地资本市场。交叉上市公司能够受到更严格的市场监督和外部审计监督，因而能够更及时地披露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并加以补救。企业选择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交叉上市，一方面较好的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不仅赋予了中小股东额外的权利来保护自己免受控股股东或经理层的剥削，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积极改善公司治理状况，加强信息披露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因此，交叉上市具有公司治理的提升效应。与同行业其他公司对比，我们相信企业在交叉上市后对盈余的操纵会有所减少。据此提出我们假设一。
假设一：A+H交叉上市特征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股东远离企业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从股权结构来看，如果股权较为分散，各个股东的力量都很弱，则每个股东都想“搭便车”，很难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会强化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大股东来监督管理层，减少内部人控制问题。但是，股权过于集中就会产生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第一大股东会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谋取控制权；管理层也可能会作出有利于第一大股东而有损于企业整体价值的决策以及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的行为。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其对公司盈余操作的倾向越大、同时也越容易。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A+H交叉上市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加强。
在存在股权制衡的企业中，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对较大但没有绝对的控制权，股东之间相互牵制，并对管理层能够形成有效的监督，可以减少大股东与管理者谋取控制权私利的行为，也有助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A+H交叉上市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减弱。
（二）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了2009年至2011年我国A+H交叉上市公司与非交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交叉上市公司样本的筛选过程中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及数据缺失类的公司，最终得到2009年的51家交叉上市公司，2010年的55家交叉上市公司和2011年的53家交叉上市公司，同时以企业资产规模和行业为配对原则，选取了同样数量的仅在沪市或深市上市的A股公司。本文所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采用Excel和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模型及变量定义
主流的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应计利润分离法、特定应计项目法及分布检测法，本文采用的是应计利润分离法。在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中采用的是修正的Jones模型，并用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的质量。变量定义见表1。
第一步：通过SPSS19.0软件回归求得 系数
■=？覾1（■）+？覾2（■）+？覾3（■）+？着t
第二步：通过第一步得出的系数求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中、a1、a2、a3由上面模型在估计期内回归求得，得到a1=-4 381 896.619，a2=0.034，a3=-0.048
■=？覾1（■）+？覾2（■）+？覾3（■）
第三步：
■=■-■
第四步：ABS=■，其中ABS代表盈余管理程度
针对假设一，设计的模型：
ABSit =？茁0 + ？茁1Crossit +？茁2TOP1it+？茁3Shap-
leyit+？茁4SOEit+？茁5LEVit +？茁6LnAssetit +？茁7Limpareit +？茁8ROEit+Yeardumy+Industrydumy+？着it
针对假设二，设计的模型如下：
ABSit=？茁0+？茁1Crossit+？茁2TOP1it+？茁3Shapleyit+？茁4（Cr-
ossit*TOP1it）+？茁5SOEit+？茁6LEVit+？茁7LnAssetit+？茁8Limpareit+
？茁9ROEit+Yeardumy+Industrydumy+？着it
针对假设三，设计的模型如下：
ABSit = ？茁0 + ？茁1Crossit + ？茁2TOP1it +？茁3Shapleyit + ？茁4（Shapleyit*Crossit） + ？茁5SOEit + ？茁6LEVit + ？茁7LnAssetit + ？茁8
Limpareit+？茁9ROEit+Yeardumy+Industrydumy+？着it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随后把样本公司分为交叉上市公司与非交叉上市公司，对主要变量均值比较并对差异进行了T检验（详见表3）。结果显示：交叉上市公司对盈余的操作程度显著低于非交叉上市公司；交叉上市公司减值计提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显著高于非交叉上市公司，这似乎有悖于常理。但同时我们看到股权制衡度变量，交叉上市公司是非交叉上市公司的3倍，而且t值达到16.561，因此猜想，在制约公司对盈余的操作上，股权制衡作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进一步检验假设，通过构建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二）假设检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由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且显著性水平达到10%。这验证了假设一，即：交叉上市这一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但是，模型二与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均不支持假设一成立。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从表4中，可以看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均达到了10%。同时由模型二中可以看到Cross*TOP1这一解释变量的系数是-0.399，且显著性水平接近10%，由此可以得出假设二是成立的，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交叉上市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加强。
同时，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制衡变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并无显著的关系，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约束，并没有有效制约经理层与第一大股东的“合谋”行为，以及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四、结论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交叉上市能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在回归分析中也看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得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交叉上市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加强这一结论。
但是因为目前我国境内的资本市场在制度与法律建设、市场监督、信息透明度、投资者保护程度以及上市公司自身公司治理状况等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而且交叉上市需要承担巨大的成本与风险，使得目前我国交叉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总数还不到3%。我国企业的交叉上市之路还在起步阶段，而且在上市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有悖于理论假设的地方。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交叉上市对我国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并不非常显著，交叉上市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还不是非常明显。从股权结构上看，交叉上市对解决第一大股东层的委托问题是非常有效的，能有效抑制第一大股东运用其绝对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另外，本文也从盈余管理的角度，验证了国外的关于交叉上市理论同样适用于我国，初步验证了“绑定假说”。
相信随着我国交叉上市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交叉上市对投资者保护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但同时在提高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这一问题上，交叉上市只可以作为现阶段的辅助工具，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靠我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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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内部控制; 应计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4-0114-05
引 言
盈余质量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公司管理者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前者是利用会计准则中的选择性操作，后者则是通过构造交易活动，通过筹划交易时间和交易性质的盈余管理行为。显然，盈余管理的操作会带来低质量的盈余信息，内部控制可以对这些自利的行为进行监督和防范。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在2006年和2007年了内部控制指引，2012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也已全面实施，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正逐步完善，但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对盈余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尚缺乏必要的实证证据。
本文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标准，以我国2009年至2011年深市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内部控制对应计盈余和真实盈余的影响，并进一步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对比分析。
一、文献综述
关于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较早。Doyle et al.（2007）分析，财务状况紧张、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公司，内部控制更容易产生缺陷，而这些公司也更加容易进行盈余管理。Ashbaugh & Skaife et al.（2007）同样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应计盈余质量更低，内部控制缺陷改进后，应计盈余质量会相应的提高。Daniel A.Cohen等（2010）认为，公司从应计盈余管理慢慢转向真实盈余管理，而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对真实盈余管理没有太大的影响。
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十分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刘启亮等（2012）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完善有助于抑制公司的盈余操纵空间、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王鹏（2013）等认为，在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缺陷越多，公司操纵性应计越多，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而非国有企业则出现相反的结论。方红星等（2011）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范经华等（2013）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较小。另外，也有些研究认为，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非会产生高质量的盈余数据。比如，于忠泊等（2009）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披露与审核对会计信息稳健性和可操控应计利润的关系并不显著。张国清（2009）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七种指标度量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均不显著。
总之，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虽然不少，但研究结果尚未获得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另外，在目前的实证研究中，一方面研究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量化主要以单一指标为主，采用综合指标的较少;另一方面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只针对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涉及真实盈余管理。本文将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综合度量内部控制的质量，并把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以期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前进。
二、研究假设
近年来，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真实盈余管理成为管理层操纵利润的新手段。内部控制作为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可靠的有力保障，覆盖企业运行的全过程，包括销售、资金活动等各个环节。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减少会计估计错误、减少会计误报、限制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可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财务信息质量的保证。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越低。
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对比中，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较多，公司治理效率降低，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有效监督的动力不足，从而影响到公司的内部控制，而非国有企业受政府的影响较少，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内部控制质量也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受政府的影响，也会导致国有企业不会像非国有企业那样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盈余管理的动机降低。因此，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不强，而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盈余管理，即二者会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案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2009―201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为了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剔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年度会计数据：（1）金融保险类公司，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I类公司;（2）所需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3）主要变量的极端值和异常值;（4）样本年度区间内ST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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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企业；事业；会计准则；非盈利组织；结构
一、非盈利组织与企业在业务内容和管理模式上的渗透要求其会计规范趋同
把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两大体系，是会计的一大特征。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政府及非盈利组织称为预算单位，并按其职能不同分为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可称为政府会计，事业单位会计按其内容和性质可称为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我国采用的这种财政供给型管理方式和报账制会计管理模式是与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对过去几十年我国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原有意义上的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政府会计都是对国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进行核算和报告，因而具有相似性，但与企业会计却有明显的差别。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对事业单位采用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向）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模式后，绝大部分国有非盈利单位一改过去纯国拨经费收支的局面，收支项目和内容呈多元化势态，并强调成本核算，从只注重现金收付走上了现金收付与资金使用效率并重的轨道。这一变化使得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政府会计的差别增大，而与企业会计的差别缩小，甚至在很多方面趋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民间非盈利组织及企业兴办的非盈利组织机构不断涌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另方面非盈利组织也利用其可支配的资金结余和技术优势兴办盈利性单位或进行投资。这就使得原来能够划分得非常明确的企业和非盈利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概念公告》第四号《非盈利组织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讲到：本论的对象为非盈利组织，它们的业务以非营业性质为特征，并居统治地位。作者的理解：只有那些具有明显非盈利性质的组织才适用于其的这一概念公告，言外之意：必然存在一些非盈利性不是特别明显的非盈利组织。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在业务内容和管理方式上的交融与渗透，使得各自适用的会计准则界限变得模糊了。可以推断，我国以政府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三足鼎立”的会计准则体系格局，会逐渐被政府会计准则和企业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两分天下”的会计准则结构所取代。
二、我国两套会计准则合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两套会计准则合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两套会计准则在内容安排上合一，减少乃至消除按原有规范而造成的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在资产、负债、收入、成本费用确认和计量方面的差别；二是统一两套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便综合考虑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前者是决定两套会计准则体系合一的关键，也是核心，后者是两套准则合一的保障。关于两套准则制定机构的合一性我们已经做到了，财政部会计司是行使我国企业及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制定权的唯一机构，这为两套准则内容的综合考虑提供了可能和基础。接下来就是其内容是否具有合一可能性和必要性的问题了。要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我国非盈利组织执行有关会计规范的基本情况，然后再从其规范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讨论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目前我国非盈利组织现状看，有会计规范依据的仅包括国有事业单位，非国有事业单位尚无会计规范可依，但就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行为不久将通过《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规范。可见，无论是国有非盈利组织还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其会计行为都将纳入到会计规范的范围，且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
根据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要求，在国有非盈利组织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向企业化管理的方向过渡，届时会纳入企业会计规范的范畴，剩余的极小部分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企业单位兴办及私立机构、学校、等，其目的主要是盈利，至少是通过某种方式间接提供盈利资源，这部分机构自然应纳入企业范畴。按照这一情况分析，真正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和组织已经为数不多了，但仍可依其属性分为国有非盈利组织和民间及私立非盈利组织两部分。在为数不多的这些非盈利组织中，其会计规范的内容和方法与企业是否具有可合性和必合性呢？对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企业会计和非盈利组织会计是否具有相同或基本一致的理论指导；二是从现行的会计规范及其改革趋势看，两套会计规范的共性是否远多于个性；三是国有非盈利组织和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信息使用者是否具有基本一致的信息需求。如果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出于准则制定成本和规范性的考虑，两者合一是必要的，否则是无必要的。
（一）企业会计和非盈利组织会计是否具有相同或基本一致的理论指导
这属于如何建立我国会计准则理论结构的问题。根据对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的分析，我们认为建立既适用于企业又适用于非盈利组织的理论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从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所规范的内容看，其在信息质量要求、报表要素确认和计量原则、报表等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从各自规范的确认、计量、报告方法和内容看，其对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等方面的规定也大同小异；尤其从《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各项原则、方法基本一致，报表构成也基本相同，其主要区别在于所有者权益同净资产，以及利润和利润分配同结余和结余分配两大方面有所不同。再者，所有者权益和利润以及净资产和结余实际上是资产和负债以及收入和支出计量的结果，显然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不仅在核算和报告原则上有一致性的理论指导，而且在确认、计量方法上也有一致性的原则。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建立一套对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均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概念或框架，对诸如会计目标、财务报告要素、财务报告的列报等内容进行统一表述和说明，并对极少数特殊问题（如所有者权益、净资产的分类标准、目的等）进行专门论述，以指导各项准则或制度的制定和修订。
（二）从现行的会计规范及其改革趋势看，两套会计规范的共性是否远多于个性
对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分析不难看出，两套会计准则大同小异，重复多于新意，这为两套会计准则合一提供了可能，而且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所谓的几个“新意”中，有的是事业单位会计必须保留的特色，如建立净资产概念、实行支出核算等，但有的却是核算上值得改进的地方。下面仅就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的三个主要“特点”分析如下：
1.关于固定资产及修购基金问题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规定的固定资产核算方法呈现的特点是：（1）以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同时反映固定资产的“价值”，除非存在未决的待处理固定资产财产损益或未到期的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两者永远一致；（2）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不提取折旧，而是提取修购基金，而且除少数具备条件的单位比照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提取修购基金外，大都依收入的一定比例计提。我们认为这些特点值得商榷。首先，固定资产按成本反映是毋庸置疑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无论固定资产的具体用途是什么，其价值一定会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而减少，而且以其历史成本为限，以收入为依据计提修购基金并不反映固定资产的折损价值，因而也就无法提供关于固定资产现有价值及净资产的真实情况。其次，以固定基金反映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无法提供关于固定资产是否受到出资人限制的情况。再者，依照现行规定，事业单位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在付清最后一笔租金之前，实际上把固定资产的价值分别反映在负债和净资产中了，负债部分反映应付而未付租金，净资产中的固定基金反映实际已经支付的租金，从而使得以固定基金反映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这一命题失去了存在价值。我们认为，随着非盈利组织从现金收付管理向资源运用管理转变，出资人和管理者都需要掌握关于非盈利组织资源及其运用情况，固定资产作为重要的物质资源必然要求会计提供其可带来未来效益的情况，因而客观上要求比照企业的处理方法进行核算和报告。随着权责发生制会计在非盈利组织中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与固定资产修理有关的会计处理，也完全可以仿效企业的处理方法。非盈利组织固定资产及折旧问题，可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93号准则（非盈利组织折旧的确认）的规定，拟定我国非盈利组织折旧问题的会计准则。
2.关于支出核算问题
支出核算和列报是非盈利组织区别于企业的又一大特点。按照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规定，其主要表现是：无论是事业支出还是经营支出，一律按国家规定的支出项目核算和列报。这一要求使得事业单位会计无论在自制资产方面，还是在成本费用方面，都要把与未来支出相联系的各具体要素按规定的支出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如果说，事业单位的全部资金都来自于财政拨款，这种处理是合理的，因为资金提供者需要这方面的信息；然而大多数事业单位除了财政拨款外，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经营方面的收入或其他收入，用这部分资金安排支出无须按财政要求的列报项目进行报告。我们认为，事业单位的经营收支从某种意义上讲同企业的经营收支没有本质区别，对这类业务应从满足事业单位加强管理的角度出发，比照企业的核算和报告要求进行会计处理。硬性要求事业单位的所有支出都按现行规定列报，由于实务处理上的困难而会计主体难免“编造”数据，这种数据的有用性必然大打折扣。可行的办法是，将事业支出按出资者要求进行列报，将经营性支出比照企业支出办法进行列报。
3.关于报表
与会计报表相比，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两个最大的特点是：（1）从会计报表体系上看，事业单位不编制现金流量表；（2）从具体会计报表的结构上看，资产负债表采用“科目余额表”的结构形式。我们认为这种“特色”表现出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在会计报表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1）现金流量表所表现出的特殊作用是其他任何一张会计报表都不能替代的，这一点无须论述。现在的问题是，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在规范对外报送的会计报表种类时，却忽视了这一重要。我们认为，以现金流量表难度大和事业单位不向出资者分配利润为由而否定现金流量表在非盈利组织中编制的必要性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现金流量表已经成为与会计主体有利益关系的各方了解其现金变动及支付能力的重要报表。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主要是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收支调整为以现金收付为基础的收支，所以相对来说难度较大，但事业单位有很多业务就是以现金收付为基础确定收支的，因而其编制相对比较容易；再说有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的作，使得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更为简单、方便。其次，事业单位尤其是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和有经营性业务的事业单位，由于对一部分业务采用了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处理，使得其收支表中的收支不能反映现金收支的真实情况，而出资者及管理部门了解事业单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可支用现金额，从这个角度看，事业单位编制现金流量表显得非常重要，况且会计实务中大量的事业单位自行编制现金流量表已是客观事实。我们认为，非盈利组织编制现金流量表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我们可喜地看到财政部会计司拟订的《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已经将现金流量表作为主要报表内容了。可以预见，事业单位不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特色”将不复存在。
（2）事业单位规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采用的是“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的平衡原理，不符合资产负债表的定义。它实际上是会计科目余额平衡表，这种报表结构沿袭了我国传统预算管理体制下的资金表格式，不仅报表内容与其名称不吻合，而且与收支表的关系显得重复累赘，也不便于有关方面（如银行）进行。因此这种格式的资产负债表需要改进，使之符合惯例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事业单位会计现存的问题进行纠正以后，现行的两套会计准则体系合一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三）国有非盈利组织和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是否应具一致性
要回答这一问题，应首先从信息使用者需求角度分析。作为非盈利组织，其信息需求方主要是出资人和管理层。无论是国有非盈利组织还是民间及私立非盈利组织，出资人需要掌握关于其所提供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通过资金使用所产生的效果等方面的信息，主要包括非盈利组织营运情况、能力及项目效率等；管理层需要掌握营运状况、营运效果及发展潜力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规范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生成的会计信息得到反映，诸如财务状况、资源获得及耗费、现金流量等。我们认为，国有非盈利组织与民间及私立非盈利组织的区别仅在于由其主要资金提供者的身份不同而决定的其服务领域和服务目标的不同，从信息需求者角度看，对其信息的质量要求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国有非盈利组织和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应具一致性。另外，在一个具体的非盈利组织，其资金提供者中既可能有政府部门，也可能同时有非政府部门，当资金提供者未具体规定其资金限定的用途时，严格分清其支出中哪些是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源，哪些是非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源很难做到。这说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将国有非盈利组织与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规范分开制定，应将两类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合并制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的结论是，应将企业会计准则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合并制定，而且非盈利组织既包括国有非盈利组织又包括民间及私立非盈利组织。
三、几点建议
1.充分吸收和借鉴预算会计改革的国际经验和改革趋势，尽快修改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使其更趋完善、和国际化；建立我国非盈利组织概念，改变非国有的组织、团体、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无会计标准可遵守的局面。
2.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组织下，归并企业会计规范和事业单位会计规范制定机构的权限，将政府会计准则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的制定权限加以区分。由现有会计准则委员会负责制定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并由相关部门和机构成立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各司其职。
3.抓紧制定会计准则结构，用以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将用于指导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的理论概念进行统一规范，结合非盈利组织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国际趋势，对非盈利组织的报表要素、报告格式和内容以及净资产分类进行重新定义和解释，提供资本（净资产）保全的确定标准，为会计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提供理论指导。
4.加强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为建立适应我国政府机构和预算体制改革后的财务报告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分行业、分系统的财务报告提供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报表合并的指南，以满足行业和系统管理的需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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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雪芬。预算会计改革思考[J].会计研究，2001，（4）。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意见；审计质量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其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或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契约角度，在合同刚性或不完全时，盈余管理是一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从而使公司避免遭受到不可预知情况的影响。二是财务报告角度，管理当局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来调节公司的市场价值。例如，上市公司想要营造一种会计盈余是平滑且持续增长的假象。因此，盈余管理可看作是管理人员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公司内部会计信息的一种机制，从公司经营角度来看，在合理范围内的适度盈余管理应该是有益的。然而，一部分管理人员可能会过度使用盈余管理。从契约角度看，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存在投机性地运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其直接后果是牺牲其他契约参与方的利益。从财务报告角度看，管理人员提早或推迟收入的确认，或者可能低估费用来预计盈余。总之，过度进行盈余操纵会牺牲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被喻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审计报告到底有没有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揭露出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2014年和2015年在沪上市的制造业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利用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审计意见的有效性即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进行实证检验。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对于盈余管理的概念和研究国内外学者将它大体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Scott（1997）指出公司管理层在公认的会计准则可容忍的范围内，通过自由选择会计政策，优先选择那些使公司市场价值或经营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的行为，这就是公司的盈余管理。这个定义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狭义盈余管理的定义。广义的盈余管理，由KatherineSchipper（1989）提出，他认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层迫于相关利益集团对盈利的预期，或为获取一定的私人利益，通过对公司经营业务的记录进行有目的性地进行干预，在对外部信息使用者外进行披露财务报告时，有意地对其进行控制的过程。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时采用的是狭义的定义。注册会计师以独立第三方的形式对证券市场行使经济检察功能，自身具有专业的会计、审计和税务知识以及丰富的审计实践经验，故理论上认为能够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和监察，有能力用自己的专业判断来识别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体现在审计报告中，从而形成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当然，不排除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追逐自身利益而放弃审计准则，甚至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但随着注册会计师行业各方面制度日趋完善，同时较高的犯罪成本使得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更为谨慎。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1：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能被审计意见在相应程度上所揭示，即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非标准审计意见”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公司的盈余，即净利润是由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组成的。经营性净现金流量是来自于现金流量表的，具有刚性，不易纵。而应计利润是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以及会计估计的变动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容易纵。进一步将会计政策和估计的选择分成两类，虽然这个划分没有很严格的界限。例如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是选择平均年限法还是加速折旧法，或者对发出存货计价是选择先进先出法还是加权平均，这都是第一类会计政策选择。在这里我们把第一类会计政策选择理论上称为非操纵性应计项目。其他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被认为是操纵性应计项目，例如，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存货价值的备抵项目。而管理当局在使用第二类政策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时更易被注册会计师发现。杨秀艳、郑少峰（2007）在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时采用反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操纵性应计项目占总利润的比例这个指标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存在相关的关系，并且审计意见的类型会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高发生相应变化的假说。徐浩萍（2004）将盈余管理方向和审计意见类型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方向的不同会对审计意见类型造成的差异。结论是注册会计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以操控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H2：非标意见和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样本和变量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2014-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部分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共有236个研究样本，其中2014年有53家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2015年有65家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共得到非标样本118个。另外，随机选取的118个配对样本来自于相同行业、相同资产规模且在相同期间被发表了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本文抽样公司的审计报告来自于中国证监会网站，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A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等信息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统计软件使用SPSS19.0。
（二）模型的选取和变量的选择
1.选取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分离应计项目法是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最常用的计量方法，它是将应计项目通过回归的方法分离成操控性应计项目和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在衡量盈余管理程度时采用操控性应计项目的大小。在盈余管理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的计量模型有：（1）希利模型（1985）、（2）迪安龙模型（1986）、（3）行业模型（1991）、（4）琼斯模型（1991）。将琼斯模型进行改进，衍生出截面琼斯模型和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2.变量的选择（1）因变量将审计意见类型OP设定为因变量，它是一个虚拟变量。进一步将审计意见类型划分为“非标准意见”和“标准意见”。在模型赋值时，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2）自变量在研究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是采用操纵性应计利润（DA），将其设为自变量一，用来检验盈余管理程度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杨秀艳、郑少峰（2007）在构建回归模型时，采用的指标是非经营性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证明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李维安、王兴汉等（2004）的研究表明，通过操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来进行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常用的手段。因此，本文选取非经营性应计利润比净利润（EM）作为自变量二，用来检验以操纵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和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关系。（3）控制变量在选取控制变量时根据国内外相关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选取6个用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SIZE表示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用以衡量公司的规模。净资产收益率ROE及每股收益EPS作为体现盈利能力的指标用来衡量公司的业绩，经营业绩好的企业更易被出具标准意见。DR为资产负债率，代表公司的偿债能力，认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易被出具非标准意见。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PREOP也会对本期的审计意见产生影响，例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会额外关注那些上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本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会上升。DIV是虚拟变量，代表年度的配股预案，如果公司本年度内披露了配股预案，则取值为1，反之为0，该指标体现了配股政策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会对审计意见类型产生影响。以上提出的这些控制变量从公司的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特殊监管政策四个方面来反映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3.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分析审计意见类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时，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的方法，建立模型如下：OP=β0+β1DA+β2EM+β3SIZE+β4ROE+β5EPS+β6DR+β7PREOP+β8DIV。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首先按照审计意见类型对样本进行分组，分为非标准意见组（OP=1）和标准意见组（OP=0）。然后利用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计量两个年度盈余管理水平，接着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单变量分析。表1列示了分析结果：通过表1可以看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样本公司的可控性应计利润的均值大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显著性水平在1.5%，即审计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验证了H1。对于非标意见样本公司的非经营性收益占总利润这个指标的均值，非标意见组大于被出具标准意见样本公司的均值。这说明非标准意见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标准意见组，初步验证了H2。盈余能力和资产规模方面，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均大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这说明基于风险导向审计原则，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对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出具标准意见。从偿债能力看，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小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说明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更易陷入财务困境。另外，本期的审计意见类型会受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和年度配股预案的影响。
（二）Logistic回归分析
上述是利用单变量分析的方法初步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初步的验证。接下来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检验的影响，对假设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的，分析结果如表2：回归结果显示，替代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系数符号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审计意见的类型会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即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越易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因此可以认为，审计意见有一定的有效信息含量，能在相应程度上揭示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即盈余管理行为和非标准意见呈正相关关系，从而H1得到了进一步验证。非经营性收益占比总利润EM这个变量虽然在单变量分析时非标意见组高于标准意见组，但在回归检验中没有通过验证，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说明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手段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进行个案研究。即H2没通过验证。进一步研究审计意见类型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EPS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审计师更倾向对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出具标准意见。在回归分析中意外地发现，代表公司偿债能力的变量DR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当公司面临财务危机时，审计师更易出具非标准意见，这是基于风险导向性的审计原则。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PREOP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与非标准意见正相关，这说明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会对本期产生影响。
四、研究结论和不足
本文通过对我国2014-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部分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和盈余管理活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能在相应程度上揭露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即具有一定的有效信息含量。非标意见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更易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未能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进一步分类，未能进一步深入的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非标准意见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另外在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时未能引入审计收费这个变量。因为审计收费也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因素，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Y201432388）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William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thirdedition).
[2]Schipper,K.,“CommentaryonEarningsManagement,”Ac-countingHorizons(1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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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维安，王新汉，王威.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4，（11）.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关键词盈余管理 审计意见相关性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对于盈余管理虽然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大量研究都论证了这种行为的存在。虽然盈余管理并不都是违规或者有害的，但是大规模的盈余管理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给投资者带来严重的损失，许多国内外上市公司的丑闻已经很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盈余管理的最终结果反映在财务报告之中， 而审计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审核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公允性，以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中明显存在大量盈余管理的迹象，作为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独立第三人，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便显得格外重要。那么中国注册会计师对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具备有效监督作用呢？换句话说，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是否具有相关性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两个假设，以进一步做出实证检验：
H1：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产生影响
H2：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二 ）样本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2002年颁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 审计报告》是在2003年7月1日执行，2006年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 审计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 非标准审计报告》和《企业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本文选取深、沪两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2004年至2006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以保持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适用的统一性。对样本，本文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剔除当年度新上市（距年度报告日上市时间不到1年）的公司；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样本公司3282家，其中2004年1056家，2005年1152家，2006年1074家。本文研究中所使用的上市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数据、财务数据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公司的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系统和CCER色诺芬数据库中获取。本文所有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所使用的软件包括：EXCEL、SPSS13.0。其中，采用EXCEL软件处理基本数据，使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回归模型的建立。
（ 三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由Jones模型衍生出来的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中参数是用截面数据估计，而不是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中，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用事件期（即假设的盈余管理发生期）数据估计，其计量模型及计算操作步骤是：第一步，计算总应计利润。TAt=NIt-CFOt…（1）。总应计利润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资产负债表法；另一种是现金流量表法，本文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进行计算。第二步，根据模型在估计期运用经过不同行业分组的数据进行回归取得行业特征参数的估计值。TAt/At-1=a1（1/At-1）+a2（ΔREVt /At-1）+a3（PPEt/At-1）+εt…（2）。式中， TAt是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ΔREVt是第t期收入和第t-1期收入的差额，PPEt是第t期期末总的厂场、设备等固定资产价值，At-1是第t-1期期末总资产，α1，α2，α3是系数，εt是剩余项，表示总应计利润中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部分。第三步，将回归取得的行业特征参数估计值分别代入各个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模型，求解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t=α1（1/At-1）+ α2［（ΔREVt-ΔRECt）/At-1]+ α3（PPEt/At-1）…（3）。NDAt是经过第t-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ΔREVt是第t期收入和第t-1期收入的差额，ΔRECt是第t期的净应收款项和第t-1期的净应收款项的差额，PPEt是第t期期末总的厂场、设备等固定资产价值，At-1是第t-1期期末总资产，α1、α2、α3是不同行业、不同年份的特征参数，是运用经过行业分组的不同年份数据进行回归取得的，是（1b）中a1、a2、a3的OLS估计值。第四步，根据总体应计利润等于可控应计利润加上非可控应计利润的等式求解可控应计利润，求解出t年度可控应计利润。DAt= TAt/At-1-NDAt …（4）。最后，将DAo代入构建的回归模型中，与审计意见进行分析检验。
（ 四 ）变量定义为了详细地检查提出的假设，除了盈余管理因素之外，本文对影响审计意见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这些控制变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注册会计师的特征；一类是上市公司的自身特征。本文中，审计意见为被解释变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是解释变量，其余为控制变量。在研究过程中，把审计意见类型分成两类:标准无保留意见和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并将审计意见作为一哑变量AO引入，当上市公司收到的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时，AO =1:否则，当上市公司收到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AO = 0。控制变量选取了8个，分别是Size代表公司规模、Debt代表公司偿债能力、ROE代表公司获利能力、Ln（Ac）代表审计收费、Auc代表审计委员会的设置、Lao代表上期审计意见以及行业变量Indsu、年度变量Year。对各变量的选取、定义及预期符号如（表1）所示。本文把审计意见AO作为因变量，引入代表各自变量的各项指标，构建了以下模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AO=β0+β1ABS（DA）t+β2LnACt
+β3LagAOt+β4AuCt+β5Debtt+β6ROEt+β7Sizet+β8Indusi+β9Yeari+εi…（5）。其中，ABS（DA）t 表示公司在 t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β0表示截距，εi表示残差。操控性应计利润DA表示盈余管理水平，既反映了操纵程度，又显示了操纵的方式，本文认为主要是操纵程度而不是操纵方式将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而且在分析中，用DA的绝对值可以克服有关盈余管理计算正负相抵消的影响，能更准确反映盈余管理的真实程度和问题的实质，因此本文将选取DA的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1）截面Jones模型参数估计。本文将2004年至2006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中的3837家公司数据代入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对其行业特征参数进行估计，数据通过进行OLS回归得出，结果（表2）所示。从以上回归结果来看，方程的F值、R2分别为30.327、0.044，每个解释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各模型回归系数的符号基本符合预期。（2）从（表3）中可以得到审计意见的分布情况及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相关统计数据。从（表4）数据来看，如果不考虑盈余操纵的方向，我国的上市公司较为普遍地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操纵程度约为上年总资产的6.8%。另外，从审计收费、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及ROE的各项数据来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收费、上市公司间的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差异都很大。从（表5）可以看出（其数据来自独立样本的T检验）影响审计意见的各因素平均值的比较情况：标准无保留意见组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为0.06146，非标准审计意见组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为0.12548，非标准审计意见组明显高于标准无保留意见组，表明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类型产生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师事务所越可能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两者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的成立。从流动比率的两组数值分析，说明财务风险越大的公司越可能得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两者正相关；而其他变量的两组数据差异不大。
（ 二 ）相关性分析（表6）给出了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审计意见类型AO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操纵性应计利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就越大，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再一次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其他自变量除ROE外，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与预期符号基本一致。全体样本中，Spearman检验的结果和Pearson基本相同。
（ 三 ）回归分析 根据（表7），本文得到各变量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检验的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的Nagelkerke-R2达到0.443，Chi-squre更是高达759.735，非常显著，说明该模型很好地匹配了数据，模型非常有效。（1）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分析。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DA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同，都是正号，回归系数为2.906，而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可操控应计利润与审计意见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DA与AO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而且是正相关关系，从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可操控应计利润DA 的绝对值越大，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越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结果再一次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分析。与公司有关的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分析：净资产收益率越低，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而资产规模越小，越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这说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越差，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这显示了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与注册会计师有关的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分析：AO与 LNAC、LAO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收费和上年度的审计意见对本年出具何种审计意见产生显著的影响。AO与Auc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虽然有些上市公司设立了审计委员会，但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四、结论
本文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产生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研究结果还表明，我国注册会计师具有了一定的职业判断力，能够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做出一定正确的判断，说明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投资者付出一定的关注。不足之处在于：盈余管理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偶然行为，公司基于上市、配股或进一步融资等各种原因，常常是连续几年对盈余进行操纵，本文仅选取了三年的数据，可能不能体现由此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另外，由于影响盈余管理这个变量的因素众多，企图仅用一个模型将其进行量化，难免有失偏颇。在样本选择上，没有剔除非盈余管理因素所导致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样本，统计分析上可能存在一些欠缺。
参考文献：
［1］章永奎、刘峰：《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实证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2年第1期。
［2］夏立军：《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3年第2期。
［3］何红渠、张志红：《有关审计意见识别盈余管理能力的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1期。
［4］徐浩萍：《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会计研究》2004年第1期。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盈余管理 应计利润 计量模型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盈余管理”这个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西方会计理论界广泛关注，随着我国市场的完善，盈余管理逐渐被大家认识和接受。对于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盈余管理动机的认识的不一致是理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以下列举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Scott（2004）是最早给盈余管理下定义的。他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不违背GAAP的前提下，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经理人自身利益或（和）企业市场价值实现最大化的行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令管理者满意的财务成果，而会计盈余是决定财务成果满意与否的重要依据。
会计学家凯瑟琳·雪普，以信息观来看待盈余管理，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便在于其具有信息含量这一特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概念，即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对财务报告对外披露过程进行干预和歪曲控制的一种披露管理。
我国的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一般定义，是指在不违反相关的政策法规及会计原则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或非会计的手段，同时运用一定的职业判断，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披露及生成或与其相关辅助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的评述
从国内外20多年来学者们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来看，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总体应计利润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盈余频率分布模型三种。现将这些计量模型进行简单介绍和评价。
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应计利润是指那些不能够直接在会计当期形成现金流，但是按照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应当将其计入当期损益中的项目。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可以从总应计利润中将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操纵性应计利润分离出来，将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度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从西方学者对盈余管理研究来看，总体应计利润法是运用最多的计量方法。主要代表性模型有：海利模型、德安杰罗模型、基本琼斯模型、修正琼斯模型、截面琼斯模型、截面修正琼斯模型等。
应计利润模型在实际中运用的比较多，但是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应用不同应计利润模型得出来的结论有冲突。争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检测盈余管理的能力上来看，现有的各种应计利润模型都不是很好。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选用不同的方法，对现有的各种模型检测盈余管理的能力进行了相互对比。认为现有的各种应计利润模型在计量上忽略了变量或者使用了错误变量，并且检测盈余管理的效力比较低。第二，现有的应计利润模型忽略了一些影响应计水平的因素。比如，企业经营业绩、负债、业绩成长、企业规模等都是与企业应计水平密不可分的。
特定应计利润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也称具体分布模型。它通过一组或者一个特定的应计项目来建立计算模型，以此来度量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特定应计利润模型也是使用模型将特定的应计利润分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两部分。
特定应计利润法的一个优点是非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相对比较容易得到。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直观，盈余管理的程度衡量上噪音较小。该方法一般用于研究某些或某个特定行业的盈余管理。
特定应计利润法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研究前提是研究人员必须能够知道盈余管理会在哪些特定应计项目或哪一系列应计项目中反映出来。其次，它只适用于使用单一盈余管理模式的公司，研究结果也难以推广。
盈余频率分布模型。近年来，外国学者提出了一种检测盈余管理是否存在的频率分布模型。主要集中研究管理后的盈余分布的情况，并不需要将盈余分解为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两部分。该模型假定在没有盈余管理时，企业的盈余服从正态分布，而且密度函数是平滑的，然而当某一阈值处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时，在盈余分布直方图中处于阈值左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表现为不寻常的低（高）值，而右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会呈现出出现不寻常的高（低）值，从而导致在阈值处密度函数表现为不光滑或不连续。通过判断阈值处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与否便可判断出阈值处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其优点表现在：首先，研究者仅通过检测报告盈余在某些阈值点的分布特征来推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其次，这种方法可以捕捉到由非应计项目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
同时该模型也存在相应的缺点：第一，频率分布模型不是考察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很难清楚地认识到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法、程度和后果。第二，盈余分布函数直方图中盈余间隔的大小存在随意性，而不同大小的盈余间隔对数据的影响程度相当大，可能会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第三，此方法的应用具有局限性，不能获得精度较高的量化盈余管理程度。
三、对我国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建议
盈余信息是投资决策过程中被关注的重要对象，盈余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能否良性发展，关系到社会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因此做好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对指引我国企业健康发展意义非凡。首先，从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方面研究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更好的分析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其次，改进和创新现有的度量模型，要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盈余管理度量方法和模型。通过分析现今我国企业复杂多样的管理手段，研究不同盈余管理手段的使用以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这对于准则的制定和证券监管的加强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赵俊俊.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2.
[2]张楠.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D].河南大学，2012.
非盈利会计论文范文第15篇
【摘要】本文除分析了盈余管理的一般定义外，着重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研究了盈余管理的含义，并明确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五个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透过对现代企业存在的“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分析，提出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此外，本文还讨论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内容、深远意义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社会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
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企业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影响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方法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糠帧U馑闹帜P头直鹗窍＠P?Healy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model)、琼斯模型(Jones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is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basis)。
2.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谈到，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问题，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